城市环境的定义篇1
关键词城市环境史人工环境城市生态学城市环卫体系环境正义运动
马丁·麦乐西是美国休士顿大学杰出历史学教授，公共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环境史、公共史、能源史和外交史，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扛鼎人物，曾经担任“美国环境史学会”（1993—1995）、“公共史全国委员会”（1992—1993）和“公共工程历史学会”（1988-1989）的主席，是城市污染和技术变迁史研究的国际权威。出版了九部具有重要影响的著作，分别是：《公共政策和环境》（2004年），《排放的美国：城市、工业、能源和环境》（2001年），《环卫城市：从殖民地时期至今的美国城市基础设施》（2000年），《城市公共政策：历史模式与方法》（1993年），《托马斯·a·爱迪生与美国现代化》（1990年），《应对富裕：美国工业化时期的能源与环境》（1985年），《城市垃圾：1880—1980年的垃圾、改革和环境》（1981年），《1870—1930年美国城市的污染与改革》（1980年）和《珍珠港的阴影：1941—1946年关于突袭的政治争论》（1977年）。马丁的论著多次获得重要奖励，1972年初出茅庐就以“眼不见、心不想：1860—1920年美国的环境与都市垃圾处理”一文荣获全国研究生优秀论文“乔治·p·哈梦德奖”。《环卫城市》一书出版后，好评如潮，先后荣获“美国环境史学会”2000年优秀著作“乔治·伯金斯·马什奖”、“公共工程历史学会”2001年优秀著作“亚伯·沃尔曼奖”和“美国城市史学会”2001年优秀著作“城市史学会奖”。马丁教授曾经担任赫尔辛基大学和巴黎第学的访问教授，积极参与欧洲环境史学会和城市史学会的学术活动，在欧美城市环境史研究领域享有盛誉，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这一领域的发展方向。
本文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试图总结马丁教授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主要贡献；第二部分是作者对马丁教授的访谈，马丁教授就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重大问题做出了进一步的申论，这对我们深入理解美国环境史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朱尔·a·塔尔教授[1]也对相关问题做了简短而又独特的回答，本文将以注释的形式列出。我国的城市化进程随着工业化的迅速推进而日新月异，但对城市史的研究仍以“城市郊区化”和“回归城市的新都市主义”的争论为主线，忽视了对城市环境史的研究。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这至少是不全面的，从可持续发展的现实要求来看是不适应形势的。相信马丁教授的研究会对我国的城市史研究和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有所启示和借鉴。
[1]朱尔·a·塔尔是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是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开拓者和代表学者之一。马丁·麦乐西曾赞誉他的影响绝不仅仅局限于此，认为他的能量和聪明才智对城市环境史研究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编辑了多本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专集，组织了多次城市环境史研究的专题讨论会，培养了多位城市环境史研究的博士和青年历史学家。martinmelosi,“Foreword”,inJoela.tarr,theSearchfortheUltimateSink:UrbanpollutioninHistoricalperspective,theUniversityofakronpress,1996,p.XXi.
一马丁·麦乐西的城市环境史研究
马丁教授从事城市环境史研究是从1971年在德克萨斯大学读研究生时开始的。当时美国的环境运动风起云涌，这是环境史研究兴起的时代大背景。但是与唐纳德·沃斯特等人的环境史概念不同，马丁认为环境史并非象社会史、政治史或城市史一样是一个特殊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而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从更广阔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的视野来研究历史的工具，是观察我们社会的引人入胜的基本视窗。与一般的历史学研究不同，环境史从时间、空间和与文字资料具有同样史料价值的景观三个方面来研究历史现象。它虽然不能完全改变传统历史学研究以人为中心的走向，但自然环境从此成为形成和认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重要因素。环境史在兴起初期注重道德和政治呼唤，但在走向成熟时，环境史已经成为理解当前政策和和塑造今后的政策的强大武器。[1]所以环境史首先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察事物的新视野，其次才是提供了新观点。马丁认为，只有这样认识环境史研究，才能给它以合适的定位并消除一系列由于定义不当而引起的复杂问题。[2]
在这个大概念之下，马丁经过艰苦的研究和论争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城市环境史概念。城市环境史研究在美国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唐纳德·沃斯特的农业生态史模式影响非常大。他认为，环境史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这里的自然指的是非人的自然，所以环境史研究的焦点应该是农村而非城市，城市是作为文化建构的人造环境，建筑史、技术史和城市史早已进行了很好的研究，新兴的环境史不必重复这个老题目，城市被他排除在环境史的研究主题之外。[3]但是，马丁教授并没有盲目崇拜权威，而是为了给城市环境史正名毅然进行探索创新。他的勇气首先来源于他对城市的热爱。马丁生在城市、长在城市，日后还游历了欧美许多国家的城市，亲属中也有人从事环卫工作，所以从小就对城市的诸多问题感兴趣。但促使他走上城市环境史研究道路的主要或直接原因还是H·韦恩·摩尔根教授开设的关于镀金时代和环境史的研讨课。摩尔根教授鼓励并引导马丁研究城市环境问题，也帮助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发表出来。这篇习作为他赢得了第一个全国性奖励，这种认可、褒奖坚定了他开拓城市环境史这一新领域的决心，即使被别人嘲笑为“垃圾史学家(Garbagehistorian)”也在所不惜。他坚信，城市环境史是一块有待开垦的处女地，具有很强的挑战性。环境史象关注荒野和自然保护一样关注所谓“人工环境”的时代很快就将到来。[4]
马丁教授勇敢地向沃斯特的主导环境史模式发起了挑战。马丁认为，沃斯特的主张是不合乎逻辑的，与其说他的定义是精心思考的结果还不如说是一个修辞的技巧性说法。他呼吁城市环境史学家要在前辈社会科学家开拓的概念的基础上发展出对城市成长和城市体系扩展进行生态分析的新概念，既要研究城市人工环境也要研究它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马丁在检视城市环境研究的发展历程后认为其中存在三类问题：一是城市在环境史中的地位仍然没能得到很好的定位和解释，城市环境的研究只是环境史的附庸而非有效整合，其中大部分仍然没有脱出城市史和技术史的窠臼；二是城市环境史虽然拓宽了我们对城市的认识，少数研究也吸收了城市生态学的有限知识，但其理论基础依然薄弱。三是现有研究多专注于狭碍的内在论和经验研究，多注重城市如何发挥功能，而忽视对城市如何对周围更大的自然环境发挥作用的研究。综合来看，最关键的问题是要从理论上廓清城市的环境史特点。
马丁梳理了美国与城市环境有关的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自己对城市环境的新认识。他认为，在此之前，诸如地理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已经研究城市环境，但缺乏历史视野。城市史学家更多地研究城市的成长及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并没有认真关注环境问题。环境史学家虽然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但实际上忽略了人作为城市居民的属性。所以，虽然出版了一些研究城市水污染、大气污染、噪音、废弃物、环卫和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文章和著作，但没有从整体上研究美国城市环境史的著作，也没有对城市环境史的理论进行探讨的文章。不过，社会科学的许多研究领域都对城市史和环境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和启示，认为：“在人类历史中，现在是一个环境和城市问题爆炸的时代。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城市的需求、功能和扩张导致了环境病。反过来，健康的城市生活要求我们理解和善待城市及其周围复杂的自然环境”。[5]也就是说，城市环境问题是一个急需研究的历史课题。新城市史的代表人物赫斯伯格顺应时代要求，呼吁城市史研究不能停留在把城市仅仅看作是一个地方的旧思维上，而应该把城市看成是一个过程，其动力模式是三大因素（环境、行为、和团体经历）在更大的城市系统中的相互作用。[6]此后的城市史研究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一是研究城市的成长和扩展，尤其是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与城市化的关系，并据此对城市发展进行分期。二是研究影响市民生活的城市形态和结构，引入了城市形象的概念。三是研究城市生活质量，从而把城市环境与人的反应直接联系在一起。[7]尽管城市史在研究环境方面有一定进展，但是它并未与环境史有机结合，关键问题是如何认识城市？它是一个文化建构还是一个自然环境呢？马丁教授详细分析了城市生态学的发展历程，从有机论、调节论、生态论、和系统论中吸收了有用的因素[8]，提出了自己对于城市的观点。他认为，城市不但与生态系统有隐喻关系，而且至少还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或派生物。城市还是自然界的主要调节者，城市的成长模式和社会秩序都具有生态意义。另外城市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9]应该说，对城市的这种生态学解释不但给批驳沃斯特把城市排除在环境史研究之外提供了理论基础，也给城市史与环境史的融合、城市环境史自身的发展奠定了内在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从此以后，城市环境史不但有了学科归属，其发展也名正言顺。
在此基础上，马丁教授提出了自己的、内涵更丰富、外延更宽泛的城市环境史概念。在此之前，塔尔已经提出了一个城市环境史定义，他认为，城市环境史“主要研究人造或以人为中心的结构（“人工环境”）和技术如何塑造和改变城市地区的自然环境，以及这些改变对城市及其人口随后发生了什么样的反作用”。[10]显然这个定义忽视了自然环境对城市的塑造作用。马丁认为，除了塔儿提到的研究内容之外，还应该包括城市地区的自然特点和资源与自然力、城市成长、空间变化和发展、以及人类活动的相互形塑。正由于此，城市环境史把城市自然史的研究和城市建设史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关联这三部分整合在一起。[11]城市既是自然的生态系统（这一思想早在18世纪末就已出现），具有象有机物一样的新陈代谢的功能；也是文化的建构，在某些方面区别于自然环境而与社会以及周边更广泛的自然系统紧密相连。因此城市环境史既与技术史、规划史、建筑史和政治史有关，也与它们有所区别，主要是利用城市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城市的成长、基础设施、污染以及与城市相关的自然环境的历史演变。唐纳德·沃斯特认为城市只是文化的建构从而把它排除出环境史是没有道理的，同样认为城市就是一个有机体的说法也是片面的。[12]应该说把“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进行僵化的区分是不合适的，自然并不象人们想象的那样自然，它也是人类的文化建构之一，农业本身就是一个非自然的事业，[13]城市也不例外。所以城市史学家关注城市本身，城市环境史学家研究城市的环境，即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然肯定不是沃斯特环境史概念中的那个自然。具体说来，城市环境史主要研究四个方面的问题，分别是：城市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环境对城市的影响；社会对这些影响的反应以及减轻环境问题的努力；人工环境的发展及其在作为自然环境一部分的人类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
[1]martinV.melosi,“environmentalhistoryasamodeofthinking”,inShannonK.mcClendonandmartinmelosi(eds.),Comparativeenvironmentalmanagementintheamericas:Social,Cultural,andLegalperspectives,Houston:instituteforpublicHistory,1993,p.88,p.93.
[2]martinmelosi,“publicHistoryandtheenvironment”,thepublicHistorian,Vol.15,no.4(Fall1993),p.18.
[3]参看包茂宏，“唐纳德·沃斯特与美国环境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4]martinV.melosi,“Urbanpollution:Historicalperspectiveneeded”,environmentalReview,3(Spring1979),pp.37-45.“theUrbanphysicalenvironmentandtheHistorian:prospectsforResearch,teaching,andpublicpolicy”,JournalofamericanCulture,3(Fall1980),pp526-40.
[5]thomasR.Detwyler,melvinG.marcus(eds.),Urbanizationandenvironment,Belmont,1972,p.Vii.
[6]theodoreHershberg,“thenewUrbanHistory:towardaninterdisciplinaryHistoryoftheCity”,JournalofUrbanHistory,5(nov.,1978),p.33.
[7]martinV.melosi,“theUrbanphysicalenvironmentandtheHistorian:prospectsforResearch,teaching,andpublicpolicy”,JournalofamericanCulture,3(Fall1980),pp528-532.
[8]有机论认为，城市可以比做人体，是一个自然系统、一个转型的资源联合体，也是“第二自然”。调节论认为，城市是废弃物生产者，也是个“热岛”，还对水循环和大气都产生了影响。生态论比较复杂，把城市放在“生态复合体”中分析其空间模式、组织结构、生态扩张和组成部分的成长。系统论认为，城市是城市体系中的一个子系统，这个系统不但是活动的，也是开放的，而且其中的技术系统既有内部影响也有外部影响。
[9]martinmelosi,“theHistoricalDimensionofUrbanecology:FrameworksandConcepts”,inalanR.Berkowitz,CharlesH.nilon,KarenS.Hollweg(eds.),UnderstandingUrbanecosystems:anewFrontierforScienceandeducation,Springer,2003,p.197.
[10]Joera.tarr,theSearchfortheUltimateSink:UrbanpollutioninHistoricalperspective,theUniversityofakronpress,1996,p.xxii.
[11]martinmelosi,“theplaceoftheCityinenvironmentalhistory”,ineffluentamerica:Cities,industry,energy,andtheenvironment,Universityofpittsburghpress,2001,p.126.
[12]GraemeDavison,“thecityasanaturalsystem:theoriesofurbansocietyinearlynineteenthcenturyBritain”,inDerekFraser&anthonySutcliffe(eds.),thepursuitofUrbanhistory,London,1983,p.366.Spenserw.Havlick,theUrbanorganism,newYork,1974,p.12.
[13]williamCronon(ed.),UncommonGround:RethinkingtheHumanplaceinnature,w.w.norton&Company,1996,p.25,80-81.nature’smetropolis:ChicagoandtheGreatwest,norton,1991.
以此理论为指导，马丁教授对美国城市环境史进行了深入研究，重点是19和20世纪美国的城市——工业社会。研究这些问题无疑对接受外交史训练的马丁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认真补习了市政府如何运作、技术如何发展、城市服务体系的扩展、城市财政政策的特点、垃圾处理和能源供应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开始探索城市成长、城市污染和工业化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样的研究显然已经超越了城市史、技术史和一般环境史的范围，开拓出了具象的城市环境史的雏形。1980年出版的《美国城市的污染和改革》全面考察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化对城市成长的环境影响（污染和环境危机的范围，城市环境意识的出现，改革者在大规模的污染出现时为改善城市生活质量作出的努力。），并以其范围的全国性和时间的历史性以及对将来该领域发展方向的正确预言而被公认为城市环境史的拓荒之作。[1]综观其学术活动，他的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概括：城市垃圾史；城市环境改革史；城市服务史；城市能源史；和城市环境正义运动史等。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马丁教授也深刻思考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的功能问题。
垃圾自古以来就存在，因为人类要生产生活就必然会排放和处理废弃物。但是垃圾问题却不是一直存在的，垃圾只是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城市才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垃圾问题是由工业革命以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和人口集中造成的。工业革命对城市生活的影响虽然并非都是负面的，但确实导致了史无前例的城市环境退化。与欧洲不同，美国的城市垃圾问题表现出不同特点：一是美国虽然自然资源丰富、空间广大，人口少，但是这些条件并没有让城市免受垃圾和流行病的困扰。二是美国工业的急速增长与城市化同步，出现许多工业城市集中的、深受拥挤、污染、噪音、垃圾和有毒废弃物困扰的城市带，形成了大范围的环境危机。人口迅速流入城市加重了环境危机，死亡率上升。三是解决环境危机的努力是零星的。在1870年代以前，美国主要解决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污水问题，而煤烟却被看成是物质进步和经济发展的象征。水问题解决后，美国开始关注垃圾问题，承认它是工业时期的一个重要污染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固体垃圾排放量急速增长，超出了传统的收集和处理能力。但当时人们并不认为垃圾是一种环境危害，而是把它看成是给人造成暂时不方便的讨厌事，因此只要把它移出人们的视线范围就算解决了问题。到1970年代，美国人逐渐意识到了垃圾问题与美国的物质消费和资源保护的联系，告别了治标不治本的做法。虽然这种意识没有成为环境保护思想的主流，但是超越仅仅处理垃圾转而探讨垃圾的起源确实是一大进步。垃圾被认为是城市过程的一部分，是与人口增减、地理位置、气候波动、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纠结在一起的。解决垃圾问题的关键在于关注垃圾问题的“前端”即垃圾生成问题，要减少废弃物的生产而不是设法收集和处理垃圾。从此以后，主流的美国环境主义运动开始关注城市生活，探讨与荒野和农村不同的另一种环境模式。
成功处理垃圾问题不仅需要对污染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技术发生改变，更需要城市环卫制度的改革。把垃圾问题看成是对整个城市社会的威胁的新认识促使城市居民把垃圾处理看成是市政公共责任，必须透过市政府的机制转换来解决，因为城市化规模的迅速扩大致使私人在垃圾处理方面无能为力。市政府要组织受过专门教育的环卫工程师形成垃圾处理的工作程序和计划，还要鼓励市民大众遵守环卫条例，促进公众参与清洁活动，说服他们采用更好的垃圾收集与处理方法。城市环境改革不但开创了美国历史上垃圾管理制度化的先例，而且对城市居民参与20世纪初的功利性保护运动和1960年代的生态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这次改革也有局限性，它虽然注意到了物质进步只有在注重自然环境的质量的情况下才有意义，但是它确实没有反思并改革环境污染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更没有质疑造成严重的废弃物的经济体系和社会。显然仅仅研究城市环境改革并不能完全揭示出治理垃圾问题的复杂性和艰巨性。马丁教授的《城市的垃圾》一书超越了从政治改革探讨城市环境问题的做法，转而从“决策”的视角来观察污染政治和城市服务体系的发展，如工程师、卫生学家、市民领袖和市政官僚如何互动、私有企业如何承担公共职责、环卫技术的内在价值、政府的作用等。[2]尽管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马丁教授认为，城市垃圾与环境改革史的研究尚需继续努力，对诸如核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不同的运输形式造成的污染、公共环卫工程的发展、污染对特定城市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还需要加强。[3]
从城市垃圾史的研究中可以发现，能源在城市污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上当时出现了能源危机，马丁教授逐渐深入到能源史研究领域。这里所说的能源主要指化学能、热能、机械能和电能。能源与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环境有密切联系。薪材、煤炭、石油、电力和核能的开发对美国的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源被过度商品化导致了对其环境影响的忽视，在做出剥削能源的决定时几乎没有考虑能源的环境影响。另外由于美国是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美国也就成了世界上能源最浪费的国家之一。从能源史的视角可以把美国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820年到1914年、美国实现工业化的时期。在美国工业革命中，薪材和煤是基本的能源，石油是主要的照明来源，电力系统得到了发展。煤的开采和燃烧既破坏土地也污染了城市的大气。第二阶段是从1914年到1945年，石油成为最重要的能源，电力的生产和使用量急剧上升。石油开采造成的污染主要表现为油管泄漏，石油使用产生的问题主要是汽车尾气。第三阶段是从1945年到1970年，美国进入后工业时代，对能源的需求超出了自己的生产能力，开始从全球组织能源供应。重化工业的污染弥漫全国。第四阶段是1970年代以后，能源危机严重冲击美国的经济和价值体系，核能得以大力发展。[4]能源生产和利用的环境影响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保护主义、效率运动和各种反污染运动都是某种对由浪费性或破坏性的能源实践造成的特殊威胁的直接反应。到1960年代末，现代环境运动和正在出现的能源危机的结合促使人类对能源利用的环境代价从经济和政治等方面进行反思。“大气质量法”、“清洁空气法修正案”、阿拉斯加输油管问题、三里岛事件等都与城市能源使用问题有直接关系。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服务系统作为城市的循环系统和表达与城市生活和城市发展相关的当代环境思想的重要载体，在城市的功能和成长中发挥着不可代替的作用，不但形成了城市的基础设施，还规定了城市的生活质量。马丁教授从全国范围研究了从殖民时代到2000年的美国城市的水供应、废水、固体废弃物处理等环卫服务的发展、评估了它对城市成长和环境的影响。马丁分析城市环卫史的理论基础主要有三部分：第一是生态理论，它把环卫服务置于更大的有机环境范围内、评估它对城市及其环境的影响，据此可以把美国城市环卫史分为瘴气（臭气引起疾病的环卫思想）时代（从殖民时代到1880年）、细菌学革命时代（1880-1945）和新生态学时代（1945-2000）。第二是系统理论，认为环卫服务不光是一个有机体，还是一个特殊的技术体系。这个体系与城市的其它部分相互作用，形成相互依赖的更大系统。据此可以鉴别和解释环卫服务本身的功能、动力、结构和发展。第三是路径依赖理论。它源于经济理论，认为第一代的选择毁掉了后一代进行其它可用的选择的可能。也就是说过去的选择对现在的可能性形成重要制约。新技术使用时还会出现闭锁现象，先使用者会把后使用者边缘化，并闭锁了其它技术的使用，产生对次好技术的途径依赖。[5]在这些理论基础上，马丁教授主要探讨了三方面的问题：大众健康和生态理论对环卫服务实践的影响；主要决策者在决定提供何种服务中的作用——环卫人士、工程师、医生和政治领袖；这些选择的环境意涵。从这些具体研究中，马丁教授揭示了技术系统、城市成长和环境影响之间的紧密而又复杂的联系。
环境正义运动因为主要关注城市有毒废弃物的问题自然就成为马丁关注的另一个焦点问题。与环境正义相关的还有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平等。环境种族主义是传统的种族主义之有意或无意的扩展，主要指在政策制订、法律执行和把某个社区选定为污染工业和废弃物处理的地方等方面存在歧视。环境平等指在有关条例、法规和实践指导下平等地对待和保护所有民族，不偏坦多数民族。环境正义在外延上比前两者都要广泛，强调所有人都有权享有安全和健康的生活和工作空间。这里的环境不但包括自然环境，还包括社会、政治、经济等内容。现在的分析家、决策者、媒体和政治倡导者更乐意用环境正义这个概念。[6]环境正义运动并不是从主流环境主义运动中发展出来的，其根源是1950—60年代兴起的民权运动，催化剂是1979年的瓦伦抗议运动。从此以后，美国公众对有毒废弃物的关注就象对三里岛事件后对核问题的担心一样强烈，环境正义运动很快从“不在我后院主义(nimBYism)”发展成“不在任何人后院主义(niaBYism，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在许多学者看来，这是一种激进的环境民众主义(Radicalenvironmentalpopulism)。[7]它的迅速发展推动联邦环保局成立了环境正义办公室，国会虽然至今没有通过环境正义法，但克林顿总统在1994年2月了第12898号总统命令，要求“联邦政府为了达到环境正义的目标，必须关注少数民族和低收入阶层所在社区的环境和人类健康状况。”由此可以看出，环境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种族和阶级问题。从环境史的视野来看，环境正义运动提出了许多新研究议题，如环境正义与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确切相互关系，是先有贫穷后环境恶化还是先环境恶化然后少数民族迁入？环境是一个文化建构还是一个自然存在？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的环境感知有何不同？环境正义运动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取向与现代环境主义运动中的生态中心主义之间的冲突；直接影响居民生活质量的城市环境问题的重要性；环境主义运动本身的目标和性质问题等。[8]
环境史学毫无疑问也是长线的基础研究，它有什么用呢？它比传统的历史学在就业市场上有什么优势呢？马丁教授在这一方面也做了有益的探索。尽管初期的许多环境史学家被认为是环境倡导者，但环境史研究并没有得到公众的强烈响应。政策制定者、商业领袖和环境主义者也不会自觉吸取“历史教训”。当时还出现了严重的史学危机，年轻的史学家在历史学圈子内寻找工作的成功率极低，即使得到了职位，不但薪水低而且升迁机会少。马丁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呼吁城市环境史与公共政策史和工程史结合。他认为，城市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性质及其研究当前问题的历史根源的学术旨趣都会帮助年轻的历史学家跳出传统的束缚，超越狭隘的职业目标，积极向历史学圈外发展。1977年，面对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美国专业历史学家成立了“促进历史学发展全国协调委员会”，鼓励历史学家积极向公共政策领域发展，还提供许多可能需要专业史学家的新领域的信息，包括政府的环境项目和规划，政府中需要以历史分析为管理工具的办公室和项目等。也就是说要把学生培养成面向社会、贴近市场的而不是学究的公共历史学家(publicHistorian)。其中一个广阔领域就是公共工程史，主要项目是历史自然和文化遗产。在这个领域，历史学家可以和公共工程专家结合起来，把历史分析应用于处理当前的公共服务和环境问题。城市环境史学家可以在以下四个方面发挥作用：在准备“环境政策法”委托的环境影响研究时提供历史分析（有说服力的资料和适当的分析框架）；研究申请专利时被忽略或拒绝的项目是否在当前可用；就城市规划进行咨询；为环境项目或为设立新项目提供专业证据（历史学家能鉴定历史证据的准确性和确定其适用范围）。到1980年代，公共史学也已走出为史学家寻找学术研究以外的工作的初期目标，转向了用历史学的通用方法技巧（研究、分析、解释、和交流）影响大众。实际上，城市环境史作为一种思维方式非常强调交流和重视受众。公共史学与城市环境史在环境问题上的融合与互动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9]城市环境史研究为专业历史学家和大众开启了互动的大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把历史模式和方法应用于对当前环境问题的处理；二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把环境问题展示给大众。例如文化资源管理（濒危物种保护区、国家公园、文化生态旅行等），诉讼支持和环境补偿（专家见证和补偿认定），博物馆（环境展览）、媒体（传播环境文化的绿色荧屏）、和历史学会（环境历史旅行），政策分析（用环境史的研究成果影响联邦环境政策和大众的选择）等。[10]城市环境史研究者还可以成立历史咨询公司，通过向委托人提供历史资料和合理分析来帮助他建立信心。例如阿兰·奈韦尔的“历史研究同人有限公司”不但做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和历史资源概览，也写自然资源管理史，还寻找有毒废弃物所在地的潜在负责方，还帮助诉讼方就水权、历史上的土地利用、河流的航行权等打赢官司或减免罪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公司的工作首先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和有关规定，其次必须保守委托人的秘密，在与委托人的协议之下展开工作。某些国家机构也雇佣环境史学家来写历史、筹备展览、组织编写文集、或从事资源评估的工作。但必须注意不要成为“御用历史学家”（一味吹捧或为其辩护），也必须协调历史学家的兴趣和单位的特殊性与保密性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机构史学家和专业史学家以及咨询员这三个角色之间要达成协调平衡。另外，无论是专业史学家、咨询员、机构史学家和咨询公司都应该设法普及自己的环境史研究：把自己学术化的成果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知识读本、儿童读物等；制成资料片或其它影视作品；与本专业圈子之外的专业团体讨论自己的环境史研究成果；举办更多的丰富多样的环境史展览；积极参与广泛的文化资源管理项目。一句话，就是要利用多种形式和渠道，把学术成果变成大众知识。
总之，马丁教授在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中不但进行了大量理论建设，还做出了深入细致的具体研究，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指出了美国城市环境史研究今后需要着力发展的方向。一是进行世界性的比较研究。世界各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环境问题的具体表现肯定不相同，但城市成长、污染、服务处理等肯定有相同之处。美国的经验是进行比较的一个有用的参照系。二是社会史研究与环境史的相互交叉。在过去三十多年，社会史大发展，影响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社会学家安德鲁·萨兹(andrewSzasz)的“生态民众主义”对我们认识种族、阶级和性别在环境运动的演变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非常有益。三是深化城市环境史与公共史的相互渗透。今年3月召开的美国环境史学会的年会就是与公共史学会合作，就两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马丁把自己的下一个研究计划确定为撰写《环卫城市》的姊妹篇《网络化城市》，探讨网络城市的交通、运输和能源系统及其对环境的影响，最终回答他开始研究城市环境史时所提出的基本问题。[11]
[1]martinV.melosi,effluentamerica:Cities,industry,energy,andtheenvironment,Universityofpittsburghpress,2001,p.7.
[2]martinmelosi,GarbageintheCities:Refuse,Reform,andtheenvironment1880—1980,texasa&mUniversitypress,1981.
[3]martinV.melosi(ed.),pollutionandReforminamericanCities1870—1930,Universityoftexaspress,1980,p.207.
[4]martinmelosi,Copingwithabundance:energyandenvironmentinindustrialamerica,templeUniversitypress,1985,p.8.
[5]martinmelosi,theSanitaryCity:UrbaninfrastructureinamericafromColonialtimestothepresent,th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2000,pp.2-14.
[6]martinmelosiandphilipScarpino(eds.),publichistoryandtheenvironment,KriegerpublishingCompany,2004，p.227.
[7]andrewSzasz,ecopopulism:toxicwasteandthemovementforenvironmentaljustice,minneapolis,1994,p.6.
[8]martinmelosi,“equity,eco-racismandenvironmentalHistory”,environmentalHistoryReview,Vol.19,no.3(Fall1995),p.11.
[9]martinReuss,ShelleyBookspan,“environmentalhistoryandpublichistorians”,aSeHnews2(September,1991),p.1.
[10]martinmelosiandphilipScarpino(eds.),opcit,p.Viii.
[11]马丁的城市环境史研究是从对两个基本问题发问开始的，一是城市如何适应自然界？二是蚁冢和城市有何区别？
二马丁·麦乐西访谈
问：城市史和环境史都是相对较新的分支学科，这两个不同研究领域是怎么融合在一起的？
答：要回答这个问题既简单也复杂。环境史由于具有宽泛的关注点和多学科的视野而很有包容性。虽然环境史领域最初的研究重点集中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但是把人放在一系列环境（包括城市）中来考虑似乎也是很合适的。城市环境史领域的大多数最初的研究要么研究城市内部的自然发展及其环境含义（例如污染的发生），要么区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在许多情况下，“人工环境”被认为外在于自然，是人重塑自然或毁坏自然的产物。这种观点的主要内在假设是：城市建筑在本质上是非自然的，因此它外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者至少与它相反。如此一来，城市就被认为是人对自然的入侵。这一视角的问题在于：它假定人类的建筑物或耕种物在本质上都是非自然的、或者假定耕种的不同形式之间存在根本差异，换言之，就是把农业与城市建筑对立起来。通过这些假定，这个视角把人远远排除在自然界之外。它还假定非人的生命体形成的巨变——例如海狸形成的海狸坝——也必须用与看待城市建筑不同的眼光来关照。对我来说，这似乎与从历史角度研究环境所需要的基本前提是互相矛盾的。其实，城市史与环境史有合乎情理的交集。研究城市的内在发展和城市与周边地区的联系的城市生态学就需要也应该有一个历史基础。如果把城市看成是人为了不同目的而开拓的对象，那就肯定能把城市史和环境史协调起来。
问：在美国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着城市环境史与农业生态史之争，您如何评价农业生态史模式？如何整和这两种观点？[1]
答：在某一段时间，您提到的这两种观点之间可能存在鸿沟，也肯定有观察环境和环境史的不同方式，但这更象是多元的视角而不是某种两极的冲突。我认为，由于学者们经常试图区分自然环境和人工环境，这就形成了某种类型的知识鸿沟。其实，那些把知识资本全部投入农业生态观点的学者通常不探讨城市问题，同样那些研究城市的学者也很少跃出城市的范围。但我并不认为这会形成某种知识冲突。进而言之，必须在比诸如城市与乡村、城市与自然等更广阔的背景中考虑它们的“位置”。我坚信，大多数学术研究领域，这种类型划分现在不再会流行。这种类型划分流行的领域是那些以特定的环境为研究对象的领域，主导这种环境的是一种或另一种人类耕作方式、自然扩张性、经济发展等。令人有点吃惊的是，研究欧洲环境的许多学者比澳大利亚或美国学者在城市发展中投入的注意力要比研究自然多。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观察也存在粗率的简单化的问题，与20世纪的欧洲相比，10世纪的欧洲是非常不同的，因此对城市的关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有局限的。最近出版的大部分环境史论著对问题的分析都很复杂深刻，都否定了简单的城市与农村、城市与自然的两极区分。学者们正在探讨超越了这两极的广泛问题。在许多方面，环境史的研究热点正在从旧时对“自然是什么”的冥思变成对新问题的探讨，这些新问题是从不同角度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的新思维提出来的。对语言、感知、文化态度等的关注都要求我们超越诸如认为城市与自然必然发生冲突的静态建构。
问：您心目中的城市环境史是什么？它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是什么？[2]
答：我认为，城市环境史就是城市及其所在地区的自然特点和自然资源既影响了自然力、城市成长、空间变化、发展和人类活动，又被这些因素塑造的历史。因此城市环境史就是城市自然史和城市建筑史研究的结合以及他们可能的相互作用。这种复杂化也许没有必要，但是它包含了人的构造物和城市以外的世界之间的互惠关系。我并没有把感知、思想和形象包括进这个定义，但城市环境史实际上也研究这些领域。如前所述，重要的是不把城市排除出我们对环境、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界的相互作用的理解之外。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城市处于经济发展、政治、文化等大多数人类活动的舞台的中心。城市至少具有这样的优势，它提供了一个在全世界、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观察研究的对象和平台。所以，城市环境史的局限并不在于它的研究视野具有和地域限制一样多的局限性，相反，“城市历史”还包含了大量地域、位置、文化和环境的不同。城市环境研究之所以引人入胜是因为它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无限多样性。我不认为城市环境研究有明确的方法论，但我认为城市环境研究主要应集中于城市成长、基础设施和污染健康问题。大部分研究采用“内在论”的观点，也就是从内部看城市成长和发展的方式。威廉·克罗农和少数其他学者更多地采用了“外在论”的观点，把研究焦点对准城市与周边地区的相互影响。这两种研究各有优点，但肯定需要用整体的理论视野来更好地整和。我也欣赏这样的观点，即从把城市与环境史中的关键主题相联系的生态观点来考察城市。但这需要更为谨慎的扎实研究。
问：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看，您怎么评价克罗农教授研究芝加哥的著作？它是通向城市环境史的桥梁还是其它什么？[3]
答：威廉·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会》在许多方面都是开拓性著作。他通过对物质流动和关键物资的商品化的研究把城市与周边地区联系起来，这在弄清楚理解城市环境所必须的更大背景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尽管这一研究赢得了广泛赞誉，但是很少有学者尝试在他的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其他城市、或者深入分析《自然的大都会》曾经想展示给我们的问题。在更广泛的自然界中考察城市、认同城市与周边地区的一系列联系、探索更多的关于城市如何对商品、人和思想来说都象正在转型的机体一样发挥作用等都是非常有必要研究的问题。可以肯定，这些问题中的许多已经得到解释，但很少是在环境史的语境中解释的。我对这本书的主要意见是它没有深入理解芝加哥本身。研究物质流入流出城市并不能说明城市本身是怎么转型的。城市的哪些特点受到了克罗农已经清楚解释的、正在发生变化的经济和环境冲击的影响？总之，《自然的大都会》是一部非常杰出的“外在论”的城市环境史，而不是一部“内在论”的城市环境史。
问：美国环境史学家正在重新建构“自然”概念，它的知识基础是什么？“第二自然”或“人工环境”的含义是什么？[4]
答：我多少知道一点后现代主义知识争论对环境史学家更深入地思考文化、语言和感知问题的影响。长期以来，“自然”已经具有相当固定的内涵，但仍有关于什么是自然、什么是荒野等诸如此类问题的争论。环境史学家研究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从历史上研究这种关系的变化也是绝对必要的。把自然看成是文化建构的概念似乎也是一个合适的研究切入点。“第二自然”这个概念已经从许多方面得到了解释，但最常见的是用它来刻画人类活动对自然的修正进而产生与原始状态非常不同的状态。我感到这个概念比较混乱模糊，因为“第一自然”与“第二自然”的关系似乎并不清楚。这似乎是在玩用不同术语就可以更好表现自然的文字游戏。“人工环境”过去常常被用于描述人类建构的自然特征，这些特征可能是从自然界中的自然资源中抽象出来的，但被人类的行动改变了。不过，这个概念并没有考虑除人之外的其它动物的活动。海狸坝或蚁冢是不是人工环境的一部分？如果它们不是，那就意味着我们把人类活动明显地置于自然界之外，也就是说，蚂蚁和海狸完全可以在自然的节律中做自己的事，但人类行动是非常不同的，常常不但自外于自然而且诅咒甚至加害自然。这样思考会提出一些让人不舒服的关于人类活动的问题，也会让人与自然冲突起来。如果不把人类活动看得如此复杂，可能会比较有利，但是必须把它重新整和进对在自然界活动的生命体的讨论中。如果我们想把人类活动看成是对自然的入侵，那么我们必须从把它看成是研究人在自然界发挥作用的大话语的一部分的角度来研究。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即把人类活动看成是对自然的必然毁灭，因为这似乎否定了人的生物本质。
问：您怎么从城市环境史的角度考虑环境种族主义和环境正义运动？由于它的核心是人类中心主义，那么这意味着环境主义运动是进步了还是后退了？[5]
答：环境正义运动实际上是作为一个具有强烈民权运动底色的政治运动开始的，它后来就变成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对环境正义的呼吁来自学术界、政界和草根民众。最初的许多论著是论战性质的，但是历史学家开始研究一系列涉及环境种族主义的个案，就为研究环境正义问题提供了许多必须的经验事实。由于这个运动是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开始的，因此环境种族主义的诉求并没有建立在坚实的实证基础上。另外部分整和起来的行动团体也想把自己与传统的环境主义者分开。他们认为，传统环境主义者非常重视人与自然的问题，不重视城市环境问题。他们没有研究历史上的城市环境改革，但这些改革实际上弥补和加强了保护运动和荒野保护行动。环境正义运动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研究的更多的是穷人、有色人和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的悲惨命运而不是自然环境。虽然环境正义只是在环境史的范围内提出对种族和阶级的重要探索，但是它确实已经做出了巨大贡献。历史学家现在必须直面这些问题，这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不过，认为废弃物的处理设施或有毒废弃物的排放点是被有意识的安排在有色人的居住点周围这个论点并没有坚实的事实基础。其实，环境种族主义的事例自古以来就存在，但在研究环境不平等时很难把种族和阶级分开。这些不平等经常影响穷人，也影响有色人。虽然环境种族主义的所有诉求不能得到全面证明，但是环境正义运动确实开启了讨论环境不平等问题的大门。从这一点来看，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探讨。对城市环境史学家来说，它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这些研究必须包括种族、阶级和性别的内容。
问：请您谈谈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的作用。[6]
答：与一般的环境史领域不同，技术在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大多数早期的著作都研究城市的经济转型以及随之而来的环境代价，尤其是工业革命时期的这些问题。果真如此，各种技术确实在从制造设备到交通网络中都发挥着核心作用。能源利用和相关技术的变化就象各种城市服务的发展一样都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尽管技术在早期的城市环境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要比在荒野研究中的作用大得多，但是把技术理解成是对自然的入侵、是与自然力冲突的力量、最终会毁灭环境的认知仍然在城市研究文献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不管他们研究城市、乡村还是荒野，许多环境史学家在把技术看成是有点外在于自然力或与自然力相对这一点上是十分相似的。最近，城市环境史学家正在慢慢地改变给技术贴上邪恶或毁灭性力量的标签的做法，把注意力转向研究对技术应用的选择及其对城市成长和发展的复杂影响这些方面。这种变化与技术史研究领域的转向完全是同步的。在技术史研究中，技术的文化建构在近几年引起了极大的重视。城市环境史领域的一些最新研究已经超越了仅仅关注技术问题的狭隘思路，转而研究一系列与其相关的问题，包括由非人类活动引起的景观变迁的问题，气候问题，围绕种族、阶级和性别的一系列社会问题。以往的环境史学家并不是有意回避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确实在其他学科中得到了更多的研究。总之，在研究人工环境时，技术和技术变化仍是研究的核心。希望能有更多的把环境史与技术史交叉融合起来进行研究的尝试。
问：“9·11事件”对环境史研究有什么影响？环境史研究在未来会怎么发展？[7]
答：很难回答“9·11事件”对环境史研究以及诸如此类的恶性事件对人民生活产生了什么具体影响。泰得·斯泰因伯格、麦克·戴维斯和其他学者已经对“自然”灾害做了一些研究，但没有直接涉及诸如“9·11事件”这样的问题。对战争和环境的研究兴趣是最近才出现的，但它最终会把恐怖主义与诸如它的环境影响这样的相关问题整和在一起。有关“9·11事件”对纽约城造成空气污染的最新报道肯定会引起现在的环境史研究者的重视。两年前，我参加了“美国民用建筑工程师协会”就“9·11事件”举行的一次研讨会，我们讨论了“9·11事件”，也讨论了其它许多民用建筑问题。我知道，“9·11事件”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进入许多研究领域的文献中，但是可能是以很微妙的方式而不是成为研究的中心。象我这样的历史学家并不太适合预测未来。不过，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点是，环境史被越来越频繁地与“主流”历史问题联系起来。例如，种族、阶级和性别是大部分历史分支学科研究的重心，现在也成了环境史学家越来越感兴趣的领域。对大的历史趋势的解释也以环境史的论题为基础，例如泰得·斯泰因伯格新近出版的美国环境史著作。对环境观点和视野的文化建构的兴趣肯定也会把环境史与某些后现代主义趋势联系在一起。大体上看，环境史可能会改变孤立的状态。我希望它的核心是在全球规模上研究广泛的历史问题，这种全球视野能把环境关注与许多重大问题联系在一起。
martinmelosiandhisStudiesoftheU.S.UrbanenvironmentalHistory
Baomaohong
prof.martinmelosiisaleadingenvironmentalhistorianintheUnitedStateswhowasoncethepresidentsof“americanSocietyforenvironmentalStudies”(1993-1995),of“nationalCommitteeofpublicHistory”(1992-1993),of“publicworksHistoricalSocieties”(1988-1989).thispaperconsistsoftwoparts.thefirstistointroducehismainachievementsfromthetheoreticalbase,definition,andfunctionofurbanenvironmentalhistorytotheconcreteresearchs,suchasgarbagehistory,energyhistory,historyofurbaninfrastructure,etc.thesecondisaninterviewwithprof.martinmelosi.Heputforwardhisowninterpretationonsomekeysubjects,namelytherelationofurbanenvironmentalhistoryandagroecologicalperspective,therelationofphysicalenvironmentandbuiltenvironment,theroleintheurbanenvironmentalhistoryplayedbytechnology,thenatureofenvironmentaljusticemovement.addtionally,theveryconcise,butvaluableresponsetothesimilarquestionsbyprof.Joela.tarrisattachedinthefootnotes.
[1]朱尔认为，沃斯特的农业生态范式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还必须研究城市和工业环境。在历史上，城市与它的农业地区和周边地区是相互作用的。城市既剥削城市所在地的环境，也剥削周边地区的环境。周边地区的物质流向了城市经济，反过来城市的物质也流向了周边地区，例如粪肥、废弃物等。
[2]朱尔认为，城市环境史主要是这样的历史，即人造的、以人为中心的结构（人工环境）和技术如何塑造和改变了城市所在地的自然环境，这种改变的结果反过来又如何改变了城市本身和它的人口。城市环境史有许多仍在扩展的维度，其中的大部分可以包括在我所说的“城市新陈代谢”主题之内。还有一些涉及城市景观的重塑和环境平等与正义的重要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但必须强调的是城市不是树，即不是有机体。
[3]朱尔认为，克罗农的《自然的大都会》是研究城市周边地区的物质和自然资源开发、加工及其流进和流出城市的经典著作。不过，它并没有研究城市对其所在地的剥削和利用以及城市废弃物向周边地区的转移问题。
[4]朱尔认为，如果出于描述的目的，第一自然和第二自然的概念就是有用的，但并不必然会被当成语言时尚来使用。人工环境是一个城市概念。根据我的理解，它涉及人类对城市基础设施及以此为基础的结构的建设问题。它不但包括基础设施的地上部分，也包括它的地下部分。
[5]朱尔认为，环境正义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课题，在城市环境史研究中应该得到全面的探讨，但是这并不是说要把当前的标准强加给历史。我们应该清楚，我们理解的是过去发生的变化。它确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不过许多其它的城市环境问题也是如此。
城市环境的定义篇2
1.1协调发展度的含义
协调发展是一个协调整体性、综合性和内在性的聚合，它不是单个系统或要素的简单意义上的增长，而是多系统或要素良性循环的复杂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强调的是各个要素的综合全面发展和整体水平的提高，这一含义中的发展侧重于动态意义上的发展。协调发展度是综合了系统或要素间的协调状况。
1.2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含义
旅游经济发展具有丰富的内涵，尤其是作为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旅游经济的内容与形式越来越丰富，同时政策、整体经济以及社会因素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作用，对于衡量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旅游经济作为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不能用单一的要素进行衡量，与发展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要素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意义。
1.3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特点
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过程来看，两者之间存在着阶段性的变化特征，都是从最初的初始协调阶段到不协调发展再逐渐协调发展的变化；旅游经济与城市环境协调发展在目标上具有一定的相对性，旅游经济的发展目标与城市生态环境的发展目标在二者协调发展的总体目标下都不是完全各自单纯意义上的最优目标，而是在特定生态环境和社会条件下的实现最适当的旅游经济发展目标以及城市生态环境发展目标；此外，二者之间的关系还具有一定的可控性和持续性，这也表明二者之间发展上的相辅相成，共同发展特征。
2.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
2.1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旅游经济状况的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因素，外国游客人数、国内游客人数、旅游外汇收入、国内旅游人均消费、旅游收入占城市GDp的比例、星级酒店的数量、a级以上景区的数量等指标，都能够反映某个城市的旅游经济发展状况。生态环境发展指标主要包括以下几项指标，污水处理率、生活垃圾的无害化处理率、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城市绿化覆盖率、自然保护区面积占辖区面积比、二氧化硫年日均值、二氧化氮年日均值、噪声平均值等。以上指标的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年鉴》与国家统计年鉴，在指标数据的查询和获得问题上，一定要以政府统计部门公布和的数据为准，要通过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的数据进行分析。需要注意的是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在各自的子系统及系统间指标的量化以及对系统的指向性存在差异，在进行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水平的测度上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标准化的处理，一般是需要根据指标的正负向特征，对负向的指标采用与正向指标相反的处理办法。
2.2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标准
在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中，对于协调发展的衡量是一项十分重要的环节，而衡量协调发展程度问题上必须依据相应的标准进行评价。笔者认为在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响应值上，可以比照国家生态市建设指标的响应值，而旅游经济发展的评价标准可以采用各个城市在旅游业发展目标值来衡量。对于城市而言，经济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对城市整体发展而言，都具有同等意义。按照评价标准对选取的指标和数据进行分析，对旅游经济和城市生态环境两个子系统的指标进行多重共线性分析，利用数学函数模型等进行协调发展的评价分析。
2.3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结论
采用不同的方法在城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评价上会有不同的效果，由于不同的研究地区也有其特殊性，因此要对不同地区和城市科学的选择评价方法和评价体系，例如现在较为流行的熵值法来确定旅游经济、城市生态环境指标的权重，对旅游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评价，这样能够得到一段时间内的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程度与发展，也能够从中反映出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但是当前大部分的评价研究方法还无法实现对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精细化研究，要想实现精细化研究还要在确定权重的方法和过程上加以改进。还要在协同发展度模型和计算方法上进行不断的调整，从而反映出更加真实有效的旅游经济与城市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水平。
城市环境的定义篇3
关键词：环境规划；旧城；可持续发展
1关于当前旧城环境保护的一些方法
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除了建筑和历史地段的保护之外，还应包括城市本体环境的保护。城市是建筑、历史地段和城市历史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表现城市特征和风貌的重要环境。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要从整个城市着眼，而不能单纯保护城市的几个珍贵的文物或几个历史地段。如果周围环境的变化失控，城市的风貌特色也会失去。
1.1城市空间格局的保护
格局保护是城市整体景观环境保护的重点。城市空间格局一方面是城市受自然环境制约的结果，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城市社会文化和历史发展进程方面的差异和特点。构成城市空间格局的要素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城市的地理环境、城市的空间轮廓、城市轴线、城市的街道骨架、街巷尺寸、河网水系、山体林地，还包括城市中起空间标识作用的建构筑物，以及那些已经成为构成城市特色有机构成部分的成片的居住建筑。这些需要保护的的要素既可能是历史的或传统的，也可能是现代的，关键是看它在表现城市特征方面和构成城市纹理方面的作用。
1.2城市布局的调整
从城市总体发展的策略和城市总体规划空间布局的层面，研究确定历史城区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并合理地落实到城市建设与发展的总体空间布局上，是保护城市历史文化环境，并延续包括文物、历史地段和历史城区活力的基础。归纳起来，在城市空间布局层面处理城市发展与城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关系的方式有两种，即开辟新区和新旧共荣并存。
1.3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
从1982～1994年，我国陆续公布了三批99个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是我国对“保护文物特别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通过国家和地方政府确认，具有法定意义的历史城市。
核定历史文化名城的标准包括3个方面：①不但要看城市的历史，还要着重看当前是否保存有较为完好的文物古迹，是否具有重大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②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现状的格局和风貌应该保留着历史特色，并具有一定规模和数量的、代表城市传统风貌的街区；③文物古迹主要分布在城市市区或郊区，保护和合理使用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对城市的性质、布局和建设方针有重要的影响。
2目前环境规划进程中存在的问题
2.1我国环境规划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旧城环境保护与经济协调发展性规划仍然缺乏。（2）新开发区环境规划方法有待完善和发展。（3）环境规划的管理还没有完全走上法制的轨道。（4）做出的环境规划缺乏足够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2.2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规划的含义
保护和改善城市居民生存的环境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性内容。可持续发展是指能动地控调自然——经济——社会的复合系统，使人类在不突破资源与环境承载力的条件下，促进经济发展、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提高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他们之间是相互关联、不可分隔，生态持续是基础，经济持续是条件，社会持续为目的。
3编制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环境规划的经验与建议
3.1使环境规划制度化
为使环境规划顺利进行，需建立跨部门和跨组织的信息交流和协调机制，把它纳入到各组织分工、工作计划和其它活动中。
3.2完善环境信息
系统地阐述环境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部作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环境问题复杂性、环境问题之间的内部联系及环境与发展因素之间的关系。
3.3更加有效地利用资源
一个高效的环境规划管理应充分利用本地现有的资源，将有限的外部资源重点用在相关活动限定的框架内，以培养而不失代替地方自身能力，正是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规划管理的精髓所在。
3.4重视政府在可持续发展环境规划中的作用
环境规划决策有不确定性、风险性等特性。所以政府在宏观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为此建立以科研为基础的环境决策支持系统可降低决策风险。
4结语
总之，现在及未来的城市环境规划，必须把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生态系统平衡、城市环境保护三方面的协调平衡的观点引入城市环境规划的设计理念和方案中；必须把规划技术与城市问题的解决、与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共存、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
参考文献
1李德华.城市规划与设计[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1
城市环境的定义篇4
关键词：城市建设生态伦理生态价值观生态利益社会正义生态文化
城市建设所涉及和应对的问题不单纯是一个技术性、经济性的问题，而且涉及到生态伦理问题，是人与自然如何共生的问题（王如松等，2000）。城市可以看成是一个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构成的“五位一体”的复合生态系统，每个子系统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制约，共同支撑这一复合系统持续、协调运行。城市建设如何运行？生态城市的伦理精神如何得以体现？生态伦理所起的“杠杆作用”如何发挥效应？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深入思考各子系统之间综合功能的整合。
一个生态城市不仅仅有技术层面等外在规定，从更深层面上，应体现为城市积极的精神风貌和良好的道德风尚，从伦理学视角来看，就是指整个城市的伦理精神，这种城市伦理精神透过经济-生态、政治-生态、文化-生态、社会-生态的融合形成整个城市的价值合理性，这样的城市才是和谐、生态、安康、幸福的。如果生态城市建设不与整个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只局限在技术层面，那么，所谓的生态城市建设充其量只能是生态硬件建设，缺乏伦理精神的价值生态，即缺乏伦理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诸价值之间的有机共生、辩证互动。
建设生态城市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LesterBrown）指出：“生态伦理是否需要的问题，公众对此辩论甚为热烈。事实上，它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假使没有一个生态伦理来保护社会的生物基础及农业基础，那么，文明就会崩溃”。生态城市的规划与实施是公众生态意识提高的反映，而这种意识的文化基础则是生态价值观教育。缺乏生态价值观的主体认知仅限于自然利用性价值——没有认识到自然的内在价值和自然的权力。对此，有必要从城市建设的生态伦理问题出发进行剖析，对生态伦理的内在根源进行把握，从而进一步分析城市建设的生态价值观教育。
从经济利益转向生态利益：生态城市的伦理问责
城市是一个以人类行为为主导、自然生态系统为依托、生态过程所驱动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建设生态城市，首先面临的一个基本价值问题是如何看待城市中的自然，即如何看待这些花草树木、山川河流和其他生灵的价值—是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还是对人有用的工具性价值？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应该坚持怎样的生态伦理原则—是人类中心主义还是非人类中心主义？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说，“利益是对自己的幸福不可缺少的东西”。在市场经济的发展长河中，人们对利益的解读产生偏差，利益被片面地认同于经济利益，并且以此作为衡量一切存在物的价值或评判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的标尺。在奉行以市场化为主要手段的“经营城市”理念的支配下，“经济优先”、“发展优先”的思想和对GDp不断上升的追求，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生态利益的优先牺牲。经济利益实际上成了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价值杠杆和文明发展的最高目标，其他目的都沦为从属的、可有可无的东西（霍尔巴赫，1999）。究其缘由，除了像土地这样的生态要素可以物化为商品，并用商品货币形式来衡量价值以外，其他的生态要素以及关联要素通常难以用商品货币的形式来衡量价值。这一推理从字面上得出了“只有商品货币才有价值”的悖论。与生态利益相比，经济利益作为一种直接利益，能够很快地给投资者带来回报，因而更容易受到人们的青睐。而生态利益是一种间接利益，它所带来的价值和成效需要长时间才能凸显，虽然它具有全局性和长远性，甚至能够保障社会整体的稳定和发展，却因不能直接表现为经济利益，因而常常被忽视和放弃。
如何在生态城市建设中做到经济利益与生态利益之间的平衡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厘清第一种生态价值观—“伦理-经济生态”。法国学者巴斯夏提出了“和谐经济论”的著名命题，认为经济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和谐，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必须建立人的行为及其动力的和谐，即“需要-努力-满足”的行为动力模式。这一模式与韦伯、贝尔、查尔斯以及现代的和后现代的经济理论对伦理-经济关系的研究相结合，勾画出伦理-经济生态价值合理性的建构所需要的理念和载体，即生态经济共赢的发展理念和生态伦理建设的有形载体。
城市建设中生态伦理的功能，不是消解主体追求财富和物质享受的欲望，而是要合理地调节物质生产和利益分配中的各种关系，使主体的经济行为不仅具有形式上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实质上的合理性。通过生态经济建设，维护良好的生态系统，形成宜居的人居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城乡和区域的融合发展。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从经济利益过渡到生态利益的根本标志。倡导低碳生活和绿色生产，降低发展的资源和环境代价，化解资源环境约束，进一步增强全社会的生态意识和环保意识，实现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这一理念是生态经济价值合理性的具体体现。
新教伦理所创造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因为它在把谋利理解为“蒙恩”的同时，更理解为“天职”。在这种理解下，谋利处于宗教伦理的规范下，人们满足自身需要的经济努力就获得了价值的合理性。现阶段，我国城市建设由市场经济所导致的伦理精神还处于转轨和转换时期，因此市场经济的价值难题只能在伦理-经济生态中得到合理现实的统一，其有形载体无外乎“需要-努力-满足”这一动力反馈机制。谋利的合法性与必要性是需要的品性，谋利的合理性是努力的品性，节俭是满足的品性。加快推进环境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建设，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破解城市基本现代化进程中资源环境的瓶颈制约，优化发展途径，营造发展优势，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这一有形载体是生态价值可行性的具体体现。
从政治正义走向环境正义：生态城市的伦理精神
社会正义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是否“合意”的一种价值判断，其实质是社会赋予公民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都能够得到较为充分的实现，意味着权利和义务的平等、司法的公正（尹国均，2008）。笔者认为，所谓的其他利益包含生态利益，而生态利益又涉及到一种公正，即环境正义。更进一步说，这种环境正义包含群体、区域、族群、民族国家之间所应承诺的权利与义务的公平对等（乔治·弗雷德里克森，2003）。作为国际环境正义运动的先驱者，美国社会学家Bullard指出，要解决生态问题，就要将环境问题与环境正义联系起来。但是，囿于对人类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城市建设将公平正义局限于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的分配，忽视了在环境利益的分配上贯彻“公平原则”，同时达到环境保护和环境正义的目的。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凸显，权益的分配与责任的承担之间的不对等成为生态城市建设中有失公平公正的一个重要表现。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先富裕起来的一部分人，人均资源消耗量大、人均排放污染物多，而他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重新选择生活环境，以补偿城市生态环境污染带来的损害；普通市民没有能力重新选择生活环境，更无力应对城市生态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因此便成为了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直接受害者。随着城市工业布局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城市地区的高污染、高能耗产业逐渐转移到农村地区，随之而来的便是城市污染逐步向农村转移与扩散，恶化了原本就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生态环境和农民的生存条件。
可见，环境正义反映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准则。生存环境的差距与环境的不公，不仅拉开了公众的物质生活层次，更拉远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恶化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甚至会引发新的社会矛盾。大量事实表明，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和谐，往往会影响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环境不公不仅会影响整个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且会直接损害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反之，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
环境领域的公平正义与政治领域的民主正义密切相关。民主政治是环境正义的前提；而环境公正是政治平等的重要构成和实现条件，更是“伦理-政治生态”在环境领域的纵向延伸和特殊表现。传统的伦理政治一旦在现实的社会政治背景下运作，一旦把伦理与政治放到一个有机的生态中考察，其合理性就受到质疑。如何构建生态城市中伦理精神的理论合理性，需要厘清第二种生态价值观—“伦理-政治生态”。健康互动的伦理—政治生态的建构，有待民主的伦理精神和伦理性格的培育。
日本的环境正义专家户田清认为，人们在享受环境利益、遭受环境损失以及在环境责任分担上的不平等源于社会结构中的精英主义，环境问题上的不公正起因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当城市的生态环境问题变成一个社会问题时，要消除环境问题上的非正义，就必须首先实现政治正义。从政治正义走向环境正义，是城市建设中必须建构的生态伦理精神。
伦理-文化生态：探寻生态城市的根源性力量
过去指导城市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是追求完全客观地将事实与价值分裂的“科学性”，这就造成许多建设成果是违背生态和环境原则的，甚至是反生态的。为此，重新树立环境与生态的价值取向，是解决城市生态伦理问题的主要途径之一。生态伦理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理念的伦理革命。这场“革命”的表象是坚决反对过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导致公众对生态伦理认知上的偏差，认为“建设生态伦理，就是少吃少喝，甚至于不吃不喝”。在面对生存的压力，受多种利益的驱使时，公众也趋向选择有利于自身经济利益的道德规范，而忽视接受生态伦理思想的熏陶。
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在演变过程中具有隐蔽性、积累性和长期性，造成的后果具有突出性、间接性和全局性，鉴于此，由生态环境意识内化为生态德性尚需时日，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环境治理效果。在生态城市发展进程中，必然面临诸多问题，利益的平衡、价值的选择等均需通过行为方式的选择得以体现。在这一选择过程中，文化将发挥深层次的作用。伦理是文化的生态因子，伦理生态是文化生态的一部分。伦理的文化本性与文化定位，不仅是生态城市的伦理精神的理论合理性的前提，也是实践合理性的基础。如何实践生态城市中伦理精神的现实合理性，需要厘清第三种生态价值观—“伦理-文化生态”。人伦原理、人德规范、人生智慧、人文力四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伦理的文化本性。
伦理精神生态的“文化诠释”需要加强生态伦理道德知识和行为规范教育。罗尔斯顿曾说，生态伦理是一个人道德境界新的试金石。在建设生态城市中积极开展生态伦理道德知识教育，才能提高市民的生态觉悟，才能使广大市民自觉遵循保护城市生态环境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才能履行好对生命和自然的道德义务和责任。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改变人的思想与行为，而生态伦理知识教育的最终目的则在于改变公众对自然的傲慢态度，其终极意义在于让这种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的态度与思想的转变落于实处，从而发挥生态伦理教育的实践功能。
伦理-社会生态：实践生态城市的价值观教育
市民社会作为特殊性领域的社会，是自然伦理分化的结果。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已经不是自然社会的伦理实体中的“家庭成员”，而是基于各自特殊需要的市民社会的“市民”。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是内在于市民社会的伦理精神的基本矛盾。伦理精神以至善为价值目标，一旦由自然社会进入市民社会，伦理的善就是自我与他人、自我与共同体的关系中的善，即社会至善，其价值合理性的现实体现是人的行为的正当性和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樊浩，2007）。于是，伦理-法律的生态互动、必须与应当的辩证整合，是市民社会中伦理精神的价值合理性建构的基本原理。透过道德与法律的价值整合，伦理精神便由市民社会向政治社会辩证发展。在政治社会中，对伦理-社会生态的建构及其价值合理性影响最深刻的，是伦理精神的政治品质和制度品质。因此，“伦理-社会生态”是实践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第三种生态价值观，其养成教育需要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中理解、建构、确证、把握伦理精神的现实性和合理性，追求和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从“经济自我”转化为“生态自我”
马克思主张，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在丰富、复杂的历史进程中逐步超越自然和历史的必然性并不断向自由和解放迈进的过程。人与自然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不仅包含着如何使自然界成为人类的“创造性基础”，而且包含着如何使人类自身成为“合乎人类性的存在”，两者的辩证关系使人类社会统一于“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从而使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目标最终得以实现。既然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要建设生态城市，就必须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城市生态环境，把爱和奉献扩展到城市生态环境中的一切生命体，通过更加宽广的生态层面来履行生态德性，使得公众不断提升自己的生命素质和质量，提高自身的道德境界，把“经济自我”成就为一个“生态自我”，将自然、经济、人类、社会看作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社会整体发展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将实现人类的自由全面发展诉诸于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领域的全面进步，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协调统一的具体实践过程中。
（二）确立生态城市建设的新正义观
人们通常所说的正义主要是一种“分”的正义，即指社会成员在其所处的法律制度和道德体系中各得其所地分配资源，从而实现正义原则；反之，则是不正义的。那么，如何将这一传统的正义观改造为新正义观，进而指导生态城市建设？如何从政治正义走向环境正义？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为三个方面：一是如何处理好生态城市建设中政治正义和环境正义的关系；二是如何有效地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三是如何正确处理好谋求眼前利益与将来利益的关系，即代内公平和代际公平的关系问题。作为城市生态环境道德主体的人类，应该既对人类成员施行政治民主，也对非人类的存在物施行环境正义，做到兼顾政治民主与环境正义。
（三）提升生态城市的生态德性
环境行为影响的滞后性和间接性影响了公众从自身的行为来判断是否有利于生态城市的建设，也影响了社会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及时奖励或惩罚，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生态伦理道德的约束力。生态伦理道德是形成生态德性的重要条件，生态德性是生态伦理道德的内化，是公众对生态伦理规范的自觉认同、接受和践行。如果仅仅以生态伦理道德规范为主要手段来调节公众的环境行为和态度，就显得苍白无力，而生态德性建设可以较好地弥补这种不足。生态伦理学作为一门学科首先诞生在西方，引入中国的时间不过30多年。所以，有必要参考借鉴国外生态伦理教育在走向实践方面的成功经验，避免生态伦理教育与生态环境、生态环境实践的二元分裂，培养兼具环境技能与生态伦理良知的实践者（韩立新，2006）。
（四）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视野
人类是大自然中唯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一切缺乏理性的存在物都只具有工具价值（利用价值）；人类是所有价值的源泉，道德规范只是用于调节人类之间的行为准则，非人类的其他存在物不属于人类伦理体系的成员；人类是非人类存在物的主宰者，应该通过征服自然来奠定并巩固自己的“中心”地位（余谋昌等，2004）。在这一系列狭隘的价值观视域下，人类对自然界展开了无情的控制和掠夺。可以说，当前之所以出现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等生态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方法论在实践中推进的后果。事实上，要建设生态城市，要解决城市发展中的生态问题，率先应该解决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应该把道德关怀的对象从人类延伸到自然，展现更宽广的道德情怀和修养。
“生态伦理学之父”利奥波德曾指出：“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要把社会觉悟从人延伸到土地”。用这一生态伦理学的基本观点来指导当前的生态城市建设，就是要把市民的道德关怀从自身扩展到整个城市生态系统，扩展到城市生态环境中的每个构成要素，扩展到存在于城市生态环境的每一位成员，即将人类以外的其他一切生命存在物纳入伦理关怀的对象范畴。非人类中心主义是一种更为合理的价值观，其主张的整体主义思维方式与和谐共生原则，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城市中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这种城市生态伦理观念要求确立的是以维护生态平衡为取向的生态整体利益观。
将生态伦理与实践相结合。生态伦理思想在生态城市建设中的应用不仅可以拓宽原有交叉学科的视野，使学科交叉更加广泛，增强生态城市建设的道德属性，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为建设好生态城市，须逐步将城市共同体的伦理观渗透到市民的审美情趣中，树立与城市共同体的伦理观相适应的审美观，即一种以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谐、完整为美的生态中心主义的审美观。通过对市民的知识、情感、意志和价值观的潜移默化的作用，生态伦理教育目标得以向实践飞跃。外在的要求和规范会逐渐内化为受教育者自身的一种信念和追求，从而有利于生态道德能力的形成。所谓生态伦理道德能力，是指对生态伦理知识的吸收、消化、运用并加以提升和发展的能力。
生态城市由绿色建筑发展而来，为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存在的生态伦理问题属于根本的观念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生态社区、生态城市建设的理念和方法就很难深化和推广。因此，在生态城市建设过程中，通过生态伦理知识的学习和生态道德能力的培养，生态伦理规范在社会生活中逐步成为市民的习惯，实现由“他律”向“自律”的过渡和转换，并逐步达到“自省”的境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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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环境的定义篇5
随着雾霾持续影响中国大部分经济高度发达区域，在几个重要的大城市这种影响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直接损失，环境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再次以具有教训性的事实摆在我们的面前，其也促使媒体和学术界在蒙蒙雾气中开始谨慎地探讨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无独有偶，关于类似问题的讨论，上个世纪90年代的欧洲就已经开始在决策层与学术界广泛展开——揭开这一讨论序幕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就是《欧洲城市环境绿皮书》的出台。它从一项针对联盟政府的政策建议书到城市发展战略的政策公文，经历了长达十五年的博弈，这一过程再现了欧洲的政治哲学智慧，其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的榜样性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其经验值得今天的中国思考和借鉴。
一、新功能主义：对城市环境、经济、社会的统合
（一）新功能主义理论的界定
新功能主义理论认为：“外溢”（spillover）是实现统合的重要途径。它是对功能主义强调的情感与忠诚的“扩展性”转移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其“溢出”包含两方面的内容：功能性溢出（functionalspillover）和政治性溢出（politicalspillover）。功能性溢出是指统合不可能局限于特定的经济部门，一定领域的合作活动会“溢出”到相关的部门，并使更多的行为体卷入其中。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施密特针对行为者面临的各种选择，对“外溢”概念进行了补充和修正，又提出“环溢”、“强化”、“紧缩”、“溢回”等概念：“环溢”（spill-around），指增加统合过程的功能范围，但不增加其相对的权力；“强化”（build-up），指统合组织决策的自治性及权威性增加，但并不扩张统合的领域；“紧缩”（retrenchment），指统合组织的权威减少，提高成员间联合仲裁的水平；“溢回”（spill-back），指统合组织的功能范围及权力都收缩到扩溢前的状况。众所周知，新功能主义的这种统合理论被广泛地应用到欧洲一体化推进的过程中，其强调文化接近并多元的功能思想成为了统合的基础并发挥了巨大作用。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欧洲在讨论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的时候自然而然地把城市当作了一个统合功能平台，在此基础上讨论环境、经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
（二）可持续发展思想的集成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欧洲，大多数的观点认为如果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就要寻找能够较好地整合“环境·经济·社会”三者之间平衡关系的策略。显然，这三个领域与其说是可调和领域，不如说是完全对立的领域，那么，如何寻找一个可以有效整合这三个领域的平台呢？1990年，在欧洲城市研究领域各种各样理论的驱动下，城市被认为能够较好地整合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且这种思潮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力量，对推动1990年《欧洲城市环境绿皮书》的出台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也向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绿皮书是欧盟委员第一次针对城市问题而实际应用并的政府文书，在当时作为一项“异例”的政策建议书而广受世界注目。绿皮书15年后，欧盟委员会环境保护总局正式《诸问题战略〈城市环境〉》的联盟政府政策公文，使环境政策在欧盟范围内迈出了坚实的制度化推进步伐。对绿皮书的出台，R.H.williams认为，“这是欧盟委员会在空间政策领域上制定的最有创造力的政策文书”①，在学术界和决策层普遍认为这个绿皮书的出台对eU的城市环境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是一个在人类社会城市环境发展领域的先驱性思想集成。
二、《欧洲城市环境绿皮书》的出台
（一）城乡对接障碍的拆解
绿皮书在欧洲出台的综合性背景是因为eC的预算大范围向农村倾斜引起城市的不满。众所周知，欧洲人口的80%居住在城市，作为全球城市化最彻底的大陆，欧盟委员会在预算分配过程中一直对城市比较轻视，在eC层面只占2成的农村区域却占用了整个预算的五成以上（法国主导了欧洲农业预算的主体，是因为区域农业受到流通和货币自由的打击而不得不采取保护传统农业的一系列制度）。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1985年以后随着重工业等产业竞争力的下降，城市中出现了大面积的工业废弃土地，这些被污染的土地成为城市再开发的直接障碍，净化土地成为这一时期欧盟环境政策所面临的主要课题。在各个成员国，土地污染也成为执政当局不得不解决的燃眉问题，这致使联盟政府不得不把环境政策提高到所有政策之上，使之成为优先解决的问题。1988年，几个欧洲城市在欧委会环境保护部长C.R.Diana的支持下，向欧洲委员会提出了“过度关注农村，有片面忽视城市倾向”的意见书。罗马出身的C.R.Diana认为，eC在发展的过程中绝对不能默许无视欧洲城市型社会存在的倾向。在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欧洲议会采纳了由欧洲委员会提出的《城市环境绿皮书》提案，这样由环境保护总局负责的以城市为主要切入点的《城市环境绿皮书》得以起草并在1990年完成。
（二）城市环境症结的引发
绿皮书是在C.R.Diana强有力的主张下，于1990年6月6日的世界环境日公开发行的。绿皮书主要由意大利建筑家、英国生物学家及比利时社会学家三人共同完成，写作上忽略了一般政策建议书的政策解释等繁琐环节，直接进入主题，“绿皮书虽然有大量超越常规的激进思想，但是却活生生地再现了城市所面临的处境”。该书内容非常简洁，主要分两章：第1章从社会层面对城市的作用以及欧洲城市化的本质做了深入考察，对城市环境、城市凋敝的根本原因进行了分析；第2章探讨了城市环境战略应该如何推进，具体探讨了推进领域及社区共同体的政策手段等。本文将主要对第一章的内容作必要的解读，以期对中国环境建设提供借鉴。
三、城市新功能主义的定义
（一）对城市内涵的重新诠释
1.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特性
绿皮书首先对城市的概念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才是现代城市所面临的基本问题。绿皮书认为，“（无论是居住在城市或农村）单一城市的生活方式是具有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的”，“城市化与其说是一种固定居住地概念还不如理解为一种个体化的社会行动。消费模式、信息网络、社会关系等这些解释概念也与工业化社会的家庭规模及固定劳动背景下以血缘及地缘为主的视角大相径庭，具有城市单一性的生活方式赋予的现代性特征”②。
2.欧洲特有的城市性基础
绿皮书对欧洲特有的城市性基础进行了分析，指出欧洲城市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质：第一，欧洲城市还是可以拯救的，认为其他大陆城市无论贫富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交通阻塞、污染、不合理的公共设施，这些问题都已经达到了极限，而欧洲，这些问题并不是很严重。另外，城市最严重的压力主要是从农村（或地方中小城市）向城市的人口流动，在欧洲，这些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但是总体上看，这些都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第二，欧洲社会独有的特点是拥有较好的社会团结传统，这使欧洲城市社会的矛盾水平较低③。
3.城市社会的统一体行为
绿皮书对城市性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城市的发展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因素的行为统一体”。经济行为是最深刻体现城市“接近功能”的因素——城市社会所具有的接近性使无计其数的接触行为成为可能，而这种接触带来的信息交换正是城市创造力得以实现的源泉。城市的中心，存在把生产、研究、消费等相关的多种多样的经济主体组合在一起的一种“力量”，这种力量会对企业的集聚产生强大的吸引作用，而社会行为能够较好地体现城市的关怀功能，这主要是因为城市中存在的诊所、医院等类似的社会服务功能更加专业化和制度化。而社会服务的制度化存在使得因失业及贫困等引起的歧视等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因为在城市社会，虽然会集聚大量的社会问题，但是超越一般性政策的特殊政策的制定及实施是可能的，并且大量的雇佣机会对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基础条件。这是城市社会的最大魅力所在。
（二）紧凑型城市概念的提出
1.紧凑的城市形态
城市可以提供对社会关系、教育、服务及职业等的诸多选择机会；文化行为在城市可以为“亲密性”、“接近性”、“选择性”的功能发挥提供可能，而这些功能又会促进文化的“生产”和“消费”，进而为诸如观光等历史文化资产在城市中与经济活动的完美结合开辟道路；政治行为，与其他区域相比，城市必须直接回答市民对“好政府”之类的直接要求，让城市能够较好地提供市民直接参与的途径，并在此基础上使市民意见能够自由地展现④。在此基础上，绿皮书提出了“紧凑型城市”的概念，认为紧凑的城市形态可以有效遏制城市的无序蔓延，保护城市开敞空间，减少能源消耗和土地浪费，并为人们创造多样化、充满活力的生活。
2.均质的发展模式
关于紧凑型城市虽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按照绿皮书的思想，紧凑型城市从总体来看是具有一定的人口密度、城市功能恰当聚集、环境负担和城市的增长保持良好的平衡和持续发展的状态；一定程度上限制无序的城市扩张，强调高密度、混合功能的土地利用，主张保护农田和耕地，城市未来的开发尽量限于城市建成区，并促进城市土地的再开发和城市中心的复兴；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从而降低对于汽车的依赖，节约能源、减少大气污染；城市形态上表现为均质的、多中心的、“分散化的集中”模式。
从以上内容来看，绿皮书较好地对城市概念进行了诠释，提出了迄今为止学术界很少提及的基本观点。例如，以生活方式为特征的城市化观点就超越了以往以土地开发为特征的城市化观点、城市行为的四种解释及关系，也较好地对城市性进行了独到分析，即城市的接近性与文化行为之间的关系，为城市创造力的提升提供保障作用的观点也是迄今为止城市研究领域的新锐思想。绿皮书提出的四种行为说较好地再现了新功能主义“外溢”理论的基本内涵。按照这些观点看，城市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平台功能就是经济行为，而这种行为正是城市社会、文化、政治这三种行为互动过程后的一个直接结果，所以在城市社会中经济是目标、社会是载体、政治与文化是保证。当前城市的一个基本特质就是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已经不再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更应该强调其单一性和多功能特征。
四、城市环境问题视角下的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
绿皮书对城市环境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论述，主要从城市公害（urbanpollution）、建筑环境（built-upenvironment）、城市自然（natureinthecity）三个方面进行了阐释。绿皮书第一次把建筑环境与其它两项环境相提并论，这被称为一个新的创举。绿皮书从两个方面对城市环境与经济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关系做了分析，指出导致城市环境出现问题的两个基本原因是：“强调功能性分区并且落后于时代的城市规划”是城市环境被破坏的经济性原因，“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落后的城市型生活方式”是城市环境疲弊的社会性原因。
（一）对规划主义思想的批评
1.“密度差”设计理念的局限
“现代城市的规划还在遵循《雅典》提出的规划理念以及英国1940年代推行的田园都市运动提出的（经济）功能主义思想。在很多地方，人们还在颂扬以严格分区及功能优化为基础的城市规划系统，人们欣赏那种按住宅区、工业区、商业区、绿地进行的严格物理区分，并且在较大区域内实现交通网络有效连接式的城市规划模式。”绿皮书对这种理念提出了批评，认为这是经济行为过度影响环境的主要原因，主张与这种规划主义思想一刀两断，指出以“密度差”作为基本设计理念，对住宅区、工业区、商业区、绿地等进行土地功能分区的理论正是引起诸多问题的关键。例如，在公共交通无法使不同分区有效连接的情况下，市民就不得不高度依赖自家用车，而这样就会带来进一步的环境问题。另外，“进行功能分区的思想虽然对工业发展非常有利，但是这种缺少对自然关注的严格分区却损害了建筑物的柔软性，使各个建筑物的美感及自然性降低。由于缺少规划的灵活性，功能分区重视的规划思想使城市的综合进一步下降”⑤。
2.功能分区思想的再审视
近代以来，城市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要不停地给那些流入城市的工厂劳动者提供住宅，并在此基础上对诸如交通等公共设施进行规划整理，以实现城市的有序管理及发展。而如此做的基本依据就是基于功能分区的规划主义思想。功能分区思想对于公害型工业的隔离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很多发达国家，随着脱工业化时代的来临，城市设计者还是利用这种基于地理学和经济学的规划理念，进行新的城市规划，这就带来了城市所不得不面对的新的环境污染问题。讽刺的是，这种功能分区思想虽然较好地解决了城市的效率问题，但是却由于环境的破坏使经济行为本身又受到了破坏。简而言之，绿皮书认为注重经济效率的规划主义思想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造成了以土地浪费、污染等为代表的环境问题，而由于这种思想无法适应现代城市发展的潮流，就会引发一系列其他类型的城市环境问题，因此主张应该从环境保护的视角对城市的布局及地位进行重新审视。
（二）对具体环境问题的践行
1.失业人居环境的扩散性影响
与对功能分区规划进行理念性批判不同，针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城市型生活方式”带来的环境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针对性的政策行动。这些具体政策主要是从社会问题的层面切入，比如首先从“城市失业和社会排斥”角度对“随着劳动市场的开放带来的具有竞争力的劳动力阶层劳动条件的提升而导致的对社会底层人群的慢性排斥”问题着手解决。一份针对社会环境状况的报告指出，当时有56.1%的失业者是长期失业者，他们极端贫困，生活正在乞丐化，而这些人居住的区域环境极其糟糕，很容易成为吸毒、犯罪等的高发地区，成为城市环境的孤岛。这种现象如果不加以制止，任其蔓延就会对城市环境造成扩散性影响。
城市行动计划虽然是从失业问题入手，表面上看与环境问题似乎关联不大，但是由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而引起的社会性失业问题，确是直接关系到环境改善的具体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及关注的潜在思想还是针对前述的不合理规划思想的一种批判。“过去的城市规划思想并没有对城市或地区可能同时解决多数问题机制的建立做出贡献。而新的城市规划应该注重对城市单功能区域的关注，以对应各个区域市民生活的特定领域（工作、购物、娱乐居住等）。这样，人们生活空间建立在这种单功能、多样化区域基础上的城市才是可以控制的并使环境优雅。”
2.现代城市崩溃的工业化因素
与这一具体策略相照应，同时出台了针对市民的《城市欧洲（eC-Regionalpolicy，1997）》报告书，从市民生活的角度对功能分区思想进行了阐述，“现在的大多数城市，商业区和居住区、历史中心区与郊外bedtown（卫星城）之间处于断裂状态。夜晚无人工作的办公区、购物中心、大学城都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空城’。公路纵横交错，高峰期形成无尽的交通阻塞”，“这些导致城市崩溃的状况，在现实城市社会中已经成为无法解决的难题。在过去对工业高度依赖的城市，以工厂为中心的经济结构建构的城市体系，随着工厂的撤离，仿佛成为了1930年代流行的、功能规划主义建筑家描绘的、城市高度扩张时代的文化遗产”。简而言之，工业化时代的城市规划思想正是导致现代城市崩溃的直接原因。
与此相关，报告书又做了如下描述，“诸如广场这类开放的空间，本该成为城市周围历史记忆，但是今天却成为车水马龙与广告看板交相辉映的场所。城市的各处充斥着犯罪与暴力活动。‘城市的一元分区’使城市的空间日益孤立，无法提供就业机会，空间城市使社会文化生活日益边缘化”。这份报告书再次对功能分区思想进行了批判，并认为解决城市环境问题应该首先从失业和社会排斥入手而不是简单地从设计理念进行政策调整。绿皮书及报告书都坚持古代欧洲城市公共空间促进了社会团结这个基本理念，并主张在此基础之上讨论城市环境问题。
综上所述，绿皮书提出了一个基本的理念，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坚持发展经济和提升生活品质两个基本方向，但是这两个基本方向的实现都是在确保环境可持续的基础上展开的，那种注重功能分区的功能规划主义思想及忽略社会团结的做法，都已经远远不适应现代城市发展的状况，需要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对现代城市的发展进行设计。到1996年，经过多次讨论，欧盟出台了《可持续发展城市》报告书，在报告书中，第一次较为清晰地从环境、经济、社会三个视角，对可持续发展城市理念进行了诠释，对一直以来不同城市提出的零散的思想做了一次统一。报告书对三者关系作了较为明确的解释：第一，在讨论经济发展问题的时候，首先要考虑环境容纳力的大小，环境系统应该作为建立经济体系的基本前提；第二，以生态学的可持续性作为基本出发点的社会管理体系设计，需要以社会契约的形式对环境容纳力进行指标化；第三，环境可能暂时限制经济、社会的发展，但从长远角度看，以环境为出发点的经济、社会制度设计却具有可持续性。按照施密特的解释，环境成为一个重要的“环溢”领域，而经济的“溢回”作用明显，这种“溢回”显然受到了社会“强制”权力的制约。这样，围绕环境、经济、社会这三个冲突领域，新功能主义较好地在城市这个层面上实现了统合。
五、生态文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新功能主义
（一）绿皮书的生态文明意义
目前，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全球讨论环境问题的主要依据，虽然绿皮书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可持续发展问题，但是其对生态的讨论使之后的一系列论述都把目光集中到“可持续发展”上来，说明人们除了依然关注发展问题的同时也开始寻找发展本身的意义。绿皮书虽然在其理念的推行过程中一波三折，但是作为关注城市如何对人类未来发挥作用的点上其指向性作用是巨大的，它第一次把环境问题上升到城市文明的高度，以生活方式的角度解释了环境需要实现与经济社会的互动共赢，给人类社会提出了生态学意义上的一个课题。与中世纪以来对人口、自由等理念的讨论如出一辙，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是简单的政策调整，而是通过一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思想碰撞引起人们的思考，通过深入人心的讨论使其理念逐步变成现实，再次体现了欧洲特有的政治哲学智慧。
（二）绿皮书的理想城市色彩
绿皮书的论述展现过程一开始就具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其提出的问题却有强烈的现实意义，绿皮书对此作了如下的叙述：“城市环境政策和城市环境管理的主要目的是向市民提供具有创造性的、宜居的、充满魅力的城市和生活场所，使因由全球化而带来的城市污染降到最低限度。这一目标今天看起来可能是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但是目前提出这一目标是基于实际状况和将来的责任。这一目标的提出对应2个主要环境问题：第一，城市的高度集中性活动带来城市环境负荷日益加重，但却很难实现有效管理；第二，以第一间接相关的城市空间如何调整布局的难题——过去数十年的规划思想和开发主义使城市的格局发生了质的改变，这一过程使城市的土地利用被彻底分割而失去其原有价值。”⑥绿皮书提出的两个基本问题在1990年代以后的欧洲环境政策执行过程中，被一步步改变并成为了现实的政治策略。这两个问题在欧洲之后的环境政策中并没有被分割对应，而是成为欧洲环境政策的两个咬合紧密的齿轮被重视，因为如果不是这样，“适合今日要求，落实将来责任”的目的就无法实现。在欧洲社会看来，这种提议虽然有理想主义色彩，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别无它途。
结语
我国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提出了生态文明的主张，但是仔细研究发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如果说生态可以上升到文明的高度，那么需要提出一些具有前瞻性的解释，这可以说是一个亘古难题。在绿皮书中也无法找到一个很准确的阐述，但是绿皮书对此作了一个近乎难以置信的描述：“城市环境问题如果说要找到‘对症疗法’是极其艰难的，因为这一问题的根源是‘城市高集中性活动引起的无法管理的环境负荷=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工业社会以来的规划思想和开发主义导致的对土地的严格划分=现代城市规划的单功能分区’。如果想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到古代城市设计和管理中寻找思路——多用途、混合型紧凑城市可以使城市的4个行为较好地实现互动，创造出不同结构良好循环的具有生命力的城市。”简而言之，在城市中讨论生态文明，与其不断地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还不如回溯到古代城市中寻找那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经验——这种古代的思想显然可以称为是一种文明。
说明：本文的部分观点基于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项目（44038430）《大都市近郊农村的在地城市化与农村市民社会的形成——以上海和东京为例》的相关研究成果。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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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eC/europeanCommission，environment（1990）GreenpaperontheUrbanenvironment，Com（1990）218final，p19.
③eC/europeanCommission，environment（1990）GreenpaperontheUrbanenvironment，Com（1990）218final，p20.
④eC/europeanCommission，environment（1990）GreenpaperontheUrbanenvironment，Com（1990）218final，pp20-21.
城市环境的定义篇6
[关键词]城市绿道城市特色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1650（2015）05-0129-01
我国正处于快速城市化发展时期，城市化水平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提高到目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城市得到全面的发展。但是，在过去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过分重视经济和政治效益而忽略了“城市特色”，导致城市出现假特色、无特色或特色混乱的现象，可以说是“千城一面”。未来三十到五十年依然是我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城市发展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应该抓住这次历史机遇，结合城市全面转型建设，努力构建城市绿道网络系统，以城市绿道规划塑造城市特色。
1城市绿道的概念
绿道（greenway）一词在1987年首次被美国户外游憩总统委员会官方认可，将其定义为提供人们接近居住地的开放空间，连接乡村和城市空间并将其串联成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绿道及其规划根据空间尺度的不同可被划分为“区域-城市-场所”三个层面。其中在城市层面，绿道是城市绿地的重要形态模型。“绿道”内涵很广，在不同的环境和条件下有不同的含义，因此，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总会有一定的局限性。利特尔、罗伯特、杰克？埃亨等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根据各位学者理解，在结合绿道能够对城市环境产生的意义以及城市本身对绿道的诉求，笔者认为应该将城市绿道理解为，在一个特定的城市空间环境中，把各类自然或人工要素串联起来进而形成的一个多功能绿色廊道网络。这个多功能绿色廊道网络对城市多方面都有重要意义。
2城市特色的内涵
所谓特色，就是指事物所表现的独特的色彩、风格等。具体到城市特色而言，就是指这个城市所体现出的独特的风格形态，这种独特的风格形态是城市物质特征、社会文化和经济特征的综合的集中的体现和反映，当然同时也是为广大市民所认同的。既然是特色，那就一定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同时城市是一个整体的空间，而且这个整体空间的形成既有自然因素更有人类的建设，所以城市特色的特点还有整体性、时空特征和主客观两面性。笔者具体分析一下主客观两面性，客观上，城市的特色需要有一定的载体，这种载体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非物质的，主观上，城市的特色必须是能够被感知的，是具象的而非抽象的。城市特色的前提是差异性，在这种差异性的前提下，城市人文活动所反映出的地方气质是城市物质空间所体现的形象特征以及这种形象美。总之，构成城市特色的基础就是这个城市的自然环境和地域文化。
3以城市绿道规划塑造城市特色
从城市特色的含义我们可以知道，它由两方面因素构成：一方面是显性的物质要素，即城市的自然状况、地形、地貌、气候等；另一方面是隐性的人文要素，即城市的人文、历史、传统等。因此，想要塑造城市的特色，在规划城市绿道的过程中，就必须结合当地的自然和人文要素，辅以必要的人工开发，以城市绿道规划塑造城市特色。
3.1以自然环境为依托
自然与城市相依共生，塑造城市特色必须以城市自然环境为依托。在科学组织与保护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塑造城市特色是非常有效和必要的措施。因此，在城市绿道系统的规划中，应该尊重并强化城市的自然景观特征，同时人工与自然环境应该合理搭配和谐共处，从而打造一个城市的特色。所以，在城市绿道规划的过程中必须准确梳理城市自然脉络，抓住自然环境的特色，充分发挥出城市自然环境的优势，在保护和利用自然景观资源的基础上能够有效开发和创造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使整个城市与自然环境紧密融合。城市绿道规划要根据城市不同的自然条件，充分利用江、河、海、山、湖泊等自然资源，要让这些自然资源从城市的背面走向城市的正面，将这些自然资源与城市道路、广场、公园、绿地结合形成体系，使之成为城市形态的“骨架”、城市的绿色走廊和市民的共享场所。
3.2以人文环境为背景
在过去的一段时里，城市的发展偏重经济和政治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传统文化。但是，一个城市的综合发展需要经济更需要文化，文化的积淀和人文精神的塑造对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城市经济高速发展，那么，在发展城市经济的同时，如何保护好一个城市的文化形态，保存既有的历史文化资源，营造适合本城市特色的文化特征，无疑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在城市规划过程中注重保护当地的历史文化资产，实质上就是保护城市的地方特色、场所精神和文化资源。历史文化资产与现代城市环境相结合不但能构筑城市亮丽的风景，而且能够发挥出文化方面和经济方面的效益，进而实现一种城市双赢。不同空间位置的城市具有明显的差别，它们之间风格各异，特色分明。保护城市文化的内在要求主要体现在保护城市人文精神、注重历史文态保护、注重建筑、街道、绿色文化。城市形态是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加以历史发展的文化积淀，同时结合城市发展本身的需要，最后经过形式艺术处理而形成的。实际上，目前我国城市建设和管理的成功实践就是注重城市的文化建设，以城市浓郁而有特色的文化氛围凝聚城市居民，从而推动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城市绿道系统的规划一定要注入城市的文化内涵，塑造城市个性特色。
3.3以人工环境为切点
从本质上说，城市的人工环境必须能够体现和发展城市的文化特色。同时城市的建筑物、市民的行为又反作用于城市文化。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对于规划和建设好城市的人工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与城市文化有着紧密的的联系。城市人工环境能够传承体现城市的文化特色，城市的文化特色在城市人工环境中得以发展。
综上所诉，塑造城市特色就必须尊重当地的自然环境，同时要注重传承当地地的历史文化。在城市绿道规划的过程中，应该依托城市的自然环境，结合其历史文化遗产，在绿道系统设计中提倡生态设计，最终串联起这个城市的绿脉、文脉，进而形成一个强大的绿色文化系统，以这个绿色文化系统激发和推动这个城市的文化生产力。总之就是以城市绿道系统塑造城市特色。
参考文献
[1]方睿.城市化进程中城市特色与风貌的塑造[J].安徽建筑工业学院学报，2006，14（3）：40-43.
[2]周年兴等.绿道及其研究进展[J].生态学报，2006，26（9）：3108-3116.
城市环境的定义篇7
【关键词】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引言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已产生了质的飞跃。然而经济的增长与人类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带来的一系列人类的生存问题也随之产生。工业化范围的不断扩大必然会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相悖的因素。比如：空气的严重污染、气候急剧恶化、城市能源危机、交通堵塞、耕地面积骤减等一连串“城市病”的存在。面对城市工业化发展的大背景，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从而在更大程度上导致“城市病”的蔓延，这样的严重后果就是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城市的发展陷入了一个死循环，停滞不前。
城市的工业化进程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增长趋势和综合国力水平的重要因素。因此，在可持续发展提出的同时，我们首先应该考虑整个城市的发展。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是城市建设中处于基础且核心地位的重要环节。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不仅提供给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各项基础生活设施，保障人们社会活动的顺利进行及居民的高品质生活，同时为城市环境与人的和谐发展做出重大贡献。但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一般是着重对城市的经济发展与建设规模的扩张，其目的在于经济效益的提升，片面强调城市的外在美，从而忽视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这种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求而对生态环境产生严重威胁的行为本身就是盲目的、片面的、有一定风险性的。因此，在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正确指引下，充分建立并完善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体系，已成为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全面可持续发展，从真正意义上实现和谐与发展的有机统一。
2.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重要意义
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现阶段人们的生产、生活需求的前提下，又尽最大努力照顾下一代人的利益，为下一代人生产、生活各方面的发展创造必须的条件，这就是可持续发展的准确概念界定。在我国城市化建设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我们的城市已经拥有了一半以上的全国人口数量。因此，面对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的严峻形势，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多的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建设得以顺利发展的基础部分。如果我们把城市建设比喻为人体，那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就是组成人体必不可少的人体脉络。因此，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与否直接影响着城市建设水平的高低。下面笔者从三个角度具体阐述一下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方面存在的重要意义。
2.1在城市社会发展层面存在的重要意义
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内容主要涵盖了交通运输、居民水电气热的提供、环境绿化、消防、娱乐设施、通信设备、文化传播、医疗服务、卫生环保、科学技术等方面。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是以人的需求为先决条件，并承担着从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为人们提供便利服务的重要职责。可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始终践行着“以人为本”的重要指导思想，是可持续发展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出发点是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要求，实现资源共享，努力做到无贫富阶级差距的平均占有社会财富。同时，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就是福利及扶助的确立与实施。这些与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为了提供给城市居民各种不同方面的社会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不同部门做出了明确的分工，并且各部门之间密切合作，从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最终目标。比如：卫生环保部门为城市居民提供了良好的生活环境及纯净的水资源，在最大范围内减少了居民的发病率，保证了人们身心的愉悦。医疗服务设施部门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引进到人们的生活中，为人们身体健康的保持提供了可靠保障。同时，科学技术设施的发展代表了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因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各个部门以不同的方式为人们提供着不同层次的社会服务保障，从而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重大推动意义。
2.2在经济发展层面的重要意义
首先，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多的外商企业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其主要目标一般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国家前列的城市。因此，如果一个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了，那么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整个城市的经济发展，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从而引起领城市产业链的形成，对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产生积极的正面作用。
其次，在城市的工业化进程中，可以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生产成果作为原材料，这种产业模式不仅减少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同时加快了城市总体经济发展速度。
此外，一个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变化是由城市的产品需求量决定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不仅改变了产品的生产模式，增大了产品的生产领域，同时使产品的市场需求量得到了扩大，进而影响了城市产业结构的重大改变。
2.3在生态环境层面的重要意义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环境绿化与卫生环保部门为城市环境的绿化与清洁做出了重要贡献。一般而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环境绿化与卫生环保部门对人们的生活和城市整体建设是有双重作用的。一方面，环境绿化部门合理配置园林绿化面积，不仅增大了城市绿地的占有面积，美化了城市环境，同时有利于人们身心健康的愉悦。卫生环保部门清理了城市垃圾，净化过滤了工业生产污水，从而减少了城市水污染的产生，保障了城市居民的饮水质量，同时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环境。另一方面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进程中，往往忽视了对部门之间充分协调与合作的重视。例如：科学技术设施部门在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便利城市居民生活的同时，随之而来产生的对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就会导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相背离情况的产生，破坏了和谐的环境氛围，严重影响了居民的正常生活。
3.传统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非可持续发展问题
3.1对基础设施的重要性认识不明确
在传统意义上的城市建设中，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并未占据城市建设的基础位置，从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处于从属地位的基础设施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是可有可无的，其实施过程也就不可能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很多部门均涉及到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产业结构变化等要素，而这些因素的存在恰好组成了城市建设的核心，关系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产业链的形成、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及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应采取有效措施使管理部门充分认识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3.2实施数据过于笼统化
以往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均是以人均指标作为参考数据的。这种情况下数据的产生不仅忽略了地区差异的影响与资源需求量分析的不同，同时在基础设施施工过程中，可操作性的缺失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设施及资源的不合理利用，严重影响了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单一指标的引用不仅会引起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全局思想确立的偏差，而且如果将其运用到城市基础设施建中的实际施工过程中，将会彻底忽略对工程具体施工条件及环境要求的具体分析。理论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形成并指导实践进行的，而单一指标的生成是以人均占有量作为衡量标准的，而人均占有量不能称为实质意义上的理论，因此，人均指标方法的施行将施工单位局限在了一个小范围内。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生产技术的革新，创新作为人类生存发展必备的技能已逐渐被人们所认可并接受。因此，只有突破原有人均指标的束缚，在施工实际要求的基础上进行施工技术的创新，才能实现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3.3忽略长远利益的发展
现阶段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主要放在了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求方面，而忽视了对环境、资源等有关生态平衡要素的发展。以人们的需求为核心的设施建设更加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短期发展，但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且不稳定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保障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原动力，因此，只有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着力点放在维持生态平衡的可持续发展方面，注重长远利益的发展，才能以环境促经济，实现社会经济的发展。
3.4缺乏对项目后期维护工作的正确认识
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实施不仅有利于城市社会及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于城市内需的有效拉动及产业结构的变化有重要战略意义。一个项目的实施不仅是为人们带来眼前经济效益，后期连锁效应的产生才是项目实施的关键所在。近几年，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不断推进，人们虽然越来越多的认识到其在城市建设中不可忽略的作用，但人们的主要认识还仅限于对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实施的初级阶段，并未对项目后期的维护工作有正确的认识。一些城市建设项目的实施需要长时间的维护才能突显其综合效益，而在项目之初往往达不到人们预想的效果，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放弃了项目的后期维护工作，进而转向新项目工作的开发。比如：城市基础设施环境部门项目的实施是为了弥补城市经济建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因此，面对现阶段生态环境已严重影响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严峻形势，短时期的修复工作往往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只有长时间生态环境的保持工作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4.加强与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几个可行性指导意见。
4.1完善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民主法治建设
首先，建立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应的法律法规，保证项目的实施在一定的法律保护范围内进行，同时引导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正确的轨道上前进。其次，增强城市基础设施相关管理部门的社会职能。城市建设管理部门在以城市可持续发展为主要前提条件下，结合居民的生活、生产需求，制定出与城市发展目标相适应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体系及相关保障制度，从而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实施。此外，相关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协调沟通与统一规划，避免项目之间冲突的产生，保障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的稳步前进。
4.2打破城市建设政府与企业管理融为一体的局面限制
传统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是政府与企业统一制定与决议的。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这种管理制度不仅不能使企业的市场竞争机制得到有效实现，同时政府过多干预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对企业行为的严格约束。面对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现状，我们迫切需要改变其内部管理结构，努力实现政府与企业管理职权的分离，彻底打破某些企业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的垄断地位，充分发挥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竞争作用。
4.3建立有效的群众反馈机制
在现代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广大人民群众才是社会项目发展与实施的核心要素。因此，积极响应群众意见，建立有效的群众反馈机制，发挥群众的广泛监督职能，最大限度的满足群众的生活及生产需求，才能保证项目实施的顺利进行，从而实现项目本身存在的实质性意义。
4.4大力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技术方面的革新
随着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及创新机制的不断完善，科学技术的应用已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因此，应将最新的科学技术应用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着力发挥科学技术先进性的优势，努力通过技术方法的深刻变革来减少项目投资成本，提高项目基本经济效益，实现城市建设的可持续发展。
5.结束语
综上所述，面对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平衡矛盾关系，只有我们充分认识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在城市发展中的关键地位，完善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民主法治建设、打破城市建设过程中政府与企业管理混为一体的局面限制、建立有效的群众反馈机制、大力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技术方面的革新，才能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现状，修复生态平衡，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沈阳,周珂.城市基础设施规划建设的可持续化发展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2008(1).
[2]苏善君.低碳视角下的城市基础设施规划探究[J].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2013(7).
城市环境的定义篇8
关键词：建筑设计；外部空间；环境
abstract：theexteriorspaceofarchitectureisanimportantingredientofourenvironment,thispaperanalysesonthetheoryabouttherelationofarchitecturaldesignandexteriorspace,thiswillHelpusthinkingtheproblemofarchitecturaldesign,sotheprocessofarchitecturaldesignwillbemoreclearnessandsystematicness.
Keywords：architecturaldesign；exteriorspace；environment
中图分类号：tU-0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422(2008)09-0098-03
建筑与其所形成的外部空间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一个人类特有的生物圈，在联系人类生产生活与原生自然环境的纽带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建筑设计与其外部空间关系的分析就是创造这种特有生物圈意义的空间技术，本文着重分析建筑设计及其外部空间关系的几种典型的理论特点，有助于我们对建筑设计问题的深入思考，使建筑设计过程更具条理性和系统性。
1建筑现象学
每座城市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积淀了城市居民的种种意志和行为要求，如社会礼仪、生活习俗、自然条件、材料资源、文化背景、历史传统、技术特长乃至地方和民族的思想、情感、意识等，从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精神内涵，因此建筑外部空间的形成要体现这种内在的文化涵义，建筑师应当把握隐藏于建筑形象背后的文化涵义，只有如此才能在建筑环境构成上确切地反映出人们的思想、意志和情感。在研究外部空间的意义方面，建筑现象学（architecturephenomenology）不仅重视建筑的物质属性，而且重视建筑的文化与精神作用，重视生活环境的场所精神。广义的建筑现象学是指运用现象学方法，对人与环境关系所进行的研究，也被称为场所现象学或人居环境现象学。狭义的建筑现象学是指由挪威建筑理论家舒尔茨（Christiannorberg-Schulz）所创立的一种建筑理论。[1]舒尔茨认为建筑现象是环境现象的反映，而环境现象应该包括自然环境、人造环境、场所三个方面。“场所精神”（Spiritofplace）是舒尔茨建筑现象学的核心。场所这个环境术语意味着由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组成的有意义的整体。场所不仅具有物质形体，而且还蕴含着精神上的意义，场所的精神比空间和特征有着更为广泛和深刻的意义，建筑的外部空间与内部空间形式是否能获得有意义的场所精神，是建筑作品成败的关键之一。场所精神是在历史中形成和发展的，因此尊重和保持场所精神并不意味着固守和重复原有的具体结构和特征，而是一种对历史的积极参与，这是场所精神的根本意义。
2行为建筑学
在体现人们活动行为规律方面，行为建筑学（Behavioralarchitecture）是研究人类行为与建筑环境关系的学科，目的在于建立一套符合行为规律的科学设计程序及理性的建筑设计方法。注重空间行为及建筑设计的关系，城市规划及建筑设计在一定程度上考虑空间行为的规律，才能符合人们生活和社会文化习惯的需要。为了在设计中达到这一目的，通常应注意认知地图的功能和私密性、领域感和个人空间的处理等两方面因素。认知地图是指人们在城市空间环境中的认知能力，建筑与城市布局的特点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认知程度，运用认知地图的分析方法是根据认知心理学的理论，通过对城市居民的调查而建立起建筑与城市设计的参考框架。凯文・林奇也系统地提出了认知地图的内容与功能，人们对环境的意向由三部分组成：识别性、结构和意义，识别性是指环境中的实体在背景中的关系中具有图的性质，结构指物体在空间上的相互联系，意义指实体或空间的本质，林奇的主要研究集中在前两部分。D・阿波利亚斯（1969年）也曾提出关于建筑与城市识别性强弱的三个因素：即形式、显著性、意义。私密性、个人空间、领域感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要求，行为科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使越来越多的建筑师关心上述行为特征，并产生了世界性影响。
3建筑类型学
任何建筑形式的法则都不能脱离历史上产生的建筑形式而存在，它只能存在于原先的建筑、城市形态之中。建筑类型学（typologyofarchitecture）认为，任何建筑形式的法则都不能脱离历史上产生的建筑形式而存在，它只能存在于原先的建筑、城市形态之中，建筑类型学从根本上解释建筑的统一性与变化性相结合的规律，类型学研究的重点主要有三方面：即类型选择（创造的过程就是类型选择的过程）、类型处理（对已选取的类型进行几何简化）、类型与城市形态的关系。从类型与城市形态关系看，罗西把城市当作建筑集合的场所和新形式产生的根本,建筑则构成城市的片断，成为城市的有机部分。他认为城市本身就是一个类型，一个建筑类型层次的终端形式。他曾说:“应建立起建筑的类型，以确定城市形态结构”、“城市中存在的现实形态凝聚了人类生存所具有的含义和特性，城市是他的聚合体、融合着意义和实体。城市是在时间、场所中与人类特定生活紧密相关的形态。其中包含着历史，它是人类文化观念在形式上的表现。”[2]类型的选择和处理的最终目的是要以类型的处理取得城市形态的延续，城市的最终形态是建筑和建筑组群，而建筑和建筑组群之间的关系则要由类型与形态的研究来联系，所以类型学是城市形态研究的重要手段，它能通过研究建筑类型与城市环境的关系，探索城市形态学的科学方法论。
4新陈代谢与共生论
在建筑与环境和谐相处方面，黑川纪章的新陈代谢论将生物学的进化论和再生过程引入城市设计和建筑设计，使技术、自然、人三者和谐地发展。新陈代谢论共同特征是发展的观点，反对把城市和建筑看成固定的、自然进化的观点，认为城市和建筑不是静止的，而是像生物新陈代谢那样的动态过程，认为建筑如同科技发展循环不止，主张在城市和建筑中引进时间因素，明确各个要素的周期，在周期长的因素上装置可动的、周期短的因素，她们以生物学说作为其技术观念的基础，把建筑和城市看作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开放的系统。就像有生命组织一样。并强调重视关系胜过重视实体本身，不仅强调整体性，而且部分、子系统、亚文化的存在与自主，还强调历时性（过去、现在、将来的共生）和共时性（不同文化的共生）。黑川纪章还在其基础上发展了过渡空间、模糊性、矛盾心理和多价性理论，并逐渐将其思想发展为更成熟的“共生城市”理论，“共生城市”理论，是基于“生命原理”的一种城市观和建筑观,涉及的重要概念有新陈代谢、循环、信息、生态学、可持续发展、共生(Symbiosis)和遗传基因(Gene)。[3]他认为21世纪是生命原理时代，在生命时代担当主角的是信息传递、生物技术、基因工程和其他隐形技术。“共生理论”包含许多不同的范畴：历史与现在的共生、传统与最新技术的共生、部分与整体的共生、自然与人的共生、不同文化的共生、地域性与普遍性的共生、建筑与环境的共生等。
5生态建筑学
建筑外部空间设计中生态观念的引入不仅使建筑设计综合考虑环境和气候因素，也使建筑转化为高品质空间成为可能。随着人们生态环境意识的提高和技术手段的进步，人类已能主动地创造高层次的人类生活环境生态系统，尊重环境的自然属性,并整体地考虑生态、社会、文化等环境及其相互关系，强调设计每一局部、每一层次同各级环境整体的不少分割性，生态建筑学（arcology）就是在这一形式下产生的，探讨立足于生态学原理上的建筑规划设计理论和方法，为的是处理好建筑与环境的复杂关系，其任务是改善人类聚居环境，目标是创造自然、经济、社会的综合效益。其有关于建筑与环境主要内容为确立生态平衡观点及两个原则：整体有序和循环再生原则。麦克哈格（ianL.mCHarg）所著《设计结合自然》一书表明生态学和建筑学经各自的发展走向结合，在更高层次上给建筑及规划设计带来了新的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上世纪90年代，美国建筑界的环境意识越来越强烈，产生了强调建筑应该具有包含自然环境生态功能的所谓“环境派”，比较典型和突出的环境派建筑设计集团是美国的“赛特（Site）设计事务所”，还有一些西方建筑家在设计上提倡使用资源最丰富的木材，以保护资源平衡，主张使用再生材料、循环使用的材料，特别是金属材料和玻璃材料，拒绝使用很难自然分解的塑料建筑材料，以保证生态环境的净化。美国建筑家彼得・福布斯（peterFordes）等人就是这个流派的代表，这批人也是环境派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
6新城市主义
自从50年代以来，随着高速公路、卫星城市、高速公共运输系统的发展而产生的“非城市化主义”浪潮，导致城市越来越庞大，原来的旧市中心逐步荒废，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恢复旧市中心的功能，恢复旧城市的面貌、重新给予人们以真正的城市生活品质和内容，新城市主义(newUrbanism)的主要内容就是恢复旧的城市面貌和功能，以现代需求改造旧城市市中心的精华部分，使之具有符合当代人需求的新功能,但是要保持旧的面貌、旧城市的尺度、城市和建筑之间的关系。使城市重新成为人们集中居住、工作和生活的中心，建筑设计的方式是基本不进行新建，而采用在旧建筑基础上的重建、改建、修饰的方法、保留旧建筑、旧城市的完整面貌，并赋予它新的功能内容。新城市主义对于未来的城市发展模式及建筑与城市环境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成功的模式。[4]
参考文献：
[1]刘先觉主编.现代建筑理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09-111.
[2]郑景文.罗西的建筑类型学及其批判[J].四川建筑，2005,(10):37-40.
城市环境的定义篇9
关键词：环境雕塑；城市绿化；必要性
环境雕塑的设计建造是依附于城市环境众景观之中的以天空、街景、建筑、绿地为背景的，以广大市民为欣赏客体的公共艺术、环境艺术。它应既有审美价值，又有教育、纪念、娱乐等功能。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城市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作为在环境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城市雕塑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大多数城市的广场、转盘、绿地以及旅游景点，为城市的景观增添了一笔浓浓的亮色。纵观近年来城市环境雕塑的发展，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显而易见。
环境雕塑倡导雕塑主体与城市环境的有机融合，要求环境雕塑必须要体现出城市绿化环境的内涵。环境雕塑在城市中，必须要和所处的自然或人工环境相协调，它应被纳入城市绿化的环境规划中。它的主题和位置的选择与确定要有一定的规划性，而不受雕塑家个人的意愿所左右。环境雕塑创作实际是雕塑家在一定的命题范围内进行的设计活动。城市的绿化的目标就是应用生态学原理将自然因子与人工作品引入城市中去，将城市注入新的生机。
城市环境雕塑的设计将设计师的构思与计划通过一定的手段展现出来。环境雕塑的创作有着根本性的不同于纯艺术雕塑创作。纯艺术创作是艺术家用雕塑来表现个人的观念情感的一种艺术形式，而环境雕塑的创作则是设计师们自己个人的精神世界与作品相处绿化的环境空间及受众心理相融合的一种艺术形式。
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构成其美的因素应有三个组成部分，即建筑、雕塑和绿化。而环境雕塑是城市的眼睛，是城市美化的点睛之笔。在提倡城市与自然共存，大力发展生态平衡的今天，环境雕塑作为一种艺术的表现方式，与城市绿化有机地结合，能相得益彰。环境雕塑是环境艺术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强调雕塑和周围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共荣、共生、共发展，创造符合人性的、具有强烈人文气息的艺术形式。它是一门综合学科，是艺术、科学与生活环境相适应的整合。
作品的主题和形式在特定的环境中，会给人以特有的审美感受，营造出相应的文化氛围和情调，影响着人们的情绪和心境。环境雕塑与环境中的人及周围的生态环境互动，构成了相互协调的的环境景观。它反映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表现出时代的精神，这就是环境雕塑的主要特点。而影响环境雕塑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环境因素。环境因素主要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人文环境是指与建筑风格、绿化带相和谐的雕塑、壁画作品。而环境雕塑作为文化载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这个国家城市和地区的文化水平、审美习惯。无论从中国，还是从世界范围来看，在城市建设中环境雕塑越来越受重视，追求与环境和谐、统一，并赋予城市自然环境新的人文特征是时代的主流。
城市空间的绿化是在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创造融合自然的生态游憩空间和稳定绿地的基础上，运用生态学原理和技术，辅助以地带性植物群落的种类组成、结构特点和演替规律，以植物群落为绿化基本单元，科学而艺术地再现地带性群落特征的城市绿地。简单的解释就是在城市中植树造林、种草种花，把一定的空间覆盖或者是装点起来，这就是城市绿化。城市绿化是栽种植物以改善城市环境的活动。
随着车城市近几年的建设发展，作为城市空间重要组成部分的环境雕塑景观已逐步被人们所重视。由于整个城市存在于喧嚣嘈杂的外部环境中，很难体现城市独特的魅力以及创造出良好的绿化景观环境，因此雕塑的风格化以及形象化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在城市的绿化景观建设中，在考虑到自然景观要素中的植物配置，植物种类贫乏，后期维护管理不善等问题时，公众对外部雕塑景观的满意度较低，政府、景观设计师与居民的想法背道而驰。在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的新形式下，环境雕塑的审美要求在逐步的提高，对于景观环境的要求也在提高。在人们的城市生活水平以及整个城市的生态环境水平提高的情形下，加强对环境雕塑的建设与研究以提高景观建设水平，不仅仅有利于提高居民的生存环境，提高人们生活环境的整体活力，而且对于整个城市的生态绿化以及环境保护建设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
参考文献
1孟欣慧.室内植物景观设计调查研究[J].北方园艺，2007（8）
2符先明.剖析当今城市园林雕塑建设设计存在的问题[J].中外建筑，2005（2）
3宋丽华.雕塑、建筑小品在园林规划设计中的作用[J].林业科技情报，2002（3）
5广州雕塑公园[J].中国园林，2005（2）
城市环境的定义篇10
【关键词】城市水文地质；管理；应用
空间区位性是城市发展的一大特性，而其相应的地质环境条件具有空间分布特征的差异性。每个地区在城市中的地质环境适宜性存在较大的差别，各个地区地质环境条件对城市规划的适宜程度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指导信息主要取决于基础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与灾害地质等条件，这是基础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与灾害地质条件空间综合分析所得到的结果。然而，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大部分城市对地质环境资料的管理仍处于采用纸质文件与人工管理的状态，并且存在大量的地质环境资料丢失与管理松散的现象，导致在城市规划与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很难快速搜索到有关资料，给城市规划的有效规划，地质灾害防治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决策的快速制定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这种管理方式与现代城市化的发展进程极不适应，我们需要构建环境地质数据库，采用现代化、自动化与规范化的管理方式才能适应城市快速发展的要求。
鉴此，整理和制作一套适合城市发展的环境地质数据标准，构建反映城市主要环境地质条件的数据模型与数据结构，实现地质环境属性数据与空间数据的一体化管理[1]，则显得十分迫切，它能为城市某个地区地质环境综合信息的快速提取提供强大的后备数据支持，对城市发展的可持续化做出重大贡献，也符合疾速发展的先进的信息化文明的要求。本人就以当今几种地理数据模型和其在我国的适用、发展等方面谈一谈城市水文地质环境数据库的构建和作用。
1、面向对象的GiS数据模型——地理数据库
所有现存的GiS都是建立在表现事物如何在空间上定位的形式模型之上的。所谓形式模型是个抽象的并具有很好定义性的概念系统，它定义了我们用来描述和展示事物的术语。地理数据模型就是定义了用来描述和解释定位在地球上的事物的术语。它是所有GiS赖以建立的基础。数据模型是现实世界的某一部分的逻辑描述。GiS数据模型以数字的形式表达现实世界地理对象及其相互关系。数据建模的目的就是在计算机上抽象和表达现实世界。在过去的30多年中有各种不同的数据模型被采用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如CaD、影像、tin等。但是它们都是针对特定应用的。但是这些模型都在描述丰富的地理对象有一定的局限性，如要扩展为针对用户或相关领域的要素模型较为困难。之所以在GiS中采用对象数据模型，是因为它更接近现实世界，提供更大、更丰富的的客户群和扩展余地，从而更充分地采用现代软件工程开发出搞笑安全的的GiS应用程序。[2]
2、当今几种地理数据模型的介绍和比较
地理数据模型是运用一系列支持地图显示、查询、编辑和分析的数据对象对现实世界的抽象。我们熟知的地理数据模型有：计算机辅助设计、地理相关数据模型（Coverage）和地理数据库数据模型。计算机辅助设计（CaD）数据模型把地理数据二进制文件存贮，用点，线，面描述实体，图层和注记符号就是CaD对属性的主要表达方式，这些文件缺乏对事物属性的描述。因而，空间数据之间当然也不可能建立拓扑关系。Coverage数据模型（也被称作地理相关模型）源于1981年美国的环境系统研究协会公司（简称eSR]公司）推出了它的商业GiS软件——arcinfo。此模型比CaD数据模型有了较大的改进：首先它支持属性数据，将空间数据与属性数据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次，它存储了矢量数据的拓扑关系；因此Coverage数据模型提高了对地理空间信息和数据的表达能力和分析能力，也提高了数据录入的准确性。但其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它将空间数据和属性数据分开存储，再仅用点、线、多边形等几何元素描述空间实体，从而缺乏对空间实体或现象的显示定义及其基础关系的描述。而面向对象的地理数据模型，它是将空间对象的属性和行为结合起来的智能化地理数据模型。GiS数据集中的属性可以赋予自然行为，属性间的任何类型的关系都可以在这种地理数据模型中定义”。它采用一种现代化的、标准化的方式实现对象，每一个对象都定义成一个组件。允许用户在这些基本模型基础上扩展自己的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面向对象的数据模型与用户通常认识事物的观点及分类方法很接近，因此直观且简单实用。这种环境数据系统ooDBS的优势与传统的数据库相比，缩小了语义差距、减轻了“阻抗失配”问题、适应了非传统应用的需要等，体现出一定的优势。
3、我国水文地质环境数据库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成果
数据库技术是计算机科学中非常重要的分支，它可以在DBmS统一控制下为尽可能多的应用处理项目和用户服务。数据相对于应用程序有较大的独立性，应用程序尽可能地不依赖性，其物理结构和存贮介质的种类，并且容易实现数据的安全性、完整性、和并发性控制。全关系型空间数据库、对象一关系数据库、面向对象空间数据库和数据存取的中间件SDe是我国水文地质环境数据库的发展趋势。建国以来，我国高度重视地质调查工作，迄今为止，已积累了大量地质矿产调研成果和资料，如何综合研究、开发利用好这一资源，是当前国家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原地矿部曾在八十年代后期组织GiS技术的开发和应用工作。在推广应用GiS技术方面取得了迅猛突破，组织完成了一批门类齐全的基础数据库。各种数据基本按统一标准入库，包括了大量图形数据和多图层属性数据，并可以经过分析得出相互关联的图件及信息资料。吴信才教授领导研制的国产GiS软件——mapGiS，在地质调查工作中，建立了地质调查野外数据采集系统、矿床评价数据综合分析系统、矿产资源评价系统、数字地质图制作系统和地质调查工作综合管理系统。这些都为地质调查工作中取得的一批GiS应用成果打下基础。
城市水文地质环境数据库的构建作为城市地质环境数据库构建中的一个关键步骤，也是我国城市现代化建设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在城市水文地质结构和水文地质条件、地下水埋藏和分布规律、地下水水质和水量、补给和排泄、可利用程度的管理上，与城市有关的地震、活断层、滑坡、泥石流、洪水、地面沉降和水土流失的检测上，城市建筑材料、地热、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工业和生活垃圾的处理和地下水环境污染的规划上有不可估量的潜能。重视水文地质环境数据库的管理和应用，将对实现中共十六大所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以保护自然资源为基础，以激励经济发展为条件，以改善和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标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起到不容忽视的巨大推动作用，终将伴随我们走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