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制度的概念篇1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金融消费者保护文献综述
一、国际上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的研究
金融消费者保护在国际上很早就开始了理论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michaeltaylor在《aRegulatoryStructureForthenewCentury》（1995）提出的“双峰理论”（twopeaks），他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并行的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二是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目标。前者旨在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风险。后者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与减少金融消费者受到欺诈与不公平待遇。
而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的研究成为热门。其中，SharonL.tennyson在《analyzingtheRoleforaConsumerFinancialprotectionagency》（2009）中提到之前很多讨论都集中在消费者是不是非理性以及辨别能力不足，所以需要家长式的监管机构来进行“照顾”。而且不当的消费者保护是否会带来金融危机。而SharonL.tennyson认为这种讨论其实是错位的，消费者保护是金融市场中是必须的。因为金融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消费者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辨别金融产品的品质。而消费者要获得这些信息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巨大的。所以从信息不对称的角度来看，消费者保护是非常有必要的。而erikF.Gerding在《theSubprimeCrisisandtheLinkbetweenConsumerFinancialprotectionandSystemicRisk》（2009）一文从次贷危机入手，首先认为次贷危机的产生告诉我们审慎监管与消费者保护必须分离。其次，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个人进行风险保护，同时也可以防止系统性风险。该文所提到的系统性风险，是指在次贷危机中消费者借贷的高违约率，这种不可预测和高度相关的违约会使整个市场都处在风险之中。而金融消费者保护可以通过降低消费者借贷违约的层级、使违约更可预测、降低违约的高关联性等方法来缓和这种风险。SusanL.Rutledge在名为《ConsumerprotectionandFinancialLiteracy：LessonsfromnineCountryStudies》（2010）的报告中考察了九个中等收入国家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与该国民众理财常识（FinancialLiteracy）的联系。该报告认为良好的消费者保护可以确保消费者做出较为明智的决定，并且不会受到到欺骗和不公平的待遇以及个人隐私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基于这个原因，金融消费者保护也需要得到重视与加强。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基于各个角度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必要性进行论述。GailHillebrand在《BeforetheGrandRethinking：FivethingstoDotodaywithpaymentsLawandtenprinciplestoGuidenewpaymentsproductsandnewpaymentsLaw》（2008）一文中从消费者分期付款的角度看到金融创新的快速发展是监管当局需要提供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原因。Brucei.Carlin和SimonGervais在《LegalprotectioninRetailFinancialmarkets》（2009）一文中，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理论分析，同时对金融机构时常提供信息服务给金融中介这种行为进行考虑，由此提出一个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模型进行分析，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不仅仅是法律上的义务，更是对市场参与和经济增长的有益驱动。Romaninderst和marcoottaviani在《Consumerprotectioninmarketswithadvice》（2010）则着眼于中介的佣金模式，认为现有的佣金模式存在道德风险，会导致金融中介给予消费者不恰当的购买建议，在此基础上提出对金融消费者进行保护。
二、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理论的研究
相比国外，我国学者在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上通过建模来进行论证的较少，大部分都是通过法学或法经济学角度进行阐述。如吴弘、徐振在《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理探析》（2009）指出，由于金融市场上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在经济实力、专业知识、产品信息等方面实质性的不平等，以及金融创新的不断推进，会不断出现金融消费者利益受损的现象，金融监管当局应当整合立法、司法、执法资源，加大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力度。同时，他们还分别从社会学、经济学以及金融监管理论的角度，分析了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理论依据，认为经营者阶层与消费者阶层的利益冲突，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平衡；契约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矫正；逐步取代“经营者”的“消费者”，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来保障。
朱晓磊、姚佳在《美国次贷危机对我国消费信贷法律规制的重思―以保护金融信用消费者为视角》（2009）一文中站在经济法学的角度认为，金融消费者保护始终根源于消费者本位理念，是公平理念和以人为本理念的体现，是消费者本位理念的升华，因此，充分地重视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实属必要，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平衡金融信用消费者与金融机构之间的利益关系，才能充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实现，也才能进一步促进金融消费的发展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韩冷那在《从征信体系实践论金融消费者信息权益的保护》（2010）从征信问题入手，认为在金融消费中，金融机构站在绝对的优势地位，金融消费者明显处于弱势地位，在消费者金融知识和信息普遍缺乏的情况下，金融机构没有履行“一对一”的告知和教育义务，可能造成个人的信用记录在无主观故意的情况下产生不良信用信息。从这个角度来看，金融消费者保护势在必行。
另外，高明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基于委托模型的研究》（2011）、孙天琦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市场失灵、政府介入与道德风险的防范》（2012）、顾根银的《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究》（2012）分别集中于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与信息严重不对称、消费者金融专业知识贫乏与认知偏差等方面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监管进行研究。
三、我国关于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的研究
金融消费者作为消费者概念在金融监管领域的延伸，我国早已有学者对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如王利明2002年就在《消费者的概念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调整范围》一文中认为消费者是指非以盈利为目的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人。消费者这一概念是与经营者相对应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指的“消费者”原则上仅限于自然人，而不应当包括单位，单位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当受合同法调整。
王伟玲在《金融消费者权益及其保护初探》（2002）一文中较早地使用了金融消费者的提法，并结合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阐述了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内容。2006年12月，我国《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第一次采用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指出要更好地满足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充分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利益。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频繁使用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我国学界也开始大量涌现关于对金融消费者基本理论的探究。
如张伍愚和刘敏的《金融消费者概念合理性探析》（2010）从金融消费者的特征与投资者概念的区别及该群体适用法律规则的特殊性进行分析。该文作者认为，“金融消费者”较“投资者“有着理念及规则适用上的优越性。首先，在外延上具有伸张性。因为金融消费者一词统摄了金融诸业中的一方当事人，无论金融创新的速度多么快捷，“金融消费者”皆能以不变应万变，囊括这些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购买者。而“投资者”的概念仅出现在我国的证券类法律法规中，一般仅指称证券市场上有价证券的购买者。其次，除了专业投资人进行的营利性投资之外，普通的证券投资仍可以看成是一种金融消费。并且随着随着金融技术、金融科技的发展，金融产品的日益复杂，作为金融消费者的“投资者”日益趋于信息弱势地位，对投资者、股东如若采取民商法上私权救济的制度设计，停留于权利义务的简单设定，难以确保其利益得到合理保护。邢会强在《澳大利亚金融服务督察机制及其对消费者的保护》（2009）与《金融危机治乱循环与金融法的改进路径――金融法中“三足定理”的提出》（2010）明确提出应将“消费者”概念延伸至金融领域，金融领域中的客户、存款人、投资者、股东、持有人、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者等，无论是个人还是符合一定标准的小企业，都应视为金融消费者。李健男在《金融消费者法律界定新论―以中国金融消费者特别保护机制的构建为视角》（2011）认为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应该以解决金融消费者在金融消费交易中的“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这一核心问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由于金融消费交易的特殊性，即使是企业法人（不含金融企业法人），在金融消费交易中，与个人消费者一样会陷入“信息严重不对称与对信息的严重依赖并存”之中，都需要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特别保护。最后他做出界定：金融消费者，是指在金融交易中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同时对金融经营者一方的信息披露存在严重依赖性的自然人、法人以及其他组织，但不包括金融企业法人。
从比较法的视角来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廖凡的《金融消费者的概念与范围：一个比较法的视角》（2012）。他在文章中指出传统消费者概念适用于金融领域时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现有金融行业立法在保护性上的不足，使得在我国构建金融消费者概念具有现实必要性。同时国外立法实践表明，金融消费者概念与范围主要是实践塑造的产物，与金融监管模式和监管体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而对于我国来说，应从现实情况出发，现今较为可行的做法是对金融消费者进行宽松的界定，使其涵盖整个金融服务领域，而在消费者保护制度方面则遵循最低限度协调原则，只做出总体性、原则性的规定，由行业监管部门基于行业特点和监管需要指定实施细则；与此同时，保留和延续既有的证券投资者概念和投资者保护制度，实现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两个概念、两套制度并用。还值得一提的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局长焦瑾璞的《金融消费者概念的内涵与外延》（2013），因作者的官员身份，某种程度可以代表官方对金融消费者概念的认识与理解。焦瑾璞在该文中分析认为金融消费者的内涵首先是具备一定专业能力的自然人与一般自然人，其次还包括证券、保险投资者。在外延上为：一、已接受、正接受以及正考虑接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或服务的自然人都应在金融消费者保护范围内。二、间接因其他人金融消费而与金融机构产生权利义务关系的自然人也属于金融消费者的范畴。
此外，还有郭丹的《金融消费者之法律界定》（2010）、于春敏《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2010）、周荃《金融消费者概念之提倡》（2011）、谢松松《金融消费者保护基本问题研究》（2012）等文献均对金融消费者概念进行研究。
由上可知，关于金融消费者概念的探讨，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金融消费者是否应限于自然人、传统意义上资本市场的投资者是否应纳入金融消费者范畴这三个问题。
四、小结
可以看到，尽管金融消费者早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但在金融消费者概念的界定与保护等相关理论上许多重要问题仍旧未能达成共识，存在较大的争议。甚至如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本身是否应该被单独提出，是否应该被格外立法保护这样的基本问题，都没有一个共同的声音。从我国来说，虽然有争议，但“一行三会”均已各自在其之下成立了金融消费者（投资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大势所趋。而现今急需的是在立法上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进行界定，同时对金融消费者保护具体化，精细化，构建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制。
参考文献：
[1]全先银，程炼.奥巴马金融监管改革方案评析[J].国际经济评论，2009（9）.
金融制度的概念篇2
一、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金融资本的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著作中。“金融资本”的概念是由拉法格首先提出的。奥地利学者鲁道夫・希法亭首先对“金融资本”做了系统的阐述，并作出了卓越贡献。而列宁全面地、科学地创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金融资本的理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和垄断、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信用、股份公司以及银行的作用等学说，既揭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也构筑了研究金融资本问题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资本积累理论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走向垄断的必然性。当一个生产部门分散的资本“逐渐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到垄断的形成、资本主义信用及银行和工商业的关系等的分析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进一步研究金融资本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奥地利经济学家鲁道夫・希法亭对于金融资本问题进行了系统化并富有成果的研究。他于1910年出版了《金融资本――资本主义最新发展的研究》一书，明确地提出了“金融资本”这一理论范畴。希法亭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技术进步，企业固定资本相对投入加大和加快，资本主义有机构成迅速提高，从而造成企业利润率下降。企业为了自己的生存，便产生了通过联合和垄断以克服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此过程中，产业对银行的依赖使银行资本职能发生变化――从提供流动资本信用为主向以提供固定资本信用为主转变，股份制度所提供的条件、巨额“创业利润”的动力，使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结合为金融资本。“我们把银行资本，即通过这种途径实际上转化为产业资本的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金融资本。”列宁对金融资本问题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希法亭《金融资本》一书的影响，但他不同意希法亭给“金融资本”所下的定义，他认为生产领域中资本关系的变化是金融资本形成的基础，而希法亭“没有指出的重要因素之一，即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发展到很高的程度，就会造成垄断，而且已经造成了垄断。”列宁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指出，构成金融资本的“三个主要因素”是“大资本的发展和增长达到一定程度；银行的作用（集中和社会化）；垄断资本（控制某工业部门相当大的一部分，以致竞争被垄断所代替）”。“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结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的和这一概念的内容。”
二、金融资本在战后的新发展与金融资本概念的拓展
上述关于金融资本的论述，基于当时研究者所处时代环境，即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竞争转变的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状况，揭示了金融资本的本质、规律、形成原因、发展趋势、对社会经济的重要意义。在希法亭看来，通过各种方式实际上转变为工业资本的银行资本，即货币形式的资本，就是金融资本。希法亭的概念强调在产业资本和银行资本溶合中银行的统治作用。列宁认为金融资本是银行垄断资本与工业垄断资本混合生长而形成的一种特殊资本。金融资本既可以以银行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也可以以工业垄断资本为中心组成。今天，列宁的金融资本概念就其内核来说依然是科学的，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传统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状况新发展已缺乏应有的解释力。因此，有西方学者认为它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下的概念。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金融资本是否存在有较大的争议。我们认为金融资本概念揭示了私人垄断资本的实质和发展规律，即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引起集中和垄断，各种垄断资本必然溶合为金融资本，进行社会统治。金融资本概念的实质，体现在私人垄断资本对社会经济的控制力上。战后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但这种控制力并未削弱，并且通过各种途径得到强化。因此，金融资本的概念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仍然适用，金融资本作为最高形态的私人垄断资本，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本质的经济特征。
金融资本概念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必当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发展。战后，在生产集中和垄断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随着银行资本的高度集中和垄断化过程的加快，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采取多样形式混合成长，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与此同时，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工业垄断企业也得到很大发展，传统的金融资本概念看来已经狭窄，不能完全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现实。金融资本概念需要加以拓宽，表现在：一是二战后各种储蓄机构、保险公司、养老基金、投资基金和投资银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迅速成长为产融结合的重要力量。二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其他行业如商业、运输业、公用业及信息产业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因此，现代垄断资本的溶合，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工业资本与银行资本。为此，我们把金融资本概念拓宽为：金融资本是金融业垄断资本与非金融业垄断资本的溶合与混合生长。金融业资本不仅包括垄断性商业银行资本，也包括垄断性保险公司、投资银行和其他垄断金融机构的资本；企业资本不仅包括垄断性工业资本，也包括垄断通运输、公用事业和商业资本。只有这种广义金融资本概念，才能反映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实质。
三、我国金融资本形成的可能性和现实发展
（一）我国金融资本形成的可能性。长期以来，金融资本是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特有的范畴来使用的。然而，从金融资本形成的一般条件来看，在任何一个社会，只要存在垄断资本，就有可能产生金融资本。实际上，我国已经出现了垄断集中的趋势以及产业资本和金融业资本溶合的趋势，我国金融资本的形成开始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现象。
第一，我国已经出现了生产和资本的垄断集中趋势。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鼓励企业合并与兼并的政策和措施，推动了我国大行业、大企业和大集团的形成与发展。通过企业的合并与兼并，我国一些重要行业的市场集中度有了较大的提高。而我国的金融业从一开始就是高度集中与垄断的。随着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更多的商业银行相继成立以及专业银行商业化进程的加快，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专业银行的绝对控制地位将有所改变，但其主导地位在较长时期内仍不会动摇。
第二，我国出现了产业资本与金融业资本相互渗透的趋向。从我国历史上看，曾出现过金融资本。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1956年开始的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金融资本在我国开始逐渐消失。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产业资本与金融业资本的界限分明，两者还没有涉及股权的转化。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一些大企业经批准才开始设立财务公司，具有了产融结合的初步形态。1992年随着首都钢铁公司设立全资所有的全国性商业银行――华夏银行，标志着产融结合在中国重新出现。目前，我国产业资本向金融业资本相互渗透的方式主要有四种：第一，工业企业集团建立商业银行或财务公司；第二，非金融企业参股各类金融机构；第三，非金融企业兼营金融业；第四，金融机构参股非金融企业。
金融制度的概念篇3
关键词:金融消费者保护法/金融争端解决机构/纠纷解决机制
后危机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审视金融商品的消费者保护问题。美国2010年7月通过了《多德一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创立“消费者金融保护署”（UnitedStatesConsumerFinancialprotectionBureau，简称CFpa），作为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专门机关。其首长由总统提名、国会同意后任命，并拥有独立预算。同年6月，英国财政大臣奥斯本（Georgeosborne）亦宣布新的金融改革方向，除了将现有大部分金融监理的权责转移至英格兰银行之外，也成立负责英国金融机构及金融服务市场之消费者保护的独立机构。如今国际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趋势，即是将金融消费者保护独立于金融政策与监理，并且统筹有关银行、非银行的消费者保护；建立金融争议解决机构，施行一元化的金融监理、争议处理制度；同时也强化金融知识的普及与教育，避免因过度期待投资带来的报酬而低估隐藏的风险，藉以从源头降低可能的投资纷争。
趋同这个潮流，结合本土形势，作为“亚洲经济优等生”[1]的我国台湾地区，也于2011年6月3日通过了“金融消费者保护法”（FinancialConsumerprotectionact），以弥补金融监管漏洞，加强金融消费中弱势群体的权益保护，并作为“三次金改”[2]的重要举措予以推进。本文将就“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内容、特点进行述评，并分析祖国大陆金融消费者保护现状，试图就改革祖国大陆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提出建议。
我国台湾地区“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共分为4章、33条。第1章“总则”（第1条至第6条）界定了金融消费者的法律概念，阐述了立法主旨，明确了主管机关、金融消费者争议范围等；第2章“金融消费者之保护”（第7条至第12条）阐述了立法原则，金融广告制作者、金融服务业者所负有的义务及赔偿责任；第3章“金融消费者争议处理”（第13条至第30条）规定了金融消费争议处理机构、期限及具体程序，赋予争议处理机构专业法庭功能；最后的“附则”部分（第31条至第33条）对争议解决的法律期限，施行日期做了规定。总的来看，在内容方面，该“法”的创新主要集中在“金融消费者”的法律界定、专门争议解决机构和纠纷解决机制的设立、金融服务业的法律责任及后果的明确等方面。
一、“金融消费者”法律概念的界定
金融制度的概念篇4
关键词:物流金融融通仓仓单市场物流银行物流保险
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资本和物资交流日益频繁，这促使我国物流产业和金融产业迅猛发展。在网络和通信技术广泛应用的条件下，物流和金融之间强大的吸引力已经产生学科交融的奇葩，它给物资流通带来的巨大影响被敏锐的学者准确地捕捉到，进而从理论的高度构建出一个崭新的平台—物流金融。
物流金融理论研究的发展历程
国内物流金融的理论研究最初是沿着物资银行、仓单质押和保兑仓的业务总结开始的。早在1987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的陈淮就提出了关于构建物资银行的设想。90年代初期也有学者发表文章，探讨物资银行的运作。但是，那时的“物资银行”还带着非常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主要是探讨通过物资银行来完成物资品种的调剂和串换。由于物流的概念没有被充分发现和认识，所以当时的物资银行的概念与现在的概念存在较大差异。
1998年4月，时任陕西秦岭曾氏有限金属公司总经理的任文超探讨了利用“物资银行”解决企业的三角债问题，是这一概念的一个突破。随着物流学的不断发展，物资银行的概念也逐渐发展成熟。2003年9月，西安交大管理学院的学者于洋、冯耕中，2004年任文超以及2005年华中科技大学的王治等，都对物资银行的含义重新进行了研究，得出了比较规范的概念。仓单质押业务的理论总结始于1997年6月，当时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张平祥、韩旭杰对粮棉油货款的仓单质押业务展开了研究，但是并没有将物流的概念结合进来。
此后，随着物流学的兴起，相应的研究开始增多。2001年，烟台大学的房绍坤;2002年，学者孙宁;2003年，东南大学的郑金波;2004年，学者邵辉等对此都进行了研究。该业务与物流业发生紧密联系只是近几年的事。对于保兑仓业务的研究则是基于仓单质押业务而衍生出来的。
物流金融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是“融通仓”的研究。2002年2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罗齐和朱道立等人提出“融通仓”的概念和运作模式，迄今仍有系列成果推出。2004年5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邹小、唐元琦首次提出“物流金融”的概念，定义了它的内涵和外延，“物流金融”被正式确立为一个新的研究平台。至此，物流金融的研究对象、研究方向基本确立，并且与实践相结合归纳出了一系列的运作模式。在学科概念的发展过程中，也有学者做出探索。2005年3月，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的陈祥锋、朱道立提出了与物流金融相类似的“金融物流”的概念。但因其相对于“物流金融”在表达上不够准确，续用者不多。物流金融领域的另一项标志性成果是“物流银行”业务的出现与普及。2004年，广东发展银行在“民营100”的金融平台基础上及时推出了“物流银行”业务，期望有效解决企业的融资与发展难题。从2004年底至今物流银行业务迅速在各行业中得到应用，如中储与华夏银行的合作，福建中海物流公司、泉州正大集团与中信银行的合作等等。物流银行业务是以产品畅销、价格波动幅度小、处于正常贸易流转状态且符合质押品要求的抵押或质押为授信条件，运用实力较强的物流公司的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将银行资金流与企业的物流有机结合，向客户提供集融资、结算等多项银行业务于一体的银行综合服务业务。可以看出“物流银行”是“物资银行”业务的升华，具有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远程化和广泛性的特点。物流金融近期的研究热点主要集中在基于网络技术的物流金融产品设计和风险管理等领域。
物流金融的相关概念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的邹小芃、唐元琦首次定义了“物流金融”的概念。他们认为物流金融就是面向物流业的运营，通过开发、提供和应用各种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有效地组织和调剂物流领域中资金和信用的运动，达到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有机统一。这些资金和信用的运动包括发生在物流过程中的各种贷款、投资、信托、租赁、抵押、贴现、保险、结算、有价证券的发行与交易，收购兼并与资产重组、咨询、担保以及金融机构所办理的各类涉及物流业的中间业务等。物流金融是为物流产业提供资金融通、结算、保险等服务的金融业务，它伴随着物流产业的发展而产生。物流和金融的紧密融合能有力支持社会商品的流通，提高全社会的福利。该定义指出了物流金融所研究的领域和基本的研究方向，它还强调金融创新思维和金融工程技术的运用。
“融通仓”作为物流金融领域的重要概念最早是由复旦大学的罗齐和朱道立在2002年提出。朱道立等人系统地介绍了融通仓理论。他们认为，因为融通仓所涉及的对象数量众多，要想把这些分散的个体有机地连接起来，实现资金、信息和物流的结合，除了借助先进的信息通讯系统和交通技术之外，还要用系统的思想和方法设计出切实可行的模式和结构，包括基于动产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基于资金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基于风险管理的融通仓运作模式等三种。他们设想的融资结构有纵向结构、横向结构、星状结构和网状结构四种。这些结构的设想主要是来自对不同环境与规模类型的企业给出的因对象而异的分析。基本思路是以“仓”为突破口，运用各种各样的信息传递程序，实现对仓中动态的物资的计价，使它们可以与资本实现转化。资本、物流、仓储是企业运作过程中流动资产的三个代表性的形态，它们覆盖了企业日常运作的全部流程。朱道立等人的理论研究强调物流对金融的融资功能的辅助，注重基于银行服务的讨论，给出了第三方物流企业扩大服务范围，开发新的高利润服务项目的思路。其中虽然涉及了物流金融的结算职能，但没有把它作为重要的内容加以讨论。
物流金融理论在实践中另一个重要的应用是物流银行业务的开展。物流银行打破了固定资产抵押贷款的传统思维，创新地运用动产质押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广发银行在国内物流银行业务的开拓上走出了第一步。广发行对生产企业的一个(或多个)品牌产品在全国范围内的经销给予支持，改变了以往单个经销商达不到银行授信条件而无法获得银行支持的局面，同时银行通过全国范围内的经销商和生产商内部的调剂，分散了风险。“物流银行”与前面的“融通仓”在寻求对流通中的资产进行评估的思路上保持了一致，区别是它更多地站在银行努力寻求在扩大贷款的同时控制风险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物流金融理论的研究发展
在“物流金融”概念问世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涉足这个领域，他们的研究丰富了物流金融学的内容。刘高勇(2004)从网络技术的角度讨论了企业物流与资金流的融合。他论证了网络环境下企业物流与资金流融合的可能，其中信息充当物流和金融整合的媒介，对生产和经营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陈祥锋、朱道立(2005)提出了面向供应链的金融物流的概念，尝试从物流金融提供者的角度转换到物流金融的客户角度来开展分析。徐莉、罗茜、熊侃霞(2005)介绍了物流银行业务的特点与作用，指出开展物流银行业务面临的风险，并就风险防范和利益分配等问题提出设想。王颖琦(2005)介绍了物流保险在现实的生产过程中的应用，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唐少艺(2005)以UpS和和广东发展银行为案例，描述了第三方物流企业和金融机构开展的物流金融业务，向准备在我国开展物流金融业务的企业提出了针对市场现有状况合理运作的建议。邹小(2005)在《管理塑料价格风险的利器:网上中远期仓单市场》一书中指出，在传统现货批发市场基础上综合运用现代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模式而建立的中远期仓单市场，是全新的流通方式，极具创新意义和推广价值，能大幅降低物流成本，有效满足业界规避价格风险和违约风险的需求。该书以浙江塑料城网上交易市场为代表的仓单市场作为研究对象。从阐述仓单交易市场的基本内涵、形成、现状、功能作用和市场运作等角度入手，对网上中远期仓单市场的组织架构、市场管理、交易者、交易行为、交易目的等进行论述，对市场的操作流程和基本制度作了详细的解说，研究了衍生品交易和物流服务如何结合并产生效益和控制风险。唐少麟、乔婷婷(2006)用博弈分析的方法从风险控制的角度论证了对中小企业开展物流金融的可行性，指出相应的风险可以通过规范管理制度和采用新的管理工具(主要是管理信息系统)加以有效控制。
现实世界里，“资金”、“原材料”、“库存”这三种资产形态经常相互转换，而转换过程通常很难受到全程不间断地跟踪，特别是“物流”的过程在先进的通讯和信息技术得以广泛应用之前是很难被考察的。因而传统的会计学和金融学在研究企业运作时通常取其“现金”或“库存”的静止状态进行分析，很少涉及动态的转换。“物流金融”的长处就是能解决运动中或处在不稳定状态下的资产利用的问题。它好比社会科学中的“微积分”，使商业领域中的变量可以计量。
通过众多学者的努力，物流金融的理论体系初步建立，明确了融资、结算、风险控制等主要职能，总结出替代采购、信用证担保、仓单质押、买方信贷、授信融资和反向担保等服务模式，在实践中收到成效。UpS的综合性物流金融服务、中储股份的仓单质押融资业务、广发银行的“物流银行”、tCL应用融通仓思想开拓手机市场等案例对理论做出很好的印证。
金融制度的概念篇5
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的采访中，多数基金经理认为近期三网概念股的过度上涨纯属市场炒作。一位基金经理甚至对记者直言：“大都是虚的，风险很大。”
有些基金经理表示参与了相关概念的炒作，但参与量不是很大，操作也停留在短炒层面上。主要原因是三网融合概念比较模糊，并没有真正反映到上市公司的盈利上，还处于炒预期阶段。
不过，基金经理并不否认三网融合带来的长期投资价值，并表示未来将有一批优秀企业脱颖而出。在国家调结构以及产业升级背景下，三网融合将带动行业产业链的发展，包括内容和服务提供商、运营商以及光纤通讯设备制造商等。
长期有投资价值
“整体上看，三网融合并不是独立事件，而是在国家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下展开的，包括之前的物联网也一样。这次加快三网融合建设，是国家经济结构调整中的一个大的布盘，前景不容置疑。”一位在外调研的基金公司tmt行业分析师告诉《投资者报》记者。
三网融合涉及的行业较为广泛，主要包括通信、传媒、科技三大行业。上述分析师告诉记者，从投资的角度看，在整个产业链条中，通信设备、有线网络设备提供商最先受益，比如广电网，之前只能传输电视信号，如果要传输上网信号，中间要加很多设备，这对相关设备制造公司而言，无疑是一个实质性利好；对于电信运营商而言，最吸引人的是增值服务，包括游戏、视频以及移动支付等；对于内容提供商和服务提供商而言，利好更是不言而喻，表现在有线网络上，最直接的好处就是提高收视费。
很多基金经理并不否认三网融合所带来的长期投资价值，纷纷表示“很看好”。
“就tmt（包括通信、传媒、科技）行业而言，我跟很多机构交流过，大家都普遍认为，接下来会有一批优秀的企业脱颖而出。”深圳一位基金经理在接受《投资者报》记者采访时说。
短期有些虚高
长期看好，并不等于现在就值得买入。
根据《投资者报》记者掌握的情况，很多基金公司的分析师以及基金经理，并没有因为最近市场热炒三网融合概念，而加大对相关行业的调研力度。
“基本上没有什么研究。”这是多位基金经理给《投资者报》记者的答案，而他们当前的操作，也仅停留在短期炒概念层面上。
“参与了一些，但不是很多。”一位基金经理对记者说，“眼下看来，三网融合充其量算个市场概念，而且比较模糊，政策虽然向好，但是并没有真正体现在上市公的盈利上，纯属于炒预期。
上述基金经理正管理着一只成立不久的小盘基金。他对记者感叹道：“现在市场题材、概念满天飞，作为一个新基金，如果不参与，那就没的做；如果参与，那些股票并不便宜，由于具体实施办法不明确，所以研究也无法深入。”
金融制度的概念篇6
关键词:金融生态;内涵;社会属性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7-0160-02
金融生态研究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由于特殊国情,我国的金融生态系统还存在明显的功能不健全和脆弱性,金融生态已成为我国金融业和经济建设的核心基础,通过对金融生态问题研究,可以充实金融发展理论。
1前人对金融生态概念的界定
金融生态作为一个仿生学概念,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2004年首次提出。他将生态学的概念和理论引入金融领域,是金融理论研究方法的一大创新,引发了人们对金融生态的关注。
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金融生态的概念尚未给出明确的定义。现有的研究大多是从狭义或广义等角度对其概念和内涵进行界定。周小川(2004)认为金融生态就是指金融运行的外部环境,包括法律制度环境、中介服务体系和企业改革与银企关系等方面。李扬等(2005)认为金融生态的概念可以从自然生态的概念中引申出来,根据自然生态系统长期演化和自身的结构特征,指出金融生态是由金融主体以及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金融生态环境组成,并且两者之间彼此依存、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动态平衡系统。徐诺金(2005)借鉴和运用生态学的方法和成果,从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调节、金融生态环境三方面对我国的金融生态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金融生态是金融和金融环境之间通过资金和信息的流动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而构成的一个整体,且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系统,但其自我调节能力是有限的。
2本文对金融生态的理解
纵观现有文献,对金融生态概念的界定,目前国内学者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这些专家和学者的研究,应当说,为我们客观和深入的理解金融生态奠定了一定基础。因此,为了进一步研究的需要,本文尝试着从生态学和金融生态系统的自身特点这一角度对概念重新诠释。
2.1金融生态系统的涵义
和自然生态系统一样,金融生态系统也具有一些其类似的特点:首先,金融业经历了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动态演化进程。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同时,经济发展也不断促进金融的动态演化。其次,金融生态的基本结构是从竞争中形成的。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的最主要特征,没有劣的淘汰,就没有更有效的金融机构脱颖而出,金融业之所以比之金融生态,就是因为金融具有生命。再次,金融生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制度、文化等环境下形成的。因此,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好的环境有利于金融生态结构的优化。最后,金融生态也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的功能体系。据以上分析,金融生态应该包括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环境和金融生态调节三个方面。
然而,与一般自然生态系统又不同,自然生态系统具有最一般的自然属性。金融生态系统的各个方面则无不带有人的印记,它是由活动着的人群(居民、企业和政府等)或人群活动的积淀(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形成的,人是整个系统的核心,而人最主要的本质特征就是具有社会属性。因此,金融生态系统最主要的自身特点就是具有社会属性。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金融生态定义如下:金融生态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具有社会属性的动态平衡系统,在这一系统中,各类金融活动主体之间、金融活动主体与外部金融环境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形成了一定结构特征、发挥一定功能和拥有自动调节机制。
2.2金融生态系统的要素构成
根据上文对金融生态的定义,金融生态系统应包括金融生态主体、金融生态环境和金融生态调节三个方面。为了更深一步研究,现就这三方面分别加以阐述。
2.2.1金融生态主体
金融生态主体是具有种群特征的活动主体,是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生产者,是金融生态系统的中心。在金融生态系统中,不论是金融生态主体还是金融生态环境,都贯穿着人的行为,这使得很多金融参与者的定位出现多重性。因此
对金融生态主体的界定不能简单以金融机构为着眼点,而应以其功能划分。在现代金融市场中,一个完整的金融生态主体应包括资金供给者、资金需求者、金融中介及服务机构和金融监管机构。
2.2.2金融生态环境
金融生态环境是指与金融业生存、发展具有互动关系的社会、自然因素总和,是金融生态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特定的金融生态环境下,金融生态主体的各要素分工协作,共同完成资金从最终供给者向最终需求者的过渡或转移,支持和推动金融业的发展。可以说,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金融活动主体是否能健康发展,金融生态系统是否能实现稳定运行。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是金融生态得以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
那么金融生态环境具体由哪些因子组成呢?根据生态协同学理论,尽管一个生态系统的变量数巨大,但涉及系统变化的临界点附近,起关键作用的只有少数几个。因此,生态系统本质上是简单的,复杂的结构本身往往只由少数变量主宰。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选取了制度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和信用环境四个核心要素。其中,经济环境与信用环境因子为金融主体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生存条件。没有良好的经济环境,金融主体就难有很好的发展,金融资源总是流向经济环境和信用环境好的方向。而法律环境和制度环境为金融主体价值的实现提供了保障,是金融主体由资源――需求过程中的催化剂,影响金融主体的投入――资源和产出――需求关系,延缓、加速或提高金融主体的资源获取过程、资源增值过程和价值实现过程。综上所述,制度环境是金融生态运行的保障,经济环境是金融生态发展的基础,法律环境是金融生态运作的规范,信用环境是金融生态稳定的保证。
2.2.3金融生态调节
金融生态调节是指中央银行及金融监管部门对金融生态主体及其所处环境的调节和维护等方面的功能,目的是为了保持金融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行。只要包括自我调节和非自我调节。自我调节只要指金融主体为了适应外在环境,实现的自我适度内的调节,如利率调节机制、破产兼并调节机制等。非自我调节主要包括企业的内部管理机制、政府的干预机制和非政府组织如行业协会的调节机制等。
2.3金融生态系统的特征
按照本文对金融生态内涵的理解,不难发现,金融生态具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金融生态具有关联性。如同自然生态中各因子之间密切关联一样,金融生态各要素之间也具有十分紧密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首先表现在金融生态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如资金供求者之间以及与金融中介机构之间的相互交易,维持着金融系统的日常运转。其次在金融生态主体与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关联,如外部金融环境影响着金融活动主体的行为等。
第二,金融生态具有适应性。在自然界中,外在环境的不同会引起生物形态、生理活动和遗传特性等方面的差异,同时,生物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也不断的调整自己。和自然生态一样,由于各国金融生态环境的不同,如法律制度、经济条件和文化传统等,也会造成各国金融生态具有不同的印记。同时,为了适应各自特殊的环境,金融主体也必须动态的调节自己的交易行为。
第三,金融生态中的各因子之间具有相互依存性。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各生物之间由于食物链的存在而处于相互依存的状态,生物与其赖以生存的外部环境之间也存在依赖关系。金融生态也不例外。一方面,金融活动主体之间相互依存。如资金供给者为资金需求者提供了融金,是后者的发展带来了可能;资金需求者又为资金供给者创造了运用多余资金获得受益的机会;金融中介机构利于资金供求双方的资金调节,促进资金的运作和收益的提高。另一反面,金融活动对外部金融环境的依存。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社会环境和政策环境等,必然会窒息金融主体的金融活动,阻碍金融的运行和发展。
第四,金融生态具有演进性。自从金融活动产生以来,金融主体就依附着外在环境不断的进行或发展着金融活动,这种自发的金融活动虽然可以通过系统自身的调节功能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但随着经济社会各种新生因素的不断出现,这种平衡会遭到打破,其表现就是金融主体之间、金融主体和外在金融环境之间关系的失衡,由此而引发的金融风险与金融危机。为了防范这种风险,国家就需要制定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以恢复金融生态的平衡。可见,金融生态的平衡实质上就是从平衡到不平衡再到新的平衡这样一种动态演化进程。
第五,金融生态具有社会属性。与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然属性不同,在金融生态系统中,各个要素和子系统都是由活动着的人群(居民、企业和政府等)或人群活动的积淀(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等)形成的,“人”是整个金融生态系统的核心。换言之,金融生态系统无处不带有人的印记,它是伴随着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生而产生的,同时也参与社会活动,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金融生态具有社会属性。
参考文献
[1]周小川.法制金融生态[J].中国经济周刊,2005,(3):11-12.
金融制度的概念篇7
关键词：金融生态；金融法治环境；金融法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9922.2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0－0129－02
一、金融生态的概念及内涵
关于“生态”一词，通常从生物学上的意义上讲，是指涉由生物及非生物自然因素构成的各种生态系统的整体。人类是地球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地球生态系统潜在地、长期地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产生着持续影响。同时，人类的各种生存和发展活动也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着前所未有的型塑作用。
显而易见，“金融生态”一词属于仿生态学概念。在传统经济学、金融学理论体系中，我们无从检索到类似术语。此概念的提出，正是从类比的意义上借鉴了生态概念的合理内涵。将金融机构比作社会经济体系的成员之一，隐喻其生存和发展无法离开所处的外部环境。从广义上讲，这种外部环境既包括宏观的经济大环境，亦包括微观层面的金融环境；既包括与金融业相互影响的法律、经济、政治、信用环境等因素，又包括金融体系的内部各要素，如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工业、金融产品，通过资金链条形成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系统。
2004年，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最早将生态学概念适用于金融领域，提出有关金融生态的一系列概念，并强调运用生态学方法考察金融问题。由此，诸如金融生态或者金融生态环境等相关概念方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于各类金融书刊，至今方兴未艾。
事实上，周小川行长提出关于金融生态的新型研究理念和思路并非空穴来风，而的确是着眼于当前我国金融市场秩序恶化、金融系统发展失衡的现状所提出的，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实效性。这种现状如不能加以改变，势必危及整个金融业的稳定，甚至对经济发展造成巨大损失。我们亦不难感受到，概念本身就蕴含着对于寻求中国金融体系良性循环和平衡发展的焦虑与期待。
二、金融生态平衡的首要条件：金融法治环境
第一，法律是规范主体行为、调整社会关系的规则，金融法律就是规制金融主体之间相互关系及其行为方式的具有最低容忍度的规则体系。金融法律为确认和维持金融生态平衡状态给出了一整套价值准则、行为规范和实施方案，它界定着金融生态各子系统之间的边界。诸如金融产权规则、交易规则等，作为实现和维持金融生态平衡的基本规则，均在金融法制体系中得到具体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讲，健全完善的金融法制体系是一个安全稳定的金融市场得以存在的首要条件。没有健全的金融法制体系，就不可能有稳健的金融市场。
第二，构建金融法治环境的另一重要作用，在于预防、克制乃至消除金融市场的失灵状态，补充和达成金融市场不能完成的经济功能，避免市场有限性对金融业的影响。
综上，金融法治环境是一个完整健康的金融生态的必然构成，在维持金融生态平衡中承担着首要职责。正如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所言，金融法治环境是金融生态的主要构成元素。金融法治建设的状况必将直接影响和制约金融生态环境的有序性、稳定性、平衡性和创新能力，决定金融生态的未来走向。因此，必须大力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努力构建金融法治环境，稳步推进金融生态平衡。
三、加强金融法治建设的实际意义和功能
从功能意义上讲，金融法治建设旨在创设金融主体的活动规则，以期维护和促进金融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构建金融法制，意味着健全金融主体的市场准入、退出和公平竞争机制。这就使得实现金融组织的优胜劣汰，保持金融生态环境的良性运转成为可能。
其次，构建金融法制，意味着规范金融监管、金融组织自律和金融创新等金融活动领域，建构金融生态环境的自我调节机制。这就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确保金融生态环境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提供了一个刚性的制度化操作平台，避免了长期以来政策调整的软肋之忧。
再次，构建金融法制，意味着通过对不同类型的金融组织、金融产品和金融活动实施金融立法。这种立法的必然结果是，各种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的发展空间将得到有效延展，金融生态环境的物种多样性得以保持，金融创新得到不断激励。
四、我国金融法治建设的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金融法治建设的重要作用日益显现。党中央、国务院对于金融法治建设高度重视，取得了很大成就，此不赘述。然而，一些重大的金融法制问题尚未在法治层面上得到最终妥善解决。这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领域。
（一）规范的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缺失
规范的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是构建金融法治环境的核心内容之一。当前，规范的金融机构市场化破产机制尚未在我国建立。这直接导致以下不利后果的产生。
一方面，对金融行业的过度保护，导致经营不善乃至严重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无法及时退出市场。加之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缺失，中央银行和各级财政又不得不采取非市场化的救助手段，使得问题金融机构的风险继续沉淀累积，从而最终影响到整个金融体系的资产质量和经营水平。
另一方面，即便是少量采取市场退出措施的金融机构，其关闭仍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完成，带有明显的政策性特征。并且由于缺乏有效的存款人和投资人保障机制，金融机构的债务（尤其是个人债务）往往还是由政府兜底，隐含着很大的道德风险。
规范的金融机构和其他企业市场退出机制的欠缺，导致当前我国金融生态环境负担沉重，制约了我国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的发展。
（二）金融信用法治环境尚待完善。金融信用环境的建设是一项复杂工程，它要求在金融市场上包括金融机构在内的各个交易主体，都能够本着诚实守信的市场交易理念进行交易。作为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良好的金融信用环境不仅是文化建设、更是法制建设的结果。当前金融信用法治环境的不完备突出表现，在信贷征信业尚欠缺专门法律或法规加以规范，征信业的定位、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不够明确，对征信机构、征信业务活动进行监管无法可依。
（三）金融法治力度薄弱。对金融违法犯罪行为的有效打击是金融生态环境自我调节、自我净化机制的基础。现行《刑法》的有关规定不能满足打击金融犯罪行为的要求。《刑法》关于挪用资金罪的规定，仅适用于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挪用客户资金的行为，而不适用金融机构挪用客户资金、资产（如国债）的行为；对操纵金融机构挪用客户资金、资产的单位和个人，也很难根据《刑法》加以制裁。
（四）金融执法环境堪忧，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干预主义问题严重。执法环境对金融生态环境各项功能的充分发挥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金融执法环境的缺陷主要是执行时间长、程序复杂、成本高昂，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干预比较严重。
五、关于加快金融法治建设的前瞻性思考
鉴于上述问题，笔者认为，必须从制度建设和执法环境建设两方面入手，加快构建高效合理的金融法治环境乃至金融生态环境。
一是加快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制，这是实现金融生态平衡的一个重要法制条件。金融业是任何一个现代市场经济国家所必备的命脉产业，是体现和决定一国真正市场经济地位的重要标杆。然而，金融业的高度市场化并非是孤立无依的，必须有各类市场主体完成高度市场化的产权改制相配套实施。
二是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加快信用数据的累积，提高全社会信用质量和水平。这就必须加快征信立法步伐，规范征信业的发展，推动征信体系建设，为培育良好的信用文化夯实法制基础。征信法律制度应当明确征信业主管部门、监管职能和相关法律责任，明确征信机构的市场准入条件，规范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管理和从业人员的从业管理，规范征信业务的管理，包括信用信息的采集、存储、加工、披露和使用，明确中央基础数据库的法律地位及其与征信机构之间的关系。
三是严厉打击金融欺诈行为，努力净化金融市场。只有严厉惩治挪用金融机构客户资金、资产的违法犯罪行为，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才能有效维护社会秩序和金融稳定，充分发挥金融生态环境的自我调节和自我净化功能。当前，应当进一步扩大金融欺诈犯罪主体的范围，建立健全修改有关委托理财、金融衍生产品、金融结构性产品和金融控股公司等相关法律规范。
金融制度的概念篇8
一、台湾《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立法优点
根据台湾《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1条规定，此法的立法目的着重在于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以此为前提，本法后述无论是金融消费者、金融服务者的实体权利与责任义务规定，还是有关金融消费的纠纷解决程序机制都是对于此种立法目的的“阐释”。当然，也是《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特点之所在。1.金融服务者与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台湾《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最明显的立法特点之一便是对金融服务者和金融消费者进行了清晰、明确的概念界定。例如，《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3条对于金融服务业的行业范围规定采用列举加兜底的形式，列举的方式将金融服务业范围涵盖了传统的金融业领域，诸如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等；兜底的方式，即“其他经主管机关公告之事业”，以授予有关主管机关权力之方式应对金融业不断创新、金融服务业范围不断扩大这一事实。这种做法，不仅弥补了传统金融业分业监管的法律漏洞，而且结合当下金融业综合经营特点，迎合了金融商品创新的需要，也更有利于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利。除此之外，该条第2款将证券交易所、证券柜台买卖中心等场内交易机构排除在金融服务者范围之外，使得这种实为券商之间的交易得到其应有的法律规制（如《证券法》）。《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4条对于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也进行了清晰界定。立法者采用关系定义法，将金融消费者限定为“接受金融服务业提供金融商品或者服务者”。应当看到，这种定义方法与台湾消保法中有关消费者的界定（并未限定为生活消费）有很大联系。从另一角度而言，立法者跳出了大陆学者一直对于金融消费者身份的纠缠（投资者或者消费者、自然人或者法人），转向金融交易的主体，即根据金融服务者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相互关系的相对性，进行客观关系定义。不得不说此种定义方法更为合理，也更能涵盖金融消费者的范围。2.金融消费者的弱势群体权益保护台湾《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充分体现出了对于金融交易活动中消费者弱势群体地位的权益保护。基于金融商品的高度专业复杂特点，立法者对于金融消费者进行了倾斜保护，主要体现为两点。第一点，对于金融消费者的范围界定，明确排除了专业投资机构以及符合一定财力或者专业能力之自然人或者法人。此点主要考虑到金融服务者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平衡，对于那些具有一定财力或者专业能力的自然人或者法人，当然不能一概而全地将其视为金融消费者。具体的判定标准在于金融商品交易过程中，金融服务者与金融消费者之间的权利义务有无因信息不对称而失衡。第二点，通过赋予金融服务者以严格的法定责任和义务，对于金融消费者进行“反向操作”保护。例如，《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中第6条首先确定了金融服务者的强制责任，不允许双方以约定的形式限制或者免除；第7条到第12条则明确规定了金融服务者进行金融活动过程中应遵循的各种原则，以及承担的各种责任与义务，诸如公平、平等与诚信原则、充分说明原则以及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等等。3.专门的争议处理机制台湾《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中除了有关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实体规定外，在程序设置也有相应的规定。该法第3章共18条对于金融消费争议进行了专门的规定，立法者不仅独立于诉讼之外设立了专门的争议处理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处理程序。此部分最大的特点在于赋予专门的争议处理解决机构以财团法人地位，因其主要财产为接受民间捐助，从而使得该机构成为具有一定公共职能的民间组织。此种法律地位，也使得该专门机构在解决金融消费争议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二、台湾《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存在的问题
台湾《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确实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这一点无论是从立法的目的，还是从该法自身规定来看都显而易见。但是，《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也存在一些问题不容我们忽视。1.金融服务者承担的严苛责任义务台湾《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基本上是以金融服务者在金融活动中承担严格的责任与义务而实现的。此种保护方法正视了金融商品的复杂专业特征，看到了金融活动中金融消费者所处的弱势群体地位，但是其忽视了金融服务者本身的商人法律身份，商人营利的本质特征。例如，该法第11条仅仅是规定了金融服务者违反前述义务的损害赔偿责任；第13条规定了金融服务者对于金融消费争议处理费用的承担，但是其并未考虑到可归责于金融消费者自身的原因（如故意未如实告知自身情况等）造成损害时，金融服务者责任的减免。这种规定不仅会加重金融服务机构的运行成本，一定程度上抑制金融服务者的创新意识，而且还会助长金融服务领域的投机风气。2.金融商品概念的缺失一个完整的交易活动包括交易主体与交易客体或者对象。台湾《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对于金融交易活动中的主体（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服务者）都有清晰、明确的界定，但是对于金融交易的客体（金融商品）并未提及。然而，金融商品作为金融消费交易的对象，正是由于其复杂专业的特点，使得金融商品交易呈现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金融消费者表现出独有的特征进而需要法律予以特别的保护。而金融消费者身份的判定则正是依据金融商品交易过程中，交易双方是否因信息不对称而失衡。因此，金融商品概念的明确界定，对于金融服务法律制度的构建，对于金融消费者权利的保护意义重大。3.争议处理机制的单一化台湾《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有关金融消费争议处理机制的专门规定可谓是该法的亮点之一，此种规定使得《金融消费者保护法》从实体规定到程序设置都为金融消费者提供了全面的保护。但是，这种专门的纠纷解决机构和程序设置使得在处理金融消费纠纷时显得过为单一，一定程度上抑制了金融消费争议的解决效率。
三、台湾《金融消费者保护法》对于我国大陆地区的启示
金融制度的概念篇9
论文摘要:自20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在技术进步的推动下不断增长。正是在这一宏大背景下，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金融业关注的重点。本文主要介绍了国内外近年来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研究现状，从而促使金融创新更好地为经济发展服务，推动全球金融的一体化。
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创新蓬勃发展。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汇率、利率变动频繁，国际银行业竞争加剧，再加上科学技术特别是通讯技术的迅速发展，传统的金融业务已经不能满足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和客户融资的要求，从而推动着金融不断的创新和发展。金融领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将金融领域的这一系列变化称之为“金融创新”。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起源于本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至80年代形成高潮，进入90年代如火如荼。
一、国外理论研究现状
为了从理论上阐述区域金融创新，西方经济学家陆续提出不少不同的见解，由此产生了许多不同的理论流派，形成了色彩缤纷的当代区域金融创新理论流派。
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欧美国家有大量的学者研究了区域金融问题,根据sheila c.dow、carlos j.rodriguez-fuentes(1997)的研究,西方关于区域金融的研究主要是从宏观货币经济学展开的,研究的主要内容有:货币政策的区域效应(货币主义模型和凯恩斯主义模型)、公开市场操作的区域影响、区域货币乘数、区域金融市场(区域利率差异、区域信贷市场),此外,一体化金融市场内部区域金融发展差异的影响(luigiguiso、paola sapienza和luigizingales(2002)、jayaratne和strahan(1996)也是西方区域金融研究的重要方面。
西尔柏（w.l.silber）从供给角度来探索金融创新。西尔柏研究金融创新是从寻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公司创新最积极这个表象开始的，由此归纳出金融创新是微观金融组织为了寻求最大的利润，减轻外部对其产生的金融压制而采取的“自卫”行为。西尔柏从金融机构的金融业务和工具创新分析框架中推出的金融创新理论对于从供给角度研究金融创新时具有重大理论意义的。
凯恩（e.j.kane）提出了“规避”的金融创新理论。所谓“规避”，就是指对各种规章制度的限制性措施实行回避。“规避创新”，则是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管理行为。它意味着，当外在市场力量和市场机制与机构内在要求相结合，回避各种金融控制和规章制度时就产生了金融创新行为。
希克斯（j.r.hicks）和尼汉斯（j.niehans）提出的金融创新理论的基本命题为“金融创新的支配因素是降低交易成本”。这个命题报考两层含义：（1）降低交易成本是金融创新的首要动机，交易成本的高低决定金融业务和金融工具是否具有实际意义。（2）金融创新实质上是对科技进步导致交易成本降低的反应。
威廉·l·斯尔帕(william.l.silber),美国著名的经济和金融学家,他在1983年5月发表了《金融创新的发展》一文,在文中他详细阐述了金融创新的原因,并用直线程序模型加以说明。斯尔帕认为：创新活动是经济推动力的产物，在金融部门中，不定期的观察结果表明大多数金融成果都源于经济刺激。金融创新是微观经济的框架，它是约束诱导、技术的进步和立法的结果。
二、国内理论研究现状
对中国区域金融创新的研究，中国的金融学者们做了较为系统的理论研究。
张军洲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分析》（1995）中提出了区域金融的概念内涵：区域金融理论是以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发展空间结构变动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在外延上表现为具有不同形态、不同层次、和金融活动相对集中的若干金融区域。他对区域金融概念的内涵要素进行了如下界定：一是空间差异要素。二是金融结构与发展水平要素。三是吸收与辐射功能差异要素。四是环境差异要素。这些要素的差异形成了区域金融概念的丰富内涵。
唐旭博士在《货币资金流动与区域经济发展》（1999）中主要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类型出发，讨论了区域经济发展引起的资金流动的原因、途径、趋势、效果，以及资金流动引起的经济效果的实证分析；指出随着经济计划体制的转型，资金流动管制有了很大的放松，直接导致了区域资金流动的加大；提出了在了解国内资金分布和流动规律的基础上，制定差别政策，显得日益重要。
殷得生和肖顺喜在《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中对体制转轨中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他们运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东西部区域金融的差距，运用交换和分工等原理，提出中国区域金融协调发展的一些措施。他们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他们认为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金融结构构成了区域金融研究的主题，也是区域经济学发展的核心。他们强调了中央、地方与企业三方的利益冲突，蕴涵了博弈论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较为全面。
刘仁武博士在《区域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2002）中通过区域金融结构和进入发展理论框架，运用实证的方法讨论了区域金融的均衡、区域金融调控、区域金融风险控制的问题。刘仁武对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的概念进行了创新，提出了金融结构健全和金融发展可持续的理论框架。
支大林博士在《中国区域金融研究》(2002)中对区域金融的重要概念和范畴进行了理论界定，认为区域金融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提出区域金融成长的概念;指出时空性、层次性、吸引与辐射性和环境差异性共同表现为区域金融的属性;从质和量两方面对区域金融成长的规定性进行了分析和概括。
三、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研究的展望
区域金融创新理论的提出，主要是基于全球一体化的金融中心创造出连续24小时连续运转的金融市场。作为国际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血液循环作用的金融市场，其蓬勃发展的基础是金融创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创新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从而区域金融创新理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重要。因此区域金融理论还将面临更多挑战，需要我们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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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唐旭．金融理论前沿课题．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
[7]殷得生，肖顺喜．体制转轨中的区域金融研究．学林出版社，2000
金融制度的概念篇10
博登海默曾说：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思考法律问题。所以，在讨论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时候，首先要把金融消费者的概念界定清楚。虽然，金融消费者这个概念对于我们已经不陌生，但是在我国尚未有法律明确规定金融消费者的概念，金融市场的混业产品层出不穷，造成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模糊，造成对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缺失。
（一）保护金融消费者有其重要意义
金融消费者是否属于消费者的行列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消费者金融是以消费者为对象，通过信用担保，提供商品、服务或资金借贷的金融活动。[1]所以，有学者认为，其中的投资者就不能与消费者混为一谈。因为两个不同范畴的法律关系，投资者是投资关系，消费者是交易或贸易关系。其实，这样的讨论，就是在讨论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的界限问题。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生活消费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扩展。也就是说，以生活消费来界定消费者的范围已经不合符实际了。
既然我们不能单纯地从消费目的来界定消费者，那么我们可以从保护消费者的原始理论入手。弱势地位是消费者的根本属性，也是保护消费者的原始理论。在平等的合同关系中，因为经营者的技术、地位、信息等等都占据优势，消费者往往容易受到利益损害（弱势地位），因此，法律打破形式平等的合同关系，着重增加保护消费者的权利。对于金融消费者而言，同样存在“弱势地位”的问题。使得金融消费者陷入困境的，有以下几个方面：（1）消费标的的无形性。金融消费标的不是传统的有形物商品，消费者不能按照传统感官来判断商品的好坏，只能凭借金融经营者提供的消息来决定消费行为。（2）消费内容的不易识别性。金融交易的内容大多数都是信息的组合，都是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技术性和复杂性，而且这些信息都是以格式条款的形式出现。金融消费者一般不能独自利用纸上的高深信息了解和购买金融产品，由此会发生利益损害。（3）销售方式的诱导性。这个也是因为金融行业的专业性强，金融交易的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消费者只能单凭金融经营者的劝诱而非理性判断来购买金融产品。（4）金融经营者的垄断性。无论国外或者国内，金融业的准入门槛都很高，使得其就具有天然的垄断性，金融消费者需求的普遍性与金融机构的有限性造成的矛盾使得金融机构处于绝对垄断地位。
由此可见，在学术理论角度上看，我国的金融消费者在平等金融交易中是处于弱势地位，法律有必要去维护金融消费者的利益，维护金融消费者和金融经营者两者关系的平衡。
（二）我国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概念认识
在现实的金融市场中，我国金融体系是按照分业模式运作的，这样使得大家常以“存款人”、“投保人”、“借款人”、“投资人”等来界定金融活动的个体。但是，随着金融创新和混业经营的出现，这些称呼不能完全概括其经济个体的内容。在法律条文中，上文也提到没有一个明确的法条作界定。在学术上，各个学者都有自己不同的观点。如有学者认为“金融消费者是消费者概念在金融领域的延伸和特别化，是指与金融机构建立金融服务合同关系，接受金融服务的自然人”，[2]也有学者认为“所谓金融消费者，实际上是只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3]在金融机构的角度，除了银行业明确表示对“金融消费者”的认可外，保险业只接受了“保险消费者”，证券业则坚持使用投资者的指称。[4]不同领域都有着不同的看法见解，但是有其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笔者总结了几个焦点问题，一是个人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保护范围，二是个人风险投资者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保护范畴，三是法人是否属于金融消费者范畴。
如今发达的金融时代，金融行业有着层出不穷的金融方案，令此行业拥有无穷的生机。因此，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应当采取扩大解释。
1.个人投资者应该属于金融消费者的范围。因为，不能如上文所述单凭投资者的行为目的来区分消费者。个人投资者应当纳入保护范围，是因为“风险”是所有投资行为的特性，无论个人投资者的专业程度如何，相对于实力宏厚的金融机构相比，在资金上、投资技巧上和信息占有上始终是出于弱势地位的。[5]
2.对于个人风险投资者来说，虽然个人风险投资者比个人投资的营利性更强了，但是仍需要得到保护。市场证券化程度的提高使得普通家庭也会购买基金、股票等中低风险金融产品，其实这个性质属于家庭资产，是区别于生产流通领域资产的；[6]另外这种中低风险投资行为是在金融机构的中介服务和货币属性作用下形成的，根本不可能成为生活消费的。而对于高风险的个人投资来说，笔者认为是要排除。因为高风险投资者跟专业、实力强大的金融机构来说，高风险投资者是具有高风险但是高收入风险自负的性质在里面，他们与中低风险投资者不同的地方是他们在公平合同关系中与金融机构是平等的市场主体，他们能够与金融机构相抗衡，不会处于弱势地位。
3.法人虽然可能拥有比个人更多的资源，但是法人和个人一样都不一定具有专业的金融知识，在高难的准入门槛之后，拥有丰富资金专业知识花俏营销的金融机构面前，法人也会在交易中处于弱势地位。因而，笔者认为判断金融消费者的标准应该在判断其主体在金融交易中是否处于弱势地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是在金融交易中处于信息严重不对称的弱势地位，同时对经营者一方的信息披露存在严重的依赖性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及问题
为了更好地构建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我们首先解决了逻辑起点――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接下来我们要具体分析我国对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情况。只有发现问题了，我们才能更好地解决稳定金融市场、正确金融监管和提出科学的金融消费者保护体系。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一）从法律、法规体系上看
现在我国与金融消费者保护相关的法律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民法通则》、还包括《证券法》、《商业银行法》、《人民银行法》、《保险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储蓄管理条例》、《外汇管理条例》等。在众多法律法规当中，却没有一部是专门、直接规定有关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权利及保护机制的法律。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第2条对消费者的概念界定就不适合用于金融消费者的界定。
（二）从金融保护机构体系上看
我国现时金融保护机构的模式是“一行三会”体制。中国人民银行统领着下面三个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但是至今其中的机构仍然没有一个部门是专门负责金融消费者保护方面的，以至于投诉处理和纠纷解决机制都无从入手。其次，我国这种分业管理制度，在面对金融业的综合化经营趋势，金融产品和服务日益模糊，以机构作为监管区分的做法已经无法满足市场的要求了。如果消费者在购买混业金融产品后受到损害，在分业监管的制度下很难找到救济途径。
（三）从金融消费者上看
由于金融知识有限、掌握信息不对称，金融消费者处于认识滞后、判断滞后、措施滞后、效应滞后的困境，这样的弱势地位难以保证所有的投资、消费行为达到理性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几个问题：一是金融消费者的基本金融知识缺乏，单方面靠金融机构提供的信息来判断购买行为是不科学的，必须有基本的金融知识加以判断以免增加风险。二是金融消费者对于自己的权利不明确。如一旦合法权益受到侵害，许多金融消费者不懂得如何维权。三是没有任何保护金融消费者的规定，如效仿香港在消费者购买金融产品是有冷静期，和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
三、构建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
金融市场的发展有赖于市场的自由化，而市场的自由化会引起金融产品的大量创新，而大量创新金融产品会加大金融消费者权益的受害机会。但是，如果一味盲目地打击和规制金融市场，在我国“国家主义”的金融环境下，对于金融市场的发展是不利的。必须在保障金融市场的正常发展的同时，提出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的有效制度。
以下笔者就上述的分析，提出个人的几点制度设想：
（一）完善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立法体系
1.将保护金融消费者权益的目标纳入金融立法和金融监管当中。我们必须清楚了解保护金融消费者与处理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因为，保护消费者的权利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金融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他们不是对立面的，如英国的单一监管模式、澳大利亚的“双峰”监管模式还是美国的“双层多头”的监管模式，[7]在继续强调维护货币与金融体系稳定，促进金融该机构审慎经营的同时，均将金融消费者保护列入监管目标。我们应当学习迈克尔.泰勒的“双峰”理论，提高认识，以金融消费者需求为导向。金融监管当局应当以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作为重要目标，以金融消费者需求为导向，通过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促进金融机构提升服务和创新金融产品。
2.选择正确的立法模式。很多学者都提倡对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作出专门立法。笔者觉得这样不大适宜。第一，我国金融业是属于分业经营，分业监管，在分业模式下作出对于有混业经营状况出现的金融消费者保护立法，无疑在立法上会出现混乱。第二，我国金融业开始较晚，发展迅速，而且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业还是不完善。如果另外专门立法严格限制了金融创新，会对我国的金融业造成不良影响。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不可能短时间形成统一的意见，从国家的层面立法。但是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发展来看，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可以采取立法模式：一是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加以专门制定，二是在中央层次上予以专门的立法。
（二）完善金融监管体制
1.强化自律制度，提升行业监管。我国一行三会的金融分业监管模式导致了行业之间信息不流通和相互利益包庇，而没有在同业合作与协调对金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发挥实质作用。金融监管机构通过制定规章制度，明确金融机构、行业协会等在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中的义务与职责，并通过监查，确保各项保护措施的落实。
2.建立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上文也强调了行业的自律监管，所以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也应当分别设立在一行三会的部门当中。但是，因为我国的分业模式，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可能出现各自的保护标准不一样的问题，这时必须要有一个统领的专门的保护机构，安排派出机关到各个监管机构，这能解决又适用在分业模式下被统一管理的问题。建立一个专门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就够通过制定法规制度能有权对违规机构进行处罚体现了其权威性和威慑力。最后，专门的监管部门更显示其中立性。不仅要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更要维护弱势一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以及整个社会的金融利益。
3.重新明确细化金融监管部门的权利与义务。作为一个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部门，必须赋予某些特别职权：（1）专属执法权与协调权。因为混业经营的出现，所以为了解决多元监管、职责交叉所带来的执法越位、缺位问题，法律应将原属其他监管机构管辖的与保护消费者权益有关的事务划归改机构管辖。（2）特别调查权。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以强制经营者承担信息披露义务以及调查、搜集相关信息的职权。（3）信息披露权与消费预警揭示权。机构有权规定金融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并且确保这些产品和服务的风险都能给消费者完全知晓。享受要求金融机构披露和公开的权利，包括公开的内容、方式、时间等应予以明确规定。（4）处罚权。当金融机构违反公开义务时候，可以规定予以惩罚性的赔偿。或者在当金融机构损害了金融消费者权益的时候，监管机构可以帮助消费者向金融机构追偿赔偿。（5）问责制。权利与责任统一是监管权行使的一项基本准则。应当明确规定金融监管机构的问责制，建立定期评估监管者是否实现监管目标的机制，对监管过程中监管者的不当作为或不作为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4.建立金融投诉信息数据库。学习美国建立一个金融投诉信息数据库，通过统计各个金融机构的投诉数量，按照其投诉的次数和标的金额进行分类、调查、核实、调解得出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优劣，定期的公布信息，为消费者在选择产品和服务时有一个参照值。同时，也提高了金融消费者的维权意识。
（三）提高金融消费者自我保护能力
1.设立民间研究部门。[8]设立研究部门是为了更好地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权益，研究消费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例如，对金融产品和服务进行预测分析报告，为消费者进行指导和培训，处理消费者投诉，设立相关资讯部门，提供咨询意见。这是作为教育金融消费者的一个基点，一个真正为了金融消费者利益的部门。
2.提高金融消费者的金融知识。要平衡金融交易中的弱势地位，最根本的办法应该深入开展消费者教育，提高自身的保护能力。如，提高自身金融素质，学习相关金融知识，了解各种金融产品的属性、风险状况，识别金融产品的虚假宣传。我国可以通过动员消费者组织、金融机构、行业自律组织、新闻媒体等社会力量，通过学校金融教育、金融普及教育、培训项目评估和金融素质水平测试等方式开展金融教育。
3.推广冷静期制度。冷静期是指消费合同成立之后，作为买方的消费者在法律明文规定的一段时期内，无需陈述任何理由且无需承担违约责任，可以直接行使单方面解除合同的权利，作为卖方的经营者则需无条件接受接触合同的后果。[9]这种制度可以防止消费者在金融经营者强势推销之下，仓促被逼或者盲目地购买了金融产品或服务，给消费者一个重新思考的机会。
（四）完善金融消费者的救济途径
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有效的金融消费者纠纷处理机制。以笔者看来，我国应当重视消费者的意见，建立多层次的金融纠纷处理机制，如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