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安全战略篇1
经济安全是国防安全的重要方面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自古以来，国防安全就包含着经济安全的内容。在农耕文明时代，军事安全之所以从国防安全中凸显出来，是因为土地是经济安全的第一要素，只要用武力守住国门，便可以将经济安全的威胁拒之门外。如古代的国家战争多以争夺国土为目的，而又以秦王朝的长城为典型，其国防即守住国土，也即维护了自己的经济安全。然而，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交往活动的增加，商贸经济的出现，一些具有威胁经济安全的因素逐渐为各国所重视。如唐朝对于河西走廊的关切，奥斯曼帝国对黑海海峡的强力控制等。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开始对外殖民扩张，以掠夺他国原料和抢夺销售市场来保证本国的经济安全利益。19世纪中叶英国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正是这一表现。然而，当时的清朝廷并未认清殖民国家对中国经济安全的严重威胁，大量白银外流，原有的经济被冲击，这也成为清王朝最终走向灭亡的经济因素。殖民国家在进行经济扩张的同时，把关系到自身经济安全的战略要地也收入自己囊中，并严加控制，如好望角、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等。
在现代战争中，通过破坏对方的经济安全进而迫使对方屈服逐步成为军事战略的关注焦点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美和德、意等国之间为破坏对方的经济安全，围绕大西洋交通线和对方的工业生产基地进行了激烈的对抗，并对战争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美军的打击下，日本的1000万吨商船到战争结束时损失殆尽，致使工业原料断绝，几乎扼杀了整个日本经济。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对南联盟的工业基础设施、电力系统和运输系统的打击，有效地阻遏了南联盟的经济运转，成为南联盟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海湾战争后，美国对伊拉克的长期封锁使伊拉克经济处于崩溃边缘，导致伊拉克国力急剧下降，最终使伊拉克战争成为“一边倒”的战争。二战前日本大将山本五十六在考察美国后认为，如果日美开战日本必败无疑，其根据就在于日本无法破坏美国的经济安全。
我国经济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
2004年底通过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要有效防范和应对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的经济安全，这是基于我国经济安全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而采取的应对之策。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能源危机、金融风险、高科技核心技术的匮乏和经济对外高依存度的风险不断扩大，而我国经济不断持续快速发展对外能源、原料的需求仍将不断增加，所以这一问题将会变得越来越严峻。2004年石油价格一路飙升，引发国内经济的震荡，这是由于当前我国已经成为能源纯进口国，国内石油产品价格伴随着国际油价波动。有消息称美国准备用军队保护马六甲海峡通道时，国人产生了“马六甲困局”的忧虑，于是泰国克拉地峡、缅甸输油管道、巴基斯坦港口都成为这一忧虑的突破口。中日在俄石油管线上的争夺，更加警示了我国经济安全不能依附于任何一个国家，只有自力更生，能源渠道多元化才能确保我国的经济安全。美元大幅贬值，引发了国际金融动荡，并使人民币汇率问题成为中美、中日关系中新的热点，直接关系到中国的经济发展的核心利益。有资料显示，我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由1981年的约18%增加到2004年的50%。多年来，对外贸易和外资对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40%到50%左右。据有关专家估计，到2020年前后，我国石油的进口量将接近2亿吨，石油的对外依存度将接近50%。今后20年，我国的一些重要的战略矿物资源也将处于短缺状况：短缺铁矿近30亿吨，铜矿5亿吨，铅矿1亿吨。
近些年频繁发生的国际贸易商业纠纷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温州鞋在西班牙被烧、在俄罗斯被扣，美国对华家电反倾销，欧盟对我国纺织品设限，这些对刚成为制造大国的我国经济将产生很大影响，也将会对经济发展的进程产生阻碍。改革开放后我国面对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实力上的差距，实行了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然而这一策略至今未取得明显效果，相反是使国外产品大肆入侵占领甚至垄断国内市场，迫使国内同类企业纷纷倒闭或是投入其门下。乐凯是个被国人称道的民族品牌，在经过几十年后，仍然是寄于美国柯达名下，中国市场被柯达充分占领了，然而乐凯得到的仅是一些淘汰过时的技术，竞争力无从谈起。对于这种情况，近年政府鼓励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走出去，通过并购等方式获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已经初步有了一定成效。如tCL集团的国际并购，迅速使其成为首屈一指的彩电巨头，研发创新实力大大增强。联想与iBm的pC部门交易，虽然美国政府以经济安全为由进行干涉，但最终还是放行。当然，这样的方式是否最为合理有效，还需时间去验证，但毕竟这是对于保障我国经济安全的一种科学探索。正如tCL集团董事局主席李东生所言：“大不一定强，不大一定不强！”
此外，未来经济要素在战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它既是诱发战争的动因，也是被攻击的主要目标，对面临祖国统一大业的中国来讲，尤其要注意经济安全问题。在去年的“汉光19号”演习中，提出了所谓的“先期反制”的战略，其图谋就是通过预先打击大陆东南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区、长三角区来阻止大陆对“”分裂势力实施军事打击。这些都对经济安全构成了一种战略性的威胁。
维护经济安全是我国国防战略的新重点
近些年的一系列关系经济安全的事件，让我们不得不重视经济安全。1993年，是中国人难以忘记的一年：这一年，中国成为能源净进口国，其后，每年石油进口量平均递增1000万吨左右；这一年，美军在公海上公然拦截了中国货轮“银河号”，“银河号”事件凸现了中国对海外经济利益维护的“软肋”。事实迫使中国对海外视角开始关注经济安全问题。作为一个实力有限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不得不综合采取外交、军事措施以保障经济安全。
自上世纪90年代后，为维护经济建设的安全环境和强化经济安全，在积极深化中美、中日、中欧经济交流的同时，中国加大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力度，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加入了wto，奠定了经济安全的国际基础，在亚太地区，积极维护业已存在的由中、日、美、俄、东盟等多极均势结构，强化了与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3会议、上海合作组织、东北亚磋商机制、欧亚首脑会议等多边机制成员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在经济上发挥了负责任的大国作用，也有效地维护了自身的经济安全。为了确保能源安全，中国政府确立了新的能源战略，通过强化多元化的海外石油供应，增加多元化的石油运输通道来应对能源安全。
国防安全战略篇2
一、美军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主要内容
从美军的一系列涉及到网络安全战略的文件和美军在网络战方面的建设来看，美军网络空间安全战略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
（一）网络空间军事化战略
2003年2月的《确保网络空间安全国家战略》，把网络空间安全提升到与国家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同等重要的位置，提出了美国网络空间安全三大战略目标：阻止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攻击；降低国家面对网络攻击的脆弱性；如果网络攻击发生，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和缩短恢复时间。
2011年7月的《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为美军提供具体的网络空间行动指南，将网络空间列为与陆、海、空、天并列的行动领域，国防部以此为基础进行组织、培训和装备，从而确保在网络空间采取军事行动的能力。
美国防部多年前就开始着手打造一支技术先进的网络战部队。2009年6月，专门成立了网络司令部（CyberCommand），负责计划、协调、组织和实施各类网络空间作战行动，包括指导国防部信息网络的防御行动，准备和实施网络空间的攻击行动，确保美军及其盟国在网络空间的行动自由，剥夺敌人在网络空间的行动自由；随后还颁布了相应的网络空间作战条令。美国陆海空三军都有相应的网络司令部和网络战部队，包括陆军网络司令部、海军网络司令部/第10舰队、空军第24航空队、海军陆战队网络司令部和海岸警卫队网络司令部。目前，美军共有3000～5000名网络战专家，5～7万名士兵涉足网络战；加上原有的电子战人员，美军的网络战部队人数在8.8万人左右，相当于7个101空降师；其中，空军网络战力量最强，共有2.5万人。未来，“网军”可能和现有的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一样，公开成为美军战斗序列中的正式成员。
（二）网络空间积极防御和威慑战略
美军传统的网络安全防御主要依据其提出的“信息安全保障”（ia）思想，即确保网络中信息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可控性和不可否认性，并通过防护、检测、反应能力来实现网络系统的可恢复性；同时美军还提出了“纵深防御战略”，认为信息安全保障要依靠人、技术和操作（行动）来实现包括网络基础设施防御、网络边界防御、计算环境防御和支撑基础设施防御等目标。
2011年5月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宣称美国将使用一切必要手段防御网络资产，像对待其它任何威胁一样，对网络空间的敌对行为作出回击，并保留诉诸武力的权利。为了更加有效地阻止、击败针对美军网络系统的入侵和破坏行为，同年7月的《网络空间行动战略》，提出“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从而更加有效地阻止、击败针对美军网络系统的入侵和其他敌对行为”的“积极防御”战略措施，通过各种手段发现、监测、分析并减轻网络面临的安全威胁和存在的安全脆弱性，在“有害代码造成损害之前”就“侦测”并“阻止”它，即在网络尚未遭到攻击前阻止恶意行为。“转守为攻”的同时，美军进一步提出了“网络威慑战略”，即在不削弱进攻能力的前提下，拥有对方难以承受的报复和摧毁能力；要明确告诉敌方，他们要为其网络攻击行为付出代价。公开宣称，网络司令部有权对境外计算机发动“先发制人的行动”、甚至“用炸弹回击黑客袭击”。最极端的情况是，在对其他国家采取常规军事打击行动之前，可首先通过网络攻击瘫痪敌方网络系统，从而使得敌方无法通过攻击美军指挥控制系统及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来阻滞美国的军事行动。但有专家分析指出，美军在网络空间的威慑战略隐藏着一大风险，即美军很可能无法确定攻击来源。明确攻击来源从而确定威慑对象，是实施威慑战略的首要前提，而这在网络空间往往很难做到。上世纪美苏对峙时的核威慑战略在网络空间行不通。
（三）网络空间安全国内合作战略
《网络空间行动战略》表明美国国防部试图建立美国国内的联盟，加强美国防部与国土安全部等其他政府部门及私人部门的合作，在保护军事网络安全的同时，加强电网、运输系统等重要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防护，构建全民防御体系。安全战略强调国防部要与国土安全局等部门建立分工合作协调机制，要与从事关键基础设施软硬件生产的公司进行合作，如共享网络安全态势信息，联合采用安全保护措施，处置重大网络安全事件。
为加强对国防工业公司网络的保护，美国防部于2007年就启动了“国防工业公司网络与信息安全保障”计划。安全战略特别强调指出，由于大量软硬件产品生产过程中存在广泛的“外包”行为，“外包”厂商的安全资质，将构成重要的关注对象。显然今后从事相关生产的企业，无论是美国企业还是非美国企业，都要以某种方式受到国防部的监管。
（四）网络空间安全国际合作战略
《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提出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的7个重点政策：在经济领域确立国际标准，保护知识产权，建立具有创新性和自由、开放的网络市场；在网络安全领域增进合作，确保互联网安全性、可靠性和灵活性；在执法领域加强网络立法和执行力度，提高全球打击网络犯罪的能力；在军事领域与盟友通力合作，应对网络空间所面对的威胁；在互联网管理方面维护全球网络系统（包括域名系统的）稳定和安全；在国际发展领域援助合作伙伴，建立更强更可靠的“数字基础设施”；在网络自由方面加强隐私保护，促进网络言论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和信息自由流动。《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也强调“加强与美国的盟友及伙伴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国际合作”。
美军认为，网络空间是一个连接各种网络的大网络，任何单个国家或组织仅凭一己之力，都无法进行有效地网络空间安全防御。通过开展与美国的盟友及伙伴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国际合作，可确保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全球网络空间的话语权与掌控力，及时共享网络安全威胁信息、网络攻击事件特征和参数，提高美国及其盟友的网络空间安全态势感知、预警和集体防御能力。
国防部与盟国及其他国际合作伙伴的关系，为未来美国国际安全合作提供了坚实基础。连续的国际合作、集体防御以及国际网络空间准则的建立，将强化网络空间安全，并使各个国家受益。这一战略，对其他国家，尤其是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注定无法被当作美国“盟友”的国家，提出了直接而尖锐的挑战：如何看待全球网络空间，如何看待美国公司提供的信息服务与软件产品，美国国防部认为“外包”到其他国家的软硬件产品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那么同样的，由美国公司生产的网络产品是否构成对其他国家安全的潜在损害？
（五）网络空间人才和技术创新战略
《网络空间行动战略》提出网络空间行动的第五个战略措施就是“重视高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并提升技术创新能力”。美军认为，保卫美国在网络空间领域的国家安全利益依赖于美国人民的聪明才智和技术创新性。应通过实施有效的人员招募、继续教育和培训计划，建立和维持一支高素质的网络空间人才队伍。如国防部应简化网络空间人才招募流程，允许网络空间人才在国防部和其它公共机构及私人企业之间不受限制地自由流动，吸引网络空间人才为国防部服务。安全战略还强调，今后将加大对新技术的研发力度与投入，积极发展新的网络技术，并鼓励创新性研究，时刻保持美国在网络技术上的优势。如加强对“云计算”、“虚拟化”等前沿网络技术的投资，运用一些传感器和态势感知软件，提高对安全威胁和漏洞的识别能力，及早发现敌对网络中是否存在潜在的恶意代码；建设“国家网络靶场”，提供网络空间作战真实演练环境，试验和检验新的网络空间作战技术、方法和手段。
二、美军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对我国的启示
美军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对我国启示主要有：
（一）制定我军网络空间安全战略
美国网络空间安全战略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和威慑性，并始终将中国作为重点对手和主要关注对象，因此必须研究、制定对应的我军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明确我军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目标、原则、任务和措施，应对我国网络空间面临的严重威胁和挑战。
（二）建立我军网络空间作战指挥体制
美军在网络空间安全战略指导下，由网络司令部统一指挥其网络空间攻防作战行动。我军应在中央军委统一领导下，着力构建平战一体、统分结合、反应灵敏、顺畅高效的网络空间作战指挥体制。在总部调整设立全军网络空间作战指挥机构，并明确侦、攻、防、控行动牵头部门和任务分工。在各军区、各军兵种明确网络空间作战指挥职能部门，负责制定网络空间作战方案，统一组织协调侦、攻、防、控行动。
（三）提高我军网络空间作战能力
美军为了落实网络空间安全战略，颁布了相应的网络空间作战条令，建立各军种网络战力量，研发了网络空间作战武器装备，并每年都进行网络空间攻防对抗演习。因此，我军应在制定网络空间安全战略的同时，研究制定网络空间作战条令，组建总部级和军区、军兵种两级专业化的网络空间作战力量，研发软硬兼施、攻防兼备、防慑结合的网络空间作战武器装备，组织跨部门、跨领域的网络空间攻防对抗演习。
国防安全战略篇3
论文摘要：2008年7月31日,美国国防部了最新一期的国防战略报告,这也成为布什政府任内的最后一期具有纲领性质的文件。〔1〕此报告全文23页,共分为绪言、导论、战略环境、战略框架、国防部实力及实现途径、危机处理和结论七个部分。本文在简要介绍其内容同时,发掘其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家军事战略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等一系列战略报告的关系;进而总结该报告的特点并追溯这些特点背后的动因;最后对国防安全战略中折射出来的布什政府反恐政策进行总结并浅谈自己的认识
2008年7月31日，美国国防部了2008年版的《美国国防战略报告》。[2]作为指导美国国防安全与军事战略走向的纲领性文件，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2002年和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以及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的战略思想。另外，该报告于布什政府即将卸任之际，对其进行评析，无疑对总结布什政府任内的反恐政策以及预测美国的国防战略走向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内容简介
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全文共23页。首先由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作序，其后分为导论、战略环境、战略框架、国防部实力及实现途径、危机处理和结论六个部分。
报告开宗明义的谈到，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依托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两个支柱（pillar），即“结束暴政，推进有效民主进程和拓展繁荣来推进自由、公正和人类尊严”，以及“领导不断壮大的民主社会来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2]报告紧接着对战略环境进行界定：“在可预见的将来，国际体系内会掀起一场与暴力极端分子意识形态进行的全球性斗争”，比如（al-Qaeda）及其同伙；除此之外，“流氓国家（朝鲜、伊朗等）对核武器的觊觎”，“极端分子武装的次国家行为体”以及“其他强国（明确指出中国）正在崛起的军事实力”，这些“都对美国的战略环境带来长久的挑战”。当前，国防部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美国本土不会受到袭击以及海外利益的安全”，同时“将伊拉克和阿富汗作为斗争的前沿阵地，准备应对长期的、多前沿和多维度的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在这一过程中，“要把威慑以及提前预防作为阻止冲突和加强安全的关键手段”，并且“通过自身军事实力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使对手丧失袭击我们的勇气和信念”。最后，报告用四页篇幅强化了国防部的职责。
二、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的特点以及背后动因探析
相比2005年《国防战略报告》，以及2006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四年防务评估报告》，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具有以下五大特点：
首先，对美国本土安全追求的最大化。冷战结束后，民主制度、市场经济、通讯手段以及网络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非国家行为体借助这些现代化因素，试图打破传统权威的局限，以期实现由于历史、文化、宗教差异而产生的不同的政治诉求。布什政府认为，“9·11事件是这一现象的极端体现，美国的国土安全系数急剧降低”，“无赖国家和它们的恐怖主义分子随从威胁或利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反对美国，对美国的领土安全带来挑战”。[3]作为“唯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4]，美国由于恐怖主义这种次国家行为体通过非常规手段对它进行的挑战，第一次产生了恐慌的心理。因此，报告中提到，“国防部的首要职责是要保证美国本土不会遭受直接的打击”。对美国“生死攸关的利益”，也就是涉及国家和人民生存安全和生存环境方面的利益的捍卫，[5]成为布什政府的战略核心所在。
第二，对反恐的持续看重以及反恐手段的更新。可以说，布什政府两届任期内，美国人民一直生活在“9，11”的阴影中。布什政府利用国民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夸大恐怖组织的威胁，并将其上升到意识形态层面，成为继“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后新的“极端暴力意识形态”。
于是，在反恐的大旗下，布什政府先后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安全形势并没有达到布什政府预期的效果。在阿富汗，中央政府无力控制首都喀布尔之外的地区；在伊拉克，宗教、种族及地区的冲突愈演愈烈。同时，高额的战争费用招致民众的抗议，要求从伊拉克撤军的呼声不绝于耳。因此，该报告对恐怖主义威胁的夸大，旨在为布什政府对外战争的合法性辩护，以息民愤。
美国国防部在大谈恐怖主义威胁的同时，鉴于在两场战争中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也理性的看到自身的不足。报告中多次提到，“纯粹的武力成功并不是最终的胜利”。美国应吸取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中的经验，注重自身的非常规力量的构建。接下来，美国受到的最直接的威胁是来自非国家行为体采用的非对称性的战术。因此，五角大楼要重视以往忽略掉的非对称性的冲突。[6]对于反恐新手段，报告中指出，美国应该“更多倚重其软实力（softpower）和盟友”。同时，“还应鼓励当地政府参与反恐进程，通过经济促发展，更好地保卫和管理自己”，“反恐是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朝一夕或是一场战争就可以解决的，要实现从纯粹的单边向多边主义跨度的转变”。
第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战略转向。不同于以往战略报告对传统安全领域以及恐怖主义带来的非对称威胁的热衷，2008年国防战略报告进一步指出，“接下来的20年里，伴随着快速的社会、文化、技术和地缘政治的改变，会出现新的物质压力，比如人口、资源、能源、气候和环境方面的挑战，可能会导致更多不确定性的产生。”“这些不确定的因素，特别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人口负增长，以及相互之间人口流动趋势的改变，带来了资源、环境以及气候等方面的安全挑战”。这种新出现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正是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以及美国自身的开放程度带来的，同时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回避不是办法，要积极加以应对。针对这些新出现的不确定因素，报告指出，美国国防部应该“对安全战略观进行大规模的更新”，“通过一些强有力的战略走向之间的相互作用，规划一个长远的安全环境”。
第四，地缘战略思维的回归和深化。美国是目前唯一的全球性超级大国，而欧亚大陆是全球的中心舞台。欧亚大陆权势分配的变化，对美国在全球的首要地位和美国的历史遗产，都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7]美国以其意识形态纽带一直维系着欧亚大陆西部的民主阵营。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美国欧亚大陆地缘政治的掌控取决于对欧亚大陆立足点的获取。而报告中对所谓的“流氓国家”和对中俄印的关系大量提及，也正体现了这一点。
所谓的“流氓国家”，是指“威胁国际秩序的朝鲜和伊朗”。对于参与六方会谈的朝鲜，美国虽早已提出将其从“无赖流氓国家”名单中去除，但是在2008年的国防战略报告中并没有履行诺言，而是继续“担忧朝鲜政权在核扩散和导弹扩散方面的问题”。同时，报告指出“伊朗政权资助恐怖主义，试图摧毁刚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建立的脆弱的民主政权”。不难看出，美国所定义的流氓国家实质是在远东和中东两个具有重要战略地缘价值的国家。对这两个国家的界定以及美国心存的打击渴望，同遏制中国和俄罗斯是不能分开的。
对于正在崛起中的中国，2006年的美国安全政略报告，将其定义为“处于战略十字路口的国家”；在2008的国防战略报告中，明确了对中国应采取的战略对策：“美国国防部将通过塑造（shape）和防范(hedge)战略，来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力及其使用方式的不确定性”；同时，在上，为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必须维持台湾的分离现状。[8]对于“民主程度倒退以及对邻国采取能源和政治恫吓”的俄罗斯，由于其向美国挑战尚待时日，当务之急，要“强化在后苏联空间内的地缘政治多元化趋势，从而有效抑制俄罗斯的帝国野心”。报告中提到“希望印度在国际体系中以利益攸关方的身份承担更大的责任”，则是意欲抗衡地缘政治上的中国—巴基斯坦联盟。可以说，传统的“欧亚大陆中心论”在美国新保守主义那里，仍然占有很大的市场。
第五，对国防部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作为此份报告主角的美国国防部，也对自身的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除了继续强调在2006年《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的工作重点，报告新增了“进行自身机构的整改”，“重视人才这一最重要的财产”，以及“通过有效提高机构工作效能，加强与其它部门之间的分工协同和合作”。在处理四大危机方面，“平衡危机的主次，理解危机的深层动因，做出有效抉择”。国防部工作的最终目标是“执行全球防务，军事上从因循守旧和单一防备的模式向外向型的模式转变，在处理多变的战略环境中出现的不确定性因素时提供更多的灵活多样性”。
总的来说，2008年国防战略报告对国际战略形势做了全新评估后，继续把反恐摆在一个相当高的位置；除了要增加国防预算来提升自身军事实力，更要看重“软实力”以及盟友间的作用。另外，报告把对美国本土的防务界定为国防部的核心职责，对国防部自身的工作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中国这样的“潜在对手”持以更加谨慎的态度。
三、对布什政府反恐政策的认识
从布什政府上台伊始的一系列战略报告来看，“恐怖主义”一直是个重要的议题。布什政府依仗美国在“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技术和文化方面的主导优势”，[9]以及国际社会的同情，肆意将反恐战争扩大化，最终走上了“单边主义”的不归路。
对于布什政府“单边主义”的反恐政策，早有学者指出：“美国政府咄咄逼人的反恐态势是对国际社会规则和制度的漠视”，“美国政府用强权去摧毁恐怖主义和邪恶国家，却不能带来更稳定和和平的国际秩序”。[10]正因为“美国绝对没有强大到能够不顾抵制而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世界”的程度，所以“这种新帝国的美国政策有可能引起越来越多的抵制和不断上升的成本”。[11]布什政府所付的巨大战争代价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失道寡助”，都在现实中验证了这一点：“以暴制暴”是不可能取得反恐战争的最终胜利。在吸取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经验教训后，布什政府开始强调软实力以及盟友的重要性，这在2008年《国防战略报告》中有详细阐述，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美国“向均势现实主义和自由多边主义的回归，以成熟世界大国的姿态来寻求稳定和获取利益”。[12]
布什政府的反恐政策与追求全球霸权是相辅相成的，只是由于在推行其意志过程中遇到或大或小的阻力，才会在“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之间徘徊。但正如前文所述，美国对霸权的追求由来已久并且不会轻言放弃。所以，布什政府卸任后，不管是共和党还是上台，美国的“霸权”和“国家利益”都仍将是战略核心，而对其构成威胁的因素（“恐怖主义”、中国的“和平崛起”等）仍将遭受打击，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是以一种多边主义自由国际秩序的努力加以打压，还是以一种更为帝国的方式去重新塑造自己。”[13]
注释
[1]本文涉及“2008年《美国国防战略报告》”的内容均用引号引出，不再逐一加以脚注。
[2]whiteHouse.thenationalSecurityStrategyoftheUnitedStatesofamerica（2006）./nsc/nss/2006/nss2006.pdf.
[3]DoD，“QuadrennialDefenseReviewReport”.defenselink.mil/qdr/report/Report20060203.pdf.
[4][7][8]【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第21页；第158页；第152页。
[5]李少军：《国际战略报告——理论体系、现实挑战与中国的选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1页。
[6]“BalanceatHeartofnewDefenseStrategy,GatesSays”.defenselink.mil/news/newsarticle/?id=50657.
国防安全战略篇4
关键词：信息时代；国家防空；基本特征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空天袭击逐渐成为一种战略手段，国家空中安全变为国防安全的首要，位于首当其冲的地位。加快发展国家防空理论，探究国家防空的制胜之道非常急需。而正确认识和把握信息时代国家防空的基本特征，对于揭示国家防空的基本规律，研究确立国家防空战略方针，指导和预测未来国家防空作战，夺取信息化条件下国家防空作战的胜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笔者研究认为，信息时代国家防空具有防御性、战略性、联合性、体系性和广延性等基本特征。
一、防御性
国家防空的性质是由国家性质、国家战略及军事战略方针所决定的。众所周知，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永不称霸，永不谋求领土扩张。中国始终不渝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奉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这一方针是为维护世界和平，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和领土完整，促进国家统一，保障经济建设而服务的，具有一贯的防御性。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的："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防御的"。而中国的军事战略方针一直以来也是积极防御，强调在战略上坚持防御、自卫和后发制人的原则。从1985年邓小平同志领导我军战略性转变，到1993年中央军委制定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到为适应世界军事发展的新趋势，依据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要求制定的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仍然是积极防御。基于这样的国情、军情，中国的国家防空所服务的目标也必须与其军事战略相一致。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信息时代国家防空的性质在战略上仍然具有明确的防御性质。
二、战略性
国家防空作为信息时代国防和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担负着遏阻、抵御、消除空天袭击和威胁的重要使命，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和作用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信息时代战争条件下，它将首当其冲，贯穿始终，影响全局，及至决定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鉴于国家安全的威胁逐步向空中和外层空间拓展的实际，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抵御侵略，就必须要有有效的国家防空来做保障，突出国家防空建设的战略地位。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以空、防对抗作战为主要模式，空天袭击与国家防空的较量将成为具有决定意义的较量。当信息时代的空天袭击将不再是单纯的作战手段，而成为一种实现战略企图的工具，其军事、政治效能显著增强，地位和作用明显提高，利用空天袭击力量的打击和威慑行为，征服或影响对方的意志，促使对方改变其行为或政策，实现国家的战略目标。可以看出，随着空天袭击战略地位的提高，空天战场将是未来信息化战场的"制高点"和重要对抗领域，空防对抗的结果将在极大程度上对战局和战争结果具有主导作用，使得国家防空的战略地位更加明显突出。
三、联合性
随着信息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防空力量构成呈现出复杂化、多样化的趋势，单靠空军航空兵、陆军防空兵等军队武装力量已不能完成任务，还需要大量的地方非武装力量、民间力量的联合参与。因此，国家防空不可能只是军队一家之事，仅靠军队"单打独斗"显然是力不从心的，而且它往往会"牵一发而动全身"，甚至影响和波及到全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会涉及到国防和军队事业，还会涉及到经济、政治、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不仅需要国家武装力量的投入，还需要地方党委政府、企业、社会和民间等力量的投入；不仅指空天等传统领域的建设，还包括网电等新兴领域的建设；不仅需要武器装备、专业力量和特定系统的支撑，还需要理论、技术和环境等支撑。可以说，国家防空涉及领域之广、动用力量之多、牵动精力之大是难以想象的，需要溶入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更需要举全国之力来维持和建设。
四、体系性
信息时代的国家防空既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又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科学体系，需要进行科学统筹，合理规划，整体推进。在国家防空力量上，各种防空力量要实现一体化，各类防空武器使用要综合化，反击、抗击、防护行动更要有机统一，高度集成化。在国家防空体系内各防空系统上，侦察预警系统、指挥控制系统、拦截打击系统、保障系统、野战防空系统和人民防空系统，也必须要协调配套，这是充分发挥国家防空体系总体效能的需要，不能因某一功能降低或防空武器装备不配套，而削弱国家防空体系的整体效能。在国家防空体系功能上，既能有效地组织实施信息进攻、信息防御行动，实时侦察并准确掌握作战对象的空袭企图、动态和空袭行动，全力夺取并保持一定的信息优势；又能有效地对付敌各种作战飞机突袭，如空中预警、侦察、电子干扰、护航压制、战略轰炸、战术轰炸等各种飞机与攻击直升机；还能抵御敌战术导弹袭击，特别是巡航导弹和战术弹道导弹；还能拦截敌航天器袭击，尤其是敌战略弹道导弹和军用卫星，最大限度地削弱其作战功能。可以看出，国家防空建设是复杂的、庞大的，需要用体系思维来指导，用体系方法来推进，以保证其协调发展、高效运转。
五、广延性
进入信息时代，计算机网络空间和电磁空间将成为继陆、海、空、天四维作战空间之后的第五、六维战场，空袭和防空对抗活动也将在这些空间全面展开。特别是随着空、防对抗体系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与完善，空、防体系对网电空间安全的依赖性日趋凸显，网电空间既是空、防对抗双方效能的"放大器"，同时也是其"软肋"。因此，围绕"制网电权"的争夺将贯穿与空、防对抗的始终，谁获取了"制网电权"，谁就获得了信息优势，谁就掌握了作战的主动权。毋庸置疑，信息在战争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作为信息和信息技术密集的空、防作战领域，信息在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尤为突出。网电空间作为信息产生、传输、与应用的主要领域，贯穿于空袭与防空作战整个过程，空、防对抗双方信息优势的夺取其实质就是"制网电权"的争夺。从某种意义上说，"制网电权"已近成为信息化空、防对抗夺取"制天权"、"制空权"的前提和条件，成为信息时代国家防空的"制高点"。
参考文献：
[1]戴金宇.领略防卫战略的目标、任务和基本特征[J].空军军事学术，1996（1）：19-21.
[2]王凤山，杨建军，陈杰生.信息时代的国家防空[m].北京：航空工业出版社，2004.
[3]董兵，郝强.新世纪防空[m].北京：出版社，2004.
[4]齐泽强.现代城市防空[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11.
国防安全战略篇5
起步阶段冷战前期，由于在国内反军舆论的特殊背景下讳言军事问题，军事上以“少说多做”甚至“只做不说”的姿态埋头军备重建，其战略评估机制仅在顶层具有雏形，集中表现为首相私人智囊团以及内阁的国防会议（1986年改组为安全保障会议）。前者以吉田茂的政经问题智囊群和军事问题智囊群为代表，为“吉田路线”这一国家复兴战略的出台做出了重要贡献，并成为日后“有识者恳谈会”机制的先河;后者主持出台1957年版《国防基本方针》，仅有4项、10余行内容，但统领4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使军备数量迅速扩充。相比之下，以1963年“三矢研究”为代表，防卫力量自身的战略评估受到较大制约，发育较为缓慢。
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防卫力量重建的基本完成以及在日美军事同盟中的职能扩大，日本防卫当局开始思考军备建设效率与实际运用问题。在顶层，转为以1976年版《防卫计划大纲》（按年份简称“XX大纲”）统领《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简称“中防”，包括前身《中期业务预估》）的体制，确保军备质量持续升级;在下层，防卫厅、参联会及各自卫队参谋部等，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相继出台一系列法规，其战略评估在此时取得较大发展。
升级阶段冷战结束后，日本防卫当局正式进入运用军力谋求国家利益的新时期，对战略评估提出了更高要求。从“95大纲”开始，确立起以首相私人咨询机构（各类恳谈会）为先导、以政府职能部门（内阁安全保障会议）为主体的顶层评估机制;至“04大纲”时，所涉内容从军备计划扩展到国家安全战略层面，被赋予更高的战略定位。与此同时，防卫厅相关职能部门在大纲拟制过程中的地位也日益上升，其战略评估机制有所加强。
定型阶段在“10大纲”和“13大纲”出台前后的最近几年中，一方面日本形成了明确的战略评估体系。2013年，日本内阁安全保障会议改组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负责总揽以外交政策与军事政策为主体的国家安全战略管理，《国家安全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回归单纯军事计划的本来面貌。至此，初步形成了由“10年国家安全战略―10年防卫计划大纲―5年中期防卫力量发展计划―年度计划”的计划体系，据此实施系统化战略管理与战略评估。另一方面，进一步强化了防卫力量自身的评估机制。2007年，通过“厅改省”实现了防务部门的升格和扩权;2009年，为防卫省设置防卫会议，其下随即开设防卫力量愿景检讨委员会，形成了与首相私人恳谈会并行的顶层评估机制;及至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改组，首相恳谈会升格为针对国家安全战略建言，日本防卫当局则相应成为事实上包揽各项军事政策评估的实施主体。现实状态
日本防卫力量战略评估机制已在国家整体以及军事的长期、中期、年度等四个层面之上，按照形势评估、政策拟制与实施、政策评估三个系列，形成“四横三纵”的基本格局。
国家总体层面，由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负责拟制《国家安全战略》，由内阁情报会议以《情报评估书》等形式为其提供形势评估等支持，由首相组织的所谓“有识者恳谈会”等为其提供先行研究、政策评估等支持。
长期军事规划层面，由各自卫队参谋部以未来10～20年《长期防卫预估》、情报本部以未来5～20年《联合长期情报预估》等，为联合参谋部提供参考;由联合参谋部以未来5～20年《联合长期防卫战略》，为《防卫计划大纲》提供参考;由防卫力量检讨委员会、防卫大臣官房企划评估课以及防卫省各项政策分管课等部门，为大纲提供先行研究、政策评估等支持。
中期军事规划层面，由各自卫队参谋部未来3～8年《中期防卫预估》、情报本部未来3～8年《联合中期情报预估》等，为联合参谋部提供参考;由联合参谋部未来3～8年《联合中期防卫构想》和《联合中期能力预估》，以及各自卫队参谋部未来3～8年《中期能力预估》等，共同为“中防”提供参考;由防卫省各项政策分管课，为“中防”提供先行研究、政策评估等支持。
年度军事计划层面，由联合参谋部与各自卫队参谋部，依据“中防”分别出台《联合年度业务计划》和《各自卫队年度业务计划》;由防卫省各项政策分管课，为年度计划提供先行研究、政策评估等支持。
除上述全局性、综合性的战略评估外，自卫队在各专业领域，多以常设审议会或临时委员会的形式，履行战略评估、规划等咨询职能，分为政策研究、事态应对、事业推进、业务协调和调查审议五类。不仅如此，部分内外机构也拥有战略咨询功能，甚至设有相应职能部门，承担自行课题或委托课题的相关研究、评估工作。内部机构主要以科研院所为主，如防卫研究所、技术研究本部、防卫大学、各自卫队军官学校等，防卫研究所即设有防卫战略研究会议;外部机构则以安保领域各类研究所为主，如森野军事研究所、防卫基础建设协会等。突出特点
框架要素比较完善。日本防卫力量的现行战略评估机制虽成型不久，但框架要素齐备。一是形成了以政府和防卫当局高层为主导、以专职职能部门为骨干、吸纳内外智力为补充的战略评估组织体系，层次较为分明，职责相对明晰;二是评估内容涵盖全局课题与局部课题、长远课题与短期课题、政策课题与技术课题，项目较为全面;三是评估周期贴合各级战略实施周期，时机相对固定;四是评估体制总体上呈现“树立国家理念，论证国家利益，设定国家安全保障目标，提出安全保障课题，拟定对策措施”的基本路径，程序相对合理。
基本保障比较完善。为确保战略评估制度化、规范化和标准化，日本防卫当局主要从两个方面加强保障。一是制定各种法规，以对战略评估的组织、实施等做出明确规定。如《关于情报业务实施的训令》（2006年）和《关于设置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法律》（2013年）等。二是在各层级设立相应的专职机构，负责为战略评估和规划工作提供情报支援。为确保提供客观、准确的情报支援，日本防卫力量坚持“情报与政策分离”的观念，强调情况部门依据政策部门的情报关注进行情报搜集、整理、集约、分析和成果反馈，政策部门依据情报制定和实施政策，提出新的情报关注，形成良性循环。如2008年出台的《官邸情报功能强化方针》规定，为进行适时正确的政策判断，需要由独立于政策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以客观视角对所获情报加以评估、分析，官邸政策部门与情报部门在分工上应相互独立。
反馈调控比较完善。日本防卫当局强调，战略评估乃至整个战略管理工作均须密切跟踪客观形势，依据形势变化做出适时、妥当调整。从顶层看，属于长远规划的《国家安全战略》和《防卫计划大纲》均在文末规定，实施过程中定期进行体系化评估，根据形势变化适时加以修订。从下层看，属于短期计划的各自卫队《年度业务计划》也规定，由各自卫队监理部门首长和具体计划主管、责任人等，以年度计划中对力量建设和维持有重大影响的主要业务事项、预计目标达成困难的事项、实绩显著偏离目标的事项和业务整体共通问题事项等，随时进行分析检讨;如有必要，计划实施过程中可随时调整，以更有效地促进目标达成;分析检讨的结果应区分为“业绩”与“问题事项分析检讨”两个部分，及时逐级上报。
信息比较完善。由于战后日本国内反战、反军思潮高涨这一历史背景，防卫力量自重建以来在军事政策评估方面始终重视对民众信息。进入新世纪，除传统的宣传窗口外，还强调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手段，加强政策评估结果及其对政策反馈情况等的信息。在顶层，各种恳谈会、委员会除发表中期报告、最终报告外，还及时公布历次会议研讨纪要、参考资料等;在下层，防卫省企划评估课对于历年主要事业、业务的各类评估情况，均在互联网上及时公布。其目的：一是制造力量体制公开透明的印象;二是为防卫政策赢得合法性地位;三是引导舆论走向;四是在形式上为政府决策与国民共识之间保留一个互动渠道。存在问题
自主空间十分有限。日本在防卫战略上对美附庸，这对其战略评估成效形成了根本制约。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早已沦为美国军事殖民地，虽然通过日美同盟貌似实现了和平与发展，但事实上是以牺牲民族独立、国政自主和长远发展为代价的，这也是日本被视为“非正常国家”的真正根源。正因如此，日本防卫战略决策从根本上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决策空间，必须也只能服从和服务于美方战略利益，其战略评估不可能为战略规划提供真正有效的依据，突出表现为日本拱手将自己有限的军事资源献给美军享用，形成军备成果“所有权归日方、使用权归美方”的局面。如驻日美军享受“东道国支援预算”（关怀预算），比例高达75%，在所有东道国中位列第一，较美国本土驻军还省钱。恳谈会是日本战略评估的重要一环
顶层规制十分有限。体制机制不健全，事实上造成日本防卫当局顶层战略评估空洞化。二战前，日军战略管理体制的封建专制色彩浓厚，决策不外乎出自天皇、首相等高层核心政治家的所谓“圣裁”“英断”，因决策圈子过小而很容易缺乏专业性、科学性，不可能实施真正意义上的战略评估。二战后，日本防卫当局吸取教训，逐步形成了借重首相私人咨询机构（各类专家恳谈会）实现战略评估和规划的机制，收到一定实效，较之战前有所进步。然而，此类恳谈会机制本身的不足，正在日益削弱战略评估的作用。首先，恳谈会并无法律依据，既非政府机构，也非执政党派，只是首相私人咨询机构，存在“不合法”的硬伤;其次，恳谈会机制虽然有利于在较短时间内高效而广泛地汇集专家及各方意见，但未必能确保形成科学的最终结论，特别是受通常不足1年的会期限制，其研讨往往欠缺深度、精度和长远性;再次，随着近年日本政治右倾化加剧，根据政治领导人个人意愿组成的恳谈会日益沦为已有“预设结论”的政策工具，战略评估和规划机制在总体上有从“科学决策”模式向二战前那种先拍板、后论证的“决策科学”模式回归的迹象。
国防安全战略篇6
[关键词]国防经济制度变迁影响主要因素
任何制度都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迁。国防经济制度的变迁,本质上是自身矛盾运动的结果,但同时也必然受到种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正是这些因素的联系和影响,构成了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内在规律。影响中国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国家安全形势
国家安全形势是指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生存与发展所面临的基本态势及其走向。国家安全形势是动态发展的,其决定因素在于国家或地区之间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力量对比。一个国家对自己所面临的安全形势的判断和把握,直接影响着国家关于战争与和平可能性的评判与选择,从而在制度安排上做出相应的调整。国家安全形势对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第一,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直接影响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国防经济的特性决定了它在整个国民经济系统中的比重和规模,但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会迅速改变这种局面。当国家面临现实的战争威胁、安全形势趋于紧张时,为保证整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利益,国民经济中的很大一部分会迅速转入国防领域,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就会迅速扩张,国防工业生产和武器装备采购就会急剧扩大;当国家安全形势趋于缓和、战争危险解除时,原来紧急转入战争轨道的那部分国民经济就会逐步复员,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也就随之改变。国防经济的这种伸缩性就要求国家在不同的安全形势下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第二,国家安全形势直接影响国民经济动员制度的变化。在相对和平时期,国民经济动员制度主要是致力于提高国家的国防潜力,同时应对各种突发性公共事件;而当国家安全形势恶化、战争危险来临时,国民经济动员就会迅速转入应战体制,国民经济动员制度作用的内容、方式和强度等,都以服务战争和赢得战争为根本指针。
第三,国家安全形势直接影响军队后勤保障制度的变化。不同的国家安全形势,会对军队后勤保障提出不同的制度需求。当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战争一触即发时,就要求军队后勤保障以直接服务战争、最终赢得战争为中心,在战备物资采购、储备、投送等方面进行科学的制度安排,以保障战争的顺利进行,并加快战争胜利的进程;当战争结束或战争危险解除后,军队后勤保障制度服务于战争的功能并不会随之褪去,但此时就要求军队后勤保障制度更多地关注后勤保障效益的提高、促进国防和军队建设与国民经济建设协调发展以及改善军人福利待遇等方面。
二、军事战略方针
军事战略方针“是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是战争指导者运用战争力量和手段达成战争目的的一种艺术”,是对战争中一些带有全局性、长远性问题的筹划和经略,赢得战争是其唯一使命。它是敌对(现实的或潜在的)双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体现着国家的根本利益。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对国防经济制度的变迁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一,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和调整决定着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一个国家如果奉行扩张性的军事战略方针,就必然会安排相应的制度刺激其国防经济超常发展,以满足其扩张战争的需要,其国防经济的总体规模和结构也就超出了本国防御的实际需要。建国以来,我国的军事战略方针虽然几经调整,但“积极防御”的总体性质始终没变,这就有利于我们在国防经济制度安排上保持适度的国防经济规模,既能保证国家安全的需要,又不妨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并且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从而有力地维护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第二,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会对国防工业生产、武器装备的采购及其管理体制、国民经济动员体制、军队后勤保障等方面提出新的制度要求。不同的军事战略方针,要求国防经济在武器装备生产的数量和结构、国民经济动员的方式和强度以及后勤保障的能力和方式等方面做出不同的制度安排。
三、国家经济体制
国防经济制度作为一个子系统,既从属于国家的国防制度,又从属于国家的经济制度。因此,当国家经济体制转型时,国防经济制度也会随之变迁。
第一,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国防经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防经济在生产资料占有形式(产权制度)上实行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了多种实现形式,这就必然引起国防经济尤其是国防科技工业产权制度、投资制度变迁。
第二,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国防经济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国防经济资源由国家以指令性计划的形式统一配置,完全排斥市场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资源配置采用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方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对国防科技工业制度、装备采购制度、国民经济动员制度和军队后勤保障制度均会产生直接的影响。
第三,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引起军队后勤保障方式的变化。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军队后勤保障自成体系,军队后勤社会功能齐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国家建立起包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等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必然促进军队后勤保障的社会化改革,引起军队后勤保障制度变迁。
当然,影响中国国防经济制度变迁的因素还有很多,但上述因素无疑是最主要的。在一定阶段,当这些主要因素相对稳定时,国防经济制度也较为稳定;当主要因素发生重大变化时,国防经济重大就会随之发生质的变迁。
参考文献:
[1]D.C.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国防安全战略篇7
彻底摆脱反恐战争带来的拖累和被动，重塑全球领导地位，已成为美国优先战略考虑。根据新防务战略指南，美在收缩战线的同时，更加强调依靠巧实力和盟友来维护全球霸权。从全球部署态势看，重点突出表现为稳西强东。美将通过削减在欧洲的驻军，逐步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出作战部队，进一步加强对亚太地区的战略关注，同时保持在大中东地区的军事戒备。即“把力量重点放在太平洋和中东”。美军计划在亚太地区增加编制加强军事存在，强化力量投送能力及战略威慑能力，因为“该地区对于美国未来经济和国家安全正变得日益重要”。
新的防务战略有明显针对中国的一面，将给中国国家安全环境带来直接而深刻影响。如从美国加紧调整亚太军事部署的动向看，其中防范中国的意图比较明显，并明确将中国和伊朗并列，视为其投放力量以应对反介入和区域拒止挑战的对象国家。但同时必须看到，新防务战略指南基于美对其外部安全环境和其全球军事战略的全面评估，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动因，应对中国崛起并非美战略调整的主要目标，更不是惟一目标，其战略调整的效果也需要较长时期才能明显表现出来。
战略决定国家的命运。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博弈首先在大战略层面展开，如果战略筹划跟不上，必然会失去主动。美国出台新防务战略及其之前一系列全球战略调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大战略变革，从中也反映出美国大战略筹划的一个特点，就是纠错能力比较强。这一特点也使其在与主要对手的长远较量中还未失过手。对于当前美国的战略调整，中国必须予以高度关注。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美在亚太的战略互动与博弈，将具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和复杂性。对此，中国必须进行战略创新，积极有效应对，才能把握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破解大国崛起困境，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加强大战略筹划，无疑是维护国家安全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利益复杂交织，合作与竞争并存，是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美关系的基本特征。这决定了未来的中美关系不会按照矛盾冲突的逻辑单向发展，在中美结构性矛盾之外还存在着日趋增强的约束力量。国际关系的复杂化及由此带来的对大国间协调的刚性需求，曾多次将中美关系从严重冲突的边缘拉回，也会继续推动两国共同利益的增加。美新防务战略指南又一次确认，“美中两国是维护东亚和平稳定的重要利益攸关方”。从根本上讲，只要中国保持内在活力和社会的不断进步，美国遏制不住中国的崛起；而崛起的中国不会也不可能挑战美国的霸权，不会谋求将美国力量排挤出西太平洋。中美关系的未来不取决于一些战略家狭隘的政策谋划，而是必将归于历史演变的事实逻辑。对于美国战略调整，中国当然要有效应对，但同时也要极力避免反应过度和战略上的冒进。现实的国际政治条件决定了中美之间存在合作的空间，两个大国不能进行全面的对抗，而是要不断拓展合作的空间，有足够的战略耐心和信心推进中美关系的积极发展。
国防安全战略篇8
关键词左宗棠国家安全海防塞防地缘战略
国家安全是从古至今永不褪色的研究主题，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是基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基调，各个时期中对国家安全做出过贡献的思想都是构成本国国家安全战略理论的基石，并以其时代色彩构建国家安全理论的纵向延展。左宗棠是晚清有作为的政治军事家，在左宗棠看来，国家的每一寸领土以及所采取的安全措施和防备都对于维护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他关于国家安全的思想尤为体现在他有关海防塞防的主张和行为上，对于现代而言，左宗棠国家安全战略中所主张的“海防塞防并重”思想在处理现代我国国防事务上仍可借鉴，同时因为国际情势变化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扩展思维，以一种全球地缘分布局势来增强我国国防布局的预见性。
一、左宗棠国家安全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统一为首要目标
国家安全首要的和最基本的任务就是要保证国家领土的完整统一。左宗棠处于清朝遭受外国列强滋扰的形势之下，更是主张国家的各寸领土都不能为外敌所占，主张用军事力量维护国家的主权。在当时新疆阿古柏作乱及日本入侵台湾的陆海紧张局势之下，清廷中力主海防与力主塞防的两派，争论不休。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他认为东南局势比新疆局势更为严峻，海防比塞防更重要，同时提出应撤塞防之饷银作海防只用；新疆只需严守现有边界，不需急图进取。塞防派以王文韶为代表，主张全力西征，收复新疆。
在此情形之下，左宗棠上奏《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其中指出“窃维时事之宜筹、谟谋之宜定者，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i他认为新疆地位重要，如若不收复将对京师辎重之地造成威胁；塞防经费本来已入不敷出，停饷也于海防无济于事；新疆只有在收复之后才能采取保边界措施，否则则只能落入外敌之口。海防上需要加紧整顿海军及建造军舰，防备外敌大规模入侵。在收复新疆过程中左宗棠明白宣称“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收复新疆之后，左宗棠向清廷上奏新疆建省，以“为新疆画久安长治之策”。同时将兴办洋务企业的思项运用于西北，创办了兰州制造局和甘肃织呢局，为西北提供军事和生活资料方面的支持。其目的也在于维护西北地区安全，保卫国家的任何一寸领土，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从而维护国家的安全。
（二）民生建设和文化认同为保障
在收复新疆之后，左宗棠致力于发展西北地区的经济，改善西北地区民生问题使当地居民安居乐业；同时重视西北地区的文化建设，增进当地人民对中原文化的认同感。通过民生建设和文化认同建设作为西北地区稳定与国家西北部安全的保障措施。
1.民生建设
左宗棠认为“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兴焉”。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感到当地民生艰苦，遂在收复之后，着力从多方面进行建设，以改善民生。首先，水利与屯田并举。左宗棠在西北一直重视兴修水利，把修浚河渠作为“办理新疆善后事宜”；采用多种屯田形式，保证军队粮食供应。一方面为军队提供粮食，一方面保证农民的温饱，从而实现西北边疆的稳定。其次，农牧并举，发展多种经济作物，提高当地人民的经济收入。再次，参照内地税法改革，开展贸易，发展边疆工业。在这些措施基础上，西北地区经济得到了发展，加强了西北部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方面的联系，使当地人民得到了实利，因而促进了西北稳定，提升了国家的国防实力。
2.文化认同
左宗棠重视人才，主张在少数民族地区推行汉语教育，任用各民族、各阶级的人才，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度。当西北局势稳定以后，左宗棠在新疆设立义塾，免费教授当地少数民族子弟汉语。“一从儒教，思想悠同，畛域自泯，以故汉、回相安，至今无异。”iv左宗棠的这些措施提升了少数民族对汉文化的文化认同，也加深了西北边疆与内陆的沟通和联系、文化上的相互理解。因此，文化上距离的拉近缩小了彼此之间的差距，文化认同的加强进一步保障了国家的安全。
（三）军事防务为手段
国家安全必须要有强大而全面的军事防备，这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左宗棠为维护国家的安全在这一方面是极为重视的。他建造福州船政局，注重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和技工，强化东南沿海水师。左宗棠还十分重视沿海各战略要地的军事预防，台湾、长江沿海各地的军事防备都很重视。在收复新疆之后，左宗棠加强了西北地区的军事防务，建成兰州制造局和甘肃织呢局，为西北安全提供了军事武器制造地和资源补给点。军事防备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左宗棠的军事防务思想体现了其长远的眼光和深远的智慧，也为我国现代国家安全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左宗棠国家安全思想中的地缘战略
左宗棠的国家安全思想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缘战略，从左宗棠的军事策略和主张来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安定西北，阻断外敌入侵企图
左宗棠主张海防塞防并举，他认为西北地区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收复新疆不仅是评定新疆的叛乱，而且防止了外敌的进一步入侵。当时，新疆阿古柏叛乱时，英俄两国企图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将新疆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左宗棠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力主收复新疆。左宗棠在奏本中指出，首都北京正是有蒙古与新疆的蔽卫才可以避免来自北方的威胁，如若新疆有失，则西北必将备受干扰威胁，北京也将防不胜防，永无安眠之日。稳定新疆就是稳定国家的政治中心，对于全局的国家安全也是有利的。
（二）力主援越抗法，打破列强对西南资源的幻想
在左宗棠任职两江总督之时，中法关系日趋紧张，法国入侵越南，对中国西南边境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左宗棠认为，在必要的时候必须以军事行动来保卫国家安全。同时还指出法国入侵越南是为了夺取我国滇黔五金矿厂，中国若不出兵，法国人只会反复无常，得寸进尺，不足以断绝法国的“蚕食之谋”。左宗棠站在全局的高度，力主援越抗法，希望打破法国列强侵吞我国西南资源的企图，这种保卫资源的地缘战略在现今社会得到了日益凸现。
（三）主张台湾设省，加强海防
左宗棠还在任闽浙总督之时，就十分强调台湾的战略地位。台湾作为海疆的门户，对于国家安全具有重要作用。左宗棠也是台湾建省的首倡者。台湾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而当时的台湾还隶属于福建省，在台湾防务上并没有采取足够的重视，左宗棠的思想具有预见性地指出了台湾在海防上即将发挥的重要作用。
（四）专防海口，不争大洋的战略
左宗棠的海防思想强调全面与重点相结合，但重点的海防区域应该在重要的海洋口岸。同时，他认为应该将坚船利炮置于各海防要塞，而不是与其它国家在不可控制的茫茫大海上争夺，只要掌控住海口扼要之地，辅之以强劲装备，必可无患外敌入侵。
三、左宗棠国家安全思想战略的现代启示
左宗棠的国家安全思想不仅对清朝时期国家安全与主权的维护有重大的意义，在今天我国国家安全局势下，仍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一）高度重视国家全面防务，防海口也要争大洋
1.全面部署防务
左宗棠海防塞防并举的主张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疆域辽阔的现实情况下，需要加强国家的全面防御，陆疆与海疆的军事防备皆不能放松。左宗棠收复新疆即收复了占中国六分之一的领土范围，而在今天，新疆地区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更是成为国家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西北地区沟通中亚，是我国陆上交通的出口，也是我国广大的战略腹地。西藏南部被印度占领的区域也应该尽快收回，同时加强当地的军事防务。西南边陲以及沿海各地、北部及东北边界地区的防务都应该得到高度重视，这些地区是我国最的屏障，国家安全应该从全局角度和以战略眼光综合部署，使国家的外部保护圈不留一丝破绽，使不良企图者无机可趁。
2.防海口并争大洋
左宗棠提出的专防海口、不争大洋的思想在当时是符合实情的，清政府无论是从财力还是从军备技术上而言都不可与西方相争，因而，最切合实际的就是严防扼要。但今天，随着人类的触角伸向海洋，“蓝色圈地运动”越演越烈，海洋作为国家安全线和国家发展的资源储备作用日益明显。因此，不能将国家安全的界限定为陆上扼要之海口，还应该伸展到海洋。对于中国而言，南海岛礁的主权不能有丝毫动摇。左宗棠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强调军事作用，他认为，“有必战之心，然后战无不胜；有必胜之势，然后事无不成。”对于今日之中国，尽可能的采用一种军事威慑来维护本国利益，但同时，也需要有一种为了国家主权不惜一战的决心，保卫我国的领土资源丝毫无犯。
（二）重视我国西部边疆地区的民生和文化认同建设
1.以民生安乐促国家安全
我国西部边疆地区因为其自然地理条件的限制，经济发展方面仍落后于内地。西部边疆对于国防安全意义重大，更为基本的是需要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因此，必须重视西部边疆地区的民生建设，使百姓安居乐业，生活质量有保证，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为维护区域的安全奠定物质基础和开拓人力信息资源。
2.以文化认同建设保边疆稳定
国防安全战略篇9
5月9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研究部署推进信息化发展、保障信息安全工作。健全安全防护和管理和加快安全能力建设成为本次国务院会议颁布的《关于大力推进信息化发展和切实保障信息安全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的工作重点。
《意见》强调，要健全重要信息系统和基础信息网络要与安全防护设施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运行，强化技术防范，严格安全管理，切实提高防攻击、防篡改、防病毒、防瘫痪、防窃密能力；加强地理、人口、法人、统计等基础信息资源的保护和管理，强化企业、机构在网络经济活动中保护用户数据和国家基础数据的责任；完善网络与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加强信息安全应急等基础性工作，提高风险隐患发现、监测预警和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加大信息安全技术研发力度，支持信息安全产业
发展。
英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安全，在近三年之内连续两次出台了国家网络安全战略，2011年11月25日的《英国网络安全战略》对英国信息安全建设做出了战略部署和具体安排，英国推进信息安全建设的做法对我国有哪些借鉴意义？
英式样本
《英国网络安全战略》全文共43页，文件正文由“网络空间驱动经济增长和增强社会稳定”、“变化中的威胁”、“网络安全2015年愿景”和“行动方案”四个部分组成，介绍了战略的背景和动机，并提出了未来四年的战略计划以及切实的行动方案。该战略继承了2009年英国的网络安全战略，并继续在高度重视网络安全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计划和方案。
《英国网络安全战略》的一个总体愿景是在包括自由、公平、透明和法治等核心价值观基础上，构建一个充满活力和恢复力的安全网络空间，并以此来促成经济大规模增长以及产生社会价值，通过切实行动促进经济繁荣、国家安全以及社会稳定。
在此愿景下，其设立的四个战略目标分别为应对网络犯罪，使英国成为世界上商业环境最安全的网络空间之一；使英国面对网络攻击的恢复力更强，并保护其在网络空间中的利益；帮助塑造一个可供英国大众安全使用的、开放的、稳定的、充满活力的网络空间，并进一步支撑社会开放；构建英国跨层面的知识和技能体系，以便对所有的网络安全目标提供基础支持。
为实现上述目标，英国政府配套出台了三个行动原则。第一是风险驱动的原则：针对网络安全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在充分考虑风险的基础上建立响应机制。第二是广泛合作的原则：在国内加强政府与私营部门以及个人的合作，在国际上加强与其他国家和组织的合作。第三是平衡安全与自由私密的原则：在加强网络安全的同时充分考虑公民隐私权、自由权和其它基础自由权利。
与此同时，《英国网络安全战略》还规定了个人、私营机构和政府的规范和责任。它要求个人在网络空间应做到基本的自我保护，懂得基本的安全操作知识，也要为各自在网络空间中的行为承担责任；私营机构在网络空间不仅要做到主动的安全防御，还要与政府机构和执法机关等互相合作来面对挑战，另外还要抓住网络安全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政府在网络空间要在降低政府系统本身风险的同时，发挥其在网络安全构建方面的主导作用。
在具体实施细则方面，《英国网络安全战略》配套制定了八个行动方案支撑点，分别是：
明确战略资金在各机构的分配方式。该战略明确了未来四年中投入的6.5亿英镑的分配方式，以确保英国以一种更积极的方法来应对网络威胁。在英国国家通信总局的支持下，一半左右的资金将被用于加强英国检测和对抗网络攻击的核心功能。
加强网络安全国际合作。英国将积极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展开合作，以共同开发网络空间行为的国际规范或“交通规则”。
降低政府系统和关键基础设施的风险。英国将结合本国国情，与掌控关键基础设施的私营机构展开合作，开发严格的网络安全标准，推动建设威胁信息共享的“网络交换机”。
建立网络安全专业人才队伍。英国将采取认证培训、学科教育、资金支持以及继续举行网络安全挑战赛等方式建立核心专业人才队伍，并鼓励有“道德感的”黑客参与进来。
构建网络犯罪法律体系。英国将在鼓励举报网络犯罪的同时，针对网络犯罪行为构建强力的法律框架，以支持执法机构应对网络犯罪。英国还将致力于建立应对跨国网络犯罪的合作机制，以杜绝“避风港”的存在。
提高公众网络安全意识。英国将运用媒体宣传来帮助大众了解和应对网络威胁，普及不同层次的网络安全教育，与互联网提供商合作以帮助个人确认是否受到网络侵害，将为所有人提供明确的网络安全建议。
增强商业网络安全功能。英国认为商业领域是网络空间犯罪和经济间谍活动的最大受害者，政府应与消费者和私营结构一起增强商业网络安全功能，包括建立信息共享的网络“交换机”、制定相关标准以及重点确保在线消费安全等。
培育网络安全商业机会。英国将在国家通信总局等部门的技术支持下，化威胁为机遇，在网络空间中树立网络安全竞争优势，以促进经济增长，最终将之转化为英国的竞争力优势之一。
战略背后
无疑，《英国网络安全战略》旨在提升网络安全产业国际竞争力，确保英国拥有一个安全的网络环境。《英国网络安全战略》中不止一次提到要确保英国在网络安全产业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与美国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相比，英国政府并不谋求网络空间的主导地位，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维护本国网络安全、加强本国网络安全产业竞争力、创造网络安全商业机遇等方面。作为该战略核心的“英国2015年愿景”中，在短短的60余字中分别两次提到“促进经济大规模增长”和“促进经济繁荣”，充分表明英国政府通过网络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的
决心。
当前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依然处于金融危机导致的困境，例如经济发展低迷、政府赤字居高不下、失业率持续增加等。英国政府敏锐的意识到了网络安全行业带来的经济机遇，不惜斥资6.5亿英镑改善网络安全环境，增加网络安全竞争力，以抢占网络安全行业市场，确保其“先行者优势”。
此外，战略中明确提出了要建立相应的法律体系和执法队伍，利用英国先进的相关技术支持网络安全部门的发展，健全网络安全国家响应机制，提高在线公共服务水平，分享网络安全信息，以及杜绝网络犯罪国际“避风港”等。这些措施的目的是确保英国拥有安全的网络环境，并在网络安全领域处于优势地位。
我们注意到，《英国网络安全战略》细化了战略实施方案，强调多方合作机制。英国推进信息安全建设非常注重战略等文件的可操作性，如其更加强调战略的实施细节，并在附录中详细阐述了针对四个战略目标的具体实施方案。战略实施方案分别从政策导向、执法体系、机构合作、技术培训、人才培养、市场培育以及国际合作等各方面提出了实施细则，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针对网络空间结构的复杂性，英国政府认识到网络安全需要网络空间构成各方的广泛参与，该战略从多维度提出建设多方合作机制，包括在英国国内增强政府与私营机构、政府与个人、私营机构与个人之间的合作，以确保三方在构建安全网络空间发挥各自的角色；在国际上加强本国政府与他国政府、本国政府与国际组织之间的合作，以确保英国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主导地位。
再造
英国在重视网络安全的基础上，提出将网络安全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以便刺激经济增长、摆脱当前的经济困境。英国针对网络安全的具体做法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加快制定我国的网络安全战略。近年来，各个国家愈发重视网络空间安全问题，将网络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例如美国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印度推出了《国家网络安全策略草案》等。我国虽然对网络安全发展也非常重视，但是尚停留在安全保障、被动防御的阶段，还没有形成推进网络安全的战略体系，还没有出台过国家网络安全战略。因此，国家应立足国家层面，加快制定并出台我国网络安全战略，明确网络空间是我国的新疆域，并将保障网络空间安全作为新时期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任务，确定我国网络安全发展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主要主张，全方位指导我国网络安全建设。
二是制定切实可行的战略实施方案。网络安全战略的实施任务多、涉及面广，必须由各部门联合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协作推进，确保战略实施。《英国网络安全战略》非常注重战略的可实施性，可操作性。这一点对我国具有非常大的参考价值。我们应进一步加强网络与信息安全领导小组对我国网络安全的统一领导和协调职责，提高保障网络安全、应对网络犯罪、推动网络应用和宣传推广等工作的协调能力。同时，在网络与信息安全领导小组统一领导和协调下，各职能部门要相互配合，针对战略目标从政策导向、执法体系、机构合作、技术培训、人才培养、市场培育、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实施方案，确保我国网络安全战略的顺利实施。
三是重视网络安全产业，促进经济发展。英国网络安全战略地亮点之一是英国政府不仅敏锐地意识到了网络安全行业带来的经济机遇，而且将网络安全产业作为英国新经济增长点。《英国网络安全战略》明确提出未来四年将斥资6.5亿英镑改善英国网络安全环境，充分表明英国政府通过网络安全促进经济发展的决心。这一点对我国制定网络安全战略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我国制定网络安全战略不仅应着眼于构建安全的网络空间，还应该高度重视网络安全行业带来的经济增长。在制定国家战略时，应明确提出鼓励网络安全产业发展的政策、资金、法律等方面措施，推动我国网络安全企业做大做强和安全产业快速发展，充分发挥网络安全产业在我国经济增长中的带动作用。
国防安全战略篇10
关键词海权安全困境中美海上安全互信机制
从改革开放启动中国地缘政治意义上的“海洋转型”以来，中国海上力量的崛起，在改变中国有海无防、军事羸弱的同时，也作为当代权力转移的一个基本方面，深刻影响大国战略关系。面对中国海上力量的发展，美国开始深刻疑惧中国海权发展的和平目的。以南海多边化政策与“空海一体战”战略为标志，美国在“重返东亚”的过程中试图遏制中国海权的发展，这必将引起中国的严重担忧和悲观预期，也将驱动中国发展硬实力作为反制措施。中美两国的海权角力有可能陷入疑虑与竞争相互激化，不断升级的恶性循环。在中美海上实力差距逐渐缩小的大背景下，美国的对华疑惧显然构成了两国海权“安全困境”的诱因。为此，应在探究缓解“安全困境”一般机理的基础上，通过建立海上安全互信的方式予以妥善应对。
中国海权的发展与美国的疑惧：
防范中美海权“安全困境”的必要性所谓“安全困境”，是指一国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增进实力的行为不自觉地导致其他行为者的疑惧和不安全，以致其他行为者也为了自身的安全增进实力，由此造成了恶性的安全竞争和安全利益互损。在这一概念的首要阐发者，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约翰·赫兹看来，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形成“安全困境”的前提，无政府状态则是引发“安全困境”的根本动因。SeeHerzJH.idealistinternationalandSecurityDilemma.worldpolitics，1950（2）：157158.需要强调的是，在新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安全困境不仅起源于无政府状态这一体系因素，也受到国内层次要素的影响。国内利益联盟，国内动员需要和错误认知也会促发“安全困境”。但是，以无政府状态解释安全困境的缘起，则是国际政治理论科学解释的主流。换言之，在没有最高权威提供安全的情况下，各国只能增加实力求安全，并视彼此的实力为安全威胁，由此形成了一种敌意与增进实力相互激发的恶性循环。安全困境的最显著特征也可以归结为三方面，即一国主观上仅仅是出于防御而增加实力；无论国家性质和意图如何，实力对比的变化难免引起他国的疑惧；加强军备求安全的行为导致了各国的不安全，出现一种“自招挫败”的结果。这三个特征参照了阿兰·柯林斯的论述。SeeCollinsa.theSecurityDilemmaandtheendoftheColdwar.edinburgh：keeleUniversitypress，1997：1114，15，2324
历史地看，现代民族国家海权的勃兴，通常伴随着激烈的市场和资源竞争，以及大规模的海军对抗。国家间的海权关系因而也成为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和“霍布斯”法则的典型表现。当中国海权在西太平洋地区迅速崛起，防范中国海权也相应地成为美国“重返东亚”战略的优先目标。在公共权威和普世道德依旧缺位的后冷战时代，有两种事态表明中美海权关系可能渐变为“安全困境”：其一，中国海权虽然坚持和平性的发展目的，但迅猛的崛起势头缩小了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其二，以南海多边化政策与“空海一体战”战略为标志，美国担忧中国发展海权是“国强必霸”历史的重演，并以中国为假想敌构设其海军战略。下面，本文分别详述之。
1.中国海权的和平发展
作为海权的首要象征，海上武装（海军以及对海作战的陆基与空基力量）的长足进步是中国海权发展的最重要方面。自海湾战争以来，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加速推进，上世纪90年代的两次更加坚定了中国政府尽快建立强大海上力量的决心。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军费以两位数增长，这为中国提升海空军战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可以忽略若干技术细节，概览中国海上力量的加速转型：第一，海军在上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主要装备的现代化改造，从本世纪开始努力形成以信息化为中心的海上综合作战体系；第二，把握世界军事革命的机遇，以“非对称”作战概念为指导发展一系列“杀手锏”兵器；第三，利用先进成熟技术和装备，有选择、有重点，成建制开展现有装备系列化集成改造和综合性能提升；第四，中国军事工业整体上从“引进—仿造”阶段，跃向“引进—开发”阶段。
与海上力量的壮大，中国海外利益的拓展相适应，中国奉行一种更加有所作为的海军战略。海军积极防御的空间逐渐扩大，履行多样化任务的能力日渐提升。《2004年中国的国防》就指出，海军应“扩大近海防御作战空间和防御纵深，加强、完善海战场建设，增强在近海遂行海上战役的综合作战能力和核反击能力”2004年中国的国防.2012年8月，美国务院副发言人也声称，中国三沙设市、警备区等行为加剧了南海的紧张局势。正是这种对华海权疑惧，使得美国的南海多边化政策过多地诉诸“挑衅性”的军事手段和“分而治之”的策略。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在河内首次提出南海争端各方应尊重国际社会利益，支持越南将南海争端引向“多边化”轨道。此后，以“华盛顿”号航母抵越军演为标志，越美两国防务合作快速升温。同年，奥巴马访问印尼，力图构建一种以地缘政治为基础的战略关系。美国也公开要求菲律宾加强与美国的军事合作，宣称“美菲部队访问协定”将为菲律宾带来更多的军援。与此同时，美国还将最先进的濒海战斗舰部署在新加坡樟宜基地，并宣称两国正准备应对太平洋地区的挑战。
其次，在推动南海问题多边化之外，美国还从“立足最坏情况”出发，提出针对中国“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的“空海一体战”战略。冷战之后，美国开始关注伊朗、伊拉克和朝鲜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但以2005年7月公布的《中国军力报告》为标志，则视中国的海上力量为“反介入”和“区域拒止”作战的主要假想敌。2010年2月，美国在《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正式提出针对中国的“空海一体战”战略。该战略依托高度发达的情报、侦察、监视系统，整合美国以及盟国的海空军战力，意图削弱中国“反介入”和“区域拒止”系统的效能，重获战略和战役的主动权。与每一波中国军力都不同，“空海一体战”战略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战略纲领、系统的军备研发配置计划以及按步实施的战场部署。“空海一体战”的主要内容，美国政治、战略精英为推行“空海一体战”的舆论造势都表明，“空海一体战”是一种“立足最坏情况”的战略。它从最坏处设想中国海上力量的意图，将准备应付最坏情况当作战略的出发点，并对中国海空军进攻能力有过头的疑惧。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是美国推动这一战略的重要智库，该中心主任克雷皮内维奇在2009年的《外交》杂志上撰文声称，中国的“反介入”和“区域拒止”能力正使“东亚海域慢慢且不可避免地变成另一个潜在的美军舰艇禁入区”。《中美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致国会的2010年报告》认为“随着中国努力推进空中和导弹力量的现代化，北京威胁美国前沿部署兵力和基地的能力正在进步”，并强调中国海空军可以攻击美国在东亚的五个主要空军基地。U.S.ChinaeconomicandSecurityReviewCommission.2010ReporttoCongressoftheU.S.ChinaeconomicandSecurityReviewCommission，november，2010：8991.
第二，构建海洋安全互信机制是两国协调争端，预防危机的主要渠道。广义上讲，各种形式的战略对话和人员交流在稳定行为预期，促进两军政策协调的意义上都发挥着危机管理的作用。但是，这里主要强调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与国防部军事热线在管控两军海空对抗中的作用。中美关系史表明，两军的海空遭遇包含重大偶然因素和不可控因素，极易导致军事危机。而危机一旦发生，往往可以在一夜之间破坏两国的信任关系。管理海空对抗因而成为危机管理、构建海洋安全互信的重中之重。在此，可以借助罗伯特·希斯的危机管理理论，审视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与国防部军事热线的作用。罗伯特·希斯认为，危机管理可以区分为四个阶段：预备——在危机之前发展应对危机的预警措施和沟通技巧；反应——极力应对已经发生的危机；减少——减少危机情势的破坏性；恢复——在危机后重构两国关系。[美]罗伯特·希斯.危机管理.王成译.中信出版社，2004：21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全面涵盖了上述四个阶段，国防部军事热线则优化了两国在危机中的反应能力。一般来说，制约危机管理“反应”力的一项重大情势是处理危机的时间紧迫，危机包含的急剧升级势头使领导人极难理性决策。通过军事热线，两军可以在危机后及时沟通，辨明危机根源，明晰彼此意图，进而约束两军的过激反应，寻求对危机的共同管理，甚至回避媒体、民众的密集关注，实现对危机的集中控制。
第三，作为一种广义的信任措施，中美间的海洋非传统安全合作有社会化的作用。在全球化时代，非传统安全合作根源于共同安全的理念，有不同于民族国家间的“战争与和平”逻辑。它强调突破民族国家边界实现世界社会的“发展与安全”。命运共同体是非传统安全合作的应然结果。因而相比其他形式的安全互信机制，海洋非传统安全合作有更多的社会建构意义。它为国家间的海权关系引入了新视角，修正了国家海权竞争的焦点，在传统的竞争者之间构建新的合作者身份。随着合作者身份传播一种“和合”文化，美国可以更深入、更容易理解中国海权发展的和平性质。所以，两国军政学各界大都“看好”中美两国的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副教授迈克尔·蔡斯在《的多样化军事任务：优先考虑战斗行动和发展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一文中就认为，中国为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发展海军力量，为美中军事合作创造新机会。ChasemS，GunnessK.thepLa’smultiplemilitarytasks：prioritizingCombatoperationsandDevelopingmootwCapabilities.ChinaBrief，January21，2010.http：///programs/chinabrief/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35931&tx_ttnews%5Bbackpid%5D=25&cHash=8945e05997新美国安全中心著名学者罗伯特·卡普兰也认为，中国海军力量的增长给美国提供了机遇，海军可能成为两国合作的开端。KaplanR.China’stwooceanStrategy：China’sarrivalaStrategicFrameworkforaGlobalRelationship，September，2009.http：//kms1.isn.ethz.ch/serviceengine/Files/iSn/106416/ichaptersection_singledocument/060fcf68b22d4c14b964ebc284fc43a9/en/Ch_2_CnaS+China’s+arrival_Final+Report7.pdf美国国防部也十分重视中美两国海军在救灾、打击海盗领域的合作能力。在其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美国国防部认为中国将各种非军事行动作为“新时期历史任务”，这表明“中国已经在国际社会承担了更多角色和责任”。officeoftheSecretaryofDefense.annualReporttoCongress：militaryandSecurityDevelopmentsinvolving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2012，may2012：34.http：//defense.gov/pubs/pdfs/2011_cmpr_final.pdf显而易见，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提供了巨大的可塑空间，为两国发掘共同行动的动力带来了千载良机。
由此可见，海上安全互信机制为防范中美海权安全困境提供了可能性。海上安全互信机制作为一种可持续的对话，可以推动两国不断地进行学习、自省、评估，使两国拒斥非历史、非情势和教条式的认知。作为一种争端的协调过程，海上安全互信机制推动两国集聚管理危机的经验，在非常时刻约束盲动和冒险。而作为一种社会化过程，它通过推动两国转变身份，使双方的战略缔造植根于新实践与新关系。正是在集聚互信的基础上，中美两国可以有效地防范海权“安全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