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区治理研究篇1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社会发展的进步，越来越多的农村在向城市社区化管理方向发展。但是当前中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条件差异较大，农村社区建设在范围、内容和模式上都需要不断探索与实践。
义乌作为一个县级市在城市急剧扩张中，对城区7个街道的社区管理作了规划与尝试，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但是，在义乌城区之外的一些街道及乡镇并没有实现社区化管理或者在农村社区化发展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因此，为了确实的让农村社区服务于民，研究义乌农村社区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找到相应的对策，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义乌农村社区治理存在的问题分析
1、未充分实现村民自治
社区村民自治的实质就是按照村民自己的心愿，选择大多数村民都认可的人来担任村干部，决策村民自治范围内的重大各类事务，规范各种行为。村民自治是农村社区治理的方向，也是推进农村社区民主自治的重要前提。但是义乌农村自治实施中发现很多问题。（1）村民自治发展不平衡。村民自治的改革实践滞后于立法，有法不依，村民法制概念薄弱，参政议政积极性不足造成如：竞选的条件、规则、选票的制作程序做没能做到完全公开公正；唱票和计票的规则、方法、方式么能做到公开、透明。对村委会选举中贿选、补选的处罚没有落到实处，对罢免缺乏可操作性的规范。（2）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尚未理顺。镇政府与村民委员会关系不明晰，乡镇政府行政控制与村委会自治权利之间的矛盾比较突出。乡镇政府把村委误作为自己的行政下级或派出机构。村委会与村党支部关系不协调。村党支部过多干预村民自治。（3）农民政治意识薄弱。一方面农民对权利迷信、盲从。对政治生活缺乏责任心和关注度，不愿花时间和精力参与村里的政治活动中，对政治评价不倾向不抵制。另外，民主选举与民主决策程度低，理性弱，民主监督没有发挥该有的作用。
2、农村社区没能给村民带来认同感
改革开放以来，传统农村生活方式的解体，新的生活方式还未健全的前提下，乡民各顾各，乡村日益变得一盘散沙，农村社区认同感不强。农村不再是老树、黄昏、昏鸦，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设计风格统一的建造经营理，村村专业街，到处是作坊的建造模式，人们过往的记忆都被“农村社区建设取而代之”。农民很难融入到新的乡村生活中，无法对乡村文化产生亲和力、归属感。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富裕了，人心却散了，失去了原有村落共同体赋予的安全保障。另外，义乌外来人口的价值观、宗教信仰、人生观、风俗习惯等都与本村农村存在或多或少的不同。.农村社区在传统文化和新进外来文化的双重作用下，原有的村约、规范对农民的约束和影响能力下降，农民集体意识和道德责任感不强下降，不关心社会公益事业，崇尚实用主义，顾“小家”忘“大家”，农村社区已经没有以前淳朴特质；反而人际关系资本化和利益化得到放大，大大降低了农村社区凝聚力和感染力。
3、未充分发挥社区功能
村民家庭住宅建设后，人们的住宅形式、生活方式发生了变化，但生活习惯仍保持着原来的作风。依靠农业收入也转变成了租金收入，闲余时间越来越多，社区管理人员没有充分发挥引导与指导作用，导致村民部分村庄改造后，村民仍然过着“耕地种菜”的纯农民生活，绿化带里种菜，车库里养鸡，耕具随处放等情况时有发生，不仅有碍于整体环境的保护，也不利于社区统一管理。另一方面，部分村民对于社区化管理存在观念偏差，不愿交物业管理费用，认为是不必要的支出，粗放的生活方式没有得到有效改变，这也制约了农村社区化管理的进一步深化落实。
4、农村社区自身的定位不明晰
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上级有关部门办一项活动，盲目下达农村社区治理任务，他们明确要求制度上墙，新成立的组织更是要“挂牌子”，似乎有了牌子一切事情就成了。为了迎合上级各部门的要求，部分社区也只能“热衷于”制度上墙、挂牌子等表面文章，钱花费不说，真正能起作用的并不多，大多数的治理只是形式而己。
通过调查发现，对于居民而言，有些居民认为农村社区治理是主要靠政府投入和上级管理为主，自己的主动参与很不适合时宜，对很多公共性事务采取不闻不问、也从不干涉。对于政府这边而言，如何治理社区认识还不够清楚。对于农村社区的建设和治理还没有成熟的理论和政策，都在摸着石子过河，没有固定的模式，要搞好搬经镇农村社区治理，首要问题是对社区进行了定性和定位。根据各社区的特点，发展自己有利的项目，来带动群众致富。
三、义乌农村社区治理对策研究
1、不断创新“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民主监督”制度，是中央提出的新要求。在社区自治过程中要不断优化运行机制，使社区自治适合社区的实际，逐步建立社区内民间自治组织、社区中介组织，健全村企与村民之间的协商机制，即通过政府指导和协调。一般而言，只有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人人起来负责，这样才不会人亡政息，农村社区治理最终才能达到善治。例如：社区民主选举过程中，以居民自治为核心，要规范居委会民主选举程序，社会组织广泛参与，不能只讲口号，做做表面文章，尽量减少行政干预。
2、要围绕农村社区文化、改善社区人居环境等建设，以增强居民以社区为家的理念，“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让居民觉得有一种归属感。搬经镇通过社区品牌的建设，提出“一村一品”，也采取和利用送戏下乡等文艺汇演?矸岣蝗褐诘木?神文化生活，大力弘扬农村文明道德新风尚，努力满足农村社区文化发展的需要，让社区居民充分参与其中，营造文明和谐的社区文化氛围，感受到社区治理自己也是其中一员，而不仅仅是党委政和居委会的事情。
3、首先明确功能定位、完善管理体制。建立村民广泛参与的社区服务管理的体制和工作运行机制；地方政府将用人权利、工作经费按工作业量下放到各社区；进一步加强社区共建机制建设，做到把满足社区居民需求作为社区共建的主要目标；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不断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激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其次优化农村社区生活环境与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推动村庄集镇规划，保护农村社区的自然环境，维护农村社区生活环境，努力保持村容整洁、乡风文明促进人与自然人文环境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另外建立并完善社区公共服务，通过影视、广播、戏剧等形式传播政治文化思想，提升农民的政治素养，积极推进农村社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努力建立农村就业指导与服务，积极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为农民提供基本保障，使农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4、随着义乌城乡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对农村社区管理方式和治理机制也提出了新要求，各级党委也需要深化认识，把统筹配套改革作为一项紧迫任务来抓，建立农村基层治理机制，构建在社区党的组织领导下，以地区、乡政府管理为基础、居民自治为核心、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的农村社区治理机制。建立起农村社区管理绩效评估的机制，将农村社区治理纳入到年度目标管理考核中，并且考核结果与村干部报酬直接挂钩。通过一级抓一级，层层落实，形成区县政府统一领导、民政部门牵头、相关部门配合、各镇负责、社区主导、群众参与的良好格局，合力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长效机制。
四、结语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篇2
关键词信息化；农村社区；协同治理；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6）07-0031-08
一、引言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农村基层社会结构发生着变化与调整，原有的村庄组织化治理模式已经不再适合现代开放和流动社会发展的要求，农村基层治理的转型不可避免。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了“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的重要指示。截至到2009年，我国超过11%的村庄开展了农村社区的建设工作，涉及的农村居民过亿，农村社区建设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以党组织为核心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农村基层自治机制”的指示。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我国的农村社区迅速发展，新的治理主体不断涌现，基层农村的治理从传统的“乡政村治”向新型的“多元共治”的方式过渡，作为社会基层单位的农村社区形成地方基层政府和社会自治组织的协同治理模式是一种必然。20世纪90年代，国务院国家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掀起了一股社会信息化建设的浪潮，社会和企业信息化投资热情空前高涨，国家信息化工作进程迅速。并且，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为我国的社会管理和政府治理工作提供了有力的工具和手段支撑，在和谐社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信息化能否对我国社会基层的农村社区治理工作产生影响，信息化是否可以成为改善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有效途径是一个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研究主题，因此，本文从信息化的角度出发研究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因素问题，探究社区信息化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作用关系。
二、相关研究进展
在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以“农村社区”和“协同治理”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只能找到4篇切合主题的相关研究论文，并且目前对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研究主要以理论分析为主，这说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是一个较新的学术研究主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深入探索。国内学者李增元（2013）对协同治理在农村社区治理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指出多元参与、协同合作的农村社区治理模式能够化解社会基层矛盾、维护社会个体权益、提升政府公信力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解决农村社会发展中的诸多问题[1]。董进才（2014）研究了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的构建问题，指出农村社区多元协同治理结构的主体应该包括党组织、社区居民代表大会、居民委员会（居委会）、监督委员会和社区综合服务中心，农村社区协同治理通过协调统一、民主参与、资源配置、多元投资和监督约束5种机制实现，具体体现在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和民众参与4个实施路径上。并且从地缘组织和业缘组织协同的角度分析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机构的形成问题，指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模式的形成离不开科学的农村社会管理决策机制、具有组织力量保证的监督机制和多方积极参与的农村社会管理激励机制[2]。而在信息化与社区治理关系的研究方面，顾昱（2010）研究认为应该把孤立的政务系统联接起来，以整合农村社区分散政务数据信息资源，从而提高农村社区管理和业务的协同，实现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3]。徐峰，程永强和郭婷（2012）对于社区信息化与社区“社会网络”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指出社区服务信息平台的建设能够改善邻里关系，提供便利的社区服务，协同社区日常工作，从而实现社区的和谐建设与发展[4]。黄家亮（2014）对于信息化与社区治理模式创新的研究，指出社会信息化的发展为农村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带来机遇，并以杭州上城社区信息化模式为例分析认为，社区信息化手段的运用能够实现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促进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复合治理模式实现[5]。由此可见，从理论分析来看，社区信息化能够对社区治理的改善起到促进作用，但是，信息化与社区治理的关系仍然缺乏实证研究和量化分析的验证，尤其是针对新型农村社区形成的协同治理模式，信息化对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作用机理还尚不清晰。因此，本文依据问卷调查的数据，基于协同理论研究社区信息化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作用关系，从而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地完善和治理绩效地提升提供理论参考和对策建议。
三、农村社区治理系统协同度的测度研究
在农村社区协同治理模式中，基层政府及党组织是社区治理的重要主体，而农村社区的自治组织包括社区居委会、社区服务中心和农民合作组织等都是农村社区治理的另一个重要主体，当然居委会又是自治组织中的治理核心。并且两种治理主体之间只有实现良好的协同关系才能够提升农村社区的治理绩效，改善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推进农村社区的发展。基于系统理论中的协同理论，从治理主体的差异来看，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其实是一个复合系统，这个复合系统由政府组织的治理系统和自治组织的治理系统两个子系统组成，而两个子系统之间的协同程度决定了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整体功能，两个子系统的协同程度越高，农村社区的治理绩效会越高。利用协同理论中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可以测量农村社区治理中政府组织治理系统和自治组织治理系统的协同程度。目前，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在经济、管理和环境等领域都有所应用，用于测量经济系统、管理系统和环境系统中子系统的协同程度（刘志迎等，2012；石丹等，2015；范厚明等，2015；任耀等，2015）[6-8]。系统协同测量的基础是其子系统的有序程度，首先利用系统有序度模型测量两个子系统的有序程度。设两个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政府组织治理系统和自治组织治理系统分别用G和S表示，两个子系统发展的中序参量变量用fi=（fi1，fi2，…，fin）表示，其中，n≥1，βij≤fij≤αij，j∈[1，n]，αij、βij分别为第i子系统和第j序参量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系统序参量分量fij的系统有序度表达式为：
ui（fij）=■，j∈[1，m1]■，j∈[m1，n]（1）
式（1）中，ui（fij）∈[0，1]，其值越大表明序参量fij对系统有序的影响越大。
利用式（2）求得序参量fj对子系统G或S的总影响ui（fi）。式（2）中，ui（fij）∈[0，1]，ui（fi）的数值越大，说明子系统有序度就越高。反之，系统的有序度越低。
ui（fi）=■wjui（fij），其中wj为权数，wj∈[0，1]且■wj=1（2）
由式（1）和式（2）可知，系统有序度测量的基础是描述政府组织治理系统和自治组织治理系统两个子系统序参量指标数据的获得，在对已有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参考秦位强等（2008）、侯麟科等（2009）和王荣庆（2012）对农村基层治理中基层政府职能和定位的研究结论[9-11]，本文建立了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政府组织治理系统的测量指标体系，主要从指导作用、决策作用、协调作用和服务作用4个方面描述基层政府组织治理系统，这4个一级指标代表控制政府组织治理系统的序参量，在这4个一级指标下面，又各包括两个二级指标项，这些二级指标项主要是阐述一级指标的问题项，具体的问题内容如表1所示。
同时，参考李晓燕等（2014）和乐章等（2015）对农村基层治理中自治组织职能和作用的相关研究结论[12]，建立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自治组织治理系统的测量指标体系，本文从经济职能、生活职能、服务职能和监督职能4个方面去描述农村社区自治组织的治理系统，即这4个一级指标是控制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自治组织治理子系统的序参量，在这4个一级指标下面，又包括两个二级指标项，这些二级指标项主要是阐述一级指标的问题项，具体的问题内容如表2所示。
基于表1和表2的两个农村社区协同治理子系统的测量指标体系形成调查问卷，并利用调查问卷对山东省济南、青岛、烟台、潍坊、威海、泰安、临沂、淄博、济宁、莱芜、德州和聊城12个地市区域内的40个农村社区进行了两次问卷调查。两次调查时间间隔为1年，每次调查针对同一农村社区的相同调研对象发放问卷，每个农村社区发放问卷10份，两次共发放问卷800份，即每次发放400份。第一次收回问卷378份，其中有效问卷352份，第二次收回问卷383份，其中有效问卷361份。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质量，对于有效问卷数量低于5份的农村社区进行了剔除，剩余的有效社区样本数为36个，有效样本的分布状况如表3所示。
对于两个子系统测量指标体系的二级指标即问题项，根据农村公共管理专家意见，其权重各占50%，即每1个一级指标项的得分为二级指标得分的平均值。由此可以得到农村社区治理的8个一级指标即（G1，G2，G3，G4）和（S1，S2，S3，S4）的数据。将这8个一级指标的数据分别代入式（1），式（1）中的m1=3，即1与5的平均数，由此可以求得36个样本农村社区两次调查中8个序参量指标分别对其所属子系统（G或S）的影响。第一次调查数据中8个一级指标（G1，G2，G3，G4）和（S1，S2，S3，S4）的影响值包括数据集a1=[u1（G11），u1（G12），u1（G13）…u1（Gij）]和a2=[u1（S11），u1（S12），u1（S13）…u1（Sij）]，i=1…4，j=1…36。第二次调查数据中8个一级指标的影响值包括数据集a3=[u2（G11），u2（G12），u2（G13）…u2（Gij）]和a4=[u2（S11），u2（S12），u2（S13）…u2（Sij）]，i=1…4，j=1…36，。由于数据量较大且为中间变量数据，因此，具体的数值不在文中再详细列出。而对于式（2）中的一级指标权重即序参量权重wj，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即aHp的方法，在相关农村公共管理专家打分的基础上产生，形成两个4×4的判断矩阵，如图1所示。
根据判断矩阵利用aHp的方法，可以得到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政府组织治理系统的测量指标权重w1为（0.3000.3000.1900.210），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自治组织治理系统的测量指标权重w2为（0.3000.2200.2200.260）。在此基础上，将a1，a2，a3，a4的数据代入式（2）可以得到第一次调查中36个样本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中两个子系统的有序度数据a5=[u1（G1），u1（G1），u1（G3）…u1（G36）]和a6=[u1（S1），u1（S2），u1（S3）…u1（S36）]以及第二次调查中36个样本农村社区系统治理两个子系统的有序度数据a7=[u2（G1），u2（G2），u2（G3）…u2（G36）]和a8=[u2（S1），u2（S2），u2（S3）…u2（S36）]，将a5，a6，a7，a8的数据代入到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中，模型如式（3）所示，能够计算出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系统的复合系统协同度数值C=[c1，c2，c3…c36]。
c=δ■
其中，δ=1，■[u1（fi）-u2（fi）]>0-1，■[u1（fi）-u2（fi）]
fi=Gi，Si（3）
基于式（3）测算出36个样本农村社区政府组织治理系统和自治组织治理系统的协同程度，即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系统的协同度。系统协同度反映了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状况。36个样本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系统协同度如表4所示。
由表4的数值及其数据统计特征可以看出，样本农村社区治理系统的协同度数值呈现出一种参差不齐的情况如图2所示，最小的治理协同度数值不足0.1（0.0852），最高的治理协同度数值接近0.5（0.4596），两者的数值相差4倍以上，并且数据的偏度数值较高，这说明我国农村社区的治理状况处于一种较为不平衡的情况，而系统协同度的均值只有0.2080，农村社区治理协同度的整体水平不高，这说明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体系和模式还有待完善。在求出样本农村社区治理系统协同度数值的基础上，下一步需要对治理系统协同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
四、社区信息化对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研究
黄家亮（2014）和宋煜（2014）的研究认为信息化能够为社区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并且推动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5，13]，而李曼（2009）的研究指出社区信息化能够有效地提升农村社区的社会资本积累，从而改善农村社区的治理[14]。那么社区的信息化能否有效影响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状况？如何产生影响？在对样本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状况进行测评的基础上，接下来需要对样本农村社区的信息化水平进行有效评价。本文参考邹凯等（2008）和武建军等（2010）在社区信息化评价方面的研究以及刘世洪等（2008）和杨诚等（2009）对于我国农村信息化评价体系的相关研究[15-18]，同时，结合考虑日本学者小松琦清介提出的信息化指数模型和我国农村社区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了一套农村社区信息化水平的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主要分为4个一级指标，包括社区信息化基础设施，社区信息化环境建设，社区信息化业务应用和社区信息化服务推进4个方面。社区信息化基础设施主要评价社区居民和居委会的信息化设备的配备情况；信息化环境建设主要评价社区信息化建设的硬件条件：信息化业务应用主要评价社区信息系统建设和业务应用情况；社区信息化服务推进主要评价社区信息化推进的服务支持状况。而这4个一级指标又分别包含若干子指标（问题）来描述，农村社区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如表5所示。
利用表5的农村社区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形成信息化的调查问卷进行数据收集，由于农村社区信息化问卷中一级指标下的问题项均大于2个，比协同治理问卷要复杂一些，因此，要对社区信息化调查问卷的质量进行评估。为了保证问卷设计的一致性和可靠性，首先对6个样本农村社区的居民和居委会工作人员发放了60份问卷，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问卷调查。收回有效问卷57份，依据收集的数据利用SpSS软件对一级指标下的二级指标问题项进行了探索性因子分析。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二级指标项通过了Kmo和巴特利球形检验，且所有的二级指标在其公因子上的载荷超过了0.5，这说明问卷的设计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和可靠性，可以用于相应的调查研究。然后进行农村社区信息化调查问卷较大规模的发放，信息化问卷是与协同治理问卷调查一起，针对相同的农村社区进行发放的，两次问卷的发放仍然是相同的调查对象。两次调查收回的有效问卷超过5份的农村社区数量为39家，包含了协同治理调查中36家有效的样本农村社区。对于调查的二级指标即问题项的得分仍然采用平均值进行处理，而一级指标的数值通过二级指标的加权求和得到。对于一级指标的子指标权重（w3，w4，w5，w6），同样利用层次分析法（aHp），在农村信息化专家打分的基础上，分别建立4个判断矩阵，从而得到4个一级指标的二级子指标的权重，4个判断矩阵如图3所示。
根据图3的农村社区信息化4个一级指标的判断矩阵，利用层次分析法得到的4个一级指标的权重为w3（0.2000.2800.1500.370），w4（0.2740.3990.1940.133），w5（0.2140.2140.2140.2140.144），w6（0.1530.2260.3150.1530.153），基于4个权重通过加权求和可以得到4个农村社区信息化一级指标的数值，为了消除异方差带来的影响，在本文的研究中对4个农村社区信息化一级指标数值进行了取自然对数（ln）的处理，处理后的数据特征如表6所示。
根据信息化基础设施（lni1）、信息化环境建设（lni2）、信息化业务应用（lni3）和信息化服务支持（lni4）的数据，本文利用回归分析研究农村社区信息化对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作用，由于农村社区的治理系统协同度数值均是0～1的数值，因此，需要利用截尾回归模型即tobit回归模型进行农村社区信息化对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作用研究，模型如式（4）所示。
C1j=α+βlniij+uij（4）
其中，C1j代表样本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度，iij是农村社区信息化的4个一级指标，uij是随机误差项，其中i=1…4，j=1…36。β是农村社区信息化对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作用系数，α是截距常数项。将农村社区协同治理度的数值C1i和4个农村社区信息化一级指标（lni1，lni2，lni3，lni4）的数据分别带入式（4），利用eviews6.0软件得到的tobit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根据表7的回归分析结果可以看出，信息化基础设施（lni1）和信息化环境建设（lni2）两个信息化指标对农村社区治理协同度的影响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而信息化业务应用（lni3）和信息化服务支持（lni4）两个信息化指标对农村社区治理协同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目前农村社区居民和治理组织的信息化设备配置没有明显地推动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而农村社区信息化环境的建设和完善也没有对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程度产生明显的提升作用。这说明从社区信息化的角度来看，信息化基础设施和信息化环境建设并不是提高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程度的关键因素，对于信息化设备的合理应用和对信息化应用服务支持、引导和激励才是更为重要的。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农村社区居民和治理组织的信息化设备越来越完善，并且信息化环境也在迅速改善，但是，信息化的工具和手段没有能够较好地用于改善农村社区的治理绩效。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下去，那么就有可能出现类似于“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theproductivityparadoxofinformationtechnology，Brynjolfsson&Hitt，1993）的情况[19]，即信息化的投入没有能够产生相应的绩效改善作用。因此，基于信息化手段改善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重点应该是信息化工具应用的引导和支持。因为在信息技术的应用过程中经常会存在一种“组织抵触惯性”（organizationDefensiveRoutines）的现象（argyris，1990）[20]，尤其是在农村地区，由于农村居民本身的生活环境、经济条件和学历背景等方面，其对于信息技术工具应用本身就难以掌握，而且农村地区的管理部门和治理组织内部又缺乏信息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这使得先进信息技术工具的使用存在很大障碍。而且社区信息化的推进要求改变社区服务部门和治理组织的日常工作习惯，从而造成工作人员对信息化产生抵触情绪。因此，必须从技能培训、业务支持、人才引进、政策激励和服务创新等多个方面采取措施，以提高农村社区信息化的正向影响作用，进而改善农村社区居民的生活。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根据36个样本农村社区的调查数据，针对农村社区信息与对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研究的作用关系进行了分析，从而得到以下研究结论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一，根据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测算出的样本农村社区治理协同度的数值，可以看出，目前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方面呈现出一种参差不齐的状况，部分农村社区的基层政府与自治组织之间没有能够形成良好的协调机制，共同提高农村社区治理绩效和居民生活满意度，这说明农村社区的发展具有不平衡和差异性的特征，因此，必须采取多种措施完善农村社区的协同治理模式。
第二，社区信息化是有效提高农村社区治理协同度的重要途径，但是，产生关键作用的不是信息化基础设施的配置和信息化环境建设，而是信息化工具的业务应用和服务支持。这表明，目前对于农村社区的信息化推进并不是简单地进行信息化硬件投资的问题，需要转变发展思路，在持续投入的同时更加注重居民和社区工作人员的信息化工具的合理应用和良好掌握。社区信息化对于农村社区协同治理的影响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互补机制和互动机制。首先，在互补机制方面，由于在地方政府的日常管理中尤其是对基层组织的管理经常会出现管理职能缺失的状况，而农村社区的信息化能够加强基层政府和社区治理组织的联接，从而使得双方发现对方的职能缺失部分，进而优化双方的资源配置，实现管理职能和治理能力的互补，从而推进农村社区的发展。其次，互动机制方面，农村社区的信息化能够实现政府基层组织和自治组织的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从而形成新形式的“政府―社会”关系。信息化是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互动的纽带，能够使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的互动更加频繁、紧密和便捷，两者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变得更加容易，并且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在农村社区治理方式上的创新能够较好地相互借鉴和学习。同时，信息化为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实现了管理数据的交互，从而为社区治理的总体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而基层政府对于农村社区公共管理信息平台的搭建，更能够起到联接中介的重要作用，实现所属区域内农村社区之间的互动和合作。因此，通过社区信息化业务应用和信息化服务支持能够有效推动资源配置合理、治理职能互补和多元主体互动的农村社区协同治理体系的形成。
第三，农村社区信息化的治理绩效提升作用的关键是信息化在业务上应用和对信息化的服务支持。因此，需要从多个方面采取措施去提升信息化工具在农村社区业务上的应用和加强对农村社区信息化的服务支持和推进。首先，必须加强农村社区信息化工具的使用技能培训。包括对社区治理组织的工作人员的计算机和软件系统应用技能的培训以及对农村社区居民的信息化基础工具使用的义务性指导。其次，提升基层政府和社区治理组织人员中信息技术工作专业人员的比例。加大相关专业人员的引进，一方面能够使信息化设施得到高效的应用，另一方面为信息化设施的日常维护和服务支持提供人员保障。再次，农村社区信息化的推进需要政府的政策激励与支持。对于基层政府而言，其对农村社区信息化推进的积极性可能不是很高，这是由于一方面农村社区信息化建设很难在短期的地方政绩中显现出来，另一方面信息化的发展实际上增加了社区居民和社会组织对基层政府的监督能力，使得基层政府感到更受束缚。因此，这就要求我国政府必须建立一套针对农村社区的多层次信息化绩效考核体系，通过全面的信息化绩效考核，能够有效地避免单一地注重信息化硬件投资的信息化建设措施，同时，能够提升农村社区信息化建设的绩效改善作用。并且，将农村社区的信息化绩效纳入到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中去。最后，应该积极推进农村社区信息化的创新型应用。新的社区信息化应用方式，包括社区服务信息平台、社区论坛网站建设和社区微信群的建立等都能够加强社区内外主体的网络联接，推动新型协同治理模式的发展，从而大大改善农村社区的治理绩效和居民生活水平。
第四，由于时间上和资源上的限制，本文研究的调查样本对象数量有限，并且对于样本农村社区的跟踪时间较短，主要是针对一年内的截面数据的研究，因此无法得到更深层次的研究结论。在今后的深入研究中，在增加调查样本数量的同时，通过持续关注农村社区的治理状况变化进一步分析社区信息化对农村社区治理绩效的深层次影响机制，进而形成更为全面的理论分析框架，得到更具有现实价值的研究结论。
[参考文献]
[1]李增元.协同治理及其在当代农村社区治理中的应用[J].学习与实践，2013（12）：98-106.
[2]董进才.新型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研究――业缘组织与地缘组织协同的视角[J].财经论丛，2014（11）：82-87.
[3]顾昱.农村城市化进程中转型社区治理模式创新――基于电子政务的协同治理机制及效率分析[C]//村民自治暨合寨村村民委员会成30周年研讨会论文集，2010（10）.
[4]徐峰，程永强，郭婷.社区信息化对新时期社区“社会网络”重构的促进――论信息化和社会和谐的关系[J].中国信息化界，2012（7）：20-23.
[5]黄家亮.信息化与社区治理模式创新――以杭州上城社区信息化模式为例[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6（3）：292-297.
[6]刘志迎，谭敏.纵向视角下中国技术转移系统演变的协同度研究[J].科学学研究，2012，30（4）：533-543.
[7]范厚明，马梦知，温文华，等.港城协同度与城市经济增长关系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5（9）：96-105.
[8]任耀，牛中槐，张彤进，等.专用设备制造业创新驱动系统的协同度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5（8）：65-71.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篇3
相对于经济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等学科，政治学的实证研究十分不足。近年来，随着农村问题的日渐尖锐和村民自治的强力推进，政治学界逐步重视起对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产生了不少实证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对于拓展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深化政治学界对中国农村和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些研究也已引起国家有关决策部门的密切关注，对国家相关政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当前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最大成效最好的，无疑是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张厚安就提出“理论务农”，深入到山东、湖北、湖南等省作农村政治调研，并以这些调研成果为基础写作出版了“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丛书”。[1]1990年代中期，在张厚安、徐勇带领下，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2]此书由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后，获“五个一工程”奖。徐勇和项继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写作的博士论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和《集体经济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河南南街、山东向高和甘肃方家泉村治实证研究》，分获1998和1999年国家教育部“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0年，徐勇主持的村级治理个案调查报告集《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3]出版。2001年由徐勇和吴毅主编的《乡土中国的选举》[4]也已出版。于建嶸著《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5]和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6]均为长期村庄调查的实证研究成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的乡村政治研究，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而且引起国家有关政策部门的重视。目前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成果已成为国内乡村政治研究领域被引用最多的研究机构。民政部及与民政部关系密切的一些专家的实证研究也有很大影响，尤以在1990年代初连续三年以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的名义编撰的《实践与思考》论文集，收集了最初有关乡村政治调查的众多成果，至1990年代中期，由中国社会出版社连续三年推出由王振耀主编的白皮书，在政治学界和政策部门产生了广泛影响，成为村民自治研究最为权威的文本。出于工作调研的目的，李学举、王振耀等人编著的《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7]亦收入大量的调查报告。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专家参与了民政部的调研，其中原中央党校王仲田和民政部詹成付主编的《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8]，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的《中国村民自治前沿》[9]，也有丰富的个案调查。民政部基层政权司每年还编有《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资料汇编》，是乡村政治研究的基础资料。
此外，在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影响比较持久、时间比较长、规模比较大的一些成果如王沪宁主持的村落家族文化研究，收录了十五个个案村的调查；[10]张乐天对浙江海宁一个村庄长达数年的调查，写作了《人民公社制度研究》[11]；辛秋水以文化扶贫和村民自治实验为题，在安徽大别山区农村作了为期十余年的调查研究和社会实验，肖唐镖则以江西宗族背景和村级治理的相关性为题，组织十数位研究人员在数十个村开展了长达经年的个案调查，调查成果也已出版[12]。较早一些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成果如张立荣先生以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为基础撰写著的《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13]最近的调研成果如中央编译局荣敬本教授等人以对村民自治和乡镇人大的调查为基础写作的《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4]，《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15]，李凡等人对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的研究[16]，毛丹写作的《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17]，张静写作的《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18]，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19]，卢福营写作的《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20]，深圳大学黄卫平先生等人以对深圳市大鹏镇选举制度改革的调查为基础撰著的《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21]，白钢主编的选举与中国政治丛书[22]，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23]，在学术界都有一些影响。转贴于
至于一些以个案调查为基础撰写的调研报告和理论文章，近年更是骤然增加，说明乡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已经进入到一个相当深入的阶段。
二、个案调查的基础价值
总的来讲，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大都以个案调查为基础，特别是以个案村的调查为基础。通过个案调查来获得调查资料与思想灵感，成为这种研究的主要特点。同时，当前个案研究大多处于描述阶段，政策性考察较多，学术深度和理论建构稍嫌不足。
在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的背景下，农村地区间的政治社会发展状态亦十分不同，没有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调查经验，不可能对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有一个真切的判断。因此，个案调查的价值首先在于积累不同地区广泛而深入的个案资料，以期建立一个完整的、真实可靠的农村政治形貌及与政治发展密切相关的经济社会景象。个案调查的价值其次在于为调查者获得第一手的直观资料，走出书斋和既有文字理论的框架，从活生生的农村社会中获取体验，获得灵感源泉。第二手的文字描述无论如何精致生动，总只是第二手资料，总是将活生生的全景的社区农村政治依描写者本人的裁剪而成不完整的文字。直观而深入的个案研究中，每一句话的音容笑貌，每一笔收入的山形地貌，每一件事的前因后果，都构成调查者凭借自己个人灵感进行全面想象和深入挖掘的充分条件。以活生生的生活来建构调查者的理论和政策文本，大致不会离题太远。尤其是调查者可以将自己构建的理论文本与自己在农村调查中的直接感受时时结合起来，就不至于让理论信马由缰地走得太远。个案调查的价值还在于有可能将一个社会文本构建成一个关于社区发展的全面文本。不是以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等学科进行分界，而是以社区发展为基础，追问现状背后的为什么，和为什么背后的为什么，真正将乡村社会的性质与表现出来的政治发展形貌结合起来，理解中国国情中来自乡土社会中的有着若干年代历史的那一部分。可以认为，个案研究的价值不在于个案本身的典型性，而在于这个个案本身是否可以建立起其外在形貌与内在结构之间的因果联系，可否在乡土性质与政治发展和国家制度三者并不对称的互动中建立起理论上的勾连。首先关注个案本身的内在解释力，然后再考虑其典型性，以个案调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思考，并以此思考为基础来建构起具有个案材料解释力度的理论框架，然后将此理论框架予以扩展，看到底可以扩展到多大范围、多少村庄。这样，就有可能通过诸多个案调查来形成诸多具有类的理论特征的分析框架，最终就为构建中国乡村政治的总体形貌和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的理论框架提供坚实的基础，在这种基础上提出发展中国政治的政策对策，就会颇具深度和前瞻性。这里，可以提出一种叫做个案式思考的东西，即在个案调查时，以个案村为文本，建立起一个具有对个案村材料具有解释力的分析框架而不去管这个个案中哪些材料是独特的，哪些材料是普遍的。以这个个案某些或许独特的材料建构起来的框架，可能不具有普遍的解释力，但这些分析框架如果具有个案的解释力，就足以获得在若干理论中的价值并可以在以后的比较中判定那些是真正独特的，那些是普遍的，及如何建构一个可以容纳一定特殊性的普遍分析框架了。
从对当前已有乡村政治个案研究的现状看，总的来讲，各种类型的个案材料都已有一些，积累个案的工作虽说做得依然不够，却也有相当成绩，现在最为不足的是，相当部分个案研究过于关注政策层面的问题，试图以个案村的情况来推导出重大的政策结论，而不大重视借用个案调查所获得的直观与灵感来建构理论框架。本来，王沪宁写作的《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不仅有一些个案，而且试图以个案来进行理论思考，遗憾的是，王沪宁本人并未亲自参加个案调查（更不用说参与全部个案调查。真正的灵感理应来自全部的个案调查），缺乏来自乡土社会的活生生的灵气。徐勇主持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研究具有与王沪宁同样的问题。如何在个案研究中将个案调查的灵感与虎虎生气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是当前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
三、从个案调查到区域研究
个案调查具有经验的直观全面性和产生灵感的基础，但个案研究亦有其局限性，尤其可能无法分清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以偏概全，导致对乡村政治发展及其相关经济社会文化基础的判断失误。
区域研究既可以填补单纯个案研究的不足，又可以避免大而全式研究的肤浅。首先以对个案材料的解剖来掌握一个“麻雀”，然后以这个解剖获得的经验（解剖本身的经验和从解剖中学到的关于“麻雀”结构的知识）为基础，展开对区域农村的全面实证研究，既可以走由村到乡到县的上行路线，也可以走由村到村再到村的平行路线，这种或上行或平行的调查扩展，不仅可以有效扩展对农村社会了解的全面性，而且可以在区域范围内验证个案研究的结论，防止以偏概全。区域性调查从某种意义上将个案调查的深度和灵气与面上调查的广度和可信性结合起来，做到深度个案材料与广度区域调查之间的互相补充。
总的来讲，当前政治学界在区域性乡村政治研究领域缺乏自觉。辛秋水是以安徽大别山区来展开自己实证研究的，问题是辛秋水过于关注政策问题和枝节性的技术问题，不仅忽视了理论提炼与建构，而且忽视了区域性调查在提供个案深度报告和区域广度报告结合上资料本身的价值。肖唐镖以江西农村宗族与村级治理的关系为基础来展开自己的区域实证研究，虽然他的绝大多数调研成果还没有发表出来，但通过他既有面上统计又有个案深入描写的一些报告，可以为学术界提供大量第一手资料，建立在这些第一手资料基础上的概括，基本上可以将江西这一大的行政区域关于村级治理与宗族关系状况描绘清楚。肖唐镖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理论提升的自觉，忽视了将个案调查资料与大胆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的最有可能产生原创性分析框架机会的把握。一手资料成为理论工作者们的二手资料，个案调查中最为宝贵的由切身的农村政治体验而触发理论建构的灵感，被人为地割断。
我们近年来力图以湖北荆门这一传统的商品粮基地为基础，展开区域性调查。在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有四项，一是在1999年上半年在全市深度访谈了40多位村支部书记，整理有近百万字的“村支部书记访谈录”，主要是对当前农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特别是村级治理的各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访谈。二是1999年下半年至2000年下半年，在全市观察了三十多个村的村委会选举，并对其中多数村进行了回访，建构了一些关于选举与村级治理的调查文本。三是2001年上半年在全市进行的口述史访谈，整理有数十万字的资料。四是2001年下半年至今的乡村组织及其财政状况的调查。总的来讲，这些访谈和调查可以大致勾勒出荆门这一农村区域村一级政治发展的现状和这一政治现状背后的经济社会基础，其主要优势在于，不仅反复细致地调查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现状，而且努力追求这些现状得以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原因，实质上是试图将个案调查和区域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的努力结合起来，不是在政策问题上，而是在学术研究上，为当前农村社会进行定性，我们最重要的研究思路是理解当前农村政治发展现状诸如村民选举、村级治理得以如此发生的背后的村庄性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建构的领域。通过这些努力，就有可能不仅为学术界提供有深度且可信的关于区域性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大量一手资料，而且为政治学界提供解释荆门农村政治发展现状的理论分析框架，这种框架因为以直观的实证调查为基础，可能有肤浅的地方，却大致充满了来自乡土的灵气与活力。我们的不足之处在于理论素养不足，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领域的时间太短。
总的来讲，区域性调查必须以个案为基础，兼顾典型性和广泛性，将深度调查与广泛调查结合起来。这种调查的另一个主要之处是应该将调查者亲身获得的关于农村社会的灵感，在农村调查中获得的第一手的问题意识，与关于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和构成这种状况原因的背后理由的理论建构结合起来，真正做到调查材料的可靠性与理论建构的启示性相结合，不仅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可靠且有深度的关于某一区域农村政治发展状况（及这一状况背后的经济社会状况）的材料，而且为学术界提供一堆富于乡土灵气的具有启示性的分析架构。不仅如此，以区域性材料为基础建构的分析框架，即使不具有对全国农村发展状况的解释力，也可以对那些试图解释全国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大理论构成冲击。转贴于
当前具有区域农村实证研究意识的政治学人太少，是当前乡村政治研究中的薄弱之处。如何扩大对区域农村政治的实证研究，并将实证研究中的直观灵感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四、从区域调查到分类研究
区域性的农村实证研究不仅是指行政区划的地域，而且指具有相同特质的区域，比如江西、湖南、安徽、福建等省一些农村地区的宗族复兴和宗族对村级治理的影响，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虽然福建可以算作东部地区而其他省份都是中部地区。再比如，湖北省江汉平原的一些农村比如荆门市的传统势力，与资料反映出来的东北农村的情况十分类似。阎云翔在黑龙江下岬村作的农村人情调查，生活在荆门的人可能倍感亲切，因为荆门农村的情况与他细致描绘出来的调查村的情况简直毫无二致。[24]
不过，区域性调查首先必须大致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至于在区域调查的基础上，发现了不同行政区域之间的相同与相异之处，这应是分类研究的功夫。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早在1980年代撰著“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丛书”时，便有意识在东、中、西部不同地区进行实证调研，1990年代中期出版的《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一书中的实证调查保持了这一特点。至2000年出版《中国农村村级治理》一书中所收录的个案，则明确以东、中、西部的三分，收录一些典型个案，试图以东、中、西部三种类型区域农村的典型个案，来反映出当代中国农村村级治理的总体形貌。现在看来，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获得了大部分的成功：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农村个案资料，引起了国内乡村政治研究人士的充分关注。但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中国农村村级治理》无力说明其个案的典型性，且无力以个案来表达他们看到的就是中国农村社会的总体形貌，因为他们越过了一道不能也不该越过的坎，这就是区域调查本身，个案的深度唯有与小的行政区域的面上调查相结合，才具有比较可靠的说服力。当然，仅仅依靠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他们也无力以区域调查为基础来建构中国乡村政治状况的总体形貌。更成问题的是，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可能无力说明他们为什么要以东、中、西部来划分中国农村政治的类型。东、中、西部首先只是一个地域上的概念，后来用以部分描述经济发展状况。当然，与经济发展状况相关的还会有政治、社会发展状况，但是，这不过是说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只是以农村政治发展状况的一种基础：经济发展状况来予分类的，这种分类方式仍然是经济发展的分类，虽然经济发展状况可能构成政治发展状况最为重要的基础。王沪宁在《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前言中说他收入收中的十五个个案是随机抽取的，但也如他讲的，在他们在进行调查时，对调查对象的地理分布有初步的安排，想使它们位置分布得广一些，并具有多种特色：如沿海地区和边远地区，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南方地区和北方地区，实质上也是一个东、中、西部地区的三分。事实上，几乎所有以个案为基础来建构关于当前中国乡村政治总体形貌的研究都会面临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和王沪宁同样的困境，他们无力以个案的深入描述作为他们总体结论的基础，因为其中缺乏了区域性调研这一重要的中间层次。区域调研这一中间层次的重要性在于它可以从政治发展状况本身与构成这种政治发展状况的或经济的、或社会的、或文化的基础来建构区域政治的形貌，诸多如此区域性的建构，可能为分类研究乡村政治发展本身及其诸种基础提供材料与框架。比如，以乡村政治发展本身作为分类标准，以村民自治实施状况为例，可以分成规范型的与非规范型的村民自治。[25]或更精细如欧博文的“四模型”说，即从村民参与和完成国家任务两个向度，将村民委员会和相关组织分为四种理想模型：达标的示范村、瘫痪村、专制村、失控村。[26]以经济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如前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这样三种类型，或者直接划分为经济发达农村地区与欠发达农村地区两种类型；以经济体制类型划分，可以分为个体私营经济主导型、集体经济发达型和农业生产为主导型三种类型；以地理区位划分，可以划分为城郊农村、平原农村和边远山区等；以社会发展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为宗族势力强盛型与宗族势力衰落型，或人际联系紧密型与人际联系松散型；以文化状况这一基础来划分，可以分作传统文化发达型与传统文化断裂型，或农村文化素质总体较高与总体素质较差型，宗教(广义的信仰)活动密集型和宗教活动很少型；从交通传媒等方面，也可以作多种划分。当然，作分类研究并不是要求所有研究都以这些繁多的方式进行分类，展开研究，这既不可能也不必要。但是，在作区域性调查研究时，却可以将这些基础性的因素综合考虑进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类型中去，并力图以这些复杂多样的分类基础来构建与乡村政治发展之间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当然，这要以个案调查的灵感为基础进行多样化的构建。最终，这些具有复杂内部结构的关于区域性乡村政治发展的类型，便在建构起自己的同时，向不同类型或相同类型的区域展示了自己，比较了自己，这种展示和比较，就可能为构建总体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状况的理论提供基础。要强调个案调查的灵感到区域调查的广度，及以个案调查和区域调查为基础的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然后将这些区域性建构与其他区域性建构进行比较，最好是一个区域性政治理论建构者可以亲自到其他类型区域进行由个案到区域到区域政治理论新的建构的努力，这样，他就会富于个案调查的灵气，比较研究的敏感，区域研究的普遍等诸多优越的方面，他这时也就有可能建构一种更为广泛的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理论，配合以诸多其他类型的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区域性理论建构的众多努力，关于中国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成果，就不仅会具有广泛的政策建设力，深厚的本土功力，而且会具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了。当前在关于乡村政治发展的对策与学术方面，实质上大都是以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的实证资料(比如电视报纸的报道，农村生活的经验，参加过发达地区农村的某次考察甚或参观)为基础来提出的，这其中有着众多截然对立的主张。问题并不在于这些主张之间的截然对立，而在于持这些截然对立主张的一方或双方对自己主张的自信。他们的自信来自哪里？可能来自道听途说的一些流言，或者某种新闻报道，或者某次亲自到发达地区农村作过的有限考察或者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次扶贫活动。比如竟然有人对村民自治作如下评价：“也有一些同道对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赞不绝口，殊不知它的真实运行机制是‘群众专政’的延续，它的理想模型也不过是英美政治民主化、行政专业化之前19世纪地方自治的低级版本的拙劣翻版”。[27]显然，如果不建立起关于农村政治研究的全面形貌的理论构建，这种低层次但惑众的且自信的主张与见解自然会存在下去，这样存在下去的低层次主张，不仅毒化了学术研究的气氛，而且损害了政策研究的效力。
五、结语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应该说是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大趋势。但在当前，学术界必须对从个案到区域再到分类研究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基础的个案与区域研究层面加以关怀。没有个案调查的深度、灵感和问题意识，没有区域性研究的广度和构建特征，就谈不上进行分类研究。同时，没有分类比较研究，不仅可能造成理论建构的片面性，而且也可能丧失对乡村政治研究的敏感性。换句话说，在当前的乡村政治实证研究中，必须同时做好以上三个方面的工作，不可轻视任何一方。
从个案调查到分类研究也提供了一种研究的进路。进入乡村政治实证研究的最佳方式也许就是从个案调查开始，然后展开区域性的理论构建，最后过渡到分类研究。当然，这个研究进程只是总体的进路，在具体展开过程中，交互进行也有好处，总体方向是如此的。
--------------------------------------------------------------------------------
[1]参见张厚安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2]张厚安、徐勇主笔：《中国农村政治稳定与发展》，武汉出版社1995年出版。
[3]徐勇：《中国农村村级治理──22个村庄的调查与比较》，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4]徐勇、吴毅：《乡土中国的选举》，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于建嶸：《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6]吴毅：《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即出。
[7]李学举、王振耀等编著：《乡镇政权的现实与改革》，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8]王仲田、詹成付主编：《乡村政治──中国村民自治的调查与思考》，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9]王振耀、白钢、王仲田主编：《中国村民自治前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0]参见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张乐天著：《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
[12]肖唐镖等：《多维视角中的村民直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宗族、乡村权力与选举》，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3]张立荣著：《新视野与大思路：中国山区乡镇政权建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4]荣敬本等：《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
[15]荣敬本等：《再论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制的转变：县乡两级政治体制改革》，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6]李凡等：《创新与发展——乡镇长选举制度改革》，东方出版社2000年版。
[17]毛丹：《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
[18]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9]马戎等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
[20]卢福营：《农民分化过程中的村治》，南方出版社2000年版。
[21]黄卫平主编：《中国农村基层民主的最新突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22]已出版的如史卫民、雷兢旋：《直接选举——县（区）级人大代表选举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史卫民：《公选与直选——乡镇人大选举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李连江主编的《村委会选举观察》，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4]阎云翔的调查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礼物的流动》，三联书店2000年版。
[25]参见徐勇：《中国农村村民自治》139─148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篇4
关键词：农村社区建设；国内研究文献；述评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城镇化发展在三十多年间由17.92%上升为53.73%，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发展的需要。但是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农村与城市的隔阂越来越大，农村建设与发展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于是农村社区建设就在这种环境下应运而生了，此后在国家的政策号召和支持下，全国各地的农村社区建设如火如荼的推进。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是一种新尝试，无章可循，避不可免的有其自身局限性。本文主要以近几年来的农村社区建设文献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这些文献，总结农村社区建设的得与失，提出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一、关于农村社区概念的研究
从我国现有农村社区的文献资料来看，发现最早的研究者是吴文藻先生和费孝通先生，代表作分别为《现代社区研究的意义和功能》和《江村经济》，他们不仅开创了农村问题研究的新历史，还为后来的农村社区建设研究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农村社会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附带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例如农村人口流失、城乡差距、官民冲突等等。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以完成传统农村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任务，学者们纷纷投入到农村问题的研究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徐勇对农村社区所做的定义是：农村社区是有广阔地域，居民聚集程度不高，以村或镇为活动中心，以从事农村活动为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徐永祥在《社区发展论》一书中提出“农村社区是以农业生产为生活方式的居民组成的具有地域性或者区域性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般包括人口、文化、组织、地域这四个要素。”张成林认为农村社区建设是在党中央领导之下，以政府为发起者和推动者，以村民和村民自治组织为主体，整合农村社区内外资源，是实现农村的全面现代化并满足农民群众生活需求的建设方案。
二、关于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研究
曹传柳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现状进行了综合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把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分为建制村合并型社区模式、建制村型社区模式、多村型社区模式和自然村型社区模式。杜漪以农村社区与城镇距离的远近为划分依据，把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分为集镇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城郊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村落型新农村社区建设模式。袁方成则在评述当前农村社区建设模式的基础之上，从湖北老河市农村社区建设经验出发，总结其经验和启示，提出构建“两型”农村社区的创新模式，即“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村社区”。不管学者们的观点是否相同，其都应本着为民谋福利的原则，并充分考虑各方面实际条件。正如滕玉成、牟维伟所提出的观点一样：不管何种模式的社区建设，都应该围绕以下基本方向，即“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把社区规划与社区管理相结合、与地域经济发展相结合、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与当地城市一体发展、与当地的文化资源相结合、立足于完善有关的制度和机制”。
三、关于农村社区建设问题与困境的研究
尹利民指出农村社区建设的经验困局包括“部门取向的差异、农村社区认同的社会基础与制度供给不足或缺乏、乡村精英的流失与民间组织的发育不良”。张明锁、贺庆生基于河南四市农村的实证研究上，指出当前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面临的诸多困境，即“一是资金来源单一、投入不足，且缺乏有效的融资渠道；二是居民点建设随意性强，整体布局分散；三是村民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参与度、信任度和满意度较低；四是社区志愿服务滞后；五是农村居民点整治‘被集中、被社区化’问题突出，呈现‘运动化’建设倾向。”周悦、崔炜认为我国当前农村社区建设所存在的问题是：领导协调机制不完善、居民有效参与度不高、公共服务提供水平低以及资金匮乏。司林波则认为我国农村社区建设出现了“被城市化”问题，即“超越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承载能力的、由政府强制推动的村庄撤并问题”。
四、关于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研究
吴业苗以城乡一体化为分析视角，指出了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制度失误和滕尼斯式社区的“天堂”特性，认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既要去城乡“二元化”、去“天堂”社区的“天真信”，又要留着传统农村社区的温馨，并且还要与城市社区对接，使生活在新型农村社区的居民能分享到与城市市民等值的公共服务，并过上与城市市民一样的社会生活。陈建胜认为城乡一体化下农村社区建设的核心是要让农村居民享受到现代化社会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使管理型的农村治理结构转变为服务型的社区治理结构，另一方面是强化农村承接各种社区服务的社区平台建设。还有学者认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推动农村社区建设的起点。凌新等就认为“在城乡一体化背景下推进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要确立整体意识，变城乡社区‘二元治理’观为‘一体发展’观，创新城乡社会管理体制，为农村社区建设营造良好的外部宏观环境”。
五、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证性研究
实证性研究能够科学、有效地证明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具体情况，从中发现它的不足之处和成功之处。如王媛、黄腾飞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问题――基于全国21省68个村2147户调查的实证研究》，张明锁、贺庆生等学者的《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制约困境与突围路径分析――基于河南四市农村的实证研究》等文章，都是通过具体事例来反映当前农村社区建设的情况，从中揭示出所存在的问题。此外，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博士论文，他们对农村社区进行了系统性研究，以社会资本、社区认同、乡村治理、公共服务等为研究视角，其结论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如陈薇的《空间・权力：社区研究的空间转向》，张卫静的《城乡一体化视域下农村社区建设研究――以山东省莱芜市农村社区建设为个案》（山东大学，2013），张文静的《农村社区建设进程中农民主体性缺失与建构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3）等。
六、研究述评
纵观国内学界对农村社区的研究，其成果涉及农村社会的方方面面，既加深了我们对农村社区的认识度，又拓宽了理论研究的视野。当然，任何研究只有不断进行自我批评，才能挖掘出更有价值的问题。因此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以认识到我国农村社区建设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值得我们进行及时的改正和反思。第一，当前农村社区的研究多从某一方面进行侧重分析，缺少连贯性和系统性。因为从理论上来讲，农村社区的建设内容与政治、经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而现有文献大都侧重于其中一点，没有系统地进行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增加对农村社区的系统研究，以增强其理论性和实用性。第二，学者关于农村社区建设主体的研究仍有待加深。就目前来说，我国农村社区的建设主要是由“自上而下”的政策推动的，体现的是制度性运动，政府在其中往往占据主导地位，不免忽视了其他主体的重要性。在以后的实践中，除了要重视政府作用的发挥，还应该明确农民、民间组织、企业等主体的作用，找出一条适合的多元主体合作建设的道路。第三，学者关于农村社区的比较性研究还不够。社区可分为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两类，我国的城市社区建设目标已基本实现，而农村社区建设则徘徊在原点。因此可以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城市社区建设中找到一些可行的经验来支持农村的社区化建设。第四，当前农村社区的实证研究还不够，且呈现地区的不平衡性发展。就目前来说，学者们对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偏低于理论研究，且大多数研究偏重于经济发达地区，而对于经济水平一般的地区则很少涉及。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适当地转移部分的注意力到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社区建设，以达到全国各地的均衡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徐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推进农村社区建设[J].江汉论坛，2007（4）.
[2]徐永祥.社区发展论[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张成林.论农村社区建设的基本理论问题：内涵与内容[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3（1）：24.
[4]曹传柳.农村社区建设的四种模式及其选择[J].中国民政，2009（6）.
[5]杜漪.新农村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J].当代经济研究，2009（8）.
[6]袁方成.“两型”社区：农村社区建设的创新模式[J].探索，2010（1）：130-134.
[7]滕玉成，牟S伟.我国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模式及其完善的基本方向[J].中国行政管理，2010（12）.
[8]尹利民.农村社区建设：理论想象与经验困局[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12（5）.
[9]张明锁，贺庆生等.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制约困境与突围路径分析――基于河南四市的实证研究[J].社会工作（学术版）.2011（3）：9-12.
[10]周悦，崔炜.社会参与理论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现状分析与机制构建[J].前言，2012（9）.
[11]司林波.农村社区建设中“被城市化”问题及其防止[J].理论探索，2011（2）.
[12]吴业苗.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如何可为――以城乡一体化为视角[J].社会主义研究，2012（3）.
[13]陈建胜.城乡一体化视野下的农村社区建设[J].浙江学刊，2011（5）：41.
[14]凌新，周小霞，李广平.城乡一体化视野中的农村社区建设[J].湖北社会科学，2009（12）.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篇5
一、农村社区及其建设和治理概念的界定
1887年,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在《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又译为《社区与社会》)中提出了“共同体”即“社区”的概念。在他看来,社区就是人们生活的共同体。直今,人们尽管对于社区及共同体仍有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是,大都将其视为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基于共同的利益和需求、密切的交往而形成的具有较强认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定的地域”、“共同的纽带”、“社会交往”以及“认同意识”是作为社区或共同体的最基本的要素和特征。无疑,人类最早的社区形态是农村社区。
对农村社区,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提出了不同的界定。1915年,盖尔平(CharlesGalpin)在《一个农业社区的社会解剖》中指出:“农村社区是由一个交易中心与其周围散居的农家合成的。要划定这样一个社区,最好是利用那个交易中心的交易行为所能达到的距离,在其最远处划下记号。将这些记号连接起来,就形成了一个圆圈,圆圈以内就是一个农村社区”。费孝通对农村社区作的描述为:礼治秩序,没有陌生人的社会及熟人社会;无为政治,基层社会结构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构成的网络。也有学者将其定义为:不是一个血缘家族,也不是一个社会组织,而是以农业为主要活动聚集起来的人们的生活共同体;或者是指居民以农业生产活动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地域性共同体和区域性社会;抑或是指居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区域社会。还有的将其定义为一定范围区域内的农民共同生活、农习、工作和栖息的一个有秩序的空间群落,是由有共同地缘的农村文化、习俗、信仰、价值观念、消费习惯、基本生活设施、经济社会生活所构成的地域空间。而对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学者们也进行了不同的界定。有的认为农村社区建设是指在行政村的地理区域范围内,在各级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和民政部门的协调指导下,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直接组织,通过直接民主和自我管理的方式,依靠政府、社会和村民自身等多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推动农村基础设施,环境治理,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体系建设,强化各项公共管理与服务功能,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农村社区成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过程。有的认为农村社区建设,从根本上讲是要发挥党政主导作用和农民主体作用,从农村实际和农民需求出发,完善社区治理,发展社区服务,繁荣社区文化,满足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和利益诉求,让农民得到更多实惠。而农村社区治理,是在宪法和法律框架下,农村各种合法组织依照自己的性质和职能,协调政府治理目标和行为者利益期待,积极参与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和公益活动,在相应领域承担起自主与自治的管理职责,或不是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自上而下发号施令、制定和实施政策,而是通过上下左右的互动、合作协商、确立认同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是以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为目标,从基层乡镇一级政府的职能退位到农村社区的职能到位,从基层政府的职能缺位到农村社区的职能补位。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及其20字的基本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全面开展城市社区建设,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建设,健全新型社区管理和服务体制,把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以及加强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完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乡村治理机制,这基本成为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与治理的指导和方向。
关于农村社区的边界,在上述有关对农村社区、农村社区建设等的定义中,实际上都对此做出了各自的界定,在实践层面,大部分还是按照行政区划来划分农村社区的范围和边界。民政部制定的《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县(市、区)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各地“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应、群众自愿的原则,科学界定农村社区的区域范围,明确农村社区的定位。”有农村社区建设“第一块试验田”之称的江西就是以将社区定位于“村落——以大的自然村为单位或者以中心自然村带周围零星的小村庄”;而另一典型——湖北秭归,则是定位于村民小组的新的组合,其实也是自然村。有学者论证了国内国外的新农村建设普遍以自然村为建设单位的合理性,而不应该拆并自然村,建设远离耕地的新村,其对象应是自然村。而周良才认为应将农村社区建设定位在以自然村或中心自然村带周边小村落为范围的村落社区,余坤明提出应以不同建设事项的自身特征和要求来确定社区的地域边界。在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实践中,人们更愿意从可操作的角度来划分农村社区的边界。
我国农村社区的产生是社会变迁、制度创新和组织变革的内在需要,是和谐社会发展、社会利益协调的内生变量,它具有公益性、志愿性、民间性、组织性特点,这些特点契合了转型社会下对农村社会利益协调的需要。实际上,近30年来,我国农村社区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呈现出现代农村社区的一些特征。如自然性社区减少,行政性社区增加;与传统农村以血缘和宗族关系为主不同,农村自治性的组织村民委员会建立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村社区的封闭性;随着农村社区的逐渐开放,农民的需求日益增多,必然要求加强农民与政府机关的协同性。但仍具有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要谋生手段的人口为主,人口密度和人口规模相对较小,同质性强、流动性强、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受传统势力影响较大,社区成员血缘关系浓厚等特点。农村社区建设和治理已成为各级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篇6
关键词：农民;法治观念;研究综述
对农民的法治意识进行研究，首先要对法治意识这个概念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法治意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有关法治的观念、知识、思想和心态的总称，它主要是指民众对法律的情感、对法律现象的评价和对法律规范的理解，这种意识属于较高层次的意识，它反映的是公民对法律规范认识水平的高低以及由于此种认识而产生的对法律情感的好恶，法治意识是现代民主政治生活健康运转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农民的法治意识主要包括农民的法律知识水平、对法律的情感、对法效果的期待、对法行为的评价、对自身权利和义务的看法等。
一直以来，农村和农民问题关系着中国发展的大局。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农民法治意识的提升是其中的重点问题。加强对农民法治观念的研究，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将学界对农民法治观念大量研究进行比较系统的综述，期望能让研究者对前期的研究成果有个比较系统的总览，进而对学界下一步的农民法治观念研究提供支撑。
一、农民法治观念研究的背景
新时期，在我国社会大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城乡一体化与市场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农民法律意识的高低直接影响到我国新农村建设以及法治社会的建设与发展。长期以来，由于经济状况、文化状况、社会环境以及历史因素等方面的原因，农民的法治观念和法律意识在相当程度上还落后于城镇居民，在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下，加强对农民法治观念的研究，提高和改善农民法治观念，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要环节。
新形势下，国家的法治化发展要求不断提高农民的法治观念，培养农民正确的法治意识，引导农民开展合法的生产活动。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围绕做好“三农”工作，要加强农村法治建设，提高农村基层法治水平。农民的法治观念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对农民素质的内在要求，作为一种法律精神与文化，它不仅直接影响着农村的法治化进程，而且是和谐农村构建中持续发生作用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还比较落后，农民的法律意识、法治观念也比较淡薄，对法律的认识程度不够，在面对法律现象时不能正确认识事件性质，更不能熟练自如地运用法律抵抗不法侵犯和保护自身合法权益，有的甚至因不知法、不懂法而陷入法律制裁之中。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重在培养新农民。提高农民法律意识是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标与全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农村的必然选择。培养社会主义新时期下的新农民，必须不断加强农民的素质教育以及法制教育，必须在提高农民自身素质的同时加大力度培养农民的法治观念，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使社会主义新时期的农民在思想上做到懂法、知法，在行为上做到守法、护法，共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二、农民法治观念基本现状与问题研究
王永明、李丽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法治意识现状及原因探析》中对农民法治观念的现状作了积极与消极方面的分析。其积极方面体现在：在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的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农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法治意识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从1986年开始到现在，长时期的普法极大地促进了农民法治意识的提高，农民对法律、法治的认识在不断发展、深化;农民法治观念现状的消极方面包括有：轻法意识、轻诉避讼意识、重情意识、重权力轻权利意识、清官意识等。
陶爱萍在《对农民法治意识及其现状的再认识――来自江苏农村的实证究》中提到，当前，我国农民的传统法律观念正逐步被现代法治意识所取代，这也是我国农民法治意识的积极发展方面，主要包括有：1.农民对法与法治并非一无所知，当前农民对法律与法治的了解逐渐增多，对其认识也较以往全面、科学;2.农民对法与法治不再排斥。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法治理念逐渐被农民认同和接受，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经成为绝大多数农民的共识;3.法律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逐渐提高，法律在农民心目中的地位已经逐渐超过了权力、政策以及乡规民俗和习惯，大多数农民都不再“轻法”;4.农民的守法意识有了很大提高;5.农民对待诉讼的态度逐渐理性。
刘荣华在《当代中国农民法律素质教育研究》一文中从农民接受法律教育的角度来分析农民的法治观念现状，其观点主要有：1.受教育者主体法律素质偏低;2.教育者主体缺失;3.教育方法缺少多样性;4.教育内容缺少针对性;5.教育环境复杂等方面。
张建华在《村民自治进程中法治意识问题研究》中对农民法治观念中存在的问题也概括为：1.缺乏对法律的有效认知和认同;2.轻法意识普遍存在;3.重权力而轻权利;4.畏法意识也有存在;5.避讼息诉意识仍很普遍;6.人治意识影响依然较深。
李育全、马雁在《农民法治观念的误区及其引导》中针对农民法治观念中的几大误区进行概括论述，主要观点有：1.在农民的法治观念中，相信人比相信法律更重要，缺乏法律至上的观念;2.相信政策比法律更有效，农民对政策持肯定态度，而对法律持怀疑态度;3.农民的道德情感重于法律理性，法律道德化的倾向十分明显;4.农民主动参与法治建设的程度还很低，被动适应我国社会法治化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性改变;5.希望严惩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和渴望实现法治的愿望与潜意识中规避法律的双重法律心理并存;6.农民相对更注重法律调整的结果，而轻视法律调整的过程。
李友谊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民主法治建设的现状与改进对策》中，以我国新农村建设为背景，分析在这一进程中农民法治意识存在的问题。其观点主要包括：1.农民法治观念整体上比较淡薄。一方面，法律在农民心中还未获得应有的地位，农民对法律的理解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农民普遍权利意识淡薄，缺乏维权的积极性和主动性;2.农村法律服务体系不完善;3.农村干部依法办事的意识和能力比较弱;4.农村民主法律制度不健全。
三、增强农民法治观念解决的对策研究
王春伟，郭国庆，丁照勇在《新农村建设中培育农民法治意识的对策思考》中针对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加强农民法治意识提出如下对策：1.大力发展农村市场经济，夯实经济基础，加快现代农业建设;2.健全村民自治制度，完善政治基础;3.大力发展农村文化教育事业，打好文化基础。加强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丰富农民文化活动内容;4.大力发展农村学校教育;5.继续深入开展普法教育;6.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奠定制度基础;7.完善农村法制体系建设，健全法制基础。
李育全、马雁在《农民法治观念的误区及其引导》中提到，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要做到：1.坚持“两手抓”，“一手抓”引导农民致富奔小康，“一手抓”农民法律素质的培养;2.加强乡村干部的教育和管理，提高依法治村、依法管理的能力和水平，为农民树立守法、用法的典范形象;3.加强对农民的文化教育，引导农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增强理性精神，提高法治意识，塑造新型的现代农民;4.加强普法和法治宣传教育力度，营造农村法治环境，引导农民树立法律至上的信仰。
贾翠，张国民在《新时期农民法制观念教育的路径探析》中对于解决农民法治观念中存在的问题，增强农民法治观念提出对策分析：1.提高思想认识，加快农村法制法规建设;2.加强组织领导，完善农村普法队伍建设;3.注重适当投入，促进农村普法硬件建设;4.突出工作重点，强化农村法制宣传活动;5.搞好基础工程，提高农民整体文化素质。
戚忠娇、王河在《提高农民法治素质培养新型农民》中，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程中提高农民法治素质提出了对策分析：首先，健全法律运行机制，使农民建立起对法律的信仰;其次，改善普法方式。最后，为贫困农民提供特别法律援助。
王传开在《我国新时期农民法制教育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中，对于当前全面深化改革，深入开展农民法制教育，弘扬法治精神，从宏观上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策：制定农民法制教育规划;深化农村法制教育活动;建设农村法制教育队伍;提高农民整体文化素质;加强农村法治服务力度;强化农民工会组织建设。
四、农民法治观念研究的不足之处
以上观点对于我国农民法治观念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解决的策略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对于我们研究农民法治观念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借鉴。但是在这些观点研究中，对于提高农民的法治意识往往只是侧重于进行法治宣传。但是法治观念的形成不只是单向的教育和灌输过程，它同样需要受众自觉接受的意识。所以片面强调对农民进行法律知识的宣传，而不考虑农民的心理反应，教育与宣传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五、我的研究思路
对农民法治观念进行研究，首先对法治观念这一概念进行阐述，分析研究这一现象的背景，并阐述其必要性。其次，对当前构建法治社会进程中，农民法治观念存在的问题进行概括，主要包括：缺乏对法律的有效认同;人治意识影响较深;法律道德化的倾向明显;重权力而轻权利;法治教育环节问题较多。最后，根据农民法治意识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夯实经济基础;健全村民自治制度，完善政治基础;打破城乡二元体制，奠定制度基础;提高农民思想意识，引导自觉接受法治教育;完善农村法制体系建设，营造良好法制环境。（作者单位：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参考文献：
[1]王永明，李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农民法治意识现状及原因探析[J].学术交流，2010，01：57-61.
[2]陶爱萍.对农民法治意识及其现状的再认识――来自江苏农村的实证研究[J].行政与法，2008，12：67-70.
[3]刘荣华.当代中国农民法律素质教育研究[D].东北师范大学，2013.
[4]张建华.村民自治进程中法治意识问题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3.
[5]李育全，马雁.农民法治观念的误区及其引导[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02：89-93.
[6]李友谊.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民主法治建设的现状与改进对策[J].前沿，2013，07：36-39.
[7]王春伟，郭国庆，丁照勇.新农村建设中培育农民法治意识的对策思考[J].理论月刊，2009，09：166-170.
[8]贾翠，张国民.新时期农民法制观念教育的路径探析[J].农村经济与科技，2013，09：121-122.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篇7
[关键词]乡村精英；乡村旅游；虎跳峡；背包旅游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2)06—0073—06
1 乡村精英的研究进展
1.1概念和研究域
19世纪末20世纪初，“精英”一词开始在社会科学领域出现，并通过意大利著名社会学家帕雷托的社会精英理论被广泛使用。帕雷托将人口分为精英阶层和非精英阶层，其中精英阶层又可以划分为统治／治理精英(当权者)和非统治／非治理精英。乡村精英，又称农村精英、农民精英、村庄精英、乡土精英等，是指那些基于智力、经历、分工和心理上等方面的优势，具有强烈自我意识、个人能力较强、比其他成员掌握更多的权威性资源分配。他们德高望重，受到村民的尊敬，可以影响和左右村民思想与行为。
乡村精英掌握一定的社会话语资源，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或传统的社会资源，对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管理起着重大作用。从权力资源的结构来看，乡村精英被划分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他们在乡村社区中具有非正式的权威和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对乡村社会意见的表达、政策的执行与评估以及各种信息的反馈等发挥重要作用，扮演着乡村社区中的“守门员”角色。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整个社会的转型，我国乡村精英呈现了深刻的变迁，是整个社会处于转型期的一个反映。
1.2研究简评和研究意义
乡村精英历来是我国农村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对其研究并不多见。国内已有对乡村精英的研究多集中在政治精英、社区治理、转型期的权力结构变迁方面，研究学者往往来自政治学、公共管理、社会心理学和法学领域，对乡村经济精英的研究以私营企业主的社会地位、阶级属性和他们在农村权力结构中的地位为主，未见对以旅游为特色的特定地域中乡村精英的形成过程和角色扮演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精英缺失、社会控制的弱化以及贫富差距等问题都成为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稳定的隐忧。在中国农村传统的权力社会中，乡村经济精英的形成是因为他们拥有其他人所没有的“社会资本”，这些社会资本主要通过圈子、财富、技能等途径获得。本文以虎跳峡徒步路线为案例，揭示乡村经济精英的另一种形成途径，即：通过旅行者外力的推动，使一小部分村民获得新理念和技能，形成不同于传统权力社会的“社会资本”，通过财富的积累成长为乡村经济精英，并通过维护村民利益、发展乡村公用事业等，实现社会资本的增值。由于这些乡村精英不同于依靠政治地位或者人脉关系形成的传统经济精英，故在本文中将他们界定为“新乡村经济精英”。本研究通过对乡村经济精英的形成及其作用机理进行研究，揭示欠发达地区的乡村社会阶层形成的特殊路径，探索中国基层农村社会稳定和社区福祉提高的新途径。
2 研究个案的选取
2.1区域乡村概况和旅游发展背景
虎跳峡徒步路径位于滇西北丽江一香格里拉这一世界级旅游资源区内，属于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范围。它穿行于哈巴雪山中，全程对望玉龙雪山，并俯瞰世界著名的大峡谷——金沙江虎跳峡。这一路线途经7个自然村(生产大队)和两大行政村。居民多为纳西族和汉族混居，也有少量嫁入本地的其他外来民族人口，如藏族、苗族、傈僳族等。20世纪80年代有西方人陆续徒步该地，经国外多本权威旅行指南推荐，逐渐声名鹊起，目前已成为国内最经典的徒步路线之一。
虎跳峡徒步路线山路全程长约35千米，一般需要徒步3天时间住2晚。目前，徒步路线全年约有2万人次的游客接待量。从虎跳峡徒步路线的形成历史来看，这是一条事先未经任何部门规划的、完全由旅行者一手勘探并自发形成规模的旅游线路。虎跳峡徒步路线所经的永胜和长胜两个行政村均属于贫困村，农民绝大多数从事第一产业。该区域发展旅游业的优势明显，而其他产业发展存在较大瓶颈，突出表现在海拔高、山势崎岖、可耕地面积少，是典型的旅游资源富集而地区经济落后的欠发达乡村地区。
2.2研究方法
笔者主要以实地调研的方式，先后于2003年、2005年、2006年每年的7～8月4次对徒步路线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采用参与者观察法和访谈法对虎跳峡相关管理部门及其人员、旅行徒步者、旅游业从业者和普通村民进行调研。其中，对旅游业从业者开展了持续性的现场跟踪调研和后续电话访谈，主要包括6家标志性背包客栈和3家非标志性商铺的店主及路导、马夫、司机、普通村民等30位人员。本研究是典型的纵向研究(历时性研究)，旨在从相对较长的过程中去考察乡村精英和乡村旅游之间的相互作用及演化。
3 新乡村经济精英在乡村旅游中的形成
虎跳峡徒步路线区域在最早的旅行者到达之前，均属于较封闭的传统村落，其社会分层状况明显而简单：以村长等村干部为代表的政治精英依靠行政力量获得权力、财富和声望，集传统的乡村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两种角色于一身。但这种社会结构在旅行者到来之后被逐渐打破，旅行者在培养新的乡村经济精英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而新乡村经济精英在推动当地经济社会进步上发挥了核心示范作用。
3.1旅行者一手缔造乡村经济新贵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篇8
【摘要题】研究综述
【关键词】政府/农民/社会/国家能力/农民利益表达
【正文】
对于中国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进行探讨的历史，可以说跟这个问题存在的历史一样悠久。自古以来，“官民关系”一直是许多有识之士关注和思考的主题。正如许多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主题一样[1]，学术界对于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问题的研究也分为三股力量，即中国学者、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及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家。在这三股研究力量中，中国学者对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研究历史最久，然而比较系统、比较规范的研究却开始得最晚，“文革”期间还中止了较长一段时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学者对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研究得以恢复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学术规范，取得了较多的研究成果。本文将对当代中国学者特别是社会学学者对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研究进行述评。
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社会学学者有关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的研究表现出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在构筑“本土化学术”的同时，不断发掘和借鉴西方主流社会理论家和海外中国研究学者的成果，并正与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开展越来越多的学术合作。常被提及的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有黄宗智、杜赞奇(prasenjitDuara)、许慧文(VivienneShue)、戴慕珍(Jeanoi)、倪志伟(Victornee)、萧凤霞(HelenSiu)、孔飞力(philipKuhn)、魏昂德(andrewwalder)、赵文词(Richardmadsen)等。二是受专业技能和个人旨趣等因素的影响，采取了不同的侧重点或者说切入点。虽然这些侧重点之间往往存在着交叉重叠，但总的来说，这些侧重点还是可以明确地分成五类，即国家与社会、国家能力及其实现、基层组织的角色与关系、精英的构成与流动、农民的自主空间与利益表达等。本文试图以这五类侧重点为线索，对相关的研究进行考察。
一、国家与社会
“国家与社会”是海外中国研究学者对中国进行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一种主要范式，从20世纪50年代起就逐渐为海外中国研究学者所使用[2]，80年代后期开始被引入中国学术界，并迅速在90年代形成为一股研究热潮。
在引入之初，中国社会学学者对“国家与社会”问题的关注更多的是围绕“国家与市民社会”来展开的。例如邓正来和景跃进提出，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着一种表现为“活乱循环”的结构性困境，而流行于80年代的新权威主义、民主先导论在解决这种结构性困境上都存在着严重的缺陷，所以必须转变思维模式，由原来的“自上而下”变成“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由原来的“政治与经济”模式变成“国家与市民社会”模式。他们认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开始浮现，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二元性亦日趋成形，但这些浮现和成形都是“自在的”、不自觉的，必须自觉地“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3][4]
尽管“国家与市民社会”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但它在研究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方面显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按照邓、景的定义，“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所以它不包括自给自足、完全依附于土地的纯粹农民。[3]虽然邓、景后来补充说，乡镇企业的繁荣培育出了一大批乡镇企业家和乡镇企业工人，他们将成为中国市民社会中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是“国家与市民社会”模式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农民排斥在外的。[5]在农业人口如此众多、“三农”问题如此严峻的中国，“国家与市民社会”模式对农民的这种排斥极大地限制了它本身的解释力和适用性。
正是鉴于“国家与市民社会”模式在研究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时的局限性，许多学者主张采用“国家与社会”模式。他们把政府看作国家的一部分，而把农民视为社会的一部分，以“国家与社会”为框架来分析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或者通过考察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来反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应该说，在研究中国政府与农民关系时，“国家与社会”模式更具包容性，也更具现实性。一方面，相对新权威主义和民主先导论而言，“国家与社会”模式并没有把眼光仅仅限制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而是采取了“国家与社会相互作用”的双向视角，因此在研究时可以很好地兼顾政府与农民各自存在的影响；另一方面，相对“国家与市民社会”模式来说，“国家与社会”模式虽然承认国家与社会的分化，但不同意把这种社会只是理解成“市民社会”，所以自然可以分析那些被“市民社会”排斥在外的农民。当然，“国家与社会”和“政府与农民”之间毕竟是两对不同的概念，在研究时不能进行简单地升华或化约。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对“政府与农民”的解释力或者反过来“政府与农民”对“国家与社会”的代表性，依然是两个有待中国学者在今后研究中加以注意并解决的问题。
二、国家能力及其实现
国家能力，是指国家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也常常被称为“政府能力”。有学者认为，任何政治制度必须具备四种基本国家能力才能生存和运作，具体包括：(1)汲取能力，即国家动员社会经济资源的能力；(2)调控能力，即国家指导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3)合法化能力，即国家运用政治符号在属民中制造共识，进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能力；(4)强制能力，即国家运用暴力或暴力威胁维护其统治地位的能力。[6]显然，这种内涵界定具有浓厚的结构功能主义色彩。
学术界对于国家能力及其实现问题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方式：一种是“结构—制度”视角，另一种是“事件—过程视角”。“结构—制度”研究方式往往侧重于从宏观的层次，通过分析国家正式资源和权力的分配结构与制度安排，来考察国家能力及其实现的问题。这种研究方式的代表主要是王绍光、胡鞍钢的“政府汲取能力研究”。
王、胡主张用汲取能力来作为衡量总的国家能力的主要指标，提出中国的国家能力处于逐步减弱之中，认为“在资源动员和分配方面中国政府已经变成了一个‘弱政府’，中国的中央政府已变成了一个‘弱中央’”，并警告说中国“弱国家，强社会”、“弱中央，强地方”的现状将会引发国家整合危机。[6]他们的观点在政界和学界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并迅速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些学者肯定了王、胡提出的问题（即“从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角度来探讨国家整合问题”）的价值，认为他们及时地提醒了要高度注意国家财政在市场经济安排中的关键作用。与此同时，批评的声音也此起彼伏、连绵不息，这些声音主要来自杨大利、崔之元、汪丁丁、李强等人，意见集中在国家能力的定义、衡量国家能力的指标及其计算公式、“国家能力危机”结论的正确性等方面。
与“结构—制度”研究方式不同，“事件—过程”研究方式在研究国家能力及其实现时，更侧重于微观层面，关注社会本土性资源的利用、正式权力的非正式运作以及实现过程的创造性等内容。
例如，孙立平、郭于华对华北一镇的收粮过程进行了实地研究，发现政府官员在完成行政任务时，并不像极权主义理论所描述的那样，经常使用训斥、强迫等强硬措施，相反，他们对正式权力资源的使用是相当慎重的。他们很少使用正式规范所规定的程序和惩罚手段，却常常借助于有关权力的正式规则中并没有包括的非正式因素，运用日常生活中的“道理”和说服方式，来极富“人情味”地使用这些权力。孙、郭由此得出结论，即权力的行使（国家能力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有关权力的正式规则为基础，而常常是基于民间社会中的本土性资源。[7]强世功通过对陕北一镇的一起民事调解案的参与观察，也得出了与此相类似的结论。[8]又如，不少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农村基层组织或基层政权正逐渐走向软弱涣散，国家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不断削弱。然而，马明洁、孙立平通过对冀、鲁、豫三省交界地带一个乡镇发动农民种植洋香瓜过程的研究，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在国家的动员能力已经基本丧失的表面现象之下，现有体制仍具有一种相当强大的动员潜能；只要具备相应的条件，这种动员潜能完全可以转化为实际的动员能力。[9]上述这些研究在“结构—制度”方式之外另辟蹊径，采取了“事件—过程”方式，其研究方法和观点都颇具独到之处。
三、基层组织的角色与关系
中国农村的基层组织（这里特指与政治直接相关的组织）可以分为两类，即正式的基层组织和非正式的基层组织。正式的基层组织又可以分为基层政权组织和基层自治组织，就当代来说，前者包括乡镇党委、乡镇政府、乡镇人大等，后者包括村支部、村委会、村民小组（队）等。非正式的基层组织如家族、宗族、民间宗教等。基层组织的角色与关系也是许多研究农村问题的学者所关心的重要内容，他们切人的视角一般可分成两种，即机构角度和成员角度。从机构角度考察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角色与关系，主要是分析乡镇政权、村级组织、家族的角色与关系；从成员角度考察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角色与关系，则主要是分析乡镇干部、村干部、家族领袖的角色与关系。
张静在分析乡村基层政权在基层管理中所起的作用时，提出了“政权经营者”这个概念。他认为，在人民公社制度下，多数基层干部的身份是管理者而不是经营者。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中，国家的授权赋予了基层干部各种行动地位（包括资源地位、代表地位、组织和决策地位），从而创造了加强基层政权构建集团（经济）利益的条件，使基层政权发展出了对公共资产的合法运行权。[10]
杨善华、苏红在有保留地借鉴和吸引张静的“政权经营者”概念和许慧文的“干部／经营者”概念基础上，提出了“型政权经营者”和“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两个概念，用以概括改革前后中国农村基层政权（乡镇政权）的角色和职能的转变。杨、苏对张静的“政权经营者”概念的具体含义和适用对象作了一些修改，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公社就是一个典型的“政权经营者”，不过由于在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结构中，它们“在经济领域贯彻的主要是国家的意志、维护的主要是国家的利益，它们只是受国家（中央政府）的委托，管理、组织和参加自己辖区的经济活动，并且其权限也有明确的规定”，所以它们是“型政权经营者”。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的财政体制改革，使乡镇政权成为具有独立利益的集团。为了获取自身利益，乡镇政权开始偏离其管理社区、组织社区生活的公共职责，逐步转向了“谋利型政权经营者”。这种转变随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别。[11]
王荣武、王思斌以河南省花乡的实地调查资料为基础，就乡镇干部、村干部及农民三者关系中的乡干部与村干部关系问题作了探讨。他们认为，改革以来乡村干部之间交往趋向多样化和复杂化，其主要特点是以工作为基础、交往结构的不平衡性以及工作交往和私人交往的相互缠合。他们提出，这种结构现状是乡村干部的非正规性传统、利益主体多元化、资源占有和分配方式的变化、乡村工作的复杂性，以及乡村干部的熟人效应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12]
周飞舟通过收集和分析三个农村的有关资料，探究了改革前后村干部的角色转变与他们维护对地方社会支配地位的策略。周飞舟采用的理论框架是“国家—村干部—农民”，并将它与传统社会中的“国家—士绅—农民”作了比较。”啁飞舟的研究结论中有两点很值得注意：一是他强调了在不同经济水平（工业化程度）的农村中，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也不同；二是他创造性地区分了村干部和村集体，并以农村的土地调整为例，说明了改革后村干部增强其对国家权力的独立性、寻求维持其支配地位的资源的过程是通过集体的“实体化”来实现的。
转贴于
四、精英的构成与流动
中国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研究往往偏重于探讨农村基层政治精英这个群体的产生、构成及流动。
农村基层政治精英是“精英”这一社会学传统概念的拓展和应用。孙立平虽然没有直接界定“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概念，但提出了“民间统治精英”概念。民间统治精英包括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知识精英等；所处地域既有农村也有城市；他们处于国家机构之外，影响力不是来自国家所赋予的行政性治理权，而是由财富、威望、能力、知识等所派生的，是非正式的。[14]显然，民间统治精英在内涵和外延上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不完全一致。但是，这个概念提醒我们在农村基层中的官方政治精英之外，还要注意那里的民间政治精英。另外，孙与帕累托相区别、从“行使统治职能，即领导、管理、协调、仲载、整合、组织等”角度来定义“精英”的做法，对理解农村基层政治精英也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王汉生对农村精英作出了自己的界定，认为“农村精英是指农村社区（行政村、乡和镇）的社区精英，即在社区中负有领导、管理、决策、整合功能的、有重要影响的人物”。[15]王汉生还以精英影响力的主要来源为标准，将农村精英分为党政精英、经济精英和社会精英。其中党政精英主要指社区的党政负责干部，即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的领导干部、村党支部和村民自治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他们的影响力主要来源于上级党政机关正式授予的权力。[15]显然，王汉生所定义的党政精英相当于孙立平所说的官方政治精英。我认为，在理解和界定农村基层政治精英时，应该把王汉生和孙立平两人的定义综合起来，也就是以王汉生的党政精英为主体，同时考虑孙立平的民间政治精英（这些往往是对政治有一定兴趣或肩负家族期望但又尚未进入正式基层政治组织的人）。
王汉生认为，国外的精英循环理论和精英再生产理论分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的变化特征，但是也存在另辟蹊径研究精英变化的必要和可能。王汉生赞同孙立平“改革前的中国是一个总体性社会”的判断，并认为当时农村社区的精英集团呈现出类型单一化和结构趋同的特征，“除了政治精英外，几乎不可能产生社会和经济精英”。改革对农村精英生成条件和行为环境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乡村精英类型出现了多元化，精英集团内部结构与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表现在：(1)许多乡村党政干部转变为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2)大量迅速兴起的经济能人被吸收到社会控制集团；(3)精英替代主要有两种形式，即代际替代和类型替代（即经济精英对原政治精英的替代）。农村精英结构与精英关系存在地区差异，其最重要的原因是农村工业化在改革后的迅速增长。[15]应该说，王汉生对于精英的分析是很有创见和价值的，这一点从她的观点经常被学者们引用上也可以看得出来。
宿胜军对胶东半岛上的一个中等规模的村落进行了个案研究。他通过考察这个村子土改前、集体化时期和改革过程中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状况，把这三个时期社区精英的角色行为分别模式化为村庄的“保护人”、国家政权的“人”及追求独立利益的“承包人”。他认为“保护人”强调的是个人的品格、能力及对村庄的责任；“人”强调的是与国家利益的一致和意识形态上的认同；“承包人”强调的则是社区关怀下的集团私利。他提出，国家干预力度、市场化进程和社区整合程度，是导致社区精英角色特征变化的三个基本变量。”[16]
杨善华梳理了国内外有关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精英的研究，并且结合他与其他一些人在河北某县郄家庄田野调查所得的资料，对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提出，在讨论农村基层政治精英时，必须既注意国家的作用，也注意社区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及精英本身的作用；同时必须进行功能和历史的考察，注意到精英发挥作用的现实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注意到现有精英和以往精英之间的历史延续性。对乡村政治精英，他主要是在行政村（生产大队）层面上来展开研究。他赞同刘小京对村级政治精英的概括，即集国家人、社区守望人和家庭代表人三者于一身，并认为虽然不同时期政治精英具体的行为偏向有所不同，但这三种角色一直存在于各个时期（这一点跟宿胜军的观点不同）。改革前，他们的行为偏向于国家人这一角色，改革后，社区守望者和家庭代表人两种角色的比重大大增加。杨善华还结合郄家庄的资料，提出并分析了家族在村庄政治精英角色定位和更替中的作用。[17]
五、农民的自主空间与利益表达
农民能够自主地进行计划、作出决定的领域就是农民的自主空间。在现实中，这种自主空间往往表现为一种“差序格局”，也就是说，它可以按照自主性的强弱分为几个层次：处于中心的是个体形态的农民，在这里，农民的自主性最强；从中心开始，农民的自主空间沿着家庭、家族、自然村、行政村等层次向外伸展，自主性逐渐减弱。当然，这些层次并不是十分规则的同心圆，而更像是杜赞奇所说的“文化网络的各个体系”[18]那样，或多或少存在着并列关系和交叉关系。另外，不同的农民（如精英与普通农民），其自主空间的“差序格局”显然也是不一样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力量从农村的回缩，农民自主空间也成了许多学者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其中，有些学者侧重于对农民自主空间的历史变迁进行考察。例如，(1)对于建国后农民自主空间的变化，学者们一般都认同“通过组织建设、资源垄断、思想控制等途径，国家空间得到了拓展，农民自主空间被缩小”这种结论，但在“农民自主空间被缩小的范围和程度”上却看法不一。如有一种看法认为，“在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实现了对全国农村的全面控制和组织，从而彻底改变了1949年前国家的力量无法（完全）达到农村行政村这一级基层的态势”；而杨善华却指出，“1949年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就其主观愿望来说是想实现这一目标，但是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却无情地阻止了这一目标的实现或完全实现。所谓村庄的‘自由’政治空间（即村干部可以按照自己个人或社区的利益来安排村庄实际事务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度）实际上是一直存在的。”[17]高王凌通过分析“瞒产私分”、“偷粮”等现象也印证了农民自主空间的存在。[19](2)对于改革开放后农民自主空间的变化，学者们普遍认为，随着国家力量的回缩，农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自主空间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恢复甚至扩展。有的学者还对农民自主空间的变化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如项飚通过对北京“浙江村”形成和发展过程的长期考察，认为“传统网络的市场化”为农民的“新社会空间（非国家空间）”的产生与拓展提供了条件。[20]
与上述学者侧重于对农民自主空间的历史变迁进行考察不同，有些学者则侧重于对当代农民自主空间的恢复与建构进行研究。这种研究的角度主要包括农民自主政治空间的组织化（如村民自治、乡镇直选）、农民自主经济空间的市场化（如乡镇企业的转制、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发展、外出打工）及农民自主社会空间的流动化（如户籍制度的改革）等三种，文献大多产生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般都强调面向未来的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
当农民的自主空间受到侵犯或威胁时，他们会自觉不自觉进行地维护甚至反抗；当农民希望扩展原来的自主空间时，他们又会自觉不自觉地增加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监督。这两种行为可以合称为农民的利益表达。农民的利益表达离不开一定的途径和手段。这些途径和手段可以分为两类，即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如上访）、非正规的体制外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如对抗），不过现实中这两类途径和手段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常常被非正规地使用，而非正规的体制外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也需要考虑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
学者们对于农民利益表达的研究大致是从两种角度来展开的：一种角度着重考察农民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重视信访制度、村民选举制度、民主监督制度等的建设和完善，另一种角度则关注农民非正规的体制外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以及正规的体制内利益表达途径和手段被非正规地使用，重视农民在表达利益时的策略运用及其效果。相对来说，在近些年，第二种角度更为学者们所注意。例如，应星、景军通过西南地区某公社的田野调查，收集了有关当地水库移民上访事件的大量资料，并对“移民如何克服科层制的运转中有意无意给承认和解决他们的土地补偿问题所设置的种种障碍，使其终于摆上了政府解决问题的议事日程？如何从地方政府那里不仅追回了被截留的补偿款项，拥有了自己的工厂，而且还使地方官员被迫低头认错的”等问题作了分析。[21]应、景的资料和分析对于我们了解“弱者的声音在中国当代社会独特的权力运作体制下是怎么传达出来的”这一问题，具有很好的参考价值。罗刚、王汉生对陕西南部贫困地区某村的上交款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农民拒交或拖欠上交款，主要不是因为没有钱，而是想借此来表达对村组和乡镇干部某些损害当事人或公共利益的行为的不满。原来作为农民对国家和集体义务的上交款成了农民与乡村政府、集体讨价还价的筹码，成了农民表达自己利益和声音的一个重要工具。罗、王还对农民可能利用的各种制度内和制度外利益表达渠道及其效果进行了比较分析。[22]
【参考文献】
[1] 吴飞.海外中国研究片论[J].国外社会学，1998，(5-6).
[2] 魏昂德.现代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从描述现状到解释变迁[a].涂肇庆，林益民.改革开放与中国社会——西方社会学文献述评[C].香港：牛津出版社，1999.
[3] 邓正来，景跃进.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创刊号.
[4] 邓正来.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夏季卷。
[5] 夏维中.市民社会：中国近期难圆的梦[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3，冬季卷.
[6] 王绍光，胡鞍钢.中国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后果[J].二十一世纪，1994，(2).
[7] 孙立平，郭于华.“软硬兼施”：正式权力非正式运作的过程分析——华北B镇收粮的个案研究[a].王汉生，杨善华.农村基层政权运行与村民自治[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8] 强世功.“法律不入之地”的民事调解[a].张静.国家与社会[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9] 马明洁，孙立平.权力经营与经营式动员——一个“逼民致富”的案例分析[a].王汉生，杨善华.农村基层政权运行与村民自治[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0] 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11] 杨善华，苏红.从“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向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的乡镇政权[J].社会学研究，2002，(1).
[12] 王荣武，王思斌.乡村干部之间的交往结构分析——河南省一乡三村调查[J].社会学研究，1995，(3).
[13] 周飞舟.村干部和村集体[a].杨善华，王思斌.社会转型：北京大学青年学者的探索[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4] 孙立平.改革前后中国大陆国家、民间统治精英及民众间互动关系的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春季卷.
[15] 王汉生.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的工业化与农村精英构成的变化[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秋季卷.
[16] 宿胜军.从“保护人”到“承包人”[a].杨善华，王思斌.社会转型：北京大学青年学者的探索[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7] 杨善华.家庭政治与农村基层政治精英的选拔、角色定位和精英更替——以河北某县郄家庄为例[a].杨善华，罗沛霖.当代中国农村研究（下）：实证调查[C].美国新泽西：八方文化企业公司，2000.
[18]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
[19] 高王凌.瞒产私分与农民的反行为[R].北京：北京大学社会学系，2002.
[20] 项飚.传统与新社会空间的生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J].战略与管理，1996，(6).
[21] 应星，景军.精英逻辑与灾民逻辑——对大河电站农民长期集体上访的个案研究[a].王汉生，杨善华.农村基层政权运行与村民自治[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篇9
关键词农村社会管理完善对策综述
中国是农业大国，农村社会管理是中国社会管理的重点和关键。随着中央对农村社会管理的重视和农村自身发展的需要，关于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对策和建议的研究也日渐丰富，突出表现在针对实现农村社会管理的创新和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具体方面开展的探讨。本文旨在就近年来针对这两方面的对策研究进行简述，以期发现研究中的创新点和不足之处，实现当下农村社会管理的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根据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活动中存在的问题，诸多学者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建议，综合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创新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机制，转换农村社会管理方式。
在新时期创新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应建立并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多元主体的协调运转机制，建立健全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流动机制，建立健全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预警调处机制，不断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机制（文斌，2012）。除此以外，有些学者还提出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和管理机制、农村流动人口机制等（杨平，2011）。转变农村社会管理方式，需要转变管理理念，在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之下，运用现代性科技手段，构建网络化管理方式；同时，需要改变农村社会事务单边处理现状，发挥基层政权组织、社会组织在农村教育、文体娱乐、治安、环保等方面的力量，而不仅仅靠农村和农民自身。
二、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制度政策保障
当前农村社会管理制度性保障主要研究方面首先在于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养老保障制度等方面的举措。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需要统一认识、转变观念，提供完善的思想先导，需要项目整合、统一规划，提供政策规范，还需要加快立法，规范运行，提供法律遵循（张晶、任保有，2010）。其次在于财政制度保障，通过制度性规定实现农村财务制度规范化、公开化、透明化和使用合理化，实现农村社会管理资金和社会保障资金的合理利用和公开透明。再次需要完善农村土地制度保障，实现土地流转和土地征收、土地征用过程之中的农民土地合法权益保护制度。除此以外，目前的研究还涉及林权制度保障、教育制度保障等方面。
三、完善农村社会管理组织建设方面
张云英（2011）认为，农村社会组织在农村社会管理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实现农村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灵活机制作用发挥的策略主要在于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加强农村社会组织的自治能力。陈成文（2011）则认为实现农村社会善治需要推进农村社会工作职业化，明确农村各组织的管理职责。在多元治理主体的模式下，有学者指出需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村委会的基层管理职责，充分发挥大学生村官的作用，履行其在农村规范制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教育文化建设等方面的职责。同时，有学者主张利用兼具经济与社会职能的农村专业合作社在农村的较强吸引力，实现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培养村民公民精神，发挥其社会管理效应从而完善农村社会管理格局（姜裕富，2011）。还有学者从新经济组织建设、其他社会组织建设等角度出发提出相应农村社会管理完善的对策建议。
四、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参与机制方面
“社会管理的目的是保障和维护社会秩序，每一个公民都是社会管理的责任者，社会管理创新离不开每一个公民的参与。”“农村社会管理动力机制都需要围绕农民这一核心价值展开。”在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参与机制方面，需要加强参与制度和组织建设，扩大吸纳能力；建设农村公民精神，形成参与文化，增强基层民主；通过多种途径培养公民参与能力，同时提供村民参与社会管理的财政保障，将权利落实，扩展农民参与的方式和管理的范围。有的学者还主张建设农村社区，提高农民的参与意识。
完善我国农村社会管理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研究较为全面，但仍然有不够完备的地方。
首先，从研究的方法上看，宏观方面研究完善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管理对策和建议的较多，而针对具体地区尤其是针对特定农村进行实地调研后提出的对策性论述较少。我国区域差异较大，各地农村所处的实际环境不一样，需要根据不同的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适合的建议，因而需要更加深入实际的研究。当前研究文献中有从宁波市、湖南娄底市以及从湖北、江西省份开展的具体研究，有的学者在调研的基础上总结出农村社会管理“需要加强组织建设，促进管理优化，提升管理能力，规范社会治理，推动和谐发展，实现农村善治。”尽管提出了完善当地农村社会管理的相关对策，仍然限于泛泛而谈。从整体上研究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对策的文献，则更是从广泛的角度进行的分析，陈庆立（2013）从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背景出发提出应该从完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建设、推进社会保障城乡一体化、兴办农村职业教育活跃基层文化以及创新农村组织管理模式四个方面入手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吴海燕（2011）则指出创新农村社会管理需要“发展农村经济，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完善农村社会保障；深化征地制度改革，维护农民的权益；建立健全矛盾化解机制，构建农村和谐社会；加强乡村治理，发展农村社区服务管理体系。”研究的方法上实证性的研究不够充分，因而提出的对策显得空泛，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特点所提出的对策不足。
其次，从研究的内容而言，当前文献中综合的对策并不十分全面，还缺少农村社会管理法律法规政策方面的研究，仅仅有学者从村民自治法角度进行过研究，缺少宏观上对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把握认知，也缺少对现行农村社会管理政策的可行性和实效性及其相应改进策略的研究。而各种制度保障完善的研究也不是全面的，农村社会管理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多个方面，制度性保障在农村社会管理多个方面有所欠缺。在研究的具体层面，制度性保障方面欠缺最为基本的而且是最为重要的方向，即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对策研究，只有以此为前提，才能实现其他的保障性制度的完善。
总体而言，当前我国完善农村社会管理对策的研究缺乏宏观性和地区典型性相结合的研究，需要加强从地区性特征出发，探寻从宏观法律制度政策到微观农村组织、农村主体参与等各个层面的完善途径。
参考文献：
[1]阳信生.农村社会管理服务的缺陷与政府对策[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1：36-41.
[2]吴海燕.创新农村社会管理解决农村社会矛盾[J].求实，2011，12：102-104.
[3]文斌.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困境及对策[J].行政与法，2012，08：46-49.
[4]张云英.农村社会组织：农村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6：1-4.
[5]郭振宗.加强农村社会管理的重大意义及对策[J].理论学刊，2007，10：72-75.
[6]付伟，徐凤江，齐金玲.农村社会管理工作中农民参与能力的培育[J].理论观察，2012，03：77-78.
[7]姜裕富.农村社会管理中的农民专业合作社[J].湖北社会科学，2011，09：50-52.
农村社区治理研究篇10
关键词：生态移民；文化重构
为了改善陕南地区人居环境现状，陕西省政府于2010年实施了陕南移民搬迁工程。陕南移民搬迁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实施的最大规模的移民搬迁工程，搬迁移民240万人，比三峡移民多100万人。移民搬迁是集地质灾害移民、洪涝灾害移民、生态建设移民、扶贫移民、工程移民为一体，对推进城镇化建设、改善低收入群体生产生活环境、提升人民生活水平具有重大意义。陕南移民搬迁规划十年完成，目前已开展两年有余。认真总结移民搬迁的工作成效，分析政策执行和落实中存在的问题，探讨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的举措，对促进小康社会建设、发展民生经济，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1移民搬迁与社区文化重构
移民搬迁是指政府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为改善人居环境、缓解生态环境恶化等实施的移民活动。移民搬迁是一项负责的综合性工程，涉及到经济、政治、人文、生态以及建筑规划等各个领域。同时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移民群众要面临入驻新社区、适应新环境、建立新的社会关系以新的社区文化等问题。在这一动态过程中，移民主体原有的文化被破坏，社区及社会关系都发生变化，需要在新的环境中重新建立文化网络。从而实现社区文化的重构与整合。
2我国农村移民社区的研究进展
我国关于农村移民社区的研究工作是由20世纪90年代政府推动的山峡工程移民引发的[1]，开展相对比较晚。因此，关于农村移民社区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经查阅资料和文献，发现有关的文章只是在一些期刊论文上，目前尚无专著，也没有一个比较成熟的研究体系[2]。目前，国内学者关于农村移民社区的研究大多是针对于工程移民，从经济学、社会学、人文等角度对农村移民社区进行研究论证。鲜有文章从生态的视角，统筹农村移民社区的全局发展进行研究。以研究工程移民农村移民安置模式问题为主。高齐《三峡库区农村移民安置新模式初探》文中提出通过兴建移民城的方式组团安置农村移民，集中实现非农化的转移，从而提高农村移民的生活水平、库区社会稳定以及资源开发等都有着非凡的意义[1]。以研究农村移民社区基础设施供需关系的为主。段玉瑾《农村移民社区生活设施供需错位现象的考察》提出通过农村移民社区基础配套设施的系统化、完善化的研究，为更好的发展农村移民社区具有积极意义[2]。以研究农村移民社区移民适应性现状为主，农村移民安置社区的考察，从社区生活环境、人际关系、生产劳动方式、风俗习惯描述了外迁移民社区适应状况，分析了影响移民社区适应的主体因素，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3]。
2.1我国农村移民社区工程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移民社区工程的开展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在1985~1995年之间，在三峡工程库区移民进行了搬迁安置试点，让首批移民从坝上库搬迁到向家店村，这次的移民搬迁采取了村落归并和探索农户村移民的安置模式。在1988~1999年间，我国在宁夏、甘肃、新疆等西部省和自治区开始采取了异地安置扶贫方式探索移民的安置模式。而且随着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云南、贵州、蒙古和宁夏组织开展了异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并于后来推广到了9个省或自治区。从2005年起我国的移民快速发展，在“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移民5万，宁夏移民工程的规模达到了20万，甘肃省从南部的干旱贫困山区移民到黄河灌区达20多万人，青海省从东部环境恶劣地区向柴达木盆地移民达10万，广东省从北部的石灰岩山区向广州市郊等地移民达10多万，此外，湖北省神农架林区、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区、黑龙江省森林腹地、黄河下游滩区等区域也实施了大规模的移民工程。在2010年，陕南按照陕西省政府的总体规划，将移民搬迁项目从2011年一直到2020年，利用十年时间，实现陕南三市28县一共安排搬迁安置移民60万户、240万人，这是目前最大的一次移民搬迁工程。截止到了2014年，我国政府总共对1000多万的贫困人口实施了搬迁，使得一部分事务贫困地区率先走出了“人口贫苦”和“生态贫困”的恶性循环的情况。因为我国进行了这么大的搬迁规模，所以也就形成了巨大的农村移民社区规模的建设。
2.2我国农村移民社区出现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目前，已经有学者探讨了关于国内开展的农村移民社区的不足之处。通过查阅资料可以发现，我国宁夏回族自治区红寺堡生移民开发区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左旗孪井滩生态移民示范区，这两个区域采用了“建设小绿洲，保护大生态”的移民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提高村民收入水平的同时，也大幅改善了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并取得了较为不错的生态效益，成为我国农村移民社区比较成功的案例。但是在移民区快速高效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了一系列新的问题。主要包括：①生产问题。移民本身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贫困而搬迁，由于安置社区区产业体系发展不够成熟，部分地区又以农业收入为主，这就导致收入水平不高，与村民期望值差距较大。②生活问题。农村居民长期生活在庭院的建筑模式之中，而移民社区的建设基本模仿城镇的居住设计模式，打破了原有的生活模式[18]。而且，在农村的家畜、家禽养殖等由于居住环境与模式的改变也无法进行。减少了农民收入以及生活乐趣。③资源浪费问题。农村原有的家庭庭院模式被打破、沼气池、太阳能等能源的利用也无法应用于现在的城镇是的居民楼当中。
3问题及展望
3.1陕南农村移民社区出现的主要问题
通过走访调研多个陕南农村移民社区的在建项目，围绕移民社区的建设促进以新农村经济走向高效、可持续、发展道路。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①移民社区在选址方面。陕南地区地处秦巴山地腹地。平整地段较少，大部分为沟壑坡地，不适宜修建大规模的成片的移民社区。但在实际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大量的破坏山地植被、挖山填地等现象，破坏了原有的山地民居营建技术。同时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生态植被条件的破坏。②生产问题的配套不完善。单个移民社区规模建设偏大，配套的服务设施不健全。农民再就业、产业转化力度不够。出现了农民无业可就，无地可种的现象。③农村能源利用不充分。农村广泛使用的沼气、太阳能等在新社区建设中没有进行充分考虑，未能形成良好的循环机制。造成能源浪费。
3.2结论
移民搬迁是解决人居环境问题、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陕南地区的移民搬迁与新社区文化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对陕南移民搬迁的后续建设与发展已成为学术界和当地政府面临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作者:田海宁单位:陕西理工大学
参考文献:
[1]张国栋.移民搬迁调查分析—基于珊娜移民搬迁调查报告[J].调研世界，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