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监督的原则篇1
关键词：量刑监督；法律监督权；比例原则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905X（2013）02—0020—02
量刑监督是指在进行的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通过一定的形式，对人民法院的量刑活动进行监督制约，以纠正其在量刑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错误或不当行为的活动。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量刑监督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检察机关的量刑监督既包括在法院的量刑活动过程中为约束审判机关就量刑问题提出自己的主张和意见；还包括审判机关量刑活动结束后，检察机关认为量刑结果出现错误，通过一定的形式要求或提请审判机关对量刑不当或者明显错误予以纠正或者改变。量刑监督应坚持法治原则、公正原则、独立原则和比例原则。
一、法治原则
法律因为具有强制性，才会具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功能。量刑监督工作要想发挥应有效果，我们就必须通过立法来支撑检察机关的量刑监督权。那种只具监督形式而不能直接引发法律后果的监督是不规范的。也不可能为检察机关的量刑监督工作带来实质性的效果，因此，量刑监督必须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同时，遵循法治原则也可以使检察机关的量刑监督工作被限制在法定的合理范围内，对于被监督者审判机关而言，因为事先预测了检察机关的量刑监督的具体内容和后果，无形之中对其量刑行为产生了约束力，使被监督者的行为更加符合法律的要求。量刑监督中贯彻法治原则，应特别重视以下问题：
（一）应尽快完善量刑监督的立法工作
法治原则的首要内容是有法可依，当前我国量刑监督立法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监督方式有限，监督程序缺少法律保障，检察机关开展的法律监督工作难以发挥真正的监督职能作用，难以充分体现检察机关在量刑监督中的地位与作用。我国宪法虽然规定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但对于量刑活动的监督仅仅规定事后监督的方式（即检察机关发现量刑确有错误，可以通过抗诉程序进行监督），对于法院量刑活动的事前和同步监督缺乏合理的监督手段和途径。应进一步加强立法，健全和改进检察机关对量刑活动监督的职权，使量刑监督的法律程序更加完善，从传统事后监督的重点转向事前防范与事后监督及延伸到刑罚执行监督多个方面，避免被监督者以缺少法律规定为由为检察机关的量刑监督设置障碍。
（二）检察机关应依法开展量刑监督工作
法治原则的基本要求是执法必严，监督主体必须严格依据法律规定，遵循法定程序开展量刑监督工作。检察机关作为量刑监督的主体，除去监督被监督者依法开展量刑活动外，也要把自己的量刑监督工作限制在法律规定的合理范围内。决不能凭借监督职权肆意妄为，不该监督乱监督，而应该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和条件开展量刑监督工作。在量刑监督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主体、范围、对象、方式及程序等方面开展工作，杜绝法外特权，不能因为受外在因素的干扰而在法律之外搞变通和“创新”，打“球”。
二、公正原则
司法公正，是法律实施的终极价值追求，也是现代社会政治民主、进步的重要标志。“作为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实施量刑监督的终极目的是督促人民法院规范量刑，共同实现司法公正。”但是，在追求他人公正的同时，检察机关开展的量刑监督工作本身也应该体现公正原则的要求。量刑监督工作的开展只有建立在公正原则基础之上，并处处体现公正原则的要求，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注重司法效率，才能真正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与尊严。贯彻公正原则，应注意以下方面：
（一）公正设计量刑监督的程序
量刑监督程序的设计应该贯彻公开原则，杜绝暗箱操作，做到以公开促公正。完善的量刑监督机制，应打破那种量刑结果仅仅依靠合议庭秘密合议决定的单一方式，应尽可能使公诉方、当事人方、辩护方都参与其中，同时量刑过程还应该向社会公开，允许社会公众旁听，使量刑活动除受检察机关、当事人和辩护人的监督外，还应激发社会群体对量刑监督的广泛参与。
（二）注重法律适用上的平等性
量刑监督既属于检察机关的职权，也属于检察机关应该履行的义务。检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应主动承担起量刑监督的重任，无论任何案件，在工作中既要收集行为人的定罪证据，还要积极主动全面收集影响行为人刑罚轻重的各种量刑证据。无论什么人，只要在量刑活动中出现违法行为，都应积极采取监督措施，依法提出抗诉或者书面纠正违法行为，努力做到违法必究，确保“同案同判”，不偏不倚。努力使宪法规定的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落到实处。
（三）注重司法效率
迟来的正义等于非正义，对于符合条件的案件，检察机关应注意及时启动监督纠错程序，对于监督的案件要及时督促法院按照法定期限作出处理结果，防止一些案件，特别是涉及稳定案件久拖不决，对社会公众造成法治品格的错位或公正理念的缺失。
三、独立原则
在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规定的前提下，检察机关在开展量刑监督工作过程中，必须独立行使职权。在量刑监督工作中，必须反对以言代法、以权代法，坚决抵制外来因素的不当干扰。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量刑监督权，与我国宪法、法律的规定相一致。我国《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和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同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量刑监督权作为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检察机关不能独立履行量刑监督权，独立行使检察权就成了一句空话。
独立原则作为量刑监督的一项重要原则，对于量刑监督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负有维护法律尊严、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检察机关在履行量刑监督职责时，只有依法办案、独立办案，严禁其他机关、团体和个人的影响和干涉，才能杜绝法外特权，才能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开展量刑监督工作，才能保障法律的统一实施，从而实现维护法制统一的目标。因此，检察机关在量刑监督中，依法独立办案是法制统一的重要保障。其次，从司法公正与独立办案的关系来看，司法公正的前提是独立办案。办案的独立性是其公正性的必要条件，离开了独立性，公正性就失去了保障，就无从谈起。在量刑监督过程中，如果检察机关不能坚持依法独立办案，就无法维护量刑监督工作本身的公正性，当监督者本身出现不公正行为时，就不可能期待被监督者也做出公正的行为。总之，检察机关在量刑监督中坚持独立原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
四、比例原则
比例原则又称合理性原则，系导源于治国原则的宪法原则，包括适当性、必要性与相当性等三个原则。适当性原则要求采用的手段有助于目的实现；必要性原则要求实现目的的手段必须是最小侵害的；而相当性原则是通过对手段负面影响的考量，要求目的本身的适当。总而言之，比例原则的这三项子原则分别从目的取向、法律后果和价值取向上规范了国家权力与其行使之间的比例关系。三者相互联系、不可或缺，构成了比例原则的完整而丰富的内涵。比例原则的贯彻对于规范量刑监督的途径、方式以及正确处理量刑监督与维护审判机关的司法权威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一）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比例原则在刑事法领域的具体化
比例原则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进一步抽象和升华。比例原则是规范量刑监督工作的立法和量刑监督实践的重要原则和理论抽象，立法上量刑原则、量刑规则和实践中检察机关所采取的量刑监督措施应当是一致的，检察机关所实施的量刑监督措施和监督范围必须具有一定合理性。监督措施能否达到“欲求之目的”，从抽象上讲要符合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和必要性原则，能够达到目的的方式就是可为的，反之，则无需立法和采用。从具体判定来看，量刑监督的具体措施、对象、范围等都要有刑事量刑原则、量刑规则的依据和事实依据的强有力支撑。
（二）比例原则有助于有效约束监督主体的监督行为
基于量刑监督工作的特殊性，需要对在量刑监督过程中所触动各种关系所代表的利益加以考量以达到平衡，而平衡的标准就是比例原则中的相当性原则。相当性原则要求检察机关在量刑监督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量刑监督与维护审判机关的司法权威之间的关系，注意维护审判机关的司法权威，防止因检察机关过度行使权力而影响审判权威，避免检察机关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
法律监督的原则篇2
关键词：民事检察监督；全面审查；意思自治；公平审判权
全面审查原则是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一项原则，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22条第1款规定：“第二审人民法院应当就第一审判决认定的事实和适用法律进行全面审查，不受上诉或者抗诉范围的限制。”这与民事诉讼是有区别的，民事诉讼作为解决平等主体之间民事权益纠纷的诉讼，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自己私权的处分，因此人民法院的审理过程都是围绕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的，当事人没有提出的请求，不予审查。
在民事检察监督领域，我国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对确有错误的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予以监督的职能，但如何进行审查，是全面审查还是仅仅围绕当事人的申请请求进行审查，现行法律未有明确规定。在此，笔者认为，检察机关在对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进行审查时，应当遵循全面审查原则，不受当事人的申请请求的限制。
一、全面审查原则的基本内涵
（一）审查应当全面，不受当事人的申请请求及理由限制
在民事检察工作中，检察机关应当就法院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在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审判程序是否合法，以及法官在审理该案件时是否存在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等方面进行全面审查，不受申请人的申诉请求及范围限制，这是全面审查原则内涵的核心内容。
（二）全面审查监督主要依当事人申请而启动
“坚持遵循当事人处分原则，尊重当事人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处分权，除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以违法犯罪损害司法公正的以外，一般应以当事人申诉作为审查案件、提出抗诉的前提和基础。”[1]维护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的稳定性和诉讼程序的安定性是诉讼制度的根本价值所在，在民事检察监督领域内，一旦检察机关通过抗诉等监督方式启动再审程序，就意味着当事人之间已为法院生效文书确定的纠纷又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因此从维护生效法律文书的稳定性出发，同时也为了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除涉及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违法犯罪损害司法公正外，主要应当依当事人申请进行。
二、坚持全面审查原则的必要性分析
（一）从民事检察监督权的性质和职能分析
我国宪法第12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是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的。一般认为，检察机关的监督是一种由权力机关授予的国家权力，其监督的对象主要是审判权、行政权等国家权力。权力监督是在现有的权利之外引入了一种监督权，具有监察、督促之意；权力监督具有权力之外和权力之上的特征。[2]民事检察监督权就属于权力监督的范畴，它是在民事审判权力之外，根据我国司法活动的自身规律和特征，在宪法、法律层面上构建的新型国家权力形态和国家权力机构，其运行的主要目的是在审判权之外实施对民事诉讼活动的监察和督促。[3]因此，民事检察监督权属于法律监督权，它是全国人大通过立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种专门性监督权力。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民事检察监督从监督对象和目的来看，有两个特点：一是民事检察监督以民事诉讼活动为监督对象，这表明检察机关在民事检察监督过程中不过多干预当事人的私权，只有当事人的诉讼活动出现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及以违法犯罪损害司法公正的情形时，从维护国家和社会公益的角度出发，才可以通过抗诉或检察建议等手段进行监督。二是民事检察监督的主要目的是纠正法院错误诉讼行为，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法院裁判不公等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人民群众对我国法治建设的信心，具有非常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因此维护司法公正和权威是民事检察监督的根本目的。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监督民事诉讼活动、维护司法公正才是民事检察监督的根本任务，这一特征要求我们在案件审查中应当坚持全面审查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对法院诉讼活动进行全面而彻底的监督，从而实现监督的最终目的。
（二）从全面审查原则与意思自治原则的关系分析
理论界有不同观点认为，国家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充分保障当事人享有处分权，检察权作为公权力，而民事纠纷中涉及的均是私权力，在民事私权内容的法律关系中不需要添加公权力的干涉。[4]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没有从根本上理解意思自治原则与民事检察监督权之间的关系，恰恰相反，在民事检察工作中坚持对申请监督案件进行全面审查不仅不会超越当事人处分权范围对其意思自治产生不当干预，相反通过对法院诉讼活动进行全面审查，还能确保司法公正、更有利于诉讼活动中当事人诉权的保障，原因有三：
一是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行为不能违法法律的公平正义、诚实信用原则，不能破坏法律认可的社会秩序，不能违背公序良俗和社会公共利益。当意思自治原则超越了这一界限时，法律就必须对意思自治加以干涉和控制。
二是民事诉讼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事诉讼关系本身就是公权力的审判权介入私权力的民事法律关系的过程，而检察监督只是以检察权这种公权来监督审判权这种公权的过程，不存在所谓公权干预私权的问题。
三是民事检察监督制度在设计上已经充分尊重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处分权。除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以违法犯罪损害司法公正的以外，民事检察监督一般是以当事人申请监督作为审查案件、提出抗诉的前提和基础的。
（三）从全面审查原则与公平审判权的关系分析
公平审判权是公民相对于国家司法机关所享有的获得公平听审和裁判的权利。关于公平审判权的内容，主要包括三方面的要素：合法的审判组织、正当的审判程序以及公正的法律适用。从公平审判权的内容可以看出，理论上要想实现公平审判权应该依靠审判机关和审判人员客观公正的审判活动，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的外在力量介入都有可能构成对审判机关和审判人员的司法自由裁量权的不恰当干涉，都有可能会对司法公正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也是有不同观点认为民事检察监督适用全面审查原则将破坏法院独立审判的理论所在。
但是，笔者认为，民事检察监督适用全面审查原则与独立审判是对立统一的，上述观点以偏概全、忽视了二者统一面，原因有二：
一是两者的目的是同一的，都是为了实现司法公正、保护基本人权。审判独立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法律准则，其根本依据在于保护人权；民事检察监督法院审判活动，同样是基于保障司法公正和保护人权，在根本依据和目的上二者是重合的，也正是这种共同性构成了民事审判权和全面监督审查之间统一的基础。
二是审判独立并不排斥对审判活动的监督。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但并未排除审判权应当受到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的监督。我国宪法在确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的同时，也确定了人民检察院独立行使检察权。我国之所以将司法权分为审判权和检察权，就是通过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相互制约，防止审判权和检察权的滥用，以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的合法利益。
三、全面审查原则的立法完善
我国宪法赋予了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进一步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虽然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扩展了检察机关的监督范围、增加了检察建议的监督方式，但是关于民事检察监督的一些规定还是过于原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因此，笔者认为，至少还应当对以下两个方面予以完善：
一是在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民事检察监督应当坚持全面审查的原则，为民事检察监督工作贯彻全面审查原则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是将司法改革文件中的部分内容上升到法律层面。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关于民事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欠缺具体操作的程序性规定，甚至回避了司法改革文件中的一些内容，如关于检察建议的效力性规定、纠正违法通知的监督方式、调查核实的程序性规定等内容，如果能够将上述司法改革文件中已经确定的内容上升到法律层面，将更有益于民事检察监督职能的发挥。
注释：
[1]2010年7月，检察长在第二次全国民行检察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2]参见陈兴良：《何以止“腐”》，载《法学家茶座》2003年第5辑。
[3]参见韩成军：《公平审判权与民事诉讼检察监督》，载《河南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法律监督的原则篇3
一、 以检察改革的总体思路指导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问题的研究
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2这给中国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改革提出了重要的任务。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必须将其放在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之中，以司法改革的总体思路作指导，才能够真正理解和把握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研究的目标和方向。
（一）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中的地位
要弄清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研究在国家司法改革中的地位，首先是要弄清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之中的地位，弄清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在检察改革中的地位。
第一，检察改革在国家司法改革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国家的司法改革，应当包括审判改革、检察改革、侦查改革、监狱制度改革，以及律师制度改革。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审判改革和检察改革。从总体上说，国家的司法机关，就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国家的司法改革，最主要的就是对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改革，只有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实现司法改革的要求，国家的司法制度才能发生真正的变革，其他的司法制度才能够跟随其后实现改革，实现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因此，检察改革是国家司法改革中的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关系到国家司法制度的根本变革。没有检察改革，就谈不上司法制度的全面改革；没有检察改革的成功，就没有国家司法制度改革的成功。
第二，民事行政检察改革是检察改革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这是宪法给检察机关规定的基本性质。尽管在具体的业务上，检察机关的工作分为贪污、贿赂、渎职等案件的侦查，刑事案件的批捕、起诉，刑事、民事、行政诉讼的司法监督，但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职能，是法律监督。没有法律监督职能的存在，就没有检察机关的存在。而且从广义上说，自侦、批捕和起诉也都属于法律监督的范围。因此，检察改革，从实质的意义上说，就是法律监督制度的改革。
党的十五大报告要求，要深化改革，完善法制监督，加强对宪法和法律实施的监督，维护国家法制统一。1检察改革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监督中的最重要的环节之一。一方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与整个诉讼法律监督一样，都需要进行改革，以期建立最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的诉讼法律监督制度；另一方面，在整个诉讼法律监督中，目前，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最薄弱的一环，虽然在十多年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在重新起步，特别是在最近的几年中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其薄弱状态并没有根本转变，是急需进行改革的一项检察制度。对于这项工作，广大人民群众寄予极大的期望，希望检察机关充分发挥职能，监督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保障民事行政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保障司法公正。因此，检察机关应当在检察改革中，把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改革作为检察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健全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制度。同时，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应当抓住机遇，在检察改革中，对自己的工作制度和程序等一系列内容进行革命性的变革，实现业务建设规范化、队伍建设正规化、装备建设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对于民事行政检察以及民事、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民事行政检察改革既从属于检察改革，也从属于民事、行政诉讼制度改革的范畴。因此，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研究，对于民事行政检察改革和民事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都是十分必要和十分重要的。
在民事行政检察的改革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改革。众所周知，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由于立法的先天不足，尤其是在监督方式上，立法仅仅规定了一种抗诉的监督方式，而且在具体的操作程序上缺少必要的规范，致使检察机关在实施行使监督的权力上，受到很多的阻碍，实施监督步履维艰，监督的效果没有达到广大人民群众对这项工作的期望值，也没有完全实现法律规定这项制度的预期目的。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检察改革中，落实到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上，急切需要解决的，就是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体系，使法律设计这一制度的立法意图真正实现，对广大人民群众负责，对国家法律负责。
由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在整个的国家司法改革体系中，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关系到国家的整个诉讼制度的改革问题。同时，也应当明确，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现存的不足和问题，也必须进行改革，没有改革，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就没有出路，就会影响司法改革的全局。在这样的形势下，在这样的认识的基础上，来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问题，就有了一个很高的立足点，就有了统揽全局的视野和胸怀。
（三）民事行政诉讼法律监督的几种设想模式和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具体操作
民事行政诉讼制度的改革，直接关系到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内容和体系。因此，在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问题之前，必须对民事、行政诉讼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
1.关于审级制度的改革设想
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必须与整个国家的司法体制改革相一致，与经过司法改革所要建立的司法制度和司法程序相一致，特别是要与新建立的民事、行政诉讼制度相一致。脱离上述基本制度的研究，单纯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是没有出路的。
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国家的司法审级制度。现行的四级法院两审终审制，是建国以来就一直坚持的审级制度。在实践中，这一制度经过了50多年的司法实践，从总体上说，是成功的，但是确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一方面，从审判程序的设计上，比多数国家一般的审级制度减少一级，确有精简之处；但是另一方面，却在程序上设置了极其复杂的监督程序。这样就在一个案件的正常的两级审理之后，尽管判决发生了法律效力，具有了执行效力，但是，复杂的监督（救济）程序，不能消灭既存的法律关系，使判决长期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实际上并没有简化程序，而是使程序更加复杂化。同时，也应当看到，就我国现在法官群体的总体政治、业务水平而言，就我国法院总体的执法水平而言，还远远没有达到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就能够保证一个案件完全准确地执行法律，换言之，就是还不能达到经过两级法院的审理，就能够实现办案质量的高水平和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总体要求。
在审级制度问题上，有这样几种观点：
一是认为应当实行三审终审制，将所有的审判程序都改成三审为终审，不过，只有一审为事实审，二审和三审均为法律审。这样的主张主要是借鉴国外的基本审级制度。增加一级审级，就在于保证审判的高质量。
二是多数学者认为，将现在普通程序的两审终审制，增加一级法律审，变成三审终审制，一、二审为事实审，三审为法律审；在简易程序中，仍然坚持二审终审制。这样，就在审级上保证案件的审理高水平，尽量不受某些法官水平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确保案件的高质量。
三是继续坚持两审终审制，认为中国的现实适合于这样的审级制度，不必再做改变。
我认为，第二种意见比较合适。在实行三审终审制的基础上，应当简化审判监督程序，实行诉讼监督的单一化。这是因为，在增加一级审级以后，基层法院审理的案件，终审是在省一级法院进行；中级法院审理的一审案件，终审是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经过这样的审理，原则上可以保证案件在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上的正确性。因此，审判监督程序就可以大大简化，重新设计审判监督程序以及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就具有了坚实的基础，有了确实的必要性。
2.关于审判监督制度的改革设想
如何设计审判监督程序，按照现在的讨论，有以下几种意见：
（1）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在法院
有些人主张，设计单一的审判监督程序，由法院行使这一权力。其他机关不再享有提起审判监督程序的职能。至于究竟怎样提起审判监督程序，则由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院长监督，决定是否进入再审程序。检察机关不再享有审判监督的权力，无权进行审判监督，无权对法院的判决、裁定抗诉。坚持这样主张的，大多数是法院的同志。这种主张的理论依据，就是审判监督是法院的权力，是审判权的表现，其他机关不能享有这样的权力，尤其是从诉讼经济的角度考虑，不应当重复设计审判监督程序，使当事人增加讼累。
（2）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在检察院
学者主张，审判监督程序应当归一化，是现代诉讼制度的必然产物，也是诉讼经济原则的必然要求。在一个国家的诉讼制度上，设计两种审判监督程序，是没有必要的。对终审判决，法院有权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或者别的原因发动再审程序，违背既判力原则。在法院专门设立监督自己审判的部门（有人认为是法院中的“小法院”），是很不科学的，况且由法院自己对自己的判决、裁定进行审判监督，发动再审程序，其可能性是要大打折扣的。按照我国宪法规定，检察机关就是法律监督机关，其基本的职能就是进行法律监督。因此，将单一的审判监督权力赋予检察机关，规定只有检察院才可以发动再审程序的权力，是完全必要的，也是现实的。这是因为，法院应当只有审判权，不应当享有提起诉讼程序的权利，提起诉讼程序的权利应当由当事人或者检察院行使。按照这样的设想，法院不再设置审判监督机构，不再决定自己的判决、裁定是否应当再审，而是完全交由检察机关进行监督。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代表，行使审判监督权力，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法院依照检察机关的抗诉，进行再审。1
这样设计审判监督程序，具有独特的魅力。这就是：其一，符合宪法规定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之间的职责分工，审判机关专司审判权，负责案件的实体审判，包括一审、二审、三审和再审；检察机关专司法律监督权，负责对法院判决、裁定的审查监督，对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提出抗诉，发动再审程序。其二，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职责界限清楚，便于操作，没有复杂的交叉和混淆，不容易发生纠缠不清的争执。其三，清除了法院自己监督自己不容易纠正自己的错误的认识，避免了法院自己包庇自己错误的嫌疑。1
（3）审判监督程序的设计-双轨体制，即现行模式
第三种主张，则是坚持现在这样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格局，实行审判监督的双轨制，无论是实行三审终审制还是两审终审制，都由法院和检察院进行双重监督，增大纠正错判的概率，确保审判的公正性和办案质量。这种主张，应当说是脱离了改革的现实，不是一种可取的态度。
在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上，无论是在将来实施三审终审制，还是继续执行两审终审制，审判监督都是必须强化的；单独由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监督，无论是在宪法规定的原则上，还是公众接受的程度以及客观的监督效果上，都是不切合实际的。按照多数学者、专家的设想，单独由检察机关实行审判监督，发动再审，是十分现实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即使是在双轨监督体制的情况下），研究、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就将其纳入了司法改革的体系之中，而不是单纯地研究检察监督方式。这是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基本出发点和原则。
二、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
在研究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问题的时候，首先必须确定一个前提，这就是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否则就没有明确的方向。
在十余年的实践中，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积累了很丰富的经验。特别是在近两年的教育整顿2和“三讲”教育3中，检察机关进行执法思想大讨论，端正了民事行政检察的工作原则和方针，进一步确立了“公开、公正、合法，敢抗、会抗、抗准”的办案原则，以及“以办理抗诉案件为重心，抓好办案效率、办案质量、办案效果三个基本环节”的办案指导思想。但是，在实践中，关于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总的指导思想和原则还没有确立。因此，在“公正执法、加强监督、依法办案、从严治检、服务大局”的检察工作方针指导下，确立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工作的当务之急。
确立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应当着重考虑以下几点：
1.首先要着重考虑的，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出发点。
检察机关进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没有自己的利益。它所代表的完全是国家的利益、公众的利益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行政诉讼领域中执法，其基本出发点就是执法为公，检察机关的一切执行法律的活动，都必须从执法为公的原则出发，代表国家，代表公众，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决不在民事行政诉讼中的执法活动上谋求自己的利益。坚持这样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出发点，就能够实现党的“立党为公”原则。
2.其次要着重考虑的，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途径，这就是强化监督。
检察机关的全部工作，就是实行法律监督。实现法律监督的基本途径，就是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方式和手段，强化对工作的要求，强化对民事行政检察队伍建设的要求，强化对监督效果的检查。检察机关强化民事行政检察监督，不是针对某个人或者某个特定的机关，而是针对法律，是对法律执行的监督，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如果将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当作“挑刺儿”的工作，就会误认为强化监督就是强行“找茬”。这不符合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执法为公的基本出发点的要求。
3.还要特别着重考虑的，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最终目的，它不是别的，就是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法制统一。这三个方面，是三位一体的监督目的。对此，要进行较为深入的论述。
（1）维护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在法治国家中的地位，是极其重要的。它是对国家司法机关执行法律的最基本要求。在现代社会的法治国家中，法律的地位至高无上。司法机关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其使命就是保障国家法律的公正执行，否则，就不能将其称之为司法机关。
但是，在任何一个国家中，真正做到司法公正，都决非易事。因为在任何一个社会中，可能影响司法公正的因素都大量存在。例如，法官、检察官的业务素质不符合要求，对法律的不正确理解，社会各种因素对执法活动的干扰，执法者借用职权谋私、徇情，等等。在这些因素中，可以概括地分为社会的干扰因素和执法者的素质因素。这些是影响公正司法的外因和内因。按照马克思的哲学原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1因此，净化执法环境，减少和消除影响司法公正的外因，是重要的，这是保证司法公正的重要条件；但是，它并不是起决定作用的。更重要的，是司法机关和司法官员自身的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原因。
维护司法公正，首先是检察机关自己必须做到司法公正。检察机关的职责是法律监督，其工作的意义主要是程序上的意义。例如，批捕、起诉、抗诉等，都是在执行程序法；就是办理自侦案件，也实质性侦查的程序。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程序公正，是实体公正的前提，是实体公正在形式上的必然要求。这就是“规则比游戏本身更重要”的基本原因。检察机关在执行程序法中，自己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必须做到严格执法，保证自己在执行程序法上司法公正。“己不正焉能正人”？法律监督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的维护者，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必须做到。当然，检察机关的工作也包括实体法上的内容，例如批不批捕，起不起诉，抗不抗诉，都必须依照实体法的规定衡量，同样有在实体法上的确保实体公正的问题。
实行法律监督，维护司法公正，是检察机关的基本职能。如果检察机关仅仅要求自己做到司法公正，这就失去了国家宪法规定检察机关为法律监督机关的意义。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职能活动，监督所有的司法机关公正司法，这才是法律规定的实质所在。对此，检察机关必须铁面无私，严格执法，秉公监督，通过自己严格的法律监督活动，实现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的要求。
（2）维护司法权威
国家司法权威在法制权威中的地位，是极为重要的。可以说，没有国家的司法权威，就没有国家的法制权威，削弱乃至损害国家的司法权威，就是削弱乃至损害国家的法制权威。试想，如果国家的司法权威受到损害，国家的立法权威怎么可能不受到损害呢？国家的司法权威丧失，国家的立法权威还会存在吗？显而易见，如果这样，由国家立法权威和国家司法权威共同构成的国家法制权威当然也就不复存在。
国家司法机关是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国家的司法权威，就是由审判机关的审判权威和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共同构成的。这样两个权威，紧密相关，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任何一个，都不会有健全的国家司法权威，同样也就不会有健全的国家法制权威。只有审判权威和法律监督权威共同得到维护和保障，国家的司法权威才能够得到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与法律监督权威的关系，正是这样一个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一个相辅相成的矛盾体。正像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那样：“有条件的相对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1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活动实行监督，其目的不是要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而正是要维护和保障审判权威。这就是，检察机关通过自己的监督活动，促使审判机关纠正自己在审判活动中存在的某些司法不公的问题，将影响审判权威的因素予以纠正或者改进，恢复或者增强审判权威。检察机关不是通过削弱乃至损害审判权威的办法，提高、增强自己的法律监督权威，而是通过自己的有效的法律监督活动，在维护、提高审判权威的同时，提高自己的法律监督权威，最终提高和保障国家的司法权威。任何想通过削弱乃至损害人民法院审判权威的方法提高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威的意图和做法，都会最终损害国家司法权威。
（3）维护国家法制统一
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最终目的。法制统一，既是对立法的要求，也是对司法的要求，而且后者是更重要的方面。对法律实施的监督，目的就是为了保障和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维护的是民事法律、行政法律、诉讼法律在诉讼中的统一正确实施。对此，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目的是一致的。对于有损于国家法制统一的诉讼活动，以及有损于国家法制统一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进行法律监督，并且加以纠正，就在这些方面保证了法制的统一。
根据以上的分析和论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就是，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指导思想，应当是“执法为公，强化监督，维护司法公正、司法权威和国家法制统一”。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就能够保证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研究创造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体系，也必须按照这样的指导思想，才能够实现法律监督的目的，符合国家法治建设的要求。
（二）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原则
创建完善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还必须符合实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原则。凡是违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原则的监督方式，都不是正确的监督方式。我们认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原则有以下几个：
1.监督立场公正原则
检察机关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对审判机关的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进行监督，其立场是国家的法律监督职能。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只能站在国家法制的立场上，秉公监督。就是在具体的办案中，检察官也不是当事人的人，不能站在申诉人的立场上，为一方当事人“伸冤”。这就是检察监督立场公正原则的基本内涵。在实际操作上，检察机关通过监督，纠正了错误判决、裁定，维护了某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这是监督的客观结果，并不是检察机关直接的主观目的。检察机关实施检察监督的直接主观目的，就是维护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只有明确这样的立场，检察监督才能够做到公正，创建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才能够确有实效。
2.审查公开原则
公开，是现代司法活动的基本要求。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一种司法活动，同样必须实现审查的公开，增加审查活动的透明度和公开化，接受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保证自己的司法活动公正、合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制订了《人民检察院办理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公开审查程序试行规则》，其基本精神，就是在程序上确保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审查中的公开化。没有公开化，就没有现代司法活动的公正性。把审查公开作为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完全有道理的。创建、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体系，也必须遵照这样的原则进行。
3.讲究监督效率原则
效率原则，是现代司法活动的基本原则之一，这就是在设计诉讼程序上，在执行诉讼程序上，都必须以提高诉讼效率为出发点，提高办案的速度，节省诉讼成本，减少社会负担。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同样必须遵循这样的原则。在目前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程序设计上，在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上，都有不符合效率原则的问题，都应当进行改进。无论在哪一方面，民事行政检察监督都必须贯彻讲究监督效率的原则，实现这一原则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效率原则的方式和做法，都在改革之列。
4.减少当事人讼累原则
与讲究监督效率原则相适应，民事行政检察监督应当贯彻减少当事人讼累的原则。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的职权行为，即使对案件的申诉是由当事人提出的，检察机关的监督是应当事人的申诉进行的，检察监督也不是为当事人服务的行为，更不是当事人的个人行为，而是国家行为。因此，检察机关在具体工作中，不能任意增加当事人的负担，不能随意要求当事人增加法律规定以外的诉讼活动，不能随意拖延审查的时间和程序。
三、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的法律依据及其体系构建
完善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方式，应当依照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一方面，我国民事行政检察监督的立法依据本身就极为简略；另一方面，既然是司法改革，在有些问题上，当然就不能完全按照现有的法律进行，必须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
（一）对现行民事行政检察监督法律依据的评价
法律监督的原则篇4
一、关于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原则
1.坚持宪法原则，维护宪政制度。
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讨论中，人们提出了许多原则，如程序法定、保障辩护权等。但是，有关刑事诉讼法修改的研究和讨论，只有在一个基本的前提原则、框架之下，各种不同的观点、意见才有交流和对话的基础，才能最终达成共识。这个基本的前提原则、框架即是宪法。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必须坚持宪法原则，维护宪政制度。
我国宪法对司法制度、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包括：尊重和保障人权；法院、检察院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受人大监督；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行使审查批准逮捕权；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等。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全体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这是实行法治的基本原则。因此，宪法关于刑事诉讼活动的上述基本原则，是修改法律时必须坚持的。如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对政府、法院、检察院实施宪法和法律的情况进行监督，同时又确立检察机关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这表明，我国的检察机关是权力机关之下与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平行的法律监督机关，它行使的是人民代表大会授予的、与行政权和审判权平行的法律监督权力。因此，必须从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现实情况出发，遵循宪法原则来分析和确定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2.关于检察监督原则。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根据这一规定，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增加了第八条“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内容，这一条文是对宪法原则的贯彻。根据宪法，我国的检察监督是专门的法律监督，它不同于舆论监督、社会监督等一般意义上的监督；同时，它是具体的法律监督，是针对具体案件的监督，不同于人大的监督，人大及其常委会不直接处理案件。因此，检察监督权必须以具体案件为依托和行使的载体。而检察监督的重点正是对刑事违法行为和刑事诉讼程序进行监督，应当在刑事诉讼法中予以规定。
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这一规定表明检察监督并不是凌驾于法院之上的监督。检察监督是一种程序性监督，主要是提起、启动相关的法律程序，不具有终局性和实体处理的效力。而且，检察监督主要是一种事后监督，只有在违法行为出现后才启动监督程序。所以，检察监督是一种有限的法律监督并且有着严格的界限和行使程序，并不违反刑事诉讼的规律。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当遵从上述精神，从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和贯彻宪政体制的原则出发，进一步明确监督的内容、范围和程序，使监督得到规范与保障，以符合诉讼规律的方式强化法律监督。
二、关于检察官的当事人化
1996年我国引入对抗式的庭审方式之后，有人提出了检察官当事人化的观点，认为检察官在诉讼中有利益追求，居于原告人的地位，应当作为一方当事人。我们认为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理由是：
1.检察官与当事人代表的利益不同，不具有当事人的本质特征。
当事人必须是其自身与案件有直接切身利害关系的人，仅仅具有一定的目标利益追求并不足以成为适格的当事人主体。正如辩护律师在诉讼中的目标追求是维护当事人的权益，法院的目标追求是查明真相、作出合乎事实的裁判，但不能据此认为他们具有当事人资格一样。检察机关对犯罪案件提起公诉，虽然目标追求是提请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作出裁判，但检察官本人不是犯罪行为的直接受害者，同具体犯罪案件没有任何直接的切身利害关系。检察官参加诉讼与法院行使审判权力一样，是基于国家权力配置的要求，行使国家公诉权力。检察官与当事人代表私人利益不同，他是代表国家利益、代表公益。另外，依法提起公诉是检察机关的职责要求，不得违法放弃起诉，不得怠于行使国家公诉权。因此，检察官不能像当事人那样可以自行决定处分、放弃自己的实体权利或者诉讼权利。检察官当事人化的观点，只是看到了事物的表面现象而没有洞察公诉制度的本质。
2.检察官具有客观性义务。
公诉制度是国家排除私人直接起诉犯罪、垄断犯罪追诉权的产物。在个人直接作为原告起诉犯罪的模式下，既可能由于被害人的强烈愤怒、仇恨等因素而对被告人实施野蛮、残忍的非理性报复和攻击等行为，也可能由于被害人主观心理和客观能力等方面的原因，仅收集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甚至故意隐瞒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因此，这种模式不利于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也不利于查明事实真相。由检察机关对犯罪提起公诉，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能有一个不偏袒、不自私的官署，全面客观地收集证据、查明事实，公正地适用法律，依法指控被告人，克服私人直接起诉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使检察官当事人化，将使公诉制度的这一价值不复存在，刑事诉讼又回复到“报复”、“攻击”、“片面”的原始诉讼层面上。
检察官在刑事诉讼中具有客观性义务，必须尊重事实真相，公正、不偏袒地采取诉讼行为，维护司法正义。同时，检察官在诉讼中还有保障所有诉讼参与人权利的职责。这与当事人只收集有利于己方的证据、只保障己方权益是完全不同的。检察官的客观性义务体现在许多国家的法律中。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63条规定，检察院有义务侦查证明有罪和无罪的情况，并负责提取有丧失之虞的证据。英国《律师行为守则》规定，控方律师不应当千方百计地试图获得定罪，不应把自己视为一方当事人出庭。他应当公正无偏地向法庭展现案件的全部事实，并应在本案可能出现的所有法律问题上协助法庭。[1]
3.检察官负有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
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除提起公诉外，还负有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充当“法的守护人”的角色，对违反法律的行为予以监督。比如，检察官有监督警察的权力和职责，对警察通过违法行为取得的证据，有权拒绝采用。又如，检察机关可对适用法律严重错误的法院裁判提起非常救济程序，法国刑事诉讼法第621条规定，为了维护法律，总检察长可以对已生效的法院判决、裁定向最高法院提出非常上诉；日本刑事诉讼法第454条规定，在判决、裁定生效后，检察总长发现案件的审判违反法令时，可以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告。而当事人不可能承担和履行上述职责，也不可能享有这些权力。检察官当事人化的观点，与检察机关维护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职责是相矛盾的。
4.检察官当事人化会加剧控辩双方的不平衡。
检察官的非当事人属性，使其在诉讼中的地位相对更为超脱，能够客观公正地行使公诉权，全面客观地收集有利于和不利于被告人的证据。如果检察官作为一方当事人，彻底处于原告的地位，将可能导致其在诉讼中一味追求对被告人的定罪判刑，而不再从客观公正的角度去执行法律，不再关注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材料，甚至可能导致滥用权力，使用非法手段收集证据。因此，检察官当事人化不仅无助于解决控辩不平衡的问题，反而会加剧这种不平衡，使被告人的处境更加不利。
三、关于检察机关对审判的监督
当前，各界对检察机关监督公安机关的立案、侦查以及监督刑事执行活动没有什么异议，而且大都主张强化检察机关对立案、侦查、执行工作的监督力度。现在的问题是，检察机关能否对审判进行监督？有观点认为，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与行使法律监督权是相互矛盾的，检察机关在公诉案件中不宜再行使审判监督权。
我们认为，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与行使审判监督权是一致的、统一的。法律监督作为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权力，不是空洞的、虚置的，必须有具体的实现方式和途径。在刑事诉讼中，法律监督权的实现不能脱离具体的诉讼职能和诉讼行为，公诉权就是实现法律监督权的载体和表现形式之一。
有人提出，检察机关监督审判活动影响法官的独立审判，造成诉讼结构的扭曲。其实不然。首先，检察监督不是凌驾于法官之上的监督，而且现在的审判监督更多的也只是检察机关的事后监督；其次，检察机关行使审判监督权，完全是站在法律的立场，客观公正地执行法律，而不是作为原告人身份进行片面监督；再者，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仅是一种程序请求权，既不操纵审判活动或对法官命令、指示，也不直接撤销法院的任何裁决，不具有终结性，最终的决定权、裁判权仍属于法官。因此，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并非凌驾于法院之上，检察官也不会因此而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
检察机关对审判的监督是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进行的，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进行：一是对违反诉讼程序的行为在庭审后提出纠正意见；二是对确有错误的裁判依照法定程序提起抗诉；三是对贪赃枉法、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审判人员进行立案侦查。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只会促使审判人员更加勤勉尽职地工作，严格遵守法律和职业道德，更加认真地保持中立地位和客观公正地适用法律，促进司法公正，最终提高法院的公信力和审判权威，而不会对审判权威造成损害。而且，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提起有关程序，由法院作出最后裁决，更能体现出法院裁判的终局效力，这实际是突出了法院的权威。
四、关于公诉改革
法律监督的原则篇5
关键词：监督行政法制；行政责任；行政救济；范畴
监督行政法制是现代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实现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保障。由于现代行政活动面广、量大、情况复杂多样，行政权力又有扩张和滥用的倾向，在行政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偏差，产生负面作用和影响，从而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而必须按照现代法治原则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偏差，明确和追究责任，及时和公正地对因行政偏差致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人予以救济。这既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和行政法治原则的要求，也是迈向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特别需要加强研究和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明确概念是展开深入研究的基础。故本文对行政责任、监督行政、行政救济等监督行政法制的若干重要范畴试作探讨。
一、关于行政责任
（一）关于行政责任的概念和特征
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人们对于行政责任这一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如某些行政管理学者是将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也包括在行政责任范畴内的。即使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对此也见解各异。例如，前苏联行政法学者的如下“权威”定义在我国行政法学初创阶段译介进来后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行政责任意味着行政处分的适用和实现。它是法律责任的一种特殊形式，……无论狭义理解或是广义理解，行政责任毕竟是行政强制的一部分。”〔1〕按此说法，行政责任是仅由相对人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这显然是传统的“管理论”的观点，尽管早已过时，但它带来的影响现在仍不可忽视。
又如，在我国曾影响很大的《法学词典》甚至将违反企事业单位内部规章的后果也纳入行政责任的范畴，认为行政责任既包括法律责任又包括纪律责任，将行政责任定义为“实施法律或企业事业单位规章禁止的行为引起的行政上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性质属于轻微违法失职或违反内务纪律，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因而只能从行政上追究违反者的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2〕这种将私人行政与公共行政混同一体的早期做法，现在看来太过宽泛，显然不当。
有的学者借用西方某些行政法著述的观点，将行政责任单纯视为国家赔偿责任。〔3〕这种定义显然过于狭窄，也不符合实际。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对行政责任应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来看：就内涵来看，是指行政违法即行为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或不履行行政法律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就外延来看，行政责任的行为人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各类主体，即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和行政相对人；因此行政责任就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因行政违法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它是同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并列的三大法律责任之一。”〔4〕这是目前较有影响的一种广义的理解。
也有不少学者持一种狭义的理解，认为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而依法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它是行政违法（以及部分行政不当）所引起的法律后果。”〔5〕这种观点目前在我国行政法学界也有较大影响和较多赞同者。
按上述狭义理解的行政责任，其主要特征有：1行政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而非道义责任或其他什么责任。它不是基于道义或约定产生的，而是由法律（行政法）单方设定的。2行政责任是行政违法行为（以及某些行政不当行为）所引起的一种法律后果，它基于行政法律关系而发生。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法律责任的一个重要特征。3行政责任是一种独立的责任，有其相对特殊的内容和承责条件。行政责任不能代替其他责任，其他责任也不能取代行政责任。4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的一种外部责任，它不包括行政相对人的责任（如接受行政处罚），也不包括行政主体内部的责任（如受到政纪处分）。
（二）关于行政责任的构成、种类和形式
探讨行政责任的构成，旨在便于确认行政违法的后果及其性质，解决应否追究和追究哪种行政责任的问题。为此，需要着重考察行政责任的如下4个构成要件：1已构成行政违法行为（包括某些行政不当行为）；2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3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损是由行政违法行为（包括部分行政不当行为）造成的；4必须是法定的应予以追究的由该行为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关于行政责任的种类，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已取得较多共识的有如下三种划分方法：
1划分为国家（行政）侵权责任和国家（行政）合同责任
这是英国行政法对行政责任的一种划分方法。在英国行政法学者看来：行政当局及其雇员执行职务中的侵权行为被诉后都应由普通法院管辖且确定有责任后由国家承担责任，行政当局违反行政合同应负赔偿责任，如因社会公益而单方改变行政合同条款则应予以补偿。简言之，行政责任通常因行政当局的侵权或违约而产生且应由国家予以赔偿或补偿。此种划分方法也为许多国家行政法学者所普遍接受。〔6〕
2划分为惩罚性行政责任和补救性行政责任
前者是指针对具体实施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者的通报批评、行政处分、责令承担一定赔偿额等等，它通过惩罚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后者是指对因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而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人予以各种有效补救，它是承担行政责任的主要方面。
3划分为制裁性行政责任、强制性行政责任和补救性行政责任
这三类法律责任是紧密联系、互为补充和有所区别的。其中的强制性行政责任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5条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时，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包括强制划拨和执行罚。
行政责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是补救性的行政责任形式（其中有一些例外也作为民事责任形式）。具体而言，可采用的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主要有如下八类：1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这是非财产性质的最轻微的一种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2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也是非财产性质的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3履行职务。这种责任由行政失职者具体承担。4撤消违法行政行为。对于行政违法行为，行政机关本身有义务撤消，行政相对人有权要求撤消，权力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有权依法予以撤消。5纠正不当。此即行政不当行为要予以矫正的责任。6返还权益。当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被非法或不当剥夺，因而撤消或变更该行政违法行为（或某些行政不当行为）时，必须返还相对方的权益。7恢复原状，在行政违法行为（或某些行政不当行为）造成相对人的物品损坏时，行为人应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8行政赔偿。行政侵权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财产上的实际损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种纯粹的财产责任；而且这也是在无法恢复原状的情形下给予该相对人权利补救的一种形式。〔7〕
（三）关于行政责任的追究、免除、转继和消灭
行政责任的追究、免除、转继和消灭，是我国监督行政法制实务中大量存在和较有难度的问题，但在学界争论较小。对此，目前比较普遍的认识是：
>行政责任的追究，是指在确定行政责任的基础上，有权机关强制负有责任的行为人履行一定的义务。在我国，法定有权追究行政责任的国家机关有三类，即：1权力机关。例如，它可用“撤消”的手段来追究有关行政机关的责任。2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追究行政责任的权限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表现在上级行政机关有权追究下级行政机关或所属部门的行政责任，监督职能机关有权追究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等等，而且适用各种责任形式。3司法机关。例如，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的范围内有权通过裁判来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从我国监督行政法制的实践来看，追究行政责任必须坚持如下四项原则：其一，责任法定原则。必须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才构成行政违法行为，且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其二，责任自负原则。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其三，法律责任与违法程度相适应原则。有的学者也将这项原则称为“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认为追究责任应与该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后果相一致，还应考虑是否具有从轻、从重或免除的条件。其四，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原则。这项原则在我国具有特殊的意义。
行政责任的免除，是指虽然符合行政责任的构成条件，但根据某些法定条件或理由，追究机关决定不追究作出该行为者的行政责任。它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一般免除；另一种是特定免除（又称豁免），其条件是法定的，其性质是强制的。
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指在法定条件下行政责任主体的更换，即行政责任从一个主体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主体身上，原责任者的行政责任为另一主体所继受。这种转继关系实为转移人与继受人之间的行政责任转换关系。对此，需要明确如下几点：1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法定的，不是由行为人擅自决定的。2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有条件的，只能在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才发生行政责任的转继。从主体条件上看，行政责任的转移人和继受人限于行政主体，而不发生在个人之间；从时间条件上看，处于行政责任已被确定，但尚未履行或者尚未履行完毕之际；从客观条件上看，出现了导致行政责任转继的某些法律事实，例如该行政主体被撤消、合并。3行政责任的转继应当公开明确，否则就会失去有效监督，不利于确保有关的行政相对人之权益补救。
行政责任的消灭，是指行政责任被确定后，因某些法律事实的出现而不复存在（例如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在行政诉讼中被人民法院撤消）。它与行政责任的免除、行政责任的转继比较，有明显的区别。例如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区别在于：一是行政责任的免除发生在责任确定过程中，而行政责任的消灭发生在责任被确定以后；二是行政责任的转继发生在责任确定后尚未履行或尚未履行完毕之时，而导致责任消灭的法律事实之一却是行政责任已履行完毕。
二、关于监督行政
（一）关于监督行政的概念与特征
在我国行政法学教科书中，一般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上谈到监督问题：其一是将行政法上的监督理解为由行政执法者进行的关于监督检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即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而对行政相对人是否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进行的监督检查，这实际上就是指的那种属于行政执法行为之一的行政监督检查，它显然不是我们这里所要研究的范畴；其二是将行政法上的监督理解为由监督者对行政进行的监督，即有监督权的组织和公民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它是现代行政法学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也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范畴。
在上述后一种理解的基础上，行政法学者又按自己对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等要素的不同理解和研究题目的侧重，而对行政法上的监督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划分和表述。例如，从对监督主体范围的理解之角度看，除了“行政监督”这个概念已约定俗成地被理解为仅指“由行政机关进行的行政内部监督”而较少歧见以外〔8〕，学者们对行政法上的监督可以说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从监督主体的角度来看，可大致分为五种：1最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除行政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2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按此种理解，罗豪才教授近著称之为“监督行政行为”、应松年教授近著称之为“对行政的监督”）；3较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除行政机关以外的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4较广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5广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公民（按此种理解，王连昌教授近著称之为“监督行政”、皮纯协教授主编书称之为“行政法制监督”、朱维究教授主编书称之为“政府法制监督”）。〔9〕
笔者认为，作广义的理解更有利于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行政法上的监督问题；而其中“监督行政”的表述比较简明，其实际含义就是“对行政的监督”（但其中应包括国家机关以外的监督主体对行政的监督）。对此试作如下简要分析：1与行政（关系）相对应的互补范畴乃是监督行政（关系），它们构成了行政法的一对基础性范畴；2监督行政的行为实施者包括行政外部监督者和行政内部监督者，它们完整地构成了对行政的监督主体框架；3行政内部监督（即对行政的内部监督，或者说行政机关对其内部的监督）也常常约定俗成地简称行政监督，是一种外延较窄的概念，它属于国家权力性监督；行政外部监督（即对行政的外部监督，或者说外部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是一种外延较宽的概念，它既包括属于国家权力性监督的人大监督和司法监督，又包括非国家权力性监督的政党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新闻监督、民众监督等等。从现代行政法的实践看，非国家权力性监督也程度不同地逐步走上法治化轨道，许多原先属于所谓事实现象的监督行为也随着社会发展和法制发展的进程（如公民对环保行政机关的监督行为随着新的环保立法出台）而开始演变为有法律意义和法律效果的行为，这可说是此类监督纳入现代行政法研究范畴的原因之一。〔10〕从上述广义理解的角度，笔者赞同将监督行政定义为：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包括政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公民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过程的监督。〔11〕
按上述定义，监督行政主要有五个特征：1从性质上看，监督行政是一种法律制度，是我国整个监督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监督主体多元多样化，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家权力性监督主体（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二是非国家权力性监督主体（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和个人）。3监督对象比较确定，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还包括授权组织和受委托组织。4监督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等行政主体活动的全过程，又包括行政主体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合目的性等各方面。5从行为程序来看，监督行为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国家权力性监督行为）须严格遵行某些法定程序，属于要式监督行为。
（二）关于监督行政的法治意义
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具有促进依法行政的重大现实意义，是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积极实践《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必然要求（我国政府已加入该公约）。〔12〕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机关的权力从根本上说都来源于人民，故其应当对人民负责；同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各国家机关依法实施、以及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这从根本上说也体现了宪法规定的民主监督权。行政权力是一种范围广、影响大的公权力，既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又有扩张和滥用的可能性。为防止行政机关、或作出其他违法失职行为而致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建立系统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即监督行政法制，对行政进行有效监督。其主要作用有两点：一是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二是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历史经验表明：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具有扩张和滥用的顽强倾向，故监督行政的首要目的是防止行政权力的失衡、失控和异化，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加强监督行政法制建设，实现监督行政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效能化和制度化，这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发展关键时期的我国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多重的深远意义，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
（三）关于监督行政的原则
监督行政的原则是指导监督行政行为全过程的。对此，我国行政法学者提出了各种有益的见解。例如，有学者就监督行政提出如下十项基本原则：1经常性原则；2普遍性原则；3系统性原则；4公正性原则；5具体性原则；6明确性原则；7有效性原则；8实际性原则；9灵活性原则；10公开性原则。〔13〕
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要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在我国现阶段应坚持如下八项原则：1高位原则，即应通过立法赋予监督职能机构以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职权，增强其权威性；2强效原则，即应使监督职能机构拥有强硬、高效和完备的监督手段；3专职原则，即应切实做到监督机构必须专司监督之职，不要兼司他职；4独立原则，即应使监督者在人、财、物和监督工作等方面具有必要的自主独立性，不因这方面因素受制于被监督者；5网络原则，即形成以人大监督委员会牵头的网络化监督组织体系；6民主原则，即充分发挥派、人民团体、各种社会组织、传媒和人民群众在监督工作中的特殊作用；7责任原则，即从制度上、组织上明确规定对某一行政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由谁负责及其失职责任，做到“监督者受监督”；8保障原则，即从各个方面对监督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包括对各种社会监督力量）予以充分的法律和政策保障。〔14〕这些原则的覆盖面广、涵括性强，对于我国监督行政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四）关于监督行政行为的分类
监督行政行为是多元化、多样化、按一定方式有机结合而成的体系，从不同的角度可对其作不同的分类，其中有些分类存在相互交叉的关系。例如，可从主体、对象、范围、内容、程序、效力等角度作出如下分类：
-按监督的主体，可分为：1国家权力性监督，如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2非国家权力性监督，如执政党、参政党和统战组织的监督，社团组织的监督，企业事业单位的监督，中介组织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公民的监督。
-按监督的对象，可分为：1侧重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2侧重于对公务员的监督，如财产申报；3既对行政机关又对公务员的监督，如行政监察、权力机关的监督。
-按监督的范围，可分为：1对抽象行为的监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宪法第67条第七项的规定）；2对具体行为的监督，如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中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撤消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
-按监督的内容，可分为：1对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的监督；2对行政主体行为的合理性监督；3对行政主体行为合目的性的监督。
-按监督程序（顺序、时间），可分为：1事前预防性监督，如设立专门行政程序，权力机关组织人民代表视察行政机关的工作并提出建议，等等；2事后纠错性和补救性监督，如行政复议，司法审查，行政赔偿，等等；3行为全过程监督，如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的各种监督措施。
-按监督行为的法律效力，可分为：1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监督行为，如机力机关作出的撤消决定，人民法院作出的撤消判决，等等；2不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监督行为（但会产生政治影响力等其作用，且经转化也可能产生法律效力），如政党、社团、传媒、民众对行政机关工作的评价、批评和建议，等等。〔15〕
三、关于行政救济
从已经介绍进来的外国行政法（学）文献来看，人们对于行政救济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救济概念在各国行政法学中的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大致情况是：
在英国，“权利依赖救济”（威廉。韦德《行政法》第六编开篇语）的观念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救济制度已成为当代英国行政法的重要制度，救济概念也是其行政法学中的重要概念。具体来说，当代英国法中的救济分为三大类：一是普通私法救济，包括损害赔偿、禁制令（injunciton）、宣告令（Declaration）等救济措施；二是公法上的特别救济（prerogativeremedies），主要有人身保护令、调卷令（Cdrtiorari）、禁令（prohibition）、强制令（mandamus）等救济措施；三是特殊的法定救济，它有时排除所有其他的救济。这些救济措施都有其特殊的程序，它们分别类似于我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各项具体制度和措施。例如，强制令就相当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三）项的履行职责判决，它专门用来对付行政机关的错误的不作为（相比之下，调卷令和禁令则用来对付错误的作为）。在英国行政法学教科书中，往往都用较多的篇章讨论救济问题，而一般不使用监督行政、行政法制监督之类概念（如前述威廉。韦德的《行政法》、王名扬的《英国行政法》等权威著作均如此）。
在美国，“正当法律程序”的观念深入人心，行政程序法在美国行政法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行政程序实际上是关于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设计之一，行政程序与行政法上的权力（即行政组织及其授权）、司法审查（也是关于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设计之一）已并列为美国当代行政法的三大组成部分。从一些重要的美国行政法学教科书来看，当代美国行政法学大致包括“行政组织及其授权”和“监督行政制度”这样两大部分内容（有的也将行政程序从后者中单独列出来进行讨论而形成三大部分内容），一般也不使用行政救济这个概念而是直接使用司法审查这个概念为题列出专门章节进行讨论。简言之，在美国行政法中，监督概念已涵括了狭义的救济概念，监督行政制度是美国行政法的主要内容，其中的重点是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
在德国行政法中，行政监督（其实际含义大致相当于本文所讨论的监督行政的概念）是一个普遍使用和含义广泛的重要范畴，它“首先是要监督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其目的在于“使行政受宪法和法律的制约。……行政监督不仅是监督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同时也考查行政行为的目的性”，“监督的目的是保障一个好的行政管理而存在和运作”，它“因监督执行者的不同分为内部或外部监督”：“行政内部监督首先是对人和物的监督，……另一种方式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管”：“行政外部监督的主要方式是各种法律救济，同时包括议会监督，在地方上则是地方代表监督，……还可以包括由审计署进行的预算监督和由公众进行的监督”。〔16〕此外，1976年通过的联邦行政程序法共有8章，其中第6章就是法律救济程序。可见，德国行政法中的救济概念是与监督概念密切联系且与后者相比较少使用和较为狭义的概念，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在德国行政法中行政救济已涵括于行政监督范畴之内了。
在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法学者大都很少使用行政救济这个概念，也鲜有著述列出行政救济的专题章节进行讨论。目前较有影响的行政法学教科书、专著、综述和词典中，都未列专门章节论述行政救济，而一般是各有侧重和取舍地采用监督行政、行政法制监督、对行政的监督等概念以专章甚至专编进行论述，其具体内容大致有行政内部和外部的监督、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行政责任、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与补偿等等。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学教科书和专著的情形也大致如此。但是，近些年来我国已有一些中青年行政法学者借鉴英、法等国行政法学理论，在自己的著述中开始使用行政救济这个概念，而且专题论述行政救济的论文和著作也已经发表和出版了若干篇（本），行政救济范畴的使用和研究表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从已出专著来看，所论述的行政救济法的内容主要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三大部分，大致涵括在广义的监督行政的范畴之内。
由上可见，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日本（现代日本行政法已兼具两大法系的特点）和我国的行政法学中，各国学者对行政救济与监督行政（或曰监督行政行为、对行政的监督、行政法制监督）这两个用语的理解和使用都有所不同，但总的看它们是密切联系、含义相近、交叉很大、重点不同、常可通用的概念。例如，从狭义上说，监督行政所强调的是对行政权力行使过程的偏差的预防和纠正，它犹如“事前、事中审查”；而行政救济所强调的是对行政权力行使偏差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结果的恢复和补救，它犹如“事后审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二者是有所区别和各有侧重的。大体而言，在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我国行政法学与德国行政法学最为接近，许多行政法学著述也是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来使用救济与监督之概念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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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监督的原则篇6
摘要：在监督行政法制中长期以来对行政责任、监督行政、行政救济等重要范畴争论较多、使用较乱，有碍于监督行政法制建设。为此，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些概念的内涵、特征等问题。论文关键词：监督行政法制；行政责任；行政救济；范畴监督行政法制是现代行政法（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实现依法行政的重要制度保障。由于现代行政活动面广、量大、情况复杂多样，行政权力又有扩张和滥用的倾向，在行政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偏差，产生负面作用和影响，从而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而必须按照现代法治原则采取有效措施来防止和纠正偏差，明确和追究责任，及时和公正地对因行政偏差致使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人予以救济。这既是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和行政法治原则的要求，也是迈向21世纪的中国行政法学特别需要加强研究和认真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明确概念是展开深入研究的基础。故本文对行政责任、监督行政、行政救济等监督行政法制的若干重要范畴试作探讨。一、关于行政责任（一）关于行政责任的概念和特征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人们对于行政责任这一概念的理解有很大的差别。如某些行政管理学者是将政治责任、道德责任等也包括在行政责任范畴内的。即使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对此也见解各异。例如，前苏联行政法学者的如下“权威”定义在我国行政法学初创阶段译介进来后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行政责任意味着行政处分的适用和实现。它是法律责任的一种特殊形式，……无论狭义理解或是广义理解，行政责任毕竟是行政强制的一部分。”〔1〕按此说法，行政责任是仅由相对人承担的一种法律责任，这显然是传统的“管理论”的观点，尽管早已过时，但它带来的影响现在仍不可忽视。又如，在我国曾影响很大的《法学词典》甚至将违反企事业单位内部规章的后果也纳入行政责任的范畴，认为行政责任既包括法律责任又包括纪律责任，将行政责任定义为“实施法律或企业事业单位规章禁止的行为引起的行政上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性质属于轻微违法失职或违反内务纪律，尚不够追究刑事责任，因而只能从行政上追究违反者的法律责任和纪律责任。”〔2〕这种将私人行政与公共行政混同一体的早期做法，现在看来太过宽泛，显然不当。有的学者借用西方某些行政法著述的观点，将行政责任单纯视为国家赔偿责任。〔3〕这种定义显然过于狭窄，也不符合实际。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对行政责任应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来看：就内涵来看，是指行政违法即行为人违反行政法律规范或不履行行政法律义务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就外延来看，行政责任的行为人是行政法律关系的各类主体，即行政主体及其公务员和行政相对人；因此行政责任就是“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因行政违法而应承担的法律后果，它是同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并列的三大法律责任之一。”〔4〕这是目前较有影响的一种广义的理解。也有不少学者持一种狭义的理解，认为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因违反行政法律规范而依法必须承担的法律责任。它是行政违法（以及部分行政不当）所引起的法律后果。”〔5〕这种观点目前在我国行政法学界也有较大影响和较多赞同者。按上述狭义理解的行政责任，其主要特征有：1行政责任是一种法律责任，而非道义责任或其他什么责任。它不是基于道义或约定产生的，而是由法律（行政法）单方设定的。2行政责任是行政违法行为（以及某些行政不当行为）所引起的一种法律后果，它基于行政法律关系而发生。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法律责任的一个重要特征。3行政责任是一种独立的责任，有其相对特殊的内容和承责条件。行政责任不能代替其他责任，其他责任也不能取代行政责任。4行政责任是行政主体的一种外部责任，它不包括行政相对人的责任（如接受行政处罚），也不包括行政主体内部的责任（如受到政纪处分）。（二）关于行政责任的构成、种类和形式探讨行政责任的构成，旨在便于确认行政违法的后果及其性质，解决应否追究和追究哪种行政责任的问题。为此，需要着重考察行政责任的如下4个构成要件：1已构成行政违法行为（包括某些行政不当行为）；2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3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损是由行政违法行为（包括部分行政不当行为）造成的；4必须是法定的应予以追究的由该行为主体承担的法律责任。关于行政责任的种类，从不同角度有不同的划分方法。已取得较多共识的有如下三种划分方法：1划分为国家（行政）侵权责任和国家（行政）合同责任这是英国行政法对行政责任的一种划分方法。在英国行政法学者看来：行政当局及其雇员执行职务中的侵权行为被诉后都应由普通法院管辖且确定有责任后由国家承担责任，行政当局违反行政合同应负赔偿责任，如因社会公益而单方改变行政合同条款则应予以补偿。简言之，行政责任通常因行政当局的侵权或违约而产生且应由国家予以赔偿或补偿。此种划分方法也为许多国家行政法学者所普遍接受。〔6〕2划分为惩罚性行政责任和补救性行政责任前者是指针对具体实施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者的通报批评、行政处分、责令承担一定赔偿额等等，它通过惩罚来达到教育的目的；后者是指对因行政违法或不当行为而致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相对人予以各种有效补救，它是承担行政责任的主要方面。3划分为制裁性行政责任、强制性行政责任和补救性行政责任这三类法律责任是紧密联系、互为补充和有所区别的。其中的强制性行政责任如：我国《行政诉讼法》第65条规定，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时，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强制执行，包括强制划拨和执行罚。行政责任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主要是补救性的行政责任形式（其中有一些例外也作为民事责任形式）。具体而言，可采用的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主要有如下八类：1承认错误，赔礼道歉。这是非财产性质的最轻微的一种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2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这也是非财产性质的补救性行政责任形式。3履行职务。这种责任由行政失职者具体承担。4撤消违法行政行为。对于行政违法行为，行政机关本身有义务撤消，行政相对人有权要求撤消，权力机关、上级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有权依法予以撤消。5纠正不当。此即行政不当行为要予以矫正的责任。6返还权益。当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被非法或不当剥夺，因而撤消或变更该行政违法行为（或某些行政不当行为）时，必须返还相对方的权益。7恢复原状，在行政违法行为（或某些行政不当行为）造成相对人的物品损坏时，行为人应承担恢复原状的责任。8行政赔偿。行政侵权行为造成行政相对人财产上的实际损失，必须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一种纯粹的财产责任；而且这也是在无法恢复原状的情形下给予该相对人权利补救的一种形式。〔7〕（三）关于行政责任的追究、免除、转继和消灭行政责任的追究、免除、转继和消灭，是我国监督行政法制实务中大量存在和较有难度的问题，但在学界争论较小。对此，目前比较普遍的认识是：>行政责任的追究，是指在确定行政责任的基础上，有权机关强制负有责任的行为人履行一定的义务。在我国，法定有权追究行政责任的国家机关有三类，即：1权力机关。例如，它可用“撤消”的手段来追究有关行政机关的责任。2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追究行政责任的权限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表现在上级行政机关有权追究下级行政机关或所属部门的行政责任，监督职能机关有权追究其他行政机关的行政责任，等等，而且适用各种责任形式。3司法机关。例如，人民法院在司法审查的范围内有权通过裁判来追究行政主体的行政责任。从我国监督行政法制的实践来看，追究行政责任必须坚持如下四项原则：其一，责任法定原则。必须是违反行政法律规范的行为才构成行政违法行为，且在追究法律责任时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其二，责任自负原则。这是现代法治的一项基本要求。其三，法律责任与违法程度相适应原则。有的学者也将这项原则称为“主客观相一致原则”。认为追究责任应与该行为的性质、情节和后果相一致，还应考虑是否具有从轻、从重或免除的条件。其四，惩戒与教育相结合原则。这项原则在我国具有特殊的意义。行政责任的免除，是指虽然符合行政责任的构成条件，但根据某些法定条件或理由，追究机关决定不追究作出该行为者的行政责任。它分为两种情形：一种是一般免除；另一种是特定免除（又称豁免），其条件是法定的，其性质是强制的。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指在法定条件下行政责任主体的更换，即行政责任从一个主体身上转移到另一个主体身上，原责任者的行政责任为另一主体所继受。这种转继关系实为转移人与继受人之间的行政责任转换关系。对此，需要明确如下几点：1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法定的，不是由行为人擅自决定的。2行政责任的转继是有条件的，只能在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才发生行政责任的转继。从主体条件上看，行政责任的转移人和继受人限于行政主体，而不发生在个人之间；从时间条件上看，处于行政责任已被确定，但尚未履行或者尚未履行完毕之际；从客观条件上看，出现了导致行政责任转继的某些法律事实，例如该行政主体被撤消、合并。3行政责任的转继应当公开明确，否则就会失去有效监督，不利于确保有关的行政相对人之权益补救。行政责任的消灭，是指行政责任被确定后，因某些法律事实的出现而不复存在（例如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赔偿决定在行政诉讼中被人民法院撤消）。它与行政责任的免除、行政责任的转继比较，有明显的区别。例如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区别在于：一是行政责任的免除发生在责任确定过程中，而行政责任的消灭发生在责任被确定以后；二是行政责任的转继发生在责任确定后尚未履行或尚未履行完毕之时，而导致责任消灭的法律事实之一却是行政责任已履行完毕。二、关于监督行政（一）关于监督行政的概念与特征在我国行政法学教科书中，一般是在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上谈到监督问题：其一是将行政法上的监督理解为由行政执法者进行的关于监督检查的具体行政行为，即以行政机关为主体而对行政相对人是否依法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进行的监督检查，这实际上就是指的那种属于行政执法行为之一的行政监督检查，它显然不是我们这里所要研究的范畴；其二是将行政法上的监督理解为由监督者对行政进行的监督，即有监督权的组织和公民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它是现代行政法学最重要的研究内容之一，也正是本文所要研究的范畴。在上述后一种理解的基础上，行政法学者又按自己对监督主体、监督对象、监督内容等要素的不同理解和研究题目的侧重，而对行政法上的监督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划分和表述。例如，从对监督主体范围的理解之角度看，除了“行政监督”这个概念已约定俗成地被理解为仅指“由行政机关进行的行政内部监督”而较少歧见以外〔8〕，学者们对行政法上的监督可以说有着各种各样的理解。从监督主体的角度来看，可大致分为五种：1最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除行政机关以外的国家机关；2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各级各类国家机关（按此种理解，罗豪才教授近著称之为“监督行政行为”、应松年教授近著称之为“对行政的监督”）；3较狭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除行政机关以外的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4较广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5广义理解，认为监督主体是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各类社会组织、公民（按此种理解，王连昌教授近著称之为“监督行政”、皮纯协教授主编书称之为“行政法制监督”、朱维究教授主编书称之为“政府法制监督”）。〔9〕笔者认为，作广义的理解更有利于全面地认识和把握行政法上的监督问题；而其中“监督行政”的表述比较简明，其实际含义就是“对行政的监督”（但其中应包括国家机关以外的监督主体对行政的监督）。对此试作如下简要分析：1与行政（关系）相对应的互补范畴乃是监督行政（关系），它们构成了行政法的一对基础性范畴；2监督行政的行为实施者包括行政外部监督者和行政内部监督者，它们完整地构成了对行政的监督主体框架；3行政内部监督（即对行政的内部监督，或者说行政机关对其内部的监督）也常常约定俗成地简称行政监督，是一种外延较窄的概念，它属于国家权力性监督；行政外部监督（即对行政的外部监督，或者说外部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是一种外延较宽的概念，它既包括属于国家权力性监督的人大监督和司法监督，又包括非国家权力性监督的政党监督、民主监督、社会监督、新闻监督、民众监督等等。从现代行政法的实践看，非国家权力性监督也程度不同地逐步走上法治化轨道，许多原先属于所谓事实现象的监督行为也随着社会发展和法制发展的进程（如公民对环保行政机关的监督行为随着新的环保立法出台）而开始演变为有法律意义和法律效果的行为，这可说是此类监督纳入现代行政法研究范畴的原因之一。〔10〕从上述广义理解的角度，笔者赞同将监督行政定义为：有监督权的国家机关和包括政党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公民依法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过程的监督。〔11〕按上述定义，监督行政主要有五个特征：1从性质上看，监督行政是一种法律制度，是我国整个监督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监督主体多元多样化，大致分为两部分：一是国家权力性监督主体（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国家机关）；二是非国家权力性监督主体（国家机关以外的组织和个人）。3监督对象比较确定，主要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还包括授权组织和受委托组织。4监督内容非常广泛，既包括行政立法、行政执法、行政司法等行政主体活动的全过程，又包括行政主体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合目的性等各方面。5从行为程序来看，监督行为中的一部分（主要是国家权力性监督行为）须严格遵行某些法定程序，属于要式监督行为。（二）关于监督行政的法治意义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权力的过程进行有效监督，具有促进依法行政的重大现实意义，是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积极实践《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必然要求（我国政府已加入该公约）。〔12〕在我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行政机关的权力从根本上说都来源于人民，故其应当对人民负责；同时，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各国家机关依法实施、以及人民群众依法参与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这从根本上说也体现了宪法规定的民主监督权。行政权力是一种范围广、影响大的公权力，既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又有扩张和滥用的可能性。为防止行政机关滥用职权、以权谋私或作出其他违法失职行为而致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建立系统和完善的监督机制即监督行政法制，对行政进行有效监督。其主要作用有两点：一是监督和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二是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这两个方面相互联系，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历史经验表明：行政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具有扩张和滥用的顽强倾向，故监督行政的首要目的是防止行政权力的失衡、失控和异化，以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加强监督行政法制建设，实现监督行政的民主化、科学化、规范化、效能化和制度化，这对于正处在社会转型发展关键时期的我国来说，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多重的深远意义，是实现依法治国方略的必然要求。（三）关于监督行政的原则监督行政的原则是指导监督行政行为全过程的。对此，我国行政法学者提出了各种有益的见解。例如，有学者就监督行政提出如下十项基本原则：1经常性原则；2普遍性原则；3系统性原则；4公正性原则；5具体性原则；6明确性原则；7有效性原则；8实际性原则；9灵活性原则；10公开性原则。〔13〕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要对行政权力的行使过程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在我国现阶段应坚持如下八项原则：1高位原则，即应通过立法赋予监督职能机构以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职权，增强其权威性；2强效原则，即应使监督职能机构拥有强硬、高效和完备的监督手段；3专职原则，即应切实做到监督机构必须专司监督之职，不要兼司他职；4独立原则，即应使监督者在人、财、物和监督工作等方面具有必要的自主独立性，不因这方面因素受制于被监督者；5网络原则，即形成以人大监督委员会牵头的网络化监督组织体系；6民主原则，即充分发挥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种社会组织、传媒和人民群众在监督工作中的特殊作用；7责任原则，即从制度上、组织上明确规定对某一行政权力行使过程的监督由谁负责及其失职责任，做到“监督者受监督”；8保障原则，即从各个方面对监督职能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包括对各种社会监督力量）予以充分的法律和政策保障。〔14〕这些原则的覆盖面广、涵括性强，对于我国监督行政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四）关于监督行政行为的分类监督行政行为是多元化、多样化、按一定方式有机结合而成的体系，从不同的角度可对其作不同的分类，其中有些分类存在相互交叉的关系。例如，可从主体、对象、范围、内容、程序、效力等角度作出如下分类：-按监督的主体，可分为：1国家权力性监督，如权力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司法机关的监督；2非国家权力性监督，如执政党、参政党和统战组织的监督，社团组织的监督，企业事业单位的监督，中介组织的监督，新闻舆论的监督，公民的监督。-按监督的对象，可分为：1侧重于对行政机关的监督，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2侧重于对公务员的监督，如财产申报；3既对行政机关又对公务员的监督，如行政监察、权力机关的监督。-按监督的范围，可分为：1对抽象行为的监督，如全国人大常委会撤消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宪法第67条第七项的规定）；2对具体行为的监督，如行政复议和司法审查中复议机关和人民法院撤消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具体行政行为。-按监督的内容，可分为：1对行政主体行为的合法性的监督；2对行政主体行为的合理性监督；3对行政主体行为合目的性的监督。-按监督程序（顺序、时间），可分为：1事前预防性监督，如设立专门行政程序，权力机关组织人民代表视察行政机关的工作并提出建议，等等；2事后纠错性和补救性监督，如行政复议，司法审查，行政赔偿，等等；3行为全过程监督，如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行政机关对其工作人员的行为实施的各种监督措施。-按监督行为的法律效力，可分为：1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监督行为，如机力机关作出的撤消决定，人民法院作出的撤消判决，等等；2不直接产生法律效力的监督行为（但会产生政治影响力等其作用，且经转化也可能产生法律效力），如政党、社团、传媒、民众对行政机关工作的评价、批评和建议，等等。〔15〕三、关于行政救济从已经介绍进来的外国行政法（学）文献来看，人们对于行政救济有不同的理解，行政救济概念在各国行政法学中的使用情况也不尽相同。大致情况是：在英国，“权利依赖救济”（威廉。韦德《行政法》第六编开篇语）的观念为人们所普遍接受，救济制度已成为当代英国行政法的重要制度，救济概念也是其行政法学中的重要概念。具体来说，当代英国法中的救济分为三大类：一是普通私法救济，包括损害赔偿、禁制令（injunciton）、宣告令（Declaration）等救济措施；二是公法上的特别救济（prerogativeremedies），主要有人身保护令、调卷令（Cdrtiorari）、禁令（prohibition）、强制令（mandamus）等救济措施；三是特殊的法定救济，它有时排除所有其他的救济。这些救济措施都有其特殊的程序，它们分别类似于我国行政诉讼和民事诉讼中的各项具体制度和措施。例如，强制令就相当于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三）项的履行职责判决，它专门用来对付行政机关的错误的不作为（相比之下，调卷令和禁令则用来对付错误的作为）。在英国行政法学教科书中，往往都用较多的篇章讨论救济问题，而一般不使用监督行政、行政法制监督之类概念（如前述威廉。韦德的《行政法》、王名扬的《英国行政法》等权威著作均如此）。在美国，“正当法律程序”的观念深入人心，行政程序法在美国行政法中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而行政程序实际上是关于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设计之一，行政程序与行政法上的权力（即行政组织及其授权）、司法审查（也是关于监督行政的重要制度设计之一）已并列为美国当代行政法的三大组成部分。从一些重要的美国行政法学教科书来看，当代美国行政法学大致包括“行政组织及其授权”和“监督行政制度”这样两大部分内容（有的也将行政程序从后者中单独列出来进行讨论而形成三大部分内容），一般也不使用行政救济这个概念而是直接使用司法审查这个概念为题列出专门章节进行讨论。简言之，在美国行政法中，监督概念已涵括了狭义的救济概念，监督行政制度是美国行政法的主要内容，其中的重点是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在德国行政法中，行政监督（其实际含义大致相当于本文所讨论的监督行政的概念）是一个普遍使用和含义广泛的重要范畴，它“首先是要监督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其目的在于“使行政受宪法和法律的制约。……行政监督不仅是监督行政决定的合法性，同时也考查行政行为的目的性”，“监督的目的是保障一个好的行政管理而存在和运作”，它“因监督执行者的不同分为内部或外部监督”：“行政内部监督首先是对人和物的监督，……另一种方式是（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的）监管”：“行政外部监督的主要方式是各种法律救济，同时包括议会监督，在地方上则是地方代表监督，……还可以包括由审计署进行的预算监督和由公众进行的监督”。〔16〕此外，1976年通过的联邦行政程序法共有8章，其中第6章就是法律救济程序。可见，德国行政法中的救济概念是与监督概念密切联系且与后者相比较少使用和较为狭义的概念，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在德国行政法中行政救济已涵括于行政监督范畴之内了。在我国，长期以来行政法学者大都很少使用行政救济这个概念，也鲜有著述列出行政救济的专题章节进行讨论。目前较有影响的行政法学教科书、专著、综述和词典中，都未列专门章节论述行政救济，而一般是各有侧重和取舍地采用监督行政、行政法制监督、对行政的监督等概念以专章甚至专编进行论述，其具体内容大致有行政内部和外部的监督、行政违法与行政不当、行政责任、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与补偿等等。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学教科书和专著的情形也大致如此。但是，近些年来我国已有一些中青年行政法学者借鉴英、法等国行政法学理论，在自己的著述中开始使用行政救济这个概念，而且专题论述行政救济的论文和著作也已经发表和出版了若干篇（本），行政救济范畴的使用和研究表现出逐渐增大的趋势。从已出专著来看，所论述的行政救济法的内容主要包括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赔偿等三大部分，大致涵括在广义的监督行政的范畴之内。由上可见，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日本（现代日本行政法已兼具两大法系的特点）和我国的行政法学中，各国学者对行政救济与监督行政（或曰监督行政行为、对行政的监督、行政法制监督）这两个用语的理解和使用都有所不同，但总的看它们是密切联系、含义相近、交叉很大、重点不同、常可通用的概念。例如，从狭义上说，监督行政所强调的是对行政权力行使过程的偏差的预防和纠正，它犹如“事前、事中审查”；而行政救济所强调的是对行政权力行使偏差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损害结果的恢复和补救，它犹如“事后审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二者是有所区别和各有侧重的。大体而言，在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我国行政法学与德国行政法学最为接近，许多行政法学著述也是在上述理解的基础上来使用救济与监督之概念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118-120.
法律监督的原则篇7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互动关系
司法公正不是一个孤立的概念，其前提是司法独立，并通过公开审判得以实现。因此，研究传媒与司法公正的关系不能离开司法独立和公开审判。
（一）传媒监督与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是一项为现代法治国家所普遍承认和确立的基本准则。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它确认司法权的专属性和独立性，是现代法治的基石；作为一项审判原则，它确保法院审判权的公正行使，防止法官的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受到来自其他政府部门和外界力量的干涉和影响。从历史的经验和当代的实际来看，对司法独立的最大威胁除了来自行政机关的非法干涉以外，传媒的过度渲染和炒作，也是影响司法独立的一个重要因素。
审判活动本身是一个以主观认识客观，以已知探求未知的过程。理性思维与独立判断是法官正确认识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的基础。在此过程中，排除任何形式的干涉和影响，包括来自媒体的渲染和影响，对于承办法官是十分必要的。然而新闻的自由性、典型性和及时性原则对司法独立天然就具有侵犯性。
首先，新闻自由是指采集、、传送和收受新闻的自由，包括出版、播放、报道、发表意见和进行批评的自由，然而，由于司法动的严肃性，要求新闻自由的范围和程度应当受到限制。但在实践中，新闻工作者通常过多地强调新闻自由，对司法活动的报道往往超越了法律的界限，从而对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造成损害。
其次，新闻的典型性原则要求新闻媒体从社会公众心理考虑，抓住典型、重大案件进行报道，引起公众关注与参与，形成舆论热点。在片面追求轰动效应，提高受众率的利益驱动下，媒体可能会对某些案件的情节过于渲染或妄加评论，从而对法官判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负担。
再次，新闻的及时性原则要求新闻报道要快、要及时，这样才能反映新闻的应有价值，而司法活动具有很强的程序性，不合时宜的报道可能会使法官为迎合社会已形成的舆论氛围而影响依法独立作出判断，从而对司法公正产生消极影响。
（二）传媒监督与审判公开
审判公开是现代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司法民主的重要标志。其出发点是实现社会公众对司法的监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传媒监督对实现审判公开的积极意义在于，一方面，现代社会人们工作繁忙，时间紧张，不可能经常以直接旁听的方式及时了解司法、监督司法。这样就为媒体间接公开审判活动留下了合理的空间；另一方面，直接审判公开需要必要的物质条件，而目前许多地方法院由于受审判场所、设施的限制，往往不能满足公众旁听的需要。通过媒体报道实现间接公开，可以弥补上述不足，成为公民了解司法、监督司法的主要途径。因此，媒体参与审判，不仅符合审判公开的宗旨，而且可以扩大审判公开范围，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审判公开原则落到实处。肖扬院长曾提出，各类案件除法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的以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公开审理案件，除允许公众自由参加旁听外，逐步实行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自负其责的态度如实报道。这里实事求是，文责自负应是传媒机构遵循的原则。
（三）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们对司法活动的企盼，也是司法本身所应具有的品性。一个社会，如果连司法都达不到公正，法治就根本无从谈起。要实现司法公正，一方面要“推进司法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利和检察权”，另一方面，要把“党内监督，法律监督和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十五大报告）。在我国，通过媒体对一些有影响的案件的披露报道，可能在全国或本地区产生强烈反响，对司法机关造成舆论压力，或者引起上级领导甚至高层领导重视，下达批示，最终对被告人依法追究，绳之以法，或对案件重新秉公处理，纠正错案。如孙志刚案，由于媒体的介入，引起了上层领导的关注。最后不仅将涉案人员绳之以法，还由此推动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因此应当肯定，媒体监督与舆论压力对司法公正和法制建设的促进作用是有目共睹，不可抹煞的。与此同时，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河南张金柱交通肇事案便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笔者在作此文时再次查阅了该案，从被告人的客观行为上看，其性质恶劣，后果严重，民愤极大，审判机关最终以交通肇事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处其极刑，然而在受害人只构成九级伤残的情况下以故意伤害罪处以死刑实属罕见，始且不论被告人犯罪时主观心理态度。不可否认，在此案中媒体所起的煸情作用和舆论导向，对案件的处理起了很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可以说，在舆论穷追猛打，百姓一片喊杀声中法庭的审判已实际失去对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在这里，法律的天平已严重倾斜向社会公众的舆论，而以牺牲一个张金柱作为维护公众眼里的公平与正义。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传媒舆论可能对司法公正造成的消极影响深刻地进行反思。
二、传媒监督审判工作存在的误区及原因分析
近年来，媒体舆论监督的地位日渐突出，法院在谈到外部监督时都毫无例外地将舆论监督作为一种重要的监督手段。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舆论监督在认识和实践上都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以至于对司法公正产生负面影响。
误区一：传媒舆论监督凌驾于法律之上。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本身是各种社会矛盾的集中地，其中也包括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有的记者把监督权作为特权，动辄就把当事人对法院的不满不加斟别地搬上报纸，舆论监督成为当事人与法院之间的一场“诉讼”，“原告”是当事人，“被告”是法院，而“法官”则是隐藏在暗处的记者。在这场“诉讼”中，法院的辨白显得苍白无力，结果可想而知。殊不知，当事人与法院之间是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关系，把两者的地位等同起来，法院公正司法形象焉存？
误区二：传媒监督范围无限制。传媒监督有其特有的开放性、自由性、广泛性的特点，而法院的审判有着其自身的保守性规则。在记者眼里一切都应该公开，而在法官心中有着审判纪律的约束，两者的矛盾自然成为记者笔下的题材，法官中立公正的形象因此大大受损。如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的案件，记者为获取抢眼的题材，穷追猛问法官，法官一旦告之无可奉告，记者则妄加猜测，说三道四。
误区三：传媒监督道德化。法官判案断讼，依据只能是现行法律或政策，而在记者眼中，他们很多时侯是以道德标准去裁断纠纷，结果使法律问题道德化，法律的运作成为隶属道德的活动。而事实上，道德标准与法律标准在评判是非时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有时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结果。这样的评判必然导致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不满，一旦形成“媒体审判”，必将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
误区四、传媒监督利益化。有的记者带着私情、个人利益去监督，到处插手，把舆论监督变成了生财工具；有的记者为新闻“卖点”，对一些所谓的热点事件或爆炸性新闻，既不问消息来源，也不问其真实与否，只求轰动效应，新闻的真实性被严重扭曲。
传媒监督误区产生的原因，除了没有一部新闻监督法规范其运作外，还在于传媒监督与法院审判活动之间存在着重大区别。
（一）程序保障不同。审判活动有着严格的程序，案件事实需要严格按照程序法来确认，必要时程序法还发挥国家强制力作用来查证案件事实，而传媒监督则没有相应的程序保障，它是建立在言论自由和被采访者自愿的基础上。深入、全面地了解案件事实的可能性要比司法机关小。
（二）双方视角不同。传媒机构关注的往往是那些能引起公众兴趣的大案、要案、奇案，追求“新闻卖点”的特点决定记者只对案件特殊的一面感兴趣，而法律调整的是各种社会关系，需要从整体上进行审查，而没有选择和取舍的自由。
（三）是非准则不同。法官判断是非的标准是法律原则，而新闻记者不具有专业法律知识，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道德伦理准则，是非准则不同的矛盾必然引起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的冲突。
（四）追求利益不同。司法机关履行国家赋予的法定职责，追求的是社会的公共利益。新闻媒体虽然以维护社会正义为天职，但经济利益是其推动力，在利益躯动下有时难免会影响其公正性。
正是由于上述诸多的差异导致传媒在监督法院审判活动时难免出现偏差，同时，正是这些偏差，有的形成了“媒体审判”，对法官造成各种压力，从而妨碍了审判机关对案件的公正审判，有的由于发生了虚假报道的情形，影响了审判机关在公众中的公正形象。
三、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监督机制
（一）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法治建设有待于不断完善，传媒监督司法活动处于过渡时期，在过渡时期，法院依法独立审判还未完全落实，传媒监督司法活动也还不很规范。如何既最大限度地发挥媒体监督对司法公正的积极作用，同时又尽可能地消除其引起的负面影响；如何既能维护新闻自由，满足人们的知情权，仲张社会正义，又能维护独立审判，确保司法公正与权威，这就需要确立传媒监督正确的舆论导向。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新闻宣传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当前在司法领域，什么是正确的舆论导向？人民法院工作的宗旨是贯彻实施法律，主持社会正义；新闻媒体的价值也是宣传弘扬法律，维护社会正义，两者的任务和目标是一致的。因此，现阶段舆论监督应当把握大局，配合党和国家的现行法律政策，有利于维护司法权威，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只有这样，传媒监督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正如肖扬院长提出的：“构筑起对法律的忠诚与信仰是依法治国的需要，舆论宣传和监督，多作能增强这种忠诚与信仰的宣传，绝对不可以摧毁这种忠诚与信仰。对于司法工作的报道，要特别注意维护司法的权威，维护法律的权威，追求客观、准确、公正”。
（二）传媒监督应遵循的法律原则
1、维护法律权威原则。这是传媒监督法院审判工作的基本准则。记者应充分尊重审判活动，确保司法独立。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对正在审理的案件不作评述性报道，不得充当一方当事人的代言人。
2、客观真实性原则。真实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要求，也是司法实践的基础。传媒监督必须建立在新闻来源和新闻采写的客观真实的基础之上，在报道中绝不能有意炒作或追求耸人听闻的情节。
3、无罪推定原则。无罪推定是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即未经法院审判，对任何人都不能确定有罪。因此，新闻媒体在法院作出判决前严禁作出有罪或无罪的表述。
4、与程序共进原则。1985年，中央政法委曾发出通知要求传媒机构“不超越司法程序予以报道，更不能利用新闻媒介制造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的舆论”。《中华新闻职业道德》中也规定：“维护司法尊严，对于司法部门审理案件的报道，应与司法程序一致。”这些能避免“媒体审判”的规定，应严格执行。
（三）建立健全传媒监督制度
传媒在监督审判工作时除应遵循以上一些原则，还应通过制度建设规范其监督行为和方式。
1、明确采访范围。明确范围是平衡传媒监督与司法公正发生冲突的有效方式。我国的《法官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法官一般不接受采访，以保持中立。与此相适应，也应通过立法或其他方式明确传媒监督司法的范围。
2、限定监督方式。传媒在行使监督权时，对可能造成司法公正负面影响的监督方式，应限制使用。如贬损法官的言论，乱下结论的报道等。
法律监督的原则篇8
关键词：人大工作；法律监督；思考；经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进入剧烈的经济、社会转型期。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凸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更好地结合起来，没有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民众的权利保护和民主政治发展有效地结合起来。要真正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需要不断加强社会管理创新。所有的这一切，都离不开法治的保障和法律的监督。
1当前人大法律监督存在的问题
人大对司法行政执法机关进行监督是法律赋予的权力，同时也是人大自身的工作职责。法律监督在推行民主政治实现法治社会的历程中尤为重要，也是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近年来，人大的法律监督可谓在继承中发展，在探索中前进，在规范中创新。真正体现了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效能受到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崇敬。但由于经济与社会矛盾的凸现，在法律监督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1.1监督制度存在问题
监督制度严重缺失，不健全不统一，柔弱性较大，过于原则、刚性不足，主要表现在法律监督的权力没有强有力的保障，相关规定太原则化，缺乏确切的法律依据和程序，在具体工作中无章可循难以操作，近乎无序监督和无保障的软监督。其根源就在于法律赋予人大监督权的同时，并没有规定对监督应当产生的法律后果予以保障。而这种状况反映在现实中，就体现为人大监督更多的是靠政治影响，达到监督的效果，而不是依靠法律制度来保障监督权利的落实。
1.2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缺位
英国历史学家艾克D说过：“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因此，监督者自身更需要接受监督，不能恣意和妄为，这是权力良性运行的基本规则。我国人民检察院对立案、刑事侦查、以及审判、执行等等司法活动进行监督，都是法律明文赋予的权力。但现并没有有效机制对此拥有庞大监督权力的法律监督机关进行监督制约。
2如何加强经济转型时期的人大法律监督
当前人大司法监督力度和效果虽不断增强，但监督过于原则、刚性不足，被监督者责任不明、监督权威缺失等问题依旧突出。社会上对人大监督“走过场”、“流于形式”等议论仍然存在，尤其是个案监督退出后，人大司法监督缺乏针对性和具体性等“硬伤”凸显。
2.1强化法律监督意识
强化监督意识，履行监督职责，牢固树立依法监督的思想。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高检院会议精神，深入开展“发扬传统、坚定信念、执法为民”主题教育活动，切实加强新时期法律监督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践行“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学习教育，进一步贯彻落实全省、全市检察长会议精神，牢固树立检察干警依法监督和敢于监督的主体意识，增强开展法律监督的主观能动性。坚持服务中原经济区经济转型示范市建设大局，紧紧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法律监督，坚持全面落实执法为民的要求，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坚持人大对检察工作的有效监督，不断加强和改进法律监督工作，努力开创法律监督工作的新局面。
2.2进一步完善立法
立法是法治的基础，中国今后的转型仍然需要法治的依托。党的十五大就提出了到2010年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目标，这一法律体系的建成应该呈现这样的状况：宪法比较完备；各部门法比较周全；各部门法中的基本法律比较齐全；与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等比较完整；法律体系内部的形式和内容都比较协调等。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设目标已基本实现，但今后的立法任务仍然很艰巨，立法还要进一步完善。尽管现在已经具备了民法通则、物权法、侵权法、合同法和婚姻继承法等，但要把它们都容纳进一部法典，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另外，中国还有一些法律的内容已经滞后，需要通过修订来进一步完善，比如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都是如此。在今后的转型时期，随着情况的变化和转型的需要，中国完善立法的任务仍然艰巨。否则，滞后的法律内容会对转型产生不利影响。
2.3发挥人大代表在推进经济转型中的主体作用
让人大代表站在加快推进我区经济转型、实现资源型城市健康快速发展的最前沿，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围绕发展第一要务履行职责。把加快经济转型作为根本任务，为经济发展创造和谐的社会环境和公正的法治环境。二要坚持以人为本，把代表好、维护好和实现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代表履职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权为民所用，法为民所立，事为民所办，话为民所说”落到实处。三要从代表人民当家作主的高度，认真履行代表职责，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到为人民谋利益上来。
2.4不断提高执法监督水平
一是正确认识执法监督中监督与支持的关系。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大对同级国家行政机关进行法律监督，主要是监督它是否违宪、违法，而不是干预其日常工作。二是科学运用各种法定监督方式。人大既要敢于监督，又应善于监督，科学地运用各种法定监督方式，有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三是进一步加强制度建设。探索监督领域的法制建设，适时修订法规条例，完善行政执法监督事项的提起、调查、审议、表决、处置等各个环节的操作程序，使监督工作制度化、程序化、规范化。县级人大必须加大对行政执法的监督，要注重改善行政执法活动，依法监督强化农业基础地位，不断增加农业投入和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要依法督促纠正行业不正之风、扫除社会丑恶现象。听取审议政府工作汇报以是否依法行政为重点，在开展的调查、视察活动中，以解决行政违法问题、把各行各业纳入法制化轨道为重点，切实解决乱罚、乱滩派、滥收，及以言代法、以罚代法、以权压法等问题。
结束语
人大法律监督工作要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要依法行使职权，增强法律监督的权威性；要坚持问题导向，抓住法律实施中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推动问题解决、工作改进、法律实施；要坚持监督与支持的关系，寓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动工作的合力。
参考文献
[1]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m].程逢如，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246.
[2]孙广义，郑勇.加强我国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的路径探索[J].法制博览，2013（11）.
法律监督的原则篇9
“法律监督的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监督是指国家机关、组织、人民群众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狭义的法律监督是指检察机关对法律活动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监察和督促”。[i]广义的法律监督根据监督主体不同可以分为国家监督（又称国家机关的监督）和社会监督两大类。国家监督包括权力监督（或称人大监督）、行政监督、检察监督和司法监督四个方面[ii]，其中行政监督主要指行政机关的内部监察，司法监督主要指司法审查。因此，我国的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都不同程度地拥有法律监督权[iii]，在这种法律监督权分配格局下的法律监督机制的效果如何？毋庸讳言，不尽如人意。
法律监督乏力、法律监督缺位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伤痛。自上个世纪末以来，相关国家机关在其改革中，就涉及法律监督方面的工作也进行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和改进，比如：
1993年9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加强对法律实施的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2002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初步审议；2006年3月9日，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继续把监督工作落到实处，监督法已列入2006年计划安排审议的立法项目。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10月20日制定公布了《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确定的39项改革任务，并于2005年10月26日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涉及8个方面的50项法院改革措施，两个纲要都包括改革和加强人民法院内部监督和接受外部监督的各项制度，完善对审判权、执行权、管理权运行的监督机制等内容。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0年1月10日通过了《检察改革三年实施意见》，并于2005年9月20日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改革的三年实施意见》，确定了增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能力，深化检察改革的主要方向。
不难看出，这些改革举措，都是各自为阵，着眼于本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和职责的改进，虽然这无可厚非，但这毕竟是局部的、浅层的、非系统的作法，我们应该着眼于整个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制的建立健全，站在整体的、全局的高度，从国家政治体制、权力结构层面上审视，找出制度根源上的弊病并加以解决，从面建立起一个科学的、符合国情的、富有实效的法律监督机制，这是首先应该解决的问题，只有在这样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制的整体架构内，各相关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的改进才有一个统一基础、指针和方向，否则，如果国家法律监督机制在整体上的缺陷没有解决，那么各相关国家机关在这方面的改革很难深入下去，国家法律监督的困境难以从根本上得到改观。
而在理论研究方面，多停留在法律监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层面上，或者仅就法律监督机制的某一具体缺陷提出修补、完善的意见，虽然人们也认识到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存在着政治体制上的原因，但不少人认为只有实行“三权分立”才能解决，而忽略了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所具有的优越性，其实通过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本身也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且更符合中国的现实。
基于此，本文试从法律监督权的重新配置上入手，对我国法律监督机制提出一点制度上创新的构想。
二、我国法律监督机制的缺陷
本文所称的“法律监督机制”，是指以权力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和行政机关为监督主体所形成的法律监督有机整体和运行体制。我国目前的法律监督机制从总体上看，其缺陷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权虚化
人大的监督权一般分为法律监督权和工作监督权。人大以其主体的最高性与权威性而居于法律监督机制的核心，是其他国家机关法律监督权的来源，人大法律监督作用的正常发挥是协调、监控其他国家机关正常、有效进行法律监督工作的基础和保障，直接关系个整个法律监督机制的运行。人大法律监督权的虚化导致了整个法律监督机制的乏力。人大法律监督权的虚化表现在以下几点：
1、在立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违宪审查制度的缺失；（2）虽然《立法法》规定了对违反宪法、抵触上位法及不适当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的审查程序，但没有细化、过于笼统，不便于操作，使得监督流于形式；（3）行政机关的立法监督权（《立法法》规定上级政府有权改变或撤销下一级政府的不适当规章）与人大的立法监督权之间的协调缺乏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往往损及人大的知情权力，从而无从监督。
2、在执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人大法律监督与行政机关内部监督，一方面存在职能重叠，另一方面两者关系没有法定化、制度化，没有协调和沟通的渠道；（2）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的监督没有制度上的安排，抽象行政行为可分为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立法行为）和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即行政机关制定、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措施、行政决定和行政命令等），人大对于前者可给予立法监督，但对于后者从实体到程序都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法律还明确规定了抽象行政行为的不可诉性，也排除了司法机关的监督，从而导致行政机关利用非立法性抽象行政行为来躲避监督、违法行政的现象日益严重；（3）政务公开制度不完善，行政权力运作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够，影响人大的知情权力和执法监督的开展。
3、在司法监督上
主要表现在：（1）对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审查缺乏制度的安排；（2）人大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限、职能划分不清；（3）对人大监督与司法独立之间没有找到平衡点并在制度上、法律上予以确定。
（二）法律监督机制缺乏整体协调
我国现有的法律监督机制在表面上虽然在上下、左右、内外都作了安排，但实际上并没有形成一个职权明晰、协调配合、高效有力的整体机制，主要体现在：
1、从上下来看，人大监督是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最高层次的监督，但它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权的划分不清，行政机关在监督职能上与权力机关也存在重叠，另外它与其他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没有沟通、配合及控制的制度化路径，人大监督往往由此受到人力、物力及信息的限制而难以取得实效。
2、从左右来看，除权力机关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缺乏协调制度，他们之间的监督关系未完全理顺，权力配置存在失衡，如检察机关既要行使侦查、批捕、审查、公诉的职能，又要监督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司法活动，而公安机关、审判机关的抗衡手段明显不足。
3、从内外来看，内外监督存在主辅倒置，如就行政机关、检察机关而言，对他们的监督应该以外部监督为主，但是目前在制度上，注重的是其内部监督制度的建立，而其外部监督制度的建立相对较弱。这就形成了行政机关、检察机关以其内部监督为主的现状，然而由于其内部监督的监督主体受制于监督客体，难以实施有效的监督。
法律监督职权不清，监督职能重叠，上下沟通、配合及控制渠道不通，左右缺乏协调，内外本末倒置，使得我国的法律监督在体制上缺乏有序性和统一性，各搞一套，缺乏系统协调，相关国家机关在法律监督方面联系不密切，相互磨擦、相互掣肘，导致整个国家法律监督机制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能。
（三）法律监督规则的欠缺
法律监督的规则包括法律监督的实体规则与程序规则两部分。
1、法律监督实体规则的欠缺
我国现行法律监督实体规则存在诸多欠缺，主要体现在对于法律监督权各项权能的完备和细化、监督客体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存在空白和模糊。原因在于宪法、法律虽然对法律监督主体的基本职权作了的规定，但由于根本法和基本法受其原则性、概括性所限，不可能作出具体明细的规定；而对于法律监督客体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由于法律监督主体权限的不完备和不具体，法律监督客体的相应义务和责任随之也出现欠缺，另一方面，虽然在有的法律虽然赋予了法律监督主体某项监督权力，但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而未规定法律监督客体的相应义务和责任，导致监督缺乏刚性和权威。
2、法律监督程序规则的欠缺
法律监督程序是实现法律监督实体权力、达到法律监督目的的途径，法律监督程序完备是现代法治的重要标志。而在我国法律监督程序规则的欠缺问题尤为突出，比如，对于人大法律监督程序迄今仍无专门立法，虽然全国人大常委会于1993年颁布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对法律实施情况检查监督的若干规定》，但只是原则性的规定，并未作系统化的、步骤性的程序安排，也没有明确参与者的程序权利及义务，人大法律监督的在程序上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对此有人呼吁：“加强人大监督工作，缺少的不是权力，而是程序。是程序的缺失导致各项监督权或难以启动，或启动后难以行使，或行使以后也被人为地转换掉。加强人大监督，亟需程序支持。将现有宪法规定的人大监督职权程序化才是当务之急。”[iv]
（四）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关系不顺
国家机关的法律监督与党的监督关系不顺，集中反映在人大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的关系不顺，这种不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人大对党的监督，无论在实际中还是在制度上都不存在；二是两者对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没有制度上的协调，人大监督依法处于最高的法律监督地位，但在现实中，当其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时候，往往为党的监督所取代或因党的监督介入而不能有效开展。
造成人大监督与党的监督关系不顺的主要原因是人大与党的关系没有理顺。“党领导人大，人大监督党”这是目前人们对人大与党的关系的通行提法。
“人大监督党”是有根有据的，（1）我国宪法第5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2）宪法和人大组织法还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宪法、法律实施监督权，保障宪法和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本行政区域内，保证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的遵守和执行。（3）《中国共产党》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党领导人大”则只是对我国政治现实的描述，存在的并不代表都是合理的，这在理论上仍有尚待研究的地方，虽然我国宪法在序言中确定了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但舍此以外，党的权力性质、权力内容，行使权力方式和程序，以及党的外部监督制度等等都没有作相应的立法，党实际上是游离在法律制度之外，党组织不属于宪法规定的国家机关却又超越了国家机关，其权力不属于宪法规定的国家权力却又超越了国家权力。这种没有法律予以明确约束的“超国家权力”的存在，显然不符合民主法治原则，也不符合我国宪法确立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目标。
党在没有法律具体约束的前提下去领导人大，而作为被领导的人大是受法律约束的，他必须依靠和按照法律去履行监督职能，那么人大到底该依靠和按照什么法律去监督领导者这种没有法律明确约束的“超国家权力”呢？这显然是个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将党的机构定位在国家机关体系内，党的领导纳入法制轨道中，党的领导法制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必须迈进的一步，这既能巩固宪法赋予党的领导权，又能使党的领导与宪法确立的民主法治的基本治国方略在制度上融为一体。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很好解决，那么人大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的关系则很难理顺，其他国家机关的监督与党的监督之间的关系则自不待言。当然，党的领导法制化是一个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中不断探索的长期过程。
[i]卓泽渊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页
[ii]葛洪义主编：《法理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58～465页
法律监督的原则篇10
行政执法行为是一种以行政主体实施法律、法规、规章的活动，当行政执法行为超越了法律、法规、规章等很可能就产生违法，就不能适应人民群众对依法行政需求，行政执法监督着力解决在行政执法中出现的执法不公、不严、不廉等突出问题，同样也需要有其监督的边界与方式、内容与原则。这样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和谐。
（一）行政执法监督的内容
行政监督的对象是行政执法，行政执法行为系行政行为的一种类型，也就是行政主体实施法律、法规、规章的活动，以此有别于行政立法行为和行政司法行为。行政执法活动的前提是合法行政，所谓合法行政，指合法的行政执法，它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行政管理职能，其合法性表现在：一是任何行政执法行为必须基于法律的授权进行；二是任何行政执法行为必须限定于法律规定内实施；三是任何行政执法行为必须合法进行。只有行政执法行为在合治的情况下运行，群众才会真正地感受到行政执法行为是在阳光下运行。行政执法在执法活动中具有相对的单向性和强制性，且在执法过程中其行为范围呈现广泛性，在整个社会管理的过程中还会产生某些优先性和自由裁量权的一些特征。由于行政执法所具有这些特性，导致其执法行为中对执法对象的财产权、人身权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共利益亦会产生一定的干预性，行政执法行是否合法合理，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在提高行政执法的亲和力和公信力时，党和人民对依法行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将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依法执政联系起来，共同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由于，不同层次、不同部门的行政执法机关利益追求的差异性，可能导致国家法律法规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发生偏差甚至扭曲，直接损害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与统一实施。所以，行政执法监督就要根据我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及《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当行政执法工作人员的违法行政行为涉嫌犯罪的，通过查处行政执法工作人员违法行为进行监督，依照法律去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还可以对已经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行政案件，发现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二）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原则
检察机关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实施法律监督，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作用需要贯彻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1．司法规律原则。在现今的社会管理中，国家的行政执法行为在保障社会稳定和秩序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这说明社会管理需要依法正确的使行政行为的需求。但是，从行政权的本质特征看，行政执法主体在维护公共利益时，其自身的行为无异也在发展、膨胀，如果不加以严格控制和法律规范，这种发展和膨胀必然会形成对行政执法对象的利益产生或多或少的侵害和威胁，导致产生行政主体的权力滥用。将这种关系延伸到行政执法层面，行政执法主体在行使行政权时所具有的扩张性容易引发一系列职务犯罪。在行政执法监督中坚持司法规律原则，就是对行政权的制约，这既体现了中央对司法体制改革意见中强调的“完善法治就是要强化法律监督”的精神，也体现对完善监督体制的有益探索。
2．谦抑性的原则。行政执法监督的谦抑性原则，是指在检察机关在行政执法法律监督中对监督权应有的价值考量，在执行法律监督职能中，不能过分地追求对行政执法监督的权力，保持在行政执法监督中权力支出的适度跟进。行政执法监督欲达到理想的法律监督效果，须以法治原则为执法监督的主旨，以法治的思维和法治方式，依托宪法和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使行政执法公正廉洁与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相统一，坚持公平正义，以行政执法的法律监督为契机，有效地减少或避免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遭受损失。
3．制度保障原则。制度保障原则实际上是关于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权力结构的组成，而这些组成是通过双方签订必要的联系机制，建立必要执法信息共享，保障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知情权；完善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机制，着重在行政诉讼监督程序的启动、纠正行政执法过程的违法、执法行为实现缺陷的救济与惩处机制。制度保障原则还包括检察机关在行政执法监督中，对行政执法监督适用法律法规是否正确，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超越职权，是否不履行或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依法规范行政执法监督行为，在制度上保障行政执法监督的合法性。
（三）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边界
1．监督对象。行政执法监督的对象，它包括具体的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区分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主要看其是否具有普遍的约束力，具体行政行为针对不特定多人，可反复适用且不直接进入强制执行过程。而有关抽象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根据行政管理的需要，在其职权范围内制定的非立法性的行政规范。在我国，抽象行政行为既包括国务院的行政立法，也包括各级行政机关制定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立法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为不同类型的抽象行政行为设计了不同的监督方式。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是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但由于对抽象行政行为存在不同理解，同时由于法律仅规定了各部门的监督权限，却无相应的配套措施，我国远未建立起对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有效机制。正是对抽象行政行为的职权、内容和程序等，目前尚无统一规定，在这方面如不加以重视很容易发生行政行为的滥用。根据现存对抽象行政行为限定所产生的情形，其原由：一是法院的承受能力；二是我国宪法对抽象行政行为已经设有救济途径。但是，这两个理由都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由于具体行政行为缺乏统一规范和标准，过多过滥，加之对其可诉性还有少数不同意见。检察监督显得更有必要，因为“法律的制定不是为了法律自身，而是通过法律的执行使其成为社会的约束”。
2．合理性监督。法律是国家意志的制度化。法律监督是为了监督法律的制定和实施，其最终目的在于通过控制权力的异化而实现国家的意念。所以，所谓的对行政执法行为的合理性监督合理和不合理，大凡是法律监督主体与行政执法机关之间，可能会存在于行政执法对象和执法裁量自由性等方面认识上的差异，这就是行政执法监督所及的监督边界的实质性问题。由于行政执法对象的适格和裁量的自由性形成的当事人与执法机关之间在认识上的差异，检察机关也就应该从理论和专业的角度向行政执法主体说理、析理、论理，力求做到释明合理性监督存在的必要。通过依法监督，彰显其行政执法的合理性，缺乏合理性依据的，检察机关应当行使行政执法监督权予以监督纠正。
3．有关特定行为的边界。这里所指的特定行为的边界，即行政“许可”“确认”行为监督的边界。法治社会在于如何合理地运用和有效地制约公共权力的问题。因为政府的行政执法机构不是超凡至圣的神造物，他们在执法行为中同样会有缺陷，也会犯错误。对于行政“许可”或“确认”的对象或内容基本属于专门领域，由于立法的滞后性，有些内容甚至存在瑕疵，对于这些行政“许可”或“确认”有违法定或规定程序，给相对当事人或国家造成不应有的损害时，应当列入监督序列。在实践过程中，对法律、法规对程序有明确规定的应当遵照执行；没有明确规定的，依照比例原则，将不利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贯彻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说明理由、听取申辩。行政执法程序存在有违法律规定或以上原则的，检察机关应当行使监督权，从程序上保障执法的公信力和执行力。
4．有关特殊对象的边界。所谓特殊对象是指不具有可诉性的行政执法行为是否可以作为监督对象问题。可诉性的行政执法行为存在诉前、诉中和诉后监督的问题；而不具有可诉性的行为，尽管无法进行诉讼监督，对其程序，处理结果等仍然可以有效监督。所以，可诉与否仅仅是监督对象和监督时间的区分，并不决定是否监督的问题。事实上，不具有可诉性的执法行为，相当一部分在程序上和内容上可能存在不当甚至违法之处。抽象行政行为的滥用即是一例。如果对其程序和处理后果的正当与否、合理与否不进行有效的监督，势必会造成行政执法公信力的下降和人民群众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有少部分行政行为的依法是不可诉的，同时也是不受监督的，主要是国家行为、行政终局行为及合意等。
5．有关行政优先的边界。行政职权具有一定程度的优先性，甚至对部分问题还有先决作用。这体现了行政效率，有其正当性基础，反映了行政法理论和实践的成果。行政是否具有优先权，范围何在；是否属于先决问题，需要前置程序预先处理这一前提性问题，一般是具有理论或法律上的依据的。检察监督的重心可以落实在行政执法是否恰当地运用了优先权，处理的是否属于行政先决问题，在程序上是否有不当或违法之处等。
6．有关监督范围的边界。监督范围的梳理总结与分析归纳对于框定行政执法监督范围和边界具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任何权力都有边界，包括检察机关的检察权。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权的设置、行使，同样应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在法律规范的一定权限中依法行使检察监督的权力。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一方面是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进行审查，这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是对执法主体的合法性进行审查，二是对执法主体行为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通过审查，保证程序的公正与合法。另一方面是对行政执法实体进行监督。对于实体方面监督之目的为确保行政执法行为的质量和效果。检察机关在行使对行政执法监督前，自身必须了解和熟悉行政执法方面的现行决定和命令；国民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编制和执行等相关性政策和法令。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监督能力的提高，才能面对具体或抽象行政执法行为进行有效地法律监督，才能依法行使和履行检察职能。综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绝大部分外部行政执法行为应当属于检察监督的对象和范围；对行政执法的内容监督上要体现谦抑性，进行有针对性的有限监督；对于相对人或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受损的行为要予以重点监督。
（四）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方式
1．监督程序。目前，我国法律尚无规定。各地在实践中也是通过各种方式在进行探索。完善检察机关在行政执法监督中启动监督程序，目的是保证在行政执法监督中有规范有序。，首先是行政执法对象向检察机关提出的申诉后，根据接到投诉或申诉的情况，检察机关相关部门加以初审和甄别，所反映的情况属于行政执法监督的职权范围，应当启动监督程序；若不属于行政执法监督的职权范围，应做好劝说工作，及时将反映情况转交相应的职权部门处理；其次，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发现案源，启动监督程序；再者，在行使监督中，检察机关对新发现的行政执法的违法情形时启动监督程序，及时监督行政执法行为。检察机关在履行行政执法监督时，还可以通过监督预防新的行政执法违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