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建设论文篇1
内容提要: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法律逐渐祛魅化的过程，即从基层司法建设魅化法律到农民法律参与下的法律脱魅。法律的祛魅化使农民对法律有一个更为理性的认知和选择。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知情祛魅”逻辑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对法律的需求，而基层司法体制的诸多弊端和缺陷则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由此可见，结构混乱虽然使乡土社会产生了法律需求，但这种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存在问题。因此，当下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并非简单地从“送法下乡”向“迎法下乡”转换。
乡土社会秩序何以建立和维系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焦点话题，而作为乡土社会外生性力量的国家司法权力如何深入乡土社会，并在乡土社会扎根以及建立法律秩序又是其中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普法运动”和“送法下乡”是学术界讨论这一问题的惯用范式，认为法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和保障，“基层司法建设”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方略”[1]。“送法下乡”范式曾在知识界掀起了一场关于法律移植与本土资源、法律的现代性与地方性以及国家法与民间法之间关系的论争。
近年来，针对“送法下乡”范式，董磊明等认为当下的中国农村“结构混乱”，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乡土中国”和“熟人社会”，因此法律在乡土社会的实践场景和逻辑已发生变化，乡土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增大。这些变化使得“迎法下乡”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2]。在“迎法下乡”的框架中，乡土社会已不仅仅是一个“立法和执法对象”，农民也从单纯的国家司法权力规训的客体和法律知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成具有能动性的法律实践主体。
因此，“迎法下乡”与“送法下乡”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却从立论的基础上挑战了“送法下乡”范式。那么,“送法下乡”与“迎法下乡”是否是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逻辑在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断裂与置换？换言之，“迎法下乡”是否真正实现了范式革命，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新范式？如果不是，那我们又该如何去理解和解释当下乡土社会法律实践所表现出来的新特点？对此，我们只有将这些问题置于乡土社会法律实践的历史脉络之中进行考察方能做出一个具有说服力的判断。
一、法律的魅化：乡土社会的司法建设
传统的乡土社会主要是依靠长老政治和村规民约来治理，村庄的内生性权威可以有效地整合生活秩序。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导致了村庄历史断裂，长老政治的合法性开始动摇[3]。建国后，农村实行了这种类单位制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实行“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有效地组织和管理乡村社会，保障了乡村的秩序。但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的制度基础不复存在，逐渐解体。为弥补管理体制解体之后乡村社会控制的不足和公共权威的真空，村民自治登上了乡土社会的政治舞台，成为农村社区的基本制度和治理模式，并不断发展完善。但在此过程中，国家的权力在乡土社会逐渐收缩和退出。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建立和贯彻国家的秩序？而此时实施的基层司法建设便承担了重建国家对个人的权力关系这一功能，成为在乡村社会贯彻国家秩序的一条可行路径，即所谓的“身体治理日益退场”、“技术性治理能力逐渐加强”[4]。正如苏力所言，“‘送法上门’是国家司法权力在国家权力的边缘地带试图建立起自己的权威，使国家意求的秩序得以贯彻落实的一种努力”[5]。
但是，对于习惯按照地方性知识来调解纠纷、由村庄内生性权威整合地方秩序的乡土社会而言，基层司法建设并不是件易事，甚至是困难重重。“即使是国家权力以‘法治’的名义或方式进入乡土社会也是困难的。”[6]这是因为：一方面，农民没有多少法律需求。乡土社会自身有一套处理矛盾和冲突的纠纷解决机制。农民遇到纠纷时通常诉诸于私力救济和社会救济，习惯于当事人双方协商解决或者寻求“中人”调解。此外，纠纷的解决通常并不是以消灭对方、获得某一具体的权利为目的，而是要追求当事人所认为的“理”、正义和面子，即所谓的“讨个说法”。此外，纠纷调解的结果通常是和稀泥，息事宁人，没有绝对的胜者和赢家。由此可见，在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中，纠纷的解决是要恢复双方之间被破坏的关系，而不会轻易地诉诸法律，即熟人社群中的纠纷解决机制是“瞄向未来”的，将来的彼此关系比眼前的是非重要[7]。另一方面，对法律规矩知之甚少的农民来说，法律与其日常生活是相对隔离的。法律有着一套系统的程序、规则和逻辑，而这些都是农民所不熟悉的。农民赖以生存的规矩、惯例、风俗和经验与法律之间有着不可忽视的差异。因此，农民即使不排斥法律，也难以主动诉诸法律。
由此，在“法律的不毛之地”开展司法建设的难度可见一斑。在此境况下，“法律下乡”、“送法上门”便成了法律进入乡土社会的必要途径，“炕上开庭”也成了法律适应乡土社会的范例。但是按照“送法下乡”的逻辑，法律要想在乡土社会扎根并发挥实效，就必须改变农民的一些固有惯习，塑造农民的法律需求，建立农民对法律的高期望，甚至重构乡土社会法律实践的场域，而普及法律知识以及魅化法律便是达到此类目标的一个有效方法。
在“送法下乡”的过程中，国家除了颁布大量新的法律规范[8]，从制度安排和机构设置层面推进基层司法建设之外（如基层司法所体制建设、基层司法助理员的业务培训等），通过普法活动、口号宣传以及媒体对成功案件的报道来魅化法律[9]，以确保法律在乡土社会获得正当性和合法性，树立法律的威信，型塑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1985年11月，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拉开了普法活动的序幕。普法活动的宗旨在决议的一开始就已明确指出：
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必须将法律交给广大人民掌握，使广大人民知法、守法，树立法制观念，学会运用法律武器，同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作斗争，保障公民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维护宪法和法律的实施。[10]
决议中的“知法、守法”以及“运用法律武器”等是普法运动和媒体报道中最为常见的话语。在普法的话语体系中，法律不仅是需要被服从和敬畏的条文，而且也是普通人可以使用的神圣“武器”。这一武器具有客观公正性，能够伸张正义，即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它是可信任的。由此可见，普法运动不仅是推广法律知识，扫除“法盲”，而且是推广法制精神，型塑农民对法律的需求，提高农民对法律系统的期望，激发农民的法律参与。
二、法律的祛魅：农民的法律实践与法律参与
基层司法建设的直接效用是诉讼率的上升[11]以及司法在乡土社会秩序维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制现代化的推进，法律制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比改革开放初期无疑更为重要，人们也更为普遍地使用法律话语和权利宣称来使自身的诉求合法化。正如苏力所言，“中国正在走向法治……‘法治’已经变成了一种公众的信仰，就如同先前中国人对‘革命’，如今对‘改革’的信仰一样”[12]。对此，学界用农民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正在增长来概括这一变化[13]，甚至将这一变化标榜为“法律制度的无声革命”[14]。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迎法下乡”的时代已经来临或者已具有现实可能性？
如果我们将乡土社会结构变迁导致民间纠纷解决机制式微和瓦解这一现象暂且撇开不谈（后文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迎法下乡”的一个重要理论预设是农民相信法律权威，对法律有着较高的信任度。试想一个不相信法律是客观公正、不偏不倚的农民怎么会花费相对较高的经济成本、心理成本和社会成本去诉诸法律？如果个体对法律的公正性存在质疑，那么其诉诸司法救济的可能性通常相对较小，除非诉诸法律的行动本身是想利用司法体制的这种弊端，通过个人社会资本和权势去影响法律，将“法律”为自己所用。换言之，在乡土社会的“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15]的影响下，人们一般不会轻易诉讼，而一旦选择诉讼，甚至不遗余力地去诉求，这至少暗含了诉讼者对法律的信任，相信法律会给自己一个“说法”。因此，“迎法下乡”这一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如果人们的“迎法”行动是基于对法律的信任，相信法律会公正地解决纠纷，提供正义，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那么这种“迎法”是有发展潜力的，具有范式优势；但是，如果人们的“迎法”行为是基于私人关系网络之上，将法律当作一种权势以及压制他人的工具，那么这种“迎法”也只是少数拥有特殊关系网络、在案件的社会地位结构[16]中处于优势位置的人所借助的工具而已，其普遍性和潜力就需要被质疑。
那么农民的法律实践是否建立了他们对法律的信任和信仰呢？本文认为农民的法律实践同样经历了盖勒格尔（marye.Gallagher）所说的“知情祛魅”（informedDisenchantment）过程。所谓“知情祛魅”是指法律参与者在法律知识的获得、对法院和律师惯用策略的理解以及自身运用法律的效能感得到提高的同时（即所谓的“知情”），对法律的不公正性以及法律制度弊端的失望和沮丧在增加（即所谓的“祛魅”）[17]。盖勒格尔基于对一家大型法律援助中心的实地考察，发现法律求助者的法律意识并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在两个维度上发生变化，即“我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使用法律”（Howwellcaniworkthelaw?）和“法律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Howwelldoesthelawwork?)。尽管法律意识的这两个维度是相关的、互构的，但它们并不一定同时变化，且变化方向也不一定相同。在调查中，盖勒格尔注意到“法律求助者在自身运用法律的效能感获得提升时，对法律制度的公正性和效率的负面评价却在增加。许多法律援助求助者对法律感到失望，认为法律并没有按照他们所预想和期望的方式来运作。”[18]
鉴于此，盖勒格尔指出，人们的法律实践行为与法律态度之间是存在差异的，那种将诉讼率作为法律意识的测量指标是有问题的[19]，诉讼行为只表明人们做了什么，而并不一定体现人们是如何看待和评价他们参与其中的法律制度[20]。根据这一逻辑，我们不难推出这样的结论：正如诉讼率一样，“迎法下乡”的法律实践行为并不意味着人们的法律意识就一定在增强，更不能以此来证明法律威信的提高。因为，在基层法制建设尚不完善、司法制度弊端重重的状况下，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本身就是一个逐渐重新认识法律、理性对待法律的过程，即法律的祛魅化。祛魅后的法律已经不再是或者不仅仅是高高在上的、体现正义的神圣武器，而是“脆弱、多变、难以捉摸的东西，很容易被人操纵利用，常常服务于金钱和权势……有时候变成了某个人的意志”。[21]农民的法律意识俨然呈现出多样性、矛盾性的特征[22]。
因此，“知情祛魅”逻辑下的“迎法下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基于对法律权威本身的信任，并且司法救济的诉诸者通常也不是以追求司法正义为目的，而更多的是通过私人关系网络进入司法场域，将法律作为纠纷解决过程中自己与对方谈判博弈的工具和砝码，即“对国家法律的援引也主要靠各种‘关系’和‘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一种‘私力’的表达……使国家权威在村庄场域中被异化成为纠纷双方‘力’的对比。”[23]在一个缺少对现代性法律充分信仰的乡土社会,现代性的诉讼被乡土社会重新分割改造了,诉讼及支撑诉讼的现代性法律知识和制度被抵御、侵蚀、蜕变和整合[24]。所以，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内在逻辑使“迎法下乡”的普遍性和潜力本身成了一个问题。
三、理性选择：结构混乱下的乡村秩序
董磊明等人认为，乡土社会逐渐陌生化、异质化和理性化导致了村庄共同体趋于瓦解和解组，即所谓的“结构混乱”[25]。在此状况下，乡土社会本身已产生了“迎法下乡”的现实需求。我们并不要否认这种需求的存在，而是认为农民法律实践的祛魅逻辑限制了这种法律需求的扩展性和持续性。当然，这只是从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的内在逻辑来说的。那么，从产生这种法律需求的外在环境来看，“迎法下乡”是否具有范式优势和说服力?
当下，多元权威[26]并存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虽然法理权威正逐渐取代传统权威和卡里斯马型权威（charismas），但它在乡土社会尚未成为主导性的绝对权威。“虽然我们的法律在许多方面已经是西方化的了，但许多中国人并不习惯这种法律，因此在许多地方出现了许多法律规避和违法现象”[27]。苏力所指出的这种法律规避现象现今依然存在，只是他所说的法律规避多是由传统的民间纠纷解决机制的调控作用等因素导致的，而当下的法律规避是因为知情祛魅降低了对司法救济和法律权威的信任度，对法律有一个较为理性的认知，进而对法律进行理性规避的可能性加大。苏力指出法律规避所证明的并不是行为人对法律的无知、愚昧不懂法和非理性，而恰恰证明了他们的理性，规避至少对于当事人来说是一个合理的选择，因为这种外生的法律目前还没有或难以给他们的现实生活带来相对来说更大更确定的利益[28]，甚至保护受害人的法律可能要求受害人付出更大的成本[29]。因此，法律规避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不是一种观念的产物，而是在一定的制约条件下形成的趋利避害的行为态势和理性选择[30]。
农民知情祛魅化的法律实践使其对司法救济有一个相对较为理性的认知，进而从主体角度抑制对法律的需求，而诉讼程序的复杂性以及法制资源的匮乏等因素导致的制度甚至诉讼的拖延和高成本本身，都会从外在抑制农民对法律的需求[31]。正如梁治平所指出的那样，“就目前的情形来说，正式司法制度在乡村社会的派出机构：负责审判的人民法院和担任基层政权司法行政工作指导民间调节活动的司法助理员，本身就难以胜任被指派给他们的繁重工作……相对于乡村法律事物的繁复和庞杂，这些基层司法机构无论在人员配备、专业素质还是在财政力量方面都明显地不足。这种正式司法制度‘供给’上的不足，反过来抑制了民间对正式法律的需求”[32]。“民众之所以倾向于同时也在法律之外寻求公道，也是因为法律制度的内在缺陷使其难以满足民众的正当需求。今天，这种缺陷包括：可以利用的法律设施不足，司法腐败常常妨碍实现公正”[33]。因此，如果不从根源上健全基层司法制度、完善法律服务，乡土社会的法律需求难以有根本性的提高和持久性的增长，“迎法下乡”也就仍然任重道远。
在结构混乱、多种权威共存于乡土社会的状况下，农民在处理纠纷时更可能根据自身的知识、经验、技能和资源选择相应的纠纷解决途径，如公力救济、社会型救济和私力救济。我们也曾经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发生纠纷的现状与类型进行实证研究，指出农村纠纷一般存在三种解决途径，即社会网络、政府部门和司法机构，并认为人们在选择纠纷解决途径时既有行为习惯的影响，也有理性的权衡[34]。
当然，诸如私力救济这类非诉讼的纠纷解决方式有着低成本、高效率、全面性、易执行的优点，但也有规范性缺失带来的公平危机、法律效力不明以及规避和侵蚀国家法的不足[35]。因此，有学者认为公力救济是当今法治社会权利维护的主导,而私力救济在解决纷争的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究其原因是私力救济在人性、文化传统、社会关系以及司法效能心理评价方面都有其存在的深厚的社会基础[36]。虽然在20世纪80至90年代的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调解及其他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在中国逐渐式微，但是正如范愉所指出的，正式的司法程序在实践中难以满足社会纠纷解决的需求,社会需要建立一种在法治基础上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37]。
四、小结
在农村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法律在社会秩序维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并成为弥补村庄内生性权威社会控制不足的重要力量。但是农民的法律实践和法律参与本身是一个法律祛魅化的过程，即重新认识法律、理性对待法律的过程。在法律实践的知情祛魅逻辑下，农民的“迎法”行为多半不是基于对法律权威的信任，这从主体角度抑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此外，基层法制建设和司法体制的诸多缺陷和弊端从外在限制了农民的法律需求。因此，农民的“迎法”行为难以具有扩展性和持续性。在乡土社会结构混乱和权威多元的场域下，农民不仅对法律有着一个较为理性的认知，而且根据自身的经验、资源和逻辑对纠纷解决途径进行着理性选择。因此，乡土社会的法律实践是一个从基层法制建设魅化法律的“送法下乡”到法律祛魅化后的理性选择过程，而非简单的“送法”、“迎法”转换。
注释:
[1]王铭铭，《“送法下乡”解》，《漂泊的洞察》，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203页。
[2]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87页。
[3]贺雪峰，《村庄精英与社区记忆：理解村庄性质的二维框架》，《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4期。
[4]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95页。
[5]苏力，《为什么“送法上门”?》，《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45页。
[6]苏力，《为什么“送法上门”?》，《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55页。
[7]刘星，《法律的隐喻》，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97页。
[8]截至2004年6月，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审议通过包括宪法在内的法律323件，国务院制定了970多件行政法规；有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上万件地方性法规。数据引自汤鸣、李浩，《民事诉讼率：主要影响因素之分析》，《法学家》，2006年第3期。
[9]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10]《中国普法：将法律交给亿万人民群众》，转
[11]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我国的民事诉讼率只有31.46件/10万人，而到1999年，这个数字增长到403.23，前后21年的时间里增长了11.82倍。参见冉井富，《当代中国民事诉讼率变迁研究——一个比较法社会学的视角》，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13页。
[12]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页。
[13]如文泽纯，《农民呼唤法律——关于湖南省农民法律意识状况的调查》，《中国司法》，2001年第11期；pan,philip“inChina，turningtheLawintothepeople’sprotector”,thewashingtonpost,28Dec.2002,p.a01.
[14]tse，Kareni，“theLegalSystem’sQuietRevolution”,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11,Feb.2005,marye.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15]斯科特（JamesC.Scott）对东南亚农民的经济实践、风险分配和社会交易进行考察，指出其中包含了一种“安全第一”的生存经济学和生存伦理。参见[美]詹姆斯·C·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程立显、刘建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同样，笔者认为农民是否诉诸司法救济也受到一种类似“生存伦理”、“安全第一”的原则影响，诉讼不能影响正常的过日子,第19页。
[16]布莱克对案件的社会地位结构与法律量的相对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参见[美]唐·布莱克，《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郭星华等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9页。
[17]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类似的研究有Sarat和Felstiner对离婚程序中律师与被人之间的互动研究，发现律师与被人之间的互动经常降低被人对法律制度的可预测性和合理性的期望值以及对“法律公正”的有限性持有更加理性的认识。参见Sarat,austin&williamL.F.Felstiner,“LawandStrategyintheDivorceLawyer''''soffice,”Law&SocietyReview,1986，(20)：93-134.
[18]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40):783.
[19]法律意识在上述两个独立维度上发生变化较好地解释了高诉讼率与对法律权威的低信任度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盖勒格尔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在纠纷平息之后，求助者对法律制度的态度和评价多半是负面的和批评的，但在实际的和可预测的未来行动中，绝大部分的求助者许诺他们会为一个类似的问题再次诉讼。参见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20]Gallagher,“mobilizingtheLawinChina:‘informedDisenchantment’andtheDevelopmentofLegalConsciousness”,[J]Law&SocietyReview,2006,(40):783.
[21]冯象，《木腿正义——关于法律与正义》，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页。
[22]尤伊克和西尔贝通过考察美国普通公民是如何理解法律和使用法律的，提出了法律意识的三种理想类型，即敬畏法律(standbeforethelaw)、利用法律(playwiththelaw)和对抗法律(actagainstthelaw)。参见[美]帕特里夏·尤伊克、苏珊·S.西尔贝，《法律的公共空间》，陆益龙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79至295页。
[23]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92页。
[24]蔡杰、刘磊，《乡土社会冲突与诉讼的再冲突解析》，《江苏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25]董磊明、陈柏峰、聂良波，《结构混乱与迎法下乡——河南宋村法律实践的解读》，《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第88页。
[26][日]千叶正士，《法律多元》，强世功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
[27]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28]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1页。
[29]同上，第47页。
[30]同上，第32-33页。
[31]范愉，《诉讼的价值、运行机制与社会效应——读奥尔森的诉讼爆炸》，载于《北大法律评论》第1卷，第1辑，《北大法律评论》编委会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163页。
[32]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于《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王铭铭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430页。
[33]梁治平，《法治：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对中国法律现代化运动的一个内在观察》，载于《法治在中国：制度、话语与实践》，梁治平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34]郭星华、王平，《中国农村的纠纷与解决途径——关于中国农村法律意识与法律行为的实证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35]洪浩，《非讼方式：农村民事纠纷解决的主要途径》，《法学》，2006年第11期。
法治社会建设论文篇2
关键词：人文素养法治建设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5）06-0347-01
一、人文素养的基本内涵及其历史渊源
1.人文素养内涵及特点
人文是指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现象。强调以人为主体，尊重人的价值，关心人的利益的思想观念。素养即平日的修养，让知识进入人的认知本体，渗透到人的生活与行为。其核心内容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主张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是其鲜明标志，最大特点就是不可以量化。
2.人文素养的历史渊源
人文一词，最早出现在《易经》。原指人的各种传统属性。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从未中断对人文素养的重视和培育。《论语》中：“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大学》中说“国不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强调“君子必慎其独也”，还有孟子说过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等等强调人文素养的格言警句一直流传至今。
近代，人文一词在西文中是Humanism，译作人文主义，欧洲文艺复兴时代人文学者，在超越和反对中世纪宗教传统的过程中，把希腊、罗马古典文化作为一种归依，来回皈世俗的人文传统。中国进入近代以来，由于历史原因，人们的人文素养处于受抑制的沉睡状态，而此时欧洲已经有了人文学科。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建设飞速发展，人们开始重视人文素养的培育，先后提出科学发展观等价值观取向，其核心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们在反思的同时充分认识到一味的发展而丢掉人文素养的培育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3.人文素养与人文知识的辩证关系
人文素养与人文知识二者即有区别又有联系。人文素养是人类关于人文领域（主要是精神生活领域）的基本知识。人文知识是外在的东西，可量化。而素养是内在的“能力”，是一种精神。有人文知识又有人文素养者可称之为“君子”，有人文知识而没有人文素养可能成为“小人”，有人文素养而没有人文知识的可能仅仅是个“好人”。人文知识又无人文素养的基本上就是“愚人”。依法治国，建设法治社会，就是要培养更多的君子，抑制和改造更多的小人，合理使用更多的好人。因此，在培育人文素养过程中，注意处理好人文素养与人文知识的辩证关系，将二者兼顾，才能推进法治社会的建设。
二、人文素养和法治社会的关系
1.对法治社会及我国法治现状的基本认识
法治社会是和人治社会相对的，它是指国家权力和社会关系按照明确的法律秩序运行，并且按照严格公正的司法程序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社会纠纷，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依照执政者的个人喜好及亲疏关系决定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公共事务。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须具备精神和制度两方面的因素，既具有法治的精神和反映法治精神的制度。
自十五大以来，我国的法治建设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仍存在许多问题。如执法司法不文明、不公正、腐败问题等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不解决，社会就不可能长久安定，小康社会，“两个百年”目标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难以实现。
2.人文素养和法治社会的相关性及其内在联系
人文素养和法治社会是相辅相成的，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人文素养的培育是基础，法治是手段。当今社会利益冲突和矛盾多发，自私、贪婪、嫉妒、残暴等人性中的负面因素被超级放大，造成社会矛盾冲突频仍，突发事件、公共危机事件影响巨大。只有“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成为人们的基本信仰共同行为时，社会才能良性运行，真正进入德治的和谐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才会实现。
三、抓好人文素养培育，重在实现“四个统一”
1.培育人文素养增强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将外在的学习与内在思想行动统一起来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人文素养的一个方面，但这种素养不是自然生成的，一定要大力宣传教育才能进入人的头脑中，进而变成人的行为方式。当今社会主要的问题不是无法可依，而是由于利益冲突和公权力的滥用使人们失去了对法治的信任，而去相信权力、关系、金钱，取而代之的是“潜规则”。所以要扭转当今社会的不良风气，树立起法大于天的素养就是要培养人们的法治意识。让法治在阳光下运行，让人民有机会参与法治实施和司法审判。
2.培育人文素养要与民族优秀传统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一起来
一个民族的素养高低、好坏是以文化积淀为基础，“仁者爱人”，“君子与人为善”，“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不义而富且贵，与吾如浮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积善成名，积恶灭身”，“大丈夫”精神、还有仁、义、礼、智、信，孝，忠，我们应吸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实社会服务，为法治社会建设服务。
当前和今后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强调以德治国。这个主流价值观念不树立起来，高尚的道德情操就不可能在人的心里扎根，人的思想观念就会处于漂浮可变的状态，只有加强教育让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才能固定下来。宣传教育一定要说在嘴上，表现在行动上，用生动的典型和实际行动，感化人教育人。
3.培育人文素养要从小抓起与学校的素质教育有机统一起来
培育和提高人文素养，建设法治社会离不开教育，马斯洛在《人本哲学》一书中写到：“力量如果不与正直和善良的灵魂结合在一起，它可能只是邪恶的原则的化身”。好的人文素养一定要从娃娃抓起，从青少年抓起。幼少青年是学知识的年代，更是人文素养积累的年代，我们的父母、教师、学校、社会都要承担起责任，把素质教育真正重视起来，让我们的下一代不仅有知识，更有高水平的人文素养。
4.培育人文素养要与广泛的全民读书学习风气统一起来
高水平的人文素养要有一定的文化知识。要多读书，读好书。为了能形成良好的人文素养，笔者认为，最好是多读文史哲方面的书籍，因为文学能使人感动；史学能使人知道自己的位置；哲学能使人安静和智慧。如果13亿多中国人绝大多数人都爱读书，都能读到好书，这对人文素养的培育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到那时中华民族才会成为真正了不起的民族。
孔子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法治社会要求人们的人文素养必须要达到一定的境界，这才能保证宪法法律的执行。“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在崇高人文素养的支撑下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一定能够建成，相信到那时“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
参考文献
[1]《周易》
[2]《四书》
[3]《史记》
法治社会建设论文篇3
笔者认为,“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与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互相联系，相互补充。道德规范与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换句话来说，即，今天我们为什么要法治与德治双管齐下，为什么要用道德弥补法律的不足？原因就在于道德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中的辅助作用：
首先，从功能来看，道德调整所发挥的作用要快于法律调整。虽然道德和法律都旨在规范人们应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然法律仍调整不了生活上细微的事情。如在公交车上，主动为老弱病残和孕妇让座，这是我们从出生到成长逐渐学到的礼貌和道德。道德易理解、不是强制性的，所以人们从小就容易接受。因此，在人的未成年时期，道德已发挥出它的调节作用，但由于法律需要思想的成熟，人有一定独立能力，法律的调整作用却要在人的成年以后才能更好发挥。以德治国恰好解决了法治在这方面的不足。
其次，从调整范围来看，所谓法律是“硬约束”，道德是“软约束”。法律不可能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统一管起来，这样就需要道德作补充。如法律难以触动人的心灵，解决不了人的感情问题，因此，涉及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仅靠法去控制是不大能实现的。只有从道德方面加以教育，才能使人们懂得在尊重自己感情的同时，还要注意到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为了对社会进行良好有效的管理，除了要加强法治这“一只手”外，还必须要用“另外一只手”德治。
法治社会建设论文篇4
【关键词】“善治”;法治文化;文化建设
当前，推进我国法治文化建设是加强我国法治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步骤，也是构建中国特色法治话语体系的价值积淀。法治文化的发展程度是国家法治现代化的重要标识，也是国家制度法制规范化的直接表达，是最能检验国家文明发展与社会风尚的标杆。在“善治”视野下探讨法治文化建设不仅是理论发展的必要，也是回答现实问题的诉求。
一、“善治”视野下法治文化的概念重构
法治如果缺乏一种文化价值体系的衬托，将会失去存在的基础，导致认同危机，难以内化到社会生活当中。法治文化中的“文化”多指一种观念，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以及相对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当前学界对“法治文化”的概念界定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
1、从法治体系的构成结构来界定
法治文化是法律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制度。其中既有表层的法律规范、制度，也有深层的法律心理、意识，即法治文化是包含民主、平等、自由等价值在内的人类优秀法律文化类型。
2、从法治彰显的价值来界定
法治文化是融注在人们心底和行为方式中的法治原则及其价值追求，是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机构体现出来的文化内涵，是公民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的行为方式。立法的人性化、司法的文明化、执法的程序化等，都是法治文化理论应当研究的问题。[1]
3、从社会形态属性来理解
法治文化应该是以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理念为导引，以依法办事和自觉守法为基础，以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秩序为目标的法治文明状态，也是自觉遵法守法等行为方式共同构成的一种先进文化现象和法治进步状态。[2]
本文认为，法治文化是文化观基于“法治”所涵盖的制度、观念、行为而表现出的体现社会主体行为模式的一系列关系。法律的制度结构（法律制度、组织、设施）建构法治文化的基础要件，法律的观念结构（法律心理、意识、思想）体现法治文化的精神力量，法律的行为模式（立法、执法、司法）表征法治文化的价值理念。“善治”视野下的法治文化建设必须体现人类基本价值，为法治化道路的实施提供观念支撑，塑造法治新形象。
二、“善治”视野下法治文化建设的价值
无论是以“政府治理”为核心的善治理论，还是以“社会治理”为核心的善治理论，抑或是以“公共治理”为核心的善治理论都强调治理主体间要建立一种新颖关系，通过彼此的合作管理使公共利益最大化，即构建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价值体系。
1、凭借法治文化建设塑造法治形象，调适社会风俗
中国社会所固有的封建集权传统使得“人治”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治因素在社会中的认同度，公民意识以及法治文化的发展相当残缺。善治目标的实现需要法治文化的能动支撑，重塑法治新形象。因此这就需要我们重视与社会风俗的融合，调适不合法治化要求的因素，为法治内化于社会生活创造条件，增强法治公信力，树立执行有力的法治新形象，引领社会风尚。
2、为法治现代化、治理现代化提供价值认同
实现我国的法治现代化、治理现代化的目标挑战众多，二者参与主体广泛，其实施在很大程度上也会触及原有社会秩序。在法治化道路上，需要面对完善法律体系，培养法治思维，深化法治宣传等困难。因此，法治社会的建设需要在社会中确立一种价值认同，即法治现代化与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在社会中有一个长期的观念濡化过程，影响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增强法治社会的向心力与认同度。
3、标识社会文明程度，再建社会精神秩序
法治化程度是标识社会文明理性的关键要素，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必定是具备高度发达的法治精神的国家。推进法治要有一个内在动力，即法治精神。现代法治文化对于塑造法治精神具有基础意义，一个全面、规范的法治文化建设过程必定会体现治理的基本诉求，也更能体现社会文明理性程度。法治文化的培育有助于克服法治化过程中的硬性约束，最大限度的发挥法治文化的“价值性”，带动社会文明发展。
三、“善治”视野下法治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
“法治”作为实现“善治”的基础要件，必须要体现善治的基本诉求。丁宇认为“善治”的基本诉求主要包括：法治性、民主性、合作性等。[3]因此，法治文化的建设也应从这几点入手。
1、体现善治目标的法治性
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必须大力弘扬法治精神，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用法律的观念结构支撑法治文化建设，用法律的制度结构保障法治文化建设，以法律的行为模式推动法治文化建设，使法治文化融入治理系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良法善治”。
2、彰显善治目标的民主性
法治社会必须体现公平正义与自由平等，积极带动社会多方主体参与法治，打造可信赖的法治文化，使多元主体能自觉遵守法治的要求，积极参与治理过程。法治文化也要充分体现治理过程的公开透明，在社会范围内塑造一种回应型的法治文化，使民主理念与责任理念内化于法治文化当中。
3、反映善治目标的合作性
法治文化建设要多方参与，协商民主，要充分彰显公共利益，树立“为民服务”的理念，增强服务意识和大局观念，要在治理过程中积极培育起高效规范，认同度高的法治文化，为实现“善治”目标提供信念支撑。
总之，法治是法治文化的逻辑起点，法治文化是法治的内在需求。在“善治”视野下，我们不仅要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吸收人类进步的文明成果，同时要不断克服法治进程中的种种障碍，消解困惑，在个体层面、社会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等方面，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法治的发展和完善，不断推进国家法治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注释】
[1]刘斌.当代法治文化理论构想[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1.
[2]李林.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概念的几个问题[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2.2.
[3]丁宇.论善治的基本诉求[J].江汉论坛，2009.10.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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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文成，赵洪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述评[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报，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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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梁莹，肖其明.论法治化的善治：渊源、内涵与过程[J].社会主义研究，2005.5.
[5]单颖华.法治文化的困境与出路[J].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4.5.
法治社会建设论文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历史基础；理论
中图分类号：D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33-0254-03
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萌芽和产生
1949年建国以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开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建设的过程中，初步形成了一些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萌芽和产生阶段。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是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法律观的一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的法律问题的具体产物。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主要有：
（一）人民民主理论
同志提出的关于人民民主的理论，是思想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的学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中明确地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国家与法的学说在中国的创新发展。关于对人民敌人采取的政策和原则，这是的独创。他说：“对于反动阶级和反动派的人们，在他们的政权被以后，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土地，给工作，让他们活下去，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
按照这一理论，我们在改造人的方面取得了成效，如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和一批战犯都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博得全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赞许。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为人民服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是人生观的核心思想。为人民服务的概念是首次提出来的。1940年，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艺“应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这是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最初表述。1944年，他在追悼张思德所作的讲话中，把为人民服务明确作为对我军我党和一切革命同志的普遍要求，并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1957年，在《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中，他又一次申明：“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对无产阶级人生观所作的这些富有点的概括，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命题，科学地解决和回答了什么是无产阶观的根本问题，精辟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人生目的。的这一思想成为我们今天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执法为民这个本质的理论基础。
（三）实践中注重立法建设，加强法治建设
新中国成立之后，十分重视建立社会主义的法规，以适应新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并亲自着手这方面的建设，具体表现在以下两点：
1.在制定宪法中的创造。指出：“世界上的，不论是英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因此，在制定宪法的过程中，最广泛地组织全国各界参与，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
2.关于遵守革命法治的问题，他指出：“一定要守法，不要破坏革命的法治。法律是上层建筑。我们的法律，是劳动人民自己制定的。它是维护革命秩序，保护劳动人民利益，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护生产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遵守革命法治。”“法治要遵守。按照法律办事，不等于束手束脚，要按照法律放手放脚”。
的这些思想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二、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确立和发展时期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发展出了邓小平的法治理论，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法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成为中国新时期法治建设的重要理论基础。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确立和发展。邓小平的法治理论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理论。
1978年12月31日，邓小平同志在其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邓小平不仅对过去作了科学的总结，并着重强调：“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因为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要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宪法和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二）主张法治，反对人治理论，强调维护法律权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提“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治”的目标，确定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针。随后，中国的立法机关开始了大规模的立法。1979年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在一天之内通过了七部重要法律。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要以法律治理国家的思路。1982年12月4日，五届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现行宪法。新宪法确立了宪法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根本法地位，规定了社会民主法制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这表明我们党己经把加强社会主义法制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1992年，邓小平同志在对南方考察谈话时再强调：“还是要靠法治，搞法治靠得住些”。邓小平对法治建设推进法治化进程最大的贡献在于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写进了，写进了宪法，这是我党在法治建设方面趋于一个成熟的重要标志。
（三）法律和制度是治国的根本
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以“十年浩劫”为例，强调说明法律和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加强法治建设，实现制度文明。他认为应该把制度摆到党的建设的重要位置，通过建立健全党内各项规章制度，有效地规范党的领导体制、领导方式、组织形式和工作规则，使党组织的运行建立在党内法规、制度和秩序的基础上，建设也就能走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制度建设开始逐步得到重视。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奠定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根本治国方略的理论基础，开创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局面，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三、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化时期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推进和深化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围绕这一目标提出实行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开始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阶段。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深化时期。
（一）确立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依法治国、实行法治越来越重要而紧迫。1989年9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回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时说：“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绝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常讲的究竟是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1997年9月12日，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3月，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
从此，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实施依法治国，对中国人民来说，确实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同时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核心。
（二）强调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依法治国的领导
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民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与法治建设必须牢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保证中国的民主建设和法治建设保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一法治思想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根本保证。
（三）提出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理念
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批判的吸收继承了中国古代以及西方的治国理念赋予法治德治以新的含义，在党的工作大会上提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最佳选择。同志一再强调，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治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这一思想极大的丰富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在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的基础上，紧密结合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伟大实践，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解进一步深化。
四、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成熟时期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新世纪新阶段，根据新的发展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实践相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围绕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把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了中国法治建设的新篇章，标志着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成熟。
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思想主要有：
（一）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了中国法治建设经验、教训和借鉴人类法治文明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在贯彻科学发展观的实践中，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命题。这是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又一次大飞跃，它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共同树立了当代中国法学史上第四个里程碑。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形成，标志着党和国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规律的深刻认识，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具体内容，是2006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与各省党委负责人谈话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包含“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的内容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
2007年，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坚持依法治国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至此，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走上了正轨。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相结合，逐步探索、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现在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架构。因此，我们说，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提出，在中国法治建设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二）全面落实依法治国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2007年6月25日，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弘扬法治精神，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法治精神”是两个内容互相衔接的科学命题。在党的十七大上，总书记再次提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认为“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要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坚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治的统一、尊严、权威”。
（三）确立依法执政，实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跨越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与法治的关系既是整个法治建设的核心问题，也是党的建设及改革完善党的执政方式的关键问题。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同志强调指出：“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依法执政基本方式的提出，在中外共产党执政史上，第一次科学解决了共产党执政的基本方式问题。
关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建设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法与国家的思想和、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期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理论来源。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成熟时期。
总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历经萌芽和产生、确立与发展、深化时期、成熟时期，具有深厚的历史基础，党的四代领导集体都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完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对中国的法治建设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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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建设论文篇6
关键词：政治文明/民主政治/法制/建设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最近，江泽民又特别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注：江泽民：《执政党必须高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2002年5月31日。)这些论述，明确提出了小康社会民主政治发展目标，强调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性。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
1844年11月，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提出了“政治文明”概念。马克思强调要用“政治文明”作为废除集权制的主要手段，并对政治文明的内涵作了界定：“人权的宣布和国家的宪法”的颁发与实施，“权力的分开”(立法权力和执行权力分开)，破除集权制和建设“政治文明”。(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238页。)马克思所讲的政治文明，是针对专制、集权制提出来的，强调人民主权，依法治国，实行民主，相互监督，它包含了现代化国家的主要内容，是一种现代化政治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和发展程度的标志。政治文明既包括政治思想、法治思想、民主思想，也包括在这些思想指导下的政治活动，其中，民主、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核心。
人类社会文明，即社会的进步状态，是一个多层次、有机联系的整体。马克思对社会文明的整体结构与协调发展，曾进行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恩格斯也指出：“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作用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2页。)。显然，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经济基础或经济结构，指的是物质文明，政治上层建筑及政治、法律的意识形式，则是政治文明，而其他意识形式则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政治文明与精神文明，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总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互动共进，推进社会发展。从总体上看，物质文明起着基础的、决定的作用，但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不是物质文明的消极派生物，它们不仅对物质文明有巨大的能动作用，而且在一定情况下，具有决定作用。“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主义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下，有转过来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当作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326页。)
对社会文明的整体分析和研究，国外许多学者也有诸多论述，美国学者威尔•杜兰把社会文明进行了要素分析，认为：“文明是增进文化创造的社会秩序。它包括四大因素：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组织，伦理的传统，以及知识与艺术的追求。”(注：[美]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第一卷，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英国学者汤因比，不仅将社会文明明确划分为经济、政治、文化三个部分，而且详细论述了三方面文明的关联性与整体性，他指出：“文明乃整体，它们的局部相依为命，而且都发生牵制作用。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文明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美好的平衡关系。”(注：[美]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页。)
江泽民同志关于政治文明的概念，是根据社会结构和社会整体文明内容提出来的，是对我国社会文明建设的补充与发展。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提出了进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方针，并确立了建设的目标、任务与政策，有力地推进了社会的发展。政治文明建设虽然包括在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但由于没有作为一项建设的战略举措提出，致使政治文明建设相对滞后，并成为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的制约因素。为此，江泽民同志提出政治文明建设要求，也是从我国社会现实情况出发的。
法治社会建设论文篇7
在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复杂的大国，如果没有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法律理论指导党和国家的各种法律活动，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不可能持续而稳步地向前推进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法律基本原理与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相结合，旗帜鲜明地提出并不断深人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司法体制改革”、“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重要理论成果。这些理论成果较为系统地回答了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各种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事业的向前推进提供了有效的理论指导。如果我们系统地梳理、分析这些法律理论成果之间的关系，就会发现它们之间内在的一致性和密切的关联性。事实上，以一定的逻辑结构把这些理论成果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较为严密的法律理论体系。本文的核心观点是，通过梳理和整合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种法律理论成果，可以构建起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为了证成这一核心观点，本文主要讨论三个问题:为什么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由哪些法律理论成果所构成?这些法律理论成果以什么样的方式构成一个理论体系?如果说第一个问题是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分析，那么第二、三个问题则是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的可行性论证。
一、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的重要意义
很多研究政治发展和法律发展的学者都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混乱、社会动荡乃至军事，强大的政府和有效的法律对于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是相当重要的。①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的同时，经受住了国内社会深刻变革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种种考验，有效地保持了国内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究其原因，就在于我们拥有一个强大而有权威的执政党和政府，同时在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开创了中国自己的政治和法律发展道路。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在2009年中国法学会第六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党领导人民不懈探索，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①改革开放以来所提出和发展的各种法律理论成果就是对法治建设的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最佳理论诊释。因此，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将中国法治建设经验系统化，有助于向世界展示中国法治建设经验，同其他国家交流法治建设经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伟大理论成果。如果把这个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的内容加以解析，它实际上是由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军事、外交、党建等各个领域的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所构成的。而且，每一个领域都包含有若干重要思想理论成果，这些思想理论成果可以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理论体系。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引向深人，就必须加强对各个领域内重要思想理论成果的全面总结和系统梳理，深人把握这些思想理论成果之间的逻辑关系，将其整合构建为一个个结构严谨的子理论体系。各个领域的子理论体系的构建，不仅使我们能更清晰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丰富内容，而且有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指导功能。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说，把中国共产党在法治建设实践中所形成和发展的诸多思想理论成果整合升华为法律理论体系，有助于推进和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将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攻坚阶段，也是我们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关键时期。在新时期新阶段，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将面临更为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必然面对更为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因而需要更加切实有效的理论来引领实践。这样的理论，既不可能从国外获得，也不可能从本本上找到，只可能来源于中国的法治建设实践，来源于我们对中国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升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各种法律理论是从中国法治建设实践中产生并经过法治建设实践检验和证明了的正确理论。把这些理论成果整合为一个法律理论体系，不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的新发展和新创造奠定了高起点的思想平台，也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理论指导。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相当长时期内，由于我们自己的法治建设经验和理论较为贫乏，中国的法学研究主要是吸收引进国外特别是西方的法学理论成果，因而难以形成原创性的法学理论成果。当时，有的学者曾尖锐地批评说，法理学的一些创新不过是西芳法理学古老成就的炒作，一些创见并未跳出国外法理学概念、范畴、原理的案臼，把这些舶来的内容抛开之后，还能剩下多少是有中国特色的?②如今，这种状况已有明显的改观。日益推进的中国法治建设实践为法学理论研究开辟了大有作为的学术研究舞台，日益成熟的中国法治建设理论则为法学理论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本土理论资源。把本土实践中形成的各种法律理论成果整合为一个法律理论体系，无疑将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法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
中国共产党在过去30多年的法治建设实践中提出了相当多的法律论断、思想和理论，因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的内容相当丰富。在我看来，其中最为重要的法律理论成果可概括为九论，即政治文明论、依法治国论、法治理念论、法律体系论、依法执政论、依法行政论、司法改革论、普法教育论、综合治理论。这九论分别了回答了中国法治建设的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的主体内容。
1.政治文明论党的十六大突破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二元划分的传统理论，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命题，并把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归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范畴。这一理论回答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本质特征、基本原则等问题。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涉及政治思想、政治制度、行政管理、法制建设等内容，但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基本原则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坚持走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①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的提出，解决了民主法治建设的文明归属问题，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文明的理论认识走向深人。#p#分页标题#e#
2.依法治国论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就提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虽然没有明确使用依法治国的概念，但邓小平的这一论断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主张法治、反对人治的鲜明态度。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宣告这一理论的正式确立。这一理论回答了什么是依法治国、为什么要依法治国以及如何依法治国等问题。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②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保证。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主要包括法律体系完备、宪法法律至上、执政党依法执政、政府依法行政、司法公正高效权威、尊重和保障人权、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公民自觉守法。
3.法治理念论从2005年同志提出“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党中央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理论。这一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怎么样建设在会主义法治国家等问题。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内容包括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是一个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构成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完整理论体系。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核心内容;执法为民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之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本质要求;公平正义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价值追求;服务大局作为党和国家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法治的重要使命;党的领导作为我国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保证。③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包括健全完善立法、坚持依法执政、坚持依法行政、严格公正司法、加强制约监督、自觉诚信守法、繁荣法学事业。
4.法律体系论从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法律体系”，到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再到20H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我国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理论不断走向完善和成熟。这一理论比较系统地回答了我国要形成什么样的法律体系、如何形成这样的法律体系以及如何完善这一法律体系等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由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等七个法律部门构成。这一法律体系形成的基本标志是:涵盖各个方面的法律部门(或法律门类)应当齐全;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应当制定出来;以法律为主干，相应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应当制定出来与之配套。①形成这一法律体系的基本经验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坚持从中国国情和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立法为民，坚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须继续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②
5.依法执政论这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解放思想的过程。其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1982年“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写人宪法和，2002年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依法执政”的重大命题，2(X)4年《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依法执政确立为党执政的基本方式，2侧拓年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二次集体学习上深刻阐述依法执政问题。这一理论明确回答了为什么要依法执政、什么是依法执政、如何依法执政等问题。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政的基本方式，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历史性转变。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③依法执政的基本任务是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领导立法，表现为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带头守法，表现为各级党组织都要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全体党员都要模范遵守宪法和法律。保障执法，表现为督促和支持国家机关依法行使职权，依法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切实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6.依法行政论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行政机关运作方式的基本特征。国务院先后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1999)、《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2《X科)、《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2010)等几个重要文件较为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问题。依法行政理论明确回答了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法治政府建设的任务等问题。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是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法治政府的基本特征包括:形成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行政立法和行政制度建设合宪合法，充分反映客观规律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而有效的实施;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形成尊重法律、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的氛围。法治政府建设的历史任务包括:建立依法行政的领导体制和机制，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建立依法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强化行政监督和问责，依法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7.司法改革论为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和阐述了司法改革的主张。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推进司法改革”的主张。2002年，党的十六大阐述了“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要求，此后不久中央成立了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2007年，党的十七大作出了“深化司法体制改革”重大战略部署。党中央先后的《关于坚决保证刑法、刑事诉讼法切实实施的指示》(1979)、《关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初步意见》(20以)、《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工作的决定》(2‘X场)、《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2008)等重要文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司法改革理论。这一理论涉及司法改革的目标、原则、内容等问题。司法改革的目标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保证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司法改革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统筹协调、坚持依法推进改革。司法改革的重点内容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p#分页标题#e#
8.普法教育论在法律制定出来后，让全体公民知晓、接受从而服从法律，无疑是法律实施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探索出来的成功经验是普法教育。198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了《关于向全体公民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五年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在公民中基本普及法律常识的决议》，由此开启了一场涉及十几亿人口的伟大的普法教育工程。1985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批转了五个普法规划，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作出了五个普法决议。这些普法决议和规划提出并阐述了普法教育理论。普法教育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普法教育的目标、对象、形式、阵地。普法教育的目标是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形成自觉学法、守法、用法的社会氛围。普法教育的对象是一切有接受教育能力的公民，各级领导干部、公务员、青少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农民是普法教育的重点对象。普法教育的形式包括法制讲座、法制节目栏目、法律主题宣传活动、法律知识考核、法律咨询服务等。普法教育的阵地包括新闻媒体、互网络、公共场所、学校、法律服务场所等。
9.综合治理论在社会治理方面，特别是在社会治安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不仅重视政法机关和法律手段的作用，也强调人民群众和非法律手段的作用，提倡一种综合治理的模式。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在总结地方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思想。90年代以后，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2001)，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199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重要文件也深人论述过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问题。综合治理论明确提出了综合治理的指导方针、工作机制、手段方法。综合治理的指导方针是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综合治理要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采取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多种方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之所以能够始终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成为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人民群众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找到了一条通过综合治理解决社会治安问题的成功之路。①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
彼此矛盾和排斥的理论成果是无法共存于一个理论体系之内的，因而众多理论成果构成一个理论体系的首要条件是内在的同一性。上述众多法律理论成果的内在同一性体现为指导思想、实践基础和创造主体三个方面。这些理论成果皆是以马克思主义法律观为指导，是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在法治建设各个领域具体应用的产物。这些理论成果均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这些理论成果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法治建设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是党的智慧和人民智慧的结晶。因此，这些理论成果在立场、观点、方法上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可以构成一个内部和谐的法律理论体系。
不过，理论体系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特点是，众多理论以某种逻辑关系有序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内部结构清晰而严谨的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论体系不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而且拥有严谨的逻辑结构。这一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是建立在法治这一基石范畴的基础之上。任何成熟的理论体系都有自己的基石范畴。①基石范畴既确立了理论体系内各项理论成果的共同主题，又预设了理论体系内各项理论成果的共同观点，因而对理论体系的形成或构建是至关重要的。法治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石范畴，对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具有两方面功能:
法治社会建设论文篇8
【关键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特征/地位/建设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1](p31)这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所作的重要论述。这一论述，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而且也从实践上为中国当代政治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与特征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政治文明史上的一个崭新阶段，具有丰富的内涵。一是指社会主义的政治意识，具体表现为政治观点、政治理想、政治道德、政治态度、政治感情、政治传统等。二是指社会主义政党、社会集团以及公民个人的实际政治活动的文明程度。从范围上看，大到一个阶级为实现和维护本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斗争，小到公民为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而进行的活动，如行使选举权、表决权、监督权、申诉权等，均属于政治活动。但是，无论是阶级、政党、社会集团还是公民个人，在从事政治活动的过程中都必须遵循一定的规范。政治文明的规范，是对政治活动和从事政治活动的主体的特定社会要求，是否恪守政治文明规范，标志着人们在一定社会形态下从事政治活动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政治文明的规范，在阶级社会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规范的本质。三是指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发展与进步，这是更为重要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国体和政体的统一，其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根本的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与此相联系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选举制度、基层社会生活的群众自治制度等，也是重要的政治制度。[2]
除了政治意识、政治活动和政治制度的发展进步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还包括并且要求政治关系、政治组织、政治管理机制、政治传播手段(媒介)等方面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要求，符合社会发展方向，并吸取当代政治文化的成果。这一切综合起来，就是社会历史发展到新阶段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种政治文明，既不同于以赤裸裸的阶级压迫和专制统治为特征的奴隶制时代的政治文明和封建专制形态的政治文明，也区别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形式上的精巧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掩盖下的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为特征的政治文明，因而，有其自身的特征。
(一)历史批判继承性。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继承了人类历史上创造的一切先进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它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一切剥削阶级社会中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本质特征。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与其他文明的发展一样具有历史继承性。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是从对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否定中产生的。它首先批判地吸收了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中的积极成果，如平等、自由、法治、民主等理念和具体制度安排。但是，作为一种更高类型的政治文明，它必须超越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局限性。这种超越建立在社会主义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这一根本价值基础上，建立在本质上高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及其经济基础之上。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并不是脱离人类政治文明发展道路的产物，恰恰相反，它是在批判地继承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政治文明。
(二)国体政体一致性。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实现了国体政体的高度一致性。众所周知，政治制度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和根本标志。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有效地克服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根本局限。广大劳动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享有管理国家和社会的各项实际的权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又从制度上保障了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通过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政治体制中的一些弊端不断地被克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进一步完善，人民当家作主的途径和方式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法制不断健全，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正在不断地落实。因此，社会主义不仅在实质上实现了人民的当家作主，而且在形式上也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从而实现了国体和政体的高度一致性。
(三)主体辩证统一性。从形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体结构上来看，它是共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与辩证统一。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行的根本保障。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也领导和支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行；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在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治国是我国基本的治国方略，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保障。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人民意志。因此，依法治国，确立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地位，把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纳入法制化轨道，实质上也就是确立了人民意志在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地位，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具体体现。可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这些主体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不仅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特色，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四)理论与时俱进性。一定的政治意识，尤其是一定的政治价值观是一定政治形态文明的灵魂，也是一定政治文明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导向。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它不仅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立和发展提供合法性论证和全理性说明，而且还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发展提供价值定位和价值导向。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就不是僵死的教条，它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是随着人民群众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在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始终离不开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思想以及关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论述，就是在我国进入新世纪，进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后，我们党理论创新成果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的最新成果。因此，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政治文明建设，始终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内在的、本质的要求。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与地位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与特征，决定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作用与地位。人类文明正是在不断克服这些矛盾的过程中获得发展的。人类在克服人与自然矛盾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积极成果，集中地表现为社会的物质文明，人类在克服人与社会矛盾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积极成果，集中地表现为社会的政治文明，人类在克服人与自身的矛盾中所形成的积极成果，集中地表现为社会的精神文明。它们分别集中在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领域。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总是表现为上述三种文明的协同发展。如上所述，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阶段，因此，三个文明的协同发展和相互促进，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规律。而政治文明建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处于更为突出的地位。
(一)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三步走”战略中的前两步，我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速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继续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还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如果说，在前两步战略中，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迫切需要的话，那么，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还要在继续满足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同时，满足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生活和当家作主的需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正是满足人民群众这一需要的根本途径。一个全面发展的社会，必须是经济、政治、文化协同发展的社会。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和我国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在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提出两个文明建设重要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命题，并且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看成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这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上的深化。
(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它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服务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如果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就能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相反，它就可能阻碍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上层建筑能否实现对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关键取决于它能否为经济基础和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正确的政治方向。社会的物质文明建设，必须要解决好物质文明建设为谁服务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社会物质文明的建设就会偏离方向，误入歧途。而社会的政治文明建设，通过正确的意识形态，通过合理的政治制度安排，通过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实践，就能够解决物质文明建设为谁服务的问题，从而为物质文明建设提供正确的方向。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指明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提供保证。这是因为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内部结构中，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论，决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方向。而正确的政治价值观和政治理论的形成，又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灵魂和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后，就确立了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思想、政治理论和道德原则，这就从根本上为精神文明建设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还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保证。这就是国家通过制定法律及其各项方针政策，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证。在我国的《宪法》序言中，明确把建设高度文明和高度民主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明确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整个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地位。同时在《宪法》总纲中用大量篇幅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任务、原则和目标都作了明确规定。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也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必须立足中国现实，继承民族文化优秀传统，吸取外国文化有益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断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1]可以这样说，没有国家法律、方针和政策这些属于政治文明建设的制度规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会因此而失去根本保证，这已被实践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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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政治稳定和政治清明，历来是社会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国目前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首要前提。只有保持社会的政治稳定和政治清明，才能实现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从而使小康社会的各项指标得以实现。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的报告中所说的：“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1]历史的经验教训都证明，安定团结政治环境的营造，只有通过政治文明建设才能得以实现。因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内在地包含着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以及依法治国方略的成功实践，这些都是当前和今后保持我国社会政治稳定和政治清明的基本条件。而这些条件，只有依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获得。另外，要消除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不稳定因素，有效处理和解决现实中客观存在的如惩治腐败、打击各种犯罪活动、防范和惩治邪教组织的犯罪活动、扫除社会丑恶现象，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等，同样需要政治文明建设。国家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法令和严格的执法，即借助于政治和法律的力量，来打击破坏社会稳定的各类违法行为，从而来保证社会的安定团结。除此以外，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各群体间的利益矛盾正成为人民内部诸多矛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一是人民内部各群体间的利益矛盾日趋显现，不同群体利益上的短期行为，加深了社会失范的程度，这给社会的稳定带来一定的潜在威胁；二是利益分化和利益组合在迅速地变化，不断出现新的利益组合和利益群体，并且这些群体间的利益矛盾已经具有利益冲突的性质。在今后的一定时间内，随着改革的继续深入，这种矛盾和摩擦还将更多地表现出来，尤其是随着利益主体的进一步明确，利益格局的变化和利益关系的调整，会有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产生政治参与的愿望，以反映他们的意见和利益要求。但我国目前的政治制度化水平还不是很高，不能满足公众对政治体系的期望。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他们往往会使用些非制度化的手段来表达自己利益的要求，由此成为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因素。依靠什么来消除这些不稳定因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抓好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从而使人民内部各利益群体的意见和要求能通过制度化的途径得到充分的表达。
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途径和措施
实现全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人类政治文明每前进一步，都是对人类解放事业的推进和贡献。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人类的解放事业获得了根本性的进展，同时，也为进一步推进人类的彻底解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但是，实现人类的解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实现这一目标手段之一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同样需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这就需要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其历史和现状，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的特殊国情，切实有效地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日益深入和社会的全面进步，政治文明已在逐渐地被人们所关注，社会也初步形成了有利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性构建。但用更高的要求来衡量，这一构建还远未完成。因此，探索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目标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途径与措施，必须要始终立足我国以上的历史和现状，即国情。为此，笔者想尝试性地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政治意识文明建设是社会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是要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政治思想、政治信念、政治道德、政治感情和政治共识，是要为一定的社会政治秩序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提供论证和说明。而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这是由政治文明理论本身发展的要求所决定的。
众所周知，“政治文明”这个概念，是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提出的。[3](p238)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讲到“政治文明”这四个字，但在他们的论述中却有很多关于“政治文明”的思想观点。如列宁关于苏维埃民主应是使全体居民真正平等地、真正普遍地参与一切国家事务的主张，[4](p111)就是政治文明的一种内容。毛泽东反复讲到，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5](p819)毛泽东要造成的“政治局面”，可以看成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一种目标。邓小平在讲到保障人民民主时强调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显然，邓小平所强调的“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以及“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6](p146)等，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从上面这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作的论述中，可以看出，“政治文明”从概念的提出到内容的充实，充分说明了其理论的发展过程。江泽民同志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上述基本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际需要，而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充分说明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因此，我们要推动社会主义政治意识文明建设，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不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有效地回答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提出的新问题和新挑战，用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政治意识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二)毫不动摇地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要大力加强自身建设，这带有根本性。为此，一是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认真贯彻“三个代表”要求，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全面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时展的要求。二是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进一步解决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课题，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三是要正确地把握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脉博，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领导体制和工作制度，使党的工作充满活力。四是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既立足于经常性工作，又抓紧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通过上述努力，使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和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真正把党建设成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部队，建设成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三)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体的各项政治制度，发扬人民民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核心是要落实人民代表大会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优化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以选举制度为核心的公民参与政治生活的具体制度，保障和发展人民的民主权利。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通过选举、罢免等政治参与活动，就能对国家机关公职人员的组成、政府决策的过程，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使它真正合乎人民的意愿和要求；通过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和管理事务，可以以个人或团体的名义，向各级国家机关反映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讨论和决策，同时也对国家机关的活动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进行监督；通过基层社会生活直接参与政治，在社会自治组织中选举和评议本地区或单位的管理干部，审查有关重大社会决策的方案，从而参与基层政治事务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等。但上述这些公民政治参与活动的实现，都需要有具体的、完善的政治制度作保证。因此，要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必须改革和完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主体的各项政治制度。
(四)要坚持在党的领导下和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上，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结合起来。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政治主体的行为文明。法治和德治都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任何先进的执政主体都应当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为此，我们首先要按我国的《宪法》这个根本大法来治理国家，因为它明确了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明确了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明确了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但依法治国还必须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因为法治与德治，从它们两者的关系来看，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这种关系首先表现为立法活动需要道德指引，执法主体需要道德保证，守法心态需要道德制约。其次表现为，依法治国需要以德治国在内容上予以补充；在功能上予以辅助；在时间上予以配合。正是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上述关系，决定了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时，必须一手抓法制建设，一手抓道德建设，也同时要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五)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真正实行人民当家作主。政治发展是一个国家政治文明走向现代化和走向更高历史阶段的历史进程。它是政治体系的运作机制、调控和管理水准以及社会政治意识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包括政治运作有序化程度和制度化程度的提高、民主政治的广泛实行、社会大众参与政治程度的提高和国家政治凝聚力的增强朝着政治民主的进展状况。因此，从政治文明建设这个角度而言，政治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民主政治的发展。那么，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一是要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民主理论。马克思曾经说过，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邓小平也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6](p168)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是被视作政治形式、视作上层建筑、视作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手段。二是要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坚持和完善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是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但我们必须看到，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关键的还是有赖于我国政治体制的不断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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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社会建设论文篇9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把政治文明作为独立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社会文明形态，并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目标，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明观的丰富和发展，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水平，也是我党理论创新的重要成果。正确理解和认识政治文明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按照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生产关系决定社会阶级关系。社会政治文明进步和发展的过程，本质上就是使社会阶级关系和体现这种阶级关系的社会制度和运行机制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推动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文明形态，具有历史性、阶级性，进步性、民族性和兼容性五种基本特征。
当然，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政治文明的一种新的发展产物，他既具有政治文明所包含的内容、特征及本质，也具有自己鲜明的特征。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先进政治意识.它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形成开放、民主、和谐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稳定、人民团结、政府廉洁高效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其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是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小平同志曾指出:“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党的十五大强调，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是否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关系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问题，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核心和精髓。第三，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标志是依法治国。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没有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更谈不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理论依据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主要为政治与经济辩证关系的理论、社会基本矛盾推动社会发展的·理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理论等，这些不仅体现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显著特征，也表明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巨大的作用。
一、全面理解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1毛理论指导下.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国际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存在以及两种制度间的对立和矛盾，在不同政治文明间的反映，由此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不良后果日益加剧，国内政治文明方面存在制度优越但体制不够合理、权利真实但法制不够健全、形式多样但机制不够完善、有物质保障但发展不平衡等诸多不足，体现在现实经济生活领域表现为:国企改革一直不能取得突破，党在农村政策在一些地方执行中出现偏差，政府职级转变步履艰难，许多改革方案在执行中严重走样，腐败现象和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等等。出现这些总是有多种复杂的原因。笔者认为，从人类历史不断发展的观念、政治与经济的辩证关系出发，在经济全面提速的同时，必、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要求，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1.我国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经济发展是政治发展的驱动力，政治发展又是经济发展的根本保证。党在新的阶段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反对脱离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是并不认为把政治体制改革放在可有可无、完全被动的地位，甚至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常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这说明若不想触动政治体制，单纯就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已经很难取得实质性进展。
2、近年来，我国的腐败现象大有滋长蔓延之势，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制度建设滞后，体制有缺陷。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碑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从根本上扫除腐败现象，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3.经济全球化浪潮必然对世界各方面各领域带来影响和冲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也面临挑战。表明，传统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客观要求，必须重新认识和选择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模式，开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政治文明的发展道路。目前，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最大的政治挑战，就是西方国家利用经济全球化和政治民主化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企图使我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需要，防止西方资本主义的“西化”、“分化”，就必须改革和调整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各方面的体制，这给我国政治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4.人世之后，pto规则对各成员方面的政府行为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每一成员要享受wto的权利，同时这些原则、协议又要求对政府部门的职能、管理法规、管理体制、管理方式进行调整和改造，增强政府改革的透明度，以保证政府为市场和企业提供公平的游戏规则。
5.我党三代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研究和探索，实际上已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到了议事日程，已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观、文明观，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了研究和探索。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社会主义文明比资本主义文明具有优越性为出发点，以一种忠诚的精神来捍卫社会主义文明，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提供了宝贵的}S。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休.通过历史的反思，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文明不是建立在纯粹的精神理念之中，而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为基础.以这一理论逻辑为起点，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文明的基本内涵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社会主义文明的前进方向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根本标志是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文明的价值取向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立了不朽功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依据世界多样化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解决各种新问题过程中，又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提出了社会文明应该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奋斗目标，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为核心内容，以制度创新为行为导向的社会主义文明观。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文明观的思考和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文明观，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文明理论的新页。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我们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发展是当前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物质文明搞上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和目标，体现我们党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致要求，繁荣和发展先进文化，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为社会提供思想保证和智力支持，是增强我国综合国力的需要，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体现。十六大提出的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要求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发展，倡导政治文明建设，是新世纪的新理念，是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体现。因此，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这将最大程度地维护和巩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二、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问题，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进程
多年来，我国的民主政治和政治文明建设虽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我们应该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政治发展道路，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使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有一个新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必须牢牢把握一个根本问题，从“六个方面”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个根本问题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这三者的有机统一。十六大报告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纳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的重要目标之一，即通过政治文明建设所实现的小康社会必须达到这样的目标: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全面落实。人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权益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基层民主更加健全，社会秩序良好，人民安居乐业。政治文明建设必将大大推动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化、法制化建设，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这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任务，因此把握这一根本问题在于认识、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地位和作用，有利于在实践中坚持和正确贯彻并不断改进。
1.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这个领导核心的地位，源于党的理论、纲领和组织上的先进性，源于中国近现代各种社会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源于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和建设实践过程中的历史选择。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中国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由共产党领导，这个原则是不能动摇的;动摇了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江泽民同志也指出:”要把十几亿人的思想和力量统一和凝聚起来，共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是不可设想的”
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不断改革和完善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按照这一要求，一方面要以改革的精神深人探讨党的领导和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之间的关系，探讨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形式问题，解决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之间权力体系并轨的问题和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在权力机构框架内进行的问题，使党的领导和人民执掌国家政权更好地统一起来增强实效，更有利于党领导和支持人民直接参与国家政权管理和监督国家事务。另一方面党要按照宪法的规定，使自己的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使党的意志通过法定的方式和程序变成国家的意志，逐步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和规范化，有步骤有秩序地推进政治民主化。
2.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新型的国家形态，它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占主体地位的基础之上，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体现着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原则和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文明建设中的具体体现。
当前，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除了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种必要的机制和法律保障之外，还要通过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和逐步扩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范围，使人民在实践中不断增强政权意识、公民意识和参政议政能力。
3.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实施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翅步的重要标志，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依法治国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人民群众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管理国家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和程序化。
在依法治国的问题上要积极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不断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自主权划分和管理制度，健全责权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同时还要增强司法过程的透明度，让人民能够真正行使监督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通过宣传教育、培养人民群众的法治、法律意识，增长人民群众的法律知识，使人民掌握法律的武器，并学会运用这个武器来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在新的历史时期，要使党和国家的权力配置、运行机制和相互作用达到更为科学合理，就必须按照江泽民同志提出的“要着重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要求，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党执政的方式继续完善，人民的权利进一步实现，法律法规不断完备，各种监督渠道畅通并发挥作用。
二是要不断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民主监督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也是重要保证。在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内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的同时，实行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相结合，发挥舆论监督，拓宽监督的渠道，增加公开性和透明度，并在制度和法律上加以保障。
三是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我们党的执政地位决定了她的地位和权利范围，势必也影响着社会民主的发展程度，所以党内民主对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具有很大的示范和推动作用。要以形成“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为进一步健全和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目标，使党员的权利和地位得到应有的体现和保障，从而推动整个社会的民主建设。
法治社会建设论文篇10
【关键词】三代领导人/政治文明思想/特征/意义
一、三代领导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的发展过程
所谓文明，通常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活动中所创造的各种有益成果的总称，标志着人类的进步开化程度和社会历史的发展状态。政治文明，则通常是指与政治愚昧、政治野蛮相对立的政治进步状态，即人类社会自国家形成以来所创造的所有积极的政治成果的总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主要是指人类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来所创造和形成的积极的政治成果的总和。其核心是人民在社会政治生活、政治活动中当家作主或实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科学概念。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又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系起来。至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和理论就正式提了出来。但是，我国三代领导人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却有着一个比较长久的历史发展过程和先后继承关系。
1.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
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但是，他却有着十分丰富的相关论述。他的政治文明思想可以分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的政治文明两个部分。这是毛泽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的一大特点。他的新民主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1940年1月9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这就是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当时，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历史任务是建国问题，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和怎样建立这样的国家的问题。在这样重大的历史关头，毛泽东提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1]。并且就“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作了精辟的阐述。他明确指出：“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也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共和国。”[1](362)在这里他明确提出了这个共和国的领导者、革命的对象与任务、革命的性质等问题，并且在此基础上他还论述了国体和政体及其相互关系。他指出：“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1](365)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政治的思考和论述，可视为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文明的思考。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于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即著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及其他相关著作中。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1)社会主义时期要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665)。(2)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力量和阶级基础是“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的革命知识分子”[1](665)。(3)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原则和特点，即人民民主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而“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1](760)。即是说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敌人实行专政两个方面。(4)人民民主专政条件下存在着人民内部非对抗性的矛盾和敌我之间对抗性的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因而，应采取不同的解决办法，即民主和专政的办法。(5)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及存在的某些局限性。他指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1](768—769)
2.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
邓小平也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他的关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相应论述主要有：(1)论述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相互关系。他多次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政治上发展民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中国人民今天所需要的民主，只能是社会主义民主即人民民主”。(2)指出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和内容。社会主义民主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这种人民民主，不仅包括政治民主而且包括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文化民主等范畴。(3)论述了民主和法制的辩证关系。他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2]他同时指出：“民主要坚持下去，法制要坚持下去。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2](2·189)(4)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于这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2](358)(5)提出了评价一个国家政治体制的主要标准，即“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2](3·213)。(6)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内容和目标。他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政治体制改革的近期目标是：“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2](3·177-180)(7)指出了民主和专政的辩证关系。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但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是可以不要对敌视社会主义的势力实行无产阶级专政。”[2](2·168)可见，邓小平关于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思想，从其丰富的内容来看，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相互结合和辩证统一，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或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特征。
转贴于 3.江泽民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
江泽民在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领导人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并进行了创造性的论述。他的主要论述有：(1)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概念和构想。其中最重要、最明确的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991年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必须坚持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和放弃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搞西方那种议会制度；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这些基本要求，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保证人民当家做主和国家长治久安。”第二次是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人民当家做主的基础上，依法治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就是要坚持和完善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社会安定，政府廉洁高效，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和睦，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一次更加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民主政治”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辩证统一。在这两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论述中他第一次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系统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问题，明确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科学涵义、主要内容和基本要求，并精辟地论证了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如果说经济发展直接服务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文化发展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那么与政治发展相对应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也就呼之欲出了。(2)总结了建党80年来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把它归结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分别见于2000年初江泽民在广东高州的讲话、2001年在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他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等文献资料。(3)提出了衡量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的四条标准。2000年12月，江泽民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指出：“世界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文化水平和社会制度不同，其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也必然不同。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没有也不可能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最根本的是要从中国国情出发，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效果着眼，一是看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持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二是看能否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增强党和国家的活力，保持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与优势；三是看能否保持国家政局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团结；四是看能否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这里，江泽民是把生产力、人民民主、社会稳定、群众利益等四个方面作为判断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优劣的四个标准。(4)率先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并对其内容作了简单划分。2001年1月10日，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中首次使用“政治文明”的概念。他说：“法制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5)率先使用“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并把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主要内容。2002年5月31日，他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中第一次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科学概念。他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进一步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联系起来。他说：“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至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思想就正式地相对完整地提了出来。
4.三代领导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的理论内容
综上所述，根据三代领导人的相关论述，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前提条件是要始终不移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第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主要目标是要巩固民主团结、生动活泼、安定和谐的政治局面；第三，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内容或者说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本质特征是要加强、完善党的领导，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第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要求是要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第五，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途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克服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反对“左”倾冒进和右的危险，从当代世界、当代中国的实际出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二、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思想的重要意义
1.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首先，丰富和发展了“两个文明”的理论。长期以来，我们只有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两个文明的提法和理论。而对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密切联系但又相对独立的社会政治制度范畴，一直缺少一个科学、准确的概括，江泽民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概念，恰恰是对社会政治制度范畴的文明成果非常准确、科学的理论概括，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文明的论述和邓小平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为这一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其次，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概念和理论的提出，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为今后理论的发展做出了榜样。早在1844年，马克思就曾经使用过“政治文明”的概念。但他并没有对“政治文明”进行专门的研究和论述，也没有来得及发表这方面的论著，更没有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个独立的概念提出来。此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虽然都从不同的角度论述过社会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政治体制改革等相关问题，但都没有将其概括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范畴和理论。因此，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主要内容和重要目标提出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史上还是第一次，是重要的理论创新，必将推动社会科学领域更加全面的发展。
2.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摆脱了后社会主义陷入低谷的被动局面。我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建设成效显著，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和良好机遇。与此同时，由于我们认识不足，相关的具体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程序化、法制化建设没有跟上，一些好传统、好经验、好做法，没有及时上升为稳定的具体制度，从而影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进一步发挥，这无疑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法制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来解决。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理论的提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3.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首先，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第一次被提到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同等重要、相互并列的高度，必将实现我国制度建设等领域的历史性突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其次，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赋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崭新生动的丰富内容。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使用了“六个更加”作为目标和要求。其中在“民主更加健全”的具体目标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加以论述，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2020年的顺利实现，必将对我国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实现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到那时，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将更加充分地体现和发挥出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力量对比和较量也将发生很大的改观。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不断发展，将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