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建设含义篇1
社区信息化建设除了政策的支撑，还需要大量的经费投入，经费可以是来自于政府投入也可以商业运作引入社会资金投入，资金是决定社区信息化是否能建设到位的重要指标。同时，信息化人才缺乏也制约着社区信息化发展，人才包括社区信息化开发人员和日常维护人员，其中，社区信息化开发可以委托或外包给专业软件开发公司实现，也可以购买第三方社区信息化服务公司获取相关服务项目。最重要的是落实社区信息化日常维护人员，目前，部分社区已开展信息化建设工作，但信息平台建设完毕，由于缺乏日常维护人员，平台基本处于空置或半空置状态，变成形象工程，未达到预期建设要求和初衷。
2社区信息管理标准化规范
现阶段，社区信息管理的标准都未形成全国统一的设计标准，每个地区根据自己社区管理特点和方式，都建立了自己一套标准，如：上海、深圳、广州等重点地区。这些社区信息化设计标准对基础数据、字段信息、管理模式、系统结构都各有特点，但都存在地区局限性。深圳地区的社区信息化设计标准，对社区电子政务覆盖面有限，并未将社区所有管理事物都拓展到系统中，并且对信息化建设关键技术定义方面存在片面性。上海地区标准覆盖面广，但标准定义仅停留在表面。我国为了促进全国社区信息化的长效建设机制，在鼓励各地方建设适合于本地需求的社区信息化系统，同时着手根据各地推广情况，设计符合全国推行社区信息化建设标准。我们通过对上海、深圳、苏州等信息化建设典型代表性社区的调研，梳理和归纳出现阶段社区信息化标准可按技术规范和应用模块两种方式进行划分。
社区信息化标准可按技术规范应涵盖如下几个方面：⑴社区信息化基本标准：电子政务规范、信息管理标准、软硬件采购和设计标准、网络建设、数据安全。⑵数据规范化标准：数据分类代码资源、数据字典、数据传输与交换结构、数据多平台共享实施规范。⑶业务信息标准：户籍和人口基础数据库建设标准、多业务平台信息交换接口标准、多业务系统开发标准、数据管理中心建设标准、基础数据平台和业务系统互联拓展标准。⑷社区信息化管理标准：项目可控管理规范、信息化管理评估标准、运行与维护实施标准。⑸信息化集成标准：业务系统统一开放标准、多类数据转换标准、业务系统拓展标准、系统代码维护规范、用户使用培训规范。
其中，上述标准化中最核心的就是数据规范化标准，直接影响到社区信息化能否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党的十以来，国家在推广“大数据”平台建设，目标就是要实现全国基础信息共享和统一管理，而在每个社区部署全国统一标准化数据分类代码结构是数据共享和管理的基础。数据分类代码主要应包含：房屋数据、单位数据、人口数据、户籍数据、社区综合治理数据、社区组织结构数据、社区计生数据、社区卫生数据、社区文化教育数据、数据、综合查询索引等社区服务和管理以及社区信息化建设中所包含的各类业务数据。与之配套的数据字典包含：名称、英文名、说明、数据类型、数据结构、大小、定义域等。数据传输与交换结构要求各业务系统在数据传输和交换时，各系统的数据库能相互兼容，并达到数据交换的要求，如：社区户籍信息管理业务系统数据库与社区计划生育管理业务系统数据库类型不同，需要构建之间数据传输与交换方法，确保能实现两个业务系统相互共享对方数据库资源。数据多平台共享实施规范提出社区信息化建设中数据共享的基本要素、规则和方法，规定社区管理与服务信息系统的各业务数据共享功能，以及共享安全性要求，同时对系统数据共享接口、垂直权限数据共享、区域权限数据共享进行了规范。
社区信息化标准可按应用模块划分应考虑上级政府与社区之间信息往来、社区内各部门之间的业务信息往来，根据部门职能设计与之对口应用模块，包括如下几个方面：⑴居民信息管理：包含居民基本信息管理（如：姓名等）、居民扩展信息管理（如：政治面貌等）、居民关系管理（如：父子关系等）、暂住居民信息管理（如：租房客等）、家庭信息管理（如：家庭包含成员）⑵民政业务信息管理：包含特别人群管理（如：宗教人士）、社会捐赠信息管理、殡葬信息管理、收养信息管理、低保信息管理。⑶社区经济事物管理：包含社区内企业信息管理、社区组织业务管理（如：社团等）⑷劳动保障信息管理：包含就业人员信息管理、就业培训管理、失业人员管理、离退休人员管理、外出务工人员信息管理。⑸计划生育管理：包含育龄妇女信息管理、计生专门信息管理（如：是否独生子女等）、查环查孕管理、孕产信息管理。⑹社区综合治理信息管理：包含综治对象管理（如：拆迁户）、社区经营信息管理（如：社区摊位）、违章建筑信息管理、卫生信息管理、消防安全管理、纠纷和调解信息管理、社区安全信息管理。⑺卫生防疫信息管理：包含预防服务管理、保健服务管理、社区医疗服务管理。⑻基础设施管理：包含房屋信息管理、设施信息管理。⑼社区组织管理：包含党建管理、社区资产管理、制度管理、会议管理。⑽社区文化与教育信息管理：包含科普教育管理、文体教育管理。
3总结
社区建设含义篇2
关键词：两大理论成果；历史开端；相互关系
中图分类号：a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2-0027-02
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分别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于他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学术界存在诸多探讨和争论。不论持何种观点，学者们在分析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系过程中始终绕不开三个基本问题。
一、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在讨论二者关系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正确看待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相关部分。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于思想与他本人晚年所犯的错误已有区分，并且表明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也即，思想中不仅仅涵盖了革命时期的理论成果，对于社会主义建设同样提出了思想成果。
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理论成果体现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1956年，鉴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在《论十大关系》中，总结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应积极调动一切有利因素探索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一条道路。正如他所说：“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1]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探索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以方法论指导。同时，论述了社会主义存在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其矛盾学说的代表。正确处理这些矛盾关系有利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转变消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除此之外，思想是极其丰富的，如关于“三位一体”战略布局思想等。尽管晚年走了弯路，但不能因此否认思想中正确的理论观点，且“没有对这些失误和错误的纠正，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也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2]，同时继承借鉴思想中的正确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的思想源泉，有方法论上的意义。
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理论在两大理论成果中有一定差别，尤其体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之后。新中国成立以后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正确思想和方法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指导意义，体现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由此可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起于思想，但注意区分的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并就此持续。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开端
历史起点的时间界定，直接影响着学者们对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关系的界定。一般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其历史开端，主要依据党内颁布的相关政治文件、报告等；另一种反对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就第一种观点而言，多数学者是以党的文献为依据得出结论。一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已逐步确立了一条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3]。二是党的十三大时就已提及“两次历史性飞跃”，“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关于第一次的飞跃时限只讲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紧接着党的十四大就将它延长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开始找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意义，这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三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绩与进步就在于“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十七大报告还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明确概括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综合这一系列重要讲话，可以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
就第二种观点而言，主要存在“1921年说”“1927-1934年说”“1956年说”“1982年说”，这些分歧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讨论较为激烈。之所以产生这些分歧的很大原因在于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念认知上的分歧，学者们难以达成统一认识。即使在党的十七大明确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涵后，仍有学者将1956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1956年说”作为中共十七大召开前影响最大的一个起点说。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主要论点是：一是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以苏为戒”探索一条不同于苏联模式且契合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称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孕育和准备阶段。”[4]二是就理论开端而言，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开始了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5]。三是中国基本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启动社会主义建设，并根据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第二次结合的时间来认定第二次历史性飞跃起点的依据。这三个时间分别涉及制度、道路、理论，并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故而1956年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在三个方位的同时启动。
笔者认为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问题毋庸置疑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首先，诸多中央文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和理论问题的多次概括都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其次，在确定历史起点时，必须要弄清楚“开始探索”与“开创”的区别。最早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是在20世纪50年代，始于，但是不能笼统地认为他已经开创了这个理论体系。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从根本上而言还处于探索阶段，难以论证起点一说。再次，两大理论成果形成于两个有较大差别的时期。思想形成时期以鹫与革命为主题，而后者形成于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两次历史性飞跃所要解决的问题不同，前者解决的是革命道路问题，后者要解决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最后，思想产生于长期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改革开放为实践基础。
三、两次理论飞跃的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
前文探讨的关于思想中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及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开端，最终服务于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
在分析两次理论飞跃的理论成果关系中，多数学者偏向“不包含说”。首先，二者不能混为一谈[6]。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历史任务，产生了具有明显区别的两大理论成果，理所当然是不包含的关系。其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及“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鲜明指出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谈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换句话说就是，“当代中国”指改革开放以来新的历史阶段，不涵盖思想。最后，必须正确理解“中国特色”这一概念。两大理论成果的“中国特色”有差别，比较而言，前者更加侧重中国传统特色社会主义，后者则具有鲜明中国当代特色的社会主义。
关于思想包含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这一观点主要集中在党的十七大之前，其中影响广泛且存在争议的就是“始于毛，成于邓”，这类观点持有者倾向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探索，《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便是佐证。这两篇文章集中体现了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经验。对于这段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总结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1956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7]据此，有学者把它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始于毛”的根据。即使党的十七大明确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存在部分学者坚持认为，思想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思想养分和组成部分。再者，有学者从两大理论成果之间必然遵循质量互变规律为由，认为新旧事物在量和质方面的部分重合、交叉和包含是必然的，且这种重合、交叉和包含正是事物相互联系的具体表现。
笔者认为在探讨两大理论成果关系时，不能简单认为二者就是包含关系或者不包含关系。它们应当是内在统一的平等并列关系，是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分别产生的，是有机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关系，有先后顺序，但无高低之分。常见的“不包含说”容易产生贬低思想的历史地位之感，也贬低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对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重要作用，使这两个时期俨然割裂开来，忽视了二者之间的联系，这是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而“包含说”势必会造成一个从属关系，将思想涵盖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会造成一种从属感，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思想历史地位。再者，将其概括为包含关系，不符合我们长期以来关于“两次历史性飞跃”的提法，与认知不符。曾就此强调：“虽然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二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
参考文献：
[1]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69.
[2]陈锡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起点问题的讨论及思考――兼析“始于毛，成于邓”的命题[J].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2008（10）：13.
[3]本书编写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次党代会、中央全会报告公报决议决定（上）[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8.
[4]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和历史地位[n].光明日报，2003-05-21.
[5]秦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J].科学社会主义，2007（5）：20.
社区建设含义篇3
关键词：社区；社区民间组织；社区建设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6-0219-02
社区和社区民间组织，是社会学和公共管理学等研究领域重要的概念。社区，英语里叫“Community”，是个含义非常丰富的用语，既可指带有行政管理属性的一定的地理区域，也可有文化含义和表述。现在国际通用的社区概念，一般既包含地理上实际存在的人群集中居住的街区，也常用来指具有某种同类文化社会属性的人群的聚集地或共同体，如独身者社区、艺术家社区等，有时还可以用作虚拟的空间，如网络社区、游戏社区等等。在中国，社区一词一般强调行政管理属性，多用于地理概念，指的是现实生活中人群居住生活的街区或居民住宅区。
社区，最早是作为社会学概念提出使用的。在西方最早使用社区概念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87年滕尼斯在《社区与社会》一书中认为，“社区”是指那些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亲密、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抚、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共同体。滕尼斯最初是把“社区”作为一个同“（现代）社会”相对的概念提出来的，对其内涵做了实际的限定，他所指的“社区”主要是传统的农村村庄，强调的是传统社会里民众间那种密切休戚与共的社会关系。正是由于滕尼斯“社区”概念最初的局限性，使“社区”概念的界定在学术界一百多年来一直存在着歧义和纷争，滕尼斯后不断有学者对社区概念进行发展诠释，有的从社会互动、有的从文化理论、有的从空间理论等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研究场域来界定社区，形成了形形的社区概念。1955年，美国社会学家乔治・希勒里统计总结了95种社区定义；到1981年时，美籍社会学家杨庆统计发现，有关社区的定义已经增加到140多种[1]。不同人对社区概念有不同的强调和使用，如滕尼斯最初主要是从人际关系角度来强调“社区”社会的特征和使用这一概念的，韦伯强调“共同体”（即社区）中参与者社会行为取向具有共同的主观感情基础[2]，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则认为“社区”作为居民划定地理界限的居住区，应当以一个固定的位置和居民之间的相互社会作用为主要特征[3]。可以说，后来不断发展的社区概念含义已与滕尼斯最初的社区用语相去甚远。
社区作为有一定地理范畴的居民居住区，其目的是使居民形成一种与居住其间的小区相关的共同认同，大家拥有某些共同利益和需求，通过发展一种团结互助、彼此合作的关系，在自愿的基础上力争实现和满足大家一些共同的利益和需求。所以从功能定位上讲，社区主要是社会自治单位。中国负责基层社区建设工作的民政部门曾明确中国基层社区主要的职能目标定位为以服务居民为目的的自我管理的组织。2000年《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文件把社区定义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但有西方学者认为，严格真正自治意义上的社区在目前中国还不存在[4]。从社会学上来讲，社区一般包含三个方面内容：（1）一定的空间，这个空间拥有一定数量的居民；（2）一定的社会关系，即行为者在有限空间内的各种社会关系；（3）一种功能机制，即相互邻里、有共同利益的居民如何进行决策和行动。现实生活中的社区通常由五个要素构成：（1）一定数量的人口。一定数量的人口是构成社区的主体。（2）特定地理区域。特定的区域是社区得以存在的依托。（3）相对完备的生活设施。相对完备的生活设施是人群得以聚居的物质基础。（4）居民对社区感情上的认同。社区居民对自己生活居住的社区感情和心理上的认同，是社区存续的情感基础。（5）有特色的社区文化[5]。当前中国城市社区主要有以下类型：（1）老住宅区。这类住宅区以前往往从属于“单位”，如一些破产改制的国有企事业单位等。（2）开发商兴建的商品房住宅小区。（3）其他混合组成的小区。
民间组织，国际通行的称呼是nGo（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简称nGo），即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是中国的叫法。民间组织一般具有志愿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等特点，非营利性是其本质属性，所以也叫非营利组织。中国政府最初使用社团、社会中介组织等称谓，后来发展到使用民间组织这一正式概念。在中国当前，官方规定的民间组织形态有三类：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在中国，民间组织的行政主管部门是民政部及县以上各级民政部门，目前中国对民间组织官方实行的统一管理方式是双重管理体制。
社区民间组织是民间组织中的一部分，其含义有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广义的社区间组织泛指在社区地域范围内开展活动的各种民间组织，包括社区内民间组织和在社区活动或活动涉及到社区领域的民间组织；狭义的社区民间组织则是指在限定的街道、社区内成立的，以满足社区居民不同需求为目的的，从事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环保、慈善等活动的民间组织。广义的社区民间组织概念几乎可以泛指各种城市民间组织，因为几乎所有城市民间组织的活动都会直接或间接涉及到社区（或社区居民）。
社区民间组织作为民间组织的组成部分，除具有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志愿性等民间组织的共同属性外，还具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鲜明的社区性，即社区民间组织产生于社区，服务于社区，活动于社区，具有鲜明的社区性。二是一般规模较小。社区民间组织一般是由本社区的居民或单位组成，其本身往往对成员人数、组织机构没有特定要求，对活动资金要求不多。三是影响相对小。基于社区民间组织的上述两个特点，其影响相对于全国性或其他地方性较大的民间组织来说较小，一般只及于本社区。四是整体数量庞大。关于社区民间组织的准确数量，中国目前还没有进行过全国范围的调查，没有正式的统计数字。根据民政部《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的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底，全国登记注册的民间组织数量约43.1万个，其中社团23.9万，民办非企业单位19万，基金会1843家[6]。但据有关专家估计，在中国未正式登记注册的“非法”民间组织数量惊人，远远大于官方统计数字。从社区民间组织的自身属性和其现实状况来看，可判断未经登记注册的社区民间组织数量会更大。根据上述分析，可以说中国整个社区民间组织数量会非常庞大[7]。
社区民间组织一般可按照服务性、群众性和专业性来划分，目前中国城市社区民间组织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社区民间社团。这是由社区居民自愿组成并开展活动的非营利性的社团组织。按其功能又可分为利益维护类、情趣文体类和公益类等不同的形式。比如权益类社区民间社团有业主委员会、社区法律援助中心、社区妇女儿童保护协会等组织，这类组织的目的主要在于表达和维护社区内某一类成员的合法权益；情趣文体类社区社团如文体协会、书画协会、摄影协会、社区票友队、健身武术队、老年文艺表演队等；公益类社区社团主要包括社区志愿者协会等。二是社区民办非营利服务组织和机构。社区民办非营利服务机构是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满足社区居民特定需要的非营利机构。目前中国的社区民办非营利组织主要有社区托老所、社区敬老院、社区公共活动场馆、社区公益服务中心、社区公益服务站等组织形式；其他还有为社区一些特殊群体如残疾人、优抚对象、“低保”家庭等提供服务的民间组织等。随着中国城市社区建设和居民需要日益多元化的发展，社区民办非营利组织将进一步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并根据社区居民的服务需求自主开展服务和运营[8]。
社区是当代城市的基本结构，社区和谐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带来中国社会深刻转型和经济社会形势快速发展，社区逐渐成为城市生活和城市管理的主要载体，成为城市居民安身立命的大本营；人们对社区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社区越来越依赖。伴随中国城市社区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社区民间组织也迅速发展壮大，整体数量快速增加，日益成为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生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和谐社区建设和发展中不可忽视的力量。社区要和谐，首先要考虑居民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生活是否方便。社区民间组织因为具有社区性、民间性、公益性、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等特点，可以承担社区某些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提供良好服务，满足居民需要。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社区建设和民间组织发展经验表明，社区民间组织在满足社区居民的多样需求、缓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区自治等方面具有一些独特的优势。这些优势使社区民间组织在满足居民日益个性化的需求、提供公共服务、参与社区治理、促进社区建设等方面可发挥重要的作用，成为政府社会管理的重要帮手，是和谐社区建设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
当前，中国正努力构建“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管理体制格局，在政府职能转变、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服务功能社区化、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趋势越来越重等大背景下，社区民间组织应当积极参与社区公共治理，提供服务，满足社区居民需要，促进和谐社区建设。
参考文献：
[1]吴亦明.现代社区工作:一个专业社会工作的领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
[2]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胡景北，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62.
[3]parsons，talcott，theprincipalStructuresofCommunity:aSociologicalView，Community.newYork，1959:S.152-179.
[4]托马斯・海贝勒，君特・舒耕德.从群众到公民:中国的政治参与[m].张文红，译.上海:中央编译出社，2009:51-54.
[5]赵秀池，谭善勇.住宅小区与大型商厦物业管理[m].上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133-134.
[6]2009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eB/oL].http:mca.省略/article/zwgk/mzyw/201006/20100600080798.shtml.
社区建设含义篇4
关键词：社区管理；存在问题；对策
一、社区管理的含义和特征
（一）社区管理的含义
社区管理这一概念内容很丰富，近些年来被使用的较多，较频繁。它是指社区里面的各个社区基层职能部门、团体（组织）和社区居民在在特定的社区地域范围内，对社区的正常秩序和社区经济的发展等日常事务进行管理，目的是为了满足社区居民物质文化等方面的需求。
（二）社区管理的特征
我们从社区管理的定义和具体内涵不难看出，社区管理具有区域性、多样性和自治性的特征。
1、社区管理具有区域性
社区管理的内容和方式都是围绕一定范围内的社区进行的，从管理内容上看，管理范围局限在社区范围内；从管理方式上看，主要发动社区内的各种管理主体，让他们发挥自身优势进行自我组织、服务和管理。现在的城市管理主要是街道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为带头的社区管理，他们将工作中心放在本社区，调动社区内的积极力量和可利用资源对本社区内的环境、卫生、文化等给方面协调管理。通过开展各项社区活动来提高小区内居民的认同感和满意度。同时，也要加强文化宣传工作，开展思想教育活动来加强小区内居民的精神文明教育，提高居民综合素质和生活质量。
2、社区管理具有多样性
这里说的社区管理的多样性指社区管理主体日益多样化，随着经济的发展，社区内有街道办党工委和街道办事处，也包含了政府职能机构、企业、事业单位和居民。他们种类的多元性，共同构成了社区的多样化。他们每天在社区内活动，共同在本社区党工委和街道办主导下对社区进行管理，共同促进社区的发展。
3、社区管具有自治性
自治性是社区管理的性质，它强调社区内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发挥群众的功能使他们进行自我管理、教育和服务。社区内居住的人群中绝大多数都是居民，社群各项活动的开展也离不开居民的参与，因此，社区管理具有自治性。
二、城市社区管理存在的问题
1、社区街道办事处内部结构不合理，自我认识不清晰导致职能定位模糊，社区内居委行政色彩比较浓厚
社区管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包括政府人员、企事业单位人员、社区内第三部门人员和居民。在社区管理中，政府一般不愿意下放权力，而且社区内的党支部建设处于失衡状态，政府往往自己独揽大权，不利于社区的管理。在行政与自治的管理中更多突出行政意志。总是以行政意志为主，自治意志为辅助地位。
2、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共同体意识不强、素质不高、管理结构也比较单一
社区居民在社区中参加活动少，有的邻里之间还陌生，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不强，进而对社区公共管理方面的事物的积极性也不高。好多居民由于工作没时间，自身维权意识也不够，每次参加活动都费事、费时和费力等原因，他们喜欢有问题直接找政府，这跟之前的管理模式分不开（之前政府是“管制型”），各方面原因的共同作用导致居民参与社区管理意识淡薄。过去社区组织的运作及居民的参与大多
3、社区公共服务缺乏社区内公共服务开展缺乏，政府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投入力度不够
社区公共服务活动往往由政府承办，在开展活动时很少结合居民实际需要。之前，社会组织开展公共服务，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把大量资金投入社区内的设施建设中去，对这区内企事业单位开展公共服务要求条件较高。居民较少参与对社区的各项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进行规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的过程中。
三、构建城市新型社区的对策
1、完善社区结构体系
加强社区各主体协同管理社区，政府认清自己的能力和作用有时候也是有限的，社区建设不能单靠某一种力量去推动和实施。调动社区内一切可利用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为社区建设所用。发挥社区中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的作用，调动他们参与社区管理的积极性。
2、加强社区人员队伍建设，提高社区自治管理效率
在社区管理中要想建立一支服务能力高的队伍，就要面向社会广泛吸纳人员。可以通过正规的考试招聘，也可以进行民主选举的办法从社区中选出优秀的居民参与社区管理。对于新录用的人员需要进行岗前培训和定期对考试。
3、加强社区公共管理服务
在社区管理中应该区分政府职能部门的行政管理和社区内部的公共管理。鼓励社区内开展公共管理服务，并给予相应经费支持和金钱的奖励。对于社区内部公共事务的管理和社区公共服务，可交由社区居委会等社区组织和社会组织来完成。
总结
城市社区的管理中存在着很多问题，本文仅谈谈作者对社区管理的一点认识。社区管理离不开社区内企事业单位和居民的共同参与，政府需要调动社区内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引导居民进行自我管理。找准社区存在的问题，分析问题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并针对性实施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姚化伟.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基于上海模式、沈阳模式和江汉模式的实证分析[D].华中师范大学,2013.
[2]陈岚.城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以江苏常熟为例[D].上海交通大学,2007.
[3]吕蓉.城市社区管理体制创新的探讨以泉州市丰泽区为例[D].福建师范大学,2013.
[4]汪诗颖.城市社区管巧体制巧革研究——以贵阳市为例[D].贵州财经大学,2015.
[5]林庆云.社区管理体制机制创新的建议[J].吉首大学学报,2015.
社区建设含义篇5
第一产业：主要包括种植业、牧业、渔业、狩猎业和渔业；
第二产业：工业，主要包括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建筑业等；
第三产业：服务业，主要包括流通和服务部门的商业、金融、运输、旅游等服务性行业；
第四产业：知识业，主要包括智业、信息业、文化业及提高科技水平和劳动者素质直接服务的部门。
第五产业：生态业，主要包括生态业、环保业、“熵”处理业、废旧物品回收和利用业及为生态环境建设直接服务的部门。
生态产业是实现绿色经济的关键产业，它是建立在环保产业基础之上，又区别于环保产业的一种高新技术含量较高的“边缘产业”。有关生态产业的定义目前尚不确切，生态产业的概念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的生态产业定义为传统意义上的环保产业（如环保设备的生产、制造及进行环境污染控制、处理与服务的产业）；广义的生态产业指除了传统环保产业外，还包括一切直接或间接与生态环境建设、保护、管理有关的部门和产业总称。具体表述为“在保护环境、改善生态建设自然的生产活动中，从事生产、创造生态环境产品或生态环境收益的产业和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服务的产业及其符合生态环境要求的绿色技术与绿色产品生产相关的部门和产业的集合。”
从现有经济投入产出模型分析来看，其模型设计大多建立在经纯经济系统分析基础之上，忽视了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环境/资源系统。本文在充分考虑经济外部性的基础上，把资源/环境因素引入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中，重新界定“投入”、“产出”概念并进行“部门”、“活动”划分，建立起区域绿色投入产出模型。
一、绿色“投入”、“产出”的界定
传统投入产出分析理论中，所谓“投入”是指经济活动过程中各种生产要素的消耗，包括各部门再生产活动中所消耗的各种物质产品（如原材料、辅助材料、燃实及动力）和劳务（包括家庭和政府提供的劳动）等。“产出”是指各部门再消耗各种生产要素和劳务基础上，生产出来的用于满足各生产部门及最终需求部门（包括家庭、政府、输出、投资等）需要的总产值。显然，传统投入产出理论中的“投入”、“产出”是建立再边际生产理论基础之上，若考虑到经济的外部性，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投入”、“产出”分析中，继续以生产成本理论作为分析基础已显然不够，因此，引入边际机会成本理论作为区域绿色投入产出分析的理论依据。
边际机会成本是从社会角度对经济活动后果的抽角和度量，它包含边际生产成本mpc边际使用成本muc及边际外部成本mec三部分内容。边际生产成本是指经济活动生产过程中所直接支付的生产费用；边际使用成本是指经济活动中对资源的使用成本（由于今天使用使未来使用者无法再使用而造成的损失）；边际外部成本是指由于经济活动而造成的环境生态等方面的损失（生态功能破坏、环境污染等）。
根据边际机会成本理论，“投入”不仅指对应于mpc部分的生产性成本投入，而且包括对应于muc、mecd的资源、环境成本，即包含mpc、muc、mec三部分的整个社会成本投入。与其相对应的投入产出表也按这三部分设计，再确定投入项目过程中，鉴于经济活动再次的自然资源破坏及由此而再次的生态破坏均是由经济活动对资源的过渡开发使用造成的，同是这两种影响的消除都要通过对相应自然资源的恢复来完成，因此尽管这两种投入从理论上分别对应于much及mec两部分，但为方便设计和应用分析，可以将这两部分的投入实际上包含了部分原对应于mec部分的投入（如将由于经济活动对资源的过渡开发造成的生态破坏归入自然资源使用的自然“隐”投入），直接与mec相对应。“产出”的含义也从单纯的部门生产性产出扩展为以生产性产出为主，包括资源恢复、环境保护等在内的总合产出值。
因此，区域绿色投入产出模型中的投入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即生产部门的各类物质产品及劳务消耗、自然资源使用的“隐”投入以及废物排放所带来的自然“隐”投入。
二、可持续发展经济指标评价体系构成
区域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区域发展的各项指标组成的统一体。传统的区域评价指标体系只体现了经济发展的方面的内容，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提出为构建区域绿色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了思路，所构建的区域绿色评价指标体系建立在国内外各种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基础之上，是融经济、社会、生态环境于一体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类型：
（一）分系统分层次综合指标体系
1、梯子框架设计。该指标体系分经济、社会、生态三大系统。
2、指标体系设计。指标体系设计分经济系统、社会系统、生态系统三方面。经济系统指标主要从衡量区域经济发展潜力的经济实体、经济效益及产业结构三方面入手。
分系统分层次综合旨标体系的特点是按经济、社会、生态系统设计相关指标项目，并按指标项目的主次分层，便于区域经济动态分析；指标数据口径大部分与经济社会统计口径相吻合，少数指标数据可通过经济这会统计数据得到；指标层次清晰，便于根据某指标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大小确定权重，进行加权综合计算。
（二）成果效益综合指标
这个指标体系在实现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协调发展的同时，将生态效益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从各类指标中单独列出，以突出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在构成方面，它主要包含成果指标、消耗指标及效益指标三大类。
社区建设含义篇6
从社会发展理论的视角探索我国高新技术园区(以下简称园区)社会发展问题，有助于对园区社会发展中的发展与代价、所得与所失作出客观评价，进而从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出发，寻求解决园区社会发展问题的良策，推动园区社会协调发展、良性运行。从科学发展观出发探究我国园区发展的内涵，对推进园区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而深远，其中蕴含着对以往发展与代价的深刻反思，同时深刻体现着对坚持人本化、协同性、科学发展的价值追求。以科学发展观引导园区社会发展，观念要先行、发展要协同，剔除非科学的单纯经济增长的昔日光环，打破来自观念上、体制上、行动上的各种障碍，在以人为本原则下，按照科学发展方式实现园区的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一、园区发展内涵
的认识来源人们对园区社会发展的认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对社会经济发展中园区社会发展内涵的研究而逐步深入的。但是，人们对园区发展内涵科学、全面、深入的认识，并非一个完全自发的过程，而是通过对不同社会时期、不同社会条件与不同社会需求层次的研究、分析才达到的结果。正如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价值哲学角度哲学把社会界定为“善”的集合体，认为社会发展意味着一种道德的上升运动，即由过去的“恶”向未来的“善”的实践过度。哲学视角坚持以社会元发展理论(即社会发展观)研究为社会发展研究的理论支撑以及基本出发点。其中，价值哲学强调价值与手段的统一，把社会发展归结为人类为其社会追求并付诸于实践的、规律性与合目的性有机统一的创造性活动，把发展视为一种趋“善”的过程，认为发展并不简单地等于进步，二者之间的差异还涉及到一个“代价”:它是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直接相关的概念，其基本含义是人类为社会进步所做出的牺牲、付出，以及为实现这种进步所承担的消极后果。12代价与社会发展相伴相生、亦步亦趋，就社会总体发展而言，代价的付出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代价是永远不可避免的，问题的核心是在发展与代价的博弈中，如何用“有为”的代价取代“无为”的代价。回归我国园区建设，如果发展目标符合规律，采取的手段合理，运用的防范措施具有超前性，那么，社会发展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付出的代价;如果园区社会发展超越了合理代价的“度”，就会制约经济发展，付出过分代价。价值指向趋善过程必然要面向人本，所以只有把人的发展和价值提升作为园区发展的终极目标和尺度，才能对其发展起到积极科学的推动作用。2．经济学角度经济学认为，社会发展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与动力。对于社会发展而言，经济学主要探讨一个国家、一个社会采取哪种社会发展模式更为合理，而这又取决于基本国情，特别是以自然资源为主要内容的基本情况。物质基础是一切社会发展的落脚点，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社会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进行的;另一方面，物质的选择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14在此基础上，坚持以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为基础衡量社会发展，最根本的是要看生产力是否得到快速发展，经济增长是否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得到切实保障，生活水平是否得到真实的提高。此外，经济学视角的社会发展十分重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其重点是要解决人口、环境保护和资源持续利用之间的相互协调问题，而社会发展理论的重点则是解决社会本身发展过程中的特有理念、规律以及发展质量等问题。以高新技术产业化方式建构起来的园区社会，从经济学视角来探讨其社会发展，涉及科学与技术、科技与社会、社会与发展、发展与环境等关系，只有社会发展目标与其所依赖的物质基础本质相一致，只有坚持园区短期发展与长期发展目标相一致，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全面围绕提高园区生产力水平、提高园区经济发展水平和提高园区人民生活水平这一核心目标，才能实现园区的科技与经济、经济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3．社会学角度社会发展的基本内容涵盖于社会学研究视野之内。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即注重研究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几大系统之间以及各系统内部不同部分、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促进关系。社会是社会关系的集合，对社会关系的主体———“人”的研究始终是社会学坚持的价值理论取向。社会学从人本角度出发，将社会发展看作是从物质到精神的社会关系由个人向社会整体的自由延伸，即由个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带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社会存在的总体发展。马克思把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出发点与最终的价值落脚点，认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是最高级的社会发展形式。这种以“人”为核心的人文价值取向，一方面把社会发展的真实意义复归于人，认为社会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发展，强调以关注人的终极目标的人文取向为一个健康、现代的社会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只有从人与社会发展的同一出发点探讨社会发展才具有真实意义。另一方面，强调社会发展的价值同时又内涵了其终极目标在于从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多种状态下解放出来，无论是经济的发展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应当是按照人的需要、人的本性而进行，经济与科技只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手段而不是目的。15在此意义上，园区社会发展应始终把“人”的全面、自由、充分的发展作为核心目标，不断提高园区教育水平，扩大就业，完善社会保障，维护社会安全稳定，为“人”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提供宽松、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
二、园区科学发展的内涵
社会发展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所谓园区科学发展问题，特指以园区社会为载体的，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以及生态建设的科学发展问题。科学发展观不仅为园区建设指出明确的方向，也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在实践中得以延伸。首先，经济发展是园区建设的要义所在。经济发展始终是发展的中心内容，是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物质基础。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的园区，应时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提高自身的经济带动能力与辐射能力，为社会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与物质保障。其次，人的发展是园区建设的核心目标。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实质和核心，园区科学发展应把“人”作为社会主体和中心，时刻做到把“人”的发展作为园区建设的根本出发点与落脚点，摒弃传统的把人作为“赚钱”工具和手段的物本主义倾向，实现以满足人的需要、提升人的素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的科学发展。再次，把系统性建设作为园区科学建设的基本要求。一要着眼于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系统“四位一体”的全面思考，实现园区经济建设、政治民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二要着眼于社会各系统间以及各系统内部的协调发展，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相宜、效益兼顾的社会发展形态;三要摒弃以“人对物的直接追求与无限占有”为特征的极端人类中心主义思维和以资源生态被破坏为代价的发展模式，牢固确立“人类对自然的索取必须与人类向自然的回馈相平衡”的可持续发展观。最后，把统筹兼顾作为园区科学发展的根本方法。园区所具备的社会实体特质，决定了其内部存在着不同阶层与群体，只有通过统筹不同群体的利益关系、兼顾物质资本扩张与社会分配，才能实现各结构层次间的相互和谐。因此，园区的科学发展不仅映射了科学发展观的要旨，同时遵循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三、园区科学发展的特点
科学发展观内含时代性、实践性、科学性、辩证性、系统性和开放性等社会哲学特性。我国园区的科学发展是对以往先进的社会发展理论的变革与发展，是应对园区发展问题与新时期园区发展新要求的认知观，是科学发展观在园区建设中的深化与运用。因此，园区科学发展的特点，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强调以高新产业化为主导的园区经济建设。以产业化为主导的园区经济发展模式，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一种现代性制度创新。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园区经济建设，一方面，强调以获取由地理空间上的产业聚集带来持久长远的经济外部效益;另一方面，强调以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长期互惠互利关系为纽带，通过园区企业的交流开放、协作共赢，形成独具优势的高科技产业。同时，注重利用优越的社会政策，构建规划合理、设施完善、服务配套的发展环境，有效整合园区社会的经济资源、科技资源和创新资源。二是强调以民主法治化为基础的园区政治建设。以民主法治化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建设，既是园区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园区政治生活中的具体体现，又是园区科学发展的要旨所在。一方面，要着力培育园区现代化民主精神、营造园区先进的政治文化氛围、建立园区和谐的政治沟通机制;另一方面，要确立园区的法制地位，使发展园区民主政治、保障园区公民权利、推进园区社会事业、健全园区社会保障、规范园区社会组织、加强园区社会管理等各项工作逐步走向法制化道路。三是强调以创新精神为背景的园区文化建设。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园区社会文化建设，既蕴含着社会主义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又具有园区社会独特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的文化特质。创新文化是在高科技产业化的物质生产和科技创新中形成的园区文化特质的核心要素。园区通过发挥文化的整合、导向与塑造功能，从园区独特的创新文化背景出发，不断发展先进文化及其所形成的园区社会主导价值理念，实现以创新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园区文化特质在个体认知、情感、行为不同层次上的内化，激发园区社会的创造活力。四是强调以公民福祉提升为宗旨的园区社会建设。园区社会建设不仅是协调人与社会关系的切入点，而且与公民福祉紧密联系。公民福祉提升应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以实现基本消费平等化为要义，保障就业、提高个人收入和不断完善园区社会保障体系;应以保障人人享有发展的成果为根本，科学地进行园区资源的分配与再分配;应以园区社会体制改革为前导，以扩大公共服务为指向，以完善公共管理为手段，以人的价值提升为目的。五是强调以社会进步为目标的园区和谐建设。加强园区和谐与社会进步，是园区科学发展的集中体现。园区社会和谐作为社会进步的重要表征，不仅体现在以社会生产力和人的发展为基础，还体现在以和谐发展的方式整合园区社会关系，促进社会各种力量良性互动和各种群体利益关系的协调。园区社会进步的全部意义在于努力使园区社会成员全面发展从可能变为现实。而促进园区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坚持以人为本，把人自身及其社会和谐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目标。
社区建设含义篇7
[关键词]韩墩灌区生态文化解读
中图分类号：F323.22文献标识码：F文章编号：1009914X（2013）34016902
1韩墩引黄灌区水利风景区介绍。
滨州市韩墩引黄灌区位于黄河下游左岸，地处山东省滨州市东部，与东营市搭接，现设计流量60m3/s，总控制面积225万亩，设计灌溉面积96万亩，是兴建于1958年的国家大型灌区。50多年来，累计供水超百亿立方米，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强的水资源保障。
为了巩固韩墩灌区50多年的发展成果，在发挥工程供水效益的同时推进灌区生态水利的发展，韩墩灌溉局于2010年决定创建水利风景区，打造美丽韩墩灌区。
1.1风景区规划景观构架。
韩墩灌区创建水利风景区首先对风景区进行了科学规划，以灌区控制区域为规划范围，规划了“一带五区六湖”的景观构架。
“一带”是指以30公里韩墩总干渠为依托的生态观光带；“五区”是指渠首黄河文化观光区、韩墩生态观光农业园区、秦台民俗风情文化区、沾化冬枣生态旅游景区、沾化沿海滩涂观光区；“六湖”是指依托韩墩灌区供水、建设标准较高、在当地工农业发展、城市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的、景色秀美的六座平原水库。
1.2韩墩水利风景区创建实施。
韩墩灌区水利风景区创建实施首先围绕韩墩总干渠展开。近两年来，为成功创建韩墩灌区水利风景区，对总干渠生态观光带进行了一线珠串式的精心打造。先后建设了生态农业科技示范园、渠首黄河文化观光区、谷家景观区、东郊有机冬枣生产基地、谷家火鸡绿色养殖基地、牛王绿色生态猪业养殖基地。形成了“一园二区三基地”，一所一主业，一所一景点，全线贯通、景点相连的生态格局。同时，为提高总干渠供水能力和美化总干渠工程，使供水主业与风景区创建相促进，韩墩灌溉局于2011年对多年未进行清淤的总干渠组织实施了清淤复堤治理工程，紧接着对总干渠进行了补缺增绿美化升级建设，总干渠工程面貌焕然一新。
经过两年的奋力创建，于2012年成功通过了山东省水利风景区评审委员会的评定。
2韩墩灌区水利风景区蕴含的生态文化元素。
2.1生态文化的基本内涵。
生态是指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它们之间和它们与环境之间环环相扣的关系。“生态”一词还可广义的指绿色、自然、有机、美丽、和谐、健康、节约等美好的东西。文化是指人类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自然科学、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生态文化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文化。广义的生态文化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以人与自然相互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现象为研究对象，其研究范围包括人类在与自然交往过程中，为适应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实现自然生态文化价值，满足人类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需求的一切活动与成果。狭义的生态文化指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共存共荣的生态意识、价值取向和社会适应。它包括生态哲学、生态伦理、生态美学、价值观念，以及思维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行为方式、文化载体和生态制度。生态文化的本质要求，涉及到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荣的道德规范、行为规范和社会生态适应等。
2.2韩墩灌区水利风景区蕴含的生态文化元素。
本文指的生态文化元素，除以上生态文化的基本内涵，还可分成生态元素和文化元素。生态元素包含自然和谐、绿化美化、节水高效、湿地保护、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环境保护、绿色有机无公害、健康美丽幸福等等方面；文化元素除包含生态文化，还有灌区地方文化，作为引黄灌区水利风景区还包含水文化、黄河文化、灌区文化等不同的文化类别。
韩墩灌区水利风景区从决策创建、规划设计以及实施的全过程贯穿了生态文化主题，方方面面蕴含着生态文化元素。
2.2.1风景区创建宗旨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元素。
创建韩墩灌区水利风景区的宗旨就是加强灌区生态建设和文化建设，促进工程建设和灌区可持续发展，维护工程安全，涵养水源、保护生态、改善人居环境，为人们打造观光、娱乐、休闲、度假或科学、文化、教育活动的场所，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提高全社会节约水资源的意识，了解基本的生态知识，培养欣赏自然的审美情趣和善意的对待自然界中的万物生灵保护自然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提高人们的生态文化教养，积极地推动全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
2.2.2在风景区规划设计及创建成果中体现的生态文化元素。
韩墩灌区水利风景区以“改善灌区水生态系统，打造人水和谐环境；提升灌区水文化品味，强化水景旅游功能。”为规划目标，突现着生态文化主题。规划的“一带五区六湖”的景观构架和创意设计打造的景点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元素。
社区建设含义篇8
[关键词]绿色工联主义；社会正义；环境政治；生态文明
[中图分类号]D411.4；X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6848（2015）03-0067-07
[作者简介]郭志俊（1980―），男，山东寿光人，法学博士，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环境政治、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山东济南25001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绿色变革视角下的国内外生态文化重大理论研究”（12aZD074）的阶段性成果。
title：GreenSyndicalismanditsimplicationforChina’s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
By：GuoZhijun
abstract：inresponsetoenvironmentproblems，greensyndicalismasared-greenvisionemphasizesthatsolvingenvironmentproblemsneedstochangecapitalismfundamentally.itopposesproductivismandconsumerismand？underlinestheimportantrolethattheworkingclassplaysinthesocialgreentransformation.theseideascanofferenlightenmentforChina’s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inordertopushforwardourecologicalcivilizationconstruction，weshouldtakeadvantageofthesuperiorityofsocialism，advocatemoderategrowthandmoderateconsumptiontochangethetraditionalmodeofproductionandlifestyleandextenddemocracyatthegrassrootsleveltoreinforcepublicparticipation.
Keywords：greensyndicalism；socialjustice；environmentalpolitics；ecologicalcivilization
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最具有挑战性的难题之一。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环境运动开始在西方发达国家兴起，许多理论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认识视角出发，对环境难题的成因与应对策略等进行阐释，形成多种生态文化理论流派，绿色工联主义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就中国而言，面对环境污染的严峻形势，我们在应对环境难题时虽然不能照搬西方的生态文化理论与实践经验，但如果能够对其中所包含的某些真理性因素进行分析和借鉴，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绿色工联主义的内涵
绿色工联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生态文化理论与实践流派。顾名思义，它既是绿色的又是工联主义的，是工联主义话语和实践的绿化，或者说是包含了生态关切的工联主义。正是因为包含了生态关切，它才具有新颖性。而工联主义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其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工会运动。工联主义这一术语源于法语词汇“syndicalisme”，也可译作工团主义。“与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不同，工团主义是从一个现存的组织开始，然后发展到适合于它的观念来。而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是从观念开始，然后再发展出作为其载体的组织来”①。工联主义意味着通过激进的、革命的方式而非集体商谈的方式将劳工组织起来资本主义社会②。可见，绿色工联主义关注劳工运动与生态运动的聚合，涉及“红”与“绿”的关系，是一种超越劳工与生态学之间对立的红绿观点。戴维・佩珀（Davidpepper）指出：“向无政府工联主义传统的转变会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环境主义远离其自由主义倾向。”③尽管红/绿联盟从传统上看很成问题，但鉴于劳工运动和生态运动在策略和风格上的相似性，佩珀相信二者的联盟是可行的。
绿色工联主义是渗透着激进生态学思想的工联主义实践发展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环境运动的兴起，工联主义话语和实践开始绿化，出现了具有绿色工联主义特征的实践。20世纪70年代初，澳大利亚建筑工人工会推动了多达49个“绿色禁令”活动，阻止了许多建设项目对绿色空间、历史性街区和工人社区的破坏，从而保护了大量的林地和公园④。1997年澳大利亚环境分子和工会成员成立了一个名为“地球工人”（earthworker）的工会环境团体，但在受邀介入奥特韦山脉协调原始森林环保分子和林业工人之间的冲突时，该组织受到了破坏⑤。20世纪80年代，英国基层船员联合抵制向大海中倾倒核废料。在巴西，橡胶采集工与环境分子联合反对大规模砍伐亚马逊河流域的雨林⑥。20世纪90年代，在法国和西班牙初出现了有关绿色工联主义的讨论。在美国，“地球第一”活动分子朱迪・巴里（JudiBari）尝试建立劳工/环境联盟，促成保护面临清除厄运的原始森林。
加拿大学者杰夫・尚茨（JeffShantz）将欧洲和北美等地出现的劳工与生态学合流的现象称为“绿色工联主义”。具体来说，绿色工联主义包含两个层面：一是理论和意识形态层面。绿色工联主义的意识形态或理论基础，实际上是一种无政府主义，但并不是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而是摒弃了极端自由主义的无政府工联主义。二是实践层面。绿色工联主义的实践，就是要通过直接行动打破“要工作还是要环境”的艰难选择，结束环境主义者和工会独立作战的状况，实现激进工会运动与环境运动的聚合，同时保障就业并保护环境，或者说建立起劳工/环境分子联盟。
二、绿色工联主义理论的基本观点
尽管此前已经存在绿色工联主义特征的实践，但“绿色工联主义”这一术语最早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其标志是马克・考夫曼（markKaufmann）和杰夫・迪茨（JeffDitz）于1992年在《自由劳工评论》（即后来的《无政府工联主义评论》）上发表了《绿色工联主义》①一文。此后，加拿大学者杰夫・尚茨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绿色工联主义的研究成果②。此外，绿色工联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还有格雷厄姆・珀切斯（Grahampurchase）、达纳・m・威廉姆斯（Danam.williams）、朱迪・巴里等。根据他们已出版的著述，可以将绿色工联主义的理论观点概括如下。
（一）生态危机的根源
绿色工联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所有的环境问题都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密切相关。杰夫・尚茨曾指出：“工业主义的大规模生产技术不可能与生态可持续性相协调，因而终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于社会的激进变革是必要的。”③当然，正如杰夫・斯坦因（JeffStein）所指出的，社会的激进变革并不意味着“原始主义”的解决办法，也就是说，不能简单地通过消灭工业和先进技术来实现社会的生态学重建。否则，结果就是大规模的饥荒、采伐、甚至更大规模的物种灭绝，并出现大规模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在此基础上，斯坦因又进一步指出，与其将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经济概括为“生产主义”，倒不如称其为“消费主义”。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经济的高速增长，资本主义鼓励商品和服务的过度消费。每个房间都有电脑和电视，每个家庭成员都有一辆汽车，有若干双鞋子和两处房产，尽管这样的充裕生活会带给人们很多便利，但这些生活消费品在大多数时间都处于闲置状态。世界上的大多数人买不起这些奢侈品，然而他们却要长时间地工作并承受因他人的过度消费而带来的环境恶果④。
可见，绿色工联主义反对大规模、集中化的批量生产和过度消费。格雷厄姆・珀切斯曾指出：“绿色工联主义提倡通过生态友好的手段，用社会必需的生产来代替利润驱动型的资本主义生产。”⑤也就是说，生产必须围绕人类和生态的关切而组织起来，而不是为了资本积累和扩张的贪婪要求。绿色工联主义者认为：“如果生产和分配要以深绿的方式完成，那么，工人就必须停止由市场导向的为资本主义精英而进行的生产。工联主义者既不对利润感兴趣，也不对增长感兴趣，并且他们的工业观念与发达资本主义的消费主义无关。绿色工联主义者认为，克服生态毁坏依赖于为发展愉快的生活方式而共享的责任，其中，我们物种内部以及同其他物种的相互尊重关系得到培育。”⑥
（二）绿色未来的构想
绿色工联主义认为，未来的绿色社会将用生物区域共同体取代民族国家，但并不是完全分散的共同体。正如珀切斯所指出的，绿色工联主义关注重构生活空间的可能性，以便更好地与当地的生态融合，而不是简单地回归不再存在的荒野①。由工业主义所引起的创伤需要许多关注，而生态修复的行为是社会行为，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及自然而轻易得到。绿色工联主义者赞成围绕地理区域的轮廓建立“住所”，反对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后者蔑视以地形学、气候、物种分布或排水系统为标志的生态边界。绿色工联主义者意识到同生物区域主义主题的密切联系，呼吁用生物区域共同体取代民族国家。对于绿色工联主义来说，这些共同体可以构成同地方生态要求相关的社会关系，排除遥远的公司实体的、等级制的参与。地区共同体成为社会/生态认同的背景，但这并不意味着建立完全孤立和分散的地区共同体，而是以去中心化的、草根的方式组织起来的地区性的或联邦式的社会关系，建立联邦式的共同体。生态活动分子帮助工人培育地区性的、基于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绿色工联主义鼓励人们扩展和联合个人行动，例如拯救公园或清理河道，其中，他们已经作出保护地方生态系统的地区性努力。只有通过这些协调一致的以共同体为基础的反对公司额外掠夺的生态防御，变化才会出现②。
可见，绿色工联主义认为生态防御应当开始于地区层面：住所、工作场所以及邻近街区。而且，它主要存在于国家之外并自立（self-reliance）。实际上，“邻近社区”作为排他主义政治发展的背景重新出现。因此，绿色工联主义话语极力主张人们认同本地的生态系统，并且致力于通过那些已发展起来并适应特定生态特征的工业和农业实践保护这些地区。围绕相互联系的地域特征的绿色重建被视为非等级的，因为任何地区都不可能在生态方面宣称对其他地区拥有主导地位③。
（三）绿色变革的策略与依靠力量
绿色工联主义认为，在走向未来绿色社会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力量不能被忽视，应当建立“劳工运动”与“生态运动”之间的联盟。绿色工联主义者关注当前的生产者在哪些方面适合变革的多重任务――文化的和生态的。他们认为，激进生态学话语不可能再忽略生产者，考虑到两者持续的互动，他们或者是同盟或者是敌人。绿色工联主义认为，人们作为生产者而非既定敌人的身份可能表现出对工业主义的反对，这种观点在激进生态学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在参与互动的过程中，工人理解变革的利害关系而非保持现状。杰夫・尚茨等绿色工联主义理论家设想把工人联合起来废除工厂体系，废除其中的工作、等级体系和严格管制。绿色工联主义者认识到生态学与工人建立密切关系，对于抵制、挑战甚至终止资本主义“巨型机器”至关重要。如果不能成功地发展同工人的联系，那么，即使最深思熟虑的生态图景也站不住脚，因而激进主义也只是局限于纯粹的乌托邦。要破坏现存的工业资本就要求工业工人的参与，任何民主的激进表达都意味着工业工人在决策过程中的参与。绿色工联主义者意识到，将工人排除在外意味着对生态毁坏的极权主义回应④。
劳工运动与生态运动的联盟不仅必要，而且也存在可能性，因为二者有共同的基础，可以相互促进。例如，两者都揭露了不公平的权力关系，并致力于建立新的社会秩序①；两者共同关注环境方面的社会不公，其中，穷人消费少却承受更多的环境污染之苦。也就是说，社会不公实际上包括经济和环境两个方面。环境运动可以推动劳工运动的绿化，因为在过去人们一直将劳工运动看做是物质主义的。鉴于两者的共同关切，绿色工联主义认为劳工斗争与环境斗争密不可分。在走向绿色未来的过程中，建立劳工/环境联盟的意义重大。正如生态社会主义国际网络创始成员伊恩・安格斯（ianangus）所言：“生态斗争的命运与作为一个整体的阶级斗争的命运密切相连。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试图通过孤立、给予其领导人和组织以权力来削弱劳工运动，也削弱生态的反抗力。但今天，新自由主义已经名誉扫地，其金融和经济结构更是一团糟。人们日益认识到深刻的经济变革是必要的。生态运动家与工人、当地积极分子、世界各地的反帝运动者携手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使得经济变革的中心转移到生态上来，而这正是当务之急。我们可以共同为后代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是一件不容易且不会很快完成的事情，但我们携手就能够做到这一点。”②
三、绿色工联主义理论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任何一种生态文化理论都不是完美的，都不可能提供应对生态难题的完全灵验的处方。绿色工联主义理论也是如此，它立足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分析既有积极意义，也有不足的一面。但它对生态危机根源的分析、对绿色变革主体和策略的阐释等都可以为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发挥社会主义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势
绿色工联主义认为，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资本的本质是反生态的，资本的全球化使得环境危机日益成为全球性危机，“工人和环境都不会从全球化过程中受益。”③因而，终结资本主义制度对于社会的绿色变革至关重要。相对于资本主义而言，社会主义理念有着更多的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可以对资本与市场的扩张本性与经济理性本性进行必要的限制，生态文明是社会主义的应有内涵④。绿色工联主义还指出，反对资本主义并不一定就是支持生态的。或者说，它在反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也反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大规模生产。社会主义本身并不能保证生态文明的自动实现，因为在实践中，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也造成生态灾难。在应对环境难题时，作为资本主义替代性选择的社会主义，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而是新型的生态化的社会主义。就环境关切而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一定程度上是对资本主义和传统社会主义的超越。所以，我们要坚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信念。党的十报告指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①。
（二）变革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绿色工联主义指出，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特征是生产主义和消费主义，这些理念与生态可持续性是不相容的。我们要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就需要变革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倡适度增长、适度消费的理念。正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所指出的，生态文明建设不局限于“种草种树”“末端治理”，而是发展理念、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②。当然，适度增长并不是一般地反对经济增长，不是回到原始状态，也不是通过简单地消灭工业和先进技术来解决环境问题。适度增长意味着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包含生态关切的增长，而不是一种反生态的增长迷恋。或者说，生产的产品数量不是越多越好，生产的规模不是越大越好，而是“够了就行”③；“用社会必须的生产代替利润驱动型的生产”，“生产围绕人类和生态的关切来组织，而不是从属于资本的贪婪”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改变以“高投入、高消耗和高污染”为特征的、目前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从追求经济的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高，从粗放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2014年5月，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的概念，用以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描述中国经济新的阶段性特征。指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特点体现在“增长速度从高速转为中高速，发展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为创新驱动”⑤等方面。“经济新常态”传递出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积极信号。
我们还需要建立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反对消费主义。过度消费或消费主义的盛行会导致资源的极大破坏和浪费。而中国的传统消费模式恰恰是以资源的巨大消耗为代价的。因此，转变传统的消费观念，构建适度消费的模式，将生态作为消费的重要考量，就显得尤为重要。消费主义的基本信条是：“人生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消费，就在于尽可能多地占有科技含量高且包装精美的物品（商品），或享受尽可能高档次、高品味的商业服务”，“消费主义是从属于‘资本的逻辑’的意识形态”，“几十亿人按消费主义指引的方向生活是极度危险的。地球生态系统不能支持几十亿人的‘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⑥反对消费主义，就是要在全社会提倡“要舒适不要奢侈、要消费不要浪费”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培育绿色生活方式。倡导勤俭节约的消费观”，“坚决抵制和反对各种形式的奢侈浪费、不合理消费。”⑦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意味着人们消费的动因是真实的需要而不是欲望或贪婪，“个人消费受到个人生产能力――例如个人的创造性――的控制，而非来自大众广告的歇斯底里”。相应地，“人们会运用自由时间进行创造性劳动，而非从事单调的、非必须的奢侈品的生产”⑧。
（三）完善公众参与制度
绿色工联主义理论关于绿色变革的策略指出，工人阶级的力量不可忽视，劳工运动和环境运动的结合对于绿色变革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的启示是，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发展基层民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营造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良好氛围。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孤立的，环境正义与社会正义密切相关，所以，我们需要把生态文明建设充分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中去，生态文明建设的进展离不开其他方面的推动。就中国而言，传统的“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①，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异和矛盾仍然存在。比如，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劳工阶层是工业化生产的直接参与者，这决定了他们是环境破坏的直接施动者，同时又是最直接的受害者。相对于环境关切而言，“劳工阶层的首要关切是物质利益，难以主动吸纳一种自觉意义上的环境主义向度”。与此同时，“中国的环保组织和团体很少提及污染企业中工人环境权利的维护及受到的侵害问题”②。劳工阶层和环保团体还远未形成推动绿色变革的合力。
社区建设含义篇9
一、两对概念的区别1．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恩格斯在1884年所写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名著中，根据美国考古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提供的材料和马克思在1880—1881年为该书所做的详细摘要的观点，认为文明是个历史概念，是和蒙昧、野蛮相对立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进步状态。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大体上划分为三个时代：“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农业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这表明在原始社会里是没有文明的，文明起源于奴隶社会。而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两者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基本问题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和具体表现。这是两对概念的第一个区别。
2．从其包含的内容分析。首先，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生活的物质方面，其最本质的方面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它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物质文明是指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的总和。它表现为两个方面：（1）指社会物质生产的进步，包括生产力状况、生产条件状况、生产的规模、社会物质财富积累的程度。（2）指人们日常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善，包括人的衣、食、注行等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物质生活方式的进步。物质文明既是以往的物质生产发展的成果在物质领域的凝结，又是现实的物质生产的直接成果，是生产力发展状况的现实表现。由引可见，社会存在与物质文明是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物质文明主要是从社会存在中生产力这一角度来谈的。
其次，社会意识是社会精神现象的总称，包括政治法律观点、哲学、道德、艺术、科学、宗教等意识形式，以及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等。精神文明是指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精神生产的发展水平及其积极成果的体现。它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指智力、技能方面，包括社会的知识、智慧、经验和技能状况，人们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素养和水平，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物质场所、设施、机构的建设，其发展程度同社会的物质生产和经济生活的发展程度直接相联系。二是指思想道德方面，即社会的道德风貌、社会风尚、人们的世界观、信念、思想、觉悟、情操及组织性、纪律性等方面的状况。精神文明既是以往物质生产发展史在精神领域的凝结，又是以往的社会意识进步成果和现实精神生产成果的结晶。由此可见，精神文明的大多内容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但其中有部分内容如与科教文卫等相适应的场所、设施等属于社会存在，因此社会意识与精神文明的关系就不是简单的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了。
3．从价值取向分析。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社会存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的、革命的、科学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落后的、反动的、不科学的社会意识则会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阻碍作用，而那些反动的社会意识，更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可见，社会意识有明显的价值取向，要么是正确的，要么是错误的。而精神文明作为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成果的总和及其体现，其本身对物质文明的建设只有正向的积极作用。社会意识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精神文明无错误之说，精神文明只有程度的高低。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的《决议》强调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其直接目的就是要让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再上一个台阶。这不仅能促进物质文明建设，而且表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这是第三点区别。
二、两对概念的联系及其现实指导意义综上所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但二者有着密切的联系，存在着本质上的一致性。物质文明与社会存在均属于社会物质生活领域，精神文明与社会意识均属于社会精神生活领域。所以，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对于正确理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关系，对于正确理解《决议》精神，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
社区建设含义篇10
关键词:京津冀;区域发展;社会保障
京津冀协同发展关乎区域行政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其中社会保障是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一个易被忽略，实则非常重要的问题。加快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既是京津冀城市群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能为整个区域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提供有力支撑。
1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含义
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体化的含义是建立跨地区跨行业的，包括所有社会成员在内的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或者在分立的多个社会保障制度和体系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连接，使之形成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其包含对象、项目、管理、标准和经费来源等方面的要素。第一是对象一体化，即实现覆盖所有社会成员的社会保障体系;第二是项目一体化，即社会保障体系中的各个项目之间形成整合的制度体系;第三是标准一体化，即对社会保障对象实行统一的保障标准;第四是管理体系一体化，即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统一的管理体系;第五是经费来源一体化，即统一建立制度化的社会保障资金来源体系。
2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的重要意义
2．1理论意义。区域社会保障一体化属于福利经济学的范畴，关系并惠及民生，是政府公共职能职责所在，体现政府公共产品供给主体职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加强区域社会保障一体化，城市政府主体共同对京津冀公民社会保障障碍提供地方财政支持，有利于使经济区政府间的合作深入到公共财政等核心利益层次，使区域合作进入各类主体利益关系调整新阶段。
2．2实践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京津冀区域社会保障一体化比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具有实质性意义，这个可以从经济、社会、体制、技术四个层面来说明。
2．2．1是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有助于实现京津冀区域内资源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使经济一体化赢得要素流动的红利，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将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2．2．2是更广泛的社会一体化。社会保障从本质上来说体现的是一种政府财政的利益分配问题，实现京津冀区域内的社会保障一体化，有利于京津冀区域在财政收入分配上向社会公平的推进。
2．2．3是更深层的体制一体化。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实现，从制度高度要求三地在财政体制机制方面加快改革步伐，建立与之相适应的一体化的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形成事权和财政相匹配的财政体制机制。
3当前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3．1对象、项目体系和制度安排等一体化的不完全。在京津冀区域中，和全国的情况类似，存在着针对各种不同人群的多个社会保险体系。且多个体系和制度之间的空缺，导致部分社会成员至今未能被纳入社会保险体系。同时，社会保障项目体系并不完整，普惠型的社会福利项目在京津与河北之间，城乡之间仍然还有很大差距。同时，随着社会保障项目的增多，新建的项目与传统的项目之间的制度整合存在较多的问题。
3．2管理方面的一体化程度不高。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从宏观层面上看，已经形成了比较成体系的政策制定和指导监督体系，但在具体的经办层面上仍然是碎片化的。且地区之间没有制度化的沟通和信息共享渠道，无法解决农民工等异地就业和居住人员申请社会救助项目的问题。同时由于具体管理经办单位不统一等问题的存在，常导致多个组织以不同的资源和不同的方式同时介入一项社会保障事务，导致保障待遇叠加和重复受益。因此，在管理方面的一体化程度低下的问题也是其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3．3经费来源方面存在一定的碎片化现象。我国社会保障的财政安排在基本制度上仍是沿用1994年实行分税制时的规定，在京津冀区域同样如此，中央单位以外的人员均由地方财政负责其社会保障所需的财政经费。尽管近年来事实上中央财政已经在很多社会保障项目中承担了很大比例的财政投入，但是对中央政府的财政责任仍然缺乏制度化的规定。
4加强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的建议
4．1明确一体化的基本方向、原则和步骤。首先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认清一体化建设对于我国社会保障制度长期发展的意义，在社会保障发展战略中坚持一体化基本方向。重视社会保障制度的顶层设计、促进社会保障管理体系的整合。应该认识到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难以一步到位，而应该分步骤进行。
4．2加强中央政府对京津冀区域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统筹管理。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需要中央政府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明确地方政府的责任，并采取恰当的政策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责任不应该被割裂开来或此消彼长，而应该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通过恰当的方式形成在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负责的制度体系。
4．3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建设的重点领域。强化京津冀社会保障一体化水平，首先应该提高社会保障的统筹层次，包括社会保险类项目和社会救助类项目的统筹层次;其次，要加快京津冀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建设，应该把“城乡一体化建设”作为现阶段京津冀社会保障发展的重要目标;再次，应该加强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建设，将农民工逐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最后，要加强社会保障管理体系的一体化建设，在已经实现社会保险“五险合一”的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救助项目统一的管理体系，医疗保险与服务之间在管理上的协调，以及社会保险与社会之间管理的统一和协调。
作者:楚伯微单位:河北经贸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丁雪梅．关于现代保险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探讨［J］．劳动保障世界，2013(9):200－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