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投资优惠政策篇1
[关键词]税收政策；税收鼓励；税收优惠；国际经验；风险投资
一、国外科技税优惠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经验
（一）以公司所得税为主，其他税种为辅
从当前各国制定和实施的税收优惠政策来看，增值税具有中性作用，其倾向于国民收入调节，对社会资源配置调控效果较差；消费税主要用于调节社会特殊性消费品和物资，同时具有部分收入调节功能，调节对象比较固定、调控范围十分狭窄，其社会效应大于经济调节功能；个人所得税主要用于调节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其基本原则是“公平第一，统筹其他”；社会保障税主要用于保障性资金筹集和利用，具有专门性、叠加性和有偿性的特点，其很少参与社会资源和国民收入调节。同上述几种税种相比，企业所得税主要用于征收企业盈利税，其可以通过调节企业经营成本范围、方式和比例来控制税基大小，以对企业经营投资行为进行调节控制，在社会资源配置方面具有很强的调控作用。因此，企业所得税在政府制定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时往往使用比较频繁。从当前国外制定和实施的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来看，主要包含以下几类税种：减免税、进项税、折旧税、R&D投入税收减免、科研资金计提税收等，上述税收优惠主要通过企业所得税来实现。当然，刺激科技创新的税收政策也包含其中，主要以个税和增值税为主，其在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中往往居于辅、次要性的地位。
（二）高新技术产业税收鼓励政策多于税收优惠政策
根据西方税务管理理论，税收鼓励与税收优惠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税收优惠是指在特定社会发展时期实行的减免征政策，一般采取下调税率的方式来体现；税收鼓励主要针对影响税基的因素制定相应的调控政策，如减免投资税、扣除企业税基中R&D的费用、固定资产更新采购税减免、高新技术引进资金减免税等，以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更新和设备更换。相对来说，税收优惠作用效果更加直接，主要侧重于事后优惠和激励，如果企业没有达到预期研发效果，将无法获得相应的优惠待遇。税收鼓励一般在税前落实，具有事前性特点，可以让企业提前享受到优惠好处，指导性、目的性较强，鼓励手段十分多样化。但是，税收鼓励有十分严格的管理办法和苛刻的条件，如根据投资领域、规模、主体以及周期等制定鼓励方案，间接调控和引导企业经营投资行为。因此，西方发达国家使用税收鼓励手段比较多，而税收优惠往往作为税收鼓励的补充政策使用。
（三）根据科技研发规律和发展阶段，采取区别性对待，重点突出，目标清晰
科技研发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特别是在启动阶段，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十分需要国家税收减免政策、风投资金作为支持和保障。另外，在科技创新过程以及后期成果转化时，同样需要外部投资支持和补助。发达国家在制定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时，一般将R&D费用与其他费用区分开来，给予R&D费用较高的税收优惠和减免。在科技创新税收支持方面，国外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做法：（1）在当年应缴税费中扣除本年度研发经费税收比例；（2）采取递延减免方法，在未来三至五年内分步减免；（3）制定增额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研发经费超出上一年扣缴基数的部分，实行免征收政策，以鼓励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通过实行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可以激发企业创新积极性，强化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有效促进社会创新水平提高。
（四）充分发挥折旧“挡税板”的作用
国外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期限经过了多次调整，二战前最长期限为20年，目前已经下降到10年，折旧率为11%～12%。在这种情况下，折旧额往往会大于企业新增固定资产投资，从而能够有效提高企业进行技术、设备更新换代的积极性。许多国家为高新技术产业制定专门的固定资产折旧优惠政策，以缩短折旧期限，加快企业技术、设备更新步伐。
（五）鼓励高科技风险投资
为了扶持和壮大私人风险投资业，美国对风险企业进行了较大幅度优惠刺激，这类企业所得税率从1970年的49%下降到1980年的20%。这主要通过以下方式来实现：风险投资总额中的60%部分可免征所得税，剩余部分征收50%的所得税率。正是通过实施这个优惠鼓励政策，美国风险投资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飞速发展。1985年，法国颁布了85—695号法案，其中规定风险投资企业可以免缴持有非上市公司股票获得的收益所得税，免税额度最高达到收益额度的1/3。根据新加坡政府规定，风险投资5～10年内可以免征收所得税。1984年，新加坡政府规定，本国企业取得政府审批的科技创新项目，如果企业投资亏损，则可以从申请免除总收入中的一半所得税。
（六）针对高新技术人才制定税收优惠政策
高新技术企业核心竞争力在于人才，针对人力资本投资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是各国以税收优惠鼓励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重要手段。韩国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可以申请在所得税中扣除人才引进费用；对在韩国科研机构和企业工作的外籍技术性人才，可以享受五年所得税免除优惠政策。意大利规定企业雇佣的博士后、学士后（2年以上）可以享受额度为1500万～6000万里拉工资税免除优惠，企业委托培养的博士后，可以申请政府财政资金解决60%的奖学金。1995年，法国政府划定了可以享受人才津贴的地区，凡是R&D研发人员都可以享受完全免税政策。
二、我国税收科技优惠政策存在的问题
（一）对高新技术产业支持力不足
1．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目标不清晰，缺乏针对性和系统性。作为专项税收优惠政策，科技税收政策要有明确的目标，而不是简单囊括和罗列。从当前我国实施的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政策来看，存在实施目标不清晰的问题。例如，对于哪些科技项目和企业能够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缺乏明确规定和指引，在高新技术产业立项、理论应用与研究、科研经费投入以及人才引进等方面，没有制定清晰可行的操作办法。此外，一些税收优惠政策缺乏科学性和实用性，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2．科技税收优惠政策单一。从现行税收优惠政策看，直接优惠方式主要包含税率式与税额式优惠两种，间接式税基式优惠主要包含加速折旧、投资减免、税前列支等几种。直接优惠手段激励效果明显、公平公正，但对优惠对象有很大的局限性，主要适用于对通过技术创新和研发获取经营收益的企业，正在研究尚未取得研究成果的企业无法申请任何优惠，这对于传统工业基地升级改造、产业转型是不利的。税基式优惠是一种事前优惠方法，可以引导企业加大科技创新投入，能够将政府支持科技创新意志准确传达出来。目前，我国在研发经费减免、固定资产折旧、延长纳税周期等方面没有制定具体的优惠政策，这对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和投入激励不足。
（二）税制设计与科技发展趋势脱节
1．我国实行的增值税对高新技术企业产生较大成本压力。随着科技要素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国内外市场竞争不断加剧，我国企业开始加快自主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改造步伐，现行增值税逐渐与市场经济发展脱节。“生产型”增值税下，企业固定资产购置成本同样需要交纳增值税费，这意味着企业面临越来越严重的重复纳税问题。这种增值税不仅增加企业经营成本，打击企业在科技创新、科研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投入的积极性，而且不利于企业经营方式转型和经营效益的提高，进而对整个社会技术创新产生不利影响。现行以销售收入作为税基的税收征收办法，对企业经营产生巨大成本压力。根据“生产型”增值税制，高新技术产品研发出来后，要立即缴纳销售增值税，而高新技术产品销售与普通产品有较大区别，它需要额外进行存货发出、设备调试、系统升级、技术测试甚至调换设备零配件等多个环节，销售收入回款较慢，短则几个月，长则一两年。但根据现行增值税管理办法，货物出厂就意味着销售确认，企业不仅要垫付科技研发成本，还要预支产品销售税费，不利于企业科研工作可持续发展。2．高新技术企业税前列支不合理，名义利润与实际利润相差悬殊。高新技术研发活动具有投资大、风险大的特点。根据现行企业所得税管理制度，只有it企业员工薪酬可以享受免税优惠，其他高新技术企业员工薪酬则需要纳税，这种对员工工资、无形资本以及固定资产实行统一列支的税收制度，无形中加剧了高新技术企业税负压力，导致企业经营效益下降，不利于调动企业科技创新积极性。
三、国外经验对我国制定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启示
（一）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
首先，要将企业购置固定资产额度纳入增值税抵扣范围内，提高企业进行技术改造、设备更新的积极性。其次，要针对企业引入科技成果给予相应的增值税减免优惠，以刺激企业技术改造积极性。对增值税率超过60%的高新技术产品，可以适当降低税率，减轻企业税负成本。
（二）加大高新技术研发支持力度
科技创新活动具有资金投入大、风险高的特点，整个过程都需要外部支持。科技创新投入水平高低对一国科技实力有很大的影响，而通过实施科技创新优惠政策有利于建立正常的科技创新机制。因此，要针对高新技术研发实施更有激励性的扶持和优惠政策，扩大税收优惠政策覆盖范围，放宽税后优惠政策管制门槛，确保只要真正参与科技创新活动的企业，都可以享受一定的优惠补助。
（三）提高科技税收优惠政策激励效果
为了提高高新技术企业科研积极性，引导更多社会资金进入相关领域，现行税法规定可以免除企业50%的研发费用税率，但能够享受这个优惠的企业只局限于保持盈利状态、科研投入增长率超过10%的国有、集体性质企业，且其中50%的超额扣除不应超过其所得税额度。这个优惠政策将非盈利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排除在外，违背了税法公平公正原则，也对高新技术产业科研活动产生一定的误导，如只关心科技成果转化，不注重科研投入和技术创新，影响了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激励效果。笔者认为，有必要修改和调整“盈利企业”“投入比例”门槛，最好取消盈利性限制条件，如果企业出现亏损导致无法抵扣规定扣除额度的，可顺延到以后经营年度执行。鼓励和刺激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必须要加大事前研发支持，除了免于R&D费用税费外，还可以考虑将中试产品、加速设备折旧等纳入免税范围内。对于应用型科研项目，要坚持事后鼓励为主的策略，根据收益大小确定税收优惠比例，以企业所得税减免为主要方式。
（四）鼓励高科技外资风险投资
由于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管理制度十分严格，同时没有完整的退出机制，限制了外资风险投资规模。目前，我国风险投资正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国家政策给予大力支持。为保证税收优惠政策达到预期目标，要适当扩大税基式减免政策适用范围，可以从以下方面着手：（1）将创新创业投资企业纳入高新技术税收优惠政策覆盖范围内，通过提高风险准备金计提比例、延长纳税期等方式控制投资风险，以拓宽创新资金来源；（2）免征收创新、创业投资项目取得的收益所得税，对创新、创业公司股本交易免征收所得税，只缴纳印花税，高新技术产品流通过程中免征收增值税；（3）将企业购买高新技术企业股份的行为纳入科技研发投入优惠范围内。
（五）对高新技术企业实行加速折旧制度
科研活动需要投入大量设备仪器，固定资产更新周期较短，为鼓励和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要对高新技术研发所需的固定资产实行税收优惠政策，通过给予加速折旧、简化审批流程等方式，最大程度降低企业税费成本，提高企业进行技术更新、设备更换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企业科技创新实力。
（六）科技税收优惠要从对“物”的优惠为主转向对“物”与“人”的优惠相结合
固定资产投资优惠政策篇2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税务筹划;成本费用
1合理利用企业的组织形式开展税务筹划
企业所得税法合并后,遵循国际惯例将企业所得税以法人作为界定纳税人的标准,原内资企业所得税独立核算的标准不再适用,同时规定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分支机构应汇总到总机构统一纳税。不同的组织形式分别使用独立纳税和汇总纳税,会对总机构的税收负担产生影响。企业可以利用新的规定,通过选择分支机构的组织形式进行有效的税务筹划。
企业从组织形式上有子公司和分公司两种选择。其中,子公司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能够承担民事法律责任与义务的实体;而分公司是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需要由总公司承担法律责任与义务的实体。
企业采取何种组织形式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分支机构盈亏、分支机构是否享受优惠税率等。选择方案具体见表1。
表1分支机构组织形式选择方案
第一种情况:预计适用优惠税率的分支机构盈利,选择子公司形式,单独纳税。
第二种情况:预计适用非优惠税率的分支机构盈利,选择分公司形式,汇总到总公司纳税,以弥补总公司或其他分公司的亏损;即使下属公司均盈利,此时汇总纳税虽无节税效应,但可降低企业的办税成本,提高管理效率。
第三种情况:预计适用非优惠税率的分支机构亏损,选择分公司形式,汇总纳税可以用其他分公司或总公司利润弥补亏损。
第四种情况:预计适用优惠税率的分支机构亏损,这种情况下就要考虑分支机构扭亏的能力,若短期内可以扭亏宜采用子公司形式,否则宜采用分公司形式,这与企业经营策划有紧密关联。不过总体来说,如果下属公司所在地税率较低,则宜设立子公司,享受当地的低税率。
如果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子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在设立所在国被视为居民纳税人,通常要承担与该国其他居民公司一样的全面纳税义务。但子公司在所在国比分公司享受更多的税务优惠,一般可以享有东道国给予其居民公司同等的税务优惠待遇。如果东道国适用税率低于居住国时,子公司的积累利润还可以得到递延纳税的好处。而分公司不是独立的法人实体,在设立所在国被视为非居民纳税人,所发生的利润与总公司合并纳税。但我国企业所得税法不允许境内外机构的盈亏相互弥补,因此,在经营期间若发生分公司经营亏损,分公司的亏损也无法冲减总公司利润。
2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开展税务筹划,选择投资地区与行业
开展税务筹划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投资于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行业享受不同的税收优惠政策。目前,企业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形成了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兼顾社会进步的新的税收优惠格局。区域税收优惠只保留了西部大开发税收优惠政策,其它区域优惠政策已取消。产业税收优惠政策主要体现在:促进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鼓励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农业发展及环境保护与节能等方面。
因此,企业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开展税收筹划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低税率及减计收入优惠政策
低税率及减计收入优惠政策主要包括: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优惠税率;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收入总额减计10%。税法对小型微利企业在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和资产总额等方面进行了界定。
利用低税率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为企业提供降低税率、减少纳税环节、优化税负环境而服务。企业可通过设置符合条件的子公司,将企业销售业务适当集中,从而达到节税目的。
2.2产业投资的税收优惠
产业投资的税收优惠主要包括:对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所得税;对农林牧渔业给予免税;对国家重点扶持基础设施投资享受三免三减半税收优惠;对环保、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从企业当年应纳税额中抵免。
企业纳税筹划的重点也应随着税收优惠政策的调整而转移到产业发展战略和企业性质上来,将投资重点放到高新技术领域、农林牧渔业项目、国家重点扶持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以及符合条件的环保节能项目等领域,节约税收支出,提高净收益。
2.3就业安置的优惠政策
就业安置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企业安置残疾人员所支付的工资加计100%扣除,安置特定人员(如下岗、待业、专业人员等)就业支付的工资也给予一定的加计扣除。
企业只要录用下岗员工、残疾人士等都可享受加计扣除的税收优惠。企业可以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分析哪些岗位适合安置国家鼓励就业的人员,筹划录用上述人员与录用一般人员在工薪成本、培训成本、劳动生产率等方面的差异,在不影响企业效率的基础上尽可能录用可以享受优惠的特定人员。
3利用折旧方法开展税务筹划
企业所得税法对固定资产界定、计提范围、折旧方法及残值率等都作出了新的规定,主要包括:取消了对固定资产单位价值量的规定,仅以12个月作为判断的主要标准;取消了固定资产净残值率下限规定,仅明确固定资产净残值率一经确定,不得变更;折旧方法采用直线法(包括平均年限法、工作量法),特殊情况下可以采用加速折旧法(包括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企业在固定资产折旧额的具体计算过程中,可以通过选择固定资产的计提范围,延长或缩短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和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法等达到节税目的。
缩短折旧年限有利于加速成本收回,可以把后期成本费用前移,从而使前期会计利润发生后移。在税率稳定的前提下,所得税的递延缴纳相当于取得了一笔无息贷款。另外,当企业享受“三免三减半”的优惠政策时,延长折旧期限把后期利润尽量安排在优惠期内,也可进行税务筹划,减轻企业税负。最常用的折旧方法有直线法、工作量法、年数总和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等。运用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出来的折旧额在量上不一致,分摊各期的成本也存在差异,影响各期营业成本和利润。这一差异为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能。
企业在选择折旧方法时应尽量使本期成本最大化。在税率稳定时,尽量使用符合税法要求允许使用双倍余额递减法、年数总和法折旧方法的固定资产,以使企业前期会计利润发生后移,使所得税缴纳延迟,从而节约财务利息。不同折旧方法的比较见表2。
表2不同折旧方法及筹划选择比较
4利用存货计价方法开展税务筹划
固定资产投资优惠政策篇3
［关键词］固定资产 折旧 税收筹划
一、税收筹划的基本方法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现行税制的条件下，在应税事实发生前，通过充分利用税收法规所提供的包括减免税在内的一切优惠政策，合理安排自己的投资、融资及经营管理、企业清算等环节的经营管理活动，在合法的前提下来达到实现税后利益最大化目标的涉税行为。因此，税收筹划的目标是使税后利润最大化。一项有效的税收筹划可以减少筹划期间的税额。
税收筹划方案之所以能够带来税收负担的减少，其内容不外乎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技术面的因素，即从理财理论出发，对应税所得和费用扣除进行时机选择，从而获得货币的时间价值；二是政策面的因素，即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如税收的减免政策，从而减轻税收负担。
（一）技术方法
从理财角度来看，税收筹划在选择所得和费用的确认时机时有四种常规的方法，从基于货币时间价值的角度来看，一是推迟确认所得，二是提前确认费用扣除；从基于边际税率的考虑来讲，一是将所得转至预计边际税率最低的年度，二是将费用扣除转至预计边际税率最高的年度。
（二）政策因素
税收政策因素，主要指税收的减免税等条款，比如所得税的“减二免三”优惠、福利企业的增值税优惠等等，纳税人如果能充分利用税收优惠条款，就可享受节税效益。因此，用好、用足税收优惠政策本身，也是一个税收筹划的过程。
在选择税收优惠作为税收筹划的突破口时，人们往往注意到的是一些比较明显的或显性的优惠措施，因此税收筹划方案也比较注重在显性税收优惠政策的利用上进行筹划技术的选择。但是，税收筹划是一个系统工程，在规划方案时如果只注意显性优惠，由此而得到的方案是不全面。比如，通过折旧方法的选择进行所得税筹划。
二、固定资产折旧的税收筹划
（一）固定资产折旧的税盾效应
固定资产在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价值计量，传统上都是以历史成本或原始价值为基础，在使用期间逐步转移到产品中去，是企业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固定资产价值的一经确定，改变的弹性很小，因此，纳税人想通过加大固定资产价值来增加产品成本就很难实现。而固定资产逐步转移到产品中的价值即折旧，就成为纳税人进行固定资产税收筹划首先考虑的问题。
折旧作为固定资产在生产使用过程中的价值转移，可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予以扣除，因此它有着“税收挡板”或“税盾”（taxationShield）的作用，因为每个纳税期的折旧额的大小，会影响企业当期的应纳税额，从而影响企业的所得税税负。
税法赋予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方法和折旧年限的选择权。对于折旧年限，除因特殊原因需要缩短折旧年限的，一般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税法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纳税人希望通过缩短折旧年限的方式，来加快固定资产成本的回收，使企业成本费用前移，前期利润后移，从而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在实际操作中就有相当的难度。那么纳税人就只能着眼于由于折旧方法的不同，而带来的折旧额分摊在不同生产期间的成本数量上的不一致，进而使各期的成本和利润出现差异，利用这一差异进行税收筹划。
（二）折旧方法的选择
对折旧方法的选择，实际上也就是对企业费用确认时间的技术选择问题。
虽然，从账面上看，在固定资产价值一定的情况下，无论企业采用何种折旧方法，计算提取的折旧总额都是一致的，因此折旧总额对成本和企业利润的影响，在整个固定资产使用期间是相同。但是，由于资金受时间价值因素的影响，企业就会因为选择的折旧方法不同，而获得不同的资金时间价值收益和承担不同的税负水平。
按现行制度规定，企业常用的折旧方法有直线法（包括平均年限法和工作量法）和加速折旧法（包括双倍余额递减法和年数总和法）。由于运用不同的折旧方法计算出的各期折旧额在量上不一致，分摊到对应期间生产成本中去的固定资产成本会存在差异。因此，折旧的计算和提取必然关系到各期生产成本的大小，直接影响企业的各期利润水平，最终影响企业的税负轻重。
这样一来，企业在比较各种不同的折旧方法所带来的税收收益时，就需要采用动态的方法来分析，先将企业在折旧年限内计算提取的折旧按当时资本市场的利率进行贴现后，计算出各种折旧方法下在规定折旧年限内计算提取的折旧费用的现值总和及税收抵税额现值总和，再比较各种折旧方法下的折旧现值总和及税收抵税额现值总和，在不违背税法的前提下，选择能给企业带来最大税收抵税现值的折旧方法来计提固定资产折旧。
此外，边际税率的变化，也会对成本费用及利润的确定带来影响。所以，对于享受所得税优惠的企业而言，在进行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时，不只要考虑折旧方法不同所带来的资金时间价值的影响，同时还要考虑优惠期间及期满后的所得税税率变化所带来的所得税税负影响。
一般认为，选择加速折旧法可以使企业获得延期纳税的好处，相当于企业在初始年份内获得了一笔无息贷款，而且加速折旧法的这种抵税作用在通货膨胀环境下的作用更加显著。因为，按现行制度规定，我国对企业拥有的资产实行以历史成本记账原则。这样，如果存在通货膨胀，则企业按历史成本收回的实际购买力已大大贬值，无法按现行的市价进行固定资产简单再生产的重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既可以便企业加快投资的回收速度，并在抑制未来的不确定性风险的同时，持补偿的折旧基金投入企业再增值过程，以创造更多的财富；又可以使企业的折旧速度加快，有利于前期的折旧成本获得更多的税收挡避额，从而取得延迟纳税的效应，为企业增加投资效益（延续纳税额与延缓期间企业投资收益率的乘积）。
但是，对于加速折旧法的使用，普遍的税收筹划观点认为，如果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特别是在享受所得税的“免二减三”优惠时，就不宜采用加速折旧法。其理由是：采用加速折旧法，会使企业在营利前期享受所得税减免时，固定资产折旧速度快，使企业可作为利润的部分作为了费用，而没能使这部分利润享受减免税的优惠，加重了所得税税负。并且，该筹划思路对折旧的抵税额折现总值进行比较分析，也由于在优惠期内没有加速折旧额没有完全享受高边际税率的抵税效益，从而使得整个经营期间，加速折旧法的抵税额现值低于直线法的抵税额现值，从而得出加速折旧法不适于享受所得税减免优惠企业的结论。
实际上，这个筹划方案就不是一个全面的筹划方案，它没有全面考虑所得税的优惠政策，特别是一个隐性的优惠政策：弥补亏损的政策规定。
（三）享受所得税减免优惠政策时，企业折旧方法选择实例分析
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和《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纳税人发生年度亏损的，可以用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弥补；下一纳税年度的所得不足弥补的，可以逐年延续弥补，但是延续弥补期最长不得超过五年。考虑此项政策规定，结合从企业的开始盈利年度起享受所得税“免二减三”优惠的政策，此时，企业固定资产折旧方法选择加速折旧法，会大大优于直线法的。
例如某企业生产经营期10年，预计固定资产投资100万元，其使用年限为10年，折旧年限为5年。适用所得税税率为30%，享受所得税“免二减三”优惠，其优惠年度计算从开始盈利年度起。预计该企业在生产经营期间不考虑固定资产折旧的利润额为：
单位：万元
经营年份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第八年第九年第十年
利润额-1030507080120150601010
企业分别采取直线法和双倍余额递减法折旧，对企业利润及所得税带来的影响如下表（为计算方便，不考虑净残值的影响）：
单位：万元
年份直线法双倍余额递减法
年折旧额应纳税所得额应纳所得税税后利润年折旧额应纳税所得额应纳所得税税后利润
120-300-3040-500-50
220-200024-440-44
3201001014.4-8.40-8.4
4205005010.850.8050.8
5206095110.869.2069.2
612018102 12018102
715022.5127.5 15022.5127.5
8601842 60951
91037 1037
101037 1037
合计100 73.5396.5100 55.5406.1
由上表可以看出，采用加速折旧法（双倍余额递减法）计算折旧，在企业整个生产经营期内，所缴纳的所得税绝对值比在直线法下减少18万元，税后利润增加9.6万元。在固定资产折旧年限内，在加速折旧法下少缴所得税9万元，税后利润增加9万元。
考虑资金的时间价值，假定折现率为6%，那么上述不同折旧方法所带来的所得税及税后利润影响：
单位：万元
年份折现系数直线法双倍余额递减法
应纳所得税税后利润应纳所得税税后利润
10.9430000
20.8990000
30.8408.400
40.792039.6040.2336
50.7476.72338.097051.6924
60.70512.6971.9112.6971.91
70.66514.962584.787514.962584.7875
80.62711.28626.3345.64331.977
90.5921.7764.1441.7764.144
100.5581.6743.9061.6743.906
合计49.1115277.17936.7455288.6505
可见，在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的条件下，加速折旧法与直线法相比，在十年生产经营期内，少缴纳所得税12.366万元，税后利润增加11.4715万元。
固定资产投资优惠政策篇4
(一)税收减免
各国政府对有助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项目，大多给予相应的税收减免优惠。
日本政府为实现科技振兴，实行了对实验研究费给予税额扣除、向海外出售技术等海外收入给予特别扣除等政策。《促进基础技术开发税制》中规定，在对增加实验研究经费给予减免的基础上，对部分高新技术领域的技术开发用资产再按购入价的7％免征所得税税金(最高限额为法人税的15％)。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日本每年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减免税支出达1000亿日元，极大地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发展。
美国在1981年通过的《经济复兴税法》中规定，纳税人可将发生的与贸易或商业活动有关的研究或实验支出直接作为可扣除费用予以抵扣，而不作为资本性支出。凡是当年研究与开发支出超过前三年的研究与发展支出平均值的，其增加部分给予25％的税收抵免(1986年将25％的税收抵免减至20％)，该项抵免可以向前结转三年，向后结转十五年。企业向高等院校和以研究工作为目的的非盈利机构捐赠的科研新仪器、设备等，可作为慈善捐赠支出，在计税时予以扣除。
新加坡税法规定，对带来“先进工艺”的高新技术外国公司投资设厂，可享有减免盈利33％的税收优惠，减免期为5-10年。印度为鼓励科技信息产业的发展，自1981年开始对在“自由贸易区”生产电子出口产品的企业取得的利润和所得，实行连续五年免税的政策。同时对在“自由贸易区”内软件产品全部出口的企业，外资控股的程度可达75％-100％。这些措施吸纳了大量资金，极大地推动了印度科技信息产业的迅猛发展。
(二)费用扣除
这一方式是允许企业将用于科研、试验及资源开发的投资，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作为费用扣除，以减少应纳所得税。
加拿大政府对企业研究开发的经常性费用和资本性费用，以及在境内发生的费用和在境外发生的经常性费用，允许在发生当年作一次性扣除，对境外发生的资本性费用，则按资本折旧规定分期摊提。同时，对研发费用的20％可从应纳税所得额中另行抵免。对由本国人控股的私营公司研发费用未超过200万加元的部分，抵免率可提高至35％，其优惠当年不足抵免的部分允许向前结转三年，向后结转10年。同时，各地方政府对高科技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还都规定有各具特色的抵免措施。
美国对于企业的研究开发费用按两种不同的方法进行扣除。一是资本化，即采取类似于折旧的方法逐年扣除，扣除年限一般不短于五年；二是在研究开发费用发生的当年做一次性扣除，若企业当年没有盈利或没有应纳税所得额，则允许减免额的该项费用扣除可向前追溯三年，向后结转七年，其中费用扣除最长可顺延十五年。
澳大利亚政府对专门用于科研的建筑和设备的费用，可以按照不少于三年的时间扣除；对居民公司每年在澳大利亚使用的科研开发费用超过五万澳元的部分，可以准予升值按照150％进行扣除。这一政策适用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使用早期科研成果和经验实施试验性开发、创新或者改进原材料、设计、产品、劳动条件、工序流程所发生的费用。澳大利亚还规定，企业研究与发展投资的60％可以得到政府的补偿。
英国税法规定，企业用于科技开发的收入性支出，视为一般营业性支出，可从税前的营业收入中扣除，向政府认定的科研机构(包括大学、科研院所等)支付的，与企业经营活动有关的研究费用可在税前扣除。
(三)投资税收抵免
即对购进生产性固定资产设备的企业，允许其在税前扣除设备价款一定比例的金额，以减轻其税负。这种抵免有利于鼓励企业更新固定资产和进行技术改造。
美国税法规定，企业用于技术更新改造的设备投资，可按其投资额的伯％抵免当年应缴的所得税。凡是企业科研发展费用超过前三年平均值的，可按超过部分的25％抵免当年的应纳税额(同时规定最高限额为法人税的10％)。凡购买新的资本设备，如法定使用年限在五年以上，其购入价格的10％可直接抵扣当年的应缴所得税额：如法定使用年限为三年，抵免额为购入价格的6％；某些购入的旧设备，也可获得程度不同的税收抵免。对企业的研究与发展投资，可按20％的投资额抵免当年的应缴所得税。1999年年底，美国国会通过了《R&D减税修正法案》，鼓励企业加大对科技的投入，政府将视其投入的情况给予一定的免税额，该免税的额度取决于企业实际的R&D支出，并允许企业在日后一定时间内逐步实现其过去未能使用和尚未用完的免税R&D额度。
日本政府规定，企业的研发费用可选择资本化即按照递延资产处理，亦可选择当期全额扣除。另外，对于符合条件的费用还可按规定直接抵免应纳税额。如为促进基础技术的研究，对用于基础技术研究的折旧资产，按当年该项支出的5％从应纳税额中抵免：又如为鼓励中小企业加大科技投入的力度，规定中小企业的研发支出可按当年支出全额的6％抵免。
新加坡税法规定，对从事研究开发的高科技公司，可享受固定资产投资的50％从企业应纳税所得额中抵免的优惠政策。韩国税法规定对企业研究实验用的设备投资金额，按5％(进口产品)或10％(本国产品)给予税收免，西班牙则对公司投资于研究与开发方面的无形资产按15％，固定资产按30％给予税收抵免。
(四)加速折旧
这一方式是在固定资产使用年限期满前提是更新资金，使企业享受到延期纳税的优惠，相当于从政府手中获得了一笔无息贷款，保证企业短期内获得较多的重置更新固定资产的资金，提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带动经济的稳定增长。当前，发达国家普遍允许企业采用加速折旧的方法。发达国家企业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目前只有十年左右，年折旧率为11％-12％，从而使折旧金额常常超过企业所增资本额，对于企业更新设备和采用新技术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对高新技术产业，为适应其飞速发展和应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许多国家对若干产业和用于研究开发的固定资产实施特殊的折旧政策，进一步缩短折旧期，提高折旧率，以促进设备更新的加快。
美国早在1954年颁布的《财税法》中，就规定企业可以采用双倍余额法以及年限合计法等加速折旧的方法。二十世纪七十和八十年代，美国政府两次缩短了固定资产的法定使用年限，固定资产的类别减少到五类，将汽车、科研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缩短至三年，机器设备缩短至五年，这些措施的直接效果就是使固定资产的折旧速度进一步加快。另外，美国政府还将加速折旧作为政府对私人高新技术企业实行巨额补贴的一种有效方法，以此来促进对高新技术产业的
投资。目前，美国每年的投资中，折旧提成的比重高达60％-90％。
日本政府规定，对属于国家重点产业部门或行业所引进、购买的技术设备，第一年可折旧其价值的50％，从利润总额中予以扣除，形成企业内部积累：对技术先进的机器设备和风险较大企业的主要技术设备，实行短期特别折旧制度。此外，对在科技开发区内投资总额超过十亿日元的高科技公司，其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新固定资产，除可进行正常折旧外，在第一年可根据购置成本按规定的特别折旧率实行特别折旧，对于某些特定的产业与项目加提的特别折旧率，最高可达正常折旧的55％。
澳大利亚税法规定，专供研究开发活动使用的厂房和设备支出，可每年按50％的比例分三年予以扣除(即三年可扣除成本的150％)。德国税法则规定，对企业购置的用于研究与开发的固定资产除每年正常计提折旧以外，在资产取得的当年及以后的四年内，每年可追加计提40％的折旧额。
除上述税收优惠政策外，还有许多国家的税法规定企业要按销售额或收入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科研开发准备金，在实行增值税的国家中，国外大都实施消费型增值税，这种课税办法有利于提升本国高科技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二、国外科技税收优惠政策的运用对我国的启示
(一)完善、健全与高新技术产业有关的税收法律体系
加快有关科技税收方面的立法步伐，提高科技税收法律的权威性，并创造条件尽快对科技税收优惠实施单独立法。我国目前现行科技税收法律的层次较低，权威性差，难以发挥税收的调节作用。因此应对一些已经相对成熟的条例、法规通过必要的程序使之上升到法律层次，既有利于克服由于经常修改而造成税法不够稳定的缺陷，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有关科技税收的法律效力。另外从长远角度考虑，国家应制订完善促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全面性的法律《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本法》，并根据这一法律的要求，对科技税收政策实施单独立法，在法律中明确规定优惠的目标、原则、方式及其具体措施、范围、审批程序等内容，消除现行法规之间矛盾、重复、庞杂与混乱的弊端，加强科技税收优惠的规范性、透明性和整体性。另外，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应赋予地方一定限度的税收立法权，使科技税收优惠政策与中央和地方的发展战略紧密结合，中央可以集中对基础科学、国家重点技术开发及主导性产业给予税收支持：地方则对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效益较为明显的技术开发项目予以扶持。
(二)科技税收政策应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全过程给予系统完整的扶持
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具有高投入、高风险和高回报的特点，因此科技税收的优惠重点应放在补偿和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风险方面，将目前主要对高新技术产品生产与销售环节给予税收优惠，逐步转化为对科研技术开发补偿与中间试验阶段给予税收优惠，以增强科技税收政策的一体化效应。具体而言，应根据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扩大研究开发经费超额扣除政策的优惠范围，取消现行政策中“国有、集体工业企业”及“盈利企业”和“超额扣除以应纳税所得额为限”的不合理规定，规定只要研究开发费用超过上年10％以上的企业，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都可享受150％的税前扣除优惠。受惠企业因当年亏损或盈利部分不足以抵扣规定扣除额的，可在一定的年限内结转使用，从政策上鼓励企业加大对研究开发的投资力度。
(三)调整完善现行的科技税收制度，适应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客观需要
1 增值税方面的完善。生产型增值税对高新技术产业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人所共知的事实，最终向消费型增值税过渡是增值税改革的目标与方向。但是当前限于客观条件还不够成熟，在增值税尚未实施全面转型之前，建议在增值税条例中增加特定扣除项目的条款，对高新技术企业购进的用于科技开发、研制与试验的固定资产所含进项税金允许分期分批实施抵扣。鼓励企业更新设备，采用先进技术。同时应根据经济形势的不断发展变化，考虑扩大增值税的征收范围，将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交通运输、服务业等行业纳入增值税征收范围。作为实施此项政策的过渡措施，目前可对企业购入和自行开发的科技成果费用中所含的税款，比照免税农产品与交通运输费的有关规定，按照一定的比例计算扣除进项税额，以减轻高科技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
固定资产投资优惠政策篇5
【关键词】：自主创新；税收优惠；政策分析
中图分类号：F81文献标识码：B
一、自主创新的内涵
自主创新是指通过研究与开发，创造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它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原始创新是指通过完全自主的研究与开发，创造出从未有过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集成创新是指通过对已有的技术的集成(组合)，创造出一种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模仿创新是指在对引进技术进行消化吸收的基础上进行二次创新，创造出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果。技术创新成功的标志是技术创新成果的商业化实现。
技术创新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更需要一定的技术基础。三种不同类型的技术创新形式，适宜于具有不同经济基础和技术基础的创新主体。一般地说，与技术基础与目标技术的差距愈大，实现原始创新的难度愈大，所需要投入资金愈大，而获得引进技术相对容易(因技术输出阻力小)，进而实现模仿创新的可能性愈大，资金投入量也较小。因此，对科技政策的制定者来说，必须对其所辖地区总体技术水平有一个准确把握，明确创新激励导向，以制定合理的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具体要做到以下两个方面：
1.合理选择技术创新策略
企业技术创新策略的选择必须符合企业实际。技术创新通常有率先型策略、追随型策略、吸纳型策略、合作型策略、创新孵化型策略、能力移植型策略、产业协作型策略等。以上不同类型的策略对原始创新、集成创新、模仿创新三种自主创新类型的适用程度也是不尽相同的。
2.重视技术扩散的效用
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企业的技术进步绝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的关联就是技术扩散。社会总体技术进步必须依靠技术扩散。技术扩散是技术的传播过程，是创新技术采用者通过各种途径从扩散源处获得创新技术，同时获得技术能量补充，然后通过消化吸收进而再创新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创新技术的采用都会获得技术进步，技术扩散面愈广，社会总体技术进步程度愈高。因此，技术扩散必定促使社会总体技术进步。
二、加强对自主创新税收政策研究的必要性
税收政策是指税收国为实现一定的社会、政治或经济目的，通过制定倾斜性的税收政策法规来豁免或减少经济行为或经济结果的税收负担措施。
当前，世界呈多极化发展的新格局，世界各国都不断谋求在高技术、尤其在高端产业方面的领先优势。高新技术产业已成为这些国家带动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而运用税收经济杠杆调整产业，促进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创新，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谋求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已成为各国共识。
三、我国运用税收政策激励自主创新的现状及问题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一直高度重视自主创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针对自主创新中的实际问题，制定了一系列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政策，对推动高科技产业化，特别是外资和民营企业的科技创新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纵观整体税制结构和我国自主创新税收政策，依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制订的立法层次不高
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在各种税的税法、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中的规定都不是很多，且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更多是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依据经济的发展状况和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变化以通知、规定等形式下达的，缺乏系统性、完整性。况且，这种通知、规定由于不能广泛、有效的进行宣传，而有些税收政策的条款规定过于简单，弹性甚大，给税收政策的操作实施带来一定的难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效用的发挥。
2.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方式欠科学
（1）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单一
目前，我国激励自主创新能力的税收政策主要是采用税收直接减免，优惠方式单一。税收直接减免固然有操作简便，易为纳税双方把握等优点，但它属于短期行为，对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缺乏有效持续的激励。况且，税收直接减免作为一种投资后的鼓励，引导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效用不显著，且容易引发税收流失。
（2）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力度偏小，且有失公平
尤其是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促进企业科技创新和高科技产业方面支持力度不够。例如，我国为了鼓励企业加强研发活动，对盈利的工业企业当年发生的技术开发费比上年实际发生数增长达到10%(含)以上，其当年实际发生的费用除按规定据实在税前扣除外，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后，可再按其实际发生额的50%直接抵扣当年应税所得额。我们认为，为了鼓励企业加大科技投入，规定研究开发费用的增长幅度是必要的，也符合多数国家的做法。然而，这种优惠只限于盈利在一定规模的企业，大大缩小了优惠范围，对于非盈利企业或盈利但研究开发费用的增长未比上年超过10%的企业，显然是有失公平，容易引发人们误解为税收歧视，并可能会导致其陷入“亏损─不能得到税收优惠─缺乏资金投入、技术投入─亏损加剧”的恶性循环。
（3）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对象针对性不强
按照现行税法的规定，激励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是以企业为主而不是以具体的项目为对象。这种税收优惠规定使得一些企业的非技术性收入也享受了税收优惠待遇，造成税收优惠泛滥，而且使得一些经济主体的有利于技术进步的项目或行为不能享受到税收优惠，造成税收优惠政策缺位，最终降低了税收优惠政策的效应。
3.现行增值税制中的税额抵扣不彻底
我国现行的增值税制，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高新技术产业比一般加工产业的资本有机构成高，其无形资产和开发过程中的智力投入占高新技术产品成本的绝大部份，但这些投入，以及购进固定资产所含税款不能抵扣，这就导致了高新技术企业税收负担偏重。显然，这种生产型增值税不利于高新技术企业适时进行固定资产更新改造，妨碍企业技术装备进步。更重要的是，它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高新技术产品的重复征税。况且，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时，不能实行彻底退税，从而削弱了我国高新技术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挫伤企业技术创新投入的积极性。
4.现行企业所得税制存在功能缺陷
现行企业所得税制都实行33%的比例税率(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率为30%，地方所得税税率3%)，但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税收优惠条款多，实际执行差异甚大，造成内外资企业所得税负不尽公平合理。例如，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至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但对新办内资高科技企业，自投产之日起，只能二年内减免企业所得税。事实上，许多高科技企业是难以享受到这项税收优惠。因为高科技项目从研究开发、批量生产，到开辟市场，其周期一般较长，大多要超过二年。另一方面，我国执行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也存在着一定的功能缺陷。具体表现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经济特区，区内企业和区外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不尽相同，其弊病越来越为明显。在区内有些企业，并不是高新技术企业但也能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而某些区外的高新技术企业却不能享受到税收优惠政策支持。
5.需要税收政策扶持的领域存在着政策真空
（1）税收政策设计没有考虑到高新技术产业的研发风险
高新技术产业的特点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然而，在税收政策设计上却忽略了其风险性。事实上，高新技术产业在自主创新中面临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开发风险和技术流失风险等，而目前我国的税收政策只是对企业技术开发的新产品所带来的利润予以一定的税收减免，对企业用于科研开发的投资以及开发过程中可能的失败，在税收政策上没有给予更多的考虑。
（2）激励自主创新税收政策缺位，高技术开发资金投入不足，人才流失严重
近年来，我国的投资规模是有所减缓，但总量还是在不断的加大。相对来说，高新技术产业投资明显不足，自我发展资金积累能力低，在技术密集程度方面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四、运用税收政策激励企业自主创新的建议
1.加快税收法制建设
我国现行的促进自主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都是通过对一些税收法规的某些条款进行修订、补充形成的，散见于各类税收单行法规或税收文件之中，且很多的税收优惠政策缺乏长期稳定性。为此，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国家应制定《国家高技术产业发展法》，从总体上考虑高技术产业发展战略以及相关的财税政策，制定专门的《财政激励自主创新政策法规》、《税收激励自主创新政策法规》。其主要内容应包括：研究和判定予以鼓励的自主创新及产业标准；明确财税优惠政策的目标和具体受益对象以及相应的政策支持方式；加强对自主创新税收优惠的管理与分析评估。
2.完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1）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实行国民待遇原则
对从事自主创新的企业给予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即不应按所有制性质，也不应按企业的经营状况来确定优惠标准。即不论内外资企业，也不论企业是否有盈利，对符合自主创新企业条件的研究与开发，在初始年度都实行据实税前列支。
（2）加大企业对自主创新投入的税收优惠
为了激励企业对自主创新投入的长期稳定增长，可以考虑按近几年来的平均数计算增长基数，从激励企业对自主创新投入持续增长的目的出发，只要近5年的平均投入比为每年增长10%以上，均可按150%的比例扣除，当年不能全部扣除的余额结转下年抵扣，办法可参照企业所得税亏损弥补的做法。
（3）实行加速折旧办法
明确规定用于自主创新活动的新设备、新工具可以实行双倍余额递减法或年数总和法等加速折旧办法；还可考虑对技术先进的环保设备、国产软件的购置和风险资本的投资实行“期初扣除”的折旧方式，允许在投资当年能扣除50%-100%，以利于提高投资回收速度，促进自主创新产品的市场形式。
（4）建立健全自主创新企业的税收政策体系
为了与世贸组织规划相适应，需注意实现税收优惠范围内特定高新技术产业向高新技术企业转变，从支持产品向支持竞争前技术研究转变，使高新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并重，改变过去以区域为标准确定高新技术产业税收优惠范围的做法。
3.对高新技术产业实行增值税转型
我国已在东北地区试行增值税转型并取得一定成就与经验，可以考虑在高新技术产业试行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的转型。即在增值税进项税额的抵扣中，可对购进固定资产支出额进行抵扣，也可充分考虑高新技术研究投入巨大而原材料消耗少的行业特点，同时允许抵扣外购的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等无形资产和技术设备的固定资产进项税金，以减轻企业税收负担，促进企业加入科技研究与开发投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同时，企业研制属于国家产业政策重点开发的高技术含量、高市场占有率、高附加值、高创汇且对本省乃至全国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新产品，其缴纳的增值税可依据不同情况给予一定“先征后退”的照顾。
4.建立规避投资风险的税收政策体系
高风险是制约企业扩大自主创新投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们认为，应在税收法规中制订一些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风险投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1）建立科技开发准备金制度并允许费用列支
即允许企业特别是有科技发展前景、自主创新能力强的中小企业，按其销售收入的一定比例提取科技开发基金，以弥补科技开发可能造成的损失，并规定科技开发准备金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用于研究开发、技术更新和技术培训等，对逾期不用或挪作他用的，应补缴税款并给予一定的处罚。
（2）制订有关风险投资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风险投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对风险投资公司将资金投入高新技术企业的风险投资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并对其实行较低的所得税税率；对法人将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的利润减半征收所得税，对居民将资金投入风险投资公司获得的收入免征或减征个人所得税；对企业将资金投入高新技术获得的利润若再用于高新技术投资的，不论其经济性质和所有制形式，都退还其用于投资部分利润所对应的企业所得税。
5.健全税收优惠体制
众所周知，市场的竞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进创新型国家的建设，说到底也是人才与技术的竞争。因此，税收政策应推动包括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和员工培训等多种形式教育的发展，制定鼓励民间办学、社会捐资办学的税收政策，对社会各界向教育培训机构和科研机构的捐赠准许不受最高捐赠限额的限制。提高职工教育经费提取比例，鼓励企业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的税收政策。同时，税收优惠政策适度向个人倾斜，进一步修订个人所得税政策。在基础扣除方面，充分考虑现代家庭对教育的投入因素，科技人员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性等，鼓励个人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和多种途径进行科技成果转化。
固定资产投资优惠政策篇6
一、当前中部地区经济环境特点以及税收优惠制度的不足
中部具有承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势，交通便利，处于南北气候过渡地带，人文资源得天独厚；矿产资源丰富；都是农业大省，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和水产等农产品的生产基地；大多以钢铁、机械等为主，产业布局趋同，市场竞争激烈，国有及控股企业仍是主力军，民营经济发展缓慢；第三产业发展较慢，农村人口转移困难；税收占GDp比重较低，工商业增值税贡献率不高。
从中部地区现行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执行情况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局限性：一是涉及面过窄，更多的纳税人享受不到税收优惠。二是优惠层次低，贫困地区难以享受税收优惠。按现行对中西部及贫困地区普遍执行的优惠税收政策，仅仅限定在少数民族地区、国家认定的贫困地区，而且减免的税种也局限于所得税、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等。事实上，贫困地区企业一般生产一些低级产品，产品附加值很低，减免所得税大多是“墙上饼、水中月”；贫困地区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数额更少。三是没有体现中部地区产业、资源以及经济特色。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之一，农副产品及林特资源十分丰富，种、养、加工经济发展潜力很大。特别是农林水特、养殖产品深加工、精加工等更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且中部地区具有独特的土地资源、水资源、旅游资源，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从政策上支持和促进资源的开发利用，支持和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没有必要的优惠政策。
二、促进中部崛起的税收政策建议
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税收政策，应该遵循以下基本原则：首先，要有利于鼓励中部地区的经济资源开发和科学合理配置；其次，要有利于促进中部地区老工业基地的发展与振兴；第三，要有利于促进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优化升级。具体讲，应实行以下税收优惠政策：
（一）鼓励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工业、加工业发展。中部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粮棉油等农副产品的生产基地，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地区。中国实现小康，重在发展中西部。中部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决定了这里的种植业、养殖业十分发达，农林水产品、畜牧业产品的加工和深加工将是中部地区实现增产增收、做强农副产品产业的必由之路。要制定鼓励以农副产品为原材料的工业、加工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新办从事农副产品加工、畜牧业产品加工和深加工的企业，从投产之日起，实行1～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3～4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的照顾。
（二）实行增值税转型试点。众所周知，中部地区是建国初期国家重点建设的老工业基地，理应执行国家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的优惠政策。建议比照东北的增值税转型有关政策，尽快在中部地区进行试点。目前，东北地区正在试行的转型模式是实行当年新购置机器设备的进项税额允许抵扣，但抵扣限额不得超过机器设备购置当年新增的增值税税额。以此作为第一步，视财力逐步过渡到“一次抵扣”，直至“全部抵扣”。改革初期在抵扣范围的选择上宜窄不宜宽，只宜对固定资产增量实行抵扣，而对存量不作安排，只允许企业将新增固定资产中的机器设备纳入抵扣，而对非机器设备的房屋、建筑物等不动产不予抵扣。同时，对新增固定资产中的非生产用、未使用、不需用机器设备及陈旧的已使用过的机器设备也不予抵扣，以鼓励企业使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提高设备的使用效率。
（三）调整所得税优惠政策。目前，我国内外资企业实行两套税制，税收优惠各异，税负严重失衡，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明显劣势。同时，我国内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带有明显的地区色彩，东部沿海、西部地区、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税负明显不公。建议中央在“两法合并”时，调整现行优惠政策，使中部地区可享受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即对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可在现行规定折旧年限的基础上，按不高于40%的比例缩短折旧年限；对受让无形资产可在现行规定摊销年限的基础上，按不高于40%的比例缩短摊销年限。
（四）对新办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比照执行西部地区税收优惠政策。如新办交通、电力、水利、邮政、广播电视企业，上述项目占企业总收入70%以上的内资企业，自生产经营之日起，1～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3～5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放开高新技术企业地域界限，对建设在高新技术开发区外的企业，只要生产高新技术产品，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为高新企业，即可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
（五）对中部地区技术转让、无形资产、不动产转让收入给予税收优惠。包括对单位和个人从事技术转让、技术开发业务和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收入，经省级税务机关批准免征营业税；对无形资产、不动产投资入股，参与接受投资方利润分配，共同承担投资风险的不征营业税，对其股权投资收入不征营业税等。
（六）完善具有区域调节功能的税收政策。建议调整现行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对中部优势支柱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在增值税上实行一定比例的先征后返政策；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发展前景的企业，在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初期阶段，实行延期纳税或贴息返还的扶持政策。同时，对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进口设备，实行增值税、关税的先征后返。如对企业新上项目进口设备，执行有关工业园区的税收优惠政策，一律先照章征收进口关税和进口增值税，自项目投产之日起5年内核查，每年返还20%，5年内全部返还进口设备所征税款。
（七）鼓励第三产业快速发展。中部地区劳动力资源丰富，特别是农村人口众多，富余人口转移压力大。对利用本地资源发展第三产业的，给予自投产之日起3年免征营业税，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的照顾，以促进中部地区更好地开发文化旅游等第三产业，促进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为彻底解决“三农”问题创造条件。
固定资产投资优惠政策篇7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固定资产；投资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0)03-0097-06
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针对生产经营所得和其他所得征收的所得税是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试图借鉴DiD计量方法，在控制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其他因素的情况下，考察自2008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对原执行33％后执行25％所得税税率的上市公司(后文简称降低税率公司)税改前后的固定资产投资有何影响，与其他继续实施优惠税率的上市公司(即税改前实行低于33％的税率，税改后仍继续执行原优惠税率的上市公司)相比有何不同效应，国有上市公司和民营上市公司对此的反应是否相同，以便我们探询所得税改革的主要部分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即期影响效应。
一、文献回顾
国外研究企业所得税制改革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影响效应，最早可追溯到Roberte.Hall与Dalew.Jorgenson(1963)，他们对1954年国内收入法典规定的采用加速折旧法、1962年缩短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及投资税收抵免等政策是否有效地改变了企业的投资行为进行了研究。LawrenceH.Summers，Barryp.Bosworth，Jamestobin&philipm.white(1981)基于托宾的q投资理论对美国20世纪70年代企业资本的形成变化进行了分析，探索税收政策对资本形成的影响，从此，有利于企业资本形成的一些税收政策得到认同。Salinger，michaela.＆LawrenceH.Summers(1984)对税收改革与公司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微观计量模拟研究。为反映加拿大上个世纪80年代的所得税制改革效果，JackJung研究了非金融企业1987年税改前后各省边际有效税率的变化情况。Kazumasaiwata&atsushiYoshida(1990)分别在封闭经济体和开放经济体假设下，估计税收改革对日本和美国资本成本及边际有效税率的影响。JasonG.Cummins，Kevina.Hassett＆R.GlennHubbard(1995)注视大的税收改革，如1962、1971、1981和1986年的改革，发现税收政策的改变对企业设备投资有重要影响。DuanjieChen&Jorgemartinez-Vazquez(2003)为分析墨西哥2002年的税收改革是否提高了公司所得税制的经济中性，以及改革带给墨西哥吸引FDi多大程度的竞争力，估计了税改前后的边际有效税率。智利在20世纪80年代与几个结构性改革一起，对所得税进行了大的改革，基本特征是公司所得税率的显著降低。RodrigoVergara(2004)为此实证考察了税收改革与智利的投资表现之间的关系。基于宏观和微观证据，都发现公司所得税的减少是该国20世纪80年代和90年资繁荣的一个决定因素。
总之，国外研究所得税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政策效应起步较早。有的学者研究税收的某项具体条款对投资的影响，有的从整个税负角度研究对投资的影响；有的基于微观视角，有的基于宏观视角。我国的新企业所得税法(简称新税法)实施时间还不长，迄今为止尚未看到研究所得税改革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影响效应的文章。因此，以下试图基于微观视角，以税改前后上市公司执行税率的不同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考察税率降低对固定资产投资造成的即期影响效应，为后续研究抛砖引玉。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假设与设定
企业所得税通过规定所得税率、成本费用扣除等税务处理方法影响企业的应交所得税，从而影响企业的税后净利和固定资产投资的收益率，企业的投资行为由此受到影响。税改前我国内资企业的法定所得税税率是33％，2008年初开始实施的新税法税率为25％。税率的降低有助于提高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收益率，激励企业增加投资。在新税法实施前，不是所有的内资企业都实行33％的税率，有的执行低于法定税率的优惠税率。根据投资收益影响投资行为的理论，相对于实行优惠税率的这部分企业来讲，税改前没有享受优惠税率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理应少于执行优惠税率的企业。税改后降低税率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支出，与自身过去相比增加投资支出。于是，提出以下两个假设和相应模型。
假设1 税改前实行33％税率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少于实行优惠税率的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模型1 利用2007年的数据，采用模型y=α0+α1Dtax+Xβ+ε，α0是截距项，α1表示税改前实行33％税改后执行25％税率的企业(处理组)固定资产投资与税改前后执行优惠税率的企业(控制组)固定资产投资的差异。如果α1显著为负，则表明2007年处理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显著低于控制组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X2是控制变量；ε是随机干扰项。
假设2 税改后所得税税率的降低有助于激励税率降低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会计上期初余额加上本期增加数减去本期减少数等于期末余额的构稽关系可知，采用期末余额减去期初余额得到的投资增加数，掩盖了企业当期固定资产投资支出的真相，而这部分明细项目恰恰反应了当期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和水平，因此，使用期末减期初余额的算法不妥。另外，长期投资除了包括固定资产投资，还包括长期股权投资和长期债权投资。本文主要考虑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所以，对此不予考虑。在建工程本期增加数反映当期尚未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固定资产投资支出，最后需要转入固定资产。因此，最后经权衡考虑，本文使用的固定资产投资是固定资产净值本期增加数与期初固定资产净值余额之比。
2，控制变量的界定。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控制变量x2基于微观视角主要有企业本身的个体特征，如企业的现金流、负债状况、资产报酬率、公司规模等。基于中观视角，需要看本企业所处行业的特征、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等。当然，这些因素都离不开各种因素综合作用形成的整个宏观环境的影响。
(1)企业的内部资金与资产盈利能力。现代公
司制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因为委托关系和信息的不对称，企业外部融资成本通常要高于内部融资成本，企业的投资需求有可能受到融资约束，在为投资项目融资时通常倾向于优先考虑内部资金。从早期meyer&Kuh(1957)到Fazzari，Hubbard&petersen(1988)的文献都强调投资与现金流或者内部资金的其他度量高度相关。而企业内部资金存量与其资产盈利能力的大小密不可分，资产报酬率的增加是现金流增加的前提和基础。
(2)企业的负债。债权人对公司的投资决策没有决定权，所以，由建立在非对称信息博弈论基础上的委托理论可知，当经理与股东利益一致时，很可能出现企业投资决策的目标是股东财富最大化，而不是企业价值最大化。当负债比例较大时，股东为追求超额收益，通常会投资风险较高的项目，因即使投资失败，债权人会承担大部分损失。当经理与股东利益不一致时，则负债的存在可在一定程度上约束管理层的投资行为，特别是通过投资扩大企业规模的倾向，因为追求规模很可能导致企业现金流的不足，使企业面临财务危机。此外，由信号传递理论可知，负债的存在一定程度上向企业外部人士传递了企业经营质量的信息，由此会导致再融资成本的变化，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
(3)企业的投资机会。任何企业都要经历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与衰退期。在不同时期，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和收益有很大的不同，而风险和收益则会对企业的投资产生重要的影响。在低成长性企业中，企业很可能拥有较少的可获利的投资项目，因此，企业的策略便是不投资或少投资。对处于开拓市场或快速发展时期的企业，拥有高成长性或良好成长机会的企业，往往有许多高风险高收益的项目予以投资。以往的研究文献发现，在成长初期，企业往往具有大规模投资的倾向，随着企业逐渐走向成熟，增量投资有衰减之势。
(4)公司规模。企业的规模实力是影响其投资的又一因素。不同投资所需的资金量和所要承担的风险是不同的，这对企业规模和实力的要求也就不同。企业规模大、实力强，往往存在着资金充裕、产品成本低、市场占有率高和抗风险能力强的优势，为保证自己在行业中的强势地位，投资范围和规模也就可能扩大；而规模较小、实力不强的企业，由于在资金、成本、市场占有率及抗风险能力方面处于劣势，投资选择上就得谨慎和量力而行，必须选择投资规模相对小、见效相对快一些的项目。
(5)所处行业特征。不同行业具有不同的特征，有的行业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讲，资本密集度高，而有的行业则劳动密集度高。资本密集型企业如电力、冶金、航天、石化等企业通常需要大额的固定资产投资，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单位产品成本中物化劳动的比重较少，所以，对固定资产的投资需求相对较少。
以上变量定义及其计算方法如表1所示。
三、样本选择及描述性统计
(一)样本的选择
本文有关数据来自CSmaR和winD数据库。为研究所得税改革对固定资产投资的即期影响效应，对所有2007～2008年的a股非金融企业进行了筛选。首先，剔除数据缺失和逻辑上存在错误的公司以及投资支出增长率大于2的公司；其次，剔除资产负债率大于100％、事实上已资不抵债的公司以及St／pt类财务状况异常的公司；再次，保留在样本期间所有制性质未发生变化的公司，这是因为国有上市公司的制度特性、目标特性和管理特性等方面有着别具一格之处，所以，按照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性质确定企业的所有制性质，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分别分析所得税改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鉴于外商投资企业资金来源的特殊性、对税收政策、货币政策、投资环境等各项因素的敏感性等与国内企业相比具有独特性，因此，本文不予考虑。
经筛选后，最终获得473X2个观测值。由于国有上市公司除具有现代公司的一般特征，即大生产方式、大规模产销活动、具有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外，还具有一般现代公司所不具有的特征，如它的制度特性、目标特性、管理特性都有别具一格之处。所以，在分析所得税改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时，针对不同类型的企业分别加以分析。按照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性质确定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国有和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被划入国有上市公司，其余除了实际控制人是外资企业或外资个人的被划入民营上市公司。由于外商投资企业资金来源的特殊性、对税收政策、货币政策、投资环境等各项因素的敏感性等与国内企业相比，具有独特性，因此，不予考虑。这样，样本中国有上市公司共有332家，民营上市公司有141家。332家国有上市公司中2007年执行33％税率到2008年执行25％法定所得税税率的有151家，其余实行的是国家规定的优惠税率，如2007年实行15％税率的就有140家，12％的有5家。民营上市公司中2007年实行33％到2008年实行25％税率的有70家，其余71家上市公司实行优惠税率。为减轻离群值(outlier)对估计结果的影响，对所有变量在第1分位以下和第99分位以上的观测值进行了调整(winsorize)。数据处理和模型估计工作采用软件eXCeL2003和Stata10完成。
(二)样本的描述性统计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5所示。由表2可见，降低税率的国有上市公司2007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均值比实行优惠税率的上市公司高出6.75个百分点，中位数高出近3个百分点。资产报酬率的均值前者高于后者近半个百分点，中位数也略高。实行优惠税率国有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均值高出没有享受低税率的公司约5个百分点，中位数高出近7个百分点。其余变量两者相差不大。
从表3可见，2008年降低税率的国有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均值和中位数均高于实行优惠税率的国有上市公司。负债水平两者差异显著，前者的均值和中位数都低于后者。企业资本的密集度、销售均值、上市年数两者相差不大，但是，资产报酬率两者的差距明显。降低税率的国有上市公司的资产报酬率均值为4.8％，而享受优惠税率的上市公司的Roa均值则为－6.59％，中位数相差约1.4个百分点。
从表4可见，民营上市公司2007年实行33％税率的固定资产投资均值和中位数低于实行优惠税率的公司。前者的资产报酬率均值高于后者，不过中位数还是实行优惠税率的公司高出0.67个百分点。另除资产负债率两者的均值和中位数相差4至6个百分点外，其余变量的值两者相差不大。
由表5可以看出，降低税率的民营上市公司在2008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均值高于实行优惠税率的公司约0.76个百分点，中位数高出约2.4个百分点。资产报酬率的均值两者相差约1.4个百分点，中位数两者均在0.0440附近。另除资产负债率两者的均值有明显差异外，其余变量的值两者相差不大。
四、检验结果及原因探析
(一)模型的回归结果
2007～2008年的数据经检验存在个体效应，面板间存在异方差，所以，最终确定使用FGLS进行估计，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因模型1的oLS回归结果除了没有年份哑变量和年份与税率的交叉项哑变量外，其余变量的参数系数符号、显著性水平均与表6一致，故只报告模型2估计的结果。
1，国有上市公司的回归结果。由表6可见：(1)2007～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为－0.0111，但是不显著，说明整个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国有上市公司固定资产的投资支出几乎没有影响。(2)2007年降低税率的国有上市公司与享受优惠税率的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固定资产净值增加率要高出7.89个百分点，且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3)原实行33％税率的上市公司在2008年与原享受优惠税率的上市公司相比，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增加率要低4.68个百分点，但是，统计上不显著，表明剔除投资在2007～2008年的变化以及这两类公司实行不同税率呈现的投资差异后，2008年降低税率的公司没有显著地降低固定资产投资支出。
2，民营上市公司的回归结果。由表6可见：(1)民营上市公司2007～2008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为－0.0799，且统计上显著，说明整个宏观环境的变化对民营上市公司固定资产的投资支出有影响，与2008年固定资产净值增加比率总体上降低的趋势一致。(2)降低税率的民营上市公司与享受优惠税率的民营上市公司相比，2007年固定资产净值增加率要低3.92个百分点，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呈现显著，表明两者在固定资产投资支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3)原实行33％税率的上市公司在2008年与原享受优惠税率的上市公司相比，固定资产投资净值增加率要高出10，18个百分点，统计上显著，表明剔除投资在2007～2008年由于宏观环境引起的投资变化以及这两类公司实行不同税率呈现的投资差异后，2008年降低税率的公司显著提高了固定资产的投资支出。
考虑到遗漏变量可能对回归结果产生影响，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加入实际所得税税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等变量进行估计，结果都没有实质性地改变或优于表7中的估计结果。另考虑到不同控制变量的变量可能对回归结果有影响，本文在模型中还用总资产替代营业收入变量衡量企业规模大小对投资的影响，公司的负债状况考虑递延税款借项和贷项，用存货占总资产的比重(存货密集度)反映企业所在行业的特征，得到的基本结论与前面的研究结果完全一致。
(二)原因探析
1，国有上市公司对外界因素的影响不敏感的原因探析。(1)从国有上市公司所从事的行业分析，332家上市公司中57家从事制造业中的机械、设备、仪表，37家从事石油、化学、塑胶和塑料行业，22家从事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而141家民营上市公司样本中从事上述行业的分别有16、12和1家。可见，国有上市公司在大型设备的制造、资源类开采、能源、公用事业等垄断程度高的行业占有绝对优势，与其他从事非垄断行业的上市公司相比，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受外界的影响较小。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整个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对国有上市公司固定资产的投资支出几乎没有影响。(2)大型投资项目具有连续性投资的特点，也可能导致国有上市公司投资对宏观环境变化的敏感度不高。它们的大型设备投资一般周期较长，投资具有连续的惯性特点，所以，国有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对总因素的影响总体上没有反应是不足为奇的。
2，2007年降低税率的国有上市公司与享受优惠税率的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固定资产净值增加率要高出7.89个百分点的原因探析。这可从影响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变量予以分析。由表7可见，影响国有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的首要因素是企业资本的密集度，固定资产投资对此的敏感系数为20.28％。由表3可知，处理组的固定资本占总资产的比重均值和中位数均高出控制组的相关数值，且均值高出1个百分点左右。另就影响国有上市公司投资的第二个主要因素资产负债率来讲，前者的均值和中位数要低5～7个百分点，而企业投资对aLR总体上的敏感系数为12.86％。此外，代表企业规模的收入水平也影响着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前者的均值和中位数都低于后者。总之，2007年实行33％税率的上市公司之所以比实行优惠税率的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支出总体上高出7.89个百分点，主要是因为尽管前者的aiR、收入规模均比后者低，但是，决定国有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因素是资本的密集度，前者在这方面占优。
3，民营上市公司受外界影响显著的原因探析。民营上市企业的经营目标是实现资本增值、追求资本收益最大化的。在这一目标驱动下，民营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其经营活动完全以市场为导向。宏观环境的运行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内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2008年的世界经济遭遇了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我国民营企业的出口业务由此也受到严重影响，利润的减少会制约企业的进一步扩大再生产，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支出。外加民营上市公司所从事的主要行业如纺织、服装、皮毛及食品、饮料等，公司的总体规模不如国有上市公司大，平均总资产相当于国有上市公司的2／3。这些行业的企业收益易受经济景气与否的影响，投资总体上具有“掉头快”的特点。所以，可以理解民营上市公司受外界的影响显著。
4，对2007年降低税率的民营上市公司与享受优惠税率的民营上市公司相比，固定资产净值增加率要低3.92个百分点，2008年高出10.18个百分点，且差异在统计上显著的原因探析。这也可从影响民营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变量予以分析。由表7可见，影响民营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的首要因素是资产报酬率。回归结果表明，Roa每上升1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对此的反应是0.2174个百分点。而表5可知，处理组的Roa均值尽管高于控制组的Roa，但前者的中位数小于后者约0.7个百分点左右。此外，就影响投资的第二个主要因素资产负债率来讲，前者的均值和中位数要低4～6个百分点左右，而企业投资对aLR总体上的敏感系数为－13.26％。因此，综合影响民营上市公司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因素进行分析，可以理解2007年实行33％税率的上市公司比实行优惠税率的上市公司的固定资产投资支出总体上要低3.92个百分点。在2008年前者资产报酬率的中位数大于后者近1个百分点，资产负债率的中位数两者相差也不到1个百分点，所以，也就不难理解前者的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上要高出后者10.18个百分点。
五、研究结论、局限性和未来研究方向
固定资产投资优惠政策篇8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现将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通知如下：
一、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软件生产企业实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所退还的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我国境内新办软件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国家规划布局内的重点软件生产企业，如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1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
（四）软件生产企业的职工培训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五）企事业单位购进软件，凡符合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确认条件的，可以按照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进行核算，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或摊销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2年。
（六）集成电路设计企业视同软件企业，享受上述软件企业的有关企业所得税政策。
（七）集成电路生产企业的生产性设备，经主管税务机关核准，其折旧年限可以适当缩短，最短可为3年。
（八）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或集成电路线宽小于0.25um的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可以减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其中，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九）对生产线宽小于0.8微米（含）集成电路产品的生产企业，经认定后，自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已经享受自获利年度起企业所得税“两免三减半”政策的企业，不再重复执行本条规定。
（十）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的投资者，以其取得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直接投资于本企业增加注册资本，或作为资本投资开办其他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按40％的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该项投资的，追缴已退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自2008年1月1日起至2010年底，对国内外经济组织作为投资者，以其在境内取得的缴纳企业所得税后的利润，作为资本投资于西部地区开办集成电路生产企业、封装企业或软件产品生产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按80％的比例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再投资不满5年撤出该项投资的，追缴已退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二、关于鼓励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优惠政策
（一）对证券投资基金从证券市场中取得的收入，包括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股权的股息、红利收入，债券的利息收入及其他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二）对投资者从证券投资基金分配中取得的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对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买卖股票、债券的差价收入，暂不征收企业所得税。
三、关于其他有关行业、企业的优惠政策
为保证部分行业、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执行的连续性，对原有关就业再就业，奥运会和世博会，社会公益，债转股、清产核资、重组、改制、转制等企业改革，涉农和国家储备，其他单项优惠政策共6类定期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见附件），自2008年1月1日起，继续按原优惠政策规定的办法和时间执行到期。
四、关于外国投资者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利润的优惠政策
固定资产投资优惠政策篇9
关键词：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政策完善；税收征收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F276文章编号：1009-2374（2015）03-0001-03Doi：10.13535/ki.11-4406/n.2015.0194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整体经济实力的提升和技术创新意识的增强，知识产权产业发展十分迅速，知识产权税收政策对知识产权产业发展的作用亦日渐显现。
1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作用
在全面推行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虽然政府和企业对于知识产权活动的利益诉求并不相同，但却可以通过税收政策帮助政府和企业实现双赢。
1.1政府视角
对政府来说，通过税收政策鼓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自主知识产权：首先，是一种在税收政策上的理性让步，对知识产权活动进行税收优惠，短期内会减少政府收入，但从长远来看是以税收促进科技发展的有效举措；其次，税收政策的完善能弥补“市场失灵”，由于知识产权活动的外部性特征，所以可能会在研发过程中造成市场上的相关产品供给不足，表现为知识产权活动的“市场失灵”，而税收政策的完善则能够有效改善这一问题；最后，税收政策能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因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生产力的不断解放，而解放生产力必须依靠科技发展和创新来提高生产效率――透明、公平、稳定的税收将刺激高新技术企业加大自主知识产权研发的力度。
1.2企业视角
以企业视角来看，首先，知识产权投入和其他投资的关键差别在于创新投入的产出是不确定的，往往没有明确的投入回报比，这也让知识产权投资成为高风险投资；其次，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在产生后往往会被同行业其他企业简单模仿，创新成果在行业内外迅速蔓延，瞬间即丧失了技术研发优势；最后，知识产权投入可能会出现不平等的企业收益和社会收益，当企业收益小于社会收益时，高新技术企业自然不会对自主创新活动产生足够的主动性。因此，通过税收政策给予企业更多的优惠和扶持将极大帮助高新技术企业解决上述难题。
2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欠缺
在我国，虽然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已有了一定的制度基础且在不断的进步之中，但对知识产权发展所起到的激励作用却尚不明显。
2.1税收政策法律位阶较低
目前，我国涉及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成文法很少，除《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和《税收征收管理法》外主要是行政制度、部门规章或地方性规章，如《实施的若干配套政策》《高新技术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扣除管理办法（试行）》《关于软件产品增值税政策的通知》等均是以试行办法或者通知的形式下发的，其法律位阶较低，法律的刚性不足，税收政策的落实效果十分有限。
2.2税收政策的针对性不强
税收政策如果不能有的放矢，就会浮于形式，并产生政策漏洞，使优惠效果大打折扣，目前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政策在许多方面均存在“空白地带”。
2.2.1缺少科技研发中间环节优惠。通过税收政策来激励高新技术企业开展知识产权活动，一般是在产出研发结果后才给予税收优惠，但在研发的过程中则较少支持。在这样的政策影响下，企业必然会只注重先进技术的引进，而对研究开发新产品和建立知识产权创新体系投入不足，我国许多高新技术企业热衷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结果造成“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
2.2.2缺少知识产权具体项目优惠。现行税收政策将企业本身作为受益人的做法，无法清晰地辨别在企业收入中有多少是知识产权相关收入，又有多少是其他收入，造成税收优惠政策被盲目执行却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这种政策的最大获益者往往是那些已经具备较强实力的大型高新技术企业，对于处于孵化期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缺少扶持。
2.2.3缺少固定资产专项抵扣优惠。2009年1月1日起全国范围内推行增值税改革，虽然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的增值税，但企业购入无形资产（如专利、技术等）以及与知识产权产生密切相关的费用（如研究开发费、技术转让费等）均无法抵扣，2011年的“营改增”改革也未涉及到此方面的调整。这种政策导致高新技术企业的进项税额较少，税负相对较重，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研发技术专利的热情。
2.2.4缺少知识产权转让交易优惠。转让土地使用权、销售不动产等取得的收入属于有形资产收入范畴，而转让商标、专利、著作权等知识产权成果取得的收入属于无形资产收入范畴，现行税制将两者同样看待，按相同税率征收营业税，忽视了转让无形资产的风险远高于有形资产，极大打击了高新技术企业参与知识产权活动的积极性。
2.3税收政策的覆盖面较窄
虽然政府希望通过税收优惠来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但事实上大多数优惠很难全面覆盖高新技术企业，往往只是针对国家重点扶持的行业。同时，由于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税收优惠的政策标准较严格且门槛过高，导致许多高新技术企业很难达到标准，进而“没条件创造条件”地过度包装，以求可以“搭便车”获得优惠，却没有真正起到激励知识产权发展的作用。
2.4税收政策忽视科研人才
目前，我国免征个人所得税主要是针对省级以上政府机构授予的科教文卫事业重大成就奖、科技进步奖或是国外组织颁发并得到国际认可的各类奖励，对省级以下的同类型奖励，不论贡献大小均需征税，这种级别上的限制不利于激发高素质人才的创新精神，阻碍了知识产权的产生。此外，现行《个人所得税法》对个人投资高新技术产业所获得的股息、分红等收入没有税收优惠，对个人转让知识产权所得，不论是技术专利还是著作权或商标权，不论在税率上还是在纳税额扣除标准上，都与劳务、租赁所得一致，打击了科研人才的创新热情。
2.5税收政策存在盲区
随着全球化电子商务的兴起，诸如互联网域名、虚构角色名称等新型知识产权已悄然出现并逐渐成为许多高新技术企业最具价值的财产之一。比如一个域名获得的市场认知度越高，其能带来的访问流量和广告投放越多，其对企业的重要性也就越大，又比如利用电影、电视剧中大家耳熟能详的角色名称（如三毛、喜羊羊等）作为企业的宣传标语、产品商标等，可以通过网络传播获得巨大的市场关注度和商业利益。可见，随着信息时代到来，新型知识产权的价值毫无疑问会越来越大，但面对这些与传统知识产权完全不同的权利时，税收政策却鲜见踪影。
3国外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特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从世界范围来看，西方国家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经过了较长时间的发展，虽然政策内容、执行方式不尽相同，但都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完善具有十分积极的借鉴意义。
3.1税收政策的法律位阶高
西方国家由于实行知识产权制度较早，知识产权税收政策较为完善，对知识产权的促进和规范均已形成有效的税收措施且大多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税收体系较为完整，如美国的《经济复兴税收法案》《研究开发减税修正法案》等均是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明确了对知识产权的税收优惠。
3.2税收政策的针对性较强
西方国家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重心随着知识产权产业的发展不断调整，对知识产权活动的优惠具有明显的目的性，美国、英国、新加坡等国在研发环节的优惠、对具体项目的优惠等方面针对性较强，有税收减免、研究开发费用扣除，加速折旧、特定准备金制度等多种方式，将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活动开展前的资金扶持和开展后的风险分担有机结合，对促进知识产权的发展给予了双重保障。
3.3税收政策的覆盖面较广
在税收政策的覆盖面上，西方国家奉行全面、高效原则，在突破行业限制的基础上，保证所有高新技术企业都能享受到同等政策。同时，利用信息化手段简化税收政策申请的审批手续，缩短了审批周期，使企业能及时享受税收优惠，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3.4税收政策惠及科研人员
西方国家从鼓励教育和保障利益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大力培养高素质人才，以税收政策鼓励教育，在美国，各州政府通过多种多样的教育性税收优惠来支持企业的人才培养工作，其中涵盖了教育支出的所得税税前列支，免征特别税以及在征税时按照一定的标准予以返还；另一方面则切实保障从事知识产权活动的个人权益，通过降低交易税率鼓励知识产权投资。
4完善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建议
针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不足，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并加以完善，是我国实现以税收优惠促进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产生、持有、转化、交易的必由之路。
4.1提高税收政策立法层级
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税收法定”思想相比，我国的税收立法理念仍处于起步阶段。要建立一个完善的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体系，保证税收政策的刚性落实和实施效率，就必须提高税收政策的立法层级，通过法律法规来保证高新技术企业知识产权税收对知识产权发展的激励作用，并将支持自主创新的精神纳入税法，使之成为税收政策的关键性要素。
4.2加强税收政策的针对性
4.2.1加强研发阶段的针对性。由于知识产权活动具有高投入、高风险的特点，因此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重点应放在降低高新技术企业的投资风险方面。在知识产权研发期――成果转化期――初步产业化――规模市场化的纵向链条中，风险集中于链条前端，因此，税收政策的重心越是前移，其驱动效应就越明显；重心越是后移，就越可能忽视前期研发，导致核心技术“空心化”。
4.2.2加强具体项目的针对性。针对知识产权具体项目，建议将多种税收优惠方式相结合，最大限度地刺激知识产权产业投资。对高新技术企业将税后利润再用于知识产权投资的给予退税支持；对高新技术企业的知识产权攻关项目，拟定相关的风险预估方案并予以税收补贴，引导社会以集聚资金的方式设立风投企业，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4.2.3加强转让交易的针对性。知识产权转让是提高其利用效率的关键，为提高税收政策激励高新技术企业进行知识产权转让的力度，建议针对转让环节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上均实行较现行税制更为优惠的税率或税前抵扣政策。
4.2.4加强专项抵扣的针对性。由于“生产型”增值税原则上不允许对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进行扣除，这在现实操作中形成了对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活动的双重征税，客观上限制了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扩大创新性投资的步伐，对企业的技术进步产生了抑制作用。建议进一步推行增值税改革，优先将税费压力较大的高新技术企业作为试行“消费性”增值税的试点。
4.3扩大税收政策的覆盖面
扩大税收政策覆盖面主要应做到两点：一是知识产权税收政策适当弱化对重点扶持行业的税收优惠，建立具有普惠性的税收政策，以“普惠制”取代“特惠制”；二是在高新技术企业申请税收优惠政策的审批方面，通过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标准，简化审批程序，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使高新技术企业了解税收优惠政策的申请流程，主动参与到税收政策的落实中来。
4.4提高科研人才的积极性
科研人才是知识产权产生和应用的主力军，其创造性的发挥程度决定着知识产权产生和应用。建议对高新技术企业里的科研人员允许按一定比例扣除再教育费用，充分调动科研人员学习和掌握新知识、新技术并积极应用的主动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高新技术企业的税收负担。同时，对于知识产权交易而获得的投资收益，建议从“效率原则”出发给予税收优惠，在个人所得税中适当降低个人转让专利、技术所得的税率，对个人获得的知识产权提成收入以及进行知识产权研发的各类投资减征个税等。
4.5填补税收政策盲区
4.5.1填补新型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缺漏。利用税收手段激励新型知识产权发展的首要问题是要明确新型知识产权的定价机制，举例来说，与互联网关联度密切的新型知识产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是否有稳定的访问流量和广告投放，因此可以对其固定时段访问量和广告投放所带来的利润进行样本统计，然后剔除对样本客观性影响较大的特殊事件，取样本算数平均值计算此新型知识产权的单位收益，据此对新型知识产权进行估价并明确税基。同时，出于促进新型知识产权发展这一目的，建议规定针对新型知识产权交易的征税，按其估价和交易价二者中较低的价格进行征收。同时，新型知识产权领域的税收政策还应具备保护功能，当出现盗用、滥用新型知识产权等侵权行为时，如无法估计实际损失，高新技术企业以征税时的估价或交易价为凭据，亦可向侵权责任人进行追偿。
4.5.2设置新型知识产权税收兜底条款。由于新型知识产权同传统知识产权相比，在征税方面还存在不少未知因素，因此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积累了一定经验的基础上再考虑固化税制。鉴于此，建议在税收政策中添加一项“兜底条款”：“无法穷尽的特殊情况下，如高新技术企业的新型知识产权征税出现不利于新型知识产权产生和交易之状况，不排除实时对征税政策进行调整的可能。”
4.5.3尝试构建专业机构联合管理机制。根据目前政府部门间分工合作逐步密切的管理趋势，建议在新型知识产权税收政策的实施细则中构建科技部门与税务机关间的联合监管机制，保障高新技术企业的权益不受侵害。同时，建议税务当局应建立关于新型知识产权交易的统计数据库，为税收征收的公正性和透明化提供佐证，为税收所得及时反哺企业提供依据，更好地促进新型知识产权市场良性运转。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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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产投资优惠政策篇10
一、我国税收政策激励企业研发的现状
（一）企业研发趋势及特点
近年来，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指引下，激励企业研发的税收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逐步落实，我国研发经费投入逐年增长。表1整理了2013～2017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情况。1.企业研发经费投入逐年增长。2013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为1.18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科研经费投入大国，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首次突破2%。从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增幅看，除2015年年均增幅仅8.2%外，其余年份增幅均超过10%。2.企业是研发创新的主要力量。2013～2017年，企业年均研发经费支出在全国研发经费总支出中的占比为77.19%，每年单独年份看，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全国研发经费总支出比重相对稳定在76.5%～78%之间；企业研发经费对全社会研发经费增长的贡献每年都超过了70%，2014年和2016年超过了80%。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企业研发的主力军。2013～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在企业研发经费总投入中的年平均占比达到了90.54%，中小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占比不足10%。
（二）税收政策激励企业研发的理论分析
研发活动具有一定的风险，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设备和人员，其具有的成本较高、周期较长的特点，使得企业研发的内在动力不强。资金不足、融资难等问题也阻碍了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研发活动的开展。此外，企业自主研发创新的产品具有公共产品特征，创新企业往往无法独占创新带来的收益，其竞争对手却可以享受创新的外溢效应，只需要付出较少的成本甚至零成本获得创新企业研发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导致从事研发企业收益减少，降低了企业研发创新的积极性。政府出台研发税收激励政策激励企业研发，能够降低企业运营成本，解决企业创新主动性不强、创新要素不足、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提高企业研发的预期收益率，帮助企业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促进企业长远发展。在通过税收优惠让利于企业、提升企业自主研发积极性的同时，政府还可以采取措施保护企业研发产品成果，对符合条件的技术转让收入给予一定的税费减免，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分享。
（三）税收优惠政策激励企业研发的实践效应
我国研发税收激励政策主要包括税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两种。2008年开始实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对两项研发激励政策作出了基本规定，后续出台的政策文件对相关政策不断完善，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为例，2015年以来国家出台文件对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进行了完善。从政策效果看，税前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提高了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性。2016年享受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比上年增长了20%，这些企业减免的所得税税额比上年增长8.9%；2017年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累计减免税额达到了569.9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6.5%，增速较上年提高7.6个百分点。①从行业税收增幅看，政策完善后行业税收下降政策效应明显。由于2014年出台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完善政策出台时间较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完善政策出台于2015年，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的实施效应更多的在2015年体现出来。表2整理了生物药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仪表仪器制造业等六大行业2014～2016年的税收增幅情况。可以看出，六大行业2015年和2016年的税收增幅较2014年基本呈现下降趋势，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带来的减税效应较为明显。
二、现行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相关部门不断出台政策措施，对我国研发税收激励政策进行完善，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我国研发税收激励政策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政策设计有待完善
现行研发税收激励政策大多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颁布和执行，存在优惠时间短、法律层级低的问题，缺乏稳定性、权威性和系统性的税收政策难以为企业提供明确的政策指引。部分政策的优惠时限只有三年或更短，无法对企业形成持续性的研发激励，对耗时较长的研发项目的激励作用有限，不利于企业对中长期研发项目进行规划和布局。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研发税收激励政策仍有完善空间。早在1977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就已经将投资税收抵免制度引入了研发活动，英国也从2016年4月起，用税收抵免永久性替代加计扣除。①目前，世界范围内已有超过70%的国家采用研发费用税收抵免替代了加计扣除。造成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加计扣除政策属于税基式优惠，通过增加扣除减少应纳税所得额实现减收，减税规模的大小与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低有关；而采用税收抵免属于税额式优惠，是对税收收入的直接减免，且抵免额不受企业所得税税率高低及变化的影响，企业减税的获得感更强，从事研发活动而获得的激励效应更加明显。目前，我国相关部门虽然已经对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的比例和范围进行了改革，但是仍然限于税前加计扣除方式，没有引入税收抵免方式。
（二）优惠税种和方式较为单一
我国研发税收激励政策涉及的税种主要是企业所得税，优惠方式主要以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这两种方式为主，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的优惠税种和方式较为单一，缺乏针对研发涉及的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的多税种叠加性优惠，也没有形成对研发活动所需的固定资产、人员投入、无形资产等研发要素的全流程优惠。与发达国家直接税占比较高的情况不同，我国间接税占比较高，只对企业所得税进行优惠的税收政策对整个研发流程的优惠力度有限，不利于提高企业研发活动的积极性。
（三）政策统筹有提升空间
我国中小企业数量较多，这些企业往往盈利不多，甚至存在亏损的情况，这些企业即使被纳入现行税收政策的受益范围，也难以享受到国家鼓励研发带来的政策红利，使得现行政策的受益范围十分有限。目前，我国尚未出台针对中小企业研发的特殊优惠，对中小企业研发的激励作用尚不明显。我国可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经验，通过对中小企业给予特殊优惠的方式激励中小企业参与研发。以加拿大为例，加拿大联邦政府对小型私营企业给予特殊研发优惠，该类企业每年发生的300万加元以内的研发费用可享受35%的税收抵免。②
三、完善我国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的建议
（一）逐步使用税收抵免替代加计扣除
我国目前采取的研发税收激励政策主要包括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两种，税收抵免制度的使用相对较少。鉴于税收抵免较加计扣除等税前扣除政策在激励企业自主研发方面具有更为直接和显著的效用，建议借鉴国外成熟经验，从以下三个方面探索完善我国研发费用税收抵免制度：一是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税收抵免提供更好的法律保障；二是先选择部分地区试点运行，再有计划地逐步推广开来；三是在执行过程中不断分析政策效应、检视执行效果，有针对性地对税收抵免政策进行更新完善。在推进过程中，要充分考虑财力支出压力，对研发费用抵免超过当年应纳所得税额的部分，可以允许在较长期间内乃至永久性地结转至以后年度继续抵免。
（二）不断丰富税种和优惠方式，建立全方位的研发税收激励体系
我国应当提高研发税收激励政策的法律层级，通过法律或法规的方式加以固定，同时继续完善政策内容，综合利用税率、税基、税额减免等优惠方式，加大税率优惠力度，着力打造“多税种联动，阶段有侧重，全流程覆盖”的综合性税收激励体系。在设计税收政策激励企业研发时，应当对企业发展的不同周期、产品研发的不同阶段加以区分，综合分析影响企业研发的人员、资金、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多种要素，通过直接税与间接税相结合的税收优惠模式，综合利用增值税留抵退税、附征税费叠加减征、减征研发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等政策，对研发资金投入使用和研发过程中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扣除或抵免，使研发企业、科研人员、企业投资者等不同主体均能享受到研发活动相关税收优惠，增强他们开展或投入研发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还应建立激励研发的中长期税收规划，将研发激励政策的优惠期限设置在五年以上，通过为企业提供稳定政策的方式引导企业布局研发活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长远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