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法新媒体建设篇1
峰会公布了“2015年度全国检察新媒体建设运营50强”的评选结果，了国内首份《互联网十检察工作研究报告》。
与会嘉宾围绕“互联网+法治建设”的主题，就电子政务、个人信息的法律保护、云计算与网络安全等话题展开探讨。
检察新媒体进入规模扩张期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2015年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推动中国网络社会进入以“两微一端”为代表的新媒体时代。
2015年7月，最高检召开“互联网十检察工作”座谈会。曹建明检察长在会上从推动检察工作创新发展、维护网络安全和提升互联网思维三个方面，就如何做好互联网时代检察工作的加法发表了重要讲话。
近年来，检察新媒体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在深化检务公开、加强检民互动、回应社会关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截至2015年12月30日，已有11个省份实现了三级院“两微一端”全覆盖;全国检察机关开设微博4000多个，微信2700多个，新闻客户端2200多个，拥有粉丝量8000多万个，信息300多万个。检察新媒体已经进入规模扩张期。
然而，在集群建设水平不断提高的当下，检察新媒体也伴生出一些发展中的问题，对此，最高检新闻办副主任肖玮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整体规划，加快检察新媒体矩阵建设;二是强化内容维护，逐步提升可读性和影响力;三是加强巡查监管，有效防范引发负面舆情;四是加强基础保障建设，提升检察新媒体运行管理队伍整体素能。”
正义网在最高检新闻办的指导下，组织了首次“2015年度全国检察新媒体建设运营50强”评选活动，是历年来政法类新媒体研究成果在检察新媒体内部管理领域的首次应用。
针对此次评选出的全国检察新媒体50强，检察日报社副总编辑赵信认为，“这充分反映了检察新媒体平台规模的壮大”。与此同时，他认为，随着法治传播力和公共服务能力的稳步提升，检察新媒体在未来一定能够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峰会上，两名来自地方检察院的获奖代表分享了他们在运营检察新媒体过程中积累的有益经验。
贵州省检察院政治部宣传处处长李波指出，“一是党组高度重视构建全省新媒体建设一盘棋格局;二是加强策划，注重实效，切实提升影响力和传播力;三是功能优化，拓宽渠道，不断提升为民服务的能力水平;四是建章立制，上下联动，建立了一支懂宣传、素质好、业务精的队伍。”
福建省福州市闽侯县检察院检察长江伟同样将该院经验总结为四点，“一是顺应‘互联网十检务’的战略思维，用好‘两微平台’;二是精心谋划，努力提升质量;三是诙谐相间，力求最佳效果;四是大力推广，加强检务公开的力度和广度。”
媒体融合变局中的新媒体转型之路
2009年，山东省菏泽市中级法院开通微博“@菏泽中院”，标志着政法系统正式开启微博问政之路。检察日报社副总编辑赵信对政法新媒体曾经和正在发挥的积极作用予以高度评价，“他们在各类涉法事件中主动设置议题，占据舆论高点，宣传法治理念，积极并专业地向公众传播着法治的正能量，我们对建设清朗风气的涉法舆论生态环境的信心由此更加坚定了。”
如今，7年已经过去，微博用户被逐步分流，微信、app应用风头正劲，一个与智能手机联系紧密的移动互联时代，一个深刻改变媒体行业生态的媒体融合时代，一个争相对媒体重新定义的时代已经到来。
作为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法新媒体同样面临着转型的抉择。自2011年以来，正义网连续5年举办政法新媒体峰会，从“微观正义、法治天下”到今天的“互联网十法治建设”，历次峰会主题的变换从某种程度上也呼应了互联网时代的变迁。
关于政法新媒体在未来如何转型，检察日报社社长李雪慧认为，“是继续局限于采编功能不断地去被动地适应媒体形态，还是真正运用互联网思维和技术锻造革新自有的平台，提升自身的技术研发和数据能力，培育尊重事实、推崇理性、强调精准、注意细节为主要特征的数据文化，最大限度增强信息传播能力、提升信息技术服务水平，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值得认真探讨。”
头脑风暴互联网+法治建设
2015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互联网+”以后，这个概念随即成为热词。
7月，国务院印发《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关于“互联网十”的顶层设计正式出台。不论是各级政法机关，还是政法新闻单位，乃至整个法律共同体，互联网时代的法治中国建设日渐成为全社会热议的话题，亦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互联网十法治建设”为关键词在百度新闻搜索，相关新闻超过122万条。
在本届峰会上，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委员会副主任汪玉凯教授关注了“互联网十”视角下的法治政府建设。他认为，建设现代化政府需要整体政府、开放政府、协同政府和智慧政府等四个政府形态的支撑，而这四个政府形态又需要借助信息网络技术才有可能实现支撑，所以，“互联网十政务”即是政府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政法新媒体建设篇2
关键词新媒体政民关系服务型政府
现阶段，我国互联网用户以爆炸式级数飞速增长，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的第3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止到2016年
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7.10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1.7%。新媒体的出现为政民关系的良性互动提供了工具和手段，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公民主体意识的不断增强，公民的利益诉求更加多元化，政府的职责也更加繁重。在新媒体时代的政民关系中，政府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如何能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健全公民参与机制，建设透明的服务型政府，真正做到“善治”，这是我们必须关注和思考的重要问题。
一、新媒体时代的政民关系
新媒体时代的政民关系可以理解为政府部门及其管理人员利用新媒体工具开展的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各种交互行为及其过程。目前我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政民互动渠道已经突破了政府网站的界限，较为普遍的使用了新媒体。当前政府管理部门主要以各级政府网站为基础，不同程度的使用了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方式向公众传达政务信息，丰富了民主参与的渠道，有利于新媒体时代政民关系的良性互动，建立更加和谐的政民关系
二、传统媒体时代政民关系存在的问题及成因
（一）政府过度干预，无法真正了解公众需求
政府为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很好的管理，长期以来还是习惯于全面干预，强调行政管理。我国政府始终扮演着“全能”角色，对所有事物进行管理。政府常常会过度扩张自己的权力，最终导致过度干预。
（二）公众参与渠道不够通畅，政民难以有效互动，政府公信力缺失
首先，政务信息公开机制不完善，暗箱操作、现象依然存在。在决策过程中，政府也很少征求公众意见，公众掌握的政策信息往往不准确，这样公众的满意度就会降低；其次，传统媒体时代，缺乏信息过滤机制，一些负面信息的快速传播，产生畸形舆论，这些信息会对公众产生错误的引导，长此以往就会降低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三）和侵权现象严重
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法制不健全以及缺乏有效监督的原因，政府官员的现象严重，现象严重损害了人民的利益，降低了政府的工作效率。此外，传统媒体时代由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缺乏互动，公民无法向政府表达自己的意愿，政府也不了解群众的呼声，这样公众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就无法保障，侵权现象时有发生。和侵权现象破坏了政府在公众心中的形象，是政民关系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新媒体时代对政民关系的影响
首先，新媒体时代推动了我国民主化进程，舆论空前民主，公众心中形成了评价政府的新尺度，公众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有更大的需求。其次，新媒体时代信息可以更快速的传播，政民可以有效的互动，公民主体参与意识增强使得政府与公民关系变得更加直接和敏感。最后，在新媒体时代，公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被有效地调动起来，公民开始对政府进行监督，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也懂得通过合法途径维权。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和侵权现象的发生，有利于建设廉洁政府。
四、改善新媒体时代政民关系的建议
（一）从公民角度
新媒体的发展为公民提供了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参与政治生活的途径。公民要提高自身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为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同时，由于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渠道多样，一些负面信息也会经过网络快速传播，作为一名负责任的公民，我们要提高辨别能力，理性的参与政治生活。最后，公众也要维护自己的权利，防止侵权行为的发生，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懂得通过合法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抵制侵权行为的发生。
（二）从政府角度
1.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政府公共服务能力，建设透明服务型政府。首先，要想建立良好的政民关系，必须准确定位政府角色、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能，规范政府的行为，从而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其次，要积极建设透明的服务型政府，做到信息公开，建立政民互动的公共决策机制，在决策过程中充分听取民意，建立符合实际的、代表民意的政策，提高公众满意度，从而提高政府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2.充分利用新媒体，创新民主参与方式，优化民意表达机制，实现全面互动。新媒体时代方便了政民之间的沟通，政府要充分利用新媒体，把新媒体当做政民互动的桥梁，要重视政府官方网站和主流媒体的作用，把官方网站和主流媒体打造成一个开放窗口。同时也要在多种平台政务信息，让公众更多地参与政治生活，有更多的渠道反映民意，可以通过新媒体与公众做好互动交流，及时解决问题。
3.培养公民参与意识，开拓政府与公众的沟通渠道。登哈特认为，政府应依靠社会资本建立高效网络为公民开辟新的对话方式，并对公民进行教育以培育公民社会。所以政府要积极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改变公民以往“事不关己”的消极心态，让公民以“主人翁”的心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4.加强对新媒体的监管力度，减少信息传播过程中的噪音干扰。政府也要加强对新媒体的监管，政府相关机构要积极立法，各部门各司其事，通力合作，发挥好网络信息把关人的作用，过滤网上传递的信息，及时注意观察舆论导向，全方位进行主流舆论引导，壮大主流思想的舆论领导力，减少信息在传播过程中失真的风险。
5.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制度建设。首先，要规范政府行为，倡导行政法治化。其次，政府要完善监督机制，反对腐败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从源头上预防，进一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最后，建立公民网络参与的保障机制，保障公民的话语权，以便政府了解民情，成为公众满意的政府，最终达到“善治”。
新媒体的应用拓宽了政民互动的渠道，丰富了政民互动的方式。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媒体必然会促进电子政务的发展，成为政民互动的重要平台，对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将产生积极作用。政府必须在新媒体的背景下，积极引导公民参政议政，参与到政治生活中，政府也要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和呼声，建立让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推进政府各项工作的有序开展，使政府与公民之间形成平等、合作、相互沟通的和谐关系，实现政府“善治”的目标，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
（作者单位为山西大学）
参考文献
[1]林刚.新媒体概论[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4.
[2]李金兆.梁进.政府门户网站建设与政民关系重塑[J].中国信息界，2011（3）：29-32.
[3]李晓方.以微博为媒介的官民互动特点分析[J].电子政务，2011（9）：61-68.
政法新媒体建设篇3
摘要新媒体具有信息传播快、互动性强、受众多等特点，这些优势都是传统大众媒体不能比拟的。正是因为新媒体具备如此多的优势，使其为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增添了新活力。为能够更好地发挥新媒体的优势，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开始致力于其在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运用研究，本文也站在这个角度展开研究，希望能够为相关人士提供借鉴。
关键词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新媒体整合运用实践
我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后，不仅经济上获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科技上也获得了很大的进步，尤以互联网为代表。面对新的国内国际形势，我党有必要将新媒体作为传播党意，了解民意的阵地，充分发挥出互联网等新媒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一、新媒体在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中运用的优势
（一）时效性强
新媒体并不像传统媒体那样，需要很多人，很多流程才能够将信息传播出去，在信息上新媒体基本上不受任何限制，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的同时受众就能够接受到。所以，新媒体更具时效性。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中如果能够充分利用新媒体，势必会提升工作开展的时效性，以此来加深人们信息接收的印象。
（二）受众广
调查显示，我国网络用户超过4.5亿，而且这一数据还在一直上升，此外，我国手机用户也已经超过了3亿，也在每年保持着增长。就目前的发展情况来说，我国网络建设还有很大的空间，现如今已经进入到了4G时代，网络速度更快，操作更方便，越来越得到受众的欢迎。换言之，人们已经开始由传统媒体转移到新媒体，如果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还坚守在传统媒体阵地中，势必会失去很多受众。
二、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中新媒体的整合运用实践
（一）将新媒体作为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阵地
一直以来我国党建思想政治工作都是以传统媒体为主要阵地，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要将这一阵地转移到新媒体中来。
现如今，我国外网覆盖率已经很广，内网建设稍有逊色，所以日后的重点在于建设内部网站。与此同时，优先使用手机网页版，以便事业单位职工能够在手机上方便快捷地查询党建工作的相关内容。另外，工作人员要精心设计栏目，丰富党建思想政治工作内容，以此满足受众的各种需求。栏目下面要有评论栏，以便广大人民群众在接收到信息后能够提出意见，发表评论，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后续开展献计献策。
（二）充分利用QQ群和微信群
各级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负责人完全可以将党支部作为中心，开设微信群、QQ群，以便工作人员能够在其中进行交流，更好地开展工作。
QQ群和微信群是现今最流行的交流方式，而且作为整体的网络体系，便于政策下达、人员沟通与交流。在QQ群和微信群里，工作人员能够第一时间了解到思想政治工作活动的内容，同时在开展活动时也能够获得更多支持，由此使得党组织更具向心力，真正的发挥出党支部的榜样作用。同时鼓励广大人民群众添加党组织建设的公众号，在公众号中可以在询问处以及公告栏中询问不了解的情况，而党组织人员要及时给予解答。这样不仅节约了双方的时间，还能够加强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QQ群与微信群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舆论引导，不允许有不和谐的声音，要始终处在一个健康状态中，这样才能够起到一个引导舆论的作用。
（三）培养优秀的党组织政治工作新媒体团队
要想新媒体在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中发挥出应有的价值，优秀的团队必不可少。但是不得不说，现阶段我国新媒体人才数量并不多，而专门从事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媒体人员更是少之又少。因此，无论是国家，企事业单位都有必要培养一批优势的新媒体人才。这些人才既要对党的理论、路线、思想政治工作方法有充分地了解，又要精通新进技术。
除此之外，企事业单位还要对各个职工的新媒体运用能力进行培训，以便能够在网上开展有效舆论，这样对形成正能量的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环境十分有利。另外，党建思想政治工作负责人要定期举办各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如知识竞赛等，以便让职工对党建思想有更深地理解。
三、结语
总之，我国现代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要寻求新方法，不能一直依靠传统媒介，要始终紧跟时展的脚步，充分利用新媒体优势，以此提升我国党建思想政治工作效果。本文所介B的几种新媒体在党建思想政治工作中运用的方法比较常见，也十分重要，希望机关企事业单位负责党建思想政治工作的人员能够在工作实践中总结出更多的方法。
参考文献：
[1]侯宜辰.运用微博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研究[D].东北林业大学，2014（08）.
[2]宋爽.微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导向功能研究[D].哈尔滨理工大学，2015（07）.
政法新媒体建设篇4
关键词：网络媒体；党风廉政；建设
中图分类号：G250.7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媒体在社会中的应用越来越普遍，其广泛透明、高效便捷、直观互动的优势深受大家的喜欢，也成为党的作风建设的重要途径。网络媒体在加强党风建设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也存在着诸多缺点，比如不断出现侵犯个人隐私、网络媒体暴力、恶意诽谤等背离媒体传统本位的事情，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重要问题。
一、网络媒体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中的作用
领导干部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倍受人们的关注和监督，而网络媒体不失为一种最便捷的监督方式。通过论坛发帖、网络爆料来监督领导干部的廉洁、作风问题。可以说网络监督已经成为党风廉政建设网络中的重要一环，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有效监督形式。目前，仅仅依靠纪检监察机关进行监督和调查，受到了很道德局限性，利用网络的力量，发动大批量的群众，通过媒体和腐败分子进行斗争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民议政的力量无处不在，随着网络的发展，反腐败斗争的范围和深度还在不断的扩大和深化，通过网络进行监督，使这些腐败行为难以逃脱监控的力量。群众通过网络媒体进行社会监督，有利于提高党风廉政建设的水平，网络新闻总是在第一时间内图文并茂讲述身边发生的事情，尤其对突发事件的曝光非常及时，有利于推动事情的快速解决。网络匿名形式的监督作用，可以保护举报人不受被举报人的打击报复，网络监督人不需要历经艰难去上访，只需要随时点击鼠标，就能发出举报信。网络媒体可以用最快捷的方式将某些人的行为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群众的批判。
通过网络媒体对党风廉政建设进行监督是了解民意、服务群众、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途径，是维护社会稳定、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是强化监督、推进反腐倡廉的重要举措。网络媒体在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反映社情民意渠道的同时，也是成为民众形式监督权的重要载体，成为党政强化日常监督、严厉惩治腐败的一件利器。在众多公共事件、重大社会议题中，广大人民群众可以通过网络媒体发出自己的心声，他们可以积极参与而不仅仅只是旁观者。而面对网友的质疑，政府及官员一般保持沉默的态度，这也说明了我们官员对网络媒体的监督方式还不适应。因此网络媒体下的政府官员应该自觉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以更大的勇气和自信，真诚的倾听民意。
二、网络媒体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问题分析
（一）网络媒体进行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问题所在
首先，举报信息存在质量不高，民间网站的保密性比较差，被举报人知道信息之后就会毁灭证据或建立攻守的同盟，导致反腐败过程中没有证据，影响网络反腐败的成功率。因而国家及政府不能将网络媒体作为反腐败的唯一途径，只能是反腐败途径上的一个重要补充。
其次，网络举报的信息容易被扩散，负面影响比较大。针对网络帖子的真实性和责任性，目前我国法律法规还不完善，承担的风险性比较小。一些被夸大的事情可以任意的发表，通过网络散布谣言、诬告陷害、人身攻击等，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二）网络媒体进行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问题归因分析
首先，纪检监督干部对问题反映不敏感，对网络中的舆情不关注，对网民的呼声和言论不能够引起高度重视，使得网络中的聚焦事件，一旦遇到“导火索”就会爆发。因此对网络中的不正常信息部敏锐，就会失去反腐的良机。
其次，工作方式不恰当，执法机关对于网络中出现的腐败舆论不能立即调查、分析，不进行必要的应对措施，这就会引起腐败分子的有恃无恐，大张旗鼓继续进行腐败行为。
第三，阵地建设比较落后，部分地方政府和纪检监察机关，漠视网络的作用，没有建立起专业的廉政网站，使得群众对发现的问题不能及时通过网络进行举报，使得一些腐败分析长期逍遥法外。由于网络反腐监督机制不健全，制度措施不到位，监督责任追究措施缺失，造成网络反腐的空白面很多，许多腐败案件要么没有人揭发，要么揭发了最后又是不了了之。
三、正确运用网络媒体加强党风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一）积极引导规范网络监督，建立网络监督的长效机制
网络媒体具有互动性和即时性，这是网络媒体的优势所在，我们应切实发挥网络媒体的优势，建立网络监督的长效机制。首先将网络监督纳入法制轨道，对网络监督的形式、内容、权力保障及运作和实施等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使得网络监督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其次是对网络监督信息作出进一步的细化和界定，将非法信息和正常的网络监督区分开来。规范监督行为，不守规矩、不符公德的言论则是对自己表达权的漠视和侵蚀，要受到法律的惩治，合法合理的开展监督，有利于增强监督的有效性。
（二）正确对待网络监督，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网络媒体的发展势不可挡，政府及官员应抱着积极地态度，正确对待舆论监督，加强自身建设，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首先自觉加强政府与网民的互动，通过网络了解民情、解决民生，就是更新网站，完善公共信息的公开制度，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其次，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增强党性观念，回顾历年遭受网民诟病的事件，皆与领导干部的素质低下有关。此外，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了解掌握网络监督的特点及规律，坦诚面对民意，赢得网民的信任和支持。对广大民众提出的建议和意见认真处理，通过网络加强与群众的沟通。
（三）加强网络廉政教育，创建廉政教育方式
政法新媒体建设篇5
关键词：新兴媒体；网络执政；能力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5-0032-02
“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可以说，这句话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也唱响了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十八大报告中指出，要发展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健全信息安全保障体系，推动信息网络技术广泛应用。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的各个环节，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高党的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而对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来说，在高速发达的网络社会中，在蓬勃发展的新兴媒体环境下，加强党的网络执政能力是一项十分崭新而紧迫的课题。
近年来，关于新兴媒体环境下的网络执政能力建设研究在迅速扩展和不断完善，产生了一系列有理论价值的观点，现将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网络执政能力的科学内涵
执政能力这个词可能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网络执政能力这个词语一定是在有互联网的前提下所阐述的。近些年，学生对于它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完善和扩展着，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网络执政能力首先体现在执政党要有运用网络资源的能力，在这个基础上认识到网络对于党自身发展的重要性。其次，要加强对网络舆情的控制力，充分发挥主流媒体在网络空间的宣传优势，对网络舆论加以引导，用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人。最后，执政党的执政能力还要体现在应对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能力上，确保马克思主义的主体地位[1]。
第二种观点认为，领导干部网络执政能力，是指领导干部运用网络科学研判舆情、正确引导舆论、及时处置网民意见和要求，以及善待、善用、善管媒体等方面的能力。提高领导干部网络执政能力，是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提高领导干部网络执政能力，迫切需要加强相应的制度建设[2]。
第三种观点认为，网络执政能力这一崭新的概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中国共产党娴熟运用网络平台，科学判断网络舆情，及时倾听群众心声，反映群众诉求，破解群众难题，正确引导舆论导向，积极发展电子商务等能力[3]。
第四种观点认为，党的网络政治方面的水平，是党的现代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所谓的党的执网能力，通俗地讲，就是党的执政能力在互联网上的具体体现，核心是通过互联网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能力和引导社会舆情的能力。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互联网的开放互动功能、社会动员功能等将更加强大，党的网络执政能力建设也刻不容缓[4]。
二、新兴媒体环境对于网络执政能力的影响
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的互联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网络化的时代特征日趋显现，其中对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影响十分显著。
有的学者认为，网络舆情对于执政党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互联网的出现，使党和政府有了更多的渠道了解社情民意，有利于党和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从而提高党和政府的网络执政能力，有利于网络舆论监督，有利于以网络为舆论阵地，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但是网络的双向性，也触动了传统媒体的主导权地位，可以说网络的互动性，使传统媒介的传播理念受到了挑战。同时网络的匿名性和开放性，促使一些缺乏理性和独立判断能力的人被一些所谓的意见领袖所左右，网络信息混乱，管理困难的情况出现，党和政府的执政面临很大困境[5]。
有的学者也将新兴媒体对执政能力看作机遇和挑战，他们认为，新兴媒体的发展给民主政治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给开展党建提
了一种新的形式，给增强社会凝聚力提供了一个新的渠道。但是他们也看到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兴媒体也在严重地动摇着执政合法性的根基，腐蚀着党员群众，分化着民族向心力，甚至危害着国家安全[6]。
有的学者认为，新兴媒体的信息公开化，不仅使传统媒体被边缘化，还增加了新闻管理的难度，使网络成为政府唯一无法完全垄断的媒介。更为严重的是，网络政治参与的平等性和开放性，使公民对社会生活和社会决策过程的介入程度越来越高。网络权威的缺乏和无限制的网络自由，导致非理性政治参与在网络政治空间中越来越普遍，极易滋生网络民粹主义。民粹主义的基本价值取向是平民之上，将底层大众视为合法性的最终来源，不相信依托精英阶层建立的社会管理制度，其主要特征就是对政府怀有难以化解的不满。再者，新兴媒体的发展，也给境外敌对势力提供了渗透的渠道，媒体竞争力是软实力的重要内容，近年来境外反华势力出于政治目的，利用互联网蛊惑人心，不断引发社会动荡，这也给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7]。
三、在新兴媒体环境下加强党的网络执政能力建设的措施
新兴媒体的发展对党的网络执政能力建设既是机遇也是挑战，那么如何在新兴媒体环境下加强网络执政能力建设呢？不同的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并从多个角度进行了分析与探讨。
第一种观点认为，加强党的网络执政能力，首先要建立网络培训制度，提高领导干部熟练运用网络功能的能力。关键是要教育引导领导干部进一步提高对网络重要性的认识，使每一位领导干部都具有熟练运用网络的实际能力。其次，要建立实时上网制度，提高领导干部准确研判社会舆情的能力，这样不仅有利于党和国家突破时空限制，扩大调研面，降低调研成本，还有利于领导干部听到更多真话，汇集更多民智，从而推进决策民主化、科学化。再次，要建立网络议题应对制度，科学矫正网络失范行为，进而形成主流网络舆论。对于议题要积极正确的回应，与网民良性互动，推动主流舆论的形成。最后，要建立网上信访制度，提高领导干部及时处置网民信访诉求的能力[2]。 第二种观点认为，政治传媒化的趋势，给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加强与维稳相适应的能力拓展。首先，从新型媒体方面来看，手机、博客、qq、移动电视以及一些主流网站要积极发挥媒体的真情传播功能，增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情感基础。各级政府应摆正心态，放下架子与媒体建立伙伴关系，以积极开明的态度面对媒体。其次，要着力打造政府品牌的媒体阵地，利用各类媒体建立具有品牌效应的网络互动平台。各级领导干部要解放思想，以创新的思路对待网络媒体的建设和发展，加强政府重点网站建设，改善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和服务。再次，要完善政治传媒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优化社会主义媒体结构，更有成效地开展“以正确舆论引导人”的任务，为有效巩固党的执政安全提供思想政治基础。同时培养结构合理，业务精通的干部储备力量。最后，强调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新媒体运用能力，积极适应从传统媒体向新兴媒体的转变，努力成为该方面的“行家里手”[8]。
第三种观点认为，如何正确处理网络舆情，事关党的执政善政大事。首先要正确引导网络舆情，构建理政新平台。建立网络传播准入机制，确保像人民网、新华网这些主流媒体的数量和质量，重视“意见领袖”的言论，科学处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互动关系。其次是要利用网络舆情凝聚民心，夯实执政基础。加强先进网络文化建设，在网络舆情中正确处理涉及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重大关系。再次，要正确分析处置网络舆情，妥善应对网络舆情突发事件，保持社会和谐稳定，提高网络执政能力。党和国家要重点跟踪掌握社会问题的敏感高发领域，制定网络社会的分级标准和处置预案，建立执政施政的反馈机制。最后，联合国际力量打击网络犯罪，提升网络执政能力[9]。
第四种观点认为，要实现有效的网络施政，要从多方面入手。一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将其作为创新社会管理的必要前提。加强网络信息监管机制，严格落实责任追究制度。二要把强化网络执政意识内化为执政者的政治自觉。加强党政干部的政治敏锐性，加强网络培训，敦促领导干部主动接触社会舆情，提高领导干部及时处理网民网络信访诉求的能力。三要推进社会信息化进程与打造健康的网络生态环境并举。积极开展网民素质
教育，引导网民树立正确的“网德”。四要防范网络公共舆论危机，积极推进网络舆论阵地建设。在数量上和质量上加强各级政府的网站建设，创新工作方式，发展电子政务建设，并做好政府网站的日常维护管理工作。建立网络信息观察机制和反应机制，健全责任追究制度。五要把保障网民监督作为实施行政问责的长效机制，充分保障广大网民对于公权力的监督。六要把对待网络民意作为检验执政为民理念的有效手段[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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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新媒体建设篇6
关键词：新闻体制；中美比较；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G219.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6-0034-02
新闻体制是社会对媒体实施制约的重要手段，是由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传媒的所有制性质是传媒体制的核心，它决定了媒介的工作方针、管理方式和运行方式。在我国的新闻理论中，新闻体制被界定为媒体的所有制性质、媒体决策机构的构成、组织体系、干部制度等[1-2]。新闻体制其实就是新闻行业的社会体系，对新闻业有控制、指导、约束等作用，除了涵盖新闻业相关的法律、政策法规等，还包括新闻业的组织机构和部门设置等。
一、中西新闻体制的比较
（一）相同点
1.与政府关系密切。政府与新闻媒体的关系源于“新闻自由”的概念，并因政治制度而异。在民主制度的社会中，政府官员对于新闻媒体是既爱又恨，他们一方面尊重新闻自由，一方面又想自我保护的政治利益，在如此两难的情况下和矛盾的心理中，不可避免和新闻界建立了爱憎关系；而在专制的社会中，政府与新闻媒体往往是主从的关系，政府官员视新闻传播媒体为政策宣传的工具[3]。从事实来看，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新闻媒体和政府的关系都不可能完全独立。美国宪法虽然赋予了媒体“第四政权”的特权，然而在具体的面对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媒体必须向政府让步。自“911事件”以来，媒体受到政府的严重压制，新闻自由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同样，中国新闻媒体要接受政府部门的领导。
2.新闻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行业的发展需要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约束，自报纸诞生以来，法律法规的建设就没停止过。美国报业、广播电视行业、互联网发展迅速且都伴随着法律的完善和发展，《宪法第一修正案》等都是与时俱进，基本建立了一套完善的传媒行业的法律法规体系。中国的新闻行业起步较晚，法制建设的进程较慢。目前虽然中国仍然没有一部正规的新闻法，但是行政法规的建设同样在与时俱进。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新闻行业的壮大，新闻行业法制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法律必然也会越来越完善。
3.盈利方式。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媒体的盈利方式基本遵循“二次售卖”的模式，媒体将媒介产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卖个媒体受众，再讲受众卖给广告商，通过收取广告获得利润。2013年7月26日，市场研究公司尼尔森报告显示，在媒介广告领域，全球广告59%投放在电视上。各媒介的广告投放如图1所示[4]。从图1可以看出，广告在各媒体的投入量虽然不同，但是广告和传媒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图1各领域广告投放情况
（二）不同之处
1.政府在新闻发生中担任的角色不同。中国是“党管媒体”，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媒体对党负责，要接受党的领导。除此之外，媒体的报道也受到政府及政府决策的影响。一旦政府有新的动作或者新的举措，新闻媒体担负着宣传的作用。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各大报社、电视台甚至网络媒体都对该会议进行造势，特别是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各种成就报道铺天盖地而来。虽然一定程度上报道了事实，但是明显是对政府政策的一种造势。美国没有具体的机构管理媒体。政府很大程度上是让位于记者报道的。以《信息自由法》为例，其中规定了新闻记者获取政府信息的具体程序，可以使政府工作透明地展现在公众面前，满足了公众的知情权。美国《信息自由法》专家洛特・范伯格教授说：“从林登・约翰逊在1966年不情愿地签署《信息自由法》起，每届政府都把它当成不同程度的灾难。[5]”美国社会对媒体的监管主要是靠各类法律法规，如诽谤法等。民众可依法媒体，政府则通过立法来监控媒体。
2.媒体的地位不同。中国媒体长期以来都是，媒体存在的目的之一是传达社会主流声音，倡导社会主流价值观，党管媒体仍然是近年来的主要基调。近年来媒体的监督作用越发受到重视，但这种监督都是在“党管媒体”的大背景之下。实行“事业经营”以来，这种关系有一定的改善，但是总体大方向没有发生变化。美国的媒体是“第四权力”。媒体享有一些特权。举例来说，《第一修正案》在一定程度上给媒体正当批评的保护。美国新闻媒体在批评公众人物时享有特权，即被批评者如果是“公众人物”，其提出诉讼时必须证明新闻媒体存在“实际恶意”。实际上，这类证据并不好找。就媒体和政府的关系来说，媒体主要起监督政府的作用，媒体的监督靠公众来实现，这样可以保证新闻自由的最大实现。
3.发展现状不同。随着技术的发展以及人们获得信息方式的改变等因素，传统的平面媒体报纸不断受到新兴媒体的挑战，阅读报纸的人数逐步减少。中国报纸还未走向灭亡，因为背后有强大的政府支撑。虽然整顿和关闭报纸的事情偶尔发生，但是迄今为止，几乎没有报纸因为新媒体的冲击而走向灭亡。相反，很多报纸都在新媒体的环境之下，逐渐开拓属于自己的市场，努力让自身适应新技术、新环境。美国报纸失去订阅读者的速度在加快，新的数据显示，近20年来，美国主要报纸的发行量一直在下跌。要付钱的报纸的发行量多年来一直在下跌。据统计，2007至今，共有270多家报纸关闭，9家报业出版公司申请破产保护。美国的《洛基山新闻》停刊，《西雅图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只发行网络版。此外，几乎所有的报业集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裁员。
二、对中国新闻体制改革的建议和思考
（一）合理选择新闻体制
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体制的改革步伐一直都没停下来过特别是21世纪以来，中国媒体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令人震惊，那么相对落后的新闻体制如果不能适应媒体的发展，最终会成为新闻产业发展的绊脚石。至于新闻体制改革，主要表现为中国的新闻事业结构由单一层次向多层次转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新闻媒介无一例外地均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宣传机关。改革开放以来，在当的机关报之外，又出现了一些非机关报式的报纸，如妇女报、少年报、老年报等。这类报纸的数目越多，因而人们在某些问题上，人们所接受的不再是一个声音，一种意见。此外，随着新闻单位的企业化管理和经济上的独立，新闻媒介的自日益扩大，新闻批评的作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而成为现实政治生活的一种建设性力量。
（二）处理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
政府是唯一具有强制力对新闻媒体进行监督和管理的机构，公众的监督是确保新闻媒体公益性、公正性和公平性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一，政府应该对新闻媒体进行多重力量的监督。可以采用经济手段，按照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对新闻事业的发展进行调节。在如火如荼的新媒体发展方面，可以适当通过防火墙、因特网内容过滤器等技术管理手段来保证网络信息的安全。政府还应该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和流通机制，优化信息环境，实现舆论监督制度化，减少社会腐败，提升公众监督意识和媒介素养，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最终改变舆论报道的形象。其二，媒介应该加强自律。随着新闻媒体的商业化发展进行加快，新闻媒体和新闻记者面临的诱惑越来越多，如何抵制诱惑，是困扰新闻界的一大难题。一方面，应该建立严格的行业标准，让新闻业的行为有所依据。另一方面，要加强新闻记者道德素养的培训，可以建立有效执行专业标准和记者信条的监督机关。国家法律在维护最基本的底线时，具有最后的威慑力，但是，道德、伦理的约束不是强制性的，它建立在自觉和自律的基础上[6]。
（三）把握机遇
随着经济发展，中国媒体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以报业集团为例。2003年以后，我国报业集团开始在做大的基础上不断做强。从1996年1月15日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成立起，我国报业集团经历了探索、发展、转制试点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历程，到目前，国家共批准建立39家报业集团[7]。39家报业集团共拥有报纸271种，这在我国报纸总数中仅占12.7%，但是平均发行量却占全国所有报纸的平均期印数的33.6%。这说明在舆论导向中这些报业集团占据主导地位。报业集团拥有各种子公司，涉及到了房地产、物流、商业、制造、贸易、旅游等众多领域。
集团化的经营模式有利于更多更好的传播新闻，整合自身的资源，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在传播的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数字化真正列入各大报业集闭的议程，成为中国报业的“关键词”，从2005年开始的。当年8月，家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司在第二届中国报业竞争力年会上宵次提出了“数字报业”概念。2006年8第三届报业竞争力年会召开，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提出了“数字报业”战略，并且正式写入《中国报纸出版业“十一五”发展纲要》（2006-2010）。
美国的报纸倒闭，敲响了中国传媒业的警钟。在大数据时代，顺应历史的潮流是大事所趋。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下，传统媒体在坚持党的领导下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长期发展的道路，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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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新媒体建设篇7
关键词：新媒体；大学生；思想教育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基于网络技术的新媒体日益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主要工具。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8.8%。网络新媒体以其巨大的信息容量，强大的服务功能，逐渐成为大学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针对这一情况，2015年11月教育部在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的修订情况中明确要求高校辅导员“积极学习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阵地，加强与学生的网上互动交流，围绕学生关注的重点、难点、热点进行有效舆论引导。”如何利用新媒体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服务，已经成为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当务之急。
一、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的影响
（一）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教育的积极影响
1.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是通过课堂、座谈、讲座等方式展开，因受时空间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教育效率较低。而网络新媒体的普及，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央各项指示精神等思想政治教育的相关著作和素材，都可以便捷地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进行广泛传播。2.创新了师生互动交流、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平台。网络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特点有很大的不同，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交互性，新媒体可以做到传者与受者信息实时互动，为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建了一个开放、即时、互动的教育平台。如我校创建的“青春南广”微信公众平台不定期推送国家相关政策与社会正能量信息，以及通过“安全知识竞答”让每一届新生参与校园安全知识问答等方式，宣传效果好，覆盖面广，学生参与积极性高。3.开拓学生视野，增加学生知识量。互联网传播使得信息传播超越了时间、空间的限制，相较于传统教育方式，网络新媒体的普及补充了传统教育知识的空白，开阔大学生的视野，使用新媒体上网成为大学生生活、学习的重要方式，学生们可以获取丰富的经济、社会、文化等知识和信息，同时还能了解时事热点及现阶段党的方针、政策等。
（二）新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教育产生的负面效应分析
新媒体也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使用与互动的过程中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1.不良网络信息对大学生价值观的影响。网络传播的信息充斥着大量消极、负面、暴力、色情甚至反动等不良信息，对于价值观、政治立场还未完全成熟的大学生，无法对碎片化的信息进行正确的甄别、筛选，往往会导致他们产生价值观念、人生态度、行为方式的偏颇，甚至走向极端，严重影响学生身心健康，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和挑战。2.削弱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导地位。在新媒体环境下，学生在互联网上接触大量的信息，开拓了视野，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和选择权，他们不再一味的被动接受教师的灌输,而是有选择的主动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和信息。这与传统的教师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应发挥的作用和方式等有着极大的反差，降低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因此，如何利用好新媒体加强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成为当下思想政治教育者的新的研究课题。3.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新媒体的认知不足。面对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巨大差异，教育工作者对网络传播的新技术、新特点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新媒体的多样性让许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无法适应，不擅长利用微博、微信等方式进行宣传教育，没有从传统的工作方式和方法中脱离出来，工作方式、方法滞后，不能够适应新形势下的工作要求。因此，新媒体的普及不仅对思想工作教育者自身媒介素养提出更高要求，也对思想工作教育者利用新媒体开展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新媒体应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策探讨
（一）构建校园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媒体平台建设，利用新
媒体平台宣传正确的思想政治价值观。新媒体已成为大学生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但与思想政治教育相关的平台还未深入到学生中，大多数学生的微博、微信涉及思想政治教育的很少，无法起到宣传、教育的作用。因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可以创建相关平台，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教育，将主流思想和正确的舆论导向与大学生的思想行为结合起来，以此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顺利展开；其次，建设有吸引力的以思想政治教育为主题的网站，实时生动的宣传画、宣传片，将知识性、趣味性相结合。
(二)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建设，在新媒体环境下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人员媒介素养。教育部在2015年11月公布的《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的修订情况中对辅导员工作提出要求：“积极学习和运用信息技术，及时了解网络舆情信息，密切关注学生的网络动态。”新媒体环境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需要一支不仅政治素质过硬、工作经验丰富的队伍，还需要掌握网络技术、文化特点，具备一定媒介素养的队伍，能主动参与到新媒体平台建设、使用中。
（三）健全新媒体监督机制，构建和谐校园文化。只有健全完善网络新媒体的环境，才能保证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高效有序的发展。首先，校园网要建立信息的及时反馈机制，强化网络安全观念，密切关注学生网络动态，一旦发现学生中出现与中央精神或宪法想违背的信息以及其他恶意中伤等不良言论，要及时处理；其次，在利用网络新媒体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时，应营造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进行丰富的主题相关活动，如校园安全知识竞赛、党知识竞赛等活动，使网络文化建设与校园文化建设互相结合、互相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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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新媒体建设篇8
关键词：新媒体；政府公信力；对策
二十一世纪我们正式步入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是新的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媒体形态，如数字杂志、数字报纸、数字广播等。新媒体以其形式丰富、互动性强等特点在政治生活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新媒体对政府公信力产生的影响更是不容小觑。
1.新媒体的发展和政府公信力的现状
新媒体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以后发展起来的新的媒体形态，包括网络媒体、手机媒体、数字电视等。2015年2月份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的报告指出，截至2015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68亿，半年共计新增网民1894万人。互联网普及率为48.8%，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5.94亿。从数量上看，我国已是名副其实的新媒体大国，网民的发展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新媒体的出现和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改变，不仅在生活方式上还在生产方式上。新媒体的模式促进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加深了公众的政治参与度，大大加深了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既为政府公信力的构建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对政府公信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依赖于社会成员对普遍性的行为规范和网络的认可而赋予的信任，并由此形成的社会秩序。可见，政府公信力关系到政府工作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其高低代表了群众对政府作为的满意度和信任度，反映了政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和影响力。《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进行了“2014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13～2014年度政府公信力指数为74.1。虽然公众对于政府信用的担忧程度下降到了57%，但政府信用依旧排在“最让人担忧的信用问题”之首。在新媒体时代下，政府公信力的提升仍需要我们持续关注并不断努力建设。
2.新媒体对政府公信力的影响
第一，信息揭露和政治监督。新媒体利用其自身推广方便，渠道广泛特点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取更多的信息，在揭露腐败官员和政府不作为或者行为失当的情况进行揭露，周九耕和谢志强等人的案件可以看到，而微博反腐也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中，新媒体也拓宽了政治监督的渠道，让腐败更易暴露在公众面前，同时也加强了政治监督。
第二，提供良好的沟通渠道，更利于民众表达政治诉求。由于新媒体覆盖范围高，互动性强，这就给民众提供了更多的渠道，便于政府与民众对话，表达民众的政治诉求。是公民有机会参与到政治生活，表达自己的观点和评价，表达心声。这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化建设，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第三，形成舆论压力，表达公众意见。在自媒体的监督下，民众对政府的种种不合理，不作为，等行为进行谴责，形成社会舆论压力，迫使政府有所作为，提高工作效率，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以此来提高政府的公信力。
3.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公信力下降的原因
首先，信息公开透明化程度不高。近年来，虽然我国尽力打造阳光政府，推进信息公开化，但是一些政府由于利益原因，并没有积极有效的推动信息的公开。在一些不良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政府没能及时准确地将信息公布，然而这个时候，新媒体利用自身的特点，进行报道，政府等到面临舆论的压力才进行回应，这就使得公众对政府的行为不满，降低其公信力。
其次，问责制度和权力制约制度的缺失。随着接连不断的食品安全事件、重大交通事故、V难等，充分暴露出某些政府部门缺乏有效的问责制度和权力制约制度。一些政府官员缺乏危机意识，自身缺乏责任感和公德心。在新媒体时代，丑闻一经爆出则迅速引起公众的不满，同时使公众严重质疑政府的公信力。
再次，社会舆论的不确定下。当政府的过失行为在网络传播报道时候，部分网友通过各种平台传播对政府大不满情绪。由新媒体背景下，人们可以表达自己观点看法。以微博为例，在微博上，用户可以随意发帖、转发、评论，但是微博上的信息真假难辨。从舆情信息收集研判的对象上看，信息量大幅攀升，微博用户“重体验、轻真相”的个性易使谣言易在微博平台上泛滥成灾，这给主管部门或者当事者收集与探究判断网络舆情信息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公共舆论有不稳定的趋势。
4.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公信力建设的建议
第一，建立有效的信息公开制度，建立有效的多渠道沟通，将强与民众的互动。良好的沟通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一方面政府需要自下而上的收集信息，另一方面政府也需要自上而下的信息。要完善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府要主动信息，在事件发生后，政府要在第一时间主动信息，不能等事件已经产生广泛影响或谣言四起后再，从而使政府陷入被动境地。
第二，建立有效的问责制度和权力制约制度。问责制度实际上是维护制度本身公平，守约团结等指标，也是平息公众质疑，提升政府公信力的重要保证，应该将其当做一个长效机制而不是应急措施。而权力的制约制度在政府的运作过程必不可少，解决贪腐问题，必须有效的制约行政人员的权力，防止贪腐行为的发生，提高政府公信力。
第三，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我国要尽快完善基于新媒体的相关法律法规，目前很多网站实行了实名制注册，在有必要的前提下可扩大实名制的应用范围。另一方面要严格实名认证。在信息公开的制度上，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可公开的范围，同时明确没有依法信息公开的处罚措施。对于个人利用新媒体各种信息的行为，法律要进一步对是否谣言、侵权、泄密等进行明确解释，对不法行为的处罚也要严格和明确。
第四，对自媒体的舆论的风向加以合理化的规制和指导，中国正处于转型阶段，政府需要对社会舆论加以疏导，政府在公布信息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出现的错误观念进行纠正，避免网络舆论的极端化，避免错误的观点降低政府公信力，成为威胁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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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法新媒体建设篇9
随着新闻媒体技术的发展，多元化的新闻媒体传播渠道，使得媒体能够深入到人们的生活之中，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它对于人们生活观念的影响更加深刻了，舆论对于人们意识的操纵更加得心应手了。美国学者赫尔博斯特认为：舆论在社会历史中有三种趋势：一是大众意见的传播从“自下而上”向“自上而下”转变；二是意见表达与衡量的日益合理化；三是意见的结合逐渐无名化。社会主义新闻事业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也是人民的耳目喉舌。因此，坚持新闻媒体的正确导向性，是对新闻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的基础。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建设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提出要“建设富强民主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并且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战略任务和奋斗目标。毋庸置疑，新闻传媒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应该是民主法制的推动者、公平正义和诚信友爱的体现者、安定有序氛围的创造者、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播者。实际上，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新闻传媒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发达的时代。由报纸、期刊、广播、电视、互联网等诸多要素共同构成的新闻传媒，是当代社会运行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伟大进程中，新闻传媒不仅承担着舆论导向和宣传喉舌的重要责任，而且还是人们了解外部世界、把握社会态势的直接手段和途径，新闻报道和传媒信息成了人们进行社会观察和生活判断的主要依据。因此新闻传媒必须把握好社会主流，以正确的立场、科学的态度及合理的方式健康、文明、有序地发展，并且有效地把握和履行好舆论监督和舆论导向的职责，才能为构建和谐社会营造积极健康的舆论环境，这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石。
舆论监督在施政者心中的地位，是顺着民主政治发展这条主线而渐渐走强的，人们由起初对媒体的害怕、反感到不怕、欢迎这样一种认识历程背后，是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理念渐入人心使然，也是保障广大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与监督权的需要。从民主法制进程来说，这是推动社会进步、国家繁荣富强和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富足安乐的需求。舆论监督不仅是我国政治体制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对干部执政的一种要求。近些年披露出来的重大违规违法事件，如劳动安全、环境污染、政府行政行为等方面，都少不了媒体的参与和新闻监督。这种做法不断深化着领导干部的思想认识，警示着人们的作为，让舆论监督不仅成为新闻媒体的职能，更成为民主政治的利器。党和人民要求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并以一套监督体系加以保障。监督的力量从未像今天这样发挥着前所未有的作用，促进着物质文明建设的步伐，加速着社会文明的迈进。随着未来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将使媒体监督依托于一个更为覆盖广众、快捷高效而影响巨大的新型大众载体，从而更加深入地推动中国社会的良性发展。因而，在当今的中国政治生活中，媒体舆论必将成为一种常态，每个施政者都将身居其中不可回避。公开透明的政务则提高了领导层决策的科学实施及持续高效。这使媒体舆论无疑成为一种潜力无穷的新生产力。为此，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在我们党的执政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执政理念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的新阶段，如同在信息时代要学会“数字生存”一样，党政干部在建设民主政治进程中也要学会在舆论中生存、发展，以适应政务公开、党务公开的时代潮流。
媒体监督成本最低、见效最快，不易造成失误及浪费。作为一种新兴的最具潜力的新生产力，领导干部应将其当成改进工作的手段。这既是一种政治智慧，也是新形势下检验其执政能力的手段。在社会主义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党正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为了使全国人民能够“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个和谐社会的构成，一个良好的新闻舆论环境同样是必不可少的。要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必须在新闻宣传中，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这包括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等重要思想，保证党的意识形态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大力弘扬符合时展特征、体现社会进步要求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使之成为当今时代的主流，成为整个社会风尚；集中反映那些有利于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思想和舆论，鼓舞和激励全国人民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艰苦奋斗、开拓创新。
（作者单位：郑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编校：杨彩霞
政法新媒体建设篇10
三、行政管理法制的体系化
虽然媒介立法的工作属于起步最早的领域之一，而真正具有法律性质的规范一直要到90年代后期才逐一出台，这就是各类媒介管理的行政法规：音像制品、电影、出版物、广播电视，以及稍后的互联网，涵盖了所有的传播媒介。
（1）90年代后期：各类管理法规基本齐备
这些管理法规是在整个国家法制建设和改革开放发展的背景推动下，在一二年内迅速出台的。国家提出“依法行政”，《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等基本法律陆续颁行，过去以规章和内部文件管理的方式行不通了。媒介数量和种类的迅速扩充，以及媒介经营的市场化，也需要有普遍适用的管理规范。媒介业还要进入国际舞台，没有法律自然是不行的。很清楚，亟须解决的任务是管理，所以采取了行政法规的形式。
一个难题是如何解决公民权利和原有媒介体制的冲突，这在广播电视、电影等方面问题尚不突出，《出版管理条例》就不能回避，不过终于找到了巧妙的办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公民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在出版物上自由表达自己对国家事务、经济和文化事务、社会事务的见解和意愿，自由发表自己从事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它文化活动的成果。”那么出版物从何而来呢？第八条规定：“报纸、期刊、图书、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等应当由出版单位出版。”而设立出版单位的条件之一，按照第十条规定，就是必须有“符合国务院出版行政管理部门认定的主办单位及其必要的上级主管机关”。这个以前三个“新闻法”文稿都没有的“三段论”，概而言之，就是“公民有自由，媒介归国家”，是我国迄今为止对于公民出版自由的最权威界定。按此规定，出版物（书、报、刊、音像制品等）必须由国家认可的机构所设立的出版单位出版，公民享有在这些出版物上自由表达的权利，公民不得自行设立出版单位，也不得自行印制出版物。
这些行政法规，为世纪之交的媒介整顿提供了法律依据。在1996年，全国有报纸2202种，另有“内部报纸”6400种；期刊8135种，另有“内部期刊”10915种；电台达到1210座，各类电视台总计3124座，这样庞大的数字，不仅造成资源浪费，而且存在失控的危险。1996年、1999年、2003年，国家对全国媒介进行三次大调整。撤销了所有“内部报刊”，撤销了省级以下政府部门所办报刊和绝大多数县级党报，少数可以保留的并入当地党报报业集团；合并县级电台电视台，合并无线电视台和有线电视台，撤销专业台。正是由于行政法规规定了媒介主办单位要由行政机关认定，行政机关才具有进行这样调整的权力。全国媒介大瘦身，主要成效是加强了党对媒介的管控，在2005年，全国党报报业集团所办报纸种数占全国报纸53%，总印数占67.86%。
行政法规还成功地解决了改革初期形成的“红帽子”报刊问题。一个典型个案是1999年行政部门对《中国经营报》《精品购物指南》产权的界定，这两份报刊是80年代自筹资本创办的，而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主办单位。十多年后已拥有巨额资产，它的产权归于谁呢？行政部门在援引了《出版管理条例》规定后指出，报刊的主办单位即是报刊的投资人。目前尚无可由个人、集体出资创办或拥有报刊的规定，鉴于该报社的主办单位是全民所有制单位，其形成的资产应为国有资产。报刊创办时若有个人、集体自筹启动资金的，不能认定为对该报刊的投资，应按债权债务关系处理，由主办单位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退还。这条同解决“红帽子”企业截然不同的政策的意义在于杜绝任何体制外力量对报刊等媒介的染指。
（2）世纪之交：“党管媒体”体制全面确立
中国入世，曾经引发传媒界对于开放的各种遐想。不过后来公布的法律文件证明，涉媒行业开放的范围，就是限于入世谈判中承诺的广告、发行、印刷和电影院建设这几项。仿佛是为了平息那些不切实际的遐想，在2001年下达、以主管机关发言人向新华社发表谈话方式公布的一个著名文件提出，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既是大众传媒，又是党的思想宣传阵地，无论什么情况下，党和人民喉舌的性质不能变，党管媒体不能变，党管干部不能变，正确的舆论导向不能变。这是“党管媒体”的说法最初见之于正式文件。
按照这个文件，“党管媒体”体制最主要之点就是：党必须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
入世前后制定的有关媒介领域法规条文，包括对所谓“一法五条例”的修改，贯彻了这一精神。其中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许可制的系统化，如《出版管理条例》规定有出版物的出版、印刷或复制、发行、进口；《电影管理条例》规定有国家对电影摄制、进口、出口、发行、放映和电影片公映；《音像制品管理条例》规定有音像制品的出版、制作、复制、进口、批发、零售、出租音像制品，等等。2003年《行政许可法》公布后，在某些领域大批撤销许可之时，在媒介领域则有一批行政法规未曾设定的许可以国务院决定的方式得到确立，如新闻出版部门实施的行政许可共有40项，其中行政法规设定的22项，国务院“决定”设定的18项。广电部门实施的行政许可共31项，其中行政法规设定的19项，国务院“决定”设定的12项。新闻记者证件核发和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资格认定都成为行政许可的项目。
世纪之交兴起的互联网，虽然在所有制方面只能实行多元化，但是国家迅即通过制定一批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建立了互联网的管理制度，除行政法规《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外，尚有信息产业部以及、国务院新闻办、公安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广电总局、卫生部、教育部等14个部门参加了对互联网的管理，了约50件部门规章，据称形成了世界上最为丰富、最为完备的互联网法规管理系统。
互联网管理中对新闻的管理，典型地体现了新闻传播必须限制在“党管媒体”体制之内的意图。依照有关部门规章，只有新闻单位设立的网站，可以自行采编或制作的新闻（时政新闻及其评论）。非新闻单位设立的网站，不得登载自行采编的新闻信息，只可转载、发送中央和省级直属新闻单位的新闻。这样就可以杜绝中央和省级媒体之外的“小道新闻”在网上流传。
（3）中共十六大以后：进一步完善
十六大以后，在传播领域，公民权利有进一步发展，如提出表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概念，开放民营资本进入影视节目制作、重视互联网上的民意表达、确立和扩展政府公开信息的义务等等；同时，党管媒体也进一步得到强化。换言之，“公民有自由，媒体归国家”的基本格局不变，而是“软的更软，硬的更硬”。
媒体归国家，首先是指媒体一律属国家所有。2005年，国务院以具有行政法规效力的《关于非公有资本进入文化产业的若干决定》规定了非公有资本不得投资设立和经营的范围，包括：通讯社、报刊社、出版社、广播电台（站）、电视台（站），以及不得利用互联网开展视听节目服务以及新闻网站；不得经营报刊版面、广播电视频率频道和时段栏目等。媒体国有虽然一向如此，但以法律作出规定还是第一次。
媒体归国家还有一层意思是指，大众媒体、特别是新闻媒体，必须隶属于一定的国家机关（包括共产党机关）之下。近年来还用“事业单位”的概念来表述媒体对国家机关的这种隶属关系。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通讯社、重点新闻网站和时政类报刊，少数承担政治性、公益性出版任务的出版单位实行事业体制。这是大众媒体的核心部分，绝对不容外部力量插足。这种隶属关系是“党管媒体”的保证。
我们还可以从媒体产业化和信息公开来说明这种“软”“硬”消长。
媒介产业化是十六大以后推行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头戏，其中的新举措，包括将党报、党刊、电台、电视台等重要新闻媒体和重要出版社的可经营部分转制为企业，将此外的报刊社和出版社逐步转制为企业，对影视节目（新闻节目除外）制作单位，出版物发行、印刷行业，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对除新闻频道之外的广播电视频道实行市场化操作等。具备条件的，可以组建上市公司，涉媒上市公司至今已经超过10家并且将会更多。产业化开拓了媒介的获利渠道，使一批媒介的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那么这些举措及其产生的变化会不会冲击现行媒介体制呢？答案是否定的。除了早已在法律和政策上对事业和企业作了切割外，即使改制为企业的媒体，前述四个不变同样一个也不会变。2007年12月上海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将其部分可经营资产注入上市公司“新华传媒”而成为后者第一大股东，在正式公告中把“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列为解放集团、上海文广集团（上海电台、电视台均在其中）等媒体集团的全额出资人，亦即产权所有人。前述主办单位即投资人的原则在此再次得到体现。可见媒介产业化的结果，使得党管媒体，除了政治手段、思想手段、纪律手段之外，还增加了一项资本运营手段。足以表明不同视角的人们对产业化的任何忧虑或者希望都是不切实际的。
政府信息公开，也是近年法制建设的一大成果。行政法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2007年《突发事件应对法》对于突发事件的公开也有规定，此法起草过程中删除了对媒介擅自报道突发信息的处罚规定使媒介深受鼓舞。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明确了政府公开信息的义务，扩大了民众对于重大事件的知情权，其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法律、法规的要旨还是在于加强政府对于信息公开工作的组织领导，重在提升行政效率。《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处置突发事件的政府必须统一、准确、及时有关突发事件的信息，其中“统一”置于首位；《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信息公开不得危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建立信息沟通和批准机制，建立并健全政府信息保密审查机制等，都表明我国信息公开制度与西方信息自由制度有着根本的区别。最近5.13四川大地震信息，我国媒体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透明、开放向世界公开传播，掌握了对此次事件的舆论主导权，赢得了普遍赞扬。而此次信息传播，从总体上说，完全是在统一领导下进行的。新华社在网上地震信息是在震后18分钟，这是以国家通讯社的身份受权向世界公告，不可谓不及时，而在这18分钟内，尽管国内大多数媒体都已知悉此事，四川一些地方媒体还身受波及，但是没有一家媒体抢先报道这条大新闻，而外国有些媒体则是在地震发生即时进行同步报道，足见我国媒体处于何等严格的组织纪律状态之中。仔细研究震灾报道的全过程，不难发现震灾报道的成功，乃是在现行媒介体制框架内所取得的重大进步，而不意味着对现行体制的任何“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