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的历史篇1
从商周到汉唐时期的陶器造型来看，它更多反映的是人和社会，人已成为陶器造型的主体，陶瓷艺术装饰反映了人间生活的千姿百态，陶器反映出人们对于自然和人类自身认识的深入，体现出汉唐文化的人文精神。魏晋南北朝的中国，进入了瓷器时代。隋代，中国窑工烧成了白瓷，隋代这项伟大的成就，改变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以邢窑白瓷最为有名，有“类雪”之誉，开创了“南青北白”新格局。有“诸窑之冠”美称的越窑，在唐代创造了中国青瓷艺术的高峰境界，唐代诗人陆龟蒙曾经写出这样的诗赞：“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他把越窑的青瓷形容为“千峰翠色”，正是对越窑瓷青翠莹润之釉色特点的诗意写照。
宋、元时期的瓷器在工艺技术上达到更高的水平。宋代是中国传统瓷艺达到最高美学境界的时代，也是“玉的精神”和类玉的品质体现得最为深刻的时代。钧、汝、官、哥、定五大窑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使中国在人类制瓷中上登峰造极。它那冰肌玉骨般的素雅、沉静品格，成为后世瓷业执著追求的审美风范。
明清时期的瓷器在宋、元制瓷技术的基础上，达到了制瓷业的顶峰。永乐年间的白瓷洁净如玉、薄如纸，给人以甜美的感觉；永乐年间的青花瓷也很有特色。宣德年间的青花瓷达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明朝在高温单色釉方面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祭红见于成化，鲜红夺目，祭蓝以氧化钴为色料，蓝色纯正。宣德年间的祭蓝瓷尤为精致。清代的瓷器在康熙中后期有所发展。康熙时期的青花纹饰采用西洋画技。雍正、乾隆时期彩釉瓷发展最快，雍正时期以清丽妩媚见长，乾隆时期以富丽堂皇为特点。这期间烧制的仿古窑精品，无论纹饰、造型、款识都达到足以乱真的地步。
追溯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陶瓷产品，陶瓷装饰有两大特点：一类是以适合陶瓷器皿的图案纹样装饰形式；另一类是以中国绘画形式在陶瓷器皿上进行的工艺转换表现形式。人文精神陶瓷艺术装饰形式从唐、宋、元、明、清到现代可分二类：一类是写意绘画，另一类是工笔绘画。这两种绘画装饰形式都是中国绘画艺术发展时期特征在陶瓷产品上的呈现。唐代长沙窑出现釉下彩绘花鸟，正值唐代花鸟画艺术已有相当高水平时期，技法成熟、笔法流畅，一气呵成，自然生动，是唐代民间花鸟画的艺术风格。而宋代的陶瓷刻划的精细都是反映了花鸟绘画风正转化为工细的工笔画的鼎盛时期。也为元青花、明清的陶瓷工笔古、粉彩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陶瓷艺术装饰形式无论是写意还是工笔画都是中国特有的绘画艺术装饰形式在陶瓷上的表现。陶瓷艺术装饰都反映了中国人文画历史性影响，形成了中国陶瓷装饰特有的艺术风格。
陶瓷艺术装饰表现了人物内心纯真的感情和潇洒的风度，使人成为真正优美的形象。中国瓷器还体现了中国人民对历史的尊重。瓷器所表现出的人文精神，反映着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和美好事物的艺术化追求，它不愧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
陶瓷艺术装饰的传承和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如何在传统文化中提取精华，汲取养料，如何在传统和创新中寻找平衡点，不放弃任何新的发展途经正是我们这一代乃至几代陶瓷艺术工作者共同追求的目标，为陶瓷文化的更广泛传播与发展是我们陶瓷艺术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陶瓷艺术装饰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交流起到了一种互通往来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为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让我们共同努力，给陶瓷艺术装饰赋予新的审美理念、新的表达方式，相信陶瓷艺术的明天将更加辉煌。
传统文化的历史篇2
关键词：传统文化儒家教学过程
在历史课教学中，做为教师，要注重对学生传统文化的培养和渗透，这里我所说的传统文化主要是指思想和精神。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交往活动中所积累和积淀下来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各种事物的总和。文化，特别传统文化与教育密不可分，在人类历史中，文化，文明正是通过教育这种社会遗传方式延续下去，又借助人们的不断创新而造成变化，由量变的积累和积淀，而导致质的飞跃、从而形成在质上明显不同的进化着的文化、文明的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一个历史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比较自由，当时的各国有识之士纷纷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是学术大爆炸时期。如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有教无类”，“以直报怨，以德报德”，孔子还编成了诗经；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庄子的“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好面誉人者，亦好背而毁之”；老子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墨子的“非攻”，以及后来韩非子的“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等等，观点有相同相近的，也有相对的，争的不亦乐乎。由此出现了多位对之后中国有深远影响的思想家（诸子百家），例如孔子、老子、墨子、庄子、孟子、荀子、韩非等人。出现了很多学术流派，较出名的有十大家，即儒家（伦理）、道家（自然）、阴阳家（星象占卜）、法家（法治）、名家（修辞辩论）、墨家（科技）、众、杂、农家（农业）等。战争史上出现了杰出的兵法家孙武、孙膑。科技史上出现了墨子，建筑史上有鲁班，首次发明了瓦当，奠定了中国建筑技术的基础。同时此时中国的冶金也十分发达，能制造精良的铁器，能制造精良的战车与骑兵，在农业上出现了各种灌溉机械，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从而为以后人口大大膨胀奠定了基础。历史上出现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
中华文化的源头基本上都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故谓之百家争鸣。此时在中国，百家所倡导的，各有效法，对社会的进步起了不小的作用。此时，孔子的儒家较为醒目。孔子学说要点就是“克己复礼”，就是要复周礼。即使是“周礼”，孔子也在其中加了很多自己的内容。
儒家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宗法伦理思想，这是“礼”的核心内容，宣扬“性善论”。《三字经》的第一句话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孟子也强调“仁义礼智根于心”。“性善论”相信人性本善，崇尚道德修养，依靠道德来对权力进行约束，认为掌权者是道德至善的化身而不会为恶。在教学中，我们不仅要给学生讲历史知识，融会贯通历史学的故事性、可读性，改变烦冗无味、干瘪枯燥的叙述风格，改变条列史实、缺乏见解的思想苍白，而且应该贯彻这种传统文化，达到修身养性、尊尊尚德、沐浴圣化的目的。
总之，儒家的理论基础就在于人的自我控制和自我约束，前提是人性本来是“善”的。不同身份的人有着不同的“礼”，不同的行为规范。
在经典文化教育传播知识的同时，也应注意对学生人文素养的提升。作为素质教育而言，经典文化教育对传统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传承作用。我们的先人为我们留下了难以计数的文化瑰宝，就是现在的人，也未见的能够达到那样的思想高度，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加以传承的精神财富。作为教师，就是要教育和引导学生人人要徇礼守法，遵循相应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秩序，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比如在讲述“百家争鸣”一课时，可以着重的提出孟子。孟子说，当一个国家不仁义的时候，持有正义的一国就可以高举正义之旗，前去讨伐，这一论点同现在国际上那种“人权高于”的观点何其相似乃尔；再比如中华民族在抵御外来入侵时所积淀出的精忠报国精神，与现在提倡的荣辱观也有一脉相承之处。
我们正处在一个科技、经济快速增长的年代，物质文化和财富已然非常丰富，但精神文化却呈现出一种贫弱的面貌，人们迫切要求汲取精神的养料。尤其在外来文化资源特别丰富的同时，如何建构我国的文化基础和文化自信成为迫切需求，这种需求呼唤着对传统文化的复兴。
中国是一个古老文明的大国，文化底n深厚，全民族正朝着全面小康迈进，必须要有相应的民族传统文化内涵做支撑，使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旗帜。因此，必须要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传承下去，真正的基础教育应该是让传统文化成为学生成长的土壤，让一代代青少年都经历传统文化的洗礼，思想上有深度和情感上有广度，努力做到对学生自身的成长成才有帮助。
传统文化的历史篇3
关键词：裕固族传统文化历史渊源
一、回鹘汗国的兴亡
根据新旧《唐书》的记载，回鹘早就在河西有所活动。唐太宗贞观六年（公元632）就有回鹘别部契苾部六千余家在契苾何力的率领下来到沙州，被唐朝安置在甘、凉二州。唐高宗初，回鹘首领婆闰曾助唐平定突厥叛乱，立有战功，唐由此而于总章元年（公元668）迁其有功部落于甘州。武则天时，东突厥复国，进攻漠北回鹘的根据地乌德鞬山，一大批回鹘人遂在其酋长的带领下南奔甘、凉之间，唐取其精骑充赤水军。安史之乱爆发后，吐蕃攫有河西，当地回鹘遂成吐蕃部属。公元840年以后，更有大批的回鹘人自漠北迁往这里。由今张掖（甘州）北出额济纳河（今黑河）、居延海抵蒙古国翁金河流域一线，自古以来就是河西地区与漠北交通的要道。回鹘人沿该道从漠北南来自是情理中事。在河西地区，甘州是回鹘人较为集中的聚居区，此外尚有散布在河西和陇右的诸多部落，见于记载的有贺兰山回鹘、秦州回鹘、凉州回鹘、合罗川回鹘、肃州回鹘和瓜、沙州回鹘等。
甘州回鹘何时立国，学界则见仁见智，说法不一。有的认为立国时间应在公元884年以前，也有人认为是在公元872年，此外还有将立国时间定在公元884～887年之间、890年、894年、895～900之间及10世纪初等多种意见。概言之，至10世纪初期，甘州回鹘国已经建立，并经过不断的东征西讨，基本上控制了河西地区。甘州回鹘政权是一个由多个民族、部落组成的松散联合政权，各部族承认甘州回鹘可汗（姓药逻葛氏）的宗主地位，但内部事务大多还是自主的。统辖的范围包括整个河西走廊，以及北侧的荒原和半沙漠地带，即今内蒙古的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等地。甘州回鹘立国之际正是河西地区强势迭起，民族变迁频繁，战乱纷争的时代。吐蕃之强盛、西夏的崛起、沙州归义军政权的存在，都对甘州回鹘的生存构成极大的威胁。于是，甘州回鹘便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积极发展与中原地区的关系，与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及辽、宋等都建立了良好的政治经济往来关系，特别是同中原地区的五代政府和北宋王朝，以甥舅相称，贡使往来十分频繁。公元1001年，甘州回鹘遣使曹万通入宋朝贡，与之建立了反西夏联盟。此后，甘州回鹘屡屡向西夏发难，给西夏以沉重打击，并从其手中夺取了河西重镇凉州，基本上将西夏势力逐出了河西。
公元1028年西夏发动突然袭击，攻克甘州，甘州回鹘灭亡。各部落四散，有的依附吐蕃，有的投奔北宋，其中有一支退居沙州（今甘肃敦煌）以南，称作沙州回鹘。据《金史》记载，沙州回鹘曾於公元1127年向金朝朝贡，以後便从史书上消失了。11世纪末，在《宋史》出现了黄头回纥的记载，不少史学家认为黄头回纥就是先前的沙州回鹘。
目前的史学家一般都将甘州回鹘做为裕固族正源来看待，由于回鹘汗国的灭亡，使大量的回鹘部族外迁到今天甘、青、新交界处的甘州回鹘，在与蒙古族及其它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中形成了今天真正意义上的裕固族，笔者对已有历史资料的研究和判断，过去了甘州回鹘大约就是今天西部裕固族的前身。
回鹘在河西走廊生存的100多年时间里，在通过与中原的交流中，中原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文化形式、文化思想对它的演变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包含了审美趣味、价值观念、道德规范、、思维方式等，也会以中原文化为载体，悄悄浸润着西部的每一个少数民族，而甘州回鹘的民俗文化也以贡品的形式输送到中原地区。
宋代王延德的《西州使臣记》中记载：回鹘人“善冶金、银、铜、铁为器及攻玉”。其它历史记载中还对回鹘人的兵甲制作工艺和水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些零碎的记录可以看出，甘州回鹘的手工艺水平还是相当发达的。对甘州回鹘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史书上均鲜有记载，所以现在还很难从学术的角度将甘州回鹘的文化传统和历史背景与今天的裕固族之间做一个必然的联系，除了西部裕固族的语言，仅从今天裕固族的文化现象上也很难与过去的回鹘做一个科学的推导。因为，一个民族的形成过程太过于漫长和复杂，其文化习俗的养成也会受到地理、气候、政治以及外部诸多因素的影响。
即使如此，在众多学者专家的辛勤努力下，还是从裕固族现有的许多民族特征和民俗文化上寻找到了大量线索，来证明今天的裕固族与过去的回鹘、突厥乃至匈奴的关系。比如，匈牙利民间故事的情节竟与我国北方少数游牧民族的民间故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尤其和裕固族的民间故事相比较，其共性特征更加突出。在多个关于恶魔莽古斯类型的神话故事中，主要的故事情节和故事中的人物形态都非常类似，而其中的“莽古斯”则是对萨满教精灵神祗的高度概括。匈牙利学者在整理研究民间故事时发现，匈牙利民间故事带有东方的特征。一些学者认为，匈牙利民间故事中最古老的成分可以追溯到与东方萨满教有关的一些传说中。另外，在语言、民歌方面，双方还有许多的共性。匈牙利音乐家巴托克很早就意识到了其民间音乐与中国西北方古老民间音乐的之间的关系。音乐家柯达依在他的著作《论匈牙利民间音乐》一书中指出：“时间虽然可以模糊匈牙利人在容貌上所具有的东方特征，但是，在音乐产生的深处——心灵深处，却永远存在着一份古老的东方因素，这使匈牙利民族和东方民族之间有所联系。”今天对古突厥语的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尤其是西部裕固族与突厥和匈奴的关系。
二、东迁
东迁是促使今天裕固族形成以及其民俗文化形成的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裕固族民歌唱到：
说着唱着才知道了
我们从西至哈至来的人
西至哈至迷失了方向来的
千佛洞万佛峡来的
青头山底下住下了
祁连山可爱的山
我们是从远处迎着太阳光来的
……
传统文化的历史篇4
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已经深深地融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成为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在受到西方文化冲击的背景下，被重新审视的同时，也正在被逐渐淡化，这在生长于新时代的青少年身上体现的较为明显。由于历史课程的教学目标以及内容等方面与传统文化联系紧密，自然更多的承载了传统文化教育的责任。针对中学生传统文化相对缺失的现状，在中学阶段应加强传统文化教育是毋庸置疑的。本文以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儒家文化为例，根据历史教学以及儒家文化的特点，为教师提出相关教学建议，希望能够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帮助学生对儒家文化更甚至传统文化有一个更加清晰地了解。
1.善于利用史料教学
史料教学指"在历史教学过程中，教师指导学生对相关史料进行处理，使学生自主的从材料中获取历史信息，并利用这种信息完成对历史探究的教学方式"，这种教学技能在历史学科教学中是不可或缺的。
历史教科书所引用的史料是应该首先被重视的。例如，在讲解分封制（封邦建国）的这一知识点时，有人选取这样一则补充性史料："（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对比其原文可知其并未引用完全，在"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后应当还有"而天下不称偏焉"。被省略的"而天下不偏焉"的意思是周公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其中五十三个诸侯都属于周王家族姬姓的这种情况下，天下的百姓并没有说其偏私。而讲解者引用这则材料是为了解释周朝的分封制度，所以截取了原典的一部分。但是历史知识是整体系统的，历史学习的过程并不能只局限于一个知识点的学习，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适当地延伸，帮助学生全面的学习历史知识，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
2.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中提到"普通高中历史课程的设计与实施有利于教师教学理念的更新，倡导灵活运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和方法，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创造必要的前提条件"，因此，在讲解儒家文化内容时，也应采取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的方式。
对比教学法在历史教学的应用有助于培养学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的推理能力以及透过现象找出本质差异的分析能力。将儒家学派不同时期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进行对比，能够使学生了解不同时期儒学特点，了解儒学发展的历程，把握其发展方向、规律。例如，对比孔子、孟子、荀子，则可发现关于"仁"的学说由"爱人"到"仁政"到"仁义"的过程，民本思想由"为政以德"到"民F君轻"到"君舟民水"的过程，这是"仁"和"民本"思想不断发展的结果。伦理观"性相近""性本善""性本恶"的差异，体现他们对人性的不断探索与反思。将同一时期儒家学者的观点与其他学派的观点进行对比，能够让学生们发现儒家文化侧重点。但是不论是采用以事带人还是以人带事的教学方法，在讲述人物时都需要与史实相结合，完整展现人物的积极面与消极面，不能够根据教师个人主观意愿对积极或者消极面加以隐藏，做到客观的评价历史人物，这也是史学精神所在。
3.善于开发教学资源
除了历史教科书外，一些历史音像资料、历史遗存以及社会时事，都能够成为教学的重要资源，使课堂富有生趣，贴近生活，使教学内容更容易让学生理解。尤其在讲述儒家文化时，学生很难设身处地了解几千年之前的思想文化，而历史音像资料以及历史遗存能够给予其视觉效果，让其更快的进入预设的历史情境。社会时事与儒学的衔接可以加深学生们对儒家文化知识的了解，同时也能让学生认识到其现代价值。
传统文化的历史篇5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传统文化；新文化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指导地位，而传统文化是我们的精神之源和民族之魂[]。正确把握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本文试图从历史与逻辑的视角，探求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以期把握中国文化的未来走向。
一、冲突与对立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传统支配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祖先曾经认为文化的基本内涵是不变的，我们的任务仅是向圣人学习，所能做的不过是损益性的工作。在近代启蒙运动中，人们才真正意识到传统的存在，渴求创新，表现出冲破传统的欲望。他们把传统与落后、无知、迷信相联系，看作科学和进步的对立物，认为一切都应该放到理性的法庭上审判。启蒙运动所激发的创造和创新精神，成为近代社会进步和发展的力量源泉。当它作为一种文化伴随着西方列强入侵传入中国时，强烈地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犹如“天崩地裂”之感。尤其文化的命运与民族危亡联系在一起，激起了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对传统的猛烈批判，形成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以进化论为武器，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认为“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因此，中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尤其是纲常名教，儒学和礼教首当其冲。吴虞说：“孔二先生的礼教讲到极点，就非杀人吃人不成功，真是残酷极了！……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尊孔与反孔，不仅反映了传统与反传统之间的论战，而且被看作保守与进步、民主科学与愚昧落后之间的较量，上升到民族危亡和国家兴衰的高度。
与新文化运动相伴随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的扩大。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但在初期，它的影响力非常小，仅限于一些学者的简单介绍。而在新文化运动中，伴随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涌入，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上得到迅速传播，尤其是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的爆发，使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看到了新的社会力量。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九二年冬天，我第一次在政治上把工人们组织起来了，在这项工作中我开始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革命历史的影响的指引……到了一九二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马克思主义是在新文化运动中，作为一种“新文化”被提出的，又是作为“现实的革命力量”而受到重视，它激励了中国知识分子，以马克思主义来投身于现实的政治运动，重塑中国的政治形态。
由此可见，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发展与对传统的反思与否定，是相反相成的。新文化运动反传统文化的立场，为各种西方社会思潮的滋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而俄国十月革命和，最终促成了中国激进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因此，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形成初期，无形中造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对立与冲突。而且，无论是北洋军阀政府，还是1927年叛变革命的政府，都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洪水猛兽。为了对抗马克思主义，他们都提倡“尊孔读经”，搞文化复古主义，进一步加剧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张和对立[]。
二、批判与继承
资本以其强大的驱动力，突破了地域、民族、国家的界限，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扩张，形成了资本主义、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之间复杂的关系。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相结合，促进了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崛起，迅速积聚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由于资本的本性，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造成了对内的剥削压迫，对外的侵略扩张。由此，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形成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运动，在落后国家则出现了以民族主义为圭臬的独立运动。其对资本剥削压迫的共同诉求，则在一些落后国家促成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中国20世纪初反对西方列强侵略、追求民族独立的社会运动，恰恰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历史条件。之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标志，新文化运动转变为政治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成为革命的需要。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现实斗争的需要出发，站在民族的立场上，运用阶级分析法，承接新文化运动余绪，对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进行了新的批判。说：“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笔者认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可以区分为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否定性批判，即从意识形态的立场出发，否定传统文化，主张文化革命，建立新文化。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来的马克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对传统文化中意识形态的内容，采取了彻底否定和批判的态度。他们认为，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的封建文化，是为历代帝王服务的官方哲学，是地主阶级进行封建统治的工具，因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批判。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去的血汗。”[]他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看作“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当传统文化与其意识形态功能联结在一起的时候，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被放大，一切传统和习俗都被看作消极的、落后的、愚昧的。在“”中，由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而导致对历史文物的焚毁，对传统习俗的破坏，对固有伦常的冲击，都与这种意识形态立场上的彻底否定存在密切关系。
第二，分析性批判，即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的研究。这种分析性的批判，始于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论战。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碰撞中，许多学者认识到，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不能停留在宏观的叙事，必须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在这一研究过程中，多数学者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先进的、有活力的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则犹如化石一般，是分析和批判的对象，只具有历史的价值。这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郭沫若，他先后撰写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著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尤其是先秦思想文化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性批判。正如他在1950年《十批判书》改版后记中说：“我所采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我仿佛抬举了先秦儒家，因而也就有人读了我的书而大为儒家扶轮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儒家在历史发展中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是事实，但它的作用老早变质，它的时代也老早过去了。这和爬虫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的一样，我们今天虽然在研究恐龙，珍惜恐龙的骨化石，乃至有时颂扬它的庞大，但有谁会希望恐龙夫子再来作一次生物界的主人呢？”[]
第三，继承性批判，即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相结合，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发展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从文化的视角来看，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要了解中国国情，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马克思主义也必须与中华民族独特的民族气质、价值观念、心理结构、思维特性相结合。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既是真正的共产党人追求民族独立、寻求国家富强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从社会现实问题入手，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分析，深入到历史层面，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要性。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个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在这里，承认了传统的价值，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重要性。正如学者所论述，思想本身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思想。如的军事思想对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多有继承和吸收，大量引用中国古代典故。最具典型意义的是把中国革命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相结合，写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著作《矛盾论》和《实践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否定性批判、分析性批判、继承性批判，共存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碰撞、交流过程中，逐步达到融合的逻辑进路。
三、融合与创新
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认为，传统“就其最明显、最基本的意义来看，它的涵义仅只是世代相传的东西，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在希尔斯看来，传统可以是物质实体，如建筑物、纪念碑、景物、雕塑、绘画、书籍、工具和机器，也可以是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惯例和制度，即“人类所成就的所有精神范型，所有信仰或思维范型，所有已形成的社会关系范型，所有的技术惯例，以及所有的物质制品或自然物质，在延传过程中，都可以成为延传对象，成为传统。”[]因此，在这种意义上，传统和广义的文化概念是一致的，只不过它是在传承中显现的文化。它以某种内在的价值观念为基础，外显为具体的行为、实物或范型。它是人类行为、思想和想象的产物，是指向过去的文化创造，并且被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所以，传统是一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延续到现在的文化，是历史保持连续性和同一性的根据。文化的发展是历史性的，但文化总是作为共时性的东西展现于人们面前。随着文化的积累和沉淀，在一定的区域和范围内的传承，逐渐形成传统文化，它是文化的历史性与现时性的聚合。否认传统文化的价值，不仅会形成民族虚无主义，也无法凝聚民族力量；而固步自封，盲目排外，拒绝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不仅会使我们的传统文化丧失活力，也无法真正实现文化复兴。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包容性和开放性。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争鸣，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不同的学术流派相互批驳辩难，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汉代以降，儒学独尊，但诸子百家的思想并没有湮没。及至魏晋时期，儒道相融，形成了中国文化的新高峰。其后，佛教作为外来的思想在中国获得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在隋唐时期形成儒、释、道三教并立的格局，佛教思想与中国本土思想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宋明时期，儒学借鉴、吸收佛、道二教思想，构建了自己的本体论和工夫论，促进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近代以来，儒学丧失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独尊地位，内忧外患，西方思潮涌入，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对传统文化批判的过程中，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
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应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从文化视角来看，马克思主义首先是西方文化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它对西方历史文化传统及其面临的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把握，它吸收了包括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当时西方主流的社会思潮和思想学说。这些思想学说不仅是当时西方最先进的思想文化，而且隐含着自古希腊以来的西方历史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也是中国人藉此深入了解认识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介绍、学习及反思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逐步深入到了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了解到西方人的历史传统，认识到近代西方面临的社会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至少包含两方面的含义：首先，中国传统文化应当接纳马克思主义，丰富自己的内容，实现自身的现代转换；其次，马克思主义也必须融入中国传统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民族的形式，获得民族的内容，成为民族的精神。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从一种社会思潮转变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知识结构，促进了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转换。有学者认为，中国文化体系的基本形成，至少在话语体系、哲学理念、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文化、大众文化等五个方面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也形成了新的文化传统，在器物层面上有革命烈士纪念碑、纪念馆、故居、革命圣地等，在制度层面上有民主集中制、人民代表大会制、统一战线、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等，在思想层面上有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等。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中国文化已经被深深地烙上红色印记。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具有必然性。
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的过程中，遭遇中国传统文化，大体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伴随新文化运动，在对传统批判、否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第二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当时的知识分子，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现实的过程中，逐渐深入到社会历史文化层面，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方法论，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另一方面，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第三阶段，随着冷战的结束，文明冲突与意识形态斗争相互交织，中国文化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始回归传统，重塑民族精神和价值观。因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是历史和逻辑的统一，只有在历史中才能认识其必然性，只有在逻辑上才能把握其未来走向。
thehistoryandlogicofmarxismand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
ZhangLian-wei
（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BeijingForestryUniversity，Beijing，100083，China）
abstract：inhumansocietycultureisacommonphenomenonastheembodimentofhumanactivitiesandachievements.theaccumulationofcultureformsthetradition，anditisthepolymerizationofthehistoryandrealityofculture.marxismspreadinChinaaccompaniedwiththeprocessofnegationandreflectionoftraditioninnewCulturemovement，whichbecomingimportantpoliticalpower.Chinesemarxcriticismthe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bystartingfromtheneedsoftherealitystruggle，standinginthepositionofournation，usingthemethodofclassanalysis，inheritingthenewCulturemovement，andinheritinginthecriticism，developingininheritance，graduallyrealizetheintegrationandinnovationofmarxismand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thetoleranceandopennessof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isthebaseoftheadaptingmarxismtoChineseconditions.andthespreadofthedevelopmentofmarxisminChinabringprofoundinfluencetoChineseculture，andpromotingthemoderntransformationof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thecombinationofmarxismandChinesetraditionalcultureistheunificationofhistoryandlogic.onlyinthehistorycanwerecognizeit’snecessityandonlyinthelogiccanwegraspit’sfuturetrend.
Keyword：marxism；traditionalculture；new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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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历史篇6
摘要：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建筑拥有悠久的历史，在其漫长的发展历程中，产生出大量具有鲜明艺术特色的建筑作品，牌坊便是其中之一，它作为中国传统建筑及造型艺术领域重要的组成部分，展现出了深远的艺术、文化及社会意义。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究这一古老建筑的起源发展、历史文化以及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关键词：牌坊建筑文化形式美
中图分类号：J59文献标识码：a
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将林林总总的事物熏陶得流光异彩，折映出自己的博大精深，“牌坊”文化即是如此，它乃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国和世界华人地区所独有的标志性建筑。千百年来，牌坊历尽沧桑、饱经风雨，背负着一段段沉重的历史佳话，巍然屹立于中华大地之上。它独特的建筑艺术魅力，像一首动人心弦的诗、一段发人深省的哲理、一曲慷慨激昂的赞歌。它是文学、艺术的载体，以雕刻、书画、诗词为装饰，以几何形体为造型，抽象地表现建筑的艺术气氛以及结合各种文学艺术形式再现生活之情景，它的精神功能和历史文化、艺术价值远远大于它的物质功能和使用功能。
一牌坊建筑的起源与历史发展
牌坊古称“绰楔”，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门洞式建筑，长久以来，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它都被认为是古老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和标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关于牌坊的起源可谓众说纷纭：有的说起源于汉代，有的说始建于唐代，还有的说起于宋而盛于清……”牌坊在中国历史上始于何时，它究竟是怎样产生、演变和发展起来的，这是我们研究牌坊文化首先要弄清的问题。牌坊不论置于建筑群的前面，还是屹立在通衢大路，始终离不开作为大门出入的特点，这是不争的事实，它与甲骨文中的“门”字又十分相似。因此，我们可以就牌坊这一特点追溯它的起源与发展。
1衡门之说
人类文明初建之时，可谓步履艰辛，先有古人的穴居、巢居，而后逐渐迁至地上，建立相对独立的居所形成聚落。在此过程中，人们为了内守外防，随之产生了房门、院门乃至城门等各种形式的门。据史料记载，这种大门在早期称之为“衡门”。《诗经・陈风・衡门》载：“衡门之下，可以栖迟。”宋《营造法式》中对“衡门”的解释为“横一木门，而上无屋，谓之衡门”。朱熹释：“衡门，横木为门也。门之深者，有阿塾堂宇，此惟横木为之。”在古汉语中“衡”通“横”，因此衡门亦可写作横门，是指左右两根立柱上架一根横木而构成的简易的门。唐颜师古注：“衡门，谓横一木于门上，贫者之所居也。”陶渊明《癸卯岁十二月中作》诗载：“寝衡门下，邈与世相绝。”出入衡门，衣着随意，寓意简朴、清贫，往往被用来渲染远避仕途的生活氛围。所以，古代将简陋的房屋亦称“衡门茅屋”。
就史书所记载的衡门之结构，显然已具备构成牌坊的基本要素，堪称牌坊的原始雏形。20世纪30年代，刘敦桢先生在《牌楼算例》中说：“牌楼之发达，自木造之衡门……”因而，从“衡门”的历史记载出发，《诗经》成书于春秋时代，大抵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作品。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衡门”在春秋中叶即已出现。
2里坊制
我国从春秋战国至唐代，城市都采用里坊制度。汉代称“里坊”为“闾里”，闾里制度是里坊制度的前身。闾里之制沿袭至东汉末年，北魏时期改“里”为“坊”，《魏书・世宗本纪》有“景明二年（501年）九月丁酉，发畿内夫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的记载，说明此时已称坊。随着朝代的更迭，“坊”的名称也随之变化，但作为聚居基本单位的内容并没有改变，后期为避免混淆，将“里”、“坊”统称为“里坊”。唐代长安，除宫城外，城区分割为108个里坊。“坊”与“坊”之间有墙相隔，坊墙中央设有门，以便通行，称为坊门。
从唐代晚期开始，这种封闭式传统的里坊制度严重阻碍了商业活动的进一步发展。人们不顾里坊制度的约束，“侵街打墙，接檐造舍”，与里坊制度抗衡，商业活动不再局限在规定的“市”内进行。随着商业活动的进一步活跃发展，“侵街”现象越来越严重，原有的城市布局被打破。到了北宋中叶，手工业、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使矛盾加剧。宋太祖于乾德三年（965年）废除夜禁，宋仁宗下令拆除坊墙，里坊制度从此崩溃，宋都城汴梁开始临街设店，坊墙纷纷被拆除，但位于干道上的坊门却被保留了下来，只是门扇被拆除了，成为跨街而立的不连墙体、没有门扇结构的独立坊门。当时，为了便于管理，城市中仍把若干街巷划为一个区域，这些区域以原先保留下来的或新增建的横跨街巷而立的坊门的名字作为本区域的名称，称为“某某坊”。封闭的里坊制逐渐由开放的街巷制所取代，宅店、酒楼大量沿街兴建。这一改变标志着随着城市结构形态的重大转变，坊门在城市中确立了新的地位与功能。这种自成一体的独立牌坊既有标识作用又有装饰作用，因此，除了建造于坊的干道上外，还越来越多地建造于庙宇、陵墓、祠堂、衙署和园林的入口处，成为这类建筑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
3乌头门和棂星门
隋唐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的繁荣，人们对坊门的建造也就逐渐讲究起来。人们将产生于原始时代、到隋唐时已演化得雕工相当精致华贵的华表柱移植到了坊门上来，即一根横梁（额枋）将两根高过门顶的华表柱连接起来，其间设门扇，形成一种新式的“门”。由于两根立柱的柱头用乌头作装饰，故称“乌头门”，以后亦称为“棂星门”。
乌头门的图形与做法在宋代李诫的《营造法式》中有明确记载：“造乌头门之制，高八尺至二丈，广与高方，若高一丈五尺以上，减广不过五分之一，用双腰串，每扇各随其长于上腰，中心分作两分，腰上安子棂子，腰华以下并安障水版……”乌头门华贵庄重，气势威严，当时有权势的大户人家纷纷用作建造府第大门。此外，李诫的《营造法式》中还曾记载：“其名有三，一曰乌头大门，二曰表，三曰阀阅，今呼为棂星门。”“乌头门”既是牌坊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又作为牌坊的一个分支保存延续下来。自宋代以来，乌头门一般被用于文庙、道观、陵墓等庄重场合的正门。
清袁枚《随园随笔》指出，棂星门为“灵星门”之讹，棂星，即灵星，今称之为天田星。北宋时，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年）营建用于祭天的“郊台”设置了“灵星门”。宋景定年间，始移于孔庙，其意图为尊孔同尊天，故见门形如窗棂，写作“棂星”。自宋代开始，乌头门已逐渐被棂星门所代替，棂星门越来越多地建造于庙宇、衙署和园林之入口处。棂星门中作法较简单的称栅栏门，北京至今在前门地区还有“大栅栏”的地名。
4牌坊与牌楼
牌坊又称牌楼。其实，两者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牌坊没有“楼”的构造，即没有屋顶，称“楼”是着眼于造型华美的飞檐瓦顶，这些瓦顶，工匠们称之为“楼”。牌楼，由于融入了中国古代建筑造型中最具特色的屋顶后，变得更加精美华丽且富有变化，屋檐有单檐或重檐，有起一楼或三楼，屋顶有庑殿顶、歇山顶或悬山顶，檐下的斗拱有普通斗拱或如意斗拱，种种类型，层出不穷。
关于牌楼形制的起源，梁思成先生在《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一文中指出，以敦煌北魏诸窟中的阙形壁龛为论据，提出北魏时的连阙（两阙间架有屋檐的阙），是阙演变为牌楼的过渡样式，“连阙之发展，就成为后世的牌楼”。阙，最初见于春秋时代，古礼记载“帝王宫门立双阙”，即在宫门两旁高台上筑起楼观，一是显示帝王威严，二是供守卫巡视。随后演化为“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成为显示官爵、区别尊卑、崇尚礼仪的装饰性建筑。至汉代，阙已非宫门专有，祠庙、陵墓、官宅都建起阙，作为铭记功绩和装饰之用。就此特点，我们也可以将“阙”看成是牌坊形制的原始蓝本。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概括地梳理出一条清晰流畅的脉络，即牌坊起源于“衡门”；“衡门”加上门扇后形成坊门；一部分坊门经过发展吸取了华表的形制特点，将坊门两侧立柱改换成高耸而华美的华表柱，形成了“乌头门”或“棂星门”，另一部分坊门吸取阙的形制特点，产生有屋宇式结构特点的牌楼。随着城市的发展，坊墙拆除，坊门临街而立保留下来，形成独立的坊门，最后随着历史逐渐演变为我们现今所看到的牌坊。
二牌坊的文化意义及对当代社会的影响
牌坊起初是作为建筑的附属品及装饰品而出现的建筑单体，在经过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其样式发展到明清时期已成为了一种纪念和装饰的象征。而这些内涵和象征，主要是通过牌坊上雕刻彩绘的各种图案花纹，用隐喻手法表现出来的。如：蝙蝠，因“蝠”字与“福”字同音，因而成为好运和幸福的象征，人们常常以五只蝙蝠组成图案雕绘在牌坊上，以示五福临门；鹿与“禄”字同音，象征高官厚禄、升官晋爵；荷花、牡丹、如意等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花卉和器物也常被刻绘在牌坊上，表达吉祥、如意等丰富内涵。这也是老百姓对人生理想的一种物化反映，蕴含了百姓对家庭祈求平安、对人生祈求富贵、对生命祈求长寿的吉祥观念和美好夙愿。此外，牌坊不仅是装饰纹样的一个重要载体，也是封建“礼制”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强大的“礼制”规范中，牌坊被印上了“礼”的烙印，在“礼”的制约下，牌坊的装饰性被打上了礼制文化的印记。这种寓意的牌坊既是我国古代封建礼制、封建传统道德观念的产物，也是其物质形态的表现。
牌坊文化不仅仅是指它的装饰与美化，而是人们心理结构深层意识的表现；它不是单纯的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和继承，而是对优秀文化真谛的认识与弘扬。中国牌坊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造型语言，它的象征寓意以及相关的传统风俗至今仍被广泛流传。牌坊文化的发展是与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是有机地渗透到传统文化的系统之中。从历史文化到建筑形式，从雕刻纹饰到材质的运用，从个体形象到群体布局等方面，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古代的文化内涵、传统礼仪、伦理道德、理想追求等在牌坊文化上的反映。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社会财富的增长和物质生活的满足，人们对精神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特别是大、中、小城市和乡镇的市政建设，以及各名胜风景区、保护区的开发，使得牌坊这种独特的建筑样式重新受到各界重视，各种风格的牌坊不断涌现，古老的传统建筑文化与艺术形式在当代中国得到了重生。现代社会建造牌坊的两大特点为：1、传统风格的牌坊得到了发扬，风格多样，体量趋大，材质及施工工艺更具现代化，甚至融入了西方文化元素。2、传统功能发生改变，即由原来的表彰、颂扬、教化功能转化为装饰、美化、标志等功能。今天，我们所建牌坊已然不受过去森严等级制度的束缚，除建于寺庙、祠堂、旅游景区和村口桥头外，还用于宾馆、饭店，商场等各式娱乐场所的门脸设计。
牌坊文化不仅仅是通过它的装饰来体现，更重要的是牌坊表达了人们心理结构深层意识的物质形态。从历史文化到建筑形式，从雕刻纹饰到材质的运用，从个体形象到群体布局等方面，不同程度表现了古代的文化内涵、传统礼仪、伦理道德和理想追求。牌坊文化的发展与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是有机地渗透到传统文化的系统之中。
千百年来，牌坊作为建筑艺术中一朵奇葩，屹立于中华大地之上，其独特的文化内涵，深远的传播意义，无不影响着我们后世子孙对中国古建筑的理解和热爱。其精美的装饰艺术，再现了中国古代意蕴深刻、充实饱满的建筑之美。其强大的精神与物质功能不断衍化、发展，从最初的控制出入的大门，逐渐发展为助工立意、彰显吉祥等纪念性。这些文化意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及古人思想观念的变化，其意义是深远的，它的文化和光芒还将继续被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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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的历史篇7
一、学校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1.文化传承及创新的需求
任何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都离不开本民族的文化，对新时代的中学生而言，他们增长见识、认识社会的途径主要靠学校的教育，而这种教育处处凝聚着传统文化的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五千多年来的文明传承，就是中华民族特色文化形成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具有广泛的现实基础和极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翻开高中历史新教材，我们不难看出，历史知识包罗万象，既有常识层面，也有道德价值与人生意义层面，更有国魂与民族魂层面，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就蕴含其中，它是在中国特殊的经济模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等条件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文化积累，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中，而这个文化形式，包括其思维的方式、知识的构成、价值观的形成、道德伦理、行为方式等。经过历史的变迁，这种文化已经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和人们思想行为的巨大力量，并对我们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早在先秦时期，我们的民族文化就像一股清泉从混沌的世界中涌出。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汉唐盛世，中国文化已走向成熟。这种兼容并蓄、对外开放的文化精神，集中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诸如强调家国情怀、推崇仁义、提倡人际和谐等观念均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石，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在人生的定位、精神的归属方面，仁、义、礼、智、信等传统价值观依然是我们重要的精神财富。仁爱、敬诚、信义、廉耻等价值观在当下和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中，仍将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传统伦理经过时代的变迁与我们自觉地批判继承，与现代化新的伦理价值整合起来，有助于新时期，新形势下的和谐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其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
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新中国新时期的未来的主人，中学生肩负着继承历史遗产，传承历史文化的重任，要将优秀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同时，还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2.培养中学生理想人格的需要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对于引导新形势下的中学生准确地、全面地认识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传统，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坚定不移地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国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信念和理想，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当代中学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取海量信息，他们的思维活跃，个性较强，注重个人理想和自我价值的追求。但有些学生不关心政治，社会责任感和集体意识不强，缺乏合作和奉献精神。这种缺陷与近代以来传统文化教育的缺失有关。从到后来的一些政治运动，特别是“”，传统文化屡遭批判，在那个年代，传统文化甚至都没有得到肯定和传承，其主流意识得到否定。所以，面临现在不少中学生的道德感下降，信仰迷失的现状，要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的教育，让他们在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学习过程中，可以长知识、明是非、知荣辱、辨善恶、促发展，从而培养理想人格。
二、在历史教学中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
中学生的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获取的。因此，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教师应系统梳理、归纳和总结关于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注意挖掘其精神内涵，并以此为载体对学生进行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教育。
1.关于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发扬
要把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伟大的民族精神发挥出来，激发中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培养中学生的民族自信心。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对于中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意义非凡。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宁可投江而死，也不愿使清白之身蒙受世俗之尘埃，其爱国之情令人敬佩。而这种理想和胸怀对于广大中学生来讲，都是无比珍贵的文化传承。我们也要以这种伟大精神来教育学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培养他们为伟大民族奋斗的理想，帮助他们树立坚强的意志，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贡献自己的力量。
2.关于家庭的伦理道德风尚的倡导
从古到今，中国人都十分重视礼义道德。《三字经》就很注重家庭观念。九族之间的关系不仅是血统的承续关系，更是一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在家庭中，每个成员都应该认识到自己的长幼尊卑地位，以及自己应负的责任和义务，家庭成员之间要礼貌相待，和睦相处，这样的家庭才是幸福的家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如果每个家庭都能和睦相处，社会也必然安定了。所以健康的“家庭”观念对学生健全人格和良好品质的培养有着重要作用。
3.弘扬传统理想人格
儒家思想博大精深的文化品格，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比如：学生在学习必修三“中国传统主流思想的演变”这一专题内容时，除了需要掌握儒家思想的核心价值观，发展脉络及其阶段特征、代表人物、思想主张等知识外，还要挖掘其精神内涵、现实意义及时代价值。儒家思想讲求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它既可以内化为人们的思想观念，又能外化为人们奋发进取的行为。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以民为本、仁者爱人、为政以德等思想对当今时代有着重大意义;儒家的和合思想和义利观契合当今人与自然、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可持续与和谐发展。
历史教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价值展示出来，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价值观、用历史意识和发展的眼光重新审视和评价，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多元开放的心态，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让学生从中体验和感悟中国传统主流思想对人的成长和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全面深刻影响，从而掌握知识，升华思想，培养理想人格。
三、多渠道扎实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1.多种教学方法渗透传统文化教育
鉴于历史学科的特点，史论互证法、问题探究法以及情景教学法有助于传统文化教育的有效开展。
（1）史论互证法。历史教学注重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原则。在讲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应有说服力强的历史事实加以证明，才可能让阅历不深的中学生乐于接受，进而转化为他们热爱祖国、热爱生活且完善人格的行为。从而实现传统文化时代价值，真正发挥历史教学的史鉴功能。
（2）问题探究法。通过问题导引，要求学生在自主学习和合作探究中感受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体验学习乐趣，陶冶情操。比如：在学习儒家文化时，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阅读《弟子规》，并要求学生在阅读的过程中结合自身的学习生活情况进行反观自省，找出自身优点和不足，并谈谈切身感受，以此规范自己的行为，养成良好的学习和生活习惯。
（3）情景教学法。在学习人民版必修三“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专题内容时，不妨将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艺术表演的视频展示给学生，通过一幅徐徐展开的巨大画卷展现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在这一长卷上，中国文化从历史深处流泻而出：造纸术的发明被融汇于中华文化的“文房四宝”―笔、墨、纸、砚的艺术表现之中。无论是活字印刷的表演，还是孔子三千弟子的吟诵;无论是木偶京剧的喜悦之声，还是丝绸之路的艰辛之旅;无论是“清明上河图”的恢宏大气，还是“春江花月夜”的轻盈动人……这些古代中国的灿烂文明以此种方式展现给世人，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科技的完美结合，让国人骄傲。学生在观看视频的过程中，能够直观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高度文明和深厚底蕴，从而产生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
2.诵读经典，感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陶冶师生情操
教师要在平时的历史教学中，经常向学生推荐经典读物，让学生通过诵读经典，感悟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精神内涵，并内化为自觉的行动。
3.学校、家庭和社会形成合力，共同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除课堂教学这一主渠道外，还要引导学生走进社会、回归家庭，以家庭生活为载体，引导他们回归生活理解历史。
传统文化的历史篇8
关键词：《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传教士；异质文化；冲突；适应策略
作者简介：蔡骐，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长沙410081）
刘嘉佳，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旅游学院讲师（湖南长沙410081）
鸦片战争以前，国人面对的是陌生的西方，西人面对的是闭塞的中国。清朝统治者厉行禁教，然而西方传教士却正致力将传教活动由南洋一带向中国内陆扩张。广州在开埠以前已成为西方传教士活动的据点之一，他们采取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公开或隐蔽地在这里印刷宣传品，吸收信徒。1833年8月1日，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在此创办了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著名学者戈公振曾说：“此报发刊于中国境内，故我国言现代报纸者，或推此为第一种。”？q？作为中国境内第一份中文报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中国报刊史、新闻史和出版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r？。
笔者在此处关心的问题是，在厉行报禁、教禁的清王朝，这份由外国人创办的中文报刊究竟是如何诞生的？传教士为什么选择创办中文报刊？为什么该刊会在此时创办？创刊地点又为什么会在广州？中西文化会面时，彼此之间会发生怎样的纠结和拉扯？本文针对《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刊背景，从时间和空间这样两个维度观察清代前中期新闻传播体系创构过程中国家和民间场域的互动，并讨论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社会、宗教和科技方面的矛盾与冲突，以观照跨文化融合过程中异质文化的适应过程。
一、自由迷失与理性启蒙：舆论钳制下的新型媒介渗入
当中国社会步入19世纪时，虽然清政府仍恪守“闭关”的外交政策，仅留广州一口通商，然而中外贸易往来却方兴未艾，西方商品开始通过广州口岸大量涌入中国。曾有人对外国入华商品的总量作了大概估计，“若大泥羽毛哔吱铜锡绵花苏木药材等类，每岁约值千万金”？s？。与此同时，英国对华的鸦片输入量激增。1800到1818年，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每年不超过四千箱（每箱约重140磅）？t？；1820至1824年间，增至平均每年7800余箱？u？；1830年增至20188箱？v？。起初，由于吸烟所费不赀，吸烟人往往是富有的绅士、中央政府的官员（有人说吸烟者占五分之一）、衙门胥吏和士兵？w？。到了1819年，白皮土（麻尔洼）和公班土（八达拿）的互相竞争使得鸦片烟价格下降，吸食鸦片靡然成风。如黄爵滋在奏折中所述，“嗣后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吏，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为市日中。盛京等处，为我朝根本重地，近亦渐染成风。”？x？英国鸦片贩子泰勒也曾这样描述他的生意，“鸦片象黄金一样，我可随时卖出。”？y？鸦片成为英国烟商攫取暴利的源泉，其交易的d旺也促使英商鸦片走私愈演愈烈。据史料记载，“各国夷船每将鸦片烟私行夹带来粤，奸商人等从而贩卖渔利”，然而，“大伙小贩，到处分销，地方官并不实力查禁”？？？，“有一种匪徒，练习快蟹船只，飞行海面，为夷人远私偷税，贿通兵役，朋比为奸”？？？。这说明，鸦片贸易还助长了清王朝官场的腐败，全国上下看不清时局，迷失了方向。不过，士大夫中仍有关心时务者敏锐地感到这种来自外洋的压力，于是，频发议论，“禁用洋货”、“论洋害”，曰“近惟英夷，实乃巨诈，拒之则叩关，狎之则蠹国”？？？，“洋与吾，商贾皆不可复通”？？？。在英国烟商看来，士大夫们为清政府开出的这些“良方”对于鸦片贸易却可能是一剂“毒药”。他们依靠鸦片走私才迅速扭转了几个世纪以来对华贸易的逆差，只有这种格局长期维系，他们在华的经济利益才能得以延续和扩大。如此一来，刺探清政府的政情对英国烟商来说变得异常重要。
清朝廷主要的政事信息多以宫门钞、皇帝谕旨和臣僚章奏记载，通过清代官报刊发。官报又称“邸报”，只传“朝廷之政事，不录闾里之琐屑”，主要在官僚机构内部流通，阅邸报者为“学士大夫居多，而农工商贾不预焉”？？？。该报不以盈利为主旨，为官员们明悉朝政服务，由驻京提塘负责抄传发行，驻各省省会的提塘负责京省之间官报的传递。然而，为了发行便利，各提塘均有公设报房，“各提塘官让某个特定报房印制其预算支持的报纸。当时的报纸监管是松散的。”？？？于是，后来有为提塘报房抄录刊刻“邸报”之人从提塘分离出来，自办了民间报房，他们通过翻印由提塘传发的官报赚取利润。这就是报房京报。有史料记载，“有南纸铺名荣禄堂者，因与内府有关系，得印《缙绅录》及《京报》发售，......贩于西北各省，......销行颇易。”？？？报房京报的外销说明，随着中国社会的态相和时序愈发畸形，无缘官报但渴求获知朝政动向的平民百姓正在不断增多，民间社会对新闻的需求变得强劲。“道咸之间，有所谓良乡报者，......然良乡报价贵，不易得阅，......于是省中之提塘又买良乡报而翻印售卖矣。”？？？然而，由于清政府实行严格的报禁，掌管和控制新闻的机构仍然是官府，“朝廷每天公布官报中的政事信息，以供给民间报纸之需，唯一的限定就是报纸必须逐字记录朝廷事宜并以规定的形式发行。......朝廷专门设立了一个监察和报告行政违法的审查机构。”？？？所以，这些民办报刊不论是外销的报房京报还是翻印的“良乡报”，都只准刊载朝廷允许的科抄事件，没有自采新闻，亦不许自由表达舆论。民报与官报传播一统的局面反映出清朝报刊不过是政府控制下的用以教化和维护政体的工具而已，只是京报在基层的纵深传播和读者层次的增加意味着不同的文化群体可能已经出现。对于内群体而言，言论出版自由受限，舆论被钳制；而对于与中国人文化距离较大的外群体而言，这种传播一统的局面正好为他们读懂清朝朝政提供了更为直接的信息。英国人罗伯特・马礼逊（Robertmorrison）就多次提到他购阅京报的情形，“今天我在《京报》上读到中国皇帝下诏。......”？？？他还在写给伦敦传教会秘书柏德牧师的信上写到，“在1815年10月6日的《京报》中刊载：中国政府在湖北、江西和江南等省发现有煽动百姓造反的传单，已有不少人被拘捕，上奏此事的总督已升了官职。”？？？另据史料记载，他曾翻译过一些《京报》寄给欧美的各种宗教杂志，“我们收到数期由马礼逊牧师翻译成英文的《京报》和其他中文作品，这些讲述中国风俗与文学的文章很有意思。”？？？作为来华的第一位新教传教士，马礼逊从1809年起受雇于东印度公司。阅读中国报刊的经历无疑使他成为了英国烟商天然的合作伙伴，同时也为他作为传教士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中西两种异质文化交流的一大障碍就是宗教。然而，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异端观念一旦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对知识和科学的推崇以及追求“自由”、“平等”的观念叠加，这种“欧洲中心主义”就与同样以自我文化为中心的“华夏中心主义”形成了更大的冲突。18世纪末英国人眼中的中国是这样的，“中国文化即停滞不前，而欧洲文明，无论是技术知识和礼貌，都日新月异”？？？，“在中国的政治、伦理和历史的文献中找不到任何自由色彩的理论”？？？；后来卫三畏（Samuelwellswilliams）初到广州时写信给父亲也曾这样说道，“在这些街上四处走走，你会看到触犯上帝尊严的种种令人厌恶的行为，......每家商店、每个角落、每个门柱，……线香的数量是如此多......，我们难道不应该深深同情这群人，共同努力帮助他们吗？”？？？西方文化已习惯于“对精神进行划界，认定自己是特殊的并且是优越的；自己的特殊性由于有被假定的优越性，因此有资格被普遍化，有资格代替或统治其他特殊的他者”？？？。为了所谓的“优越”，传教士肩负着在“异端”国家传播西方文明的使命。于是，他们寻求着一种在中国进行文化传播的工具。而早在17、18世纪，欧洲的近代报业就已产生，并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拓展和启蒙运动的深入不断发展。在传教士看来，中国的印刷术“从最开始到现在，印刷模式都十分简单原始。......在印刷大部头作品的时候，雕版的体积很大，很占地方；而在印小册子时，刻模板所费时间和金钱又显得很不值。”？？？相比之下，西方已掌握了铅字印刷技术并成功开发了中文活字印刷系统，这种较为先进的技术使得报刊印刷更加容易。但由于清政府海禁、教禁、报禁均未开，中国本土的言论出版自由非常受限，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办报显得非常困难，诚如郭实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办刊宗旨所表达的：“鉴于中国人仍然妄自尊大，固步自封，视异族为‘蛮夷’，需要谨慎巧妙地展示西方的文明……”？？？但此刻他们已加快了在中国的传教步伐，在马六甲、巴达维亚、新加坡、槟榔屿、曼谷等地著书立教。马六甲和巴达维亚成为了他们出版中文书刊的主要基地。1811至1833年二十余年间，传教士在这两地出版的中文书刊达六十一种？？？。
这一时期的中国，鸦片流毒自由泛滥，官场腐败乱象丛生，加之官报、民报传播一统，舆论一律，社会迷失了发展方向。而在英国，对华贸易逆差急剧扭转，工业革命掀起了又一个高潮，加上基督新教的异端观念由来已久，欧洲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继续发展，于是，西方传教士怀着一种极大的文化优越感希望同化华夏异质文化。在南洋一带，他们已经开始借助近代报刊这种西方的新型媒介对华侨进行文化渗入了。
二、边缘与中央：报业市场兴盛背后的多元文化激荡
在国内，由于清政府对舆论钳制得紧，民报虽然取得了合法地位，但“均以转载《京报》为唯一材料”？？？，传教士若刊印宗教书籍、手册或者报刊则属于非法。于是，他们尝试调整办报策略，先从文化控制力较弱的边缘地带开始，而广州无疑便处在这种边缘地带。
广州位于南海之滨的珠江口，珠江三角洲北缘，中国内陆南部边缘省份广东省的中南部。19世纪初的广州民间报业市场呈现出兴盛之势，除了活跃着报房京报、“良乡报”，还盛行一种更具接近性的地方私营报纸――辕门抄。与提供中央政府信息的官报和京报不同，辕门抄以官场琐闻、衙门政务为探访对象，主要提供地方官场信息？？？。“类似京报的小型报纸，但是形式不太规范，基本上是在间或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环境下印制的”？？？，“每日出版，刊载内容无须政府检查”？？？。这说明由于广州距离清王朝政治及文化中心北京路程遥远，朝廷对该地区公共领域及文化的控制能力相对较弱，而地方私营报纸的发展也使得行会及地方社会网络更加稳固，客观上会给传统文化在当地的主流地位带来一定的冲击。
地理区位上处于边缘的广州却是清代对外贸易的中心，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沿海对外贸易历史源远流长。秦汉时期（约公元前226―公元220年），广州就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与海外交往频繁。到唐宋时期，广州已发展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大港，并首设全国第一个管理外贸事务的机构――市舶司总管对外贸易，另外还有“蕃坊”供外国商人居住。从五代到北宋，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通商口岸，贸易额占全国98%以上。到了元代（约公元1206―1368年），世界上同广州有贸易往来的国家与地区有140多个。至明代（约公元1368―1644年），广州便有了“出口商品交易会”。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广州设立粤海关，成为中国政府最早设立的海关。到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成为中国惟一合法的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即所谓的“一口通商”？？？。自古以来充当贸易枢纽的角色使得广州历来便是华洋杂处之区，与海外商贸的频繁往来使这里被认为是异质文化最容易进入的边缘地带。
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清政府将对外贸易的商人从牙行中分离出来，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指定他们与到达广州黄埔港的外国商船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始称“广东十三行”。他们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道光二年九月十八日，广东省太平门火灾，焚烧一万五千余户，洋行十一家，以及各洋夷馆与夷人货物，约值四千余万两。”？？？另外一位曾在商馆中工作过的美国人也在回忆录中写道：“一八二二年的大火，在西郊破坏了一万二千座房子、庙宇及商店。”？？？这些记载从侧面反映出当时广州的外国商馆已有数家，外国商人和传教士也应不在少数。有史料记载，“不同国籍的大约300名外国人在这里居住并与中国人交易”？？？。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由于清政府全面管制外商活动，规定不许外国商人直接同中国百姓和官吏随便接触，于是，一批专门和外国人打交道的买办、通事、仆役应时而生。与行商们一起，他们成了清政府与外国人交流的中介，外商纳税、向清政府呈递禀书均由他们代办，外商在广州居住和活动也由他们负责监督。“当外国人有求于中国人时，他们一般先起草一份请愿书，然后就把它拿到一个被称之为油门（oilGate）的城门那里，最后把请愿书交给在场的衙役或低级官员。”？？？对于传教士来说，由于这些人是他们最直接和最容易接触到的中国人，并且他们靠外国人吃饭，因此是传教士可以传递西方文化信息并施加影响的一部分中国人。
信息传播有两类主要方式，人际传播和报刊等大众媒介传播，传播强度的大小可通过传播广度、传播密度、传播的信息量和传播链的级数来衡量。从这个意义上讲，由于与买办商人直接接触，传教士可以借助人际传播的方式实现西方文化信息的传递；这种方式传播链传播级数低、频数高，因此受传的买办商人获知的信息不易失真。买办商人又与清朝官府和百姓有广泛的接触，因而这条始于传教士的人际传播链条可以借助买办商人、官府和民众这个强大的社会关系网扩散。不过，传教士也意识到要在中国传播西方文化不能只依靠人际传播，“中国政府不容许公开讲道传播福音，因此，传播基督教相关知识的最好办法就是刊印宗教书籍和手册，......直到每个说汉语的人都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阅读上帝的伟大作品并认识神的恩典。”？？？既然中西方所有的商贸、政治和文化交流都集中在V州一地，这里无疑已成为中国华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这里，传教士能够直接与中国的买办商人接触，如果利用印书办报的方式散发书籍和报刊，信息传播经过的级数越多，传播的信息量和传播广度也就可能越大。1815年，马礼逊和米怜（williammilne）在马六甲创立传教中心站就是看重那儿华人移民多。后来，马六甲传教站一直是新教传教士在东亚和东南亚的活动中心，也是他们在中国出版中文书刊的中心？？？。广州离马六甲近，因而在他们看来与西方文化的距离相对较小，有条件成为多元文化的中心。
就这样，广州徘徊在边缘和中央之间。由于远离朝廷，广州的地方报业市场兴盛，传统主流文化对它的附着力比较小；由于靠近南洋，广州与外洋接触频繁，传统文化与西方异质文化在这里激荡。
三、冲突与融合：传教士文化身份激活与近代报刊突围
由于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广州被认为具备天然良好的传教基础。基督新教想要进入中国，选择广州作为基地是最好不过了。不过，基督新教文化是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异质的西方文化，以宗教认同为基础的异端观念贯穿传教士思想发展的始终。他们曾这样描述中国的佛教：“他们就像罗马人，将上帝的真理当作谎言，礼拜那些偶像胜于我们应当永远称颂的创世者。”？？？还有一位牧师在布道演说中将虔诚的传教士比作一名优秀的战士：“你将亲眼见识到什么是最陈旧、最根深蒂固的偶像崇拜，...你将去攻打最坚不可摧的堡垒中的‘恶魔’（princeofDarkness）。”？？？从进入中国传教之初，传教士就把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当作“异教徒”和“异端文化”来认知的，而对于中国人来说，“华夷”之分也早已根深蒂固，这样中西文化会面，二者势必会发生冲突。于是，传教士就成为这种跨文化冲突的承受者和跨文化调适的实践者。
据《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统计，从1807年到1842年，共有24名新教传教士踏迹于澳门及广州两地，而其中尤以马礼逊、郭实腊、裨治文三位与广州关系最为密切？？？。英国人马礼逊是最早来到中国的。他于1805年参加伦敦传教会并开始在英格兰南部的高斯坡神学院深造，1807年从神学院毕业并被委任为牧师。早在来华传教之前，他便开始学习中文，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始于其中文学习。他先跟当时住在伦敦的一位中国人容三德（YongSam-tak）学习中文，到广州后又聘请两位中文教师教他广东话和官话。容三德从英国返回广州后又为他教授四书五经，来自北京的天主教士殷坤明则用拉丁文教他满语，罗谦及高先生还教他中国经史之学？？？。郭实腊（CharlesGützlaff）1803年生于德国普鲁士，18岁时到柏林的教会学校学习，1823年加入荷兰布道会，1826年毕业于荷兰鹿特丹神学院？？？。他曾在英国伦敦学习教理，并慕名拜访了当时回国省亲的马礼逊。了解了马礼逊在中国传教的事迹之后，他决定选择到中国来传教？？？。1827年他接受荷兰布道会的派遣来华传教，到达巴达维亚后向在这里传教的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学习中文；不久，又前往新加坡、暹罗等地的华人社区传教。1829年，和荷兰布道会脱离关系后，他前往马六甲为伦敦布道会服务，并同英国来华的传教士、商人及官方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1830年间，郭实腊“归宗”了在暹罗从商的福建籍郭姓家族并取了中文名字？？？。他们的上述经历似乎表现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热爱，然而，人们的价值观念其实更多地受到其自身文化的影响。
阿德勒曾说：“文化决定认知。我们在我们各自的文化背景上形成了看待世界的方式。”？？？因此，不论我们生活在哪一种文化中，认知都在每一个人身上以信念或价值观的形式存在，而信念和价值观又决定了人们的态度和行为。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的出发点其实并“不受中国的历史现实左右”？？？，而更多的是出于西方自身的需求，他们将中国想象为“与自己形象相对照的‘他者’”？？？，而他者与自身‘其心必异’。于是，在他们的眼中，中国文化就是异端文化。虽然郭实腊来自德国普鲁士，曾服务于荷兰布道会，属于基督新教的路德宗；马礼逊来自英格兰，服务于伦敦布道会，属于基督新教的公理宗，两个人的身份特性不尽相同，但当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通常会选择去强调一种或多种身份？？？。正因如此，当这两人身份特性的差异被置于新教文化和儒家文化冲突的大背景下，异端观念就会使得传教士肩负起征服异教文化的共同的使命，从而，“新教传教士”这个共同的文化身份被激活并放大。这正如郭实腊所言：“长久以来就怀有这样的坚定信念，即在当今的日子里，上帝的荣光一定要在中国显现，龙要被废止，在这个辽阔的帝国里，基督将成为唯一的王和崇拜的对象。”？？？马礼逊在伦敦传教会为他重返中国举行的欢送大会上也说：“有上帝和我们同在，遵照他的吩咐，进入异教徒中间去，将福音传给众人听。这就是我们前往异教国家去的宗旨和希望。”？？？
不过，作为这种跨文化冲突的承受者，传教士又亟需在自身认知图式的基础上调适这种体验。人类学家克拉克洪（Kluckhohn）曾写道：”人类文化如果没有语言，那是不可想像的。”？？？语言符号是文化的基础，然而，由于中国疆域辽阔，各地方言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在广州当地的中文学习不足以帮助传教士克服口头交流的所有障碍。马礼逊在到广州后不久，曾写信给伦敦传教会的司库哈德斯凯尔牧师说：“现在的困难是，这里大部分的中国人不会说官话，......他们必须听得懂我讲的官话和所写的中文，我才能将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后来，他们发现，虽然各种方言发音不同，但汉字这种形式是固定的，“粤语与官话以及其他方言的区别只是发音不同，汉字的书写在各地都是一样的”？？？。于是，马礼逊的助手米怜先生在论及中文和传教政策时说：“中国的书写文字是全国统一的，利用写中国字的办法可以与任何讲方言的中国人沟通，这是中国的特点。”？？？既然文字可以帮助他们与“异教徒”进行有效沟通，那么，他们至少可以尝试借助汉语文字这种语言符号来应对所出现的文化冲突。
他们中的马礼逊最初隐居在美国商馆，后来一直隐姓埋名，以东印度公司译员的身份留在中国。然而，从1807年9月抵达广州之日起，马礼逊就一直在做编书译著的工作。在华的二十多年里，他先后在东印度公司的印刷所出版过汉语字典，和米怜在澳门、马六甲等地创办过印刷所并印刷和出版过数十种中文书报。早期的出版经历更使马礼逊坚信“书籍虽然是无声的，但其效果却是有力量的”？？？。后来有史料记载了传教士散发图书时的情形：“我们打开包，拿出一本福音书，让我们这群人中的一个积极的小青年高声朗读。他读了几行之后，一个站在他后面看他读书的人拿走了这本书。......每个人都向我们要书，……我们的书包很快空了，……我估计有50本左右。”？？？虽然马礼逊一度被视为“违抗中国皇帝的禁令”被免除译员职务，但他振臂高呼：“上帝赋予人类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有写作和印刷出版的自由，……没有一条人立的法律可以取消这个天赋的人权。”？？？这不仅体现出对“自由”的理解存在着跨文化的冲突，而且也表明传教士在异质文化环境中通过出书办报来调适这种冲突的决心也从未动摇。传教士在南洋一带积累的出版经验无疑能给《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创办提供有效的指导。加之1826年以后伦敦会对马礼逊传教事业的经费支持越来越少，而他投资给华商的钱财又因生意失败而付诸东流，新夫人接连出生的孩子也造成马礼逊的家庭负担越来越重，意图扭转困局而开办的马家印刷所这时已经出现了亏损，深陷经济危机的马礼逊投入了全部心血的印刷所极需有一个稳定的印刷业务使之能够得以扭亏为盈并发展，于是，共同的鹘淌课幕身份促成了他与《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的主要编纂者郭实腊的合作？？？。郭实腊1831年来华以后，曾多次到过中国沿海侦察，并向东印度公司和英国政府以及在澳门、广州的英美走私鸦片的大商人报告侦察结果，接受大鸦片商的巨款。后来，他受雇于英国著名的大鸦片商查顿洋行，给鸦片商人带路到中国沿海推销鸦片？？？。他是英国烟商最忠实的合作伙伴，于是，烟商们为《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捐出了半年的开办费，这为该报的顺利开办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郭实腊还熟谙清朝政局，对中国官场的评价大多切中要害。他说：“要路显官，尽为私人奸佞之徒，惟苞苴是尚。朝廷命官都嗜好鸦片，故倘以贿赂扩张贩路，必能达到目的。”？？？因此，在办报这件事情上，他清楚即便清政府严厉禁止，但“道光皇帝如果在知道事情无法阻止的时候，也会作出妥协的”？？？。
郭实腊是传教士中比较冒险的，其他人在面对这样的文化冲突时则显得更为谨慎。乾隆皇帝颁布禁教谕旨后，马礼逊写信给教会说：“我们将审慎地服从中国政府的命令，.....我会非常小心，不引起官方的注意。”？？？“如能出版书籍，中国人都可以看得懂，而且可以通行无阻，只要有人去谨慎小心地去散发，就可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全国各地。”？？？出于谨慎，他们的办报工作大多只能隐密地进行，但或许是出于校对汉语文本的需要，他们也选择吸收一些中国人担任报纸的印刷工作。事实证明，这一举动后来成为他们应对中西跨文化冲突的一种有效策略。
比如，粱发就是这些中国人中的一个。他曾在距离十三行不远的一家印刷所做工，1815年受雇，陪同米怜前往马六甲筹措建立印刷所。印刷工作使他有较多的机会接触新教书刊。若从传播密度和传播链级数上来衡量，这种传播不仅频数高，而且传播链传播级数低，因此新教教义大有可能通过这种方式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得到认可。这些印刷工人基本上都未受过高深教育，粱发就是15岁开始谋生的，先是学习造毛笔，后来转而改习雕版技术担任印刷工人。这部分人受到中国士林文化的影响非常小，却曾读过《四书》、《五经》？？？，若吸收他们加入基督教，他们就有可能成为西方文化的传播者，传教中遇到的跨文化冲突或许就能有效化解。马礼逊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上帝的真理，通过新设的印刷所，已在当地（这里指马六甲）的中国居民中广泛传播，已经有两人放弃偶像，皈依我主耶稣基督。”？？？“谁能告诉我们这就是上帝的旨意，......要让我们先向当地（这里指爪哇、马六甲和槟榔屿等地）的中国居民传播基督教，然后训练其中皈依的信徒，让他们成为传教士，派他们去邻近的交趾支那和日本传福音呢？”？？？中国信徒的东方面孔或多或少更容易拉近他们彼此的心理距离。在这一策略引导下，1814到1830年间，先后有中国人蔡高、粱发、梁进德和屈昂等受洗入教，他们中有的后来被按立为伦敦传教会传道人，有的后来在清朝官府担任英文译员？？？。但在创办《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这件事上，他们的中国籍传教士身份，在无形中有助于中国民众认同感的产生。
传统文化的历史篇9
论文摘要：第三罗马自喻作为俄罗斯民族意识的核心要素，具有理想与现实二重性。以历史文化、宗教传统为主要内容的俄罗斯思想和以第三罗马自喻为关键特点的俄罗斯民族意识存在互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主要导因。第三罗马自喻及其代表的俄罗斯普世主义弥赛亚意识具有历史必然性。对俄罗斯思想与第三罗马自喻的关联性解构，有助于探究有关民族意识建构过程及中俄关系发展问题。
一、绪论
俄罗斯思想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趋于硬性的广义俄罗斯历史文化和趋于软性的狭义东正教传统。第三罗马自喻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即认为莫斯科所代表的俄罗斯国家是接替罗马和君士坦丁堡来承担拯救世界任务的唯一最后继承人。这一比喻所代表的俄罗斯大国主义民族意识和普世主义救世情怀，已深刻地渗透在俄罗斯民族性格、思维结构与理解方式之中。第三罗马自喻及其代表的俄罗斯民族使命感是一种源于现实的理想建构。作为俄罗斯民族意识核心要件的第三罗马弥赛亚意识具有二重性。
以第三罗马自喻为鲜明特征的俄罗斯民族意识可以看作是俄罗斯思想的延伸性体现，但从内在逻辑上属于俄罗斯思想的衍生结果。本文认为以历史文化、宗教传统为主要内容的俄罗斯思想和以第三罗马自喻为关键特点的俄罗斯民族意识存在互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主要导因。这种互构关系本身也是第三罗马弥赛亚意识增长的构成性动因。对俄罗斯思想与第三罗马自喻成因的关联性解构，有助于认识俄罗斯民族普世主义的必然性，从而获得有关民族意识建构过程及中俄关系发展的深层启示。
二、俄罗斯思想、第三罗马自喻及关联性
俄罗斯思想既包括与民族性格和历史使命相符合的传统历史文化，又包括对民族文化的自我意识和宗教式精神理想，其构成的复合性是多级的民族精神结构的体现。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思想主题是“如果存在上帝和神人，那么人类只是偶然保持了自己的最高价值，自由及对自然与社会权力的非依赖性”。这种理解指出了俄罗斯思想的两个维度，即宗教性与现实性的张力、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一方面俄罗斯思想是理想的、宗教式的，试图并偶然保持了自己的最高价值，实现了自由和对权力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俄罗斯思想无法摆脱现实性，这种现实性甚至是一种常态。与此相对应的俄罗斯思想可以在硬性的广义历史文化和软性的狭义宗教传统两个维度上进行探讨。
第三罗马自喻根植于俄罗斯民族强烈的弥赛亚意识，被认为是俄罗斯普世主义民族意识源头。15l0年，俄普斯科夫修道院长菲洛费伊给瓦西里三世的奏折中首次提出第三罗马说，即前两个罗马(罗马与拜占庭)已经消失，第三罗马(莫斯科)屹立不动，第四罗马不会再有，莫斯科应成为基督教乃至世界中心。第三罗马理念代表的弥赛亚意识在俄罗斯发展历史上经历了不同的实践阶段，即宗教弥赛亚意识主导(基辅罗斯与鞑靼罗斯)、政教合一的弥赛亚意识(莫斯科罗斯)、政治弥赛亚意识主导(前彼得堡俄罗斯)、精神弥赛亚意识主导(后彼得堡俄罗斯)、政治弥赛亚意识再次主导(苏联)、精神与政治弥赛亚意识交替主导(后苏联)。第三罗马思想作为俄罗斯普世主义弥赛亚意识产生的文本符号和概念载体，表达了俄罗斯人成为上帝选民和永恒的强大帝国的愿望，满足了当时的社会期待，展示了国家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第三罗马理念的二重性体现在：一方面俄罗斯的使命是成为基督教真正的体现和捍卫者及唯一的全世界的东正教王国；另一方面，这种理念却导致俄罗斯强烈的民族性与侵略性。弥赛亚意识渗透了帝国主义诱惑。第三罗马逐渐演变为莫斯科王国、俄罗斯帝国与第三国际。第三罗马自喻的形成原因可以从俄罗斯思想的广义和狭义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广义上，俄罗斯的地理条件、位置与形成历史等因素促成和强化了民族优越感与大国意识；狭义上，俄罗斯宗教传统、民族文化心理、知识分子论争等主观内容激发了民族使命感和普世主义。值得一提的是，第三罗马意识形成后同样对俄罗斯思想的广义和狭义层面进行反向建构，这种反构关系同样是第三罗马意识的动因。
三、第三罗马自喻和历史因素的关联性
第三罗马意识二重性中的现实主义层面主要由俄罗斯思想中的广义历史因素所建构。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民族是两极化民族和对立面的融合。复杂性根源于东西方两种因素的角力。二律背反、非理性、极端性与扩张性民族性格植根于俄罗斯独特的地理环境、思想文化与精神信仰双重性及长期行为模式。文化双重性在民族精神中外化为东西方两种价值观寓于一体、相互冲撞的矛盾性。
首先，地理因素是第三罗马意识形成的首要原因。俄罗斯的丰富资源与恶劣气候造成了民族惰性与相对自闭性；早期俄罗斯地处东欧平原，缺乏天然屏障，经常受到外族入侵和奴役。特殊的地缘环境和历史经历造成俄罗斯民族产生不安全感和对外部世界的不信任感。消除不安全感与畏惧心理的可靠途径是对外扩张，建立强大帝国。
其次，地缘政治位置是第三罗马意识形成的外部原因。横跨欧亚、界于东西方文化结合部的边缘文化特性构成了摇摆于东西方政治光谱问的俄罗斯民族潜意识，这种潜意识潜藏着割断和分裂其地理政治空间的强大潜能，即认同本民族文明承担聚合两种文明的地缘使命和文化天职；西方理想主义和东方现实主义的汇聚建构了俄罗斯文明的感性基础与理性成分，促成了整合全球文明的弥赛亚冲动。
第三，俄罗斯民族的特殊经历是第三罗马意识形成的历史原因。早期俄罗斯民族意识主流是被动防御性。在反抗异族压迫和统一国家形成的过程中，俄罗斯人产生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强烈认同、强烈民族自尊心和维护本民族利益的责任感。国家强大后，民族意识逐渐失去维护正当民族利益的合理性，演变为现实主义的扩张理念；俄罗斯有深厚的专制主义传统，第三罗马自喻可以看作是强大中央王权的外化形式和集权主义思想的自然衍生；村社传统也是共同体意识和世界大同观念的促成因素。俄罗斯民族价值观念强调整体和谐，把个人视为共同体附属物而否定独立人格。民族内质中的共同体至高无上，意识与宗法文化使其安全忧虑与个人渴望转化为对共同体国家与世界的热爱和心理皈依。
第四，个人因素是第三罗马意识产生的直接动因。第三罗马意识在历代沙皇的积极鼓吹和实践中得以发展。彼得一世宣称自己的使命是成为基督世界的解放者，建立被视为第四罗马的俄罗斯帝国；历代沙皇俄国扩张都在使命意识和第三罗马式宗教情怀下重复着落后、军事失利、改革、崛起、扩张、衰弱、变革、崛起的循环。
第三罗马自喻对广义俄罗斯思想的反构作用也体现在以上四个维度。纯粹弥赛亚思想已经由于帝国主义思想和争取强盛的愿望而变得模糊。第三罗马意识刺激了俄罗斯对外扩张步伐，重塑了俄罗斯崛起历史，丰富了俄罗斯思想的东方色彩，同时也加剧了民族性格中的东西方矛盾。扩张又进一步增加了新的不安全感与新一轮扩张冲动，强化了第三罗马自喻的心理基础。俄罗斯大国意识中的东方现实主义因素与西方文明的异质性决定了二者的不兼容。俄罗斯在贫弱时倒向西方，势力加强后在西方价值深层理念冲击下会离开并试图征服西方。第三罗马理念加强了沙皇的扩张欲望与专制决心，使俄罗斯背负着东西方矛盾与国内上下层等级张力的十字架。第三罗马理念所代表的理想主义的兴盛同时也是现实主义的滥觞。
四、第三罗马自喻和宗教文化传统的关联性
第三罗马理念二重性的理想主义层面集中于俄罗斯宗教与文化因素的建构作用。第三罗马理念源于东正教，普世主义理念宣扬人类利益至上、俄罗斯神赋使命性，具有世界主义倾向，其发展过程伴随了宗教的影响，又对宗教文化传统施加了独特的反构作用。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精神结构而言是信仰宗教的民族。民族救世主义的本质特征在于宗教意识的民族特殊性。第三罗马的普世主义弥赛亚观念分为三个层次：在宗教层面自诩为东正教继承人与拯救者；在精神层面认定本民族思想是拯救世界的最佳武器；在政治层面试图解放全人类。宗教文化和民族意识的互构关系是第三罗马说的重要成因。
首先，东正教的弥赛亚情结是第三罗马自喻的精神支柱。东正教强化了俄罗斯人的精神性、共同性与国家性。弥赛亚意识巩固了俄罗斯人超越个体自身存在的精神性，为达到最高层次的非个人的信仰目的与精神价值而力图超越自身生活与个体存在，追求最高目的与价值基础上的共同性，同时强化了俄罗斯民族的国家信仰。基督教关于普遍拯救的弥塞亚思想适应了俄罗斯民族的苦难史。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人的理念是关于普遍拯救、世界生存形变的理念。生命的价值在终极与末世之中。宗教救世主意识在俄罗斯民族意识发展过程中已远远超出宗教范围，成为民族优越感而积累于意识深处；俄罗斯东正教兴起阶段的特殊历史背景促使弥赛亚意识膨胀。即使在共产主义盛行的苏联时期，弥赛亚意识作为一种集体潜意识与马克思主义产生共鸣，从而继续主导俄罗斯民族意识走向。别尔嘉耶夫明确指出俄罗斯共产主义具有宗教痕迹，是传统弥赛亚意识的变体。俄罗斯革命原则是普济主义。基督教信仰中的整体性、帝国崇拜理念、内省性特点也是第三罗马意识滥觞的重要内生性背景。东正教作为俄罗斯思想的底色，为俄罗斯民族意识产生发展提供了深层次平台，对俄罗斯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不可替代的构成性作用。
其次，知识分子论争是第三罗马理念的发展性原因。第三罗马理念在俄罗斯民族意识中的地位主要而非全部由宗教理论和官方实践支撑，知识分子作为民族意识探讨与传递主体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别尔嘉耶夫认为俄罗斯知识分子是特殊的、只存在于俄罗斯精神和社会中的构成物。俄罗斯重要的社会政治改革都导源于知识分子的思想准备。俄罗斯人对知识分子的仰慕是宗教式的。知识分子对大众意识施加非常影响，具有影响政治进程的潜能。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特点突出，不惜为理想付出任何代价。他们相信俄罗斯民族负有拯救世界的重大使命。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共性在于他们对第三罗马意识的危机所作出的理想主义式的解读，在此前提下生发出对俄罗斯命运不同而深切的思考，进而深化了第三罗马意识和俄罗斯民族理想之间的现实融洽度。
第三，欧洲意识与非欧洲的无意识之间矛盾激化，推动了第三罗马意识在俄罗斯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深人演进。俄罗斯思想的欧洲意识就是俄国属于西方、落后于西方、服膺西方文化、走西方道路、参与欧洲事务。同时俄罗斯意识到欧洲不喜欢自己，视己为敌人和危险。他或试图说明俄国的重要性与独特性，或强调俄国是高于西方的文化类型。俄罗斯意识形态与西方的根本差别在于国家性与社会性的对立。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暗示了俄罗斯思想的东方因素。俄罗斯从不认为自己属于东方，对东方保有一种鄙夷式民族优越感。这种矛盾在俄历史发展中趋于激烈，第三罗马意识是一种补偿性妥协，即认为俄罗斯文明高于东西方，负有整合欧亚文明的使命，借此补偿遭西方排斥后的失落感，充当对东方崛起的一种心理安慰。
第四，深层次民族性是第三罗马意识发端的文明动因。俄罗斯民族性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其中的母性因素。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是驯服的、女性的土地。母性意识与第三罗马观念的共同点在于世界主义传统和绝对性转化两方面。女性意识蕴含了对世界大同的向往、对全人类的普遍关怀；同时也决定其对世界的绝对的爱与渴求有可能转化为绝对仇恨，民族极端性使第三罗马意识产生对思想传统的路径依赖。
第三罗马自喻对狭义俄罗斯思想的反构作用体现在下述几层面。随着俄罗斯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扩张，大国主义思想和弥赛亚意识促进了东正教的传播与俄罗斯思想的发育，知识分子普遍形成具有理想主义使命感而又带有负罪式自卑忧郁的学术人格。俄罗斯在追随先进文明时始终伴随超越被学习者的理想，既希望通过学习使俄罗斯强大，又不愿在学习中放弃本民族特异传统和帝国优越性；既要满足传统文化对国家强大的要求，又要通过引进新型发展模式打破社会传统。俄国历史因而呈现跳跃式发展轨迹。
五、结论：民族意识与思想的互构及其他
异质共生、充满不确定性的俄罗斯文明具有二元悖论的文化品格。别尔嘉耶夫指出俄罗斯人所向往的不是世界帝国，他们并没有被追求权力和强盛的意志所支配。但它又是殖民者并具有殖民化天赋。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悖论的成因在俄罗斯思想与民族意识的互构关系中得到某种解读。
传统文化的历史篇10
传统文化教育是中学历史教学的重要内容，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具有一定的优势。在具体开展过程中，应注意教学内容的革新、传统文化精髓的挖掘、教育教学方法的转变。而为了更好地进行传统文化教育，要注意增强教育主管部门政策的导向作用，要全面提升教师的传统文化素养、发挥教师的引领作用，学校、家庭与社会三者要协调一致，共同推动传统文化教育发展。
关键词：
历史教学；传统文化教育；教育发展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历经数千年，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政治、经济、精神等各个领域。因此，当前中学历史教学中，应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教育。然而，目前我国中学历史教学课堂中，由于升学考试的压力，许多学校对历史教学，仍然采取过去那种传统的教学模式。课堂上向学生们一味的灌输历史教材知识，课下要求学生反复记忆背诵，导致我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很难融入中学历史课堂教学。如今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中学历史学科，由于其自身的学科特点，可以在传统文化传承和育人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广大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应承担起传承中华文化的时代使命，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积极融入传统文化教育，使广大中学生全面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素养，从小培养和完善健全的人格和高尚的情操，为我国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更好地传承和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一、在中学历史教学中融入传统文化教育的意义
（一）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学历史教学中的重要性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是一个民族的人民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的，是集体和个人的创造力和智慧的体现，是一个民族精神的体现，也是整个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1]4传统文化教育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有利于现代中学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特别是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青少年在中学阶段正处于性格塑造期，这时候就需要教育工作者去引领他们往正确的道路上行驶。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不断融入传统文化知识，可以给中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文化氛围。现今社会是一个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在不断创造新文化的同时，更要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加以继承。因此，在今后的中学历史教育教学中，教育工作者要不断地融入传统文化于历史课堂教学之中。
（二）中学历史教学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优势
历史学是研究过去的一门学问。中华文化延续五千余年，各种传统文化教育的素材极为丰富，而其中有不少内容直接体现在中学历史教学中。例如，初中教材中在介绍各个政治经济史后，必然会有1-2课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七年级上册第二单元《国家的产生与社会变革》中，分2课介绍了“中华文化的勃兴”，介绍了文字、天文、历法、医学，介绍了屈原及其代表作《离骚》，介绍了孔子、老子和百家争鸣；在第三单元中，介绍了“昌盛的秦汉文化”；在第四单元中，介绍了“承上启下的魏晋南北朝文化”等。可见，在如今历史教材的编写中，编者对传统文化也是给予了足够重视。除此之外，即使不是单纯地介绍传统文化的章节中，也蕴含着传统文化精神的教育资源。如精忠报国的岳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严禁鸦片抵抗外来侵略“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魏源、“天下为公”的孙中山，等等，这些仁人志士是传统文化塑造的结果，也是今天我们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楷模。由此可见，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不仅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素材，也同样具有得天独厚的学科优势。
二、中学历史教学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具体方法
（一）教学内容的革新
在教育过程中，基础教育更突出传统文化的精神所在，我们需要将传统文化加以归纳总结，吸收传统文化中精华部分，并加以传承和发扬光大。传承传统文化的途径有很多，其中包括传统文学的教育、艺术的教育、传统思想道德的教育。对教材内容的革新，要求历史教师不能一味照本宣科，而要灵活处理教材，补充有用课外知识。以前历史课程的教育方式，大多都是停留在对历史事件的单纯记忆上，而没有将历史事件的因果联系串联起来。学生对这门学科学习也只是停留在应付考试阶段，大多都是考完即忘完，对这门学科没有更深刻的理解和领悟。现在我们对教学内容的革新，就要在历史课程中融入一些优秀传统文化知识，从而提升历史课程的活力，同时也传承和发展了我国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例如：历史教材中会提到“礼乐制度”，历史教师在解释“礼乐制度”的时候，可以改变以前只提到“礼乐制度”出现的时间和地点等刻板的解释，这时候我们可以融入一些传统文化知识去讲授。例如“礼乐制度”之所以出现，根本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影响力，而如今我们所谈的和谐社会的内涵与古代礼乐文化的“和贵”精神是一脉相通的。这样的解释可以让一个个简单的历史知识点变得有文化渊源，更易理解和讲授。
（二）传统文化精髓的挖掘
中学历史教学内容中蕴含着大量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素材，充分利用这些素材，从中挖掘传统文化精髓，对学生传统文化素养的培育，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例如：《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2]11告诉我们，一个人的内在德智修养，将会对今后事业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再如，《论语•述而》中有言“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3]55表示君子心胸宽广，能够包容别人，小人爱斤斤计较，心胸狭窄。在我们学习中国古代史的时候，南宋时期会提到一个名人岳飞，但是与此同时也必须要提到一个小人秦桧，秦桧心胸狭窄对忠臣岳飞进行百般残害。通过一反一正的对比，使学生们对君子和小人的人物形象能直观感知，从而让学生们学习君子高尚品行，远离小人那种心胸狭隘、心术不端的恶性。上述只是较为简单地两个例子，但由此可以看出，中学历史教学中包含丰富的传统文化教育资源，我们在教学中应该有意识地予以挖掘。当然，在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应予以抛弃的糟粕，对此我们要提升甄别能力，帮助学生提高判断力，引导学生自觉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抵制不良的文化习俗。
（三）教学方法的改革
1.巧妙设计教学课程。在设计教学课程的时候，要注意从传统文化教育入手，要运用到哪些传统文化知识？怎么样把这些知识更好的运用到这个课程中？课后会收到什么样的效果？这些问题都需要历史教育者去考虑。例如：历史教育者在讲解高中历史必修一第十课《鸦片战争》的时候，我们可以注意鸦片战争对当时传统文化如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行为工艺、仁义礼教等方面的影响，可以从思想文化上，分析鸦片战争对古老中国产生的冲击；在介绍“太平天国运动”时，可以分析东西方文化冲突对近代中国的影响；在介绍“洋务运动”时，可以分析传统思想文化在近代遭受到的挑战及其面对新的历史环境下的调适。
2.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开展教学活动，已经越来越得到教师的重视，已经成为现代教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在历史教学中，采用多媒体和网络手段传播传统文化知识会更直观、生动、形象，进而激发青少年学生的好奇心和探知欲。例如：我们在学习高中历史必修一第十三课《辛亥革命》的时候，可以利用网络下载并筛选《辛亥革命》课程中涉及的传统文化知识的电影和其他视频资料，再利用投影仪等显示器播放给学生看，一下子使原先刻板的书本、无味的教学变得更鲜活、生动、具体，从而达到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他们思维想象力，促使他们主动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教学目的。再如：在学习高中人教版必修三《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学艺术》时，可以通过网络上关于这一章节相关的历史记录片，播放给中学生看，不仅使学生们能够直观感受到我国古代重大科技发明的过程和影响、古代辉煌灿烂的文学以及充满魅力的书画和戏曲艺术，还能使学生们从中感受我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古代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培养他们爱国主义情怀和对未知世界的求知欲。除了以上这些方法之外，广大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还应该善于利用网络教学资源，如在制作教学ppt的时候，要灵活添加与传统文化相关的音频、视频、图片、表格等教学资源，以此来增加历史教学课堂的生动趣味性。平时组织学生集体观看优秀传统文化影片，优秀视频公开课以及像百家讲坛这样的电视节目等，让学生们在趣味学习中感知我国悠久传统文化的魅力，不仅丰富了历史课堂教学的形式，还能达到传播和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效果。
三、中学历史教学中开展传统文化教育的提升路径
（一）增强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导向作用
教育部门的政策导向会直接影响到学校教育的方式方法，进而影响对青少年的教育。我国教育目前仍旧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过分注重知识的传授，而对孩子的情感价值观教育，尤其是传统文化素养的培育存在不足。就连我们中学历史课程教学，对于传统文化的教育，也都是一种强制性的灌输。青少年没有对传统文化产生自我学习的意识，不能体会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和艺术价值，更别提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因此，教育主管部门要重视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学的开展，注重青少年情感教育的培育，促进传统文化在中学教育中的传播与发展，最终使受教育者从心底对传统文化产生兴趣和认识，真正做到了解、接受并喜欢上传统文化。
（二）充分发挥中学历史教师的作用
1.历史教师要积极进行教育改革。“传承发展传统文化是我们教育工作者的应尽职责。所以历史教师必须要超越自我，具备新时期对教师能力的要求，要在教学中根据时代的发展特色予以教学创新。”[4]104因此，历史教育工作者要站在时代进步的高点上，革新教学内容、手段和方式方法，以灵活多变的方式来开展传统文化的教育和教学。例如，在历史教学中我们可以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利用报刊、影视、网络等媒体去传播传统文化。改变以前历史教学中刻板和无聊的教学方法，让学生真正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提高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与此同时，在传统文化教育中，教师应结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引导学生自觉地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2.历史教师要灵活运用传统文化知识。现代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不能仅限于对教材的讲解，应该更多的拓宽专业知识，提高扩展教材的能力，这就需要历史教师阅读更多的专业书籍，完善自己的知识体系，从而更好地加强历史教师对传统文化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并将其融合到自己的教育教学中。例如：历史教师在讲解太平天国这一课的时候，可以改变以前直接介绍历史发生的时间、背景、经过、结果这样的教学方式，要融入一些传统文化的知识在里面。可以讲述在太平天国时期，他们在对待传统儒家文化上是不加分析盲目排斥的。他们采取激进的反孔政策，对孔子塑像进行破坏，对儒家经典书籍进行捣毁和焚烧，并且不准子民对儒家书籍买卖和藏读。这种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一种极大的破坏。但是太平天国的将领们在政权建立后，仍旧实行专制制度和严格的等级制。可见，他们在表面上反儒学，但实际上仍旧受着封建文化的深刻影响。这样的教学既加深了学生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理解，又促使学生更多地去思考，使学生们去了解我国沉重的传统文化包袱对我国历史走向影响。
（三）学校、家庭和社会共同开展传统文化教育
学校教育是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一环。青少年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也都大部分来自于学校教学中传授的知识。学校开展传统文化教育主要途径之一是历史课程的教学活动。学校应该有意识地通过多种途径，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加强对传统文化教育。例如，举办兴趣小组、提供教改项目、加强对教师的培训、举行传统文化知识比赛等。家庭教育同样会影响着传统文化教育的进程。从现在中国家庭教育来看，大部分中国家庭的教育，都仅仅停留在提高学生的应试成绩上，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智力发育之类，并不关注对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育。这就会造成学生情感的流失，对生活中的传统文化的漠视，没有文化底蕴，缺少对传统文化的认知。现在的家庭条件大多比较优越，在对孩子的教育中确实存在很多误区的。所以，家庭教育在传统文化教育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社会教育方面，当下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得孩子们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极大改变。价值追求上，他们更热衷于新颖性与时尚潮流；思维上，他们偏于急功近利，没有文化底蕴；生活环境上，他们生活在钢筋水泥的围墙之中，没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传统文化。现在信息资讯的迅猛发展、网络信息的充斥，使得孩子们根本没有机会去接触富有传统文化教育的传统文化活动。所以，社会也要为传统文化教育提供更多的发展平台与机会。例如：最近两年，中国汉字听写大会、中国成语大会、中华好诗词等这些富有传统文化底蕴的电视节目，深受广大青少年欢迎与喜爱。所以在今后的传统文化教育过程中，社会上下要积极营造这种有利的环境，使得青少年广泛参与到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中去。
作者：姚德健单位：淮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
参考文献
[1]陈莉.浅论高中文言文教学与传统文化教育[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07.
[2]颜炳罡.大学释义[m].北京：线装书局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