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1
盈余质量一词，起源于美国，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提出，即在传统收益确定模式确定之后盈余质量观念就形成了，随后得到了学者们的不断扩展。学者们对于盈余质量的定义及其影响因素都做了诸多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定义，盈余质量主要有以下几类观点：
（一）结果观重点关注利润实现的过程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结果。Richardson认为盈余质量是在下一个期间盈余能够持续的程度。持续性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为公司能够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盈余，即当前的盈余对未来的盈余提供了很好的指示。未来持续性越强的公司，盈余质量越高。张新民（2003）认为，利润质量是企业利润的形成过程以及利润结果的质量。高质量的企业利润应当表现为资产运转状况良好、企业所信赖的业务具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企业对利润具有较好的支付能力、利润所带来的净资产的增加能够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资产基础；反之，低质量的利润，则表现为资产运转不灵、企业所信赖的业务具有企业的主观操纵性或没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企业对利润具有较差的支付能力、利润所带来的净资产的增加不能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资产基础。
（二）真实观关注会计盈余是否真实反映了企业的盈利情况。周浪波（2002）认为，会计收益质量包含两层含义：会计收益与真实收益的匹配程度，它取决于会计计价基础的中立性和适当性；会计收益与企业未来净现金流量的数额、时间、或然性的匹配程度，体现收益信息的预测价值。周斌（2003）认为，收益质量指会计收益所表达的与企业经济价值有关的信息的可靠程度。高质量的收益是指报表收益对企业过去、现在的经济成果和未来经济前景的描述是可靠和可信任的：反之，如果报表收益对企业过去、现在经济成果和未来经济前景的描述具有误导性，那么该收益就被认为是低质量的。杨功敏（2003）认为，收益质量是指会计报告收益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一般我们认为：如果会计收益能如实反映公司的业绩，则认为公司的收益质量好：反之，则认为公司的收益质量不好。李琳（2006）认为，盈余质量是指会计盈余所表达的与公司经济价值有关信息的可靠程度。
（三）现金流量观认为盈余质量的高低取决于与现金流量的匹配度。美国会计学会（aaa）2002年将盈余质量定义为“随着时间流逝，由应计制所确认的收益数额与公司流入的现金数额的弥合程度”，即盈余质量是指会计收益转化为现金流入能力的高低程度；能够转化为现金的能力越强，盈余质量越高。储一昀、王安武（2000）认为，盈利质量是反映盈利的获得是否同时伴随相应的现金流入，即以应计制为基础的盈利是否与现金的流入相伴随。只有伴随现金流入的盈利才具有意义，其表现为以权责发生制计算的有关指标数值与以现金制为基础的有关指标数值的差异程度，差距越小，盈利质量越高。艾健明（2001）认为，收益质量是指在谨慎的、一致的财务基础上，一家持续经营企业在某一时期内创造稳定自由现金流量的能力。郦玉敏（2005）认为，盈利质量是指在传统盈利能力评价基础上，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对公司盈利指标进行进一步修正和检验，对公司盈利状况多视角、全方位综合分析得到的反映公司该时期获取利润的质量好坏的一种评价结果。
（四）决策有用观这是从投资者的角度，研究会计盈余对投资者决策的有用程度。余新培（1998）将盈余质量定义为“合格产品的情况下，损益表被使用者直接使用或放心使用的程度”。程小可（2002）认为，盈余质量就是当期或历史盈余预测未来现金流的能力，即对于投资者的决策相关性。佟岩、王化成（2007）将盈余质量定义为会计盈余解释与预测市场回报的能力。曾祥飞（2009）认为盈余质量就是指盈余信息含量对于投资者的决策有用性。
（五）综合观认为盈余质量涵盖以上真实性、稳定性和收现性的各个方面。齐飞（2002）认为，利润质量主要包括利润的真实性、利润的稳定性和利润的现金保障水平三个方面。其中，真实性是利润质量的基础，现金保障水平是利润质量的核心。费明群、干胜道（2003）认为收益质量既要反映会计收益和真实收益的匹配程度，又要反映企业在某一时期创造稳定自由现金流量的能力。苏龙（2004）认为，收益质量是指收益和评价公司财务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包括收益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持久性。
综上，对于盈余质量及其影响因素，学者们都有不同的观点，本文比较赞同综合观，认为盈余质量的高低，不仅表现在收现性，而且表现在利润的稳定性及真实性方面。
二、盈余质量的评价方法研究
由于对于盈余质量的定义不同，学者们对于盈余质量的评价方法也有所不同，从大类上来分，主要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
（一）定量分析定量的方法是选择财务报表中的某些指标来测定盈余质量，并加以定义在何种情况下代表价高的盈余质量，在何种情况下代表较低的盈余质量。例如，艾健明（2001）认为应从自由现金流量和收益稳定性两方面分析盈余质量的高低，提出主要的指标有主营业务收入收现比、投资收现比、净利润现金比率等。齐飞（2002）主要从利润真实性、稳定性、现金保障水平三个方面进行指标分析，提出分析利润真实性的指标主要是收益现金比率（即净利润现金比率），分析利润稳定性的主要指标是现金流入量结构比率，分析现金保障水平的主要指标是销售收现比率、购货付现比率、营业利润现金保证率、投资收益现金回报率、净利润营运指数、净利润现金比率。陈丽萍、郑磊（2002）认为指标分析可能是相比之下最有效的分析工具，提出几个比较有效的指标：净资产现金回收率、主营业务收现率、非主营业务收现率、现金毛利率。
（二）定性分析定性分析主要侧重于分析会计政策的选择、运用，会计信息的披露程度，以及客观因素中的风险、会计环境、会计人员自身素质（杨功敏，2003）。此外，周斌（2003）认为评估公司的盈余质量应分析公司的审计报告、分析公司的现金流量、分析公司的收入来源、关注敏感账户、分析公司的会计政策。很多学者也认为，会计信息的质量（袁淳、王平，2005）、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权结构都会对盈余质量有影响。
对于盈余质量的影响因素及其分析方法，大量的学者对其进行了研究，并设计了相应的指标和方法，虽有所不同，但大体可归类为上列的两个方面，特别是指标方面，大多数都是集中于稳定性、收现性和真实性几个方面。总体而言，国内对于盈余质量的分析方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并进行了相关的实证检验。
三、盈余质量与股票市场表现的研究
理论界直接论述盈余质量对股票价格影响的文献较少，主要是集中在对会计盈余的披露，会计盈余的构成、会计盈余的变化等对股票价格的影响研究。由于会计盈余相关的信息也就决定了其盈余质量，因此，对盈余质量与股价的相关性的研究，可以借鉴会计盈余与股价的相关性研究。
（一）国外研究在国外相关文献中，对于会计盈余与股价的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实证领域。Ball和Brown（1968）对纽约证券交易所的261家上市公司从1946年～1965年会计盈余信息披露前12个月到披露后6个月的股价进行经验研究，通过运用符号检验的方法，发现盈余变动的符号与股票非正常报酬率的符号之间存在显着的统计相关性，从而为收益信息的有用性提供了实质性的证据，第一次证实了披露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验证了盈余变化与股价报酬之间存在显着正的相关性。
在此基础上，学者们继续研究，Beaver、Clarke和wright（1979）等也通过研究证明了会计盈余信息的披露的确向市场传递了有用的信息。Lev（1989）汇整了自1968年以来有关研究盈余与股价报酬关联性的文献，发现大部分的研究结果虽显示盈余与股价间确实存有关联性，但其相关程度却无预期高。easton和Harris（1991）在分析了基于账面价值的计价模型和基于市场价值的计价模型之后，分别比较研究了盈余水平和盈余变化对这些样本股票报酬的解释能力，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了股票报酬与盈余变化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股票报酬与盈余变化存在更强的相关关系。
随后，研究人员又转向于研究市场对会计盈余信息的不同反应，即盈余反应系数（eRC）的研究。Kormendi和Lipe（1987）的研究表明，非期望的当期盈利变动的持续性越强，eRC值越高。Lev（1993）根据财务分析人员评估盈余质量的12条基本原则，给每个样本公司的原则分别赋值1分或0分，以其分数总和来衡量盈余质量，并将样本公司分为五组，最后运用回归分析法给每个样本组估计一个平均eRC值，发现盈余质量越高的样本组，其eRC值也越高。
（二）国内研究由于我国股票市场相对不完善，而且对盈余质量的研究还未深入的情况下，国内学者对盈余质量与股票价格相关性问题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
在国内相关文献中，最早运对会计盈余信息价值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的是赵宇龙（1998），他得出的结论是投资者对具有相同会计盈余但盈余质量不同的公司股票不能对其区别定价，对会计盈余数字的反应仅锁定在名义的盈余数字上，而对会计盈余的质量缺乏应有的关注，功能锁定障碍对提高市场效率和优化资源配置具有消极影响。
陈晓、陈小悦和刘钊（1999）以沪深两市261家上市公司1994年~1997年年报的764个公告数据，在交易量分析的基础上，对公司盈余数字的有用性进行了大样本检验，研究结果发现：股市对盈余公告有显著的反应，从而证实了我国a股这一独特的新兴市场中，盈余数字具有很强的信息含量，公司财务报告向投资者提供了与其决策有用的信息。
吴世农、李常青和陈碧华（2001）采用回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会计盈余和现金流量在其信息公布前后的市场反应，探讨了现金流量是否能够在会计盈余信息的基础上提供增量信息。
柳木华（2003）仿用Lev（1993）的研究方法，利用沪深股市1995年~1999年公布的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相关数据对盈余质量计量与市场反应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反应与基于财务报告的盈余质量计量正相关，即盈余质量高的样本组的eRC值比盈余质量低的样本组的eRC值大。
袁淳、王平（2005）以会计信息披露的质量为核心，研究会计盈余与股票的价格相关性的影响。以深市上市公司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共计1452家公司为样本，选择盈余资本化模型对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进行研究，通过分析深交所进行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对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研究了交易所信息披露考评的有用性。结果发现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指标，对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有着显著影响。即信息披露考评结果越好，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越高；信息披露质量越高，反映股票价格对每股利润的变动越敏感。
陈炳辉、黄文锋（2005）从理论上通过对计价观与信息观、会计盈余与经济盈余、永久盈余与暂时盈余、会计盈余与现金流量等会计范畴的研究，发现股票价格与会计盈余之间具有非线性的、互动的、结构性的、实证的关系。并特别提出，非持续性的盈余不应该对股价产生影响，若股价因非持续性的盈余而上升了，是市场传递的虚假的信号。建议在资本市场上，不仅要披露盈余的大小，更重要的是披露不同盈余的性质，或者可以把非持续盈余直接驱逐在会计报表中的会计盈余之外。
王庆文（2005）以沪深两市1999年~2005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以经过总资产标准化过的应计项目作为公司会计盈余的质量标准，研究样本股票在第t年度的会计盈余质量是否会影响第t+1年度的会计盈余，同时是否会对接下来两年内的股票收益产生影响，得出的结论是，投资者会高估那些会计盈余高而经营现金流量低的股票，而低估那些会计盈余低而经营现金流量高的股票。
王菊仙（2009）以非正常应计利润作为盈余质量的替代指标，分析了盈余质量与会计盈余信息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在我国上市公司中，会计盈余水平和盈余变化具有显著的价值相关性。当把盈余质量作为交叉项代入收益模型时，得出盈余质量好的公司比盈余质量差的公司盈余反应系数大，投资者更依赖于盈余质量好的公司的会计盈余信息；盈余水平对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要强于盈余变化对股票收益的解释能力，且盈余质量好的公司盈余水平的解释能力要高于盈余质量差的公司盈余水平解释能力。
以上研究都是基于会计盈余的变化或者是盈余质量的某一方面与股价的关系的研究，而直接研究盈余质量与股价关系的文献并不多，林敏（2004）通过设计影响盈余质量的指标设计，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直接探讨盈余质量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我国证券市场投资者的投资观念呈现非理性，还不能够充分理解和利用有关信息来评估证券价值从而做出正确的投资决策，证券市场的“功能锁定”现象依然存在。总体上我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对股价变动的解释力度较小，年报的解释力度稍强于中报的解释力度。林敏的研究相对于以前的突破是，设计了具体的影响盈余质量的指标，将影响盈余质量的因素具体化，更为明确。
四、评述与展望
通过对盈余质量的相关概念的回顾可以发现，对于盈余质量的定义，主要是集中于盈余的可持续性、盈余的收现性以及盈余的真实性这三个方面，对于盈余质量与股价的相关关系的研究，大多是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来验证会计盈余与会计信息的相关性的关系，即会计盈余的真实性、持续性、以及披露程度与股价的相关关系。但是会计盈余的质量对于股价的波动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学者们的观点还是有较大分歧的。另外，学者们大多是从整个市场的层面来考察会计盈余对于股票价格的影响，并没有将研究对象细分，并没有区分该公司当年是亏损还是盈利，也没有区分公司是正常的公司还是被St的公司，可以预计，不同性质的公司，其盈余管理的压力是不相同的，因此，其盈余的质量也可能是不一致的，若是将这些公司区别开来，可能会更具有说服力。
通过已有文献的回顾也可以发现，学者们对于盈余质量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大多是通过会计盈余这一大概念来分析，很少直接用影响盈余质量的因素的指标来直接分析盈余质量与股价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若是从盈余质量的定义出发，根据影响盈余质量的因素，设计相应的指标和模型，直接研究盈余质量与股价之间的关系，对于研究我国股票市场，促使投资者理性投资，应该具有更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2
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报告中的盈余信息是最受其投资者、债权人、董事会等利益相关者关注的信息,特别是对于是否亏损(达到零盈余)、业绩增长(达到上期盈余)和达到分析师预测盈余水平等盈余阈值将直接影响公司的股价,也将通过经理人评价市场影响管理层的职业发展。因此,满足盈余阀值(避免亏损和业绩下降以及迎合分析师预测)是管理层进行盈余管理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动机,这些盈余阀值有:零盈余、上期盈余和分析师预测盈余。已有的研究发现,在这些盈余阀值处,盈余分布存在断层现象:太少公司报告年度微额亏损(业绩微额下降以及未达到分析师盈余预测),太多公司报告年度微额盈利(业绩微额增长以及达到分析师盈余预测)。
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历史较短,在上市公司的内外部治理结构还不太健全情况下,投资者与内部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因此对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投资者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相关监管机构对其进行干预。因此,与国外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以影响股票定价动机的不同,我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一大动机是规避政府管制(包括达到证监会关于融资和再融资的条件以及维持上市公司的资格)。而中国证监会对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配股、增发、退市等都做了一系列规定和要求,并且这些规定和要求中都含有具体的盈利指标,这就使得这些硬性的盈利指标对于拟上市企业或者上市公司具有重要意义,不可避免地成为绝大部分企业所追求的标杆。据统计,我国上市公司的盈余分布在零盈余处存在显着的“断层”现象,2009-2013年Roe处于[0,1%]区间(微利)的上市公司有529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比重4.28%,而处于[-1%,0)区间(微损)的上市公司只有41家,占全部上市公司比重仅为0.33%。国内大多数研究直接将盈余分布断层作为检验盈余管理行为存在性的方法之一,这种方法被称为“盈余分布法”。盈余分布法假设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下,企业的盈余呈正态分布,盈余分布在某一阀值处断层则意味着存在企业针对性的盈余管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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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管理层盈余管理行为的动机包括:资本市场动机中的ipo动机、Seo动机、满足业绩阀值等。其中业绩阀值包括:零盈余、上期盈余以及分析师预测盈余。盈余分布法检验盈余管理行为的标准是在这些业绩阈值处,盈余分布是否存在断层,也即不连续现象。这种做法的合理性需要两个前提:一,不存在盈余管理行为的情况下,企业的会计年度盈余呈正态分布;二,盈余管理行为是盈余分布断层的原因。但是有研究指出,盈余分布法通过检验会计年度盈余的分布情况来判断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性,这是一种静态的分析方法,由于无法得知不存在盈余管理时盈余的分布状况,因此这种方法缺乏一个客观存在的盈余分布的比较基准。此外,对于零盈余阀值处的盈余分布断层现象也存在着除盈余管理外的其他解释,如Beaver,等(2007)发现零盈余阀值处盈余分布断层的另外两个解释:所得税和异常项目上的不对称。因此,本文试图从盈余分布变化角度着手,找到更合理的研究样本(盈余管理后的盈余分布)和控制样本(盈余管理前的盈余分布),从动态的角度进一步验证盈余分布断层现象的盈余管理解释,从而为采用盈余分布法检验盈余管理行为的合理性提供经验证据。
其次,对于上市公司避免亏损、业绩下降动机的盈余管理研究,已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单一地研究其应计盈余管理或真实盈余管理行为,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具体到应计或真实盈余管理的具体方式及两种盈余管理方式分别对公司未来短期和长期业绩的影响,取得了诸多研究成果。但是,在实践中,管理层可能会根据其实际情况灵活选择实施应计或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也可能同时进行应计和真实盈余管理两种盈余管理行为来操纵盈余,因而有必要研究哪些因素影响管理层对于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的选择。此外,对于两种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的研究,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的结论。有研究发现真实盈余管理是应计盈余管理的替代,当外部监管加强、投资者保护水平提高后,公司从应计盈余管理行为转向真实盈余管理行为;也有研究表明在投资者保护程度不高的制度环境里,管理层同时相互补充地使用两种盈余管理共同来实现盈余目标。因此将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研究满足不同的盈余阀值的公司在两种盈余管理行为上的选择以及两种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对于理解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本文较为系统地研究了国内上市公司的盈余分布断层现象,并研究了此现象下的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方式选择。在理论意义方面,丰富了国内关于盈余分布断层现象的研究,并且为盈余分布法检测盈余管理行为的合理性提供了支撑。此外,业绩阀值处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选择以及两者关系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制度背景下,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关系也有重要意义。在现实意义方面,本文以第三季度末累计盈余表现为微损、微盈、微增长和微下降的公司以及年度盈余达到分析师预测的公司为样本,研究为达到不同盈余阀值,管理层是否倾向于进行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这一研究结论有助于投资者和监管机构识别哪些类型的公司倾向于使用特定的盈余管理方式来达到盈余阀值。此外,为达到不同的盈余阀值,管理层可能倾向于实施不同的盈余管理方式,这一结论能为外部审计师提供审计建议,提醒其审计中需关注的重点审计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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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文献综述
2.1基本概念界定
2.1.1盈余分布断层
盈余分布断层也即盈余分布的不连续性,实际中表现为在特定盈余阀值点处的盈余分布不连续现象以及在特定事件发生前后的盈余分布不连续现象。具体地,这些盈余阀值点包括:零盈余、上期盈余和分析师预测盈余,导致盈余分布断层的事件主要有:ipo、增发、配股、股权激励、高管离职等。本文主要研究零盈余、
上期盈余和分析师预测盈余阀值点处的盈余管理。Hayn(1995)最早发现在零盈余处存在盈余分布断层现象:数量很少的公司报告年度微额亏损,数量很多的公司报告年度微额盈利。传统的观点认为:不存在盈余管理的情况下所有公司的盈余呈正态分布,而在特定盈余阀值点处(零盈余、上期盈余和分析师预测盈余)的盈余分布不连续则意味着在该盈余阀值点处存在企业针对性的盈余管理行为。具体地,将盈余分布断层现象归结为盈余管理行为的观点认为,实际盈余位于阀值左侧的公司会向上地操纵盈余进入阈值右侧,即为了避免报告亏损,实际盈余为微额亏损公司会向上操纵盈余转为年度微额盈利;为了避免报告盈余下降,实际盈余微额下降的公司会向上地操纵盈余转为盈余微额增长,国内已有研究提供了管理层存在为避免报告亏损和盈余下降动机而进行盈余管理的系统证据。此外,对于零盈余和上期盈余阀值处盈余分布断层现象的样本选择上,有学者直接选取的是大样本的年度盈余分布(静态)进行研究,也有学者从盈余分布变化的动态角度出发,对比样本公司第四季度前后累计盈余分布的动态变化,判断盈余分布断层的存在性。采用大样本年度盈余分布判断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性,是基于如下假设:不存在盈余管理的情况下,所有企业的盈余呈正态分布。对此,肖成民、吕长江(2011)认为静态盈余分布法仅以大样本公司年度盈余分布的连续性作为盈余管理存在性的证据是不准确的,原因在于不存在盈余管理情况下的盈余分布是未知的,所以静态盈余分布法缺乏一个客观存在的比较基准,同时对于零盈余点处的分布断层也存在着非盈余管理的解释,因此静态的盈余分布断层不能作为盈余管理存在的证据。至于盈余分布基准的选择,Kerstein,Rai(2007)指出前三个季度的累计盈余水平也为上市公司提供了是否需要实施盈余管理的最新信息,并且第四季度是管理层在该会计年度操纵盈余的最后一次机会。此外,Jacob,Jorgensen(2007)认为与季度盈余信息相比,投资者对年度盈余信息的关注度更高。所以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更多地集中在第四季度。因此本文从盈余分布变化角度,考察第四季度前后盈余分布是否发生异常变动,以此判断零盈余和上期盈余阀值点处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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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盈余分布断层与盈余管理行为
2.2.1盈余分布断层的盈余管理解释
Burgstahler和Dichev(1997)运用频率分布直方图和描述性统计的方法分析第四季度前后累计盈余的变动,发现在年度盈余以及年度盈余变化分布分别在零盈余和零盈余变化的阀值处存在断层现象,并且零盈余处的盈余分布断层现象比零盈余变化处的更为严重。Degeorge等(1999)发现在分析师盈余预测阀值处也存在盈余分布断层现象,作者进一步地分析了这三个盈余阀值的层次性,发现零盈余阀值优先于上期盈余阀值优先于分析师盈余预测阀值。Jacob,Jorgensen(2007)认为由于相比较与季度盈余,企业年度盈余更可能是投资者评价管理层业绩的标准,所以管理层有较大的动机操纵年度盈余,文章通过比较企业会计年度盈余分布与其他三种通过季度盈余汇总得到的年度盈余的分布发现,会计年度盈余分布断层是盈余管理行为导致。
Cohen等(2005)分季度研究了从1987至2003年上市公司在各个季度的盈余管理变化趋势,文章选取了6个盈余管理计量指标衡量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实证发现,就同一个会计年度而言,第四季度的盈余管理程度显着高于其他三个季度。此外,随着时间推移,在整个样本期内,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逐渐增加,并且第四季度盈余管理随时间增加的趋势大于前三季度。Das,Shroff等(2009)发现在达到管理层预测的年度盈余动机下,前三季度累计盈余表现较差的公司会在第四季度向上操纵盈余使得年度盈余达到管理层预测的水平。
Kerstein,Rai(2007)同样采用季度盈余分布法检测第四季度盈余管理行为的存在性,他们认为由于前三个季度的累计盈余水平与特定盈余目标差异为上市公司提供了是否需要实施盈余管理的信息,并且临近会计期末的第四季度也是管理层操纵年度盈余的最后一次机会,因此管理层在第四季度进行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高,据此,文章将前三季度的累计盈余分布作为盈余操纵前的盈余分布基准,通过年度盈余分布(以及年度盈余变化分布)与前三季度累计盈余分布(以及累计盈余变化分布)的异常变化证实,零盈余处和零盈余变化(也即上期盈余)处的分布断层确实是由前三季度零盈余以及零盈余变化阀值处的上市公司向上地盈余管理行为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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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23
3.1盈余分布断层与盈余管理行为存在性..................23
3.2阀值处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方式的选择....................25
3.2.1阀值处应计盈余管理选择的影响因素.................25
3.2.2阀值处真实盈余管理选择的影响因素..................27
第四章实证研究设计.................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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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数据来源................30
4.1.2样本公司的界定...........30
第五章实证研究结果......................37
5.1样本描述性统计............37
5.1.1样本公司行业分布........................37
5.1.2国内主板上市公司盈余分布现状..................38
第五章实证研究结果
5.1样本描述性统计
5.1.1样本公司行业分布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8-2013年国内主板上市公司,截止2014年12月,主板上市公司数量达到1434家,行业分布较为广泛,其中制造业的数量最多。由于本文中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计量模型以及研究假设中的计量模型均需要考虑行业的影响,为了后续研究的需要,参照证监会的行业分类,表3是主板上市公司的行业分布情况。教育行业(p)卫生行业(Q)上市公司各只有一家将其剔除,综合类(S)由于无法将其划分到具体行业将其剔除,金融行业(J)由于其行业特殊性不属于本文的研究样本,将其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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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以国内主板2008-2013年共1326家上市公司共7918个年度样本数据为总样本,采用均值检验、多元回归以及2SLS方法对上市公司盈余分布断层以及断层的阀值处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择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主要的实证结论如下:
(1)国内主板上市公司在零盈余、上期盈余和分析师盈余预测等盈余阀值处存在显着的断层现象。与前三季度累计盈余分布相比,年度微利公司显着多于年度微损公司;与前三季度累计盈余变化分布相比,年度盈余微增长公司显着多于年度盈余微下降公司;在年度实际盈余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偏差分布中,偏差范围微小的公司占绝大多数。这说明上市公司具有避免亏损和业绩下降业绩和迎合分析师预期动机。此外,本文还发现第三季度末的微损公司中大部分会转为年度微利,第三季度末的微利公司大部分保持年度微利,第三季度末盈余微下降公司大部分会转为盈余微增长,第三季度末的盈余微增长公司会大部分保持盈余微增长。
(2)国内主板上市公司的盈余分布断层现象是阀值处样本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导致的。
本文将第四季度前后微损转微利、保持微利、盈余微下降转为盈余微增长以及保持盈余微增长的公司和实际盈余微额超过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公司作为具有盈余管理嫌疑的公司。通过对比这些盈余管理嫌疑公司与其相应的控制样本的应计项目和真实活动操纵项目,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着的差异,盈余管理嫌疑公司的盈余操纵项目显着高于其控制样本。但是,在具体的操纵上,微损转为微利和盈余微下降转为盈余微增长公司倾向于通过应计盈余管理操纵盈余,保持微利和保持盈余微增长的公司主要通过真实盈余管理活动操纵盈余。而微额超过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公司同时采用真实和应计盈余管理操纵盈余。
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3
关键词：盈余质量；评述；展望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识码：a
一、盈余质量的定义
盈余质量早在20世纪三十年代就被提出，即在传统收益确定模式确定之后盈余质量观念就形成了，随后得到了学者们的不断扩展。到了六七十年代，由于价值投资理念以及决策有用观的兴起，强调对上市公司基本面的理性分析，盈余质量逐渐受到重视，许多知名刊物对美国境内的股票做出盈余质量评价并定期公布，对投资者及证券市场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力。1998年美国SeC开始强烈呼吁关注证券市场上越来越多的财务报表质量问题，使得盈余质量得到会计界的普遍关注，近年来盈余质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在会计理论界以及证券市场上的实务运用也得到足够的重视。
（一）国外的定义。迄今为止，由于定义角度的不同导致对于盈余质量的定义仍未达到统一。国外的主要观点有：一些学者认为盈余质量是与盈余的持续性相关（盈余的时间序列性质）。Richardson认为盈余质量是在下一个期间盈余能够持续的程度。持续性在某种意义上被理解为公司能够很长一段时间保持盈余，也就是说当前的盈余对未来的盈余提供了很好的指示。以安东尼、斯普特老和亨德里克森为代表的决策有用论者认为，在完全市场条件下，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需要有大量可靠而相关的财务信息，而信息的提供又必须借助于会计系统，因此会计系统的根本目的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对他们进行决策有用的信息，包括企业现金流动信息、经营业绩以及资源变动信息等；美国会计学会（aaa）2002年将盈余质量定义为“随着时间流逝，由应计制所确认的收益数额与公司流入的现金数额的弥合程度”，即盈余质量是指会计收益转化为现金流入能力的高低程度；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盈余质量是对经济交易和事项的准确陈述（即对企业业绩的如实表述）。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前主席Katherine（2003）将盈余质量定义为公司报告盈余忠实于经济学盈余定义的程度，经济学盈余定义是指在企业期初、期末同样良好的情况下当期可供消费的数量。按照同样的思路，Schipper，Vincent，Chan和Hodge定义盈余质量是净收益与真实盈余的差别程度。如实表述这个术语表达了在方法上或描述上与它所代表的现象之间的相关性或一致性；还有一些其他的学者认为，盈余质量是与盈余反应系数（eRC）相关。Collins和Salatka认为盈余反应系数是盈余质量的一个变量。
（二）国内的定义。从国内来说，对于盈余质量，又称为收益质量、盈利质量的观点。主要有几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从盈余本身定义出发，强调盈余质量为利润形成过程以及实现的结果质量。张新民（2003）在《企业财务状况的质量特征》一文中认为，利润质量是企业利润的形成过程以及利润结果的质量。高质量的企业利润应当表现为资产运转状况良好、企业所信赖的业务具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企业对利润具有较好的支付能力（交纳税金、支付股利等）、利润所带来的净资产的增加能够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资产基础；反之，低质量的利润，则表现为资产运转不灵、企业所信赖的业务具有企业的主观操纵性或没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企业对利润具有较差的支付能力（推迟交纳税金、无力支付股利等）、利润所带来的净资产的增加不能为企业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资产基础。
第二类观点，从真实性角度出发。齐飞（2002）在《利润质量分析新视点》中认为，利润质量主要包括利润的真实性、利润的稳定性和利润的现金保障水平三个方面。其中，真实性是利润质量的基础，现金保障水平是利润质量的核心。周浪波（2002）认为，会计收益质量包含两层含义：（1）会计收益与真实收益的匹配程度，它取决于会计计价基础的中立性和适当性；（2）会计收益与企业未来净现金流量的数额、时间、或然性的匹配程度，体现收益信息的预测价值。
第三类观点，从现金流角度出发，强调利润的现金保障程度。储一昀、王安武（2000）在《会计研究》上的《上市公司盈利质量研究》一文中认为，盈利质量是反映盈利的获得是否同时伴随相应的现金流入，即以应计制为基础的盈利是否与现金的流入相伴随。只有伴随现金流入的盈利才具有意义，其表现为以权责发生制计算的有关指标数值与以现金制为基础的有关指标数值的差异程度，差距越小，盈利质量越高。盈利质量的含义中包括了应计制和现金制的内容，具有很大优点。艾健明（2001）在《上市公司收益质量分析》一文中认为，收益质量是指在谨慎的、一致的财务基础上，一家持续经营企业在某一时期内创造稳定自由现金流量的能力。秦志敏（2003）在《上市公司盈利质量透视策略》中，认为盈利质量是公司盈利水平的内在揭示，是在盈利能力评价的水准上，以收付实现制为计算基础，以现金流量表所列示的各项财务数据为基本依据，通过一系列现金流量指标的计算，对公司盈利水平进一步修复与检验，对公司盈利状况进行多视角、全方位综合分析，从而反映公司获取的利润品质如何的一种评价结果。郦玉敏（2005）在《我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评价的现实方法》中认为，盈利质量是指在传统盈利能力评价基础上，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对公司盈利指标进行进一步修正和检验，对公司盈利状况多视角、全方位综合分析得到的反映公司该时期获取利润的质量好坏的一种评价结果。
第四类观点，从财务报表角度来看。周斌（2003）认为，收益质量指会计收益所表达的与企业经济价值有关的信息的可靠程度。高质量的收益是指报表收益对企业过去、现在的经济成果和未来经济前景的描述是可靠和可信任的：反之，如果报表收益对企业过去、现在经济成果和未来经济前景的描述具有误导性，那么该收益就被认为是低质量的。杨功敏（2003）在《会计收益质量分析》一文中认为，收益质量是指会计报告收益与公司业绩之间的相关性，一般我们认为：如果会计收益能如实反映公司的业绩，则认为公司的收益质量好：反之，则认为公司的收益质量不好。苏龙（2004）在《浅析上市公司盈利能力指标》中认为，收益质量是指收益和评价公司财务业绩之间的相关性包括收益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持久性。李琳（2006）在《新会计准则与上市公司质量评价》中认为，盈余质量是指会计盈余所表达的与公司经济价值有关信息的可靠程度。此类观点强调了企业财务报表对于企业自身的重要性，但几个观点都具有片面性。如周斌（2003）和李琳（2006）的观点只注重于财务报表对企业经济价值的可靠性，强调可靠性而忽视了相关性，而杨功敏（2003）和苏龙（2004）则注重于财务报表与公司业绩的相关性，而忽略了可靠性。
第五类观点，从投资者角度出发。余新培（1998）在《浅谈收益质量及其评价》一文中，将盈余质量定义为“合格产品的情况下，损益表被使用者直接使用或放心使用的程度”。程小可（2002）在《公司盈余质量评价与实证分析》一书中认为，盈余质量就是当期或历史盈余预测未来现金流的能力，即对于投资者的决策相关性。佟岩、王化成（2007）在《关联交易、控制权收益与盈余质量》中，将盈余质量定义为会计盈余解释与预测市场回报的能力。余新培（1998）侧重于报表盈余数据对于投资者的可靠性，而程小可（2002）和佟言、王化成（2007）则注重报表盈余数据对于投资者的相关性及市场的反应。
（三）笔者的观点。上述五类观点，前三类站在企业角度主要从盈利能力、真实性、变现性三方面进行定义，后两类以财务报表为基础，通过盘余与公司业绩、投资者可靠相关性等方面对盈余质量进行定义。笔者认为，财务报表的目的是向投资者提供与决策相关的信息，在资本市场环境下，上市公司对外披露财务报表的盈余信息含量是否有助于投资者分析公司未来现金流量，预测股票市场股价波动，是各界人士最关心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盈余质量就是指盈余信息含量对于投资者的决策有用性。
二、盈余质量实证研究
对盈余质量核心要素进行评价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如果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为什么上市公司会出现盈余质量低下的情况？如何从源头上找到克服盈余质量低下的药方？这就必须对盈余质量的影响因素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造成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低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除了公司治理不完善而造成的管理层盈余管理之外，公认会计准则、信息披露监管措施也会影响到企业最终的盈余质量。因此，这些影响因素与公司盈余质量关系之间的实证研究也成为目前学术界的另一个热点。
（一）考察公司治理水平对盈余质量的影响。赵景文（2006）选取了2002年100家代表高治理质量类型的上市公司和100家代表低治理质量类型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治理质量高低对盈余反应系数的影响。通过检验代表治理质量高低的哑变量与盈余水平及其变化的乘积项的系数是否显著，即可判断治理质量高低是否影响了盈余反应系数。结果可以看出，中国上市公司盈余的信息含量相当高。高治理质量上市公司的盈余变化的反应系数显著高于低治理质量上市公司。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公司治理质量越高，盈余变化的反应系数越大，说明外部投资者对高治理质量公司的盈余增长持肯定态度，因而相应地调高了对公司的估值水平，而对一低治理质量公司的盈余增加却持怀疑态度，并未因这些公司盈余增加而变更其估值水平。王化成、佟岩（2006）选取了深、沪两市1999～2002年间除金融行业外所有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共涉及12个行业的样本公司3，509个。假设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对盈余质量的高低有重要影响，两者呈负相关关系；控股股东为国有股股东时盈余质量更低；其他股东的制衡能力越强，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越高。研究结论显示，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盈余质量的高低显著负相关；当控股股东为国有股股东时，比其他性质的股东更具有恶化盈余质量的趋势；控股股东之外的其他股东制衡能力与盈余质量的高低显著正相关。
（二）考察会计准则变革对盈余质量的影响。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均认为一套高质量的会计准则能够相应地实现会计信息高质量。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开放和完善，对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需求直接推动了我国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制定。自1993年起，我国对国民经济加强宏观调控，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受宏观经济不利的影响，1993～1996年我国上市公司业绩总体上程逐年下降的趋势，1997年稍有提升，但始于1997年下半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形势面临严峻考验。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上市公司可谓困难重重，加之中国证监会对配股条件的管制又越来越苛刻，它们为了保牌和配股，只有在会计报表上大做文章；另一方面1998年、1999年会计准则的变革和不完善的法律体系正好给上市公司创造账面利润提供了操作的空间和可能。1998年后，我国开始引入现行成本和公允价值，利润的范围开始扩大，企业开始计提减值准备（四项，但比例可以自行确定），这些规定放宽了企业自行选择的空间。从1997年后我国对《证券法》、《合同法》、《公司法》、《会计法》的颁布和修订情况来看，法制环境在逐渐地规范化，惩罚力度也在不断地加大。但是，有研究认为上市公司因提供虚假陈述的法律成本仍然很低。根据理性经济人的假说，如果盈余操纵的收益大于成本，那么上市公司就会提供虚假的财务信息。2001年后我国宏观经济好转，加入wto也使得市场经济完善程度有较大提高。会计准则的改革措施更强调盈余的真实性和稳健性，如计提减值准备的项目从四项扩展为八项；取消公允价值计价改为用调整的账面价值记账；对债务重组带来的“收益”一律不确认为利润，直接计入资本公积；非货币交易原则上也不再确认损益；正常商品销售的利润设定了上限。这些规定都缩小了企业选择的空间，降低了操作的可能。从监管方面看，2001年银广夏事件后，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的解散和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会计信息虚假陈述的两个公告，让注册会计师意识到降低会计信息质量的风险所在，对注册会计师行业起到了警示作用，使得我国上市公司的外部监管体系向更有效的方向发展。
朱茶芬（2006）通过对1997～2003年的较长时间内的上市公司进行分析，利用Basu（1997）的盈余/股票回报模型来量化盈余质量，比较2001年前后年度里盈余质量的变化趋势，发现2001年会计管制的强化（主要体现在准则的变革）有效提升了盈余的及时性和稳健性，尤其是加速了盈余对经济损失的反应，说明会计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为我国进一步深化会计改革、加强会计管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
（三）考察会计信息披露对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袁淳、王平（2005）以深圳证券交易所每年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反映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替代变量，对深圳证券交易所2001年、2002年和2003年共计1，534家公司会计信息质量对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的影响进行研究，并分析交易所的信息质量考评是否会带来增量信息含量以及会计信息质量是否会对现金流量价值相关性产生影响。发现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作为会计信息质量的替代指标，对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有着显著的影响。信息披露考评结果越好，会计盈余价值相关性越高；在加入净资产变量后，这一现象仍然十分明显。加入考评结果亚变量的模型进行回归的结果发现，交易所的信息披露考评结果能够给会计盈余带来24.51%的增量价值相关性。同时，还发现对于会计信息质量较差的上市公司来说，投资者更倾向于使用每股净资产和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指标。
三、结论和建议
从盈余质量研究的成果看，国内盈余质量研究仍相对较少，研究方法单一，研究的广度、深度仍需扩展。另外，对盈余质量的关注不应该只限于学术范围。首先，要把盈余质量的教育纳入现有的会计教育体系，提高会计专业人员对盈余质量的关注程度，提高对盈余质量的识别能力，可培训相应的盈余质量评估人员。其次，要加大投资者教育，从单纯关注每股盈余提高到关注其盈余质量上来，这将更有利于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再次，促进公司自身关注盈余质量，可清楚认识自身财务状况，避免盲目扩张带来的损失。最后，建立专门公布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评级的专门机构或公司，监督上市公司的盈余调整行为。随着市场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关于盈余质量的研究也将进一步发展，必将为推动会计改革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安徽工业大学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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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4
关键词：盈利预测 披露制度 可靠性 财务分析师
一、盈利预测的基本内涵及其特征
(一)盈利预测的基本内涵 王鹏程(1997)在《对盈利预测若干问题的分析和研究》中指出，盈利预测是管理当局对未来某个和几个会计期间的经营成果所做的预测和计算。盈利预测信息反映了企业在预测期间内可能达到的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净利润、每股收益水平。刘进，傅晓霞(2004)在《对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制度的实证研究》一文中将盈利预测定义为盈利预测是指上市公司基于生产计划和经营环境，对外公开披露的反映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等状况的前瞻性财务信息，是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盈利预测信息是基于过去的数据并对未来进行预测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未来性的特征，是投资者选择企业股票时最为看重的因素。李桂荣(2006)在《上市公司赢利预测信息的自愿性披露动因、效果及制约因素》中将盈利预测定义为：“盈利预测是指预测主体以合理的预测假设和预测基准为前提，对未来期间盈利情况(包括利润总额，净利润，每股收益等)做出的预计和预算。”
(二)盈利预测的基本特征 上述有关盈利预测概念的分析表明，与传统意义上的会计信息相比，盈利预测信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前瞻性。传统会计报表所披露的会计信息主要属于历史信息，而盈利预测信息是基于管理当局对企业未来预测期间经营成果的估计和测算，因此，盈利预测信息具有前瞻性。二是不确定性。上市公司编制盈利预测以对影响企业未来经营成果的有关因素做出合理假定为前提，同时还需要合理的预测基准。然而众多主观或客观的不确定因素影响了企业的经营成果从而影响了盈利预测假设和盈利预测基准的合理性，盈利预测信息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不确定性。三是主观性。盈利预测信息除受经济环境的变化及预测者预测能力高低的影响外，更有可能受预测主体尤其是管理层的主观性影响。因为预测主体可能为了一己私利，选择性地公开盈利预测信息，对盈利预测信息做主观性修改。
二、上市公司进行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理论解释
(一)信息不对称理论 Bamea、Haugen和Senbet(1985)与true-man(1986)将信息不对称理论应用到了会计学上，开创了会计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先河。在资本市场上，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是委托关系，公司管理当局在与投资者的信息博弈关系中明显处于优势地位，但公司管理者可能无法或不愿明确地反映公司的真实情况。为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信息披露就成了主要手段。盈利预测信息的披露可以让相关信息使用者了解到被投资上市公司的未来盈利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公司管理当局与外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盈利预测信息在资本市场中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为维护资本市场效率和投资者利益，国家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等要求上市公司运用不同的信号工具将信息传达到市场，来减轻资本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程度。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在证券市场刚刚起步时，就要求上市公司对盈利预测信息进行公开披露，相继了一些有关盈利预测及其信息披露的规范性文件，对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的披露方式、渠道、内容及审计等分别做出了相应的要求。见(表1)但由于作为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信息使用者对盈利预测信息质量要求的不断提高，信息供求双方地位和力量依旧悬殊，有关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规范程度及其质量现状显得不尽人意，有许多问题函待解决。
(二)信息观理论 信息经济学和有效市场假说，首先界定了会计的目标，不再单纯地是计量企业的经济收益，而是提供有助于决策者形成合理预期的相关信息，这就是会计决策的有用观。随着本世纪五、六十年代证券市场的发展，财务会计的目标进一步从报告经管责任逐渐转向为投资者、债权人等决策者服务，以会计决策有用观为基础的信息观理论逐渐形成并发展开来。在实证与研究中，与偏重于解释和预测企业会计选择行为的契约观理论相比，信息观理论则是研究会计信息披露的市场效应，解释信息披露的各种行为动机和分析影响会计信息质量的各种决定因素的基础理论。盈利预测信息的披露正是基于决策有用观基础上的信息观理论的要求而产生的。但盈利预测信息就像一柄双刃剑：高质量的盈利预测信息有助于消除公司管理当局与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有助于投资者、债权人做出合理的决策。但由于主观或客观因素造成的低质量盈利预测信息，会对投资者形成误导，甚至造成资本市场的急剧动荡。因此，盈利预测信息的可靠性问题一直是各国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三、盈利预测信息可靠性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回顾
(一)国外盈利预测研究 国外对盈利预测信息的研究主要有理论(Gaber，1985)信息均衡理论(penman，1980)、新资本需求假设(Ruland，1990))等角度对盈利预测披露动机与行为的研究；盈利预测信息含量的研究(Jaggi&Gfie，1980)；盈利预测信息可靠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研究。关于盈利预测信息可靠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各国不尽相同。在一些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的国家(英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等)，早在1972年，Dev和webb就首次检验了212家英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的准确度，界定了六种潜在影响因素：公司规模、预测期、编制预测的年份、行业类别、发行公司及预测类别，其中，预测期与预测误差正相关(盈利预测期越短，盈利预测可靠性越高)。而FerrisandHayes(1977)对英国1970―1973年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的279家公司预测期、公司规模、经济状况是否影响预测信息可靠性的研究结果显示预测期与预测误差负相关，即盈利预测期间越短，预测可靠性越低。这与他们的预期相反，作者认为是长的盈利预测期间可以使管理人员操控维修支出和资本性支出等酌定性项目来降低预测误差，至于公司规模，他们发现，公司规模越大，盈利预测可靠性越低。Lee，etal(1993)对澳大利亚1977―1986年98家上市公司盈利预测可靠性的检验发现ipo公司盈利预测被严重高估，但未指出公司特征与预测可靠性的相关性，只是预期盈利预测期越短，预测可靠性越高，其他公司特征如公司存续期长短、公司规模与预测误差无显著关系。LainandChang(1994)针对新加坡上市公司，依据ipo盈利预测误差均值检验了公司审计人员的服务质量，研究显示，预测误差不受公司审计人员影响。Firthetal(1995)对新加坡1980―1993年114家ipo公司盈利预测可靠性进行了再次研究，他们指出盈利预测误差与预测期正相关，与公司规模、公司审计人员无显著相关性。BikkiJag(1997)以161家1990年至1994年的香港上市公司为样本，按金融、化工、服务、公用及制造业等分行业进行研究，证实了公司存续期与盈利预测可靠性正相关，而公司审计人员与盈利预测误差无显著相关性。在其他国家，FirthandSmith(1992)检
验了1983年至1986年间新西兰89家公司盈利预测报告的可靠性，这些ipo公司盈利预测误差均值达到了141％，作者从公司存续期长短、资本结构、公司规模等角度论证了盈利预测信息可靠性，得出预测误差与公司规模正相关，而与其他因素无显著相关性。
美国对于财务分析师预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财务分析师预测的动机与行为研究(Bhushan，1989)、盈利预测、未预期盈利与股价关系的研究(Fostor，1997)、关于财务分析师预测可靠性的研究较多的采用了时间序列预测与分析师预测相对比的方法。早期的一些研究未发现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优于一元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但后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证实了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的优越性。BrownandRozeff(1978)基于对以往文献中研究方法的批评，将来自theValueLine和theStandard&poor的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与三类一元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相比发现，分析师的平均预测误差绝对值比时间序列预测低24％，首次证实了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的优越性。CollinsandHopwood(1980)，Kothari(2001)均再度证实了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的重要性。FriedmadGivoly(1982)采用来自theStandard&poor的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与两个统计模型预测相比，o’Brien(1988)取多个分析师预测的均值、中位数和最新值(来自于i／B／e／S)与一元时间序列模型的盈利预测相比都证实了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更准确，但他们发现财务分析师盈利预测存在一定程度的系统偏差――倾向于高估盈利。Dreman和Berry(1995)以实际epS的绝对值、预测epS的绝对值、七个季度的实际epS标准差、八个季度的实际epS标准差为衡量指标对分析师的预测误差与分析师的意图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实际误差比原本期望的要大，而且，预测误差有随着年度而增加的趋势。对于财务分析师盈余预测可靠性的影响因素，Brown，Richardson&Schwager(1987)的的研究表明分析师预测精确度与公司规模正相关，与盈余预测期间长短负相关，Kross等(1990)的研究表明分析师预测精确度与盈余的变异性、华尔街日报的报道量、分析师的及时胜优势正相关。JohnathanClarke.ajaySubramanian(2005)的研究发现，分析师的预测乐观程度与以前的业绩之间存在u型关系，业绩差的分析师更有可能作出更乐观的预测，这对传统的研究成果是一个突破。随着公司治理理论的不断进步，一些学者从这一角度对公司盈利预测信息进行研究，molZ(1988)考察了公司监事会的设置对盈利预测可靠性的影响，其研究结果表明公司存在监事会有利于公司提高盈利预测的可靠性。maloneFriesandJones(1993)对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是否两职兼任与自愿性披露的可靠性的研究得出两职兼任往往会影响公司自愿披露的可靠性。Chen，JY，Charles，&Jaggi，B.L(1998)以87家香港大型上市公司为样本，将公司治理分别具体化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家族成员占董事会的比例两个因素对自愿性披露与公司治理的关系做了研究，结果显示独立非执行董事占董事会比例越大越有利于公司进行自愿性披露，且独立董事比例与公司盈利预测质量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国内盈利预测研究 中国对盈利预测信息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方面：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动机的影响因素研究(乔旭东，2003)；盈利预测信息有用性研究(赵宇龙，1998)；盈利预测信息可靠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中介机构盈利预测研究。其中，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上市公司盈利预测可靠性做出研究和探讨。王鹏程(1997)以每股收益为指标，对截止到1994年7月1日251家上市公司1993年盈利预测结果及实际结果进行了统计，发现盈利预测严重高估，虽然受到当时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加大，重大改革措施出台等因素影响，但这也与企业管理当局出于利益动机，操纵盈利预测有关。徐宗宇(1998)运用推断统计的方法对1993年至1996年上交所公开信息披露公司盈利预测可靠性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显示，该时间内上市公司盈利预测平均偏差幅度都超过15％，可靠性较低；从行业预测角度看，商业类上市公司预测比较准确，房地产类最差，工业类预测效果一般。而且，上市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盈得利预测误差较大，预测误差与公司规模、股票一级市场发行价正相关，与公司主营业务利润占利润总额比例反相关。许定晴、李瑶(2002)对1996年至2000年ipo上市公司的抽样统计显示，我国盈利预测可靠性较低，而目盈利预测实现程度整体计算偏高，多家公司存在操纵盈利预测的情况。王培欣，乔芸(2003)以1999年至2001年262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a股的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表明，我国ipo盈利预测可靠性令人堪忧。发行价、发行量、成交量、预测期间、公司总资产和每股收益、主承销商和受托事务所的实力及声誉、发行上市交易所等多项因素影响ipo盈利预测信息可靠性。刘进、傅晓霞(2004)，秦玉熙、刘进(2005)分别以2001至2003年、1999年至2002年ipo公司为样本，对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的规定颁布后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披露意愿及可靠性进行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可自行选择是否披露盈利预测信息后，各年进行披露的公司数量不断减少、比率急剧下降，但盈利预测可靠性并未显著改善。然而，姜硕、李祥艳(2005)对我国上市公司2000年至2001年盈利预测可靠性的比较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比较可靠。作者用绝对预测误差模型解释可靠性变异的过程中，回归结果的解释力较强，说明对于模型而言，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是无偏的，并且制定过程比较理性，盈利预测与上市公司规模、债权融资正相关，而且不同行业、不同公司之间区别很大。邓海燕、高东峰(2005)以制度变迁特点划分区间，从实证角度，按区间对深市、沪市1996年至2002年429家ipo公司盈利预测偏差作了系统性研究，并从各区间中抽30家进行配对t检验。结果表明，2002匀：盈利预测可靠性总体上较1996年有很大提高，沪市相对深市来说盈利预测更稳健。两位作者也发现了ipo公司在盈利预测过程中，存在的盈余管理问题。叶少琴、胡玮(2006)以2001年3月15日到2003年12月31日，在上交所公告首发的176家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表明，盈利预测可靠性与盈利变动情况呈正U型二次关系，并且盈利变动居于两端的公司预测可靠性较低。两位作者未发现公司治理结构、预测期对ipo公司是否进行自愿披露以及盈利预测可靠性有显著影响。国内的研究表明外部制度环境、公司内在特征，预测假设、预测基准的合理性都将影响盈利预测可靠性，只不过不同因素实施影响的显著性不同，有的影响难以量化。
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5
美国著名质量管理专家朱兰（2003）将质量定义为“质量是表征实体满足规定或隐含需要能力的特性的总和”。与普通产品的质量相似，上市公司盈余信息的质量同样存在着是否让信息使用者满意的问题，是投资者、债权人以及政府部门等信息使用者关心的问题。财政部于2006年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和38项具体准则（以下简称新准则），并规定于2007年1月1日起在上市公司开始实行。时间已经过去五年，上市公司在实行了新会计准则后，其盈余质量有没有得到改善？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有哪些？本文主要对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研究做详细综述。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方面：
一、对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关系的理论探讨分析
沈烈，张西萍（2007）对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的关系做了详细分析，指出会计准则非“因”，盈余管理非“果”；会计准则天生是盈余管理借用的工具；会计准则和盈余管理存在持久博弈关系。指出了新准则对盈余管理行为消极的方面，如资产减值准则方面，公允价值运用的限制等。但新准则也有对盈余管理行为积极的方面如公允价值运用面的拓宽，会计准则与职业判断增多等。
来华，黄娇丹（2009）分析了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制约与利用的反复博弈过程，针对现行会计准则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盈余管理科学建设会计准则的相关建议。从博弈的角度分析两者关系，立意鲜明，分析透彻。
二、分析新准则中某一具体准则的变化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关系
此类研究通过对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检验来分析某一准则发生变化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变化。这方面的研究有代表意义的有：
叶建芳，周兰，李丹蒙，郭琳（2009）对新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的分类进行了实证研究，关注企业对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确认和计量。发现上市公司持有的金融资产比例较高时，管理层会将较大比例的金融资产确认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持有期间为了避免利润的下滑，管理层违背最初的持有意图，将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在短期内进行处置。本文的实证结果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翟胜宝，郑洁（2011）通过建立LoGit回归模型分析债务重组准则三次变迁和证券监管规则的历次修订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会计准则的历次变迁只是影响了盈余管理手段和形式，并没有控制住盈余管理的发生。该研究验证了债务重组准则变化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不深入，指出了盈余管理的主要动因。
王新建，李侠（2009）对商誉准则做了描述，然后探讨了商誉准则存在的四大问题。并在理论上对商誉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做了分析。
罗进辉，李超（2010）以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横截面数据为基础，利用邹至庄检验方法分析了新准则体系的颁布对资产减值准备与会计盈余质量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准则的颁布显著降低了资产减值转回对盈余质量的负面影响，但并没有改善长期资产减值计提对会计盈余质量的负面影响。该研究为资产减值准则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思路。
三、利用实证数据全面检验新会计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程度
这方面的研究不是很多，因为利用实证数据的全面检验对研究者各方面能力都是比较大的考验。这方面研究有：
王玉涛，薛健，陈晓（2009）将股东权益差异表的项目分为“会计选择项目”和“非会计选择项目”两类，并认定“会计选择项目”属于盈余管理行为。研究了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动机，发些当期盈利能力较差、盈利增长缓慢或过去盈利持续性较差的公司更倾向于选择这些会计方法。本文的研究结论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也有助于监管层了解会计制度衔接过程中上市公司行为及其影响，为监管层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据。
迟旭升，洪庆彬（2009）选取05—07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了改进后的Basu模型，对会计盈余的及时性、反转性两个经典假设以及新准则实施对会计盈余稳健性的影响逐一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新准则实施后，我国上市公司盈余稳健性有所提升，但提升的幅度有限。
刘凤委，张人骥，朱鉴（2011）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就新旧准则执行前后公司利润平滑行为进行了对比检验。发现执行新准则后公司盈余波动性显著提高，应计利润项目变动与经营现金流变动的负相关关系明显减弱，这证明新准则实施显著降低了公司盈余平滑程度。研究表明新准则执行对我国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具有提升作用，这为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会计准则执行的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
王虹，贺昌政（2009）建立了以操控性应计利润、盈余平滑、夸大盈余和避免亏损的多方面评价盈余质量的体系。研究结果标明，上司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具有普遍性，且2007年度执行新准则后的盈余质量与以前三个会计年度相比有下降趋势。
以上研究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新会计准则实施前后我国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变化。由于采用的方法及样本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一致。此外，上述研究对于新准则实施后的样本都仅仅选择了2007年一年，研究结论受到限制。
四、理论阐述新会计准则可能会导致盈余管理行为的方面
周磊（2008）分析了新准则对盈余质量的影响，主要有正面影响和潜在的不利影响。
张会元，黄丽新，张爱梅（2011）主要从理论分析的角度分析了新会计准则下企业盈余管理的主要方式，包括利用公允价值计量，利用无形资产研发和摊销，利用借款费用资本化。
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6
【关键词】财务报表；指标；主成分分析；盈余持续性
一、引言
盈余持续性的研究是会计领域资本市场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它是衡量盈余质量的重要特征，更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关于盈余持续性的概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论，一些学者从盈余的时间序列角度定义盈余持续性，认为盈余持续性是当期盈余成为盈余时间序列永久性部分的程度。还有学者从盈余自相关或当期盈余对未来盈余预测能力的角度来界定盈余持续性，认为它反应了本期盈余与未来盈余间的关系。盈余持续性的研究方法随着时间和对概念的理解的不同也不尽相同，可主要概括为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使用时间序列模型，从时间序列中估算盈余持续性。这种方法主要在20世纪70—80年代盛行，以过去的盈余（包括季度盈余和年度）为研究基础，利用统计学的理论确定合适的模型并估计相应序列的参数。比较受关注的模型有随机游走模型、自我回归模型、移动平均模型等。这一方法的影响较大，学术成果颇丰，但会计学者们逐渐意识到利用过去的盈余序列来预测未来盈余，利用的信息量太少，直接影响了研究的准确性。第二种是利用线性一阶自回归模型，该法主要考察盈余及其组成部分的持续性，通过回归系数判断盈余持续性的强弱。该方法由Sloan（1996）的研究推动，并成为目前国际主流的方法。他将盈余划分为现金流量和应计盈余，利用此方法发现盈余中的现金流量成分比应计成分具有更高的持续性，这一方法的拓展研究有很多，如Xie（2001），Dechow（2008）均是在此基础上继续分解盈余继而研究分解部分的持续性。这种方法使用的未来盈余是下一年限的盈余，包含的信息含量有限，短期内有限，长期效果有待鉴定。且对于企业间的盈余持续性的比较作用较弱，投资者很难直观的比较多个企业的未来发展能力。第三种是基本面分析方法。与前两种方法相比，它将大量的财务信息综合起来，利用这些综合信息推断企业的盈余持续性。该方法可以弥补前两种方法的不足，能够直观的比较企业间盈利能力。但近年来通过基本面分析盈余持续性的文献并不多见。
本文从企业公布的财务报表基本面（企业公布的财务报告的会计信息）入手，选取影响盈余持续性的财务指标，利用这些财务指标综合反映企业盈余的持续性能力。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盈余持续性内涵及研究方法的比较分析；第二部分阐述了已有研究的贡献；第三部分选取并论证影响盈余持续性的财务变量；第四部分利用主成分分析进行企业盈余持续性的综合评价并验证其有效性；第五部分为文章结语。
二、文献回顾
会计盈余持续性的研究起步于BallandBrown（1968），他们首次实证了会计信息的有用性，建立了一个线性回归模型和市场反应模型，发现盈余公告后一个月内超额股票回报与当年盈余相对上年盈余变化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而运用基本面分析盈余持续性的研究开始与19世纪80年代末期，ouandpenman（1989）通过统计分析从财务报表科目中选择了68个财务指标作为预测变量，通过综合这些科目预测未来盈余。而后Levandthiagarajan（1993）在阅读大量的证券分析师报告和媒体报道后，确定出12个基本面变量，即存货、应收账款、资本支出或研发支出、毛利润、销售和行政管理费用、坏账准备、实际税金、订单、劳动力、后进先出法计算盈余以及审计意见。将这些基本面信息与盈余持续性、反应系数的关系作了梳理研究。并比较了基本面表征持续性能力与时间序列表征持续性能力，发现由基本面质量评分反应的基本面信号比时间序列持续性指标更能反映投资者对盈余持续性的评价。abarbanellandBushee（1997）基于Levandthiagarajan（1993）的研究，选取九种基本面信号变量，发现存货、毛利率、有效税率、盈余质量及劳动力和一年后的盈余显著相关。还有部分学者使用少量的基本面信息考察其与盈余持续性的关系，如Schmidt（2006）利用单个基本面信息，研究了盈余的组成部分税收变动对未来盈余的持续性和预测能力的关系。
我国对于盈余持续性的研究起步较晚，赵宇龙和王志台（1999）是第一次系统地研究盈余持续性的。他们利用主营业务利润率做永久性盈余表征变量，发现中国证券市场存在明显的“功能锁定”现象，投资者对具有相同会计盈余但盈余持续性不同的公司股票不能区别定价。而后的研究多效仿sloan（1996），集中于盈余分解的持续性研究，方法采用的是一元线性回归法。而利用财务指标基本面分析盈余持续性研究文献并不多见。张兰萍（2006）、胡文献（2010）理论分析了影响或度量盈余持续性的财务指标。钱爱民（2009）选取以利润表为基础选取财务指标，通过因子分析构建了盈余结构质量评价体系，验证其对盈余持续性有较好的预测作用。陈金龙等（2011）从企业的历史盈余表现、现实盈余能力以及未来盈余潜力方面选取财务指标构建出综合指标体系度量企业的盈余持续性水平，采用的是制造业的上市公司验证有效性。通过我国已有研究可以发现，利用基本面文献多见于理论分析，或使用盈利企业的数据或利用单一行业的样本，因此利用基本面分析盈余持续性的研究空间很大，本文从利润表，资产负债表和现金流量表入手，选取影响盈余持续性的财务指标，利用2008—2010年a股上市公司的盈余数据进行验证，综合分析企业的盈余持续性水平。
三、财务指标变量的选取
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7
关键词：公益营销；慈善捐赠；企业盈利能力
作者简介：张立（1974-），女，湖南常德人，湘潭大学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企业管理与消费经济研究；郑玲（1987-），女，江西上饶人，湘潭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企业管理研究。
中图分类号：f2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2-0089-06收稿日期：2012-11-01
作为社会的一种营利性经济组织，越来越多的企业不再只是单纯地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而是通过积极参与到社会公益活动中去实现市场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无限扩展。湖南冰灾、汶川大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发生，使得众多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得到空前提高，同时，它们对公益营销的观念也发生了转变，即从“纯粹的利他型无偿捐赠”到“互利共赢型公益营销”的转变。
国内外与公益营销和慈善捐赠相关的理论研究较多，但实证分析相对较少。本文中的慈善捐赠区别于传统理念上的无偿性捐赠，是指能为企业、消费者、公益性组织和社会创造共同利益的公益营销活动。本研究的目的在于从策略性慈善捐赠的视角出发，通过我国上市公司年报中的慈善捐赠支出额、慈善捐赠收入比两项指标来探析公益营销对企业盈利能力的影响。同时，本文也考虑到企业盈利能力客观上对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影响，认为企业盈利能力强将更有利于其慈善捐赠。本文基于汶川大地震等特大自然灾害所引发的中国上市公司对公益营销观念和实践两方面的转变，以2009年～2011年沪市356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分别利用ols模型、固定效应（fe）模型和随机效应（re）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企业本年度的慈善捐赠与其盈利能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公益营销与企业盈利能力在短期内呈现出互为因果的关系。
一、文献综述与基本假设
（一）公益营销与慈善捐赠
国内外学者对公益营销有多种叫法，如“事业关联营销”、“善因营销”等。卢泰宏等（2002）在《营销新策略：事业关联营销》一文中第一次以“事业关联营销”这一概念将公益营销引入中国，但未能引起国内营销学术界的重视。刘勇等（2011）将公益营销定义为“一种将企业的盈利目标和公益目标相融合，借助公益活动的有效宣传、执行以及消费者的主动参与，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以此来影响消费者心理及行为，使其对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产生偏好，并优先选择购买该企业产品或服务的一种新型营销方式”。本文将公益营销界定为与权威性非营利性组织合作，提高已有消费者的忠诚度和吸引新的消费者，并实现企业、公益性组织、消费者和社会四者共赢的营销活动。
李领臣（2007）认为企业出于人道主义动机、以利他性为原则的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捐赠应具备四项条件，即以社会慈善为目的；以扶贫、帮困、助他、利人为主要内容；对象是具有慈善公益性质的机构等；决策者不能与被捐赠者有利害关系，即没有因捐赠获得个人利益。hunt（1986）在《策略性企业慈善行为》中首次关注了以“企业、社会双赢”为核心特质的策略性企业慈善行为，并概括了策略性企业慈善行为的一些核心特征。田利华等（2007）则将策略性慈善捐赠定义为“企业的捐赠被导向既有利于企业商业利益又服务于受益组织或个人的慈善行为，企业通过这种行为能兼容企业和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卢现祥等（2010）、迟爱敏等（2010）也持类似观点。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慈善捐赠内涵的界定还未达成统一的认识。慈善捐赠为公益营销最常用的手段之一。本文从公益营销的角度出发，将慈善捐赠视为一种能够有效实现企业、员工、慈善组织和社会互利共赢的公益营销活动。
（二）慈善捐赠与企业盈利能力
到目前为止，从策略性慈善捐赠的视角出发去探析公益营销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实证研究还未达成统一的结论。一些研究支持慈善捐赠对
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影响。hall等（1998）的研究认为企业积极地承担社会责任并宣告捐赠对其股票价格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尤其是生产环境友好型产品的企业。汪凤桂等（2011）认为慈善捐赠能够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而且这种潜在的收益有一定的连续性和滞后性，但滞后效果仅为一年。郑杲娉等（2011）以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中国364家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研究得出慈善捐赠对股东财富的提升仅体现在大股东非绝对控股和机构持股的公司中，且必须以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为前提的结论。也有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不同的结论。朱金凤等（2010）通过中国沪市a股2006年689家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认为本年度的捐赠额、捐赠收入比与企业盈利能力均呈非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三）公益营销与企业盈利能力
公益营销对于企业而言，如同一把双刃剑。高勇强（2007）认为公益营销可以为企业赢得来自社区的善意；区分企业与其竞争对手的公司形象和品牌形象；赢得政府的支持；增加企业的收入和利润；建立和发展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等。而刘勇等（2011）则认为公益营销的实施将会为企业带来三
种风险：消费者认知风险、财务风险和法律风险。andreasen（1986）提出企业的公益活动可能会被公众认为是企业在利用非营利组织的良好声誉，来掩盖其产品或服务上的缺陷，从而遭致消费者的反感及抵触。ross等（1991）认为公益营销的资金来源于企业的营销预算，公益营销会减少企业其他营销活动的市场预算。到目前为止，国内学者就公益营销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已有一些理论成果。唐更华等（2011）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对珠江三角洲高新技术企业公益营销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两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于坤章等（2009）研究认为，消费者在企业善因营销活动中所产生的评价对其行为意向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本文假设：企业本年度的公益营销与其盈利能力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二、实证设计
（一）样本筛选与数据来源
本文收集了2009年～2011年中国沪市所有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年报数据及cpi值，数据来源于巨潮网与和讯网。总样本数为995家上市公司，剔除st、*st及其他奇异样本，并挑选出具有连续3年完整数据的上市公司作为有效样本。某些上市公司的年报中未公开披露的慈善捐赠支出额，则将其视为零。本文所使用的356家上市公司的数据均直接来源于该公司对外公开披露的财务数据，我们对其进行了相应的整理和分析。
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8
关键词：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方法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2-0083-06
盈利时间序列是一个充满挑战性的研究课题，西方学者长达20多年孜孜不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由于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制约，国内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却不是很多,适合我国国情的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方法亟需得到探索和总结。
一、盈利时间序列研究的价值分析
瓦茨和齐默尔曼曾在其经典的《实证会计理论》一书中，精辟地概括了盈利时间序列研究的三个重大应用领域：证券的模型估价、证券价格变动研究和盈余管理的检验[1]（p114－117)。这三个方面的概括独到而深刻，蕴含着丰富的内涵，中外学者数十年来在这方面的研究基本上是沿着这些轨迹在前进。
（一）证券的模型估价
公司证券的大多数估价模型是根据企业未来的现金流量来对索偿权进行计价，如费希尔模型、资本资产计价模型都具有这个特征。由于现金流量数据难以得到，现在通常采用会计盈利的预测额来对企业的未来现金流量进行替代，在建立起盈利时间序列模型的前提下，即可在当前对证券的价格作出无偏的估计。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通过ohlsont和penman等人的努力[2][3]，计价观成为一个初具雏形的研究框架，根据盈余资本化计价模型，股票价格p=e*/r，e*代表公司的每股经济盈余，r为盈余资本化率，采用盈利的时间序列作为e*的近似替代，即可得到证券价格的直接估计。o'HanLon认为，计价模型和盈利时间序列模型的组合对权益证券的估价有着划时代的意义，这将为盈利时间序列的研究提供强劲的推动力[4]。但由于现阶段各种数据的获取有难度，盈利时间序列模型本身尚待改进，其预测效果需得到更充分的检验，因此，盈利时间序列模型在证券估价方面的应用暂时只停留在理论上的研究，还缺少实践中的应用。
（二）证券价格变动的研究
对证券价格变动的研究实质是对资本市场有效性的检验，这始于Ball和Brown1968年实证会计的开山之作。这类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到非正常报酬与未预期盈利之间的关系，因此，盈利必须要被分解成预期盈利和未预期的盈利，市场对未预期的盈利所作出的反应成为检验市场有效假说（emH）的依据，进一步还可作为市场反应程度、会计信息含量、盈余反应系数等重要市场指标的研究方式。要想分离出未预期盈利，必须首先确认预期盈利，由于预期盈利本身具有事先不可获得且事后难于检验的特征，采用恰当的盈利时间序列模型来生成替代变量成为一种可行的选择。从Ball和Brown1968的研究开始，随机游走（randomwalk）模型在研究中被大量运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盈利的时间序列模型具有作为实证会计基础性研究课题的重要价值。
（三）盈余管理的研究
盈余管理研究是实证会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这一方面的研究文献可谓卷帙浩繁。这类研究的前提是要对盈余管理进行识别，瓦茨和齐默尔曼在《实证会计理论》中对收益均衡化的检验作了理论上的假定，即管理人员使报告收益的均衡化会导致报告盈利的残差小于人为操纵前盈利的残差。但由于该种检验尚不具备可操作性（主要是无法确认操纵前的真实残差），在实际研究中很少运用，瓦茨和鲍尔（Ball）的研究（1972）[5]也并未用到该种方法。目前，普遍使用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来对盈余管理的方向和程度进行测度，使用该方法必须对应计利润进行分离，通常使用模型来估计不可操控性利润，分离出可操控性利润，从而对盈余管理的方式和程度进行识别。使用较广的主要有Healy模型、Deangelo模型、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和扩展的Jones模型[6]以及这几种模型的一些变形。这一些模型当中，严格的计量经济学意义上的单变量时间序列模型主要是Healy模型和Deangelo模型（实质上相当于随机游走模型），其它三种Jones模型均是比较典型的建立在因果关系假设基础上的结构式模型，所以也被称作截面模型。有学者认为三种Jones模型的横截面应用效果优于时间序列应用的效果[7]，这是由其模型特征所决定的。目前在盈余管理的识别研究方面用得比较多的是三种Jones模型，这与瓦茨和齐默尔曼当初的设想有差异。截面模型与时间序列模型各适用于不同性态的数据，截面模型适用于面板数据，也可以用于时间序列数据；时间序列模型更适用于时间序列数据。如果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概只运用三种Jones模型，而缺少对更有效的时间序列模型进行研究和运用，那将是研究方法上的一种缺陷。
（四）实践中的意义
除了瓦茨和齐默尔曼所总结的上述三大研究领域的应用价值外，盈利时间序列研究在现实中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有效的盈利时间序列模型可以实现对未来盈利的无偏预测，找到经济领域中的重要规律，引导投资者进行理性的投资，从而实现社会资源更有效地配置，提高资本市场的效率，这对于我国欠成熟的资本市场有着更加特殊的意义。从微观的角度来看，有效的盈利时间序列模型还可以帮助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对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和回报作出更为科学的预期，对企业财务资金作出更好的筹化和管理。
二、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文献回顾
（一）国外的研究成果
利特尔和雷纳（1962、1966）对英国公司的会计盈利增长率进行的调查研究认为，年度盈利是一种随机现象，即呈现随机游走的状态；鲍尔和瓦茨(1972)对1946～1970年美国700家公司的盈利时间序列进行了研究[8]，他们分别进行了游程检验、序列相关检验、连续时段差分均方检验和部分调整模型的拟合检验，也得出了盈利服从随机游走过程的结论。但和其后的许多研究一样，他们的研究是建立在横截面数据基础之上的时间序列，无法反映个别公司的时间序列特征，而且无法排除不同公司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导致整体盈利随机游走的可能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这之前，瓦茨（1970）就曾对三个行业32家个别企业的盈利变化进行了研究，通过Box-Jenkins模型与随机模型的对比研究，发现有部分企业的盈利时间序列不同于随机游走过程，而同行业的盈利变化过程具有相似性，但Box-Jenkins模型在预测能力上并无优势，其后瓦茨和列夫威奇（1977）进一步的改进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结论。Callen,kwan,cheungandYip(1993)[9]对美国263家公司1955～1985年的年度epS分别运用极大熵法（mem）和混合自回归平均移动模型（aRimR）技术进行了模型构造和检验，但发现aRima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1期2007年第1期(总第145期)丁方飞：我国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研究：国际借鉴与方法探析预测效果比随机游走模型差，这使简单的随机游走模型占据了主导的地位，在研究中得到大量的应用。
考虑到年度的时间跨度较长，年度盈利有可能会掩盖这一跨度内存在的一些局部结构特征，瓦茨（1975、1978）、格里芬（1977）[10]和福斯特（1977）[11]分别对季度盈利的时间序列进行了研究，发现Foster模型不但是一个高效的预测模型，而且以此为基准所测算的未预期盈利与市场累计的非正常报酬率存在较好的相关，能大致反映市场对季度盈利的预期值。比弗、拉姆伯特和莫斯（1980）研究了1958～1976年部分上市公司的盈利数据，认为Box-Jenkins模型比随机游走模型能作出更好的描述。这一系列的研究成果说明，对季度盈利的时间序列进行研究有可能更准确地刻画盈利时间序列。此后的Bernald(1990)[12]和Batov(1992)[13]等运用了幼稚的季度盈利时间序列模型（随机游走）来研究和评判市场对季度盈利的预期反应；RayBall和Batov（1996）进一步研究认为，市场对于更复杂的季度盈利模型能够作出反应，大体上能正确认识季度盈利差分的系列相关系数的特征[14]，这不但说明了季度盈利时间序列模型在研究领域的重大意义，而且还证明更复杂的盈利时间序列模型有可能会被市场所识别。Lev.B.（1983）[15]就企业的经济因素对时间序列模型的影响作了研究，发现生产非耐用品和所处行业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的企业具有更高的盈利自相关系数。此后的Collinskothari(1989)，Baginski(1999)进行了类似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果，均认为公司规模、产品类型、资本密集度和进入壁垒等经济因素会对盈利时间序列模型产生影响，经济因素对高阶的aRima模型会产生更大的影响。
有学者对不同的时间序列模型的测度效果作了对比分析，如巴斯克和洛克（1984）[16]对美国240个公司1962～1977年的季度盈利数据进行研究，将带漂移的随机游走模型和aRima模型（实际上是Box-Jenkins模型）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三种aRima模型的预测能力明显优于随机游走的模型。福斯特（1977）运用Box-Jenkins模型对69家美国公司1946～1974年的盈利数据分别建立了统一结构模型（Uniformmodel）和个别特征模型(Firm-Specificmodel),前一种模型是假定所有的公司具有同一时间序列性态，对它们建立统一的盈利时间序列模型，后一种模型则假定不同的公司具有不同的时间性态，分别为每一家公司建立单独的模型，结果发现统一的结构模型具有更好的预测效果。此外，JeffreyL.Callen等（1996）对纽约股市296家公司从1962～1985年的季度盈利分别运用人工神经元网络技术和Box-Jenkins模型进行的研究结果发现，人工神经元网络模型的预测误差显著地大于Box-Jenkins模型[17]。
（二）国内的研究成果
由于客观条件限制，国内的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成果比较少。较早出现的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是黄志忠和陈龙（2000）对中国上市公司盈利成长规律所作的实证研究[18]，他们指出了中国学者大量运用随机游走模型或Jones模型而未加检验的缺陷，并对上交所的上市公司6年以来的盈余数据进行了研究，否定了被中国学者普遍假设存在的盈利随机游走的时间性态，提出了带增量因子的成长模型。这一研究结果事实上对我国许多实证研究结论产生了冲击。周家利用最新的时间序列计量经济学方法对会计盈利和股票价格的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格朗日因果关系存在于两变量之间，会计盈利更趋向于均衡值，加入股价信息更有助于解释会计盈利[19]。朱峰对盈利时间序列研究重要性、方法和模型作了系统的总结[20]。其他的一些学者在盈余管理、市场盈余反应、盈余公告效应等方面的研究都运用了盈利时间序列模型，主要是随机游走模型和简单的aRima模型，但大多仅是直接加以运用而缺少基本的检验，其可靠性值得怀疑。
三、我国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研究的重要性与方法分析
（一）我国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研究的意义与客观条件的制约
从我国资本市场的成熟健康发展来看，从引导社会资源的有效流动、科学认识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从而指导合理有效的投资来看，盈利的时间序列研究都具有深远意义。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成果少，盈利的时间性态检验不够，这使得相关的实证研究缺少坚实的基础，严重影响了这些研究在理论上的说服力，损害了这些实证研究的科学性。
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时间序列研究存在诸多的客观条件制约。从时间序列模型的构建和检验来看，长时间序列无疑对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国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市场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样本公司有效的年度盈利数据一般可达到几十个。而我国资本市场始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年度盈利只有十几年的数据，其中会计制度又是几经变迁，市场监管处于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不同年度的盈利数据在内容和质量上还具有不可比的特性，且调整的难度很大，这些都使得最后可用来进行盈利时间序列研究的数据少得可怜。然而，进行时间序列研究必须有足够的时间序列数据，否则对样本的自相关性进行检验就会受到数据的限制。如Durbin-watson检验至少需要15个数据；许多随机游走的检验利用了Dickey和Fuller设计的单位根检验，这类检验一般需要25个以上的序列数据才能有较好的效果；对于更复杂的齐次的非平稳过程由于要进行差分，每一次差分都要造成有效数据的减少；对于复杂的aRima（混合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由于有多个自回归和移动平均参数需要估计，会极大地减少自由度，从而影响模型构建，等等。我国资本市场现有的年度盈利数据显然无法满足这样的研究条件，这也是我国的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成果较少的原因。在现有的条件下，只能采用一些特定的简便方法尽可能对其进行研究，即使只是作出较粗略的刻划，也是有意义的。
（二）我国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研究的方法分析
1.研究时段的选取。2000年，财政部了《股份有限公司会计制度》和10个具体会计准则；2006年又了与国际会计趋同的一系列新准则，并在2007年开始实施，这意味着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时间序列数据质量会更高，并将为研究提供更好的条件。2007年之后的盈利数据虽然会与2007年之前的盈利数据有差异，但调整难度并不大，因此，一般以2000年为起点确定研究时段是较为合理的。但7个年度的数据显然不能满足研究需要，为解决这一问题，黄志忠和陈龙应用了面板数据来进行分析，且将盈利进行标准化以解决不同公司间的异方差性，此方法依然假定不同公司间盈利具有相同的时间性态。瓦茨认为，对年度盈利的最佳时间序列预测模型可能成型于对季度盈利数据的运用；而非对年度盈利数据的运用，有学者认为运用模型可能对季度盈利序列作更准确的刻划。我国的上市公司自2002年起在证监会的要求下提供季度报告，如果算到2006年就已经有了20个盈利数据，具备了进行研究的意义，因此，选取2002年开始的季度盈利数据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式。
2.研究对象的选取。对上市公司的盈利序列进行整体的研究，还是进行个别的研究，是研究之前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其实质是是否假定不同公司具有相同的盈利时间序列特征。瓦茨（1970）的研究已经说明，个别公司之间可能存在结构性差异，所以，建立统一结构模型可能是比较武断的；Foster（1977）的研究说明，统一结构模型能比个别结构模型产生更好的预测结果，Foster认为这可能是由于统一结构模型因为估计参数少具有更高的自由度，因而拟合的程度可能更好；且在单个公司时间序列发生结构性变化的情况下，统一结构模型可能会因不同公司间的变化部分抵消而显得更为稳健。不管是什么原因，这样的结果都不能说明统一结构模型的假设是合理的。个别研究从逻辑上来说是最为科学的，但由于其构建模型的工作量大（有多少个公司就要构建多少个模型），且受到我国盈利数据少的制约，并不可取。瓦茨（1970）认为，同行业企业的盈利变化过程具有相似性，因此，以行业为对象来进行研究是比较可取的方式，同一行业的上市公司往往具有许多相同或近似的特征：资本结构、治理结构、行业风险、经营周期、竞争程度、产品类型等，这些因素决定了同业内的上市公司最有可能具有近似的盈利时间序列性态。以行业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建立统一结构模型是合乎逻辑的。
3.模型构建的方法
（1）利用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数识别时间序列特征。前面已经提到，对简单的随机游走模型和更复杂的aRima模型进行构造和检验都需要大量的序列数据，在我国现在难以满足这些条件，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应着重于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数的研究，根据相关系数的外在特征对序列特征进行辨识。对一个随机过程进行完全的描述通常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数据量有限的情况下，而自相关函数可以为建造模型部分地刻划随机过程，告诉我们时间序列邻近数据点之间存在多大程度的相关[21]。对自相关函数进行Bartlett检验或Box和pierce的Q统计量检验，可以识别“白噪音”的存在，观察序列的自相关函数可以判别是否是平稳序列，以及由非平稳序列构造平稳序列的差分阶数；可以通过观察自相关函数有规律的峰值来识别那些有规律的季节性，甚至可以识别那些时间序列本身无法辨别的季节性峰值，这对于季度盈利数据的研究往往是非常重要的。自相关函数对于较为简单的低阶aRima模型的构造也有着非同寻常的含义，低阶aRima模型的基本特征可以通过自相关函数来进行识别，例如，利用平稳序列的自相关函数随着时期差k的增加而趋近于0，可以识别随机过程移动平均和自回归的阶数；而偏自相关函数可提供更多的关于自回归过程的信息。总之，低阶的aRima模型基本可以利用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数来进行初步的识别。
（2）运用已有模型进行拟合。在充分利用自相关函数的基础上，可以有针对性地选用一些已得到部分证实且应用较广的模型或其变形来进行研究。现有的应用较广的模型主要是随机游走模型和低阶的aRima模型，在时间序列研究方面，混合自回归移动平均模型（aRima）构造被认为是标准的时间序列模型构造技术，许多种类的模型都是简单的aRima模型或其变形，在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方面也可作为模型分类的基准，应用于盈利时间序列时，基础形式如下：
式（8）变形为式（9）后，即可清楚地看出这是随机游走模型，当e的系数为0时，就是最简单的随机游走模型，在我国的金融和会计的实证研究中运用得较多；当其系数为1时，就是一个带固定漂移的随机游走模型，在盈利序列研究中具有较广泛的用途。它的相关函数不会随着k的增加而快速地减小。
如果ω＜1，则et的一阶差分后跟随一系列的衰减同号的差分，使得e渐近于一个新的水平，一阶差分的自相关函数也呈几何级数递减。在盈利时间序列中，Δet－1可以作为衡量一个公司的成长因子，黄志忠和陈龙（2000）的研究就认为上述模型更能解释中国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的随机过程。
在这一模型中，一阶的自相关函数值为1，而更高阶的自相关函数值为0。
Johno'HanLon（1995）认为，对于不同行业而言，可能遵循哪一盈利时间序列模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业准入（或退出）壁垒所容许的盈利变动持续程度，对于盈利变动持续短的，很可能是aRima（0，0，0）和aRima（0，0，1）；对于盈利变动缓慢衰减的，可能是aRima（1，0，0）；盈利变动持久存在的则是d=1的aRima过程。
此外，格里芬（1977）、福斯特（1977）、布朗和罗泽夫（1979）[22]等分别运用Box-Jkensin模型（包括aR、ma、aRma、aRima等模型）对季度盈利进行研究，这些模型对会计季度盈利均产生了较好的描述，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在会计盈利研究中被普遍采纳，值得关注，其具体形式如下：
Foster模型：
以上几种Box-Jkensin模型都来源于简单aRima模型的变形，是在研究季度盈利时应重点考虑的模型，可以看到，模型中为了体现季度盈利的季节性，滞后项的间隔期一般为4，因此，对于季度盈利应主要观察间隔期为4的自相关函数特征来识别时间序列的性态。四、总结
我国现阶段的客观条件对我国上市公司盈利时间序列研究有较大制约，应该以行业为主要研究对象，以2002年以后的季度盈利序列为主要研究数据进行研究，研究中要考虑到数据的限制，重点观察分析自相关函数和偏自相关函数，利用现有的得到普遍认可的简单aRima模型和季度盈利的Box-Jkensin模型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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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udyoneearnings'stimeSeriesofChineseListedCompanies:
internationalReferenceandananysisonmethodsDinGFang-fei
(Schoolofaccounting,Hunanuniversity,Changsha,Hunan410079，China)abstract：Referringtotheforeignmethodsandoutcomesofresearchontimeseriesofincome,thispapermakesananalysisontherestrictiontoextendthistypeofresearchintheChineselistedcompanies.itispointedoutthattherealisticmethodtoovercomethepresentdifficultiesistotargetthelistedindustries,adopttherecentquarterlyincomedataandapplythesimpleandgenerallyacceptedmodelsandmethods.
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9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创新;盈利能力;滞后效应
当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聚焦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区块链技术作为新兴技术，弥补了传统技术的漏洞，提供了一种新型的信任机制，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转型。欧美发达国家已经从国家层面设计区块链的发展道路，2019年，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突破口，加大投入力度，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由此可见，我国迎来了区块链的政策红利时代。而作为研发活动主体的企业，已将区块链技术作为其争取市场地位的重要技术资源和研发创新的突破口。目前，国内区块链的发展仍然处于底层技术和原理构建上，企业在研发区块链技术的过程中缺乏理论指引和行业规范;另一方面，虽然关于企业技术创新与盈利能力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硕，但是，从区块链概念股这一新兴的板块剖析企业技术创新与盈利能力关系的研究几乎没有。因此，选择区块链概念股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展开深入的实证研究和分析，为企业把握区块链技术的发展机遇提供一定的建设意见和建议。
1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学术界中技术创新与企业盈利能力的相关研究比较丰富，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投入方面，主要包含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和研发人员投入的增加不仅有利于提高企业盈利能力，而且具有滞后效益［1］;但是，这种影响均受到企业性质和所处行业的影响。当前，企业的发展与创新息息相关，企业对创新成果的保护日益受到重视，专利作为一种垄断性资源，俨然成为了企业独特资产的主要内容之一，因而，近年来有研究将专利作为技术创新产出的主要要素加以研究。有学者提出专利数量和质量都能推动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2］，专利对盈利能力也存在滞后影响［3］。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认为专利数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不显著，尤其对高科技企业而言，单纯增加专利数量并不能增加企业绩效［4］，并且只有合理适度的研发资金投入和高质量的研发人员投入，才能有效促进企业盈利能力的提升［5］。因此，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研发资金投入与当期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存在显著滞后效益假设2:研发人员投入与当期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存在显著滞后效益假设3:研发专利产出与当期盈利能力显著正相关，存在显著滞后效益
2研究设计
2．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近几年，区块链技术所带来的社会经济效益，引发了“区块链”热潮，区块链概念股应运而生，区块链企业备受关注。因此，选取区块链概念股上市公司共212家，其中涉及多个行业，行业跨度大、企业规模不一;同时，考虑到区块链技术在国内发展时间较短，所以，选取2016—2018年的数据为研究对象，并剔除经营状况异常和变量数据披露不完整的上市公司。最终，样本为148家上市公司。上市公司数据来均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对于数据缺失的公司，通过查询披露年报进行了手工整理，关于研发专利的数据均通过查询国家知识产权局官网和佰腾网进行了手工整理。研究中进行实证分析所使用的软件为SpSS22．0。
2．2变量选取
参考以往文献，大多研究都以传统指标对企业盈利能力进行衡量，但考虑到技术创新活动本身具有高风险和高成本的特点，所以，选取营业毛利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1］作为内部盈利能力的评价指标，以及外部盈利能力最直观的指标———基本每股收益。企业技术创新的衡量指标增加研发专利产出指标，以专利中最具有价值的发明专利［4］作为衡量内容，并采用自然对数以消除绝对数值所带来的偏差。具体指标定义及说明如表1所示:表1变量定义变量名称符号说明被解释变量营业毛利率om(营业收入－营业成本)/营业收入基本每股收益Be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当期净利润/当期发行在外普通股的加权平均数成本费用利润率Ce利润总额/成本费用总额解释变量研发资金投入强度RD研发费用/营业收入研发人员投入强度tp研发人员数/员工总人数研发专利产出piLn(发明专利数+1)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Ln(企业期末总资产)资产负债率LeV负债总额/资产总额
2．3模型设计
为探究区块链概念股上市公司技术创新对盈利能力的关系，根据前面的总结分析，构建以下回归模型进行验证假设:其中，omi、Bei和Cei分别表示第i年的营业毛利率、基本每股收益和成本费用利润率，RDi、tpi和pii分别表示第i年的研发资金投入强度、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和研发专利产出，SiZei和LeVi分别表示第i年的企业规模以及资产结构，β0是常数项，μi是残差项。当j=0且i=2016、2017、2018时，该模型研究的是技术创新对当期盈利能力的影响;当j=1且i=2017、2018时，该模型研究的是技术创新对滞后一期盈利能力的影响;当j=2且i=2018时，该模型研究的是技术创新对滞后二期盈利能力的影响。
3实证研究
3．1描述性分析
据表2所示，样本企业盈利能力指标的平均值都呈现出下降趋势，这表明企业在获取利润的同时所付出的成本代价较高，盈利能力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样本企业技术创新投入与产出都在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研发资金投入强度整体较低，但低强度的企业数量在缓慢减少;研发人员投入强度中低水平的企业数量占多数;大部分样本企业期间所持有的发明专利数较少，如表3所示。可见，样本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处于“低投入———低产出”的阶段。
3．2相关性分析
运用pearson进行相关性检验，为下一步的实证检验打下基础。据表4可知，技术创新投入指标与盈利能力指标均呈现出正向关系，但是只有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和研发人员投入强度与营业毛利率的关系在0．01(双侧)的水平上正向显著;研发专利投入与盈利能力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因此，假设得到部分验证，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分析。
3．3回归分析
根据表5数据，研发资金投入强度对当期盈利能力有积极影响，但只与营业毛利率显著相关;研发人员投入强度与营业毛利率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呈正向关系，而与基本每股收益呈负向关系，且系数绝对值大于正向关系的系数，负向影响更明显，但均不显著;研发专利产出与当期盈利能力均呈不显著的反向关系。研发资金投入强度与滞后一期、二期盈利能力均呈显著的正向关系，但是滞后一期影响较为明显;研发人员投入强度对滞后的营业毛利率有微弱的正向影响，与滞后的基本每股收益和成本费用利润率均有负向关系，滞后一期最显著;研发专利产出与滞后盈利能力呈反向关系，滞后一期最显著。因此，企业技术创新对滞后一期盈利能力的影响最为显著，与当期和滞后二期的盈利能力不存在显著关系，假设得到部分验证。
4结论与启示
4．1结论
以2016－2018年区块链概念股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区块链概念股上市公司越来越注重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对滞后一期的盈利能力影响最为显著，与当期和滞后二期的盈利能力不存在显著性关系，但是，企业在逐年加大技术创新活动的同时，却未能达到预期的产出效果，企业盈利能力没有得到显著的提升，具体表现在:①区块链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强度水平整体较低，研发资金的投入强度对盈利能力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滞后一期的积极影响最为显著，但研发资金的持续增加未能有效提高企业盈利能力;②研发人员的投入强度对盈利能力有较大的负向影响，滞后性显著，这可能因为企业为推动区块链研发活动时大量引进研发人员，但由此产生的研发成本没有被有效控制有关;③研发专利产出对盈利能力有负向影响和滞后效益，但企业当前的专利水平不高，专利意识仍然停留在单纯的数量增加上，整体的专利产出没有产生实质性的经济效益。
4．2建议
盈利能力分析的研究意义篇10
［关键词］新无形资产准则盈余管理无形资产研发支出
一、问题的提出
2007年1月1日起新企业会计准则在上市公司中率先实施，其中《企业会计准则第6号――无形资产》第一次将研究与开发费用区别开来,对于研究费用采取费用化的方法,而对开发费用,采用一定条件下的资本化模式。不仅规范了无形资产的定义，更重要的是改变了对研发费用和后续计量的处理。
新准则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无疑可以缓解高新技术产业通过削减或延后研发支出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使得企业高层更可能从企业现在和长远发展的战略角度对研发投资进行决策。但有条件的资本化模式本身具有的灵活性又可能导致企业的管理层有机会通过选择资本化或者费用化来对进行盈余管理。本文拟以研发支出极为突出的软件业为例，通过理论和案例分析两方面，对企业利用研发支出进行盈余管理的问题进行探讨。其目的是分析：新无形资产准则已经实施三年多了,它对我国软件上市公司利用无形资产准则进行的盈余管理行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新无形资产准则的实施是否约束了软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二、新无形资产准则对软件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分析
1.软件企业产品生产特点
软件业是集开发、科研于一体的创新型行业，对于中国的软件而言，从制造走向创造的关键在于国际化观念、一流的技术和软件人才培养等方面，而引进人才和创造国际化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因此，软件企业需要加大对研发阶段的人力、物力投入，研发成了软件企业业的生命线，是企业能否长久经营下去的关键。
与其他行业相比，软件业研发具有持续时间长、投资金额多、赢利风险大的特点，但一旦研发成功，就能带来大量的收入。对应的是，与普通商品相比，计算机软件产品具有开发成本高，人力资源成本高，而占普通商品成本主要部分的材料成本低，这与传统行业产品在成本费用结构上有很大不同（洪荭、叶珂瑾，2008）。与此同时，相对其巨大的开发设计成本，其复制成本则极为低廉。对于软件开发商来说，软件一旦完成并有其市场，便可以通过批量复制，批量生产出计算机软件产品。正因为如此，加强软件业的研发成本管理就尤为重要。
2.新无形资产准则对软件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分析
(1)新无形资产准则对高科技盈余管理的遏制作用
研发支出和研发活动无疑是能够带来未来收益的投资活动。只是，研发投资的产出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即使有获利的话，也往往需要很久以后才会实现。随着科技进步，技术创新和研发步伐不断加快，新产品寿命周期具有越来越短的趋势，这导致研发收益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朱朝晖，2005）。因此，出于谨慎性考虑，我国2001年企业会计准则要求将研发费用全部费用化。但显而易见的是，这样的处理方式不符合收益性和资本性支出的划分原则，容易在在开发期间高估费用，低估资产和利润。
而报表外部使用者习惯于关注个别的财务数据，如利润率、资产负债率等来分析企业的盈利能力和财务状况的。因此，将研发支出作为费用全部计入当期损益，显然会极大地低估研发期间的利润和资产，如果企业此时盈余状况不理想或者因为其他原因需要提高企业盈余，就往往会采用延后或者削减研发支出的方式来进行盈余管理，从而影响了企业未来的发展。
2007年实施的新企业会计准则，将内部研究开发项目的支出区分为研究阶段支出与开发阶段支出，并对开发阶段的支出有条件的资本化。这样的处理方式，减轻了管理者在开发阶段的利润指标压力，极大地缩小了绝大部分公司通过消减和延后研发支出以实现所需要盈余的动机，企业跟可以从自我发展的需要来做出研发投资的决策，这对增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和未来的发展是极其有利的。
(2)新无形资产准则带来了高科技企业盈余管理的新空间
新无形资产准则可以促进高科技企业基于自身发展的战略需要进行研发投资，极大地减少了它们通过消减和延后研发投入的方式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但另一方面，新准则对研发支出的部分资本化的操作带来了新的盈余管理的空间。
首先，新无形资产准则需要企业判断研发项目是处于研究阶段还是开发阶段；即使是对于能确认处于开发阶段的开发支出，如何确认符合资本化的条件？对于当年你资本化的开发支出，以后期间是否资本化？所有这些，均需要相关人员的职业判断，带有很大的主观性。
当符合条件的开发支出资本化形成无形资产后，新准则规定，企业可以选择能反映与该项无形资产有关的经济利益的预期实现方式来摊销无形资产,公司可以通过调节摊销方法或摊销年限来操纵利润；而对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则进行资产减值测试。这意味着企业可以通过操纵无形资产使用寿命是否有限来控制无形资产开始摊销的时间以及摊销期限,而无形资产减值计提同样给予了企业应盈余管理的空间。
应该说，新无形资产准则对不同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影响方面是相似的，但是，软件企业业由于其研发行为的更多更重要性，新无形资产准则对软件企业盈余管理影响可能更大。
三、新无形资产准则下软件业盈余管理影响的个案研究
1.研发支出的描述统计
为具体分析新无形资产准则实施对软件企业基于研发支出的盈余管理行为，本文选择了一个比较详细披露相应支出的软件上市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进行案例研究。
表1为2007-2009年该公司的研发支出情况。2007、2008年公司报表披露区分研究和开发阶段，2009年统一到研发支出反映，体现出一定的盈余管理过程。
表12007年―2009年研发支出单位：元
项目2007年2008年2009年
研究阶段开发阶段研究阶段开发阶段研发支出
当期增加12,546,574.756,071,473.1537,422,089.314,823,460.946,425,913.63
当期资本化2,139,583.103,417,797.042,780,889.09
当期费用化12,546,574.7537,422,089.31176,868.68460,413.41
待资本化（期末余额）3,931,890.055,160,685.278,345,296.40
由于研发支出的费用化部分与旧准则处理方式是相同的，所以，我们更多地关注资本化的研发支出。表2反映了新准则实施三年来该公司总体研发支出和资本化的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表22007年-2009年研发强度单位：元
营业收入总研发支出当期资本化总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当期资本化部分占营业收入比重
2007年764,166,876.7018618047.92,139,583.102.44%0.28%
2008年863,444,713.9042245549.653,417,797.044.89%0.40%
2009年944,891,191.426,425,913.632,780,889.090.68%0.29%
根据中国科技统计网的最新数据，高科技产业研发强度明显高于大中型工业企业平均水平，200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平均R&D强度（R&D经费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来表示）为1.18%，比当年大中型工业企业的R&D强度高0.34个百分点，其中航空航天制造业的R&D强度最高，2008年达到4.47%；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和医疗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的R&D强度超过高技术产业的平均水平，分别达到1.47%和1.24%（中国科技统计网，省略.cn/）；显然，软件业也是高科技产业中的研发大军，a企业三年平均研发强度(2.67%)远远超过了高科技产业的平均水平。
相比于其他行业的企业而言，软件业的开发强度相对较大，其研发产品或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关系着企业的领域独占性和未来的发展前景。上表中当期资本化的无形资产占营业收入的比重，说明企业对研发十分重视且卓有成效。从侧面反映出新准则规范研发支出的优势，使得企业研发范围和资本化更加透明化，降低了盈余管理的空间，防止企业有意削减资本，增加费用。
2.新准则下盈余管理的空间和方式分析
新准则实施后，a公司非常完整地披露了研发支出中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资本化、费用化金额，在此部分呈现出相对透明的态势，使报表使用者看到a公司当年投入研发的金额、经过自主研发成为无形资产的技术、在研发过程中费用化计入损益的金额，还有更具预见性的在将来很有可能资本化的开发支出期末余额。和旧准则规定的研发支出全部计入当期损益相比，企业再也不需要通过不利于发展的递延和削减研发支出的方式来减少费用，新准则更有利于研发过程的透明化和资本化时间的预测，更有利于展现出企业的发展潜力和长远收益，更有利于减少了企业盈余管理的空间。
但是相对地，同样衍生出一些如上文所述的新的盈余管理方式：（1）无形资产在研发过程中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段的确定，即资本化的时机。a公司可以通过延后开发支出的资本化，在资产总额不变的前提下，延后了无形资产的折旧损失，增加利润总额；（2）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的界定和区分，即理应费用化的量。a公司在2007年和2008年非常明确的区分了研究阶段和开发阶段，但是2009年却直接显示了开发的项目名称，预示着其已意识到在这两个阶段的判定中可以进行适当的盈余管理；（3）当年开发支出金额中后期真正资本化的金额界定，即待资本化部分的归集。a公司的开发支出余额每年递增，但只是累积值的增加，2008年资本化的3,417,797.04元有可能是2007年待资本化的3,931,890.05元中的一部分资本化，也有可能是2008年新投入的42,245,550.25元中的一部分资本化，还有可能是两者中的一部分同时资本化所得，而2009年资本化的2,780,889.09元到底来自哪些年度投入的金额资本化就更加难以猜测了。
四、研究结论
新无形资产准则颁布实施给有研发项目和有相关计划的企业带来了冲击。相比于旧准则，新准则增加的和开发支出相关的条款，尤为引人注意。本文对于开发强度比较高、受无形资产影响较大的软件上市公司在无形资产方面的盈余管理进行了理论性的研究。
研究发现，新准则增加了“开发支出”项目，使得软件上市公司进行研发时可以有条件地拟资本化一部分金额计入资产，提前增加了总资产，降低了原先全部计入当期损益的费用化金额，提高了利润，极大地缩小了绝大部分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新准则对促进企业进行研发和扩大研发规模有很大的积极作用，虽然从表面上看增加了一些盈余管理的方式，但是在缩小盈余管理空间的基础上进行的，进一步加强了会计准则体系建设的严密性和科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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