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1
国家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具有一定的正面效用，然而政府干预并不会总是呈现出其有益的一面，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使得财政支出呈现出非理如问题，极易产生政府干预之负效应，政府失灵亦然普遍地存于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鉴于市场失效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弊端，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尊重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控、监管方为可取有效，亦即使用更为得当的方式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换言之，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须通过市场机制恢复市场与社会的经济活力，尊重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促使各类主体在民主协商与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交易，在法治保障下反复博弈以提高经济效益、保证社会整体效益，实现宏观调控的科学发展。
2、“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之功能定位
“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意味着需要对宏观调控进行重新定位，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有效发挥政府的主导性功用。《决定》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毋庸置疑，“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仅需要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政府职能的全面履行，更需要对国家宏观调控进行清晰明确的认定。在西方自由经济理论中，政府只是需要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和服务，不应对市场进行过多的干预。随着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经济大萧条的爆发，凯恩斯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推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在理论上论证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在实践中指导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繁荣。此后，宏观经济学便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学说。人们充分地意识到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市场自身有很多的缺陷，除了依赖市场机制外，还应发挥政府的积极干预作用，对社会经济整体进行宏观调控。在我国，宏观调控最早可追溯到中共中央1984年10月20日发表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这为宏观调控的明晰化提供了契机。1993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正式成为一个法律概念。所谓宏观调控，即宏观经济调控，是指政府为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而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对社会经济运行的调节和控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自身有很多的缺陷，还应发挥政府的积极干预作用，对社会经济整体进行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以公权干预与救济的方式对私权滥用行为实施法律制裁，以加强控制公权的无序性、扩张性和私权无对抗力的易破坏性的方式，来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当然，我国宏观调控在从原来对需求和通货膨胀的“单向调控”变为有时需要抑制需求和通货膨胀的“双向调控”，以及其他系列扩张性调控当中，其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来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诸如政府不守承诺、不注重私益保护、宏观调控政策朝令夕改等问题。宏观调控决策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难保调控者每次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一方面社会经济的运行与发展瞬息万变，任何宏观调控决策或宏观调控行为兼具适时性与滞后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难保宏观调控决策在世界经济的动荡与冲击下能够产生预期的效益。另一方面我国的宏观调控在政府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为顺应时展而诞生，至今仍未摆脱强烈的行政色彩。政府涉入经济活动时，常借“宏观调控”之名行“行政干预”之实。在非法治化运作的背景下，宏观调控决策者时常出现寻租或被俘的情形。同时宏观调控中信赖保护缺位纵容了调控权力的行使，使宏观调控很大程度上没受到应有的法制约束。这既影响和削弱了公民对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信任度，也产生了与政府宏观调控措施预期相反的后果。宏观调控亟待立法机关制定相关法律，确立相关的原则和规则。
3、“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之法治路径
3.1国家宏观调控法治化进路
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制定法具有明确性、公开性、可行性、安定性、普遍性、不矛盾性、不溯及既往性。法治的原则决定了经济法的核心任务在于双重防范，即防范国家经济权力和私人经济权利滥用对公民经济自由权的侵犯。宏观调控势必引起直接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动，政府宏观调控权力的扩大化促使宏观调控涉及的经济关系日益重大。但国家经济调节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法，脱离法律原则和规则的规制，难免发生调节不当或权力滥用，使国家调节非但不能妥善地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反而扰乱正常经济结构和运行秩序。纵观我国宏观调控经验，尽快把国内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定宏观调控法，是目前我国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就立法实践而言，可以充分借鉴国外宏观调控的立法经验，有效发挥法律移植的优越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加强宏观调控立法，为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法制保障，例如美国的《充分就业和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法》、《经济稳定法》、《联邦储备法》，德国的《经济稳定增长促进法》，欧盟的《经济稳定和增长公约》，英国于1988年制定的《财政稳定法》，日本的《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美国于2008年10月颁布《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等。目前，我国宏观调控的立法逐步成熟，有法学专家组起草的《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草案)》、经济法学者制定的《宏观调控法(草案)学者讨论稿》、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宏观调控法(草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起草的《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法》(草案)也正在修改中。固然我国颁布了许多有关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但缺乏一部系统化的宏观调控法。总结我国历次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要更好地应对非正常状态的经济波动，应明确界定调控主体及其权力与责任，细化对调控措施决策与实施的监督与评价程序，融合市场要求与民意，确立预期明确的法律规范并严格地法治化运行，以保障国家调节正确恰当地发挥积极作用与社会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以期全面推进国家宏观调控法治化，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效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3.2国家宏观调控法律责任机制的规范化
目前我国的政策式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在政府控制经济的传统之上的，其在实质上外化为政府行政权力优于国民个人权利的观念。因此，在法律赋予国家宏观调控权力的同时，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督与救济机制，是为当务之急。就宏观调控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而言，一般需注意以下几点:
(1)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应是宏观调控主体。宏观调控主体也即与受调控主体相对应的调控主体，包括决策主体、执行主体和监督主体。决策主体违反决策程序的行为，应当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决策主体违反决策程序的规定即对决策权的滥用或是作出缺乏民主的决策，缺乏审慎的决策极易导致损害后果，因此追究决策主体违反程序的法律责任是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在决策主体承担违反程序的法律责任的同时，需建立决策合理性审查原则，督促决策者慎重审查，以期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否则将与其违反程序一样承担决策被撤销或相关负责人受处罚等责任。执行主体未按照宏观调控政策执行，导致受调控主体的利益损失则应承担政策执行不到位或缺位的责任。监督主体未尽到监督职责，应比照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所承担的责任进行处罚，即对受调控主体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2)违法行为是法律问责的对象。违法的宏观调控行为的主要表现为:其一，宏观调控主体有作为或不作为一定行为的义务，不履行或者违反该特定的义务，该行为即构成违法;其二，调控行为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包括决策中、执行中或监督中的违法，抑或是程序上或者实体上的违法;其三，调控行为缺乏法律的根据，调控主体的调控权权限由法律界定，超越权限的调控行为即属违法。
(3)宏观调控法律责任的形式。经济法责任的形式主要包括财产和其他经济利益方面的责任、经济行为方面的责任、经济信誉方面的责任、经济管理行为方面的责任等。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子部门法，其责任形式应该在经济法责任形式的范围内。由于财产和其他经济利益方面的责任强调责任人应以属于自己的财产和其他经济利益给被损害者以补偿，除商业银行等少数调控主体之外，其他大多数调控主体无法以国家财产或个人资金承担该类责任;经济行为方面的责任强调应对责任人的经济行为做出某种限制，这类责任主要针对被调控主体，但被调控主体不是宏观调控法律责任的主体;经济信誉方面的责任以责任人经济信誉受到损失作为代价，该类责任也只适用于诸如商业银行等调控主体;而经济管理行为方面的责任表现为限制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经济管理行为，这项责任主要针对调控主体，尤其是政府部门。因此，宏观调控法律责任的形式应采用经济管理行为方面的责任为主导，以财产和其他经济利益方面的责任和经济信誉方面的责任为辅助的模式。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2
[关键词]市场机制；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F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4）29-0041-03
1政府与市场关系之再审视
市场与政府的关系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探讨经济体制改革乃至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性命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下称《决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等问题，同时也需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效。正如《决定》所言，“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也曾指出：“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毋庸讳言，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不仅有利于市场机制作用的正常发挥，更关乎政府主导的发挥和社会的永续和谐发展。
在市场竞争性领域，市场主体需要充分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市场失灵的前提上充分发挥国家宏观调控的功效，实行政府干预以矫正市场失效，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很明显，国家参与和干预经济活动具有一定的正面效用，然而政府干预并不会总是呈现出其有益的一面，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时趋向于浪费和滥用资源，使得财政支出呈现出非理如问题，极易产生政府干预之负效应，政府失灵亦然普遍地存于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鉴于市场失效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弊端，必须遵循市场规律，尊重市场机制的作用，在此基础上进行适当的调控、监管方为可取有效，亦即使用更为得当的方式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换言之，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须通过市场机制恢复市场与社会的经济活力，尊重社会多元主体的利益诉求，促使各类主体在民主协商与平等对话的基础上进行交易，在法治保障下反复博弈以提高经济效益、保证社会整体效益，实现宏观调控的科学发展。
2“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之功能定位
“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意味着需要对宏观调控进行重新定位，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有效发挥政府的主导性功用。《决定》指出，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毋庸置疑，“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不仅需要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政府职能的全面履行，更需要对国家宏观调控进行清晰明确的认定。
在西方自由经济理论中，政府只是需要为社会成员提供最基本的保障和服务，不应对市场进行过多的干预。随着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范围内经济大萧条的爆发，凯恩斯名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推进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在理论上论证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必要性，并在实践中指导着美国经济的复苏和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繁荣。此后，宏观经济学便成为了西方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家干预经济的主要学说。人们充分地意识到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市场自身有很多的缺陷，除了依赖市场机制外，还应发挥政府的积极干预作用，对社会经济整体进行宏观调控。在我国，宏观调控最早可追溯到中共中央1984年10月20日发表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2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这为宏观调控的明晰化提供了契机。1993年，我国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正式成为一个法律概念。
所谓宏观调控，即宏观经济调控，是指政府为实现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的平衡，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增长，而运用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对社会经济运行的调节和控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自身有很多的缺陷，还应发挥政府的积极干预作用，对社会经济整体进行宏观调控。宏观调控就是以公权干预与救济的方式对私权滥用行为实施法律制裁，以加强控制公权的无序性、扩张性和私权无对抗力的易破坏性的方式，来实现整个社会经济的有序发展。
当然，我国宏观调控在从原来对需求和通货膨胀的“单向调控”变为有时需要抑制需求和通货膨胀的“双向调控”，以及其他系列扩张性调控当中，其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来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存在不少诸如政府不守承诺、不注重私益保护、宏观调控政策朝令夕改等问题。宏观调控决策受主客观因素的制约，难保调控者每次都能做出正确的判断与决策：一方面社会经济的运行与发展瞬息万变，任何宏观调控决策或宏观调控行为兼具适时性与滞后性。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难保宏观调控决策在世界经济的动荡与冲击下能够产生预期的效益。另一方面我国的宏观调控在政府计划经济的背景下为顺应时展而诞生，至今仍未摆脱强烈的行政色彩。政府涉入经济活动时，常借“宏观调控”之名行“行政干预”之实。在非法治化运作的背景下，宏观调控决策者时常出现寻租或被俘的情形。同时宏观调控中信赖保护缺位纵容了调控权力的行使，使宏观调控很大程度上没受到应有的法制约束。这既影响和削弱了公民对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信任度，也产生了与政府宏观调控措施预期相反的后果。宏观调控亟待立法机关制定相关法律，确立相关的原则和规则。
3“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之法治路径
3.1国家宏观调控法治化进路
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制定法具有明确性、公开性、可行性、安定性、普遍性、不矛盾性、不溯及既往性。法治的原则决定了经济法的核心任务在于双重防范，即防范国家经济权力和私人经济权利滥用对公民经济自由权的侵犯。宏观调控势必引起直接社会利益关系的变动，政府宏观调控权力的扩大化促使宏观调控涉及的经济关系日益重大。但国家经济调节如果没有相应的经济法，脱离法律原则和规则的规制，难免发生调节不当或权力滥用，使国家调节非但不能妥善地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反而扰乱正常经济结构和运行秩序。纵观我国宏观调控经验，尽快把国内外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的成功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定宏观调控法，是目前我国亟须研究的重要课题。
就立法实践而言，可以充分借鉴国外宏观调控的立法经验，有效发挥法律移植的优越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普遍加强宏观调控立法，为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法制保障，例如美国的《充分就业和国民经济平衡增长法》、《经济稳定法》、《联邦储备法》，德国的《经济稳定增长促进法》，欧盟的《经济稳定和增长公约》，英国于1988年制定的《财政稳定法》，日本的《国民生活安定紧急措施法》，美国于2008年10月颁布《紧急经济稳定法案》等。目前，我国宏观调控的立法逐步成熟，有法学专家组起草的《国民经济稳定增长法（草案）》、经济法学者制定的《宏观调控法（草案）学者讨论稿》、全国人大代表提出的《宏观调控法（草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起草的《促进经济稳定发展法》（草案）也正在修改中。固然我国颁布了许多有关宏观调控的法律法规，但缺乏一部系统化的宏观调控法。总结我国历次宏观调控的经验和教训，要更好地应对非正常状态的经济波动，应明确界定调控主体及其权力与责任，细化对调控措施决策与实施的监督与评价程序，融合市场要求与民意，确立预期明确的法律规范并严格地法治化运行，以保障国家调节正确恰当地发挥积极作用与社会经济主体的经济权利，以期全面推进国家宏观调控法治化，更好地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功效和经济的持续发展。
3.2国家宏观调控法律责任机制的规范化
目前我国的政策式的宏观调控是建立在政府控制经济的传统之上的，其在实质上外化为政府行政权力优于国民个人权利的观念。因此，在法律赋予国家宏观调控权力的同时，建立有效的法律监督与救济机制，是为当务之急。就宏观调控法律责任的构成要件而言，一般需注意以下几点：
（1）承担法律责任的主体应是宏观调控主体。宏观调控主体也即与受调控主体相对应的调控主体，包括决策主体、执行主体和监督主体。决策主体违反决策程序的行为，应当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决策主体违反决策程序的规定即对决策权的滥用或是作出缺乏民主的决策，缺乏审慎的决策极易导致损害后果，因此追究决策主体违反程序的法律责任是民主与法治的必然要求。在决策主体承担违反程序的法律责任的同时，需建立决策合理性审查原则，督促决策者慎重审查，以期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否则将与其违反程序一样承担决策被撤销或相关负责人受处罚等责任。执行主体未按照宏观调控政策执行，导致受调控主体的利益损失则应承担政策执行不到位或缺位的责任。监督主体未尽到监督职责，应比照决策主体和执行主体所承担的责任进行处罚，即对受调控主体所造成的损失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2）违法行为是法律问责的对象。违法的宏观调控行为的主要表现为：其一，宏观调控主体有作为或不作为一定行为的义务，不履行或者违反该特定的义务，该行为即构成违法；其二，调控行为违反相关法律的规定，包括决策中、执行中或监督中的违法，抑或是程序上或者实体上的违法；其三，调控行为缺乏法律的根据，调控主体的调控权权限由法律界定，超越权限的调控行为即属违法。
（3）宏观调控法律责任的形式。经济法责任的形式主要包括财产和其他经济利益方面的责任、经济行为方面的责任、经济信誉方面的责任、经济管理行为方面的责任等。宏观调控法作为经济法的子部门法，其责任形式应该在经济法责任形式的范围内。由于财产和其他经济利益方面的责任强调责任人应以属于自己的财产和其他经济利益给被损害者以补偿，除商业银行等少数调控主体之外，其他大多数调控主体无法以国家财产或个人资金承担该类责任；经济行为方面的责任强调应对责任人的经济行为做出某种限制，这类责任主要针对被调控主体，但被调控主体不是宏观调控法律责任的主体；经济信誉方面的责任以责任人经济信誉受到损失作为代价，该类责任也只适用于诸如商业银行等调控主体；而经济管理行为方面的责任表现为限制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经济管理行为，这项责任主要针对调控主体，尤其是政府部门。因此，宏观调控法律责任的形式应采用经济管理行为方面的责任为主导，以财产和其他经济利益方面的责任和经济信誉方面的责任为辅助的模式。
（4）宏观调控法律责任的独立性。宏观调控法律责任的独立性主要通过宏观调控行为的性质得以体现。宏观调控行为既非行政行为，也非民事行为，而是与前者相区别的经济管理行为，具有宏观性、间接性等特点。宏观调控法律责任与行政责任不同，宏观调控法律责任的主体仅限于调控主体，不包括被调控主体，而行政责任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主体，也包括行政相对人。宏观调控法律责任与政治责任亦不相同，法律责任必须有法律的明文规定，政治责任则不可能完全精确地由法律明确规定。
参考文献：
[1]杨紫.经济法研究[m].3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徐孟洲.经济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m].2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邢会强.宏观调控权运行的法律问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4]张德峰.宏观调控法律责任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9.
[5]李昌麒，胡光志.宏观调控法若干基本范畴的法理分析[J].中国法学，2002（2）.
[6]史际春，肖竹.论分权、法治的宏观调控[J].中国法学，2006（2）.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3
[关键词]宏观调控市场失灵社会中间层政府失败
论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基础
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经济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它自20世纪后期开始才迅速发达和日趋完善，尤其在中国。80年代以后，中国发展市场经济要求国家经济职能活动方式的转变，宏观调控也受到高度的重视并得到发展。但往往在事物蓬勃发展的时候，它的弊端和缺陷也日益显露。因此，对宏观调控进行立法，以法律来规制和保障宏观调控也势在必行。追根求源是对事物进行研究的第一步，法学也不例外。所以对宏观调控原理作学术上的研究必将对宏观调控立法产生根本性的推动作用。本文是对经济法的宏观调控原理的一些浅薄认识。
一、宏观调控及宏观调控法
（一）国家的宏观调控职能
“宏观调控是指政府从全国经济整体利益出发，以稳定物价、促进充分就业、保持经济适度增长、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从规范经济行为规范入手在不同程度上以经济计划、产业政策为引导，采用财政、金融、制裁等经济的、法律的以及必要的行政手段从整体上调节国民经济运行的经济管理行为。”归根结底，宏观调控是现代国家调节国民经济的一种方式，是国家职能的一种。其实在历史上，统治者对某些经济活动予以引导和促进的情形早已存在，只是在19与20世纪之交及其以后，国家的这种宏观经济职能才逐步从国家职能体系中突显出来。这主要是由于在这个时期，生产不断社会化，而单个生产经营者对社会信息的掌握不足和滞后，经营决策常常同社会供求不一致，并不能适时调整。当其发现市场供求严重失调，产品大量滞销过剩，想采取对策已经为时已晚。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后，人们迫切希望国家出面搜集了解社会经济和市场情况，掌握各种经济数据和信息，做出科学分析和预测，并运用政策手段，引导经济发展。特别是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期间，以美国罗斯福新政为代表，作为危机政策，各国实施了一系列调节经济的措施。其中包括运用金融、财政、产业等方面的经济政策对经济实行调控。也是在此及以后，各国都开始注意以经济计划、经济政策为主要方式来指导经济发展。宏观调控也由原来的零散的政策逐渐向体系化发展。
（二）宏观调控法概述
前面是对国家宏观调控职能的一些简单论述，但涉及到宏观调控法的产生则另当别论。宏观调控法的产生有另外一个理论基础——政府失败理论。这是基于法治平衡理论而生的。在赋予国家宏观调控权的同时，也要对这个权力进行约束和规制，防止权力滥用。就是在这种授权和限权的牵制和衡平中，宏观调控法应运而生。它除了要规定市场主体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应如何作为，还规定政府调控的权限、范围、程序、措施以及责任。目的是要为政府干预立章建制，实现政府干预法制化。“因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如果“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一样，经过一定时期都要崩溃”。“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损害，并造成人力和物力的大量浪费”。
1、宏观调控法的概念及调整对象
“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或者说，“宏观调控法是调整国家对社会经济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我们把宏观调控法的调整对象即宏观调控的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称为宏观调控关系。关于宏观调控的调整对象，国内学者有比较的认为是宏观调控关系。但对国家宏观调控关系作何解释却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宏观调控关系是指国家在国民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发生的与受控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以及宏观调控主体之间的平衡协调关系。它是以国家宏观调控主体为一方的经济关系。宏观调控主体一方依法定职权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是宏观调控关系产生的根本动因。宏观调控关系管理与被管理、调控与被调控的行政隶属性质，实际上并不全是平等和协商关系。
2、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
关于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学界也有颇多论述，也存在巨大分歧。有三原则说、四原则说、五原则说等。笔者认为，以经济法的社会本位原则作为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是比较合适的。首先，宏观调控法本身就是经济法中最重要也是最没有争议的一部分。鉴于理论体现的一致性，以尊重个体权益为基础维护社会整体为己任的社会本位原则理应是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其次，从宏观调控法的立法目的来看，它的出发点也在于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社会稳定，维护最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再次，从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来看，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最终目的也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不受侵犯。
3、宏观调控法的内容构成
现代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已形成以“国家计划-经济政策-调节手段”为轴线的系统工程。因此，“宏观调控法的内容应该包括计划法、经济政策法和关于各种调节手段运用的法律。”
“计划法是调整在制定和实施国家计划的过程中发生的法律规范的总称。”计划具有的弥补市场缺陷、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功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如何对计划进行约束，对计划主体进行约束，保证计划的合理、科学编制和有效实施则需要计划法的规制。
经济政策是连接国家计划和各种调节手段的中介。“经济政策法主要包括产业政策法、投资政策法，财政税收政策法、货币金融政策法等。”这些法律主要体现国家各项基本经济政策的实体性内容。经济政策以法律的形式出现，可以使其内容更规范，以保障更好的实施。
各种调控手段的法制化是保证宏观调控依法进行的必然要求。以法律的形式来规定调控权力的范围，行使程序及方法，可以防止宏观调控权力的滥用，做到依法调控。
二、宏观调控的理论基础
（一）经济学理论基础
1、市场失灵理论古典经济学认为，价格机制的完全性、市场主体决策的完全性和市场信息的充分、对称足以使市场价格机制实现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经济的有效调节。在这一前提下，市场经济应是市场主体自主经营决策，政府干预愈小愈好的自由经济。因而，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政府对经济的基本态度应是自由放任。但也就是在自由放任鼎盛时期，西斯蒙蒂就认为有必要重新检查亚当•斯密的理论。“商业财富的发展不需要政府干预的说法是绝对不正确的”，“我们绝对不要相信平衡会自动恢复这个危险的学说”。市场经济始终不能自动平衡，这是由市场的自身盲目性决定的。因为市场中的每个人都只能按自己的极大化私人利益各自为政。这种各自为政导致的经济发展不平衡如需求和供给的不平衡就会导致失业或者通货膨胀。因此说市场调节也有失灵的时候。市场失灵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市场的自发性必然导致垄断和寡头，从而导致市场的低效或无效率。物极必反，垄断主体对竞争优势的滥用破坏着正常的竞争秩序和公平的竞争关系，市场调节机制内在的调节功能和目标难以实现。
第二、外部经济导致投资者缺乏经济性，而外部非经济性又导致污染，影响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市场不能提供发展所需要的经济结构变化，比如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对夕阳产业的调整等。
第四、市场规则是一种“丛林规则”。无情的竞争必然导致弱肉强食，最终出现两极分化。如果任凭市场竞争必然导致社会不公平，也根本不可能促进公共利益。
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社会呼唤另一种机制和力量介入经济，以配合市场机制共同调节。政府是代表整个社会的，具有的认识能力和预测水平比任何人都远为高明。政府处于中央地位成为信息中心，可以总揽国民经济全貌，为人们提供实质公平的竞争法则和环境，扶持弱者，把市场自由竞争社会共处共荣结合起来，使各种利益在市场参加者之间合理分配，而不允许市场调节渗透一切。当然，这时候会有人提出政府调控失败的问题，但这不是拒斥政府宏观调控的充足理由。正如市场失灵不是否认市场调节的充足理由一样。我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才由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这个过渡期是漫长而曲折的。我们不能否认我国的经济建设在改革开放以后取得的巨大成就。然而，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诸如长官意志，行政命令决定经济政策、国有企业中政企不分（即使现在已经进行了公司化改革）等一系列有着深厚传统但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遗毒我们也不能视而不见。宏观调控能最大限度发挥作用必须要求有充分、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价格机制完全发挥作用时，政府的一系列宏观经济管理政策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然而我国目前的市场环境状况并不容乐观。因此有必要在宏观调控立法中加重对市场体系培育和完善方面的笔墨。比如政府要在市场可以调节并且可以调节的很好的领域尽多地给与市场主体自由竞争的权利，同时宏观调控也要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方面多做努力。
2、政府失败理论国家的调节机制和国家经济职能是为了弥补市场调节之不足，克服市场失灵而产生的。然而国家调节亦非万能它有许多缺陷。最早对政府失败问题进行系统研究的是公共选择派。其代表人由布坎南和纳特他们认为，如果不能保证政府经济行为最符合全民福利最大化，也无法保证政府行为的结果符合政府的初衷，那么政府的公共政策失效不仅不能弥补市场失灵，反而会加剧市场失灵，甚至会引发社会灾难。政府失败的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由于公共物品的受益者和支出者的分离，造成低效益、高成本、甚至负效益的运行，形成外部负效应。第二，由于政治家的短期行为，为了竞选或显示辉煌政绩、官场升迁，往往夸大近期成本和利益，而忽视未来成本和效益。第三，寻租与腐败。寻租的字面意思是寻找利润，是为了获得和维持垄断地位而付出的代价，它完全是一种“非生产性的寻利活动”，在政府管制而市场主体又想进入的领域，往往会出现权钱交易，这是导致腐败的根源。因此说，政府干预也不是万能的。应该树立一种观点，不是任何市场缺陷都可以由政府来弥补的，政府干预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是有效的。因此，有必要对政府干预经济的权限及范围在法律上进行规定，坚决杜绝宏观调控政策以党的会议纪要以及领导人的指示等形式出现，把公共决策和政府管理纳入法制化轨道，这也是制定宏观调控法的又一个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宏观调控法可以看作是规制国家宏观调控行为之法。因此应该对宏观调控的权力主体、权力主体的权限以及行使宏观调控权的程序和法律责任进行规定，使宏观调控有法可依。
（二）社会结构理论基础
笔者认为，市民社会－团体社会－政治国家的三元社会结构基础是当今社会宏观调控法的社会结构理论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英、美等一些国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第三部门”（thethirdsector）运动，也有人称之为“结社革命”。成千上万的涉及环保、医疗、教育等方面的“第三部门”组织应运而生。“第三部门”运动的发起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二战以后，福利国家政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主流模式，到70年代，执意这一政策是国家社会福利开支日益增大，损害了私人投资。“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政府作为发展的推动力是有限的，而第三部部门机构有其优越性。”20世纪末，“第三部门”已发展成为力量不可小觑的社会中间层。这些组织以公共利益为目标指向，以保护人类整体利益为宗旨，通过有组织的活动唤起民众的公共意识，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使其免遭少数人的控制而为大多数人服务。“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阐述了一个重要思想就是：以社会制约权力。”社会中间层的崛起一个显著的结果就是政府职能的弱化。政府职能的弱化是政府权力的转移过程，政府将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中间层。在有社会中间层加入的社会结构中，政府可以以社会管理者的身份制约社团的不正当的利己倾向，而社团可以以自身的名义制约政府，防止政府滥用行政权力。
在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主体这个等差有序的社会调节的权力结构中，政府适当地分一部分权力给社会中间层，既有利于减轻政府的调控负担，又可以充分发挥中间层私立性仅服从于法律、公共利益性为公共利益服务的优势而使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权力或称职能进一步弱化。宏观调控法也因此更“宏观”、更“间接”。源于二次“社会契约”缔结的社会中间层－接受了一次契约中让渡给政府的部分权力和原先保留在个人手中的权利，而使其在政府和市民之间的活动更加游刃有余。反映在宏观调控的立法上也必然使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力更加粗泛而不是具体，更具有间接指导性而不是直接参与性。也必然是立法中对社会中间层（主要是各种社会团体）这一经济法主体的规定不能再像从前模糊简略一带而过而必须对其成立、职能、活动方式及法律责任作明确具体的规定。因为先前传统地认为市场解决不好的有政府管理和政府解决不好的交给市场的做法在三元的社会结构中已行不通社会中间层的崛起及其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的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已经不允许“非此即彼”地来解决宏观调控问题。此外，在宏观调控法中设立公益诉讼机制也势在必行。以团体诉讼、小额诉讼、诉讼援助计划来抵御政府行政机关和厂商的不法行为，也正是经济法社会利益本位的最佳体现。以“政府－社会中间层－市场”框架来布置宏观调控法体系是新时期宏观调控法立法的必然要求，理所当然是当代宏观调控法的理论基础之一。
（三）法学理论基础
当某一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调整地对象从而产生了以调整该社会关系的专门法律时，立法者往往考虑最多的是如何衡平各关系主体之间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的法律才能真正调整该社会关系而使各关系主体普遍认真遵守而真正达到由法来治。这大概就是法治平衡原理最直观的阐述了。宏观调控法亦是如此。如何使宏观调控关系的主体即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在互动中达到利益平衡是整个宏观调控立法的核心所在。虽然表面看来在夹杂有隶属性质的宏观调控关系中并不存在双方主体讨价还价协商一致的迹象和可能，但实质上立法中如果不设置相关的用于或有利于协调双方利益的机制或制度就很难说这部法律是真正的法律而只是行政命令了。宏观调控由原来仅作为国家经济职能而存在和发展到现在相对完善健全的法律体系，并不是或者说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更有法律保障，更大程度上是为了使调控主体和受控主体在相互约束相互牵制的互动中达到利益平衡。即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被更好地执行的前提是它能反映最大多数的受控主体的最大利益，并且这些政策的制定有科学依据，其运行成本最小。同时，在宏观调控政策的执行结果与初衷相悖，而给信任政府的受控主体带来损害时，政府要承担相应且相当的法律责任，比如在指导性计划中，由于长官意志，造成失误时，要有相应的行政和经济处罚来约束。利益平衡原理应该是宏观调控法的立法出发点，只有这样才会产生宏观调控关系协调和稳定。
法治平衡原理表现在立法上即是法律关系主体双方权利义务设置的平等和合理，在宏观调控法中要求：
第一、国家的宏观调控权力对应与宏观调控失利的法律责任。
政府要行使管理经济的职能配置需要赋予政府以一定的权力，与此同时，也必须使政府负起相应的责任，使权力与责任相符（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相一致）。政府行使宏观调控的过程，同时又是履行职责的过程，是政府职能实现的过程。但是长期以来，在传统体制下的公共行政过程中，权责脱节的现象却时有发生。由于强调国家的管理性特征，在政府职能配置过程中，常常是赋予行业或产业主管部门以管理权，却没有相应地为职能（权力）机关制定具体的可操作性的管理目标（责任）。结果，当行使权力的时候，不同部门都争着当婆婆，而当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又找不到婆婆。从总体上说，中国政府机关并不缺少权力，而是缺少责任，没有责任约束的权力一方面容易导致权力的异化，另一方面又会使权力失去应有的权威，所以，在界定政府职能，配置宏观调控权力的同时，更要唤醒宏观调控过程中的责任意识。因为宏观调控事关全局，牵一发则动全身，决策的失误往往造成整体经济结构失调，引发全局性的经济动荡。
第二、受控主体遵守配合宏观经济政策或法律实施的义务应当对应于受控主体利益损害的法律救济权。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具体的宏观调控法律关系中，宏观调控的相对人基于被管理、被调节的特殊地位，相对于拥有宏观调控权力的政府，事实上处于一种弱势地位，若不赋予其足以制约政府的救济权利，其自身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赋予受控主体向宏观调控的监督机关提出申诉或请愿的权力以及调控主体对受控主体造成损失的赔偿请求权是防止政府宏观调控权力滥用之最为实际、最为有效的途径。因为作为一个“经济人”，其维护自身利益而抗衡政府宏观调控权力之滥用的勇气和精神比负有监督与评估职责的国家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相比，要热切和执着得多。
三、结语
如何实现国家的有效宏观调控，一直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课题。如何在法律上对宏观调控进行最优的制度设计也是法学理论研究者一直探讨的课题，然而也就是两两平衡的事物往往最难以平衡。市场和政府的角色和地位在经济运行中究竟谁更多更重，也许永远也说不清。因为时代在变，经济环境也在变，宏观调控也只有在动态变化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才能真正为经济发展引航指路。关于宏观调控原理的研究也必将不断深化和细化，必将对立法和实践提供最可靠的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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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经济法对宏观调控的法律规制》陈行龙秦晓红
9、谢岳：《后现代国家“第三部门”运动评析》，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4月。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4
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之处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许多领域，政府运用经济手段取得了过去运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进行管制所没有取得的效果，经济手段的运用范围也有扩大的趋势，但基于经济管制的基本性质，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以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为主的格局并不会发生变化。
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则主要是经济手段，因此具有非强制性。宏观经济调控是通过政府参与市场（充当“运动员”的角色），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发生变化，从而使经济总量发生变化，来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持宏观经济平衡的。经济手段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这些政策的运用，会对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外汇市场等市场的供求产生影响，继而会对市场价格产生影响，从而使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发生变化，从而促使其调整其行为，最终重新恢复市场平衡。在市场经济中，除非是在战争时期，政府是没有理由普遍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因为政府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从根本上是与市场机制相排斥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对市场的替代，从而也就必然导致市场优长的丧失，造成社会福利的根本性下降。同样需要说明的是，撇开特殊的战争背景，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实现有的时候也是可以采取行政和司法手段的，例如在严重的通货膨胀条件下，政府可以采取直接控制收入增长的收入政策来抑制通货膨胀，但这类政策的采用除非迫不得已，应该禁止政府使用，并且政府要使用这类手段，也必须获得政府立法机构的授权。
从上面的分析来看，由于经济管制主要采用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管制者与被管制者多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管制者直接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与监督，而且管制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经济管制主要是直接干预；而宏观经济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并不与调控对象发生直接的联系，它是政府调节市场，市场影响或者引导微观经济单位的调节方式，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机构对调控对象的行政管理和监督（注：否则，就属于经济管制范畴，因为如果宏观经济调控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和司法手段，即主要采取直接干预的手段，那么市场经济的基础就会受到破坏，这样的经济也就不再是市场经济了，而是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了。因此，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与直接干预是相冲突的，换句话说，市场经济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采取间接干预手段。近20年来，中国国内经济学文献中大量提到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该以间接干预为主（或者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调控应该以间接调控为主）的理论应该说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是正确的，而且只是针对宏观经济调控才是准确的。），而且宏观经济调控不具有强制性，因此应该说宏观经济调控主要是间接干预。（注：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曾经有过还要不要经济管制的疑义。应该说，经济体制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经济管制的问题，而是要什么样的经济管制的问题。1950年代初开始形成的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与市场经济是相背的，必须对这种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比较缓慢，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过慢，市场化改革过程从实质上来说也就是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过程，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越快，市场化改革每向前推进一步，也意味着废弃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进程向前推进了一步，市场经济的完全建立要以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的根本改革为前提。但是市场经济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并不表明市场经济与经济管制制度势不两立，市场缺陷要求建立经济管制制度，政府的经济管制是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要求，是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和社会公正的必要条件，但是这必须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弥补市场缺陷的、有着明确的管制边界的经济管制制度。从市场经济国家来看，宏观经济调控制度方面的差异远较在经济管制制度方面的差异小，借鉴各国在宏观经济调控和经济管制的经验时，选择更困难的是在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各国的经济管制制度相当复杂，而且合理性差异也很大，因此在研究市场经济国家政府调控经济的经验教训时，虽然研究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的经验教训是必要的，而研究各国经济管制方面的经验教训更为迫切，应该避免（也是在实践中最容易出现错误）的是将别国特殊的经济管制制度，并且是不合理的经济管制制度当作市场经济的具有共性的一般经济管制制度。对各国经济管制制度进行比较、甄别、判断、改造对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和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制度是十分重要的。）
6.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方法不同
这里所谓的实施方法是就政府干预的力度而言的。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依宏观经济失衡程度的不同而会有所不同，宏观经济失衡越严重，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大，失衡程度越轻，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应该越小。市场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失衡具有周期性，因此国民经济无法避免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这样宏观经济调控的力度的选择直接与经济的短期性的周期性的波动有关。在市场经济中，宏观经济会经常性处于失衡状态中，为了防止宏观经济出现严重失衡，一般来说，政府应该逆对经济风向采取经常性的调节政策，这种调节属于微调。相对于有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的严重失衡，这种调节属于预防性质的调节。微调是经常性的，大调则不是经常性的，而是周期性的（有时间周期，宏观经济严重失衡才应该进行大调）。相对于宏观经济调控的方法的选择性，针对于微观经济主体，经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进入管制政策就造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大量闲置，实行了几十年的排斥非国有经济进入金融、汽车等现代产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政策也造成了金融发展能力、汽车发展能力的闲置。一般来说，进入管制的领域越广，管制越严厉，经济资源的利用率越低。其次，经济管制对生产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
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
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中国自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方面一直在努力从改革开放前的直接干预过渡到间接干预，在出现宏观经济失衡时，力图依靠间接干预矫正宏观经济失衡，政府的这种意愿是好的，是正确的，但每次都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以致于每次都要通过直接干预来最终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出现这一现象并不奇怪。原因就在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在这种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市场信号是扭曲的，资源不能自由地流动，微观经济单位应该享有的经济决策权和经济利益都被经济管制所侵蚀或者说被剥夺，应该承担的经济风险也因为经济管制而无法通过新的经济安排而转移或者被经济管制自动地转移到其他的经济主体，这就使微观经济单位对于政府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所传达的信号缺乏反映，因此使得间接干预失效。在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下，宏观经济调控只有采取直接干预才能达到预期目标，间接干预的宏观经济调控与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是相背的，因此只有根本改革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5
宏观调控是国家干预经济的一种基本方式，规范或者控制国家宏观调控行为的法律规范是宏观调控法。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中，各国政府使出浑身解数，采取了各种宏观调控措施以救市。伴随此过程，一个强烈的共识逐渐清晰：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实现宏观调控的法治化，宏观调控法治化是当代法治国家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法治化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在这场全球共振的金融风暴中，各国频频出台各种各样的救市政策，如大幅度降低贷款利率，金融机构注入巨额资金，大规模增加公共工程投资，刺激消费，强化监管等等，不一而足。毫无疑问，任何救市的宏观调控都必须纳入法治的视野。
市场机制是配置资源最主要的机制，但是市场机制不能独臂支天，不能自给自足，面对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各类市场失灵现象，仅靠市场自身的调节是无法恢复的，这就需要用法律对其进行规制。当前，中国主流经济法学者基本共享其中法律手段是基本的、主要的。但是，在传统法律观念惯性的影响下，宏观调控法从立法到理论都未得到人们应有的重视，许多问题尚处于探讨的过程中。在当前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宏观调控法的地位更加突显，急需完善我国宏观调控法制建设，规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行为。
一、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必要性
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法治经济不允许存在超法律的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目前大多数国家的宏观调控是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其中法律手段是宏观调控的基本方式，是其他调控手段的载体。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必要性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宏观调控法治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
政府调控的权力和管制措施需要得到法律的明确授权，而不应在法律之外自我授权。只有将宏观调控纳入法制化轨道，调控才不至于在具体实施中被扭曲，市场才可能健康发育。市场经济的运行，客观上要求市场主体在法律规定的秩序中进行活动，受法律的规范和制约。这是因为市场经济要求法律和制度成为规范和调整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常规手段：市场主体的资格要用法律来确认；市场主体的行为要用法治来规范；市场经济秩序要用法治来保障；宏观经济调控需要法治来完善。
（二）宏观调控法治化是贯彻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手段
近年来我国制定的《预算法》、《人民银行法》、《税收征管法》、《价格法》等单项宏观调控法律，对保障和促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仅靠单项宏观调控法律并不能完全处理各项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矛盾，保障宏观经济政策之间的相互协调，必须通过系统的宏观调控法治化加以解决。
（三）宏观调控法治化是依法处理利益冲突的重要途径
一方面，正确处理重大经济关系，迫切需要宏观调控法治化。要正确处理好我国带有全局性的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速度和效益的关系，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关系等重大经济关系，必须有法律依据。另一方面，化解部门、地区之间利益冲突同样离不开宏观调控法治化。要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这些思想必须上升到法治层面，成为国家意志，才能真正发挥其作用。
（四）宏观调控法治化是确认政府在宏观调控中的法律地位的需要
国家的经济职能包括宏观调控职能主要是通过政府的行为来实现。只有明确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活动中的法律地位，赋予政府法定的宏观调控权，确定其法定的调控手段和应遵循的程序，才能保证政府作为法定的调控主体依法调控，约束政府在法定范围内行使宏观调控权，防范和制止“政府失灵”、行政性垄断等现象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危害。
（五）宏观调控法治化是提供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的最重要途径
一方面，市场机制无法提供完全的社会公平与社会正义，因为存在信息偏差等市场失灵情况，市场机制的自动运作会导致“穷者愈穷，富者愈富”，需要国家介入对二次分配进行干涉；另一方面，国家介入干预需要法治化，否则就有可能出现行政行为恣意等政府失灵情况，侵害市场主体的利益。
二、宏观调控法治化过程中存在的障碍
（一）宏观调控的技术性和灵活
宏观调控法治化首先要求有法可依。宏观调控具有两项典型特征：一是极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宏观调控必须是在占有大量经济数据的基础上，基于对当前经济形势的把握和对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认识，采用一定的手段来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式、走向，平抑可能出现的经济波动。二是灵活性。宏观调控就是相机抉择，因时之需，灵活多变。
当前，我国宏观调控法律体系不够健全和灵活。主要表现在：
一是立法步伐不够快，体系建设远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一些重要的宏观调控立法项目，如计划法、投资法、宏观调控法等至今仍未出台。
二是立法机关授权行政机关立法或授权行政部门起草法律的惯常做法，往往让部门利益“私货”塞进法律，使得宏观调控法律起草协调工作难度增大。
三是与已出台的宏观调控法律、法规相配套的制度措施滞后，宏观调控法律之间缺乏统一的协调，影响了现行法律的实施。即便如此，当经济生活中出现较大的问题时，这些有限的法律法规往往被抛在一边，真正起作用的主要还是直接的行政手段。这主要是因为计划经济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力经济、行政经济，它与严格意义上的法治经济是排斥的。
（二）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的特殊性带来的障碍
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一般认为，转型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而事实上，伴随这一伟大转型同时发生的，还有另外三种模式：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从集权经济到分权经济的转型、从传统意识形态到现代意识形态的转型。这四大转型共同构成了我国的转型时期宏观调控的基本环境。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带有明显的转型烙印，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法治化相比，其法治化面临更多的障碍。
影响我国转型时期法治化的整体水平主要因素有：①政府和人们的法治观念还不强，还存在对人治的某种迷恋，对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②市民社会培育不足，政府权力独大；③崇尚“和为贵”的文化意识难以培育出监督制衡的现代法治理念，权力机关和司法机关未能对行政权力形成有效制衡，等等。以上原因导致我国转型时期法治化的整体水平不高，从某些方面制约了我国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水平。
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遇到很多的障碍，但都不能否定我国的宏观调控是有效的，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必要性。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已经被确定，宏观调控是国家治理的一部分，不应当游离在法治之外。在转型时期，虽然宏观调控存在多变的特点，但多变并不妨碍它遵循法律的规定，只是需要我们探讨适合转型时期宏观调控法治化的实现方式而已。
三、金融风暴平息后宏观调控法治化的路径
尽管目前金融风暴已经得以平息，我国的宏观调控是有效的、经济仍然在高速增长，但如果不进一步推进宏观调控法治化进程，那么就无法改变目前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我国也就无法建成真正的、完全的市场经济。为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和全面推进宏观调控法治化。
（一）树立正确的宏观调控法治理念
在宏观调控和其他经济活动中，树立法治理念比立法更重要。法治精神的充盈是宏观调控法治化的保证。宏观调控表面上调控的只是经济，但对我国的法治建设也是一个重大的契机。当前，我国改革与加快建设法治社会的路径日渐重合，按照科学发展观推进宏观调控法治化应当成为共识。在思想观念上要加深全社会对法的认识，加强对法的功能的理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具有规范功能、制约功能、保障功能、导向功能和调节功能。法治化的宏观调控，就是依法、依权、依序调控，即宏观调控要按照法律的规定、根据严格的授权、依据法定的程序进行。即便必须借助行政力量，也要赋予其法律的形式和程序。要加快政府体制改革，牢固树立正确的宏观调控法治理念，坚持依法行政；加快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司法环节的公正性；进一步强化监督机制，建立法律制约机制，督促政府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法治水平。
（二）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我国宏观调控的法治基础
要实现宏观调控法治化，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善我国宏观调控的法治基础。这是伴随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法制建设进程而逐步推进的一个过程。
1.宏观调控体制法定
宏观调控体制包括宏观调控机构的设置及其职权划分。宏观调控决策权由中央政府和省级地方政府两级行使；宏观调控执行权和宏观调控监督权由各级政府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分别行使。另外，决策权的划分还包括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划分。转型时期的宏观调控体制具有过渡性，是可以调整的。例如，按照税收法律主义的原则要求，税收立法权应当归属立法机构，但我国目前很多税收法律制度还是行政法规。严格说来，这不符合法治的要求，但这正是转型时期的特点。转型时期是一个逐渐实施法治的过程，即从没有规则到有行政规则再到法律规则。在确定了宏观调控体制之后，不享有宏观调控权的机构就不能行使宏观调控权，这对于防止政府越权行为有积极意义。
2.宏观调控方法法定
依法规定宏观调控方法。要对宏观经济进行有效调控必须有法治化的方法。一是宏观调控方法要合法化，要有正当性和合理性。二是宏观调控方法要法律化，要成为法律规则和行为模式，具有可操作性，并普遍适用。三是宏观调控方法要依法行使，要依照法律规定的范围、主体、职权、程序、要求进行，不得非法行使。具体来说，就是要依法设定税收调控、信贷调控、预算调控、投资指南、计划指导、外贸协调、产业导向和环境保护等宏观调控的手段。
（三）宏观调控程序法治化
程序本身也是规则，是实行实体规则的方式。正当程序是法治的典型标志。没有程序的约束，执行者就可能为所欲为，滥用权力，而程序则通过对权力行使方式的规定对之加以约束。宏观调控程序是宏观调控权实现的方式，对于树立宏观调控的正当性、可信性，保障宏观调控权正确行使，防止宏观调控权滥用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宏观调控法治化必须规定宏观调控程序。宏观调控程序法治化的目的是规制宏观调控主体的行为，使宏观调控在程序的保障下安全、健康运行，最终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宏观调控程序法治化的度就是要找到一个合理的契合点，使我们对法律程序的设计不只是停留在限权的层面，而应着力于设权和促进权力正当、合法行使上，既要加强对公民权利的保护，更要加强国家宏观调控的能力。强化宏观调控程序法治化，必须建立宏观调控决策法律程序、宏观调控执行法律程序、宏观调控监督法律程序、宏观调控后果处理程序。
（四）加强对宏观调控相关法律的实施监督
任何权力都有滥用和腐败的趋势，绝对权力，绝对腐败。宏观调控权不仅是一种权力，而且该权力的行使影响很大，其滥用的后果也特别严重，故必须加强对宏观调控权行使的监督。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转型时期，大量的本应由立法机构行使的权力通过委任立法的形式委托行政机关行使，这种监督显得更为重要。在没有授权给政府的情况下，政府的越权行为会显而易见；在立法机构通过委任立法方式授予政府自主设定宏观调控权的情况下，政府完全可以将其各种不适当的宏观调控行为通过立法形式合法化。因此，除了建立一般性的行政权力监督制约机制以外，必须建立违宪审查机制，以保障政府的宏观调控行为不至于侵害人民的基本权利，不至于超越宪法的规定。
宏观调控法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在2008年金融危机及其应对过程中，坚持法治救市的方法为多个国家普遍采用。本文的探讨是粗线条的，也存在诸多不足。坚持宏观调控手段的法治化，包括种种应对金融危机的方式，都必须尽量纳入法律的规范范围，并以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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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娜（1985-），女，汉族，许昌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硕士，助教，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宏观经济发展等。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6
1．美国。美国是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对经济宏观调控的间接化程度最高，政府干预经济较少的完全市场经济国家。1929～1933年美国爆发严重经济危机，罗斯福总统主张在经济领域实行政府干预。例如政府为了加强对银行和金融系统的监管，先后颁布了《1933年银行法》和《1935年银行法》;为了加强对农业和工业的控制和调节，实施了《1933年农业调整法》和《1933年全国复兴法》。这些法律制度的建立不仅使美国基本形成政府宏观调控的框架体系，而且使美国经济从危机走向繁荣。
2．日本。日本在宏观调控方面主要采取经济手段，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经济政策，根据国民经济计划，制定相应产业政策。政府重点将企业和产业作为直接干预对象，重点针对产业结构、资源配置进行宏观调控，以实现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
3．德国。二战后，前联邦德国选择市场经济为其主导经济模式，迅速克服了战后的混乱，让经济实现高速发展，被称之为“德国的经济奇迹”。这种模式主要特点一是经济活动以市场为基础，二是强调国家对经济的指导与调节功能，认为国家对市场活动应当进行一定的干预和协调。联邦德国为了对社会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相继出台了《联邦银行法》《稳定与增长促进法》《财政管理法》《德意志联邦银行法》等相关法律，规范社会经济行为，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促进了德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总之，各国虽然在宏观调控模式、宏观调控手段与方法上各有不同，但它们都是依据不同的国情存在的，都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二、我国宏观调控法的产生与发展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7
一、宏观调控的经验总结
“一管就死，一放就乱”，曾经是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怪圈，也是宏观调控在活力与秩序面前常常面临的两难选择。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宏观调控突出了调控和综合性、间接性、灵活性和适应性，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大大提高，调控能力明显增强，微观主体放活了，宏观经济有序了，有效地解决了调控中的两难选择，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13年宏观调控实践基础上取得的成功经验。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的宏观调控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治理整顿时期的反通货膨胀。执行宏观调控紧缩政策后，物价上涨得到遏制，通货膨胀得以缓解，社会总需求膨胀的局面初步得到控制。二是“八五”时期的“软着陆”。启动间接宏观调控，在“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指导下，经济实现了“软着陆”，既降低了通货膨胀率，又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三是“九五”时期及“十五”初期的扩大内需。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既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和自然灾害的不利冲击，又有效地克服了世界经济衰退带来的困难，国民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快速增长。13年来的实践使我国积累了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
1、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提高宏观调控的综合性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的宏观调控，注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等各种政策工具的综合运用，实现了“四个坚持”。一是坚持“扩大内需”与发展对外经济紧密结合；二是坚持扩大需求与调整结构、改善供给并举；三是坚持投资和消费的双向启动；四是坚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合理搭配和协调运用。通过压缩基建规模、控制支出的财政政策，通过控制信贷规模、减少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顺利完成了治理整顿的各项任务，实现了反通货膨胀的预定目标。通过在调控总量的同时，加大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力度，在坚持扩大内需为主的同时，积极促进出口的增长，有效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防止了通货紧缩趋的加剧，通过发行长期建设国债，降低银行贷款利率，扩大融资渠道，放宽投资领域，促进了国有和民间投资的较快增长。通过实施出口市场多元化战略，提高出口退税率，扩大出口退税范围，扩大企业出口经营权，改善通关环境，促进了出口的较快增长。通过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城镇中低收入阶层收入，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努力扩大消费信贷，确保了消费的稳定增长。
2、减少直接宏观调控的同时，重点加强运用财政货币政策调控为主的间接调控，取得了实质性进展
财政资金逐步减少直接投入竞争性领域，金融调控手段也从贷款规模限额管理转变为利用其他货币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中央银行取消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限额的控制，在推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基础上，实行“计划指导，自求平衡，比例管理，间接调控”的新型管理体制，主要运用存款准备金率、中央银行再贷款、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外汇操作、再贴现等金融政策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
3、宏观调控政策适时适势灵活调整
“九五”前期，我国针对当时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情况，采取了“适度从紧”的宏观调控政策；随着通货膨胀水平不断下降，1997年在继续实行“适度从紧”政策的同时，实施了“稳中求进”的政策，两次下调利率，使经济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的良好局面。1998年以后，根据亚洲金融危机影响逐步扩大，商品供给短缺状况基本结束和需求不足问题成为主要矛盾的形势变化，又由“适度从紧”、“稳中求进”转向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消费政策从限制消费转变为鼓励消费，政策目标从控制通货膨胀转变为抑制通货紧缩，并运用灵活的经济杠杆努力“扩大内需”，这一系列调控政策措施的实施收到了预期效果。
4、宏观调控政策的适应性明显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外需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战略重点，但为了抵御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1998年及时灵活地提出宏观经济政策要立足于国内市场，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从注重追求增长速度转变为既注重增长速度又注重提高增长质量和结构优化升级，调控的战略重点从出口导向、发展外向型经济，转变为立足国内市场，积极“扩大内需”。立足于国内需求不仅作为1999年度的短期宏观调控取向，而且确立为以后的中长期战略方针，从而使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了可靠的保障，也标志着我国宏观调控水平上升到了一个更高层次。
5、牢牢抓住经济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放松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宏观调控紧紧围绕经济发展这一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来进行，把促进发展作为调控的作用点。无论是遇到亚洲金融危机，还是百年不遇的特洪涝灾害，都牢牢抓住经济发展不放松，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实施有力的宏观调控政策。同时，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变革和调整宏观调控的内容、方式和手段，一方面在发展中提高宏观调控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是通过实施宏观调控来促进经济改革与发展。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宏观调控的实践，我国的宏观调控逐渐走向成熟，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得了明显成效。到2000年，城乡居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
但是，我国的宏观调控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也将会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和新挑战。如，经济增长问题、提高消费率问题、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加快战略性产业发展问题等，宏观调控本身也存在一个改革和完善的要求，如何通过自身的法治建设和制度创新，促使宏观调控突破体制性、政策，建立起有效地解决各种问题的政策体系、运行机制和咨询服务机构，使国民经济能够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保持快速健康发展，是今后面临的一项新课题。
二、宏观调控的新阶段特征
1、宏观调控的目标发生了变化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宏观经济调控目标也必须具有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征，适应新世纪新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要求。十六大报告进一步确定宏观调的主要目标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把这四大目标作为我国宏观调控的目标选择，符合市场经济规律，也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实践。目标的调整意味着我国的宏观调控更具战略性、宏观性，调控行为更为市场化、法治化，适应和满足了与时俱进的发展要求，也更有益于新世纪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2、宏观调控环境发生了变化
从外部环境来看，整个世界经济将进入重大调整阶段，动荡不安将构成其基本特点，国际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更强，国际金融市场随时存在着金融危机复发的危险，但我国目前抵御金融风暴冲击的实力明显不足。从内部环境来看，经济运行机制将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我国将进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后期”，市场化改革将深入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市场，经济也将在确保增长速度和追求增长质量的博弈中谋求发展。在市场化程度逐步提高，对外开放度日益增大，各种风险不断加大且相互转化的情形下，宏观调控的任务更加艰巨，而直接依靠金融行政手段进行调控的做法将被逐步弱化，代之以主要依靠公开的政策法规，更多地依靠财税政策等手段，这需要更大的透明度，调控的难度越来越大。
3、宏观调控特征发生了变化
一是结构性调控。从发展的角度看，我们的主要矛盾正由总量转向结构，要想在增长速度和提高质量上获得双赢，就必须着眼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将主要精力放在推进结构调整上，实施有效的结构性调控政策，在调控的手段运用方面也要更多地注意解决好对结构的调整问题。因为结构本身是一个动态性问题，始终会随着需求和技术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因此，我们追求的不是一劳永逸式的调控，更不能着眼于一次性调控，否则调控出来的结构总会落后于客观发展的变化，而应必须实施一种动态的连续性结构调控。二是开放性调控。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和加入wto，我国参与世界竞争和国内市场开放的步伐在加快、领域在扩大，外需和内需一起共同构成了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经济发展更多地受到世界经济走向的限制，受到诸多不确定因素的负面影响。我国要在走向全面开放和wto框架下按照国际经贸规则进行调控，必须既保持宏观经济的内部平衡，也重视对外平衡。三是融合性调控。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宏观与微观的融合，二是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融合。调控是有层次性的，它既是一个宏观上的调控问题，也是一个微观调整问题。宏观调控政策只有融合、落实到微观层次上，才能收到应有的效果，也就是说只有建立在微观层次自主调整基础上的宏观层次的调控才有可能实现预期效果。同时如何在融人国际市场中做好国内资源配置，站在全球范围来考虑国家资源优化配置，这也是宏观调控面对的新问题。四是动态性调控。商品从生产到价值最终实现，是商品价值由潜在的价值到实现价值的动态转化过程。同样，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分析，整个社会经济也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是由若干动态环节组合而成的链条。同时，现代经济又是一个有秩序的动态体系，一旦这个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体系都要受影响，因此，现代市场经济需要的是动态监控。五是宏观性调控。在社会产品能够满足市场需求并出现过剩的时候，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使用将更加注重资源的配置效率，产品结构调整、资本结构调整、投资成本和风险控制作为供给形成的硬性约束条件已经形成，市场供给主体的微观行为更加自主化、市场化，也更具有效率性，无需直接的宏观调控就可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这样的情形下，需要实施的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作用的宏观性调控，宏观调控的直接对象已不再是微观主体，而是促进有效率的竞争环境的完善和市场机制的形成，实现市场机制的统一性、稳定性和公平性。
4、宏观调控理论有发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实现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机结合，是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的宏观调控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多年来经济建设总结的经验。十六大报告在总结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对宏观经济调控理论作了新的阐述。一是对政府职能作了进一步准确界定，提出要完善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这一论述为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对宏观调控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对宏观调控
目标作了明确调整，把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三是对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作了新概述，把国家计划放在宏观调控政策中较为重要的位置，同时注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的使用和各政策工具间的相互配合，重点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从而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宏观调控理论体系。
三、宏观调控的改革和完善
1、宏观调控要有利于体制转型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我国体制转轨和经济转型的大趋势不会改变，实施宏观调控必须有利于体制转型。一是要处理好政策效应与体制效应的关系。在拉动经济增长，实施反周期对策中，政策作用和体制作用都是不可忽视的。二者比较，政策的效应来得快，但它是外生变量，不能持久；体制的效应来得慢，但它是内生变量，作用持久。在转型时期，拉动经济增长的体制因素尚不完全具备，体制作用还会受到很大限制，但我们也不能因此把经济增长的希望全寄托在财政货币政策上而忽视从体制改革和创新中寻找出路。宏观调控政策的实施必须有利于体制转型，把体制效应摆在首位，不能给体制转型设置障碍。二是要处理好拉动经济和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关系，积极培育化解财政金融风险的制度基础和机制因素，不能以加深潜伏的财政金融危机为代价来保持暂时的经济增长速度。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是一把双刃剑，实行时必须把握好“度”，在不牺牲财政金融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谋求GDp近期的快速增长。
2、宏观调控应在法治原则下运行
目前，不少基于宏观调控而实施的政策措施却背离了宏观调控的初衷，变成了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之所以发生这种偏差，关键问题就在于忽视了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要遵循法治原则和法律规范要求，调控行为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从经济意义上看，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退出市场竞争，成为真正的市场规则制定者与管理者；从政治学意义上讲，宏观调控意味着政府职能从管理性为主转换为服务性为主；从法律意义上讲，宏观调控则意味着政府在管理经济时，不再依赖领导者的臆断，而是遵循体现公民意愿的法律规则来进行。因此，无论从何种意义上去认识和实行宏观调控，都脱离不了法治原则和法制建设的要求。我们认为，宏观调控立法应当注意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立法应对宏观调控的权限范围作出明确规范；二是宏观调控主体应当对宏观调控行为的后果承担责任；三是宏观调控的实施应当遵循规范程序和公正原则。3、宏观调控要把握好目标平衡
成功的宏观调控既是各种调控手段和方法单独发挥作用的结果，更是各种手段和方法综合实施的成就。只有把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艺术性，调控的综合性、间接性、灵活性和适应性运用得当，才能在经济增长率、通货膨胀率、就业率和国际收支四者之间寻求到宏观调控的最佳平衡点。经济增长率、通胀率、就业率和国际收支是宏观经济最重要的四个变量，彼此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而且往往难以同时达到人们期望的理想状态，因而被西方经济学称之为“神秘的四角”。但这四大目标是在开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的内在要求，也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新阶段的发展需要，必须通过实施宏观调控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在四者之间建立起一定的平衡。在寻求四大变量的最佳平衡点时，要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按照既定的战略部署，适时灵活地调整调控方式。
4、宏观调控要加快制度创新
要确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顷利实现，宏观调控的实施也要与时俱进，进行制度创新，尽快突破行政性资源配置体系。目前，尽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宏观资源配置体系中，传统的行政性配置资源方式尚未发生根本变革。主要表现在，发展中的最稀缺的资本投入仍然采取行政性配置方式，一些竞争性行业的行政管制依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金融保险等垄断行业以及土地、资本、人力资源等的市场化明显偏低，这些都十分不利于宏观调控的制度创新，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要打破传统的行政性资源配置方式，按市场经济规律，借鉴国际经验，实行间接的、价值化的和引导性的调控，突出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取消财政资金直接介入竞争性领域的分配渠道，按照“法治、监管、自律、规范”的要求，健全金融监管和运行体系，提高金融防范风险的能力。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8
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之处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性行为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
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
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
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
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
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
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
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中特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参考文献】
1.斯蒂格里兹：《政府经济学》，中文版，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9
摘要：近年来，为了解决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住房供应结构不合理、住房价格上涨过快、房地产市场秩序比较混乱等问题，我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调控政策从立法性质来说，均是法律层次较低的规范性文件，但对促进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从经济法宏观调控的基本概念出发，分析了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与措施。
关键词：宏观调控；整体性；间接性
一、经济法视角下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
（一）宏观调控的概念与特征
宏观调控的实质，实际上是政府针对市场情况，以特定的经济、法律或者行政手段，以协助市场客服缺陷和市场调整的失灵为目的，以调整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之间的平衡为手段，对经济社会进行调节和控制的行为，行为的结果必然是为了追求整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社会稳定、持续增长的最终目标。
从经济法的角度看，宏观调控具有整体性（即宏观性）、间接性的特点。其中，宏观调控的对象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它关注国民经济总体活动、经济的宏观结构，注重对社会经济总量进行调节。具体来说，政府宏观调控的目标包括经济增长、发展稳定、促进就业和经济结构协调，作用范围涉及社会经济全局。
间接性是指宏观调控不是通过直接手段而是间接手段间接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政府等监管部门不会直接干预市场主体的个别经济活动。间接手段主要是指能够影响社会经济总量的杠杆工具，包括财政手段、税收手段、金融手段等财政经济政策。国家直接作用于杠杆的此端，力量传递到杠杆的彼端，影响和带动社会众多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
（二）政府在房地产市场调控中的职能定位
依据市场经济的理念，市场实际是范对国家的管制的，而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抛开结果，其实质是加强了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干涉，最终实现国家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和管制。经济社会发展到现在，国家已经作为重大影响的经济实体存在在市场经济中，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国家独立与市场之外。这就决定了国家权力的运用必然会对经济行为产生影响，因为国家掌握了大量的资源和权力，而如何有效的规范国家行为，让国家和市场在法制规范中有效运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发展，这是当前迫切需要关注的问题。
在房地产宏观调控上，国家应当恪守经济法基本精神，更多地对市场进行引导和促进，而不是限制和剥夺。在对房地产市场调整中，政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为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创造有序的的环境。
二、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原则与措施
（一）整体性原则
做为社会整体利益来看，以下特征是必须具备的：首先，社会整体利益的收益对象必须具备非特定性，不能是某个指定的个体。其次，在利益设定上，不会排斥涵盖整个社会的商业目的，更不会排斥促进公共利益的各种群体利益，但是设定上不能是基于个别主体的商业目的而设定。第三，公共利益不以个体为意志为转移实现，而必须通过特定的法定程序来实现。经济法基本原则要求宏观调控要着眼于社会经济的宏观结构和总体运行，影响对象的范围是社会经济全局，其作用方式比一般的法律更抽象。政府在调控目标的制定和调控对象的选择上，必须将稳定房价，规范房地产市场运行，维护公众利益作为调控目的，以整个房地产行业作为调控对象。
（二）间接性原则
宏观调控法的调整方法是一种间接调整的方法，这是由宏观调控的性质决定的。政府对房地产宏观调控是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基础上进行的，政府通过计划、财政、金融、税收、物价等方面的法律化的政策作用于市场，而后者通过市场引导经济主体的交易活动符合宏观经济政策的要求。
我国对房地产行业和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向来具有较强的政策性，这些政策对宏观调控法的制定有很大的指导作用，而经济法恰好是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的法律化，在法律框架下的宏观调控有利于依法贯彻落实。反过来，宏观调控政策又为制定经济法的具体条款进行了有效尝试。
（三）经济法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措施
在房地产领域，经济法是最为重要的法律部门，原因在于，宏观调控对经济运行的调整，主要是通过行政、经济、法律三种，这三种均为间接手段，行政和经济的性质决定了这类手段不能在法律框架之外运行，那就决定了所有的宏观调整的认可和保护必须通过相应的法制。关于房地产调控的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法律及各类施行措施组成统一整体，借助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决策手段对市场进行规范与调整，实现国家房地产调控目标。
比较以上三种手段，决策手段主要包括货币、财政、土地、投资等方面的决策，反映了房地产市场的短期调控要求；房地产经济手段以房地产决策为导向，包括经济法律、行政法律等；行政手段主要包括许可、审批、监察行政行为。这三种调控手段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其中，法律手段是调整房地产宏观调控关系过程中最规范、最主要的手段。
三、结语
严格来说，房地产调控政策是国家为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而出台的引导意见，区别于权力机构依据《宪法》和《立法法》而为的立法行为。无论是作为行政管理立法的《城市房地产管理法》，还是保护民事权利的实体立法《物权法》，均没有关于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内容。虽然这些这些措施对房地产的调控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我国房地产价格持续上涨的态势。
政府在房地产调控过程中，必须防止调控行为与措施过度政策化，回归经济法宏观调控的本位，坚持宏观调控法的基本原则，明确政府在房地产调控中的职责，完善房地产市场的宏观调控立法。（作者单位：西北政法大学法律硕士教育学院）
参考文献：
[1]参见徐孟洲：《耦合经济法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8页—209页。
[2]参见聂飞舟：《我国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反思》，载于《中国房地产》，2009年10月，总第346期。
[3]参见黄珊珊：《经济法视野下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问题》，载于《法制与社会》，2012年3月（上）。
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篇10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的今天，国家合法进行宏观调控的决策、执行，是解决国际国内经济问题的前提。而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对业已发生的国家宏观调控行为进行评价和纠错，就凸显出重大意义。本文认为学界对宏观调控监督权的研究尚比较薄弱，现阶段如何更合理地配置宏观调控权并完善其监督机制，是我们必须妥善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论文关键词：宏观调控宏观调控权监督
一、宏观调控权的基础理论问题探讨
(一)宏观调控权运行机制
有学者把宏观调控权配置原则概括为：决策集权原则、执行分权原则和权力法定原则。
对于宏观调控的立法，笔者发现，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行政权力在国民经济生活中的引导作用越来越严重。在我国，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制定、修改、废除法律，从法的本质来看，法是人们共同遵守的一种社会规范，而现状是，中央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国民经济生活中已趋向于模糊了与法律的界限。现行法律规定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计划是在国务院计划部门编制后报全国人大审议批准，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国务院享有制定行政法规的权力，同时国务院事实上也拥有着极大的“授权立法权”。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同时成为立法机关，这无疑是不科学的，它的好处是提高了宏观调控的及时性，增强了应变能力，其不足却是对宏观调控行为缺少应有的约束，而且随意性也很大。这一环节在现实宏观调控权运行中已经暴露出很多问题，因而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必须予以重视和完善。
然而，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也是存在问题的。
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权力机关，依法授予国务院及其职能部门宏观调控权，并监督其实施。但是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非常设机构，则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应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该监督义务。根据我国《宪法》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如下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共同行使立法权;行使宪法和法律的解释权;行使宪法实施的监督权;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的监督权;行使对其他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人事任免权;行使对国家生活中重要事项的决定权;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召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会议，联系全国人大代表，组织视察，领导各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其中，大量的立法工作都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承担，以及监督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撤销由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决定和命令，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同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和决议。毫无疑问，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如此之多的职权，很可能无法充分行使其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权，换句话说，现行法律机制下，不利于宏观调控权的实施。
(二)宏观调控行为可诉性分析
宏观调控权是一种公权力，公权力的存在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假定宏观调控主体的宏观调控行为是抽象行政行为，并且该宏观调控行为损害了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那么现行法律只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改变和撤销宏观调控行为。这就容易形成一种局面：行政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某涉及宏观调控的文件，做出实质上损害国家利益和民众的行为并造成了恶劣影响，但是因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并未予以改变和撤销，这就造成了受损利益主体无“法”寻求救济。那么最可能的情况就是，该损害行为会持续进行，直到其危害严重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甚至是全国人大去改变、撤销。
因而，宏观调控行为如果不可诉，对于国家法治建设进程来说，其影响是退步大于前进的。笔者认为，宏观调控权包含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宏观调控主体在宏观调控权运行各个环节中的决策行为、执行行为和监督行为，都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即人民有权利在宏观调控行为实质损害国家、社会和公众利益时对其实行现时的监督和纠错，有权利向人民法院提出对宏观调控行为的违宪审查，进行全面而又及时的司法审查。
二、宏观调控权行使问题研究
(一)宏观调控权滥用行为
宏观调控权是自由裁量非常大的权力，但缺乏法律的有效设计，再加之没有专业权威的外部监督机关和内部高度的敬业伦理，对它的滥用也就很容易产生。
首先，国家宏观调控主体模糊了宏观经济调控的界限。比如，政府借经济管理之名对微观经济的过度干预;其次，国家宏观调控主体为追求政府利益最大化而滥用宏观调控权。笔者认为，利益主体寻求己方利益最大化无可厚非，而如果宏观调控主体利用其他利益主体通过契约授权而进行“剪羊毛”，此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共利益，以牺牲众人的合法利益而满足权力者本身，则必须为此承担法律责任，对违宪实施该宏观调控行为的组织和负责人必须予以处分，并且国家机关对其违宪调控行为的具体受害人应给予国家赔偿。
(二)宏观调控权越权行使
宏观调控权的配置有横向配置与纵向配置两方面，依照权限法定原则，任何主体应该在法定范围内行使宏观调控权，因此宏观调控越权行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首先是纵向越权，地方主体因不具有宏观调控权，它只能在中央宏观调控主体作出宏观调控决策后依法予以执行;其次是横向越权，对于特别重大的宏观调控措施，宏观调控决策权应交由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行使，而从事经济计划、财税、货币、内外贸易等国家核心经济事务的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和对外贸易部等行使其它宏观调控措施的决策权。一般情况下，中央政府的其他职能部门则无权制订宏观调控决策。
(三)宏观调控不作为
笔者认为宏观调控不作为，即为行政不作为。宏观调控主体不作为是一种行政上的渎职行为，宏观调控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必须承担的一项经济职能，也是宏观调控主体必须对其他利益主体应尽的义务。
三、对造成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的原因及其危害分析
(一)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的原因分析
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我国传统上是一个行政权高于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国家，数千年的传统文化造成了“官高于法”的潜意识。
1.从立法的现状来看，我国立法不完备，重叠现象和法律空白大量存在。比如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部门主要是计划部门、财政部门、金融部门等三大机关，但未对其进行法律规定的具体和细化;而如前文提到的国务院的“授权立法权”，造成的现状是“宏观调控的执行机关同时成为立法机关”。
2.从行政权力扩大化的角度分析，正如笔者前文所述，随着社会发展，中央行政机关制订的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在国民经济生活中起到愈发重要的引导和规范作用。笔者认为，行政权力扩大化的趋势会削弱宏观调控权的活力，也容易混淆行政职权与宏观调控权的界限。这就使得宏观调控权非常容易被僭越，被滥用。
3.从市场利益主体的分析框架入手，利益主体在博弈中，趋向己方利益最大化。宏观调控主体有为追求己方利益最大化而损害其他利益主体的合法利益的倾向。
4.从宏观调控权的监督机制分析，长期以来，宏观调控权的监督一直是我国法制建设中的薄弱环节。虽然宪法规定国家权力机关有权对中央政府进行监督，但是，这种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缺乏现实上的可操作性，使得监督基本流于形式，监督应有的作用尚未发挥出来;而国家权力机关系统外部的个人、组织作为监督主体，只能通过批评、建议或申诉、控告、检举等方式向有权国家机关反映，监督者的权利缺乏保障机制，致使其监督效果不尽如人意。由于尚无司法审查制度，司法监督更是无从谈起。
(二)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造成的危害
宏观调控权违法行使会导致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遭到损害，宏观调控效果遭到损害。在某些问题上，由于宏观调控权在法律上规定不清，造成很多宏观调控主体重叠调控，其调控效果可想而知，而民众对政府公信力必然随之下降，随之很多社会问题便衍生出来。其次，量变造成质变。长期的违法调控行为除了损害社会利益、民众利益外，还会滋生对法治的不信任，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造成破坏。这是十分危险的：中国传统上就是一个行政权大于司法权和立法权的国家，法治遭到破坏会促成官本位的形成，而官本位的社会必然会破坏法治。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恶性循环。
四、宏观调控权监督机制的完善
(一)加强宏观调控主体自身监督
现行体制下，宏观调控主体中有不少是从事宏观经济监察、监督的，如国家的财务部、审计部门、统计部门、质量监督部门、物价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这些部门在履行经济职能时，必须从主体上、内容上、方式上遵守法定化的要求。总之，任何宏观调控权的行使都必须有相应的机构进行监督，任何违法环节也应由相应机构进行制裁。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治。
(二)建议成立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
在宏观调控权行使中已经或者可能出现的越权行使、滥用宏观调控权以及不行使宏观调控权等行为是行使宏观调控权的最大危险，为了保证调控主体正确和有效地行使宏观调控权，就必须对之予以监督。有学者便提出，为了切实解决人民监督宏观调控权的问题，首先必须使调控主体的权力观回归到其本来意义，调控主体还要树立法治观念。对人民监督应有切实的制度保障应当在人大常委会新设受理人民监督宏观调控权的专门机构。
笔者十分同意该观点，该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设于全国人大常委会之下，强调了其相对独立性，不受中央行政机关的宏观调控主体领导，而直接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负责，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有一点笔者认为很重要，该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人事任免权应借鉴美国的法官终身制度。美国宪法规定：“最高法院和低级法院的法官如忠于职守，得终身任职。”笔者认为，人事任免权制度采取终身制可以保障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成员的“监督独立”。
(三)明确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
宏观调控行为的可诉性前文已有探讨，因此，笔者认为：各级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公民、组织对国家宏观调控行为提出的违宪审查诉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应该在地方设立办事机构，公民、组织亦可向办事处提交违宪审查申请，地方办事机构经初审后应当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会，宏观调控监督委员依法行使监督权，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
该制度可以从实质上保障国民监督宏观调控行为的权利，可以为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合法利益遭受宏观调控行为侵害时提供救济途径。
五、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