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与宏观调控篇1
【关键词】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法；金融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060-01
根据经济学原理，市场机制并非完美和万能的。由于外部性、信息不对称、不完全竞争等问题的存在，市场会出现失灵。由此就产生了需要政府进行干预，纠治市场失灵的问题。宏观调控是政府干预的重要内容和方式，主要用于纠治社会总体供求失衡、大规模失业、经济萧条、金融危机等市场失灵问题。
金融在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地位毋庸置疑，现如今，经济安全与稳定，很大程度上已经依赖于金融市场和秩序的稳定，而宏观调控法就是国家基于对经济的有效运转而加以制定的相关法律规定之总和，相关的规定怎样才能使得金融市场更加稳定、更加有序发展，是法律制定和实施的目标。①
一、宏观调控法对金融的规范作用
金融宏观调控的主要内容是央行通过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来调节货币供应量，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进而影响整个经济的发展走向。这几年我国经济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经济局部过热”，具体表现为固定资产投资过度、部分行业（比如房地产业）的过快发展存在泡沫风险等。最近几年的金融宏观调控尤其是对“经济局部过热”的调控总体效果并不十分理想，存在着不少问题，各种乱象一度丛生。
（一）金融调控关系内容的特殊性
金融凋控关系内容的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双方权利与义务具有不一致性。一方主体享有实施金融调控政策和手段的职权，而另一方必须承受接受金融调控政策和手段之义务。调控主体之权利包括金融管理规范制定权、金融经营管理权、处罚强制权、行政司法权等。如中央银行对设立金融机构的审批行为既是在行使其权利也是履行其职责。受控主体的权利是指其在金融调控法上实现自己利益的意志力量，包括在调控主体的宏观框架下的经营自、经营管理权、保障、申诉、控告权等。而其义务是必须接受和协助调控主体的调控行为，必须服从调控主体的处罚、强制决定等。另一方面，调控关系双方主体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由于调控主体与受控主体并非居于同一层面的平等主体，因而不能象民商法那样有对等的权利与义务。总体看来，金融调控法赋予调控主体的权利要多于加之其上的义务；而赋予受控主体的权利则少于义务。
（二）宏观调控法关于金融活动相关的规范内容
宏观调控法体系的建立，使金融活动得以有序的、于法律的框架内开展，宏观调控法对于金融活动的规范表现在：
1.金融宏观经济信息的搜集、分析、判断程序。在对金融宏观形势的判断上，应采取首长负责制。2.决策程序。为了适应金融宏观调控及时性的要求，亦应实行首长负责制。3.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批准、备案程序。有些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出台应当由立法机关批准，或报送有关机关备案。4.金融宏观调控信息的保密、程序。强调只有以正当程序的信息，才是合法有效的。5.金融宏观调控决策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应当就自由裁量权的主体、作用对象及范围等问题做作出明确规定，以达到既保障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应对瞬息万变的宏观经济问题，又防止滥用权力的境界。②
二、宏观调控法对金融活动的保障
宏观调控法通过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对金融活动进行适度引导，当这种引导对金融活动产生不良影响时，应规定相应的责任承担机制，为金融活动保驾护航。以下从宏观调控的法律责任承担和宏观调控的可诉性的角度来观察宏观调控法对金融活动是如何予以保障的。
（一）宏观调控的法律责任承担
宏观调控法律责任是宏观调控主体违法进行宏观调控行为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和补救责任。而违法宏观调控行为主要包括宏观调控不作为、宏观调控程序违法行为和宏观调控决策失误行为。
宏观调控不作为是指宏观调控决策主体违反宏观调控法的规定，在经济总量失衡时不行使或者怠于行使其依法享有的宏观调控权，不为市场配置资源创造总供求均衡条件的行为状态。宏观调控程序违法行为是指宏观调控主体在宏观调控过程中不遵守宏观调控法定程序而任意进行宏观调控的行为。
宏观调控决策失误行为是指调控主体在宏观调控决策过程中，因违法或严重失职导致宏观调控决策产生重大失误而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
在我国，责任追究形式中已建立了引咎辞职和罢免制度，应当作为宏观调控主体未尽法定义务的责任追究方式。
（二）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问题
可诉性不是对不当的宏观调控行为进行责任追究的唯一形式。宏观调控法律责任的追究并不一定要求宏观调控法具有可诉性，可诉性不是法律的本质属性，同时，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制度和环境下，宏观调控法不具有可诉的现实性。
但《立法法》规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国务院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各委员会的不适当的命令、指示和规章以及如前文所论的辞职、罢免等都属于广义的责任范围，都可以作为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制约和对违法、不当行为的补救和制裁。
三、结语
宏观调控法是现代经济法的核心部分。现代法治理念与市场经济的缺陷决定了宏观调控法的重要性。我国现行的宏观调控法治尚未完全建立，宏观调控实施机制存在较大缺陷。为了保障宏观调控的制度化、法制化、体系化，必须抓紧时间，调查研究，结合实际情况，尽快出台一系列宏观调控法实施方面的规定。
注释：
金融与宏观调控篇2
一、2007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
2007年，我国社会经济继续快速发展，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信息化快速推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经济发展方式逐渐转变，民生需求较好满足，土地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取得了较好效果，国民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呈现出增长较快、结构优化、效益提高、民生改善的良好运行态势。国民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据初步核算，全年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连续五年增速达到或超过10%；主要特点可以用“三高三快”来概括：“三高”是指投资、消费、净出口三大需求均保持较高增速；“三快”是指人民币升值加快、居民消费价格涨幅较快、资产价格上涨过快，这“三快”也是影响我国经济走势与政策取向的主要问题。
（一）固定资产投资高位平稳增长，投资反弹压力加大
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过快。全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37239亿元，比上年增长24.8%，其中，城镇固定资产投资117414亿元，增长25.8%；农村固定资产投资19825亿元，增长19.2%。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25280亿元，比上年增长30.2%。从产业看，2007年，第一产业增加值28910亿元，占GDp比重为11.7%；第二产业增加值121381亿元，占GDp比重为49.2%；第三产业增加值96328亿元，占GDp比重为39.1%。第三产业比重仍严重偏低。从区域看，中、西部地区投资增速明显高于东部地区，投资结构得到进一步改善。同时，央行的调查显示，日前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景气指数达到10年来的最高，说明企业内在投资冲动仍然较强。
（二）居民收入不断提高，消费需求较为旺盛
我国国内消费增速从2004年开始不断提高，2006年3月份后进入加速增长阶段。2007年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89210亿元，比上年增长16.8%。分城乡看，城市消费品零售额60411亿元，增长17.2%；县及县以下消费品零售总额28799亿元，增长15.8%。消费的增长主要是因为城乡居民收入和就业的增长。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2%。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4140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5%。全年城镇新增就业1204万人，比上年多增加20万人。
同时，近两年来，各级政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大大增加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的投入，提高了居民的消费倾向，推动了消费的增长。
（三）国际收支顺差继续扩大，人民币汇率屡创新高
外贸与外资快速增长，双顺差迫使外汇储备不断膨胀、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大。全年进出口总额2173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23.5%。其中，出口12180亿美元，增长25.7%，进口9558亿美元，增长20.8%。贸易顺差2622亿美元，比上年增加847亿美元。全年实际使用非金融机构外商直接投资74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6%。年末国家外汇储备余额达到1.53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3.3%。
国际收支顺差的持续扩大，导致了贸易摩擦的大量增加以及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9月末，我国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4336亿美元，同比增长45.1%。大规模的外汇储备，不仅增加了央行货币政策的操作难度，而且加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2007年以来，人民币升值明显加快。目前，银行间外汇市场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中间价已跌破7.42，较年初的7.80已升值近5%，而且基本呈单向升值走势，没有实现双向波动。这种单向升值走势进一步强化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导致热钱流入，国际收支顺差继续扩大，反过来又加大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形成不良循环。这种循环已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消费价格出现结构性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增大
全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4.8%，食品、居住价格上涨是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主要原因。分类别看，食品价格上涨12.3%，居住价格上涨4.5%。全年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比上年上涨7.6%。
由于国内货币供给增长较快，居民消费持续旺盛，国际石油价格大幅上升，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仍然很大。从2007年全年的数据来看，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居住类价格涨幅都有所扩大，居民消费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可能性有所增加。
（五）资金流动性过剩严重，资产价格上涨过快
尽管2007年年内连续6次加息、10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但年底货币流动性过剩问题依然不见缓解。12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40.3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6.7%，回落仅0.2个百分点；狭义货币（m1）余额15.3万亿元，增长21.0%，加快3.5个百分点；流通中货币（m0）余额30334亿元，增长12.1%，回落仅0.6个百分点。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比年初增加36323亿元，比上年多增4482亿元。各项存款比年初增加53878亿元，比上年多增4599亿元。全年投放现金3262亿元，比上年多投放221亿元。货币供应量增长较快，贷款增加较多，流动性明显过剩。
当前流动性过剩造成的一个突出后果就是资产价格上涨过快。主要股指“沪市综合指数”已经从年初的2728点上升到11月中旬的5200多点，上涨了近一倍，而且一度曾达到6100点。目前a股的加权平均动态市盈率已超过30倍，远高于15―20倍的国际平均水平，股市估值水平偏高。同时，全国住房价格2007年以来也加快上涨。10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9.5%，涨幅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1个百分点。而且，股市和房市还出现相互推动、交替跃升的局面。可以说，2007年我国经济是“快”上有余、而“好”上不足。
二、当前我国土地领域宏观调控面临的突出问题
2007年，央行按照国务院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统一部署，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10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6次上调存贷款基准利率，保持了货币信贷平稳增长，使金融运行保持平稳。国土资源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新的有针对性的土地政策，加大了对闲置土地处置力度，规范了土地储备行为，防范了违规土地抵押贷款的金融风险，对宏观调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偏快，制度与政策建设相对滞后，我国土地领域宏观调控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扭曲”，“两个风险”和“一个失衡”。
（一）房地产供求关系明显扭曲
实现房地产供给与需求平衡，防止房地产价格过度上涨，是国民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未来几年我国城镇化水平仍将以每年一个左右的百分点的速度上升，预计到2020年达到60%以上，未来新增城镇人口4亿多。快速城市化背景下的大量城市“移民”需要在城市安家置业，加上旧城拆迁改造，原有城市居民改善住房条件等，我国城市房地产需求长期将处于一种稳步上升状态。
然而，目前我国房地产供给与需求关系却出现明显脱节和扭曲，既表现在需求方面，也表现在供给方面。其中，需求扭曲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住房信贷政策纵容了部分居民的购房欲望，放大了住房购买需求，使购买需求偏离了居民实际收入的支付能力。目前个人购房，90%以上的房主是通过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实现的。1998年全国银行发放房贷426亿元，2005年房贷总额为49100亿元，7年间飙升115倍。工、中、建三大行房地产贷款中的个人住房贷款2006年底达到11761亿。这表明，1998年以来我国房地产投资和市场需求的快速增长，基本上是建立在国内银行贷款基础上的。如果没有个人住房贷款的快速增长，就不会有快速的购买需求膨胀。过多的按揭贷款购房是居民购买力的透支，对房地产，乃至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是不利的。
房地产投资与投机需求的扩大，是房地产供给与需求关系明显扭曲的因素之一。在房地产繁荣景象的引导下，众多投资者将投资目标转向了房地产市场。2007年，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25280亿元，比上年增长30.2%，加快了8.4个百分点。房价不断上涨的局面相继吸引了社会的投资与投机资金，大量投资与投机需求挤占了自住性商品房的供应，楼市的刚性需求得不到有效释放，形成恶性循环，房价步步走高。对房地产价格的上涨预期又放大了对住房的超前消费需求，超前消费需求加剧了现阶段的住房紧张局面，同时也透支了房价，透支了未来一定时间内的消费。
（二）土地价格与价值严重扭曲
地价是房价的重要组成要素。地价与房价存在互动关系，正常的地价是由房价所决定的。如果同一地区楼面地价高于房价或接近房价，就出现了房地产的价格与其价值的背离。2007年，全国各地城市拍卖地价不断创出新高，以致很多新拍出的地价（楼面地价）比周边正在出售的楼盘房价还高。上海新江湾城的楼盘售价刚刚超过1万元。6月21日下午，上海新江湾城D1地块楼面地价高达12509元／，共以12.6亿元的天价落入浙江绿城手中。楼价与地价的倒置现象已经在全国各地蔓延。地价高于楼价，土地资产价值过度放大，推动银行贷款向楼市与土地转移。房地产企业不断扩大融资，积极入市购置土地，不断推进国有土地资本化发展进程。2007年底，银行体系每向房地产行业注入4元资金，就有1元被沉淀在土地上。25%的房地产信贷资金沉淀在土地上，是在地价高于楼价的市场环境下出现的，其中至少存在50%的市场泡沫。地价高于楼价，不仅推进房价高涨，而且使房地产泡沫固化。固化的房地产泡沫为房地产价格进一步高涨打开了空间。
（三）土地收益分配关系高度扭曲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之后，逐渐把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从所有权中分离出来，在市场中流转，形成了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的一、二两级市场。应该说，这是一项重大的制度改革和机制创新。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现有土地有偿使用与流转的制度在执行中出现一些弊端：
第一，集体土地经征收转变为国有土地所产生的收入，含有被征土地的期权收入，开发权收入，用途改变收入等。而这些收入基本上没有对农民进行全额补偿，国家与农民之间没有实现土地收益公平分配。分配关系存在扭曲。
第二，由招拍挂等制度所产生的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含有土地期权收益，国家长期投资建设和城市发展，及基础设施建设效应等所形成的多重级差地租收入，理应首先归公，再按照收益分配机制在国家层面上进行合理分配。由于制度设计不尽合理，目前，这些土地收益事实上绝大部分归地方政府和企业所支配。
第三，由于国有土地出让金收入由地方政府支配，国家土地所有权事实上被虚置，激发了地方政府强烈的卖地冲动，加剧土地收益分配关系的扭曲程度。地方政府以“卖地机制”粗放发展本地经济，造成重复建设，土地资源浪费，经济结构升级在低水平上徘徊。
第四，按照两权分离的原则，国务院行使国有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职能，县市政府不是所有者的代表，而是使用者的集合。但，实际上县市政府收取并使用土地出让金。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并没得到真正体现，扭曲了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的关系。
第五，建设用地存在明显的区位优劣和等级差异，不仅存在“卖地比赛”，而且出现“好地多卖”的现象，即越是经济发达地区，卖地就越多、越快，投放的资金就越多，超出房地产开发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大量的土地出售在给企业带来了机会，给当地政府带来了充足的资金的同时，给企业和银行可能带来了金融风险。同时也加剧了区域发展的差距。
第六，失当的土地出让金分配使用制度产生了许多腐败和其他问题。各种力量对土地收入的争夺与瓜分，离不开政府机构、银行、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资本市场。近年来，我国最大的腐败案件发生在土地开发、城市建设与房地产开发领域，群众上访与投诉最多的案件都与土地有关。
总之，由于国有土地的收入形成与分配机制尚待完善，现有土地出让收入的分配与使用，出现了事实上公平分配关系被高度扭曲的现象。
（四）银行等金融机构潜藏较大金融风险
截至2007年6月末，全国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达到4.3万亿元（不含公积金贷款），同比增长24.5%。其中，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6万亿元，同比增长23.9%；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7万亿元，同比增长25.6%。而且，商业性房地产贷款占本币贷款已从2004年的13%上升到2007年6月末的17%。从6月末到10月末，我国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增加了6000亿元，达1.76万亿元。也就是说，在一年多时间里，住房消费信贷增长了一倍以上，这段时间也正是国内各地房地产价格上涨最快的时期。
由于我国金融体系改革滞后于经济的发展，从而引致我国房地产金融风险主要集中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机构中。我国房地产金融信贷余额逐年增加，年均增长保持在30%以上。截至2007年上半年，我国房地产金融信贷余额占金融机构全部信贷余额的17.13%，比1998年高14.29个百分点，是GDp的40.27%。在部分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我国房地产金融信贷余额占银行总的信贷比例都超过了50%。房地产信贷已经成为当前银行的第一信贷。而如果一旦房地产行业出现波动，高比例房地产信贷势必加大银行的流动性风险。
房地产开发企业银行信贷资金比重已超过53%以上。在珠三角等地区，地产贷款（含开发贷、个贷）已占到银行中长期贷款总额的60%以上。房地产业的资金对银行高度依赖，银行资产质量对房地产业高度依赖。由于房地产业目前已处在泡沫阶段，我国银行信贷风险增大，银行信贷风险增大反过来放大房地产开发的泡沫风险。
银行等金融机构潜藏的较大金融风险，不仅来自房地产开发企业银行信贷资金比重过高，而且来源于近年出现的大量违规信贷以及低质量的信贷。2005年江苏省审计厅专项审计发现，江苏20所省属高校普遍负债运营，银行贷款至少占总资产的30%，部分学校甚至超过了60%。保守估计，全国高校贷款已超2000亿元。其中，天津高校的贷款达到50多亿元，河北高校70多亿元，山东高校130亿元，陕西高校贷款90多亿元。据研究日本高等教育的学者史朝教授的考察，“在日本，公立大学向银行贷款是不可想象的，没有哪一个大学可以向银行地贷款。”高等教育学者邬大光也认为，“从国外的情况看，大学不能向银行贷款，世界上只有极个别国家的私立大学可以向银行贷款。大学负债经营，尤其是公立大学大量向银行贷款，恐怕只有我国存在。”我国高校贷款是以教育收费权与学校信用为抵押的。如果高校招生困难，高校贷款就会成为不良贷款。
（五）我国粮食安全与耕地“红线”面临威胁
目前，我国耕地只有18.27亿亩，人均仅有1.39亩，不到世界人均水平的40%。2020年以前，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时期，我国城镇人口还将继续增加，经济建设占用一定数量的耕地不可避免，土地供需矛盾日益尖锐。要在2020年前保持18亿亩耕地这条红线，每年耕地净减少指标不高于200万亩。
土地供给紧缩和全面招拍挂政策的实施，虽然从指标上与成本上限制了土地的过度供给与浪费，十分有利于把每年耕地净减少量控制在200万亩以内，但客观上也造成了地产价格的迅速提升。由于出现地方政府征地成本与开发商购地融资成本的“双低”局面，加上国家对土地资产所带来的收益又没有相应的财税调节措施，土地供给紧缩和全面招拍挂政策的实施，培育了地方政府土地经营与开发商土地资本的暴利模式。
在土地经营与土地资本暴利模式条件下，企业炒地可以获得囤积土地的资产增收益，地方政府炒地可以提高相应的土地财政收入。这刺激了地方政府大面积征收集体土地的积极性，也强化了开发商以天价对国有土地进行争夺与囤积欲望。上海苏宁环球集团以6.7万元/m2楼面价、44亿元天价拿下单价“地王”;长沙北辰实业与北京城市开发集团联合体以92亿元夺得一块土地，楼面地价超过每平方米3500元;天津深圳振业集团以10.6亿元拿下一块3.68万平方米的地块，楼面地价每平方米8800元。武汉金地集团以6879元/m2楼面地价拿下武汉京汉大道地块，创全市楼面地价新高。武汉上海豫园商城以35.02亿元天价竞得武重地块，楼面地价在3290元/m2左右。
全国最大的“地主”是碧桂园。2007年8月末，该公司总土地储备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4500万m2。其土地储备量超过土地储备量第二的房地产企业近一倍。截至8月11日，富力地产分布各地的土地储备总量约为2092万m2。万科2007年上半年土地储备规模超过1500万m2。新世界在全国各地的土地储备已达1753万m2。越秀土地储备达600万m2。华润置地土地储备量也达到819.9万m2。开发商如此大量高价购置并储备土地表明，我国土地市场正常的供求关系已开始消失。
2006年全国发现的土地违法行为及立案查处的土地违法案件，无论从案件数量，还是涉及的面积，都较2005年有大幅度上升。其中，查处的当年新发生违法行为、当年发生立案的案件及其所涉及的土地面积，上升幅度更大。全年共发现土地违法行为13万多件，涉及土地面积近150万亩。部省两级直接立案重点查处的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国家产业政策批地、非法占用耕地等违法用地行为，共收缴土地15万亩。
2005年我国房地产企业平均新增土地储备36.2万m2，而2006年这一数字达到51.11万m2，提高了41.18%。2007年，我国房地产企业平均土地储备总量为380万m2。随着国家土地和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的不断调整，房地产企业不断进行融资渠道创新，资本规模急剧扩张，土地购置面积也越来越大。我国房地产企业的土地储备与总资产规模之间呈同向变化趋势。从地产市场来看，《中国房地产土地囤积及资金沉淀评估报告》认为，到2007年底，房地产开发商囤地约为10亿平方米。
从耕地减少速度来看，1996年10月31日全国汇总的耕地总数为19.51亿亩。10年后的2006年的10月31日只剩下18.27亿亩。2007年减少了460.2万亩。若按照10年平均1240万亩的减少量计算，3年后就将突破18亿亩红线。自从严格管地的要求提出到今年，时间已经过去了3年，但形势却更加严峻。如果这种趋势不能得到扭转，我国耕地“红线”与粮食安全难保。
针对企业大规模争夺与囤积土地问题的的严重性，2007年底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关于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的通知》，要求加大对闲置土地，特别是房地产开发领域土地闲置处置力度。社会各界希望此举能终结“地王”时代。但是，在一个资本追逐财富和收入的年代，谁掌握了土地就掌握了产业链的上游，就会得到资金的青睐，财富就滚滚而来。
在开发商眼里，土地只不过是获得财富和追逐盈利的手段，是不折不扣的资本，至于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能养活多少人，无需他们考虑和关心。房地产企业占有土地越多，企业的竞争力就越强。一些开发商只所以不惜化高价巨资收购和储存大量土地，目的之一是为了提升自身的竞争力，并在同行获得垄断地位，进而得到长期的垄断利润。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是强大的动力和实力，而土地只是重要的物质手段。
（六）宏观经济运行中重要结构失衡加剧
1.国际收支失衡加剧
2007年我国际收支不平衡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上半年，经常项目顺差1629亿美元，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902亿美元。6月末，外汇储备余额为1332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加2663亿美元。如果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发生较大变化，我国国际收支大额顺差将是一个长期现象。国际收支持续顺差，外汇储备大幅增加表明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结构升级和技术进步。但是国际收支顺差过大，外汇储备增长过快也会对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产生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的有效性。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导致央行基础货币被动投放增加，对冲操作压力加大，货币政策主动性减弱，流动性管理更加复杂，维持价格水平长期稳定的难度增加，通货膨胀风险加大，经济运行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多。
第二，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国际收支大额顺差一方面使得国内外汇市场外汇供给持续大于需求；另一方面，加强了市场上人民币升值预期，促使机构、企业和个人进一步改变资产结构，减持外汇资产，增持人民币资产，加大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增加贸易摩擦。
第三，加大国际资本冲击风险。在跨境资本流动规模日益扩大、流动方式更加复杂的国际环境下，我国持续的国际收支大额顺差，吸引国际资本大量流入。如果未来市场预期发生逆转，将会导致跨境资本集中流出，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2.区域经济发展失衡
区域发展失衡是我国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另一个方面。目前，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最富省份和最穷省份的人均收入差距为13比1；而美国50个州中，这个比例为2比1；英国12个郡（或区）和市中，同一比例是1．68比1。中国人均收入之悬殊、区域发展之失衡，由此可见一斑。
人均收入水平的巨大差距不仅导致了购买力的巨大差距，导致了东部沿海地区房价的畸高，而且也吸引着更多的人到东部沿海地区的大中城市去就业、定居、购房。高收入的背后意味着资源的高度集聚，意味着这些城市会给来此就业和定居的人们提供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回报和更高的福利。东部沿海地区快速上涨的房价，吸引了国内外的大量游资。不仅山西的煤老板要斥巨资来北京购房，许多国外资本也绕过中央政府关于限制外资购房的禁令投资上海、北京的房地产。这一方面加剧我国东西部地区之间房价的失衡，另一方面大量资金涌向东部城市的房地产业，又会带来东部城市产业结构的失衡，并进一步加剧我国区域发展的失衡。
3.城乡发展失衡、差距日趋扩大
城乡差别和城乡矛盾是当前我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具体来讲，这些差距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经历了一个先缩小后扩大、再缩小再扩大的过程。2004年，在国家采取多种惠农措施的情况下，城乡收入比例仍然维持在3.21∶1，如果把城市居民收入中一些非货币因素，如住房、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各种社会福利考虑在内，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可能更高。二是城乡教育差距。城镇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乡村的3.4倍、6.1倍、13.3倍、43.8倍、68.1倍。特别是，即使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农村学生辍学、流失现象仍比较严重。三是城乡医疗差距。目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只有10%左右，9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近几年，由于公共卫生供给短缺，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农村不少地方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四是城乡消费差距。从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整整落后10年。五是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
综上所述，2007年我国宏观经济“三个扭曲”，“两个风险”和“一个失衡”。问题仍然存在。房地产供需的高度扭曲，导致固定资产投资居高不下，经济过热。地价与房价关系扭曲，房地产的价格与其价值高度背离；国家、地方政府、房地产开发企业、集体土地所有者土地收益公平分配关系扭曲，导致了土地资产价格剧烈膨胀，土地价格与楼价出现倒挂，土地违法问题屡禁不止，房地产开发贷款比重过高，金融风险和粮食安全问题加大等问题。国际收支失衡，导致央行外汇占款持续增加，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一系列流动性难题。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我国公众的福利水平，影响了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大局。
三、强化与完善宏观调控的战略选择：土地金融政策
概括地讲，土地金融其实是土地与金融两个概念的融合，泛指与土地有关的金融活动。具体指利用各种可能的方法和工具为土地开发利用筹集、融通、清算资金，提供相应服务的所有金融活动，包括土地抵押贷款、土地信托、土地保险、土地证券等。
土地金融政策作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稳定器、转换器，可以把经济增长速度拉高，也可以把经济稳下来，还可以优化区域发展结构，调整生产力发展布局。一般来说，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当消费和投资的增长超越潜在生产能力、货币信用投放超越商品流通需要、投资增长超越消费水平时，经济往往会呈现过热的特征，并通过物价的不断上涨表现出来。这时运用全面紧缩土地金融政策工具可以实现经济的减速与降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强化和完善土地金融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可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国有土地资产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体现，也是国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与调节的砝码与工具。据国土资源部的调查，2007年，我国城镇土地面积是3.4万平方公里。城镇土地资产承载在土地上的价值或资产大概28到34万亿元。城市国有土地沉淀资本的激活，要求建立土地资本市场，要有比较完善的土地金融政策做指导。
值得注意的是，强化和完善土地金融政策参与宏观调控，不能把土地仅仅看作是国有资本、资产和资源；或仅仅看作是《民法》的一种制度，而应上升到国家问题与国家行政管理问题的高度。作为问题的土地利用是强调土地的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因此，我国巨大国有土地沉淀资本的激活，有待于金融工具的运用。
发挥市场经济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实质上就是发挥资本对土地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而国家对土地市场，从而对宏观经济的调控，除了利用行政手段外，还要利用经济手段。所谓经济手段，主要就是金融手段，即通过资本进行调控。为了达到土地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使我们的稀缺土地资源得到高效集约使用和永续利用这个目标，迫切需要改变传统的土地行政管理模式，导入土地金融管理机制与土地金融政策。
（一）引导投资走向，加快发展模式转型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国内的储蓄不足而导致投资过低，经济过冷，往往可以借助土地金融政策工具扩大贸易顺差和提升资本流入来扩大国内投资与消费的规模。如果国内的储蓄过高，导致投资过高，经济过热而消费不足，则可借助土地金融政策工具扩大逆差，资本的流出去消化过剩储蓄，充分利用国内生产要素扩大就业。和土地的行政配置政策相比，土地金融政策作用的特点是利用市场机制引导投资走向、加快发展模式转型。
近几年我国经济一直在高储蓄、高投资、高顺差，低进口、低消费、低保障的“三高三低”条件下运行。其中，高顺差源于高出口低进口，高出口低进口源于高投资低消费，高投资低消费源于高积累，高积累原于高储蓄，高储蓄源于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缺位，社会发展失衡，以及资本市场欠发育，社会投资渠道稀少等。其中，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国民收人分配格局严重失衡，财政税收调节职能尚未完全到位，城乡存在二元格局等是居民保持高储蓄的重要因素。
高储蓄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平衡高储蓄的办法有扩大国内投资，形成与高储蓄相对应的高投资经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平衡高储蓄的办法是高投资，扩大出口和对外投资，通过商品和资本的输出，消化和吸收国内过剩的储蓄资源。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主要是依赖扩大出口的办法来平衡国内高储蓄的。这使我国经济增长模式从传统内需驱动型变为外需驱动型。1993年以来，我国进出口顺差不断扩大。正是由于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及资本流入，我国的外汇储备也急剧增加，给人民币带来了升值压力，也给央行回笼货币带来压力，国际上的贸易争端也逐年增多。这样日趋严峻的外部形势与过多的内部流动性实际上预示了我国依赖外部需求平衡国内储蓄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接近极限。
针对这种情况，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八项”主张。只有通过社会经济发展转型，只有通过发展金融市场，包括土地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等等，推进金融体制改革，才能彻底解决我国“三高”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困境。
通过土地金融政策的创新，辅之以其他的调控政策，将外资、内资与顺差引到公共服务与社会发展上来，扩大新农村建设投资、教育投资、社会保障投资、技术更新改造投资以及自主创新、高科技开发、军事工业、机械装备方面的投资，把投资引导到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中最需要的项目和领域中去。通过结构调整战略，扩大国内需求，扩大就业，加快我国社会发展转型与现代化进程，是摆脱“三高”怪圈的首选策略。
（二）纠正市场扭曲，促进房地产健康发展
针对我国土地与房产领域存在的市场扭曲与金融风险问题，2007年10月25日起，央行再次上调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由此普通存款类金融机构将执行13%的存款准备金率标准，达到近年历史高点。这已是央行2007以来第8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且上调频率逐步加快。作为重点调控的房地产行业，经过前期的持续利空政策影响，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坚挺的房价开始局部松动，金九银十这一传统销售旺季，成交量大幅萎缩，形成有价无市的格局。一线城市房屋销售量的明显下滑，增加了市场对房地产行业的担忧，此外，中天置业老板携款潜逃事件，也对地产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从房地产调控的实际效果与过程来看，对货币政策的期望不能太高。一是，货币政策并不是万能的；二是，依靠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的空间已经不多。
过高的房贷与过紧的“银根”，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变革与分化已经不可避免。
第一,整合、并购活动增多。如，“大吃小”现象增加。传统的经营模式、企业运营模式、盈利模式将在并购活动中进行调整，房地产企业的管理提升和企业价值重新定位势在必行。
第二,产业细分加剧。房地产整个产业链条将会出现纵向切分，企业更趋向于专业化，专注于链条中的某一个环节，而不会像以前那样追求“大而全、小而全”。
第三,企业融资多元化。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渐开放，房地产行业的升级，企业的投融资结构会逐渐改变单一依赖商业银行作为主融资渠道的局面，直接融资渠道逐渐拓宽，融资产品品种明显增加。
第四，以地产基金为特征的房地产金融将取代以贷款为特征的房地产金融时代将来临。
第五，在房地产金融时代，压缩对土地的投资和投机，特别是对房地产开发囤地的投资和投机，关键是降低土地投资的盈利率。
这就需要国家运用财政政策和财政资金，以中央能够直接掌握的强大资金为后盾，制定正确的土地金融政策，约束私人资本对土地的投资与投机，并支持地方政府特别是经济落后地区的地方政府的土地开发、公营产品的生产以及房地产的发展。
在货币政策的调整中，要更明确调控的目标，加快现有政策工具的改革，要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公开性、可信度。同时，应加强货币金融政策与地产政策的协调组合，进行深入调控。货币政策必须与地产政策相互协调，密切配合，才能引领房地产市场走出目前的困境。土地金融政策应该是这两种政策的结合点。作为我国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之一，土地金融政策对于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中实施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
（三）保护耕地红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由于土地资产与金融资本的必然联系，目前我国可调控土地的资本价值已经成为社会各种利益集团竞相追逐的目标。紧缩“地根”的宏观调控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我国土地和房地产市场价格的不断上升，货币政策调控举步维艰，土地管理形势异常严峻，土地金融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当前，土地管理红线失控形势异常严峻，工业化、城镇化对土地的压力持续加大，土地资本虚拟化隐藏着巨大的房地产和金融风险。我国经济发展与运行态势，客观上要求土地金融政策深入参与宏观调控，发挥土地的物质保障作用，完善我国国有土地收入的形成与分配机制，促进宏观调控目标的顺利实现。
土地金融政策参与宏观调控，有利于形成以行政为主的，以经济和金融手段为辅的多层次的、灵活的土地管理制度。完善与发展中国的土地管理制度，是保护耕地红线，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根本。
我国人多地少，耕地资源尤为紧缺，处理好经济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是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现实的国情决定了我国必须实行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保护制度，而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必然要求高度集权，以行政与计划为核心的中央土地管理制度相配套。但是，长期以来，由于行政与计划土地制度过于强调对土地资源的行政指令性供给，缺乏对地方土地供给与使用的有效控制机制，使得地方土地的供应与使用无序、粗放，造成耕地资源越来越紧张，人地矛盾突出。
通过土地权利束分离的土地金融制度创新，对增量土地资源和存量土地资源进行重组、调整和再利用，促使产生最大的经济产出，以内涵式土地供应方式替代外延式土地供应方式，形成土地的经济供给。它能最大程度地发挥土地由于资产特性形成的对土地供应的有效能力，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国家形成对耕地严格保护、利用和管理的新机制，增强中央对土地资源行政控制和管理的有效性，有利于形成科学的土地管理制度和体系。
（四）有序推进城市化，促进城乡与区域协调发展
1994年，世界银行估计我国农、林、牧和保护区用地的总资产价值是22.3万亿元。我国有学者估计，我国农民18.27亿亩耕地的价值近15万亿，村庄建设用地价值近19万亿，二者相加大概34万亿。乡村人口2.5亿户，仅耕地和宅基地，不算地上房屋及其他设施，大概每户平均拥有13.6万元的土地资产。也就是说，我国农民不是一贫如洗，有着非常大的资产潜力。如果这些沉淀的土地资产能通过土地金融政策与资本市场“激活”，一是能将我国市场上巨大的流动性引向农村，缓解流动性过剩与新农村建设资金短缺之间的矛盾，二是能通过加快人口、资本与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与重组，解决目前我国土地节约与集约利用问题、城市化与工业化对土地的压力问题等，逐步满足我国巨大的民生需求。
然而，在我国，由于缺乏统一、全面、完整、并符合中国特色的土地金融政策，导致土地在不同的主体手中显示出不同的属性。具体说来，在农民手中，土地只是能够种植粮食或农作物的物质资源，不能流通，更不能投资；在地方政府手中，土地成为资产，可以流通，但不能投资，是城市发展的空间依托；而在开发商手中，土地成为地地道道的资本。
实际上，土地是资本的存在形态，与货币资本、产业资本的性质是一样的。因此，在土地资本层面上，如果农民、政府（县市政府）、开发商三者的权利处于绝对不平等地位，就会导致正义和公平的缺失。众所周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资源的剥夺和对劳动力的剥削是资本的本质属性，否则就不能称其为资本。在城市化过程中，一方面，农民大量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被剥夺；另一方面，农民变为中国城市中收入最低，生活处于最下层的农民工，或者作为劳动力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报酬和相应的待遇，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开发商手中的土地是资本，而农民手中的土地只是资源。农民不能与开发商进行经济上的抗衡。
从立足于土地的资产特性出发，建立土地资产―资本运行体系，通过对国家、地方政府和其他主体对于土地权利的剥离，设计以土地资本及其资产收益体系为支撑的土地金融制度，如利用建立土地基金的模式，中央可以利用土地国家所有者的角色对地方政府无序、不经济的供地采取制衡，有效保护耕地，指导城市有序发展，又如建立土地征购和土地发展基金，对农民，尤其是对失地农民进行长期的实现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的资金支持，增加对农业、农村的投资，不断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缩小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缓解城市就业、交通和居住等压力，有效实现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此外，从政策实施的层面来说，逐步实现国家对土地供应的经济、适度供给以及对土地市场适时、适当的干预，体现国家宏观调控的目的。所以，制定正确、统一的土地金融政策是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和谐平等地推进城市化有序发展的需要。
强化土地金融政策是当前和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宏观调控的客观要求，因为土地金融政策能从十分广阔的领域推进社会体制、机制与政策的变革，有利于建立经济协调发展和经济主体利益均衡的新秩序。
第一，通过土地金融政策可以对空间发展权利实行引导与调控，逐步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和东西部发展差距问题。
第二，通过土地金融政策可以推进社会保障性公共物品的提供，进而能较好的解决农村社会保障与城镇保障性住宅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土地承载的功能很多，它能解决的问题也很多。而能不能实现土地的全部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地金融政策。例如，美国在开发一片土地时，有20%-30%比例作为保障性住宅。法国规定20%土地作为保障性住宅推出。但是，专门开辟一些区域建设保障性住宅，这些区域容易形成贫民区现象。我国集体土地需要国有化才能出让，政府完全可以出台一些附加金融条款，在土地出让过程中适度地考虑保障性住宅的比例，或以土地资产经营收入设立土地基金，以土地基金作为保障性住房的直接来源，就可以较好地解决城镇保障性住宅建设问题。
第三，通过土地金融政策可以推进集体土地的流转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解决土地二元结构问题与目前城市化中普遍存在的“人户分离”问题。由于农村土地的直接保障功能限制了土地的流动性。不能流动的集体土地限制了土地经营与产出效率的提高，进而限制了土地的资产化、资本化发展进程，最后限制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城乡二元结构的突破，农村社保与城市社保的统一，城乡统筹发展等等，都要求社保进入农村。社保如何进入农村，关键是要通过土地金融政策解决集体土地的资产化、资本化与上市流转问题。因为，只有资产化与资本化，土地才可以被切割，才可以上市流转。土地的价值能被发现与被激活，土地增值收益才可以转移到社保上去。
土地资源的社保功能退出了，它的资产社保功能就会提升。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如果转移到城镇保障性住宅上去，农民就可以直接带资进入城镇。如果在新征的国有土地出让中专门划出一部分建立土地基金为农村的社会保障提供服务，城乡统筹发展就会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
（五）提供政策创新支撑，改善宏观调控的实际效果
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实行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和出让制度，推行招拍挂市场机制；之后，我国又实行土地收购储备制度。按照这些制度，以市县政府为主的地方政府成为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供应人和直接调控者。2006年，《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工业用地必须采用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
在土地供给紧缩的局势下，范围不断扩大的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方式，一定程度上剌激了地价上涨。随着土地的供给不足，导致房地产业未来可售面积下降，造成房源紧张，从而造成地价与房价交错上涨。宏观调控的出发点是要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稳定房价。2004年到2007年期间，尤其是2007年，房价与地价相互攀升的形势表明：土地供给紧缩与全面招拍挂的土地政策，对国家宏观调控的总体目标的顺利完成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针对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2007年，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新土地政策。这些新政策收到了一定宏观调控效果，但由于尚未涉及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所以未能达成预定调控目标。以《关于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的通知》为例，地方政府执行起来难度较大。由于地方政府高价卖地，土地开发企业必然高价买地。由于高价买地必挤压土地开发资金，企业必然通过囤地来缓解资金紧张，通过囤地期间土地资产的自然增值来平衡买地的高成本。现在政府要把高价卖出的土地收回来，今后必然没有企业敢接政府的盘。政府卖地、招商、引资发展经济的努力化为泡影。所以，这个政策很难执行，至于效果就更难说了。
2007年由国土资源部、财政部、央行联合制定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正式。作为首个全国性的关于土地储备的规范性文件，对严格土地管理、加强土地调控、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意味着国家以土地为闸门进行房地产和信贷调控的能力进一步加强。
《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能否起到所要求的调控土地市场的作用，受到规定自身的限制。例如办法规定，地方政府为土地储备抵押贷款提供担保不受法律保护。如果土地储备中心贷款没有政府担保与合法的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必然面临资金危机。办法规定，政府土地储备的主要职能是宏观调控。显然，《土地储备管理办法》突出了土地储备的政策性，削弱了土地储备的商业性，土地储备资金的来源进一步恶化。土地储备没有资金来源，土地储备的宏观调控能力自然丧失。
自1996年我国第一家土地储备机构上海土地发展中心在沪成立11年来，土地储备制度迅速推广，至今全国已有2000多个市县相继建立这项制度，其运行涉及拆迁、土地征收、城市规划、资金管理、银行贷款、投资立项等多个方面。实践表明，土地储备制度在促进我国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显然，突出了土地储备的政策性，削弱了土地储备的商业性，土地储备资金的来源进一步恶化的《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如果没有新的扶持性的土地金融政策出台，这些土地储备机构将面临生死问题。
（六）推进国际收支平衡，抵御与防范金融风险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经济稳定发展需要金融支持和调控；经济稳定发展也会给金融改革发展提供基础和条件。当前，我国金融改革发展面临新的形势。从国际上看，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资本流动规模不断扩大，金融创新日新月异，金融对各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作用与影响明显增强。同时，国际金融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外部金融动荡对我国金融业冲击的可能性加大。
例如，从2007年3月至今，美国银行受次贷危机影响，其股价表现疲弱。2007年10月后，几家主要银行3季报所披露的巨额亏损更进一步加速了银行指数的下跌。这种趋势蔓延到了中国。截至2007年11月初，国内银行股指数一直维持稳定上升态势，最高为9385.16点。而随着次贷危机扩大，我国银行股指数也应声下落。2008年1月，国际机构预测中国银行的次贷潜在损失将达20亿美元的消息公布以后，我国股指大跌，银行股指数跌幅将近20%。
尤其是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迅速发展。在外来开发商眼里，我国的房地产市场无疑是一块诱人的“奶酪”。同时，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的利益驱动，也使得境外资金大量涌入。
国际资本充足乃至过剩，将会产生资本流动性效应，大量的短期投机性资金涌入中国，这些“游资”中相当一部分将流向房地产市场，从而推高房地产价格；我国房地产市场由于利润率高、流通性较好将成为这些资金集中的场所，最终导致房地产价格上扬。大量外资进入我国市场，通过掠取土地价值获得我国经济发展红利，严重影响我国国际收支状况和宏观调控成效。
从国外来看，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全面开放和我国市场的快速发展，大量外资进入我国，国际金融竞争日益激烈。从国内看，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社会发展对金融的需求日益增加。2006年12月11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过渡期结束后，我国金融业进一步对外开放，特别是取消了外资银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客户和地域限制，竞争更加激烈。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我国金融业既有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我国金融业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期，也处在一个重要的发展期，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进一步做好金融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扩大与成熟，中国地产基金业崛起。同时，海外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渗透范围和业务越来越广，大量外资涌入国内，分享我国的经济发展红利。我国经济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巨大挑战。土地金融政策是构建房地产金融发展、升级、转型的重要工具，有利于抑制外贸发展的不利态势，限制大量海外游资的套利行为，维护我国国际收支平衡和经济稳定持续发展。
强化与完善土地金融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对平衡与抵御国际金融风险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四、强化与完善土地金融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建议
在上述形势判断和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以下强化与完善土地金融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建议：
（一）立即加强对国际金融形势和国外土地金融及其政策的研究
目前国际金融市场稳中有变，无论经济走势、货币政策、市场价格或投资投机组合等等都发生了较大而明显的变化，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美国货币政策的调整、美元汇率的波折以及资源类产品价格的跳跃，导致全球资本市场价格调整面临机遇和挑战。受美国经济占主要因素的影响，资本投资或投机难以确定资金流方向，价格难有明晰的走向。
从国际金融市场连接当前我国宏观经济金融状况，我国未来经济结构矛盾和压力逐渐扩大，一方面是我国自身结构基础、改革阶段以及竞争效率形成的历史积淀或现实困难的自然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外部国际社会一些国家有目的、有战略、有策略乃至有针对性的筹划所致，其中既有我国自身把握的问题，也有外部炒作的压力，进而导致未来我国经济金融调控思路和方法面临局面新的问题和新的困难。而美联储降息将进一步扩大我国人民币升值的压力，阻碍乃至有所冲击我国金融改革循序渐进的方针与目标，我国经济金融面临严重考验，2008年奥运会之后的应对举措必须提前思考和筹划。
从国外经验看，土地金融是西方发达国家土地制度、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合理配置城市土地资源、发展农业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因此，需要尽快加强对当前国际金融发展态势的研究，并结合我国国情，适当借鉴国外土地金融政策的发展措施，推进我国土地金融政策参与宏观调控。
（二）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尽快建立我国土地金融政策体系
土地金融政策体系的建立，直接关系到土地金融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和支持度。应在广泛调研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尽快出台相关文件，建立中国特色的土地金融政策体系，为深入进行宏观调控夯实基础。
中国土地金融政策体系，包括土地货币金融政策、土地资本金融政策，以及土地金融的行政调节和法律规制。
我国已经出台许多包含土地金融政策内容的土地法律和行政法规及政策。比较重要的有《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调整住房供应结构稳定住房价格意见的通知》、《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关于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的通知》、《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土地储备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的通知》等等。这些法规，为土地金融政策体系的完善、创新与构建提供了制度框架、平台基础和技术支撑。
今后应该加快构建具体的专项土地金融政策。其具体内容按产业性质分，有农地与非农建设用地金融政策；按目的分，有土地开发金融与土地发展金融政策；按运作模式分，有私人盈利性金融政策与社会公益性金融政策性等等。
根据土地经济与宏观调控领域里存在与暴露出来的现实问题，目前我国土地金融政策体系完善、创新与构建的重点任务是：实现土地（资源、资产）实物与土地（货币、资本）价值的统一；建立行为规范的土地金融市场，包括土地交易市场、货币流通、资本证券市场；创新适合中国特色和时代特点的现代土地金融产品和工具，如土地开发基金、建设征地拆迁补偿基金和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等；建立能实现土地金融功能，执行调控土地金融任务的土地金融服务机构，如国家土地银行；制定和完善中国土地金融的专项法律、法规和条例；完善与创新参与宏观调控的土地金融政策手段和工具；建立和完善土地金融市场的预测、监督和预警系统。
（三）构建国家土地宏观调控基金或其他土地金融调控手段
利用土地出让价款、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等财政收入及社会资金设立中央或地方的土地宏观调控基金，积极参与城市土地储备和一级开发，提高政府土地储备和调控市场的能力，合理引导土地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渠道，有效化解当前流动性过剩和抑制资产价格泡沫。
土地宏观调控基金，强化国家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结合金融创新，形成国家土地所有权资本资产价值的运作和流转体系，并利用此体系执行土地金融政策，参与宏观调控，实现国家一系列的战略目的。内容包括以土地基金为主的一系列金融工具的运用，包括土地发展基金、土地征用基金、土地开发基金等。
鉴于我国土地制度的特殊性，建设用地开发和流通所需资金庞大，以及管理和监控的有效性，从长远看，应设立专业性的国家政策性土地银行。
建立政策性土地金融机构―国家土地银行即土地信贷、结算与出纳中心。在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还需要政府的适度干预和调节。建立国家土地银行就是政府在尊重市场运行规律的基础上，运用金融手段，通过土地资源收益的配置和调节达到调控宏观经济的必要手段之一。我国的商业银行刚处于起步阶段，体系和经营手段都很落后，面临的发展任务还很重，不可能承担政策性如此强的金融业务。否则，不仅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发展，还会严重影响土地金融业务的开展。
从国外发展土地金融的经验来看，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政策性土地金融机构，如美国的联邦土地银行、法国的土地信贷银行、韩国的土地金融公库等，这些机构在发展土地金融业务、执行土地金融政策上功不可没。
建议我国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国家开发银行出面筹建国家土地银行。国家土地银行在各省、自治区、计划单列市成立分行，成为办理土地金融业务的专业机构。
其主要职能包括：制定和组织实施国家土地金融政策方针；为其它土地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指导和其它便利；监督管理其它土地金融机构；审批土地使用权抵押申请，为土地经营者提供长期低息贷款；发行或委托有关机构发行土地债券并负责还本付息；为失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基金；提供土地储备的资金往来，以利息差维持，同时可吸纳社会存款增加资金来源等。
（四）开展土地金融政策参与宏观调控试点工作
土地金融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实验与试点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第一，它是贯彻落实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的具体步骤；第二，土地金融政策创新的实验田；第三，它为土地金融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具体实施提供实践经验与理论借鉴。当前要深入研究、并开展实验与试点的土地金融政策内容有：
第一，农村集体土地，特别是宅基地、耕地的物权化、资产化、证券化、市场化、规范化，流转化。物权法出台以后，土地物权化的问题基本解决，下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土地资产化与证券化问题。农村集体土地资产化、证券化、市场化、规范化，可以保证农民带着资本进城，可以促进城市化发展与土地的集约利用。如何从管理和机制上来设置流动有序，能统筹和保障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农村集体土地金融工具、土地金融市场与政策法规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创建可以让大众投资，作为弱势群体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土地金融产品形式、土地金融机构运作模式。如城市住房保障基金，与证券市场对接，其增值可以服务于大众，服务于城市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建设。
第三，建立能吸收流动性、释放流动性、转移流动性，并实现流动性调控目的的土地金融调控机制。目前的流动性过剩可以通过土地金融制度的安排来解决。例如，通过创立土地基金，可以将大众投资房子，即投资房地产产业链最末端产品――房子的资金，转移到该产业链最前端的产品――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上来。实际上，这种流动性转移，不仅实现了经济结构的调整，而且化解了住房投资需求、增加基础设施供应。
同时，由于流动的土地资产有流动的渠道，有了渠道，就可以设置开关，有了开关就可以进行控制。通过把不动的土地资产变成流动的土地资产，为宏观调控工具与渠道的创新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使用开关限制流量的土地金融调控政策，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是资本化经济时代宏观调控发展的趋势，是土地金融政策参与宏观调控的优势与特点。
（五）在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加强土地金融干部配备和人才培养
金融与宏观调控篇3
【关键词】货币政策宏观调控金融
央行出于对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引发通货膨胀的担忧，自2010年以来，适时出台了诸多宏观调控措施，并以公开市场操作方式定向发行了央行票据，以此收紧市场上过剩的流动性资金。央行实施的一系列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金融宏观调控措施，操作适时适度，在宏观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在欠发达地区金融机构实施的效应看，其调控政策效应不明显。
一、欠发达地区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明显的原因
（一）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个别非理，影响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效果
主要表现为地方企业的产权制度仍然不明晰，市场中的政府行为过重，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与国家整体宏观经济运行周期和宏观调控政策存在偏差。
（二）金融宏观调控效力被削弱
金融宏观调控效力被削弱和基层央行贯彻金融宏观调控政策手段有限有直接关系，而基层央行能够有效运用的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和调控措施不多，尤其是在利率和公开市场操作上又仅限于总行。引导信贷投向的作用减弱，和再贴现限额闲置有关。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因为有着再贴现功能发挥权的商业银行觉得没有什么利益可图。再贴现办理的条件太严格和央行提高再贴现率，让此局面必然出现。在具体操作中，商业银行对现有的货币信贷政策的贯彻和执行并不是很理想，不得不说，如果只是单纯依靠窗口指导或道义上劝告的办法，没有必要的辅助手段加以保证，这样的结局是避免不了的。
（三）商业银行高度集权式信贷管理体制，增加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传导的时滞性
具体表现在现行高度集权的信贷管理体制下，基层商业金融机构出现的营审脱节以及上级行实行严格的贷款责任终身追究制，无疑拉长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传导的时滞性，造成基层商业银行对央行实施的稳健金融宏观调控政策反映不积极，配合不紧密。
（四）金融生态环境欠佳，风险保障机制不完善，制约了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拓展
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系统的社会工程。尽管近几年各地通过开展信用社区创建活动，金融生态环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但仍然存在县域金融生态环境欠佳、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不完善等问题。具体表现在二个方面：一是政府行为不规范，在制定政策时为达到特定目标，对政策的负面影响未有充分估计，也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此外，对于不遵守诚信规范的企业、个人，拖欠赖账等失信行为，在执法上不够严厉，使金融部门不敢加大对县域经济的信贷支持力度，从而导致整个县域经济陷入恶性循环。所有这些金融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制约商业银行信贷投放的障碍。
二、建议
（一）央行要高度重视宏观调控政策在农村实施效果的差异性问题
针对当前流动性过剩，央行采取强化宏观调控措施是十分必要的。但由于宏观调控对全国各地的政策是基本同向和同步的，而在实际经济运行中，城市与农村、地区与地区之间是有差异的。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总量的高低，对金融宏观调控措施的效应是不同的。因此，建议央行在制定和实施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时，应考虑城市与农村、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的差异性，对县域银行及涉农金融机构应实施因地因时灵活的调控措施，最终促成货币政策目标不仅在面上而且在点上均衡实现。
（二）积极运用非对称加（减）息与差别存款准备金等政策工具，提高其灵活性、针对性
欠发达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社会经济基础差别很大，欠发达地区需要更加优越的政策支持，因此，首先应依据各地经济金融地区差别及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按照区域经济的特点实行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政策；其次在区域内根据不同的金融机构及信贷主体，实行差异化的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使其能向重点行业、重点地区略有倾斜。
（三）加强对宏观经济形势的把握，提高其预见性
国家实施宏观调控政策之前，要认真考虑到政策传导的特殊情况，准确判断宏观经济发展方向，正确把握政策的实施时机和取向，才能充分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绩效。
（四）加强宏观调控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政策的配合力度
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例，两者在作用机制、政策时效、政策功能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
（五）培育和发展金融主体，构筑比较顺畅的宏观调控政策传导渠道
一是继续深化商业银行改革，真正建立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金融主体；二是不断完善商业银行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三是制定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和保护中小金融机构，进一步发展农村金融；四是深化产权改革，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真正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市场经济主体。
（六）密切银行、企业与当地政府之间的协调配合，建立适应宏观调控政策的良好外部环境
一是逐步强化企业和地方政府的社会信用意识，广泛宣传和普及社会信用知识，使其深刻理解、切实领会金融运行的基本规律，充分认识到大量贷款损失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危害程度；二是充分认识地方政府在货币政策传导中的重要性，发挥地方政府在信用制度建设和维护金融债权中的能动作用；三是建立政府、企业和银行之间的信息平台，做到反应灵敏、有效沟通、协调一致，使货币政策传导更加及时到位、权威有效；四是尽快成立由政府出资、多方入股的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机构，从根本上解决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五是健全完善个人信用制度，充实企业征信系统，登记范围要能涵盖企业与银行以外单位的信用状况。
参考文献
金融与宏观调控篇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是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宏观调控。”目前，我国已经颁布大量的经济法律、法规，特别是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法律、法规，我国基本上建立了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和宏观经济法律体系。但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在进一步深入，还有许多宏观经济法律需要制定和完善。加强宏观经济法的研究，加快有关宏观经济法律、法规的立法，创立和完善宏观经济法律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宏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法的调整对象
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的两个不同层次。宏观经济是指整个国民经济或国民经济总体及其经济活动和运行状态，如总供给与总需求；国民经济的总值及其增长速度；国民经济中的主要比例关系；物价的总水平；劳动就业的总水平与失业率；货币发行的总规模与增长速度；进出口贸易的总规模及其变动等[2](p.12)。
微观经济是指个别企业、经营单位及其经济活动，如个别企业的生产、供销、个别交换的价格等。微观经济的运行，以价格和市场信号为诱导，通过竞争而自行调整与平衡；而宏观经济的运行，有许多市场机制的作用不能达到的领域，需要国家从社会的全局利益出发，运用各种手段，进行宏观调节和控制[2](p.13)。
社会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宏观与微观之间，生产、流通、分配、交换的各个环节之间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调节手段。在现代社会化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合理运用计划与市场这两种配置资源的经济手段，才能更有效地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计划与市场两者，市场处在更基础的位置，计划则是在市场作用下发挥宏观调节功能和微观指导功能。只有将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才能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国家特别需要用宏观经济法律手段进行调控。
宏观经济法是指国家在调整国民经济的运行，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活动过程中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民经济是指一国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总和，以及社会产品再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总过程，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国民经济运行有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市场机制主要侧重于微观层次，直接支配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而调整这些活动的法律为微观经济法，例如市场管理法等。宏观经济法侧重于宏观层次，国家通过政府及经济管理机关，以市场为基础，运用计划、财政、金融、税收、价格、国际收支平衡等法律，调节和控制宏观经济活动，而调整这些经济活动的法律为宏观经济法。
我国尚未制定一部统一的宏观经济法，目前，宏观经济法是由许多调整宏观经济关系的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构成。因此，这些法律、法规规范总称为宏观经济法。
宏观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宏观监管经济关系。包括国家在调整国民经济运行，实行宏观经济调控和监管过程中发生的国家同各级政府和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机关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各级政府和各部门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机关之间发生的经济关系；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机关同企业、事业等社会组织或公民之间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监管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宏观经济法的功能和任务，是规范国家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监管中各有关主体的行为，维护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秩序，保障国家宏观经济调控顺利进行和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保障国民经济稳定、快速发展。
二、宏观经济法的任务和宏观经济法的特征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规定为“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是指：保持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大体平衡。社会总需求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社会总供给是指一国国民生产总量和进口量。使总需求和总供给在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上做到总体平衡，是保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避免大起大落的基本条件。结构优化是要求资源配置合理化。保持不同产业和部门通过适当的投入产出，彼此间形成最佳组合的比例关系，使各种资源相互作用形成合力，使资源创造出最好的经济效益。以上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从总量、结构、速度和质量方面，概括了宏观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应该成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成为我国宏观经济法的立法宗旨，并在宏观经济法中加以规定。
宏观经济法是调整人的行为或社会关系的规范，其形式上具有规范性、一般性或概括性的特征。是由国家制定和认可的，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社会规范。宏观经济法除了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社会规范特征外，还有本身特有的特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宏观经济法具有宏观性、总体性的特征
首先，从调整对象分析，宏观经济法不是以个别企业或经营单位及其相互之间所发生的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而是以整个国民经济运行中所发生的各种宏观经济关系为调整对象，因此，这些经济关系具有宏观性、总体性的特点，处于决定经济全局的地位。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制定、执行和检查中所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财政税收经济关系；货币信贷经济关系等，都带有关系全局的性质。处理不好，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对这些关系国民经济全局性、总体性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是宏观经济法的重要特征之一。
（二）宏观经济法的主体一方必定是国家及其授权的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包括经济职能部门或综合经济部门
实行宏观经济的管理和调控，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用法律手段调控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必须由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并通过国家的有关职能部门如经济管理部门和经济部门以及社会监督部门等互相配合，共同协作，才能贯彻实施。因此，用法律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政府机关必须彻底转变职能，从过去那种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方式为主直接管理经济，转到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来间接调节和控制经济。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宏观经济调控主体一方，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宏观经济调控主体必须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依法对国家的宏观经济进行管理、调节和控制。
（三）宏观经济法中各主体经济权利与义务之间具有相对不对等性
在微观经济活动中，各经济主体的权利与义务是对等的。商品交换是权利平等的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的交换。他们中的任何一方也不具有对另一方的产品的支配权利。每个人都只能占有自己的劳动产品，占有别人劳动产品的方法，只有用自己劳动的产品去交换。而在宏观经济调控法律关系中却并非如此。宏观经济调控一方拥有强大的国家调控力量和手段，并有法律赋予的广泛经济行政权力，而受控一方则主要是承担接受这种调控的义务。当然，管理和调控，也要在尊重受控主体的经营自的基础上进行。但双方的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性是极其明显的。这与民法中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有所区别。国家通过财政、税收政策来调节不同部门、地区和各阶层之间的经济和利益关系时，受调节一方就只能接受这些调节措施及其所带来的法律后果，这种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性的特点，要求在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法律、法规时，要更加注意其科学性与可行性，更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客观经济规律，并充分尊重受控主体的经营自，同时受控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接受国家宏观调控的义务。
（四）宏观经济法具有变动性
宏观经济法的许多内容和规定具有较大的变动性。这是因为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任务和所采取的手段和措施，需要根据不同时期、不同的国内和国际经济、政治、社会形势加以确定和予以调整。1998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已由调控需求转为扩张需求就是例证。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宏观调控也是不断变化的。以美国为例：1945年至1968年，美国政府以充分就业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1969年至1980年美国宏观调控政策以抑制通货膨胀为主要目标；采取了紧缩银根等金融货币政策和法律措施；90年代以来，美国实行了抑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和法律，实现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下的持续增长。我国应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在国民经济运行的宏观经济调控中，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运用，不能一成不变。宏观经济法中有些主要内容是关于国家经济管理体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程序方面的规定，而有些则主要是关于宏观经济政策性的实体规定。以上两方面都有一定的变动性，而后者变动性则更大。因此，宏观经济法具有变动性，是宏观经济法的主要特征之一。
（五）宏观经济法调整方法的间接性和综合性
宏观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其特征与经济法的调整方法相同。由于国家调节宏观经济采用间接调控的方式，因此，宏观经济法也采取间接调整的方式，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经济杠杆的方式进行调节。同时采用综合的方法包括承担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的方法进行调整。行政责任例如：国家为了加强金融宏观调控，直接使用了行政命令的手段，取缔非法金融组织和非法金融活动，违反该行政法规，要承担被撤职、行政处分等责任；民事责任例如：被调控主体违反宏观经济调控的法律、法规，给国家和其他调控或被调控主体造成经济损失的，应承担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违反宏观经济法律或法规，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须承担刑事责任。
三、创立和完善我国宏观经济法的体系
（一）划分宏观经济法体系的标准
根据法律体系的一般理论，宏观经济法属于经济法体系中的重要部门。宏观经济法具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即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宏观监管经济关系。涉及到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经济总量平衡的宏观经济关系，国家在宏观经济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与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不同，也与其他法调整的部分经济关系不同。宏观经济法这种特定的经济关系是构成经济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主要依据。我国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单纯依靠市场调节，难以解决宏观经济问题，必须将市场机制和法律机制相结合，国家依法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才能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宏观经济法的调整方法，采取间接调整的方式。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经济杠杆等方式进行调节。同时采用综合的方法包括行政、民事和刑事责任的方法进行调整。由于宏观经济法有自己的调整对象即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宏观监管经济关系，有自己的调整方法即间接的调整方法和综合的调整方法，因此宏观经济法可以构成独立的法的部门，形成独立的法律体系。
（二）我国法学界有关宏观经济调控法体系的学说
由于宏观经济法的理论处于初创阶段，法学界特别是经济法学界对宏观经济法的体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引起“百家争鸣”，出现了许多宏观经济调控法体系的学说，对宏观经济法体系作了有益的探索。主要学说观点有：
“例举说”，顾名思义，是指以举例的方式说明宏观经济调控法的体系。其表达方式通常表现为“宏观调控法主要有（包括）……等”，还有“实践需要说”、“成分说”、“任务说”、“范围说”、“多种标准说”、“分层说”、“制度说”等多种学说[3](p.41-42)。
宏观经济法是由丰富内容和多种形式的法律规范构成，它们互相关联形成有机联系的体系。近年来，经济法学界有关宏观经济法的体系（一般称宏观经济调控法体系）讨论活跃，以上各种宏观调控法的学说，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对推动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法理论的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但是，以上学说还存在不足之处，例如：“例举说”不能函盖宏观经济调控法的全部内容；其它学说有的将经济法调整的其他内容如规范市场行为和秩序的法律也列入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范畴，如：反垄断法等；有的将商法的内容如保险法等，也列入宏观经济调控法的范畴，这些需要进一步进行研究。
（三）近年来法学界有关宏观经济调控法体系的论述
近年来，经济法学界对宏观经济调控法的体系研究不断深入，出现许多宏观调控法体系划分的学说，主要有：
根据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和定义，我国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内容或体系包括以下主要法律制度：财政预算法、税法、金融法、产业结构与布局规划法、固定资产投资法、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法、经济稳定增长法和对外贸易增长法等法律制度[4](p.294-295)。
宏观调控法的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1.计划、产业法。计划法主要规范如何确定和实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要的政策目标；产业法则是为了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规范如何确定和实现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政策目标，并规定了相应的宏观调控手段。2.投资、金融、财政、价格法。这些法律制度重点规范了市场经济中主要的宏观调控法律手段，即投资、金融、财政、价格手段，同时也规范了投资、金融、财政、价格方面的宏观调控政策目标。3.国有资产和自然资源管理法。这些法律制度重点规范了如何保障市场经济外部条件的政策目标及其实施手段。4.对外贸易法。主要发展对外贸易，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宏观调控政策目标的实现[5](p.266)。
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包括指导性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和调节性宏观经济调控关系。与此相适应，我国需要建立和完善的宏观经济调控法律体系，应由两类规范性文件组成：其一，规范指导性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的法律和法规，如产业调节法、计划法；其二，规范调节性宏观经济调控关系的法律、法规，如金融法、国有资产管理法、环境法、自然资源法、能源法、价格法等[6](p.542)。
宏观调控法的体系从内容构成上看，包括了计划法、经济政策法和关于各种调节手段运用的法律。计划法的概念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计划法是指集中规定国家计划编制和实施的指导思想、原则、管理体制和程序的综合性法律规范性文件。广义的计划法则除前者以外，还包括其他法律法规中有关计划的内容、编制和实施的法律规范。
经济政策法，是指体现国家各项基本经济政策实体性内容的各种法律规范。他们是国家宏观调控法体系中的主体部分。经济政策法通常包括产业政策法、投资政策法、财政税收政策法、货币金融政策法等等。
各种调节手段运用的法律，主要包括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和其他财政、税收、金融、信贷、价格、工资等方面政策工具及其运用。特别是对它们的综合运用。这些调节手段多规定于财政法、税法、金融法、外汇法、价格法等综合性汇率之中，政府及其有关主管部门也颁布一些单项法规[7](p.353、359-361)。
根据以上经济法学专家学者各种宏观经济调控法体系的学说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经济法学专家对宏观经济调控法体系的认识逐步趋于一致，宏观经济调控法体系基本构成。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财政法（包括预算法）、金融法、税收法、产业政策法、投资法、价格法、对外贸易法等。在此基础上，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原理和宏观经济调控法的立法实践，创立和完善我国宏观经济法的法律体系。
（四）创立和完善我国宏观经济法的法律体系
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和1993年11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国基本上确立了宏观经济调控的理论体系，包括：计划宏观调控、财政税收宏观调控、产业政策宏观调控、投资宏观调控、价格宏观调控、国际收支宏观调控等[8](p.47)。根据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体系及宏观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我国宏观经济法的体系主要由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基本法和宏观经济部门法构成。
1.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基本法
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基本法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最基本的法律。包括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基本法和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
国家宏观经济调控基本法的主要内容应包括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目标、原则、手段、宏观调控主体的职责权限、宏观调控的程序及宏观调控的法律责任等[9]。
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是调整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预防和治理经济的非正常波动，实现国民经济稳定增长，促进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快速发展，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目前正在制定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注：1998年3月，由法学专家等组成的起草小组已经起草出《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草案）》，正在修改之中。）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包括以下内容：总则；组织与决定；增长目标的确定与组织协调；经济波动的预警与非正常经济波动的确定；非正常经济波动状态的治理；国民经济稳定增长的储备；社会参与与咨询；法律责任等构成。
2.宏观经济部门法体系
根据宏观经济法的调整对象即宏观经济调控关系和宏观经济监管关系及宏观经济法的调整方法，我国宏观经济法的部门法体系应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统计法、财政法、金融法、投资法、产业政策法、税收法、价格法、审计法、国际收支平衡法、经济审判法等构成。
(1)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
我国1982年的《宪法》，将“国民经济计划”改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是指国家对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所作出的预测及其实现的政策目标，以及为实现政策目标所需采取的相互协调的政策措施。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之一。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法（简称计划法）是调整在制定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过程中发生的计划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是宏观经济法重要组成部分。计划法的调整对象是在制订和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过程中发生的计划社会关系，简称计划关系。计划关系可分为计划实体关系和计划程序关系。计划实体关系包括计划主体关系。计划主体可分为计划审批主体、计划管理主体和计划实施主体。计划实体关系包括间接计划关系和直接计划关系。
计划法的体系是指计划法中各种计划关系相互联系所构成的逻辑整体。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内容以及计划法的调整对象，我国计划法体系的内容为：计划法的宗旨；计划的性质与任务；计划的职能包括：预测引导、政策协调宏观调控职能；计划管理体制包括：中央和地方的计划管理权限、计划编制和审议；计划宏观调控目标体系包括：国民经济增长率、货币供应量、通货膨胀率、国民收入、就业率、国际收支平衡，以及人口增长等方面的重要指标等；宏观调控政策体系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投资政策、价格政策、国际收支政策、人口政策等；计划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包括：计划管理机关的权力和义务、计划制订主体的权力和义务、计划实施主体的权力和义务；计划制订的程序：包括计划的预测、编制、下达、反馈、检查和监督；计划的实施和协调；违反计划法的法律责任（行政责任、经济责任和刑事责任）等。
(2)统计法
统计是指对与某个事物有关的数据进行搜集、整理计算和分析等活动的总称。统计数字可为宏观调控决策提供可靠依据。统计可以分为自然技术统计和社会经济统计。统计法规范的统计活动是社会经济统计。社会经济统计是指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
统计法是调整在统计活动中发生的统计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统计活动是指搜集、整理、分析、提供、公布、监督和保存统计资料的活动。在统计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简称统计关系。统计关系是指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在统计活动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统计关系是统计法的调整对象[5](p.271)。根据统计法的调整对象，统计法的体系具体内容包括：统计的管理体制；统计机构和统计人员；统计主体的权利和义务；统计调查制度；统计资料的管理和公布制度以及违反统计法的法律责任等。
(3)财政法
财政是国家参与部分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所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分配关系。包括国家与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国家通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调节社会供给和需求的总水平，以实现国家的社会经济目标。
财政法是调整财政收支分配和财政管理活动过程中发生的财政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财政法是贯彻国家财政政策，调节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法律，是宏观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财政收入是国家通过财政各环节筹集的财政资金包括预算内收入和预算外收入。预算内收入项目主要有税收、企业收入、债务收入和其他收入。预算外收入有各项附加收入和其他零星杂项收入等。财政支出是国家为了执行其职能，把通过财政各环节筹集起来的财政资金进行有计划的分配和使用。财政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非生产性支出。国家通过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的变化来调节总需求变化的，使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关系相适应。
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是财政经济关系，是在国家参与部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财政活动中产生的财政经济关系，包括财政管理经济关系；财政收支管理经济关系，财政监督管理经济关系和财政活动程序经济关系。
财政法的体系是由调整各类财政经济关系的各种财政经济关系法律规范组成的统一的整体。根据财政法的调整对象，我国财政法的体系由财政法总则、预算法、税收法、国债法、政府采购法、转移支付法、财政监督法和财政活动程序法等构成。
财政法的总则应规定财政法的宗旨、任务、基本原则、财政法的主体及法律地位、财政管理体制（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关系）、财政法的适用范围等。
预算法是调整国家在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预算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预算法的主要内容：预算管理权，包括：各级权利机关的预算管理职权；各级政府机关的预算管理职权；各级财政部门的预算管理权；预算收支的范围包括：预算收入和预算支出；预算的管理程序包括：预算的编制、预算的审批、预算的执行和调整；决算制度包括：决算草案的编制、决算草案的审批；预算与决算的监督以及违反预算法的法律责任等。
国债法是调整在国债的发行、使用、偿还和管理过程中发生的国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债法的内容包括：国债的种类；国债的发行；国债的使用（转让和抵押）；国债的偿还；国债的管理等。
政府采购法是指政府为了实现公共目的，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进行采购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政府采购法应包括：政府采购的主体；政府采购的形式；政府采购的资金来源；政府采购的范围；违反政府采购法的法律责任等。
转移支付法是调整在财政转移支付的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转移支付是指各级政府之间为解决财政失衡而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转移财政资金的活动，是用于补偿公共物品而提供的一种无偿支出。转移支付法律应包括以下内容：一般的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特殊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
财政监督包括：立法机构的监督；行政机关的监督和政府专门机构的财政监督。
(4)税收法
税收是国家为实现其社会公共职能，参与社会产品分配，依法强制、无偿征收货币或实物的一种经济活动。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手段，也是国家直接掌握和调节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的经济杠杆。税收是国家取得财政收入最主要来源。我国税收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90%以上。税收在调节国家经济，调节收入分配，加强宏观经济调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税收法是调整在税收活动中发生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收法的体系是指根据税收法的调整对象，由各种税收法所构成的统一整体。包括税收征纳体制法、税收征纳实体法、税收征纳管理法以及违反税收法的法律责任等构成。
税收征纳体制法是指国家税收权力分配的法律规范的总称。税收体制是指划分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在税收方面权力和职责的各种制度。包括税收的立法体制和税收的征管体制；税收征纳实体法是指调整国家对税收进行征管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国税收实体法的体系包括流转税法（或称商品与劳务税）、所得税法、财产税法、行为税法及其他实体税法；税收征纳管理法包括：税收征纳程序、税款征收、税务检查、税务、避免重复征税、预防偷、逃、漏税等；违反税收法的法律责任包括：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税务人员违反税法的法律责任等。
(5)金融调控法
金融是指货币资金的融通。一般是指与货币流通和银行信用有关的一切经济活动。例如：货币的发行、流通和回笼；存款的吸收和支付；货款的发放与回收；票据的承兑与贴现；国内、国际货币收支与结算；金银、外汇的买卖；保险；有价证券的发行与交易等，都属于金融活动的范畴。在我国，财政和金融，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两种有效的手段。金融的宏观调控主要是指中国人民银行（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中央银行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金融法是调整金融经济关系的各种法律规范的总称。金融经济关系分为广义的金融经济关系和狭义的金融经济关系。广义的金融经济关系包括：中央政府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对整个金融业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宏观监督管理经济关系；存款、贷款关系；结算关系；票据关系；保险关系；证券关系；期货关系；金融租赁关系；金融信托投资关系等。狭义的金融经济关系是指中央政府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对整个金融业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和宏观监管经济关系。宏观经济法体系下的金融调控法调整的是狭义上的金融经济关系。
金融调控法是指调整金融调控经济关系和金融监管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金融调控经济关系是指国家金融主管机关凭借权力，以公权者的身份，以行政权、立法权和准司法权为依据，对金融行业和金融市场进行调节和控制。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主要以控制货币供应量为主，保持币值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再对非金融机构办理业务，银行业和证券业实行分业管理。中央银行通过运用公开市场业务再贴现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等经济手段来抽紧或放松银根，达到宏观调控的目的。通过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来扩张或收缩信用，调节货币供应量，通过规定或改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来增加或减少商业银行交存于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从而控制商业银行的信贷能力，以实现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金融监管就是国家金融监管机构依法利用金融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实施监督和管理。例如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对金融机构的监管。
金融调控法的调整对象是金融宏观调控关系和金融宏观监管关系，金融调控法的法律体系由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央银行法）、政策性银行法和货币法三大部分构成。金融调控法中的中央银行法是金融调控法体系的核心，中央银行法主要规定中央银行的性质、地位、职责、机构、货币政策、业务操作、金融监管、财务会计及违反中央银行法的法律责任等；政策性银行法包括调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法律规范，是金融调控法体系的补充部分，货币法包括通货法、外汇管理法、金银管理法，也是金融调控法体系的组成部分。金融法中的商业银行法、票据法、保险法、证券法、非银行金融机构法不属于金融调控法的范畴，应划归微观经济法中市场主体管理法和市场交易管理法调整。
(6)投资法
投资是指投资主体为了扩大再生产投入货币或其他资源，并将其转化为固定资产或金融资产的活动。投资主体分为政府、企业等经济组织和公民个人和外商。投资活动可以分为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直接投资是指投资者将资金直接投入工程项目，形成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活动。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基本建设投资和更新改造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是指投入新建、扩建、改建与恢复方面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固定资产投资。基本建设投资主要用于以外延为主的固定资产再生产；更新改造投资是指用于对现有国家资产进行更新的技术改造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是实现以内涵为主的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方式。间接投资是指通过购买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形成的证券金融资产的投资活动。间接投资是金融法的调整对象，直接投资是投资法的调整对象。
投资法是指调整国家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投资主体的直接投资活动进行宏观调控和规范投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投资法的调整对象，投资法的法律体系包括：国家对投资宏观调控的目的；投资主体的法律制度；投资范围的法律规范；投资方向的法律调整；国家投资管理制度；投资结构、布局的调控；投资资金管理，投资风险责任制度；违反投资法的法律责任；风险投资法等。
(7)产业政策法
产业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对于一定时期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变化趋势的预测和发展目标的设立，同时规定各个产业部门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实现发展目标的政策措施，在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由直接调控转向间接调控的情况下，产业政策正成为指导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的主要手段。它是政府将宏观管理深入到社会再生产过程中间，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对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变化进行定向干预，从而达到各个产业部门的均衡与发展[11](p.64)。
产业政策法是调整国家产业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家通过产业政策的宏观调控，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促进资源合理配置。我国产业政策法的体系主要内容应包括：综合性产业政策法、产业结构法、产业组织法和产业技术法构成。
综合性产业政策法是指体现某一时期产业发展的较为全面的国家产业政策的法律规范。主要体现在1994年国务院颁布的综合性产业政策法规《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以及相配套的《当前国家重点鼓励发展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目标》等。
产业结构政策法是根据规模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就一定时期内国家总的优化产业结构的政策即产业结构政策进行立法。以上作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贯彻国家产业结构政策的依据[5](p.281)。产业结构法包括基本法律和行政性法规。我国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法律，例如：农业法、铁路法、航空法、建筑法等。行政性法规包括支柱产业，机械、电子、石油化工、汽车制造和建造业的法规，例如《汽车产业政策》等；短线产业及基础产业，以电力工业为中心的能源工业，以钢铁、铝、基本化工原料为主的原材料工业，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与通信业以及水利产业的法规，例如《水利产业政策》等；第三产业的立法，例如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公用事业产业、饮食服务业、旅游产业的立法以及调整和援助衰退产业制度，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其他相关的立法。
产业组织政策法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调整同一产业内企业的组织形态、各企业间相互关系及产业组织合理化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根据《90年代国家产业政策纲要》中规定，我国产业组织的政策目标是：促进企业合理竞争，促进规模经济和专业化协作；规模经济效益显著的企业，应该形成以少数大企业集团为主体的市场结构；对其他产业，形成大、中、小企业合理分工或者大、中、小型企业分布和企业数目较多的市场结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国颁布了有关企业组织联合的行政性法规、企业兼并的法规、外资并购、外商投资产业政策法规及企业集团的法规，适当保护中小企业政策法律正在制定之中。
产业技术政策法是调整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应用、引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高整个产业的技术水平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产业技术政策法包括《科技进步法》、产业技术创新法、产业技术保护法、知识经济与产业技术、信息技术促进法、产业技术引进法等法律制度。我国产业政策的法律较薄弱，今后需要大力加强产业政策的立法。
(8)价格法
价格是商品价值的货币表现。它反映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主要表现为商品生产经营者、消费者及政府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
价格法是指调整价格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价格关系是指与价格的宏观调控、价格的制定、价格的运行以及价格的监督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经济关系。价格法的调整对象是以上各种社会经济关系。
根据价格法的调整对象，价格法的法律体系包括：价格总水平的宏观调控；价格管理体制；经营者的价格行为；政府的定价行为；价格的监督检查；违反价格法的法律责任等。
(9)审计法
审计是指审计机关依法对被审计单位的会计凭证、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资产及其有关的经济活动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进行审查、评估的一种经济监督行为。审计已成为国家从宏观上管理监督国民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
审计法的体系应包括：审计法的原则即依法审计、独立审计、客观公正、强制性及保守秘密原则；国家审计机关包括：审计机关的职责和权限，国家审计人员的权利和义务；审计监督法律制度包括：对国家机关财政收支审计，对金融机构财务收支审计，对行政事业单位财政收支审计；对国有企业的审计包括：国有资产占控股地位或主导地位的企业的审计，国家投资建设项目的审计；对外资的审计包括：对国际组织的援助、贷款项目的财务收支审计，对外国政府援助、贷款项目的收支的审计；另外还有对社会公共资金的审计；专项调查的审计及企业内部审计制度。审计程序法律制度包括：审计的准备和审计的实施；违反审计法的法律责任包括：被审计单位及人员违反审计法的法律责任，审计机关及审计人员违反审计法的法律责任等。
(10)国际收支平衡法
国际收支是指一国在某一特定时期内同其他国家之间进行国际经济贸易、投资等活动发生的各种经济收入和支出的总和。国际收支平衡是指一国国际收入和国际支出大体相抵均衡，国际收入略大于国际支出。国际收支平衡是一国经济总量平衡的组成部分，对保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大体平衡，保持国民经济正常运行，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西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将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目标之一。
国际收支平衡法是调整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关系是指我国在涉外经济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国际收入和国际支出相平衡的经济关系。包括对外贸易经济关系、外商投资经济关系、海外投资经济关系、外汇管理关系、外债管理关系等。与此相适应的国际收支平衡法的体系包括对外贸易法、外商投资法、海外投资法、外汇管理法、外债管理法等。
对外贸易法是调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和国际服务贸易过程中发生的对外贸易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对外贸易法的原则、对外贸易经营者、服务出口与技术进出口、国际服务贸易、对外贸易秩序、对外贸易促进以及违反对外贸易法的法律责任。还涉及进出口许可证管理、进出口配额管理、非关税鼓励措施、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
外商投资法。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收支有密切的关系，在有贸易持续逆差的情况下，通过资本净流入来纠正贸易收支失衡和弥补外汇储备不足，从而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因此，外商投资法在国际收支平衡法中具有重要作用。外商投资法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关于以Bot方式吸收外商投资法、境外进行项目融资管理法等。
海外投资法。包括加强海外投资项目管理法、境外投资财务管理法、境外投资外汇管理法、鼓励企业开展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业务法等。
外汇管制法。包括外汇账户管理，结汇、售汇及付汇管理、经常项目外汇管理，资本项目外汇管理和外汇（转）贷款登记管理法等。
外债管理法。包括境内机构借用国际商业贷款管理法、境内机构在境外发行债券的管理法、外债统计监测法、外债登记法、对外担保法等。
(11)经济审判法
经济审判法是国家审判机关在履行审判职能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审判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人民法院通过经济审判活动，保证宏观经济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通过审理重大经济纠纷，处罚违反宏观经济法律、法规的行为，保证国家宏观经济活动顺利进行。
经济审判法的体系包括我国审判制度的改革、经济审判组织的设置和职权、经济审判的管辖及收案范围、经济审判的监督（人大监督、审判监督程序、人民法院内部监督、检察院的监督、再审程序的监督）、违反经济审判法的法律责任等。
以上11个方面的法律，构成宏观经济法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相互联系又相互统一，其特征都与国家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密切相关，属于宏观经济法范畴，统一于宏观经济法的调整对象之内。值得提出的是，目前，宏观经济法的体系处于初创时期，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我国宏观经济法律不断制定，国家宏观经济调控能力将得到加强，宏观经济法的体系虽会有所变动，但将得到不断充实和完善。一个完整的宏观经济法的体系将屹立于中国经济法体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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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与宏观调控篇5
内容提要:宏观调控法是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法学界的研究热点。在当前的经济危机背景下，应当对宏观调控的历史演变、调控目标的法律保障、调控的法律责任等基本理论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才能更有效对地应对经济危机。
一、宏观调控的必然与新自由经济主义的失败
（一）政府宏观调控的演变
在西方国家，把对宏观经济总量的调节作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由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供理论依据的。凯恩斯理论的社会根源和时代背景在于1929—1933年间的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和美国应对危机的罗斯福“新政”。
1929—1933年间的经济危机在深度上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危机，而且范围广泛，持续时间长。表现为生产大幅度下降、贸易空前萎缩和失业人数猛增，范围席卷工农业和商业、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等领域。在1932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比1929年下降1/3以上，危机期间，资本主义国家总失业人数达到4500万人。1932年，罗斯福在总统竞选中提出了国家“调节”经济的竞选纲领，1933年3月初，罗斯福就职以后，为了对付严重的经济困境和危机，马上要求国会授予其“紧急全权”，并宣布对经济实行国家宏观调控执行“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有关于货币金融方面的“紧急银行法”、“存款保险法”、“黄金法”等；有关于调节工业的“全面产业复兴法”和关于调节农业方面的农业调整法等。“新政”的推行，即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对解救美国经济危机，促使经济复苏，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西方经济史上，“新政”是资产阶级经济思潮从自由经营论向政府干预论转变的一个里程碑。
这次大危机对传统自由经营论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萨伊定律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萨伊把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归结为物物交换，认为商品既然是以商品来购买的，一种商品的出售（供给）也就是对另一种商品的购买（需求），就是说，供给会创造需求。后来，这个论断被推演为总供给和总需求是恒等的“萨伊定律”。它从根本上否定了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危机，只承认由于经济局部或偶然失调、均衡受到破坏，经济危机则被认为是从均衡破坏到均衡恢复之间的过渡性衰退。既然市场对资源的配置始终能保证社会总产品的供求平衡，那么，最好最自然的制度，就是国家不要干预经济的自由竞争制度。因此当经济危机爆发时，根本用不着政府干预，只须依靠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动调节，辅之以温和的信用调节，就会恢复均衡，但这次大危机证实了不仅总需求不是恒等于总供给，而且两者会形成严重失衡。凯恩斯依此否定了“萨伊定律”，以“需求不足”来解释危机，认为要填补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缺口，使两者实现“充分就业”的均衡，必须由国家干预经济，增加总需求。他主张，“对于消费倾向，国家要部分通过赋税制度，部分通过利息率的涨落，和部分通过其他手段来施加引导的作用。”对于投资诱导，除了利息率外，还需要“某种程度的全面的投资社会化”，即扩大政府投资。凯恩斯强调政府调控经济总量的必要性，认为只有国家的积极干预，才能摆脱危机，使资本主义不致在危机中灭亡。同时，他也一再声明，他并不否认古典学派市场配置资源的理论。“我们不反对它所分析的私人的利己动机如何决定生产何种产品，以何种比例的生产要素来进行生产，以及如何把产品的价值在生产要素之间加以分配。”他总结与古典学派的异同时说：“除了由中央控制的必要性来实现消费倾向和投资诱导之间的协调以外，我们没有比过去提出更多的理由使经济生活社会化”[1]。可见，正是凯恩斯把政府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引入市场经济中，使之成为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而形成现代化市场经济体制的[2]。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盛行，政府对经济和金融系统实行严格管制，为保证低失业率而对宏观经济的主动调控，国家制定大量社会福利政策，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受国家和国际机构的控制。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70年代“滞涨”状态的出现，凯恩斯主义受到冲击，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取代了原来国家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承袭新古典经济学自由思想并作为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的对立物而产生的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1912-2006）货币主义为代表的各个新自由主义学派乘凯恩斯主义因受“滞胀”的沉重打击而“失灵”之机，企图重新恢复新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政策的思想理论体系。1979年以后，新自由主义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小布什的积极倡导和推行下影响广泛，到1990年更发展成为“华盛顿共识”（1990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有关拉美经济调整与改革的研讨会，在拉美国家经济采用和将要采用的政策上取得共识）。这个“共识”共有10条政策要求，其中虽然有如加强财经纪律，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等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内容，但从整体来看，其核心是要实行全盘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其中包括金融自由化，以进一步加强资本的剥削和掠夺，其结果势必加剧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和贫富两极分化的发展，从而为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埋下了深深的隐患。
（二）新自由主义与本次经济危机的关联
新自由主义形式的资本主义的特征有：（1）放松对经济和金融的管制，允许自由市场的存在。（2）政府不再对宏观经济进行积极调控，追求低通胀率而非低失业率。（3）社会福利急剧减少。（4）大型企业和政府打击、削弱工会力量，劳动市场格局改变，资方完全控制劳方。（5）自由、残酷的竞争取代了有节制的竞争。（6）商品、服务和资本在不同国家之间相对自由的流动。[3]
新自由主义的实践与经济危机的关联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方面是金融自由化。解除管制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没有国家严密监管的金融市场是非常不稳定的。经济危机往往会首先从信用、金融危机开始。当前经济危机的爆发点是2007年3月美国住房次贷危机，这与新自由主义鼓吹的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有关。在上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兴起后，金融业的种种抑制和束缚被逐渐削弱和冲破，如1980——1982年间，美国国会通过了两个重要法案，解除了对金融机构的管制；2000年12月，美国通过了解除对许多复杂金融衍生品管制的法案。各金融机构为求生存和发展，力图从金融创新中既摆脱管制又规避风险，于是在股票、债券、汇票、不动产的抵押单等初级虚拟资本的基础上又创造出新的金融衍生品（Derivatives），如股票、债券各类金融资产的期货、期权合同，以及更高级的金融衍生品如利率、汇率、股指等各类指数的期货、期权合同。1972年5月，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推出7种外汇期货合同，标志着金融衍生品的诞生；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的10年之间，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金融衍生品都已出现并获得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在美国随着房地产业的发展，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及其衍生的信用违约互换（CreditDefaultSwap，CDS）、打包的房屋抵押债券（CollateralizedDebtobligation，CDo）、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ortgageBackedSecurities，mBS），以及把mBS、CDo捆绑在一起形成的新指数aBX等等新的金融衍生品也大量涌现出来。这些金融衍生品的不断累积和发展，最终必将酿成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们宣称，如果没有国家的管制，金融市场会更有效率，人们就能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回报率最高的领域。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没有管制的市场非常容易发生危机，而且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金融危机会变得更加严重，这是西方一些信崇新自由主义的学者和实践家在事实面前也是不否认的。例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2008年10月23日在国会作证时就公开承认：“我犯了一个错误，想当然地认为，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自利性能够在最大限度上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资产安全，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另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Krug2man）还指出，美国当前这次经济危机是整个近30年来世界危机的一个延续。他说，“墨西哥、巴西、阿根廷、泰国、印度尼西亚都已经历过了，现在是美国。”意即近30年来，无论是拉美和东南亚各国的金融危机，还是当前美国的金融危机，都不过是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所产生的结果；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也撰文指出，这场危机的“始作俑者就是过去30多年以来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主导的经济政策”。美国著名的国际金融家索罗斯在谈到当前美国金融危机的原因时说得更清楚：“眼下发生的事情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其自动调节理论作用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4]
另外一方面是相对严重的贫富分化。从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可以看出，世界最富国家与最穷国家人均收入差距，在新自由主义刚兴起时期的1973年为44：1，到2000年扩大为227：1，即27年间贫富差距扩大了15.5倍。美国近年来两极分化加剧情况更为明显，据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中心2007年8月4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美国最富有的2%人口的净资产1984—2005年翻了一番，而最穷的1/4人口的净资产同期不增反减。[5]两极分化日益发展的情势下，由于极少数最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很低，使得社会平均消费倾向愈益下降，从而社会产品必然会出现相对过剩，导致经济危机。
二、完善宏观调控制度，减少危机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我国经济法体系中的宏观调控概念源于西方宏观经济学，但宏观调控法的称谓却是我国特产。在我国，宏观调控一词最早出现于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之中。1992年《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要转变政府职能，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作出“完善宏观调控”的明文规定后，宏观调控成为了使用频率越来越高的概念，宏观调控法也成为经济法的重要研究内容。
宏观调控的手段是宏观政策，主要是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政府控制货币供应总量、税收与财政政策。财政政策是短期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财政手段采取的具体形式有：增加对商品和服务的购买力（例如，公共工程），或者增加转移支付（例如，扩大社会保障福利或失业补贴），或者减税。在经济衰退、复苏期间，为保持经济富有生机，政府削减所得税；在经济繁荣期间，政府采用增加所得税手段限制总需求，调节以国内消费与投资为主的社会总需求。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制订并负责实施。货币政策可以对总需求总供给产生间接的影响，在广泛的范围内，财政政策对总需求总供给产生的任何影响，货币政策同样也能做到，或者使之恢复原状。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途径很多，比如：改变居民、企业、政府获得信贷的可能性和成本，升高或降低它们的现有资产和债务的价值，影响各种经济活动者对上述所有变量的预期。同时，也要强调经济计划的作用。经济计划是指社会按照预先确定的目标，运用各种力量和形式调节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它既是一个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工具，同时又是一个协调诸经济决策的工具。经济计划是一种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并和市场相结合的调节机制，这种调节机制不是对市场机制的否定，而是针对市场机制的功能缺陷起补偿作用的。
为应对危机，应强化宏观调控制度，依法规划和调整产业布局，根据经济危机的现实，实施扩大内需的财政政策，积极拉动内需；实施放松信贷的货币政策，全面扩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根据产业政策和规模经济要求，运用利率、税率、汇率和价格政策等经济杠杆，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及时各类与企业经营密切相关的宏观调控政策及其贯彻情况的反馈信息，从而引导企业决策行为。完善社会分配制度，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共渡难关。
三、依靠宏观调控法，保障宏观调控目标的实现
宏观调控的目标反应了宏观调控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它应当是与市场经济失衡直接相关的总需求、总供给等经济总量问题，是为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创建总供求平衡的条件。《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我国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规定为：“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可以说，这就是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整体目标。而在当前，宏观调控的目标就是应对经济危机，减少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那么宏观调控的目标与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取向是否同一呢？有学者认为“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取向，则是宏观调控本身的价值取向在法律上的反映，抑或说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取向就是为了保障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安全性、效应性以及权威性，最终达到社会总量的积极平衡”[6]。本文认为，宏观调控目标决定着宏观调控法的最终价值取向，但宏观调控与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形式是不同的。“宏观调控法以防止宏观调控中的主观恣意、政府失灵和调控失败为宗旨，以保障宏观调控关系的规范、科学和高效运行为目标，它本身不能替代具体的宏观调控行为而直接克服市场失灵，不能直接促成市场的安全、效率与可持续发展。之所以会产生上述两个目标的混淆，根本原因在于人们没有严格区分法律与其对象之间的界线，也没有严格区分经济学与法学的研究目的及其分野。从这些分野来看，宏观调控法主要是一种规范法、程序法（宏观调控程序）和权力制约法”[7]。
宏观调控法的价值取向总体上是规范政府宏观调控行为，实现宏观调控目标。
在宏观调控政府能力的理论分析中，总存在着一种“政府万能论”的潜意识，认为政府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调节者，其行为完全受社会利益支配，掌握充分的信息，能够通过各种现代化的分析手段对客观存在的诸种问题及拟采取政策手段的结果进行准确的预测和周密的考虑，能够针对经济运行中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采取适当的对策，它掌握着各种调节经济的手段，因而只要政府准备进行调控，就能主动地采取调控措施，而一旦进行调控，实施调控，就能达到预期目标[8]。如著名经济学家庇古曾指出，外部效应问题是市场本身无法克服的内在缺陷，如果政府始终恪守守夜人的职责，它将始终构成市场有序运行的一种威胁，将政府视为完美解决市场外部性问题的当然选择。
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布坎南在对庇古的分析进行批判时指出：庇古在剖析市场失灵和呼吁国家干预的同时未能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可供选择的政治解决方案也会带来外部效应问题。显然，根据布坎南的分析，政府的宏观调控也是存在一种类似于“市场失灵”的外部效应问题的，这实际上也是公共选择理论对政府失灵的原因分析。由于信息不足，滥用权力、腐败寻租、体制不健、管理不善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及调控主体的部分理性[9]，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可能是低效的甚至是无效的，这被称为政府失灵，“政府失灵”则构成了规范政府宏观调控的根本原因。
因此，规范政府宏观调控、克服政府宏观调控失灵就是宏观调控法的外在价值。具体而言，宏观调控法对宏观调控的保障作用表现在确保宏观调控行为的法治化和程序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所进行的宏观调控是必要的，但并非万能的、无所不包的，更非任意的，它必须确定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而为弥补市场缺陷必须的限度内”[10]。对于政府，一方面法律须确认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即以立法的形式赋予政府以宏观调控权。但是，如果缺乏法律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就有被滥用的危险，“如果市场越界，政府很容易加以抵制，如果政府越界，市场就无能为力”[11]。因此另一方面法律又必须对具有过度运用权力倾向、存在自身利益和偏好的扩张性的政府行为进行控制，防止政府权力使用不当而损害市场主体利益，妨碍市场机制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作用。因此宏观调控法又是限定政府的调控权限范围，防止政府调控失灵的法律措施。
在宏观调控行为实施过程中，宏观调控法还要关注调控行为的程序性问题。宏观调控权的行使是否适当与程序直接关联，包括宏观调控权的取得、行使主体的确定、行使的程序和宏观调控权的执行等方面。宏观调控法律程序是法治化了的宏观调控程序，是指由法律所规定的，宏观调控过程中，调控主体必须遵守或履行的法定的时间、空间和程式。宏观调控法律程序具有其它法律程序一切特征即由时间、空间和仪式要素构成，具体而言，包含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程序、宏观调控执行法律程序、宏观调控监督法律程序、宏观调控后果处理程序等。“在社会生活中，为了形成一定的结果或状态，人们伴随着一段时间经过的活动过程是必要的。这就是广义的程序”[12]。要形成一定的结果或状态，人们就得遵循一定的程序，程序的重要性不言自明。法律程序在已有的制度实践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是对于恣意的限制；其二是作为理性选择的保证等。[13]宏观调控法律通过设计科学程序以给决策主体遵循，可以限制宏观调控决策主体主观武断、滥用权力。
在应对经济危机、处理危机中更必须按照法定原则的要求，依法行为。在这次危机中，尽管情势紧急，但各个法治较为发达的国家，都能依法调控。例如，美国政府提出的7000亿美元的救市方案，就不是由美国政府直接作出预算支出决定，而是经过了国会的反复审议通过才予以实施的。依据程序法定原则的要求，所有的危机事项的解决，即使是应急性的，也要按照法定的应急程序办理；同时，非应急的事项的处理，则应该按照法定的一般程序进行。
四、吸取教训，强化宏观调控法律责任
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相比欧美国家，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金融业的直接影响有限。美国1999年实施的《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标志着美国金融业从分业经营进入了混业经营，但是美国立法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对混业经营所带来的风险认识不足，这具体表现在其对次级贷款证券化过程中监督不足；在危机显现后，监管机构的危机意识不强，使得次贷危机发展成为目前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美国政府在金融危机发生前期的犹豫态度使其错过了解决这次危机的最佳时机。虽然之后在美国政府的努力下，一系列救援法案和措施都陆续被通过，但市场情况已经剧烈恶化。我国应吸取美国政府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的教训，未雨绸缪，建立起一个有效的危机应急机制，强化宏观调控法律责任，在危机发生时政府各部门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调动社会资源，将危机带来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目前，关于宏观调控法律责任众说纷纭。比如有学者将宏观调控法律责任看作是行政、刑事和民事责任的综合[14]；有的认为宏观调控法律责任是传统各部门法律责任的综合并且以行政责任为主[15]；有的认为宏观调控法律责任就是行政法律责任，因为宏观调控行为不外乎是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16]；有的认为宏观调控决策行为（不包括执行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国家行为”，从而只有政治责任而没有法律责任[17]。有的认为宏观调控主体法律责任是指宏观调控法律关系中的调控主体违反宏观调控法律设定的强行性义务，所导致的否定式法律后果，该否定式法律后果即行为人应承担的宏观调控法律责任；行为人可以自行主动承担法律责任，如果需要强制实现该宏观调控法律责任，则为宏观调控法律制裁。[18]
“责任”一词在现代汉语中表示双重含义：一是指分内应做的事；二是没有做好分内应做的事，因而应承担责任的过失。美国法学家迈克尔·D·贝勒斯认为：“对于我们研究的法律领域来说，‘责任’有两个中心观念，即能力责任和因果责任。对能力责任的承认是作为理性人来尊重的一部分。”因而责任的双重含义中，前一种含义表示责任的积极方面，具有肯定性；后一种含义表示责任的消极方面，具有否定性。但它们两者又是相互联系的。法律责任虽然是责任中的一种，但其本身不具有责任中的积极含义，它属于消极责任[19]。
关于“法律责任”的概念，法理学界总体上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把法律责任界定为法律的否定性评价，这种论点看到了法律责任的不利性，但法律的否定性评价不一定就意味着要实际承担法律责任；第二种把法律责任界定为法律上的不利后果，不当使用权利或职权同样会引致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实质是违反了义务或不当行使权利或职权而应付出的法律成本。这种观点看到了法律责任的不利性，即行为人如果不遵循法律的指引，其预期的利益将因得不到法律的保护而为此付出代价。第三种把法律责任界定为一种特殊意义上的义务。张文显教授认为：“法律责任是由特定法律事实所引起的对损害予以赔偿、补偿或接受惩罚的特殊义务，亦即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引起的第二性义务”[20]。此种理解将法律责任与第一义务间做了一个明确的区分，在义务——责任的思维进路上做出了有益的尝试。
本文认为第二种观点更为符合人们对法律责任的一般心理意识，但有时法律责任在于对于应尽而未尽义务的补救和实际履行。因此，对于法律责任的理解恐怕应综合理解为一种不利后果和特殊义务。基于此，本文认为宏观调控法律责任是宏观调控主体违法进行宏观调控行为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和补救责任。而违法宏观调控行为主要包括宏观调控不作为、宏观调控程序违法行为和宏观调控决策失误行为。
宏观调控不作为是指宏观调控决策主体违反宏观调控法的规定，在经济总量失衡时不行使或者怠于行使其依法享有的宏观调控权，不为市场配置资源创造总供求均衡条件的行为状态。对于宏观调控不作为的法律责任，应当承担实际履行责任，即在事实上作出行使宏观调控决策权的行为，予以补救，以防止可能的或者现实的危害持续甚至扩大。宏观调控程序违法行为是指宏观调控主体在宏观调控过程中不遵守宏观调控法定程序而任意进行宏观调控的行为。宏观调控决策失误行为是指调控主体在宏观调控决策过程中，因违法或严重失职导致宏观调控决策产生重大失误而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对宏观调控主体调控能力作过高的、理性化的设定，超越限制因素和约束条件随心所欲地要求宏观调控主体行使宏观调控权实施绝对理性化的调控行为。那么对于调控主体在尽其有限能力的范围内进行的调控行为，尽管宏观调控并未能取得有效的调控效果，也不能要求调控主体承担法律责任。对于宏观调控决策失误行为的法律责任中“我国应该借鉴、引进西方责任政府下的宏观调控决策失误责任，建立我国的以引咎辞职、弹劾为主要内容的宏观调控决策失误责任。这是宏观调控的新型责任”[21]。在我国，责任追究形式中已建立了引咎辞职和罢免制度，应当作为宏观调控主体未尽法定义务的责任追究方式。引咎辞职是指“党政领导干部因工作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劣影响，或者对重大事故负有重要领导责任，不宜再担任现职，由本人主动提出辞去现任领导职务的行为。引咎辞职明显是自我追究责任的一种形式”[22]。罢免是指对政府官员在其任职期限届满之前，由选民或原选举单位以投票方式撤免其职务的一种制裁方式与责任形式。罢免政府机关领导人员是我国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也是追究政府宏观调控决策失误责任的一项重要制度。
注释: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91-392页。
[2]汤在新：《为宏观调控正名》，《经济学家》，2006年第1期。
[3][美]大卫科茨，程恩富译：《金融性危机的根由：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中美两位经济学家的对话》，《理论参考》，2008年第11期。
[4]丁冰：《新自由主义不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吗》，《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5]转引自：丁冰，《新自由主义不是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吗》，《马克思主义研究》，2009年第4期。
金融与宏观调控篇6
【关键词】应对金融危机规避贸易风险宏观金融调控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我国政府提出了“保增长、渡难关、调结构”的经济发展方针，实施了转变发展方式等一揽子刺激计划，使中国经济取得了令国人满意，让世界震惊的平稳、较快、较好的增长。我国的GDp在金融危机冲击下，仍实现了较高的增长，通货膨胀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企业适应市场变化的能力和竞争力不断提高，经济发展水平稳步提升。我们之所以能战胜国际金融危机的严峻挑战，关键的原因是党和国家为规避国际贸易风险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宏观调控政策。
1.实行宏观金融调控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由于国际经济失衡加剧，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资本，导致区域性、甚至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发达国家出于自身政治、经济利益的考量，利用自己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强势地位，会运用各种打压方式，压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甚至不惜损伤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转嫁发达国家的困难和危机。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为了规避国际贸易风险，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
一是从我国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来看，我国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已经进入了对外交流合作，特别是在一个大市场中进行商贸往来的环境。我们已经不能单单只根据国内的情况，仅仅着眼于从调整国内的宏观金融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而要跳出中国看中国，放眼世界看中国，从全球经济发展中找准我们的位置，发挥我们的优势，实现我们的目标。
二是从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来看，我国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标志，我国已经全面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是一个新兴市场国家，已经从实质上置身于全球化经济发展之中，国内国际市场化的竞争态势主宰着我国的经济发展。
三是从我国目前的经济实力来看，我国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我国作为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在世界性的经济博弈中，实力的强弱，往往会决定竞争的胜败。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投资和债务方面处于弱势地位，不得不一次次吞下金融危机的苦果，是金融危机最大的受害者。发展中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挑战，必须讲究竞争艺术，具有战略性的应对举措，这就是实行对内与对外相协调的宏观金融调控。
四是从国际政治斗争和经济霸权主义的情况来看，我国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国际政治的多极化、经济竞争的复杂化，使国际经济秩序很不规范，很不平等。为了防止大国政治对我们的冲击，就必须实行宏观金融调控，并辅以必要的外交手段，应对大国贸易保护主义在金融贸易上对我们设置的重重障碍，实现贸易双方的互利共赢。
2.宏观金融调控政策需要进一步强化
为了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政府实行了经济刺激计划，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政策，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但仍然存在着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矛盾突出，结构调整难度加大，财政金融领域潜在风险增加等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因此必须做好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的准备。
第一，国际金融危机虽然已经向着趋于稳定的方向发展，但我们还不能说经济运行已经根本好转，复苏的根基还不牢固。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提醒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要使得经济复苏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上，就要拿起宏观金融调控的武器，随时应对后金融危机时代可能出现的危机余波甚至狂澜再起。
第二，我国的经济发展还很脆弱。在一定程度上讲，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是对我们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冲击，而调整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要作艰苦的努力。国内很大一部分经济增长和内需消费，还是在初始的、封闭的、粗放的状态下产生的，生产力水平不高，受国际因素的牵制不大。为了防止这些潜在危险的出现，需要进一步加强宏观金融调控政策。
第三，在宏观金融调控政策上存在着缺失和不足，需要完善和加强。比如对金融机构本身的管控乏力；对不良资产的监管和控制使用还不够有力；大量的财政投入与实际收益还不成比例，等等。再如，中国的外汇储备，目前已经达到数万亿美元。一方面说明我国在财富上的储备能力，而另一方面又说明一旦出现不可忽视的金融风险，面临的损失也将是巨大的，必须予以合理适度的控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宏观金融调控政策仍不能退出，而需要进一步加强。
3.金融危机后宏观金融调控的对策
金融危机过后，需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宏观金融调控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一是要积极加强国际合作。经济危机是世界性的，所以，要共同实施有效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我们主张通过平等协商寻求国与国之间贸易上的互利共赢或者多边多赢。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国积极参加了多次国际金融峰会，与世界一些主要国家的领导人研究探索应对金融危机的宏观经济政策，前不久又与“金砖国家”共同召开峰会，研讨经济的发展。
二是着力解决国内区域经济失衡的矛盾。应对国际经济失衡最好的办法是克服自身的经济失衡。我国要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取胜，首先要解决好国内的问题。要在金融投入上支持沿海地区、农村地区、以及西部欠发达地区，支持节能环保、自主创新和高科技、高产能、低消耗、低污染的高端企业和实体经济率先发展。
三是严格控制盲目投资，科学规范基本建设。各级财政投入，要向促进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倾斜；向内生增长、自主创新、可持续发展的企业行业倾斜；向实施节能减排，提倡绿色环保，提高生态保护水平和经济发展质量倾斜；向社会保障、教育、“三农”、民生等关乎人民生活的领域倾斜。同时依法加强税收征管，努力保持收支平衡，并通过增强内外部约束力，有效防范经济犯罪，化解潜在的财政风险。
四是加强对人民币汇率的合理调控。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人民币汇率保持了基本稳定，对世界经济复苏起到了促进作用。我们主张自由贸易，坚决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反对用强制的办法来迫使别国的汇率升值。要通过宏观调控，把人民币汇率控制在合理的范围。
五是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积极引进外资。要继续稳定发展对外贸易，落实和完善出口退税、出口信贷、出口信用保险等各项政策措施，继续改善海关、质检、外汇等方面的服务，从法律上为外国企业在中国的经营创造一个公平和谐的环境。要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扩大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努力培育出口品牌和营销网络，通过降低使用外资的成本，让外资为我国经济建设服务。
六是加强治理金融危机的法律建设。通过对金融工作的立法，实现经济决策、金融管控、财政投入等经济行为的法制化和规范化，逐渐形成以法律为核心、以机制作保障的金融危机防范体系。
参考文献：
[1]钱实进.实行宏观金融调控治理金融危机[J].湖南财经论坛，2010，（12）.
[2]喻堂方.近一步加强对人民币汇率的合理调控[J].中国财经1993年11期.
金融与宏观调控篇7
市场机制并不总是与宏观控制相矛盾的。间接的、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必须经由市场机制的传导才能付诸实施。开放金融市场首先可为中央银行宏观金融决策提供所需的信息来源。其次可为中央银行间接地进行金融宏观控制提供条件。第三，有利于国家信用的发展。财政部门如有需要可在金融市场上发行债券，避免财政向银行透支，有利于银行信贷收支的平衡。第四，有利于增加中央银行各种宏观金融决策的弹性，纠正长期存在的“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弊端。市场机制的存在能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央银行的宏观政策起到“缓冲”作用。
开放金融市场加大了中央银行宏观金融控制的难度
开放金融市后有利于搞活资金，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并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央银行进行宏观金融控制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可忽视开放金融市场后加大了中央银行进行宏观金融宏制的难度。这是因为:
第一，开放金融市场后使信贷资金的“透明度”更加模糊。与财政资金相比，信贷资金的透明度本来就低。从业务报告上看，信贷收支总是平衡的，同时，还存在着货币发行和信用创造问题。在某一时期市场货币供应量的情况究竟如何，很难预料。金融市场开放后，融资主体多元化，专业银行都成了金融市场上融资的大户;金融市场上资金变化扑朔迷离，这一切都使得“透明庭”本来就差的信贷资金更加模把不清了。
第二，开放金融市场后融资主体多元化。在旧的银行体制下，中央银行只要控制住了各专业银行的贷款额度，整个信贷现漠就控制住了。金融市场开放以后，国家、集体和个人都参加了融资活动，且这些融资活动是在银行信用之外进行的，中央银行只有把银行之外的信用活动和银行本身的信用活动联系起来控制住全社会的信用规模，才能使整个社会资金在总量上和结构上平衡。这个难度相当大。
第三，专业银行行为多重性。金融市场开放后，作为企业性质的银行，由于自身利益的冲动，反映在业务经营上。无论是资产业务，还是负债业务，其内容都要丰富得多。使得信贷资金来源和运用都大大超过了原来的范围，经营手段和规模也会有极大的突破。这样中央银行必须给传统的信贷收支、信贷平衡赋予新的内容，并要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证整个社会资金供求平衡。
第四，开放金融市场以后，货币流通方面也将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加速了货币流通速度。这是因为信用发达程度逐步加强，调动了各方面筹资的积极性，促进横向资金融通，加碑资金周转;金融机构代大型企业发行股票、债券，从市场上多回笼现金，补充到业务库周转使用，减少向人民银行发行库调运现金，加速了市场现金周转。另一方面，扩大了市场货币供应量。金融市场提供了多样化的融资渠道，社会资金将更趋活跃，企业通过贴现、抵押.股票、债券以及租赁等多种门路等集资金，各种证券的利率都高于银行储蓄存款利率，这些筹资形式较储蓄更有吸引力，这就有可能把群众手头保存的、闲置的、分散的资金集中起来，使市场货币供应量增大。
趋利避害:中央银行的对策
以上分析表明，金融市场的建立对中央银行的宏观金融宏制既有有利影响的一面，又有不利影响的一面。如何充分运用有利条件，避开不利因素，逐步实现由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的转换，真正使宏观金融稳定，微观金融活跃，这是中央银行面临着的十分紧迫的任务。要实现这个任务，可供中央银行选择的措施很多，以下是众多措施中的几条:
第一，中央银行或专业银行在编制信贷计划时，要考虑全社会信用规模的控制。银行要在预测非银行机构融资数量、结构、地区分布的基础上，编制出全社会的信用控制规模，以期求整个社会资金在总量上、结构上、地区分布上的平衡。银行尤其要注意非银行机构用于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并在此基础上确定银行用于固定资金和流动资金的贷款比例，使整个社会对固定资产的投资和对流动资产的投资在总体上保持协调的比例关系，从而确保货币流通的正常和物价平稳。
第二，中央银行要把宏观控制的重点放在专业银行的信贷总规模上。开放金融市场后，中央银行传统的控制存贷差额的办法，不能完全有效的控制住信贷总规模，因为专业银行筹集资金的门路增多了，创造信用的活力加强了，融资的方式也更加多样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即使是控制住了专业银行的存贷差额，也不能保证信贷规模不膨胀。只有控制了专业银行贷款规模，才能真正控制住信贷规模。
第三，中央银行要学会运用各种经济手段，逐渐掌握间接控制的方法，金融市场的建立使中央银行从直接控制向间接控制转化变成了现实。中央银行可以充分运用再贷款、准备率以及公开市场业务等经济杠汗进行间接的宏观金融控制。中央银行要研究基础货币增长额对货币供应量增长额的乘数规律，要探索基础货币增长额与贷款增长额的比例关系及季节性波动，正确使用中央银行再贷款这一强有力的经济杠杆。中央银行要根据市场情况变动存款准备率，使存款准备率真正成为信用规模的调节器。待金融市场发育成熟之后，中央银行要正确运用贴现率，买卖有价证券参与金融市场的活动，以调节市场货币的沛通。
金融与宏观调控篇8
【关键词】金融；房地产；调控；区域差异
2004年以来，金融杠杆与行政手段、财税手段、土地手段一道共同参与对房地产业进行宏观调控，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从总体上看，效果远不尽如人意。
一、金融杠杆参与房地产宏观调控效果评价
在本轮国家对房地产市场之宏观调控中，金融调控手段不断在强化。自2004年10月至2007年9月不到三年内，央行已经连续9次加息，仅2007年就5次加息。为抑制经济运行中过多之流动性，自2006年7月到2007年11月，央行曾先后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将存款准备金率由8%调升至13.5%。2007年9月27日，央行与银监会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管理之通知》（银发[2007]359号，下称“359号文”）。文件对申购第二套（含）以上住房之，作出了严格之规定。如此频繁之金融调控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房地产投资继续升温
自1998年以来，我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都在20%以上。2007年1
—9月份，全国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6814亿元，同比增长30.3％，比上年同期加快6个百分点，比全部固定资产投资高4.6个百分点；1—9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为25379亿元，增长37.9%。上述数据说明房地产开发投资仍然在高位运行，温度不断攀升。
（二）房价居高不下
近几年来，我国许多城市之房价都翻了一番。2007年房屋销售价格继续较快上涨，部分地区房价涨幅居高不下。2007年11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0.5%，涨幅比上月高1.0个百分点；环比上涨0.8%，涨幅比上月低0.8个百分点。新建商品住房销售价格同比上涨12.2%，涨幅比上月高1.6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0%，涨幅比上月低0.9个百分点。深圳已经连续21个月同比涨幅超过10%，其中10月份为21.1%；北京连续18个月同比涨幅超过8%，10月份达到17.8%。
（三）房贷风险加大
我国商业银行发放之个人住房消费贷款快速增长。从1998年之3106亿元增加到2007年上半年之25720亿元，占同期人民币贷款余额之比重从3.3%上升到10%左右，年均增速超过40%。
9月末，全国商业性房地产贷款余额4.62万亿元，比年初增加9410亿元，同比增长29.6%，增速比上年同期快5.2个百分点。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1.76万亿元，比年初增加3491亿元，同比增长26.9%，增速比上年同期降低2个百分点；购房贷款余额2.86万亿元，比年初增加5924亿元，同比增长31.4%，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3.5个百分点。
个人住房消费贷款违约风险已有攀升趋势。据19家银行之不完全统计，个人住房消费贷款中，违约客户高达18万户；工行、中行、建行2006年末个人住房不良贷款已接近200亿元。
上述情况说明，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着严重之问题，滋生着一定泡沫。虽然形势总体发展状况还是可控之，但是如果房地产投资、房价继续高涨下去，泡沫之风险就会逐步加大，加之我国流动性过剩之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过剩形势依旧严峻。因此，对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之任务仍然十分紧迫而艰巨。
二、金融杠杆参与房地产宏观调控失灵之成因分析
尽管金融杠杆频频出手，但房地产市场之形势仍然不见根本好转，金融杠杆参与房地产宏观调控，甚至处于失灵状态。究其原因，大体上有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两种情况。
从客观上看，第一，由于城市化发展迅速，商品房供不应求；第二，货币流通严重过剩；第三，世界性之资产重新定价潮流影响。上述三个因素推动着我国房价不断走向高处。除掉上述客观原因外，主观原因有以下几点：
（一）对房地产业宏观调控往往处于两难境地
房地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之重要支柱产业，在国民经济之发展中，占据了举足轻重之重要地位。房地产业贷款，在我国银行信贷占据了很大之比重。房地产业之这样一个重要地位，使得决策者进行宏观调控时，往往会处于投鼠忌器之两难境地。这有点像妈妈惩戒犯错误之孩子，打轻了孩子不当回事；打重了，又怕伤害了孩子之身体。房地产业宏观调控一直处于这样两难之中：下手轻了往往不起作用；但是下手重了，又怕伤害了房地产业之发展，甚至损害整个国民经济，这个尺度非常难以把握。近期“359号文件”就是一个例证：出台了“359号文件”，但看到一些城市之剧烈反应，又不忍心下重手，导致市场仍对其中之“第二套房”如何认定争论不休，政策难以执行，调控效果也就不了了之。
（二）地方利益之制衡
在我国绝大多数城市中，房地产业都是地方经济之支柱型产业。土地出让金收入和房地产开发交易之税收收入，是各个城市地方财政之主要进项。有专家曾做了初步测算，房地产业之收入约占全国多数城市地方财政收入之51%。因此有人又把城市财政直称为“土地财政”。如果在房地产宏观调控中，严格执行国家之相关政策，就可能严重损伤地方财政之财源。这是绝大多数地方政府所不愿意看到之，也是他们对宏观调控措施执行不利之最根本之内在因素。
（三）地方银行之消极抵制
房地产贷款，一直是各商业银行之重要贷款，个人房贷一直被银行业视为“优质蛋糕”。以交行为例，2007年以来虽然在不断地压缩开发性贷款，但是却在谨慎扩展个人房贷，先后推出了“安居贷”个人住房贷款以及“轻松安居贷”个人住房循环贷款产品。建行是房贷之龙头银行，按照其披露之2007年中报数据，其个人贷款平均余额由2006年6月30日之48906亿元，增加至2007年6月30日之6337亿元。“高利润、低风险”之个人房贷是各家商业银行争抢之业务，面对“房贷新政”之实施，各商业银行之态度并不积极。
“359号文件”出台以来，各类银行谁也不愿明确制定严格之“第二套房”细则，生怕因自己之细则过严而导致优质客户之流失。结果是调控政策所伸出之拳头“高高举起，轻轻落下”，调控功能大多被化解了。
（四）房地产宏观调控指导理念之“一刀切”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之初级阶段，区域经济发展之不平衡是一个最基本之特点。由于历史及多种原因，各区域之间之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相当悬殊。各项经济政策只有充分地考虑到这一现实，才会是有效之政策，才能达到预期之目之。我国房地产宏观调控失灵之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宏观调控指导理念上过多地强调政策之全国统一性，往往忽略了区域经济发展之不平衡性和差异性。
我国600余个城市之房地产业发展是极不平衡之，大体上可以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类区域是发达地区，包括上海、北京、广州、深圳。这些城市房地产市场投资炒房比例很大，外资进入量大，房价很高，涨幅很快。第二类区域是比较发达地区，如东莞、珠海、杭州、南京、苏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天津、大连等地区。他们集中在以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为主之东部沿海地区，房地产市场相对比较活跃，投资炒房比例较大，外资进入量比较大，房价相对比较高，涨幅较快。第三类区域是发展中地区，俗称二线城市，如武汉、重庆、成都、沈阳、长春、哈尔滨、西安、郑州、南宁、太原、兰州、乌鲁木齐、银川等中部、东北、西南、西北地区之城市。它们之特点多是房地产市场启动相对较晚，近几年来房地产市场得以较快发展，居民自住性购房占市场主导地位，房价运行相对比较平稳。第四类区域是刚启动地区，主要体现在中部、东北、西南、西北地区之一些省属城市。它们之房地产市场化水平不高，地价较低、房价也比较低。第五类区域是滞后地区，除东南沿海个别县级市，全国绝大多数之县级城市房地产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房地产市场启动相对滞后，房价较低。
由于忽略了区域经济发展之不平衡性和差异性，实施全国统一之调控政策，结果出现了该调控之没能很好调控，不该调控之也跟着调控之结果，导致有病者吃药之剂量不足，没病之也得跟着吃药。在第一、二类地区，一旦房地产市场稍有下挫，调控政策就立即出现折扣现象。迄今为止，很难有一项宏观政策能够一贯到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其一，与房地产宏观调控失灵之主客观原因相比，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主观原因应该是主导之；其二，房地产宏观调控失灵之主观原因中，忽略了区域经济发展之不平衡性和差异性，这是最主要之原因。
三、实施区域差异之金融调控政策建议
依据当前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之风险状况和金融杠杆失灵之成因分析，为破解金融杠杆参与房地产宏观调控之两难境地，笔者提出如下之金融政策建议：根据我国房地产业发展不平衡之实际状况，建议实施考虑区域差异之宏观调控措施，即按照各个区域房地产业发展处于不同历史阶段、当前存在之问题以及宏观调控之任务，因地制宜，实行有差异之金融调控措施。
对第一类地区和第二类地区，它们是宏观调控之主要对象，因此，应该采取相对比较严厉之金融措施。例如，第二套住房之首付应该严格按照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界定，无论是国内银行还是外资银行都应该执行统一之从严调控之标准。利用严格之金融杠杆，从严控制上述地区之炒房风潮，囤地风潮，下大决心保证房价之平稳运行。
对于第三类地区（往往俗称为第二线地区），房地产市场虽然也有一些这样或那样之问题，但问题多是苗头性之，所以对这类地区宏观调控政策应当适当放宽。例如，本次“房贷新政”中，第二套住房可以界定为按个人为单位。通过宏观调控措施，对这类地区起到警示作用，既促使当地之房地产业得以健康发展，又防止过热和房价过快上涨之弊端产生。
对于第四类和第五类地区，由于其房地产业刚刚起动，甚至是启动不足，因此应该对它们采取扶持和支持之态度，所以宏观调控中，对这类地区应该是网开一面。例如，“房贷新政”中，第二套住房之规定在上述地区可以不实行；甚至对于该类地区之购房贷款之首付款比例采取更加优惠之政策，以鼓励和支持第四类和第五类房地产业之快速发展。
房地产业和地方经济之关系有一个递减规律在起作用。房地产业是一个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在一个城市经济发展之不同阶段有着不同之作用。当一个城市经济处于腾飞之初期阶段，房地产业是地方经济之支柱型产业，房地产业收入是各个城市地方财政之主要收入。但是，随着城市经济之不断发展，房地产业之地位和重要性逐渐发生变化，呈现递减形态，其支柱型产业地位会逐步由其他产业取而代之。这一规律在广州、深圳和上海都有明显之体现。因此，在对房地产业宏观调控中，实施区域差异调控政策，不会对一、二类区域经济产生大之不良影响。
总之，采用上述区域差异政策，有压有保，既可以防止房地产市场大起大落，房价无限制地攀升，化解房地产业之风险，同时又促使后进地区之房地产业发展，促进地方经济之平稳、健康、快速增长。区域差异政策有利于缩小全国各个区域经济差距，从而解决决策层和管理层对房地产业宏观调控之两难境地，可以把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之风险降到最低点，使其对国民经济之推动作用扩大到最大程度，确保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地快速运行。
【参考文献】
[1]吴晓灵.流动性过剩与金融市场风险.中国金融，2007年19期.
金融与宏观调控篇9
关键词：中国人民银行法；金融稳定职能；制度缺陷
文章编号：1003-4625(2006)07-0040-03
中图分类号：F832．31
文献标识码：a
一、《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改对央行履职的积极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法》的修改，理顺了中央银行内部职能关系，突出了中央银行应有的宏观职能，充实了中央银行职能体系，创造了中央银行有效履职的必要法律条件，适应了市场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要求。
(一)银行机构监管职能的分离，消除了宏观货币政策与微观银行机构监管在同一决策主体内存在的矛盾，突显了货币政策等宏观职能在央行职能体系中的地位，适应了改革开放深化条件下市场经济发展对强化宏观调控的迫切需要。
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国家金融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产生了双重需要。一方面，迫切需要运用货币政策等强化金融经济宏观调控，促进金融经济市场协调发展；另一方面，金融市场微观主体行为的规范和相关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需要不断加大银行机构监管力度，提高银行监管专业化水平，建立和维护良好金融市场秩序。但是货币政策是国家宏观政策，其价值取向与属于微观层次的银行机构监管政策不可避免存在矛盾。当货币政策宏观职能与银行机构监管微观职能属于同一决策管理主体职能时，宏观职能与微观职能的矛盾将导致决策困难，强调宏观调控和强化银行监管现象交替出现，不利于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政策各自的持续、稳定和水平的提高。因而，将银行机构监管职能分离出来由专门机构行使，人民银行从大部分微观金融监管领域淡出，适应了国家强化金融监管和加强宏观调控的需要，解决了中央银行内部宏观职能与微观职能的矛盾，同时也改变了银行监管在中央银行各项工作中“重中之重”的地位，使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等宏观职能在央行职能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相应显现，人民银行作为国家中央银行的性质和特征更加突出，有利于人民银行集中精力履行好宏观职能。
(二)金融监管在央行职能中的重新定位，提升了央行金融监管层次，扩充了央行金融监管的空间，转化了金融监管手段，实现了金融监管与宏观调控的接轨与交融，有利于央行宏观职能的履行。
虽然《中国人民银行法》保留了第五章金融监督管理，但是对人民银行金融监管进行了以宏观、功能和间接等为特点的限制性的重新定位。首先，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1条规定“人民银行依法监测金融市场的运行情况，对金融市场进行宏观调控，促进其协调发展”，相对于修改前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而言，将人民银行金融监管职能作用范围从货币市场扩展到了包括保险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整个金融市场，并在此范围内实现了人民银行金融监管职能与宏观调控职能的接轨与交融。其次，第32条采用列举方式规定九种直接检查监督权和第34条对特定检查监督权的条件和程序控制，表明法律在保障人民银行享有履行职责的必要功能手段的同时对人民银行涉足金融微观管理范围进行严格限制的精神。这与前述银行机构监管职责分离改革精神相一致，人民银行不承担大部分银行业微观监管职能，自然不存在相应的监管责任负担，因而能放下包袱着力于金融宏观管理。第三，第33条对建议检查监督权的规定则明示了法律对人民银行金融监督管理方式从直接向间接转变的原则态度和服从于执行货币政策和维护金融稳定宏观需要的战略思维。从上述可见，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权的配置贯穿了以履行宏观职能需要为标准的全新理念，人民银行金融监管在法律上实现了从微观层次为主向宏观层次为主、从直接向间接、从货币市场向整个金融市场转变的调整，服从或服务于金融经济宏观职能履行的需要，从而与改革开放深化形势下市场经济对强化宏观管理调控的迫切要求相适应，体现了法律的与时俱进。
(三)金融稳定职能的法律定位，对内聚合了央行各项职能作用，对外有利于央行在金融体系中核心作用的发挥。
修改后的《中国人民银行法》在第1、2、13、33和34条共五处前所未有地使用了“金融稳定”概念，对金融稳定进行了明确和重要的立体法律定位：
1．金融稳定是《中国人民银行法》立法最高价值取向和中央银行各职能中压倒一切的最高职能。
从法律语言表述方式和法律逻辑看，金融稳定在《中国人民银行法》总则第1条(立法目的)所述的多种立法价值取向中地位至高无上，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具有统帅作用。总则第2条规定人民银行作为国家中央银行，在国务院领导下履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职能。从职能表述的递进关系看，制定、执行货币政策和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手段，维护金融稳定是目的。因此可以说，维护金融稳定是人民银行的最高职能。第13条规定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根据人民银行授权维护本辖区的金融稳定，进一步表明金融稳定职能在人民银行各职能中压倒一切的重要地位。金融稳定职能的最高地位和统帅作用表明，人民银行其他职能如货币政策、金融服务、反洗钱和信贷征信等都以金融稳定为依归，其作用聚合并着力于金融稳定，呈现以金融稳定为核心的协调一致的职能体系。这标志着国家中央银行职能定位的科学和成熟，也有利于中央银行职能作用的正常发挥。
2．金融稳定也是金融法律体系立法最高价值取向，统帅一切金融法律制度安排。
因为中央银行是国家金融体系的核心，中央银行法相应地处于金融法律体系的核心地位。金融稳定作为中央银行法最高价值取向同时也就是金融法律体系的立法最高价值取向，一切金融法律制度安排都应服从金融稳定的需要。因此，金融稳定从宏观层面要求对金融领域存在的其他管理职能甚至经营活动进行某种制度性制约，保证金融微观层面的监督管理和经营活动适应和符合金融稳定的需要。《中国人民银行法》第33条和34条表述的金融稳定职能机关对银行机构监管机关和银行业机构的权力正是金融稳定的法律地位和制度性制约要求的体现，尽管这种权力只是建议检查监督权以及受条件和程序控制的特定检查监督权；第9条和35条要求建立的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也应是上述要求的反映。可见，金融稳定的这种法律定位为人民银行有效履行中央银行宏观职能创造了必要条件，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二、《中国人民银行法》修改对央行履职的消极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和《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一起匆忙修改与制定建构了崭新的金融法律体系，满足了金融监管体制深化改革的需要，其重大意义自不待言。但也因此给中央银行法律框架造成一系列重大缺陷，将对中央银行职责的履行带来不可
忽视的消极影响。
(一)中央银行宏观职能履行的法律制度支撑严重不足。
《中国人民银行法》在分离银行机构监管职能和扩充金融宏观职能的同时，并没有相应地充实宏观职能有效履行的法律制度基础，宏观职能履行的制度保障主要仍是过去对银行业适用的老制度，以致于人民银行在金融体系中“银行”特征突出但“中央”地位模糊。一是一系列宏观职责的履行缺乏制度保障。如第4条规定“负责金融业统计、调查、分析和预测”，第6条规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金融业运行情况的工作报告”，第31条规定“依法监测金融市场运行情况”等，但并没有相应地规定履行这些职责所需要的有效、完备的配套措施或手段，保证银行业以外的证券、保险等金融行业和市场运行情况监测和采集的及时、真实、准确和完整。二是金融稳定职能履行缺少可操作性的制度规定。除银行业外，对证券和保险等行业的必要监督以及与证券、保险行业监管机关职能关系处理没有制度规定，《证券法》和《保险法》对此也只字未提。即使与金融稳定相关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和信息共享机制也只是规定了一句话，未进一步作出符合金融稳定需要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方向性和框架性规定。
(二)对银行业的系列制度安排缺陷严重，可操作性差。
一是第35条规定的报表资料要求权权能残缺不全，即使加上《商业银行法》第77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权，仍缺少直接监督检查权，从而致使中央银行在报表资料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自主操控能力严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被迫依赖尚未建立的金融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和金融机构监管机关的工作质量作为重大决策的信息基础。
二是第27条规定的支付结算权限划分不尽科学，给实际操作带来较大困难。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分别行使清算管理权和支付结算管理权，将紧密联系的支付结算链条割裂，致使人民银行和银监会都无法对社会资金的支付划拨进行有效监管。规定人民银行牵头制定支付结算规则，但又取消人民银行对支付结算的管理权，以致人民银行脱离支付结算业务实际情况，给牵头制定规则造成困难。
三是第33条和34条规定的建议检查监督权和特定检查监督权局限性较大，难以满足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职能履行的要求。银监会对检查监督建议有回复的法定义务，但即使结合《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看也没有规定按期回复的法律责任保障，至于拒绝上述建议的理由限制、错误拒绝导致风险后果的责任承担、错误拒绝的救济机制等更是无从谈起。特定检查监督权行使的程序条件是国务院批准，属刚性约束，削弱了人民银行灵活应对紧急突发事件的能力。上述两权依法又仅对银行业行使，还不包括证券业和保险业，可见上述两权制度安排与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职能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四是银行机构监管职能的整体分离后，因法律规定出现真空，作为人民银行信贷资金重要来源的财政性存款的划缴管理失去了有效法律制度保障，管理难问题已经呈现。
五是人民银行机构“三定”方案与《中国人民银行法》第4条结合致使信贷征信成为人民银行法定职责，但作为信贷征信重要基础的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相关管理制度在《中国人民银行法》上并无规定，无法实施必要的检查监督和处罚，信贷数据及时、真实、准确和完整的登录已得不到保证，相关分析、预测和决策质量相应地也得不到保障等等。
上述中央银行宏观职能履行法律制度保障的不匹配和现有制度安排的种种缺陷，使《中国人民银行法》及与之相伴随的金融法律体系呈现“半途化”特征，在法律上弱化了中央银行在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制约了中央银行多方面自由行动的能力，损害了中央银行履职的独立性和对社会经济金融风险的控制力，将严重影响中央银行宏观调控和金融稳定职能作用的发挥，因而与此次金融改革和法律修改的初衷相背离。
三、建议：将法律修改进行到底，建构健全的中央银行法律体制
金融与宏观调控篇10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中小企业影响
2012年，随着央行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宏观政策的出台，在中小企业实体经济经营困难超出预期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如果有所放松，就极有可能会出现具有趋势性的连续动作。因此，深入探讨我国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当前宏观货币政策现状
（1）宏观货币政策调控基本理论
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主要涵盖了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两个方面。一旦市场处在通货膨胀的时期，实施紧缩货币政策所取得的效果较为明显。然而，紧缩的货币政策往往也会受到市场中其他各类因素的影响。就我国目前货币市场的均衡情况来看，如果要增加或者减少货币的供给以影响利率，就一定要以货币流通速度的不变为基础。在市场出现了通货膨胀之时，央行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就会紧缩货币的供给，或是降低货币供给增长率，而民众一般来说却往往会加大支出，同时，在物价上升较快时，公众却不愿意持有货币，而是希望能够尽快地花出去，这样一来，货币流通的速度也会有所加快。此时，不仅没有办法让通货膨胀率有所下降，而且紧缩的货币政策在其执行中也会碰到资金流动之影响。企业的对外投资往往会受到政府出台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而货币政策作用于外部时也会影响到政策的成效。央行通过变动货币的供给量，就能影响到利率，从而影响到投资，随后再影响到民众的就业以及国民收入。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才会得到全面发挥，特别是在市场利率出现变动之后，投资的规模并不会立即就发生变动。因此，货币政策即使已经开始采用，也不需要耗费比较长的时间，然而，从执行起到产生最后的效果，却往往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经济状况往往可能会发生和原来所预计的相反变化。所以，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可以通过影响市场的投资预期，对企业产生导向性的作用。
（2）近期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基本特点
当前，我国通胀的压力相当大，运用相对较为紧缩的货币政策会相作用到企业的投资之中。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货币政策所具有的效果还会由于资金在全球各国进行流动而受到一定的影响。比如，一个国家在实施紧缩货币政策之时，其利率有所上升，国外的资金就会不断流入，如果汇率浮动，本国货币就会升值，从而使出口受到一定的抑制，其进口就会受到一定的刺激，进而导致本国的总需求比在一个封闭的经济状况下出现更大的下降。如果实施固定汇率，央行为了让本国际货币不致于升值，肯定会抛出本国货币，依据固定汇率以收购外币，于是货币市场中本国货币的供给会有所增加。因此，货币政策对于本国资本市场以及对外投资等均有相当大的影响。
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政策主要集中于存款准备金率和货币市场调控上。2012年2月和2012年5月，央行两次宣布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是对当前经济明显下行的及时反应。下调存准率有助于通过进一步增加流动性来改善企业融资环境、降低融资成本，推动企业扩大投资；有利于未来股市债市等金融市场趋向活跃；有助于下半年流动性保持合理水平。对于下一步的货币政策，市场预期，央行还会继续优化流动性管理，综合考虑外汇流入、市场资金需求变动、短期特殊因素等情况，运用逆回购、正回购、央行票据、存款准备金率等各种流动性管理工具组合，灵活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平稳运行。同时，外汇占款增长不足、新增存款准备金缴款等各类因素，也将对货币市场所具有的流动性形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从整体上来看，我国的货币市场资金面将出现适度宽松的局面。
二、我国当前宏观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的主要影响
（1）当前宏观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投资造成的影响
一是宏观货币政策调控改变了当前的市场运作环境。所有的宏观调控均会控制一部分产业的持续发展，但是，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发展趋势，而且还能形成全新的增长方向。这可以表现在中国目前所处的转方向和调结构上。例如，国家正在注重于提升中小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运用宏观调控政策以健全完善新兴行业与节能行业中的中小企业金融支持系统。从而发挥出央行对于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作用。央行应当依据企业自身所具有的特点，适当放宽贷款利率的相应浮动范围，从而发挥出利率所具有的杠杆作用.并且更好地调动起金融机构往这一类企业贷款的主动性。要积极鼓励商业银行开发出适合于中小企业发展的优质金融产品。商业金融机构应当准备把握中小企业的发展前景以及风险情况，积极探索运用财政贴息以及奖励等多种形式鼓励商业金融机构强化对中小企业的贷款，实现金融产品的创新。要更加积极地开展股权质押与票据质押等多种形式的贷款，持续改进对各中小企业所提供的金融服务，积极促使金融机构更加积极地为中小企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与此同时，要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民间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上的主动性。中小企业也应当因地制宜，及时地调整自身产品的结构，更好地发挥出当地的资源优势、市场优势、技术优势，从而逐步建立起具备竞争性优势的地区主导性产品，引入、消化与吸收高效、节能、降耗与清洁生产技术，从而加快高新技术的产业化过程，进而提升本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二是宏观货币政策调控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海外投资。目前，我国的宏观调控正在驱动着市场与资源快速集中于配置较为高效的企业，从而加大了企业优胜劣汰的进程。大量中小企业在宏观调控政策的驱使之下，不断转变市场竞争的方式，持续提升资源利用的效率，体现出中小企业所具有的机制与决策较为灵活之优势，跨国之间的并购行为十分活跃。目前，我国在境外的投资正在从原来十分单一的大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转变为包括许多中小企业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主体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且从在国外设置流通领域的贸易企业为主向，成立加工贸易类企业或者专业市场。宏观经济调控所具有的资源导向性能够促进企业持续不断地学习国内外先进的企业经营管理经验以及运行模式，让我国中小企业产品在全球竞争中能够处在更加有利的位置上。
（2）当前宏观货币政策对中小企业融资造成的影响
一是明确中小企业发展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要想方设法，持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变化着的宏观经济和国际经济形势对于中国经济的深入发展必然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中小企业为我国经济建设以及社会稳定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为了保持中国经济的稳定与持续发展，应当致力于积极发展中小企业。应当尽快地制定出帮助与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相配套的财政、税收以及金融等方面的利好政策。我国尽管已经制定出台了《中小企业促进法》，但是和日本政府曾经颁布过的《中小企业基本法》与《中小企业技术开发促进临时措施法》等数十多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法律体系比较起来，我国这一部仅有的法规显然力度好不够。有鉴于此，国家应当快速建立起和《中小企业促进法》相适合的一整套较为健全完善的中小企业融资法律法规体系。各地方政府也应当制定出适合于本地的，专门用于发展本地中小企业的地方性法律法规，从而为中小企业的继续发展作出贡献。
二是立足资本市场形成多层次融资途径。依据一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我国部分中小企业的融资问卷调查，在固定资产投资上，有66%的中小企业没有能够从商业金融机构得到贷款，有62%中小企业的自有资金超过投资比重的80%之上；在流动资金贷款上，有44%的中小企业没有能够从商业金融机构得到贷款，有52%企业的自有资金在流动资金中的比重达到了80%以上，即便是得到了贷款，贷款的期限比较短，贷款的规模小。鉴于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逐步调整，商业金融机构的信贷也进行了相应的调整，然而，对于众多中小企业而言，依然处于一种杯水车薪的状况，而资本市场的滞后又进一步提高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度。所以，政府应当进一步地发展与完善本国的资本市场，形成多个层次的融资新推进。除了依靠于目前的商业银行信贷支持之外，还应当涵盖融资担保、风险投资以及发行中小企业联合债券等措施，并鼓励那些条件成熟的中小企业筹备上市。
三是健全完善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制，2008年，我国国务院就出台了关于鼓励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意见，其中明确要求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建设融资信用担保机制。当前，我国担保机构主要有政策性信用担保、互助担保以及商业性担保机构等三种不同的类型。但是，我国担保体系尚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策性信用担保的比例太高，担保机构没有相应的风险补偿与风险分散等方面的机制。所以，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融资信用担保机制显得十分迫切。政府应当将实施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作为扶持中小企业融资的重要措施来抓。要通过设置担保基金、建设担保机构互助担保基金，从而形成更加多元化的担保方式，保障信用担保机构的资金来源能够更加稳定。要积极强化担保风险控制与管理，使担保机构和商业金融机构能够共同建立健全担保资金补偿体系，从而切实降低商业金融机构贷款的风险。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政府宏观货币政策的调整对于广大中小企业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就整体而言，随着我国经济重新回到保增长的轨道以后，货币与信贷政策都一定会有相应的放松，而财政政策也将变得更为积极，因此，今后一个时期的宏观经济大走势也将变得更为温和，这就能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创设出更为宽松的环境，促进其取得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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