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思想篇1
一般而言，一个时代的思想、精神资源主要来自于自己的传统。我们都是站在先人的文化土壤上发言。对中国而言，中国具有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数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传统。在世界文化的“轴心时代”，中国产生了老子、孔子、孟子、庄子等一批确定以后的文化路向的思想家。他们的思想成为中国文化大系的主要源头。而且，其中的儒家思想后来成为国家正统意识形态，通过建制得以实现思想的政治化、世俗化。政治化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与一人专制的政治体制相结合，以儒家礼仪安排政治秩序与法律秩序，以儒家的仁、忠、义等观念安排君臣等角色关系。而世俗化则是儒家思想深入到民间社会，全面渗进宗法社会结构的宗法秩序之中。世俗化依赖政治化以确立，只有政治权力的承认与推崇，甚至从制度上加以鼓励——例如晋代推荐贤良为官，主要就是以儒家的基本价值为标准。明清鼓励失节妇女自杀，理论上的根据就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教条——儒家思想几乎无孔不入的渗入民间社会。
文化学奠基者泰勒对“文化”下了这样一个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与习惯。”⑴古代中国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便包含了传统的政治制度、观念模式与价值模式。1840年至今，整个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形态与文化心理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的过程，就是现代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真正从观念上把西学引入中国的，就是“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们。他们喊出“打倒孔家店”与“全盘西化”的口号，一方面颠覆传统文化，一方面把“民主”与“科学”的大旗插到人们的心里。从此，中国文化开始了另一个传统。“五四”至今八十多年，我们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形成一种“五四”的传统，就是“反传统文化”的传统。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刊物是《新青年》，“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便首先在《新青年》上由主编陈独秀写出。今天有很多人批评当时的“民主”与“科学”只是口号，缺乏深刻的学理认识，诚然如此。陈独秀、胡适们对“民主”并没有一种确切的理解，对“科学”更往往把它和“技术”混为一谈。然而，在一个既没有民主传统，又缺乏自由精神的国度，光是作为口号引入这两种观念，就足以产生无穷的震撼力。“五四”之后的历史，就是民主自由人权科学在中国不断被认识、不断遭挫折，不断被言说的过程。
二
对今天的中国思想而言，我们的思想、精神资源既包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也必须包括“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
“五四”以来的“反传统的传统”是中国人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而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形成的结晶。鸦片战争开始，这个曾经征服过无数民族的文化帝国，注定要在一场无比艰难的文化裂变中开始他的换血的过程。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国家现代化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发展者”，一种是“后来者”，也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如果把1840年以来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视为中国现代化从起步到进行的历史，那么，在这一进程中对现代化产生的影响最大的时期就是“五四”时期。
首先，五四时期的语言革命对思想现代化具有无与伦比的推动力。在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之前，中国人习惯上都是利用文言文表达思想与传承学术。文字本身不具意义，而语言却是思维模式的形式化。古代的文言文具有模糊性、概括性等特点，这与古代思想学术的特点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白话文则引进西方的文法结构与语法结构，是一种分析性的语言，有助于把模糊问题清晰化、条理化。例如古代文字中说到“天”字，便是笼统的一个“天”，冯友兰从思想史的角度分析这一个字背后的内涵时说：“在中国文字中，所谓天有五义：曰物质之天，即与地相对之天。曰主宰之天，即所谓皇天上帝，有人格意义的天、帝。曰运命之天，乃至人生中吾人所无奈何者，如孟子所谓‘若夫成功则天也’之天是也。曰自然之天，乃指自然之运行，如《荀子·天论篇》所说之天是也。曰义理之天，乃宇宙之最高原理如《中庸》所说‘天命之为性’之天是也。”⑵从中可以看出，由文言文至白话文之后，文言文中的模糊、抽象、笼统的字词，都可以而且必须经过现代人的诠释用白话文明晰、科学、具体地表达出来，使思维清晰化、具体化、条理化。现代人对古代文化的诠释，首先便在于弥合由语言断层造成的思想断层。白话文的另一重要意义是有利于思想的传播，以引车卖浆者流的语言作为表达深刻思想的手段，有助于思想的迅速传播。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字，其文法结构乃至思维方式都是“五四”时期语言变革的产物，也就是说，“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正宗，不管你赞同还是反对传统文化，赞成还是反对五四思潮，你所使用的书面语言都是以“五四”为主要源头的语言。
其次，“五四”开始了一种深刻的思想文化转型。余英时先生认为，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不仅晚清如此，“五四”也是如此。晚清时期，无论是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今文经学家还是以章太炎、刘师培为首的古文经学家，均无意识的站在西方立场对儒家礼俗有所批评。因此余先生认为现代反儒学的运动“最初源于儒学的‘内在批判’。”⑶而这种批判在后起的陈独秀、胡适、鲁迅身上就变成对“礼教吃人”的激烈抨击，甚至做出“打倒孔家店”的姿态。由儒学“内在批判”始而至于“打倒孔家店”，期间突出的一点，就是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陈独秀、胡适们观察中国历史、现实的参照坐标，他们赖以理论的思想资源，都是西学。总体言之，他们把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视为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而他们自己淫浸于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深谙中国文化、制度的痈疽，而且为之深感痛苦，特别是深重的民族危机更使他们有一种以学术去唤醒国人的使命感。因此，他们不得不摆出一副传统颠覆者的姿态，以西学的价值观念去颠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这种颠覆的姿态，造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空前大撞击，西方的“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等观念深入人心。虽然这些观念停留在口号的阶段，但是这却使中国人第一次认识到除了儒家的“礼教”之外，还有另外的更合理的社会秩序值得追求，除了儒家的“圣人”之外，还有另外更合理的人生境界可以向往，除了皇帝一人专制制度之外，还有更合理的“无君无父”的制度值得探索。而且，近百年来，中国人就这样追求着，向往着，探索着，虽有过无数的艰难曲折，经历过一次次的悲剧循环，但是民主科学自由人权的薪火，屡扑不灭！
可以说，“五四”的反传统，就是在僵化了的传统中以一种极端的方式输入新鲜的血液，吹入新鲜的空气，而这新鲜的血液、空气，恰恰就是推动中国现代转型，促进中国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因此，“五四”开辟了一个与中国固有传统完全不同的新传统，也就是以“反传统文化”姿态出现的传统。
当前的中国人面对这样两种貌似冲突的传统，要合理深入的继承这两种传统给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就必须对这两种传统做出梳理。这两种传统要共同构成今天我们的精神和思想的资源，它们首先不能是水火不容，而必须是可以互相容纳甚至具有互补性的。在我看来，这两种资源是可以并行不悖而且必须并行不悖的，只有如此我们的精神、思想资源才可能更加丰富。这两种传统主要是互补的关系而不是冲突的关系。
三
“五四”时期以《新青年》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是全盘反传统。而所谓“传统”，事实上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概念。我认为如果仅仅把五四思想家抨击的对象视为一个整体，而后断定他们反礼教而且反孔子，必定无法理解五四思想家们的激烈姿态背后的理性，更难以发掘他们的意义。
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在传统社会，儒家思想通过国家化、政治化、世俗化，造成一种复杂的思想－社会体系。而儒家由思想家的思想转变成为全面安排人间秩序，体现于政治、经济、社会制度之中的思想，中间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环节。思想家的思想本身是一条脉路，而在思想的意识形态化，也就是政治权力通过权力行使把思想政治化世俗化加以推广的过程中，由于利益关系，体现于政治、社会现实的价值观念，就往往不再与原来的思想家的思想相一致，甚至走到思想家元思想的对立面。儒家思想正是从思想家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背景中从善良的愿望出发重新安排人间秩序，而后被政治利用，政治化、世俗化，并且造成各种罪恶的教条。明清时期，也就是儒教社会的成熟时期，“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等杀人的价值信条，无一不是来源于儒家思想家的教诲。
陈独秀、胡适、鲁迅、吴虞等人对孔家店的批判，主要是因为他们认为孔教的基本教义不适合于中国现代社会。对于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陈寅恪曾说：“吾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⑷在1911年，帝制就已经在建制上崩溃了。也就是说，“三纲”的“君为臣纲”一条已经在实际上消失了。这意味着传统文化建制化的最基本一环的消失。对当时大多数受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影响的中国知识人来说，帝制的崩溃展示了中国走出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希望。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却又使他们不得不正视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的艰难。革命不过是揭去屋檐的几块瓦片，以示“革命必须破坏”，在广袤的农村，处处都是阿q、闰土、鲁四老爷之类的人物。而在政治上，袁世凯、张勋先后复辟，充分表现了这个国度对帝制的迷恋。袁世凯特别借重儒学以期建立其帝位的合法性，更加深了知识分子对儒学的恶感。我们回到当时的现实，与儒家“礼教”在现实中紧紧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孔孟对国家道德的温情脉脉的描述，没有《礼记》对圣王与大同世界的深情款款的向往，更非二程、朱熹对圣人、道德的孜孜不倦的追求，而是一整幅与现代文明出于对立状态的文化场景与心理场景：在政治上，是固有的民本主义思想，甚至渴望君臣大义的重建；在社会生活中，是小脚、姨太太、贞洁牌坊，残暴的监狱与法庭；在价值领域，仍然是贵贱、上下、尊卑、男女、父子的人格不平等。这些现实都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如果要展望一个文明社会，就应该批判这些现实并且寻找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而这些现实的价值根源无疑与儒家礼教有着密切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儒家思想与政治化、世俗化之后的儒家世俗观念区别开来，我们对“五四“启蒙思想家们对礼教咬牙切齿的态度就可能更具同情之理解。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吴虞，他们都是紧贴着地面发言，他们的工作都是基于现实批判而进于文化价值批判。陈独秀在《新青年》的答辩状中列出了《新青年》的几条“罪案”：
“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⑸
这些“罪案”，实际上就是《新青年》集团当所从事的事业。陈独秀的逻辑是这样的：“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⑹也就是说，他们反对的是和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之精神相冲突的中国现状。即以反“孔教”言之，在当时任何一个人，只要反对帝制追求民主，便不得不反对孔教尤其是其中“君为臣纲”的教条。陈独秀在袁世凯复辟过程中写了不少反孔文章，因为袁世凯复辟所借助的价值力量与思想力量便是传统礼教。陈独秀直接斥道：“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之自然，无足怪者。”⑺陈独秀的反孔，实质上就是反“立君”，反“复辟”。鲁迅之反对“吃人的礼教”也是如此。《狂人日记》中，“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吃人’！”⑻吴虞解释说，那些最热衷于讲仁义道德的人，事实上就是吃人者。鲁迅这种貌似偏激的批判，是建立在对中国民间社会与中国野史的深切理解的基础上的。儒家的教条中，光是一个对“贞节”的鼓励与提倡，便不知道夺去了多少妇女的生命！儒家教条的泛道德主义思维模式，则更是用僵死的道德观念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在《我的节烈观》中，鲁迅写道：“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互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⑼这些道德明显来源于传统的儒家思想，但是它们作为儒家思想世俗化之后的观念，切入实际生活中却成为杀人的教条。鲁迅所说出的赤裸裸血淋淋的现实，鲁迅的批判也指向这些丑恶的现实。与陈独秀一样，鲁迅所憎恶的，是“礼教”借国家机器实现对思想言论的扼杀，他说：“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所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我们几乎看不见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⑽五四思想家们对儒学的反感，最主要的方面，就在于当时的现实及中国的历史中，儒学的一尊地位，压制了其它思想、科学的形成和发展，正如陈独秀所说的：“窃以无论何种学派，均不能定为一尊，以阻碍思想文化之自由发展。”⑾因此他们对儒学的批判，与其说是对儒家原思想的批判，不如说首先是对这种政治上社会上思想一尊局面的批判，是对思想专制的批判。在一个一种思想独尊，并且压制其它思想发展的时代，对这种专制思想进行批判的意义，并非在于否定这种思想本身的价值，而在于通过思想批判达到社会批判的目的，也就是为社会提供一个新的思想空间，一种新的思想可能性，如果没有一种新的可能性出现，就没有思想自由的可能。没有对中国盘踞独尊之位的儒家思想的批判，就不可能有民主、自由、人权观念的传入。我们今天尽可批评五四思想家们对民主自由等等现代观念的认识的局限，但是在当时，在这些现代观念开始传入中国的那个阶段，如果没有在传统思想中扯开一点自由空间，这些观念无法在中国生根。而对原始儒家思想的态度，五四思想家的主要目的，是把它还原为百家争鸣中脱离政治，可以批评的一家。正如胡适在早期的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导论中说的：“我确信，中国哲学将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这种解放，不能只用大批西方哲学的输入来实现，而只能让儒学回到它本来的地位；就是恢复它在其历史背景中的地位。儒学只是曾经盛行于古代中国的许多争鸣学派中的一派，因此，只要不把它看作精神的、道德的、哲学的权威的惟一源泉，而只是把它看作灿烂的哲学星系中的一颗星，那末，儒学独尊的局面就将不复存在了。”⑿
由“儒教中国”的现实出发，五四思想家猛烈抨击这些丑恶现实背后的价值观念，也就是儒教教条。“旧伦理”、“旧艺术”、“旧政治”等等都是这些教条支配下的产物。早在1919年3月，林纾便写信给蔡元培，控诉北大“覆孔孟，铲伦常”和“尽废古书，行用土语”。蔡元培回信辩解，认为北大的教员所反对的只是那些依托控制之名而反对革新的言论，而非与孔子本人为敌。他说：“‘新青年’杂志中，偶有对于孔子学说之批评，然亦对于孔教会等托孔子学说以攻击新学说者而发，初非直接与孔子为敌也。……使在今日，有拘泥孔子之说，必复地方制度为封建；必以兵车易潜艇飞机；闻俄人之死其皇，德人之逐其皇，而曰必讨之，岂非昧于‘时’之义，为孔子之罪人，而吾辈所当排斥之耶？”⒀蔡元培向来以兼容包并之气度著称，他对林纾这样的回应，来自他的客观的观察。在儒学被定为一尊的思想社会局面中，要打破这种独尊局面，便需要这种思想之外不同的声音。周策纵先生在《五四运动史》中认为：“‘五四运动’早期的新知识分之们攻击儒学，主要是攻击现行的对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这种解释也好，这种攻击也好，虽说都并非完全没有根据，但是也不一定完整地把握了孔子的理论或精神。”⒁“儒家学说的正统解释”就是陈独秀们攻击的旧伦理旧政治的理论基础。
余英时先生曾论及西方近代反基督教思想家们的态度：“基督教在西方近代文化中有两重性格：制度化的中古教会权威在近代科学的冲击之下已经彻底崩溃了，但是作为价值来源的基督精神则仍然弥漫在各个文化领域。外在超越型的西方文化不能完全脱离它，否则价值将无所依托。启蒙运动时代西方文化思想家所攻击的只是教会的专断和腐败而非基督教所代表的基本价值。反教会最强烈的伏尔泰，据近人的研究，其实是相信上帝的。尼采和齐克果都曾著书反对基督教，但是他们对原始教义仍然是尊重的。他们只是不能忍受后世基督徒的庸俗和虚伪。”⒂余先生以此为参照系对比中国情况：“‘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人又误以为现代必须以全面地抛弃中国文化传统为前提，他们似乎没有考虑到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的精神资源以促进现代化的问题。”⒃西方中古教会权威的崩溃，经历了数百年的科学发展的积累，哥白尼的地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无不对教会权威造成极大的打击。但是这样的科学在中国并不存在，而且这样的科学也无法摧毁中国传统中独尊的儒学的地位。要从价值上摧毁儒学独尊的地位，只能以观念战胜观念。西方民主自由人权思想的传入对当时很多人的思想起到了颠覆性作用，加上朝代末世各种社会危机的并发，直接导致清王朝的灭亡，也是中国皇帝制度的灭亡。儒学三纲中的君臣一纲在表面上已经消亡了，但是儒学的建制远远没有崩溃，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它仍然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由此才有“改造国民性”运动的进行。这时启蒙思想家的反孔，与西方近代文化思想家们一个大致相同的地方，就是主要力量集中于反对建制化，政治化的儒学，而非孔孟的原始精神——虽然他们同时也认为即使是孔孟的原始精神也有太多和现代应有的文明格格不入的内容。而且他们自己本身在安身立命之处常常就是传统主义者。鲁迅的一个思想核心是“中间人”角色的自命，也就是说他清醒的认识到自己是“因袭了传统的重负”的。而胡适1929年的日记就记载了傅斯年的话：“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然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评论这句话道：“孟真此论甚中肯。”⒄胡适、鲁迅对待他们的母亲的态度，就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儒家精神中“孝”的要求。五四思想家们做出全面抛弃传统文化的姿态，实际上是充分考虑了文化的惰性，企图使态度与现实折中。鲁迅就曾说过，“中国人的性情总是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间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和平的改革也不肯行。”⒅
林毓生在《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中对五四思想家批评道：“既然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有意完全拒斥儒家的传统，他们当然就不会去寻求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可能性了。即使他们要将儒学与西方自由主义相整合，他们也会觉得并不可能，因为他们对儒学的了解深受传统思想模式的约制之故。”⒆这种观点的问题在于，林毓生批判五四思想家把传统视为整体的，而他自己却把“知识分子”视为整体的。事实上，对“五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胡适、鲁迅们而言，儒家思想只是中国思想中的一支，他们也希望把儒家还原为争鸣的一家，因此，他们丝毫不会去干涉别人——不管是“完全接受儒家传统”了的辜鸿铭，还是“最后一个新儒家”梁漱溟——去拥抱儒学甚至拥抱儒家礼教的自由。今天即使有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也不会干涉林毓生“创造性地转化传统”的自由，而林先生指责五四先驱没有他的“创造性地转化传统”，背后有两个基础，一是以今人立场指责前人思想，一是预设了儒学的普适性，在儒学的立场上把它看作一种普适的“价值来源”，从而批评五四思想家对这种普适性的怀疑。
四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也就是中国古代传统以儒家为主体的思想－社会体系的态度，有两种不同的角度。如果我们仅仅看原始的孔孟荀朱陆王，那是哲学的角度，在这一层面上，儒家思想可能成为构建我们新的精神家园的一个最主要的根基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可能补救西方文化的一些弊病。中国哲学这一学科模式来自西方哲学，从胡适写出第一部现代意义的哲学史开始，中国哲学的内容，基本上是西方哲学主题的异域变奏，很多西方学者不承认孔孟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符合他们的“哲学”定义，因此并不承认中国有哲学，比如黑格尔。但是今天，一部分西方哲学家开始重新认识中国古代哲学，并且把它放到与西方哲学对等的地位上加以审视。他们把中国哲学视为西方哲学的一面镜子，在《孔子哲学思微》一书中，作者郝大维、安乐哲这样说到：“在我们当前这个历史的决定性时机，不去吸收中国的智慧，就会使西方失去一个惟一的发现自己的机会。”⒇另一种角度则是从儒家原始思想政治化、世俗化之后形成的教条入手，批判这些教条的反现代特征，对人性的桎梏，对捍卫人道底线的无力，这是历史的角度。在这两个角度中，哲学角度承接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历史角度则开辟了一个“反传统文化”的传统。而这两种传统在今天可以并行不悖。
我们观察五四时期的反孔与尊孔的论争，便会发现他们的分歧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陈独秀向来被目为极端反传统的，他在《旧党的罪恶》中有这么一句话：“言论思想自由，是文明进步的重要条件。无论新旧何种思想，他本身本没有什么罪恶。”而梁漱溟向来被视为“最后一个儒家”，“新儒家”的第一代开山祖师。但是梁漱溟在赞美孔子的同时，对“礼教”桎梏下的中国人的批判，丝毫不比陈独秀们温情。他曾经批评中国人：“中国人始终记念着要复辟，要帝制，复辟帝制并非少数党人的意思，是大家心里所同。他实在于他向来所走的路之外，想不出别的路来。”（21）“几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字。”（22）废除帝制，废除尊卑大小的不平等关系，实际上都是儒家礼教所视为不可忍受之事。同样，熊十力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也毫不客气。事实上，在现实层面，任何有良知的知识人都会批判当时的儒家教条，只不过反传统的思想家不再理会，甚至直接批判原始儒家价值，而尊孔的思想家在批判现实的同时在灵魂层面回到原始儒家价值。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与九十年代的国学“复兴”，意味着“反传统文化”传统与传统文化经历了三十年“文革”破坏之后的承续。这两种传统都是我们今天赖以思想、发言的基本土壤。而且，这两种传统的并行不悖，可以为未来思想状况提供更加丰富的可能性。“五四”思想家们宣传“民主”、“自由”、“人权”的事业，得到传承，并且人们进一步梳理这些观念，以补五四时期认识粗疏之弊。而儒学经过“五四”的洗礼，已经不得不把民主、人权等观念融入自身，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就是把民主科学观念植入儒学体系的一种富有价值的尝试，而儒学究竟能否通过现代解释而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文化价值来源，这一问题的回答尚待人们的努力。
注 释：
⑴泰勒《原始文化》，蔡江浓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⑵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3页。
⑶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2、3、4页
⑷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见《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10、11页。
⑸⑹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
⑺陈独秀《复辟与尊孔》，《独秀文存》第115页。
⑻鲁迅《呐喊·狂人日记》，《鲁迅全集》第一卷，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第144页。
⑼鲁迅《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7页。
⑽鲁迅《坟·我之节烈观》，《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8页。
⑾陈独秀《答吴又陵（孔教）》，《独秀文存》第646页。
⑿胡适著，欧阳哲生、刘红中编《中国的文艺复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1年2月出版第17页。
⒀蔡元培《致公言报并答林琴南函》，转引自周策纵《五四运动史》。
⒁周策纵《五四运动史》，岳麓书社1999年8月出版，第435页。
⒂⒃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联经出版事业出版，第15页。
⒄转引自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出版，第27页。
⒅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鲁迅全集》第二卷，第8页。
⒆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三联书店1988年12月出版，第193页。
⒇郝大维、安乐哲著，蒋戈为、李志林译《孔子哲学思微》，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出版，第255页。
（21）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2000年出版，第42页。
传统文化的思想篇2
首先，中华传统文化以伦理观念为主，关注各种社会要素的协调发展，在政治方面强调“以德摄政”、“家国一体”，在伦理观念方面要求人们惩恶扬善、敬畏自然、善待他人，这些也是大学生应当坚持的重要观念。其次，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容具有双重性，人们应该选择性地继承。长久以来，儒家文化对我国的政治思想、民众思维与行为方式、文化艺术的影响颇深，其中的一些封建思想与当今的社会发展相背离，需要我们辩证地学习和应用。
二、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
(一)减轻多元文化给大学生思想造成的负面影响
全球一体化为中国带来了更加先进的科技，也带来了多元且复杂的文化。大学是传授知识、传播思想的重要阵地，也是外来文化和观念影响最深的地方;特别是艺术类大学生，他们因为在学习过程中经历着东西方艺术思想和观念的碰撞融合，所以不得不面对更加复杂且多元的道德、思想及价值取向。事实上，一些艺术类大学生因为受到东西方文化的综合影响，难以对事物做出正确的判断;若他们片面地接受了外来观念和价值取向，则无法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大学阶段是思想道德建设和政治觉悟培养的关键时期，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传统文化不仅能树立大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认同感，还能有效抵御外来错误观念和文化的侵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思想道德观念，提高政治觉悟。
(二)提高艺术类大学生的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
新时期大学生的培养目标是文化、思想道德及身体三方面素质的协调发展。哲学思想与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点。因此，在艺术类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中引入传统文化能够对学生的知识水平和思想观念形成全方位的影响;通过教师鼓励艺术类大学生学习和感受传统文化，能够丰富他们的知识内容、完善知识结构、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最终实现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和综合素质的共同提高。
(三)引导大学生的高尚行为
中华传统文化中包含有许多行为准则，其中多为高尚道德情操的体现。目前，大学中出现了许多缺失诚信与道德、甚至违法的行为，如考试作弊、代考替考、抄袭论文，不尊重师长，逃课现象严重，师生、生生关系紧张等等。清华投毒案、药家鑫案、复旦投毒案时刻提醒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应当在教学中加强传统文化的推广，引导大学生树立传统美德，践行高尚的行为准则。
(四)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无法吸引学生积极参与，一些学生甚至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排斥的心理，引入传统文化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良策。中华传统文化的渗透力强，一般以历史典故的形式表达思想观念，生动形象的故事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同时，传统文化教育不同于灌输式思想政治教育，它更加注重知识理解和思想交流，使思想政治教育不再乏味，有利于艺术类大学生的自愿参与。另外，中华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多样，例如，戏曲为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多样化的教学方式，艺术类大学生在观赏戏曲的过程中不仅受到艺术熏陶，还接受了思想政治教育。在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引入传统文化不仅增强了学生的主动性，而且加强了教育的生动性。
三、中华传统文化在艺术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策略
(一)将传统文化列入教学大纲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和思想，思想政治教育是学生学习和研究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有效途径，有利于增强艺术类大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思想建设、提高综合素质。因此，教育部门应当为艺术类大学生创造学习传统文化的条件，并在教学大纲中体现相关内容，使学生与教师从根本上重视传统文化教育。高校教师应该引导学生学习古代艺术、文学、道德等有益思想，可以采取必修课和选修课结合的教育方式，在必修课中掌握《诗经》《论语》等重点内容，开设古代戏曲、绘画等选修课引导学生全面了解传统文化。此外，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设立相关的教师考核机制，使教师从内心重视传统文化的教育。
(二)有机结合传统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
艺术类院校的思想政治理论教师应该不断创新和完善授课方式与内容，利用多媒体等现代手段辅助教学。根据艺术类大学生的思想和兴趣特点，教师可以采取调动学生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教学方式，在课堂上将优秀的传统文化与提高学生思想境界和政治觉悟的教学活动结合起来，不仅解决了学生的思想困惑，而且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水平。
(三)校园文化中融入传统文化
良好的校园文化对艺术类大学生的发展作用不可忽视，能够对学生形成潜移默化的影响，时刻提高学生的传统文化素养。相对于其他文化，学生对校园文化的认可度更高，内心更易受其影响。因此，艺术类院校可以将蕴含丰富哲理的传统语句立为校训，重视校园内古建筑的文化宣传，在学院网站中增加传统文化板块，从而将传统文化最大限度地融入到艺术类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中。
(四)开展传统文化的校园宣传活动
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活动是强化艺术类大学生理解和认同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手段。高校可以在校园内举办以中华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艺表演、实践活动、学术讨论，不仅能丰富校园活动的内容，还能加强传统文化对学生思想的渗透，使学生在实践中了解传统文化。
四、结语
传统文化的思想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高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中华传统文化是积淀了几千年的圣人智慧，所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圣先贤的智慧应被我们后人所积累、总结和运用。因此，在高校的教育工作实践过程中，教育体系和教育者应当努力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路与方法，将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切实做好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一、文化融合，促进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西方思想的逐渐涌入，新的观点新的文化在中国大地上不断生根发芽，并且冲击着中国人民的思想道德和价值取向，思想文化也越来越复杂，并呈现多元化。多数人在接受文化时往往缺乏一种辨别能力，有时盲目的崇洋而贬低着中国五千年来的传统文化，优秀的传统文化可以使得人民群众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精髓，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强大力量，产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来自于工业文明的冲击，教育对象的思想价值、思维方式、价值观等日益多元化，也给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新的课题，思想政治教育从何处入手才能真正达到教育目的？把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融合及怎样进行融合也引起着社会的关注。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植根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之中，中国的思想政治教育要想得到全面而深刻的影响，离开优秀的传统文化很难获得持续性发展。由此，关于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教育中，不论是教育的手段还是教育的目的我们都不能回避，中国扎根于自身实际，在分析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形成带有中国特色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针对当前大学生的传统文化热与文化回归的需要“我们要在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过程中加大传统文化教育力度。”引导学生正确认识传统文化、保护、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只有建立在民族自尊心基础上的批判与继承、借鉴与改造、摒弃与创新，用科学方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去旧赋新，才能真正实现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当代价值。
二、文化教育，凸显传统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关联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精神，有利于激发大学生的爱国情感，增强社会责任感
“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历经风风雨雨、内忧外患，其生命力却经久不衰，虽有迂回而不改其前进的趋势，始终保持民族的生机和活力，中国的历史也从未发生中断，并为世界文明做出了贡献，这是与爱国主义起巨大作用相联系的。”传统文化中蕴藏了丰富深刻的爱国主义思想，如孟子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屈原的座右铭“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贾谊提出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诸葛亮践行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文天祥歌颂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范仲淹追求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宪成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等等，这些都强调国家、民族利益至上，表现了为国分忧、报效祖国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的精神境界，这些传统文化都是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教育的良好教材，对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修身，有利于大学生重视自身的修养与道德践履
传统文化十分重视自身修养，强调“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传统文化将自身的修养与素质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将《论语》中体现的精神总结为一句话，便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阐述了怎样做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如何成为一个理想的人的发展道路。继承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对学生进行道德品质教育，有利于大学生形成优良的道德品质。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仁者博爱”的宽容精神、“天下为公”的无私精神、“勤俭节约”的朴素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威武大丈夫精神、“舍生取义”的大义精神、“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忧患意识、“诚实守信”的优良品格等，都蕴涵着丰富的并且具有强烈现实意义的思想观念和精神境界。这些优秀传统文化都对人优良德性的形成、高尚情操的陶冶、道德境界的提升、完善人格的树立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传统文化主张正确的义利统一，对当今社会过分世俗化和物欲化的倾向可以起到抵制和克服的作用。
三、文化管理，深化传统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与智慧，通过对传统文化中宝贵思想资源的发掘，有利于我们在批判与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我国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文化管理建设。高校应发扬中华民族崇尚气节的优良传统，“积极探索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途径、新办法、新领域，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引向深入。”
（一）建立与创新传统文化的社会因素的沟通与互动机制
充分和善于利用社会文化单位创造的具有创新意义的优秀传统文化作品，运用我国上下五千年形成的优秀传统文化，演绎建立在当代实践基础之上，融合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组织大学生走出校门，融入到文化氛围当中，参观历史古迹，走访名人，从直观上的形式来了解中国的优秀文化，并且激发学生的实践能力，培育当代大学生优秀文化观念。
（二）在高校增设传统文化教育研究指导机构
机构应以思想政治教育与文化研究专家学者为主体，职责为坚持盘点民俗，重视传统艺术发展，重现民族文化的独特魅力，吸引人们自觉地归于“我们”之列。一则将传统文化融入辅导员、班主任的队伍培养建设当中，打造一支掌握传统文化十分娴熟，并且善于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教育的思想政治教育师资队伍。二则加强对当代大学生的相关教育，使其所接受的思想政治教育处在传统文化环境之下。
（三）建立课堂载体和活动载体
课堂讲授是大学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方式之一，高校要发挥课堂教学优势，通过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公共选修课两类课程，让学生系统准确深入地学习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知识。可以增设传统文化公共选修课，运用生动灵活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中逐渐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重视校园文化的建设，将传统文化融入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之中，耳濡目染，对当代大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深厚的文化修养，促进自身的全面发展。例如学校可以举办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主题的讲座，开展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征文，演讲，知识竞赛，文化沙龙等活动，使学生在积极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真正地体验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自身并在学习和生活中积极践行。
四、结语
党的十报告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深受它所赖以存在和展开的民族文化传统的制约，与更为宽广深厚的历史文化背景相联系。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着丰富的内涵，中国的教育体系应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践，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进行深切的融合，利用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搭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平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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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思想篇4
关键词:优秀传统文化;高学历人才;思想政治启发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概述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几千年文明发展在特定的历史环境，经济结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积累和流传下来的。并且至今仍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推崇儒家文化，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的主导，儒家文化对中国的政治思想、伦理体系、价值观念、道德规范、人生理想等都起着推动作用。
二、现阶段思想政治提升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今社会已经处于一个大变革，大转型的历史时期，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人类生活日新月异，社会生活也跟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我们看到科技革命给我们的美好生活带来的希望，另一方面，伴随着这一巨大的冲击和大幅度的转型，人们在各方面不适应的症状应用而生，所以要想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取得很好的成就，我们就应该加强思想政治提升工作，特别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提升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扫除障碍，创造条件，从而更好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提升中的实现的途径
1、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纳入到高校的教学计划之中。但凡成为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必定非常注重人文精神，这对于提高大学生的道德素质和思想教养是十分重要的，高校必须予以足够的重视，切勿将古代的文化艺术瑰宝看作是可有可无的精神消遣。作为大学，相关负责人应当在高校开展一些有关传统文化的专题讲座，也可以开设一些选修课程，比如《论语》《左氏春秋》《老子》《孟子》等，同时注重提升教师的思想道德水平，这对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2、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开展是当代大学生汲取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方法和途径，如果能够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授给大家，必定能够起到非常好的教学效果，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作为教师，在传播思想政治理论的同时，利用多媒体这样的网络技术，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将乏味的理论与传统的艺术结合起来，将会大大提升思想政治教育。
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提升中的作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结晶，我国目前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时期，机遇与挑战并存，狭隘的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不断侵蚀着大学生的思想。面对这些挑战，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加强大学生思的思想政治教育迫在眉睫。
1、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引导当今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是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的灵魂。在人生态度与人生追求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提倡的舍身取义、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精神对培养大学生敢于担当、勇于开拓、积极进取。迎难而上的人生观有着重要的作用，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国家观念和社会责任方面，传统文化所提倡的先义后利、舍己求人的大局意识对于培养大学生高度的自尊心和责任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如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2、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思想道德修养。在我国，孔子提倡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些后来都被视为儒家思想的道德修养。道德修养是指一个人自觉地将外在的社会道德要求转变化自己内在的道德品质。中国传统文化的首要价值取向是崇尚高尚道德，重视自身修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理论和“内省、慎独”的自省方法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我们要在思想政治的教育过程中借鉴并且利用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努力提高大学生的思想境界，培养大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
3、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将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自身素质。人文精神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最主要的内容，人文精神追求人自身的完美，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追求对自然规律的遵循，注重培养人生意义和人生价值，注重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和自我修养。积极引导大学生学习了解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不建议全盘吸收，但我们提倡学而有所思，这对于拓展青年人的知识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用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大学生，培养大学生的科学文化素质，让大学生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以便更快的提升和加强他们的思想政治教育。
五、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提升中的意义
第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着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激发大学生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热情。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是民族精神的基石，每个民族都倍加关注自己的现在和未来，民族精神是民族信仰、民族宗教、民族风俗、民族文化的融合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赖以生存的核心和实质。弘扬和发展民族精神对于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有着坚不可摧的力量和作用，它能够使一个国家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修身自省的哲学理论，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思想境界，完善其人格修养，提高其道德品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文化历史积淀了让国人为之自豪的修身理论，这些理论丰富了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大学》中记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仁人志士之追求，修身是人之根本。
第三，发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有利于提升大学生的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谈到学习，成就最大的莫过于孔子，孔子的言行全记录在《论语》当中，《论语》是儒家思想的集大成，是我国古代的精华，在《论语》的《学而》篇中，极大程度的提到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和学习目的，孔子主张好学乐学，孔子提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颜渊是孔子最喜欢的学生，在孔子看来，颜渊在学习当中知难而进、不耻下问、虚心求教。
所以研读像《论语》这样的经典文化，让大学生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有助于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指导。我们教育领域当前实行素质教育，素质教育就是要让学生的德智体美得到全面的发展，德是素质教育的核心，而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是提升素质教育的两个基本点。我们处于一个与时间赛跑的竞争年代，社会发展之快让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作为大学生，只有掌握了适合自身个性化特点的学习方法，才能在竞争中谋得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有助于大学生提高其认知能力和学习能力，勇敢的面对各种挑战和机遇，迎难而上，勇往直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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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思想篇5
中国共产党的十报告中写道：“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历史的浓缩，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而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系统又以儒家、道家的思想精华为主，“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对中国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心理结构、生活习俗、思维方式、行为模式、道德规范、人生理想、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都处于支配地位，起主导作用。”利用这些思想精华对学生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对于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培养高素质人才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传统文化的内涵
“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一方面具有浓厚的历史性、遗传性，另一方面又具有强烈的现实性、变异性，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今天的中国人，为我们开创新文化提供历史的根据和现实的基础。”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历经磨难而屹然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深深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中，不断汲取文化精华。而“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其根本目的是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根本任务是培育“四有”新人。
二、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
（一）传统文化中“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有利于培养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操。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中华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是古往今来千万中国人奋发进取、积极向上、百折不挠的精神支柱，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继往开来、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动力。如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等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二）传统文化中“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培育人们奋发向上的生活态度。
《易经》日：“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是说，“天”的德性是健运不已，人也应该像天一样刚健有为，奋发进取；“地”的德性是包孕万物，人也应该像地一样兼容并包，广收博采。孔子倡导“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人生追求；孟子提倡“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格精神；老子告诫我们：“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拿。”这种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坚强意志，为中华民族重理想、重道德、重修养、重气节的优良品格的形成注入了文化内涵，同时也对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所倡导的积极进取的人生观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
（三）传统文化中“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精神，有利于培育人们以人为本、为民服务的意识。
曾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重民”“贵民”的思想非常丰富。孔子提倡“仁者爱人”；孟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主张“王者富民”；墨子主张“兼爱”“非攻”。这些“民本”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应该予以继承发扬。在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教育者应充分运用这些“民本”思想来教育学生，引导他们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百姓心声，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意识。
（四）传统文化在道德修养上，重视道德感化，强调道德践履，有利于人们崇高人格的养成。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又说道：“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孟子认为，“修其身而平天下”。这里所提倡的就是“内省”、“慎独”的修养方法，表明我国传统文化在道德修养上十分注重心理感化的作用。荀子说：“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这表明中国传统道德还特别重视“知”与“行”的统一，并把“力行”、“躬行”作为道德修养的重心。以上这些道德修养的方法，经过批判改造，不断赋予新的科学内涵，仍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教育方法，值得大学生借鉴和运用。
三、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实现
（一）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长期实践而形成的思想精华，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价值层面的本质规定，是联结各民族、各阶层的精神纽带，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包容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一个重要源泉，就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正是如此，要确保传统文化的正确价值取向得以提倡，就需要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结合起来。这也是提高大学生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增强其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必要手段。
（二）加强高校传统文化教育的制度建设。
传统文化的思想篇6
当前大学生的自我意识提高，合作意识较差，人际关系浅薄，这些都是非常不正确的思想意识。当前企业对大学生的基本标准是需具备较高的团队合作精神，因此，这也成为了高校培养大学生的主要教育方向。和谐是所有传统文化中的最高标准，所有事物及人都应当通过本身的自然规律进行，其中包含了人和人之间的和谐、个人本身身心和谐、人与自然相互间的和谐。这种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及中国传统教育相融合的理念，能够良好的提升大学生对自我意识的改善，并提高人际关系淡化的现象，对于大学生创建团队合作精神十分有利。
二、传统文化在高职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全球各个国家对于本国人民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发挥的作用十分重视。由于国家传统文化早已进入百姓生活的各个环节，无法避免的对人的行为以及思想造成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在开发的同时，令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最大程度的展现价值成为了体现思想政治教育时效性的有效方式。
1.有利于应对多元文化为大学生造成的负面效应。对于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持续进化加快了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西方国家通过这一形式以及不同媒体手段向全球推广自身的价值标准以及意识形态，通过电影、游戏、图书、食物等进行文化侵蚀[2]。大学生具有较强的好奇心，喜好新鲜事物，较易被现象所影响，特别是互联网的整体普及与手机智能化的推动，令大学生在获取信息以及知识的同时也潜移默化的被西方文化所渗透，不自觉的认同和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令民族观念变弱，思想行为西化，马克思主义信仰模糊。只有将传统文化教育及思想政治教育相融合，发扬中华民族良好的文化传统，才能够提高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提高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更加能够具有抵抗西方文化渗透，坚定共产主义理念的作用。
2.对解决大学生中具有的不良问题十分有利。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较大部分属于传统美德，这也是我们十分珍贵的财富，需要代代相传并发扬光大，特别是身为时代精英的大学生。可是，当前我们却在大学生里发觉很多同传统美德不相符甚至差距较大的行为。诚信意识较弱体现在考试作弊、抄袭论文等方面；价值观扭曲使得学生过于实用主义、重利轻义；欠缺责任感使得学生目无师长、以自我为中心；心理素质较低形成了人际关系紧张。不论是马加爵还是药家鑫，乃至复旦大学投毒事件，都时刻警醒着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人员，应当强化传统文化教育，建立传统美德。
3.有利于强化意识培养。当前大学生很多都会口头上谈论自己十分坚强，自身意志坚定，实则这些在温室中长大的孩子并不知晓何为坚强，何为意志坚定。当前大学生欠缺吃苦耐劳的精神，独立自主意识较弱，特别是高职学生，只要在学习上遇到困难就会退缩，这也是为何高职学生学习成绩普遍较低的问题所在。在生活当中，学生也难以面对生活中的问题，时常感到盲从，只有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学生这一现状。当代大学生正是欠缺“梅花香自苦寒来”的精神[3]。
4.有利于改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教育方法。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大多以课堂传授为主，当前大学生思想活跃，关注时事，具有自己独特的观点及主张，喜好参与其中。显然传统的灌输教育早已不适合当前的教学。中国传统文化中很多教学方式值得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参考、学习，可以通过言传身教、因材施教等方式进行教学。
三、结束语
传统文化的思想篇7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古代生态伦理思想；天人合一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06-0005-03
生态伦理学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时代的共同课题。《地球生命力报告2012》和《中国生态足迹报告2012》显示，1970年到2008年间，地球生命力指数下降了28%，处于“很不健康”的状态。专家指出，如果以这种超出地球资源极限的方式发展，到2030年，人类将需要两个地球来满足生存需求，到2050年，人类需要2.9个地球。伴随着快速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国的生态系统面临着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挑战，中国生态足迹总量已居全球第一位，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一直处于生态赤字之中。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寻找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不仅将惠及中国的生态安全和人民福祉，也将对全球可持续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城市规划与建设过程中加强生态理念，挖掘和凝练传统的生态伦理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尤其儒家和道家在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都表现出深邃的传统生态伦理思想。
一、“天人合一”的和谐共生思想
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思想的世界观基础就是中国古代朴素整体论的哲学思想，它建立在中国古代哲学关于人类与天地万物同源、生命本质统一、人类与自己生存环境一体的直觉意识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中国古代的整体论哲学思想也通常被概括为“天人合一”思想。“和谐”是“天人合一”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它渗透和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儒家的“天人合一”宇宙观和道家的“天人合一”整体观在思想上是完全一致的。天人关系是古代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中国古人在看待天人关系时秉持的是一种非线性、非机械论、非二元论的系统思维。他们都把人与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的有机系统即“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包括天地育人、天人一体、天人相通和效法天地四个方面。
1.天地育人。在道家的生态自然观中，以庄子之论最为丰富和具有深度。庄子在老子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成为中华民族哲学思想的核心。庄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或“自然”，提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齐”的伦理主张。在道家看来，万物的生存都离不开自然环境，万物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自然而然地产生，最后又自然而然地复归于大自然。儒家文化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从根本上讲与道家是一致的，自然应采取顺从、友善的态度，以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2.天人一体。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如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朱熹的“天地万物一体”。这些观点都体现了平等对待万物的思想，都把“天人合一”作为处理个人和社会、个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境界和主导思想。儒家伦理从根本上来说是关于“生”的伦理，“生”是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表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和自然观。儒家突出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亲善和谐，认为人的自然生命与宇宙万物的生命是协调、统一的，应该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征服自然、与自然对立。
3.天人相通。《中庸》把“至诚”看作是人、物、天地互相沟通，达到内在统一的必由之路。我国古人认为“圣人之虑天下，莫贵于生”，“生”便是崇尚绿色生命和人类求生存发展的道德。历代先贤都主张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孔子和孟子提出君主不要“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应限制田猎活动，减少对生物种群的破坏。“俭”是老子推崇的一项重要品德，“俭”就是将人的欲望控制在“自然”范围之内，以维持生态持续性和自然保护。
4.效法天地。孔子主张“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认为一个高明的统治者应懂得使老百姓按季节节律耕耘和收获，不得延误农时。老子指出：“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治人事天，莫若啬。”（《道德经》第59章）意思是管理社会和对待自然最好是像种庄稼那样因势利导。
二、尊重自然的固有规律思想
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主张尊重自然、兼爱万物的伦理原则，尤其强调尊重自然的固有规律，并以此作为衡量人的行为善恶的准绳。儒家文化也是一种生命文化，对“生”的尊重体现在每一个层面，在论述“仁”的概念时，经常把道德范围（道德行为的对象）扩展到生物界和自然界。孟子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他将仁爱的道德规范从“亲”推广到“民”，又延伸到“物”的领域，从而把珍惜爱护自然万物提高到君子的道德职责的高度。《中庸》更是明确提出，只有平等看待人与物，两者的关系才能趋于和谐。《中庸》甚至把“尽物之性”放在“尽人之性”之上，“尽”的意思就是实现。人想实现自己的本性，就要让万物实现自己的本性。如何“尽性”，也就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意思是：万物同时发育而不相互妨害，各种规律同时运行而不相违背。人与物的价值平等观，是儒家世界观的一个重要基础。人与物只有实现了共存而不相害，才是人类生存的一种理想境界。荀子说得更为直接：“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皆得其命”。而王阳明认为，人不仅要对鸟兽之死、草木摧折要有不忍之心，对于瓦石毁弃，也要有顾惜之情。这种对生命的尊重，已超越了通常所说的生命。中国古代思想家普遍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尊重自然的固有本性。庄子提倡“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他主张质朴混沌的大自然本身是最为完善的，万物的生长都有自己内在的规律，万物的存在都有自己的方式，在利用自然资源方面要顺应自然规律，维护社会长久发展需要。“以鸟养养鸟”（《庄子・至乐》）即要按照鸟惯常生活的习惯来养鸟。庄子说：“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庄子・齐物论》）因此，自然万物在权利上没有什么差别。庄子主张：“天在内，人在外，德在乎天。知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得。”那么何谓大，何谓人呢？庄子举例说：“牛马四足，是谓天，落马首，穿牛鼻，是谓人，故曰：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庄子・秋水》）这里的“天”是指天性或者说自然本性，“人”是指人为或人事。庄子认为天性蕴藏于内心，优良品德是天然形成的，懂得自然与人类活动的规律，方能以顺应自然为根本，反映了庄子尊重其他物种的生存权利的宝贵思想。
三、敬畏生命的人文主义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最具超越性的智慧，就体现在人对自然和万物生命的尊重上。热爱生命与敬畏自然，一直是中国人修养和天性的一部分。在生命观念上，中国传统文化通常把生与死视为一体，将两者结合起来考虑。儒家强调重生、乐生，但在生死与仁义道德的选择上，又突出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道德选择及生命价值。这种思想为传统中国人的敬畏生命提供了深厚的哲学基础。老子认为，天地万物是“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道德经》第51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道德经》第7章）因此，人类对待万物，应“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64章）“衣养万物而不为主”。（《道德经》第34章）所以说，“故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道德经》第13章）意思是说，人类只有能以珍重自身生命和爱护自己的身体那样去爱护天下的生命万物，贵天下若贵其身，爱天下若爱其身，才能真正担当起自然界的监护者的神圣职责，只有这样的人才可以把天下寄托给他。庄子继续了老子敬畏生命的原则，认为生命重于富贵、财宝，乃至天下。他说：“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重生，则利轻。”将“尊生”置于重要位置，提出“达生”、“遂生”、“养生”等命题。他认为“物得以生，谓之德。”“天下有道，则与物皆昌。”“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者也。”（《庄子・天地》）为此，在个人修养及人格涵养上应致力于“四心”的培育，即对自然要有感激之心、忏悔之心、敬畏之心、谦卑之心。儒家六经之首的《周易》中，就把“生生”（尊重生命、长养生命）作为人之“大德”，“天地之大德日生”。孔子把保护树木禽兽纳人到“孝”的伦理规范，对于保护自然具有实际意义。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他主张仁爱万物。“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倘若对其他生命体无侧隐之心，胡作非为而无羞恶之心的话，孟子认为其不但不是仁者，甚至根本不能称其为人。荀子也说：“圣人者以已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荀子・非相》）认为尊先祖隆君师是道德之本根，上事天下事地是教导人们因循自然规律来行事，尊重和保护自然万物，做大自然的忠实守护者。荀子把上事天下事地纳人伦理道德的约束框架之中，把保护自然看作是伦理道德的内在要求，这与当代生态伦理思想大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取之有时，用之有节”以及“天地万物，一本之仁”等宝贵的生态思想精华。道家伦理所构建的“道法自然”生态观蕴含着尊重自然，人与自然平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以及保护自然资源造福于民的生态责任意识，为当代生态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源泉。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些观念无疑蕴含着非常前沿的生态伦理与生态良知。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创始人之一的法国学者a・史怀哲（a・Schweitzer）在创立生态伦理学时曾吸收借鉴中国古代生态伦理的智慧。他认为：“中国哲学家孟子，就以感人的语言谈到了对动物的同情……列子认为，动物心理与人的心理差别不是很大，即没有像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么大。程朱反对动物只是为了人及其需要而存在的偏见，主张它们的生存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可见，我国古代生态传统观念，无论是对控制人类的生态足迹，还是重建一种新的生态伦理，都是一种极为丰富的文化资源。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思想中的“物我两忘”、“德生敬命”等思想讲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与当代生态伦理学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取向、尊重自然固有规律的价值取向和遵奉敬畏生命的人文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建设生态文明需要弘扬传统的生态伦理精神，必须从文化上去重新理解人类与地球的关系，只有当这种认知有足够的力量形成新的文化共识，形成一种文化潮流之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对生活方式的选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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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选谦.荀子集解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8：306-307.
传统文化的思想篇8
关键词： 传统文化； 管理思想； 借鉴
1 引言
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绝， 是由其自身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和其所具备的时代特点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农耕文化为主体， 并吸收了游牧文化和海洋文化而逐渐形成的， 是既恬静、和平又积极进取的文化， 而包容、承顺则成了此种文化的核心特征。也正因为中华文化能够承顺前代、包容外来， 所以她才能够绵延五千年而不衰。在这五千年的文化长河中， 管理思想便是一朵晶莹剔透、翻滚涤荡的浪花。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总起来说分两大类。其中一类属于宏观管理的治国学。所谓的治国学就是探讨治国方略。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平天下是一个终极目标， 因此其中也就不乏关于探讨治国方略的思想。这些治国思想虽然在传统社会中未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但它却指导中国历代统治者完成了诸多辉煌的治国实践。从西周时期的“成康之治” 到汉代的“文景之治”，从唐代的“贞观之治” 到清代的“康乾盛世”， 中国传统的治国管理思想无不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妙用；另一类是治生学， 就是探讨人生哲理、修身养性的思想。中国传统文化中认为， 一个人要想成家立业乃至治国平天下， 没有好的修养是办不到的。因此说： “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 欲治其国者， 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 先修其身。” 可见治生学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从教派、学派的角度讲，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又主要体现在儒、兵、道、法四大家的文化当中。
2 儒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孔子和孟子是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是“仁”。论语中讲“为政在人， 取人以身， 修身以道， 修道以仁， 仁者人也， 亲亲为大”， 体现在管理思想上便形成以人为中心的基本精神， 其本质是“治人”。儒家思想把生产管理的主体———人， 推到管理的前沿， 符合现代管理思想以人为本的要点。儒家思想的代表作是《论语》， 共20篇， 492 章， 是孔子的门人记录孔子言行的一部著作。其内容十分广泛， 多半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问题， 对中华民族的心理素质及道德行为起到重大的影响作用。直到“新文化运动” 之前， 约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 一直是中国人的初学必读之书。在中国封建社会， 孔学占统治地位两千余年， 已充分说明孔孟之道管理思想的魅力。中国宋代的开国宰相赵普曾标榜说： “吾半部《论语》可治天下。” 足见《论语》在古代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以及古人对《论语》的推崇。当人类社会进入了后工业时代， 孔子的管理思想再度被人们所重视。日本工业之父涩泽容一的起家就靠“《论语》加算盘”， 已故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也是靠《论语》来管理并发展企业的。这些事例都充分说明， 在现代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 完全可以继承发扬《论语》中的思想精华。《论语》中的管理思想的要点有如下几点：
2.1 “和为贵” 的思想。
孔子讲“礼之用， 和为贵。” “和” 就是和气、合作、和睦、和谐。强调“和” 就是强调对人际关系的调整。我国历来把天时、地利、人和当作事业成功的三要素， 而在三要素中人和为上。对于治生来说， 和气生财。在一个企业中只有做到“和”， 讲团结、讲协作才能使上下级之间关系顺畅， 平级之间不互相掣肘， 共同努力，创造利润， 实现企业的核心价值观。对于治国来讲， 和能兴邦， 只有建设和谐世界、和谐社会，和谐城市、和谐社区、和谐家庭， 理顺公务员、人民和人民代表之间的关系， 才能使一国安居乐业， 国富民强。
2.2 “中庸” 的思想。
中就是正， 庸就是融合。中庸讲得是正确解决矛盾的方法， 不是和稀泥。任何矛盾都有两个对立面， 但两个对立面之间又是相互联系相互统一的。解决矛盾就是把矛盾的两个对立面中正确的东西提炼出来， 并将其融合在一起， 使事情得到一个较为圆满地解决方式。在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乃至一个国家的管理中， 过于偏执是最简单、甚至是最愚蠢的做法， 往往会导致事倍功半的后果， 而如果能“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找到事物之间联系的统一的方面并将其融合， 则有可能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3 “德治” 的思想。
孔子在《论语》中讲： “为政以德， 譬如北辰， 居其所， 而众星共之。” 意思是“统治者要以道德来治理政事、教化万民， 就像北极星那样， 自己居于固定的方位， 群星都会环绕在他的周围”。在管理问题上， 不论哪种模式， 就其本质而言， 都可归入文化和制度的范畴， 这是两条基本的管理路线。道德属于文化的范畴是上游，法制属于制度的范畴是下游。二者一上一下、一软一硬、刚柔相济不可偏废。而德治作为一种管理思想的提出， 始于孔子。无论是什么团体， 他的领导者必须具备较团体成员更为高尚的道德水准， 只有如此才能赢得下属的爱戴， 其政令的实施也才能更加通畅。所谓“政者正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修己以安百姓” 就是这个道理。
2.4 “礼治” 的思想。
儒家学说以“仁” 为最高的思想境界， 而要达到这一境界， 就必须用礼来规范人们的言行，即所谓的“克己复礼以为仁”。在具体做法上要求不同的人都要立足自己的角色说话， 按自己的身份行事， 也就是找准自己的位置， 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就是这个道理。在一个团体中各级管理者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也都履行着各自的责任， 有的需要统观全局， 有的需要独挡一面， 有的需要具体执行。处于不同位置的管理者， 充当的角色不一样， 但都要按照他们各自的“礼” 来行事。只有这样， 这个团体才能为着一个共同目标， 井然有序地安排各项工作， 坚决彻底地执行每项任务。
3 兵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兵家文化在中国起源于春秋时代，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主要代表作是《孙子兵法》。该著作是我国春秋时期杰出的军事家孙武所著。孙武是春秋末期齐国人， 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后被吴王阖闾拜为上将， 率军伐楚， 大获全胜。《孙子兵法》在军事上的贡献世界各国是公认的， 可与二千二百年后德国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相媲美。军事离不开管理， 管理又可从军事中借鉴宝贵的经验， 在我国以《孙子兵法》
为代表的兵家文化内涵了极其丰富的管理思想。
3.1 不战而胜的思想。
《孙子兵法》说： “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者也； 不战而屈人之兵， 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其次伐兵， 其下攻城。” 意思是：
“百战百胜不算最高明的， 不经过战争而使人屈服才是最高明的。所以用兵的上策是以谋略制胜， 其次是通过外交手段制胜， 再次是动用武力来制胜， 而强攻敌人防守最坚固的地方则是最下策”。作为管理者要实现管理目标， 不能强攻硬取， 在制定一项工作计划时， 要先进行成本和利润分析， 看看所得到的产出是不是能够补偿成本获得利润， 否则便得不偿失了。在进行成本利润分析之后， 还要寻求一种最节约、最有效的方法去完成任务， 蛮干必然付出较高的代价， 不会获得较高的回报率。
3.2 重视战前筹划的思想。
兵家提出“庙算” 的思想， 所谓：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 得算多也， 庙算不胜者， 得算少也。多算胜， 少算不胜， 而况于无算乎！” 这就是强调在战前要进行周密的谋划和详尽的部署。
谋划越周密， 部署越详尽， 则胜利的把握越大。
作为国家或企业在推行一项政策前也要进行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考虑到方方面面的情况。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如此发达的今天， 管理者就可以运用先进的电子设备和网络信息技术对一项政策的实施进行沙盘推演， 或者模拟实验， 从而预先估计政策实施所带来的效果， 并提出修正意见， 改进政策措施。
3.3 分级管理管理思想。
兵家提出“治众如治寡， 分数是也。” 就是说对于一个庞大的团体进行管理首先要进行分级， 增加管理层级， 缩小管理范围， 使之符合有效管理的实际要求。管理层级也不宜过多， 否则会影响管理信息的有效传达； 管理层级又不能过少， 否则又会使管理者管理的范围过大， 超出其自身能力的要求。如果能进行合理的分级， 再庞大的团体管理起来也能得心应手， 运作自如。
3.4 因变制胜的思想。
兵家主张“因变制胜”。《孙子兵法》说：
“兵无常势， 水无常形， 能因敌而转化者， 谓之神。” 意思是军事就像水流一样没有固定的模式，能够根据敌方的情形变化而变化的才能叫做用兵如神。山间的溪水缓缓流淌， 经过一个狭长的地带，它就变得狭长， 而经过一个开阔的地带， 它就变得开阔。一泓清水， 用一个圆形的容器去盛它，它就是圆形的， 用一个方形的容器去装它， 它又变成方形。因此， 管理行为也没有固定的模式和陈规， 只要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改变管理策略， 最终完成管理的目标就是成功。作为一名合格的管理者要能够根据现实情况的改变来改变管理的策略和方法。在现代管理经济学中， 这种变化的管理策略的制定和执行称之为动态博弈。
4 道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老子姓李， 名耳， 字聃， 春秋时楚国人。他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的史官， 职位低微， 但却能看到周朝收藏的许多文献， 这对老子思想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老子的唯一著作是《道德经》， 也称《老子》， 只有5000 多字， 但言简意赅、观点明确、论证严谨。 在中国哲学史上， 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老子哲学中的管理思想博大精深，涉及管理原则、管理环境、管理策略和管理者自身修养等多个方面， 其中“无为而治” 是老子管理思想的核心。
4.1 “效法自然、无为而治” 的管理原则。
老子主张：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这种观点反映了人对客观规律的认识。
“道” 即规律， 而规律又是来源于自然的。管理者要想做好管理工作就必须顺应自然规律， 以自然规律为基本原则， 制定管理方法和策略， 以完成管理目标。而要遵循自然规律就必须尽量减少人为的干涉， 于是老子又提出了“无为而治” 的原则。主张“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通过“无为无不为”、“必先为而后至于无为” 的方法， 以期实现“明刑至于无刑， 明赏至于无赏，百职不戒而举， 万事不劳而成” 的最终目标。所谓“无为”， 并不是什么也不做， 而是要求管理者不要过多地干涉被管理者的行为， 只给被管理者营造一种规范， 使被管理者在规范之中自由行事， 这样才能发挥管理的最高效率。在市场经济改革当中， 政府便应当成为一个无为的管理者，不去直接干涉企业和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生产消费行为， 而是通过制定法律制度的方式营造一个和谐、有序、顺畅的市场秩序， 并辅之以税收、法定存款准备金、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的各项财政和货币政策， 在市场出现问题时进行及时宏观调控。只有这样市场的效率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生产力也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
4.2 创造清静安定的管理环境。
老子主张： “清静可以为天下正。” 就是要求管理者必须为管理工作创造一个清静的管理环境。如果在管理环境中充满了嘈杂的噪音，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那必将影响决策； 另外，如果在管理环境中充斥着个人的主观欲望， 而缺少清静的理性思考， 那也必将使管理策略的制定失去方向。因此， 管理者要想创造一个清静的管理环境， 必须要减少外界事物的干扰。所谓“五色令人目盲； 五音令人耳聋； 五味令人口爽； 驰骋畋猎， 令人心发狂； 难得之货， 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之治也， 为腹不为目。” “不见可欲， 使民心不乱， 不贵难得之货， 使民不为盗。弱其志， 强其骨； 虚其心， 实其腹。” 通过减少人们过分的主观欲望， 来净化管理环境。
4.3 以退为进、以弱胜强的辩证管理策略。
老子的思想中包含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他认为各种事物都有其对立面， 并由此提出了后发制人， 柔弱胜刚强的辩证管理策略。老子认为： “天下莫柔弱于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这说明物极必反， 对立面可以相互转化。水是天下最柔弱的东西， 可是水滴石穿， 能够不动声色， 击穿顽石的东西又非水莫属。事物发展到极点后必然要向对立面转化， 这就要求管理者在管理工作中， 要不断地变换管理策略和方法， 以退为进、以弱胜强、后发制胜。
4.4 管理者谦恭、温和的修养。
老子对管理者的个人修养也提出了具体要求。如“不敢为天下先”、“后其身而身先， 外其身而身存”、“知其雄， 守其雌， 为天下溪；知其荣， 守其辱， 为天下谷。” 要求管理者居上谦下， 时时处下、事事居后， 不要让自己高高在上， 而应永远谦恭、温和像山谷、大海一样容纳万物， 从而获得被管理者的爱戴和尊敬， 使其政令能够得到顺利地贯彻实施。
5 法家管理思想的借鉴。
我国的法治思想起源于先秦法家， 后经演变形成体系。法家坚持以法为中心， 主张法治， 反对人治， 主张“尚法不尚贤”， 认为管理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健全的法规制度作为保障。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是战国末年韩国的贵族， 著有《韩非子》一书， 现存五十五篇。韩非总结前代法家思想实践， 提出了完整的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政治管理理论， 对于现代管理也有非常重大的借鉴意义。
5.1 法、术、势相结合的管理方法。
韩非之前商鞅强调“以法治国”； 申不害强调“以术统臣”； 慎到强调“以势驭民”。所谓“法” 就是管理中的各项规章制度； 所谓“术”
就是权术， 也就是管理者的管理技巧； 所谓“势” 就是管理者所拥有的权力。韩非子认为，作为一名管理者必须将法、术、势三者相结合，管理者要依靠自身所拥有的权力制定规章制度，如果没有背后的权力， 规章制度就不会真正生效。在规章制度颁布以后， 还要运用一定的管理技巧去引导被管理者遵照规章制度办事， 只有如此才能实现迅捷高效的管理。
5.2 重利富国的经济管理思想。
法家的经济管理思想重法而不重德， 重利而不重义。韩非认为， 只有规章制度确定下来不再变动， 人们的利益划分才能明确， 权责才能清晰，监督才会有效， 人们才会有更高的热情去创造经济效益。只有人民百姓富裕了国家才会富强。
5.3 “法治” 优于“人治”。
韩非在论证“法治” 优于“人治” 时， 举传说中舜的例子。舜事必躬亲， 亲自解决民间的田界纠纷和捕鱼纠纷， 花了三年时间纠正了三项错误。韩非认为此法不可取， “舜有尽， 寿有尽，天下过无已者。以有尽逐无已， 所止者寡矣。” 也就是说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 而现实中的错误是无限的， 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纠正错误中去， 就不可能使天下绝大多数的错误都得到纠正。
作为一名有效率的管理者则应当制定法规并公之于众， 违者依法纠正， 管理工作就方便多了。
5.4 法规应当公开、平等。
韩非子还主张管理法规应当公开、平等。即实行“明法”、“一法” 原则。“明法” 就是“著之于版图， 布之于百姓。” 使整个管理范围皆知。“一法” 即人人都得守法， 法规面前人人平等， 不存在任何法外特权。“刑过不避大夫， 赏善不遗匹夫”，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各级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不能游离于法规之外。
6 结语。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其中的管理思想更是灿若群星， 不经过系统地研究和探索无法一一摘取。在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面前， 任何一名学者都不得不肃然起敬， 研究起来也应本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严谨态度， 从而继承先贤绝学，使中国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并为现代社会管理服务。本文仅从中国传统文化管理思想中的某些侧面以管窥豹， 以期抛砖引玉尔。
传统文化的思想篇9
那么，到底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有“原罪思想”呢？常识、共识就是真理吗？——真理往往从怀疑常识开始。或如黑格尔所说，熟知未必真知。让我们先从西方的原罪说说起。
一、 西方文化中的原罪说
西方文化的基础是《圣经》，西方的原罪说最早就来源于《圣经》的《创世记》中人类始祖偷吃禁果的故事：亚当和夏娃经不住蛇的引诱吃了上帝告诫不能吃的禁果——能够分辨善恶的“智慧果”。
“智慧果”好吃，但代价却是巨大的：亚当和夏娃失却了乐园。不仅如此，他们的后人因为他们所犯的罪而不得不继承他们的“原罪”。——在西方文化中，“十字架”是西方人的宿命。虽然后来有上帝之子耶稣的救赎，但，作为背负着沉重肉身的个人，西方人是从未卸掉过自己身上沉重的十字架的。因为，这十字架是生长在他们的血液和灵魂里的。
不言而喻，西方人的所有努力和使命，就是“救赎”。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主旋律就是寻求救赎之道——不管是科学的还是人文的。
那么，西方人的这种“原罪”到底是一种什么罪呢？其实，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很普通的、人人难免会犯的罪——违约罪，或说是，失信罪。况且，此罪的获得是由于“轻信”。记得马克思夫人燕妮说过，在所有过错中，她最能原谅的是“轻信”。
二、中国文化中的原罪思想
与西方不同，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中国文化中有类似西方的原罪思想的。道理很简单，所有关于原罪的说法，都是与宗教信仰有关的。而中国，是一个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的民族。某些中国人的原罪观念，几乎都是来源于佛教的业障观念和迷信性的伤天害理观念以及基督教的原罪观念等。
此外，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具体道德伦理操守，也往往给人一种缺乏原罪观念的印象，这在事实上强有力地支持了中国文化中没有原罪思想的看法。人们看到，现实生活中“慎独”的道德境界，只有在个别的圣人和士人中才能够出现。对于广大民众来说，唯一的“紧箍咒”来自于他们的现实上帝——统治者。在中国大众中，“忏悔”现象是极其罕见的，“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忏悔意识？”的质疑就是证明。
无庸讳言，中国人缺乏原罪意识，并因此而缺乏忏悔意识。更进一步来说，中国人缺乏救赎的冲动和渴望。
——这一切的一切，大大小小的文化学者，几乎都将之归因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原罪思想。
这是真的吗？
恰恰相反，笔者在中国传统文化经典之一《庄子》中，读到了与西方的原罪说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中国的原罪思想。请看——
《庄子·应帝王》：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与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这就是地地道道的中国特色的原罪思想即原罪说！可是，它却不是被学者们牵强附会地当成了与物理学上的宇宙大爆炸理论、基督教的“创世说”相类似的具有“科学性”的宇宙起源论的“宇宙论”、“本体论”了，就是被自以为高明地而实际上是肤浅地解释为人由愚昧而“开窍”的积极的“文明”过程等等！——庄子“浑沌”寓言中所深藏着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原罪思想”被遮蔽了。
中国人的原罪，就是从倏和忽合伙“谋杀”（我在课堂上讲解这一思想时，有同学说是“过失杀人”）混沌开始的。尽管倏和忽的主观愿望是善的，但他们是难逃“杀人”之罪的。
从倏和忽“善”的主观愿望来说，中国人的原罪是由于讲“情义”而导致的，它与西方被“蛇”引诱是不同的。所以，中国人从一开始其“开窍”即理性智慧就与非理性的“情感”纠缠在一起。这正是中华文明迟迟不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m·韦伯看得非常清楚，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说的“理性化”，我们中华民族迟迟不能够达到。
与西方原罪中的“违约罪”相比，中国原罪中的“杀人罪”罪加一等。按理来说，违约罪的惩罚是逐出伊甸园，杀人罪的处罚就应该是偿命。——中国人犯的是杀人罪，这罪行太过严重，实在是赔偿不起，不过，此杀人罪又是出于“好意”的，故而，可以从轻发落——判个“无期徒刑”罢了。可哀的是，这西绪弗斯式的无期徒刑对于人来说实在是“生不如死”，可偏偏我们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很管用——好死不如赖活着。于是，“原罪”就被我们不了了之并渐渐地淡忘、掩盖了，即将它逐出自觉的意识层面，埋进潜意识的深层。——这正是几千年来中国文化中不见原罪的根本原因。间或有人从潜意识中将此原罪挖掘出来，如历代道家的代表人物和明代李贽的“童心说”等，也终不成气候。——“我没罪，我没罪”。没罪就不需要忏悔，没罪就不会受到惩罚，从而也就不需要拯救。
三、 其所是，非其所非
各民族的文化有差异和特殊性，但从根本上来说大同小异。原罪思想或原罪说对于整个人类来说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不独是西方文化的特有现象，中国文化中理应有它的踪影。庄子关于混沌开窍的寓言故事，正是亚当夏娃偷吃智慧果而知善恶羞耻的中国版本。西方人能够从原罪说中发现智慧、理性、文明的双刃剑性质，而今勇于检讨“现代化”的负面效应，我们中国人当且能够从自己的原罪思想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只知其一，一无所知。——m·缪勒
21世纪，中国人必须重建自己的原罪意识，自觉地、勇敢地背负起自己应该背负的十字架。只有原罪意识，才能最终帮助我们走出世俗的沉沦状态而走向超越，斩断伴随我们几千年的“夭折的宿命”。而重建我们的原罪意识，首要的工作是复活我们传统文化中的原罪思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庄子》，都是我们中国人的“圣经”。
——有一位先知在2000多年以前等着我们……
是其所是，非其所非——
—— “你们看天上的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们……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王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太6：26-28）！
——“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
——
人在童年，当天真烂漫，纯朴无瑕，童言无忌，无忧无虑，而不能揠苗助长，急于求成，过分早熟，失却天真；
人在少年，当风华正茂，意气风发，勇往直前，敢做敢当，而不能瞻前顾后，畏缩不前，少年老成，老气横秋；
人在青年，当认识自我，谦虚谨慎，忍辱负重，卧薪尝胆，而不能斤斤计较，患得患失，心猿意马，胸无大志；
传统文化的思想篇10
（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陕西西安710119）
摘要：慈善之观念蕴含于我国传统文化中已有数千年。在我国传统思想中，儒、释、道3教之中都有着自己的慈善观念和不同的行善方式。对于这些传统文化中的慈善观念，我们应该推陈出新，对“慈善”进行重新定义。
关键词：慈善；儒家；道教；佛教
中图分类号：G1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2-0094-03
中国自古就有关于慈善的概念，在古代典籍中，最初，“慈”与“善”二字是分开使用的。“慈”，在书中多为爱心之意来解释。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道：“慈，爱也。”孔颖达在对《左传》注疏时有云“慈者，爱出于心，恩被于物也”，又曰“慈谓爱之深也”。《辞海》释义为：“慈，本指父母的爱，引申为凡怜爱之称。”“善”的本意是吉祥、美好，即《说文解字》中所说“善，吉也。从言从羊，此与義、美同意”[1]。孔子亦云：“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之后，善字被引申为善良，品行高尚。可见，慈与善经过长期演变，两字的含义日趋相近，均有仁慈、善良、富有爱心、同情心的含义。到了南北朝时期，慈与善常常被合起来并列使用，于是便有了“慈善”这一称谓。《北史·崔光传》中出现了慈、善二字合用的最早记载：“光宽和慈善，不忤于物，进退沈浮，自得而已。”现代汉语中“慈善”的含义，直接承袭了我国古代的“慈善”概念。《辞源》对慈善的解析是“仁慈良善”，在《汉语大词典》中，“慈善”指的是仁慈、慈爱、善良、有同情心，而在《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则为对人关怀，富有爱心。这几种解释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能当作关怀、同情、仁爱、怜悯来解释，它所表现的是一种有关爱和同情的自发的利他行为，如行善积德、扶贫助残、乐善好施等。
儒、释、道3教在慈善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著名的清末慈善家张謇曾用一段文字将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孟子曰：‘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又曰：‘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此儒者之训也。诸君其有功于中乎？一钱匪少，一万匪多，各尽其力，以行其仁，以自完其为人而已。若因果报应，道家之求长生者，须积善之功，周人之急，济人之穷；释家云，布施为第一菠萝蜜。”[2]
一、儒家文化
儒家文化中的慈善思想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其中，孔子的以“仁”为核心的“仁爱”理论、大同思想以及孟子的“以民为本”的思想、性善论等都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说文解字》中许慎对“仁”解释道：“仁，亲也，从人从二。”[3]可以看出，“仁”是表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亲善的关系。孔子从道德的基础出发，用“爱人”解释“仁”，提出“仁者爱人”这一观点，并把“爱人”看作是人的本性，要求人们在处理社会交往的人际关系中要爱所有人，把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宽怀容人、恩惠助人等当作“仁”，爱一切人，做到和一切人友善，建立起一种人人相亲相爱的和谐关系。这种理念可以看作是儒家慈善思想的重要动力。孔子把“仁爱”用于社会政治生活方面，提出了“大同思想”。在孔子看来，社会安定和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财富的平均，没有了贫富的差距，人们才能和谐相处，才可以让“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后来，在儒家重要经典《礼记·礼运篇》中，孔子把“大同世界”描绘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这是对大同理想社会的经典描述，这种“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促使后人自觉的投身于扶弱济贫的慈善活动，同时，也推动了慈善事业的发展。
孟子在孔子仁学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性善论”，这是其“仁政”学说的基础，也是孟子慈善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人性善”是指人天生就具备向善的要求和为善的能力，孟子曾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天生就有善端，孟子以“四心”为“人性善”的出发点，进一步将人性善归结到仁、义、礼、智4种德性上，认为人性本善是人们与生俱来的一种共同的本性，他解释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在孟子看来，所有慈行善举都来自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正所谓“仁，人心也”。孟子的“仁”也就由“恻隐之心”的道德感情发展成了一种道德行为，使之成为一种驱善的道德价值。
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仁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而行的“不忍仁之政”就是“仁政”，“仁政”是这种“不忍之心”的外在表现形式。将“不忍人之心”推及他人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圣明的君王若能以“不忍人之心”推己及人，把自己对亲人的血缘之爱推及到百姓身上，那么天下就能安定统一，如运于掌。
孟子的民为邦本的思想，要求君主应推恩于民，尤其是要关心鳏、寡、孤、独等社会下层的困难群体，因为“此四者，天下穷民之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其四者”。君主要对这些困难群体给予充分的帮助和关爱，拔民之苦，救民于水火。
这样，从孔子的“仁爱”思想到孟子的“仁政”，儒家思想中关于慈善的思想理论便逐步得到了丰富和完善，为后世的慈善理论提供了有价值的基础，成为历代统治者实行慈善救济的思想渊源。如兴修水利,治理河患；储粮备荒，建立仓储制度（平仓、义仓、社仓）；赈济、以工代赈、调粟等多种赈灾济民措施；民间社会也由这类慈善观衍生出邻里互助、尊老爱幼、济人危难、助人为乐等中华民族的道德品质，进而促进了乐善好施风尚的形成，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出现了数不胜数的慈善群体和慈善活动。
二、道家文化
道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一脉，其善恶因果报应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百姓的伦理标准和善恶取舍的行为准则，并衍生为根深蒂固的慈善伦理传统，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源头。
《道德经》中说：“我恒有三宝，持而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显然“慈”居首位，“慈”就是慈爱、慈善、慈祥，以慈爱之心来慈爱天下苍生。“善”指自我品质的最高境界，是天道的本质，也就是所说的“上善若水”。人只有保有慈善的心，与世无争，才能与道相应，正所谓“天道无常，常与善人”。在老子看来，“道”虽不可名状，却可以惩恶扬善，使善人享福，恶人遭殃。由此，他认为应遵守“道”的律令，人人向善，善待芸芸众生。这种看法通过进一步升华，成为了后人的慈善道德基础。
道教的重要经典《太平经》补充并发展了“善恶报应”理论，提出“承负说”。“承负说”是指，先人有过失，施其恶果于后代，为负；后人承受先人的恶果，为承；世代既相负又相承。前人为恶，后人食其恶果；前人为善，后人享其福荫。每个人的善恶行为都会对其后代有所影响，而今世的祸福也是先人为善作恶的结果。“承负说”还提出：“如果自身能行大善、积大德就可避免祖先的余殃，并为后代子孙造福；如果从恶不改，神灵将依据其行为赏善罚恶。”[4]在道教盛行的唐代，被誉为药王的孙思邈同时也是道士，在他的巨著《千金药方》中明确提出，医者应具有“人命至重，有贵千金”的医德，还须“志存救济”，有慈济救人的爱心。这种以医济世的思想对后世设立医治所、惠民药局等慈善救济机构有很大启发，使民间的善举频频可见。
三、佛教文化
佛教诞生于古印度，在西汉末年由西域传入我国，并在我国境内得到迅速发展。佛教在弘扬精神解脱的同时，还担负着劝善化俗的宗教使命。佛教教义里的慈悲观、因缘业报和修缮方式说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
慈悲观是佛教的核心教义。在梵文中，“慈”指纯粹的友爱之情，“悲”为同情、哀怜之意。佛教要求信徒以慈悲为怀，用慈爱之心给予他人幸福，以怜悯之心驱除他人痛苦。佛家宣扬人人都有“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基于“不忍众生苦”的思想，佛教强调“弘法是家务，利生是事业”“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实行“与乐、拔苦”的义举，为众生造福田，以“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善待众生，以宽广的胸襟告诫世人要发慈悲之愿而生救世之心，多行善举，以得佛祖保佑。
“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大慈以喜乐因缘与众生，大悲以离苦因缘与众生。”在这里，慈悲即拯救受苦受难的生灵，并使其充满永恒的快乐。慈心是希望他人能够获得快乐，慈行是帮助他人取得快乐；悲心是希望受苦之人可以解除痛苦，悲行是帮助受苦之人解除痛苦。由此可以看出，佛教的慈悲观是一种完全利他的道德观，是从事慈善活动的出发点。自传入我国后，通过寺院自办、发动募捐、动员信徒参与、与官绅及地方政府合办等方式，设立悲田养病坊、施药治病、扶孤助残、护生戒杀等慈善活动，在我国古代公益慈善事业发展史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佛教提出“因缘业报”说来实现劝善化俗的目的。东晋的名僧慧远，大力弘扬佛教的因果报应论，他认为：“业有三报：一曰现报，二曰生报，三曰后报。现报者，善恶始于此身。生报者，来生便受。后报者，或经二生、三生、百生、千生，然后乃受。”[5]慧远认为：人有三业，业有三报，生有三世。生命之流，贯穿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现在的尊卑贵贱、福寿苦乐，都是过去业因的报应；而今世的思想行为所造就的业力，也会推动来世的流转。慧远的三报思想影响了历来就相信命运的中国人，所以人们愿为来世的美好在今世做善事。这成为了人们自觉参与慈善事业的内在动力，在客观上推动了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佛教有其特殊的行善方式，如“修福田”“布施”等等。所谓“福田”，指行善犹如农民在田播种，行善布施撒下利人救济的种子，好比有秋收之利，能受诸福报于后。为圆成福德，福田又分为敬田和悲田。敬田即护持佛教，尊重人伦师道，对三宝父母师长的供养等；悲田是对鳏寡孤独、病人及动物的爱护与收养，以及有利于他人的公共福利事业等。在佛教徒看来，欲成圣佛，必须以慈悲为怀，以慈爱之心给予他人幸福，以怜悯之心拔除人之痛苦，为一切众生造福田。“福田说”劝告世人多做善事、积功德，是佛教教义中有关慈善思想的最有影响力的内容之一，唐宋时期的悲田病坊、福田院之名都直接源于此。
对于“布施”，佛教这样解释道：“言布施者，以己财事分与他，名为布；辍己惠人，名之为施。”[6]布施分为3种：财施、法施和无畏施。财施又分内财布施和外财布施，把自己的金钱财物施舍给别人是外财布施，把自己的肉体甚至生命施与他人，是内财布施；法施即顺应人们的请求，说法教化，破迷开悟；无畏施是指急人所急、难人所难、能够给他人排忧解难。布施完全是出于行善者的怜悯之心、同情之心和慈悲之心，没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具有利他的性质，这与当代慈善所具有的自愿性和利他性的特点不谋而合。
中国的大慈善家熊希龄曾说，“孔教言仁，又曰博施济众；耶教言博爱，又曰爱人如己；佛教言慈悲，又曰普度众生”，“无论为何教何学，无不以人道为重”[7]。作为行为的慈善，就是要以行善积德为宗旨，只讲付出不求回报，以慈善的观念来指导行为，将这种观念自觉地付诸于实践活动。慈是一种善的动机，善是人的本性，慈善是一种爱的行为——由处于慈爱和善意的道德要求所表现出的爱他人的行为文化，人们在爱心的指导下对他人进行无私的物质和行为的帮助。综上所述，“慈善”是一种以“善”和“爱”的观念为核心的，由个人、团体、组织等发起的，受社会制度影响和制约的，无私爱人的善行活动。
参考文献：
〔1〕苏宝容.说文解字——导读[m].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
〔2〕张謇全集（第4卷）[m].苏州古籍出版社，1994.
〔3〕许慎.说文解字[m].中华书局，1963.
〔4〕周秋光,曾桂林.中国慈善简史[m].人民出版社，2006.
〔5〕慧远.三报论·弘明集（卷5）.四部丛刊本.商务印书馆，1922.26.
〔6〕佛教象法决疑经.大智度论卷27.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