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经济学概论篇1
[关键词]劳动（实践）拒斥形而上学非形而上学化形而上学的主体实践主体
〔中图分类号〕a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02-0053-03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是早年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中一个最具典型意义的文本，它直接、生动而又深刻地反映出了马克思从思辨形而上学的“茧壳”中不断挣脱出来并最终实现革命性突破的那一段复杂而曲折的思想历程。因而，对《手稿》文本进行一番深度剖解和阐释是必不可少而又意义重大的一项工作。在本文中，我无意于对《手稿》的哲学意蕴进行全方位式的概述，只是试图综合运用文本分析、语义分析和逻辑分析的方法，对《手稿》中“劳动（实践）”这一概念的语义和生成过程做一番深入解读，并以此为基点从一个侧面透视出《手稿》哲学思想的精髓所在。
从文本结构上来看，《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主要由三个笔记本（三个片段）组成。第一个笔记本一共有36页，第28至36页是空白，第1至16页被马克思并列划成三栏，分别标以“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的小标题，第17至21页只有“地租”这一部分，这三栏都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著作的摘录和批判分析；而在第22到27页结尾处，不再按照原来的三个小标题排列，只写马克思本人的批判研究的成果，这一部分被出版者冠以“[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小标题。第二个笔记本仅遗存4页，是第40至43页，第1至39页已散失，这4页由出版者冠以“[私有财产的关系]”的标题。第三个笔记本有68页，最后23页是空白，开头两个部分是对第二个笔记本第36页和第39页的补充，由出版者分别冠以“[私有财产和劳动]”和“[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标题；第三部分被出版者冠以“[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的标题；第四部分被出版者加以“[私有财产和需要]”的标题。①从各部分内容来看，笔记本Ⅰ的前三部分即“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主要是纯经济学式的摘录和分析；笔记本Ⅲ的第三部分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则是一种纯粹的哲学式摘录和分析；而这两者之间的部分即笔记本Ⅰ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笔记本Ⅱ的“私有财产的关系”，特别是笔记本Ⅲ中原本要补入笔记本Ⅱ的“私有财产和劳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则表现出一种经济学概念与哲学概念相互嫁接、经济学分析和哲学分析相互交融的明显倾向，可以被看作由经济学批判上升到哲学批判的“过渡区域”。这种划分方法在马克思的《序言》中得到了一定的证实：他把《手稿》的内容分为“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以及整个实证的批判”和“本著作的最后一章，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剖析”两个部分，并强调了后者对于前者的必要性。[1]（p219-220）鉴于“劳动（实践）”是贯穿于整部手稿的一个概念，我们有必要简要勾勒一下在经济学和哲学双重语境中劳动概念的意义。
一、在笔记本Ⅰ，尤其是“工资”和“资本的利润”两部分中，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进行了批判继承，揭示出了劳动与资本的现实矛盾关系，凸现了经济学语境中“劳动”概念的现实内涵。第一，马克思分析了国民经济学“劳动”学说的理论矛盾：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矛盾表现为理想型的理论与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即在理论上被设定为“财富”和“幸福”源泉的劳动，却在实际上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只能导致劳动者的贫困、堕落与危机；国民经济学既肯定劳动是形成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产品在理论上只属于劳动者，但同时又全盘接受了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剥削和劳动者的贫困。[1]（p230-232）进一步地，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矛盾的症结在于它把劳动、劳动者，以至人仅仅理解为“抽象劳动”：“国民经济学抽象地把劳动看作物”。[1]（p236）因而，它“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它“不考察不劳动时的工人，不把工人作为人来考察”，“把人类的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1]（p232-233）第二，马克思指出国民经济学劳动学说的理论矛盾的根源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矛盾丝毫不加怀疑和探究，仅仅把这种矛盾当作既成事实和客观规律接受和肯定下来，这一现实矛盾就是“劳动”与“资本”之间的。他指出，“资本、地租和劳动的分离对工人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劳动产品为拥有资本的资本家所占有，同时，资本又是“积累的劳动”，是工人通过劳动不断生产和创造出来的；工人的生活需要取决于劳动雇佣和商品关系，而劳动雇佣却完全取决于资本和资本家，工人为了维持其基本的生活需求，必然要受到资本家的支配和奴役，“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不断奋力生产着自己的枷锁。总之，人的“活的劳动”必然要受到这一活动的异己产物“死的资本”的支配和奴役。[1]（p223-229）进一步地，他把“资本”界定为“对他人劳动产品的私有权”，“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同时，“资本是积蓄的劳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劳动的增加”不会导致劳动者的财富增加，只会导致“资本的增加”，即导致对人的劳动的异己和奴役力量的增加；从而，在理论上把握住了“劳动”与“资本”的矛盾关系的现实内涵。[1]（p238-242）第三，与国民经济学从总体上缺乏对社会现实矛盾的深刻洞察和对人类处境的人文关怀不同，马克思把对劳动与资本的现实矛盾的理论思考最终引向了对现实社会中“人”的处境的深切反思与关怀。马克思指出，在现实条件下，“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人“沦为机器，沦为资本的奴隶”，“人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而“死的资本总是迈着同样的步子，并且对现实的个人活动漠不关心”。由此，他提出了工人现实斗争的目标：“工人不仅必须为物质的生活资料而斗争，而且必须为谋求工作，即为谋求实现自己的活动的可能性、手段而斗争。”[1]（p227-229）由以上三点我们可以发现，在马克思对“劳动”的经济学分析中，已经带入了哲学批判、道义批评以至人类解放理想等“人文诉求”，“异化”、“异化劳动”以至“类本质”等带有哲学人性论性质的概念已呼之欲出。
二、在笔记本Ⅰ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笔记本Ⅱ的残余部分和笔记本Ⅲ的“私有财产和劳动”和“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都是笔记本Ⅱ的补充材料）等章节中，马克思实现了经济学语境与哲学语境的“双向生成”与“相互交融”，提出了“异化劳动”和“类本质”等一系列核心哲学概念。在笔记本Ⅰ的“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一章的开头部分，马克思指出了国民经济学的学理局限即它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却没有说明这个事实本身，而且没有说明私有财产的产生过程和原因，不理解劳动、资本和地产三者分离的规律和原因，并由此提出探讨“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的理论目标。这就鲜明地体现出了他要求超越国民经济学的现象描述和事实研究，揭示“当前的经济事实”背后的“本质联系”、“规律”和“原因”的那种深刻的“哲学诉求”。[1]（p266-267）由此，马克思开始了经济学讨论与哲学讨论之间的“双向生成”过程，这一过程的核心步骤就是一系列“概念转换”与“话语嫁接”：第一，劳动的现实状态被理解为“异化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劳动产品与劳动者相异化，劳动活动本身与劳动者相异化；同时，资本被理解为“异化劳动”的产物，被理解为私有财产即“外化劳动”。[1]（p267-271，p277-280）第二，劳动本身被设定为人的“类生活”、“类本质”、“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活动”，劳动异化之本质也就被理解为“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1]（p272-276）第三，生产劳动之发展又被理解为扬弃异化、扬弃私有财产，实现人的本质之复归的共产主义解放途径的现实基础，被理解为“人”的现实的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1]（p297-311）由此，马克思以“类本质”、“异化”等哲学概念为“理论对接点”来规定、限制、扩展和深化经济学语境中的“生产劳动”概念，将之直接与“人的本质的复归”、“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等宏大主题相联系，从而逐步地把它从经验实证科学领域上升到高度抽象的“主体哲学”理论层次，上升到“人类解放”的现实关怀层面。
三、在笔记本Ⅲ“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章中，马克思把经济学语境中形成并逐步哲学化的“劳动”概念和费尔巴哈的“类本质”概念一起引入对黑格尔辩证法特别是“劳动（实践）”、“人”和“人的本质”等概念所进行的纯哲学式批判之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拒斥了形而上学的主体哲学，初步形成了科学的“哲学式”劳动（实践）概念，体现了重建主体哲学的理论动机。
综合以上三个部分我们可以发现，《手稿》中，马克思的劳动概念的形成过程是一个在经济学语境和哲学语境之间“双向生成”的过程，经济学语境中的劳动概念和哲学语境中的劳动概念最终在“异化劳动”理论中实现了语义融合与概念对接。从文本来看，与劳动概念由经济学语境向哲学语境的生成过程相应，马克思还必须在纯哲学领域形成一个“劳动”概念来实现向经济学领域的生成过程，这个概念既要能够承接和统率由经济学语境中的劳动概念所带来的全部经验色彩、实证内涵和现实意义，又要能够在纯哲学领域担负其拒斥思辨形而上学的“人――主体”概念，同时重建新型主体哲学的理论任务。也就是说，马克思需要这样一个概念，它既可以借重于哲学思维的普遍性、本质性和终极性来消解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的片面、肤浅和人性关怀的缺位等弊病，又可以借重于国民经济学的实证性、经验性和科学性来拒斥思辨哲学的形而上学特征。《手稿》中所形成的劳动（实践）概念正是这样一个可以在哲学和经济学双重语境中“自由出入”，并都能占据各自核心地位的概念；它既可以被哲学思维抽象地把握住，又可以被经验科学实证地界定下来，②因而是一个非形而上学化的哲学概念。所以，它就被看作在哲学语境中最接近经验实证科学的一个概念，同时也就是最远离思辨形而上学的一个概念。进一步地，它也就很可能成为对思辨形而上学构成最大破坏力的一个哲学概念。总之，经济学和哲学双重语境中形成的劳动（实践）概念，既承载着具体的社会历史内容，又蕴涵着深沉的人文价值关怀，鲜明地体现出了马克思拒斥形而上学的主体概念，重建实证的、经验的、科学的主体哲学，并以此为共产主义人类解放学说奠定哲学基础的理论动机。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劳动经济学概论篇2
关键词：马克思；对象化；异化；对象化劳动；活劳动
在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对象化”与“异化”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对概念。不过，大部分关于这对概念的分析只是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相关论述，较少提及马克思其他文本中二者的关系，更罕有指出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在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中大量使用“对象化”概念，并且对“对象化”与“异化”的逻辑关系做出了新的建构。而“对象化”与“异化”的逻辑关系的变革，恰恰折射出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变革。本文以概念史研究为基础，重新梳理马克思对这一对概念的运用和阐释，旨在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论的理解。
一、人本学逻辑中的“对象化”与“异化”：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要想理解马克思文本中“对象化”与“异化”的关系，先要了解这两个概念的原初含义，及其在马克思文本中的出场语境。总的来说，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都直接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影响。起初，青年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分散的。而后，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下，“对象化”与“异化”逐渐成为马克思建构批判逻辑的一对概念。“对象化”对应于人的本真性的应然状态，而“异化”则用来指认和批判实然状态。首先需要重新厘清马克思对“对象化”与“异化”的最初使用情况。“对象化”对应的德文动词为“vergegenst?ndlichen”，来源于形容词“gegenst?ndlich（对象性的）”，意为“使某物成为对象性的”。一种常见的误解是，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来自黑格尔。事实上，黑格尔从未使用过“对象化”，真正先于马克思而大量使用“对象化”的思想家是费尔巴哈。［1］（p17）另一个往往被忽略的事实是，马克思并不是从《手稿》才开始使用“对象化”这一概念的。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提出了自我意识的对象化的观点。［2］（p61）显然，当时他的“对象化”还服务于自我意识哲学的唯心主义逻辑，也没有和“异化”构成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异化”对应的德文动词为“ent?fremden”，原意为“疏远”、“脱离”，这是一个具有深厚黑格尔传统的概念，不过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异化”并不是一个完全消极的、需要被批判的概念，而是精神的辩证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环节。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也开始于博士论文时期，当时，“异化”也不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反而具有“现实化”的肯定性意味。［2］（p52）那么，“对象化”和“异化”是如何成为一对具有对立性意味的概念的呢？这可以追溯到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转向。正是费尔巴哈对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等文本中，费尔巴哈正式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并将其标定为基督教神学与思辨哲学的本质。这样，一种人本学的新思路就建立起来了。“新时代的任务是上帝的现实化和人化——就是将神学转变、化解为人本学。”［3］（p245）这种人本学的新思路赋予了“对象化”以新的意义：“神学的客体不是别的，就是主体的、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vergegenst?ndlichtewesen）。”［3］（p291）以“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为基点，费尔巴哈展开了对神学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黑格尔哲学通过将其整个体系建立在这种抽象活动的基础上，使人同其自身相异化了。”［3］（p227）“绝对哲学就这样将人固有的本质、固有的活动与人相外化和异化了！这就产生出这个哲学加诸我们精神的支配和折磨。”
［3］（p280）在这里，费尔巴哈强化了“异化”的负面意义，并将“对象化”与“异化”对立起来，前者用来描述人的本质的本真状态，后者用来描述人的本质在神学与思辨哲学中的丧失和被支配状态。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之前，首先将“对象化”和“异化”作为一对相对的概念提出的，是人本学唯物主义转向之后的费尔巴哈。受此启发，青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将市民社会中的商业活动与金钱统治贬斥为“人的自我异化”［4］（p192）。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依循费尔巴哈的理解，为这种异化批判设定了一个逻辑的基点，即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正像一个受宗教束缚的人，只有使自己的本质成为异己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对象化，同样，在利己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异己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才能实际生产出物品。”［4］（p197）在这里，“对象化”和“异化”尚未直接作为一对概念出现。但是，不难看出，青年马克思是依循费尔巴哈的从“对象化”到“异化”的思路开展其批判的，而这种批判的性质同样是人本学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对象化”与“异化”正式作为一对概念出现是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搭建起经济学批判的基本逻辑架构，也第一次赋予“对象化”与“异化”这两个概念以原创性的独特内涵。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的特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4］（p273），这应当表现在人的生产中，因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4］（p273）。这是青年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一个新的说明。在现代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对象作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4］（p274），却没有使人真正实现自由的类生活，因为劳动对象并不属于生产者本人，而是被剥夺了。不仅如此，劳动对象被资本家剥夺和占有之后，还反过来成为了支配着工人不断继续劳动的奴役性力量。于是，“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4］（p268）。既然劳动对象同时具有了人本学的意味，劳动对象的丧失也就被提升到了人的本质的丧失的高度：“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4］（p274）这样，马克思就初步构建起了他的异化劳动的批判构架：以人的本质（自由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作为批判的逻辑基点，把现实劳动中人的本质的丧失和被奴役即“异化”作为批判的靶子。不难看出，马克思是在人本学逻辑的支撑下，用应然的“对象化”的理想状态来批判实然的“异化”状态。这是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异化批判逻辑的一种创造性的发挥。
二、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透视：重新理解“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
在初次批判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谈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且创造性地将“对象化”与“劳动”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劳动的对象化”“对象化劳动”。不过，以往的研究对这种结合的特殊性往往重视不足。有些学者将“对象化劳动”理解为人本学意义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劳动，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人面对自然对象的永恒存在的生产劳动。这就引起了关于“对象化劳动”性质的争论：它究竟是人本学的概念，还是接近于后来的“实践”“生产”的科学概念？笔者认为，二者都不是——“对象化劳动”既不是一个暂时的、后来被马克思放弃的人本学概念，也不是一个科学的、可以被理解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哲学概念，而是一个在经济学分析中偶然出场的经济哲学概念。进而言之，“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关系既不能被归为人本学的“对象化”与“异化”的关系，也不能被理解为后来马克思成熟理论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关系。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分析具有特殊内涵与意义，它不仅溢出了人们熟悉的人本学逻辑，而且对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先导性作用。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手稿》中的“对象化”究竟是怎样出场的。马克思说：“劳动的产品就是劳动（Dasproductderarbeitistdiearbeit），这种劳动将自己固定在一个对象（Gegenstand）中，把自己变成事物性的（sachlich）了，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①［4］（p267—268）这里的“Verge?genst?ndlichung”是一个名词，来自动词“verge?genst?ndlichen”。作为一个名词短语，“劳动的对象化”形容的是这样一个结果：劳动变成了对象性的东西，变成了对象。变成了怎样的“对象”呢？“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
［4］（p267）可见，不同于我们过去的理解，在马克思的原文中，和“劳动”相结合的“对象化”并不是用来形容劳动“过程”，而是用来描述劳动“结果”，即劳动产品的！马克思想要说明的是，劳动产品不是单纯外在的物性“对象”，而是以对象的形态存在的劳动。再简单一点，按照马克思自己的概括，劳动的产品就是劳动本身。以上分析了“劳动的对象化”。那么，“对象化劳动”呢？在《手稿》中，“对象化劳动”是作为“劳动产品”的同位语出现的。马克思指出，人“自己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4］（p276）②。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劳动”即“arbeit”不是动词，而是名词。这是一个在中文语境下无法辨明而极易产生误解的问题。这个短语中的“对象化”是动词的第二分词形式，相当于描述被动态的形容词，因此，“vergegenst?ndlichtenarbeit”准确的汉译不是“对象化的劳动”，而应为“被对象化的劳动”。是什么被对象化了呢？正是“劳动”。也就是说，“对象化劳动”不是劳动主动地去把别的什么东西对象化，而是劳动本身被动地被对象化了。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劳动产品”=“劳动的对象化”=“被对象化的劳动”，最后一个短语即通常所说的“对象化劳动”。“对象化”中的这个“对象”，不是指劳动过程中所面对的外部自然对象，而是指劳动最终所生产出的对象，就其本质来说，这种对象正是劳动本身。这样，青年马克思就把劳动生产出来的“对象”重新指认为“劳动”。严格地讲，这番指认并不包含人本学的逻辑预设，而是贯彻了一条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本质。”［4］（p290）马克思是将“对象化”的逻辑转用于理解经济学语境中的“劳动”——在人本学语境中，人的产物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劳动”则成为“财富”的“本质”，劳动的产物成为劳动的对象化。这里的“主体”已经不再是“人”本身，而是“劳动”。当然，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准确区分“财富”和“价值”。但是，他已经将“对象化”的分析逻辑原创性地用于经济学阐释，实现了对劳动价值论的一种哲学透视和说明：劳动产品看起来是物、是对象，但其实是劳动。正是在这一点上，“对象化”才溢出了人本学的逻辑，马克思才超越了费尔巴哈。阐明了“对象化劳动”的基本含义之后，再来理解“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便有了全新的视角：马克思之所以要揭示“劳动的对象化”的秘密，不仅是要呈现“劳动”这一财富的本质，更是要进一步批判“异化”的经济现实。在理论上，劳动产品是劳动的对象化；在现实中，劳动产品却不归工人所有，而且反过来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过程，“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4］（p267）。请注意，这里仍然是对经济现实的指认，同样尚不涉及人本学的逻辑预设。可见，在《手稿》中，马克思并不是一上来就用人本学的应然设定来批判现实，而是从经济学理论和现实出发，讨论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对象化”与“异化”，考察国民经济学所不关注的“对象即工人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4］（p269）。
换言之，指认“劳动的对象化”是为了从国民经济学对劳动产品的分析出发，“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4］（p266），进而证明“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劳动者（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了在劳动的本质中的异化（dieent?fremdungindemwesenderarbeit）”［4］（p269）①。一句话，揭示“对象化劳动”的道理，是批判“异化劳动”这一现实的前提。这种“异化”，不是从“人”的本质的应然设定中得出的，而是根植于对“劳动”的本质的理解，故而有所谓“在劳动的本质中的异化”。至此，我们可以对“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原初关系做出两点概括。其一，“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都不是纯粹的哲学设定，而是基于经济学的研究。脱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脱离了劳动价值论，就会误将其看作纯粹思辨的、非历史性的话语，这不符合青年马克思真实的研究语境。“对象化”、“异化”概念本身都是哲学的，但在关于“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最初讨论中，它们所涉及的内容都是现实的——“对象化劳动”所表述的劳动创造财富的道理是现实的，“异化劳动”所反映的劳动与财富的颠倒支配关系也是现实的，是马克思通过大量实证研究的摘录笔记而确认的。马克思是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可以被描述为“对象化”和“异化”的东西，而不是预先就打算用哲学话语去“改装”自己所不熟悉的经济学。其二，“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出场首先是将理论与现实相对照的一种经验性批判。按照马克思最初的表述，“对象化”是基于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描述，而“异化”是对经济学所掩盖的现实的批判。换言之，“对象化劳动”是一种理论透视，“异化劳动”则是在理论之外揭露了现实。二者不是两种劳动，也不对应于劳动的二重性，而是用理论与现实的反差关系来批判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性，这种批判归根结底是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批判。总而言之，马克思“对象化劳动”的提出是基于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非人本学设定。限于经济学水平，此时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还持有一种否定态度。［5］（p20—22）他虽然提出了“对象化劳动”，却不是为了肯定劳动概念和劳动价值论，也没有由此出发进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可以说，“对象化劳动”的出场是偶然的，其含义和性质也是极易被错认的。后来，马克思很快地转入了一种人本学维度的批判，这才有了前文分析过的《手稿》中人本学意义上的“对象化”和“异化”。在那里，“对象化”的宾语从“劳动”回到了“人的本质”。这说明，《手稿》中的“对象化”和“异化”的内涵与关系具有复调性质，不能简单地做出单一定性。但无论如何，对“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的阐释已经迈出了超越人本学逻辑的第一步。而这个被忽视的新的方法论的萌芽在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之后，在马克思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才展现出其深刻性与重要性。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批判：用“对象化劳动”“活劳动”解析“异化”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大量使用“对象化劳动”，同时频繁使用一个新概念——“活劳动（lebendigearbeit）”。在这一阶段，“对象化”与“异化”没有成对出现的情况，反倒是“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反复地成对出现。这说明了什么？笔者认为，马克思不再用“对象化”与“异化”的反差来表征现代经济关系，而是更多地通过对“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分析揭示现代经济关系的本质，从而实现了对“异化”现象的内在解析：在资本主义交换和生产过程中，“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现实地发生辩证的互动，二者之间的颠倒支配关系最终表现为“异化”。一句话，“异化”其实正是“对象化劳动”颠倒支配“活劳动”的结果和表现。前文指出，“对象化劳动”不是指劳动“活动”，而是指劳动“结果”，即劳动凝结成的“对象”。在马克思后来的论述中，真正用来形容劳动“活动”的概念是“活劳动”，而且，马克思明确将其与“对象化劳动”对立起来：“唯一与对象化劳动相对立的是非对象化劳动，活劳动。前者是存在于空间的劳动，后者是存在于时间中的劳动；前者是过去的劳动，后者是现在的劳动；前者体现在使用价值中，后者作为人的活动处于过程之中，因而还只处于自行对象化的过程中；前者是价值，后者创造价值。”［6］（p39）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对劳动价值论和“对象化劳动”有了新的深刻理解：重点不是劳动在表象层面凝结为“产品”，而是劳动在抽象的层面形成“价值”；不是劳动产品被透视为“对象化劳动”，而是“价值”被透视为“对象化劳动”。以此为基础，劳动力并不掌握既有的价值即“对象化劳动”，却要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其中，超出劳动力商品自身价值的那一部分就构成了“剩余价值”。“价值只是对象化劳动，而剩余价值（资本的价值增殖）只是超过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部分对象化劳动而形成的余额。”
［7］（p377）可见，马克思通过“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这两个概念，把资本家及其“资本”和劳动者及其“劳动”在现代生产过程中的关系，重新归结为两种形态的“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活劳动”转化为“对象化劳动”，后者却反过来支配前者不断创造出剩余价值，这正是资本的形成和作用机制，也是资本主义“异化”关系的本质。这样，马克思就用“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新阐释破解了“异化”之谜。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不再像《手稿》中那样，只在经验层面上强调“异化”现象的存在，而是真正说清楚了这种现象的生产关系基础，即资本在生产中对劳动的支配，从而说明了“异化”。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作为“对象化了的活劳动”［7］（p442），转变为“异己的、外在的权力”［7］（p442），成为“在不以活劳动能力本身为转移的一定条件下消费和利用活劳动能力的权力”［7］（p442）。于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就表现出这样的颠倒：“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fremdemacht）”［7］（p445）①。也可以说，“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了。……劳动自身的这种对象化，即作为劳动的结果的劳动自身，则作为异己的、独立的权力与劳动相对立”［6］（p125—126）。乍看起来，马克思还是从“对象化劳动”引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颠倒与“异化”；仔细分析，差别却是根本性的：只在“资本”的总体逻辑之下，在雇佣关系中，作为“活劳动”产物的“对象化劳动”成为资本，才会反过来驱使“活劳动”，从而形成“异化”。也就是说，只有从生产关系层面出发，从“对象化劳动”的循环增殖及其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出发，才能阐明社会关系层面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现实对立和“异化”。通过“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马克思还强调了现代“异化”关系的现实历史基础。社会财富的增长造成了不断堆积的“对象化劳动”对于“活劳动”的优势地位不断强化。“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对象性条件（gegenst?ndli?chenBedingungen）即对象化劳动，在对活劳动的关系（Verh?ltni?）中必然增长。”［8］（p243）①正是这种优势造成对象化表现为异化。“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比重（portionen）作为异己的和支配性的（beherrschende）权力同劳动相对立。
这里强调的（Dertonwirdgelegt）不是对象化存在（Vergegenst?ndlichtsein），而是异化的（entfremdet-），外化的（ent?ussert-），外在化的存在（Ver?ussertsein），是不属于工人，而属于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属于资本的巨大的对象化权力，这种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同自己相对置。”［8］（p243—244）②马克思这里的说法，并不是要单纯批判异化，而不批判对象化。后者恰恰是必然导致前者的真实历史基础。资本主义的异化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结果。“就这一点来说，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8］（p244）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其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对象化”和“异化”的关系做出了新的理论建构。乍看起来，1844年的马克思肯定“对象化”而否定“异化”，在后来似乎也依然如此。但实际上，马克思所实现的理论突破是根本性的。其一，马克思超越了主体性的哲学视角，不再先在性地设定“主体”。在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批判架构中，主体性是第一位的，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都是由他的主体性派生出来的。而在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中，马克思不再预设先在的“主体”，不是主体派生出了“活劳动”，而是“活劳动”本身成为了经济学分析中的逻辑“主体”。作为其产物的“对象化劳动”，反过来支配了“活劳动”，便成为了资本。这里只有不同形态的“劳动”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其二，马克思不再主要停留在经验物性层面谈论劳动产品和劳动概念本身，也不再依据经验事实中的工人境遇来批判理论与现实的反差，而是深入到经济学理论的内在矛盾之中，通过“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灵活运用，实现了对经济学逻辑的深层哲学把握，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说明。其三，从逻辑架构上说，马克思虽然仍然由“对象化”出发，但本质上是以价值和资本关系的总体性建构为线索，最终导引出“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现实颠倒关系，并将之描述为“异化”。在批判模式上，马克思已经不是简单地从“对象化”到“异化”，而是用“对象化”和“活劳动”的辩证关系阐释“异化”。总而言之，马克思对“对象化”和“异化”的概念内涵和逻辑关系进行了三次不同性质的理论建构，这三重建构逐渐具体化、深入化，反映了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基础上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论的进程。青年马克思人本学架构中的“对象化”和“异化”是用理想（人的本质的实现）去批判现实（人的本质的丧失），是一种价值性的、隐性唯心主义的批判；《手稿》中出现的“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相关论述是用经济学理论（劳动创造财富）去对照经济现实（劳动者受制于财富），是一种实证性的、经验主义的批判；在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马克思阐明了“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矛盾关系，从而结构性、历史性地解析了现实的“异化”。这才是真正内在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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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张义修单位：南京大学哲学系
摘要：马克思对“对象化”和“异化”的关系进行过三次理论建构，折射出其批判方法论的变革。青年马克思在费尔巴哈影响下，用应然状态的“对象化”批判实然状态的“异化”，是一种价值性的、人本学的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则是在对经济学理论加以哲学透视的基础上，将理论与现实相对照，是一种经验性的批判；在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马克思通过对“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辩证分析，内在地解析了“异化”的生产关系本质与现实历史基础，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
关键词：马克思；对象化；异化；对象化劳动；活劳动
在马克思哲学研究领域，“对象化”与“异化”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对概念。不过，大部分关于这对概念的分析只是基于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的相关论述，较少提及马克思其他文本中二者的关系，更罕有指出一个事实，即马克思在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文本中大量使用“对象化”概念，并且对“对象化”与“异化”的逻辑关系做出了新的建构。而“对象化”与“异化”的逻辑关系的变革，恰恰折射出马克思哲学方法论的变革。本文以概念史研究为基础，重新梳理马克思对这一对概念的运用和阐释，旨在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论的理解。
一、人本学逻辑中的“对象化”与“异化”：从费尔巴哈到马克思
要想理解马克思文本中“对象化”与“异化”的关系，先要了解这两个概念的原初含义，及其在马克思文本中的出场语境。总的来说，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都直接受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特别是费尔巴哈的影响。起初，青年马克思对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是分散的。而后，在费尔巴哈人本学唯物主义的影响下，“对象化”与“异化”逐渐成为马克思建构批判逻辑的一对概念。“对象化”对应于人的本真性的应然状态，而“异化”则用来指认和批判实然状态。首先需要重新厘清马克思对“对象化”与“异化”的最初使用情况。“对象化”对应的德文动词为“vergegenst?ndlichen”，来源于形容词“gegenst?ndlich（对象性的）”，意为“使某物成为对象性的”。一种常见的误解是，马克思的“对象化”概念来自黑格尔。事实上，黑格尔从未使用过“对象化”，真正先于马克思而大量使用“对象化”的思想家是费尔巴哈。［1］（p17）另一个往往被忽略的事实是，马克思并不是从《手稿》才开始使用“对象化”这一概念的。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就提出了自我意识的对象化的观点。［2］（p61）显然，当时他的“对象化”还服务于自我意识哲学的唯心主义逻辑，也没有和“异化”构成逻辑上的对应关系。“异化”对应的德文动词为“ent?fremden”，原意为“疏远”、“脱离”，这是一个具有深厚黑格尔传统的概念，不过在黑格尔的哲学中，“异化”并不是一个完全消极的、需要被批判的概念，而是精神的辩证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环节。马克思对这一概念的使用也开始于博士论文时期，当时，“异化”也不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反而具有“现实化”的肯定性意味。［2］（p52）那么，“对象化”和“异化”是如何成为一对具有对立性意味的概念的呢？这可以追溯到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转向。正是费尔巴哈对这两个概念的用法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基督教的本质》《未来哲学原理》等文本中，费尔巴哈正式提出了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并将其标定为基督教神学与思辨哲学的本质。这样，一种人本学的新思路就建立起来了。“新时代的任务是上帝的现实化和人化——就是将神学转变、化解为人本学。”［3］（p245）这种人本学的新思路赋予了“对象化”以新的意义：“神学的客体不是别的，就是主体的、人的对象化了的本质（vergegenst?ndlichtewesen）。”［3］（p291）以“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为基点，费尔巴哈展开了对神学及黑格尔思辨哲学的批判。“黑格尔哲学通过将其整个体系建立在这种抽象活动的基础上，使人同其自身相异化了。”［3］（p227）“绝对哲学就这样将人固有的本质、固有的活动与人相外化和异化了！这就产生出这个哲学加诸我们精神的支配和折磨。”
［3］（p280）在这里，费尔巴哈强化了“异化”的负面意义，并将“对象化”与“异化”对立起来，前者用来描述人的本质的本真状态，后者用来描述人的本质在神学与思辨哲学中的丧失和被支配状态。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之前，首先将“对象化”和“异化”作为一对相对的概念提出的，是人本学唯物主义转向之后的费尔巴哈。受此启发，青年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将市民社会中的商业活动与金钱统治贬斥为“人的自我异化”［4］（p192）。不仅如此，马克思还依循费尔巴哈的理解，为这种异化批判设定了一个逻辑的基点，即人的本质的对象化。“正像一个受宗教束缚的人，只有使自己的本质成为异己的幻想的本质，才能把这种本质对象化，同样，在利己的需要的统治下，人只有使自己的产品和自己的活动处于异己本质的支配之下，使其具有异己本质——金钱——的作用，才能实际进行活动，才能实际生产出物品。”［4］（p197）在这里，“对象化”和“异化”尚未直接作为一对概念出现。但是，不难看出，青年马克思是依循费尔巴哈的从“对象化”到“异化”的思路开展其批判的，而这种批判的性质同样是人本学唯物主义的。马克思的“对象化”与“异化”正式作为一对概念出现是在《手稿》中。青年马克思第一次搭建起经济学批判的基本逻辑架构，也第一次赋予“对象化”与“异化”这两个概念以原创性的独特内涵。马克思指出，人的类的特质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4］（p273），这应当表现在人的生产中，因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4］（p273）。这是青年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一个新的说明。在现代生产过程中，劳动的对象作为“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4］（p274），却没有使人真正实现自由的类生活，因为劳动对象并不属于生产者本人，而是被剥夺了。不仅如此，劳动对象被资本家剥夺和占有之后，还反过来成为了支配着工人不断继续劳动的奴役性力量。于是，“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4］（p268）。既然劳动对象同时具有了人本学的意味，劳动对象的丧失也就被提升到了人的本质的丧失的高度：“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生产的对象，也就从人那里夺去了他的类生活。”［4］（p274）这样，马克思就初步构建起了他的异化劳动的批判构架：以人的本质（自由的类生活）的“对象化”作为批判的逻辑基点，把现实劳动中人的本质的丧失和被奴役即“异化”作为批判的靶子。不难看出，马克思是在人本学逻辑的支撑下，用应然的“对象化”的理想状态来批判实然的“异化”状态。这是对费尔巴哈人本学异化批判逻辑的一种创造性的发挥。
二、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透视：重新理解“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
在初次批判经济学的过程中，马克思不仅谈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且创造性地将“对象化”与“劳动”结合在一起，提出了“劳动的对象化”“对象化劳动”。不过，以往的研究对这种结合的特殊性往往重视不足。有些学者将“对象化劳动”理解为人本学意义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劳动，也有学者将其理解为人面对自然对象的永恒存在的生产劳动。这就引起了关于“对象化劳动”性质的争论：它究竟是人本学的概念，还是接近于后来的“实践”“生产”的科学概念？笔者认为，二者都不是——“对象化劳动”既不是一个暂时的、后来被马克思放弃的人本学概念，也不是一个科学的、可以被理解为物质生产活动的实践哲学概念，而是一个在经济学分析中偶然出场的经济哲学概念。进而言之，“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关系既不能被归为人本学的“对象化”与“异化”的关系，也不能被理解为后来马克思成熟理论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关系。在《手稿》中，马克思对“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分析具有特殊内涵与意义，它不仅溢出了人们熟悉的人本学逻辑，而且对马克思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具有先导性作用。我们还是先来看看《手稿》中的“对象化”究竟是怎样出场的。马克思说：“劳动的产品就是劳动（Dasproductderarbeitistdiearbeit），这种劳动将自己固定在一个对象（Gegenstand）中，把自己变成事物性的（sachlich）了，这就是劳动的对象化（Vergegenst?ndlichung）。劳动的现实化就是劳动的对象化。”①［4］（p267—268）这里的“Verge?genst?ndlichung”是一个名词，来自动词“verge?genst?ndlichen”。作为一个名词短语，“劳动的对象化”形容的是这样一个结果：劳动变成了对象性的东西，变成了对象。变成了怎样的“对象”呢？“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
［4］（p267）可见，不同于我们过去的理解，在马克思的原文中，和“劳动”相结合的“对象化”并不是用来形容劳动“过程”，而是用来描述劳动“结果”，即劳动产品的！马克思想要说明的是，劳动产品不是单纯外在的物性“对象”，而是以对象的形态存在的劳动。再简单一点，按照马克思自己的概括，劳动的产品就是劳动本身。以上分析了“劳动的对象化”。那么，“对象化劳动”呢？在《手稿》中，“对象化劳动”是作为“劳动产品”的同位语出现的。马克思指出，人“自己的劳动产品即对象化劳动”［4］（p276）②。需要注意的是，这里的“劳动”即“arbeit”不是动词，而是名词。这是一个在中文语境下无法辨明而极易产生误解的问题。这个短语中的“对象化”是动词的第二分词形式，相当于描述被动态的形容词，因此，“vergegenst?ndlichtenarbeit”准确的汉译不是“对象化的劳动”，而应为“被对象化的劳动”。是什么被对象化了呢？正是“劳动”。也就是说，“对象化劳动”不是劳动主动地去把别的什么东西对象化，而是劳动本身被动地被对象化了。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的原意，“劳动产品”=“劳动的对象化”=“被对象化的劳动”，最后一个短语即通常所说的“对象化劳动”。“对象化”中的这个“对象”，不是指劳动过程中所面对的外部自然对象，而是指劳动最终所生产出的对象，就其本质来说，这种对象正是劳动本身。这样，青年马克思就把劳动生产出来的“对象”重新指认为“劳动”。严格地讲，这番指认并不包含人本学的逻辑预设，而是贯彻了一条经济学的理论原则：“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本质。”［4］（p290）马克思是将“对象化”的逻辑转用于理解经济学语境中的“劳动”——在人本学语境中，人的产物就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而在经济学的语境中，“劳动”则成为“财富”的“本质”，劳动的产物成为劳动的对象化。这里的“主体”已经不再是“人”本身，而是“劳动”。当然，此时马克思还没有准确区分“财富”和“价值”。但是，他已经将“对象化”的分析逻辑原创性地用于经济学阐释，实现了对劳动价值论的一种哲学透视和说明：劳动产品看起来是物、是对象，但其实是劳动。正是在这一点上，“对象化”才溢出了人本学的逻辑，马克思才超越了费尔巴哈。阐明了“对象化劳动”的基本含义之后，再来理解“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之间的关系便有了全新的视角：马克思之所以要揭示“劳动的对象化”的秘密，不仅是要呈现“劳动”这一财富的本质，更是要进一步批判“异化”的经济现实。在理论上，劳动产品是劳动的对象化；在现实中，劳动产品却不归工人所有，而且反过来支配着工人的劳动过程，“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4］（p267）。请注意，这里仍然是对经济现实的指认，同样尚不涉及人本学的逻辑预设。可见，在《手稿》中，马克思并不是一上来就用人本学的应然设定来批判现实，而是从经济学理论和现实出发，讨论现实的劳动过程中发生的“对象化”与“异化”，考察国民经济学所不关注的“对象即工人产品在对象化中的异化、丧失”［4］（p269）。
换言之，指认“劳动的对象化”是为了从国民经济学对劳动产品的分析出发，“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4］（p266），进而证明“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劳动者（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了在劳动的本质中的异化（dieent?fremdungindemwesenderarbeit）”［4］（p269）①。一句话，揭示“对象化劳动”的道理，是批判“异化劳动”这一现实的前提。这种“异化”，不是从“人”的本质的应然设定中得出的，而是根植于对“劳动”的本质的理解，故而有所谓“在劳动的本质中的异化”。至此，我们可以对“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原初关系做出两点概括。其一，“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都不是纯粹的哲学设定，而是基于经济学的研究。脱离经济学理论特别是脱离了劳动价值论，就会误将其看作纯粹思辨的、非历史性的话语，这不符合青年马克思真实的研究语境。“对象化”、“异化”概念本身都是哲学的，但在关于“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最初讨论中，它们所涉及的内容都是现实的——“对象化劳动”所表述的劳动创造财富的道理是现实的，“异化劳动”所反映的劳动与财富的颠倒支配关系也是现实的，是马克思通过大量实证研究的摘录笔记而确认的。马克思是在经济学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可以被描述为“对象化”和“异化”的东西，而不是预先就打算用哲学话语去“改装”自己所不熟悉的经济学。其二，“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出场首先是将理论与现实相对照的一种经验性批判。按照马克思最初的表述，“对象化”是基于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描述，而“异化”是对经济学所掩盖的现实的批判。换言之，“对象化劳动”是一种理论透视，“异化劳动”则是在理论之外揭露了现实。二者不是两种劳动，也不对应于劳动的二重性，而是用理论与现实的反差关系来批判经济学理论的片面性，这种批判归根结底是一种基于经验事实的批判。总而言之，马克思“对象化劳动”的提出是基于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非人本学设定。限于经济学水平，此时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还持有一种否定态度。［5］（p20—22）他虽然提出了“对象化劳动”，却不是为了肯定劳动概念和劳动价值论，也没有由此出发进行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可以说，“对象化劳动”的出场是偶然的，其含义和性质也是极易被错认的。后来，马克思很快地转入了一种人本学维度的批判，这才有了前文分析过的《手稿》中人本学意义上的“对象化”和“异化”。在那里，“对象化”的宾语从“劳动”回到了“人的本质”。这说明，《手稿》中的“对象化”和“异化”的内涵与关系具有复调性质，不能简单地做出单一定性。但无论如何，对“对象化劳动”与“异化劳动”的阐释已经迈出了超越人本学逻辑的第一步。而这个被忽视的新的方法论的萌芽在历史唯物主义确立之后，在马克思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过程中，才展现出其深刻性与重要性。
三、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批判：用“对象化劳动”“活劳动”解析“异化”
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大量使用“对象化劳动”，同时频繁使用一个新概念——“活劳动（lebendigearbeit）”。在这一阶段，“对象化”与“异化”没有成对出现的情况，反倒是“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反复地成对出现。这说明了什么？笔者认为，马克思不再用“对象化”与“异化”的反差来表征现代经济关系，而是更多地通过对“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分析揭示现代经济关系的本质，从而实现了对“异化”现象的内在解析：在资本主义交换和生产过程中，“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现实地发生辩证的互动，二者之间的颠倒支配关系最终表现为“异化”。一句话，“异化”其实正是“对象化劳动”颠倒支配“活劳动”的结果和表现。前文指出，“对象化劳动”不是指劳动“活动”，而是指劳动“结果”，即劳动凝结成的“对象”。在马克思后来的论述中，真正用来形容劳动“活动”的概念是“活劳动”，而且，马克思明确将其与“对象化劳动”对立起来：“唯一与对象化劳动相对立的是非对象化劳动，活劳动。前者是存在于空间的劳动，后者是存在于时间中的劳动；前者是过去的劳动，后者是现在的劳动；前者体现在使用价值中，后者作为人的活动处于过程之中，因而还只处于自行对象化的过程中；前者是价值，后者创造价值。”［6］（p39）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对劳动价值论和“对象化劳动”有了新的深刻理解：重点不是劳动在表象层面凝结为“产品”，而是劳动在抽象的层面形成“价值”；不是劳动产品被透视为“对象化劳动”，而是“价值”被透视为“对象化劳动”。以此为基础，劳动力并不掌握既有的价值即“对象化劳动”，却要不断创造新的价值。其中，超出劳动力商品自身价值的那一部分就构成了“剩余价值”。“价值只是对象化劳动，而剩余价值（资本的价值增殖）只是超过再生产劳动能力所必需的那部分对象化劳动而形成的余额。”
［7］（p377）可见，马克思通过“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这两个概念，把资本家及其“资本”和劳动者及其“劳动”在现代生产过程中的关系，重新归结为两种形态的“劳动”之间的辩证关系。“活劳动”转化为“对象化劳动”，后者却反过来支配前者不断创造出剩余价值，这正是资本的形成和作用机制，也是资本主义“异化”关系的本质。这样，马克思就用“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新阐释破解了“异化”之谜。这一时期的马克思不再像《手稿》中那样，只在经验层面上强调“异化”现象的存在，而是真正说清楚了这种现象的生产关系基础，即资本在生产中对劳动的支配，从而说明了“异化”。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作为“对象化了的活劳动”［7］（p442），转变为“异己的、外在的权力”［7］（p442），成为“在不以活劳动能力本身为转移的一定条件下消费和利用活劳动能力的权力”［7］（p442）。于是，资本主义生产中就表现出这样的颠倒：“劳动的产品，对象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权力（fremdemacht）”［7］（p445）①。也可以说，“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颠倒了。……劳动自身的这种对象化，即作为劳动的结果的劳动自身，则作为异己的、独立的权力与劳动相对立”［6］（p125—126）。乍看起来，马克思还是从“对象化劳动”引出主体和客体之间的颠倒与“异化”；仔细分析，差别却是根本性的：只在“资本”的总体逻辑之下，在雇佣关系中，作为“活劳动”产物的“对象化劳动”成为资本，才会反过来驱使“活劳动”，从而形成“异化”。也就是说，只有从生产关系层面出发，从“对象化劳动”的循环增殖及其对“活劳动”的支配关系出发，才能阐明社会关系层面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现实对立和“异化”。通过“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马克思还强调了现代“异化”关系的现实历史基础。社会财富的增长造成了不断堆积的“对象化劳动”对于“活劳动”的优势地位不断强化。“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对象性条件（gegenst?ndli?chenBedingungen）即对象化劳动，在对活劳动的关系（Verh?ltni?）中必然增长。”［8］（p243）①正是这种优势造成对象化表现为异化。“劳动的客观条件对活劳动具有越来越巨大的独立性……而社会财富的越来越巨大的比重（portionen）作为异己的和支配性的（beherrschende）权力同劳动相对立。
这里强调的（Dertonwirdgelegt）不是对象化存在（Vergegenst?ndlichtsein），而是异化的（entfremdet-），外化的（ent?ussert-），外在化的存在（Ver?ussertsein），是不属于工人，而属于人格化的生产条件，即属于资本的巨大的对象化权力，这种权力把社会劳动本身当作自身的一个要素而同自己相对置。”［8］（p243—244）②马克思这里的说法，并不是要单纯批判异化，而不批判对象化。后者恰恰是必然导致前者的真实历史基础。资本主义的异化既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结果。“就这一点来说，这种扭曲和颠倒是真实的，而不是单纯想象的，不是单纯存在于工人和资本家的观念中的。但是很明显，这种颠倒的过程不过是历史的必然性，不过是从一定的历史出发点或基础出发的生产力发展的必然性。”［8］（p244）由此可见，马克思在其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对“对象化”和“异化”的关系做出了新的理论建构。乍看起来，1844年的马克思肯定“对象化”而否定“异化”，在后来似乎也依然如此。但实际上，马克思所实现的理论突破是根本性的。其一，马克思超越了主体性的哲学视角，不再先在性地设定“主体”。在青年马克思的人本学批判架构中，主体性是第一位的，劳动者的劳动产品、劳动活动，都是由他的主体性派生出来的。而在后来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中，马克思不再预设先在的“主体”，不是主体派生出了“活劳动”，而是“活劳动”本身成为了经济学分析中的逻辑“主体”。作为其产物的“对象化劳动”，反过来支配了“活劳动”，便成为了资本。这里只有不同形态的“劳动”之间的关系，而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其二，马克思不再主要停留在经验物性层面谈论劳动产品和劳动概念本身，也不再依据经验事实中的工人境遇来批判理论与现实的反差，而是深入到经济学理论的内在矛盾之中，通过“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的灵活运用，实现了对经济学逻辑的深层哲学把握，实现了对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科学说明。其三，从逻辑架构上说，马克思虽然仍然由“对象化”出发，但本质上是以价值和资本关系的总体性建构为线索，最终导引出“对象化劳动”与“活劳动”之间的现实颠倒关系，并将之描述为“异化”。在批判模式上，马克思已经不是简单地从“对象化”到“异化”，而是用“对象化”和“活劳动”的辩证关系阐释“异化”。总而言之，马克思对“对象化”和“异化”的概念内涵和逻辑关系进行了三次不同性质的理论建构，这三重建构逐渐具体化、深入化，反映了马克思在经济学研究基础上探索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方法论的进程。青年马克思人本学架构中的“对象化”和“异化”是用理想（人的本质的实现）去批判现实（人的本质的丧失），是一种价值性的、隐性唯心主义的批判；《手稿》中出现的“对象化劳动”和“异化劳动”的相关论述是用经济学理论（劳动创造财富）去对照经济现实（劳动者受制于财富），是一种实证性的、经验主义的批判；在晚期政治经济学批判语境中，马克思阐明了“对象化劳动”和“活劳动”的矛盾关系，从而结构性、历史性地解析了现实的“异化”。这才是真正内在性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学批判的哲学意义》，载《哲学研究》2016年第3期.［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L.Feuerbach.S?mtlichewerke,Bd.2,Hg.FriedrichJodl,BadCannstatt:Frommann-Holzboog,1959.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5］巴加图利亚、维戈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遗产》，马健行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劳动经济学概论篇3
关键词：财产权 知识产权
一、引言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其名著《经济学》第1}版fll中给经济学下的定义是：“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显然，绝大部分知识是利用稀缺资源生产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
但它通常既不是物品，也不是劳务。那么它与经济学是什么关系呢？现代经济学对知识产权尚无深人的研究，甚至未将知识作为一种产品纳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
作为私有财产权，知识产权显然与经济学有关，也就是说，知识产权既是一个法学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学概念。事实上，由于知识产权的特殊性，仅在法学领域予以讨论已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德霍斯（diahos）教授指出：“在对知识财产进行哲学分析时，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绝对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源”（21.但drahos主要是从成本效益的角度来看待经济学的作用的。
他写道：“经济学对于知识财产权的最终判断必须以成本效益核算的结果为基础”，“没有成本效益分析方法，知识财产将会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制度”图。也就是说，drahos已经将知识作为一种不言自明的财产来看待，经济学只是成本效益核算的工具。但问题显然不是这样简单，因为知识产权和知识是否或何以成为经济学中的财产尚不清楚。
需要指出的是，在经济学中，人们往往省略了权（rift），而只谈论财产（p}p}ty）o这里的财产主要是指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而在法学领域，人们更多谈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但同样忽略了财产与财产权的区别。这从英文p}p}’一词既被翻译为财产，又被翻译为财产权即可看出。
受此影响，在知识产权领域，则有将ip（intellech}alp}l}n3’）与ipr（intellectualpropertyrift）混用的情况。例如日本和我国台湾常将知识产权称为知识财产、智慧财产。drahos教授也在其《知识财产法哲学》图一书中多次使用“知识财产”一词。
足见本领域将知识产权混同于知识财产的混乱局面。严格说来，财产、财产权、财产权客体等概念的含义是不同的。本文下一节将对这些概念进行详细分析。
由于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的配置问题，特别是有形①资源的配置问题，所以经济学中的财产主要是指有形的物质资源，而法学讨论的则是关于这些资源的权利。正如笔者在文中}1指出，在物权（有形财产权）这一特定语境下，经济学与法学是一致的。因为在物权领域，无需区分财产和财产权。事实上，在物权领域，财产和财产权不可分离，实际上是同义语。但在知识产权领域，这种区分却非常必要，因为知识产权之客体并不处于私有领域（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fal），其配置方式与物权领域的财产完全不同。也就是说，在物权领域，由于财产与财产权永远被绑定在一起，经济学与法学之间存在一座天然互通的桥梁，但在知识产权领域，权利客体与权利却往往是分离的（参见笔者《知识产权客体的哲学基础》一文（al中的表1）。于是，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就不灵了。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汪丁丁曾谈到，他和香港的张五常教授多年研究知识产权之经济学，结果并不理想。
另一方面，法学家们简单地将物权领域的法学原理套用到知识产权领域，也出现了许多难以自圆其说的问题。其表现之一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保护知识产权所持的显著不同的态度。例如，美国为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在国内法中设置针对进口贸易的‘`337特别条款“。美国商务部前部长古铁雷斯甚至认为：”对美国来说，保护知识产权不是一个可以谈判的问题；侵犯知识产权就是犯罪，也必须当作犯罪来处理“②。
换句话说，古铁雷斯要求动用刑法而不仅仅是民法来保护知识产权；相反，印度则对授权专利的保护做出限制。根据其专利法，印度知识产权局向印度专利权人发出了通知，要求他们以及被许可人须在2010年3月31日之前向印度专利局提供其专利发明在
印度的应用情况，否则将面临100万印度卢比（约合2.2万美元）的罚金以及专利强制许可令。如果提供虚假信息，则将面临牢狱之灾。可见，在知识产权领域，什么东西应当作为财产加以保护、如何保护以及保护到什么程度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难以就法学所追求的公平正义达成共识。这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对基本理论的共识形成了鲜明对照。
事实上，在知识产权领域，经济学与法学相互分隔，成了彼此独立的孤岛，因此，有必要通过构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在知识产权领域架起一座经济学与法学互通的桥梁。
本文将根据现代西方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一一边际效用价值一来讨论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经济学基础，阐明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概念内涵，弄清知识产权之财产权的来历，以阐明作为私权的知识产权如何建立在仅仅处于公有领域的知识或信息之上，从而明了知识产权及其制度的本质。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不得不从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概念说起。
本文所称知识产权将仅涉及财产权，不涉及精神权。
二、关于资源、财富、财产、商品、价值和财产权
本节标题中的这些概念早已被人们广泛使用，似乎其内涵早已为人们所熟知。但实际上，这些概念的真实或准确含义大有学问，并非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甚至在学术界迄今尚未达成共识。按照本文自我设定的构建科学理论的目标，笔者将在本节对这些似乎普遍知晓但实际上模糊不清的概念进行探讨、阐述笔者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本节探论的这些概念仅限于经济学领域，并不一定适用于其它社会科学领域。但即使这样，对这些概念的见解也纷繁众多，各不相同，难以一一评述。为简单起见，笔者将不在本文综述他人的观点，而是直接提出见解。正确与否，请读者鉴别。
（一）资源
所谓资源，是指对市场主体（亦即经济利益意义上的民事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有用（具有效用或使用价值）的事物。无用的事物不能成为资源。
例如，土地、阳光、空气、水、矿藏、能源、动物、植物、建筑物、工具、材料、汽车、飞机、食品、服装、烟草、药品、工艺品、可用于发电的风和潮汐、道路、空中航线、劳动者、以及其它对市场主体的生产和生活有用的事物，甚至作为建材的沙子，都是资源。但当我们在漫漫旅途中身陷广裹的沙漠时，周围的黄沙对我们来说毫无用处。这时，沙子就不再是资源了。当然，如果把沙看作土地，可以支撑我们的躯体，则沙漠中的沙也是有用之物，是资源。但这已经是在另一种意义上谈论沙子了。
应当指出，资源不仅限于上述有形之物，还包括劳动力（劳动者的体力劳动出力和脑力劳动出力）、劳动能力（个人的天赋、知识和技能）、人际关系（人脉和信誉）、有用信息（知识产权之客体）、特许专营权和专卖权（例如航线的专营权和烟草的专卖权），甚至包括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和法律制度及公共政策，因为它们都是有用的事物。这些有用的事物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都是无形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无形资源，而前面列举的资源则是有形资源。
此外，市场也是有用的事物，因而市场也是资源，而且是非常有价值的资源，是市场主体一一尤其是跨国公司—激烈争夺的对象。市场是人们交换商品的场所。在现代社会，市场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有形的市场包括百货商场、超市等；无形市场如阿里巴巴、当当网等各种虚拟的网上市场。事实上，即使是百货大楼这样的有形市场，也包含着自由流动的商家和消费者会聚于此这样的无形成分。如果某一天商家和消费者减少了，则同是这个百货大楼，市场价值将大减；
另一方面，网络等无形市场也包含着有形的成分。
例如服务器、接人网等有形资源。所以，市场通常既有形，又无形，很难将其绝对划人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但在笔者看来，其无形成分更多，即无形的可以自由流动的商家和客户及其交易量是构成市场的主要成分。所以如果硬要划分的话，笔者宁愿将其划人无形资源，而将承载这个市场的物质载体（建筑和设备）从市场剥离开来，划人有形资源。
在日常用语中，市场还有另一种含义，即市场主体所占有的客户资源，也就是市场占有率。
本文中，市场和市场占有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市场指的是交易场所；市场占有率指的是市场销售份额或客户资源份额。两者可分属不同的市场主体，都是有用的资源。市场有时是有形的，有时是无形的；市场占有率则肯定是无形的。
注意，以上笔者将权利（right，例如特许权）和权力（power或authority，例如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也列为了资源，因为它们也是有用的事物。显然，权利和权力是无形的。
需要说明的是，学界对劳动力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在许多文献中，对劳动力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即劳动者；二是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但笔者认为在经济学的意义
上，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劳动力已经被约定俗成地作为商品对待（马克思即在《资本论》中将劳动力作为商品），如果劳动力是劳动者，则不可能是商品，因为在废除了奴隶制的现代社会，作为人的劳动者不可以买卖，因而不是商品。至于劳动能力，则绑定于劳动者，任何情况下均无法分离，当然也不可以买卖，故不是商品。可见，在认可劳动力是商品的前提下，劳动力不可能是人，也不可能是人的劳动能力。
在本文中，劳动者和劳动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劳动者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是有形的；劳动力是劳动者的劳动出力，其有效的部分物化于有形的产品之中或蕴含于无形的服务或信息产品之中，是无形的。显然，劳动者与劳动力密不可分。
劳动经济学概论篇4
关键词：人才定义；理论；思考
作者简介：李维平，女，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研究员，研究方向；人才战略规划、宏观人事政策研究。
中图分类号：C96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issn.1672－3309(x)，2010.12.01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12-01-03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明确指出：“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人才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人才概念界定是人才学理论研究的基础，回顾总结人才定义的发展过程，认识原有人才定义的理论缺陷，准确把握(规划纲要)中人才概念界定的科学内涵，在理论层面对新的人才概念进行思考，无论是对于深入开展人才学研究，还是从理论上指导人才队伍建设，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人才定义的发展回顾
自20世纪70年代人才学创立，到本世纪初科学人才观提出之前，人才概念的定义不断发生变化，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2年。这一阶段人才学刚刚提出，关于人才的定义多种多样，呈现出百家争鸣的状况。在众多的人才定义中，著名人才学专家王通讯关于人才是“对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进行了创造性劳动的人”C，i的阐释，为多数人才学研究者所接受。从王通讯对人才定义的阐述中可以看出。这个阶段，王通讯所说的创造性劳动，特指原创性劳动，同时对原创性劳动提出了较高要求，人才概念的定义域较窄，主要涵盖少数杰出的政治家、革命英雄、科学家、艺术家、军事家等，这一概念反映了当时社会对杰出人才历史作用的再认识。在这一阶段，国内学术界对人才的定义还没有形成比较一致的观点。
第二阶段：1982-1987年。这一阶段，学术界对人才定义形成了相对统一的说法，这种说法以王通讯和叶忠海为代表。叶忠海等认为。“人才，是指那些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具有一定的专门知识、较高的技术和能力，能够以自己创造性劳动。对认识、改造自然和社会，对人类进步做出了某种较大贡献的人””；王通讯在(人才学通论}中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人才的定义，他认为。“人才就是为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进行了创造性劳动，在某一领域，某一行业，或某一工作上做出较大贡献的人。”这种人才定义可以概括如下两种情况，“一种是为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且得到社会承认，包括生前承认与死后承认。一种是，确实进行了创造性劳动，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被埋没了。”他还指出，人才“可以分为显人才与潜人才”，“人才有类别、层次之分”。“不能以名声论人才”，“不能以成败论人才”，“对政治人物要看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人才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这个阶段。研究者们对人才概念的研究逐步深化，虽然仍然对人才的创造性要求提出了“做出较大贡献”等高标准，但已经注意到了人才问题的复杂性，对人才的社会性、相对性、进步性、潜人才与显人才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已经注意到人才的层次问题，人才的门槛开始降低。
第三阶段：1987--2003年。这一时期。虽然各家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想通过避开“创造性”一词，扩大人才概念的外延。如1987年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教授李新生在其
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提出的科学人才观认为，人才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只要具有一定的知识或技能，能够进行创造性劳动，为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巾作出积极贡献，都是党和国家需要的人才。提出衡量人才不惟学历、不惟职称、不惟资历、不惟身份。鼓励人人都作贡献，人人都能成才。
从人才概念的发展看，人才定义经历了一个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不断扩展的过程，在各个不同阶段，从事人才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对人才概念作出了各自界定，使人才概念逐步得到丰富和发展，这些都为科学人才观的提出准备了必要条件。而科学人才观的提出，使人们对人才成长的看法经历了由少数人能够成才到人人通过努力都能成才的革命性变化，对我国处于变革时期的人才工作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为我们进一步深化对人才概念的理论探讨奠定了基础。
二、人才学原有人才定义的理论缺陷
(一)外延过小，与社会约定俗成的人才概念脱节
约定俗成的人才涵盖了社会精英到能工巧匠，科学家、发明家和各行各业的行家里手。而人才学给出的人才定义将进行了原创性劳动及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突出贡献作为人选人才的必要条件，大大提高了人才门槛，使人才的概念等同于国外的英才和天才概念，明显脱离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关于人才一词的特定语义环境，造成了人才概念的不周延，这也是很长一个时期，人才理论概念与人才统计界定(巾专以上学历，初级以上职称)脱节，人才统计中不能容纳技能人才、农村实用人才的重要原因。
(二)缺少与其他社会科学的链接点
人才作为个体，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在构成人的所有社会关系中，经济关系是最重要、最基础和最本质的社会关系。因此，人才学的人才概念必须体现人的社会关系，特别是经济关系。在人才学的奠基阶段，王通讯等一批人才学理论的创建者，有意识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将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些重要理论观点引入人才学，对人才学的创立和形成体系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处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当时还没有从计划经济体制中解脱出来，劳动力要素市场的建
立还是理论，因而在人才定义中，忽略了经济因素和市场因素，没有下大力气去消化马克思价值学说中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这一理论命题，并以此作为人才学的理论基石，因而留下了重大的理论缺陷，使之无法与西方的人力资源开发理论进行理论链接。当我国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人才学学科建设虽然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人才开发管理的一些实用理论和技术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人才学的基本理论却因先天不足而未能在体系建设上迎来较快、较大发展，这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
(三)缺少必要的理论清晰度
从学科建设的要求看，人才学原有的人才定义由于没有抓住有关表象的内在本质。因而在理论上显得不够清晰。这种不清晰，体现在定义人才所使用的创造性、杰出性，对人类社会作出较大和突出贡献三个关键概念上。一是创造性概念不清晰。如果创造性等同于原创性。定义过窄：如果创造性定义为创造社会财富，并由此单独定义人才，则定义过宽。二是杰出性是一个比较性概念，比较的范围越大，定义范围越窄；比较范围越小，则定义范围越宽。同理，较大和突出贡献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由于人才定义所使用的基本概念模糊，造成了人才定义理论上的模糊性，这种理论上的模糊性，又造成了实际工作中对人才界定的困难。正因为如此，对于泊来的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中国土生土长的人才学始终不能完全吸收消化，由此，也增加了在国际学术交流中的困难。
三、关于人才定义之我见
人才学要发展，就一定要从人才定义做起，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充分考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对人才资源开发利用的指导性，将人才学多个不同流派之间、人才学理论与社会约定的人才语义之间的差异进行有效整合，从理论上把握《规划纲要》提出的新的人才概念。
首先，解析创造性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原因。人才是一种社会存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作为社会人，人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必然形成一定的知识和能力结构。这种知识和能力结构不仅使人在定向发展上形成相关优势，而且赋予人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能力。一般说来，具有某种知识和能力的结构优势，具有较强创造社会价值能力的人就是人才。在形成某种知识和能力结构的过程中，社会、家庭和人才个体都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精力和时间，亦即要进行大量的资本投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通过投资形成的知识和能力结构，可以视为资本的存在形式，由此引出人力资本的概念。他认为人的创造力形成的过程，就是资本向人力资本转化的过程。而人才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过程，则是人力资本向资本转化的过程。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人才是建立丫知识和能力的结构优势，积累了更多人力资本的人。
其次，对人才的创造性作出明确的界定。创造性劳动应该定义为创造社会价值的劳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认为，所有社会必要劳动都会创造价值和使用价值，原创性劳动与非原创性劳动都是社会必要劳动，都能增加价值和使用价值，因而都是创造性劳动。人才区别于非人才，不在于他的劳动是否具有原创性，而在于人才身上是否积累了更多人力资本，因而能够在同等的社会劳动时间内生产出倍加的价值和使用价值。
第三，要对创造性与杰出性的关系进行深入探讨。这里讲的创造性，是指人才创造社会价值的能力。这里讲的杰出性，既是指人才的创造能力杰出，又是指人才的学习能力杰出，而创造能力杰出则是人才的本质特征。由于具备了知识能力结构优势，积累了排厚的人力资本，因而人才的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在研究人才的杰出性时，我们也把学习能力杰出的人称为人才。这是因为，人才资源本身又是一种自然资源，因而与土地、矿山、森林一样，具有先天的差异性，施以同样的开发强度，会得到不同的开发结果。资源优势有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使知识积累和能力生成的劳动时间大幅减少，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因而在同等社会劳动时间内，形成更多的知识积累和更佳的能力结构，实现人力资本的更快积累。人才的自然资源优势为形成人才的知识能力结构优势提供了充分条件，但人才的自然资源优势并不等于知识能力结构优势。资源优势最终要通过结构优势表现出来，落实到创造力杰出上。
由上可得出。所谓人才，就是通过学习与实践。以知识与能力的形式，积累了更多的人力资本，能够在同等劳动时间内，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的劳动者。这样定义人才，使人才的概念与科学人才观相一致，有利于解决人才学原有人才定义在理论和实践中遇到的一系列问题。
第一，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论述更加一致。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通过劳动创造价值，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把人才定义为在同等劳动时间内能够创造更多价值的劳动者，使人才学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找到了理论基石。
第二，为人才学与人力资源开发理论在基本概念上的统一奠定了基础。人力资源开发理论认为，人的素质的提高与能力的增强是社会通过对人力资源投资形成人力资本造成的，人的知识积累与能力结构是人力资本的表现形式。承认人力资本理论的这一基本看法，就使诞生于中国的人才学理论与泊来的人力资源开发理论一样，在发展经济学中找到了共同的理论支点，使人才学研究获得了全新的视角，使两种理论体系成为互可翻译的理论体系。
第三，使人才学建立以来一直争执不下的创造性与杰出性问题得到了理论解释。笔者提出的人才学定义认为：所谓创造性，就是创造社会价值的能力，这就把原创性劳动与非原创性劳动统一到创造社会价值的劳动中。所谓杰出性，就是在单位时间内，能创造更多社会价值的能力。这就找到了科学家、政治家、艺术家与能工巧匠在杰出性上的共同点，使人才学定义与约定俗成的人才概念能够统一起来。
第四，由于定义的经济学视角。使先天的聪明与后天习得的能力得到统一。发展经济学认为，人力资源不仅是重要的资本性资源，而且是自然性资源，先天的聪明与丰腴的土地一样，能节约开发成本，但自然性资源的这种优势，最终要通过结构优势表现出来。这就把社会的两种不同判断：只认天资聪明的人是人才，和只认创造性强的人是人才在理论上统一了起来。人才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化过程的产物，是后天学习和实践的结果，就成为自然而然的结论。
第五，这一定义，更好地解决了党和国家将高技能人才和农村实用人才纳入人才队伍的理论问题，根据马克思所说的“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的论断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论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确定既是通过整个社会的劳动效率比较实现的，更是通过同类劳动的效率比较实现的。高技能人才的劳动与普通工人的劳动，农村实用人才的劳动与普通农民的劳动比较，必然是倍加的社会必要劳动，因此，他们添列人才队伍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科学人才观提出之前，原有人才学的人才定义未能抓住人才外部特征和表象下的内在本质。因而存在理论上的缺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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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庆次彭，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m]，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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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概论篇5
[关键词]马克思；异化劳动；辩护
“异化劳动”理论是马克思在其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占有特殊地位，是马克思思想走向成熟途中的一级重要阶梯。也正因为《手稿》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引发了对这一理论广泛、热烈而持久的讨论。目前，流行着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异化理论是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不成熟思想，他创立唯物史观后就根本抛弃了这一思想，并用新的科学概念替代了“异化”概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早期《手稿》中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的“思想顶峰”，后来的唯物史观著作对异化问题的继续探索，是一个“创造力下降”的退化过程。这两种观点貌似合理，实际上都是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严重曲解，他们都根本忽视了马克思后来的科学著作(特别是《资本论》)对早期异化观基本思想的直接继承和重大发展。笔者就针对这两种观点，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为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作一辩护。
一、“异化劳动”概念解读
异化(alien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的alientio和alienate，表示脱离、转让、出卖、受异己力量统治、让别人支配等义。在近代，欧洲哲学家霍布斯是第一个提出异化概念的哲学家，霍布斯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种异化(他主张人性本恶，认为人与人的关系像狼一样，总是处于战争状态)，异化主要是指转让。法国的哲学家卢梭的异化思想反映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人权宣言》中，他主要从经济、政治和伦理道德的角度阐述了这一思想，把异化看成是人们利己主义的结果。而真正从政治上探讨异化，并达到一定程度的是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在他的伦理学和社会理论中，汲取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积极因素，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的社会往往使人们行为的结果也发生异化，良好的愿望并不产生良好的结果。由此可见，在近代，异化概念是唯物主义或启蒙学派的哲学家们用来表达反封建社会政治观点的一个工具。真正把异化概念纳入唯心主义轨道，还是从德国古典哲学开始的。首先使用异化概念的是费希特。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一“自我”和“非我”中，异化是个基本概念。在哲学史上，黑格尔在本体论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异化概念。他认为异化是绝对观念向自然和社会的外化和退化；异化是正源的对象化或物化和客观化；异化是对客体的认识和改造。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建立了自己的人本主义的异化观；马克思从英国古典经济学特别是从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的思想中得到启示，认为人的异化归根到底是劳动的异化，这是人的一切异化的基础。只有把人的异化最终地归结为劳动的异化，才能展示人的异化的秘密，进而揭示出社会不平等的根源。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出发，分析了人类生存的基础即劳动对人的实际作用，从而揭示了人的异化的本质，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异化劳动，在历史上第一次确定了异化概念严格的确切的含义，赋予了这个概念以社会经济的实质内容，树立了一个正确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新起点。
二、马克思异化劳动思想概述
总的来说，《手稿》是马克思从经济学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进行的初步分析。马克思把哲学的研究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这使他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同资本家尖锐对立的经济现实，看到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同资本主义私有制之间的深刻矛盾。《手稿》有关异化劳动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根据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主要是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论述，通过对工资、资本和地租的考察，研究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结构和规律(中心是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第二部分，马克思从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出发，把异化和对劳动的分析结合起来，运用异化理论对社会基本阶级关系进一步作了分析，指出上述对立和矛盾的根源在于劳动的异化，得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结论，这是人本主义哲学的本质批判。马克思对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总的批判，为他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确定了出发点，即“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1](p42)。而所谓的前提就是“把私有财产，把劳动、资本和土地的分离，以及工资、资本利润和地租的分离，还有分工、竞争、交换价值概念等等，当作前提”[1](p42-43)。其实质也就是异化劳动。马克思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异化劳动”进行了规定。
(一)从生产结果看，劳动者的劳动和他的劳动产品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产品是劳动的结晶，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劳动产品本应该属于工人，但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异己的东西，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独立力量，是同劳动对立的”[1](p44)。就是说，工人劳动的产品不仅与工人相脱离，而且变成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劳动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劳动为富人生产了珍品，却为劳动者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却为劳动者创造了贫民窟”[1](p46)。
(二)从生产过程来看，劳动者和他的劳动行为本身相异化。马克思认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一种区别于动物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满足自己的需要，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智力。而异化劳动则使劳动变成了外在于人的东西。“因此，劳动者在自己的劳动中并不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并不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并不自由地发挥自己的肉体力量和精神力量，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到损伤、精神遭到摧残。”[1](p45)马克思还指出：“劳动的异化性的一个明显表现是，只要对劳动的肉体强制或其他强制一消失，人们就会像逃避鼠疫一样地逃避劳动。”[1](p47)
(三)从人的类本质上看，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这是马克思根据异化劳动的已有的两个规定推导出的第三个规定。马克思认为“人是类存在物”[1](p48)，人的类生活、类存在就是劳动，即自由自觉的活动，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根本的标志。人类通过改造对象世界，使人类的类本质对象化，在改造无机自然界得到表现和确证。在异化劳动状态下，人对人的类本质的体现完全发生了变化。“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剥夺了他所生产的对象，从而也剥夺了他的类生活、他的现实的、类的对象性，而把人对动物所具有的优点变成缺点”；“异化劳动把自我活动、自由活动贬低为单纯的手段，从而把人的类生活变成维持人的肉体生存的手段”[1](p51)。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使人不能确证其类本质，劳动本身的异化则是把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变成仅仅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于是造就了人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的类本质变成人的异己的本质，人变成了丧失类本质的人。
(四)从人的社会交往看，人与人关系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从人那里的异化。”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人的异化，一般说来，就是人同自己本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同其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1](p52)。当人同自身相对立的时候，他也必然同他人相对立，也是他们中每个人都同人的本质相异化。他指出，如果劳动产品对工人说来是异己的，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如果说劳动者的活动对他来说是苦恼，那么，这种活动就必然给别的什么人带来享受和欢乐”[1](p53)。至于这“别的什么人”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而是由异化的、外化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资本家。从而，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这样，马克思就解决了开始时所提出的任务——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学当作不言而喻的前提(私有财产)的任务。
马克思这里的整个思考线索是：从资产阶级经济学肯定的事实出发，分析了他们所说的劳动其实不过是异化劳动，然后由劳动的自身异化理解了人类的自身异化，理解了阶级关系和私有财产的本质马克思指出，劳动的对象化不等于异化，只有在私有制条件下，才表现为异化，从而把劳动异化和私有制联系起来，因而要消除异化就必须消灭私有制；异化是现实的、客观的，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异化劳动概念及其四个规定就是对现实劳动异化的概括。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的分析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暂时性，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三、异化劳动理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
虽然，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是一个不成熟的理论，其中还受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较深。但《手稿》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其核心概念劳动异化导引着马克思以后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和方向，劳动异化理论正是不成熟的马克思思想向成熟的马克思思想过渡的中介和桥梁。异化劳动理论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为马克思以后发现并创立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异化劳动理论把生产劳动看成社会历史的基础，为唯物史观找到了科学的理论前提。以往历史观的根本缺陷之一，是不能理解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因而不能理解人类历史是个自然史过程，不能发现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相反，异化劳动学说却已开始把对社会历史问题的研究转向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生产劳动，找到了理解全部人类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从本质上揭示了人与动物的独特差别；并用这种观点说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发现人类历史所以会发展到私有制社会，是劳动自身性质发展的结果。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劳动自身的性质、扬弃异化劳动，才能进入真正的人的社会——共产主义。
(二)异化劳动理论通过解剖生产劳动接近了唯物史观的核心——生产关系思想。实际上，异化劳动的规定已经接触到了生产过程中人与人、阶级与阶级之间的关系问题。因为人们的社会关系恰恰是在劳动中体现的；从主体方面看，生产关系就是主体发挥其生产能力时的内部结构。因此，“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同作为异己的、敌对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生产出其他人同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关系，以及他同这些人的关系”[1](p53)。这样，私有财产关系、工人与资本家阶级的对立不过是异化劳动的物质的、概括的表现。因此，可以说异化劳动理论是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和阶级对抗关系的初步概括。
(三)异化劳动理论论述了唯物史观的结论——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理解为私有制的对立物，认为，在实践上由于私有财产的运动突出表现为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而“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整个(私有财产)关系的高峰、顶点和灭亡”[1](p60)。但私有财产的运动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因此共产主义归根到底源于生产运动的必然性。在逻辑上，马克思引证黑格尔的异化观指出，任何现存的东西都确证自己的对立面，“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1](p70)。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的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于共产主义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生成的被理解和被认识的运动”[1](p73)。所以，共产主义实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基于上述几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无论“唯物史观的创立是对早期异化理论的否定”，还是“异化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颠峰之作”的观点都是没有道理的。第一种观点忽略了一个历史事实，即恩格斯在1884年所写的一段著名的话。恩格斯说：“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2](p120)“四十年前”正是马克思写成《手稿》那一年。因此，有充分的论据表明，异化劳动理论既是标志马克思从《莱茵报》时期开始的两个根本转变的最后完成，也是马克思创立包括多个组成部分在内的科学体系的开端与诞生地。它不仅直接为《神圣家族》《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做了理论准备，而且也在某种意义上为《资本论》开辟了道路，提供了指导线索和方法。异化劳动理论及其所蕴涵的强烈的人类意识是使马克思最终得以阐释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完成其根本任务——科学地解答历史之谜的钥匙。但由于马克思当时所处的复杂的理论背景和对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刚刚起步，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这一理论固有的不成熟性、过渡性和人本色彩。所以，异化劳动理论也决不是马克思的颠峰之作。
[参考文献]
劳动经济学概论篇6
【关键词】高中政治课；价值；冲突；探讨
【中图分类号】G63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270（2012）03-0097-02
联系当前高中政治教学中的价值问题，不能不注意一个思想理论基础方面的特殊的情况：有关价值问题的理论概念多是来自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即与“商品价值”概念有关的价值观念，而对其哲学意义上的价值范畴相对比较陌生。同时，当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实践活动把人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追求和实现“经济价值”的上面，这起到了强化“商品价值”的作用。这两种情况结合在一起，就有可能造成对“价值”这一哲学范畴所固有的主体人文精神的否定，同时也使得学生在接受这两者概念时变得模糊不清。为了在理论上防止这种片面性，需要建立一种完整全面的价值观念及思考方式，并用于指导实践。
一、两种“价值”的区别
经济生活中的价值概念指的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即劳动创造价值，它必须依赖商品的使用价值而存在，并且是商品的本质属性，只有将劳动产品用于交换成为商品才能体现这个价值。政治教学中的这个“价值”，其理论的来源就在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论”一说。劳动价值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叙述的：“如果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撇开，商品体就只剩下一个属性，即劳动产品这个属性。”可是劳动产品在我们手里已经起了变化。如果我们把劳动产品的使用价值抽去，也就是把那些使劳动产品成为使用价值的物质组成部分和形式抽去，它们就不再是桌子、房屋、纱或别的有用物，它们的一切可以感觉到的属性都消失了，它们也不再是木匠劳动、瓦匠劳动、纺纱劳动，或其他某种一定的生产劳动的产品了。随着劳动产品的有用性质的消失，体现在劳动产品中的各种劳动的有用性质也消失了，因而这些劳动的各种具体形式也消失了。各种劳动不再有什么差别，全都化为相同的人类劳动，抽象人类劳动。它们剩下的只是同一的幽灵般的对象性，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即不管以哪种形式进行的人类劳动力耗费的单纯凝结。这些物现在只是表示，在它们的生产上耗费了人类劳动力，积累了人类劳动。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就是价值——商品价值，也就是劳动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价值作为哲学范畴，它是指客体以自身的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价值表示的是主体和客体之间满足需要和被满足需要之间的一种效益关系。一种事物有没有价值，以及价值的大小，一是取决于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和状况，它以这种性质和状况来满足主体的需要，它构成了价值的客观基础。二是取决于主体的需要。一种事物，无论它的性质和状况如何，如果它不满足主体的需要，对这一主体来说，就没有价值。所以，价值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客体的性质、状况，这是价值的客观性；二是主体的需要，它体现了价值的主观性。价值不仅具有有用性和效用的客观性，而且具有满足主体需要的主观性。这样一来价值范畴就被上升到了哲学高度。
归结起来，哲学上的“价值”与经济学中的“价值”其区别主要表现为两点：（1）表示的关系不同。哲学中的“价值”表示的是一种主客体关系，是对价值的最一般本质的抽象。而经济学中的“价值”是撇开了劳动的对象，使用的工具，以及生产的方式、方法等具体的东西，所剩下的唯一的一个共同的东西——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耗费，即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它表示商品生产者相互交换劳动的关系，即商品经济条件下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2）大小的评判标准不同。哲学上的“价值”是主客体之间的效用关系，那么，判定一种事物是否有价值、价值大与小，当然就要考虑主体的需要和利益。由于主体的需要和利益是千差万别的，面对同一个客体，不同的主体从不同的需要和利益出发，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价值评价。所以说哲学上的价值评价带有很明显的主观性。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这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大小，以及由它决定的商品的价格而不是由任何个人的主观意愿决定的，所以商品的价值明显地带有确定不移（一定条件下）的客观性。
二、两种“价值”的联系
关于哲学上所说的“价值”与经济学的“价值”即“商品价值”之间是什么关系，究竟是一个还是两个概念等问题，有很多争议。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概念只能有一个，不能有两个；并且只能到《资本论》等论及“价值”范畴的经典著作中去寻找它的统一规定，因此政治经济学中作为根据的“劳动价值论”也应该是哲学价值论的根据，具体说来就是必须从商品价值定义抽象出哲学价值定义，把价值规定为诸如人类劳动的凝结等，才是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致性。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不能成立的。
应该注意区别和分析两种不同的“价值”，但区分并不意味着要使它们彼此对立、互相排斥。相反，正确地区分是正确地联系的基础。区别的意义正是要找到使它们合理地统一和结合的方式。事实上经济价值是哲学“价值”概念的子概念，
在经济学上，“劳动创造价值”这一结论本身就是有严格限定的，而不是普遍适用的。在这里，“劳动”是个狭义概念，它始终只是指为了制造产品而支付体力和智力的活动，并不包括人们与商品生产无关的其他劳动；而它所创造的“价值”，也主要是指“商品价值”，即成为交换价值基础和尺度的“价值实体”。可见，它所回答的只是产品的交换价值与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之间的关系问题，并不是任何价值的起源和本质问题。这里首先不包括普遍的“使用价值”。使用价值也是价值，它在内容、特征和起源等方面都与交换价值根本不同。按照劳动价值论，一切不成为商品的东西，都没有“价值”。阳光、空气等之所以“没有价值”，无非是指它对人的使用价值中并没有吸收一定的直接劳动，并非指它们对人没有意义。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作为使用价值的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不等于不属于哲学和科学的研究范围。
至于在哲学上，也就是在更广泛、全面的现实生活中，劳动价值论的局限性就更加明显了。因为这里需要思考的不仅有使用价值，而且有诸如道德价值、审美价值等现象。覆盖这些现象的共同“价值”概念，已经与“劳动价值论”中所说的价值概念完全不同。在这里需要回答的不是什么产品之间的交换尺度问题，而是人们通常所关心的“有用无用”、“善恶美丑”等的本质和规律问题。我们把经济学中几个与价值相关的概念结合起来，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两者概念之间的相同性。经济学中物的使用价值其实就代表了哲学价值中物的有用性，而经济学中的价值其实就代表了哲学价值中主体需要的程度，价值大一般就意味着满足的需要程度高。当然这里的主体实际上指的就是人，而且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人，如果说是个别人的话，那么价值就无法衡量，就像商品价值一样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另外，商品价值必须在用于交换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这实际上就代表着哲学价值在于强调满足人的需要，不交换不能称其为商品价值，那么不能满足主体的需要也就没有了哲学上的价值，交换其实就是为了满足主体的需要而进行的。
讲到这里，回到教科书来看看哲学的概念，哲学是对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那么其实哲学“价值”的含义也就是对各种具体价值概念的概括和总结，除了经济学中的价值外还有如审美价值等，所以论述到这里，两者价值概念的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50.
劳动经济学概论篇7
1.有关高职教育的经济属性认定的比较。
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研究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现，人力资本（教育）可以提高现代农业生产率。美国经济学家丹尼森运用因素分析法，推算出1929～1957年美国经济增长率中，教育的贡献占23%。英国经济学家斯宾斯、索罗认为教育具有市场筛选作用，因为教育水平是反映个人能力大小的有效信号，能力较高的人，支付较低的成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教育水平，雇主甄别高能力求职者时，求职者的教育水平越高，工资就越高。这些西方学者都认为教育具有提高生产率或者鉴别市场效用的经济性工具意义。叶澜认为教育是实现各种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是提高劳动者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同样也是加速现代社会物质生产技术更新的有力因素，教育对生产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教育具有经济效益。黄济认为现代教育与现代商品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是一种社会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联系，为了适应商品生产要求职业技术教育产生。靳希斌指出教育对经济发展有巨大功能，教育对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资料消耗、促进国民经济增长、转化科技发明有重要作用。黄志良等人通过研究认为，目前我国普通高等教育较注重以“经济效益”为核心的产学研结合，而高职教育大量实施的以“成才育人”为目的的产学研结合则容易受到忽视，高职教育应考虑如何满足企业发展和追求利润的需要，多发展具有经济属性的产学研结合。王全旺、赵兵川等人借鉴蛛网理论分析了高职教育与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匹配的成因。可以看出，对于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分析基本是从经济关联性、与劳动力市场、与区域经济发展三个方面进行的，对高职教育的经济属性的判定，是可以从他物关系进行阐述和论证的，只是国外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研究更多的是比较直接从宏观计量方面进行分析，而国内主要还是从制度层面分析经济的，属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
2.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表现形态。
（1）物化表现形态——社会大生产力。
工业革命时代，机器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建立了与自身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力基础。随着生产力的提高，机器工业部门规模日益扩大化、复杂化、规则化和自动化，复杂的工艺和材料被不断发明和应用，这需要工人必须掌握新技术，并不断及时更新，这样的工作要求和特点，要求劳动者具有科学技术知识，熟悉机器构造，掌握机器原理与操作技术，因此接受一定的技术培训和职业教育成为可能。反而言之，劳动者在接受职业教育和继续培训后，理所当然会促进机器的不断更新和升级，必定会促进更加先进的生产方式的产生，促进社会化大生产的提高。
（2）内化表现形态——劳动力价值。
高职教育对劳动力价值提高主要体现在通过教育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改变劳动力形态上，并通过劳动力自身价值与其所创造的价值之间的差别表现出来。马克思曾指出，比社会平均劳动较高级的复杂劳动是这样一种劳动力表现，这种劳动力需要花费较高的教育费用，它的生产要花费较多的劳动时间，因此它具有较高的价值。也就是说经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要比普通劳动贵得多，所以受过教育的劳动力价值就高，劳动力复杂程度越高，所创造的价值就越多。
（3）外化表现形态——现代商品经济发展需求。
现代职业教育与现代商品经济的联系，是适应现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或者说是一种社会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关系。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产生的初期，由于产生发展的客观要求，商品经济得以发展，便在物质生产部门以及劳动所活动的产业部门产生了适应商品生产要求的职业技术学校，这种最初的职业技术学校是现代职业教育的一种表现形式。另一方面，劳动力和人才是现代职业教育与现代商品经济联系的关键性环节，现代商品经济正是通过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对现代职业教育提出要求，以此培养出相当数量的劳动力和专业技术人员。
二、高职教育的经济属性认识上存在的问题
1.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理解的简单化与狭隘化。
从对高职教育本质属性、一般属性以及高职教育功能、价值等相关研究成果来看，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等核心概念存在狭隘理解和替代的现象。经济学家们认为，经济是一个不言自存的实在概念，并无需下定义，因此使得高职教育理论工作者很难直接对高职教育的经济属性进行直接分析，所以大多数人从相关方面入手，这样的认知方式虽有可行性，但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出现“经济属性”概念被简单代替的现象。比如，一提到高职教育经济属性时则会联想到“公共产品”“就业市场”“劳动力市场”“教育与经济关联性“”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等，这些所谓的“属性”概念并不是高职教育经济属性所指向的内容，更多的则是对“教育经济属性”形式的展现，错误地将属性表现认为属性本身，这样理解的后果直接导致“高职教育的产业化”“高职教育发展的短视化”“教育腐败”和“教育不公平”等问题的产生。高职教育经济属性反映的是高职教育的属性问题，不是功能问题或者关系问题。如果把经济属性最一般的本质仅仅看成经济属性是具有产品的功能或者市场的作用，其结果可想而知。
2.高职教育经济属性外延运用泛化与庸俗化。
对高职教育及相关核心概念的运用存在泛化与庸俗化现象。高职教育理论工作者在对高职教育相关概念进行界定或对其理解的过程中，始终无法摆脱自身立场、观念的影响，会折射出主观认识和研究身份。为了方便理解与运用，有些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在对待高职教育经济属性问题上提出“高职教育具有经济属性和功能，应该推向市场“”社会需要什么专业，高职教育就办什么专业”等一些极端做法，有些学者在进行高职教育经济属性问题分析时直接用“教育经济（市场）”这样很不严谨的词句来表述，这些极端做法和不严谨的说法模糊了市场与经济之间的差异性，把经济当成市场，把经济属性看成市场功能，引起了人们对市场理解的泛化，使之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理解和运用产生了歧义，这样会影响高职教育价值的真实体现和教育决策者的理性判断。
3.经济与市场共性与个性边界不清。
对经济属性的简单理解和运用泛化处理，说明这两个概念关系边界不是很清楚，明显模糊了经济属性与市场属性存在的“共性”和“个性”边界。从高职教育发展的历史来说，高职教育在我国是一个有特色的概念，高职院校主要在20世纪90年代的“三改一补“”三多一改”等政策措施下发展起来的；从高职教育主要研究者来说，他们大都是普通高等学校工作者或中职教育工作者；从高职教育研究者的研究背景来说，他们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认识都是从职业教育和高职教育研究的相关成果演绎，甚至是直接照搬而来的。对“经济属性”外延的简单理解和内涵泛化运用，势必导致共性和个性界定模糊，虽然两者有相似之处，但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三、高职教育经济属性中对市场成分的理性反思
1.从认识论上，突破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误区。
对高职教育某些特征的片面性理解，导致了高职教育时间定位中的狭隘性和简单化。一方面，高职教育被狭隘地理解为商品，高职教育作为产品可以用货币进行交换和买卖；另一方面，对高职教育经济属性进行过度工具化解读，视高职教育的经济属性为刺激经济、跟风市场的工具，这不仅不符合经济属性本原，也严重脱离了高职教育的本体。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经济是指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与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政治、教育、法律等上层建筑存在依赖的基础。按照这样的理解，经济是政治、教育、法律等上层建筑的基础，教育只是有经济属性，但经济属性不是教育的唯一属性。在封建社会之前，以人的依附关系为主的商品经济不发达，高职教育经济属性当然就不明显，但并不意味着当时的教育就没有经济属性。在现代商品经济发达时代下，高职教育的社会地位从之前的边缘化走向以商品经济为重的社会中心，高职教育经济属性逐渐凸显出来，但并不意味着这就是高职教育的市场属性。高职教育经济属性更多是指向经济规律在高职教育本身所引起的特殊作用和效果，而市场则更多地体现在“买方”“卖方”以及两者之间价值规律的运用上。
2.从知识论上，厘清高职教育经济属性和市场属性的关系。
经济属于元概念，属于范畴层次，市场只是经济概念的下位概念。经济范畴与普通的经济概念不同，后者只是反映个别的经济现象或过程，经济范畴则是反映大量出现的经济现象或过程。因此，“市场”之类的下位概念是经济范畴多元化多层次化的表现。我们可以用球体理论来加以阐述。“经济”属于球体网络的内层核心中的点，而“产品”“市场”“劳动力市场”等概念是球体网络组织表面上的一个个点，“市场”之类的下位概念根植于“经济”核心概念，吸取“经济”概念养分，“经济”概念理解越深，下位概念越多，认识就越广泛，整个球体网络就越大，且与“经济”概念丝丝相连，位于网络组织的陈述最容易修改，同时修改网络其他部分陈述也比较容易，具有网络中心的陈述在整个网络组织中的作用十分关键，修改这些陈述不会动摇整个网络体系，它们同属一个球体。
3.从实践论上，回归高职教育经济属性的本质——民生。
劳动经济学概论篇8
关键词：知识资本；价值增值；资本运动；马克思的资本观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4-0128-05
引言
知识经济时代，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资源基础逐渐发生转移，从物质资产和金融资产逐渐转移为无形资产和非金融资产，知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资源。知识资本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知识资本不仅已经成为企业创造价值和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而且也是企业未来创新和利润增长的关键所在。国外理论界和实务界对知识资本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BaruchLev(2003)指出，过去的10多年里，大量的理论研究在企业界成功地树立了知识资本意识。相对国外的研究，国内对知识资本的研究还显得不够成熟，大部分文献停留在对知识资本概念的介绍和国外的研究进展方面，对于知识资本的概念和知识资本理论的研究对象，甚至还有不少质疑的声音。知识资本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的资本概念的不一致，可能是知识资本概念在国内不能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知识资本概念和理论的出现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却是毋庸置疑的，如何看待知识资本和马克思资本观之间的关系，影响到国内学界对知识资本的广泛接受和深入研究。鉴于知识资本理论的发展有着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本文通过对二者之间的关系做一些粗浅的探讨，意在为知识资本理论在国内的发展树立一些信心。
1.知识资本概念的提出及现实意义
知识经济条件下，知识技术和知识财产等无形资产产生着越来越显著的影响，企业领导者对于基于有形资产数据的传统决策部分地失去信心，知识资本是一种新的视角，正在成为重要的决策依据。
西方经济学家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转向了对知识资本的研究。第一个提出知识资本概念的是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K.Galbrainth），他把知识资本定义为一种知识性的活动，是一种动态的资本，而不是固定的资本形式。斯图尔特（1991）作为《财富》杂志的编辑，也曾经论证过知识资本，他这样定义知识资本：知识资本是企业、组织和一个国家最有价值的资产，虽然他们常常以潜在的形式存在，是你无法触摸到的，但却是能使你富有的东西。斯图尔特提出了知识资本的H-S-K结构论（1997），认为企业的知识资本由人力资本、结构资本和顾客资本构成。人力资本是指企业员工所具有的各种技能与知识，是企业知识资本的重要基础。结构资本是指企业的组织结构、制度规范和组织文化等。顾客资本则主要指市场营销渠道、顾客忠诚和企业信誉等经营性资产。埃德文森和沙利文（1996）则认为知识资本是企业真正的市场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距，是知识企业财务资本与非财务资本的合成。他们提出了知识资本H-S结构论，认为企业知识资本是人力资本和结构性资本的耦合，结构性资本指领导能力、企业文化和社会认可程度等因素的综合。斯维比（1986）将知识资本定义为企业或组织的无形资产，而不包括有形资产部分，他指出知识资本是企业一种以相对无限的知识为基础的无形资产，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斯维比提出了知识资本e-i-e结构论（1996），认为企业的知识资本由三部分构成：雇员能力、内部结构和外部结构。内部结构为雇员知识和技能在组织内的传递提供支持，而外部结构则保证企业知识的最大化。
从知识资本的概念可以看出，知识资本不同于人力资本和无形资产。主流知识资本的构成不约而同的包含了人力资本的部分，但除了人力资本，知识资本还包括仅用人力资本所无法描述的结构资本和顾客资本。知识资本理论弥补了人力资本理论中描述企业和新资源时的局限性。知识资本与无形资产有所交叉，知识资本包括无形资产中无法体现的结构资本，无形资产中所包含的智力型无形资产却又是知识资本的重要构成。知识资本理论适应了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资本运营与资本管理的新变化，将传统的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等多对概念统一在知识资本的概念中。知识资本理论是理解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经营活动的基本工具，它可以为现代企业选择正确的经营方针和发展战略以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提供理论指导。
知识资本概念的提出同时为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基础，资本理论构成西方经济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它随着工业经济的繁荣而不断完善与发展，并将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而发生变革。从确立劳动在经济增长中的特殊地位的劳动价值论，到崇尚物质资本积累的资本决定论；从重视技术进步作用的技术决定论，到强调以人的素质为中心的人力资本论；再从强调技术论、人力资本论到突出科学技术与知识创新的知识资本论，纵观资本理论的历史演进会发现，资本概念的拓展伴随着生产力要素结构的变化和经济增长方式的不断改进。知识资本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不仅在于知识本身成为了生产力的新要素，更在于它是其他生产要素改进与革新的推动力。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知识资本得到系统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对知识资本从概念到理论以至于实际的知识资本测度展开了各种研究和实践活动，试图将公司价值衡量以有形资本积累为核心转向以知识资本积累为核心。知识资本理论自身仍然在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之中。有专家认为，知识资本有望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创新测度研究、知识经济和知识管理研究的深化做出有突破性的贡献。
2.对知识资本的质疑之声
知识资本在中国的发展道路并不是十分顺畅。西方国家对知识资本的研究是如火如荼，关于知识资本的大量外文文献证明，甚至国外实务界早已开始对知识资本进行实际测度。在国内理论界知识资本仍然争议较多且概念模糊。其原因之一来自于知识资本与马克思主义资本观的某些差异。
资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也是体现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核心范畴。传统社会主义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曾否定和排斥资本这一重要范畴的。自我国明确提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资本不仅在实践中得以形成和发展，而且在理论上亦得到承认和肯定。迄今为止，资本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要素，成为我国现代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基本范畴。但是，国内学者对资本范畴仍然存在不同理解，这影响着知识资本概念的广泛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知识资本理论在国内的迅速发展。
2.1知识资本的概念能否成立
国内接受知识资本概念的学者认为，只要投资在商品货币关系中追求价值增值或谋利，就存在从价值形式上追求增殖的资本。因此，所谓知识资本，就其价值形式来说可以概括为由知识在商品货币关系中和从商品的价值形式上追求增殖的价值［1，157］。知识资本的成因是因为知识本身通过人的智能运作能够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知识运用于投资的循环周转之中使之价值增殖，成为知识资本。可以看出，知识能否成为资本，关键在于是否接受“资本一般论”。所谓资本一般，是指资本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所共有的能够带来剩余价值，实现自我增殖的一般属性。然而有学者认为“资本一般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因为按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不是物，资本体现的是一种特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有学者通过对“生产一般”、“剩余价值一般”、“商品经济一般”的批判，证明了“资本一般”理论观点实际上是破绽百出，难以成立的［2，227］。显然，如果不接受资本一般论，知识资本的概念也难以成立。
2.2“知识”能否创造价值
知识能否成为资本关键在于知识能否创造价值。劳动价值论被誉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石，然而科技革命却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挑战，其核心问题在于知识能否创造价值？有学者认为，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只有人类的活劳动才创造价值。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因此，除了劳动之外，其他任何生产要素都不创造价值。知识本身不是活劳动，所以，知识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2，311］。学习和掌握知识本身虽然也耗费了人类的活劳动，但是并不创造价值，因为它并没有凝结在商品中。学习和掌握知识会使人类的简单劳动变为复杂劳动，为人类创造更多价值提供了前提条件。知识的运用过程是一次劳动过程。知识一旦被人们所掌握，特别是高科技含量的知识，人们的劳动就由简单劳动变为复杂劳动，而复杂劳动是倍加的简单劳动，复杂劳动比简单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因此，不是知识本身创造了价值，而是掌握了更多知识的人类的复杂劳动创造了价值。
2.3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是否可以涵盖知识资本理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可以涵盖知识资本理论。知识资本理论将知识资本定义为组织系统所拥有或者控制的并通过其运动实现价值增值的知识资源，所以，从马克思资本理论来看，实际上没有什么知识资本，这种知识资源只是人的劳动的一部分。知识带来收益，不过是劳动创造价值的另一种表述。因此，马克思主义对资本理论的研究完全可以涵盖知识资本理论所讲述的内容，知识资本理论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理论，而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资本理论比知识资本理论对社会经济问题的本质揭示得更深刻［3］。马克思的生产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理论实际上已经揭示了生产过程的复杂性和人的主导性，说明企业获得收益不是一个单纯的物的过程或单纯的生产技术过程，而是由社会各种因素尤其是劳动因素决定的。知识资本理论不过是在企业经营和获利的一个方面注意到生产有机体和社会有机体活动的整体性价值，但还没有真正反映有机体的系统整合的真正价值。
3.如何看待质疑之声
如何看待上述质疑之声？笔者认为，不管出现何种质疑之声，都是任何一种新生事物在出现和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尽管人们对于知识资本概念仍存在着各种观点上的不一致，但在知识资本概念是对传统资本概念的有效扩充这一点上却是相同的。知识资本概念范畴毋庸置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我们不能因为知识资本与马克思的资本观之间存在不一致而去否定它。恰恰相反，这种不一致将使我们在知识资本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理论。
首先，马克思始终坚持抽象分析方法。马克思研究的资本具有两重性，他认为资本不仅是一种物的生产手段，而且也代表对于工人的支配权，从而体现一种社会关系［4］。可见，马克思的资本含义既包括具体层面的资本，又包括抽象层面的资本，因此，片面僵化的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观显然是不对的。
其次，经济范畴是人们认识和解释社会现实经济活动、辨别各种不同的经济现象所必需的基本理论工具。任何一个经济范畴都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在现实中就有可能带有某种滞后性或偏差。这就要求人们不断地对原有的经济范畴进行再认识，并逐步扬弃旧的范畴，采用新的范畴去解释和认识社会经济活动。“资本”是马克思经济体系中的一个基本范畴，由于当代社会现实经济关系所发生的重大变化，我们必须重新认识马克思的“资本”观，全面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观［5］。知识资本概念的出现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的资本观，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更加适合解释现实世界的各种经济现象。
4.用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理论可以解释知识资本的出现和运动规律
4.1知识资本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需要一定的条件和环境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6］。马克思指出，“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7］。同样，知识就是知识，知识本身并不是资本，它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作为知识资本的知识和一般性知识是有区别的，知识资本应该是能够带来经济效益的知识型资源；一般性知识，站在经济学角度理解也只能说是一种资源，这种资源能否带来经济效益，要看知识能否转化为知识资本。知识转化为知识资本需要一定的环境作为支撑，并不是所有的知识都能转化为知识资本。知识转化为知识资本必须具有技术高度发展这样一个基本条件，特别是信息技术、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要实现知识在更广、更宽范围的配置，必定要有快捷的流动条件作支撑。没有高度的生产力水平就不可能实现知识生产要素的动态流动，更不能为知识转化为资本创造环境和条件。此外，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完善的市场条件对于知识转化为资本也是必不可少的。
因此，知识资本化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知识成为资本，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需要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从原始社会到知识经济产生之前，在生产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力或物质资本，当生产力提高到人们可以逐渐摆脱对物质生产的依赖，以少数人从事直接的物质生产就可以满足多数人基本物质需求的程度时，当知识在使用和传播过程中也创造价值时，知识也逐渐具备了独立生产要素的身份。这时，知识成为生产的主导因素，而其本身就获得了资本的地位。
4.2知识资本在运动中实现增殖，其形式符合资本运动的总公式
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作为一种自行增殖的价值，它必须在不断的运动中，不停地吸收活劳动以获取剩余价值。“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8］。作为资本的一种具体形态，知识资本也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得到增值。
知识资本运动的形式仍然符合资本总公式“G―w―G′”，但这时的商品w的内容要丰富的多，它不仅指单纯的物质商品，还应包括知识商品，为便于区别，写为G―wK―G′。如果考虑知识资本，知识资本运行的总公式是G―K―G′。
在知识资本的运行过程中，知识资本的积累总是从教育训练、投资积累劳动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开始的，在知识资本的成长发展期财务资本仍然是知识资本形成最重要的推动力。财务资本的循环方式是：G―wK…pK…w′K′…G′。若生产的商品是一般物质产品，则知识资本依附于产业资本而存在。这时，产业资本的循环公式就是：pK…w′―G′―wK…pK。若生产的是知识产品，则有：CK―K′―G′―K′…CK。商品资本的循环也分两种情况：若生产的商品是物质商品，则有：w′―G′―wK…pK…w′。若生产的是知识商品则有：K′―G′―wK′…CK…K′。
当知识资本占统治地位，产业资本都依附于知识资本而存在，知识产业成为最重要的产业时，资本的循环公式成为：
财务资本的循环公式：G―K―CK―K′―G′
知识资本的循环公式：CK―K′―G′―K′…CK
知识商品资本的循环公式：K′―G′―wK′…CK…K′
由此可以看出，知识资本变成为资本的一种独立形态之后，资本的循环公式除了内容有所变化，其形式并没有改变。马克思关于资本循环的一般规律仍然适用于知识资本产生以后的资本循环过程［9］。
5.知识资本理论将促进马克思主义资本理论的新发展
5.1从劳动价值论到知识价值论的新发展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理论的基石。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论将获得新的发展。考察经济发展不同时期劳动的表现形式，可以发现，劳动范围经历了一个从狭义到广义的发展过程：总合体力和脑力的劳动到脑力比重加大的劳动，再到知识支配的劳动。劳动的发展过程直接引起了商品概念的新变化，根据商品的科技与知识含量的高低，可以把商品划分为“劳动性商品”、“技术性商品”、和“知识性商品”。随着知识性劳动日益普及化和绝对化，知识性商品价值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的衡量价值量的体能支出的劳动时间概念已经不能完全反映知识性商品的价值构成，知识性劳动也难以用简单劳动的倍加关系来反映。商品价值的增殖将主要在知识创新活动中产生，知识含量的提升是知识商品价值增值的关键。新型的知识价值论反映出从体能支出，到技能支出，再到更高级的智能支出，这样一个劳动知识化的历史发展过程［1，463］。确立新型的知识价值观有利于把“知识就是财富”的思想内化于社会经济活动中，通过知识创新来增加社会财富。
5.2从物质资本到知识资本的新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资本范畴的认识和理解逐步全面和深入，资本范畴的内涵也在变化和发展，资本的形态也从单一的物质资本，发展到人力资本、知识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多种形态。在工业经济时期，资本主要表现为机器、厂房、设备、劳力等要素的组合，我们称之为物质资本。工业经济时期物质资本的特征构成了传统资本范畴的主要内容。马克思对资本问题的分析也是从物质资本入手，目的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本质，揭开剩余价值的秘密。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的知识、技能、体力、智力、素质等方面的资本，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本水平是刺激经济增长，缩小收入差距的根本所在。人力资本是靠知识积累来逐步提高的，人们拥有的知识成了决定一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首要因素。这样，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的考察逐渐转移到了对知识资本的关注上［10］。尽管对知识资本概念的定义并不统一，但知识资本的概念是对传统资本概念的有效扩充这一点的认识却是共同的。在知识经济的运行中，知识要素不仅具有资本的属性，而且直接改变了资本运行和增殖的过程，成为新的资本增值点。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企业的目标是知识资本的积累、增值和实现，企业的所有经济活动将整合在知识资本的运动中，知识经济成为知识资本运行的经济。
5.3从传统分配理论到按知分配的新发展
传统的收入分配方式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为基础，谁占有生产资料谁就在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源已上升为一种主要的生产要素，价值的创造与增殖，经济的增长与发展，都依赖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一种以新的以知识要素、知识资产来进行分配的“按知分配”方式逐渐走上历史的舞台，知识资本理论的出现将改写传统的分配理论。
如果以按贡献大小来分配财富作为公平分配的标准，知识要素参加分配，并按其作用大小来获得财富，是一种更为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对于以知识来实现财富增长的知识经济来说，创造知识的劳动是财富增长的更为重要的源泉，完全应该在分配中得到体现。在按知分配条件下，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将决定就业的起点、方向和收入；知识水平的差异成为报酬差异的直接原因；“能力工资将取代职务工资”；拥有知识产权的员工将分享公司的剩余价值［1，459］。因此，按知分配可以说是按劳分配的进一步发展，是按劳分配原则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特征。从另一个角度讲，由于知识资本是对传统资本理论的拓展，本身也是一种新型的资本，所以按知分配也是按资分配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按知分配可以看成是按资与按劳分配两种不同分配方式的扬弃与发展。知识经济时代，将是“知识资本家”辈出的时代，“知识就是财富”将在现实中得到真实的验证。
5.4从劳动生产力到知识生产力的新发展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影响生产力的因素以及决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存在着本质差异。农业经济时代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的自然结合，劳动的实质是劳动者体能的支出，是一种体能生产力。在工业经济时代，以大机器工业生产系统为标志，劳动的技术复杂性不断提高，技能劳动的作用逐渐超过体力劳动，劳动生产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技能，是一种技能生产力。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的科技知识含量不断增加，知识性劳动逐渐成为生产经营活动的重心，知识与智能在生产活动中占据主导地位。智能支出的数量和质量成为衡量劳动生产效率的尺度［1，468］。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力。
结束语
马克思的资本理论所具有的巨大科学价值与社会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的核心思想与主要内容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曾一再声明他们的学说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教条。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被奉为理论教条而在很大程度上陷于停滞和僵化状态。这种状态使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未能对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许多新情况做出科学的解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亟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历史性任务。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资本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的创立，毫无疑问将会极大地促进马克思资本理论的发展。那些认为马克思的理论已过时，或者知识资本概念与马克思的资本观相冲突的看法，都是对马克思理论的僵化理解。静态地看待马克思的资本观是对马克思理论的歪曲。经济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我们必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彻底地解放思想，冲破各种理论，开拓进取，弃旧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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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董华（1972-），山东淄博人，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青岛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企业组织与绩效。
劳动经济学概论篇9
关键词：劳动者经济权益；劳动债权；研究评介；理论前瞻
中图分类号：D92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53（2012）05-0089-05
一、劳动债权的研究意义
（一）劳动债权研究的背景
2011年8月，我国劳动关系发展史上少有的、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专题研究部署劳动关系工作的一次高规格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上指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是增强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其经济、政治、社会意义十分重大而深远。要把解决广大职工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维护他们的经济等权益作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着重抓好进一步完善劳动法律法规并保障其实施、合理调节企业工资收入分配、努力化解劳动关系矛盾。
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经济转型期，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社会结构分化加快，社会矛盾和冲突急剧增长，社会风险也相应增加。在市场经济趋利性、法律法规完善的渐进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性和劳动力市场的供过于求的严重性的作用下，以及在跨国资本“用脚投票”的压力之下，资本掌握了劳资关系各方面的话语权，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时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现象时有发生，新型劳动关系建立、运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工会法执法检查报告指出：企业侵害职工劳动经济权益问题比较严重，尚未形成科学、合理的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不按时发放工资、不支付加班费、不缴或少缴社会保险费，欠薪逃匿事件呈增多趋势；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依然偏窄，城乡发展不平衡。总理在《求是》杂志2010年第7期发表文章指出，当前收入分配问题已经到了必须下大力气解决的时候，如果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必将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而收入分配矛盾的实质主要在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所占比重偏低且没有保障。所以，完善劳动者经济权益保护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已经成为一项迫切而重要的工作，因应当下此种急迫，劳动债权保护研究逐渐升温。
（二）劳动债权研究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
随着市场经济建立，我国劳动关系本质上为契约关系，劳资双方应当平等协商签订契约，劳动者依据劳动契约而应获得的劳动待遇其实质就是劳动力使用权出让的对价，亦即应当视为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所享有的债权。但由于用人单位的强势所决定的组织隶属性，使得劳动者所应获得的劳动待遇的数量的确定及其支付客观上由用人单位所决定，因而，由原本债的平等性变为一种待遇的被动接受性。立法者正是遵循传统劳动行政管理思路，基于在劳动待遇问题上用人单位的强势和主动，劳动者的被动接受此种事实，而设计相应法律制度，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劳动者经济权益的债的本质属性，从而给劳动者经济权益的保障和实现带来一系列问题。值得庆幸的是，当下有学者开始认识和论及劳动者对企业所享有的经济权益的债权性，但所论劳动债权仅限于破产程序，且对其内涵和外延不甚明了，故极有必要重塑劳动债权的概念，明确其内涵和外延，并重新探寻保护路径。因为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都根基于表征其学科成熟的范畴体系基础之上，其理论体系的建构、发展都离不开范畴的支持与引领。我国劳动法学的范畴研究的相对滞后不仅迟滞了劳动法学自身的发展与繁荣，也阻碍了学科之间的沟通与对话。[1]对劳动债权的系统研究，其理论意义在于，有利于构建比较完整的劳动法学的基本概念和劳动债权的一般理论，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劳动债权法律保障机制，提供有价值的理论依据；而其实践意义在于对缓解当前的劳资冲突危机、克服劳动债权保护不足的突出难题，提供可操作的思路和制度设计，从而有利于平衡不同群体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公平正义；也有利于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发展。
二、劳动债权的研究评介
（一）劳动债权的研究现状和趋势
1.劳动债权的概念及其范围之争
根据初步文献检索，中外未有劳动债权研究的专著和博士论文，我国就破产程序中的劳动债权研究的硕士论文大十篇左右。国外立法和学说没有劳动债权的概念，我国劳动债权概念是在修改破产法的过程中出现的。2004年贾志杰在十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草案〉的说明》中首次明确提出了劳动债权的概念：“劳动债权即企业所欠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等其它费用。”劳动债权的称谓并没有出现在我国现行立法中。目前学界主要在两种含义上使用劳动债权概念：第一种意义上的劳动债权的概念立足于我国原破产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内容上包括企业所欠职工的工资、企业欠缴的基本社会保险费用、企业与职工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企业清算期间职工的生活费和医疗费、职工的集资款、职工就业安置费等。如“是指基于劳动关系而产生的向破产人请求给付财产的请求权。具体包括工资、劳动保险费用、劳动报酬、集资款等。”[2]第二种意义上的劳动债权概念是在新破产法草案审议过程中提出的。如“所谓劳动债权，是指因破产宣告前的劳动关系而发生的债权，包括破产企业所欠职工的工资和欠缴的社会保险费用，以及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等费用。”[3]“所谓劳动债权，是指因为企业拖欠职工工资、劳动保险费、因企业破产解除劳动合同而应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等所发生的职工请求企业给付一定金钱的权利。”[4]两种意义上的劳动债权概念对债权的成因和债权性质的认识基本相同，但第一种意义上的劳动债权在范围上要大于第二种意义上的劳动债权概念。此外，有人将劳动债权表述为“职工债权”、“职工请求权”、“社会请求权”。[5]还有更广义的劳动债权概念，如，劳动债权是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劳动者付出劳动，由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一切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以及其他的应该支付给劳动者的债权，如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收取任何名义的押金、保证金、培训费等。[6]而肖海军教授认为：“企业营业过程中，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是以劳动合同为纽带形成的劳动债权债务关系。”为满足劳动者之劳动债权，企业应承担下列义务和法律责任：不得任意解约、保障职工的休息权、按规定及时支付工资和奖金、提供必要的劳动安全卫生条件、提供职业培训条件和机会、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基金以及改善职工的福利条件。据此可以认为劳动债权涵义更为广泛，包括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对用人单位享有的一切权益。[7]
2.破产程序中的劳动债权的清偿顺序之争以及劳动债权优先权问题的探讨
在破产立法过程中，清偿顺序的争议焦点是劳动债权是否应优先于担保物权。这一争论甚至上升到了“是要市场经济秩序，还是要以人为本的高度”。[8]对此有三种观点。一是“担保物权优先说”。“将职工债权全部放在物权担保债权之前清偿则是不妥的，而仅靠采取这一种措施解决破产企业拖欠职工债权问题更是不够的，也是不公平的”[9]。还有对此的改良观点：对于有担保的债权，我们应固守民商法的基本理念，在二者的清偿顺位上，劳动债权顺序在后，未受清偿的劳动债权部分归入共益债权。[10]第二种与之尖锐对立观点是“劳动债权优先说”，认为只有使劳动债权优先于抵押权，“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破产企业职工劳动工资优先于抵押权受偿的问题，从而使优先权承载起保护弱者的特殊使命”[11]。齐砺杰从法理经济学的视角进行论证，认为破产清偿顺序因其在促进公司治理方面的潜力而具有提高分配效率的特殊意义，同时劳动债权特别优先在中国背景下具有历史合理性和实践意义。[12]第三种观点是“折衷说”，原则上劳动债权只能作为一般优先权而后于担保物权实现，在特殊情况下，劳动债权可以优先于担保债权。一般认为一定时间范围和一定数量范围内的普通职工的工资可以优先于担保债权。如王利明主张在特殊情况下，劳动债权可以优先于担保债权，一是劳动债权的拖欠在担保债权的设立当时已经公示；二是企业在交易中已经向交易相对人书面明确告知其拖欠劳动者工资的事实。此种劳动债权只能限定在一定期限内的一般工人的工资收入，以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4]
对清偿顺序的争论自然会论及劳动债权优先权的问题。持“劳动债权优先说”的学者主张应在立法上确认劳动债权优先权属性，从而优先于担保债权。有人从法的价值理念、制度法学、法社会学和社会基础的角度进行论证，主张《企业破产法》、《物权法》应就此进一步完善。[13]李绍燕认为劳动债权优先权的合理性有雇员的原因、非合意之债必须优于合意之债优先受偿的原因、市场经济需求原因、法律应具有的功能以及我国转型时期维护稳定的需要的原因。[14]于海涌认为工资能够获得优先权的特别保护基于保障劳工生存社会政策的考量、增值理论和利益衡量。[15]
3.破产程序中劳动债权程序保护探讨
王卫国、李曙光、王新欣等反对劳动债权人以债权人会议成员的身份参加债权人会议，其主要理由在于：职工债权与商业债权有所区别，并在破产清算时可以优先受偿，破产财产如何处理和分配可能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利益，同时如果职工债权人均可以参加债权人会议并进行表决，可能构成对债权人会议决议的实质性否决权，必然会影响破产程序正确进行，影响其他债权人的利益。而与此对立的学者认为，“职工债权不参加债权申报，亦不作为债权人会议成员”这就意味着否定了劳动债权人参与到破产程序中去，表达自己的意见、监督管理人、监督破产程序进行的机会，显然对于劳动债权的实现非常不利。劳动债权有必要也有可能通过表决权制度来实现。[16]
4.劳动债权的破产法之外的保护措施的探讨
对于劳动者工资权益的保护，王全兴、关怀、冯彦君、黎建飞、许建宇、董保华、郭庆松、董克用等学者都有详细论述，但对程序性的保护关注不够。梁慧星认为，现行法律法规在鼓励、怂恿雇主拖欠劳动者工资，主张对工资债权优于企业债权的法律保护。建议从适用长期诉讼时效期间、加付利息、仲裁与由当事人自由选并适用同一诉讼时效、否定约定仲裁条款等方面加强规制。常凯也认为严格的劳动法制在中国是缺失的。在劳动法上甚至连违法的概念都很淡薄，劳动法及其理念被忽略了。胡玉浪从工资债权诉讼时效的适用基础、起算、期间等不同角度对我国工资债权诉讼时效制度建设中的若干问题进行探讨。有学者指出我国现行的工资法律制度立法滞后、公法私法法律关系混淆、基本概念不清等问题。很多学者都强调通过工会集体谈判保护劳动债权的作用。王利明认为，除在破产法中规定劳动债权的优先权之外，还应当尽快修改和完善有关劳动立法，通过其他法律的配套以及政策调整从源头上解决劳动债权的保护问题。如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制止拖欠甚至不交社会保险费用的行为，从制度上保障工资的足额及时发放，由政府主导设立劳动保障基金等。有建议建立拖欠劳动工资的保险品种、设置劳动债权储备基金[17]。
5.用人单位社会保险缴费问题探讨
陈晓琴认为，企业欠交的社会保险费用的属性是国家债权，将社会保险费用纳入到劳动债权的范畴不妥。对于社会保险费的请求权主体，有三种观点：一认为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请求的依据是社会保险费缴纳合同；二也认为应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但是依据法律强行征缴；三认为是职工。张卫平质疑在第一清偿顺序中所欠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何者优先或者按照何比例同时清偿。刘振宇认为这取决于社会保险费的性质，并决定请求权主体和清偿顺序。蔡福华认为社会保险费的罚金则只能作为一般债权处理。韩长印认为，我们如果将社会保险费用提升到与国家税收等国家债权同样的地位，虽说具有一定的超前性，难说就一定脱离和超越了我国当前的实际。由于受文章篇幅所限，所引观点不能一一标注。
6.工伤保险与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竞合问题探讨
对于工伤保险与人身损害赔偿责任竞合问题，王全兴、王利明、杨立新、张新宝、郑尚元、林嘉、马特、郭民瑞、李适时、吕林、周开畅、王显勇等很多学者进行了探讨。其中，对于工伤社会保险与用人单位民事侵权竞合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补充模式。（2）替代模式。（3）部分替代主义。（4）工伤保险优先适用，民事侵权法第二次调整。（5）兼得模式。具体论述详见吕林、张新宝、郑尚元、周开畅、郭民瑞、李适时等学者相关著述。对于工伤社会保险与第三人民事侵权法律竞合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补充模式。（2）改良的选择模式。（3）兼得模式。（4）工伤保险优先适用，民事侵权法第二次调整。具体论述详见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起草的“民法典草案建议稿”以及王全兴、张新宝、郑尚元、周开畅、王显勇等学者相关著述。张新宝、林嘉、马特等认为，从长远来看，工伤保险的给付水平应当与普通人身损害赔偿相当，以达到法律救济的平衡和减少当事人选择不同请求权带来的审判（处理）后果失衡现象。所有符合工伤保险给付条件的受害人，不管其损害是否有第三人加害行为的介入，一律只能请求工伤保险基金给付；在有第三人加害行为介入的情形下，工伤保险基金在为给付之后获得对该第三人的追偿权。
（二）当下劳动债权研究的不足
纵观以上研究成果，对于丰富劳动债权理论、解决劳动债权保护问题，无疑具有好的启迪和借鉴价值。但现有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1）研究成果都不是从劳动者所应获得的权利的债权本质属性的视角来论述的。许多著述的内容虽然与劳动债权有关，但其研究的视角、所基于的理念都偏离了债权的本质属性，导致理论自身的自洽性问题和实践中的效果问题。（2）在劳动法学、劳动经济学等领域，许多研究或多或少涉及到劳动债权，但相对集中的系统研究较少，同时这些成果仅局限于对破产程序中的劳动债权问题探讨，人为地不适当限缩劳动债权的外延及其研究视域，并且对劳动债权概念的界定、范围的划分、以何种理念进行制度设计、劳动债权优先权性质以及与其他权利冲突如何协调等问题的研究欠深入系统且存在较大争议。（3）研究以点代面，对其中的工资债权研究相对较多（但又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债权属性），对补偿金、赔偿金（包括违反先合同义务和后合同义务的赔偿）、违约金等违约债权、社会保险债权以及劳动债权程序性保护等问题关注不够。（4）劳动法上、破产法上探讨较多，其他部门法特别是其他学科上的探讨不足，也鲜有从多学科综合角度进行联动探讨的。（5）具体制度构建较多，但可行性不足，深入系统的理论论证不足。正因如此，尽管学术界对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研究已达到相当广泛甚至有些近乎热闹的程度，但对劳动债权研究总体视角的局限，致使劳动债权的保护问题成为长期困挠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及社会和谐稳定的瓶颈。
三、劳动债权理论研究前瞻
笔者认为当下我们应该立足劳动债权保护的现实困境，深刻反思现行立法和学说，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探索。
（一）劳动债权研究的任务
我们应当对劳动债权的概念进行重构，对劳动债权再定性和定位，对我国转型期劳动债权的法律保护体系的制度缺陷作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劳动债权的法律保护的制度设计理念和具体保护方法进行研究；对缓解当前的劳动者经济权益受损严重、劳资冲突加剧的突出难题，提供可操作的制度方案。
（二）劳动债权研究的主要内容
1.劳动债权的概念重构。笔者认为，广义上，劳动者依据劳动契约而应获得的相关劳动待遇的权利宜统称为劳动债权，但考虑到现行通说认为债权一般为财产权，故狭义劳动债权宜仅指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应当享有的经济权益或最终表现为经济利益的权益，主要有劳动报酬权、社会保险权、获得补偿金、赔偿金的权利以及劳动者因用人单位原因导致劳动合同无效而获得损害赔偿的权利等。
2.劳动债权的定性。分析劳动债权的一般债权属性和特殊债权属性，即劳动债权既具有一般私权性质又具有社会权性质。探求其本质及法律保护的基本理念和理论依据。
3.劳动债权的定位。宜从多维角度立体分析劳动债权与劳动者政治权利、与劳动者人身权利、与劳动权的关系以及劳动债权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等，从而论述劳动债权重要性和法律保护的理论依据。
4.完善我国劳动债权法律保护体系。宜从劳动债权的公法和私法保护、实体法和程序法保护、劳动关系法的保护和劳动基准法的保护以及在破产法中的特别保护等几个不同角度进行深入系统探讨，分析劳动债权法律保护的理论依据、实践依据、保护视角、利益衡量、保护模式、具体法律制度建构等基本问题，并对德国、瑞士、日本、法国、美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等对劳动债权实施不同法律保护制度的典型国家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比较研究，从中借鉴有益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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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经济学概论篇10
论文摘要：关于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中劳动创造价值、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以及劳动价值论的现实指导意义等问题的认识，必须建立在尊重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的基础之上。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创立100多年来，一直存在多方面的争议，其中包括价值是不是由劳动创造的，劳动价值论以现实指导意义何在，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等等。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自动化、电子化甚至电脑化的出现，生产中需要投入的活劳动要素相对减少，而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的包括机器、设备、新工艺、新产品在内的资本要素，即物化劳动要素却急剧增多，很多产品似乎不需要人的活劳动参与就能生产出来。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笔者认为，讨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必须采用全面的观点，整体地看待劳动价值论的真正含义。
一关于劳动创造价值问题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揭示出“人类的抽象劳动是商品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原理，为以后的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根据。伴随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日益发展，特别是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的经济关系、劳动过程，均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结合新的实践，深化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已经成为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的一个重大理论命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中曾表现了对价值问题的极大关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1841)中，曾对人的自由与必然和反对神本主义价值观等问进行过探讨。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和其他经济学著作中，马克思对各种不同意义的价值概念作过考察和把握。他首先严格区分物品的使用价值和商品价值、交换价值，立足于对交换价值及其内在尺度的考察，揭示了商品生产的秘密，从而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面对利用混淆商品价值与使用价值来否定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庸俗经济学观点，进行了坚决的、毫不妥协的斗争。他反复强调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和使用价值同政治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毫无共同之处”同时，马克思并未因此而将它们的差别绝对化，并未否认在一般科学的范围内研究使用的价值的意义。
在以往的经济学著作中，“价值”一词有时表示商品的价值，有时表示交换价值，有时则表示使用价值，其含义往往只有根据上下文联系及作者的思想才能具体地确定。虽然一些英国经济学家曾有用“worth”(价值)表示使用价值、用“value”(价值)表示交换价值的习惯，但无论是日耳曼语源的“worth”，还是罗马语源的“value”，都只是“价值”一词的两种不同语言符号形式罢了。为了避免象这样多义地使用“价值”一词所造成的混乱，马克思对“价值”、“交换价值”、“使用价值”这三个概念作了明确的区分，并分别用三个不同的词，且Ⅱ“value”、“usevalue”、“exchangevalue”来表示它们。换句话说，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与价值问题直接相关的，实际上有三个概念，其中，“价值”概念指的是商品中所凝结的社会必要劳动，“交换价值”概念指的是商品价值在社会交换过程中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是经济学领域的概念；而“使用价值”概念则不完全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只有“作为交换价值的物质承担者”的使用价值，才属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value”)，而且是活劳动，不是物化劳动，它强调劳动价值论中“劳动”二字的含义及其理论价值。它强调和认可了劳动在创造社会财富方面巨大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揭示和确认了劳动是人类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条件。
马克思认为，价值是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在商品中的凝结，价值实体是抽象劳动；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商品的劳动量是衡量商品价值量大小的唯一尺度；从价值量的变化规律来看，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量成正比，与生产该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商品价值量的变化，归根到底是由劳动量的变化引起的。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并不直接改变商品的价值量，而仅仅是改变生产单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影响单位商品的价值量。
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今天人们生产产品、创造价值的劳动，不再是以生产简单工具和简单日常用品为基础的，只需要很简单的工艺流程就可以完成的简单劳动，而是需要许多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等资本要素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复杂劳动，生产和消费之间的链条也大大地拉长了。但是，即使是最复杂的生产工具和机器设备，如果向前层层推移，最终都归结于人类的活劳动，劳动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劳动创造价值仍然是正确的。
二关于物化劳动是否创造价值问题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劳动要形成价值，光靠劳动自身还不行。如果只有劳动而不具有诸如土地、机器、原材料等物质生产要素，无论如何是生产不出商品来的。没有商品，自然也无价值可言。关于产品的生产要素，马克思明确指出：“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作为产品的生产过程，“劳动过程所需要的一切因素”，包括“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胁”“劳动并不是它所生产的使用价值即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正象威廉?配第所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可见，在任何社会和任何时代，劳动力和生产资料都是产品的生产要素，这是马克思关于生产要素的基本观点。
近年来，有人认为，生产的过程是一个由活劳动与物质生产要素共同作用的系统工程，劳动与资本彼此之间谁也离不开谁，因此，不能说剩余劳动仅仅是由活劳动创造出来的。尤其在今天，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物化劳动包含了大量的科技因素，具有巨大的生产能力，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越来越大的作用，否定它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就不能客观地、科学地、正确地认识先进技术、先进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作用和功能。因此，认为应该是价值及剩余价值是由物质生产要素和活劳动共同创造的。 我们认为，物质生产要素虽然不是价值的源泉，但它在价值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物质生产要素本身的价值是商品价值的组成部分。物质生产要素本身也是商品，也有价值。它的价值通过具体劳动转移到新产品中去，成为新产品价值的组成部分。需要指出的是，在商品生产过程中，物质生产要素的消耗只有在社会“平均消耗”的情况下，其价值才能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如果大于社会“平均消耗”的范围，就意味着物质生产要素的浪费，超出部分的价值不能转移到新产品中去。反之，如果大力节约物质生产要素，使物质消耗大大低于社会的“平均消耗”，就有利于降低生产该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从而有利于商品生产者实现更多的价值。其次，先进的物质生产要素有利于劳动者从事复杂劳动，在单位时间内创造更多的价值。同样的劳动者，如果他们使用的劳动工具不同，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就不同，创造的价值也不同。但是，物质生产要素的先进程度要与劳动者的素质相适应，不是越先进越好。
但承认物质生产要素在生产商品价值中的作用，并不否定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这个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这是因为：第一，前者说明的是商品价值形成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创造商品价值；后者说明的是商品价值形成的源泉，没有劳动这个唯一源泉，无论物质生产要素多么先进，多么丰富，同样创造不出商品价值。第二，物质生产要素对商品价值的作用是通过劳动为媒介而实现的，它并不改变劳动量是衡量商品价值量的唯一尺度这个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
三 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的指导意义问题
对价值规律的揭示是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内容。根据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以及竞争规律是商品经济条件下刺激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在商品生产过程中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运动，必然会促使商品生产者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生产力向前发展。市场化改革20多年的成就证明只要我们尊重价值规律，我们的事业就能向前发展；相反，如果忽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我们就必然走弯路。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由于认识上的偏差，在很长时期内，我们实践上把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统统视为异端，简单地认为我们可以不经历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就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目标，这种违背客观经济规律的做法，结果证明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