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消费者保护条例篇1
关键词:金融保险;消费者权益;司法监管
abstract:itisanacceptedpracticethattheinsurancecompanycouldexemptfromliabilityofdrunkendrivingcompensation.itreflectstheweakpositionandsomemisunderstandingsoffinancialconsumersinourcountry.Recently,JinanintermediateandDistrictpeople’sCourtsmadethefirstverdictrespectivelynationwide,whichdecreedinsurancecompanycompensateforinsurancebeneficiarywhichwasdamagedindrunkendrivingtrafficaccident.thisverdictdemonstratesthepoweroffinancialjudicialsupervisionandremindsusofhowtopromotefinancialtransactionsmoreequitable.
Keywords:financialinsurance,consumerright,judicialsupervision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7-0060-05
一、引言
投保人和保险人签订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合同,交易双方就形成了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也是一种金融消费合约。从消费的角度看,投保人购买保险单,保险受益人依法享有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金融消费者不仅包括具体明确的保险受益人,也包括潜在的其他消费者,比如交通事故受害人等。
基于金融的特殊性,我国金融消费还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多数学者倾向于将金融消费的范围扩大到投资领域,即“为生活或投资需求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金融消费者的权利是指由法律法规所确认的,“消费者在金融消费领域所能够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为,以及要求金融经营者相应做出或者不做出一定行为的许可和保障”,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主要包括知情权、公平交易权和损害赔偿权等。本案例重点探讨的是自然人金融消费领域的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
虽然我国金融业已从传统的垄断行业逐步改革发展成竞争性行业,但总体上看,随着“金融机构地位的日趋强势,导致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情况层出不穷,对这一群体提供的法律保护力度却相当孱弱”(吴弘,2009)。自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消费的形式已从单一的银行存取款向支付、理财、投资、融资等多元化交易延伸。与此同时,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地位不平等的问题也日益突出,交易双方实力悬殊。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双方实力的不平等制约了公平协商的空间:金融机构多利用格式条款、免责条款免除自己的责任,转嫁自己的风险;消费者对于此类合同要么接受,要么拒绝,基本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既应是金融监管机构的主旨所在,也是促进金融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但在追求金融安全和效率的现行金融监管框架下,监管机构侧重于金融风险监管与经营合规性监管,金融机构则以效益为第一诉求,两者都会有意或无意忽略金融消费者作为特殊消费群体的利益诉求。近年来发生的atm跨行收费事件,保险营销人员不当承诺案等都是直接的例证。现实中保险公司片面强调保险责任的免除而忽视保险消费者利益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多年来保险机构在醉酒交通肇事案中的免责行为便突出地反映了金融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护的情况。
在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部门尚未从制度上、理念上真正支持金融消费者利益诉求的情况下,作为社会公平最后保障的司法机关以个案判决,来推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便具有了很强的现实意义。近日,济南市、区两级人民法院对一起醉酒驾驶交通肇事案的判决,就颠覆了保险业潜规则,破解了社会公众约定俗成的认识误区,一时成为媒体和舆论宣传的焦点。这个判例,也带给我们有关金融企业经营宗旨和社会定位,金融监管和金融服务的关系、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如何建立和创新等问题的思考。
二、金融消费者维权与保险公司免责的利益博弈――赵某案例
(一)案件事实
2007年7月,济南市民任某驾驶旅行小客车将行走在人行横道上的赵某撞倒,造成小客车损坏,赵某受伤。济南交警经勘察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任某酒后(抽血检验为醉酒驾驶)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且未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赵某在路段上横过道路,且未在确认安全后通过,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事故中,赵某受伤,当即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赵某住院治疗47天,共支付医疗费20623.1元,任某在赵某住院期间向其支付医疗费11000元。医疗机构向赵某出具“出院证”,注明需出院2周时来院复查,休息3个月,避免重体力劳动半年,术后8个月时视情节取出内固定。后双方就赔偿费问题协商未果,赵某诉至法院。
(二)法院一审情况
一审期间,原告赵某除向法院申请进行司法鉴定外,还向法院提出了以下主要诉讼请求:(1)由任某依法赔偿自己因交通事故产生的医疗费、营养费、误工费和精神损失等相关费用;(2)由任某所在单位,也是车辆所属单位承担共同赔偿责任;(3)由为肇事车辆承保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责任险和第三者责任险的甲保险公司济南分公司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任某、任某所在乙公司和甲保险公司济南分公司依法均应承担赔付责任,遂做出以下主要判决:1、任某、任某所在乙公司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赔偿赵某医疗费、误工费、伤残补助金等计53406.82元;2、甲保险公司济南分公司对上列任某所在乙公司的赔偿责任在医疗费8000元、伤残赔偿金50000元的限额内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三)法院终审情况
甲保险公司济南分公司认为一审判决未对任某醉酒驾驶做出表述和认定,而且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以及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的约定,保险公司依法不应对醉酒驾驶交通肇事进行赔付,遂向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原审判决,依法改判。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规定必须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其初衷和目的是为了保障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及时依法得到救治和赔偿,化解社会矛盾。而且《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并没有排除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如果因为司机酒后肇事这种情形,保险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很可能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也相违背,不应受到法律的支持。故此,二审法院做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逻辑盲区和从业误区的法律矫正:对赵某案件的法理评鉴
按照保险业界通常的做法和社会公众约定俗成的常识习惯,肇事机动车驾驶人、交通事故受害人及保险人存在以下的逻辑盲区和从业误区:
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已普遍认可“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的法律规范,既然酒后驾驶机动车违法,那么“酒后开车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赔”也在情理之中。基于此种认识,一旦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即使已投保,机动车驾驶人一般根据情节的轻重采取诸如以下的几种做法:一是送伤者入院,但私下协商赔偿受害人的财产损失和医疗费用;二是因恐惧或出于主观故意肇事逃逸,逃避责任追究;三是找没喝酒的亲戚朋友顶替,躲过酒精检测;四是等待交警处理,由交警协调进行赔偿或诉至法院裁判赔偿事宜。无论何种做法,如果没有保险公司先行赔付或垫付,单靠机动车驾驶人或车辆所有人的财力总是有限的,即使他们积极配合有时也无法保证受害人会及时得到救治,更不用说受害人及其家属的精神损害赔偿。这既是一些交通肇事案件引发恶性纠纷的主要原因,也是设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主要目的。
作为交通事故受害方,在致害人属酒后驾驶的情形下,往往面临醉酒驾驶人因责任加大倾向于选择逃逸、保险公司因执业习惯而选择不予垫付、医院因资金不到位不愿全力施救的遭遇,这些都会直接损害受害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另外,受害人除承受身体和精神损害外,还可能自行承担财产损失。即使如此,受害方考虑到保险公司不会受理案件,一般只会向肇事人及其所在单位索赔,如果肇事人没有经济能力或拖延支付相关费用,则受害人将面临尴尬无助的境地。
作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保险公司,它既承担着分担风险维护稳定的社会责任,又有着追求经济效益的自利诉求。如果没有强制性约束,自利诉求就成了首要的选择,其结果是保险公司一方面预收了保费,成为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当投保人发生交通事故时,自然会千方百计根据合同条款或人们的认识误区来规避承担保险责任。对于醉酒交通事故,由于约定俗成的从业规则和认识传统,很少有人会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致使保险公司最大的责任行使范围是垫付部分抢救性医疗费。
反观对赵某一案的审理,则是法院以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为依据,以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相关立法宗旨为基础,打破既有的公众认识与行业规则误区,在审判思维上做出的一次有利于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突破。
首先,本案受害人向保险公司索赔于法有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依法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该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驾驶人未取得驾驶资格或者醉酒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垫付抢救费用,并有权向致害人追偿。《保险法》第五十条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直接向该第三者赔偿保险金。《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据此,赵某要求保险公司根据保险法和相关条例的规定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符合法律规定。
其次,保险公司提起上诉也是理性的选择。一是保险公司不能接受一审法院戳破行业潜规则,这会对保险公司以后的从业带来潜在的冲击;二是对法律法规的理解不同,认为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保险公司只对醉酒驾驶造成的交通事故在责任限额内“垫付抢救费用”,并不负其他赔偿责任。不过在此需要明确的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的责任排除条件是“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本案中交警认定的事实否定了这个条件。第二十二条的规定也没有排除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保险公司可以不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第三,法院判决符合法律条文与立法宗旨。本案审理过程显示,除受到传统执业误区的左右外,正是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中“垫付抢救费用”等条文的歧义性理解导致了保险公司上诉。虽然相关法律存在待完善之处,但正如前文分析,法院的判决不仅没有与现有法律条文冲突之处,而且更契合《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的立法宗旨和精神。当然,本案的肇事人及其所在公司应当也将是事故责任的最终买单者,酒后驾车必须受到应有的制裁,法院的审理只是敦促保险公司履行其应有责任,通过及时有效维护受害人的权益推动司法秩序、市场交易秩序趋向合理公平。
四、由维权到金融司法监管:对赵某一案的金融与社会意义分析
一起普通的醉酒交通事故,因受害人对保险机构的直接索赔和法院的支持而具有了不同于既往酒后交通事故处理案例的意义。
(一)法院的判决结果彰显了其维护社会公平的审理逻辑
事实上,酒后交通肇事案件是普通的民事纠纷,交通管理部门对此类纠纷的调解、法院对此类案件的审理均以保险机构免责告终。因此,济南市两级法院审判该案依据的法理、法规及其裁决结果,彻底颠覆了以往此类案件的审理思维,具有了促进社会公平的多项积极意义。
首先,该判决结果是对立法宗旨的维护。机动车必须投保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其立法的初衷是为了保障交通事故受害人及时获得赔偿,基于救急与人道主义精神,以法的形式强制机动车投保、强制保险人承担法定赔偿义务,及时有效并最大限度地降低受害人的被伤害程度。反之,如果因为司机酒后肇事这种情形,就判决保险公司可免去责任,很可能使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这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强制保险两部法律的立法宗旨是相违背的。
其次,判决结果保障了弱势个体获得消费的权利。赵某在向致害方索赔无果的情形下向法院提出上诉,是弱势方争取其法定权利的行为。因为肇事车辆投保了机动车强制责任保险,事实上已为预期的保险消费者买了单。赵某非故意被该车撞伤,此时,便成了弱者和保险消费实际需求者,只有获得赔款才能完成消费,因此,法院判决保险赔款是对赵某应有的金融消费权益的保护和支持。
第三,该案的审判维护了市场交易的公平性。公平性是市场交易可持续的基础之一,这个条件在金融机构及其消费者形成的交易市场中同样应当是必然的支撑要素。众所周知,保险机构赔率越低收益越大,当赔率为零时保险人收益达到最大化。但保险赔率如果依靠人为地规避赔款责任实现,则客观上损害了交易公平,侵害了保险消费者的受益权利。本案保险机构对一审判决结果不服提起上诉,对醉酒交通事故不负责任,不仅违背了有关交通保险法规的立法精神,而且破坏了市场交易中权责相对称的公平原则,其上诉得不到法律支持是应有的结果。
(二)败诉判赔可促进保险等金融机构逐步改变其服务不作为的执业理念
本案保险机构选择上诉主张其不予赔款的权利,实际就是金融服务不作为。由法理分析可知,保险公司履行赔款支出即是其法定责任,也是其应尽的金融服务。保险公司之所以不履行赔款义务而提起上诉,关键就是长期形成的执业理念作祟。不能否认,“可赔可不赔的不赔,该赔的尽量寻找免责条款拒赔或降低赔偿标准”等理念左右着保险人的执业行为,导致其应尽的服务不提供。
因此,本案的审判结果,将有利于矫正某些金融行业在服务理念、执业习惯等方面的错误认识,有利于促进其树立服务意识,改良服务条款,通过良好的客户服务而非通过片面的风险规避获得其应有的收益。以本案为例,保险机构应当依法主动向受害方提供理赔服务,然后积极向致害方追讨损失,通过良好服务形象的确立,赢得客户和社会公众的信任。虽然保险公司赔款后面临难以向肇事方追偿损失的风险,但保险公司完全可以依法另案追讨其应有权利,而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绝向受害人先行赔款的法定义务。
(三)终审胜诉可有效激励金融消费者通过积极维权争取其应有的市场交易地位
事故受害人赵某敢于向原有的保险行业规则误区“说不”,说明了金融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增强,而司法机关的支持则可以有效激励保险消费乃至金融消费者依法积极维护自己的权益,逐步摆脱其在与金融机构消费交易中的弱势地位。
在既往的金融消费交易惯例方面,很大程度上由于金融消费者被动顺从金融服务的条款与行业规则,金融机构因而从中获得了单方制定交易规则并实现利润最大化的便利。并且,消费者的被动顺从与金融机构的强势是互为因果的不良循环关系。以醉酒交通肇事案为例,如果投保人、事故受害人不主张自己的权利,没有向保险公司提起上诉,则保险公司自动免除赔款责任。
与赵某的行为不同,反观长期以来醉酒交通事故受害人不向保险机构诉求自己权利的被动默认行为,则深层次地反映了金融消费市场交易双方的地位不对等问题。其中的弊端之一便是部分行业垄断性占有资源并在市场交易中占据支配性地位。不仅涉案的保险机构如此,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高利差、低风险经营的银行机构也是如此。虽然近年来金融机构种类增加、竞争性渐趋增强,但金融业相对金融消费者的交易优势地位没有丝毫改变。金融机构享受巨大的存贷利差收益却未提供与之相称的产品服务,贷款、各类保险及其他各类金融理财产品的协议中存在诸多霸王条款,除大型企业外,中小企业与个体消费者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长此以往,中国的百姓被迫形成了顺从、默认的消费心理习惯。正因如此,本案的判决,可以对普通金融消费者发挥觉醒作用,鼓励、引导其通过合法的手段向金融机构主张自己的权利。
(四)消费权益最终由司法强制力实现反映出金融监管的盲区和体制弊端
由于醉酒交通肇事保险理赔没有先例,本案争议最终在金融司法监管框架内得到了解决,金融消费者的应有权益被迫由司法强制力裁决实现,这反映了常规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在我国现有的监管体系内,监管者与货币当局实际扮演的是维护金融业健康运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充当最终贷款人的角色,而且监管机构的单位性质、收入来源也决定了其主要的监管服务对象是金融机构,理论与法律上也不太可能从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角度实施监管。以本案中保险公司的监管部门为例,保险监管的核心职能是对保险业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管理保险市场,维护保险业合法、健康运行。同时,根据有关规定,对于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纠纷,保险监管机构没有裁决权。
那么,没有合法的监督管理机构,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由谁保护呢?在本案中,受害人赵某向肇事人索取赔偿未果,向保险机构的管理机构争取权利无门,在现有的监管机制下,她只能向法院提讼。因此,在本案中,人民法院判决结果既是对受害人消费权益的保护,也从法律的角度对金融机构实施了监管,而且这种监管在当前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制下是必要的。
五、结束语
赵某对保险机构的追加索赔是一种金融消费维权行为,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但随着金融创新的发展,个体金融消费者维权意识的增强,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争议将日趋增多,这种争议全部由人民法院解决势必占用大量的司法资源、消耗过多的司法成本。同时,司法机关承担国家司法审判职责,不可能过多地参与金融管理。因此,鉴于长期以来个体与机构间金融交易不对等,金融消费争议相对专业与复杂等特点,可考虑创新金融监管体系以实施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就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金融监管体系创新来说,我们认为借鉴英美等国的经验,建立类似于金融巡视员服务公司(简称“FoS”)和金融消费者保护署的专职机构是较为现实的选择。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职责上可以借鉴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下属的消费者保护协会的职能,机构上可以归属于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以增强其独立性,同时应赋予其必要的调查权和仲裁权,促进金融交易公平化。
参考文献:
[1]Richardnoble.Keepingombudsmanintheirplace-theCourtandthepensionsombudsman[J].pubicLaw.2001:310-311.
金融消费者保护条例篇2
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保持金融稳定、推动金融业健康发展至关重要。2012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人民银行总行工作会议中对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县（市）支行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真正从执政为民的高度出发，深刻理解人民银行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中的应然责任。要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机制建设，定期研究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把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作为增强人民银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手段。要通过会议落实、研讨交流、学习培训等方式，大力营造勇担重任、敢于实践、乐于服务的良好风尚。同时，要结合“两管理、两综合”的工作要求，运用综合执法、综合评价、窗口指导等手段，引导金融机构提升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理性认识，督促金融机构变被动应付为主动作为，共同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着力构建公正和谐、健康有序的金融环境，并最终实现金融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二、坚持因地制宜，积极探索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新方式
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是一项新生事物，没有统一的模式和标准，各地要紧密结合自身特点，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各县（市）支行要通过多种渠道调查摸底、分析比较，准确把握当地的金融消费整体水平、金融机构基本构成，以及金融消费者的消费理念、维权意愿与维权方法。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结合履行央行职责需要，加强与地方消协组织、新闻媒体的交流沟通，通过发放问卷、征求意见、座谈交流、征文评比等方式，鼓励金融消费者献计献策，在积极完成上级行规定动作的基础上，花大力气探索更适应地方实际的方式、方法。要注重案例搜集分析工作，保持对多发性、常见性案例的敏感性，建立健全投诉案例档案，详细记录案件的发生原因和处理过程，注重分析案例的表现特征和案例背后体现的问题，积极探讨化解矛盾、解决纠纷的有效方法。对案例处理过程中的难点、易错点和容易扩大矛盾点，认真探讨普适性的经验，用于借鉴、推广和运用。对日常工作中受理的特殊案例，应于受理当日及时上报中心支行，疑难案例应积极主动寻求上级行的帮助和指导。中心支行将于一季度在全市范围内征集县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创新方案，各县（市）支行要在充分把握当地实际的基础上，于2月底前完成创新方案的报送工作。创新方案应包括指导思想、组织机构、方法步骤、活动载体、预期目标、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等内容。为推进金融消费者权益工作的开展，中心支行将不定期编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简报》，刊登辖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创新工作动态、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案例分析以及境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经验等内容。
三、加强学习培训，努力适应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新要求
各县（市）支行要进一步加强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政策文件的学习和培训工作。要根据人民银行履职的需要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具体涉及的范围，对照市中心支行下发的《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实施细则》及《市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手册》中权益保护一览表的有关内容，组织法律干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各成员部门以及金融机构相关人员专题学习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常用法律法规，特别是有关权益保护一览表中的具体条款要烂熟于胸。中心支行将于二季度组织开展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相关知识测试，测试对象包括各县（市）支行分管行领导、办公室主任、法律干部及市、县各金融机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联络员。与此同时，各地可通过专家讲座、会议交流、案例评析等形式，进一步熟悉金融消费纠纷的处理流程，更好地掌握投诉受理、了解案情、沟通调解、最终处理、落实反馈等各环节的处理技巧。
四、定期评价监督，不断注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新动力
各县（市）支行要将本地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开展情况纳入“两综合、两管理”的范围。要根据金融机构工作开展情况，按照本地区《实施细则》规定的评价方法，对金融机构履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义务情况进行客观公正的分析评价，定期在同业内通报，对认真履行义务、保护积极的金融机构要给予表彰，侵权较多或保护不力的金融机构要向社会通报、披露。对于评价等级低或被投诉情况较严重的金融机构，将其列入下一分析评价期重点监督对象，并视情节严重程度有条件地选取部分金融机构进行专项检查或综合检查。开展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专项检查或综合检查的单位要在检查结束后及时向中心支行报送检查报告，一年内未开展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专项检查或综合检查的单位要提交不予开展的理由。中心支行将建立全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例会制度，每半年召开一次全辖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会议（必要时随时召开），通报各县（市）支行工作开展情况、发现问题及下一步工作计划。视工作需要，将要求各县（市）相关金融机构参加此项会议。为加大工作推进力度，中心支行在年度工作考核中将加大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考核比重，并专门出台《市县域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考核办法》。
金融消费者保护条例篇3
一、问题提出
美国次贷危机后，“金融消费者”及相关概念进入我国理论界、实务界视野，围绕金融消费者的讨论方兴未艾。汲取历次金融危机教训，各国着力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构建，我国以金融消费者身份识别为中心的保护机制框架也逐渐清晰；然而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实务与理论界未形成统一意见①，甚至各自内部尚有分歧。学界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范围呈扩张态度；从国家法律法规体系看，多见于行政执法对于行业的整顿，缺乏具体条文对司法进行具体指引，且效力层级各异的法规中，难以梳理出一条“主体确定、保护方式明晰、救济方式统一”的逻辑主线，因此司法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态度较为谨慎。法律概念是对各种法律事实进行概括，抽象出它们的共同特征而形成的权威性范畴；理论、立法与司法是一个互动的过程，前者的争议往往导致司法的不确定性，金融消费者司法裁判结果目前尚无明确梳理，金融消费者研究也鲜有实证研究方法②。
本文对“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进行梳理，对整个体系过度依赖体系解释、扩大“消费者”内涵以解决体系逻辑不畅提出质疑；结合2012―2016年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阐释或演绎的司法判例，将部分涉及的问题置于实践范畴中进行考量，针砭以金融消费者概念为核心的保护体系在实践中的弊端，以期找到其他替代性思路，从而对当下“金融消费者”理论研究、立法工作产生一定指导性作用。
二、体系解释与上位概念疏漏
既往研究对金融消费者概念主要存在两种阐述模式：体系解释的阐述与比较法的引证，但后者往往是前者论述的注脚、补充，因此实为一种界定方式――现有立法与理论框架中金融消费者概念从属于消费者，以属概念的定义范围对其进行确定，而后兼顾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对其展开种差内涵的具体补充。但是属概念即消费者之定义中存在的争议在种概念的讨论中也会涉及，在金融领域中甚至会产生异化，进而影响整个解释体系。体系解释背后难免存在着“法教义学”的影子，而经济法、金融法领域对教义学的概念较为陌生。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解释逻辑
从法律法规看，我国最早的成文“金融消费者”规定来自银监会2006年颁布并施行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该指引对商业银行提出了维护金融消费者利益的监管要求，过于原则化的条文没有厘定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这也是次贷危机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未受重视的一个缩影。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2013年印发文件《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管理办法（试行）》（下称《管理办法》）的通知，对金融消费者做了明确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购买、使用金融机构销售的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该定义实则突破了消费者属概念中强调以“生活消费”为目的的限制，但从效力级别与适用范围来看，该试行办法与理论界的期望相去甚远。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对保护金融消费之措施做了进一步说明，但对于其定义依然没有正面回应。
学界试图通过将“金融消费者”概念纳入到“消费者”概念之下，这也是体系解释使然，但不论属概念逻辑的自洽还是种概念特殊性的演绎都难言圆满。理论界将《消费者保护法》（下称《消法》）第二条进一步归纳为“消费者”若干基本特征：自然人主体，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行为以及生活需要目的（梁彗星，2001），并将该特征延伸至金融领域③。思及传统消费者概念适用于金融领域时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有金融行业立法在保护性上的不足，因此在种概念之外，有必要对属概念进行进一步明确。对于属概念的忧虑来自现行立法――由于我国消费者保护体系自身尚未成熟，在传统消费者领域还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因此以此延伸的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举步维艰。
从性质上看，金融消费者较消费者而言权益更易受到侵害，若不采取精细、针对性规范，难以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对种概念特征的具体论证，学者多引入域外事件或观点相左，譬如本轮次贷危机中美国住房贷款次级抵押贷规则、信用卡市场的坏账处理方式等等，甚有引用激进观点认为消费者保护不力为次贷危机产生原因者（pwG，2008）。同时引入外域立法经验对自身观点进行佐证，反复出现的立法例有1999年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2012年美国《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2000年英国《金融服务与市场法》以及2011年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等等，各国法律对于金融消费者定义或宽松或?揽粒?因而总有自证之据。当前金融消费者之定义大意可概括为，“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且对其具体保护当建立专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以具体实现。
（二）上位概念模糊界定
消费者被视为金融消费者的上位概念，消费者定义的分歧并未在金融消费者的讨论中消弭，上位概念本身的不明确性给实践带来很大困难。《消法》颁布至今历经两次修正，就概念而言未对其内涵、外延做出正面界定，而是通过调整范围“间接”阐明“消费者”为何。详言之，1993年《消法》第二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该条也为2009年、2013年两次修法所沿袭。从纠纷看，体系内部未形成统一意见的主要涉及两方面问题：对于“生活消费”的具体理解与对于单位是否能构成消费者的讨论。
其一，法条中“生活消费”措辞框定的狭小行为范围让很多行为难以纳入《消法》保护。消费者是消费主体，但从字面看《消法》中涉及的消费者仅指“生活资料的消费者”，并未囊括所有消费者，概念的错位难以区分个人消费行为与个人经营行为。实践中对于农业生产者购买农产品生产原料的认定，难以划入“生活资料”的范畴；另外对于“知假买假”行为的判断，非“生活目的”的行为是否构成惩罚性赔偿各地判断亦不同。
其二，《消法》未言明单位能否受其保护。1985年《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第二条明确排除单位消费者的规定已被1993年《消法》抹去，然而近年来持有单位亦受《消法》保护的观点应者寥寥。主流观点认为消费者是指个体社会成员，不包括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最高法院近期明确了该观点④。客观上看，合伙、公司等商事主体为自身存续、维系组织基本运转，的确存在购买或接受一定服务的需求；该问题当前在实践中依司法惯例已得到了解决，但无法依原本概念体系获得圆满解释。
（三）体系解释延续与扩大的问题
体系解释必然会使属概念的争端进一步延续。从当前争议看，“消费者”概念的若干问题悬而未决对整体法律适用及消费者保护产生很大影响，这些问题往往处于解释学的边界点、传统消费者理论未讨论之处。
一方面，与上文所述“消费者”的自然人属性基本确定不同，“金融消费者”是否限于自然人尚未有定论。有观点认为仅自然人可构成金融消费者，非自然人进入金融领域一般具有相应技术与经验，不应当受特殊保护。另有观点认为决定是否参照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情况是具体判定“交易双方实力悬殊、交易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邢会强，2009），若符合该条件均可以金融消费者处之；金融作为一种资金融通方式，非自然人亦有平等接触之机会。有学者进一步指出金融消费者之定义并不是依据是否为自然人而定，自然人亦可能为金融专家，而“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可作为其标尺。从立法来看，前述《管理办法（试行）》将金融消费者界定为自然人，但是该条款效力仅限于人行下辖系统而非整个金融行业，囿于人行监管业务的传统与特殊性，自然人与法人原本即分而视之，鉴于当前“一行三会”的监管体系，该条效力是否扩张适用于整个金融行业尚不确定。
另一方面，消费者概念行为需符合“生活所需”要件延伸至金融领域时，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金融行为”与日常消费行为不同，难以满足“生活所需”的要求。普遍认为当下除金融企业从事金融投资服务外，大多数个人或家庭的财产都存在投资金融服务获取利益以保值、增值之需要，“金融行为”可使个人、家庭的生活水平提升。另外，带有“投资目的”的行为是否依然能涵摄于“生活所需”扩大解释的范畴，何为“投资目的”亦难获得清晰解释。事实上该问题与前述问题存在一定重合之处――对于保护主体之确定前述问题以“自然人”标准区分，而此处讨论行为以是否带有“投资目的”纳入保护范围。有观点认为基于“投资者的适当性”应当区分投资者与金融消费者身份，其中有理由认为依据原有证券、银行等立法，对于投资者之保护已然足够；又有观点认为机构无法构成消费目的因此难以归入金融消费者之列，“金融企业的经营客体不是消费品不能用来进行生活消费，金融企业客户实施的主要是投资行为而不是消费行为。”反对者认为传统信息不对称理论与“买者自负”理论有着理想与现实的差距，金融交易中的买方依然有必要受一定保护（陈洁，2011）。
体系解释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解释、补漏目前并未达成一致，未回应之问题并非在司法实践中不会出现。因此很多学者尝试从消费者体系解释之外对两者进行解释，譬如有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之概念独立于消费者概念，应当尊重其自身发展轨迹，也是“对投资服务的消费者保护法制独立发展的回应”。当然，金融法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并非利用体系内部逻辑解释新概念，应对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金融法采用相应创新方式应对，较之英、美立法进程，金融消费者内涵与外延的确立非理论推演的结果，而是实践产物。因此对金融消费者解释的未圆满之处进行实证研究，有助于了解实践赋予该概念体系的含义。
三、“金融消费者”司法现状：一个实证研究
金融法领域实践往往给理论带来极大支撑，甚至有学者指出金融法的规制路径并非法律指引，而是社会、政治甚至文化的选择，因此研究裁判性文书中对金融消费者展开的阐述实有必要。囿于金融消费者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等制度尚未成型，司法判决依然是金融消费者获取救济的主要途径。笔者以2012―2016年全国法院裁判文书为样本，对于司法实践中“金融消费者”进行实践问题的归类。笔者发现金融领域消费者纠纷案例较多，但鲜有在判决书明确提出“金融消费者”概念，并进行进一步说理的案件。本文在比较理论、实践差异的基础上，对判决书中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案件的整体情况进行一定梳理。
（一）研究方法综述
本文以2013年1月1日―2016年12月1日，时间跨度47个月的57份判决书为研究对象，最后检索时间为2016年12月2日。笔者以“金融消费者”为关键词在“最高人民法院裁判文书网”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共检索到目标结果97个，其中包括行政案件5个（具体包括（2016）沪03行终273号等五起行政诉讼案件）。因检索报告将数据库判决书中含“金融消费者”语词案件全部纳入检索结果，笔者进一步筛选样本中目标民事案件，将内容不合格的判例剔除出?颖荆?共得原、被告诉求及法院说理中提及并适用“金融消费者”含义案件57个。该筛选中剔除案件包括以下三类：第一，判决书中“金融消费者”仅为指代作用，未对具体含义展开；第二，引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说明非金融消费者相关问题；第三，涉及“银行金融消费者投诉书”等具体适用中非为说明“金融消费者”等情况证据（譬如（2015）株中法民二终字第141号）。
从数据库检索结果看，数据存在数据缺失现象。本次实证研究对象为涉“金融消费者”且民事诉讼中对其含义展开讨论之案件，在符合要求的57起案件中包括36起二审判决、22起初审判决，但所有36起二审民事判决中有13起裁判文书数据库中并无对应一审判决文书。从样本分布时间看明显存在2013年前的数据断层期，虽有涉及“金融消费者”概念尚未普及之因，但从数据内生原因看不能排除数据库2012年前数据残缺因素。
（二）案件数量
将57起涉及金融消费者裁判案件按判决时间归类，2012年以来诉讼案件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从增长趋势上来看，以每年接近2―3倍的速度增长。因研究未统计2016年全年数据，且判决时间与上传时间存在时间差，导致2016年数据偏少，笔者预计2016年案件约50―60起。从具体判决时间看，现有2016年数据以8月之前的案件为主，若以平均数处之约50起；若参照2013、2014年涉及金融消费者案件判决书上网时间，大约为8个月，如此计算2016年案件大约为60起。
金融消费者保护在实践层面案件的匮乏并非个案，以金融消费者保护起步较早的美国银行业为例，金融消费者保护成效远未达预期：有实证研究表明，1990―2004年，美国货币监理署（oCC）没有提起一起违反金融消费者保护条款的诉讼；2000年至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在oCC职权范围内进行的69起件行政罚款案件中，仅6起涉及金融消费者（Levitin，2009）。由此也可以看出，实践中即便存在“金融消费者”制度，其运行也并非顺理成章。
（三）案件地域性
从案件发生地点上看，案件分布于上海、内蒙古、北京、浙江等14个省份。笔者统计、归类案件属地时以审判地原则为主，兼考虑民事诉讼?l生之特殊情况。譬如（2016）内01民终120号等8个案件实际由内蒙古法院管辖，但该管辖权基础为指定管辖，具体来看天津爱尔爱司贵金属经营有限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在诉讼前两年已撤销，因此笔者将其依然归入天津市。
从数据看，上海、天津、北京、广东发生的案件远超其余省份，其中自然有经济发达地区消费者保护意识较其他地区强的优势，亦有金融服务和产品复杂，纠纷经常产生的原因；尤其笔者注意到在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小额借贷等金融交易频繁的城市往往诉讼案件发生频次较高，譬如涉及天津期货交易所的纠纷与温州法院判罚的一系列案件。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一种嵌入原有消费者保护制度的新内涵，在经济发达地区率先进入司法实践的“试验田”也不失妥当。
（四）消费者弱势地位
诉讼案件的原告、被告间关系较为一致，57起案件中有55起围绕客户与金融机构间的委托合同、服务合同等契约关系展开，主体涉及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等；仅有的两起非契约关系案件为不同原告起诉光大证券内幕交易，均以原告败诉结案（（2015）沪高民五（商）终字第61号、（2015）沪二中民六（商）终字第323号）。
在全部的57起案件中，适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主体以法院为主，在47起案件中法院主动在说理过程中加入了对于“金融消费者”特殊身份的保护，另有9起案件由原告提出金融消费者特殊保护之诉请、1起案件由证监会认定金融消费者身份（（2014）闵民四（商）初字第108号）。
法院援引“金融消费者”概念主要基于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认定金融消费者在诸如举证能力、过错分担、告知义务等程序与实体方面存在保护必要。在法院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诉请的47个案件中，因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技术疏忽过错不应由其承担而支持原告的案件居多，为22个；一般法院通过利益衡量得出该结论，“从利益衡量角度来看，对于本案因伪卡盗刷产生的损失风险，由被告先行承担能更好地真正保护原告作为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有利于促进整个银行卡业务的良性健康发展”（（2015）浦民六（商）初字第1525号）。另有小部分案件因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收集证据困难，法院将部分举证责任转嫁于金融机构，此时法院认为，“因银行作为专业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相比储户以及其他金融消费者而言，举证能力更强、距离证据更近，故根据公平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对储户资金异常变动的情况，银行应承担更多的举证责任”（（2016）鲁1002民初3329号）。另外，基于消费者尤其是金融消费者处于信息不对称地位，法院特别强调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从数据整体来看，金融消费者在司法程序中的地位依旧不甚明确，适用标准也远未统一，相关问题正在得到重视却依然远远不够：金融消费者涉及的诉讼虽逐年增多，但是整体的数量依旧十分稀少；从案件体量分布看，金融活跃地区的案件较多；对于金融消费者具体含义的理解各地均有自己的经验，但是整体并不统一；案件整体种类较少、类型化现象严重。从样本所反映的情况看，理论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模糊，司法实践正逐渐形成既有的一套裁判经验，但这种裁判经验颇受地域限制。
四、理论争议的司法回应
实证研究与解释学并非矛盾，而有取长补短之功效。司法并未直接回应金融消费者概念之问题，对于其保护的裁判逻辑也未有统一，在讨论焦点与高频案件之间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理论未给予实务足够的支持，且学界未有争论结果的问题给实务带来了负面影响；其模糊地带正是体系解释延伸问题：消费者针对的具体对象。尤其是“投资行为”是否应当纳入保护范畴存在很大争议。
（一）理论与实践关注点偏离
体系解释在阐述金融消费者特点时往往将其置于p2p、小额贷款等互联网金融体系中予以讨论，从现实情况看，金融消费者涉诉案件远未涉及该方面，反而多见于“银行卡”相关纠纷案件，具言之，审判文书内容集中于银行与储户之间的信用卡、储蓄卡纠纷，亦有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合同权利义务问题。
上述案件类型单一亦体现在案件模式的类似，统计的57起案件中有26起信用卡“盗刷”案件，对于此类案件又因持卡者是否存在过失分为两种保护模式：若为盗窃、抢劫或其他不当方式取得消费者银行卡，并利用该卡盗取财务的，法院判定对于持卡人密码的保护存在疏忽情况由银行举证；若为伪造持卡人银行卡盗取财物的，法院则认定由银行先行承担责任，后由银行向违法人追责。
涉及p2p平台等互联网金融平台类案件尚未出现援引“金融消费者”定义，并非该定义无适用余地，更多体现着法院对未有明确指引概念的谨慎态度。这在大多数案件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援引被用于举证责任的分担和判断是否存在过错方面可见一斑，两者均为法官自由心证判断范围。互联网与新金融业态下的金融运行的确可能使消费者更多地暴露在不利环境之下，其具体行为规范指引等实有讨论必要；但对于传统金融常见不当行为，亦需要进一步明确法律之适用。
（二）地区性判例习惯形成
对于单一案件类型，笔者发现对于金融消费者内涵与救济措施的具体认定存在着一定分歧，但这种分歧体现出地域效力――不同地域对于案件审理、消费者权利的认定往往不同，而相近法院在具体裁判方面达成一定共识。
在消费者与金融消费者差异方面，各地法院也达成共识，“在金融领域消费者处于更为弱势的地位，在信息搜集、获取、了解方面更为薄弱”；虽然基于一定共识，但对于弱势地位消费者的保护停留在“理念”指引层面，法院除《消法》外难以援引更为贴切的条文，判决书的说理仍须依托其他法条，甚至出现了法院以未生效法条说理的情形。
对于具体案件的判断，地域相近的法院基本统一意见。譬如信用卡纠纷案件，法院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大致有过错减轻、告知义务与举证能力弱三方面，相同法院对于金融消费者之内涵及救济判断大致相同。譬如浙江温州中院在（2015）浙温商终字第2320号与（2015）浙温商终字第2331号案件中认定银行比信用卡被盗刷的金融消费者“举证能力更强、距离证据更近”，而判决支持部分诉讼请求。同样的，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16）内01民终120号等8起案情类似案件中，均认定一般金融消费者不具备辨认金融机构是否具有一定资质的能力，并确?J金融消费者与涉诉金融机构的委托理财关系。整体上看，上海各区、浙江各地法院亦基本保持同案同判，对于金融消费者的认定标准也比较统一。
（三）理论的“弱实践性”
前文提及体系解释延伸产生的两个问题：对“投资者”身份判定困难与金融消费者之主体是否当为自然人。前者在个案中频繁体现；后者并无相关争端，即当前案件未有单位援引金融消费者保护维护自身利益。
各地法院对于投资行为是否属金融消费者保护涵摄之范围意见不同，有判决书承认“包括业余证券投资者在内的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的消费者身份”（（2016）粤03民终4548号），也即法院认为符合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者需具有两层特征：个人与非专业。亦有法院认为，“股票交易属于投资行为，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证券投资活动，并非消费，不适用《消法》”（（2016）辽02民终344号）。
但是从救济的行为看，涉诉案件的投资行为绝大多数包括银行存款、保险、股票以及其他理财产品，投资行为的具体界定对个案的法律适用十分关键。金融机构与投资者之间的纠纷占到了所有案件的23%，此类案件中一般法院判令金融机构对其金融产品负解释、明示告知风险等其他义务。从判决看，对于银行存款、保险各地法院均视其为金融消费者正常之行为；但是对于股票投资，各地法院均视其在金融消费者常规行为之外，法院争议大多聚集在个人理财产品是否构成“金融消费者”保护之范围。
在57起案件中共有24起涉及理财产品，笔者发现对于理财产品处理问题中法院存在“骑墙”做派：对于投资者以金融消费者知情权或其他基本权利起诉之案件，除个别特例外均以因保护金融消费者正当权利为由支持，“将消费者保护理论及立法扩展到金融领域，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培育理性的金融消费意识，规范金融市场服务行为，推动形成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和市场秩序，有效维护金融创新、发展和安全，是中外金融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领域的普遍理论共识和立法趋势”（（2016）粤03民终4548号）；但对于投资者以金融消费者身份起诉，以获得惩罚性赔偿案件，法院无一例外驳回，“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之间不是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不适用惩罚性赔偿”（（2016）沪民终146号）。
五、解释学反思与可能路径
整体上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在理论上的讨论对司法产生了一定积极作用，具体体现在案件发生数量变化趋势上；但是囿于高位阶规范的缺失，整体诉讼案数量偏少，各地裁判结果、适用法律差异较大。对于学界讨论的自然人主体、投资者保护等问题，实务界体现出明显的滞后性。立法、理论对于司法的作用不但体现于法条、学理指引上，对于司法实务中法院具体问题适用法律明确性的要求亦需要有足够的关怀。虽当下司法裁判环境并不理想，但司法仅仅只是法律适用的一个环节，还有诸如行政执法、守法等等环节，金融消费者定义对整体立法构架的作用当纳入一个更宏大的背景进行讨论。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金融消费者保护既不能简单理解为普通消费者保护在金融领域的延伸，也不能狭隘理解为金融监管目标的扩张”（林越坚，2015）。
不论金融消费者保护采取何种制度，其初衷与归宿均是保护特定交易中的交易方。目前立法主张对“特定行为人”进行优先识别，而后针对分类主体提供不同的保护与救济措施；囿于前述情况，短期内对于金融消费者概念达成一致，并将其成文化难度较大。金融并非一个封闭的系统，对于金融的规制也应随着创新而改变，基于“消费者”的解释学难以适应外部环境迅速的变化，且金融创新可能在短时间内对社会带来毁灭性打击。
金融市场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并非局限于个人与金融机构间，在非自然人主体与金融机构间亦可能存在，且非自然人主体无可避免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某些金融活动，因此仅针对主体分类进行保护并不合理。金融消费者识别并非弱势群体保护的唯一途径，从美英立法看，通过不同的风险评级识别金融消费者并提供不同的金融服务，进而对相应投资者提供不同的保护亦是一种思路。此种立法模式的思路为“特定行为―主体―规制”，由行为确定保护主体并提供相应保护。通过产品分级，对购买风险标识产品或服务的主体提供同质保护，并对特定金融产品投资市场进行准入限制。高风险产品依然按“高风险、高收益、风险自负”的机制，遵从“买者自负”原则，仅针对专业投资者放开；而其余金融产品的购买视为金融消费行为，对其进行适当保护。
概念的厘定依然十分重要，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很难清楚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上文简略提及之方法也仅是一种参考思路。金融风险防控、规制几乎不可能出现解决问题的圆满方案，这与解释学方法在理念上是相冲突的；不论选择何种立法路径，为保证法院作为金融领域相关救济的最后一道屏障的有效性与统一性，立法机构迅速、明确地出台条文明确法院在金融案件中对弱势方的保护是理论与实务界共同的目标。
注：
①参见杨东：《论金融法的重构》，载《清华法学》2013年第4期。传统金融法未将因金融创新而诞生的新金融法客体、新金融法主体金融消费者以及由此构建的新的金融法律关系即金融服务关系纳入其调整对象。基于出发点的不同，之后展?_的论述学界与实务界多有冲突。
②相关研究参见齐萌：《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实证研究――以40部金融消费者保护规范性文件为样本》，载《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马一德：《解构与重构：“消费者”概念再出发》，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6期。直接实证研究文献较少，譬如有学者曾对我国现行涉及“金融消费者”立法进行穷尽式检索，位阶之低、数量之少、规范冲突之剧烈，让人咋舌。
金融消费者保护条例篇4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1.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定义
1.1金融消费者
关于“金融消费者”的定义，有学者根据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条的有关规定而总结归纳为“金融消费者，是指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1]。
1.2金融消费者权益
权利和利益就是“权益”。而“金融消费者权益”指的是规定在法律规范里的关于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和利益。本文赞同部分学者的观点，我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了的消费者的九项权利，即安全权、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公平交易权、损害赔偿权、结社权、受教育权、受尊重权、监督权等，金融消费者同样享有。假如其中一项或者多项权利受到侵害，金融消费纠纷就可能发生，但在既强势又专业的金融机构面前，消费者在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道路上仍然困难重重。
2.我国金融消费者处境和维权机制现状
2.1某些金融机构的侵权表现
2.1.1侵害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
主要表现有两方面：一是金融机构只向公众披露重点推广的产品和服务的功能、费用、风险等信息，但对其他大部分商品和服务就缺乏相关说明；二是金融机构在对金融产品重点推介时进行虚假不实的宣传，忽略消费者的风险偏好和损失承受能力，以致欺骗、误导金融消费者，为消费者提供不适合的金融产品。
2.1.2侵害金融消费者公平交易权
具体表现为，金融机构使用事先印制好的格式文本合同与消费者进行交易，它们通常会利用合同中的格式条款、免责条款免除自己的责任，转嫁风险、赚取利润。这种行为对于被动接受合同条款的金融消费者来说就是失去了公平交易的权利甚至在预期风险出现时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或承受更大的损失。
2.1.3侵害金融消费者自主选择权
主要表现也有两方面：一是金融机构在消费者办理业务过程中设置一些不合理且具有迷惑性的收费项目，以达到收取多种费用的目的；二是强迫消费者办理附加业务，如部分商业银行会在办理贷款业务过程中让贷款客户按照贷款金额的一定比例购买本银行的理财、保险、贵金属等产品或者以存款作为审批和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等。在金融机构的强势主导之下，消费者为办成主要业务，不得不听从金融机构的安排，致使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财产权益均受到损失。
2.1.4侵害金融消费者安全权
主要集中在侵害消费者的信息安全权方面。近些年，经常会有消费者莫明其妙的接到一些陌生人电话，有的甚至可以详细说出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发生这样的情况，有一种原因就是金融机构将消费者在办理特定业务时提交的个人信息在未经其本人同意的情况下透露给经营其它产品或服务的机构或个人以交换利益。金融消费者面对因个人信息泄露招来的各种电信推销广告已不堪其扰，而成为被诈骗的目标进一步遭受财产损失的案例也不在少数。
2.2我国金融消费者维权机制的现状
2.2.1金融业务交易双方优、劣势明显
金融机构作为业务经营者，掌握着每款金融产品的详细信息并且在业务操作过程中有专业技术支持，与金融消费者所获得的信息相比，无论是在准确度还是及时性上金融机构都明显占有优势。处于劣势地位的金融消费大众很难具备准确的对市场行情变化的判断能力以及对金融风险的把控能力。因此一旦金融消费者确定选择某一金融机构进行交易，主动权便掌握在该金融机构手中。如果此时，金融机构不能以一种公平、诚信的态度完成交易，必然会给金融消费者带来损失。
2.2.2未能建立金融维权的专门组织
我国欠缺可以专门帮助金融消费者维权的社会组织。由于金融交易的专业性，寻求普通消费者维权组织的帮助很难达到满意效果。“消费者保护协会对于普通消费者权益维护发挥了的积极作用，难以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有力支持”[2]；各个金融机构虽然也设有相应的受理投诉部门，但基于运营体制及机构的内部利益等原因，目前很难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保护功能。因此，一个能够具有专业金融知识且能够完全代表消费者进行合法维权的社会组织有待建立。
2.2.3金融机构的监管机制不够完善
这些年，虽然监管机构了大量的行政规章，而且还会依规对金融机构进行长期的非现场检查以及不定期的现场抽查，但这些措施主要还是立足于对金融机构业务经营管理上的监督以及对其违法行为的制裁。而近两年，经济发展带来的金融消费者范围扩大化、金融业务日趋复杂化、科技化以及金融机构迫切追求的利益最大化使得金融消费者维权呼声渐高，监管机构对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工作也越发重视起来。但是因为尚在机制构建完善阶段，监管机构对那些有不良经营行为的金融机构的预防、管理和惩治力度还不够，仍有部分金融机构通过规避法律法规规定等方式实施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如前所述的乱收费及不合理搭售金融产品等情况。因此，监管机构还要加快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步伐，进一步发挥其对金融机构的管控职能。
2.2.4能够制约金融活动的司法体系尚未健全
首先，没有专门的实体立法用以维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一方面，新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较宏观，对于专业性较强的金融领域纠纷不能起到很明确的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像《商业银行法》等金融立法更偏重于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上的规定，立法宗旨中虽涵盖了部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内容，但实践中不具有很强的可诉性和可操作性，也使得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无明确法律法规可依。
其次，诉讼程序上因举证责任规则给金融消费者维权设置了障碍。我国民事诉讼程序中规定有“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原则。然而，因为金融消费领域的专业性，金融产品的交易规则都由金融机构制定并掌握，普通金融消费者若想举证证明金融机构存在欺诈行为，过程十分艰难。最终很难以司法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即使维权成功，其为之实际耗费的人力、物力也非败诉的金融机构能够用金钱来补偿的。
3.对完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建议
3.1健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
3.1.1在法律中对“金融消费者”的内涵进行明确
在我国，金融消费投诉因其专业性强于普通消费纠纷而无法被各级工商管理机关及消费者协会受理，造成金融消费者投诉无门。在借鉴世界金融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将“金融消费者”内涵明确纳入我国立法中已是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中一项亟待完成的任务。在立法中确认参与金融活动的个人的消费者地位，在保护原则、受理机构、受理范围、保护措施等问题上作出明确的指引，最终使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有法可依、违法必究。
3.1.2加强实体法与程序法对金融消费者的双重保护
如前所述，在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之间普遍存在着交易信息不对称、实力与地位不对等的现象。金融消费者既不能依靠宏观的市场机制去改善其弱势群体的地位，又面临着举证艰难的维权困局。期待国家立法能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有更多的倾向性，在实体法上明确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责任和义务，赋予金融消费者应有的相关权利，同时在程序法上通过改变举证规则解决金融消费者举证难的问题，最终使本来不对等的两方交易主体拥有一个相对公平、诚信的“环境”去完成金融交易。
3.1.3通过立法明晰金融产品和服务中的法律关系
由于国家法律具有稳定性，故而在调整相对活跃的金融领域时却略显滞后，这就给金融法律风险的出现制造了机会。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按揭、票据等多种金融业务中都出现了实际操作与现行法律法规不完全适应的情况。当前，金融机构在开拓新业务的过程中不只需要关注业务的经济价值，还需要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作为该项业务安全运作的支持保障。例如商业银行的理财业务，一般包括具有银行负债业务本质的创新型存款业务以及具有信托业务本质的代客理财业务。由于这两类业务拥有自营业务和中间业务两种不同的性质，因此有必要在立法上明确界定和规范这二者的法律关系，既可以帮助理财消费者在发生纠纷时明确自己的主张、分清诉讼对象，又可以协助金融机构依法合规地化解纠纷，以达到充分保护理财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目的。
3.2对金融业务加大监管力度
3.2.1将“保护金融消费者”纳入金融监管范畴
目前，国家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更多的还是偏重于对金融机构利益的保护、维护其正常稳定的经营，但是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力度还相对较弱。随着金融行业充分市场化的进行，金融消费者的权益若不能得到应有的保障，可能会动摇公众对整个金融行业的信心。古语有云“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金融行业失去其赖以生存的客户的信任支持时，那么其发展的危机也将来临，甚至会危及整体经济。在这里，我们引用英国著名经济学家迈克尔.泰勒提出的“双峰”理论，他认为金融监管应着眼于两个目标：一是着眼于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系统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审慎监管目标；二是立足于防止和减少金融消费者受到欺诈或其他不公平待遇的保护消费者权利目标。审慎经营与保护消费者权益是金融机构的两条发展平行线，均应成为国家对金融机构日常监管的关键考核指标。
3.2.2构建金融机构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
金融机构应本着符合客户利益和审慎尽责的宗旨帮助金融消费者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通过外部宣传、集中讲授等方式加深消费者对各类金融产品、服务的了解以及对自身权利的认识。同时，在金融机构内部建立全面、透明、高效的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处理流程、调查程序、回复的安排以及赔偿机制等内容都应该有细则规定。当前，我国的金融机构基本上都设有全国通用的投诉电话用以处理消费者与本机构之间的纠纷，但在日后的工作中还是应将投诉的途径、方法及程序向公众更加透明化。
3.2.3加强对金融机构的格式合同管理
近两年，全国各级工商管理部门对全国的各家商业银行进行了格式文本合同的抽查，并对确有“霸王条款”的商业银行责令限期改正。此次大规模的行动目的就是排除商业银行利用格式条款，免除自身应当履行的法律义务，剥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行为。作为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典型方式，由国家监管部门出面对格式文本合同进行筛查，体现了国家对于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的重视。但除了检查纠正，监管部门还可以开展以下工作：如，自行制定统一的格式条款范本在金融系统推广，以避免金融机构自行制定的格式合同不合理地剥夺消费者的权利；或对格式合同的条款加以限制，杜绝侵害消费者权益的内容等。
3.2.4完善金融机构的信息披露机制
为尊重和保护法律赋予消费者的各项权利，应要求金融机构不断加强其对自身各方面信息的合理披露。以商业银行为例，为便于客户及时了解开户、存取款等基础银行业务，银行可以充分利用厅堂内的广告屏、海报、宣传手册等各种媒介对相关信息进行合理批漏。又如银行在对新业务进行推介时，不可一味强调其预期经济利益，而应对有关产品或服务的信息进行详细的描述；说明书和宣传材料要通俗易懂地全面反映产品或服务的情况，尤其要在醒目位置着重提示预期风险。而当发生消费者投诉事件时，金融机构除了要迅速处理外，最重要的就是让消费者及时了解本机构处理投诉的流程设置以及每一步的处理进展。切不可以任何方式给消费者正当获取信息设置障碍。
3.3为金融消费者建立多途径解决纠纷的机制
3.3.1以消费者自我救济为主
法院的诉讼资源有限，且由于当前我国法律法规中也缺少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明确操作指引，故消费者通过自我救济来保护自身权益是首选方式。在发生纠纷时，消费者首先是要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建立的受理投诉部门反映情况，要求其派专门工作人员受理该投诉事件，争取双方友好协商解决。若金融机构长期没有解决方案，则可求助于监管机构的受理投诉部门。监管机构既可以作为上级管理者责令金融机构在合理的期限内完成投诉处理，又可以作为居中调停者并在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不能达成合议时直接受理金融消费者的申诉。这样就使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活动又多了一层监管保障。
3.3.2充分发挥司法救济的作用
由于金融交易的特殊性以及交易双方的不对等地位，当自我救济不足以维权的情况下，以金融消费者一人的力量完成司法救济中的、举证、辩论并最终胜诉，无论是在人力、物力等方面消费者仍旧处于弱势，很多时候可能还未上庭就胜负已分了。如果个人依靠律师来诉讼，还需要支付高昂的律师费用。因此，建议先建立健全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组织，由熟悉金融、法律等专业知识的人员作为该组织的成员，代表权益共同受到侵害的众多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机构进行维权交涉甚至诉讼。这样既能够集中有利的诉讼资源进而提高案件的胜诉率，又能使法院以普通共同诉讼的方式对同类案件统一审理进而节约了司法资源，从而使维权诉讼成为了一条金融消费者用以解决纠纷的高效、简便、低成本的途径。国家司法对消费者的保护作用也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
3.4对参与金融交易双方的自身素质提出的要求
3.4.1金融机构应完成自身转变
无论是国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还是监管部门设立各种考评机制，所有这些都是外部管理的手段，金融机构要想真正做到让消费者满意，必须先完成自我意识的转变，将“保护消费者权益”当作自身工作的一部分，融入到本单位的企业文中去，否则，即使应监管部门要求做再多工作，也只是留于表面，很难在根源上杜绝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况发生。
3.4.2金融消费者应加强相关知识的学习
金融领域专业性较强，普通的消费者在自身金融、法律知识掌握不足的情况下，在遇到纠纷时，很难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每个参与在复杂金融市场里的个体都应该学习一些基础的金融、法律常识，并在日常的交易中进行不断的丰富积累，从而用更专业的知识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作者单位：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金融消费者保护条例篇5
关键词：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公众参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D92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14）03-0057-03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4.03.13
一、问题的提出
西方国家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思后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是预防和化解金融危机的重要举措。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涉及的主体主要有三类：一是金融机构。金融机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效果直接影响金融消费者对金融消费活动的信心以及参与度，最终影响金融机构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二是社会公众。社会公众是金融消费行为的重要一方，受自身知识、能力所限，往往在金融消费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是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所重点关注的对象。三是权力主体。权力主体主要包括立法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和司法机关，他们是金融消费规则的制定者、金融消费行为的监督者和金融消费纠纷的裁判者。长期以来，人们习惯性地从权力主体的角度来思考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问题，重点关注权力主体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方面的职能和作用。与此同时，往往把社会公众仅仅作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受动对象，很少研究其如何主动地参与到金融消费权益保护过程中，以及应当发挥何种作用。
笔者认为，社会公众不仅是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被动接受者，而且是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社会公众应当积极地和权力主体以及金融机构开展互动，推动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深化，积极维护自身在金融消费活动中的合法权益。
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概念解析
目前，学术界对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问题的研究尚不充分，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和制度体系。笔者认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是指社会公众采取提出意见建议、开展舆论监督等多种方式，积极参与到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制度设计、公平交易、规范管理、有效维权等多个环节，以促进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
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参与方式的多样性。一方面，社会公众可以直接参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活动之中，和相关主体面对面地进行互动，并对其决策产生影响。例如，社会公众在立法部门就相关法律征求意见时提出自己的建议；在行政管理部门就涉及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重大问题举行的听证会上陈述意见；在涉及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案件审判期间协助一方积极收集证据资料等等。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可以采取间接方式参与到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活动之中，为相关主体依法管理提供线索、作出决策提供参考意见、自律经营营造舆论氛围。例如，社会公众可以就金融消费权益某方面的问题开展学术研究，在互联网上就相关问题开展讨论，在广播报刊等媒体上发表对相关现象的看法等等。二是参与主体的广泛性。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都可能以民事主体的身份参与到金融消费活动之中。因此，任何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都有权直接或间接地就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事项发表意见或者施加影响。例如，某司法机关在购买保险过程中认为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合同中存在霸王条款，有权向保险监管部门举报，并协助其调查取证。三是参与内容的全面性。社会公众可以参与到一切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有关的活动中去，发挥其影响力。
三、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的理论分析
我国实行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由社会公众选出人大代表并组成立法机关，由立法机关任命行政机关来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属于代议制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下，社会公众的诉求和权力主体的管理目标之间可能出现偏差：一是处于最基层的社会公众的诉求可能需要通过多个环节才能传达到权力主体耳中。在复杂的传导过程中，可能出现“信号衰减”、“信号丢失”甚至“信号错误”等问题。二是作为权力主体的组织或其中的个人，其本身也存在“逐利”的冲动。不排除个别主体置社会公众的诉求于不顾，利用手中的权力“寻租”，从而侵害了社会公众的整体利益和权力主体的整体公信力[1]。三是权力主体的技术、经验和精力的有限性和金融活动的多样性之间存在矛盾。在管理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权力主体不可能做到时刻“睁着眼睛”，“紧盯”金融机构的每笔金融交易。公众参与能够有效地解决上述弊端：通过社会公众与权力主体的直接对话，减少信息传导的环节，使得权力主体能够全面地了解社会公众的诉求，使得权力运用更符合民意。同时，公众参与能够将“权力置于阳光之下”，参与的过程也是监督的过程，使得“寻租”行为无所遁形，确保权力主体正确地行使权力。此外，社会公众作为金融交易的一方主体，能够在第一时间查知其合法权益是否被侵害，及时向权力主体反馈所发现的违法线索，扮演权力主体“耳目”和“触角”的角色，帮助权力主体提升管理效能。由此可见，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既是权力主体管理所需，又是社会公众意愿所图，更是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强有力的助推器。
四、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现状述评——以湖北省为例
在湖北省内，各地市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主要是由当地人民银行牵头协调展开。笔者对近年来湖北省内人民银行系统和社会公众互动的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调查显示，公众参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存在较大的发展空间。
对金融消费者的调查问卷显示，社会公众对参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效果予以肯定：一是便利了社会公众对金融消费常识和常见金融消费陷阱的了解；二是督促人民银行等权力主体对金融机构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监督和管理；三是提高解决金融消费纠纷的效率。
同时，调查还显示，公众参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深度和广度有待加强：一是参与的目的还比较单一。目前基本限于法律政策咨询和金融消费纠纷投诉两个方面，较少对权力主体开展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二是参与的热情还不高。关心的事项主要限于自身权益有关的问题或纠纷，对于己无直接关系的金融消费权益纠纷关注程度较低。三是参与的组织化程度较低。基本上采用“单兵作战”的方式，很少通过建立临时性或非临时性组织等方式开展集体维权。
五、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的美国经验
1962年3月15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向美国国会提出了一份“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总统特别国情咨文”，第一次提出消费者权利概念。在这篇咨文中，指出消费者具有4项权利：（1）获得安全商品的权利；（2）正确了解商品的权利；（3）自由选择商品的权利；（4）与消费有关的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利[2]。就与消费有关的事务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权力可以视作消费者权益保护公众参与理念的雏形。2011年，美国通过了《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并依据该法案成立了消费者金融保护局。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认为仅仅依靠经验分析不能保证最佳管理效能，应当从广泛收集到的社会公众的观点和经验中获益，由此能够避免依据偏见或者不完整的信息作出不适当的决策，使得少部分人受益的同时损害大部分社会公众的利益。因此，该局注重从不同主体——包括金融消费者、律师和被监管对象等那里获取信息，以提高管理水平。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通过公开管理和创新使用各种科技手段，鼓励社会公众参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并为其参与提供便利：一是创新技术，研发了众多科技系统为社会公众参与提供渠道。例如，在该局正式挂牌管理之前，就建立了网站（ConsumerFinance.gov）来和社会公众进行互动。又如，该局发起了名为“获取建议”的活动，该活动邀请社会公众通过twitter、电子邮件、Youtube视频等渠道反映意见和建议。通过该活动，该局收集了数百条建议，并通过该局在Youtube上的专门频道对视频建议进行了反馈。再如，该局还在Facebook、Flickr等社交媒体上开设博客和专栏[3]。通过这些渠道为社会公众申诉在金融消费或金融产品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以及如何解决这些困难提供了便利。
六、推进我国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的建议
推进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公众参与是一个系统工程，既要提升各方对公众参与重要性的认识，把公众参与从“自发”变成“自觉”、从“个案”变成“惯例”，又要为公众参与搭桥铺路、提供便利。具体而言，可以从社会公众、金融机构和权力机关三个方面采取综合措施，全面推进公众参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深入和广度。
（一）提升社会公众参与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意识和能力
首先，提升社会公众对基础金融知识的认知。只有掌握了基础金融知识，才有能力对金融产品、金融服务的合法性、合理性以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作出初步的研判，为自身的金融消费行为指明方向。其次，提升社会公众对自己在金融消费过程中权利义务的认知。只有清楚地了解自身的权利义务，才能适当、充分、高效地和金融机构、权力主体进行互动，降低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风险。再次，提升社会公众对社会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事件的参与意识。要通过各种媒介使社会公众意识到，今天别人的事情（如定制相关法律规定，打击金融犯罪行为）可能会影响到明天自己的利益，今天别人身上发生的故事可能就会变成明天自己身上的事故，以此提高社会公众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的关注度和参与的积极性，最终实现提升社会公众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公众的认知度和参与度的目的。
同时，社会公众应当改变传统“单兵作战”的参与模式，通过组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非政府组织（nGo）等方式开展集体维权。采取组织化的参与模式对于增强参与效果具有重要作用：第一，能够增强公众参与的影响力。较单个主体而言，群体的影响力会更大，其意见和利益诉求更容易被相关主体所重视和采纳，从而更容易达到维权的目的。第二，能够提升公众参与的质量。组织化模式具有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功能，能够训练社会公众的参与技巧并培养其合作精神，丰富其中个体的金融知识和维权能力，克服单个主体表达的无力与无序，提高公众参与的有效性。
（二）促进金融机构为公众参与创造条件
金融机构应当鼓励社会公众与其积极互动，提升金融机构乃至金融业的整体形象和服务水平，提振社会公众参与金融消费活动的信心。一方面，金融机构应当广开言路，通过各种渠道倾听社会公众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意见和建议，围绕社会公众的需求改进服务质量，提升客户体验。另一方面，在产品设计、服务或交易过程中应当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选择权等基本权利，及时化解金融消费纠纷，积极和社会公众开展良性互动。
（三）权力主体应当对公众参与敞开大门
权力主体作为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目标的主要实施者，应当采取各种形式，加强与金融消费者的沟通和互动，将社会公众作为自己管理工作的触角，延伸到金融消费的各个领域，扩展到金融消费的各个环节。第一，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就立法机关而言，应当严格按照《立法法》等法律规定，及时将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方（下转第73页）
（上接第59页）面的立法计划、法律规定制定的进展情况，法律规定草案以及相关的说明材料及时予以公布，倾听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允许社会公众查阅相关立法的统计资料、研究报告等背景资料；就行政机关而言，应当按照《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规规定，及时公布行政管理职责和权限、办事流程等事项，便于公众查知和参与；就司法机关而言，应当依法公开职能设置、管理制度、工作规范等事项，确保当事人充分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确保社会公众全面实现对司法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第二，为社会公众的参与行为开辟渠道。一方面，应当主动采取论证会、调研会、恳谈会等形式，定期或就某特定事项征求社会公众的意见或建议，广泛收集社会公众的诉求，为决策提供丰富的基础资料。另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微博、微信、QQ群等新兴的网络社交媒体平台，收集社会公众对金融消费权益保护的意见、建议以及金融消费侵权案件的线索，为高效履职提供技术支撑。第三，建立信息回馈机制。对于金融消费者通过各种渠道反馈的政策咨询、意见建议以及案件线索，均应当及时反馈。在反馈过程中，要注意说明理由，增强社会公众对决策的认知度和支持度，增强权力机关管理行为的公信力。
参考文献：
[1]王周户，付欣.公众参与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金融消费者保护条例篇6
内容提要:2011年6月我国台湾地区通过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这是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重大突破，其也作为“三次金改”的重要举措予以推进。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主要规范了“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概念，设置财团法人性质的争端解决机构，构架了法制化的金融纠纷解决机制。这些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框架欠缺的祖国大陆具有多方借鉴意义，为祖国大陆构建完善的消费者保护法律、明确监管机构的保护职能与设置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参考与启示。
后危机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审视金融商品的消费者保护问题。美国2010年7月通过了《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创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unitedstatesconsumerfinancialprotectionbureau，简称cfpa），作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专门机关。其首长由总统提名、国会同意后任命，并拥有独立预算。同年6月，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osborne）亦宣布新的金融改革方向，除了将现有大部分金融监理的权责转移至英格兰银行之外，也成立负责英国金融机构及金融服务市场之消费者保护的独立机构。如今国际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趋势，即是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独立于金融政策与监理，并且统筹有关银行、非银行的消费者保护；建立金融争议解决机构，施行一元化的金融监理、争议处理制度；同时也强化金融知识的普及与教育，避免因过度期待投资带来的报酬而低估隐藏的风险，藉以从源头降低可能的投资纷争。
趋同这个潮流，结合本土形势，作为“亚洲经济优等生”[1]的我国台湾地区，也于2011年6月3日通过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financialconsumerprotectionact），以弥补金融监管漏洞，加强金融消费中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并作为“三次金改”[2]的重要举措予以推进。本文将就“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内容、特点进行述评，并分析祖国大陆金融消费者保护现状，试图就改革祖国大陆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提出建议。
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共分为4章、33条。第1章“总则”（第1条至第6条）界定了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概念，阐述了立法主旨，明确了主管机关、金融消费者争议范围等；第2章“金融消费者之保护”（第7条至第12条）阐述了立法原则，金融广告制作者、金融服务业者所负有的义务及赔偿责任；第3章“金融消费者争议处理”（第13条至第30条）规定了金融消费争议处理机构、期限及具体程序，赋予争议处理机构专业法庭功能；最后的“附则”部分（第31条至第33条）对争议解决的法律期限，施行日期做了规定。总的来看，在内容方面，该“法”的创新主要集中在“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专门争议解决机构和纠纷解决机制的设立、金融服务业的法律责任及后果的明确等方面。
一、“金融消费者”法律概念的界定
“金融消费者”概念是研究权益保护的逻辑起点。国外相关立法对金融消费者的定义，可以归纳为两种：第一种以美国为代表，其立法并没有金融消费者的明确定义，而采取“大证券法”的概念，即不分消费和投资，主要通过信息披露制度等对金融市场的参与者进行保护。但是金融危机暴露了此种制度的严重不足，引发了改革。美国2010年的新法采用概念加列举的方式，更为细化地指出金融消费者为“自然人或者代表该自然人的经纪人、受托人或人”，“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消费金融产品或服务是指消费者主要用于个人、家庭、家用为目的的任何金融产品或服务”。第二种以英国、日本为代表，对金融消费者有明确的法律定义。2000年英国《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act2000）首次以立法的形式确定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2001年4月实施的《日本金融商品销售法》规定，本法保护的对象为资讯弱势之一方当事人，即在金融商品交易之际，相对于金融机构的专业知识，一般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基本上属于资讯弱势一方当事人。因此该法适用之对象，不仅限于自然人的消费者，即使是法人，只要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也属于该法的保护范围。此外，在一些判例法国家或地区，其没有明确的金融消费者定义，在涉及银行和客户之间有关金融产品的交易时，主要通过“注意义务”以及合同法律制度等对客户进行保护。因为判例法有很大的弹性，往往需要通过个案的审判进行不同的法律适用和保护，情况复杂[4]。
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采取的是上述第二种明确定义的方式。其将“金融消费者”定义为“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专业投资机构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5]。其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和法人，以及提供金融服务的相对方——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业及其他主管机关公告之金融服务业）[6]；二是将消费者与投资者区分，具有专业能力，不处于弱势地位的投资机构、法人、自然人不属于消费者范畴。
这样的规定是符合国际金融立法潮流的。传统观念认为“金融消费者”是“为了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或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的个人投资者”[7]，仅限于自然人，不包括法人和机构[8]。但随着金融创新和金融市场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将消费者作为特殊对象加以保护是基于其弱者地位，而弱者地位与其个体性质、社会身份等没有直接关系，不论在普通商品经济还是金融交易中，信息的不对称才是造成其弱势地位的关键因素。在市场上从事交易的法人，很多也不一定具备专业知识，也是处于被动弱者地位。因此，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主体外延应该是广泛的，应将个人和法人都列入金融消费者概念中，但应有“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的限定，概念的第二点即对此做了规定。
投资者和消费者是两个分别涉及投资关系和交易关系的不同概念。投资银行、银行下设的专业投资机构等凭借其雄厚的财力、专业人才在交易中往往处于优势地位，在进行高风险投资时，与普通消费者有着本质区别，应认为是与交易对手处于平等地位，高风险、高收益，风险自负，而不应倾斜保护。因此对其加以限定，而这些专业投资机构之范围以及认定之条件，则由主管机关即我国台湾地区“行政院金融监管管理委员会”（financialsupervisorycommission，fsc）认定。
二、设置金融争议处理机构和纠纷解决机制
国外对于金融消费者争议的处理，一般设置专门的纠纷解决机构。英国是这方面的先趋，其早在1986年就已通过《金融服务法》，成立金融服务管理局（financialservicesauthority，简称fsa），负责所有金融销售争议案件。金融危机后英国又新设了消费者保护与市场署，取代了fsa，专门负责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新加坡于2005年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onetaryauthorityofsingapore，简称mas）中成立“金融业争议调解中心”（fidrec），成为新加坡目前唯一合法的金融争议解决机构，施行一元化的金融监理、争议处理制度。而动静最大、影响最广的则是美国设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署”（cfpa），其统一履行分布于不同联邦机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职能，拥有包括规则制定、从事检查、实施罚款等在内的权力，并从增强透明度、简单化、公平性和可得性四个方面进行消费者保护改革。
各国争议解决机构的设立，确保在发生金融消费纠纷后，消费者可以通过与金融机构自行协商、向监管机构投诉、申请仲裁及提讼等方式解决。争议处理机构和解决机制的设置，是国际消费者金融保护立法的重要内容，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也不例外，其第三章“金融消费者争议处理”，将设立争端处理机构和机制作为立法的重心。
“金融消费者保护法”规定争议处理机构为财团法人型态，并设置由9至25位委员所组成的评议委员会。“成立委员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消费者的利益。相对于大的保险公司，个人消费者通常是弱者。[9]该财团的基金来源包括民间捐助财产、“政府”分5年编列10亿台币预算、基金擎息、向金融业收取年费和争议处理费。争议处理机构等同法庭的功能，受理金融消费者申请评议后，结果效力将等同民事判决。金融业者与消费者订定契约时，若违反相关规定，导致消费者受害，应负损害赔偿责任[10]。
争议处理机构及其人员对于所知悉金融消费争议的资料及评议过程，除“法规”另有规定或经争议双方同意之外，应保守秘密。未来包括信用卡、现金卡、各式贷款、基金、连动债、保单等金融商品发生消费争议，将由“金管会”下设置的财团法人金融消费争议机构接受申诉，再交由评议委员会讨论，讨论的结果金融机构一定要接受，而如果消费者也认同决议，效力就视同“法院”民事判决。如果消费者不满意，可向“法院”提出诉讼[11]。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关设置体制与英国、美国颇为相近，都是在传统的金融监管机构之外，另设专门机构。这在客观上能够确保消费者保护机构的中立性、公正性、独立性，防止监管部门过于容忍金融机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有助于避免“监管捕获”这一道德风险，增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实际效果[12]。
三、明确金融服务业的法律责任及后果
金融消费者和普通消费者一样，应享受消费者保护法的保护，对金融产品享有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等权利。金融服务提供者须承担安全义务、信息披露义务和公平义务等。然而实际生活中，金融服务提供者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庞大的组织机构和各类专业的人才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况时有发生。如金融机构在销售产品时，片面夸大产品收益，忽视甚至故意不对消费者进行风险提示，致使消费者盲目购买金融产品，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银行在消费者开户办理存折时，要求必需同时办理借记卡，且借记卡需收取年费等。此种金融服务产品捆绑销售的做法，侵犯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
针对不断出现的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现象，立法应明确金融服务业的法律责任及后果，切实保障消费者利益，各国立法实践中也将此作为重要内容。
日本在2001年4月开始实施《金融产品销售法》中明确：在销售存储款、信托、保险、有价证券、有价证券金融衍生产品等各种金融产品时，销售业者有义务向顾客说明存在跌破面值的风险等重要事项。此外，还规定销售业者制定并公开劝购方针的义务。销售业者违反该法规定的说明义务且使顾客蒙受损失时，不论有无自我过失，都要向顾客承担损失赔偿责任[13]。英国金融服务局在2006年10月出台的《业务原则》中规定，金融机构必须给予消费者利益以合理的关注；公平对待消费者，有义务向消费者提供其需要的信息，并且用清晰、公平、无误导的方式向消费者传达信息；必须公平地处理利益冲突问题，包括自己与消费者的利益冲突以及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当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财产负责时，应对消费者的财产提供足够的保护[14]。2010年，奥巴马在金融委员会通过批准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法案后发表声明说，消费者金融保护署将防止掠夺性的贷款行为，确保消费者能够明白地获得，诸如信用卡和抵押贷款之类的金融产品的信息。
我国台湾地区在之前的金融监理体制下，对消费者保护存在种种迷惑。当局认为投资者想赚取利润，就需自负风险，忽视了此设定的前提，即投资者要有足够的金融知识，并且金融机构在销售时，已充分告知产品的特性与隐藏风险。在银行销售雷曼兄弟集团所发行的连动债给一般投资人时，理财专员基本不提醒客户其具有的金融风险，而是常告知此商品百分之百保本。结果是随着雷曼兄弟母公司的，以此为“信用”担保的连动债变成一场空，引爆了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的大地震。而在具体对金融产品销售的监管方面，主要按六大阶段进行：销售人员商品认识；认识客户程序；根据客户特性，推荐适合商品；告知客户商品内容说明及风险；表单填写；销售后服务。这些规定虽被执行，但仍存在诸多监管漏洞。
在对以上弊病反思的基础上，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将消费者接受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等服务）纳入其保障范围，并要求之后金融服务业从事广告、业务招揽及营业促销活动，不得有虚伪、诈欺、隐匿或其他足致他人误信的情况出现[15]。
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具体从以下四个方面，明确金融服务业的职责和法律责任：第一，金融机构销售商品时，应充分了解金融消费者的相关资料，以确保该商品或服务适用于金融消费者；第二，要充分告知风险，提供充分资讯给投资人作为决策判断时参考。金融服务业应说明金融商品、服务、契约的重要内容，并充分揭露风险，以及未尽说明、损害赔偿责任；第三，“金管会”对于商品销售过程的行为，会要求各金融机构加强并审查；第四，比照保险业务员规划“理财专员”，采取登记制度，将来理财专员销售金融商品时，要到银行公会或信托公会登记，才具有销售资格。恶质违法理财专员必须受罚，最严重可以解除职务，而且包括银行、理财专员业务主管，同样要负连带责任[16]。
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出台，对于遏制金融服务业盛气凌人、以大欺小的行业局面，切实保护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安全权、选择权等实体权益会起到重大作用；“因设有多项保护消费者的强制性规定，新法预期将会对金融服务业的销售实务运作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四、借鉴
“借台湾一堑，长大陆一智”，我国台湾地区将金融消费者保护作为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设立专门实施机构，设计纠纷解决机制，完善一系列监管立法，保护消费者免受金融消费中不公平和金融欺诈等行为侵害的做法，对祖国大陆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的构架不无启示。
（一）祖国大陆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的现实困境
对照主要发达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祖国大陆目前还有一定差距。
首先，缺乏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体系。我国现有的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对公众购买金融产品和服务也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但这种保护的程度还比较低，相关法律条款也不是十分清晰。比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能否适用于金融领域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争议，《广告法》等法律也没有针对金融市场做进一步的细化，难以适用于金融产品消费领域。同时，在金融领域虽有《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等与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的法律，但这些法律并未对公众知情权、选择权、隐私权的保护以及金融消费者教育等制度作出系统的规定，金融消费者受到的法律保护远远不够[17]。
其次，专门监管机构缺失。根据权益保护的立法现状，祖国大陆目前没有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其职能主要由消费者协会、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量监督管理部门以及金融监管部门共同承担，采取的是多个机构共同履行职能的分散监管模式。其中，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以下简称“三会”）是金融监管部门主力。
“三会”承担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职责存在一定缺陷，特别是在实践中某项金融服务可能由多部门进行监管，如银行销售投资证券理财产品等。面对金融业的综合化经营趋势，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界限日益模糊，以机构作为监管区分的做法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的要求。同时，由于制度、机制、监管等方面的原因，“三会”的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的作用也非常有限，还没有从同业合作与协调的层面上，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也没有相关的书面安排来促进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纠纷的减少和解决。因此，客观上需要一个能够为消费者提供全面保障的机构。
再次，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基本路径——投诉与受理机制欠缺。目前，虽然各金融机构设立了一定投诉渠道，各级消费者保护协会也受理金融方面的投诉，但由于金融稀缺性带来的金融机构的特殊地位，公众投诉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往往不了了之，甚至求告无门，媒体也难以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曝光。同时，我国现有的监管法制和行业自律体制都没有对金融消费者的投诉问题给予关注，这使得金融消费者的投诉往往直接诉诸司法途径或者一般性行业的消费者保护机制，这种做法大大激化了金融机构与消费者之间的对抗，也很容易导致金融机构的声誉受到严重损害。
（二）完善祖国大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路径
从域外实践看，一个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框架，必须具备系统的法律体系、健全的纠纷解决机制、完备的争端解决机构，有效的金融消费者教育制度。完善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也需要从这几方面着手。
首先，构建完善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基于我国金融法律法规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的种种不足，我们应对现行滞后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并适应新形势，设计新的相关金融法律法规，使金融消费者在市场交易中能及时预见其行为后果，在权益维护方面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一要出台专门立法。应注意金融业是专业性极强、风险极高的领域，建议出台针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立法，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概念，赋予金融消费者合法地位与权益，确定金融消费争议的解决框架等，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各项权利。具体的立法模式有二：一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加以专门规定，二是在中央层次上予以专门立法。只有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的问题。对此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在条件成熟时，制定《金融服务法》，并建立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
二要加快制定《个人信息保密法》和《征信法》，明确个人信息特别是金融信息的收集和使用范围，加大对违法使用个人信息的惩罚力度，禁止个人金融信息被用于法律规定以外的其他目的；颁布《金融机构破产条例》或《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条例》、《存款保险法》或《存款保险条例》，明确对金融消费者财产权的保护和限制范围，实现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防范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18]
三要完善《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专门性金融法律法规，细化金融机构诚信、告知、提示、保密等义务，通过明确的规则指引，规范金融机构的销售行为，防止金融机构利用垄断地位侵犯消费者的权益。
其次，构建法制化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从长远看，我国需要针对金融业的特殊情况，从保护范围、标准、制度、程度和责任等多个角度入手，构建法制化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一套程序完备、公正、高效、低成本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是迅速解决金融消费纠纷、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重要制度保障和程序安排。
从域外的有关作法来看，美国建立了小额诉讼制度和集体诉讼制度，英国在fsa下建立了金融调查服务部（fos）来解决金融消费纠纷。我国台湾地区建立的财团法人性质的争议处理机构，更是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多样化的有力探索，值得我们借鉴。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南京分行在江苏部分地区试行了涵盖指导、劝告、调解、协商、评价和检查等措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在湖北部分地区试行了“对金融消费申诉处理的评价”制度；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在部分地区试行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导的纠纷调解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晋中市中心支行建立金融消费者维权中心和金融服务维权网络。这都是对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消费纠纷解决机制的有益探索[19]。
最后，明确并加强监管部门保护消费者的职责。在我国目前的制度框架下，因缺乏专门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构，行业和部门之间无法有效地分工协作，难以起到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美国等做法，通过设立一个新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赋予其金融领域消费者保护的职权和一系列新的监管权力，以达到保护金融消费者，防范各类风险的目的[20]。具体做法方面，可在中国人民银行内部机构中增设金融服务管理局，专门负责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和金融维权知识的宣传教育工作。其主要职能有：制定相关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行政规章，及时审查各专业金融监管部门制定的涉及消费者权益的部门规章，确保消费者获得的金融产品简单清楚、信息透明，防止消费者在金融消费过程中因各种欺诈或不公平行为受到损害；负责监督、检查金融机构是否遵守各项消费者保护规则；提升金融机构实施消费者保护法律的政策和程序；开展金融消费者教育，帮助其提高对金融服务和产品的了解；受理金融消费者的投诉，对违法金融机构进行行政处罚。
之所以在中国人民银行内下设该机构，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是金融业的宏观管理部门，负有“协调解决金融运行中的重大问题、促进金融业协调健康发展”的法定职责，而金融消费者保护是金融业协调发展的重要一环，因此由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保护职责更能从宏观全局的角度维护好金融消费者的权益，进而维护金融体系的和谐稳定；另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在大多数领域不直接监管金融机构，不存在“三会”所面临的在促进金融机构发展与金融消费者保护之间的角色冲突[21]。且在现实中，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大多发生在基层，而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覆盖全国所有地市及绝大部分县市，在机构和人员方面有较明显优势，能确保保护的及时有效[22]。
注释:
作者简介：李靖，华东政法大学讲师、国家重点学科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科研究员，法学博士。
[1][日]后藤裕树：《台湾的经济与能源供需关系动向》，杨维中译，参见《台湾研究集刊》2003年第1期。
[2]台湾当局分别在2002年、2004年和2008年发起了三次金融改革，习惯上在岛内被称作“一次金改”、“二次金改”、“三次金改”。但事实上，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改革自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持续进行，“一次金改”和“二次金改”是在上台时期所作的金融改革，“三次金改”则是在台重新掌权后继续推动的金融改革。其中“三次金改”的名称并未被台湾当局正式采用，只是民间仍将当局所推动的金融改革称之为“三次金改”
[3]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act2000，parti.5（3）："consumers"meanspersons-（a）whoareconsumersforthepurposesofsection138；or（b）who，inrelationtoregulatedactivitiescarriedonotherwisethanbyauthorisedpersons，wouldbeconsumersforthosepurposesiftheactivitieswerecarriedonbyauthorisedpersons.”
[4]方平：《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相关问题研究》，《上海金融》2010年第7期。
[5][6][10]参见《“总统”令制定<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台湾法律网，http：//www.liaroc.org.tw/index06/regula-t10r/100regu53.htm，2011年8月12日访问。
[7]吴弘、徐振：《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理探析》，《东方法学》2005第5期.
[8]于春敏：《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9][11][13][15][16]《台湾通过<金融消费者保护法>》，http：///syylbxpd/hwbx/2011-06-17/1240175.htm1，2011年7月22日访问。
[12][17][19]周学东：《国际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改革动态及启示》，《中国金融》2011年第11期。
[14]刘晓星、杨悦：《全球化条件下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研究》，《现代管理科学》2008年第6期。
[18]马洪雨、康耀坤：《危机背景下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律制度研究》，《证券市场导报》2010第2期。
[20]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课题组：《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研究》，《福建金融》2011年第5期。
金融消费者保护条例篇7
【关键词】金融消费权益保护问题建议
一、基层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工作存在的难点
（一）投诉难
目前我国金融监管机构实行银证保分业监管模式，随着金融消费者保护日益提上日程，相关监管部门已开展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但是现实中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无处投诉。农村地区金融监管机构相对薄弱，除人民银行外，银、证、保三个主管部门均无下设机构，造成处理消费者投诉和解决纠纷的机制相对缺失，农村金融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时没有投诉受理主体，难以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例如，农村地区非法集资问题多因监管主体不明、涉及部门多、协调难度大、监管职能交叉等因素使农村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二是不知向谁投诉。目前受理投诉机构包括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人行、银监、工商等，基于宣传以及金融消费者认知等因素造成的现实问题是消费者在金融消费过程中遇到问题时难以判断应向谁投诉，投诉处理过程中因职能不清难以确定投诉主体，如常见的变相吸收存款问题、贷款搭售、收费问题等。同时，因各监管部门的信息资料未能实现共享，导致重复工作，造成行政成本增加、行政效率降低。三是不知如何投诉。随着我国金融业发展，各类金融产品层出不穷，与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速度相比，金融知识普及教育显得滞后，特别是农村消费者，往往只能通过“犯错误”被动地获得金融知识，导致缺乏自我权益保护意识。从澄江支行受理的一起贷款偿还纠纷看，因金融消费者未保存当时的还款凭证，同时又无其他证据证明，导致无法维护其自身的合法权益。四是不敢投诉。当前银行业金融机构相对于客户处于绝对强势地位，客户投诉后害怕遭到变相报复，不敢投诉。如江川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办理贴息贷款担保时要求贷款主体及担保主体必须开立储蓄账户，客户认为其目的是为了吸收更多储蓄存款。涉及200多笔业务的消费者中只有金融系统中的一名职工敢于投诉，其他人怕投诉后办理不了贷款。
（二）约束难
一是对于格式条款的约束难。金融经营者对于所提供的金融商品或服务掌握着关键资源和重要信息，并且处于金融领域的专业地位，其与金融消费者之间存在地位的不平等以及信息的极不对称，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过程中往往因“霸王条款”而遭到利益受损。维权中心受理过的一起信用卡逾期投诉。反映的情况是未及时收到商业银行账单，出现逾期利息和滞纳金。商业银行信用卡章程对商业银行做比较有利的规定，消费者在办理信用卡时签字认可，协商处理中商业银行处于较为有利的地位。基层人民银行在处理此类问题上显得力不从心，因人民银行不同于法院，可以参照民法的显失公平原则以及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显失公平的格式条款给予合理的裁定。二是目前法律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法律条文过于原则，约束难。例如对于存款人保护问题，尽管《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和《商业银行法》都将“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利益”和“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保护商业银行的合法权益”并列写入，但也只是原则规定了对存款人的保护，缺乏相关配套制度。三是目前法律对于银行业金融机构违反法定义务的行为缺乏刚性，约束难。维权中心受理过一起因对理财产品销售风险提示不足而导致的投诉。因客户经理为了个人业绩，竭力介绍理财产品的收益率，甚至口头承诺该产品最低收益比银行活期存款利率高，而没有提醒消费者要注意的风险，导致投资者收益预期落空或损失。针对此类问题，因无相关证据加以佐证，基层央行在处理此类投诉时显得无力。调查发现，目前对于损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金融机构，基层人民银行一般采取的措施是发个通告、给个评价，而稍具惩戒措施的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往往因为时滞以及工作安排等原因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性、针对性强的惩戒手段，处理投诉的效果难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三）工作开展难
一是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试点工作开展以来，均成立了各级工作领导小组，小组成员大多为人民银行行长、副行长以及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阵容强大，但精力有限，且主要执行机构为办公室。开展调研、收集材料，以及与诸多单位、消费者进行沟通协调，组织召开相关工作会议，开展宣传活动等，都需要有足够的人员才能应对。目前，地州中心支行以及县支行工作人员大多为兼岗，开展工作时精力和时间均显不足。二是金融消费者保护是个全新的综合性课题，涉及到经济金融、法律等诸多专业知识，在处理投诉的过程中需要对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的产品、内部规程较为熟悉，这对开展消费者保护的工作人员在知识结构和工作视野上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实情况中很难达到工作要求，投入精力有限，致使保护工作推进乏力。
二、建议
第一，针对投诉难的问题：一是应尽快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立法，明确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主管机关及其职责，解决“无处投诉”的问题。目前金融业务交叉与创新以及综合化经营趋势明显，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界限日益模糊，自上而下尽快完善立法体系，明确人民银行作为金融消费者保护行政主管机关的职责，将分散于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质量监督管理部门以及“三会”中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行政职能分离出来，由已成立的人民银行金融消费保护局专门负责行使金融消费者保护和纠纷处理职责显得尤为必要。二是建立全国统一、权威的金融消费者投诉平台，赋予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纠纷投诉受理、调查取证、调解、裁定的权限，解决“向谁投诉”的问题。三是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宣传解决“如何投诉”问题。借鉴美国等国家经验，将金融知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同时参照英国金融能力指导委员会（FCSG）的做法，明确由人民银行针对金融知识最为缺乏的群体和承担主要社会责任的群体，利用其超脱的专业地位和值得信任的形象，通过网络、电视节目、刊物、培训和实践等途径向国民提供金融产品与服务方面的信息。同时开通“金融消费权益维护”微博，并定期金融消费风险提示和消费者投诉情况，提高公众的风险意识和维护自身权益的能力。四是针对金融消费者投诉后可能受到的利益损害等情况，人民银行应建立健全金融消费者投诉保护机制，通过后续跟踪、业务跟进，确保金融消费者投诉后能够享受到平等的金融服务待遇。
金融消费者保护条例篇8
金融消费者并非一个普及的概念，但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金融业开放程度进一步加深，各种新型金融商品和服务层出不穷，市场竞争下，作为金融消费者的个人与作为金融服务或者商品提供者的金融机构之间的矛盾日益体现，其根源何在？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热议的背景下，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当如何保护？本文的论述围绕此展开。一、金融消费者的含义（一）金融消费的产生如引言所述，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我国金融业的日趋成熟，金融消费现象日益普及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消费现象开始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对于金融消费的含义，有学者认为，金融消费可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狭义的金融消费是指享有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广义的金融消费是指除享有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外，还包括购买金融机构所提供的商品。概括地说，金融消费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消费的需求，享受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购买金融机构提供的商品的行为。[1]结合该定义，笔者认为，金融消费的含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首先，金融消费主体具有固定性。由定义可以看出，金融消费存在于金融机构和个人之间：一方面，由于金融业与国家经济稳定与发展密切相关，因此，国家在推行金融自由的原则之下对金融业实施了一定的管制，其中一方面便在于对金融机构市场准入制度的设置，从这一方面而言，金融机构作为金融消费的主体一方具有固定性；另一方面，与金融机构从事金融交易行为的是个人。这里的个人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这里的个人指的是自然人，系民事主体之一种，可以从事民事法律行为，受一般民事法律的调整；另一方面，这里的个人具有消费者的身份特性，可以进行一定的消费行为，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因此，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消费的特殊性决定了个人作为金融消费者必定与一般的消费者存在许多的不同。其次，金融消费行为具有技术性。个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金融交易的实质是购买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如个人与银行之间的交易，是由银行提供的存贷款、信用卡等信用服务；个人与保险公司之间，是以支付保费的对价获得人身和财产保障的服务；而个人购买基金，既包括购买基金这个金融商品，又包括以支付手续费、管理费和托管费等方式接受基金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同样，个人买卖证券商品，也包括接受证券公司提供的经纪服务。从以上金融交易的类型来看，金融消费行为区别于一般消费行为之处在于其具有相当强的技术性，相较于金融机构而言，普通消费者对金融商品或者金融服务较为陌生，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消费的形式已从单一的银行存取款向支付、理财、融资、投资等一体化交易延伸①。此种情形下，金融消费行为的技术性日益突出，这使得金融消费与其他消费区别日益明显。再次，金融消费目的具有个体性。与一般消费行为的目的一样，个人投资者购买金融商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目的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个人银行储蓄存款一般是为了将来的生活所需，而个人的信用卡消费以及房屋、车辆贷款，就是为了现实的生活需要。人们购买保险、保障人身或家庭财产的安全，归入生活需要应无异议。而个人将自己的闲钱用于购买基金或投资股票，为的是家庭财富的积累，多是希望能获得收益，用收益改善生活，数量不大，则仍与储蓄相似。由此可见，尽管个人可以作为投资者进行金融投资，但从根本上而言，个人进行投资是为了个人或者家庭的生活需要，此种情形下的个人投资者本质上是金融消费者，其通过消费一定的金融商品或者服务以达到投资目的，从而满足个人与家庭生活的需要。（二）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引入由上可知，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消费行为的特殊性决定了个人作为金融消费者必定与一般的消费者存在许多的不同。有鉴于此，笔者认为，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引入十分必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下从一般消费者的概念入手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简要的剖析。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针对该条，有学者认为，消费者是为满足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2](p119)构成消费者的三个基本特征是：（1）主体是自然人；（2）行为是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3）目的是为了生活需要。[3]由此可见，从立法文义上来看，消费者的含义的确定可以从消费行为的主体、客体、目的三个方面进行衡量，而且，除主体外，消费行为的客体与目的都具有一定的模糊性，需要根据现实生活中的具体个案进行判断，此种情形下，正如以上分析所言，一方面，尽管金融消费具有投资的特性，但是从消费的个体性而言，其根本上还是以生活需要为目的；另一方面，尽管金融商品或者服务具有一定的技术性，但其本质上仍旧属于一种商品或者服务形态。因此，笔者认为，金融消费者符合一般消费者定义的特征，对此种消费形态的认可是符合法律规定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和特别化，是指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例如，为进行日常支付而在银行开立账户的存款人、为购买耐用消费品或房产而接受贷款的个人贷款者、为避免人身或家庭财产遭受未来不可知的风险而购买保险的投保人等。另外，为了满足科学、快捷的家庭理财需求，由于信赖金融机构的专业优势，越来越多人选择有偿接受金融机构的理财服务。因此，个人金融服务的出现扩大了金融消费者的外延。[4]从以上分析可知，金融消费行为符合一般消费行为的特征，但将其纳入一般消费行为进行规制是否可行的，值得进一步思考。理由在于，金融消费毕竟与一般消费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有的学者所言，金融消费自身存在以下区别与普通消费的特性：一是盈利性的需求，追求收益的最大化；二是安全性的需求，对风险比较敏感；三是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收入层次不同、消费动机多样等。[5]#p#分页标题#e#笔者认为，正是因为金融消费自身的特性决定了不仅有必要从理论上单独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而且有必要从立法上定义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并针对金融消费的相关问题进行完善。对此，有的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为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自然人，但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之后又使其重新进入流通领域而转卖出去的除外。[6]该定义一方面肯定了金融消费者与普通消费者的一致之处，另一方面也突出了金融消费者区别于投资者的特性，较为全面，值得认可，可予借鉴。二、中国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现状金融消费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决定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必要性与特殊性，随着我国金融市场发展，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对于维护市场秩序、保障金融改革开放深化，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种种原因，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问题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存在一定的问题。（一）制度现状首先，市场主体制度的不平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产生其根本上是为了保护在社会化大生产中处于弱势群体的消费者，具体到金融消费者而言，金融机构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复杂细密的专业能力，其所提供的金融商品和服务具有较强的技术性，普通的消费者在精力和知识方面有种种限制，难以全面准确地了解其所消费的金融商品或者服务，此种情形会使原本处于劣势地位的消费者合法权益更容易受到侵害。而且，金融机构多利用格式条款、免责条款回避责任、转嫁风险，要么接受要么离开，消费者对此类合同没有谈判的余地。此外，复杂的金融商品并没有得到金融机构充分的信息披露。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极大丰富了金融商品和服务，层出不穷的结构性商品充斥于各种传媒广告，金融衍生品也开始在普通家庭中流行，跨境金融商品也已出现。但是，这些复杂的金融商品并没有得到金融机构充分的信息披露，金融从业人员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时往往片面鼓吹其收益率，商品结构、收益、风险以及具体投资方向等与消费者关系密切的要素或是没有披露或只是模糊地进行了披露，使消费者盲目购买金融商品。[7]因此，有必要对作为金融消费强势方的金融机构进行规制，金融监管在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中的重要性得以凸显。其次，金融监管制度的不完善。由上分析可知，金融监管对于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金融监管部门对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问题认识不足，金融监管并没有起到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效果。目前金融监管部门仍侧重于对金融机构的合规性、风险性进行监管，而对消费者权利保护的重要性在认识上还存在很大的不足，保护消费者的措施相对比较薄弱。例如，现有的监管体制没有对金融消费者的投诉问题给予关注；监管机构内部没有设立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相应机构；没有对消费者的各类信息进行调查、收集的制度规定，缺乏对消费者的真正关心和深入了解等。而且，我国并无统一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由于我国目前实行分业监管，金融消费者保护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等分别负责，不同机构针对同类金融商品的保护力度不同也成为困扰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的问题。然而，在现代金融市场中，金融业的综合经营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抵挡的趋势。金融业务交叉与创新导致了各个监管部门对部分同样性质的金融商品和服务所制定的规章制度却有明显的冲突。以个人资产业务为例，银行理财商品、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和证券投资基金所具有的性质相同，却由《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业务实施细则（试行）》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等分别规范，发行和监管的要求也各不相同。[8]由此可见，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制度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缺乏对金融消费者的专门保护；二是现有的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规则缺乏协调性，有些规则存在冲突之处；三是现有的金融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立法位阶太低，不利于法律的统一适用。（二）立法现状首先，从立法观念而言，立法者并没有针对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作特殊的保护。制度上的不健全体现在立法上则表现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的滞后，现有金融法规主要规范金融机构稳定的运行秩序，对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鲜有直接涉及，或只做原则规定，操作性不强。因此，有必要整合现有的立法、司法、执法资源，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不局限于对存款人、被保险人、投资人的一般保护，而要以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理念保护金融消费者，要将保护消费者的特有制度用于保护金融消费者，为金融消费者提供跨银行、保险、证券等金融市场的全面保护。还要对金融机构加强义务与责任，促进金融商品和服务的规范化、人性化，不断改善金融消费环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立法者应该从观念上建立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理念，不能仅仅用一般消费者的保护理念去解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其次，从立法技术而言，我国现行立法缺乏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的具体构建。对此，有学者从两个层面对我国金融消费者立法保护方面进行了论述：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基本法律；二是中国人民银行、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等监管机构制定的规章制度。[9]第一个层次的法律并没有体现出对金融消费者这一弱势群体的特殊保护。例如，《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对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的职责规范也不够明确。该法第1条针对消费者保护有原则性规定：“为了加强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规范监督管理行为，防范和化解银行业风险，保护存款人和其他客户的合法权益，促进银行业健康发展，制定本法。”但是《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在“第三章——监督管理职责”中，没有一个条文涉及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问题，其他的监管法规中也没有对银行业监管机构在消费者保护方面的职责提出具体的要求。[10]第二个层次的规章制度相互间常有明显冲突，导致各金融机构在执行时无所适从，严重影响了执法的效果。当然，银监会的监管规章试图在消费者保护的一些热点问题方面做出努力，如银行服务价格问题。2003年银监会和国家发改委联合出台了《商业银行服务价格暂行办法》。该办法对银行服务价格的确定程序、收费标准等问题作了较详细的规定。这反映了我国监管当局已承担起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职责，并试图用强制性机制解决服务收费问题。但这种机制存在明显的局限，因为具体规则无法对千差万别的服务及其收费做出统一规范。另外，过于普遍地推行强制性规则，势必导致市场规则受到挑战。[11]#p#分页标题#e#综上所述，立法上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滞后一方面表现为相关立法规范的缺位，另一方面则表现为现有立法间的不协调，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立法保护问题应该在这两个层面加以完善。三、中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完善由上可知，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制度上都存在较大的问题，问题的核心一方面在于金融机构具有天然的强势主体地位，另一方面在于立法者欠缺对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应有的重视。笔者认为，可行的解决之道在于以保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立法观念对金融机构的强势主体地位进行限制，体现在金融业方面则表现为对金融机构监管，因此，以下将着重从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角度对我国的金融监管制度的完善进行分析。（一）更新理念理念的更新一方面指立法理念的更新；另一方面指监管理念的更新。首先，立法理念的更新强调立法者应该树立对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保护理念，将其与一般消费者的权益保护相区别，理解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保护的特殊性；其次，监管理念的更新指的是金融机构的监管者应该改变传统的监管理念，适当侧重于从消费者权益保护层面对金融机构滥用强势地位的行为进行限制与监管，这一点尤为重要。如学者所言，处于转型经济的中国金融业，面对来自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双重压力，产业发展的要求不仅强烈而且迫切。面对日益凸显的消费者保护问题，金融监管机构应更新监管理念，正确看待产业发展与消费者保护的关系。一是正确看待根本利益与具体利益的关系。监管机构既要通过培育公平的竞争秩序、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来维护消费者的根本利益，也要通过直接的规制和救济手段来保障消费者的具体利益。二是正确看待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关系。监管机构应着眼于消费者福祉的终极目标，推动金融业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提供符合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和优质的服务、挖掘和激发深层次的消费需求，为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动力。[12]（二）完善规则理念更新的同时更应该侧重于对规则的完善，规则的完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金融服务规则的完善；二是金融业行业自律规则的完善。首先，金融服务规则的完善。相较于其他法律规则的完善而言，金融服务规则的完善更应该侧重于对技术问题的重视与解决，在我国消费者对金融知识欠缺的情况下，有关消费者权益的金融服务规则的完善在侧重于技术层面的同时更应该注意将该规则与其他既有的法律法规相衔接，让消费者能够在具体金融服务规则之外寻求合理的救济途径。经济法的回应性决定了金融规则的易变性，消费者无法做到时时关注并准确把握，因此只能通过稳定性更强的民事权利救济规则达到维权的目的。简而言之，金融服务规则与法律规则衔接的优点在于消费者能够通过利用对其他一般法律的理解启动对自己的权利救济，而具体的金融服务规则的适用则可以由法官根据个案进行。根据此种思路，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在金融服务规则的制定中，应注意其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法律的衔接，根据具体业务的特点，细化金融机构诚信义务、告知义务、保密义务的具体要求。尤其要对金融创新商品和服务保持密切的关注，及时制定交易规则，跟进监管，防止金融机构在业务创新中利用垄断地位以所谓的“国际惯例”“行业习惯”的名义，对消费者权利造成侵害。此外，金融服务规则的制定不仅要强调从监管（金融从业者）的视角对技术性规则进行完善，还要从保护（消费者）的视角制定有关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积极规则，如可以赋予消费者部分监管权（权利而非权力），在其进行金融消费的同时实现对金融从业者的间接监管。其次，金融行业自律规则的完善。国家立法层面的保护属于外部约束，而行业自律监管则属于内部约束，从某种程度而言，行业自律监管优于国家监管，因此，推动金融业自律规则的建设尤为必要。我国银行业协会、证券业协会、保险业协会等自律机构虽已成立多年，但是由于制度、机制、监管等方面的原因，行业协会的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行业协会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的作为也非常有限。行业协会目前还没有从同业合作与协调的层面上，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提供一个有效的平台，也没有相关的书面安排来促进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纠纷的减少和解决。自律性守则要强调金融机构对消费者的基本承诺规范，如可以考虑以下承诺：严格保护消费者的隐私和商业秘密；确保格式合同符合平等互利的原则；提供稳健和可靠的支付系统；重视营业场所的安全维护，确保消费者在服务空间的人身与财产安全；为客户了解有关商品与服务提供充分的信息等。[13]笔者认为，尽管行业会的自律性规则不同于国家层面的法律文本，但是，行业协会的专业性以及灵活性决定了行业协会能够制定出最符合经济实际的规则，体现在金融服务领域则表现为行业协会对金融领域相关信息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分析并以风险指引或者警告等方式告知金融消费者以及其他相关部门，行业协会的这个特性是其他政府机构或者立法机构所难以取代的，因此，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而言，一方面，行业协会应该根据具体的经济实际从书面上给予消费者指引，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应该制定相关的警示规则，对金融从业者的相关行为予以法律警示，必要时可以赋予行业协会一定的监管权。四、结语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随着金融消费的兴起而显得日益迫切。金融消费具有的固有特性以及金融机构的强势性决定了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特殊性。从立法理念到监管理念的更新，从金融服务规则到金融业行业自律规则的完善，有利于我国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同时也将为金融行业的完善与发展提供契机。
金融消费者保护条例篇9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监管边界金融消费者
一、互联网金融中市场主体的变化决定了监管边界的变化
（一）互联网金融扩张了投资者概念的范畴
由于互联网特有的广泛性和传播性，先募集资金后对接项目，容易形成资金池，甚至为支付前期贷款利息而采用的庞氏骗局，通过众多的互联网金融投资者的扩散，影响社会稳定，同时风险的链条式传染，会传导到正规金融体系，诱发系统性风险。例如p2p网贷平台的出借人多为普通自然人，容易被平台宣称的高收益所吸引，购买了与自身风险识别能力和承受能力不匹配的产品，其准确理解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的难度较大，[1]自身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就更为普遍了。
因此，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可得性较强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原本相对独立的证券投资者、保险投保人、银行存款人等身份逐渐模糊、趋于融合，且随着投资门槛的降低，投资者的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相应下降，在购买金融产品中面临的投资风险更高。加之普通投资者人数的放大，个体利益损失时的救济能力明显不足，相比于机构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更处于弱势地位，因而需要将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作一定的延伸和扩张理解，对金融消费者予以监管保护和独立考量。
（二）金融消费者理论的提出决定了监管边界的延伸
传统学说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指因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金融创新使分业经营状态下，原本泾渭分明的银行存款人、股市投资人以及保险投保人等普通金融主体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2]进而产生了外延更为广泛的"金融消费者"概念。[3]但鉴于消费者概念和消费者的权利保护的宗旨是为了平衡社会利益，保障交易双方中的弱势群体，[4]因此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范围不应扩大至非生活层面或者非个体市场行为，否则就违背了市场竞争环境中自由和平等的基本交易规则。[5]
所以，金融消费者理论的提出，扩大了金融监管的目标范畴，延伸了监管边界。虽然金融消费者概念并非发端于互联网金融，但互联网金融在普惠金融和金融可得性方面的贡献，促使大量普通投资者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提高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于我国而言，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受到的直接冲击不大，金融消费者的直接损失并不明显，故而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动力相比于其他国家稍显不足，但是2010年左右开启的互联网金融时代，则再次强化了金融消费者概念的重要性和拓展金融监管边界的必要性。
二、克服传统法律规制弊端的解决路径
（一）金融法保护的滞后
首先，在分业经营的格局下，金融法同样表现为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的分立，且基本以金融组织法和金融行为法作为法律文本的主要构成部分，金融公法的成分与色彩更为浓重，掩盖了金融私法和金融交易的本质特征，无法适应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复合性，特别是对于不在交易场所公开交易的非标类产品，往往成为监管的阴影区域。
其次，金融行业主导下的金融立法，缺乏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市场主体的充分博弈，过多强调了金融行业的整体利益，维护金融系统稳定，保障金融安全的代价往往是由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投资者承担损失或消化风险，无法完整地反映包括金融消费者在内的金融市场参与主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平衡。
再次，由于金融法分业监管和分业立法导致规则的不一致，容易形成制度的套利空间。例如合格投资者规则在公司、合伙企业、私募投资基金、信托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中并不统一，在投资者数量上，采取有限合伙企业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50人；采取有限公司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50人；采取股份公司形式的私募基金投资者人数不超过200人；采用信托形式的非公开募集基金合格投资者累计不得超过200人。人数上的差异使得采取不同组织形式可以调整投资者数量限制。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不适应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其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因为强调"消费需要"作为是否符合"消费者"身份的构成要件和判断依据，导致金融投资者被排除在消费者保护法的理论范畴之外。但中国消费者协会在其编写的《全国消协组织投诉调解案例选编》（内部资料）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案例精选集》[6]中收录金融保险方面的投诉案件共计17宗，其中保险投诉案例为11宗，由此推断，消费者协会将调解保险投诉案件视作协会的固有职能，投保行为属于生活消费范畴。
另外，由于我国行政机关处于"条块分割"的局面，金融法由一行三会作为金融监管机构来执行，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则由国家工商总局负责实施，中国消费者协会及各地消费者协会分别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和地方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归口管理或者代为管理。[7]工商局只能针对金融机构设立登记等事项行使行政职能，对于金融消费者保护则往往难以直接依法行权，亦造成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尴尬，即便将金融消费者纳入该法保护对象范畴，由于执法主体的局限，亦无法实际实现对金融市场中的消费者的权益保护。
三、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对象是消费者，属于典型的经济法范畴，若考虑经济法的功能之一是维护市场健康运行，平衡市场与行政监管之间的平衡与良性互动，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实现可持续发展，则可以将金融消费者纳入经济法的保护对象范畴，以彰显法律职能。在我国，政府的规范性文件中首次使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是银监会于2006年12月颁布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此后，在一行三会层面相继成立了消费者保护局。
（一）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与差异化立法
随着金融业务的复合与重叠，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覆盖面越来越广泛，这些投资者已经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证券投资者、保险投保人和银行存款人的概念，形成获得特定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人群，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性质也逐渐向生活性商品和服务过渡。因此，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提出不仅扩展了消费者含义的外延，而且也拓展了金融机构经营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性质。
英国在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案》（FinancialServiceandmarketact，简称FSma）中首次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8]排除了因贸易、商业、职业目的而接受金融服务自然人。此外，还在两个方面做了新规定，其一是金融监管的目标之一界定为"确保对消费者利益保护的适当水平"。其二"投资商品"覆盖领域扩大到存款、保险、集合投资计划单位、期权、期货以及预付款等。在界定金融消费者概念时，英国将其区分为两类投资者：专业消费者（professionalConsumer）和非专业消费者。2010年4月成立消费者金融教育局（CFeB），并于从同年7月开始颁布了《金融服务法案2010》，规定了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和对金融机构行为的约束。
美国1999年《金融服务现代化法》中把"金融消费者"定义为："主要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个体。"而在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个人消费者保护法案》中，则将保护金融消费者作为重要的立法目标之一，法案要求在联邦储备委员会下成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以保障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时能够获取全面、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防止在住房贷款、信用卡消费等金融产品购买环节出现欺诈，以防范金融机构提品和服务时侵害消费者权益。其中，消费者包括"个人或人、受托人或代表行使的个人代表"，而金融产品或服务则包括"主要为了个人、家庭成员或家用目的而获得的金融机构提供的任何金融产品或者服务，但不包括保险业务与电子渠道服务"。此时，该法案对于金融消费者尚局限于信用卡、储蓄、房贷等金融消费领域。而对于投资高风险金融产品的个人投资者则被列入投资者而非金融消费者保护领域，如投资累计期权产品的投资者。[9]
日本从1996年始效仿英国开展金融"大爆炸"改革，但由于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导致金融产品不断地规避法律框架，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时有发生，故而在2000年《金融商品销售法》和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中均规范了金融机构在销售金融产品时的劝诱和宣传方式。在《金融商品销售法》中，"金融消费者"被定义为界定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金融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主体"。[10]总结出来，金融消费者包含两个要件：，所有金融行业的消费者，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不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在《金融商品和交易法》中，由于日本用统一监管取代了之前的分业监管，故而"金融产品"的概念拓展到有价证券、货币、外汇、金融衍生商品以及富有投资特点的金融产品，如外币存款及衍生存款、以外币计价的保险、变额保险和年金和商品期货等。[11]
而2011年台湾地区颁布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三条规定："本法所定金融服务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之金融服务业。"第四条："本法所称金融消费者，指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服务者，但不包括下列对象：专业投资机构和符合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法人。"所以，将三、四两个条款综合分析，台湾地区界定的金融消费者主要指"接受银行业、证券业、期货业、保险业、电子票证业及其他金融服务业提供的金融商品或服务的人，但专业投资者以及有一定财力或专业能力的自然人和法人除外。"[12]
从理论界来看，学者们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诠释主要集中在"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并接受金融服务"、"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商品"或"因生活需求购买或使用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的"自然人"这些核心概念上。也有学者从个人的金融需求角度对金融消费者的内涵作进一步的界定--"个人的金融需求包括支付结算需求、信用需求和金融资产运用需求，因此，办理银行存贷款、购买保险合同、投资股票债券、申请信用卡等诸多满足个人金融需求的主体都是金融消费者。"[13]
（二）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延伸解读
互联网金融时代，金融交易在交易标的、交易内容、交易方式等方面颠覆了传统金融交易模式，因而互联网金融消费的特殊性决定了引入金融消费者保护理念的必要性。
第一是交易内容的信息化。互联网金融交易中，大量采用了高度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性信息组合，在信息的解读能力和风险的识别能力方面不足，会导致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相比于普通消费者更处于信息不对称的劣势局面。
第二是交易标的的无形化。互联网金融交易中，不仅区别于普通商品服务交易的有形动产或无形服务，而且也不同于金融交易中的凭证单据，消费者无法从网络中获得产品或服务的直观感知，消费者在交易决策中严重依赖于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者的信息披露。
第三是交易方式的电子化。互联网技术在金融交易中的广泛适用，导致大量资金划拨依赖于电子结算机制，在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金融交易渠道的同时，对技术的过度依赖也加大了互联网技术风险。
第四是交易文本的格式化。由于互联网金融的交易基本通过网络平台来完成，故而作为投资方的金融消费者无法与融资方进行沟通，在文本选择和条款修订方面获得机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不仅要承受普通格式合同的合同风险，而且因信息不对称加重了风险承担。[14]
第五是互联网营销方式的高度劝诱性。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销售，往往会通过特定的网页设计、点击程序安排，诱发消费者的激情消费。譬如正常浏览新闻或社交网络页面时，通过弹窗设计，吸引注意力，同时对高收益进行显目宣传，忽略或者需要通过多次点击方能获悉该产品或服务的全部信息及风险提示。
如上所述，互联网金融的特殊性决定了应当把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投资行为界定为消费行为，适用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则。对于传统金融产品，由于监管机构设置了投资者适当性规则，需要满足合格投资者条件，方能进入市场进行投资。但互联网金融所面对的客户群体则缺乏投资门槛限制，目前也不作投资者适格性的限制，故而可以通过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来弥补目前投资者适格性规则的欠缺。
在互联网金融加剧混业经营情况下，将来监管应当统合监管，而不仅仅是对互联网金融经营者进行监管。立法必须突破权力主导和机构监管的传统思维。防止行政权力在中间的滥用，而是要以权利保障作为互联网金融立法与监管的基本宗旨。在互联网金融时代，用户至上、权利本位的精神应该成为将来立法的指导思想，金融监管者的主要任务是平衡互联网金融经营者和金融消费者的权利与义务，只有这样，互联网金融才能真正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三）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身份的界定
金融消费者身份的界定主要考虑两大要素：其一，是否考察消费者的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及财产状况？其二，是否引入金融产品与服务的风险识别与评级以区分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以下详述：
第一，高风险或专业性金融产品或服务对投资者的适当性要求较高，包括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状况均设置最低门槛。所以，根据风险程度所区分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可以视作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投资者之间的界定标准。
第二，经济学中投资[15]与消费[16]是相互排斥的两个概念，区别在于投资属于高风险行为，投资财产既有增值的可能性也有减值的可能性，但消费则属于低风险乃至无风险行为。传统观念中，证券市场交易行为属于投资行为，而以个人或家庭身份的存款、保险等行为属于消费行为。[17]但由于传统观念中的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的边界逐渐模糊。现代社会中个人或家庭不仅通过银行存款、购买理财产品、保险产品或接受类似金融服务，还倾向于将资产投资于证券市场以优化家庭资产配置，实现财富增值。[18]因而证券市场投资者出现大众化趋势。此外，传统观念中，投资者直接投资于发行人发行的有价证券，而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投资者和融资方之间的中介机构越来越复杂，并随着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的加入而不断拉伸交易链条，投资者和有价证券发行人，即融资方之间形成投资关系，而投资者与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之间则构成金融服务关系，此时的投资者应当界定为金融消费者。
综上，金融消费者是指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购买金融产品、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其中具有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规模的消费者，由于具备一定的风险识别和风险承担能力，进而购买高风险金融产品或接受高风险金融服务，应当区分为金融投资者，故而金融消费者是总概念，金融投资者成为金融消费者当中的子概念。即便具有专业知识、投资经验和财产规模的消费者，如果不投资于高风险的金融产品，不接受高风险的金融服务，只购买简单的理财产品甚至银行存款，则依然属于金融消费者序列。由此，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应当采取行为标准和主体标准的双重标准予以明确。
四、监管边界的厘定--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利的内涵分析
要实现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必须首先明确消费者在互联网金融领域进行消费活动时的权利内容。
（一）互联网金融消费者安全权
互联网金融非常依赖于网络技术，因而信息安全和技术稳定成为保障互联网金融交易的重要条件。消费者安全权是保障其参与互联网金融交易的重要权利，其权利客体主要是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其中隐私保护和信息安全是人身安全的重要内容，而资金安全则是财产安全的重要部分。
互联网金融交易中，大量信息通过网络来传送数据和信息，故而信息安全保障异常重要，一旦发生信息泄露，不仅导致提供信息的消费者受到损失，而且平台信息的泄露会波及该平台的其他消费者利益。譬如第三方网络支付最重要的风险表现在平台资金账户信息安全问题。为防止第三方支付平台企业在消费者信息系统维护方面存在道德风险，银监会于2014年4月17日颁布了10号文《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业务管理的通知》，其"为切实保护商业银行客户信息安全，保障客户资金和银行账户安全，维护客户合法权益"，要求商业银行"做好客户信息安全与保密工作。商业银行与第三方支付机构合作开展各项业务，对涉及到的客户金融信息管理，应严格遵循有关法律法规和监管制度的规定，严格遵照客户意愿和指令进行支付，不得违法违规泄露。"当然，不只是第三方支付平台，包括p2p、股权众筹等互联网金融机构均在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的同时，也根据消费者提供的年龄、住所、资产规模、收入水平、联系方式，运用大数据分析提取消费者的需求信息，以便针对性营销。但若该信息因过失泄露而被他人恶意使用，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造成重大损害。
（二）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知情权
知情权（righttoknow）通俗而言是"公民对与自己有关的事务或者有兴趣的事务及公共事务有接近和了解的权利"。[19]在金融产品和服务逐渐丰富与专业的同时，交易双方不断失衡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金融消费者容易因误导和欺诈而受损，[20]金融消费者无从知晓其购买的产品或服务的实际运作情况，只能依赖于金融机构在信息披露方面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客观、全面。[21]具体到互联网金融领域，消费者的知情权主要指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时，应当知悉该产品或服务的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必要信息。目前多数互联网金融平台在营销过程中对于产品和服务的介绍、风险等级的说明、相关法律法规与行业政策风险等不同程度地出现不完全披露。同时，现行金融法规缺乏对金融机构信息披露的具体规定，且由于政出多门，各类相似金融产品的披露标准和程度有所差异，为经营者提供了政策套利的空间。
（三）互联网金融消费者选择权
与前述权利相似，金融消费者选择权是消费者法定的自主选择权在互联网金融交易中的延伸与复制。选择权的核心内涵包括两点，其一是自主判断自主决策，其二是自担风险自负盈亏。其中，自主判断自主决策要求能够保证主观上的自愿和客观上的自由。金融消费者选择权的法理依据是金融消费者的对投资资金的所有权和金融交易的平等权。孔令学根据金融牌照制度，将金融机构业务分为准行政性业务、准垄断性业务和竞争性业务，并区分对应不同内涵的自主选择权。[22]互联网金融多属于竞争性业务，牌照特征并不明显。消费者在购买互联网金融产品或接受其服务时，常见的三种减损其自主选择权的条款分别是金融机构免责或限制其自身责任的条款、金融机构单方收费条款和金融机构对于合同有争议的模糊地带拥有终局解释权的条款。
所谓的"自主选择"在互联网金融语境下的含义即包括三个层面：其一是金融消费者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金融机构或第三方不得强迫其进行金融消费；其二是金融消费者有权自主选择交易对手和交易平台，不受限制；其三是金融消费者有权与交易对手自主约定争议解决方案。通过这三个维度的"自主选择"能够确保互联网金融交易双方法律地位的平等。
注释：
[1]干云峰：《互联网金融发展和监管问题研究》，载《上海商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2]于春敏：《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载《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3]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act2000，parti.5（3）.
[4]孙颖：《消费者保护法律体系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页。
[5]马建威：《金融消费者法律保护：以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为背景》，载《政法论坛》2013年第6期。
[6]中国消费者协会编：《保护消费者权益案例精选集》，中国工商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178页。
[7]叶林：《金融消费者的独特内涵--法律和政策的多重选择》，载《河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8]FinancialServicesandmarketsact2000，parti.5（3）
[9]参见黎金荣：《后危机时代"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与立法建议》，载《财政与金融》2012年第2期。
[10]参见张天奎：《英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评析》，载《商业时代》2010年第8期。
[11]参见刘迎霜：《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路径探析--兼论对美国金融监管改革中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借鉴》，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
[12]杜晶：《"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其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3]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载《金融法苑》2008年总第75期。
[14]李健男：《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载《浙江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
[15]投资是指牺牲或放弃现在可用于消费的价值以获取未来更大价值的一种经济活动。
[16]消费则指换取社会产品来满足现实需要的行为。
[17]何颖：《金融消费者刍议》，载《金融法苑》2008年总第75期。
[18]杜晶：《"金融消费者"的界定及其与金融投资者的关系》，载《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19]熊玉梅：《论金融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以美国CFpa法案为视角》，载《金融与法律》2010年第3期。
[20]楼建波、刘燕：《情势变更原则对金融衍生品交易法律基础的冲击--以韩国法院对KiKo合约纠纷案的裁决为例》，载《法商研究》2009年第5期。
[21]全面性是指金融机构应当就金融商品或金融服务的特点向金融消费者进行全方位的介绍，不能只介绍有利信息而不介绍不利信息；客观性是指金融机构在对金融商品或者金融服务进行宣传、介绍时，要实事求是，不得作虚假宣传或进行虚假陈述&及时性是指金融机构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进行信息披露，使金融消费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把握时机并及时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否则可能会导致金融消费者投资的预期落空。
金融消费者保护条例篇10
一、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的下位概念
（一）消费者的概念
相对经营者、生产者而言，由于消费者在经济实力、信息、知识和技术等方面处于劣势地位，且在现实中难以与他们相抗衡，法律为平衡利益而给予消费者倾斜保护。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规定，“消费者为了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从该条来看，消费者具备三个特征：（1）主体是自然人；（2）行为是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3）目的是为了生活需要。
（二）金融消费者概念
金融消费者，实际上是指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社会个体成员。金融消费者欲寻求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必须要符合该法第2条之规定。而该定义基本上是参照消费者保护法对金融消费者进行界定的，但金融消费往往是以营利性为目的购买金融产品和接受金融服务，与传统的“生活需要”的目的仍有所差别。
首先，个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金融交易本质上是向金融机构购买金融产品或金融服务，符合消费者的特征。例如个人与银行之间存贷款服务、信用服务；个人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人身和财产保障服务；在股票买卖过程中购买股票等等。
其次，个人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是为了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对于“生活需要”法律并无明文规定，但长期司法实践中理解为“衣食住行”。实际上，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需求就像衣食住行一样，是个人消费需求的一部分。个人对金融的需求是随着消费需求结构升级而逐渐出现的，金融需求并非人生而有之，而是一类较高级别的消费需求。
最后，金融消费者应当限定为购买金融产品和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人。从国外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将消费者限定在个人。《美国金融改革方案》将金融消费者定义为“为个人、家庭成员或家务目的而从金融机构得到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个人”；英国金融服务局根据《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将其定为“贸易、商业、职业目的之外接受金融服务的任何自然人”笔者认为，从理论上来说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是为了保护弱势地位一方，基于金融消费者的特殊性，个人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处于弱势地位。
（三）消费者与金融消费者的关系
随着金融消费在家庭消费中的比例不断提高和生活需求范围从传统衣食住行向包括金融消费在内的更高层次的扩展，仅以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具有营利性而否定其消费性及其消费者的地位不尽合理，金融消费者突破了营利目的的限制。尽管金融消费者有其特殊性，但是金融消费者应当是消费者下位的概念，其理应同样受到消费者保护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保护。对于侵害众多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理应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即金融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具有了法律依据。
二、提起金融消费者权益公益诉讼的必要性
公益诉讼通常是指特定的组织和个人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就侵犯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由法院追究违法者法律责任的现代型诉讼。金融消费者公益诉讼的提起必要性要从多个方面分析：（1）金融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地位差距悬殊；（2）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有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性；（3）只有提起公益诉讼才能保护广大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一）金融领域“社会分层”及“信息不对称”导致地位不平等
依据社会学的观点，社会分层是指特定的资源配置方式所形成的有价值的社会资源在社会成员中的不平等分配。金融领域社会分为经营者阶层和消费者阶层，二者在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和机会相差很大，经营者对消费者利益的侵犯随时都会发生。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日益加剧的信息不对称是保护消费者的根源。金融行业对信息具有高度依赖性，谁掌握了最新、最全面的信息谁就能在金融领域占据优势地位。但在金融行业，金融业者与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尤为突出。首先，金融创新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剧了金融业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金融衍生工具为代表的金融新产品不断地普及与推广强化了金融产品的专业性，一般的消费者通常不具备对金融衍生产品的产品性质、结构及风险有效判断的能力。其次，金融业者在销售金融产品过程中更加专业化，使消费者获取信息的难度和成本增加，极易产生诱导甚至欺诈。
（二）侵害金融消费者权益具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性
金融业者侵害消费者的权益不仅仅是私权益的侵害，很多时候也会造成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但是，以银行、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基金公司为代表的金融机构通常业务范围遍布全国，如果其对广大中小金融消费者在提供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过程中采取欺诈等方式，那么其所侵害的消费者权益就具有广泛性，广大消费者的综合经济价值将会非常巨大，甚至影响到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如银行在信用卡业务过程中有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将造成众多消费者经济损失。基于金融消费者的主体的广泛性、单一主体经济利益较小、社会综合经济价值较大等特征，金融消费权益公益诉讼非常有必要。我国监管部门也意识到了公益诉讼的必要性，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承认证券民事赔偿存在成本高、费时长、权益难以得到保障的问题，表示将推动立法部门启动《证券法》修订的工作，开始探索在证券期货民事领域建立公益诉讼制度。
（三）我国现有代表人诉讼制度的不足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一方当事人众多的共同诉讼，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人民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对参加登记的全体权利人发生效力，未参加登记的权利人在诉讼时效期间提起诉讼的，适用该判决、裁定。代表人诉讼在解决群体诉讼方面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在金融领域群体诉讼方面有如下不足：（1）代表人诉讼需要推选出代表人，在大范围的共同诉讼中很难统一推选出代表人，使代表人诉讼在处理金融领域内的共同诉讼方面难以有效利用；（2）单个消费者遭受的损失可能比起诉讼成本要小很多，因此不愿意提起诉讼，“搭便车”的现象很容易发生；（3）代表人诉讼受制于起诉条件中“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代表人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但是金融领域的诉讼专业性非常强，选出的代表人很难胜任，而公益诉讼则不必受制于直接利害关系的约束，可以由有专业知识的组织提起诉讼；（4）消费者代表诉讼保护的是实际受到侵害的消费者，对于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消费者的权益没有事前防范功能，也缺乏对违法侵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进行惩罚的措施，本质上是事后补偿性救济措施，而公益诉讼可以克服这方面的缺陷。
由于单个金融消费者与经营者地位的严重不对等，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仅依赖于实体法律规定，也要求程序法予以保障和救济。由于侵害众多金融消费者权益时通常会造成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而代表人诉讼制度寻在局限，建立金融消费者公益诉讼制度非常必要。
三、新《民事诉讼法》下金融消费者提起公益诉讼的可行性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9条规定，原告要求与案件具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新《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突破了公益诉讼主体必须有“直接利害关系”的限制，公益诉讼起诉便有了法律依据。但是对于哪些组织可以提起公益诉讼，依赖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我国目前只有《海洋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了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就海洋环境污染事件提起公益诉讼。但对于消费者领域公益诉讼的提起主体未作规定。结合理论界的观点和现实情况，以下两大类主体有可能成为提起金融消费者公益诉讼的主体：
一是消费者协会和其他消费者组织。消费者组织是依法成立的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的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协会仅规定了“就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提起诉讼”，并没有做出提起公益诉讼的规定。但是消费者协会作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社会团体，法律应该对其提起消费者公益诉讼的资格予以规定。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者的一种类型也应该受到消费者协会的保护，当权益受到损害之时可以由消费者协会提起公益诉讼。消费者协会作为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的优势在于其是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专门机关，有人员、经费上的保障，不足之处在于消费者协会对金融领域诉讼专业人员和知识的欠缺。对此可以考虑在消费者协会下设专门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分支机构来行使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同时作为金融消费者领域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