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产业链分析篇1
在全球价值链框架下，链条中每一个阶段的产品和服务价值创造是与该链条中的企业间治理关系分不开的。全球价值链治理关系的内在力量不仅决定着价值在各个链条中的增值与分配，而且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升级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价值链治理关系的转变。［12］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通过引进外资，建立与全球产业链生产相配套的企业和网络，许多国家和地区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和初步的工业化。所以，Humphrey和Schmitz(2002)，nad-vi和Halder(2005)，pietrobelli和Rabellotti(2007)等学者将价值链的概念应用到包括本地产业集群在内的区域生产系统之中，研究发达及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增长潜力。［13－15］Coe等(2008)以经济地理学的视角通过全球生产网络的框架分析了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跨区域、跨国生产网络和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国际产业转移业已成为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和区域在开放市场条件下实现本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内生/外生创新方法。［16］而全球化的生产网络在空间范围的展开与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发展有着内在联系。全球化的生产网络一方面是生产在地理空间范围不断的扩散，另一方面是由分散化生产所带来的某一生产环节在区域上的集聚。全球生产网络以资源配置和要素报酬的最优化为原则进行区位的选择，而集群则将全球化的生产活动“本地化”。全球生产网络的发展前提必然是国际分工能够带来跨区域的贸易利得。对于产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而言，集群内在因素和与集群有着密切联系的外生因素同样非常重要。集群内在的因素包括集群内的服务性机构，人力资源以及各种形式的资本。而外生因素则是指集群与外部环境间的人员、知识和资本的流动。这种流动为集群引进了新的知识、技术和新的市场。ernst(2009)提出全球创新网络(Gin)，研究区域生产与全球化生产的内在关系。［17］在该框架下，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是与高附加值生产活动有关的关键因素:例如工程分包，产品开发和研发活动在地理前沿上的扩展，而正是这些因素决定着国际生产和和市场上力量的平衡。随着生产转包这种跨区域生产方式的发展，研发网络和研发活动开始成为价值链上主导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对跨国公司进行研究的相关文献中，新兴的经济力量，如古巴、俄罗斯、印度、墨西哥和中国(BRimCs)通过从外部引进专业人才，建立专业化的研发部门等方式越来越多的才参与到研发活动，而在接下来的十年创新和研发能力主导全球经济力量的改变。目前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及差异的研究则基于以上三个框架，Schmitz(2004)，pietrobelli和Ra-bellotti(2007)，在此基础上进行区域竞争优势比较，Foray和Vanark(2007)甚至提出了“智能专业化”(smartspecialization)的概念。［15］［18］［19］以上三个框架除了用于分析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本地/区域经济发展，近些年来也多用于研究企业及其全球网络的发展。Dunning(1988)，Cowl-ing和Sugden(1997)，Dunning和Lundan(2008)的研究对象都为跨国企业和大型企业集团。通过对研发和创新过程以及相关生产网络的控制，这些企业集团控制着相关产业的发展。［20－22］以上研究通常是以产业链中主导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中的成功战略。而研发、创新、产品和市场是决定着全球化背景下区域间竞争地位的关键因素。因此以经济地理学的视角研究区域经济发展时，主要基于以上关键因素对区域进行灵活的划分。在诸如美国、中国、巴西这样的大经济体环境下，我们所划分的每个区域可能包含多个行政省份和州，比如南部巴西、美国东北部或是珠江三角洲都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区域。而在欧洲和其他小的联邦国家，区域的范围在地理上就会变得非常小。因为每个区域都有着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特征，正是这些特征对以上关键因素有着重要的影响，因而这些区域能够构成经济地理学意义上的独立研究个体。
二、全球经济一体化与区域经济发展研究
1．全球价值链下的区域经济研究全球价值链方面的研究属于国际商业领域。该方面的研究较多关注价值链治理以及新兴经济体中中小供应商企业的发展。［11］［23］［24］全球价值链框架分析区域间的价值创造及分布，研究处在价值链的生产和商业阶段的企业所创造的与价值链中的其他企业———例如供应商、服务商、客户等(非竞争性企业)———的区别。同时全球价值链的关注领域也包括价值链中垂直关系企业间的治理关系类型。不过，对全球价值链的分析在区域角度以及生产系统角度的影响却很少。全球产业链中的企业是一对一或者一对多(主导企业对供应商和分包商)的线性联系，而非网络化的联系，并以这种方式将其他区域的企业纳入其中。Boomgard等(1992)认为全球价值链在不同地区或者复制其某阶段的链条，或者向下延伸其链条，因此全球价值链在对各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影响不尽相同。［23］Humphrey和Schmitz(2002)将全球价值链框架与集群分析结合起来从理论方面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对不同区域经济的影响做了理论分析。［13］Knorringa(1999)，nadvi和Halder(2005)，pietrobelli和Rabellotti(2007)延续Humphrey和Schmitz(2002)的研究，提出相应的实证分析。［14］［15］［25］研究对象方面，全球价值链的分析主体是企业。价值链涵盖了与原材料供应，生产分包，服务支持和产品销售等相关的所有企业。［26］尽管也是对区域和国家产业升级以及国际市场竞争力进行分析，全球价值链只是以包含在价值链中的企业为样本，这些样本企业通常是依靠价值链的存在而存在。［11］全球价值链的分析主体是企业。价值链涵盖了与原材料供应，生产分包，服务支持和产品销售等相关的所有企业。［26］尽管也是对区域和国家产业升级以及国际市场竞争力进行分析，全球价值链只是以包含在价值链中的企业为样本，这些样本企业通常是依靠价值链的存在而存在。［11］价值链下的区域经济研究思路是基于主导企业的直线关系研究。行业的主导企业位于全球价值链的顶端，而在供应商、分包商和服务商层面价值链又分散为多个相互竞争、平行的次级价值链体系。按照垂直层级以及对主导企业重要影响力，价值链中的企业形成了一级供应商、二级供应商、三级供应商和四级供应商。对价值链中上下游企业间产出和投入的测量和评价就是通过这样的线性视角进行。pietrobelli和Rabellotti(2011)的研究发现，价值链体系中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与区域创新系统中个体之间的治理关系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的关系为线性，而后者是非线性、共同演化的。尽管产业集群、企业联合、政府机构、大学、科研机构等个体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而全球价值链体系采用的是线性框架而非系统框架因此并没有将这些因素代入进行定量分析。［27］全球价值链体系将企业间治理关系融入到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框架之中。价值链中企业间治理关系的识别及分析是全球价值链研究的重要内容。这其中包含了对了价值创造、价值分布区、产业升级和产业政策的分析。Gereffi、Humphrey和Sturgeon(2003，2005)根据交易的复杂程度、交易编码的能力和供应商能力，将全球价值链治理模式划分为五种: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俘获型和层级型。［12］价值链中的治理控制力来自于对供应商的质量标准、劳动力和环境的要求。［28］同一个价值链中，供应商之间的治理关系也将千差万别。一级供应商与主导企业之间的治理关系多属于关系型和模块型，而第三级和第四级供应商之间的关系通常为层级型和俘获型甚至是市场型。［29］全球价值链体系定义了在产业升级的四种方式:产品升级、工艺流程升级、功能升级和跨产业升级。［13］pietrobelli和Rabellotti(2007)研究了拉丁美洲跨部门的产业升级。［15］Knorringa(1999)、artola和parrilli(2007)通过同一区域中不同市场和生产系统间的关联度来研究产业升级。［25］2．全球生产网络下的区域经济发展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视角超越了主导企业和供应商企业的层面，以不同功能和不同区位划分企业群落，并与弹性生产和创新网络相结合。因此全球生产网络关注的是跨边界生产网络，汽车产业、iCt产业和电子产业正是全球生产网络研究的对象。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更适用于具有网络性生产的产业，而不是诸如食品行业的线性产业，这是由于线性产业大多本地化严重。全球生产网络适于识别、分析区域和国家间的产业地位及特点。例如Yeung(2009)定义了东亚各个经济区域战略耦合的不同模式:韩国、台湾和新加坡大城市间的汽车和运输产业的“内部创新”合作，新加坡和台湾在金融、化工、电子和物流网络中的“国际伙伴关系”，马来西亚、泰国和中国出口区域的生产平台。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是在行业和产业层次。虽然全球生产网络也像全球价值链框架一样对主导企业进行了识别，但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主导企业的层次上进行分析，而是将分析扩展到企业所在生产网络、产业集群和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生产网络框架将对区域的分析方法与产业/行业的分析方法结合了起来。目前许多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区域经济研究将经济的内在联系作为划分区域的第一原则，该方法在分析多个国家所组成的经济联合体，如欧洲，或分析大国内部区域经济增长与差异方面应用广泛。因此全球生产网络框架中的全球生产网络和区域包含多个国家，正如Yang(2012)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跨越了东亚和东南亚，这是一种跨越国家的区域分析视角。在该视角下，区域既可以是一国内部诸多行政单位的集合，也可以是具有相同经济特征的国家集合。因此在这方面，全球生产网络框架采用了网络框架，对不同产业和市场，企业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关系进行多角度分析和识别。全球生产网络方法更广泛，对于企业间关系，公共部门和民间组织的联系，产业/集群与政府间联系的分析都有涉及。另外，全球生产网络框架可在包括社会、文化和机构等更多的层面上展开分析。这种包容性也有可测行等问题存在，但对于全球价值链而言在分析区域经济方面，这种网络框架比全球价值链线性框架更有优势。然而全球生产网络方法仍然是一种网络框架而不是系统框架。系统从概念上说是多种个体在相互博弈与水平协调下所达到的稳定状态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全球生产网络中的“网络”就区别于“系统”，因此不能完全用作区域经济发展的分析视角。ernst和Kim(2002)发现了全球生产网络下产业升级的学习机制，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在理论领域未能进一步发展。Yeung(2007)对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发现，韩国的产业升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国内前瞻性的创新政策造就了企业的竞争和学习能力。并且通过跨国伙伴战略耦合模式，台湾在某些专业特殊领域例如物流、金融、石油化工等，实现了产业的升级与专业化。［30］3．全球创新网络与区域经济发展全球创新网络分析框架属于商业和经济领域，较多关注创新和产业发展与创新相关关系研究。全球创新网络的研究途径是通过搜寻影响高科技生产活动的关键因素，分析区域间/企业间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关系。该框架关注与创新过程(渐进性创新、根本性创新)和网络中不同主体在创新中的作用及地位。［17］在过去的20年中，创新在促进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所以全球创新网络越来越成为分析当下和未来全球化经济趋势重要框架。全球创新网络为区域中的经济体提供了升级的机会，尤其是可能出现跨产品品种的创新时。研究对象方面，全球创新网络方法分析的个体既有企业(包括企业的研发部门)亦有以产业为对象的定性、定量分析。［17］这种用以分析产业中企业间的关系的方法，也可以跨越企业的层面分析同一生产网络中具有不同技术和竞争能力的区域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系统。以系统的角度观察，全球创新网络框架与全球生产网络框架类似，为包含复杂关系的网络框架。全球创新网络框架能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更加全局性的、定性的分析，对全球范围的产业发展和创新活动的发展提供预测。以全球创新网络中知识和创新在网络中的主导作用为依据，ernst(2009)提出了以基于中心的创新网络四种类型:领先区域、先进区域、追赶区域和前沿区域。［17］这四种类型定义了不同企业在知识链中的地位，代表了知识经济的企业均以上述四种方式参与到知识经济及其高附加值生产活动中去。在全球创新网络框架下，创新的过程是通过对个体创新的分析和分类来进行分析识别的。在Henderson和Clark(1990)研究的基础上ernst(2009)将创新分为四类:渐进式，激进式，模块式和架构式。［31］这四种创新取决于相关企业不同类型的创新能力。渐进式创新是管理能力的突破(例如戴尔的直销模式);激进式和模块式创新更多的是由于不同知识组合所带来的核心能力的提升(例如显示器集成技术，新药开发);架构式创新更多地依赖产品的上层设计，其特点是封装性、完整性(如ipaD等产品)。
三、比较与总结
区域产业链分析篇2
（1）上游产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我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其总资产比例为44.96%，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次之，西南地区资产规模相对较小，这主要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煤炭资源开发较晚，储采比偏低。从配套产业来看，采矿采石设备制造业主要分布于东北、黄河中游和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总资产规模相对薄弱。
（2）中游产业：火力发电和炼焦业。火力发电业是我国煤炭产业链中游环节最主要的节点，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和东部沿海地区，而火力发电业的供需及配套的电力供应及设备制造业均集中于北部沿海地区。处于煤化工产业链环的炼焦业主要集中于黄河中游地区，其总资产比例达到57.91%。炼焦行业的资源依赖性较强，但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炼焦业与配套焦煤资源集中于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而需求却以东部为主。
（3）下游产业：冶金、化工和建材业。冶金业的黑色金属采选及延压加工主要分布于北部沿海地区，有色金属采选及延压加工业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配套产业的冶炼专用设备制造则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煤炭产业链的延伸主要是基础化工原料制造业和肥料制造业，其分别集中于东部沿海和西南地区，其中肥料制造业的区域集中性不高。建材业的水泥制造业、玻璃及玻璃制品制造业以及砖瓦石材建筑材料制造业均主要集中于北部沿海。此外，与之配套的设备生产也主要集中于北部沿海等地区。
2关键产业链环区域效率评价
2.2关键产业链环的区域效率分析及评价
(1)上游产业区域效率分析及评价。
从Dea运行结果来看，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中，黄河中游地区处于生产前沿面，同时达到规模有效和技术有效。该地区是煤炭业的集中分布区，煤炭资源开发早，技术处于领先水平。南部沿海地区技术有效，主要源于该地区辅助链环具有比较优势，如人才、技术、管理和资金优势等，但该地区面临煤炭资源严重馈乏的劣势。煤炭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规模效率较好，但技术效率相对较低。
配套产业的产矿采石设备制造业只有北部沿海地区同时达到规模有效和技术有效，而黄河中游地区无论是技术效率还是规模效率，与之相比都具有很大差距，其他地区的生产效率亦较低。
(2)中游产业区域效率分析。
在火力发电业中，东北地区同时达到规模有效和技术有效，而分布较集中的北部沿海、东部沿海等地区技术效率均很低。技术效率低是导致火力发电业总体效率不高的直接原因，而电力高消费区其电力生产效率普遍不高。分析配套产业的电力供应，长江中游和南部沿海地区规模有效，东部沿海地区技术有效；配套产业的发电机及发电机组业中，西北地区同时达到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此外，东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均达到规模有效，但其技术效率不高。炼焦业的整体效率较高。其中西北、黄河中游和西南地区均达到规模有效，技术效率也较高，同时由于这些区域的煤炭资源丰富，所以发展炼焦业具有比较优势。 (3)下游产业区域效率分析。
在冶炼业中，南部沿海的黑色金属采选业同时达到规模有效和技术有效，长江中游地区的黑色金属延压和加工业的总体效率最高，长江中游和南部沿海地区的有色金属采选及延压加工业的生产效率也较高。配套产业的冶炼专用设备制造整体效率较高，其中黄河中游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同时达到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
分析化工业，基础化工原料制造业以西北地区总体效率最高，但目前该地区基础化工原料制造业的分布较薄弱，而分布最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规模效率很低。肥料制造业则以南部沿海地区总体效率最高，其他分布较集中的黄河中游和西南地区，其总体效率均偏低。肥料制造业的整体效率不高，须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肥料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建材业中的水泥制造、玻璃及玻璃制品制造以及砖瓦石材建筑材料制造均集中于北部沿海，而其总体效率却分别以北部沿海和西北地区、西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最高。配套产业的建筑材料专用设备制造业总体规模小，结构分散，这也是该行业总体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3提升我国煤炭产业整体效率的几点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由于经济发展和煤炭资源赋存的不均衡，我国煤炭产业发展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格局。一方面，资源条件决定了煤炭产业分布的相对集中性，但同时也导致了各区域煤炭产业结构趋同的不足，各产业链环在各区域均有分布，形成资源和市场过度的区域间竞争，其中以煤炭采选、火力发电、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水泥制造、基础化工原料制造等产业链环最为显著；另一方面，技术水平、资源条件、资金优势等经济发展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各煤炭产业链环的区域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引致区域效率与区域分布之间的不匹配性，主要表现为：煤炭资源集中区其高耗能产业的经济效率偏低，而煤炭资源贫乏区其高耗能产业的经济效率反而较高，就煤炭采选业、炼焦业、黑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及加工等主要产业链环分析，煤炭资源严重匮乏的南部沿海地区其经济效率均高于西南和东北地区。而实质上，煤炭产业的健康发展须充分发挥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以资源为依托，以效率为根本，实现资源与效率的统一。针对现有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煤炭产业的整体效率：
（1）加强黄河中游地区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炼焦产业、黑色金属冶炼业、建材业等产业链环的发展，针对该地区煤炭企业分散的问题，须加强对该地区煤炭企业的资源整合。
（2）东北地区煤炭资源较丰富，具备一定的技术和经济实力，适合发展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采矿石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作为老工业基地，该地区煤炭采选业的技术效率偏低，须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技术改造，通过资源整合提高总体经济效率。
（3）西南和西北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但其煤炭资源丰富且矿产资源的配套性较好，而且拥有生产成本低的优势，表现为劳动力数量多且廉价、土地便宜、能源费用低、政策优惠等，适合发展资源和劳工密集型以及部分资源加工型的重化工业，如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煤化工业、有色金属开采和冶炼业等。其中西南地区煤炭资原后备储量相对充足，而现阶段该地区煤炭采选业的经济效率偏低，应加强该地区煤炭资源的开采能力，提升煤炭开采技术。
（4）东部沿海、南部沿海等地区煤炭资源相对匮乏，但经济发展较快，地理位置优越，具有资金、技术、人才以及信息等方面的优势，适合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如采矿采石设备制造、发电机及发电机组、冶炼专用设备制造、相关产品贸易及进出口等煤炭产业链下游产业继续延伸的相关产业。此外，由于资源的限制，应逐渐收缩并向中西部转移东部沿海和南部沿海地区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建材业等高耗能产业。
参考文献
区域产业链分析篇3
（1）上游产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我国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其总资产比例为44.96%，北部沿海和长江中游地区次之，西南地区资产规模相对较小，这主要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煤炭资源开发较晚，储采比偏低。从配套产业来看，采矿采石设备制造业主要分布于东北、黄河中游和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总资产规模相对薄弱。
（2）中游产业：火力发电和炼焦业。火力发电业是我国煤炭产业链中游环节最主要的节点，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和东部沿海地区，而火力发电业的供需及配套的电力供应及设备制造业均集中于北部沿海地区。处于煤化工产业链环的炼焦业主要集中于黄河中游地区，其总资产比例达到57.91%。炼焦行业的资源依赖性较强，但相关数据显示，我国的炼焦业与配套焦煤资源集中于黄河中游和长江中游地区，而需求却以东部为主。
（3）下游产业：冶金、化工和建材业。冶金业的黑色金属采选及延压加工主要分布于北部沿海地区，有色金属采选及延压加工业主要分布于黄河中游地区，配套产业的冶炼专用设备制造则主要集中于东北地区。煤炭产业链的延伸主要是基础化工原料制造业和肥料制造业，其分别集中于东部沿海和西南地区，其中肥料制造业的区域集中性不高。建材业的水泥制造业、玻璃及玻璃制品制造业以及砖瓦石材建筑材料制造业均主要集中于北部沿海。此外，与之配套的设备生产也主要集中于北部沿海等地区。
2关键产业链环区域效率评价
2.2关键产业链环的区域效率分析及评价
(1)上游产业区域效率分析及评价。
从Dea运行结果来看，在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中，黄河中游地区处于生产前沿面，同时达到规模有效和技术有效。该地区是煤炭业的集中分布区，煤炭资源开发早，技术处于领先水平。南部沿海地区技术有效，主要源于该地区辅助链环具有比较优势，如人才、技术、管理和资金优势等，但该地区面临煤炭资源严重馈乏的劣势。煤炭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规模效率较好，但技术效率相对较低。
配套产业的产矿采石设备制造业只有北部沿海地区同时达到规模有效和技术有效，而黄河中游地区无论是技术效率还是规模效率，与之相比都具有很大差距，其他地区的生产效率亦较低。
(2)中游产业区域效率分析。
在火力发电业中，东北地区同时达到规模有效和技术有效，而分布较集中的北部沿海、东部沿海等地区技术效率均很低。技术效率低是导致火力发电业总体效率不高的直接原因，而电力高消费区其电力生产效率普遍不高。分析配套产业的电力供应，长江中游和南部沿海地区规模有效，东部沿海地区技术有效；配套产业的发电机及发电机组业中，西北地区同时达到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此外，东北和北部沿海地区均达到规模有效，但其技术效率不高。炼焦业的整体效率较高。其中西北、黄河中游和西南地区均达到规模有效，技术效率也较高，同时由于这些区域的煤炭资源丰富，所以发展炼焦业具有比较优势。
(3)下游产业区域效率分析。
在冶炼业中，南部沿海的黑色金属采选业同时达到规模有效和技术有效，长江中游地区的黑色金属延压和加工业的总体效率最高，长江中游和南部沿海地区的有色金属采选及延压加工业的生产效率也较高。配套产业的冶炼专用设备制造整体效率较高，其中黄河中游和东部沿海地区均同时达到技术有效和规模有效。
分析化工业，基础化工原料制造业以西北地区总体效率最高，但目前该地区基础化工原料制造业的分布较薄弱，而分布最集中的东部沿海地区规模效率很低。肥料制造业则以南部沿海地区总体效率最高，其他分布较集中的黄河中游和西南地区，其总体效率均偏低。肥料制造业的整体效率不高，须充分发挥区域比较优势，促进肥料制造业生产效率的提高。 建材业中的水泥制造、玻璃及玻璃制品制造以及砖瓦石材建筑材料制造均集中于北部沿海，而其总体效率却分别以北部沿海和西北地区、西北地区、黄河中游地区最高。配套产业的建筑材料专用设备制造业总体规模小，结构分散，这也是该行业总体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
3提升我国煤炭产业整体效率的几点建议
由以上分析可知，由于经济发展和煤炭资源赋存的不均衡，我国煤炭产业发展形成了明显的区域格局。一方面，资源条件决定了煤炭产业分布的相对集中性，但同时也导致了各区域煤炭产业结构趋同的不足，各产业链环在各区域均有分布，形成资源和市场过度的区域间竞争，其中以煤炭采选、火力发电、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水泥制造、基础化工原料制造等产业链环最为显著；另一方面，技术水平、资源条件、资金优势等经济发展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各煤炭产业链环的区域效率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引致区域效率与区域分布之间的不匹配性，主要表现为：煤炭资源集中区其高耗能产业的经济效率偏低，而煤炭资源贫乏区其高耗能产业的经济效率反而较高，就煤炭采选业、炼焦业、黑色金属采选和冶炼及加工等主要产业链环分析，煤炭资源严重匮乏的南部沿海地区其经济效率均高于西南和东北地区。而实质上，煤炭产业的健康发展须充分发挥各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以资源为依托，以效率为根本，实现资源与效率的统一。针对现有的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提高煤炭产业的整体效率：
（1）加强黄河中游地区的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炼焦产业、黑色金属冶炼业、建材业等产业链环的发展，针对该地区煤炭企业分散的问题，须加强对该地区煤炭企业的资源整合。
（2）东北地区煤炭资源较丰富，具备一定的技术和经济实力，适合发展煤炭开采和洗选业、采矿石设备制造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加工业。作为老工业基地，该地区煤炭采选业的技术效率偏低，须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技术改造，通过资源整合提高总体经济效率。
区域产业链分析篇4
关键词：区块链技术；应用；风险管理
区块链作为信息领域的前沿技术，正在技术创新和风投领域掀起一波浪潮。以区块链为技术支撑的产业发展中，金融行业是其优先落地应用的主要领域，基于对区块链的探索及其自身的发展，区块链技术的触角在未来会伸向越来越多的其他领域和行业。然而，正是从金融行业发现区块链在实际应用中会带来资产和管理上的风险损失，因此本文针对区块链在哪些领域得到了哪些应用、现状如何、应用中的风险如何评估及评价，试做一些探讨。
一、区块链技术介绍
（一）概念。对区块链概念的理解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层次。狭义视角下，区块链指的是一种特殊的链式数据存储结构；广义视角下，区块链是一种技术集合，其中包括几种基础技术，如分布式存储、加密算法、点对点网络等。用户基于共识协议和分布式架构技术进行可信数据的交换以及存储是区块链在实际应用中发挥的主要作用。目前为止，区块链技术在行业内还未形成统一定义。2016年10月，由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中国区块链技术和应用发展白皮书》将区块链技术描述为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用模式。（二）优势及劣势1、核心优势。当前，信息技术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时代，然而信息有效性和数据可靠性却无法得到保证，区块链的出现由于其技术的特殊机制，其中的数据具有“可信”的宝贵特征，使得我们对数据高效率的获取看到了一线希望。下文介绍区块链技术在应用中的主要优势。（1）集体维护。在区块链的数据系统中，除交易用户的私有信息会被加密，其余数据系统均对所有节点用户开放。因此区块链网络中的数据会受到所有具有维护功能节点的共同维护，由于所有节点都有访问的权限，通过公共链的公开接口，任何人都可以对区块链数据以及相关应用进行查询和开发，系统信息处于高度透明状态。（2）去中心化。区块链使用分布式账本核算和存储，采用对等网络技术对数据进行存储，打破原有利用中心化的硬件和管理机构管理数据的方式。区块链中所有节点的权利和义务都相等，单独节点的变动无法对整个系统的整体运作产生影响，以此保证节点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以及系统运行的整体性。（3）无需信任系统。区块链的节点之间遵循一套固定算法进行交换，参与人无需对任何人信任，系统的安全性反而会随着参与点的增加而提高。因此，在区块链系统中的交易双方无需通过传统公开信息的方式产生相互信任，这将有助于系统交易过程中的信用累积。（4）信息不可篡改。在信息进入区块链网络之前需要经过验证，验证通过之后被添加至区块链就会被永久存储，无法篡改。在区块链系统中按照时间先后顺序生成一套不可篡改、可信任的数据库，以此规避一些由于数据篡改产生的不法行为。这也决定了区块链数据极高的稳定性和可靠性。2、核心劣势。由于区块链技术的应用尚处于不成熟阶段，其带来优势的同时也出现不可避免的缺点，甚至有些优势在某些方面也会成为技术本身的劣势。（1）无隐私性。区块链采用分布式账本核算和存储数据，在公有链上等于每个节点的用户都可以查看完整账本，同时由于区块链数据存储、管理交易过程的可追溯性，交易过程中的数据都是公开透明的。这就意味如果某个人的账户被知晓，通过区块链就能知道他的资产情况以及每一单交易记录，无法保证用户交易过程中的隐私性。（2）监管危机。区块链的去中心、自治化特点淡化了国家监管的概念。然而监管要求是所有技术创新应遵循的底线。对区块链的监管力度提高，一方面在区块链商业应用过程中可以提供合规性保护；另一方面由于这项新技术的未完全开发性和虚拟性，其相关法律和制度的建立仍然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跟进，监管程度和立法的尺度如果掌握不好也可能会毁掉区块链。（3）安全性问题。私钥安全是保证区块链数据不可逆、不可伪造的前提，而用户作为生成和保管私钥的主体，不存在第三方参与，因此私钥一旦泄露或丢失，账户的资产便无法做任何操作。私钥的保密性主要通过非对称加密算法实现，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采用新技术对非对称加密算法进行破解存在一定可能性，这将对区块链技术造成安全隐患。（4）数据确认的延迟性。区块链的交易无法保证时效性。以比特币在区块链中的交易为例，网络传输会影响到交易的有效性。这是因为这笔交易要被网络大多数节点知晓，并且认可后方可进行。同时还受一个小概率事件影响，就是当网络上同时有2个或以上节点竞争到记账权力，那么在网络中就会产生2个或以上的区块链分支，这时到底哪个分支记录的数据是有效的，则要再等下一个记账周期，最终由最长的区块链分支来决定。因此，区块链的交易数据是有延迟性的。（5）信息不可篡改。数据被用户变动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既是区块链的优点也是缺点。举个例子：区块链中用户交易的地址信息如果填写错误将无法撤销并会造成永久损失；私钥丢失也同样会导致无法挽回的损失。在现实情境中如果银行卡丢失或密码忘记都可以通过一定方式找回，及时阻止损失的发生或尽可能降低损失。（三）应用领域。目前关于区块链技术，理论性的探讨居多，其应用还处于一个探索期，切实展开应用的领域主要集中在金融行业。不过现在一些产业和企业已经开始尝试区块链技术，根据目前发展态势，区块链可能在分享经济、供应链管理、数字资产管理这三个领域落地。首先，由于分享经济的资源和资产呈现一定分散化，交易双方无需过多信任，基于区块链技术无需信任系统和去中心化的特点将有助于分享经济的运行。其次，具有连续性的链条交易也可以应用区块链技术。例如在供应链管理过程中，一些电商平台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对所有商品进行追踪溯源，并且记录不可篡改，以此来保证产品安全。最后，一些频繁交易的数字资产管理可以利用区块链技术规避交易风险。在p2p网络借贷中，区块链技术可以全程保存出借人和借款人双方的交易行为记录并且无法更改。依托区块链技术，在建立智能合约的基础上帮助双方清晰明了地掌握交易过程，以此提升违约难度，极大降低违约风险。
二、区块链技术应用风险分析
（一）利用安全表法识别风险。安全检查表法是根据系统工程的分析思想，在对系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找出所有可能存在的风险源，然后以提问方式将这些风险因素列在表格中。最基础的安全检查表由四个栏目组成，包括序号栏、安全检查项目栏、判断栏和备注栏。根据目前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以及在应用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建立安全检查表，列举出6个安全检查项目对区块链技术在应用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识别，如表1所示。（仅代表个人观点）（表1）（二）存在的风险。区块链是一个分布式的大账本，具有去中心化、交易不可篡改、信息透明可查询的特点。理论角度来看，区块链所具备的一些特点能够保证其系统的可靠，然而区块链在实际应用中仍然存在一定风险隐患。同时，基于以上安全检查表的判断结果可以看到，区块链技术在应用中由于会存在黑客攻击无法及时阻止以及技术有限性无法准确识别交易主体，导致产生以下可能的风险。1、技术风险。区块链所依托的技术支撑庞大而复杂，数据层、网络层、共识层、智能合约层、应用层是构成区块链的五层技术架构。为了保证技术架构之间协调运行，确保网络正常运行，进而产生信任，需要通过默克尔树、非对称加密、哈希算法等多种技术和算法复杂而又精密的组合才能实现。由此可以看到，代码编写无误、程序正常运行、加密算法可靠准确是区块链产生信任的前提，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发生问题或错误，都会造成信任危机。2、业务管理风险。区块链中的全网数据会被每个节点存储和验证，单个节点无法更改数据。只有获得大部分节点的同意，才有可能对数据进行变更，因此在业务管理上存在滞后或无法挽回的风险。例如，2016年6月，以太坊上theDao被黑客盗取高达360多万以太币（按事发前价格折算约5亿元人民币）的数字资产，由于区块链不可篡改，theDao管理者无法撤销这笔交易，只好求助于社区，最终以太坊创始人通过个人权威说服了大部分节点，共同修改黑客账户，才挽救这笔被盗资产。业务数据的修改和撤回在传统交易系统中是非常常见的事情，然而在区块链网络中由于信息的稳定性就变得异常困难。3、智能合约风险。共同维护区块链网络运行的节点，具备同等的权利和义务，当智能合约在某个节点部署后，相应代码会在全网的每个节点同时运行并校验彼此的结果。这种节点关联性会导致某一节点的智能合约出现问题时波及到其他节点的正常运行。例如，2016年10月以太坊上有节点恶意执行大量消耗磁盘io的智能合约，使得全网负载大幅增加，导致以太坊上大部分应用都无法顺利运行，全网一度陷入瘫痪。后经紧急程序升级修正了此问题，才使以太坊上的应用恢复正常。4、法律风险。区块链应用中的各种风险最终都将可能转化为法律风险，当企业在应用区块链技术的过程中无法识别和处理这些风险时，很有可能会面临法律上的约束或制裁，又或者牵扯耗费大量物力财力的诉讼。另外，区块链集体维护、集体使用的特点同样面临新的法律挑战，如果某个节点存储了不合法的数据，基于数据同步原则，其他节点均会存储相同违法数据，这个时候是否所有节点的用户都将面临法律责任？
三、风险评价
（一）利用Swot评价风险。利用Swot分析法，定性分析区块链技术自身及其在应用中存在的优劣势和面临的机会与威胁，如表2所示。（表2）（二）根据Swot分析制订策略方案。根据Swot分析矩阵，可以得到定性的风险评价结果，主观上可以判断应采取何种策略应用区块链技术，具体策略如表3。（表3）（三）评价结果分析。针对区块链技术在应用中的技术优势、劣势以及现阶段面临的机遇、威胁，构建其Swot分析矩阵，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区块链技术应用中应当采取何种决策，在发挥优势和机会的同时规避劣势和威胁。区块链的发展正处于史无前例的机遇期，理论概念面向群众的广泛普及、政府的大力支持、企业转型升级的需求正在为其快速稳定发展提供强大的推动力。结合区块链技术的评价结果，区块链技术的更高价值还未被完全开发，未来应当通过企业这个微观主体，结合区块链技术的特点及技术优势与产业发展相结合。
四、风险规避与监控
区块链是一种全新的互联网底层技术构架，不仅限于金融、经济领域，未来在政治、法律、公益、社会、科学等领域都有一定应用，是一种具有潜力、重塑社会各方面及运作方式的覆式创新技术。区块链在实际应用中出现问题将会给用户、企业、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任何领域都应做到有效的风险防控，为区块链技术与产业的结合和落地应用设立一道坚实的防火墙。对于区块链技术在应用可能存在的风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防范和监控。（一）数据泄漏风险防范。一是提供技术支持，采用先进的非对称加密算法从技术上保护数据，在目前业界的相关技术成熟后，企业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数据泄露问题。二是利用区块链数据层和企业内部数据层相结合的结构处理数据，根据数据是否需要在区块链上流动，差异化设置数据的存储位置。企业内部数据库主要处理不需要在区块链流动的数据，当数据需要在区块链范围流动时再接入区块链相应节点。三是严格把关申请接入区块链的节点在授权管理方面的权限。与公有链不同的是，企业应用区块链需要通过身份认证和授权管理来审核节点的接入。同时，可以在签署的协议中明确责任和权利，从法律角度规避节点用户数据泄露的风险。（二）企业应用中。企业在应用区块链技术时需要把网络安全监管放到一个新的高度，不能完全依赖区块链本身的技术优势，加强网络软件的可靠性管理，保持一定警惕性。基于目前针对区块链技术应用的监管条例暂处于空白状态，各行业的监管机构应当分享信息，根据实际业务的共通特点制定区块链技术的行业监管细则，达成共识，便于在技术上提前做好准备，防患于未然，将发生损失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三）提升法律规制。区块链主要依托加密算法提供技术支撑，以及通过虚拟货币在网络上进行交易，这无疑增大了法律约束和监管的难度，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应当针对区块链技术的特点以及我国数字货币发展的实际情况对相关法律和监管政策进行研究和规范，避免在出现问题时陷入被动。同时，在对法律法规进行研究时，应当针对区块链类型和应用场景的差异制定相关标准，合理的法律法规条例，为各行业在应用区块链的过程中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消除法律隐患，激发企业以区块链技术为依托进行技术创新的活力。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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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葛琳，季新生，江涛，江逸茗.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物联网信息共享安全机制［J］.计算机应用，2019.39（02）.
区域产业链分析篇5
论文摘要:区域创新体系是一种具有区域特色的多主体、多机制、多空间层次的复杂系统，其空间结构是以产业集群为基本节点的多重空间组织网络。武汉城市圈的创新资源总量丰富，但空间组织路径不畅、网络节点关联松散，降低了区域创新资源的创新绩效。区域创新体系空间构架的参考路径之一是构建基于市场联系的产业集群网络。根据武汉城市圈创新资源的特点及产业基础，提出了构建基于产业发展的武汉城市圈创新体系的基本思路。
0引言
自英国著名技术创新研究专家弗里曼(C.Freeman)于1987年提出国家创新体系(nationalinnovationSystem)以来，区域创新体系、企业技术创新体系的研究与建设日益深化。区域创新体系(RiS)建设业已成为(地方)政府推动区域发展的有力政策工具。在相关学术研究方面，我国学者多侧重区域创新体系内涵及其区域构建的理论探讨并注意到产业集群的区域创新意义，国际研究则偏好基于区域创新体系框架的区域和产业创新的实证分析，提出了“空间创新系统的概念。总体上讲，区域创新体系的理论建设和实践发展成果丰硕，但从产业创新的视角进行区域创新分析的案例并不多见。本文在此作出尝试，旨在为构筑区域创新体系提供借鉴和启示。
区域创新体系的空间结构是指区域创新节点间的空间位置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路径。区域创新节点是创新资源富积和创新密集的空间域，它具有3个空间层次:以各级城市(城镇)为节点的宏观层次、以各类产业集群为节点的中观层次和以各种创新基地为节点的微观层次。区域作用路径是推动创新节点关联互动的空间通道，存在3种作用方式:以交通、通讯基础i}施等为主体的技术联系，以产业链、价值链、创新链等为主体的市场联系，以地缘文化、人脉网络、地域认同等为主体的社会联系。其中，产业集群是创新主体集聚区和创新基地综合体，它们间的市场联系是创新活动的本质联系，产业集群与市场联系架构在区域创新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所以，发展产业集群、强化市场联系是区域创新体系构架的核心。
1武汉城市圈创新体系的空间特征
1.1区域创新资源的地理格局
创新资源包括科技创新所需的创新资本、创新主体和创新基地等投入要素及其依托的组织与平台，创新资源的空间分布及其组合状况是区域创新体系空间特征的静态反映。武汉城市圈创新资源的总量较为丰富，但空间分布不平衡，武汉市的垄断地位突出(见表1)。在创新资本的构成中，武汉市集中了城市圈科学家工程师的82%、科研仪器设备原值的98%、创新主体的56%和创新基地的99%;国家重点高校、院所和部级创新基地也儿乎全部布局于此。
武汉城市圈创新资源的地域组织初具形态，但空间集聚方向不明，产业趋同引发无序竞争。以开发区和工业园区为载体的产业空间集聚迅速发展。现有市级以上(含市级)工业开发区63个(包括高新区7个)，据此形成的各种产业集群(集聚区)主要呈西北一东南向带状分布，在以武汉市高速外环为中心的地带，在西北沿京广线、东南沿沪蓉线(长江水道)的两侧，集中了圈内产业集群(聚集区)数量的70%(44个)，并初步形成了与东湖高新区和武汉经济区的对接态势。
1.2区域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
创新能力是一个系统将知识转化为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服务的功效，通常由知识生产、知识流动和知识运用等要素来衡量41。创新能力的总体状况及其空间差异是区域创新体系空间特征的动态表现。武汉城市圈创新能力的空间差异巨大，但互补性强，圈内各城市创新能力的个体比较和差异分析见表2。
根据表2的内容以及相关调研材料的分析表明，区域创新资源的垄断性集中和产业发展的主导性优势成就了武汉市超强的创新能力和无可争议的区域创新中心地位;周边8市的创新能力普遍较弱，但存在整合和提升的空间。黄石具有一定的综合创新资源和较好的产业创新基础;鄂州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创新环境优越;孝感体现出新兴农业的朝气;潜江蕴含着传统工业的凝重;仙桃的民营经济发达，中小型民营企业活跃;黄冈的社会资本优越，人力资源潜力巨大;咸宁的创新能力具有相对优势;天门的农业资源具有明显特色。因此，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应通过创新空间的互补和创新能力的整合，形成以产业为纽带的城市圈创新网络有机体。
2基于产业发展的武汉城市圈创;新体系的空间架构与组织
2.1区域产业创新体系的空间架构
根据武汉城市圈创新体系的空间特征，基于产业发展的创新网络的空间图式应是一种多层次、循环式、网络状的开放创新系统。整个城市圈可分为3个创新层次:区域层次，以武汉市为创新中心;地方层次，以周围8市为创新中心;区位层次，以周边城镇为创新中心。各级创新中心以地区特色产业为依托、产业集群为载体，形成产业集群创新平台，创新平台再带动产业发展，构筑循环式创新格局;各类创新主体应以产业链为纽带，立足创新平台进行互动和创新，实行不同层次对接发展、相同层次错位发展战略，形成区域创新的网络状结构。创新系统时刻保持与区域外部的动态关联，并积极促成包括跨国公司及其研发部门等创新主体的网络连接
2.2区域产业创新网络的空间组织
区域产业创新体系空间网络的核心是区域产业集群的发展及其空间关联。因此，区域产业的空间分工是构建和优化区域创新体系空间网络的基础，而产业集群与区域创新体系存在多种关联。根据武汉城市圈创新资源和产业资源的空间格局，区域产业创新网络的空间组织可以选择价值链、创新链、产业链作为通道。依托价值链，武汉市主要进行研发、营销和成品组装等高端价值部门的布局，重点发展总部经济;周边市分别承接相关生产基地的转移，合作发展部门经济。依托创新链，武汉市主要立足自主技术创新，重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制造业;周边8市分别承接相关技术的扩散，选择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传统制造业。依托产业链，武汉市主要发展主导产业部门和加工度高的下游产业部;周边市错位发展辅助产业部门和加工度低的上游产业部门。据此确定武汉城市圈各自产业发展与创新的重点领域(见表3)，进而形成多种链条纵横交错的城市圈产业地域综合体
区域产业链分析篇6
对比产业升级的不同方式,我们可以发现集群可以以路径依赖方式较慢进行,也可以以突发方式进行。按照其集群升级依靠资源的来源又可以分为:内部途径。通过集群内企业个体的技术创新、社会人际关系网络的加强、知识的传递与共享、集群治理结构的提升等促进集群升级(马建会,2007;刘珂,2007);外部途径。通过吸收全球价值链上的知识扩散来实现集群升级(杨鑫、杨树旺,2007);内外互动途径。这种观点主张产业集群升级是指产业集群利用自身所处区域的特有优势,一方面加强内部经济业务合作,发展和完善产业集群内部产业网络,另一方面积极回应全球产业网络的变化,努力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战略性环节,从而获取更多附加值的活动。(苗长虹,2006;龚双红,2009)
在目前价值链全球化的背景下,集群升级可以实现跨越式发展。集群内外部要素的互动是其集群资源的来源,政府在集群升级规划方面起着关键作用。高新区自身就不是完全按照自然演化路径而产生的,政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产业升级也需要进一步依赖外部资源的获取及与内部资源的互动。
现有的集群升级以及高新区产业集群升级理论大多数停留在本质、内涵、路径的探讨上,缺乏整体性强、可操作性强的集群升级具体步骤方面的研究。本文就高新区产业集群升级的具体步骤做一些初步探讨,将具体的过程分解为八个步骤,详细如下:
第一步,升级目标阶段设定
poter(1990)为产业集群能级跃升制订了路线图,将产业集群发展划分为四阶段:要素集聚、产业集群、创新集群、财富集群。这将为每个集群评价其所处的阶段以及其要达到高一阶集群所应具备的要素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指导。我国大多数高新区刚刚走过了要素集聚阶段,而由于创新集群需要原生性的知识及技术支持,全世界也只有硅谷等极少数的集群进入创新集群发展阶段。对我国绝大多数高新区而言,下一步的发展目标是升级为现代化的高新产业集群。
第二步,价值链环节定位
高新区首先要明确自己应该定位的产业链环节。从产业链分解的角度看,产业可以划分成研发、生产制造、销售及服务环节,相应的集群可以分为创新或者知识集群、生产制造业集群、商业或者服务集群。不同的集群类型要求的软硬件条件差异很大。创新集群是知识和高端人才的产生和集聚地,必须有大学、相关专业、科研机构、实验室、实验设备等硬件的支撑(poter,1990)。商业集群需要有便利的交通条件、通畅的物流系统、良好的信息通讯系统、相关实体产业以及市场特色和市场品牌。现代服务业集群是为制造业集群这个实体服务的,是制造业集群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衍生集群。高新区要向服务集群升级必须思考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为哪个生产性集群服务。由于我国大多数高新区还缺乏创新集群和商业集群发展的基础,因此,打造现代化的制造型高新技术集群是下一步的发展重点。
第三步,制造环节的竞争优势来源分析
生产制造集群的优势来源主要有:生产成本优势,原材料垄断优势,产品品质、品牌优势,集群成员及政府与集群外部建立的关系资源优势。
生产成本的优势又可以分为:源于生产工艺、生产设备改进的优势,源于生产组织协调效率提高的优势,源于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资源成本较低的优势,来自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
原材料垄断性的大小主要源于:原材料的可替代性,原材料的地域分布性,原材料的自身独占性,与原材料提供者的战略联盟关系。
产品品质和品牌优势主要来源于:新产品的研发和设计能力,材料的开发能力,工艺的设计能力,市场运作能力。
关系资源优势是一种动态的无形优势,它可能会使得集群的发展打破路径依赖而发生突变性的飞跃。其来源主要有:有影响力的主导企业的进入,长期同市场建立的信任关系形成的进入壁垒,高端集群的全面转入,同大学、研发机构形成的合作联盟关系。
对于我国的高新区而言,静态资源中的资源成本优势已经消失,而硅、稀土、锂等用在太阳能、电动车等产业的原材料则可能会使得某些高新区形成原材料垄断型的高新区。构建集群品牌和关系资源则应该是大部分高新区打造优势的方向。
第四步,集群升级的关键要素
原材料、劳动力、土地、人口、知识、技术、经济基础等区域资源都会对区域优势及产业升级产生影响。其中原材料、劳动力等自然因素是产业集群升级的物质基础;知识、技术、具有专业技术和知识的高级人力资源是产业集群升级的决定性因素。知识系统而不是物质系统在集群升级中起关键作用。
目前,几乎所有的高新区都无法再沿着传统的依靠资源成本来获得竞争优势的路径发展,因此,材料研发、产品开发、生产工艺方面的研发、高新区产业集群组织协调优化、集群品牌打造、高新区同外部企业及研发机构关系资源的构建是其产业集群升级的主要方式。因此,大学、科研院所、重点实验室、企业的研发部门等研发机构以及人力资源生产与培训机构、帮助知识及技术流动和转化的知识型服务机构是集群升级的关键要素。
第五步,产业链剖析、具体链条选定及空间分工
集群定位了产业链分工后,还得进一步将具体的产业进行剖析,也即是要对具体产业需要的各类供应要素,各环节产出品的市场、应用领域及拓展方向分析,产业环节发展所需要的研发、服务支持进行深入分析。
运用排除法选择具体产品或者服务,具体指标如下:该产品或者服务是否在全球已经产能过剩?原料是否易被竞争者垄断?下游市场是否在萎缩?是否为高污染、高能耗活动。
根据区域分工、协同创新等发展原则,结合各区域的优势,规划产业链各个环节在区域间或者区域内的地理空间分布。
用产业链解构的方法对产业中各个环节与高新区所在城市的匹配度进行分析,然后将各个产业的优劣环节综合分析,分析产业之间的关联,统一规划,统一布局。
借鉴波特的钻石模型以及政府对高新区产业集群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产业环节与区域匹配度指标体系,如表所示:
第六步,明确区域产业发展战略
根据集群的产业及其竞争力分析以及未来市场影响力的设定,并对比有特色的产业集群(以制造为主的产业集群、以商业市场为主的贸易集群以及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服务型集群为例),分析其战略性产业发展的过程和条件以及政府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明确高新区的产业发展战略,提出宣传策略。
对大多数高新区而言,打造以知识生产为基础的创新集群还有不少距离,而制造业集群和商业集群、现代服务业集群的打造可能是其发展方向,通过典型集群的对比分析,更能将高新区的优势和劣势展现出来。对商业集群和现代服务业集群的分析将有助于了解集群品牌的形成过程和商业及服务业集群与制造业集群的互动方式,从而为高新区集群的品牌构建以及未来的产业链升级提供帮助。
第七步,不足要素的提供手段分析及创新网络的构建
打造与战略需要相匹配的区域性资产,是高新区成功升级的前提条件。要从产业发展所需的资源、市场、支撑条件全面分析集群所在地的要素不足。不足资源可能是资金、技术、知识、专业人才、研发基地、中试条件等软件资源,也可能是氛围、信任、合作关系、技术交易市场等软环境,还可能是交通、场地、基础设施等硬件资源。
不足要素的供给手段主要有:已有企业通过市场交易或通过关系资源获得。政府通过行政手段直接提供。政府通过制定政策吸引外部主体提供。政府制定政策吸引外部主体与已有企业合作提供。
非核心要素的提供易于实现,但高新区在知识、专业人才、技术等资源的生产和获取上,不可能在短期内通过行政手段设立专业性较强的高校或者专业,因此,对于知识资源缺乏的高新区,主要还得依靠引入企业带来知识资本或者同外部的知识、技术生产主体进行合作获得知识资本。
第八步,招商策略制定
如何才能让企业进入到产业集聚区来进行相关产业的投资,从而把单一产业变成产业群,把孤悬的点状企业拉成链条产业,把产业链条变成产业“板块”,打造产业集聚区的竞争力。从招商的角度来思考产业发展问题,会使产业环节在产业集聚区的发展更具有可操作性。
招商要站在企业的角度思考:企业的进入成本如何降低?企业进入后,生产经营成本如何降低?企业进入后,如何能打开市场?企业进入后,能否获得多方面的持续的支持?
从目前招商的难点看,要实现高新区产业升级并成功招商,其所在地政府需改进的方向为:
(1)改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的品牌影响力。
(2)改变投资及政策重点,打造选定产业的上下游产业链。
(3)改善知识资本,构建协同性的人才、知识、技术网络。
(4)改进招商方式,借鉴国内外相关产业集群招商经验。
招商方向:
招商策略和建议需要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提出,大的方向可以分为:
(1)扩大影响力。组织国际性的产业论坛及交易会,吸引更多业内企业、专家学者关注高新区及其所在城市。
区域产业链分析篇7
关键词：产业链;一体化;知识;生产成本
一、研究假设
参照曾铮（2005）的研究成果，本文借助成本法分析产业链纵向一体化对企业知识生产成本的影响，并运用企业知识生产成本衡量产业链企业一体化的效益水平。本文假定产业链仅围绕一种商品展开活动，产业链内企业在分工协作的基础上实现这一过程，而产品生产供应过程，则视为产品知识要素投入产出过程，并依据冯彦博（2013）对产业链企业知识属性的归纳，用一条近似倒U型的知识成本曲线，即成本曲线CC表示产业链生产成本。如图1所示，纵轴C表示产业链内不同企业产品生产的单位成本，横轴z表示产业链商品生产的企业分工区段，产业链商品生产过程主要划分为上游企业、中游企业、下游企业依次分工参与的三个不同阶段。分析图1可得，阶段一延伸到阶段二的过程，是产业链生产由上游企业至中游企业的生产转移，也是产业链生产总成本因知识生产要素需求增加而递增的过程;阶段二至阶段三的过程，则是产业链生产由中游企业向下游企业延伸传递，并因知识生产要素需求减少而降低成本的过程。
为了更好地描述产业链内商品生产过程，分析不同生产阶段对产业链成本的需求影响，本文假设产业链商品生产需要经过足够多的生产阶段才能完成，而相应的生产阶段可用参数z表示，z∈[0，1]。其中，0、1分别代表产业链商品生产的起始与终止阶段，即分别表示产业链上游企业原材料供应开始阶段和下游企业商品市场销售结束阶段。产业链生产一种产品所需的生产要素包括显性知识要素、隐性知识要素、非知识生产要素三类，其成本价格分别为p1、p2、p3。其中，非知识生产要素主要指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显性知识要素主要指生产设备、专利技术等可量化的技术知识要素，隐性知识要素是指技术水平较高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同时，在阶段z上生产该阶段单位产品所需要的显性知识需求量为α1（z），隐性知识需求量为α2（z）。本文将产业链产品生产视为在知识生产指数a下，产业链内企业花费一定成本所取得的经济效益。而产业链知识生产指数a主要由显性知识要素价格和隐性知识要素价格的相互关系决定，即
a=a（p1，p2，■）
其中■≥0，■≥0■≥0。由此可以分析得出产业链内生产该产品的单位成本函数为
C（p1，p2，p3，Z）=B×a-1×[p1α1（Z）+p2α2（Z）θ×p31-∈]
式中B代表相关影响变量。由图1可知该函数为连续型函数，可将Z0点定义为一体化前产业链生产成本最高时的生产阶段，且■|z=z0=0。若0≤z≤z0，则■≥0;若z0≤z≤1，则■≤0。根据产业链产品生产知识要素特征可以得到：当0≤z≤z0时，上游企业与中游企业相互间生产合作，可产生知识溢出与扩散化效应，并借助知识显性化传递，增强彼此原有的知识生产能力;当z0≤z≤1时，中游企业与下游企业进行生产合作，可实现知识外部化、内部化效应，推动合作企业间知识传递组合。
如图1所示，从微积分的应用看，产业链生产成本曲线CC与Z轴间的面积可视为整条供应链的总成本。借助积分方法，产业链产品生产总成本可表示为
C总=■C（p1，p2，p3，z）
综合上面单位生产成本公式，可得
C总=■B×a-1×[p1α1（z）+p2α2（z）]θ×p31-∈dz
二、产业链一体化下企业知识生产成本静态分析
（一）产业链一体化下后向生产成本静态分析
产业链内企业是否进行纵向一体化，主要取决于一体化前后产业链总成本是否增加或恒定不变。在此，本文将上游企业与中游企业的一体化联合生产称为产业链一体化后向。
由图2可见，产业链一体化后向使得原有产业链生产成本曲线CC发生改变，并形成新的生产成本曲线CC’。新成本曲线CC’在第一阶段明显高于原有成本曲线CC，而在第三阶段则明显低于后者，这表明产业链一体化后向，提高了上游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了下游企业生产成本，但下游企业在产业链生产终止阶段1的成本却未发生改变。产业链成本曲线的改变，形成了两个成本区域，即增加的成本区域1和减少的成本区域2，而最高成本位置也由原有的z0点，移动到阶段一和阶段二的边界点z1点。由此，通过产业链生产总成本公式可得
S1-S2=■B×a-1×{[p1α1（z）+p2α2（z）]θ×p31-θ-[p1'α1（z）+p2'α2（z）]θ×p3'1-θ}dz
S1-S2结果是评价产业链一体化后向效率的主要指标。若S1-S2≤0，则一体化后向提高了产业链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并表明上游企业充分利用了中游企业的知识资源;若S1-S2>0，则一体化并未提高产业链生产效率，一体化预期目标没有实现。此外，由图2可见，产业链后向一体化后，产业链生产成本最高值为z1点，这表明上游企业和中游企业之间的生产边界需要投入更多的知识资源，以提高两者间产品生产联合效率。
（二）产业链一体化前向生产成本静态分析
同产业链一体化后向相似，本文将中游企业与下游企业间一体化联合生产称为产业链一体化前向。由图3可见，产业链一体化前向形成新的生产成本曲线CC’。新成本曲线CC’在第三阶段明显高于原有成本曲线CC，而在第一阶段则明显低于后者，这表明产业链一体化前向，提高了下游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了上游企业生产成本，但上游企业在产业链生产起始阶段0的成本却未发生改变。同样，产业链成本曲线的改变也形成了两个成本区域，即增加的成本区域2和减少的成本区域1，而最高成本位置也由原有的z0点移动到阶段一和阶段二的边界点z2点。由此，通过产业链生产总成本公式，可得
S1-S2=■B×a-1×{[p1α1（z）+p2α2（z）]θ×p31-θ-[p1'α1（z）+p2'α2（z）]θ×p3'1-θ}dz
S1-S2结果是评价产业链一体化前向效率的主要指标。若S1-S2≤0，则一体化前向提高了产业链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并表明下游企业充分利用了中游企业的知识资源;若S1-S2>0，则一体化并未提高产业链生产效率，预期目标并未实现。
此外，由图3可见，产业链前向一体化后，产业链生产成本最高值为z2点，这表明中游企业和下游企业之间的生产边界需要投入更多知识资源，以提高两者间产品生产联合效率。
三、产业链一体化下企业知识生产成本动态分析
（一）产业链一体化后向对下游企业的影响
在产业链后向一体化过程中，下游企业的生产成本发生变化。与图2相比，图4中新增加了生产成本区域S2，该成本区域是产业链后向一体化所产生的溢出成本，同时表明下游企业在产业链结束点1的成本显著增加。从产业链角度看，一体化是产业链内企业转移其自身所承担的产业链生产成本的过程。由此可认为，下游企业新增的生产成本S3包含着中游企业外化转移的成本，也包含在上游企业一体化中未承担的成本。从产业链生产总成本角度看，后向一体化对产业链总成本的影响为
S2-S1-S3=■B×a-1×{[p1α1（z）+p2α2（z）]θ×p31-θ-[p1'α1（z）+p2'α2（z）]θ×p3'1-θ}dz
若S2-S1-S3≥0，则表明下游企业虽承担一部分外部转移成本，但产业链后向一体化达到了联合生产、提高效率的目的，且在增加产业链生产成本的情况下，中游企业的生产成本得到了有效的外化转移，从而可见产业链一体化后向是可行的发展方向。若S2-S1-S3<0，则表明下游企业承担了非产业链内的外溢成本，降低了产业链发展效率，提高了产业链原有的生产成本，产业链一体化后向起到了抑制生产的作用，由此可见产业链一体化后向不具有可行性。
（二）产业链一体化前向对上游企业的影响
同产业链一体化后向对下游企业的影响相似，在产业链前向一体化过程中，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发生变化。与图3相比，图5中新增加了生产成本区域S3，该成本区域是产业链前向一体化所产生的溢出成本，同时表明上游企业在产业链产品生产开始点0的成本显著提高。下游企业新增的生产成本S3，同样包含着中游企业外化转移的部分成本，也包含下游企业在一体化中所未承担的部分成本。从产业链生产总成本角度看，前向一体化对产业链总成本的影响为
S1-S2-S3=■B×a-1×{[p1α1（z）+p2α2（z）]θ×p31-θ-[p1'α1（z）+p2'α2（z）]θ×p3'1-θ}dz
同产业链一体化后向对下游企业的影响相似，若S1-S2-S3≥0，则中游企业的生产成本得到了外化转移，一体化后的产业链生产总成本并未提高，可见产业链前向一体化能够获得生产效率。若S1-S2-S3
四、结论及企业应对机制分析
（一）产业链一体化的最高成本转移
通过对产业链一体化企业知识生产成本的静态分析，本文认为在产业链一体化过程中，成本曲线最高点的转移代表着产业链生产成本曲线的改变，是分析企业一体化发展的关键。成本曲线最高点的移动，一方面表明产业链原有生产成本随一体化后向和一体化前向，分别左移和右移，使得原有产业链生产的重心转移到阶段一与阶段二、阶段二与阶段三的边界点上，转变了原有的产业链生产模式;另一方面，产业链生产重心向生产阶段边界点的转移，推动一体联合生产企业将成本较高的知识生产资源向成本较低企业转移，而生产阶段边界点上知识成本的上升，提高了多用途、共用型生产知识的利用价值。
（二）产业链一体化成本的外溢效应
借助于产业链一体化企业知识生产成本的动态分析，本文认为产业链一体化进程中所形成的知识外溢效应，将会增加产业链生产的不稳定性，影响企业原有的生产成本结构。首先，一体化进程主要为实现经营的规模效益，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成本外溢的出现，使得原有的一体联合生产成本外化为非一体化的第三方企业，降低了一体化企业成本转移的有效性，同时也提高了产业链生产成本的不确定，使得产业链分工无法维持原有的生产体系，进而产生一定的经济非效率。其次，一体化成本的外溢效应，将影响生产阶段边界点知识资源的集聚，降低了联合生产企业资源的集中利用效率。一体化联合企业为维护联合企业的产业链生产优势，将分配相应的知识生产资源，投入更多知识生产成本，用以应对第三方非一体化企业的生产决策。
（三）产业链一体化的第三方企业分析
一体化的第三方企业，即非参加一体化的供应链内部企业。对第三方企业而言，成本外溢效应的出现将会提高其生产经营成本，造成产业链议价能力、竞争力的丧失。一方面，第三方企业将面临一体化企业形成联合体所带来的产业链生产竞争压力，被迫投入更多知识资源，用以应对诸如自身生产成本上升、市场话语权降低、产业链生产知识断层等问题。此外，一体化过程中知识外溢效应的出现，将促使第三方企业承担不必要的产业链生产转移成本，这将提高第三方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并将第三方企业纳入一体化联合体的影响范围，从而间接实现了产业链的综合一体化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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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产业链分析篇8
关键词：产业链；林业产业价值链；闽台林业产业链；整合与合作
一、研究背景和意义
随着国务院通过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中国经济的区域性合作发展思路更加明显，福建省也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加强同台湾地区的林业合作是实施先行先试政策，推动两岸更大范围内的交流，发挥独特的地域优势的重要问题。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加速，海峡两岸经贸关系日益密切，闽台林业合作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尤其是近几年来我省致力于发展绿色海岸经济，加快林权体制改革，为闽台林业合作提供了新的发展平台。中国经济由单极增长进入更加强调互动协调发展的多轮驱动，然而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如地方保护主义、区域统一市场难以建立、商品与要素难以流动或优化组合、地区利益难以协调、产业结构趋同、地区比较优势难以发挥、难以形成企业规模与地区集聚规模经济等。福建将迎来可以预期的新一轮跃升期，大力支持海西经济区的建设目的在于加强闽台产业对接，发挥独特的对台优势和工作基础，努力构筑两岸交流合作的前沿平台，实施先行先试政策，加强与台湾地区经济的全面对接，推动两岸交流合作向更广范围、更大规模、更高层次迈进。因此对两岸林业产业链的整合以及林业合作路径的探讨，对两岸林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地区性的产业经济、实现林业产业的规模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二、产业链及林业产业价值链国内研究现状
（一）产业链的定义
总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一是基于微观角度的产业链定义。任保平（2005）认为，产业链从微观上来说是指一个企业的供应链，是一定的产业群聚区内，处在产业链不同环节上的相关产业中的企业而结成的一种战略联盟关系。蒋国俊等（2004）提出，产业链是指在一定的产业群聚区内，由在某个产业中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或国际竞争潜力）的企业，与其相关产业中的企业结成的一种战略联盟关系链。二是基于价值网络的概念。哈里森认为产业链是采购原材料，将它们转换为中间产品和成品，并且将成品销售到用户的功能网链。三是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角度的定义。郑学益（2000）认为产业链就是以市场前景比较好的、科技含量比较高的、产品的关联度比较强的优势企业和优势产品为链核，通过这些链核，以产品技术为联系、资本为纽带、上下连结、向下延伸、前后联系形成的链条。
（二）产业链整合的研究
刘明宇，翁谨（2007）在《产业链的分工及其知识整合路径》中从知识整合的视角，分析了产业链分工演进的不同阶段对制度需求的差异，认为模块化产业链在对第三方强制履约效率、产业进入自由、知识产权保护、关联产业支持等几个方面对制度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制度环境对产业链知识整合的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考察：契约的执行、产权保护和行业进入规制。里昕、揭筱纹（2006）认为纵向战略联盟是产业纵向整合的一种有力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基于产业链的企业战略联盟也是企业应对产业结构变革、行业环境变化的一种反应。
（三）产业链的形成机制
郭承龙、郭伟伟、郑丽丽（2009）认为林业产业链的形成始于社会分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形成合适的产业链组织结构，尔后产生新的细致化、更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周而复始，形成蛛网结构的林业产业链形成机制；之后基于蛛网模型3个维度，提出林业产业链形成的价值模型，并举例说明验证了林业产业链形成机制；最后探讨了林业产业链价值实现的4个途径，为积极拓展和完善林业产业链功能和优化结构提供借鉴。
（四）林业产业链拓展
杨加猛、张智光（2008）基于“微笑曲线”的启示，从提升江苏林业产业整体附加价值的角度出发，分别探讨了林业产业链条中的生产环节、技术环节和营销环节的拓展思路。他们二者还在《论林业产业链的多为拓展思路》中，指出综合供应链、价值链、产业组织、循环经济等相关理论，对林业产业链的内涵进行了界定；基于林业产业链涉及的不同层面和多种视角，以系统集成的思路，提出由供需维、空间维、价值维和组织维构成的林业产业链多维静、动态拓展模型，以期为中国各地林业产业链的拓展实践提供理论框架和路径参考。
（五）林业产业链利益均衡问题研究
蒋昌华（2009）认为林业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是林业产业链的完善及其各环节利益分配的均衡。分析中国林业产业链在营林环节、林产品加工、销售环节。提出通过发展和完善“营业专合组织”和“林业产业协会”，构建完备的利益协调机制，来协调各环节的利益，使之均衡。
（六）产业链基本理论研究
刘贵福（2006）研究产业链的组建提升和运行机制，提出产业链的组建过程模型，提出产业链的三种修缮方式，提出产业链中间产品定价的公差带模型。创建了产业链运行机制模型和运行过程模型图。他还提出产业链功能效应，给出产业链的增加值链、成本链、利润链；提出产业链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张勇、何海燕（2009），基于协同效应理论，通过对林业产业链的系统结构及特征，以及林业产业链系统演化中的各种冲突分析，认为林业产业链协同效应的实现途径是业务多元化、业务单位之间具有较高的相关性、不同的企业必须以某种方式连接为一个群体。最后得出林业产业链需要通过技术创新联盟机制、经营价值均衡机制和知识共享机制共同作用来实现协同效应的结论。
（七）中国林业价值链问题的实证研究现状
在Grubel-Lloy指数运用上，曾玉荣2001年用Grubel-Lloyd对台湾近10年的农产品贸易状况表明台湾在林产品方面的需求今后仍将主要依靠进口解决。孔凡斌2006年利用贸易竞争指数，投资利润率指标结合其他因素评价了中国林业产业的竞争环境条件及中国主要林产工业品国际竞争能力。在市场发育程度上，孙顶强等人2005年用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测试了中国木材市场发育程度，其研究认为中国木材市场在长期上整合但短期不整合，2006年王怡等人运用协整检验法和误差修正模型（eCm）对中国苹果产量最大的两个省份省内各地市场进行整合程度的分析，其研究表明山东省内各地苹果市场的短期整合程度要高于陕西。
（八）区域林产企业供应链研究
龙勤（2007）提出区域林产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培育应引入供应链管理思想，指出了基于供应链管理的林产企业培育核心竞争力的必要性与培育林产企业核心竞争力应构建高效的供应链平台，同时还应着重培育林产企业供应链的内涵异质性。张智光（2008），将绿色供应链中的“绿色制造”拓展到林业资源培育等环节。研究了林业绿色供应链的内涵、特性、理论基础和研究动态。提出了林业绿色供应链管理的思想，指出其核心问题是林业资源链、价值链和生态链的协同共生，即“绿色共生”问题；勾勒出林业绿色供应链的理论基础——绿色共生理论的基本内涵；并以林-浆-纸产业链为例，对林业绿色供应链共生系统的结构和共生模式研究提出了建议。
（九）林业产业价值链研究
程征（2006）认为从森林资源的角度可以将林业产业分为第一、二、三产业。以林木培育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以林木加工业为主体的第二产业，以森林旅游业为主体的第三产业。同时提出林业产业价值链中存在森林资源短缺，林产品加工增值幅度低，林产品深加工和林木资源的综合利用的效率低等薄弱环节。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和建议。
三、国外关于产业链及林业产业价值链的研究现状
价值链概念由哈佛商学院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在其所著的《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强调每个企业都是进行设计、生产、营销、进货及维护其产品各项活动的集合，且所有这些活动都可用价值链来表示。价值链在林业领域也有广泛的运用，尤其是林产品加工价值链及其升级的研究。
国外学者多从林产品加工业中具体的和相关产品为例，绘制价值链。例如Jasonw.Clay，JanisB.alcorn，JohnR.Butler（2000）为了研究当地中小林业生产者以在林产品加工业市场价值链的地位，以巴布亚新几内亚热带木材的采伐、运输、加工，以及在荷兰的销售为例，详细绘制分析了巴布亚新几内亚热带木材在其加工业价值链条中的价值增量。也有把某一个林产品加工业价值链按各个分支产品来进行具体描述的学者，如martinGreijmans，Boualayoudomvilay，JulioBanzon（2007）对老挝Houaphanh省的竹子加工业的价值链进行细分，涉及到竹笋价值链，传统竹子手工艺品价值链，竹席价值链，竹子半加工品价值链。通过这样细分，可以对复杂的价值链系统进行清晰化和简单化，便于分析。RaphaelKaplinsky，mikemorris（2001）为了能够更好地介绍和解释产业价值链的概念，就以家具加工业为例，绘制了林产品加工业的价值链结构，并指出在现实中的林产品加工业价值链是由多条价值链和多个节点组成的一个价值链系统。但从节点上看，认为一条简单的价值链一般会涉及到四个环节：设计、生产、营销和消费。在林产品加工业中除了木材产品外，其他一些非木材林产品加工业的价值链也倍受学者们的关注，而且研究内容更为丰富。如分析当地人在巴西坚果加工业价值链中的位置和利益分配（Jasonw.Clay，JanisB.alcorn，JohnR.Butler，2000）；强调企业在非木材林产品加工业价值链中的作用（DirkwillemteVelde，JonathanRushton，KathrinSchreckenberg，2006）等。
CrissJuliard，CharlesBenjamin和mazia
rSassanpour（2006）在关于马达加斯加香料和药用植物产业的研究报告中运用价值链分析法，详细地绘制了该国香料和药用植物加工业的价值链，并研究了价值链的运行环境、最终市场、参与者、参与者之间的纽带和关系、自然资源基础和承载能力等问题。在林产品加工业价值链识别的基础上，学者们发现了不少问题，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林产品加工业价值链升级办法。其中用以森林为基础的家具产业为例，RaphaelKaplinsky（2000）自己就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林产品加工业价值链的各环节利益分配失衡，富于价值的环节是原材料的种子遗传设计，家具设计及其品牌化上，而不是传统认识上的各个农林业、工业或该产业的支流等规模经济部门。同时由于信息和交流技术（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technology，简称iCt）的普遍运用，管制的放松，市场的开放和全球贸易的扩大促进了经济的全球化（CohenSJ，BDeLong，JZysman，2000；Dicken，1998）。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RaphaelKaplinsky，mikemorris和JeffReadman（2001）强调创新是林产品生产商从全球产业整合中获益及其价值链升级的关键。但Hovgaardabra和Hanseneric（2004）指出专门针对林产品加工创新的研究还很少，他还表明林产加工业的创新涉及到产品，加工，业务系统，以及林产品加工企业的创新能力。
从产业链角度来看，林业产业链条中的营林业、加工制造业和第三产业仍然相对割裂，上下游产业间还亟待进一步相互延伸，产业链中的企业、消费者、行业中介以及政府等不同主体间缺乏有效协同。尤其是林业产业发展中的原料、产品、技术以及政策上的供需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例如原料上的林木资源匮乏与木材加工业高速发展、木材利用率低下之间的矛盾；林产品单一与市场需求多样化之间的矛盾；林业企业的大量技术需求无法满足与科技成果转化不畅之间的矛盾；以及林业分类经营中商品林建设与现有采伐限额政策、林木产权不明之间的矛盾等，已成为影响中国林业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主要瓶颈。研究难点是基于供需协同视角，构建林业产业链的延伸与拓展模型，提出林业产业链延伸和拓展的相关路径。这对于把握现代林业发展的内在规律，明确林业产业各环节的定位与发展，提升中国林业产业在新时期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四、闽台林业产业链整合与合作研究的必要性
国内外学者的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产业链中的信息管理、价值链分析和农产品质量控制等方面，研究把产业链管理看作是一种战略性的管理体系，重心转向物流、价值流和信息流的整合问题，范围扩展到了所有加盟企业的长期合作关系。赵绪福认为产业链优化包括产业链的延伸、产业链的提升和产业链的整合并强调在产业链优化中应特别注重农业和农民的利益，朱毅华构建了农业产业链整合绩效模型验证了农业产业链管理的核心是产业链环节整合，丁慧媛认为农业产业链各主体之间的协调程度关系到整个产业链沟通的效率和价值的提升。国内的研究主要关注农业产业链的管理、组织形式和构建，未来研究的重点：明确政府角色，提出适合现阶段发展的农业产业链组织方式，对农业产业链的金融支持，对农业产业链组织形式的风险防范。关于闽台林业合作洪志猛等认为两省之间存在区位优势、互补优势和政策优势，蔡新民根据三明现代林业合作实验区的经验，提出要针对投资环境和林业发展基础的差异来开展林业合作，三明市政府提出“承接产业转移、开展科技交流、对接国际市场”的合作方针，黄森慰从林业生产要素的角度对比分析闽台林业要素差异，指出闽台林业合作是推进两岸林业共同发展的现实选择。
闽台林业合作源远流长并已形成了很强的相融性和互补性，福建在森林资源、劳动力、市场空间、发展环境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而台湾拥有较雄厚的资金、技术和丰富的林木良种资源、木竹加工业和机械制造业发达，开展闽台林业合作前景广阔。闽台林业合作要在闽台农业合作的总框架下按照“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努力把福建办成林产品加工和引进优良林木种质资源的重要基地、吸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示范窗口、林业科技和市场信息的交流中心。福建省作为全国率先开展林改和构建现代林业的省份，以花博会、林博会、木洽会为载体，积极引进台湾森林经营先进理念、新品种、新技术和资金，与台湾的林业合作经营组织交流林业管理、生态建设、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共同提升海峡两岸的林业发展水平。
全球林业产业新一轮的布局都在调整、优化，针对闽台林业要素差异运用产业链组织整合原理探讨闽台林业合作的核心问题，分析研究创新、整合和协调林业要素资源的决策机制促进闽台林业整体发展的新态势，具有推动闽台林业交流和深度合作的重要作用。但闽台林业交流合作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多数为自发和零散的，缺乏总体的研究与规划，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发展网络“点稀、线少、面虚”，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发展的新机制没有有效建立。为此定量分析闽台林业合作发展的总体水平，找出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的关键影响因素，系统分析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的演进规律与趋势，总结与选择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模式，提出可操作性的林业产业分工合作路径，可以有效地促进闽台林业产业资源优化配置，为此从全球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眼光来研究推进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及深度合作，闽台林业产业发展才能上一个新的台阶。
目前农业产业链整合的定性和实证研究较多，而针对闽台林业合作发展能力的提高以及如何根据闽台林业经济发展的非均衡及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展开实证研究较缺乏。针对转型时期闽台林业合作发展水平的判定和综合评价，闽台林业合作发展网络的构建，闽台林业合作发展的趋势分析，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模式选择展开实证研究与评价是一个新课题。本研究以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为研究主题，从闽台林业合作发展的分析评价中提出促进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及深度合作的政策制度框架。
闽台林业产业链整合与合作研究的实际价值：
第一，可以摸清闽台林业产业链整合的发展现状，有助于及时掌握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发展的演进规律和发展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为进行区域森林环境资源的合理规划与林业产业生产要素资源配置提供可靠依据。
第二，有助于构建闽台林业经济资源和环境各要素全面发展的机制和框架，形成一个结构优化、富有活力、高效持续的区域林业经济系统，有效地解决闽台林业可持续发展的资源与环境约束。
第三，对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发展程度的综合评价分析有利于提高政府对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发展的认识并树立新的闽台林业合作发展观，促进有关闽台林业合作政策法规的进一步完善，并为各级政府制定闽台林业合作发展战略规划提供可靠的数据和参考。
第四，福建省需要一个超越地方利益的组织，能够对闽台林业合作做出统一协调，研究所建立的闽台林业合作和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的利益共享机制和协调机制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产业化前景。
第五，闽台林业合作发展是一种多赢的发展模式。研究所设计的闽台林业产业链优化整合及深度合作的政策制度框架，可为福建省闽台林业合作发展管理、促进海峡两岸和谐社会形成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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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产业链分析篇9
【关键词】武汉1+8城市圈中小企业金融供应链
实证研究
一、中小企业融资的现状
我国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在促进科技进步、缓解失业、扩大出口等方面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根据国家发改委的统计，中小企业共创造了60%的国内生产总值，60%的出口额，提供了75%的就业机会，并且有70%的中小企业将成为未来的大型知名企业。而目前贷款难问题一直普遍被认为是制约我国中小企业迅速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
在中小企业成长过程中，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外源性融资是非常重要的，但事实上，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与银行愿意提供的资金之间存在着较大的缺口，中小企业普遍处于融资难的困境。我国供应链融资业务虽然近年来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由于银行、企业及社会环境的多方面的不利因素，与国外相比仍然存在大量问题。
在传统融资类业务中，商业银行接受的信贷担保物中70%左右是土地和建筑等不动产，而广大中小企业资产70%以上表现为应收账款和存货，普遍欠缺商业银行认可的担保资源。另外，中小企业由于没有信用评级，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财务会计制度也不健全等信息不对称因素，导致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使得商业银行出现信贷配给失衡，将大部分的信贷资源投向大型企业，中小企业一直面临着融资困难的处境。
二、构建中小企业金融供应链的目标分析
供应链金融的融资模式是在供应链中寻找出一个核心企业，银行以核心企业为出发点，为供应链提供金融支持。一方面，将资金有效注入处于相对弱势的上下游配套中小企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和供应链失衡的问题；另一方面，将银行信用融入上下游企业的购销行为，增强其商业信用，促进中小企业与核心企业建立长期战略协同关系，提升供应链的竞争能力（赵亚娟、杨喜孙，2009年），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
在供应链中，竞争力较强、规模较大的核心企业在协调供应链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供应链中的弱势成员企业通常会面临着向核心企业供货要承受着应收账款的推迟，在销售开始之前便以铺货、保证金等形式向核心企业提前支付资金等诸多问题。许多供应链上下游面临巨大资金压力、分担核心企业的资金风险，但却并没有得到核心企业的信用支持。
供应链金融是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一个金融创新业务，它与传统信贷业务最大的差别在于，利用供应链中核心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的资信能力，来缓解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与中小型企业之间信息的不对称，解决中小型企业的抵押、担保资源匮乏问题（程国平，2013）。
2005年，深圳发展银行与国内三大物流巨头――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和中国远洋物流有限公司签署了“总对总”（即深圳发展银行总行对物流公司总部）战略合作协议。当年，深圳发展银行“1+n”供应链金融模式就为该银行创造了2500亿元的授信额度，贡献了约25%的业务利润，而不良贷款率仅有0.57%。
2006年，深圳发展银行在全国率先推出“供应链金融”服务，整合资源，面向产业供应链提供本外币、离在岸一体化的全链条金融服务，贸易融资客户数量和业务量均取得50%的增长，全年累计融资近3000亿，不良贷款率维持在1%以下。2006年12月初，深发展“供应链金融”融资模式获得深圳市第二届金融创新奖。
截至2012年末，我国主要金融机构及主要农村金融机构、城市信用社和外资银行人民币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达到近12万亿元，同比增长16.6%。中商情报网的《2013―2018年中国供应链金融行业调查及市场前景咨询报告》分析指出，继深发展在2006年率先推出了“供应链金融”的品牌之后，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交通银行等各家商业银行，甚至包括四大国有银行都已涉足于此，许多银行也获得了显著的成效。
三、构建武汉1+8城市圈中小企业金融供应链研究的目的与意义
构建湖北以武汉为中心的1+8城市圈供应链金融的目的就是要用这一金融创新理念，为打造湖北1+8城市经济圈提供金融支持，以资金支持核心企业，以核心企业带动中小企业发展这种模式，建立实力强大的经济圈。
为了推动银行、供应链成员、核心企业、边缘企业在金融供应链业务方面实质性的合作，必须对中国金融供应链的现状及趋势，金融产品创新与风险控制，上下游企业、银行、物流企业如何合作确保高效与低成本运作，贸易结算与清算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叶俊逸，2013）。对这些问题的全面研究，可以很好地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更快地促进湖北以武汉为中心的1+8城市圈的经济高速发展。
供应链金融在发展的过程中，必然会面临一些风险，如核心企业的信用风险（熊熊等，2009）；应收账款风险；预付账款融资中的货物风险（刁叶光，2010）；物流监管企业的管理风险；金融机构的内部操作风险；产品市场销售风险等等。供应链金融的发展在今后一定要注重融资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和创新（伊志宏等，2008），而尤其要注重各类风险的防范与控制（伊志宏等，2008）。通过对这些融资过程风险的控制，能更好地发展融资供应链，保证中小企业资金的需求。
四、构建武汉1+8城市圈中小企业金融供应链的实证研究
1、构建武汉1+8城市圈中小企业金融供应链条件分析
金融中心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建立高度发达的金融中心是当地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而引发的一种自发的需要，也是建立供应链金融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在湖北1+8城市金融圈中，武汉是1，是金融圈的核心和代表。在历史上，武汉曾以独特的区位经济优势和良好的经济金融基础发展成为国内仅次于上海的金融中心。1948年，在武汉市江汉路南段2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就建立了100多家中外金融机构，被誉为“汉口华尔街”（李光等，2003）；武汉融资中心是全国起步最早、持续时间最长、融资量较大的资金市场，其业务辐射到全国500余家金融机构。
1988年3月，武汉证券公司正式开业，1991年武汉证券投资基金设立，1992年武汉证券交易中心成立。1987年1月和2月，分别组建了武汉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和武汉市信托投资公司，是全国成立较早的专业性信托投资公司。
武汉企业债券市场、票据市场也都起步较早。武汉作为国家央行九大分行的所在城市之一，以及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派出机构所在地，是武汉发展成为金融中心的战略资源。
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金融组织体系健全、金融市场功能齐备、资金融通能力强、金融业务辐射宽、金融机构和人才密集，能带动中部地区实现振兴，具备了建立供应链金融的全部条件。
一般来说，一个特定商品的供应链从原材料采购，到制成中间及最终产品，最后由销售网络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中，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直到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在这个供应链中，竞争力较强、规模较大的核心企业因其强势地位，往往在交货、价格、付账日期等贸易条件方面对上下游配套的中小企业要求苛刻，从而给这些企业造成资金压力，导致整个供应链出现失衡。
在传统的融资模式下，物流供应链和金融供应链是割裂开来的，银行只对核心企业进行贷款，而中小企业则贷款很困难，其关系如图1所示。
在供应链金融模式下，核心企业作为中小企业贷款的担保，中小企业则以物资、应收款、仓单等作为贷款的担保，保证了资金的需求，其关系如图2所示。
2、构建武汉1+8城市圈中小企业金融供应链的战略目标分析
建立武汉1+8区域金融中心的总体战略目标可概括为“四个基本确立、五大特性、六大中心。一是实现四个基本确立：基本确立国内外金融机构主要集聚地之一的地位，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外金融机构中介服务机构体系；基本确立金融在武汉经济发展和城市功能运作中的先导作用，金融业成为武汉市的先导产业；基本确立公正、公开、公平的金融环境，实现金融市场的依法监管和有序运行；基本确立体系完善、辐射力强的金融市场的功能，成为中部区域资本营运中心和资金调度中心。二是形成区域金融中心的五大特性：辐射性、依托性、规模性、效率性和稳定性。三是将武汉建成区域金融六大中心：融资中心、结算中心、区域性外汇中心、服务中心、信息中心、安全中心。
为更好实现武汉1+8区域金融中心的总体战略目标，应做好以下具体工作：一是培养和储备大量金融人才。只有大量集中大批专业化的人才，才能更好地促进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二是完善与金融服务相匹配的先进设施。完善的先进设施可以确保任何时候都能够满足更快、更清晰、更高流量的需要。三是建立完善的金融管理制度。即涉及金融交易、监管、司法以及信息流通的规范体系得到确立，能够保障金融市场与金融机构安全有序的发展。四是促进金融市场高度发展。完善货币、证券、外汇、保险和期货等构成的金融市场体系，从分发挥资金集聚和辐射功能。五是不断进行金融创新。为迎合客户需要而创造出的新的金融体制、新的金融产品、新的金融交易方式、新的金融市场以及新的金融机构，可降低金融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促进交易市场的繁荣。六是不断加强金融辐射能力。通过中心的建设，在资金融通等多方面对周边地区产生较强的渗透力和影响力，使武汉经济向腹地延伸。
以武汉1+8城市圈为基础，建立1+8城市圈金融供应链，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打造武汉城市圈金融经济一体化发展模式，如图3所示。
3、构建武汉1+8城市圈中小企业金融供应链拟解决的关键问题
（1）集中精力全力建设武汉1+8区域金融中心。考虑到当前武汉发展区域金融中心存在的一些制约因素和现实条件，要实现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目标，必须采取分步走、逐次推进的战略。具体来说，要实现武汉基本建成区域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应该以五年为目标，并且以“1+4”的分步模式逐步进行，即前1年打基础，积蓄力量；后4年进行金融业的战略扩张和跨越式发展，推动武汉区域性金融中心的基本形成。
第一阶段：全力打造武汉1+8城市金融圈。借鉴国内外建设区域性金融中心的经验，结合武汉金融、经济和交通、文化中心这些优越条件，以建立功能健全的金融机构密集的武汉金融街（如中南路金融街）为突破口，通过各项优惠政策，引进金融人才，以丰富武汉的金融市场体系，并把全国金融界先进的管理经验、各地的资金和信息带进武汉；与此同时尽力实现金融现代化，最大限度地提高武汉金融业的运作效率；以武汉城市经济圈（1+8）的建设为契机，将武汉城市经济圈建成以武汉为中心的城市金融圈，基本实现圈内金融一体化进程。
第二阶段：基本建成武汉1+8区域金融中心。在武汉区域金融圈建立的基础上，通过中央支持、跨省合作、金融资源的重组聚合，在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的协助下，建成以武汉为龙头，中部五省发挥各自优势的同业拆借中心、证券交易中心、资金结算中心、金融信息中心、期货交易中心以及金融监管中心、区域货币政策调控中心。
在研究过程中还需具体解决以下一些重点问题：首先，解决建立武汉1+8区域金融中心的指导思想问题。以“科学发展观”和中央“又好又快”发展经济的思想为指针，通过大胆创新，积极开放，在中央支持、地方政府推动、市场机制作用三股力量的作用下，形成合力，发挥武汉优势，借鉴国际国内金融中心建设的成功经验，加快经济金融体制的市场化发展，分阶段、有步骤、全方位地推进武汉区域金融中心的建设和健康发展。其次，解决建设武汉1+8区域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问题。武汉发展区域金融中心的战略定位是：全国中部区域金融中心、1+8城市圈融资中心、在岸金融中心。根据武汉的综合实力，近期内的目标应该是建立区域金融中心。金融中心依据规模、作用、范围的不同可分为国际金融中心、国内金融中心和区域金融中心。伦敦、纽约、香港等是国际金融中心，上海是国内的金融中心。因此，当前武汉金融中心定位应当是，立足武汉城市圈，面向中部、辐射广大内陆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
目前，香港是亚太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上海、广州（深圳）、北京分别作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圈的中心城市和金融中心，是国家建立和发展金融中心的第一层次，而武汉、西安、南京等中心城市，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城市地位，都属于国内建立和发展金融中心的第二层次。武汉作为中部地区的特大中心城市，无论是从金融组织体系、金融市场功能、资金融通能力还是从金融业务辐射宽度、金融机构和人才密集等方面看，无疑是最有条件建成中部地区区域性金融中心的。
武汉（1+8）城市经济圈建设的正式启动，为武汉成为中部区域金融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武汉城市经济圈是由武汉为圆心，周边100公里范围的鄂州（63公里）、黄石（84公里）、黄冈（61公里）、孝感（52公里）、咸宁（85公里）、仙桃（82公里）、天门（105公里）和潜江市（135公里）（注：以上均为直线距离）等8市构成的城市圈。武汉城市经济圈以占全省33%的土地面积（61347平方公里），集聚了全省50.4%的总人口、60%的国内生产总值、53%的地方财政收入、57.2%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2%的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是湖北人口、产业、城市最为密集的经济中心区，综合实力较强。
武汉1+8城市经济圈的建设中，武汉城市金融圈的建成将成为武汉进一步发展成中部区域的金融中心的立足之本。中西部地区金融中心的缺乏，成为武汉建成面向中部、辐射广大内陆地区的区域性金融中心的重要契机。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辖湘、鄂、赣三省）的设置，为武汉区域金融中心的建成提供了技术和行政支持。在我国H型战略格局（即重庆―武汉―上海沿江一轴和北京―武汉―广州（深圳）一轴以及沿海一轴）中，东有上海金融中心，北有京津金融中心，南有港、深、穗金融中心，唯独中间的武汉处于一个金融空洞位置。其余三个区域性金融中心的辐射力均难以波及武汉，因此武汉金融中心的建立，使其在中国广大的内陆腹地形成一个金融中心骨干网络，为武汉及中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发展平台。
（2）构建武汉1+8城市圈金融供应链应解决的问题。应以1+8区域金融中心为依托，建立企业与银行紧密结合的金融经济一体化合作模式的金融供应链。在此金融供应链的建立过程中，应重点解决以下问题：金融供应链融资模式及其信用风险管理问题；企业、银行、物流三方如何紧密合作问题；金融机构如何确保流动性的同时又能控制风险问题，如何向中小企业融资，提高其竞争能力的问题等。
（3）充分了解武汉1+8城市圈中小企业融资状况。在对武汉1+8城市圈386个中小型企业（包括一般个体户、合作农庄、私有企业、集体企业、国有企业、基层政府投资产业、村镇干部经营产业）的融资情况调查中发现，金融市场中，正规金融部门面对信贷需求时受资金稀缺性等因素影响，对信贷对象进行优先序的选择。排序的指标主要包括抵押担保、信贷期限、信贷收益、风险管控、信贷寻租、信贷成本和还款能力等七个方面影响因子（见表1）。由此，构建七大影响因子与七大信贷主体之间的行列式，不同的影响因子对同一信贷对象的约束程度是相异的，同一影响因子对不同的信贷对象的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在对七大信贷主体进行排序时，选择后者对不同信贷对象的单项因子的优劣进行定性排序分析。
依据信贷对象和影响因子构成的矩阵，采用模糊决策法对信贷对象进行排序分析，发现金融部门遵循基层政府投资的产业、村镇干部经营产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有企业、合作农庄和一般个体户的信贷路径，从信贷对象群体的规模看，信贷对象排序呈金字塔结构存在，并遵循信贷对象半径原理。信贷对象半径排序是金融部门基于“经济人”与“社会人”利益的考量、在可接触到的信贷群体中作出信贷偏好的选择。
金融部门对信贷对象进行优先序筛选的前提是：第一，金融市场供给小于需求，这就是我国金融市场对中小企业融资的短板和瓶颈；第二，中小企业金融需求者之间存在着差异性，这使得对信贷群体进行市场细分得以可能。假设金融部门遵循“经济人”理性这一基本假设，在信贷资本市场中遵循利益最大化的规律，基于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信贷对象的选择必然具有优先序的特点。通过对七大因子的分析比较，需要建立一套整体反映各信贷对象比较的综合评价指标。在方法的选择上，可以采取德尔菲法和模糊决策法。由于各影响因子的评价是基于定性的方法进行的，这里选择后者进行分析，即通过对各因子定性指标数据进行量化分析和比较的方式进行排序。
设论域U=（U1，U2，U3，U4，U5，U6，U7），其中U代表金融部门信贷对象，U1代表一般个体户，U2代表合作农庄，U3代表私有制企业，U4代表集体企业，U5代表国有企业，U6代表基层政府投资产业，U7代表村镇干部经营产业。
将抵押担保、风险管控、信贷寻租、信贷收益、信贷成本和还款能力等单因子依据很低、低、较低、高、较高、很高的层次进行赋值和权重，信贷期限作为常量存在。综上分析，矫正后金融部门信贷对象综合评价排序路径是：
B（U6）>B（U7）>B（U5）>B（U4）>B（U2）>B（U3）>B（U1）。
即融资的难易程度按容易到难进行排序时：基层政府投资产业>村镇干部经营产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合作农庄>私有制企业>一般个体户。
通过以上的分析，金融部门对中小企业信贷对象排序呈金字塔结构，资金要素是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最为稀缺的资源，银行金融部门作为金融市场的主体及其卖方市场的垄断性地位，使得其在信贷对象选择上遵循成本、收益、寻租和风险的效用函数，并呈现强烈的偏好排序的特点。其本质是与金融企业的功能相悖的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经济人”逐利行为。信贷对象综合评价指标分析表明，银行金融部门信贷偏好遵循公权―企业―一般个体户的排序逻辑，从信贷对象数量规模看，信贷对象排序以金字塔结构形式呈现，如图4所示。
（4）构建适合武汉1+8城市圈的中小企业金融供应链新模式。供应链融资是将整个产业上下游的企业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其上下游企业的关联程度，针对其产业链条的风险大小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
目前武汉1+8城市圈中小企业的供应链融资模式，概括起来包含三个层面，即应收账款融资模式、保税仓融资模式以及融通仓融资模式。
第一，应收账款融资模式。应收账款融资模式又被称为保理业务，即当企业因赊销商品而出现资金融通缺口的局面时，可以考虑将企业的应收账款质押给银行，获取相当于应收账款60%～80%的金额，以缓解企业流动资金的不足。该种供应链融资模式主要用于解决企业处于销售商地位的时候，用于解决企业临时性的资金不足的问题。待企业资金问题解决以后便可赎回用于抵押的应收账款。我国商业银行目前已普遍开展此类业务。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当年爱立信提前偿还借款、转移银行存款的不利影响。深发展的实践以及民生银行、招商银行的跟进，促进了我国商业银行的金融产品创新，一定程度上为中小企业解决了资金不足的问题。具体操作模式如下：应收账款抵押融资（assigningofreceivables），即供货企业以应收账款债权作为抵押品向融资机构融资，融资机构在向供货企业融通资金后，若购货方拒绝付款或无力付款，融资机构具有向供货企业要求偿还融通资金的追索权；应收账款让售（Factoringofreceivables），即供货企业将应收账款债权出卖给融资机构并通知买方直接付款给融资机构，将收账风险转移给融资机构，融资机构要承担所有收款风险并吸收信用损失，丧失对融资企业的追索权；应收账款证券化，是资产证券化的一部分，指将企业那些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可以预见的稳定的现金流量的应收账款，转化为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的融资方式。
第二，保税仓融资模式。保税仓融资模式主要基于销售方和购货方互相提供担保，从而使银行为销售方融通资金的一种预付款融资模式。一方面，购货方要求银行为其担保到期付款，销货方凭银行开出的银行承兑汇票可以从银行取得货款，避免了风险；另一方面，销货方同时要向银行作出保证，到期购货方不能付款时，进行相应的退款处理。该模式需要“销货方―银行―购货方―物流企业”四方签署相应的协议为销货方提供资金的融通。
第三，融通仓融资模式。该融资模式又可以称为存货融资模式，即利用企业的存货作为抵押，向银行进行资金融通的市场。这需要进行存货价值评估―存货仓储与监管―存货的物流配送―存货的拍卖等不同环节的相应考虑。中小企业利用其存货，可以进行60%左右的资金融通。该融资模式便利了中小企业的融资，为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开辟了另一条出路，提高了中小企业资金流动的速度，解决了企业燃眉之急。
总之，供应链融资还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涌现出新的模式，这需要相关机构和专业人士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当然，供应链融资模式发展到现在，无论是国外业务还是国内业务均多多少少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问题。
五、武汉1+8城市圈金融供应链融资模式存在问题
供应链融资为中小企业的资金融通提供了新的途径，促进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同时，由于其起步晚、风险不确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供应链融资模式存在不少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环节。
1、国家政策支持力度不够
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国家给出了银行信贷、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途径，对于供应链融资的专门政策支持还未出台，各相关参与者仅仅将供应链融资纳入到银行信贷业务领域之内。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平台还未真正设立起来，而且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对于进行供应链融资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加优惠的措施，以鼓励此类融资模式的发展。同时，也缺乏相应的制度规定对违规的供应链融资模式加以监督、处罚，使得该类融资模式游走于制度边缘，不利于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2、商业银行发展供应链融资的限制
自2000年以来，我国商业银行不断推出了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创新产品，为中小企业资金融通提供了便利。但是由于我国商业银行开展此类业务起步较晚，在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亟待解决。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首先，银行资金分配不均。我国社会资金大部分集中于中农工建交五大行，而且各大行的业务重点放在了大客户身上，对于众多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门槛太高，不能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12家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资金量有限，虽然其重点放在了中小企业身上，但是有限的资金量和供应链融资风险的不确定使得该类银行对中小企业进行贷款融资时较为谨慎；其他地方性的商业银行对于供应链融资业务发展较为谨慎，开展此类业务普遍不足。其次，银行体制有待完善。我国商业银行虽然开展了供应链融资业务，但是没有向外资银行那样建立专门的供应链融资部门进行专业化管理与运营。对于供应链融资的市场营销、权限划分、政策管理、资格审查、基本流程等环节还处在模糊管理的局面，缺乏专业的部门设置和人员配给。
3、供应链融资产品本身存在的风险问题
首先，流动资产评估体系不够完善。如前所述三种供应链融资模式涉及应收账款、预付款、存货等环节，这就需要专业的资产评估团队根据各种抵押物进行相应的资产评估。但是该类流动资产经常受到自然因素或者市场因素的干扰，导致其价值经常处于变化不定状态，增加了资产评估的难度。而目前我国的资产评估体系还不能适应市场变化的需要，对流动资产的评估也存在不确定的难度，这就会造成企业融资难度的增加，影响企业融资的效率。其次，核心企业风险急剧加大。在供应链融资过程中，核心企业的信誉程度是决定融资成败的关键。对于中小企业的供应链融资离不开核心企业的担保。一方面，核心企业为其上下游企业进行担保融资行为会导致核心企业风险的累加，不利于核心企业信誉的维护；另一方面，核心企业自身经营也面临着市场诸多因素的干扰，核心企业信用危机的发生必将对其上下游企业的融资造成不利影响，严重时还可能引发经济金融危机。因此，核心企业信誉的维护关系整个供应链条的稳定性。
六、武汉1+8城市圈中小企业金融供应链融资模式改进建议
目前，我国相关金融机构均在逐步探索开展供应链融资模式，大多处于急功近利的状态，对于供应链融资存在的问题有所轻视。长此以往，势必对市场经济的发展造成损害。对于武汉1+8城市圈中小企业金融供应链融资模式改进，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1、国家政策的支持
首先，积极制定专门针对供应链融资的法律法规，规范银行、企业以及第三方的融资行为，给予其法律地位的同时，也要积极防范其风险的累积。其次，制定相应的鼓励政策，对于合法的供应链融资给予大力支持，打消供应链上下游企业进行供应链融资的顾虑。对于成功的案例要进行积极宣传引导，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最后，建立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平台，积极推动供应链融资机构的建设，为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提供便利服务。
2、加强商业银行对中小企业融资服务的完善
（1）建立供应链融资专业化经营管理体制。商业银行针对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模式应建立专门的部门，将其作为一项重点业务进行市场营销、资产评估、贷款追踪、市场拍卖等环节的风险防范。同时，为合格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推动供应链融资业务的发展。可以考虑在分行一级建立供应链融资部门，专门拓展管理此类业务。
（2）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供应链融资业务的长远发展需要专业人才团队的建设，从市场营销到实际操作、过程监督、客户维护、产品研发等环节均需要有专业素质的人才进行操作管理。随着供应链融资业务的发展，还需要不断完善相关人员的从业资格认证制度，对于上岗人员的资质进行培训审核。
3、提高中小企业对供应链融资方式的认识
（1）提高中小企业对供应链融资的认识。传统的银行信贷业务模式已经深入企业意识，对于新的供应链融资模式，众多中小企业还缺乏认识，对其产品的了解大多还处于初级阶段，这就需要我们的金融机构进行相关金融产品的大力宣传和引导，使得中小企业加深对供应链融资的信赖程度，为企业融通资金谋求新的融资途径，从而缓解自身资金压力。
（2）建立良好的银企关系。中小企业应注意自身信誉的维护，注重企业征信体系的良好记录。加强与商业银行的信息沟通，便于及时掌握银行金融创新产品的新动态，为我所用。同时，也有利于银行更好地掌握企业经营管理情况，加强彼此之间的合作，使得供应链融资业务得以顺利的推广。良好的银企关系是企业进行顺利融资的关键，是银行业务拓展的基石。
4、加强与促进第三方电子商务发展供应链融资
供应链融资环节中必不可少的一个便是物流行业，该行业的发展是供应链融资的剂。我国物流行业的发展需要国家法律法规的完善，需要相关政策的支持与松绑。对于违规经营者给予惩罚，合法经营着给予奖励。在此环节还需要建立专业化的团队，提高该行业的服务与竞争意识。第三方物流企业为供应链成员提供传统物流服务功能的同时，应该站在供应链管理的角度去定位自身的服务功能，这有助于提高相应的资金流和信息流方面的服务，为获得新的利润开创空间。
总之，供应链融资在我国是一种兴起不久的资金融通业务，为解决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途径，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活力。同时，也扩大了商业银行的业务范围，增加了其利润来源。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需要不断弥补供应链融资的不足，完善创新供应链融资模式，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拓展适合我国国情的供应链融资业务模式，以更有效地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稳步发展。
（注：2015年度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项目，项目编号：15Y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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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产业链分析篇10
关键词：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区域和谐；产品内分工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和贸易体系中的重要一员。随着中国从落后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总体目标，包括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完善区域政策，调整经济布局。国际上，世界自由贸易体系尚处于一个艰难时刻，贸易壁垒与贸易摩擦也潜流涌动。对中国而言，以玩具、食品、牙膏、药品为代表的“中国制造”事件也愈演愈烈。这背后是质量、标准、劳动力和各种原材料成本的上升，汇率、环保以及贸易保护等尖锐矛盾的凸现。面对这样的形势，跨国公司FDi主导的全球产品内分工格局下中国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参与并嵌入的加工贸易模式遭受多重危机，一个直接的证据就是加工贸易的大本营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最近出现了大量的企业倒闭或者外迁。在加工贸易产业面临新一轮梯度转移的背景下，一系列必然出现的问题是：产业梯度转移究竟转向何处?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怎样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和谐?落后区域在承接东部加工贸易产业转移时所面临的问题及采取何种对策?就这个层面而言，着眼于战略眼光来研究产品内分工下的产业梯度转移与区域和谐发展就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是相关文献的回顾；第三部分分析了加工贸易模式困境与产业转移；第四部分分析了加工贸易产业梯度转移中的区域和谐发展问题；第五部分为基于中国纺织服装业出口的一个经验研究；最后是简短的小结。
二、文献回顾
有关产业转移的理论研究可以追溯到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1936)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雁行产业发展形态说”。他以日本的棉纺织业为例分析了产业跨国梯度转移的过程，从而奠定了产业国际转移的理论基础。后来小岛清(1973)在“边际产业扩张论”中提出了产业移植的比较优势这一概念，从比较优势变化的视角探讨了国际产业转移规律，揭示了产业跨国转移的根本动因。20世纪60年代，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说”从技术层面解释了产业在国家间的梯度转移问题。这些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产业转移和国际直接投资的现象。维尔斯的小规模技术论、拉奥的技术本地化优势、坎特威尔等的技术创新升级理论则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解释了产业转移。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下，国际分工中出现了一个新现象：产品内(intra-production)分工代替了传统的产业间(inter-industry)分工和产业内(intra-industry)分工。所谓产品内分工，指通过产品制造中生产环节的工序分解，把产品的生产过程分散到拥有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进行，从而实现了产品生产进而贸易等资源优化配置的全球分工模式。产品内分工理论的兴起和发展，较好地解释了以跨国公司主导的FDi方式下的国际产业转移的新特点。Helleiner(1973)首先观测到了在纵向一体化条件下跨国公司主导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存在着劳动环节转移这一产品内分工的新形态，从而奠定了产品内分工理论的基础。其后，Finger(1975)分析了发展中国家承接产业转移的海外组装(offshoreassembly)这一产品内分工现象。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承接产业转移的产品内分工新模式不断出现，相关的理论研究也日益增多。这个时期以来对产品内分工的研究基本沿着以下两个方面展开：其一，分析产品内分工的收益分配，并据此解释产品内分工的主导因素。比如Hederson(1991)的网络垄断性的国际市场结构决定了产品内分工中的贸易利益分配。Gereffi(1994，1999)从产品内分工中的商品链(GlobalCommodityChain，GCC)地位的不平等这一现象出发，解释由于进入壁垒的不同造成的产品内分工的不同收益分配。其二，通过产品内分工解释其对国际贸易、技术创新等的影响。有些学者得出的结论是产品内分工能够促进国际贸易，改善参与国的福利水平，比如amdt(1997，1998)的研究；而Deardorff(1998)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同时，中国东部沿海区域通过加工贸易等方式融入了国际市场，国内外学者也开始把研究的目光转向了这方面。Rahardja(2007)通过分析中国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机械产品贸易，发现中国出口的增大并没有形成对东南亚出口的挤压，原因就在于东南亚国家增加了对中国中间产品的出口份额和提高了出口单价。
产业转移在中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业转移的基础、模式、效应等方面，其中就包含产业梯度转移理论和实证研究。陈建军(2002)分析了产业梯度转移和东扩西进战略，并用浙江的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施建军等(2007)通过借鉴欧盟东扩和泛珠三角的经验，提出了长三角扩张有利于资源互补、产业分工协调和结构优化升级，从而更有利于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观点。刘志彪(2007)对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进行了比较研究。卓越等(2008)通过对中国纺织业的分析，认为跨国采购商主导的分工格局和升级控制，把从事加工贸易的中国纺织服装企业锁定在低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环节，从而陷入“悲惨增长”。
梳理有关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文献我们可以发现，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来研究产业梯度转移和区域和谐发展问题目前还不多见。本文在已有的产品内分工研究基础上，提出通过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和产业升级及产业梯度转移，扩大内需，实现区域的和谐发展。
三、加工贸易模式的困境与产业梯度转移
在出口方面，1981--1992年间，一般贸易出口额大于加工贸易出口额，1993年加工贸易出口额首次超过一般贸易出口额，期间尽管1994年一般贸易出口额略微大于加工贸易出口额，但此后加工贸易出口额开始逐步超过一般贸易出口额，2005年达到最高的1014亿美元后开始缓慢回落，但仍然远远超过一般贸易出口额。在进口方面，刚开始是一般贸易进口额大于加工贸易进口额，然后在1994--1999年间加工贸易进口额大于一般贸易进口额，此后一般贸易进口额又超过了加工贸易进口额。总体而言，呈现出一般贸易进出口额所占比重下降而加工贸易进出口额比重上升的趋势(详见图1、图2)。
从产品内分工的视角看，东部地区乃至全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是高能源消耗、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的代工制造模式。这种代工模式的边际回报率已经处于下降区问，外贸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力也在下降，跨国公司主导的FDi代工模式的技术扩散效应也不明显。更严重的是，这种模式不利于本土产业升级和提升国际竞争力，不利于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的和谐，也不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可持续发展。
2资源和环境约束加大
过去的外向型、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资源消耗扩大。据统计，中国工业部门每年多用能源约2.3亿吨标准煤。中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30％，比世界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无论是按照每千克石油当量产出的GDp，还是单位GDp排放的二氧化碳计算，目前中国比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低15％以上，比欧盟国家则低40％以上。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但没有出现能源消耗弹性系数的下降，而是出现了近几年能源消费的增速高于GDp增速的反常现象。此外，中国的战略资源石油和重要工业原材料对外依赖严重。
3地区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剧
产品内分工下的东南沿海地区以代工模式参与国际分工的另外一个影响是导致中国地区差距进一步加剧。本来在要素充分流动的情况下，东部地区参与国际分工吸纳中西部的劳动力和原材料，通过国际贸易能够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从而缩减地区差距。但是，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以产品内分工方式参与的国际代工生产，其增长收益是偏向于资本、出口和政府的。已有的研究表明，代工模式下的收入主要流向了资本的所有者跨国公司、以税收获利的地方政府以及某些资源和能源的垄断部门。从而，产品内分工下的代工模式不但没有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而带来的地区差距的缩小，反而进一步加大了地区经济差距。地区发展差距的进一步加大不利于社会和谐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困境的突破：国内价值链构建中的产业升级与产业梯度转移
东南沿海地区参与国际产品内分工下的代工模式所遭遇的困境，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外向型经济发展空间遭遇了瓶颈。跨国公司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下产品内分工把东部沿海地区嵌入在国际价值链的最低端，即原始设备制造(oem)阶段，其设计、品牌、销售以及关键零部件等都处于跨国公司控制之下，跟国际市场的最终需求之间联系薄弱。因而中国尽管能够以成本竞争优势获取加工贸易方式的国际代工生产，但正是由于这种生产选择的成本导向使得中国在国际需求发生变化时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就是这种分工格局下国内市场的割裂。这种割裂表现为加工贸易的零部件和中间产品来自国外进口，东部沿海地区是以土地资源吸引了包括中西部在内的劳动力资源与跨国公司通过FDi带来的资金、成熟技术以及设备等结合进行生产，然后出口世界市场。候鸟式的加工贸易方式跟国内市场没有太紧密的关联。不但如此，这种产品内分工下的代工模式还进一步割裂了国内市场：原来的国内装备制造业的市场被其进口设备夺走、优秀人才被挖走、本土品牌被合资收购等方式后退出市场，等等。
面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在国内价值链构建中通过产业升级和产业梯度转移突破加工贸易企业的困境。产业升级和产业梯度转移都是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东南沿海的加工贸易产业本身也是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来，在经历这么多年的发展后，也必然面临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现实问题。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只是加快了这一进程。
1加工贸易产业升级
产业升级，按照Humphrey(2002)的观点，可以分成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条升级。但对于产品内分工下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的加工贸易产业升级而言，必须寻找新的思路。东南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产业成本优势丧失的同时，已经完成资本和一些技术的积累，因而，已经具备了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的可能性。此外，在链条升级方面，加工贸易产业可以从原来的加工制造向生产业、物流、品牌等升级，而把制造加工环节转移出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上海市区的一些生产企业，比如上海制造局改造成为上海智造局，从原来的生产制造升级为创意产业园区的智造。
2加工贸易产业转移
对于一部分有能力有条件通过产业升级摆脱过去价值链中低成本价格竞争的加工贸易企业，这当然是一种最优选择；但并非所有的企业都得放弃成本竞争的利器。加工贸易产业本身成本导向属性决定其总是在寻求成本洼地。从这个层面而言，加工贸易的产业转移是继续寻求成本竞争的一种现实选择。同时，产业的升级也需要产业转移为其腾出空间。通过加工贸易产业的转移，把加工生产转移到成本相对低廉的地区，乃至中西部地区去。从而在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仍然能够利用成本优势保持出口份额。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都属于寻找新的竞争优势的行为，而那些不能升级或转移的产业将被市场淘汰。
3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和转移的结合——国内价值链的构建
基于成本的考虑，加工贸易产业转移后会更多地就近采购和就近雇佣；同时，通过企业前后向关联形成的产业集群将通过分工的深化增加中间产品的种类和数量，最终扩大对中间产品的需求。随着雇佣劳动工资收入的增加与采购的增加，国内销售增加。在这一过程中，采购一生产一销售等更多环节都在国内进行，从而国内价值链体系建立。随着整个国内价值链的完善，国内劳动和资本获取的收入进一步增加。
在国内价值链构建的进程中，加工贸易产业的升级必然伴随着产业的转移。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不均衡，国内市场呈现一定的梯度分布，这为东南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产业的升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一方面可以把东南沿海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从而为产业升级腾出空间。依据产品内分工理论的价值链升级，即为已经转移出去的加工贸易企业提供生产，包括融资、研发、品牌、物流、销售等环节。另一方面，中西部地区又可以为东南沿海的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后的一些新兴产业提供足够大的国内市场需求。这时，加工贸易产业可以根据国内市场的反应更为迅速地调整产品、改进技术，进而完成产业升级。
过去东南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仅仅参与加工制造，处于价值链低端，与国外市场需求隔离，本土企业因为是被动嵌入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中因而面临升级困境。现在如果东南沿海在加工贸易产业升级和转移的结合过程中完成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又反过来促进产业的升级，最终形成动态循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四、加工贸易产业梯度转移与产业升级促进区域和谐发展
加工贸易产业梯度转移与升级能够促进区域和谐发展。这主要通过以下几个途径来实现：
1要素的优化配置促进区域的和谐发展
由于内部矛盾的积累和外部环境的变化，东南沿海的加工贸易产业发展的思路需要调整。而加工贸易的产业梯度转移和产业升级能够提高要素的优化配置进而促进区域的和谐发展。这包括劳动的合理流动和资金的合理流动以及技术的梯度分布过程中的流动。此外，加工贸易产业的梯度转移还能够充分利用当地的能源和矿产资源。
2产业的梯度转移和产业升级促进区域的和谐发展
按照产品内分工理论，东部沿海地区与后发区域应该形成专业化程度高、互补性强、城市间协作性良好、产业特色突出、制造业布局随城市等级梯度发展的格局。产业的梯度分工促进区域的和谐发展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的梯度转移后，为产业升级腾出了空间；二是后发区域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通过完善配套能力，在有选择性地发展低成本和充分就业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中实现国内价值链的构建。这两者结合起来，能够形成产业升级和产业梯度转移的有效衔接进而促进区域的和谐发展。
3产业梯度转移有助于实现社会和谐
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从工人靠近工作到工作靠近工人的改变，能够促进家庭的和谐。在产业梯度转移的过程中，相对以前背土离乡的状况，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劳动力可以在距离家庭更近的地方工作，这有助于在工作的同时更好地关注家庭，从而大大提高家庭及社会的和谐。
4一体化的国内市场与一体化的国际市场促进区域和谐发展
加工贸易产业梯度转移和产业升级过程中，如何处理好国内区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和谐发展，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国内外相关理论研究表明，在一体化的国内市场和一体化的国际市场关系上，大国模式和小国模式有着极大的区别。探索一条区域经济与区际贸易协调的内需主导型的开放经济，还有许多问题值得研究。
总之，我们的分析表明：加工贸易产业通过梯度转移和产业升级能够促进区域和谐发展，从而实现共享式繁荣。
五、纺织服装业的经验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承接纺织服装业的国际产业转移，借助加工贸易的方式，纺织服装产品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出口产品之一。
1纺织服装业的出口情况
1994年，中国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出口额为342.17亿美元，2007年增长为1711.7亿美元。但2006年以来，纺织服装产品的出口出现了下滑。图3比较直观地说明了这一情况。
2纺织服装业出口的困境
近年来，受人民币升值、出口退税率调整、原材料成本上涨、劳动力成本增加等因素影响，一些低附加值、资源性工业品的出口难度加大。其中，纺织服装业出口所受的影响更大。据测算，人民币每升值1％，棉纺织、毛纺织、服装行业的利润率将分别下降3.19％、2.27％和6.18％。在这些因素作用下，大多数纺织服装企业明显感受到传统的出口竞争优势受到削弱。第104次广交会上，出现有订单已经或准备转向更具成本优势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现象。当外部需求缩减后，出口进一步下降。据海关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前6个月中国纺织服装出口727.8亿美元，比去年同期下降10.8％。多重因素使得纺织服装业遭遇“寒冬”，其竞争力处于下降通道。
3困境的突破：升级和转移
面对“寒冬”，一些大型纺织服装企业凭借雄厚的技术实力和资金优势，开始进入纺织服装的品牌和设计环节，把纺织服装的生产外包，完成产业价值链上的升级。在价值链升级的同时，纺织服装产品能够通过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质量安全和环保认证及检测，进一步打开国际市场。一些企业则继续挖掘成本优势，如通过进入国内市场或者把产品的生产进一步转移到成本相对低廉的地区。其产业转移可能包含三种途径：第一种途径是省内转移以实现双赢。目前，纺织服装产业的梯度转移尚未出现大面积的跨行政区域趋势，更多的转移仍然在省内进行。典型的例子有苏南企业到苏北投资新厂转移生产，粤南地区的纺织服装产业慢慢向粤北和东西两翼发展，福建、浙江一些产业集群也向周边扩散。省内的低成本地区成为中国纺织服装业梯度转移的第一站。第二种途径是向中西部转移。近几年来随着中国市场结构的巨大变化，内需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巨大的国内市场需求，将吸引更多的企业投资内地。目前，湖南、河南、江西、安徽等主要产业转移接受地的实际投资同比高速增长。纺织服装生产企业向中西部转移，能够充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能源优势及劳动力成本优势，在大量节省经营成本的同时充分带动中西部资源的利用，使东部沿海的经济要素与中西部资源要素互相结合，实现东中西部联动，达成双赢局面。此外，纺织服装产业向内地转移可以兼顾出口和内需的双重需求。这种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也实现了国内价值链的构建从而成就多赢：既平衡了区域经济发展，又完成了产业梯度转移并保持了成本竞争优势。第三种途径是产业向海外转移。目前除了部分优势企业可考虑这种途径，大部分纺织服装企业要实现这样的转移还不成熟。最后，有一些中小企业由于成本优势的丧失只能放弃出口，退出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