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发展史篇1
关键词:依法治国 发展历史 现状 思考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各项制度、社会事务规划逐渐与国际接轨，同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国家的要求也越来越迫切。从1982年宪法的颁布实施到四次重大修改，我国在走向现代、文明、法治、富强过程中价值取向和制度建构取得了重大进步与变革。《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相继出台，从具体制度上凸现了人权、民主和法治的价值观，标志着中国法治进程的逐渐成熟。这些法律法规为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推动依法治国方略发挥了重要作用。经历了20多年的发展，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但在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很大的问题。
1依法行政的含义及在我国的发展历史
1.1含义
依法行政是现代社会法治国家所奉行的普遍准则，是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是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行使其行政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必须有法律的授权，并依据法律规定。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及人们对该活动进行评价的标准。简言之，就是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责、管理公共事务必须由法律授权并依法律规定。
依法行政并非我国首先提出的原则，而是最早源自大陆法系国家。它是指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符合法律，即国家的公共管理活动，诸如税务局收税、公安局维持秩序、出版局管理出版文化市场、财政局管理资金等所有公共管理活动必须依法进行，符合法律的规定。这是依法行政的一个最基本的要求。但在我国实践中对此理解有偏差，认为“依法治国”就是用法来统治公民，而“依法行政”就是用法来管束公民，这些理解都是错误的。
依法行政首先要有法，没有法就没有行政依据的基础。如，在我国既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也包括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甚至包括国务院各部、委制定的行政规章和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亦即规章以上的法律文件都是行政管理活动的依据;其次，依法行政之中的“行政”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所从事的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因此，依法行政是指行政机关在从事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过程中，必须遵守法律，符合法律规定，完全按照法律的要求去做，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依法行政的标准。
依法行政是建设法治国家在行政领域的体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是对依法治国的落实，其根本含义是要用法来管理社会，而不是用法统治行政相对人，行政相对人与行政机关处在同一管理规范之下，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这是依法行政的真谛所在。
1.2依法行政在我国的发展历史
我国最早的行政法制建设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根据孙中山先生“五权分立”的宪法思想颁布了宪法文件，实行五权制，同时也制定了一些行政法令并设立行政法院管辖行政诉讼，但当时只是形式，作用极其有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法制建设曾一度受到重视，行政法也应运而生。由于缺乏法制建设的经验，便仿效苏联，根据宪法制定了一系列规范行政组织的法律，颁布了各种行政管理法规，但未能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监督和控权机制。自1957年起，在“左”的思想干扰下，法律受到轻视，法治被否定，政策代替了法律，行政法滞步不前。在随后的“文革”时期，法律虚无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民主和法治惨遭践踏和抛弃。因此，这一时期依法行政的作用空间很小甚至没有。
我国依法行政得到重视和迅速发展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要求建立与之相应的社会主义法制。1984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同志提出:国家管理“要从依政策办事逐步过渡到不仅依靠政策还要建立健全法制，依法办事”。此后，行政法学者呼吁国家要重视和加强行政法制，在行政管理领域实现依法办事，依法行政，提出了行政合法性原则即依法行政原则。1993年八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各级政府要依法行政，严格依法办事”，确立了依法行政原则。19%年3月召开的十届人大四次会议明确指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构想。党的十五大则明确指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伟大目标，自此依法行政准则基本确立。到目前为止，《国家公务员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监察法》、《行政复议法》、《立法法》、《政府采购法》相继出台，我国的依法行政制度不断完善。
2依法行政在我国取得的成就
2.1行政立法步伐加快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的行政管理基本上还是以“人治”为主。而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状况才逐渐改变，国家开始制定法律法规，逐步以依法办事取代依政策、依领导人批示办事。此后，国家立法步伐加快。截止目前，全国人大及其常驻委会通过了近200多个法律或决议，其中大多数是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国务院共制定了700多个行政法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以及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的人民政府，省、自治区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也制定了30001)多个行政规章。
2.2行政管理更加法制化
近十多年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以来，党和国家实行依法治国方略，推行依法行政，使行政管理逐步朝法治化方向迈进。国务院常委会审议通过并颁布实施《国家公务员法》，使各级公务员制度已初步建立，人事管理很多制度的改革取得突破性进展;行政机构改革正在稳步推进。自党的十五大以来，国务院已经实施了机构改革，部分省、市的机构改革也已进行，整个行政机构改革正在稳步推行。
2.3行政诉讼制度已建立
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民事诉讼法(试行)》，首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审理法律规定的行政案件，这是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胎儿。1989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标志着我国行政诉讼制度的正式建立。该法自1990年10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在我国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颂，《行政诉讼法》实施十年来，全国各级法院共受理一审行政案件58.6万起，其中约有40%的案件原告胜诉。
政法发展史篇2
突出重点，把握宏观知识体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共分为十五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本课程的序言部分，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精髓。作为一本书的序言往往是最没有考察价值的，因此第一和第二章不是考察重点，可以当选择题来看。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容，自然是考察重点。第五章到第十五章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那这部分哪些章节是重点呢?我们可以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看成一棵树。这棵树的主干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五章)，其赖以生长的土壤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六章)。供应这棵体系之树的水和肥料是社会主义改革和对外开放(第七章)，即促其发展壮大的外在条件。经过30年的发展结出了6个丰硕的果实：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和第十三章。成果的享有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第十四章)这棵树的浇灌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第十五章)。而体现这棵体系之树价值的是它的果实。第八、九、十、十一章是社会主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和谐社会)取得的果实，又是重中之重。因此，重点章节是三、四、八、九、十、十一这六章。这六章出分析题的可能性最大。比如2009年考察了第八章经济体制的改革，2010年考察了第十一章和谐社会的内容。
解析难点不仅要求同学们学习中要突出重点，还要解析难点。这是考研中得分最低、最容易拉开分数的知识点。建议大家在复习的时候，一定要对难理解的知识点吃透，不能模凌两可，直到彻底掌握为止。
采取灵活多变的意义记忆，切忌死记硬背“毛中特”部分记忆的东西比较多，理解性的东西少，但要进行有意记忆而不是机械记忆，应掌握记忆技巧。
关键词精确绑定记忆法：在知识点下面划线的时候，切忌整句都画下来，这样方便记忆。比如，1938年，毛泽东在当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只划出黑体加粗的关键词加以记忆即可。
（来源：文章屋网）
政法发展史篇3
宁波市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保护办法全文第一条 为了加强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保护，规范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的利用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浙江省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和《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海上丝绸之路史迹(以下简称海丝史迹)的保护、管理和利用，适用于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的海丝史迹，是指本市与海上丝绸之路相关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建筑，包括永丰库遗址、上林湖越窑遗址、天童寺、保国寺。
第四条 海丝史迹保护应当遵循保护为主、科学规划、合理利用、依法管理的原则，确保海丝史迹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
第五条 市人民政府和海丝史迹所在地的区县(市)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海丝史迹保护工作，指导、协调海丝史迹保护工作的重大事项，并将海丝史迹保护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六条 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海丝史迹保护的监督管理，并组织实施本办法。
海丝史迹所在地的区县(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海丝史迹保护的日常监督管理。
城乡规划、财政、公安、宗教事务、旅游、环境保护、水利、住房和城乡建设、国土资源、林业、教育等行政管理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有关海丝史迹的保护工作。
海丝史迹所在地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协助做好海丝史迹的保护工作。
第七条 文物、旅游、教育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组织开展海丝史迹保护宣传教育，增强公众的海丝史迹保护意识。
本市新闻媒体应当开展海丝史迹保护的宣传，普及海丝史迹保护知识。
第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保护海丝史迹的义务，并有权对破坏海丝史迹的行为进行劝阻、检举和控告。
鼓励海丝史迹所在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依法组织制定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建立群众性保护组织，参与海丝史迹的保护管理。
鼓励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组织及其成员参与海丝史迹的知识宣传和保护工作。
鼓励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设立海丝史迹保护社会基金。
对在海丝史迹保护、管理、利用和捐赠中作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市人民政府和海丝史迹所在地的区县(市)人民政府或者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给予表彰。
第九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城乡规划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组织编制海丝史迹保护规划，依法报经批准后公布施行。
海丝史迹保护规划应当明确海丝史迹的构成、保护标准和保护重点，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分类制定保护管理措施。
海丝史迹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按照文物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划定，同时应当符合国家对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和缓冲区的保护要求。
海丝史迹所在地的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海丝史迹保护规划，制定本行政区域内海丝史迹保护工作的具体实施方案。
第十条 海丝史迹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划定后，应当依法设置标志说明。标志说明应当载明海丝史迹的名称、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公布机关、公布日期等内容。
海丝史迹所在地的区县(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标志说明的维护和管理。
第十一条 海丝史迹保护范围内，禁止实施下列行为:
(一)刻划、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损坏文物;
(二)倾倒、堆放垃圾或者超标排放废水、污水;
(三)擅自进行爆破、钻探、挖掘等作业;
(四)非法移动、拆除、污损或者以其他方式损坏海丝史迹标志说明;
(五)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危害海丝史迹的行为。
第十二条 海丝史迹保护范围内，不得擅自进行与文物保护无关的工程建设。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海丝史迹保护范围内进行工程建设的，必须保证海丝史迹的安全，并依法报经批准。
在海丝史迹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工程建设，应当符合海丝史迹保护规划，不得破坏海丝史迹的环境景观和历史风貌，并依法报经批准。
第十三条 海丝史迹保护实行专家咨询制度。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建由文物、城乡规划、民族宗教、旅游、水利、住房和城乡建设、环境保护等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
制定海丝史迹保护规划、保护范围内开展工程建设以及决定其他与海丝史迹保护有关的重要事项，应当听取咨询委员会的意见。
第十四条 海丝史迹应当按照《宁波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确定保护管理责任人。保护管理责任人难以确定的，由海丝史迹所在地的区县(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十五条 海丝史迹的保护管理责任人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负责海丝史迹的修缮、保养和管理，但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修缮、迁移、重建、拆除海丝史迹;
(二)负责落实海丝史迹的防火、防盗、防水、防虫、防坍塌等安全措施;
(三)发现危害海丝史迹安全的险情时，应当立即采取救护措施，并向所在地的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四)配合文物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开展各类文物保护检查工作。
市和海丝史迹所在地的区县(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保护管理责任人签订保护管理责任书。保护管理责任书应当载明责任人的保护管理义务和依法获得指导、培训、帮助等权利。
第十六条 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海丝史迹保护管理责任人，应当分别制定海丝史迹保护专项应急预案。
突发事件发生后，事发所在地的区县(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和海丝史迹保护管理责任人，应当依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应急预案的规定开展应急救援和处置工作。
第十七条 海丝史迹保护应当有利于改善周边居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
海丝史迹所在地的区县(市)人民政府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决定海丝史迹保护中的重大事项，应当听取公众意见。
第十八条 海丝史迹应当向社会公众开放，其保护管理责任人可以根据史迹保护要求控制参观范围、参观时间和参观人数。
海丝史迹的展示与配套设施的设置应当与其整体环境、历史氛围和文化属性相协调。
第十九条 鼓励和支持设立展示和传播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的博物馆、历史陈列馆等文化场馆。
鼓励和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开展海丝史迹保护的科学研究，提高海丝史迹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科学水平。
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开展海丝史迹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合作与交流。
第二十条 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旅游服务、文化展示、文化创意等产业，应当符合海丝史迹保护规划，尊重所在场所的宗教习俗和民间风俗，不得破坏海丝史迹。
市人民政府和海丝史迹所在地的区县(市)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发挥海丝史迹的桥梁纽带作用，加强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第二十一条 市和区县(市)旅游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挖掘整合海丝史迹旅游资源，鼓励企业和个人开发海上丝绸之路旅游产品，发展特色旅游产业。
市和区县(市)文物、知识产权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海丝史迹的名称、标识、品牌文化的建设和传播，推动其商标和域名注册，做好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第二十二条 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组织对海丝史迹进行监测巡视，监测巡视报告。
市和海丝史迹所在地的区县(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在监测巡视时，发现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应当依法及时处理;涉及相关行政管理部门职责的，应当将有关情况书面告知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查处信息及时反馈文物行政主管部门。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 违反本办法第十一条第四项规定，非法移动、拆除、污损或者以其他方式损坏海丝史迹标志说明的，由海丝史迹所在地的区县(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可以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五条 文物、城乡规划等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海丝史迹保护工作中徇私舞弊、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20xx年1月1日起施行。
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发展在陆上丝绸之路之前，已有了海上丝绸之路。
海上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外国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它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
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历代有所变迁，但只有泉州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认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其他城市并无获此殊荣。
政法发展史篇4
[关键词]蔡和森党史研究方法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
蔡和森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建党初期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以下简称《党史的发展》）是蔡和森在莫斯科中共旅俄支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的一部党史专著。学术界对蔡和森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他的各种思想、他所主编的《向导》以及他的专著的研究，而缺少对蔡和森党史研究方法的研究。笔者在研究《党史的发展》一文的基础上，分析了蔡和森的几种党史研究方法并得出一些启示，希望对当代党史研究提供一些借鉴。
一、蔡和森开创党史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在《党史的发展》一文中，蔡和森主要使用了四种方法：历史分析法，阶级分析法，比较研究法，辩证分析法。
1.历史分析法。历史分析方法就是从客观实际出发，把研究对象放到当时当地具体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范围内，用联系的方法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地分析。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在《党史的发展》中，蔡和森十分注重历史分析法的运用，强调对社会背景的研究分析。他说：“我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所以绝对不会把一个政党的产生当作是脑筋中幻想出来的，或是几个学者塑造出来的。一个政党的发生，必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的。”[1]p2对于如何让党员同志了解党的具体情况，蔡和森强调首先要了解党的历史。在《党史的发展》的开篇，蔡和森指出，要做一名好党员，必须要明确自己的责任，了解党的历史。当时听取蔡和森报告的党员同志离国已久，对党以及党内部的情况知之甚少，对党发展的阶段、程度以及道路问题都不了解。对于这一系列问题，蔡和森指出：“这不是绝对空想所能答复的，而是必须以历史的方法答复的。”[1]p2面对党员同志的不解，蔡和森并没有臆造出答案，而是把党的具体情况放在了党的历史背景中加以阐述。接着，蔡和森在阐述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原因时，用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背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政治的责任”两章的内容，来具体分析党产生的国内外背景。他在分析中共二大、四大的国内外背景时，用“职工运动”“党的政治生活”两个章节来分析二大时的国内外背景，用“南方、广东的政治情形”“北方的政治情形”“工人运动的情形”等章节来论述四大时的政治背景。此外，不论是论述党的第一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还是党的第二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蔡和森都贯彻着历史分析法，他在论述后者时指出：“我们要知道第二次扩大会议的情形，就要先知道这时的一般情形。”[1]p61以上种种都表明蔡和森在党史研究的过程中，坚持用历史分析法，将党的建设与发展放到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中进行分析。
2.阶级分析法。阶级分析法要求在对某历史现象进行研究时，分析其所体现的阶级关系，从本质上揭示和把握他们的阶级本质，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察和研究阶级现象的方法。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马克思曾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因此，在研究党史的过程中，如果离开阶级分析的方法，就不可能准确地把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规律。在《党史的发展》中，阶级分析法得到了很好的运用。蔡和森在论述中国共产党政治责任时，分析了社会各阶级的力量。他指出：“要明白中国共产党的责任，不仅要明白其政治的环境还须知道各阶级的力量如何、关系如何，如此才能得到明确的观念。”[1]p10他详细分析了帝国主义入侵后，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各新阶级的产生，以及原有阶级所发生的新变化。他在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时，详细分析了各阶级的革命参与情况，指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虽然参与了革命，但不能指导革命;农民还未参与到革命中来;无产阶级尚未能占据领导地位。他在论述中共四大的意义和内容时，详细分析了各阶级在民族革命中的地位与趋向，明确指出：“愈是上层的阶级在革命中的妥协心也愈大，只有无产阶级是民族革命的领导者。”[1]p55他在分析党在五卅运动中的政策时，剖析了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指出“他们怕帝国主义，在另一方面又怕工人”[1]p60。正是由于蔡和森运用了阶级分析法，才能准确把握当时中国的革命形势，才能准确把握当时社会生活的规律。
3.比较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是指在一定的概念框架下，对某些相同或相似的历史现象进行对比分析的研究方法，判别其异同，分析其原因，从而找出某种共同规律和特殊规律的方法。主要分为纵向比较法和横向比较法，纵向比较法指将不同时期的相似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的方法，横向比较法只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的历史现象进行比较的方法。在《党史的发展》中，蔡和森使用了这一方法。蔡和森首先纵向比较了清朝政府前后的信用权力变化来说明中国旧的统治阶级的统治状况。在鸦片战争之前，清廷的信用权力很大，人民群众对清廷还是比较信任的。但自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旧统治阶级的政治信用逐渐衰退，最终完全丧失。蔡和森从三个方面论述了旧统治阶级完全丧失政治信用的原因：一是鸦片输入中国后，中国的现银逐渐流失。二是人民的赋税日益加重，人民不堪重负。三是清廷向公行行贿。清廷的政治权威逐渐丧失，农民经济逐渐破产，两个阶级的斗争愈加激烈。蔡和森又横向比较了中国与俄国社会来说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蔡和森分别分析了俄国与中国的革命背景，指出在当时的革命情形下，社会与的方法均已无法适应革命形势，客观上已要求有新的政党新的方法来指导革命。在中国，这一重任就落在了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蔡和森通过这样的横向比较，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上的地位。
4.辩证分析法。辩证分析法即要求实事求是、辩证全面地看待问题，既肯定成绩，也指出不足。在《党史的发展》中，蔡和森十分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求全面地看问题。蔡和森在论述中国政治环境时，辩证地指出：“无论中、法、英、印的共产党都是一样的，共同的。但各个政治环境是不同的。”[1]p9蔡和森并没有片面地认为一样的共产党就拥有一样的政治背景，他全面分析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和中国的政治环境，具体阐述了二者之间的异同，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环境是“资产阶级德莫克拉西尚未成功，而是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中国”[1]p10;还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责任是“不仅负有解放无产阶级的责任，并且负有民族革命的责任”[1]p10。他在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也是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不因人废言、因人废事。对于陈独秀，蔡和森在文中批判了他中共三大以来的右倾观点，但也肯定了他对革命作出的积极贡献，例如他在上海小沙渡设立的工人补习学校，1920年在上海创立共产主义小组，等等。对于戴季陶，蔡和森在做《党史的发展》的报告时，戴季陶已经成为，李汉俊也已另组织了社会，但蔡和森并没有因此否定他们曾对革命作出的贡献。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除了《新青年》外，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所组织的《星期评论》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蔡和森指出：“应工人阶级之兴起，社会主义思想传来，戴等受此影响而宣传社会主义，办了《星期评论》刊，在当时很受全国学生的欢迎，并结合了一部分先进分子，如李汉俊、沈玄庐、沈仲九（以前亦为我们的同志，但不久退出了）、施存统、吴明等。”[1]p7蔡和森这种一分为二、实事求是的辩证分析方法，对于我们正确评价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蔡和森党史研究方法的现实价值
中共党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中共党史对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探索党的建设规律、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有着重要的意义，而研究党史必须使用科学的研究方法。蔡和森作为党史研究的第一人，他在《党史的发展》一文中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对当代中共党史的研究仍有重要的启示。
1.坚持历史分析法，并从时展的高度不断推陈出新。只有坚持用历史分析法来对党史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只有如实刻画党史人物的思想活动及其特点，我们的党史才会真实生动，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历史分析法并不是蔡和森所创造的，但他却是将此方法运用到中共党史研究的第一人，从而奠定了中共党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法的基础。党的历届领导核心对党史的研究都坚持运用并发展了历史分析法，对斯大林的客观评价以及邓小平对的错误的正确分析等，都是科学运用历史分析方法的体现。在当代党史研究中，历史分析方法已成为广大研究者的共识，但这种共识更多的是思想认识层面的共识，在具体的运用中往往会出现部分差错，比如苛求历史、拔高历史等，这就要求广大研究者要坚持做到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要求去解释历史，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去评判历史人物，要把历史事件和人物放到其时代背景中去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时代在不断地发展与进步，随着党史研究的深入推进以及我国党史研究者参与国际学术交流的不断增强，党史研究在传统历史分析法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形成了从单一化向多元化的转变，开始广泛关注和科学运用心态史学法和计量史学法，这两种方法的运用使得中共党史的研究更加深刻全面。中共党史是各种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因此我们要时刻把握时代脉搏，站在时展的高度，在坚持传统历史分析法的同时，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以更好地研究党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帮助。
2.在党史研究中正确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法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我国党史研究的主要方法之一。然而纵观中共党史的研究历程，长期以来在阶级分析法的运用上明显存在着两种主要倾向：一种是20世纪70年代之前，尤其是“”期间，阶级分析法是中共党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几乎是唯一的方法;另一种是80年代后，党史研究很少再使用阶级分析法。这两种倾向都较为极端，在党史研究中，我们既不能只拘泥于单一的研究方法，也不能完全摒弃这种科学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当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时，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则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表现在社会领域中就是阶级斗争。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说：“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中国的革命斗争史其实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其间充满了诸如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农民阶级与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等。因此，坚持阶级分析法是正确分析研究党史的必要方法。此外，许多党史研究资料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带有一定的阶级烙印，完全摒弃阶级分析法也是不现实、不科学的。所以，为了更加客观、全面地研究党史，我们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把阶级分析法与时代的发展要求相结合，做到与时俱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灵活使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在史学研究中，古今中外的史学家运用比较分析法来进行史学研究已有着悠久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很重视比较研究方法的运用，曾指出：“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2]p287比较分析法分为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两个方面，具体到中共党史学科中，横向比较主要是运用于同一时期的不同人物、不同思想和不同事件的对比，纵向比较主要是运用于党史不同时期发生的具有相似点的人物或事件的比较。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都要做到对比的全面性和系统性，不仅要比较国内不同的事件和人物，还要将国内与国外的不同事件和人物进行比较。《党史的发展》作为我国第一部党史研究著作，蔡和森在文中准确而全面地运用了比较分析的方法，为之后的党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借鉴。如今，虽然将比较分析法运用到党史研究已经引起了很高的重视，但总体来讲，使用比较分析法研究出的党史成果还不算太多，比较党史学的学科分支也没有建立起来。运用比较分析法研究党史，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事物的特质和事物的发展规律，以利于产生新发现、研究出新成果。因此，我们在今后的党史研究中，要灵活正确地运用比较分析的党史研究方法，即必须要将比较研究法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本质上的比较，积极建立比较党史学科的体系。
4.继续解放思想，打破传统思想的影响，辩证地分析问题。辩证分析法运用到党史研究中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杜绝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二是力求全面分析问题，避免主观性或片面性地看问题。在《党史的发展》中，蔡和森正确使用了辩证分析法，不因过错而抹杀他人功绩，全面客观地分析各项事件和人物，真正做到了“不以人论事，不以事论人，不因人废事，不因人废言”[3]p117。这正是党史研究必需的方法和态度，是蔡和森研究党史的一个重要特色。在党的历史上，尤其是“”期间，辩证分析法并没有被很好地贯彻下去，对事件或人物的评价有失客观公正。面对“”期间大量被歪曲的史实，我们急需拨乱反正，恢复历史的真实面目，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我们都在强调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冲破传统思维和个人好恶的束缚，还历史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努力，我们已纠正了过去被歪曲、篡改了的历史事实，党史研究在实事求是的道路上已经前进了一大步，但仍有些许不足。而在我们当代的党史研究过程中又新出现了许多新问题，研究过程中又出现了许多新资料和新认识，我们需要继续解放思想，充分掌握各种史实资料，进一步冲破传统思维和个人好恶的束缚，使党史研究更加真实、更加深入。
参考文献：
[1]蔡和森.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政法发展史篇5
为了更准确地描述这_领域研究的基本状况，笔者统计并分析了部分重点期刊①1979-2013年间发表的有关中共政治思想史的学术论文，共计483篇，发现有三个主要特征：
第从党史研究的整体状况来看，对建国后中共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处于薄弱地带。《中共党史研究》2012年与2013年两年发表的各类文章的总数近480篇,9份期刊关于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总数仅相当于这份期刊两年的总量，可见中共政治思想史所占比例之低。另外，在这483篇论文中，研究建国后60余年相关问题的仅有197篇，占整个政治思想史的41%,远少于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28年政治思想史所占比例。由此可见，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整个中共党史研究中处于弱势地位,而建国后部分又在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处于弱势地位,是研究的薄弱地带。
第二，从研究主题来看，专题研究整体稍多于人物研究,但在部分时期情况则相反。9份期刊中，中共政治思想史专题研究约占57%,人物研究约占43%。建国后部分专题研究占58%,略多于人物研究，与整个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基本情况相同。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两个阶段的主题分布差异较大。在前一时期，人物研究在数量上仅为专题研究的一半;而后一时期，人物研究则在数量上超过专题研究，占总量的58%。总的来说，人物研究所占比例接近1/2,这反映出人物研究是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载体。
在人物政治思想研究中，不平衡现象突出。综合各时期，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占所有人物政治思想研究总数的44%,将近占人物研究总数的一半，其他人物所占比例则较少。同时,人物研究数量上的不平衡呈现出阶段性特点: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主要集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政治思想研究占了近九成，超过了其他人物研究的总和。在研究成果方面，关于重要人物的政治思想，一般都已有专著出版，如杨树祯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研究》(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徐久刚《邓小平政治思想专题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而对于一些非重点人物，其政治思想往往只是作为所有思想的某一方面加以述说，如王继平等人所著的《蔡和森思想论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龚强华《李先念生平与思想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等则将其政治思想同哲学、经济等方面的思想集成一书。
第三，从时间分布上来看,1980年代是整个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高峰，建国以来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的高峰则出现在1990年代。9份期刊1980-1989年共发表中共政治思想史论文154篇，占34年总数的31.9%;1990-1999年共发表168篇，占总数的34.8%;2000-2009年共发表129篇，占总数的26.7%;2010-2013年共发表32篇，占6.6%。1990年代中共政治思想史的发文数量看似超过了1980年代和新世纪头14年。但实际上,此次统计的期刊并非都是从197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现在，其中一些期刊创于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如《党的文献》(1988年创刊)、《当代中国史研究》(1994年创刊)，《毛泽东思想研究》则在1990年代出现增刊。如排除这类刊物，1990年文数量明显少于1980年代，不到它的90%,而新世纪头10年发文数量又只有1990年代的80%。由此可以看出，1980年代，中共政治思想史研究在数量上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峰，之后呈现出逐渐下滑的态势。在毛泽东民主思想中，目前学界关注较多的是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关于‘‘大民主”的定义，早期很多学者认为“大民主”就是急风骤雨式的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45](p207-208)李晓社则进一步分析了‘‘大民主”的手段和目的，他指出毛泽东对大民主涵义的理解包括三层意思：第一，“大民主”实质上是‘‘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第二“大民主”的主要形式或手段是‘‘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其三“大民主”的目的是对所谓的“敌人”实行专政。[46在此基础上，有的研究者意识到毛泽东所谓的‘‘大民主”是从主张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人那里借用来的概念，毛是针对西方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提出的“大民主”。47]杨德山更进一步发现，毛泽东的“大民主”针对的不仅是西方式民主，其内容也并非单纯的群众运动。1956年至1957年间，毛泽东提及的‘‘大民主”有五种：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大民主”、波匈式的“大民主”、革命年代群众运动式的“大民主”“闹事”式的“大民主”和“四大”式的‘‘大民主”。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否定了包括群众运动在内的前四种“大民主”，而选择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式的民主，这才是毛泽东所谓的“大民主”。“四大”式的‘‘大民主”有其独有的特点：有针对敌我矛盾的_面，但不带暴力性质，属于“文斗”;有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_面，但具有群众运动特性，所以更具威力;有反对官僚主义斗争性的一面,但有组织性和可控性，而少破坏性和不可控性。
由于学者们各自对“大民主”的理解不同，因此在毛泽东选择‘‘大民主”原因这个问题上存在许多分岐。高锡文将“大民主”理解为以“四大”为形式的群众运动，进而将毛选择“大民主”的原因归结为四个方面:革命年代群众运动惯性延伸;“四大”形式与基层民众文化传统的契合，即群众需要更为简单、更容易接受的民主形式;实现政治理想强烈愿望的推动;阶级斗争的思维模式影响。49]杨德山则视毛泽东的“大民主”为一种有别与革命年代群众运动的新形式，因此他认为毛泽东选择“四大”式的‘‘大民主”主要是受当时认识水平所限。
(二)周恩来
对周恩来政治思想的研究聚焦于其统一战线思想，还有学者研究周恩来的过渡思想、民主思想、执政思想等,但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不及前者。王淑琴和郭新新将周恩来统_战线思想发展变化过程分为萌发、形成、成熟和丰富四个阶段:第一次国共合作为萌发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曰战争前期为形成时期;抗战中、后期，此阶段为周恩来统战思想成熟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是丰富和发展时期，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_是明确提出在革命胜利之后也要长期坚持统一战线，二是肯定民主党派的历史作用，要求坚持和完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
针对很多研究者视角局限于国内统一战线，彭明和陈答才则提出周恩来统一战线思想应该包括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建国之后周恩来外交思想是他的统一战线思想的一部分。
(三)刘少奇
国内关于刘少奇政治思想的研究也包括许多方面，如法制思想、民主政治思想、社会主义社会矛盾思想等，但热点是其关于社会主义矛盾的思想。
刘少奇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的研究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刘少奇人民内部矛盾思想，另一个是刘少奇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一些研究者认为刘少奇最早提出了‘‘人民内部矛盾”的概念,如吕小蓟指出，刘少奇在1951年思考国营工厂内部出现的管理机关和工人群众之间的矛盾时就已经提出了该问题，后来逐渐将人民内部矛盾扩展到对整个社会的认识。后来受“高饶事件”等影响，刘少奇中止了对人民内部矛盾的探究。
在对刘少奇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认识的研究中，王双梅认为刘少奇的认识经历了两次重大的转变:从1948年9月到12月，刘少奇认为建国后的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在正式接收城市后，刘少奇意识到设想与现实的差距，因而在1949年7月4日给斯大林书面报告中提出新中国外部是与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矛盾和斗争，内部是人民民主专政内的各阶级、各党派间的矛盾和斗争,外部矛盾是主要矛盾，而内部矛盾是次要矛盾。“三反“五反”运动后，刘少奇逐渐恢复以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的认识。63任晓伟注意到，虽然刘少奇曾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提到内外矛盾问题，但从1949年8月离苏返京到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之前，他没有再强调与三大敌人残余势力的斗争是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甚至没有再使用过‘‘主要矛盾”或“基本矛盾”的概念。出现这个现象的原因是将与三大敌人残余势力斗争列为主要矛盾的提法有缺陷：既然是“残余势力”，它的地位就不应该是‘‘主要矛盾”。刘少奇意识到这个问题，就不再提主要矛盾的问题。
(四)邓小平
邓小平政治思想内涵十分丰富，学者们的研究涉及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稳定思想、民主政治思想、法制思想等许多方面。上文已介绍了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研究状况，此处介绍后面几个方面。
不同学者对邓小平稳定思想的定义不同。有的学者从广义出发，认为邓小平的稳定思想包括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形势稳定、社会秩序安定和思想情绪稳定等诸多方面。65张彬则认为，从《邓小平文选》中关于稳定的用法来看,虽然“稳定”内涵十分丰富，但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政治稳定”的略称。邓小平政治稳定思想包括局势稳定、政治生活稳定和基本政策稳定三方面。56](p204_2w)关于邓小平稳定思想形成的过程，严励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第_阶段是“文革”后期复出期间，初步形成稳定思想;第二阶段是1977年恢复工作至1988年，邓小平对如何维护稳定和创造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都作了一系列论述;第三阶段是1989年到1997年，1989年2月，邓小平提出了稳定这一概念，北京政治风波后更加完善。57]此外,还有人从实现途径入手研究邓小平的稳定思想。
关于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的内容，学界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早期研究者的界定较为简略,黄如军认为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包括三个方面：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不照搬西方民主模式，坚持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基本政治制度。59吴宏放的分析更加详细，他认为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包括九个方面：民主政治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基础是党和人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探索;重点是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动力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方法是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积极稳妥地推进;依靠力量是人民群众;保障是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根本目的是实现和发展广大人民的利益。60立足于更加宏观的视角，戴玉琴认为邓小平民主政治思想包括四个方面：民主政治发展的协调性;民主政治发展的全球性与民族性;民主目标取向的现实性与可行性;民主进程的渐进性与稳定性。
在邓小平法制思想由哪些部分组成这个问题上，研究者之间也存在分歧。张建田与钱寿根认为邓小平法制思想由八个方面组成:核心思想是强调法制建设必须为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法制建设必须同经济建设并举;法制发展的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是加强立法，制定完备的法律;发展方向是与民主政治建设结合起来;坚决依法从重从快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是法制建设重要内容之健全法制的关键是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的各项制度;执政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法制建设的重要保障是建立一支宏大的知法、守法、执法队伍。m(f43_227)高文则认为实现‘‘依法治国”才是邓小平民主法制思想的核心，并提出邓小平法制思想有两个新的内容:基本方针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目的是增强国民的法制观念，这也是法制建设的根本问题。刘娟指出，从法律制度上健全对腐败现象的监督机制和防范机制是邓小平法制思想最重要的部分之一。
该分为彼此相对独立，但实质关联密切的三个阶段，即“夺取政权”理论(1921.7—1949.9)、“巩固和建设政权”理论(1949.10—1978.12)、“政治发展”理论(1979.1—)。其中，“巩固和建设政权”理论既以“夺取政权”理论为根据，又是它的自然地延伸、发展;而“政治发展”理论则以“巩固和建设政权”理论为基础,又在对它的经验教训作总结和反思前提下而形成。如果不能抓住这条主线，就会使个案研究失去导向、标准，使阶段性研究陷入凌乱、破碎状态。
政法发展史篇6
一、紧紧围绕以史传世，切实加强党史修编工作
征集党史资料，修编好党史正本，是党史部门的首要任务和重点工作。党史正本是存史留志的重要保证，是进行党史研究的根本依据，是醒世后人的主要教材。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把修编好党史正本作为最大的资政课题来抓，全力做好党史正本的修编工作。一是要深入挖掘党史资源，广泛征集党史资料。要采取馆藏查档、专题征集、座谈采访、实地考察等方法，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认真搜集查找第一手党史资料。既要有宏观资料，又要有微观资料；既要有正面资料，又要有反面资料。真正做到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掌握和占有资料。二是要耐心细致地整理和分析研究党史资料。要切实耐得住寂寞，不怕麻烦，不怕枯燥，能够坐得下来，耐心细致地整理党史资料，分析研究党史资料。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整理、分析、研究党史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真正掌握那些有利用和借鉴价值的党史资料。三是准确客观地纪录党的历史，编写好党史正本。要遵循史记规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客观公正地记述各个时期党的历史，编写好党史正本。党史正本要以史实为依据，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真实准确，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提供依据，真正成为教育群众的好教材，成为精品之作，传世之作。
二、紧紧围绕以史资政，切实加强党史研究工作
我们党是执政党，认真研究党的历史发展进程，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重大战略决策，重大战略部署，都是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以史资政、服务大局是我们党史工作的重要职责。我们要切实加强党史研究工作，真正做到以史鉴今、服务现实。一是切实加强执政规律的研究，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借鉴。深入分析研究世界各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研究我们党多年执政的特点和成功经验，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拿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供党和政府采用，使我们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二是切实加强党建工作的研究，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供保证。认真总结我们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廉政建设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我们在推进党的建设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积极探索我们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路子，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献计献策。三是切实加强改革和建设的研究，为推动经济更快更好发展提供服务。站在历史的高度，认真总结新时期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从本地实际出发，在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布局、发展举措等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为市委和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四是切实加强政策措施的研究，为党和政府解决前进道路中的问题提供帮助。要从时代的新要求和民众的新期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为民惠民的政策主张和惩腐安邦的重要办法和举措，为党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前进道路中的问题提供帮助。
政法发展史篇7
法学史，是描述法学的起源、发展和演变之过程，揭示这一过程背后发挥作用的各种要素和关系，即法学发展之规律性的一门学问。比较法学史就是对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和各个时代之法学的发展历史和发展规律进行比较研究的科学。它在此处的含义，不是比较法学的历史分析，而是法学史的比较研究。
虽然学术界对法制史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早，如在中国，公元1世纪班固(公元32-92年)所撰写的《汉书》就开始了对历代法律制度发展演变史的阐述，其中《刑法志》就国家与法的起源、汉代以前历朝的立法史和司法制度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和阐述。由此，《汉书·刑法志》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法律史研究作品。
在西方，早在公元2世纪古罗马时代，著名法学家庞波尼乌斯(sextuspomponius，约160年去世)在其罗马法《教本》(enchiridium)一书中，就对自罗马王政时代(公元前8世纪)至庞波尼乌斯生活的时代(公元2世纪)约1000余年中罗马法律发展演变的历史进行了总结，成为西方历史上最早的一部法律史著作。
但是，对法学史的研究则是比较晚才出现的。格老秀斯(h．grotius，1583-1645)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曾对历史上(从古希腊时代开始)各位先贤(如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等)关于公民权利(人身权和财产权保护)的理论、占有和时效理论、关于契约及其效力的学说、关于国家的地位以及其责任的理论、条约理论、外交使节与外交关系的理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说等做了非常详尽的叙述和评价，其内容已经涉及诸多法律学说史、比较法学史的问题，虽然不很系统，但也已经显示了格老秀斯对以往法律学说的重视。因此，《战争与和平法》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西方历史最早的法学史和比较法学史的著作。
1748年，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l’eu，1689-1755)出版了《论法的精神》一书，这部凝聚了作者20余年心血的作品，不仅对历史上各种类型的法律制度以及法律事件等做了详细的描述和分析，而且对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一前322年)以来历史上关于政体的学说、洛克(j．locke，1632—1704年)以后关于分权的理论以及历代关于法与其他各种社会现象、人类生活环境之关系的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的审视和研究，因而开启了法社会学、比较法、法律史、法学史和比较法学史等多门学科研究的先河。尤其是他对政体理论史、分权学说史的梳理，为后世学术界的宪政及部门法学史(学说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经验。
进入19世纪以后，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代表萨维尼(f．c．savigny，1779—1861年)以其《占有权论》(1803年)、《论当代立法和法学的使命》(1814年)、《中世纪罗马法史》(第一版6卷，1834—1851年)和《现代罗马法的体系》(全8卷，1840—1849年)等力作，傲视欧美法学界。在萨维尼的作品中，不仅有历代法律史料的整理和研究，也有自罗马以来各种占有权学说、民法体系理论的梳理和评述，有罗马法学家法学理论的分析和总结。正是由于萨维尼的辛勤劳动，才初步形成了近代民法学的体系，并将历史上的特别是中世纪罗马法和法学的成果传达至后世。可以说，萨维尼对近代法学史和比较法学史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然，在西方历史上，严格意义上的第一部法学史和比较法学史作品当数麦克道纳尔(sirjohnmacdonell)和曼逊(edwardmanson)合著的《世界上伟大的法学家》(greatjuristsoftheworld)一书了(boston，1914)。该书是美国著名法学家威格摩尔(johnh．wigmore，1863—1943年)主编的ll卷本丛书“欧陆法律史丛书”中的一种，与其他各卷主要论述法律制度史(如德国法律史、法国公法史、法国私法史等)不同，该书主要是对自古罗马至近代欧洲2000余年中有着巨大影响力的26位法学家(如盖尤斯、培根、盂德斯鸠等)及其理论学说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作者评述的法学家，涉及各个历史时期，也涉及不同的国家与地区，不仅有生平事迹和学术贡献的评述，也有不同理论和学说的比较分析。
在笔者的视野内，外国语文献中直接署“法学史”书名的著作是德国法学家苏尔兹(f．schulz)的《罗马法学史》(historyofromanlegalscience)(ox-ford，1946)和日本法学家碧海纯一、伊藤正己、村上淳一主编的《法学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76年版)。前者对罗马法学的诞生、发展、历史分期以及在各个时期的法学家及其作品做了详细的介绍和评述。如关于罗马法学的诞生，作者明确指出：“随着《十二表法》而来的时期(公元前5—3世纪)，罗马法学还一直处在它的幼年期——法学的青春期是在共和国的最后一个世纪(公元前1世纪)，而成熟期是在哈德良(p．a．hadrianus，公元117—138年在位)皇帝时期(公元2世纪)”。关于罗马法学的兴盛，作者指出：“在图拉真(trajdxitls，公元98一117年在位)和哈德良皇帝时期，这一[法学]发展的曲线确实达到了它的顶点(如同元首政治达到了它的顶点一样)。[法学家]尤利安(julian)的《学说汇纂》是这一时期罗马法学的最伟大成果。法学家支配的法学一本文由http://收集整理直延续到了元首政治的末期。尤利安以后，虽然在法学上不时出现一些微小的衰退，但在整体上，一直到3世纪中叶，法学仍然保持在一个相当的水平上。”此外，作者还对罗马各个时期叫得出名字的200多位法学家的生平事迹以及作品、学说做了论述。
后者即碧海纯一、伊藤正己、村上淳一主编的《法学史》，是一本体系化的法学史著作。它从罗马法学的诞生起步，分别介绍和评述了法、德、英、美等国的法学发展历史，最后以介绍、评价和批判日本的法学结束，虽然由多人写就，但因为作者都是相关研究领域里的一流学者，故全书给人以一气呵成的感觉，资料翔实，论证有力，语言流畅，是一本少见的上乘之作。作为一个东方国家，日本原本也是一个法制后进的国家，其法和法学的发展都是通过学习模仿西方列强的经验而达到比较发达之境界，因此在探索研究法学发展的历史时，还无底气创作一部《日本法学史》的作品，其推出的第一部法学史著作《法学史》，重点描述的是罗马以及近代西方各主
要国家的法学史，其实就是一部西方法学史。但也正是这一特点，正是日本学者将古代罗马以及近代法、德、英、美的法学史，与日本的法学史进行了比较，因而使日本的法学史研究一开始就带上了比较的色彩，比较法学史研究也因而得以诞生，并成为此后各法学史研究者的共同选择，如笔者的《西方法学史》讲述的是西方各主要国家的法学发展史，《中国法学史》虽然以中国古代的律学和近代以后的法学为研究对象，但是在许多章节都开展了与西方和日本法学史的比较。
那么，经过一二百年时间逐步兴起的比较法学史研究，具体包括了哪些内容呢?笔者认为，比较法学史的研究大体包含了如下六个方面的内涵。
第一，关于法学的诞生、发展之过程的比较。如中国古代法学的诞生和发展，与古代罗马法学的诞生、发展之过程，就有许多异同；近代英美法系的法学，和大陆法系的法学的诞生、发展也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和区别；近代中国的法学，和日本的法学之间，既有很多模仿、相似之处，又有许多变异和发展的地方。对这些相同点和差异(变异或本土化)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了解各个国家、各个地区和各个时代之法学的传承、特征以及未来走向，提升我们对世界法学发展的整体认识。
第二，法学体系之内容变迁的比较。法学体系的内容非常丰富，从大的方面来分，有理论法学、技术法学和实务法学等；从部门法学来分，有法理学，法史学，宪法学，行政法学，民法学，商法学，经济法学，环境与资源法学，知识产权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国际法学等。对法学体系内容变迁之比较，具体如中美商法学史的比较、中法行政法学史的比较、中日刑法学史的比较等。这种比较研究，不仅可以大大丰富我国法学体系的内涵，而且可以为我国的立法提供历史的、域外的经验和教训，为我国的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和司法制度的改革等，提供理念和知识的借鉴。
第三，法学史上经典作品的比较。如古代希腊思想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一前347年)的《法律篇》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的比较，古代希腊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作品与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cicero，公元前106～前43年)的自然法著作的比较，近代英国思想家洛克的《政府论》和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以及卢梭(jeanj．rous一8eau，1712—1778年)的《社会契约论》之间的比较，德国法学家萨维尼的《现代罗马法体系》和法国法学家惹尼(f．g6ny，1861—1956年)的《实存私法上的解释方法与法源》的比较，等等。通过这种经典作品的比较，可以让我们知道整个法律科学之内容递嬗和思想传承，对法学史学科有更深的理解和把握。
第四，法学发展史上著名人物的比较。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在法学发展史上，都曾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法学家，由于他们的非凡的学术创造力，高度的思想智慧，以及勤奋刻苦的敬业精神，推动着各自的法律科学向前发展。这些著名法学家，在西方古代，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乌尔比安、帕比尼安、盖尤斯、保罗、阿佐、阿库修斯、居亚斯等；在古代中国，有苟况、韩非、李斯、张释之、张汤、于定国、郭躬、陈宠、张斐、刘颂、孔稚硅、封氏家族等；在近代西方，有孟德斯鸠、布莱克斯通、边沁、贝卡利亚、梅因、胡果、萨维尼、费尔巴哈、普赫塔、奥斯汀、戴雪、惹尼、耶林、祁克、李斯特、梅特兰、庞德、霍姆斯等；在近代以后的东方，有穗积陈重、美浓部达吉、牧野英一、我妻荣、沈家本、伍廷芳、董康、江庸、张知本、王宠惠、吴经熊等。将这些法学家进行比较研究，不管是他们的生平，或是他们的著作，还是他们的思想，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第五，法学史上研究方法的比较。在世界法学发展史上，涌现过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如中世纪欧洲的注释方法、评注方法、人文主义方法，近代西方的分析实证主义方法，历史方法，哲理方法，社会学方法，经济分析方法，等等。由于法学研究方法的不同，往往会形成不同的法学流派，如注释法学派、评论法学派、人文主义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哲理法学派、社会学法学派、经济分析法学派，等等。对各种不同的法学方法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深化对方法论的认识，在研究中丰富方法论的运用，加深对法学的内涵、特点和发展演变的规律的把握。
第六，对推动法学发展之哲学基础和理论指导的比较研究。法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某种哲学世界观的指导，离不开一定的理论学说的引路，也离不开社会上占主流地位的价值观的推动。而对这种哲学世界观、理论学说和价值观的比较研究，可以使我们加深对法学史的内涵的认识与理解，加深对法学发展史上显现出来的特点的认识与把握，也加深我们对法律发展规律的认识与把握。比较法学史，有了这种比较研究，才能上升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比较法学史研究，有其重要目的。从学术角度观察，主要是丰富我国法学史研究的历史内涵和方法手段。一方面，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开始走上了学习移植西方法和法学的道路，1901年开始由沈家本(1840—1913)、伍廷芳(1842—1922)牵头领导的修律变法，以移植西方法和法学、创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法和法学体系为目标。至中华民国中叶(20世纪30年代)，这一目标从形式上看已经基本达到。但是，评价一个国家法学的发展和进步，只关注该国自身的法学发展的历史是不够的，还必须将其置于近代世界，至少是近代亚洲的视野内考察，才能得出比较客观合适的结论，而比较法学史研究在这方面就可以有所贡献。通过和西方各主要国家的法学史，以及日本、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法学史的比较，我们就可以了解我国法学诞生起步的源头以及在世界、在亚洲的地位。另一方面，开展比较法学史的研究，可以在我们原来的比较方法、实证方法、训诂方法、统计方法等以外，再增加一种新的方法和手段，或者新的视角，更有利于法学史的研究。
从实务角度来分析，“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国的法制建设，面临着许多难点和热点法律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当然是要求我们法学研究工作者深入实际，面对问题，从我国自身法学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采摘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手段和措施，但从外国法学发展的历史中，吸收好的经验，为我所用，也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尤其是我国近代以后的法律制度(包括原则、术语等)，基本上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因此，在消化、吸收、转化这些外来的法律制度、原则和术语，解决当前中国的法律难题过程中，借鉴、移植外国尤其是西方(即母国)的法学理论和法律学说，总结
他们在用法学理论、学说指导法制建设实践的经验，是一个成本低、见效快的合适途径。比如，我国法学界关于一些重大法律理论和实务问题如法的本位、人权的性质、法律解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良性违宪、司法审查权、行政主体、行政处罚权和行政许可权、行政复议的性质、国家赔偿与民事赔偿之关系、纠纷的解决机制、无罪推定、检察机关的性质与定位、民事诉权的定位、民事裁判的既判力、证明标准等，在各国法学史上都曾发生过，并且在有些国家已经有了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和结论。
政法发展史篇8
【关键词】新闻史；传播史；教材分析；历史分期
近年来新闻传播史学的教材层出不穷，但是水准却参差不齐，一本好的教材不仅能给教学带来正确的史料和素材，同时可以正确地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新闻史观和价值观。笔者本文研究的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方汉奇教授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史》。
关于教材的分期问题，该书前三章和后三章是按照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脉络来写的。中间的十章，笔者认为是否可以改变传统的采用按政治运动来分期的方式划分章节，把新闻事业史和政治斗争史区别开来，抛弃传统的政治分期法，而是根据新闻报刊的兴衰演变来划分。
其实关于新闻史教材中的分期问题，学术界一直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以中国通史的分期为标准，以政治运动分期，这种分期方式方便大家理解记忆，但是不能突出新闻事业自身的规律，同时会对新闻史教材的内容编排和选择产生很大的影响。新闻史内容容易被政治因素所捆绑，受到当今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左右，从而体现出内容上的详略不当、观点上的严重倾向，甚至一些在新闻史上比较重要的内容，因为与政治的关系而被迫删除或者简略，而一些在新闻史上并不重要的内容，因为政治的需要加大篇幅，浓墨重彩的记述。
第二种是以报刊历史的宏观进展为依据，将新闻事业发展史从政治运动史当中剥离出来进行研究。这样的分期方式虽然有利于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并且能较清晰的把握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规律，有一种一脉相承的感觉，但是这种分期的标准难以清晰界定，学术上众说纷纭；同时，新闻传播事业的研究也很难完全从政治中抽离出来，做到毫无意识形态的影子，因此所以这种方法实际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在新闻史教学中，新闻史学教材除了给学生提供清晰的历史分期、正确的新闻史实之外，还需要提供丰富的新闻历史经验教训和总结，帮助学生深刻地认识过去与现在的联系，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总结出指导现实、指导现在的道理和方法，提高对社会的认知能力、判断能力，而这一能力是当代新闻工作者最需要的。学习新闻史，目的就是为了把握新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高对社会发展的分析预测能力。
但是笔者发现在该教材中，很少有那种规律性、总结性的内容，甚至连一些启发性的介绍材料都没有。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介绍常常是宏观不足、微观有余。对历史人物的介绍，着重分析的是其政治背景、工作职务，以及改人物的新闻活动给政治运动带来的历史影响，而其成长过程、思想演变的过程、对新闻事业带来的贡献，这些学生最感兴趣的内容却很少提及。对历史事件的介绍，并不是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环境中，而是单单把历史事件抽离出来，摆脱大的社会背景去介绍，因此教材中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就成了一个个孤立的概念，前后几乎没有连接。因此，笔者在看完全书之后，脑中留下的只是一个一个的概念、人物和事件，完全没有一条历史发展的主线和脉络，更谈不上历史事件的比较和分析了，又何谈对历史的总结和对未来的预测呢？即使有一些零星的史论结合，也是在歌颂某些社会组织是如何拥护新闻事业，反对势力是如何迫害新闻事业的，政治宣教的意味过强，而新闻史教学的意味被淡化。
那么教材应当如何做出改变？笔者认为应该更多的通过新闻史实的比较来寻找特点、总结规律。也就是将不同的但是彼此关联的新闻史实进行分析和比较，掌握它们之间的关系，总结发展变化的原因、经过和影响，从而归纳出中国新闻传播史发展的规律。在新闻史的教学中，历史人物和事件是一条主线，新闻史教学过程中，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背诵某个新闻人物的事迹，也不是记住某个新闻事件的来龙去脉、起承转合，而是通过总结新闻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培养学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只有掌握了历史辩证法，才能全面、客观地评价历史现象，以史为鉴，面向未来。
笔者发现，该教材中，除了缺乏中文新闻事业的纵向对比之外，还缺乏中外新闻事业的横向对比。教材中很少有章节介绍中国各阶段的新闻传播事业，在同一时期世界新闻传播界所处的地位和发展情况，即便是书中关于改革开放以后的新闻史，也没有对其在世界新闻界的情况做一个对比和分析。这种做法很难使中国学生对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情况，做一个全面的认识。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是被抽离出全世界之外来研究的，并且与其他国家的新闻事业发展毫无关系的独立发展。由于新闻事业其历史发展的空间联系，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甚至不同的人类文明之间的新闻传播是相互关联的，将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孤立于世界之外的做法，是无法解释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规律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中国新闻传播史》这本教材的使用中，应当进行纵向和横向的延伸。所谓纵向的延伸，就是在中国新闻事业史的大框架之内，充分进行历史前后的对比和研究，分析中国新闻史上不同人物、不同党派、不同史实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总结出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规律。所谓横向的延伸，就是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各个时期，放到世界新闻事业发展的大背景中去比较和研究，同时也要放到中国社会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乃至宗教发展的大背景中去，了解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国际水平，分析中外新闻史之间的相互联系，形成一种大传播史观。
参考文献
[1]陈力丹.新闻史研究的新话题[n].中华新闻报，2004-04-16（2）.
[2]陆晔，俞卫东.新闻教育与新闻专业化，上海从业者调查报告之五[J].新闻记者，2003（5）.
[3]吴廷俊.新闻史研究的新话题[n].中华新闻报，2004-05-10（3）.
政法发展史篇9
一、紧紧围绕以史传世，切实加强党史修编工作
征集党史资料，修编好党史正本，是党史部门的首要任务和重点工作。党史正本是存史留志的重要保证，是进行党史研究的根本依据，是教育后人的主要教材。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要下大力量，全力做好党史正本的征编工作。一是要深入挖掘党史资源,广泛征集党史资料。要采取馆藏查档、专题征集、座谈采访、实地考察等方法,通过官方和民间两种渠道,认真搜集查找第一手党史资料。既要有宏观资料,又要有微观资料;既要有正面资料,又要有反面资料。真正做到全面系统、客观准确地掌握和占有资料。二是要准确翔实地记述党的历史,编写好党的正史。要遵循史记规律,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整理、分析、研究党史资料，以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客观公正地记述各个时期党的历史，编写好党史正本。党史正本要以史实为依据，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为深入研究党的历史提供依据，真正成为教育群众的好教材，成为精品之作，传世之作。
二、紧紧围绕以史资政，切实加强党史研究工作
我们党是执政党，认真研究党的历史发展进程，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对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党和国家的一系列重大方针原则，重大战略决策，重大战略部署，都是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以史资政、服务大局是我们党史工作的重要职责。我们要切实加强党史研究工作，真正做到以史鉴今、服务现实。一是切实加强执政规律的研究，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供借鉴。深入分析研究世界各国政党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深入分析研究我们党多年执政的特点和成功经验，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拿出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供党和政府采用，使我们党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二是切实加强党建工作的研究，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提供保证。认真总结我们党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廉政建设等方面的成功经验，深入研究我们在推进党的建设中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积极探索我们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路子，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献计献策。三是切实加强改革和建设的研究，为推动经济更快更好发展提供服务。站在历史的高度，认真总结新时期党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从本地实际出发，在发展理念、发展思路、发展布局、发展举措等方面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为市委和政府提供智力支持。四是切实加强政策措施的研究，为党和政府解决前进道路中的问题提供帮助。要从时代的新要求和民众的新期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一些热点、难点问题，提出为民惠民的政策主张和惩腐安邦的重要办法和举措，为党和政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解决前进道路中的问题提供帮助。
三、紧紧围绕以史育人，切实加强党史宣教工作
政法发展史篇10
几年前，我在学习宪法，研究宪法思想史的时候，我就在考虑，研究宪法史有意义吗？中国的宪政追求是连续的吗？以前的制度和思想对我们现今的宪政还有现实的意义吗？不站在学术的“潮头浪尖”，又能给宪法学带来多大的推动呢？这些问题使我陷入了良久的困苦之中。然而，韩大元教授却一如既往，不仅研究宪法学发展的前沿问题，还在潜心研究中国的宪法史，出版了《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 这部洋洋洒洒近六十万字的著作。应该说，这对我的触动还是比较大的。
“潮头浪尖”固然重要，但是真正不竭的动力却是来自底层绵延汹涌的历史暗流。缺少历史维度的研究，是一种没有根的研究。“成熟的宪法学首先以成熟的宪法史、宪法学说史、宪法思想史与宪法制度史的经验与知识作为依托。”现实总是在历史中发展，舍弃传统是不可能的。人的理性总是有限的，不能以历史的经验为依托而进行大胆粗放的研究设计，那是危险的。这里，还不仅仅是以史为鉴的问题，更是传承发展的问题。传统，经验，都活生生地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又焉能漠视？又岂敢舍弃呢？
以宪法历史与事实来说明宪法理论已成为宪法学发展的重要趋势。正如该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宪法史体现了一个民族探索正义与理性的精神与过程，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去了解的历史事实”。很多人动不动就批评我们的宪法，批评新中国宪法的历史。然而，究竟有多少人是知道我们的宪法是如何制定的，为什么是这样的而不是那样的表述，其中的条文又包含着什么样的内涵？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平台，只会是牢骚满腹，妨碍真正学术的发展。这是要不得的。或许新中国的宪法是有其局限性的，但是我们需要以宽容的态度来认真对待她。这毕竟是我们宪政的起点。阅读《1954年与新中国宪政》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今天探讨的很多问题在1954年宪法制定的时候就已经有相应的论述了。有很多问题我们还是需要回到1954年宪法来比较理解分析判断。1954年宪法是一个源头，流淌至今，虽历经波折，但还是注入了1982年宪法的血液之中。1954年宪法的精神可以说是现行宪法的基本的灵魂。不理解1954年宪法，就不能理解我们现今的宪法。
《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对五四宪法的研究虽非拓荒者，但是他的研究确实是空前的，给我们展现了1954年宪法的整个场景。《1954年宪法与新中国宪政》对五四宪法史的研究，给我的启发就是研究、理解宪法需要以宪法史为基础，研究宪法史需要以促进现今的宪政追求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