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经营行为篇1
透过管理、组织和经营三个层次，尝试从人类活动的一般特征和要求作为出发点，剖析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基本特征和一般结构，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的整个过程进行系统性解释，探讨一条完整理解企业经营管理活动过程的基本思路。
管理的作用在于追求效果
正是因为对效果有所要求，才产生对企业的经营活动进行管理的必要。企业经营管理者所表现出来的一切管理行为、手段、方式和要求，无不围绕着追求经营效果这个核心，并且总是从企业经营的效能和效率两个方面来实施管理，以最终效果作为管理的目标――所以，企业的管理目标与企业经营活动目标是相一致的。效果以及效能和效率，成为分析、理解企业管理行为及其作用的切入点。
1.操作与管理
为了解释管理的这种作用，我们把企业活动分解为操作和管理两种基本行为。操作是指运用技术制造出实际结果的行为；管理则是指对操作提供引导作用的行为，管理在于令操作结果符合经营目标需要，又按照经营条件和环境要求而有效进行，最终产生预期结果。管理和操作，是任何一种有目的活动都包含的两种基本行为，它们之间存在对应的关系。有什么样的管理，就导致与之相对应的操作发生；对操作及其结果有所要求，就必须提供相应的管理加引导。缺乏管理的操作是下意识或者盲目的行为；没有操作，则结果也不会产生。管理和操作，反映了人在活动过程中的主观意识与肢体行动之间的联系。
2.管理的三个职能
管理透过以下三个职能来发挥对操作的引导作用：
（1）计划：计划包含目标和规划两个基本元素。目标是指根据现实条件，按照行动的目的要求，预先设想、可行的、代表未来结果的预期构想；规划则是对实现目标的操作行动过程的事前构思和安排，包括操作的内容、方法和顺序，为进行操作提供依据。因此，计划具有前瞻性的引导作用。
（2）领导：领导包含决定和促动两个基本元素。决定是对如何进行操作作出指示；推动则是促使操作按照决定发生――在对他人活动的管理中，要求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操作，这种促动的作用是明显和必要的；对自我从事的操作，也存在促动作用。例如，对努力完成工作的自我要求和督促。如何作出正确的决定，以及促使操作按照决定进行，成为领导的核心。领导总是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而实施。从而，领导具有当前性的实施作用。
（3）控制：控制包含反馈和调整两个基本元素。控制在于对操作结果状态与环境条件的变化作出反应。首先透过反馈掌握操作的进展情况以及出现的变化，一旦发现或者预测当前的操作所造成的结果不符合目标要求，通过对操作内容、方式或者操作环境、条件进行调整，保证操作所产生的结果符合目标要求。控制总是在变化出现之后才发挥实际的作用，所以，控制具有后援性的保证作用。
3.管理的作用在于协调
在经营过程中，管理的根本作用在于促使所从事的活动产生满意的效果，它依赖于三个职能来发挥前瞻引导、当前实施和后援保证作用，从而成为企业经营管理者理性地完成经营活动过程的基本形式，也是实现活动目标的必要条件。管理的作用表现在既反映人们进行活动的主观要求，以及对活动目的、活动能力和活动环境条件发挥人的能动性的体现，这种体现是从活动者对活动的内在目的与外在条件进行协调，透过人的活动能力促使外部环境要素转化成为目的结果的一种活动方式及其有效性，从而实现了人的主观愿望与物质环境的结合。
（1）企业经营的效果要求
企业经营，既有预定的目标要求，又存在实际结果与目标存在差异的客观事实。所以，企业的经营活动所追求的目标，与最终产生的实际结果之间存在的差异，导致人们所关心的企业经营效果问题。效果反映实际结果与目标之间的差异程度。差异越少，说明企业经营活动的效果越好，即是指经营结果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反之，则说明经营效果越差。
（2）效果取决于效能和效率
企业经营活动最终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取决于企业的经营活动效能和效率这两个方面：
（a）效能是指企业拥有的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水平等的内部经营能力；以及供应和销售条件、市场状况和商业渠道等外部经营条件的总和。效能是一个企业能够实现经营目标的前提条件，企业经营者总是按照未来的经营目标来规划和建立企业的经营效能。
（b）效率是指企业的经营效能在经营活动过程中实际发挥作用的程度。经营效能与实际发挥出来的作用是两回事，由于存在活动的努力程度、资源利用程度以及互相合作程度等问题，导致了经营效能的实际作用与应该能够或者预期能够发挥的最大作用之间存在差异。
衡量企业经营的活动是否有效率，以时间作为尺度。如果企业的效能不变，以更少的时间能够获得相同的效果；或者，以同样的效能和时间，获得更好的效果；又或者，虽然有较少的效能，以相同的时间获得同样的效果，表示企业经营有较高的效率。也就是说，企业效能越充分地发挥其作用。
（3）效果与效能、效率的关系
效果=效能×效率
这个关系式表示：企业经营要取得满意的效果，首先必须要具备最起码的经营效能，例如，一定的资金、人才和技术。并且，在经营过程要有效率发挥作用。它反映以下三种情况：
（a）企业效率较高，即使企业效能较小，也能够获得满意的经营效果；
（b）在企业效能不变的情况下，只要提高企业经营效率，能够获得更好的效果；
（c）在企业经营效率一定的情况下，要提高经营效果，就必须增加企业的效能。
组织是管理发挥作用的平台
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的，通过分工协作，由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的群体活动所产生的效果，远远好于他们独立活动效果的总和。它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强了人的活动能力，即活动效能的增加，从而能够产生更大的效果；二是由于活动能力的增强缩短了活动的时间，即是效率提高，因此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得需要的结果。
1.组织活动的条件
企业经营以群体活动的方式，由众多成员共同合作完成，是因为对经营目标及其效果的要求所致。进行群体活动，首先是以管理与操作分离为前提条件。管理与操作从一体化的个人活动中分离开来，才能令到由两个以上的人独立进行的操作，发挥管理的统一作用，实现他们之间的操作行动相互协作，产生实现目标所需要的共同活动效能，并且这种效能基础上有效率地进行活动。在分工协作状态下，管理与操作成为群体活动的其中一项独立职能。它既实现了对所有独立操作的统一管理，并且，由于个别活动的专业化，促进个人活动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企业经营活动的组织结构一经建立，企业就具有相应的活动效能，并且通过提高活动过程的效率，就有条件创造更佳的经营效果。因此，企业管理者格外注重对企业活动效率的提高。泰罗的科学管理，正是通过科学方法制定标准动作，以提高操作者的个别活动效率；而法约尔、韦伯的行政（官僚）管理理论，则是从活动的组织结构方面提高整体效率，来追求效果的两种管理思想。
2.组织的构成要素
企业能够开展并完成经营活动，总是取决于以下三种基本活动要素条件：
（1）人力要素：人是组织活动的主体，当中的管理和操作，依靠人来承担，通过发挥他们的智力和体力完成实现组织目标的活动过程。
（2）物力要素：人们总是利用人类文明所创造的各种条件，来有效进行活动并籍此争取最佳的活动效果。物力要素包括支持企业成员有效进行操作、或者通过操作转化成为活动成果的所有物质和技术，例如资金、设备、材料等。
（3）组织规范：企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组织活动实体，并有效地开展组织活动，是因为存在对所有成员的行为具有约束和引导作用，才能实现组织整体活动的有效性。组织规范是指人为制定、在于影响组织成员行为的有关操守，包括：组织活动目标、组织职务结构、规章制度、沟通协作方式、工作流程秩序，以及员工之间的利益、责任和权力关系等。
组织规范决定了企业的性质、结构和功能，令到人才和物力要素，按照实现目标的有效活动方式集合起来，建立组织活动效能，并能够在活动过程有效率发挥作用。没有组织规范或者组织规范不发挥作用，就不出现组织以及开展组织活动。所以，组织规范是构成企业经营活动实体的其中一个关键要素。
3.组织的三个职能
企业经营效能的形成，以及其作用效率，取决于企业的构成要素以及这些要素，在经营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水平，从而决定了企业经营的最终效果。人们对企业的活动发挥管理作用，并依靠组织方式，分别对三种组织活动要素进行整合，产生组织为特征的企业经营活动方式来追求最佳的目标效果。这个过程是透过以下三个组织职能实现：
（1）人事：组织的主要对象是人力要素，对企业的人力资源进行运用，包括：选择、聘用、培训、配置、指导、开发、报酬、评价、晋升、激励、奖惩等等，促进人力资源为实现组织目标发挥贡献，构成组织的人事职能。
（2）财务：为企业成员提供的利益和配置支持他们有效完成职务工作所必要的物力要素，构成组织的财务职能――由于利益和物质技术资源在企业中，是以财务的方式用货币价值作为衡量，所以具有财务的性质。并且，因为企业有效益的要求，财务成为选择企业经营活动方式和资源运用的必要手段。
（3）行政：建立组织结构，制定和发挥组织规范作用，确定员工的责任和权力关系，由此对企业员工行为内容和方式进行引导，包括为员工确定活动任务、要求和目标，制定规章制度，组织沟通协作方式和渠道，工作流程秩序等，维持企业组织系统的有效活动，构成组织的行政职能。
4.组织的作用在于整合
组织职能是在管理的作用下而发生，并且外在地体现管理的要求，它是以建立企业的活动效能为目的，并且令企业经营活动以有效率的方式进行，以协作为特征的企业组织经营活动，要求按照经营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活动形式需要，对企业所拥有或者可支配的资源要素，按照一定的组织技术进行整合，实现企业经营活动具有系统性和有效性，从而建立具有特定活动功能的企业经营实体。企业只有在经营实体形成的基础上，才能开展经营活动过程。企业经营的组织结构形式，决定了企业的经营能力、经营方式与内容、以及对经营目标的实现可能及其效果。
5.组织管理的层次结构
随着企业人数的增加和经营活动内容的丰富化和复杂化，与操作有对称要求的管理，要实现对操作产生相应的引导作用，就须要像群体操作那样，由多个人组成集体管理，才能具有与操作相对称的管理效能。另一方面，管理作用的统一性，则要求众多管理者之间的管理行为必须具有协同性，由此需要对各个管理者的个别管理行动也进行管理，导致了对管理行为的管理，形成了组织管理中的金字塔式层次结构维度。例如，企业中两个部门的工作分别由两名管理者负责管理，为了实现这两个部门工作的协同性，就必须有一名管理者对这两个部门管理者的工作进行统一管理，从而形成管理的层次结构。摩西的岳父可能是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提出采用组织方式对群体活动进行管理的人。
6.组织与管理的作用关系
管理视为是活动者对活动及其结果进行影响的手段，影响的目的在于令活动产生满意的结果。而组织则体现了人们对活动过程的管理要求和作用转化，它以特定的组织行为与组织活动形式，建立起企业经营效能和经营过程具有效率，由此满足企业经营活动对效果的要求。
在现实企业管理活动中，组织对管理的转化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评价一个企业的活动是否得到有效管理，并不需要直接观察管理者的管理过程，而是通过组织活动状况和效果进行判断和评价。
因为，组织活动状况和组织活动规范，已经完整地反映了管理的全部意图和作用。例如，通过人事方面进行选择、聘用适合的员工；在财务方面投入营运资金、技术等；从行政角度建立组织职务体系和组织活动架构，明确所有员工的职务工作内容、权力与责任，运用规章制度引导或约束员工的工作行为，利用利益机制激励员工为完成工作任务作用贡献。所以，组织的三个职能，是实现对群体活动进行管理的基本路径。被管理者也主要是根据组织职能内容来理解并接受管理，他们按照组织规范、职位任务的要求和指引，并根据所授予的权力和承担的责任，以及掌握的资源条件来完成职务工作。
把组织与管理区分开来，视组织为形式层次上对管理作用与手段的体现，即组织是管理发挥作用的表现形式。这样理解，有助于企业管理人员从企业的组织结构角度来考虑和发挥他们的管理作用，并且这也是评估管理人员未来管理成效的一种方法。通过分析在管理作用之下建立的组织结构状况，能够对管理的实际作用效果加以判断，以及考核管理人员的组织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并据此预测在这样的管理下可能产生的活动结果。
7.企业中的组织行为特征
通过组织作用建立组织实体并开展组织活动，是以所有企业员工――包括企业的经营者、管理者和操作者――之间建立相互协作的活动交往关系为基础，对组织活动进行管理，是透过组织职能影响企业员工的行为来开展组织实现目标的活动。员工又有其个人需要和独立人格，他们也会按照个人目的来管理自己的行为，甚至管理其他员工的行为――例如非正式组织的活动――构成影响企业员工心理和行为的组织环境，正如老福特所发现的：企业员工既带着手、也带着脑袋来工作。在以利益为目的和存在自由选择与竞争的商品经济环境下，组织活动首先是以实现企业员工的利益愿望为基本前提和最终目标。
因此，组织活动除了受管理作用之外，还要受到员工的个人需要和要求，以及组织环境的影响。组织成员个人、部门、以致整个企业的活动结果，是在组织管理、个人因素和组织环境因素三重影响的共同作用下产生。也就是说，组织活动的结果，并不完全由管理、或者说由管理者所决定，视乎其他两种因素对管理的支持或干扰及其程度，从而对组织活动进行有效管理，不能不考虑这两种因素对管理和组织活动效果的影响。例如，员工对企业的感情和对企业的支持，决定了他的工作努力程度；工作环境也影响了员工的工作情绪和态度，从而影响员工的工作效率以致最终效果。梅奥的霍桑试验，正是从组织成员的个人需要，以及组织活动关系方面，揭示了组织活动首先表现为一个社会群体活动，然后才是组织目标的实现。
双赢的企业经营
广泛地以组织形式从事企业经营，是因为组织是一种最有效的活动方式。它通过协作来突破个人活动能力的有限性，以组织活动方式增强活动的效能，以及在分工协作形式下提高活动的效率，从而满足人们的各种单靠个人能力不可能满足的越来越多需要。企业的经营活动也由此而产生。
1.经营的性质
首先，对于什么是经营，这样来理解：经营是以满足他人需要来换取利益的一种活动。经营的特征在于交换性，以交易为条件，通过提供满足他人（顾客）需要的服务来交换利益，再凭着拥有的利益交换他人提供满足自己需要的服务。经营的社会化，导致社会进入商品经济时代，其特征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反过来促进在更大范围、更高程度和更深层次的社会化以至国际化经营，形成全社会都以经营作为满足个人需要的主要和普遍形式，从而形成组织化的社会经济活动体系，体现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具有组织性。
2.经营的组织特征
由于经营活动的服务特征，从而经营具有更显著的目的性和效果要求，竞争的压力则令之尤为甚，它必然要依靠管理来产生有效性，这种有效性则是以组织方式体现出来。由于经营总是涉及两个以上的人之间的联系，所以，经营总是存在人事交往关系；这种关系又是以物质和利益为特征，从而又存在财务关系；并且，还要受到交易规则和要求――如协定、契约、合作等――的活动规范所影响，因此，任何经营活动都具有组织特征。
3.市场的调节作用
既然企业的经营过程也具有外部社会组织性，并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系统的独立构成主体，它既依赖于外部环境的支持也受其影响，从而存在、并且也需要一种力量来协调所有企业的经营活动，使之互相联系和协作，构成完整的社会经济组织体系，就像企业内部的组织活动需要管理提供协调作用一样。发挥这种外部协调作用的，正是亚当•斯密发现的“看不见的手”，这只手也就是市场的调节机制。
首先，市场交易是经营活动的基础，市场是实现经营、取得经营利益的必要条件。现代市场指的是进行交易的要求、方式和渠道，市场功能在于完成交换过程，它通过利益、交易、价格和竞争四个机制，发挥对社会经济活动体系的协调作用，表现为：（1）利益机制诱导人们从事经营活动；（2）交易机制令企业经营与外部进行交往，例如顾客和供应商；（3）价格机制促使经营满足顾客的价值和效用要求；（4）竞争机制则迫使经营以最有效的方式进行。市场通过四个机制的协调作用，引导经营资源流动和实行优胜劣汰，令优质与价廉这两个似乎相矛盾的要求达到高度的相容和统一。顾客的需要提供了经营机会；市场的系统性结构令经营社会化；竞争要求有限的资源用于最需要和最能体现其价值的地方；优胜劣汰则使经营保持最佳效果。利益或者说利润，是维系组织化市场体系的元素，也是促进经营活动发生的原动力，更是经营活动与外部社会体系相互联系，以及建立内部组织活动系统的纽带。利润集中反映了市场机制的外在作用，从而成为引导经营者从事经营的无形之手。
4.经营的三个职能
经营活动过程的开始以至最终完成，都依赖于外部环境。它需要从环境中输入从事经营所必需的活动要素，然后向环境输出经营成果以取得利润，由此开展、完成以及经营活动的持续进行，因此，经营活动总是包含以下三个基本职能：
（1）供应：企业开展经营活动，首先必须要透过交易从外部获得三种活动要素，作为经营的起点。有什么样的供应，以及供应的条件和要求，直接影响经营的性质、功能和目标实现。供应职能表现为以利益分配为基础的经营组织体系建立过程。这方面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主要研究范畴。
（2）生产：由于存在利益需要，经营要素的获得有其使用成本，顾客对经营成果又有效果和效用的要求，从而促使经营活动必须有效进行。因此，经营包含着对原始投入要素进行转化的生产过程，这个过程是运用物质和技术，按照顾客需要来完成。
（3）营销：经营的性质决定它必须通过市场交易才能最终完成经营过程，交易是企业经营能够持续的必要条件。经营过程的完成取决于交易是否成功，特别是在竞争状态下，营销成为完成交易的重要过程。面对顾客、竞争和变化（简称3C）的经营环境状态，营销主要是通过包装、价格、渠道和促销（简称4p）手段来实现其职能作用。它是营销学理论的研究对象。
5.经营的作用在于服务
供应在于输入经营所必需的要素和条件；生产是按照顾客要求进行转化；营销则是对经营成果的实现，经营的三个职能令经营通过市场交易实现对外交往，并与其他经营实体结合为社会经济实体，从而满足所有经营活动参与者――经营者、管理者和操作者，以及经营相关者――投资者、供应商和顾客等的需要。这种要求决定了经营的根本作用在于服务，以提供满足需要的服务作为从事经营和实现目标的方式和手段。经营的三个职能都围绕着服务而发挥作用，体现经营的组织性、开放性与持续性。经营的服务作用反映在经营活动的所有方面和每一个环节上。例如，企业的对外服务；企业内部活动的前后阶段和不同环节的相互服务；管理者与操作者之间、管理者之间、以及操作者之间的互相服务，构成以服务为特征的经营组织活动系统。
6.个人经营
现代人生活在组织化的市场经济环境当中，生活消费以及其他需要，主要是通过向他人提供服务换取利益再进行交换而满足，构成个人经营。他们也要受到外部经济体系的活动规范――例如社会秩序，市场交易规则――的作用；并且，经营过程总是存在人际交往关系――服务与被服务的活动关系，和财务关系――物质利益关系或者以物质为媒介的交易关系。所以，个人经营也存在外部组织性。个人经商活动就是最典型的个人商业经营，参加企业工作获取报酬，是最普遍的个人经营方式；通过贿赂谋取利益，则构成非法的个人经营。
承认个人经营的广泛存在，对于有效组织及管理企业，激励员工为企业的集体经营目标作出贡献，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值得注意的是，在企业当中，普遍存在组织内的个人经营。所有参与企业工作的个人，无不以经营的方式，以承担企业工作来换取个人利益。否则，参与和承担企业工作便没有必要，企业本质上就是个人通过参与组织活动从事经营来满足个人需要的活动场所。企业内部的个人经营，存在有利与不利于企业目标实现的双重性，视乎企业经营目标反映和代表个人利益目标的程度，这是企业经营管理面对的一个核心问题。按照员工兴趣设计工作职位，让员工参与企业管理，实行企业股份制，其目的也就在于把企业的经营活动、目标和成果，与员工的个人需要和要求联系起来，成为提高员工工作参与感和积极性，发挥最大潜能的管理手段。
7.企业经营
企业活动最充地分体现了经营的意义和作用。企业经营者为了获得经济利益，首先要考虑如何为顾客提供所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以便与顾客进行交换。顾客能够交换的，往往不是经营者所需要的，市场活动的社会化，令到顾客拥有的价值支付获得普遍接受，价值支付表现为顾客手中的货币。通常，顾客的需要也并不是经营者个人有能力去满足，市场经济的组织化，使到这个问题迎刃而解。通过利益交易集合经营资源要素，按照有效的组织活动方式，整合形成企业经营组织实体，建立与目标相应的活动效能，以企业身份对外从事经营活动，籍此追求在不同程度上代表所有企业成员共同利益的组织目标。企业经营的成果则又是按照市场交易机制来分配个人利益，企业成员则通过参与和承担企业活动来换取个人利益，其所得也总是高于成员个人独立经营所能够获得的利益，反映了企业组织经营的有效性，企业经营也因此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形式。
企业实际上是一个集合个人经营，实现协作，从而获得经营效果的组织实体。企业经营依赖于管理，把组织化的外部环境系统内部化，将外部资源要素（管理才能表现为组织规范要素），按照经营目标要求，引入并建立内部组织经营活动系统，取得实现目标的效能和效率，这个过程是透过组织职能作用来完成。企业经营在于满足顾客的需要，它又是以企业活动最终满足成员利益需要为前提条件，决定了企业经营管理具有“以人为本”的要求。
组织化的企业经营，促进了经营活动的社会化。在商品经济体系中，通过市场交易，企业成为满足人们――包括顾客、投资者、供应商、政府和其他社会团体――的需要――例如利润、报酬、税收、就业、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等等――的主要活动场所和活动形式。
8.经营与管理、组织的关系
管理在于对企业活动进行协调，使之具有实现目标的活动效果；组织在于发挥和体现管理的作用，对活动要素进行有效整合，建立协作的活动结构，形成企业经营实体；经营则是按照市场机制从事提供服务、创造利益的一项活动过程。经营环境的系统性，令经营具有外部组织特征，在经营的利益激励和市场对经营效果的要求下，企业依靠管理的作用，并且透过组织职能作用，建立企业组织活动实体，从而有效地实现经营目标的活动过程。因此，管理、组织与经营具有以下关系：
经营＝管理×组织
上述关系式反映：经营必须以外部环境的组织化为条件，表现以为存在市场交易体系和市场机制的协调作用，没有外部的组织环境，不可能出现企业经营。企业经营具有目的与效果的要求，决定了管理成为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个核心，企业经营过程能否完成，取决于管理的作用水平。对企业进行管理，则是透过组织作用体现出来，并且分别从组织三个职能发挥管理的作用，企业的组织活动结构，也就是在管理作用下所产生的企业经营活动。企业活动的最终成果，既取决于外部环境系统的组织状态，包括经营的输入和输出条件，外部环境的市场化程度和市场规范程度；又取决于管理透过组织作用所建立的内部活动结构，在经营的三个职能环节上所表现出来的活动有效性。
这个关系式，也反映了企业经营管理中的这种情况：企业的经营者与管理者，区别在于是否具有完整的组织职能或者说组织权力，如果只是对已经确定的组织结构以效率为目标实行过程管理，他是一个纯粹的管理者或职业经理人，例如一个部门经理的任务管理；一旦拥有企业的组织职能，即是对企业组织结构和组织资源的运用具有一定程度的支配、调整权力，他就成为拥有组织管理职权的、具有经营性质的企业负责人，通常担任企业的高层职务；如果在对外经营活动范畴上能够完全地发挥组织作用，例如有权对企业的经营目标、资源运用、组织结构、服务功能、利益分配等作出决定，那么，他就是一个完全的企业经营者。
在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行分工状态下，企业的组织职能是由专职管理人员或部门承担。提供组织职能管理，在于建立和维持企业的组织活动效能。例如，对企业人才、资金的分配和使用，组织规范建立与实施。与承担的组织职能相对应，这些部门分别称谓行政部门、财务部门和人事部门。不应把这些部门视为只是参谋或者后勤部门，而忽视它们在企业经营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就拿人事职能部门来说，它对企业经营活动成功的决定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其重要性也越来越受到关注；财务对企业经营的重要性，则在目前十分盛行的企业兼并、资产重组、资本营运、上市集资中充分反映出来；行政规范已经成为政府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
对企业经营活动的过程管理，则由直线管理人员来承担。即是说，企业经营的效能由组织职能管理负责，而企业经营活动的效率，则由直线管理负责，表现为对供应、生产和营销活动的管理。各个职能分工共同承担着企业经营的全部活动，协同促进企业经营实现目标。
在管理、组织和经营的三个层次中分别包含的九个企业主要活动职能，它们基本反映了企业经营活动的重要环节和内容，并且从不同的职能角度，对企业经营起决定作用。任何其中一个职能出现问题，即使其他职能仍然具有健全的功能，也必将因为经营活动的失衡而导致企业经营挫折、以致失败，这是企业经营活动具有的系统性所决定。
企业活动的结构框架
至此，对于企业经营管理活动的基本轮廓，可以从三个层次进行大致的描述：
1.管理层次：具有特定（包括盈利和其他）目的的企业活动，包含操作和管理两种基本行为。管理行为作为对企业活动施加影响的一种手段，包括计划、领导和控制三个职能，管理职能对操作过程发挥的协调作用，从而实现企业经营活动的效果要求；
2.组织层次：管理发挥作用，是透过组织的人事、财务和行政三个职能，来实现对企业从事经营所必要的人力、物力和组织规范三种基本活动要素的有效运用，并由此形成以分工协作为特征的组织活动方式。
3.经营层次：企业经营作为一种以盈利为目的的社会性活动，它以市场交易为核心，按照社会经济环境的活动规律和要求，以组织活动作为主要形式，从供应、生产和营销三个职能，完成以对外服务为特征的活动过程。
个人经营行为篇2
内容提要:行为能力制度依据自然人的本性设计，用于商主体时意义有限。商主体能力建立在完全行为能力基础之上，商主体之间不存在行为能力差异。每个商主体特有的组织条件和方式造就了相应的经营能力，通过机关形成与表达意思，经营范围是经营能力的外在表现，商事登记是对经营能力的确认。商法依据经营能力判断主体活动的法律效果，商法中的经营能力发挥着民法中行为能力类似功能，在商法中实际发挥制度功能的是经营能力。
在我国商法理论中，直接套用民事行为能力理论，将民事主体的行为能力制度直接应用于商主体（注：商主体是商法确认的能够以自己名义实施商行为并能够独立享有和承担商事权利义务的人。有学者将广义的商主体等同于商事法律关系主体，不仅包括商人，即商自然人、商合伙、商法人，还包括广大的生产者和消费者；本文在狭义上使用商主体概念，范围与传统商法中商人概念一致。）。一般认为，无论是民事主体还是商事主体，都有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商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同时产生、同时消灭。其实，商事法律关系通过经营行为而产生，商主体是经营者，商主体的人格基础是组织体，通过内部机关形成和表达意思，这些机关都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商主体之间不存在行为能力差异，只存在经营能力差异，行为能力制度在商法中没有意义，实际发挥制度功能的是经营能力。
一、行为能力制度设计的固有逻辑
行为能力是民法的基本制度，反映不同自然人之间的差异，据以区别不同自然人行为的法律效果以维护交易秩序和生活秩序；行为能力制度设计包含了固有的逻辑结构，具备特有的制度功能。
（一）行为能力的制度演变
罗马法中关于行为能力的规定主要集中在人法部分，在物法部分也有关于行为能力的特殊规定。在罗马法中，并非每个人都具有独立人格，有资格进行行为能力考量。在当时，行为能力制度作用的发挥受制于身份人格制度。罗马法中的人格是身份人格，只有同时拥有自由权、市民权、公民权者才具有完全人格，如果三种权利中有缺陷则导致人格减。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个人并没有完全从家庭中析出，合格的法律主体只有家父，家父是一个家庭的代表，依据这种代表人身份地位即可以推定家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而其他家庭成员在对外关系中没有主体地位，根本不用考虑其行为能力的有无。对家庭中体力或者智力不足的人进行监护或者保佐，对于非血缘的个体进行收养。蕴含特殊行为能力的遗嘱和继承的部分则在物法中进行阐明，在契约的简单规定中对于主体的要求几乎没有明确提及。[1]罗马法的一些具体法律制度也反映了行为能力问题，比如罗马法中关于限制行为能力人制度的规定，还有患精神病的人不能为任何行为的规定。在其学者论述中，出现了相当于意思表示的萌芽，如《学说汇纂》中就出现了“意愿表示”；罗马法晚期，“合意”和“善意”概念出现。另外，也出现了“心素”意识。罗马法学家保罗在论及“丧失占有”时说：“即使在占有丧失情况下也应该重视占有人的意思。如果你就在你的土地上，但却不想占有这块土地，那么你立即丧失对该土地的占有。也就是说，人们可以仅仅因为心素就丧失占有，虽然人们不能以这种方式获得占有。”[2]从罗马法的规定来看，行为能力主要是与身体和精神状况、年龄、社会职业以及宗教、性别等因素相关，但是，行为能力的基础并没有纯化为决定人的意思能力的精神状况、年龄因素。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差异、所为行为的法律效果区别，主要是依据身份差异而不是行为能力；行为能力普遍发挥功能的前提条件——个人普遍的独立人格在罗马法中并不具备。
《法国民法典》实际上确认了民事行为能力制度。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封建等级特权制度，建立了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宣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个人成为法律规范的基本单位，每个人均获得私法上的独立人格，意思自治获得广泛的空间，为行为能力制度的应用准备了前提；剔除了身份因素，行为能力制度的基础被纯化为意思能力。在私法秩序和安全要求中，行为能力制度应运而生，在行为能力的基础上重构财产、契约、家庭法运行制度。“该法典是法国大革命精神的一个产物，这场革命旨在消灭往昔的封建制度，并在其废墟上培植财产、契约自由、家庭以及家庭财产继承方面的自然法价值。”[3]在法典结构上，法国民法典采用了“人”、“财产权及所有权的限制”、“取得财产权的各种方法”体例，在这三编中没有出现“民事行为能力”这样的标题，但在具体制度规则上完成了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在第一编“人”中，婚姻、收养、未成年、监护及解除亲权以及成年与受法律保护的成年人这些章节中都有关于行为能力的规定。在第二编“财产权及所有权的限制”和第三编“取得财产权的各种方法”中，契约的订立、赠与、遗嘱以及设定抵押权这些制度中，实质上也有关于行为能力的规定。
在1900年制定的《德国民法典》中，民事行为能力成为正式制度。当时的立法者希望通过法典编纂达到法制统一，他们要求当时的法典编纂委员会：“对德国现行的私法要从合适与否、内容真实与否以及合乎伦理与否等方面加以探讨，特别对于诸大法典与罗马法、德国的基础相异之处要研究其合适与否，尽可能求其均衡，从而草拟出适合于现代法学要求的草案。”[4]德国民法典中出现了很多具有高度抽象性的法律概念，其中行为能力概念出现在民法典中，第一次从形式上规定了行为能力。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位于《德国民法典》第一编总则的“法律行为”章中的第一节。在德国法上，“行为能力是指法律所认可的一个人可进行法律行为的能力，即为本人或被人所为的能产生法律后果的行为的能力。法律只承认具备一定最低程度判断力的人具有行为能力。”[5]（p133）在德国民法中，影响行为能力的因素主要是年龄和精神状况，民事行为能力的制度功能是确定行为人行为的法律效力。
总之，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实质性规定早在罗马法中就存在，但行为能力作为抽象性的法律概念直到德国法才产生。在罗马时期，人的地位是不平等的，行为能力的相关规定淹没在身份制度之中，当时只有善良家父才具有完全人格，被推定为具有完全行为能力；而家属、奴隶则不具有完全人格，需要通过行为能力解决的问题大部分通过家庭伦理规则消化。1804年《法国民法典》确认了普遍的独立人格和平等地位，意思自治功能扩展，以身份来确定民事行为法律效果的做法被废弃，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建立在意思能力基础之上。1900年德国民法典对于民事行为能力制度作出立法规定，使之成为正式制度。总体来说，民事行为能力制度的发展是与独立人格、意思自治相适应的。
（二）民事行为能力的制度结构
现代各国民法拥有相似的前提条件——人格独立与意思自治，对于自然人适用民事行为能力制度，自然人之间存在行为能力差别；多数国家立法中认为法人不适用行为能力制度。
对于自然人适用行为能力制度，民法以年龄、智力（精神状况）为标准将自然人民事行为能力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无民事行为能力；另外，以监护和保佐、宣告禁治产制度为补充，形成行为能力制度体系。以《德国民法》为例，该法规定，未满7周岁的是无行为能力人，年满7周岁未满21周岁的是限制行为能力人，年满21周岁的是成年人，根据德国民法的规定，如果他们不是精神病人或者禁治产人，则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对于一些特别事项，法律也有具体规定。比如结婚年龄，原则上必须达到有完全行为能力的年龄，如果其已经年满16周岁，且其未来配偶为成年人，监护法院可以允许其结婚。关于订立遗嘱的能力，规定为年满16周岁。德国法上关于禁治产的规定也与行为能力相关。宣告禁治产的情形是：“1．因精神病或者精神耗弱而宣告禁治产的，需要被宣告禁治产者不能处理自己的事务；2．因挥霍浪费而宣告禁治产的，需要被宣告禁治产者挥霍浪费致自己或者家属有陷于贫困之虞；3．因酗酒或吸毒而宣告禁治产的，需要被宣告禁治产者因此不能处理自己的事务，或者致使自己或者其家属有陷于贫困之虞，或者危及他人安全。”[5]（p138）其中，只有精神病人被宣告禁治产人时才为无行为能力，而当行为人是因精神耗弱或者挥霍浪费或者酗酒、吸毒而被宣告禁治产的，则为限制行为能力人。
关于法人的行为能力，各国法规定不同。大陆法系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等国的理论通说认为法人不具有行为能力，英美国家学者也持同样立场。德国民法只对法人权利能力作出了具体规定，对其行为能力没有具体规定。《德国民法典》第26条规定：“1．社团须设董事会，董事会得以数人组成之。2．董事会在裁判上及裁判外，代表社团，有法定人的地位。”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德国民法上并不承认法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而它的董事会则是它的法定人。但是以瑞士民法为代表的国家则明确承认法人具有行为能力，《瑞士民法典》第54条规定：“法人依照法律或章程设立必要的机关后，即具有行为能力。”[6]我国《民法通则》第三章中规定了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第36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法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从法人成立时产生，到法人终止时消灭。关于法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并没有象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那样作具体划分，更没有规定作为确定其行为能力的具体标准。
（三）行为能力确定的依据
行为能力确定的自然依据是意思能力。各国民法中规定的行为能力一般都与年龄、智力、精神状况等个人因素相关，即行为能力确定的依据是行为人的意思能力，意思能力的有无以及大小是确定行为能力状况的关键因素。意思能力是指行为人理解自己行为社会后果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它揭示的是主体的自然属性。自然人可能会因为其身体机能，即自然人主体属性内部的因素，存在意思能力不全的可能性，这是对自然人设置行为能力的主要依据。
行为能力确定的社会依据是制度功能，行为能力制度在民事主体法中的预定功能是：
其一，构造自然人主体制度。行为能力制度是自然人主体制度的要素并与人格独立、意思自治与监护制度相衔接。所有自然人均具有独立人格，享有权利能力，可以参与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民事法律关系主要通过法律行为形成，法律行为是意思自治的实现形式。在市民社会生活中，要求解决各种行为能力水平的自然人参与法律关系的效力问题。各国对于行为人欠缺相应行为能力的行为一般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除非该行为人在此行为中是纯获利益的；通过监护制度解决行为能力欠缺者参与法律关系问题，保护那些不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行为人。
其二，保障实质平等。平等包括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行为能力制度有利于实现实质平等。法律规定所有民事主体的权利能力一律平等，这样，权利能力的设定就从法律上超越了所有的不平等性，实现了形式平等；但简单一致的平等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行为能力的引入有利于追求实质平等，通过区别对待使民法上的平等达到了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的统一。
其三，维护交易安全与交易秩序。民法制度规范设置背后的价值导向是使市场中大量的交易行为处于相应的行为能力支配之下，以此获得交易安全与秩序。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与他人的双方法律行为，如未成年人订立合同，各国通行的做法是一方面赋予法定人以撤销权或者追认权，而另一方面也赋予相对人以催告权，这也反映了各国对相对人的保护，这种对相对人的保护是从社会利益出发的。
其四，判定具体民事行为的法律效果。行为能力从技术上设置了标准，据以确定相关当事人民事行为的法律效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行为一般不发生预期法律效果，其意思表示在民法上是无效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进行与自身行为能力相应的民事行为，不得独立为重大复杂的民事行为。他们行为的法律效果可以分不同情况。通常情况下，限制行为能力人都有法定人，他们可以以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名义代为有效的法律行为，限制行为能力人自己所为的纯获利益的行为也是有效的。限制行为能力人的行为一般是效力待定的行为，法律赋予相对人催告权和撤销权，只要得到法定人追认该行为即有效，否则该行为无效。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行为依据自主意志产生法律效果。
二、行为能力运用在商主体制度中的矛盾
行为能力在商主体制度中缺乏存在的根基，在商主体制度适用中产生诸多矛盾。
（一）经营行为的意思能力要求高于完全行为能力
商主体的行为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行为，在一段时期内连续不断地从事某种同一性质的营业活动，是一种职业性行为。如果将经营行为放到民事关系中考察，这种经营行为属于复杂行为，对于主体的意思能力水平要求高，必须以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为起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被排除在外。商人必须面对市场风险，其风险识别、防范、规避能力均高于普通人。所以，商人的意思能力是高于完全行为能力的专业水准的能力。
（二）商主体人格基础中不包含行为能力
商主体的人格基础是组织体，不存在生理发育基础上的意志成熟问题。商自然人的组织结构简单，一般以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所拥有的商业技能为核心要素，结合少量的营业资本，简单的营业设施，提供某种简单的产品服务；从外部观察，这种商业经营行为主要是经营者个人主导的，其营业体的经营意志与经营者个人意志似乎重合；从内部观察，经营者本身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并且是按照所经营业务的要求进行专业化塑造，如理发师掌握理发技艺。所以，个人的完全行为能力已经升华为专业的经营能力。商合伙虽然具有契约性质，但是，其组织性勿容置疑，商合伙的名义、财产、经营意志的形成、对外责任等方面均相对独立于合伙人，商合伙的经营意志也是通过法定的制度性程序形成、表达，与开展经营活动的专业化要求相一致。公司经营意志通过内部机构来实现，以法人机关形成、表达和实现意志，法人机关是不存在完全行为能力、限制行为能力和无行为能力之分的。总之，商主体以组织体为人格物质基础，其经营意志是组织体所包含的机能，这种经营意志从来都是以完全行为能力为基础。
（三）行为能力不能满足商主体的制度功能
首先，行为能力与商人本性不符。民法中的人是市民社会生活关系中的人，自然人是民法的真正主体，其人格基础是生命体，客观上存在生理发育过程和不同的意志成熟状态，在民法上反映为无民事行为能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商人是经营关系中的人，以营利为宗旨，以营业体为基础，其经营能力是企业设立的产物，行为能力制度与商人的本性不符；其次，行为能力制度不符合商人主体性要求。自然人主体具有伦理价值，主体之间的平等是民法基本的价值追求，民事行为能力设置的一个重要作用是通过差别处理并与权利能力一起解决了民事主体的实质性平等。在民事法律关系中，民事行为是意思自治的工具，通过保护意志自由调动民事主体积极性，凡是行为人相应行为能力范围内的行为均获得法律效力，其意义在于对自然人主体性的尊重。商法中的人是经营关系中的人，商人是工具性主体，为营利和营业而存在，交易安全、市场秩序的价值高于单个商主体的存在与经营自由，商主体在经营能力范围内能够提供合格的产品和服务，所从事的交易符合各方利益和市场秩序，经营者在经营能力范围内部的行为才能获得法律效力；再次，行为能力不能区分商主体的行为效果。在商法中，所有的商主体都具有行为能力，无法从纵向划分为不同的等级，不能以这个标准区分商主体的行为效果。在商法中，区分经营行为不同法律效果的标准是经营能力，经营能力由企业不同的组织过程和组织状态所塑造，彼此之间存在经营区域和资质的差异，这种横向的差异由经营范围所标示，由商业登记所确认。
（四）行为能力与各类商主体均不兼容
商主体的基本分类是商自然人、商合伙、商法人，行为能力制度要在商主体制度中运用，必须与具体类型的商主体兼容。
商自然人是商人，除了要具有一般智力和精神状况外，还必须具有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不能以行为能力一般标准即年龄和智力状况来进行考虑，因为商人本是精明人，所有的商人在精神和智力状况要求上都高于一般的完全行为能力。在法国法中，规定未成年人也可以经商，可以依法成为商人，但是一旦经商成为商人，他的法律地位就发生变化，就会转变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日本民法的规定，未成年人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允许营业，被允许营业的未成年人的营业行为就是当然有效的法律行为。所以，用行为能力标准来衡量商人没有实际价值。
商合伙中合伙人同样必须是或者被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这样才能对于自己的商事活动承担法律责任，以保障商事安全与秩序；而作为组织体的合伙企业本身，只有在将它看作单一民事主体时，才可认为其具有完全行为能力；作为商事主体时，具有经营能力，以此判断其所从事的商事活动的合法性和妥当性。转贴于商法人制度结构不能容纳行为能力。关于法人的性质主要有两种学说。第一种是法人拟制说。该说认为自然人才是权利义务主体，行为能力是自然人所特有的。法人只不过是被法律拟制为自然人以确定团体利益的归属，它只存在于法律世界，仅仅是观念上的整体，并非社会中的实体。因为法人没有实体，没有意思能力，当然不具有行为能力；第二种是实在说。该说认为，由人组成的团体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组织体，它在法律上的人格是团体固有的，不论国家是否给予承认，它们都是存在的。团体象自然人一样，也具有思维能力。[7]实在说认为法人是实在人，也具有通过其组织机构实现的意思表示能力，所以法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持实在说的学者看到了法人拥有与自然人相同的主体地位，但据此认为法人也具有行为能力则缺乏说服力。因为法人的意思表示通过代表机构实现，不存在行为能力不全的可能性。换言之，法人代表机构做出的意思表示，从行为能力角度看全部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无从区别法人的意思效果。
总之，行为能力本是私法理论依据自然人的属性量身设计的。商主体制度中不宜完全照搬民事主体的行为能力。在商事领域，行为能力的设置缺乏相应的基本功能，并且适用在商主体上也存在着矛盾。
三、实际发挥制度功能的是经营能力
经营能力对于商主体的意义类似于行为能力对于民事主体，行为能力是确定民事行为人具体可以独立为何种行为的资格，经营能力就是确定商事经营者具体可以为何种商行为的资格。
（一）经营能力的定位
商主体能力制度应该包括：权利能力和经营能力制度。权利能力确立市场准入资格，只有商主体才能从事经营行为，非商主体不能从事经营活动，权利能力与主体资格具有同一性。这样，可以将商主体区别于民事主体和行政法主体。虽然主体资格是法律确认的结果，但是，法律并非随意赋予主体资格；法律赋予某类组织商主体资格的内在依据是其具有经营能力，只有给具有经营能力的营业体赋予主体资格才符合立法者的意旨。企业法人因为具有经营能力，都是商主体。事业单位法人需要依据是否具有经营能力区分。其中，生产经营性事业单位面向特定社会群体提供有偿服务，拥有稳定的财源，具备自主经营、自主管理和自我发展的能力，具有经营能力，可以成为商主体；而行政类和公益类的事业单位则由其性质决定不能成为商主体。机关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不能成为商法主体。《深圳经济特区商事条例》第6条规定：“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政府投资的中小学校不得设立商人，不得从事商行为。上列机构中在职工作人员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不得设立商人，不得从事商行为。”
对于有资格参与经营活动的商主体，具体有资格进行何种经营活动，具体经营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从制度设计逻辑上看，必须有一种制度来确定商主体具体可以为何种行为，以确定商主体具体活动的合法范围。经营能力制度解决商主体可以享有哪些权利、承担哪些义务以及可以为何种经营行为等问题，以稳定商事秩序。经营能力用来确认商主体具体可为经营活动的范围，具体商事活动的法律效力由经营能力来判断。
（二）经营能力的内在逻辑
经营能力依托于商主体自身的组织结构以及其财产结构，经营范围是商事经营能力的内在限制与外在表现，商事登记是对于商事经营能力的权威确认。
1．经营能力是营业资产的机能。营业资产是形成经营能力的物质基础，在经营范围指引下，企业内部的各种资产要素和人力要素按照技术规则和组织规则，进行适应性安排，形成营业体的特定机能，即经营能力。如果说商人营业的目的是营利，那么，营业体只是营利的工具，而经营能力是这种工具所具有的效能，营业体的组织目标就是形成预定的经营能力。
营业资产是有组织的财产，它不仅包括物和权利，而且涵盖营业活动积淀的事实关系（包括知名度、信誉、顾客名单及同上下游协助商的关系网络、营业秘诀等）。在这种组织化的财产中包含了经营能力。如果公司需要扩大经营范围，就要投入更多的资本，并将增加的资本转化为具体的资产，按照新增经营范围的要求进行适应性安排，形成新的经营能力。
商自然人的经营能力同样来源于依照法定条件和法定程序组织的简单营业体。无论是个人独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小商贩还是手工业者，他们经营能力确定的物质基础都是场地、资金、设备以及专业的经营技能。
2．经营范围是商事经营能力的内在限制与外在表现。所有商主体均存在经营范围，以公司为例，经营范围是指公司所从事的事业范围。公司设立过程中，先要确定经营范围，再围绕经营范围配备相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形成相应的经营能力。不同经营范围的公司，需要准备不同的条件，形成不同的经营能力。比如，经营物流业务的，必须有一定的运输车辆和必要人数的司机；经营生产业务的，必须有相应的生产线和生产工人。公司成立，意味着与公司经营范围相应的经营能力形成并获得法律认可。已经形成的经营能力具有两个方面的性质，从客观方面，经营能力是各种物质资产、人力资本和商标等无形资产按照生产经营所要求的技术规则和管理规则安排所形成的客观能力；从主观方面，经营能力是商法所确认的一种法律资格，是合法经营的许可。在客观方面，经营能力是公司实际具有能力提供何种产品或者服务，公司的经营范围只是公司经营能力的外部标识。一般情况下，经营能力与经营范围一致；例外情况下，也会出现实际的经营能力小于或者大于经营范围的情形。在主观方面，经营能力是合法从事何种商事活动的许可，其外部表现是经过合法登记程序确认的经营范围。即经营范围确定公司具体可为何种商事活动的范围，超越经营范围的活动一般超越了公司的经营能力，从而丧失了合法性。如果公司的经营范围涉及一些特殊事项的，比如要从事银行、保险或者证券等特殊的业务，设立这些公司还必须经过相应的行政管理部门的审批，这就是法律对特殊行业的经营范围的限制。在这种情形中，经营范围既是经营能力的外部标识，也是经营能力的法律依据。
3．商事登记是对于经营能力的权威确认。商事登记是指商主体或商主体的筹办人，为了设立、变更或终止商主体资格，依照商事登记法律法规、商事登记实施细则以及其他特别法规定的内容和程序，由当事人将登记事项向营业所所在地登记机关提出，经登记机关审查核准，将登记事项记载于登记簿的法律行为[8]。商事登记包括两个方面性质：一方面是国家对商事活动进行监督管理而采取的公法措施；另一方面是当事人为了获得商事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所实施的商事法律行为。
商事登记与经营能力确立之间的关系包含两个方面：从主观方面看，商事登记具有创设效力，即商事登记是商主体成立的必备条件。登记是向商事主体授予经营权的行为，带有市场准入的性质，商事主体未经登记，不能获得合法的经营资格，因此，登记在法律效果上具有创设效力；从客观方面看，登记只具有确认效力，即经营能力的取得并不以登记为前提，登记只是对经营能力的确认。因为商主体的经营能力是由其自身的经营条件所确定的，实际的经营能力并非来源于登记，此时，登记对于商主体的意义在于通过其权威性增强私法上的公信力。交易对象依据登记的经营范围识别相对人是否具有经营能力。
4．商人机关职能是经营能力的载体。商人经营意思通过内部组织机构来实现，因此，其经营能力依赖健全的组织机构。这就像自然人要想具有完全行为能力，其自身内部器官需要比较健全。经营能力依附于商主体内部机构职能及其组成人员的任职要求。例如，公司机构一般包括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经理以及其法定代表人。股东会是决策机构，董事会是执行机构，监事会是监督机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机构。法人的意思都是通过其机关中任职的自然人来表达。商主体内部机关通过职权职责体现经营能力，如重要事项的表决权、决策权、执行权、重要文件的查阅权以及起诉权等。这些职权职责对于公司机关人员的任职条件提出要求：首先，任职者必须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其次，任职者应该具有相关的专业技能。不同行业的公司要求不同，比如，对于证券公司，董事就要具备证券相关业务知识技能；对于航海公司，就要求航海相关专业知识技能。不同岗位的专业要求也不同，如股东需要决策能力，而经理需要经营能力。最后，公司任职者的消极条件，从反面保证了商主体具备正常的经营能力。
（三）经营能力的功能
1．市场秩序的预先安排。在宏观方面，通过经营能力制度，对于市场秩序进行预先安排。其基本的作用机理是：一方面赋予具有客观经营能力、能够有效提供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以主体资格，确认其经营资格，并且承认其经营活动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对于不具有客观经营能力、不能有效提供某种商品或者服务的经营者拒绝赋予其主体资格和经营资格，将其排除在市场之外，或者拒绝承认其经营活动的合法性。
2．商主体资格的赋予依据。从形式逻辑上看是先通过权利能力赋予主体资格，在此基础上考虑经营能力。但是，经营能力与商主体资格之间关系的实际逻辑是：人们基于营利需要，对于具有各种经营能力的营业体赋予商主体资格；当市场充满了这些营业体，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打交道的基本对象，为了获得效率，从技术上将这个组织体简化为一个单一化的人，赋予其民法独立人格。所以，一个营业体所具有的经营能力是其获得商法上的主体资格和民法上的主体资格的合理性基础。
3．经营行为效力的判断标准。一般的判断是：具备经营能力的经营行为具有合法性，能够获得预期法律效果；不具备经营能力的经营行为不具有合法性，不能获得预期法律效果。实践中的经营能力通过经营范围和经营资质表现出来，超越经营范围一般就不具有经营能力，超出经营范围的经营活动当然不具有合法性。只是在一般业务中，公司超越经营范围的行为，并不一定对于相对方不利，无需由国家法律一概予以否定。所以需要容许相对人依据自身的利益立场对于合同选择解除还是维持。有些商法上的非法行为，在民法上具有合法性。如果是一般性的非法行为，仅仅涉及交易双方利益，那么，违法者仅对相对方承担私法上的财产性责任，如果这种缺乏经营能力的行为威胁了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则通过强制性规定否定其效力，并进而产生行政法和刑法上的责任。
注释:
[1][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法学阶梯[m]．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米健．意思表示分析[J]．法学研究，2004（4）：30－38．
[3][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m]．潘汉典，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8．
[4]谢怀栻．外国民商法精要[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82．
[5][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m]．王晓晔，等，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6]蒋学跃．法人行为能力问题探讨[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07（4）：143－147．
个人经营行为篇3
世界各国主要以专门特许经营立法、非专门立法和有力的行业监管规范特许经营行为。主要有四个特点：
第一，多数主要特许经营国家都以法律形式规范特许经营行为。无论专门立法还是非专门立法，大多数国家实际上均将特许经营纳入法律进行规范。如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于1979年颁布了《特许经营与创办新企业的披露义务与禁止事项》，日本在1973年的《中小型零售商业促进法》及《中小型零售商业促进法实施条例》中专门对特许经营做了规定，墨西哥在其《工业产权法》中专门制定了关于特许经营的条款，并于1994年通过实施细则，俄罗斯在1996年新的《民法典》中对“商业特许”作了详细规定。马来西亚立法中规定工商部长有权任命一名“特许经营登记官”和若干名助手来监督立法的履行，所有特许人在向受许人发出要约前必须向登记官进行登记，否则即构成对立法的违反。另外，所有在马来西亚从事特许经营的经纪人也要向登记官登记。
第二，特许经营立法主要有两个层面：一是国家立法，二是地方立法，有时是国家立法与地方立法并行。美国的特许经营立法包括联邦立法和州立法两个层面：美国还有17个州颁布了适用于特许经营的披露法，其中许多州要求对信息披露文件予以登记，22个州颁布了规范创办新企业的要约和销售事项的法律，这些立法也适用于特许经营。当联邦立法与州立法冲突时以州立法优先，因此，在美国从事特许经营不但要符合联邦法，还要符合特许经营业务所在州的法律。加拿大虽无联邦特许经营立法，但有特许经营立法的安大略省集中了加拿大56％的特许经营总部和64％的特许经营店，安大略省参照阿尔伯特省制定了特许经营法，并于2001年1月31日起开始实施，阿尔伯特省于1995年颁布了《阿尔伯特特许经营法》。
第三，各国特许经营立法主要着重于两个方面：一是特许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及内容，二是特许经营合同的内容。对特许人规定法定信息披露义务及内容是特许经营的客观要求，也是对特许经营业务客观实践的一种总结，主要是为了制止特许人的欺诈行为和不公平作法，保护加盟者的合法权益。对披露问题正式以立法加以规定，是特许经营立法的通常做法。据世界特许联合会的调查，目前，有20个国家和地区有特许经营相关立法或行业规定，重点是规范特许人信息披露的义务及内容、信息披露的统一格式等,马来西亚、西班牙和美国的个别州还规定了登记注册的内容。由于特许经营合同是由特许人制定的，加之特许经营双方各种实力悬殊，根据西方国家的特许经营实践，合同往往失之公平，使加盟者丧失正当权利。此点，在我国也很突出。因此，将特许经营合同的内容加以法律规范也正在成为一种发展趋势。
第四，少数国家以现有法律辅之以有力的行业监管规范特许经营行为。德国没有制定专门的特许经营法。特许经营与其它商业活动一样，都要服从民法。丹麦也没有关于特许经营的专门法律，特许经营如同其他商业活动一样，都要按照合同法和有关商业法律规定并受其制约。英国同样没有针对特许经营的专门或非专门法律法规，也没有专门的政府主管部门监管特许经营业。但英国特许经营协会的作用很大，集行业主管、行业自律、规则制定、行业准入、资格审核、提供服务等于一身，并负责认定特许人资格、监督指导并改进特许合同的主要内容，在行业监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五，各国进行特许经营立法的角度各有不同。美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巴西、法国等国主要是从信息披露与登记的角度规范特许经营，主要侧重于管理；墨西哥主要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规范特许经营；欧盟主要从公平竞争的角度来调整特许经营；韩国从构成不公平贸易角度来调整特许经营；从俄罗斯特许经营的立法体例来看，是把特许经营纳入了合同法的调整范围。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特许经营立法在参照上述方面的同时，还要从管理规范特许经营市场的角度多加考虑。
总之，各国对特许经营的有关立法，旨在建立公平交易、维护诚信的商业原则和合理的商业标准、强调行业自治自律、并在最大程度上保护特许经营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中国特许经营的监管问题
特许经营的监管与立法同样重要，立法的履行需要有力的监管作保证。特许经营具有多重特征，既可以看成是一个特种行业，又与上市公司一样，具有融资功能，特许人是否具备必要的条件，事关特许经营的成败和加盟者的投资安全及利益；特许经营又是涉及广大社会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公众性融资或商业投资活动，一旦出现较大问题，即带有集中性、爆发性，不仅危害社会经济秩序，更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因此，国家对特种行业和上市公司实行的监管政策对特许经营有参考价值，对特许经营活动采取必要的监管措施是毋庸置疑的。建议从以下四个方面先入手：
第一，明确对特许经营商业行为实施监管的主体、内容和程序，加强事前事中的监管，重在对特许经营当事人进行事前引导、提示和帮助，减少大量的事后处理或无奈，防止违规行为。
第二，实行特许经营备案年检制度。在开展特许经营业务之前，特许人应在指定部门备案，同时，为保证备案效力的延续性，应对备案企业进行年检，以尽早了解特许人备案事项的变化情况，敦促引导特许人保持必要的条件。备案部门应向社会公布备案特许人名单，对因各种原因不再符合条件的特许人，也应向社会及时公布，取消其备案资格。由于对特许人进行备案工作涉及大量信息披露材料，如特许经营合同、特许经营操作手册、财务报表等，需要有一个专门的执行机构进行具体操作。备案工作可考虑由商务部指定有专业能力的相关机构，如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等负责组织执行，这样有助于在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熟悉特许经营企业，拥有特许经营企业详细信息资料，具备良好专业水准的优势，共同对特许经营进行专业有效的监管。为确保备案工作的质量、效率和公正性，杜绝等可能出现的不良因素，不给特许人增加不必要的负担，拟制定公开透明的备案管理制度，并公示社会进行监督。
第三，积极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等地方行业组织，应通过行业协会章程、行业道德规范等教育约束旗下会员保持行业自律，对优秀特许企业进行表彰，对不合格特许企业予以批评或公布，接受加盟者投诉、协调特许经营双方关系，促进行业内部的自律与监督。
第四，政府有关部门应就媒体刊登特许经营广告做出专门规定，限制以高额回报或低投入高回报等带有明显诱导性的广告内容出现。有关部门应对电视台、电台、报纸等媒体实行监督。此外，特许人刊登招募广告，参加招募加盟者的展会均应有备案记录。
个人经营行为篇4
关键词：涉烟；非法经营罪；未遂；法律认定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非法经营犯罪活动也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在烟草行业中，涉烟非法经营罪的案件数量逐年上升，但是在司法认定中，没有对涉烟非法经营案件的相关法律问题形成统一的认识，存在许多难点和疑点。只有进一步明确涉烟非法经营罪的认识，才能打击犯罪行为，净化烟草市场环境。
1.涉烟非法经营罪未遂的问题所在
案例：2012年5月，王某和张某从河北收购了中华香烟658条，并前往安徽进行出售，牟取暴利。当二人驾车行驶至山西省某高速收费站时，被当时的执勤民警查获，经查实，王某和张某二人没有获得烟草专卖许可证和烟草专卖运营证[1]。经查获的中华香烟都是真品，总价值高达298700元。
在这个案件审判的过程中，存在争议的地方是，对王某和张某的非法经营活动属于既遂还是未遂的认定上。认为属于既遂的理由是，王某和张某的从事的香烟的收购、运输和出售，虽然没有进行香烟的出售获得利益，但是他们的非法经营行为已经在实施，违法行为一经实施即被认作犯罪。而且在本案中，二人涉嫌的金额数目巨大，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应该被认作为既遂的行为。认为属于未遂的理由是，王某和张某虽然在进行香烟贩卖非法经营活动的收购和运输，但是二人最终没有从中获取非法的利益，应当被认作为未遂的行为。
我国在非法经营罪是既遂还是未遂的认定上存在许多争议，不仅是在涉烟的非法经营罪认定上，比如在非法经营音像制品并储藏未盈利的情况。在我国的刑罚理论界，大多对这一非法经营活动持有未遂的观点，但是也有不少人指出，非法经营活动是指收购、运输、出售等各个环节，一经实施就应该被认定为既遂。非法经营罪既遂不以是否完成销售行为作为评判标准，非法经营没有未遂也是涉烟犯罪司法务实的主流做法。
2.涉烟非法经营罪未遂否定之否定
目前为止，我国对非法经营行为在既遂还是未遂的认识上比较抽象。“非法经营活动包括许多环节，只要有一个环节设计违法，该非法经营行为则被认定为既遂，因为这种行为违反了国家限制买卖物品的制度”。在这种论述中，只要是违反国家正常管理秩序的行为都被视为非法经营活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非法经营行为进行正确的认识：第一，非法经营行为是集生产、收购、运输、存储和销售等行为的集合体，据我国相关管理制度规定，非法生产烟草制品、非法买卖和拼装烟草等行为被认定为非法经营行为，它不仅包括买卖销售的行为，而且也包含运输和存储的环节，非法经营行为是对生产、收购、运输、存储等行为进行的概括，如果没有这些具体的环节，非法经营活动就不成立，而这些非法经营活动的环节是有未遂形态的；第二，非法经营行为是通过买卖获得利益的行为。非法经营活动会扰乱市场秩序，是一种经济活动，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获得非法的利益。在我国司法务实中，还要对烟草经营的目的进行充分的考虑，如果被查获的烟草制品属于个人自己抽吸或者送礼的，那么这种行为就不能按照非法经营罪进行论处，非法获利主要发生在商品的流通和买卖环节中。总而言之，非法经营行为是一种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这种行为牵涉到买卖的获利，因此存在既遂和未遂之分[1]。
3.关于涉烟非法经营罪犯罪形态是否存在未遂的认识
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经营者如果明知自己的行为会扰乱市场秩序，仍然进行非法的经营活动，那么就触犯了国家对于物品买卖的管理秩序，如果牵扯的非法获利金额巨大，情节严重的即构成既遂行为。非法经营活动是一种长期的持续，包括生产、购买、运输、储藏和销售等环节，任何一个环节都是非法经营活动的组成部分，如果将各个环节分开进行非法经营的认定，未免有断章取义的嫌疑[2]。非法经营的犯罪形态在法益角度上是与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产品不同的，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侵犯的是国家对物品专营、专卖的管理秩序，而生产和销售假冒伪劣烟草罪侵犯的是国家产品质量管理制度[2]。因为烟草只有在销售出去的情况下才能造成对国家产品质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侵犯，非法经营烟草只要是运营中的一个环节构成违法，就触犯了国家对物品专卖、专营的秩序，因此也就构成了犯罪的既遂。
我国法律的立法初衷是支持非法经营罪既遂，而否定未遂的犯罪形态。非法经营罪惩治的是犯罪行为经营的过程，认定犯罪行为的评判标准也是根据经营行为各个环节中是否存在违法现象，重点不在物品的销售环节中。我国涉烟司法也支持对烟草经营是否涉嫌未遂的认定，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对烟草非法经营罪作出未遂的认定，规定销售不作为非法经营罪的认定标准，如果情节严重，非法经营的规模造成一定的数量，就构成了非法经营罪。
4.关于非法经营造假烟草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认定
非法经营烟草在涉烟是否是假烟的认定上存在许多分歧，一种意见认为只有真烟的非法经营活动才构成非法经营罪，如果涉案的烟草是假烟则罪名不成立，原因是非法经营罪保护的是国家专营、专卖和许可证制度，伪劣烟草如果包含在内，就证明了国家对伪劣烟草经营的许可，这与我国立法的初衷是相违背的。另一种意见认为，假冒伪劣烟草的运营应该属于非法运营行为，主要的理由是非法经营假冒伪劣烟草的犯罪行为造成的社会危害更大，如果这种行为不能构成非法经营罪，那么就会违背公平的原则[3]。
根据“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假冒伪劣烟草的运营对消费者造成的危害明显大于真烟，从这个角度看，应该被定罪处罚。从社会价值的角度看，如果只有真烟的运营被认作为非法经营活动，那么如果假烟的涉案金额没有达到15万元，就不能造成刑事犯罪，也就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这就有失公平性[3]。我国现有的法律和司法也没有对假烟是否在非法经营的范围内做出明确的规定，销售假冒伪劣产品和非法经营罪并不是完全并列的关系，在两罪的认定上，如果销售假烟不作为非法经营罪的认定，那么就不存在两者竞合的关系。
5.总结
由于烟草的经营存在较大的利润，导致我国涉烟非法经营的案件频发。我国对涉烟非法经营罪的认定上存在许多分歧，特别是在涉烟非法经营罪未遂的认定，这种案件类型复杂，在实际的司法判定中还经常出现各种新情况，不能对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的行为定性形成统一的认识，需要对我国的相关法律进行不断地完善。（作者单位：甘肃政法学院；河南省新乡县司法局）
参考文献：
[1]陈宇华，王秀梅.涉烟非法经营罪的司法认定初探[J].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21（5）：71-73.
个人经营行为篇5
一、**当前无照经营的现状及特点
今年以来，笔者所在的**工商所组织各巡查组工作人员对辖区无照经营进行了专项整治。在以片区为单位的摸底排查过程中，共摸查各类经营户523户（企业38户，个体工商户485户），其中证照齐全的191户，占到调查总数的％；无照经营323户，占到总数的％；超出核准的经营范围开展经营的5户，占到总数%；另外还有执照过期（XX年年11月创卫期间所办临照）的243户；未年检验照的76户；未悬挂营业执照的94户。
通过调查，不难发现，**当前无照经营违法行为仍然非常严重，并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从分布的区域看，农村的情况比较严重。在摸底排查中，我们抽查了主干道周边经营户325户，发现无照经营97户；抽查农村经营户198户，发现无照经营103户，无照率分别为％和％。
（二）从分布的行业看，主要集中在需前置审批的行业。在排查发现的323户无照经营户中，需办理各类前置审批手续的为47户，占到总数的％。
（三）从存续的时间看，无照经营处于动态发展中，取缔一批，又出现一批。去年年底，分局在**组织开展了查无照专项行动，仅一个月时间，就排查无照经营近5000户，补办营业执照达4000多户。但不到一年，无照经营的数量又呈现增加的趋势。在检查发现的无照经营户中，除创卫期间所办临时营业执照外，开业超过一个月的只有25户，其余254户全为新开业户。
（四）从查处取缔工作来看，工商部门单打独斗、力不从心的局面没有改变。在排查中我们发现，**镇政府主要以查税为主，对查处取缔无照经营没有专门安排，工商所主动汇报、协调各方、争取支持的工作也很不够。无照经营的治理仍然存在组织不力、协调不够的问题，有关部门之间难以形成执法合力。
二、无照经营存在的原因分析
根据当前**无照经营及查处取缔的实际情况，形成目前这种现状的原因主要是：
（一）片面追逐利益和法制意识淡漠是无照经营存在的主观动因。无照经营进入市场的准入的成本为零，并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市场,一些经营者法律知识缺乏、信用意识淡薄，不顾国家法律政策的规定，擅自从事经营活动。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法盲户，此类经营户文化素质较低，不懂法律，不知道经营需要领取有关照证，更不知道办什么证照、如何办理照、为何要办照，是查处取缔无照经营的重点；
二是观望户，此类经营户多为新开张经营，主要是看别人是否有证照，有“他人不办，我也不办”及“混过一天算一天”的侥幸心理，是查处取缔无照经营户的热点；
三是钉子户，此类经营户一般经营时间较长，有些还从事一些非法经营活动，公开抵制监管、对抗执法，是查处取缔无照经营的难点；房屋出租者为了出租利益保护无照经营。出租者出于个人利益，对租房户大包大揽，对执法部门的检查督导设法阻拦，甚至围攻、谩骂。经营户得到房东的保护，也与监管部门对抗；
四是关系户，此类经营户多与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有某种牵连，认为自己有关系，故意不办理有关证照，影响面大，是查处取缔无照经营的焦点。
（二）前置审批体制不科学是导致无照经营存在的主要的客观外因。由于审批体制上的原因，导致某些前置审批成了经营者顺利进入市场的障碍。主要表现：
一是审批项目繁多。《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后，虽然经过多次清理，但目前国家工商总局下发的企业登记前置审批参考目录中仍然有112个前置审批项目，而实际工作中涉及的审批项目远不止这些。有些项目是否需要前置审批，执法人员也很难搞清楚，影响投资者依法登记的积极性。
二是审批费用过高。大量的前置审批提高了市场准入的门槛。例如：从事饮食行业领取《卫生许可证》，连同餐具抽检费、健康证费、加之地方硬性规定的装修费等，每户就需要近千元。对农村一个只卖“一条烟、两瓶酒、三瓶饮料、四斤糖”的小店，无疑费用过高。
三是审批部门协调不足。审批工作不统一，不同步，影响了市场准入。有些经营项目涉及到多个审批部门，前置审批文件的有效期各不相同，给经营者带来诸多不便，也使工商部门无所适从。有的业户营业执照还未领到手，前置审批手续已经过期；有的部门只核发证件，不履行监管职责，使行政审批流于形式。例如：从事饮食业的服务人员处在时常变动的状态，当初开业时卫生部门核发了健康证的人员早已变动，而新从业人员根本没有健康证。但因为后续监督跟不上，使健康证及卫生许可证的发放流于形式。同一地址的卫生许可证，只因人员变动，却很难办理卫生许可证。在营业执照申请中需提交计生证，但随之而来的是暂住证、治安费等几百元的收费。经营户是合法做生意，不能因为超生或者办证不方便就不给予办理营业执照。
（三）各部门市场管理制度的不协调是无照经营存在的制度因素。诸如医疗等许多原本由政府包办的行业推向了市场，社会分工的细化又带来了许多新的行业和经营模式，针对这些行业的管理制度往往比较滞后，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体制不顺畅、管理不衔接的问题，形成了一些“政策性”、“制度性”无照经营。例如**由于外来人口多，受利益驱使，加之当地卫生部门严格限制个体诊所核发许可证，形成很多黑诊所。
（四）职责不明、执法不严是无照经营存在的人为因素。《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对部门之间的“监管顺序”及“主次责任”未作明确规定，相当部分许可审批部门对相关的无证无照经营行为“熟视无睹”，或向工商部门发出行政建议“一推了之”。这些都给工商部门造成很大的责任压力和执法困惑，很多因前置审批“门槛”等体制性障碍造成的无照经营现象，单纯依靠工商机关采取“堵”的办法，不仅难以解决，而且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另外，在执法过程中，由于受人员素质、人情风盛行等因素的影响，有些执法人员办人情照、发人情证，导致经营者摆人情摊、开人情店。
三、查处取缔无照经营的对策思考
针对无照经营“久治不绝”，且在个别区域愈演愈烈的现状，当前在查处取缔无照经营应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创新监管理念，在拓展无照经营整治领域上实现新突破。增强责任意识，努力建立无照经营查处取缔的长效机制。不能因为无照经营屡禁不止就麻痹大意、见怪不怪；不能因为有关部门配合不力就怨声载道、消极等待；不能因为难度大、责任重就不敢严格执法、大胆工作。要消除执法人员中存在的“疲、怨、畏”的思想倾向，坚持分片管理、责任到人，开展巡查、动态监管的日常管理模式，对无照经营实行“全天候、全方位”的监控。为此，基层工商所要真正担负起责任，对辖区内的市场主体情况做到“四个清楚”，即：清楚掌握辖区内各类市场主体的设立情况，清楚掌握各类市场主体的变更情况，清楚掌握各类市场主体的年检（验照）情况，清楚掌握各类市场主体的停业、注销情况。要加强信息的收集、分析与反馈。建立无照经营情况的信息收集反馈机制，以加强集中整治前的调查摸底，做到对重点区域的精确打击，确保集中行动的威慑力。构建“所－组－员”三级无照治理层级，将查处取缔无照经营工作纳入片区责任制监管之中，推行条块结合的片区责任制监管模式，即责任区干部加强日常的动态巡查，及时掌握无照经营存在的综合情况，做好日常的教育和引导，提出后续工作的合理化建议；巡查组根据相关情况的轻重缓急，开展不定期的分片统一行动，集中清理一批不稳定层面的无照经营户。同时，结合审批制度改革，切实降低准入门槛，简化审批程序，建立和完善职能部门信息共享制度，确保管理职能的落实到位。
个人经营行为篇6
关键词：企业管理者经营管理决策行为
一、企业管理者决策行为概述
（一）决策行为的含义
著名的管理学教授罗伯特西蒙曾说“管理就是决策”，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决策行为是管理者对于企业发展方向的一个规划与决定，企业的管理者每天面临的事情就是如何针对千变万化的市场环境而做出最优的企业决策行为，以保障企业的正常运营。企业管理者的决策行为是指企业的管理者对于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决断的过程。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如何保障企业经营管理决策的及时、正确、有效，是企业经营管理者所必须注重的，决策越科学合理，其就越能促进企业的发展，而失误的决策往往会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果。企业的管理者对于企业经营的决策是一个识别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因此对于企业的管理者来说，如何运用自身的素质能力去识别企业经营管理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从而制定科学的决策，促进企业的健康发展是最为关键的。
（二）决策行为的分类
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企业经营者的决策行为进行不同的分类，如根据决策问题的性质与重要性可以分为企业战略决策行为、管理决策行为以及业务决策行为。其中企业战略决策行为是对企业的总体发展目标、经营的方针等关系着企业长远发展的事项进行的决策。管理决策更多地表现为对企业日常经营的事项的决策，如人员的调动、资金的运用、年度生产计划等方面的决策。业务决策行为是对企业生产管理的决策，如企业的产品质量与成本的决策，企业的日生产计划的决策。
按照决策问题是否重复出现又可以分为重复性决策行为与一次性决策行为，重复性决策行为是针对一些突发的新问题，是一种非程序化的决策;而一次性决策是一种程序化的决策方式，是针对重复性的问题制定一套常规的处理程序。
（三）决策行为的影响因素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益深入发展，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在市场竞争中企业面临的风险也越来越多，企业的管理者一旦出现决策失误，不但难以实现企业的既定目标，很有可能因为失误的决策而错失企业发展的良机，导致竞争实力的下降，很有可能会引起企业的破产。因此对于企业的经营者来说，如何提升决策的水平，减少决策的失误是十分重要的。企业管理者的决策行为是对企业生产经营进行管理的过程，是要通过信息的搜集，制定企业的发展方案，并对企业的决策进行执行。决策的正确与否关系着企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对于影响企业管理者决策行为的因素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1）企业经营者的个人品德
经营管理者的素质直接影响企业的决策科学性，在中国传统的管理文化中，如“以德服人”，“德高望重”等思想都体现出一个管理者所应具备的个人品德素质。在古代的管理中，往往伴随着权力的压迫使下层不得不服从，但是现代化的企业管理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企业的管理者与员工之间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企业存在管理是维系企业正常运转所必需的，企业管理者的个人品德对其决策行为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是否具有海纳百川的容才之心，是否具备优秀的个人品德，都会影响其决策行为，如果一个企业的管理者无法容忍其管理的员工比他优秀，其在人事决策上往往会压制优秀的员工，使得整个企业的工作氛围变差，难以留住人才。拥有优秀个人品德的企业管理者，能够使其具有积极向上的态度，能够营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让员工信服。
（2）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能力
在企业的人力资源中，领导者的个人经营能力占据重要的地位，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包括企业经营者的组织能力、判断能力、协调能力、说服能力等。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必须要具备多项能力，首先要有一定的组织能力，能够将员工组织起来共同为实现一个目标而努力，组织能力对决策行为的影响是根本性的，企业管理者如果缺乏组织能力，其决策是难以执行的;其次，要具备判断能力，要从千变万化的市场中找准市场的热点与关注点，从而制定企业的发展策略。判断能力是企业经营者决策的重要依据，企业的经营者只有敏锐的判断能力，能够及时地针对经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再次，要具备良好的协调能力，企业的经营者不可能“事必躬亲”，但是企业的经营者又必须对企业的各项事务都要有全局化的了解，要关注企业的发展状况，了解企业的运营，针对出现的状况进行协调，从而能够协调企业的各项资源进行生产，促进企业的发展。最后，说服能力。企业的经营者必须要有一定的威信，能够让员工对其产生尊重、敬畏的心理，使企业管理者的各项决策能够得到员工的服从，并有效的执行。
二、企业管理者决策行为上存在的缺陷
（一）不善于对下级进行授权
我国的企业经营者多数不是科班出身，一些企业家往往缺乏系统的人力资源管理的技能，对于企业的经营管理凭借的是多年的经验。因此在对企业进行决策的过程中，企业的员工存在一定的依赖心理，导致企业的经营者事事关心，事事亲为，这些现象在一些中小企业中尤为突出。中小企业的规模比较小，组织结构简单，企业的经营者对于企业的掌控度比较大，员工对于经营者过分的看重，导致任何事情都要企业的经营者亲自下达命令，而企业的经营者也习惯这种任何事情都希望员工前来询问。
（二）企业经营者的决策缺乏科学的论证
我国的企业中，特别是民营企业对于企业家的素质依赖性比较强，我国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多数是依靠企业家强大的市场敏锐力以及高超的经营管理技巧而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但是有的经营者的决策行为却是一时的兴起，缺乏对市场的充分论证，而且对于员工的意见与建议，有的经营者往往是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导致经营决策失误，给公司造成巨大的损失。
（三）企业经营者的决策行为受行政因素影响大
在我国的企业经营者，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的决策行为往往受到政府行政指导的影响大，导致决策行为存在较大的失误，如某城市一个食品厂处于繁华地段，该市的政府领导为了有效地解决该厂的下岗员工安置问题，对厂长做出指示，要求该厂改造成为一个副食品批发市场，然而外地的一个开发商早已经在该地不远兴建了一个综合性的市场，导致厂长的决策进入两难的境地，如果继续将项目推行，则面临企业破产的境地，而如果不继续推行，则前期的建设投入资金就会变成泡汤。该案例充分说明在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决策行为上存在行政指导的现象，企业经营者的决策权受到干扰，导致决策存在盲目性。
三、完善我国企业经营者决策行为的对策
（一）企业经营者要适当地放权
任何企业的成功都离不开优秀的经营管理团队，在企业的决策行为中，企业家个人的素质固然重要，但是企业的各项事务都十分繁杂，单纯依靠一个人的能力掌控企业的各项事务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企业的经营者在决策过程中要学会适当的放权，特别是国有企业中，高层领导者要适当地加大中层管理者的权限，使其能够对企业的一些突发事件拥有决策权，能够及时地针对问题进行有效的处理，防止问题的扩大化。
（二）提升企业经营者个人素质，加强决策的科学性
在企业的经营决策上，企业家的个人素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一些民营企业中企业家的个人素质往往决定企业的生死，一些企业家不愿意听从他人的建议，与下属之间的沟通交流较少，缺乏对市场的充分论证，导致决策上出现失误，给企业的经营带来困境。因此，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企业经营者必须要提升个人的素质，从个人的组织能力、领导能力、协调能力、说服能力上不断地进行完善，使得企业的团队能够团结在经营者的周围形成优秀的经营团队，并对团队中存在的矛盾进行及时的协调与管理，保障企业的所有资源能够朝一个方向进行努力，合力解决问题。
（三）健全公司治理结构
在我国的国有企业经营者中，企业的经营者的决策行为容易受到行政因素的干扰，一方面是行政权与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尚未完全分离的原因造成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企业的文化上存在传统观念的束缚，而且国有企业的经营者的决策行为受到行政干扰，也是因为政绩的因素影响。企业的经营者要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必须要具有打破常规的魄力，通过不断地完善公司的治理结构，建立权责相统一的责任制度，对企业的发展决策要具备统筹大局的能力，通过完善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地加强内部的控制制度，对各个方面的影响因素进行有效的协调，保障决策的科学性。
参考文献：
个人经营行为篇7
在经历2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个体私营企业迎来了较昔日大为宽松的市场环境。我国经济政策从将个体私营经济作为补充，与公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到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到“私产入宪”，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得改革开放之便利，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得早、发展得快是我省经济的一大特色，正面临着第二次创业的我省个体私营企业整体生机盎然。
当前，我省个体私营经济的呈现以下特点：
一是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快速稳步发展。截止今年6月底，全省个体工商户191.7万户，注册资本440.4亿元，比2003年末分别增长3.36%和10.67%。全省私营企业已达到35.3万户，注册资本5088.8亿元，比2003年末分别增长9.35%和12.51%。实有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总户数均创历史最高水平。
二是私营企业的规模和水平不断提高。据今年6月底统计数据分析，我省个体工商户平均每户注册资金2.29万元，私营企业平均每户注册资金144.1万元，居全国前列。其中，私营企业注册资本在100—500万元的有86892户，比去年末增长7.6%，500-1000万元的达9955户，增长11.5%，1000万元—1亿元的达7563户，增长12.6%，亿元以上的达229户，增长48.7%。私营企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不断提高，活力明显增强。
三是私营企业有限公司形式成为发展的主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私营企业主的市场风险意识逐步加强，对企业的生产、经营、管理、发展模式更加器重。目前，绝大多数新开业企业选择了有限公司形式。据统计，至6月末，全省私营企业有限公司达29.17万户，占私营企业总数的82.6%，比去年末增长9.9%；注册资本4850亿元，占总注册资本的95.3%，比去年末增长12.6%.而独资企业有5.3万户，注册资本193.9亿元，分别占15%和3.8%；合伙企业有0.86万户，注册资本44.5亿元，仅占2.4%和0.9%。
四是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已经成为城乡居民扩大就业的主要渠道之一。至6月末，全省个体工商户吸纳从业人员403.3万人，私营企业吸纳405.2万从业人员，其中上半年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新增从业人员分别为36万人和47万人。上半年，全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共安置下岗失业人员1.7万人再就业。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的发展为城乡居民就业提供了主要渠道，有效缓解了社会就业压力和矛盾。
五是各地区发展基本呈上升趋势。从全省21个市情况看，至6月末，期末实有个体工商户户数除茂名、潮州市与去年末相比略有下降外，其余各市均有不同幅度的增长；资金数额除茂名、东莞、云浮市有下降外，其余均呈增长态势。私营企业除了潮州市的企业期末户数和韶关的期末注册资本略有下降外，其余各市均呈增长态势。全省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基本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
六是港澳居民来粤申办个体工商户踊跃。Cepa协议实行以来，广东省从2004年1月1日起，对香港、澳门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国公民申办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从事商业零售予以登记注册，全省各级工商部门、个体劳动者协会也同时为港澳居民来粤申办个体工商户开展了绿色通道。截止6月末，全省共核准登记港澳居民申办个体户726户，资金总额达2468.11万元。其中香港居民申办的有649户，澳门居民申办的有77户，港澳人士来粤从事个体工商户零售业务，活跃了广东省商品零售市场，对粤港澳地区的经济交流起到了更进一步的推动作用。
我省个体私营经济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原因：
一是政策拉动。2003年初，我省召开了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之后，省委、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及12个配套文件。这一《决定》从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原则、措施和方法上都作了务实的基本部署。各市积极贯彻落实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先后出台了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和措施，在全省吹响了个体私营经济大发展、大提高的号角。
二是服务推动。近年来，各级政府普遍加大了服务力度，积极对个体私营经济发展进行扶持和引导。如广州市实行了并联审批制度；阳江市成立了市投资服务中心，市直24个职能部门在“中心”设置办事窗口，12个单位在“中心”设置特派员，实行一幢楼办事、一个窗受理、一个口收费、一条龙服务；不少市还成立领导挂点扶持制度，由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的主要领导带头，四套班子领导成员挂点扶持重点企业，等等。
三是市场牵动。各级党委、政府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拓展企业产品销售市场。如组织各种“走出去，引进来”经济贸易活动，举办各种类型的交流会、洽谈会、展销会等等，都有力地促进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二、我省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
党的十六大虽然确立了个体私营经济与国有经济一样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地位，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也出台了《决定》及其12个配套文件，但制约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性、政策依然存在，来自于社会和企业本身的也有不少问题。
（一）思想上的障碍。
目前，对个体私营经济仍然存在种种认识误区和社会偏见，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歧私”。由于受到传统观念和“左”的思想影响，至今有不少人仍认为个体私营经济是“私”字当头，搞个人发家。一些政府的职能部门也仍对个体私营经济存在偏见，对民营企业冷眼相看，漠然置之，任其自生自灭，有的管理人员甚至在公众场所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从而使民营企业在社会地位上低人一等。目前，全省各地都有为数不少的企业反映一些行政部门仍然存在“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尤其在有行政审批权的基层部门，问题较为突出。
二是“恐私”。有些领导干部凡事怕与“私”沾边，怕犯错误，对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采取观望态度。还有些领导干部为了避嫌，在政策方面偏向于外地企业主或外商。某市一位老板就征地问题反映情况时，该市一位副市长说，虽然是同样价格，如果把地卖给本地企业家，会带来种种猜忌、误解，卖给外地商家或外商则不会有任何猜忌和误解。这种“恐私”现象在全省各地普遍存在。
三是“慢私”。如个体私营企业在用地、用水、供电、收费、出入境、进出口、招标、科研项目申报、出口退税和技术评定以及拖欠款项、财产遭受侵害、房产或土地发生纠纷、挨骂、挨打、被盗、被敲诈、受恫吓和受勒索等等，有关部门既不迅速处理，处理的力度也不大，往往只作一些表面文章。
（二）体制上的羁绊。
政府部门的多头管理、政出多门，使得在对个体私营经济的监督管理方面，谁都可以插手，而在服务方面，谁都可以不管，由此严紧衍生的问题严重阻碍了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
一是政策待遇不平等，准入条件不公平。其一，前置审批过多。据了解，明确民营企业开业登记前，需要进行前置审查、审批或实行行政许可制度的现行法律有20多部，法规和规章有60多部，包括14个行业，140多个经营项目，涉及公安、环保、交通、卫生、文化、旅游、房管、劳动等38个政府行政管理机构。投资者办一个执照要跑多个部门，而每个部门又有多个审批环节，办完这些证要花费几个月甚至半年时间，使投资者错过市场经营的机遇，增加了创业的成本。其二，准入限制过多。许多行业对不同所有制企业有不同的限制性规定，有些行业国家并没有明确禁止私营企业进入，只讲有条件进入，但受到职能部门的严格限制。在不少领域，存在着同样是自然人出资的企业，只要戴上集体或股份合作制帽子，就能享受各种扶持和优惠政策的现象，如在用地、用电、用水、经营项目审批、劳动用工、信息等方面，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目前不仅不能与国有、集体企业享受同等待遇，还不能与“三资”企业享受同等待遇。
二是“三乱”现象屡禁不止。近年来政府部门经过整顿，“三乱”现象有所遏制，经济环境有了较大改善，但在有的地方，政府部门出于为部门利益创收，有的执法人员为了为个人捞好处，发生在经济领域的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时有发生。其一，检查多，罚款重。有些部门往往因为与企业有矛盾，便隔三差五地去该企业检查，查完便随意查封或搬走商品和设备，既影响企业的正常运作，也影响企业的社会形象。在社会上有这么一种说法，如果某企业遭到检查，那是因为没有及时奉上“孝敬银子”所致。而且，在执法过程中，借执法为名，处罚就高不就低，该教育的罚款，该少罚的多罚。其二，多头收费。由于很多部门在职能上交叉，涉及到服务的方面，很少有人出面，涉及到管理时，只要有利可图，就会一下子冒出多个管理部门。民营企业在同一收费项目上，往往要向多方缴费。如中山市有些企业反映，该市交通管理部门要求企业驾驶0.6吨以上的货车司机必须到交通局培训重新领取上岗证才能上路运货，每人收费330元，同时对每辆货车还需要每季度进行一次二保，重新审批营运证，使企业的同一辆货车和司机分别要向交通和交警两个部门重复交费。其三，以证代管，以证收费。不少管理部门把管理物化为办证，又把办证简化为收费，只要办了证，缴了费，对企业便不闻不问。其四，隐秘性收费多。明支暗卡，迫使企业不得不屈从管理部门要求，接受管理部门指定的消费、服务或去指定的地方接受消费或服务。如消防由消防局指定由谁施工，并且指定商店购买，价钱要贵20-30％。还有各种名目繁多的赞助，造成私企低调，不愿做品牌，做大做强受很大限制。
三是税制没有充分体现公平竞争和国民待遇原则。体现在五个方面：其一，现行的税收政策规定个体户没有一般纳税人的资格，不能领取增值税发票，增值税无法抵扣，即使帐册凭证健全，建立财务会计制度的中小企业、有限责任公司达不到100万元年产值，流通性企业达不到180万元年销售额，也不能取得一般纳税人资格。其二，国家实行内、外资企业两套不同的所得税制度，外资企业在所得税方面有“免二减三”的待遇，城市维护建设税、耕地占用税对“三资”企业不征收，但对个体私营企业却收取。其三，税收增涨太快。据企业主代表反映，一些民营经济资源缺乏的地区，年总产值增长幅度还达不到20％，而税收却每年要以20％来增幅，使民营企业增长难以与税收增长比例与时俱进。其四，收税方法不合理。国企采取做多少业务收多少税，私企不能。其五，征收税率方面缺乏优惠政策。如达到多少税税率下降多少等。
（三）融资渠道不畅通。
一是银行普遍“抓大制小”。各商业银行出于安全性考虑，仍然集中力量抓大客户而不愿意向小企业放贷，由此导致大企业锦上添花有余，小企业雪中送炭不足，从而制约着许多前景好的民营企业做大做强。
二是所有制歧视仍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长期受计划经济和传统意识的影响，金融部门的“恐私”心里也相当普遍，一些企业反映，同样数额的贷款，贷款对象如果是国有企业，银行工作人员可以不承担责任，若是私营企业，则可能被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三是信用体系不完善，造成私营企业贷款难。由于个体私营企业的社会资源有限，受经营观念、经营范围、经营者个人能力的影响，又缺乏必要的信用体系，银行很难识别私营企业的信用素质，银行虽然有大量存款余额，因担心无法收回贷款，所以有钱也不敢贷给私营企业。
四是担保公司发展缓慢，业务单一。以广州市为例，广州市有6.6万多家私营企业，担保企业只有9家，占私营企业总数的0.013%，如此少的担保企业，如何能满足众多企业的担保需求。而且，担保公司的业务相当大的一部份是不动产担保，针对固定资产的评估是越估越小，只有不动产的30-50％才能贷款。至于国际通行的工程担保、履约担保、保险担保、纳税担保、海关担保等等都未能在我省的私营企业担保企业很好的发展试行。
五是银行贷款期限结构不能满足企业需求。目前银行对私营企业的贷款期限通常在1年内。由于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尚未到位，加上银行担心长期贷款带来风险，几乎没有一家银行对个体私营企业真正开放长期性的基建和技改贷款科目。为满足长期资金周转的需要，一些企业不得不采取短期贷款多次周转的办法，从而增加了企业的融资成本。
（四）财产的有效保护缺乏法律后盾。
虽然已经“私产入宪”，但是相关的法律法规尚未出台。早在1988年国家就颁布的《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对私营企业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得比较笼统。此外，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当私营企业权益被侵吞、受损害或出现经济纠纷时，难以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有的私营企业主反映员工因偷工减料造成质量问题，需要追究其责任时，有关部门往往以管理不善为原因由老板承担，同样情况发生在国企时，则可以用“赎职罪”予以惩处，两者的法律保护有差距。
（五）部分企业自身素质不高。
私营企业自身素质上的制约因素主要表面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产权关系不明晰，管理结构上基本上属于家族式管理。企业做大以后，家族式管理中存在的弊端就会严重影响企业的发展。如一些没有管理才能的家族成员处于重要管理位置，一些家族成员往往因对企业创业有功、关系特殊而不服管理，常与非家族管理人员磨擦冲突等等，严重影响企业运转效率，加大了企业的风险成本，成为企业升级创新的障碍。
二是企业发展速度与质量明显脱节。很多企业在创业上带有“一窝蜂”的盲目性，忽视产品的科技含量，缺乏品牌意识和企业文化意识，造成企业利润逐年下降。
三是人才缺乏，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适应。一方面，由于企业管理粗放式经营，相当部分企业缺乏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知识和技术水平，难以吸引和留住人才，难以改变产品单一、雷同、科技含量低的状况，造成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严重影响发展后劲。另一方面，经济欠发达地区普遍性招不到本科以上人才，人才不愿在山区和私企扎根，而企业从内部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很容易被抢走。
四是法律意识淡薄。一方面经营者存在着坑蒙拐骗，违章经营；另一方面，当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企业主不善于寻求法律保护，而是有事找后台，花钱买平安。
三、对“十一五”期间促进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几点建议
结合我省民营经济实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努力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要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建议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加强行政监督，将党的十六大和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落到实处。在总结我省民营经济发展的经验，分析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我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召开了全省民营经济工作会议。会后出台了《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定》及12个配套文件。抓好《决定》和各种配套政策、措施的落实，是促进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建议省、市每年组织一次大检查，看看是否落实、有何问题还需要纠正或补充，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阻碍民营经济发展的思想障碍和疑虑，放胆、放手、放开、放活发展民营经济。
二是强化舆论监督，加大宣传力度。加快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氛围是全面实现小康的必由之路，新闻媒体要客观地评价和宣传民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要大力宣传民营经济对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大力弘扬民营企业的好典型（如纳税大户、科技、就业、社保、社会公益等），要敢于对民营经济所遇到的限制、不公平待遇等发表言论，对损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人和事要及时予以“曝光”，以营造民营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三是坚持定期召开民营经济表彰大会。建议政府定期召开民营经济表彰大会，肯定民营经济的作用和地位，评选优秀民营企业和优秀民营企业家。
（二）强化服务意识，查处侵权行为，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务环境。
一是要从体制上建立强化为民营经济服务的机构。由该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国家和市有关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综合协调相关部门对民营企业进行指导和服务，对民营企业提出的要求和各种渠道反映的问题，做出快速反应和综合性的服务。
二是结合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简化办事程序和环节。除国家和省的法律、法规规定外，企业登记的前置审批条件可以取消或改为登记备案制，切实做好照后的监督工作（如卫生许可证能否在照后核发并加强监督）。
三是规范政府职能部门的收费行为，取消不合理的收费项目。要结合清理企业不合理负担，对涉及个体私营企业的收费项目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对一些不合理收费和不合理摊派、集资、罚款，要坚决停止。确实需要保留的收费项目，由省政府统一制定，严格控制收费标准，避免走样。
（三）为民营企业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现行的法律法规与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的要求相距甚远，建议在全国性的法规不能及时修订时，我省因地制宜研究制订一些地方性暂行规定。只有在法律上像保护公有财产一样对私人财产的权益实行保护，才能稳定民营企业家的投资心理，提高他们扩大再生产、做大做强的愿望。同时，切实保证法律的有效执行。为民企营造一个良好的法治环境，除了与法律是否健全有关外，还与法律能否被有效执行有关。有时后者甚至比前者更加重要。如果法律缺乏硬度，没有权威性，那么这些法律就会失去约束力而形同虚设。政府的责任不仅在于法律条文的制定，更在于法律的有效执行。
（四）放宽私营企业的从业限制，拓宽经营范围。
在市场准入、经营许可证和生产许可证发放，能源和原材料采购等方面，各种经济成份要一视同仁，机会平等，不应当按所有制不同实行倾斜政策。对于一些需要发展而政府和国有企业一时财力不足的产业部门，应当逐步打开大门，在政府的有效监管下，允许一些实力雄厚、经营规范、素质良好的私营企业进入。要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参与国有中小型企业的产权流动、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国有企业的改革改组中需要外界力量的支持，包括资本注入、技术转让、经营方式转变、市场开拓等。应当鼓励个体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通过市场在自愿互利的条件下进行联合和合作，支持产品市场前景好、有一定经济实力的私营企业兼并、参股、整体收购国有中小型企业，支持个体户中的能人承包、租赁国有小型企业。
（五）在资金、科技、信息等方面扶持个体私营企业。
私营企业的资金需求主要靠自我积攒和代价高昂的民间借贷来满足。国有金融机构基本上不与私营企业发生贷款业务关系。目前正在进行金融体制改革，希望国有金融机构也要热情地为个体私营企业在融资、结算、外汇、资本运营等方面提供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而且在贷款审批、利率计算上应与国有企业平等对待；在贷款担保上采取适当办法，维护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同时，要拓宽融资渠道。比如，在确定股票发行额度和选择上市企业上，也要安排私营企业，不应完全排斥在外。要通过各种方式，为各种经济成份都建立正常合法的金融渠道。科技、信息也是个体私营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私营企业的薄弱环节。政府有关部门、科研院所、大专院校、社会中介组织也应当为其提供咨询服务。
（六）在税收、土地资源、人才引进和使用等方面对个体私营企业一视同仁。
现行的税费规定、土地使用、人才引进和使用等方面存在的一些不公平的因素，已经严重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建议政府按照“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多考虑生产领域中处于弱势的民营小企业，特别是那些下岗职工创办的个体工商户和处于创业期的小民营企业，让民营经济与国有经济、外资经济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个人经营行为篇8
一、法人及产业活动单位情况
我镇法人单位73个（单产法人单位52个），其中：企业法人57个，机关事业单位法人10个，其他法人（村委会）6个。产业活动单位83个，其中单产活动单位40个。全镇法人及产业活动单位1－9月份营业收入2.45亿元，从业人数2187人，占全镇二、三产业从业人数的60％。据统计，从事旅游服务业企业有75户，占企业总数的61％，在总营业收入中，高速公路建设工程7740万元，占总营业收入31％，其银行、电信、保险部门营业收入为3354万元，占13.7％，本地企业实际营业收入为13359万元。
按行业类别划分：第二产业收入为9296万元，占38％，第三产业营业收入15157万元，占62％。
二、个体经营户情况
据统计，我镇从事个体经营户有1051户，从业人员为2545人，业主提供月营业收入为824万元，经调查评估月营业收入为1134.6万元，超出37个百分点，其主要因素为：在调查时，个体经营户有思想顾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漏报和瞒报现象。
按行业划分其调查评估数月营业收入为：小型加工业59户，营业收入占5.7％；建筑业4户，营业收入占1.6％；交通运输业232户，营业收入占8.4％；批发和零售业401户，营业收入占47.8％；住宿和餐饮业250户，营业收入占29％；服务业105户，营业收入7.5％；在个体户收入中，从事第三产业经营户为988户，营业收入为1051.6万元，分别占94％和92.7％。
三、总量指标与上年度乡镇经济发展指标相对比较
1、对全年营业收入进行测算：我镇是以旅游为主导产业，经济收入来源要根据旅游季节来决定，据历年的市场行情，10月以后为旅游淡季，一般营业额根据10个月来测算，其中的淡季3个月并为一个月计算。经测算，法人及产业活动单位年营业收入为14695万元，个体经营户年营业收入为11346万元，总计乡镇全年营业收入为26041万元。
个人经营行为篇9
关键词：电子商务；消费者；经营者；适格主体；
一、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
近年来，我国网商群体从400万迅速增长到2000万的规模，采用电子商务手段开拓交易市场，成为一股迅猛的潮流，电子商务发展前景十分可观。然而伴随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的是：网络购物成为在消费者投诉的重点，其中对B2C和C2C交易中的投诉占大部分。根据中消协的数据，2005年，涉及互联网的投诉达7189起，与上一年相比，增长幅度达到96.3％，增幅居各类投诉的首位。事实上，网络销售坑骗消费者事件的实际发生数要远远高于这一数量，因涉及金额不多或不法商家无迹可寻等各种因素，多数消费者最终选择放弃投诉。如此众多的网络欺诈对电子商务是不利的，可能导致消费者对电子商务失去信任与信心，这不利于电子商务在我国的普及与发展。
目前《电子签名法》、《电子支付指引（第一号）》都已经出台，但因为该类法规并未直接对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保护作出明确的规定，且在现阶段该类法规对普通消费者的适用具有一定的不可操作性，而有关网络欺诈的事件屡屡发生并呈上升趋势，说明我国在此领域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还不够完善，需要进一步。《江西省互联网上经营主体登记后备案办法》明确指出，今后“网上开店”不仅要办照，而且必须进行网上备案。B2B、B2C、C2C交易模式都属于监管范围之内。这意味着网上经营主体登记备案的方式将从政府方面对网上的经营者进行宏观的约束与限制，但这种约束与限制从目前我国的网络现状来看，仅仅限于“宏观”层面，而且《办法》作为地方规章，本身具有地域局限与无强制力。由此看来，《办法》的实行象征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实际意义。
对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单从加强行政监管、实行行业自律、建立信誉评价机制、完善社会信用体制等方面入手是远远不够的，任何制度的完善都需要立法作为基础与指导。《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基础，现阶段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其在电子商务中适格主体的界定。这是《消法》在电子商务环境是否适用与解决电子商务消费纠纷的依据，也是建立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法理基础。
二、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适格主体的界定
电子商务中可能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交易模式有三种：B2B、B2C、C2C，其中B2C模式中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是毫无争议的。值得探讨的是：B2B、C2C模式中是否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对电子商务中消费者与经营者主体资格的界定涉及到该问题的解决。
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并没有明确界定消费者的概念，也没有对消费者的主体资格进行说明。根据国家标准局《消费品使用说明总则》的界定，可以成为消费者主体的只能是“个体社会成员”。而目前有些学者认为若单位购买生活资料最后也是由个人生活消费而使用，那么该单位和集体是属于消费者权益法保护范围的。在这种特定情况下，“单位”、“集体”或者“组织”是否构成消费者的主体值得商榷：
首先，国际通行的规则是将消费者定位于个人。从目前法学理论界的观点和世界各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惯例看，消费者的主体资格只限于个人，例如：《牛津法律大辞典》解释是，消费者是指那些从经营者处购买、获得、使用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人；国际标准化组织（iSo）消费者政策委员会定义为，为个人目的购买或使用商品和服务的个体社会成员；《欧盟消费者远程合同指令》定义为，非出于商业、买卖、职业目的而缔结合同的任何自然人。
其次，只有自然人才能成为最终消费的主体，单位购买生活资料的基点仍是个人生活消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指的消费是个人消费，或者说是直接消费。在单位作为商品的买受人，服务合同的订立者时，其不能直接进行生活消费，不能作为最终消费者。法人或其他组织因消费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应由合同法调整，而不应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如果单位坚持依照《消法》来主张权利，这种情况下它相当于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的诉讼代表人。
最后，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角度看，立法宗旨是为了保护交易中弱势一方，就单位所具有的实力而言，很难将其视为市场中的弱势一方。消费者在交易过程中作为个人往往处于弱者地位，故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体系的特殊保护。且其与经营者相比较缺乏交易经验或缺乏足够的交易信息和交易能力，从而导致在交易中已不具有和对等经营者的实力，所以要求国家立法进行干预；而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进行交易时，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与团体力量和经营者抗衡，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处于强势地位，法律上无给予特殊保护的必要。
转贴于因此，具有消费者主体资格的只能是个人，本文将“消费者”定义为：消费者是为生活消费目的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商业性服务的，由国家专门法律保护其消费权益的个体社会成员。电子商务只是人们生活消费的手段之一，它没有改变消费者的定义及法律保护，所以现行法对消费者的定义适用于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根据上文，电子商务中具有消费者主体资格的为：出于生活消费目的通过互联网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商业性服务的个人。那么，B2B交易模式中的单位购买者不具有网络消费者的主体资格，即B2B交易模式中不存在消费者与经营者。
消费者与经营者是相对应、相对立的二者，没有经营者就没有消费者，反之亦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经营者的概念未作解释，也未对其主体资格进行界定。《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的经营者有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产品质量法》用的是“生产者”、“销售者”概念，未将两者合称。实践中，经营者的概念也不明确，对其的认定没有统一的标准，我国对经营者注重的是经营许可证或商业行为。根据我国的实践情况，本文对经营者的定义强调的是“取得经营许可证”，故将“经营者”界定为：指以营利为目的，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商业性服务，并已经取得经营许可证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同时，本文认为电子商务中具有经营者主体资格的有：通过网络技术手段达到营利目的，从事商品生产、销售和商业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组织和个人。即经营者不仅仅存在于B2C交易模式中——在C2C交易模式中，虽然销售方为没有经营许可证的个人，但个人销售者应被视为经营者，以令其对应的购买者自然成为消费者，双方行为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调整。具体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角度看，消费者作为分散孤立的个人，实力弱、手段弱，在消费时处于不利或弱势地位，《消法》强调经营者与消费者处于平等地位，并且在规定中侧重于对消费者的特殊保护；在网络交易环境下，因网络的虚拟化、技术化、无纸化（电子化）使消费者更处于不利或弱势地位。且信息不对称性等因素更加严重，[1]例如：在C2C交易中，在线销售者只是披露商品信息或自己的身份信息，消费者无法对其信息作出真伪的鉴别。如果销售者披露的信息存在虚假，那购买者的权益将无法得到保障。信息不对称在C2C交易模式里表现的淋漓尽致，整个交易过程中购买者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2.在C2C交易模式下，企业以个人身份注册并从事经营完全可能，而购买者很难得知与其交易的对象究竟是企业还是个人。如果法律一概将企业注册为个人用户的销售者排除在经营者的范围之外，那么与这类销售者进行交易的个人购买者不会被法律视为消费者从而无法受到特殊的保护。
3.C2C交易中，大部分的个人销售者以出售商品为业，主观上具有营利目的，客观上存在营利行为。由于网络的特性，个人销售者可以只凭借个人身份证或相关证件开设“店铺”，销售商品。其“店铺”规模及产品种类甚至可以和现实生活中的商家相媲美，甚至规模更大、种类更多。其销售方式涉及“拍卖”、零售、批发等。这类个人销售者的性质和现实生活中的经营者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其不需要经营许可证就可以在网上经常性地从事经营活动。将这一类个人销售者视为经营者，更有利于网络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且当前网民对C2C交易中产生的纠纷或欺诈，都认为应当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体系的救济范围。事实上，在C2C交易中遭受欺诈的网民很大都选择向相关的消协或工商部门投诉。
C2C交易模式中，如何以特定的标准来确定个人销售者为经营者，这涉及到制订法律的技术问题，本文不作论述，但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个人销售者是否以出售商品为业，具有营利目的。2.个人销售者出售商品的数额或交易频率具体达到的标准。3.个人销售者“店铺”货物的库存量具体达到的标准。
三、相关立法内容与监管措施建议
在目前网络法律规范与政府监管制度不完善的状态下，笔者认为应当考虑从立法层面确定电子商务中经营者与消费者的概念，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若干内容进行修订或是出台电子商务领域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单行法规，以推动电子商务的普及与发展：
1、明确网络消费者的概念。这有利于网络交易纠纷中消费者身份的确定，从而可以令被侵权人明确选择合适的法律与合适的救济途径。目前，在国外的有关电子商务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法规中都明确消费者的概念，如：《新西兰电子商务领域消费者保护示范法》规定：消费者指任何自然人；《加拿大电子商务领域消费者保护指南》规定：消费者为个人、家庭成员、亲戚的需要而进行商业交易的个体社会成员。
2、确定网络经营者包含自然人和法人。这一点的确定较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将扩大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从而可以适用于电子商务中涉及消费者权益的各种交易模式，令消费者在需求救济时有法可依，并且这一点的确定也符合电子商务发展的趋势。《欧盟消费者远程合同指令》中的经营者是指任何自然人或法人，其以商业或专业能力缔结合同；《新西兰电子商务领域消费者保护示范法》中对企业的定义为：任何个人或法人，包括从事1986年《公平交易法》中界定的政府机构。值得探讨的问题是：网络经营者为个人时是否必然需要取得经营许可证。
个人经营行为篇10
摘要在如今市场经济的时代，随着人权保护事业的发展，消费者的权利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并接受。其中，消费者安全保障权作为消费者的基础性权利，更是受到消费者和法学家的高度重视。三十多年以来，我国经济突飞猛进，科技发展也得到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人们在享受其带来的成果时，也不免发生担忧。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定，经营者最大化的追求自己的利益，由于法制的不健全，侵害消费者安全权的事件时有发生。本文顺应时展的要求，全面而深入的探讨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关键词经营者义务安全保障义务消费者权利安全保障权一、经营者及其安全保障义务范围的界定在了解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前，首先必须先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认识：一是何谓经营者？二是经营者安全保障的范围是什么？对于第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找到答案，但是《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经营者是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法人、其他经济组织和个人。”通常认为，经营者是指向消费者提供其生产、销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它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并与消费者相对应的另一方当事人。实践中，通常是指生产商、制造商、销售商、服务商。服务商又有批发商、零售商、商等。服务商则是因为在当代这个服务性行业发达，甚至可以说是突飞猛进的情形下又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关于经营者的认定还有以下两个问题要区分清楚：第一个问题是没有经营主体资格的人是不是经营者。在实践中，对于如何确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经营者存在两种相距甚远的评判标准。一种观点认为应该以组织或者个人的权利能力作为判断其是否是经营者的评判标准，即具有“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权利能力就属于经营者，若不具备“从事商品经营或者营利性服务”的权利能力就不属于经营者。在现实生活中，就看其有没有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照这种观点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组织和个人就属于经营者，相反没有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的无照经营者则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规定的消费者。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以组织或个人的行为性质作为判断其是否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经营者。也就是说一个组织或个人只要实际实施了经营活动就属于经营者的范畴，而不去考虑其经营行为具有何种性质，其有没有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即使没有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只要从事了经营行为，就被划定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所规定的经营者。对于存在的两种分歧，笔者认为第二种更合理。主要是基于三方面的理由。第一，推究立法原意，尊重本来意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使用他人营业执照的违法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消费者可以向其要求赔偿，也可以向营业执照的持有人要求赔偿。”从上述对违法使用他人营业执照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组织或者个人也成为经营者，就能判定法的本意并没有把不具备权利能力的组织或个人排除在外。对于本身既没有在工商行政主管机关注册登记，也没有使用他人营业执照的违法经营者，笔者认为也应该参照第三十七的规定一并处罚。第二，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一条规定普遍被认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核心，明显体现出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侧重。我们在这里可以举一个例子，甲和乙分别到丙和丁两处购买物品，丙是在工商行政管理机构经过合法登记的经营者，丁则进行着无照经营，倘若两人使用了商品后都出现了安全方面的损害，要求赔偿损失。丙因为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经营者要按照其规定进行双倍赔偿，而丁却因为不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只需进行一般的赔偿，而不必进行双倍赔偿。结果甲和乙虽然实施了相同的行为，结果却出现了很大的偏差，乙因为丁的过错而没有得到本来可以取得的足额赔偿，于理不通，不利于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第三，有利于保护经营者的利益。还以上面的例子为例，丙因为是合法的经营者进行了双倍赔偿，而丁却因为实施的是非法的经营活动却只是进行了一般的民事赔偿。不但于理不通，也容易助长非法经营活动，不利于法治的发展。第二个问题是判断谁是经营者的几种特别情形。1．企业合并分立的。变化发展是不变的规律，一切事物都在变化发展之中，对于经营者的认定也不例外，《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以下几条规定，值得我们注意：第三十六规定：“消费者在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时，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因原企业分立、合并的，可以向变更后承受其权利义务的企业要求赔偿。”2．消费者在展销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的。第三十八条规定：“消费者在展销会、租赁柜台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结束或者柜台租赁期满，也可以向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要求赔偿。展销会的举办者、柜台的出租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追偿。”3．消费者因虚假广告接受商品或服务，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第三十九条规定：“消费者因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提供商品或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广告的经营者虚假广告的，消费者可以请求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惩处。广告的经营者不能提供经营者的真实名称、地址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二、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法理依据（一）权利义务相一致原理的要求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向来是法理学研究的重中之重，权利义务相一致原理是阐述权利与义务关系的一项重要原理，正所谓不存在无权利的义务，也同样不存在无义务的权利。二者总是相互依存，相互统一。权利义务相一致原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一方存在权利，他也必然存在义务。因为一个社会的权利义务总和是确定的，如果每一个社会成员只是享有权利或只是承担义务，那么社会都无法正常运转；另一方面，一方享有权利，那么另一方必然要履行义务。经营者与消费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一对相对应的概念，经营者享有在消费关系中通过诚实守信与合法经营获取正当利益的权利，自然也要维护消费者利益，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与此同时，没有经营者对安全保障义务的承担，何来消费者的安全权。（二）收益与风险相一致原理的要求收益与风险同权利与义务一样，都是如影随形，相伴而生，不能脱离对方而单独谈论另一方，只片面追求收益，逃避风险，都是毫无意义的。经营者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要想获取正当的经济利益，实现其价值，必须提供符合消费者需求的商品和服务，否则只能被市场淘汰。经营者通过和消费者进行直接和间接的交易，获取收益，同时也必然要担负起保障消费者安全权所带来的风险。经营者与消费者建立交易关系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交易，即由销售者与服务者和消费者进行直接的交易活动；另一种则是借由销售者或服务者这个中介的存在使得生产商，制造商与消费者之间建立起间接的交易关系。通过以上两种方式，达到经营者与消费者的良好互动。（三）危险控制理论的要求在市场中，一些商品和服务本身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不能从根本上杜绝，然而却又是消费者需要的。因此，经营者在“创设”这些商品和服务的同时，也在“创设”危险。相对于消费者来说，显然，经营者对危险有着更深刻的了解，掌握更全面的知识，因此也就拥有了预防和处理危险的可能性。基于经营者这种控制危险的能力，决定其有义务拿出一部分收益用于控制危险，保障消费者的安全权。（四）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要求公司社会责任是指公司的存在不仅仅只是具有最大限度获取商业利益这样唯一的一个意义，同时也应当尽最大限度的责任去关心股东利益之外的社会利益，消费者权益就在上述的社会利益之中。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核心内容体现了对公司营利性之外的社会性的关注。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公司取得财富的过程与处分财富的过程都应该符合法律的要求，同时公司社会责任的落实也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完善设计。以公司的形式存在的经营者当然也需要按照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要求，关注消费者的权益，履行安全保障的义务。三、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法律性质对于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属于何种法律性质，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约定义务说和法定义务说。约定义务说也称为合同附随义务说，认为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存在的合同关系，是经营者对消费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依据。安全保障义务作为合同的附随义务，双方都应遵守，当然经营者也不例外，否则就要承担违约责任。法定义务说则认为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是法定义务，符合我国的法律规范。经营者若违背法律的规定，要承担侵权责任。笔者认为两种说法都存在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够准确。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应该说是以法定义务为基础，同时允许一定范围的约定存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应该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使用商品和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经营者发现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存在严重缺陷，即使正确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仍然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造成危害的，应当立即向有关部门报告和。”从中可以看出，法律为了侧重保护相对于经营者来说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把在合同法中本属于合同附随义务的经营者安全保障权上升到一般义务的范畴，成为经营者的基本义务。这是由于之前的法律侧重保护行为的自由，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联系程度越发紧密，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纠葛，从社会本位出发，强调经营者义务。《消费者保护法》第十六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营者与消费者可以通过订立合同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但是必须要在法律的限度内。法律规定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双方当事人不可以更改，但是法律规定的毕竟只是最低的限度，只要不违背法律的强制性规定，经营者和消费者可以按照合同法意思自治的原则约定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经营者若违反和消费者签订的安全保障义务合同，要承担违约责任。四、结语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消费者权益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近年来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屡有发生，对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笔者通过对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相关概念，法理依据以及法律性质的一系列分析，希望对其有更深刻的认识，以便能在实践中更加注重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规范，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