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调节手段篇1
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达到既定目标而对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作出的选择或决策。其中，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和公债；财政支出主要是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政府通过运用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种财政政策手段来调节宏观经济活动，将二者作为影响宏观经济的变量，调整这些变量来达到政府控制经济的目标。
一、财政收入
1.税收
税收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按照法律预先规定的标准，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税收作为调节宏观经济的手段是通过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来实现的。例如，经济萧条时，政府采用减税或降低税率的措施刺激消费和有效需求从而增加生产和就业，起到阻碍经济衰退的作用。在经济过热时，政府可以采取增税或提高税率的措施抑制总需要过度增加，起到反通货膨胀的作用。改变所得税结构，使高收入者增加些赋税负担，使低收入者减少负担，同样可起到刺激社会总需求的作用，从而降低了经济波动的程度。因此，改变税率和税率结构是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2.公债
公债，公债是政府对债权欠下的债务，包括内债和外债，内债是政府向本国居民、企业和金融机构发行的债券。外债是向外国举借的债务，包括向外国借款和发行外币债券，公债不同于税收，税收是强制的，无偿的，公债是自愿的、有偿的，是政府运用信誉筹集财政资金的形式，包括中央政府的债券和地方政府的债券。当政府税收不足以弥补政府支出时，政府就会发行公债，使公债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又一个组成部分。现代西文经济学家认为，公债的发行既可以为政府筹集资金，弥补财政赤字，又能影响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在内的金融市场的货币流通，对金融市场的扩张和紧缩起重要作用，影响货币的供求关系，从而调节社会的总需求水平，对经济产生扩张或抑制效应。因此，发行公债也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二、财政支出
1.政府购买支出
政府支出是整个国家中各级政府支出的总和，主要是政府购买和政府转移支付。政府购买是指政府对商品和劳务的购买，包括购买军事物资、警察装备用品、政府机关办公用品以及支付给政府雇员的工资薪金。政府购买支出中，发生了商品和劳务的实际交易，因而直接形成了社会需求和购买力，是社会总需求和国民收入的一部分。政府购买支出的变动会直接影响社会总需要水平，对整个社会总需需求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直接对产品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增加社会总需求水平，从而刺激经济。反之，当社会总需求水平过高时，政府可以通过减少购买支出水平，如减少军费开支，实行裁员等，降低社会总需求水平，以此来抑制通货膨胀。因此，变动政府购买支出水平是政府调整宏观经济活动的有力手段。
2.政府转移支付
经济调节手段篇2
一、经济运行调节的丰富内涵
（一）运行调节的诞生
我国经济运行调节工作,伴随计划经济、计划指导下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几个大的阶段,其称谓、内容不断演化。计划经济时期，政府通过“生产调度”集中、配置资源，保障和平衡生产，最大限度地提供有效供给，应对“物质的严重短缺”；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随着“物质的不断丰富”，为减少干预，探索改用了比较含糊的“经济运行”方式，该放弃的放弃了，不该放弃的也过早放弃了，交了不少学费；市场经济逐步完善成熟后，又由“经济运行”回归到“经济运行调节”。这一变迁过程，特别是“运行调节”概念的诞生，既体现了政府调控方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变化的客观必然性，也证明了不论什么经济体制，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干预不是可有可无，而是必不可少。
（二）运行调节的意义
普遍认为，现代社会调节经济的有两只手，一只是政府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一直是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看不见的手，立足于经济人假设，围绕价值规律而作用，自由化特点明显，推崇通过竞争提高效率，但也往往因为过度竞争、盲目竞争损失效率。而政府调控看得见的手，以社会效益为中心，指向性明确，计划特征明显，有可能暂时或局部损失效率，但有利于经济稳定，避免大的损失。因此，即使是所谓完全市场经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至今也没有放弃过这只看得见的手。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发挥好政府调控作用意义尤为重大。而经济运行调节就是看得见的手发挥作用的重要形式和载体。
（三）运行调节的范围
经济运行调节的对象是“经济”，而不仅仅是工业经济或工业生产，更不仅仅是煤电油气运的要素保障，应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个环节，财政、金融、进出口各个领域，一产、二产、三产各个产业，即期运行、长远发展各个阶段，中央、地方各个层次等等。否则就是局部的、片面的、不完整的运行调节。
（四）运行调节的内容
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把该放的坚决放开，不要让省长、市长、县长都去干厂长的活，想厂长的事，说厂长的话，当厂长的保姆。但必须把不该放、不能放的切实抓住，以维护经济全局的持续、稳定、协调、健康，这就是经济运行调节。但经济运行调节也应该抓大事、抓关键、抓灵魂。一是调节速度，即把国民经济发展控制在合理、合适、和谐、可持续的范围内，不能过低，不能过高，不能过热，不能过冷。二是调节节奏，避免因各种原因造成经济飘忽不定或大起大落，以维持经济运行的长期相对稳定，与社会及人民群众的心理预期、心理承受能力相适应。三是调节方向，避免出现因市场作用引发的产业盲目发展、产品过度竞争、投资畸形集聚等不利于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问题。
（五）运行调节的力度
所谓“调节”，简单理解就是“调整”和“节制”。是对既成事实或趋势的强制性矫正和控制。需要有足够大的工作力度，足够强的执行能力，足够高的行政权威，以做到令行禁止。有人调侃经济运行调节“没有抢、没有炮，只有一把冲锋号”。有把号总比没有强，因为号可以传令，但仅仅有“号”还无法保证“令”的实施。客观要求是既要有号，能够用正确的导向引导经济运行，更要有带有强制性的政策、手段，以实实在在地调节运行。但是，运行调节必须把握好一个度，该下猛药时要下猛药，不能犹豫不决，贻误时机；该用文火时要用文火，循序渐进，避免把良药烧糊，变成毒药。急刹车、硬着陆、一刀切等，都不是科学的运行调节。
（六）运行调节的入口
运行调节的要义在于，调根本而不是调皮毛、调现象。比如突然出现的生产要素供应形势变化，实际上反映的是经济运行深层次矛盾，如果看到供应紧张就组织多生产，富余了就组织限产，那还是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的生产调度，而绝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运行调节。调根本大体有三个入口：一是重大经济政策。如重大财政政策、金融政策、进出口政策、产业政策的制定、调整、完善。这是把握和调节经济运行速度、节奏、方向的根本和前提。二是投资方向与准入。因为即期投资力度、方向、质量，决定未来经济运行速度、节奏、方向、质量。要想下一代健康，这一代必须优生优育。三是存量的优化调整。围绕提升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对现有市场资源实施优化配置，促进优胜劣汰，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质量水平。
（七）运行调节的火候
经济运行调节，是国家意志在经济领域的具体体现，也是凌驾于市场机制之上或者独立于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之外的强制。凡事都有两面性，运行调节也会有它的副作用，必须把握好时机和火候，把积极作用发挥到极致，把副作用压缩到最低。第一，该出手时才出手。要沉着、冷静、稳妥，看不清时不急于出手。对于经运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仔细观察、深刻分析，不能草率动用调节手段。比如，目前煤炭市场出现了所谓的“供大于求”，但不应马上做出压缩产量的运行调节。因为这是生产增长、进口增加、需求不足多重因素共同作用引发的具有明显阶段性特征的“现象”，而生产要素“紧平衡、强约束”的本质特征没有改变。第二，要站在全局的高度。目前能源、资源基本上由央企或集中产地控制，垄断的程度较高，不同行业、领域、地区为经济利益而博弈的问题客观存在。经济运行调节必须统筹兼顾，兼听而不偏信，不能被局部呼声乱了方寸。第三，要认真权衡利弊。运行调节，对社会资源实施强制性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动摇现有利益分配规则，与市场主体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所有运行调节行为的正面收益，必须大大高于其带来的负面效果。否则，宁可放弃运行调节。
经济调节手段篇3
[关键词]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比较
1949年到1956年毛泽东和党中央规划并实施了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其中以1949年至1953年期间最为典型。这是一种“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由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我国建立起了高度集中完全排斥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重新重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经过几年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本手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虽然是针对我国不同的历史阶段提出的，但二者都是建立在我国实行多种所有制基础上的，都强调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与调控，都提出要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有很多的相似性。于是有人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复归。因此，进行两种理论的比较，分析二者的异同，对于澄清模糊认识，借鉴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及其有益的实践经验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会有很大帮助。
一、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早在1947年12月，毛泽东就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要在国家主导之下发挥市场的作用，“容允自由贸易，但国民经济由我们操纵”。1949年3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了这样的论述：“国内的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但是在中国……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如同资本主义国家那样不受限制、任其泛滥的，也不是如同东欧各新民主主义国家那样被限制和缩小的非常大，而是中国型的。”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体现在了《共同纲领》中：“在国家统一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同时，毛泽东认为，国家主导并非政府控制一切经济活动，1948年9月，他在修改一份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文件时写道：“国民经济的组织性与计划性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可能的与必要的限度以内，并且必须是逐步地去加以实现，而决不能超出这个限度，决不能实行全部的或过高程度与过大范围的计划经济。”(在这里，他将“经济计划”与“计划经济”严格地区分开来)建国以后，他提出，“除盐外，适当划分范围，不要垄断一切。只能控制几种主要商品(粮、布、油、煤)的一定数量，例如粮食的三分之一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在实践中采取了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相结合多样化的经济管理形式。对国营企业实行了直接计划，即国家直接管理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对合作社和部分私营企业实行了间接计划，即通过实行有关的经济政策，确立利润和收益，推行订立合同，采取加工订货、通过包销、经销代销等经济措施，把他们的经济活动引导到国家计划的轨道；对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实行市场调节，但国家通过各项经济政策，如价格、税收、信贷和经济手段如预购合同对其加以调控，使其经济活动按照国家计划方向运转。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开始对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进行新的探索。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关于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本质区别的论断，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们党在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问题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确定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是关系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要使我国经济富有活力和效率，必须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同时要看到，市场也存在着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的一面，国家必须对市场活动加以正确的指导和调控。”“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江泽民的这些论述是对计划与市场有机统一的深刻阐述，不仅是我们所要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本要求，也是新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的重要历史启示之所在。
从上述两种理论关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的论述可见，两种理论都认为：经济运行应当发挥市场机制的基本调节作用，但市场调节具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应当强调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的必要性。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需要通过具有自觉性、事先性的计划来弥补，把计划和市场两者结合起来。另外，不论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还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了保证国民经济在全社会范围内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集中必要的物力和财力进行重点建设，也需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但是两种理论在计划与市场两者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结合的方式上，体现出差异。
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和程度要比新民主主义经济大得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作用范围覆盖全社会，甚至要扩大到世界市场。不论什么经济成分，一切经济活动都要处于市场关系之中，所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都拥有商品生产经营的全部权力；而在新民主主义经济条件下，市场调节基本限于国内市场，而且被限制在一定的经济成分范围之内。国营经济基本上处于国家高度集中的直接的计划控制之下，流通领域的供销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也实行集中统一的计划管理，合作社经济和部分私营经济处于半市场调节，只有部分私营、手工业、社员个体经营的市场调节发挥比较充分。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国营企业由国家直接经营，并不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不能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企业，合作社经济、甚至部分私营经济生产经营权也是有限的。
第二，计划与市场的结合方式存在差异。新民主主义市场与计划的结合从横向看是在同一层面分别采取直接计划、间接计划、市场调节，带有“板块式、拼盘式”形式的结合，纵向看又是国家强有力的计划控制与市场调节的结合，而这种计划更多地带有微观计划的成分。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认为，市场与计划各有长短，计划长于宏观、短于微观，市场长于微观、短于宏观，计划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宏观领域，市场发挥作用的范围是在微观领域，二者是一种优势互补、扬长避短的内在的有机结合。
二、关于政府调控手段
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将计划调节方式区别为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直接计划调节和以经济手段为主的间接计划调节。直接计划调节主要适用于国营企业和供销合作社等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部分。间接计划调节适用于在控制商品交换关系基础上对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和小商品经济的计划管理。间接计划调节又分为两种手段：一种是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存在的自由市场活动，以吞吐物资、调整货币流通量等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节，目的在于促进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这时计划调节主要作用于宏观经济层面，自发的市场机制仍在起基础调节作用。另一种则借助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实行，直接作用于微观经济层面，它以消除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为目的，此时基于供需状况并调节供需状况的自发的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基本不再起作用。
江泽民强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应当以间接手段为主，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办法”，“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间接调控就是以市场为媒介，建立以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经济的办法包括宏观经济计划、经济杠杆、财政金融和产业经济政策等。法律的办法是依靠一整套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的法律体系来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江泽民认为，之所以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是鉴于在目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经济和法律的办法的调节一时还难以完全到位，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秩序混乱的问题是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的，加之目前的管理体制也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经济手段正确、有效地实施，因此暂时还不能没有行政手段。
比较可见，在政府调控手段上虽然两者都有经济计划、经济杠杆、经济政策等手段，但各种手段的运用有所不同：
第一，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政府调控除了间接的宏观调控外，更多地采用了对微观经济层面直接的或直接色彩浓厚的控制。所采取的手段中行政手段占了主要的地位。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主要是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调控的目的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搞好经济发展预测、总量控制、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布局，按既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的要求引导、调节企业在市场中的生产经营活动，保证和实现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这种手段是面向市场而不是直接面对企业的，政府部门一般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的具体事务，其中：经济计划的重点是中长期计划和远景规划，它是宏观的计划而不是微观的计划，是指导性、预期性的计划而不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政策是以财政、货币、产业政策为主，更是一种宏观的、间接调控办法。而新民主主义经济较多使用的行政手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而且保持在必要的范围内。
第二，新民主主义经济由于调节经济活动的法律不健全，法律调控手段很少应用，代之的是直接的行政手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制的经济，所有的生产经营活动都按照一套法规体系来运行，整个经济运行有一个比较健全的法制基础，按法律确定的权利、责任和义务关系，调整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维护市场竞争的正常秩序。
第三，新民主主义政府的调控对于不同所有制所采取的调控手段不同，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各种手段面向整个社会经济，各种所有制在宏观调控面前一律平等。
三、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理论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异同的成因分析
第一，多种所有制的存在是建国初期采取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和现阶段采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共同原因。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国营经济领导下的合作社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形态，国营经济与其它经济形态之间以及其它经济形态之间经济运行直接或间接地运用市场规律，采取商品经济形式。但由于新民主主义经济面临着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历史使命，同时又需要完成建国后国家财政经济的恢复、实现国家的工业化、避免商品经济的盲目性和不法私营资本家的投机，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因此采取了“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以计划为主导的商品经济体制。计划与市场的这种结合方式，能够较好地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四面八方”政策。与新民主主义经济相类似，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产生了市场主体多元化，决策分散化，必然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而市场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社会主义又要保证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实现全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保证社会公平，实现共同富裕，必须要健全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因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建立在政府宏观调控下，计划与市场内在有机结合，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二，两个阶段面临的主要任务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采取“强计划”与“弱市场”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是与我国建国初期尽快恢复国民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化的战略相适应的。这个时期，我国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经济总量很小，社会经济结构和利益关系也比较简单，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了严密的经济封锁和禁运，这种强计划的经济体制安排发挥了政府替代市场的作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有效地实现了资源和资本的集中，解决了资金、物资、技术、资源紧缺的难题，在较短的时期办成了主要依靠市场办不到或需要花很多时间和代价才能办到的事情，恢复了国民经济，奠定了重工业的基础，加快了落后大国的工业化进程。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任务是要实现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建国30多年国家经济总量增大，社会经济结构越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对外开放也不断扩大，原有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越来越暴露出其在资源配置和企业运行中的弊端，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而市场经济是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的必然形式。随着我们对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认识的不断深化，从1984年起我国开始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逐步向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迈进。
第三，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认识不同。新民主主义经济是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准备的过渡性经济。由于毛泽东承袭了传统的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的认识，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中更多地加强了计划的作用，特别对于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半社会主义性质的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采取了直接的计划控制方式，在国营企业实行了政企不分的国有国营的经营方式。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解放思想，打破传统习惯和主观偏见的束缚，认识到商品经济的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不是划分经济制度的标志，大胆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因此，两种理论对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关系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两种相反的结果：建国初期短暂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很快过渡到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又对这一传统的计划经济进行了革命性的变革，建立起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制有共同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第四，对于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的手段认识不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要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优先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营经济是重要的条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对国营经济采取了计划经济式的管理，对流通领域的合作社经济也基本如此。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认为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必须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但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要通过公有制企业走向市场、自主经营，在与其它企业平等竞争中，不断提高其竞争力来实现。因此，在市场机制和国家宏观调控面前，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没有所有制的高低之分。
经济调节手段篇4
关键词：经济法；基本；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具有普遍意义的调整经济关系的指导思想，是经济立法、司法、执法活动中的根本准则。它不仅贯穿于经济法的始终起指导作用，而且是经济法的性质、任务、目的、调整对象的综合概括，是经济法本质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在法律上的反映。
1保障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原则
1999年3月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把“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写进了宪法。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以法律形式把我国各种经济形式的地位加以明确，并对其合法权利加以保障，不但是我国以宏观调控为己任的经济法的首要的、基本的原则，而且还是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法律依据。
2资源优化配置原则
在现代社会大生产中，经济资源有效合理配置的手段是计划和市场。我们要善于运用这两种手段的长处，发挥各自在资源合理配置中的作用，实现经济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在市场经济中，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通过价格杠杆和竞争机制的功能来对资源优化配置。计划，主要是按照政府预先制定的计划，依靠行政指令来实现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因为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所以，在资源配置中必须加强和改善对经济的国家干预，而计划是国家干预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对资源的配置要把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结合起来，使经济资源得到更为合理、优化的配置。
3国家适度干预的原则
所谓国家干预，是指国家运用行政手段和监察、审计、司法等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参与干步，以保证经济活动的顺利合法进行。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国家干预体系。市场调节是自发性调节，是基础层次的调节，对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在微观层次上往往有比较好的效果，但在宏观层次上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选择、经济总量的平衡、重大结构和布局的调整、收入分配中公平与效率的兼顾、市场效率条件的保证以及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等重大问题难以调节，这就需要国家进行适度的干预。国家为了实现经济总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引导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健康地发展，以间接手段为主对国民经济总体活动进行适度干预，有助于发挥其长处，弥补市场调节的短处，防止或消除经济中的总量失衡和结构失衡，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经济调节手段篇5
1.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带有主观上的随意性
市场主体指参与市场供求行为的经济实体,包括生产经营者(企业、农户)和居民。生产经营者作为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进入市场,在市场中进行要素及销售选择,通过市场而建立社会经济联系,其生产经营决策以市场为依据,并且利润的获取及内部的收益分配也受到市场的制约;居民要在市场活动中获取收入,确定收入分为储蓄与消费的比例,作为消费者进入市场自主地进行消费选择,在市场中对社会产品及劳务进行购买,其购买行为受到价格及利率等市场因素的影响和调节,与市场内在地联系在一起。在经济活动中,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供给方期望获得高额回报,需求方要“物美价廉”;竞争中,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都希望在各自的群体中胜出,也就是说卖方希望是行业里更大利润收获者,买方希望是购买群体中更大实惠受益人,实现消费效果最大化。各不相同的行为动机驱使人们作出不同的行为选择,理想、信念、意志的迥异进一步导致行为、结果的不同。在法律允许范围内的主观上的随意性迫切需要伦理道德加以规范与约束;超越法律允许范围在主观上的随意性更需要伦理道德加以警醒、引导。
2.国内经济案件的启示
2008年,“三鹿奶粉”事件震惊全国,引发更多思考与探询。事件向全社会发出了预警信号: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决不能忘记道德建设;只有在全社会深入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大力加强公民道德、职业道德、企业道德、社会道德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诚信守法的良好环境,才能有效推进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
3.应对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需要
众多金融巨头投机、欺诈之下,美国华尔街的金融泡沫越吹越大,最终破灭,席卷世界的危机呼啸而来。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的大背景下,总理访问了剑桥大学,发表题为《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的演讲。他表示,对金融危机,必须高度重视道德的作用。道德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道德光芒甚至比阳光还要灿烂。真正的经济学理论,决不会同最高的伦理道德准则产生冲突。经济学说应该代表公正和诚信,平等地促进所有人,包括最弱势人群的福。道德缺失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总理说,“我们应该倡导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身上要流淌着道德的血液。”
二、运用伦理道德调节手段的主要做法
运用伦理道德手段调节经济运行,主要是通过已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经济道德来约束人们的经济行为,当然经济道德要逐渐地树立,因此伦理道德调节手段并不是随时就可以用的,要在一定的经济道德在人们心目中形成后,才能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我国进行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从旧的经济体制向新的经济体制转换,抛弃了高度集中的产品经济形式而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经济改革取得卓越成绩,与此同时我们应加快精神文明建设,构建符合新体制要求的经济道德观念。
当然,调节经济运行的道德并不是抛开经济利益活动,它是以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为内容的,是将内在的利益关系通过伦理和道德的形式而规范化,使人们在反映经济运行要求的伦理道德的约束下从事经济活动,从而保证经济的有序运行。运用伦理道德调节手段的关键,是要形成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道德观念。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所以,人们的经济观念应该是社会主义原则和商品经济意识的有机统一。就是说,人们的经济道德观念既要反映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内在要求,又要体现市场经济的一般运行原则。这包括:
1.宣扬、践行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特别是进行“八荣八耻”的宣传教育活动。2.提高人们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意识,包括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身经济利益的观念,既讲求利润又不唯利是图的观念,在国家宏观控制下重视市场的观念,互相协作基础上的竞争观念,讲求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观念,以等量劳动取得等量收入、以劳动为荣、以懒惰和无偿占有别人劳动为耻的观念,以及信息观念、知识观念、时间观念、技术观念和勇于开拓的创新精神等。
构建符合新体制要求的经济道德观念,需从社会、企业、个人等方面着眼:国家、社会方面强势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观念,进行经济法律、道德宣传普及,举办企业、个人慈善活动,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日活动、投诉电话等形式,借助舆论的力量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进而调节经济活动;激励企业,精心营建企业文化,注重诚信经营为核心的理念作用,通过良好的企业传统影响生产经营者,从而对经济活动施加影响;对消费者和企业领导者加强教育、引导,使之树立正确经济观念和现代经营理念。
在经济活动中,伦理道德调节手段最终目的就是促成市场主体不断对自我经济活动进行内省,实现自律与独慎,使之符合国家社会宏观发展的需要。
三、运用伦理道德调节手段的积极作用
保障社会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行,离不开伦理道德调节手段。伦理道德调节手段主要是通过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形成的经济道德的原则和规范的自我约束来进行――通过人们的内心信念、社会舆论、传统和教育的力量来维持,通过影响人们的理想、信念、意志和行为动机来调节人们的经济活动。谈及伦理道德调节手段,人们往往会低估伦理道德的作用,认为法律和行政力量才是解决问题的良好出路,要知道:法律是最低的道德,道德是不成文的法律,自律下的法律远胜于法律下的自律;法律表现出的作用首先是强制性的结果,而道德表现出的行为则是主观愿望的结果,道德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经济调节手段篇6
关键词：政府调控；市场机制；政府职能；市场失灵
十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要思想，为我们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经济社会走上科学发展的道路指明了方向。笔者认为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必须要把握以下几个关键元素：
一、理念上要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即政府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同样，市场的积极作用怎样发挥？失灵区域如何遏制？从理念上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就尤为重要。在现代市场经济体系下，必须坚持市场优先的原则。市场优于政府，是界定政府职能范围的依据。我们只有先确定市场能够干什么，市场需要政府干什么，然后才能确定政府该干什么，确立政府职能的规模，用政府来加强市场的力量。用这样的理念认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般认为：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就是，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资源能够实现有效配置的就不需要政府干预；凡是存在市场失灵，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地方，就需要政府干预；凡是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空间就是市场活动的空间。从经济角度看，市场在调节商品供求、调节经济资源在社会各方面间的分配、调节物质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都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调节商品供求是指当某种商品供不应求时，价格则上涨，这时商品的需求减少，供给增加；当某种商品供大于求时，价格下跌，引起需求量的增加和供给减少。调节经济资源在社会各方面间的分配是指，市场机制通过价格、税率和利率等经济参数诱导经济资源向需要的地方或部门流动，达到资源配置的优化配置。调节物质利益在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分配是指，市场调节以利益诱导为基本手段，任何经济参数的变化都会引起物质利益的分配和再分配。价格以价值为中心上下波动，使社会劳动在各部门之间的分配得到调节，使生产和需要趋向平衡；市场调节能灵活地反映和调节市场供求关系，引导生产和消费，促使企业按市场需求进行生产和经营；可以促使企业开展竞争，实现优胜劣汰；可以激励企业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使经济具有生机和活力。由于市场调节具有天然的趋利性，这种利益杠杆在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对那些社会需要微利甚至无利的天然排斥，这种无序竞争的结果必然导致两极分化等恶果。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也不是万能的，存在“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主要表现形式（垄断、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贫富差距）；市场失灵的地方，市场机制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是政府“有形的手”可进行调控的地方。即政府的作用为经济活动提供法制、秩序、规范、反垄断等解决外部不经济问题，通过分配政策的制定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通过国企生产、财政支持增加对公共产品的供给等。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下的政府角色可主要界定为保护者、服务者、监督者。保护者指保护市场统一有序，保护正当竞争；服务者指为市场活动提供信息、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市场制度支持；监督者指监督管理市场的正常运转，维持市场秩序等方面。从认识上、理念上厘清市场与政府各自活动的空间，在经济活动的实践中相互不跨越各自的边界，这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前提。
二、机制上要准确政府的职能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不仅在理念上要分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更重要的是要建立一套科学的机制使得政府和市场能够按照各自的职能在边界内有效运行。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我国的政府是强势政府、无限政府，以往30多年的改革都是政府推动或政府主导的，从而保证了改革的稳步推进，取得了用传统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的不俗成就。连续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世界少有；30多年老百姓生活的持续改善，世界少有；经济运行的长周期也好、短周期也好已经被连续增长所代替，甚至有人宣称中国不存在经济周期，这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综合国力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不断提升，将一些国家不断地甩在后边，世界也少有。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政府“有形之手”有助于纠正市场的自发性、滞后性和盲目性，为经济前行把握方向。同样，“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府效率在基础设施建设、重大民生项目投资等拉动经济增长、制定制度规则上也显现天然的优势。但强势政府无限政府在事实上已经大大跨越了政府行使职能的边界，政府做了许多不该做、不能做的事情，而一些本该由政府行使的职能，政府却没有做好。在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方面，政府存在大量的越位、错位、缺位、不到位的问题。政府的缺位表现为：在政府应当发挥作用的领域政府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环境和食品安全问题；越位表现在：应当由市场来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在盲目干预，从而让市场和社会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不到位表现在：政府意识到了在某些领域政府应当发挥作用，却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与社会对政府的期望和要求还有很大差距。因此，要从机制上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关键要做到以下几点：
1.要定位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职能，改变长期以来我国政府无处不在、无所不包的现状
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该如何定位？依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划分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四项基本职能，即“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府的职能就这四条，除了这四个职能没有其他的职能。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即“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转变”。这里第一次并列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好地发挥公民和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作用，更加有效地提供公共产品”，并明确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自履行职能的重点。这是经过多年不断深化认识，对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和方向做的一次总体概括，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推进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和要求。
2.要具体科学把控政府职能的内涵，防止在执行中走样
政府调节经济的职能应是弥补市场的缺陷和不足，是对市场机制的“拾遗补缺”。比如通过经济政策、政策工具的调控，保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大致平衡；同时政府干预的目的应是促使市场机制恢复功能，而不是去代替市场。按照这一原则，政府干预的方式和力度就不应该是固定不变的，而应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政府干预的结果必须要比干预前的情况有所改善和好转，否则，就不要干预。按照这一原则，政府在准备伸出“看得见的手”进行干预之前，必须低头看看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不完善的地方，以使政府干预尽可能地降低成本，减少副作用，增加有效性。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主要体现在严格市场准入监管，确保市场主体的合法性；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提高市场竞争效率；监督市场交易行为，保护市场主体权益。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应加快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优化政府社会管理机构，切实减少机构重叠、职责交叉、多头管理问题。创新政府社会管理方式，综合运用经济调节、行政管理、道德约束、心理疏导、舆论引导等手段，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减少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在维护社会公正、加强环境资源管理、人口和就业管理、公共安全管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等方面强化社会管理。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范围和内容是提供公共设施，发展公共事业，公共信息；公共服务的目的和导向，是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
3.要通过制定相应的制度、流程程序等使机制自发的发挥作用
在科学把控政府职能内涵的基础上，还必须创立科学的机制，将政府的相应职能进行归类、分解，围绕政府职能应该实现的目标，按照低成本高效率的原则，设定出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相应流程程序，依据流程程序的要求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制度、考核指标、闭环监督等使得政府职能归位有机制上的保障。
三、路径上要建立合作互补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从理论上讲，政府与市场是两种配置资源和协调活动的主要机制或制度安排。但这两种配置资源的方式共生于同一社会空间范围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有可能存在着相互替代；相互互补；完全排斥；共同失灵的四种关系。政府与市场的相互替代关系是一种“非此即彼”和“此消彼长”的博弈关系，即选择一定的政府，通过发挥政府职能作用来获得一定的产出，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一定的市场机制的作用。或者说，选择一定的市场，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获得一定的产出，就意味着放弃一定的政府职能作用。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这种完全排斥关系，是由政府或市场内在的缺陷而导致的。政府与市场的完全排斥关系，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关系。也就是说，政府在某些领域永远做不了或做不好市场所能做得了或做得好的事情，此种情况下政府不应该进行干预，只能通过发挥和不断完善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比如私人领域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说，市场在某些领域永远做不了或做不好政府所能做得了或做得好的事情，此种情况下不能将市场机制引入其中。在政府与市场关系上，还存在一种政府和市场都失灵（或失效）关系，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共同失灵关系，或者政府与市场双失灵关系。我们可依据政府、市场各自单独发挥作用的成本与收益的对比，以及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的成本与收益对比来判断政府与市场共同失灵关系。如果政府、市场各自单独发挥作用和政府与市场共同发挥作用的成本都大于收益时，这种关系就为政府和市场共同失灵关系。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就是要重点研究政府与市场的相互补充关系。即要正确认识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优点与局限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高度重视政府的作用，也要高度重视市场的作用。在政府与市场的互补关系中，不存在政府一定要排斥市场或者市场一定非要排斥政府。从整体来讲，政府与市场的互补关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关系。应该说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是互补和不可替代的，互补性表现为不论政府的调控和市场调节都存在着缺陷，市场失灵的地方政府调控可以弥补，政府不宜做的地方恰恰是市场调节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政府和市场对经济的调控两者缺一不可，双方具有不同的调节机制，不可替代，市场配置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政府是资源配置的辅助，政府调控是市场有效运作的前提，市场调节是微观经济过程中的组织方式。因此这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缺一不可。因此，建立合作互补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就是要尽量发挥两种调节手段的长处，避开各自的短处。在市场制度范围内，明智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适宜边界，是经济稳定运行和长期增长的一个重大问题。建立合作互补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善于克服政府调控经济存在的问题。具体说要做到以下几点：
1.政府要由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转变为调控和监督市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是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政府要改变以往作为生产经营活动的直接参与者的做法，由原来的直接管钱、管物、管人转变到制定规则、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公平竞争上来。
2.政府要由行政手段干预经济为主，转变为主要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上来
尊重经济规律，依靠经济手段即国家运用经济政策和计划，通过对经济利益的调整而影响和调节社会经济活动的措施。它主要用于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经济预测、总量调控、重大结构调整和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规划等；法律手段是国家通过制定和运用经济法律法规来调节经济活动的手段。行政手段则是国家通过行政机关，采取行政命令、指示、指标、规定等行政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则主要是规范生产经营者的活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调节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3.政府要由以审批和资源配置为主，转变为服务和创造良好的环境为主上来
政府要从过去重“管制”向重“服务”转型。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搞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为市场经济发展创造环境，而不是管制。政府管理的本质是提供良好的服务。实践证明，政府有效的管理是融在良好的服务之中的。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强调从管理的本质上去改变管理方式和管理手段。在我国，政府管理的本质是保障公民的权利，为公民和社会提供更好的服务，以得到公民的拥护，社会的拥护。
4.政府要由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转变为更加注重社会管理上来
由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进入快速发展轨道，微观层面的市场主体会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推动宏观层面的经济增长，中央政府更多地运用经济杠杆进行调控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但我国的社会问题却进入多发期、凸显期，需要政府下更大力气解决，否则，过多的社会矛盾会引起社会不稳定，影响经济增长。从现实来看，政府需要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把更多精力放到社会管理上来。
当然，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重要的是真正做到凡是市场能够做到的尽量让市场去做，凡是市场失灵的，政府应“出手调控”。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尽量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应由市场调节的领域，政府就不必插手；对于市场出现的供求失衡，政府主要是通过信息、产业政策的指导来实现的；在很多情况下，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需要协同作用，或者互相补充，互相制衡。
参考文献
[1]赵振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边界在哪[n].解放日报，2012-12-20.
经济调节手段篇7
一、计划及其法律化要求
（一）计划的含义与一般价值
计划是一个使用得非常广泛的用语，在不同场合的含义可能不完全相同。有人给计划下的一个“简明的、不带褒意或贬意的定义”是：“计划”是未来行动的方案。相应地，计划具有三个主要特征：（1）它必须与未来有关；（2）它必须与行动有关；（3）必须有某个机构负责促进这种未来行动。[①]
一般说来，计划是指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而对未来的行动所作的设想和部署。它是人们在多领域、多层次上使用的一种自觉的行为。在任何领域、任何层次上完整的计划，都必须具备目标、时限和主体三大要素。常识告诉我们，工作的内容越是复杂，参与实施计划的行为主体和涉及的环节越多，越需要计划性。我国古代就有“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思想。西方经济学家也阐明了这个道理：“虽然我们无法预见未来，但如果我们没有根据当时所得到的信息而制定的未来计划，我们就无法合理地行事。”[②]工作有计划，至少可取得有序、协调、效率的优越性。所谓有序，是指因为有了明确的目标以及为此而确定的步骤、重点、分工等，可在实现过程中分别轻重缓急，保证重点，为全局奠定基础，有条不紊。所谓协调，是指通过计划作出事先的协调，处理好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总目标与子目标之间、各具体目标之间、预期目标与时间约束之间、目标与手段之间可能存在的矛盾，促进目标的顺利实现。所谓效率，是指因为有序和协调，尽可能地激励了行为主体的积极性，合理地挖掘并组织相关的条件，减少了盲目性，避免操作中的重复浪费，因而有利于提高效率。[③]有序、协调、效率的优越性也就构成了计划的一般价值。
计划主体是多层次的，计划的对象也是多层次的，因此计划有个人计划、家庭计划、企业计划和国家计划等。作为计划法所涉及的计划，是处于宏观层次的国家计划，而且侧重于经济计划。当计划被用作经济活动的调节手段，并与国家的职能和权力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国家经济计划。
计划是经济管理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经济管理的一种重要手段。一般认为，经济管理具有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等职能，在这些职能中，由于计划职能反映了管理者的决策意图，决定着管理行为的方向，制约和决定着其他管理职能，因而被人们视为经济管理的首要职能。计划作为经济管理的一般职能，是一个广泛中性的概念，它普遍存在于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管理体制的国家之中，因而有无计划不是区别社会制度和经济社会属性的标准。[④]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调控
由于我国在建国以后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几乎无所不包，深入到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成为配置资源的最主要的手段。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并最终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计划本身应当如何定位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在这一过程中，不乏有因为计划经济的弊端而排斥、否定计划本身的，但是理性的审视和现实的需要又使得计划在市场经济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计划不是基本社会制度的范畴。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就指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⑤]
同时，计划本身也不是特定经济体制所特有的范畴。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计划虽然不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那样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但它并不是毫无价值的，而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事实上，计划作为一种宏观调控的手段，恰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才能够真正有效地发挥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把计划的作用过于夸大，反而使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未能显示出来，因为那时的计划已是无所不包，而不仅仅是在宏观上进行调节和控制的手段。
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必要性，首先在于社会化大生产对计划的普遍需要。市场经济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经济，社会再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联系非常广泛和复杂。这种高度社会化的经济要能正常运行，客观上需要一个社会中心进行协调，以使社会生产有组织、有计划地实现各种经济联系和协作。许多实行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说明，国家计划具有承担这种社会中心协调经济联系的重要功能，是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对市场经济进行计划调控的必要性，更在于弥补市场机制内在局限性的客观需要。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节手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但它也不是万能的，而是有着自身内在的局限性和缺陷，即存在所谓“市场失灵”问题。这些主要有：第一，市场调节的滞后性。市场信息是经济运行中已经发生不平衡之后的信息反馈，因而市场机制的调节是在事后，这种事后性往往造成社会经济资源的浪费和经济发展的不稳定。第二，市场调节的局部性。市场机制并非在任何领域都能有效发挥作用，有些领域的经济活动只靠市场是调节不了或调节不好的，如重大经济结构和布局的调整、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等。第三，市场调节的短期性。市场提供的信息在时间上是短期的，一般只反映眼前的供求关系和价格状况，不能反映以后时期供求和价格的变化，这就使市场调节只适应于短期的调节。第四，市场调节具有盲目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经营者依据市场信息决定自己的生产经营行为，但是市场信息是不完全的，这就使得依据这种信息所作出的决策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市场机制的这些局限性表明它不能保障所有经济资源的最优配置，不能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因此，市场经济客观上需要政府进行有意识、有计划的宏观调控，而国家计划就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⑥]
计划调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如可以迅速调动现有的资源用于重点建设和短线产品的生产；可以进行事前和主动的调节；可以对社会经济进行总体性调节以及对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进行协调等。
计划作为宏观调控的手段，以社会经济运行总体为对象，主要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措施来调节经济利益，最终实现预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体系中，“计划提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以及需要配套实施的经济政策。”[⑦]从这个意义上说，计划也是经济手段。计划与财政、金融一起，是宏观调控中覆盖最全面、影响最广泛、使用最经常的三种重要经济手段，而计划又是综合协调各类调控手段的手段。
计划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具有普遍意义，即使是“在今天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的原有形式已不能全面实现其机能，需要有人为的政策上的国家干预。因此，可以说任何意义上的计划，都有其必要性。”[⑧]“在现代世界里，政府完全可以很好地从事广泛的经济活动，包括调整收入和财产的分配，处理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对付结构上的不可分性，维持经济的普遍稳定。要达到所有这些目标，政府就应该，其实也必须预先作好计划。”[⑨]
而对于要实现经济赶超目标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计划调控更是不可缺少的。刘易斯也认为：“目前，听任市场经济自由放任的发展，这在不发达国家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的答案。”[⑩]
计划调控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稳定和经济的超常规发展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调控的法律化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的形式主要不是采取以往的指令性计划，而更多的是采取指导性计划。今后，国家计划的任务主要是合理确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宏观调控目标和产业政策，搞好经济预测，规划重大经济结构和生产力布局，安排国土整治和重点建设等。这样的计划具有多种功能，如规划功能、导向功能、配置功能、协调功能和激励功能等。但计划作为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其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实际作用的发挥程度还要取决于计划调控本身的合理与科学。而这就离不开法律制度的保障。
现代经济理论中不仅有“市场失灵”的问题，而且也有“政府失灵”的问题，而计划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构成政府失灵的一个方面。虽然计划具有弥补市场失灵的优越性，但它也不是万能的，也有其局限性。这主要表现在：首先，受信息不完全性的影响。计划的制订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完善、及时的信息，而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信息的收集、加工、整理以及传递往往难以做到完善、及时。其次，受主观认识水平的限制。除信息的不完全性以外，人们自身认识能力也是有局限的，因而存在着计划的制定不符合客观要求的情况。第三，受不同利益的牵制。各种计划出自不同的政府部门和具体的工作人员之手，代表着不同部门和地区以及集团的利益，因此计划的最终确定往往受到较多的牵制。第四，受非经济因素的影响。单纯的计划机制还容易受到非经济性因素（如政治势力、当权者出于政治目的等）的左右，产生所谓的非经济性调节，使计划偏离合理的目标。
为使计划调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尽可能减少在这方面发生“政府失灵”的情况，国家应当将计划加以法律化，使其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以此作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和引导市场运作的依据。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法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不可缺少的，应该尽快出台。我国的计划法没有诞生在三十多年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而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诞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的确是令人回味的，但不是偶然的。因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计划几乎无所不包，主要采取行政命令的形式，并缺乏实行法治的基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则为计划确定了一个比较恰当的位置，也就使人们能在这个位置上来制定和运用计划法，以有效发挥计划调控的作用。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计划法首先应对计划进行正确的定位，依法界定计划的性质和计划的范围，保证计划真正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的宏观调控手段，而不能让计划越位，挤占了本应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领域，也不应让计划在应由其发挥作用的领域缺位，并保障政府计划职能的充分行使。其次，计划法应当对政府计划调控职权的行使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计划调控行为如其他宏观调控行为一样，是政府行使公共权力的表现，这种权力的行使是关乎全局的，影响非常大，如果不能得到必要的约束，受到相应的法律调整，这种权力就有可能发生失控和滥用的情况，影响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有学者认为，市场的自我调节是计划的前提，可以影响计划的制定或者限制计划的实施、甚至促使计划的修改与废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计划的某些缺陷对市场造成的负面影响，但不可能消化计划的所有缺陷。当市场的内在缺陷于条件具备或变化而凸现、以至于市场失灵而“自身难保”时，包括计划在内的宏观调控等调节措施的介入，恰恰是为了尽可能弥补或消除市场的缺陷，此时，就需要从法律的角度来严格地制定与实施计划，力图将计划的缺陷限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这就是计划法。因此市场是对包括计划在内的国家调节手段的“第一次限制”，而包括计划法在内的经济法则是“第二次限制”。在实践意义上，计划法对计划的意义则主要表现为：计划法对计划权力的限制和约束以及计划法的信赖保护机制。[11]我们认为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
二、计划法的基本理论概述
（一）计划法的概念和性质
按照给部门法下定义的传统“模式”，计划法就是调整计划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说是调整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实际上，在法和经济法的属概念的基础上，计划法只需要说明它与其他法的主要差别就可以了。因此可以简单地说，计划法就是规范和保障国家计划调节的法。从内容上看，计划法包括计划实体法和计划程序法。
计划法在性质上属于现代经济法的范畴。既然计划法属于经济法范畴，那么它也就具有经济法的基本性质。由于从性质上将法律划分为公法和私法是法律的基本分类，因此经济法的性质，主要是指它在公、私法的基本分类中如何归类的问题。虽然有人认为经济法具有公法的性质，但似乎更多的人认为经济法横跨公、私两个领域，兼有公法与私法的性质，尽管在具体的表述上不完全相同。我们也认为经济法属于公法与私法结合的社会法，只不过其中的公法因素更多一些，因为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确认和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生活即权力干预权利的因素。有人认为经济法是行政法的私法化的结果，并且指出：认识“经济法是社会法”的意义不亚于认识“宪法是根本法”的意义。[12]
计划法也明显地体现了经济法的公法与私法相结合的社会法性质。计划法所调整的是国家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计划调控的经济关系。本来，市场经济活动本身应该属于企业竞争自由、营业自由的范畴，属于“私人”活动领域，是私法的调整对象，但是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活动中却体现了国家的干预或调节因素，计划法对其进行调整主要运用了规划、指导等公法的调整方法。这种用公法的方法调整原本由私法调整的领域，是计划法具有公法与私法结合性质的主要原因。
（二）计划法的特征
作为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计划法具有经济法的一般特征，如经济性或专业性、政策性、行政主导性和综合性等。[13]当然，计划法在体现经济法的一般特征时又有自己的方式，从而形成了其在经济法中的一些特殊性。从计划法的基本性质和内容出发，我们认为计划法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鲜明特征。这些特征也具体地、典型地体现了经济法的特征。
经济调节手段篇8
【关键词】经济法国家干预市场调节干预失灵法律规制
现代市场经济中，市场的调节机制因自身缺陷不可靠的情况下，国家干预从宏观方面把握全局，促进经济发展，相辅相成。经济法作为独立的法律部门，与国家干预同属上层建筑，是一种实在法的行为规范，本质就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法。
一、关于国家干预
1.历史演变
现代意义的国家干预是随经济理念的演变产生的，大致经历了自由主义经济理念阶段、国家干预经济理念阶段、自由主义、国家干预结合的经济理念阶段。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颁布了一系列体现干预经济的法律来保障资本原始积累，随后英国“反谷物法同盟”、“重农学派”提出了“经济自由”和“自由放任”主义。18世纪末，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看得见的手”理论认为人是追求利益的利己经济人，通过竞争和价格来实现生产要素配置，国家是“守夜人”。进入垄断资本主义后，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工不断深化，冲突层出不穷，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基于市场机制的缺陷，提出市场经济需要“有形之手”如制定政策、法律来弥补不足。由此，全面干预经济理论被推上顶峰。20世纪70年代后，经济衰退、失业增多、通货膨胀严重，“经济滞胀期”来临，自由主义观念重新抬头，以供给学派、货币学派、新制度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经济思潮，主张国家干预也非万能，须注意两者的结合问题。
2.国家干预的含义
国家干预，是指由国家机构，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总体决策、调控和指导的各种活动，包括介入、调节、协调、调控等内容，结合了指令性和指导性的调整方法，以政府干预、间接干预为主，既有法律手段，又有行政手段。国家干预同样存在缺陷：缺位的干预不足、越位的干预过度。前者是指调控方法不适当，力度不足、手段较少造成的难以克服市场失灵的情况，常出现在经济运行良好的情况下；后者指干预的范围和手段超出了合理框架，抑制了市场机制运行，常出现在经济状况较为恶劣的情况下。国家干预要求“适度干预”，包括范围适度和手段适度，同时需要价值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社会再生产规律等共同作用。总之，我们在承认市场基础性作用缺陷的同时，要清醒地认识到国家干预的问题做出调整，弥补并匡正干预失灵。
二、关于经济法
1.经济法产生的必要性
萨缪尔森说：“市场经济是一种精巧的机构，通过一系列的价格和市场，无意识地协调着人们的经济活动。”诚然，市场功能优势显著，但同时又存在缺陷。
市场失灵就是缺陷的直接后果。自发性、短期性、盲目性和滞后性使优化功能无法充分发挥，出现垄断等混乱现象，主要表现有：市场的不完全、市场的不普遍、信息失灵、外部性问题、公共产品和存在经济周期。治愈“失灵”需要完整可行的法律规制，经济法的产生及时适应了需要。
2.经济法的含义
现代经济法是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形成完善的，其空前发展标志着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产生。我国经济法学理论界百家争鸣，主要观点有调节论、协调论、管理论以及国家干预论等，但均将经济法本质定位在国家对经济关系的干预上，并将平等当事人的合同关系排除在外。李昌麒教授认为经济法指国家为了克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不同于行政法的“国家本位”和民法的“个体本位”，以“社会本位”为指导思想，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
三、经济法与国家干预的关系
1.经济法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法律形式
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手段并不单一，我国综合运用了经济、行政、法律、政策等多种方式。经济手段指由经济利益驱动实现，还未上升为法律规定的，以计划、税收、利率、汇率、工资、价格、补贴、经济惩罚等方式为代表的措施。行政手段是国家行政机关通过命令、指令、决定等直接调控社会经济运行的活动，但其使用易产生行政官员及行政机关随意行为的弊端。法律手段就是用法律来维护市场秩序规范经济活动。经济法是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的主要形式，它需要国家运用宏观和微观结合的干预手段来保障国家、社会、个人利益的协调统一，以“社会本位”为出发点，全面均衡推动市场有效运行；它具有公私法混合的性质，平衡了市场利益结构，又借国家权力限制私权，达到最优化形式；它还可以规范政府的宏观和微观的活动。
2.经济法也是干预“国家干预”的法
国家干预克服了市场失灵的弊端，但它会产生无效干预，过度干预，除此外还有权力寻租、、政策滞后、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等失灵现象。政府干预是国家干预的主要形式，政府自身是由作为人的成员组成，其机构及成员也具有经济人的特性，做出的决策可能有损公益，所以在经济法执行国家干预经济职能的同时，还要干预“国家干预”，这与许多学者所提出的经济立法“政府干预”与“干预政府”相一致，所以经济法也是干预“国家干预”的法。
四、经济法对国家干预的法律规制
为克制国家干预过程中的缺陷，经济法应就干预的主体、范围、时间、地域以及手段和责任做出规定。首先，应遵循干预有据、干预有度以及干预有效的原则，以明确的法律依据为准，坚持适度干预原则，将干预功能最大限度发挥。其次，应对主体做出规定，以政府干预为主，但又不限于此，实践中基于政府工作的庞杂性与具体性，应明确各级政府机关及职能部门的职权划分和范围。第三，明确范围和责任。对象上应注意时机和范围，不缺位也不越位，需要时才能“出手”。同时，要注重国家干预法律责任的规定，抑制国家越权、政府的现象，坚持责权利相统一，并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及诉讼程序系统相结合，构建适应现代市场机制的法律责任体系。第四，规范国家干预的手段方法。充分的运用立法手段，如对不正当竞争、限制竞争行为、社会保障、环境资源的合理应用和保护进行规范，将多种手段完美结合。
综上所述，经济法与国家干预联系密切，须注重经济法对国家干预的规制，有效结合“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功能来适应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格局，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经济稳步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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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昌麒.论市场经济、政府干预和经济法之间的内在联系.经济法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经济调节手段篇9
[关键词]房地产业物业税调节
房地产在国民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作用。在现代经济体系下,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投资、消费、出口中,房地产业在社会总体的投资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同时,居民住房的消费支出,也在社会总体消费支出中占有着极大的比重。众所周知,目前仍在影响世界经济发展全球金融危机,就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而次贷危机的根源,则在于美国房地产业出现的问题。中国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不仅关系到中国现阶段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会进一步影响到中国和谐社会的实现。
一、中国房地产业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政府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党和政府果断决策,在2008年末,推出了四万亿投资的经济刺激措施,使中国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低迷中的一枝独秀,仍然保持了百分之八以上的增长。在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中,包含了信贷刺激政策。2009年上半年,中国降低了房地产商业贷款的利率,此举在当时全球经济陷入深度危机的背景下,推动了房地产的投资和消费,强有力的支持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随着全球经济逐渐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人们关注的目光逐渐从如何走出金融危机,转变到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中采取的紧急性措施产生的后续影响上面。在金融危机中,不仅是中国,包括美国、欧盟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都采取了向经济系统中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以刺激经济的紧急性经济措施。目前,人们普遍的担心是大量的货币投入可能会形成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在这样的通货膨胀预期之下,由于目前的银行贷款利率还较低,因此,很多消费者选择将手中的现金投入到房产、贵金属等大宗消费品上。这些投资行为,直接导致了中国房价的上涨;同时,由于房价的上涨,更多的消费者由于担心房价继续上涨,从而进入楼市,这反过来进一步增加了住房的需求,从而再次推动了房价的上涨。我们看到,在北京、上海一些大城市,一些楼盘的每平方米均价动辄几万;一些二三线城市的房地产价格也出现了普遍性上涨。而与此同时,2008年中国的年人均收入仅为人民币29229元。中国目前的房价与人年均收入比,已经严重失衡。住房作为生活必需品,如果价格继续上涨,不仅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可能危害中国的经济安全。因为如果对高房价形成了资产泡沫,等到这一泡沫破灭的时候,将可能会出现类似美国住房危机一样的经济危机。一旦这种危机产生,将不仅对中国经济,而且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极大的影响,因为中国经济已与世界经济紧密相连。
二、开征房产税调整房地产市场的必要性
目前,党和国家已经把抑制房价的快速上涨作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在市场经济体系下,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经济手段主要是金融和财政手段,金融手段和财政手段各有所长,互补不足。因此,作为财政手段中的税收手段,就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原因如下:
1、金融调整手段调整的影响面广,不利于因地制宜地对各地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例如,调高贷款利率不仅会对房地产业产生影响,而且会对其它产业产生影响。目前的中国经济回升企稳的基础并不牢固,过早的提高利率收紧银根可能影响前期经济刺激政策的效果。因此,在选择金融调整手段的时候,决策部门可能会有所顾忌,从而影响到出台政策的及时性。
2、金融调整手段的力度较难把握。由于经济运行固有的复杂性,使得精确测定一项金融政策对房地产业的具体影响非常困难。调整的力度不到位,不但不能达到政策的目标,反而可能使目前的问题进一步恶化;调整的力度过大,由于房地产业发展的资金大量来自于银行系统,会影响到房地产企业和购房者的偿债能力,可能会使中国的银行业陷入危机,从而影响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看到,政府提到的调控目标是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而单纯依靠金融手段,较难保证这一调控目标的快速实现。必须辅以财政税务手段的调节,而开征物业税,则是财政税务调节的必然之选。
3、作为财政策手段,物业税方便各级政府因地制宜采选择课税对象,税率及开征与停征的时点等等,使得对房地产业的调整更加灵活、准确,方便快速实现政府对经济的调整目标。
三、物业税设计需要考虑的因素
1、物业税立法
物业税的立法仍然要按照统一立法的原则进行,即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立法时,应当给予各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的权力,以使这一法律更具有可操作性,更好地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
2、课税对象
导致房价偏高的原因在于大量的投资性购房,而非消费性购房。因此,物业税的征税对象也应当针对投资性的住房。对于居民生活必须依赖的第一套住房,不应当纳入物业税的征税范围。物业税只应当对于以投资为目的的第二套及以上的住房,这样才能达到开征物业税的预期效果。
3、税率
经济调节手段篇10
[关键词]宏观调控；目标；决策
多目标决策(multipleobjectivedecisionmaking)是20世纪80年展起来，并综合运用运筹学、经济学、心理学等知识而形成的交叉学术领域，主要适用于在某个问题具有多个目标时，决策者可以依据不同的问题、条件、环境来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由“偏快”转向“过热”趋势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继续坚持和完善宏观调控是经济学界的共识。然而，各国的宏观调控都必须达到经济、物价、就业、外汇等多个目标的均衡与协调，是一个典型的多目标问题，必须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策。下面，笔者拟从多目标决策视角对我国宏观调控问题进行初步研究，以求教大方。
一、我国宏观调控的多重目标
在当代世界，虽然各国宏观调控的手段配置和操作方法有所不同，但都是努力保证国民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总量平衡，即保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如何衡量社会总供求是否达到平衡，西方发达国家一般采用五大指标：即物价上涨率、利率、汇率、失业率和经济增长率，通过调节各项指标来求得社会总供求量的基本平衡，促进经济的平稳健康发展。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过程中，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和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共同作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我国经济学界一般认为，基于国际国内经济运行的经验，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包括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指在坚持质量、效益、结构和速度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需要和可能，实现经济的适度较快增长；二是就业充分，指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广开就业门路，努力把失业率控制在社会可承受的限度内；三是物价稳定，既要防止通货膨胀，又要防止通货紧缩，保持商品与服务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四是国际收支平衡，指积极发展进出口贸易，不断完善外贸与金融外汇管理体制，实现包括经常项目、资本项目和金融交易在内的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二、影响宏观调控的多种因素
无论是国外的五项指标体系，还是中国的四个主要目标，都表明宏观调控问题是一个多目标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经济增长、就业充分、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四个相互独立的目标，都有各自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同一目标的评价指标可能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的，不同目标的评价指标更可能是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正确决策首先必须对宏观调控多个目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
(一)从经济增长来看，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但结构性矛盾突出。2002年至2006年，我国按现价计算的gdp总规模翻了一番，从2001年的10.96万亿元扩大到2006年的20.94万亿元，与1978年至2001年平均每五年翻一番的速度大体一致；按可比价计算的gdp平均增长10.1%，比1978年至2001年年均增长9.6%快0.5%。虽然我国经济总量平衡，但经济持续增长也面临着一系列矛盾和问题：一是投资与消费关系失调。近年来，我国投资增长速度较快，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与此同时，消费增长却相对缓慢，从1978年到2005年，我国消费增长了将近43.2倍，但最终消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62%下降到了2005年的53%。二是工业结构矛盾仍很突出。从总体形势看，2007年前三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值同比增长18.5%，比上年同期快1.3个百分点，意味着工业生产和市场热度升高；从主要行业看，耗能高、加工水平低、大部分要靠出口来消化其产能和产量的原材料增速都在20%以上，结构性非均衡的工业高速增长，会加大工业结构调整的难度；从重点调控行业看，目前钢铁、水泥等行业增长速度仍然过快，重复低效竞争仍然激烈，节能降耗和环境保护的压力仍然很大。三是流动性过剩问题突出。近两年，我国货币供应量的两个重要指标m1、m2的增速均突破了学界所定义的“稳健区间(12%-20%)”的上限。资金具有逐利性，过多过剩的流动资金，对于一个市场发育和监管体制还不健全的国家来说，有时甚至是可怕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前车之鉴。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控制投资增长过快的通常做法是提高利率，增加投资的成本。但在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储蓄利率会降低消费需求，使产能过剩的情形更难摆脱。如果只提高贷款利率而不提高储蓄利率，则会扩大利差，使银行有更大的增加贷款的冲动，结果和控制贷款以抑制投资增长的愿望相违背。
(二)从就业情况来看，就业总量增加，但失业率逐年攀升。改革开放初期，失业率一直呈现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1.3%下降到1985年的0.48%。但是，从1986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失业率就缓慢地上升，从1986年的0.51%上升到2004年的2.11%。在就业规模扩张中，城镇就业率上升，城镇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从1978年的23.69%上升到了2004年的35.21%。乡村就业率下降，从1978年的76.31%下降到2004年的64.79%。从1998年至2003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增长7.3%，失业的却达500万人。2003年至2006年，中国经济增长10%至10.5%，失业将近1000万人。因为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进，1985年中国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240万个；1995年，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是170万个；现在经济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岗位不到90万个。从多目标决策的视角来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总量的目标选择越来越困难。如果选择扩张，固定资产需求已经连续40多个月过热了；而选择紧缩，失业率又会成倍的增加。究竟是扩张还是紧缩，让决策者面临两难。
(三)从物价水平来看，物价总体水平较低，但近期cpi增长较高。我国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通过稳定需求，促进供给特别是基础产品供给增长，保持了经济总量关系的大体平衡，实现了物价的基本稳定。从1997年11月开始，中国的物价保持了一段时间的负增长，2001年、2002年是零物价。也就是说，中国经历了30多个月的负物价、20多个月的零物价。但2007年以来，我国物价上涨进入2002年以来的第二个上升期，1至11月累计上涨4.6%。一些学者认为，本轮cpi上涨完全是因为一些食品和猪肉价格上涨引起的，不会向别的行业和领域蔓延。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本轮cpi上涨是成本推动型的，不是供求失衡造成的结构性的。从1978年至200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累计上涨433.5%，年均上涨6.3%。因此，虽然近期cpi增长较高，但相对于gdp增长而言，目前cpi增幅依然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物价上涨对低收入阶层和困难群众的生活影响较大。从多目标决策视角看，我国经济在新的上升通道中总体应该保持一种较高增长和较低物价的格局，不出现价格水平的大幅上涨或大起大落。
(四)从国际收支来看，内需增长不足，但外需增长迅速。出口和外商投资构成的外需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外需增长导致国际收支双顺差(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经济对外依存度逐年上升，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外汇储备成本提高。一方面，出口大于进口，经常项目出现顺差。我国连续6年出口增长维持在20%以上的高水平，实现了连续10多年的经常项目顺差。另一方面，外商投资推动经济增长，资本项目顺差，外资对中国经济控制力增强。根据国际资本的输出规律，输出国际资本和引进国际资本的比例，发达国家平均为166：100，发展中国家为18：100，但我国只有1.5：100；外商投资企业商品进出口在整个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占到55%以上，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对外贸易中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双顺差使得外汇储备增长，必然产生外币贬值的预期和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因此，双顺差越大，外汇储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越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又加大了外资流入和国际收支顺差的扩大，进一步增强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虽然我们正在为如何实现内外需平衡而费尽脑筋，但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一样，从经济决策选择理论的角度看，目前“正的不平衡(顺差)”比以往“负的不平衡(逆差)”具有更大、更主动地选择余地，有钱之难好于无钱之困。
三、完善宏观调控的多维视角
多目标决策的目的是挑选或拟定最优的方案使决策目标极大化。而决策的环境是面向将来的，需要决策的问题会或多或少地表现出一定的不确定性，对于宏观调控这样的复杂问题来说，这种不确定性将更为突出。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一些体制性、机制性及结构性矛盾和问题还比较严重，经济增长仍然偏快，价格上涨仍然较多，节能减排压力较大，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实现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就必须坚持对宏观调控问题多角度思考，多措施并举，多角度整合。
一是注重宏观调控时机的前瞻性。我国具有宏观调控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在1979至1981年、1985年至1986年、1989年至1990年三次宏观调控中，因为动手较晚、延误最佳时机，而且在实施上存在着犹豫不决、贯彻不力的问题，导致不能充分发挥经济增长的潜能。近年来，我国提出并运用科学发展观统揽宏观调控全过程，提高宏观调控的前瞻性，认真进行跟踪分析形势，科学预测月度、季度和年度经济变化趋势，及时发现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苗头和矛盾动向，并及早动手缓解、遏制这些矛盾和问题。比如，为应对“非典”冲击，2003年上半年采取了宽松的财税和金融措施，银行信贷和投资快速增长。在抗击“非典”胜利后，中央及时察觉到经济运行中的不稳定、不健康因素，及时预警，并及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及早控制苗头性、局部性问题，宏观调控的频率、手段、节奏和力度都掌握得比较好，使2003年的经济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2007年以来，我国投资、信贷、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偏多，出现了由“偏快”转向“过热”的势头。针对这些情况，中央又及早动手，采取偏紧的措施操作，打出了一系列“组合拳”，促进经济运行转入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轨道。历史的经验表明，宏观调控必须坚持审时度势，准确把握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的变化，抓住有利时机，运用有效的政策组合，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建立防御机制，对已经出现的问题予以迅速解决。
二是注重宏观调控政策的组合性。一般而言，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手段和主要工具，在实现政策目标方面具有不同作用，二者的协调配合十分重要。在1998年至2003年的宏观调控中，为了有效治理东南亚金融危机背景下的通货紧缩，选择“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组合：财政政策方面，较大幅度地增发长期建设国债，调整收支规模和结构，在财政投资结构改善基础上保证总需求扩大；货币政策方面，对内灵活调节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使其稳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内，为经济总量稳定提供货币和信贷保证。这种“松财政、稳货币”的优良政策组合，有效地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政策组合应用。2004年以来，根据我国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同时投资内需和出口外需过旺造成的总需求扩张过快的具体情况，我国财政政策从“积极”转向“稳健”，逐步减少增发国债投资规模，多次调整出口关税政策，减轻人民币升值和出口增加的压力；货币政策则在保持总体稳健的姿态下多次频繁调整准备金率、利率和公开市场业务，以保持货币信贷稳定增长。这种“双稳健”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既不全面扩张，又不全面紧缩，实践证明效果非常理想。当前，中央提出按照控总量、稳物价、调结构、促平衡的基调做好宏观调控工作，推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是符合我国经济运行现状的，有利于解决突出问题。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我们还需加强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产业政策、外汇政策和社会发展政策的协调配合，实行适当的组合模式，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三是注重宏观调控手段的多样性。一般而言，政府的宏观调控有三大手段：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如价格、利率、汇率等)，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地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法律手段，是指政府运用各种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的政策规定，通过法制力量，对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机构的权力，通过强制性指令，直接对企业或个人的经济活动进行调控。在1988年至1990年的宏观调控中，我国尝试改变原来单一的行政调控，引入经济和法律手段，初步进行现代意义上的以财政货币政策为主的间接调控，但因对经济手段的运用不够熟练，导致调控过度。2004年以来的宏观调控，逐步强化了经济和法律手段对经济的调节作用，特别是更多地运用利率、汇率以及其他财政货币政策工具来间接影响经济主体行为，保证了宏观调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积累了更为丰富的经验。在目前地方竞争体制更多带有行政色彩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在实行宏观调控时完全不用行政手段，也可能会影响宏观调控的效果。从总体上说，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我国宏观调控方式实现了从依靠单一的行政手段调节转向三种手段调节并用，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调节为主，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益成熟，竞争机制不断完善，我国的宏观调控应当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逐步缩小行政手段的调控范围，防止因行政调控越位或错位而造成宏观调控效率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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