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管理的概述篇1
在宽阔的舞池里，在醉人音乐中，你优雅地舞着。你跳得婀娜多姿，风情万种。在耀眼的聚光灯前，在众人赞叹的目光中，你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俊逸迷人。
你骄傲，你眩晕，你觉得世界就在你的脚下。
当你潇洒地旋转，当你陶醉于掌声，却对你脚下的变化浑然不知：光洁坚实的地板正在远离你，你正踩在锋利的刀尖上。
是流着血淌着泪告别你心爱的舞台，还是依然身轻如燕地坦然微笑？
台上十分钟，台下十年功。为了刀尖上一刻的舞蹈，你需要付出无数倍的汗水和智慧。
风云变化万千，只有未雨绸缪的人才能坦然应对危机。
危机管理，刀尖上的舞蹈。
在危机尚未来临时预测危机，在危机处于萌芽状态时发现危机，在危机带来危害时消除危机，甚至在危机中发现机会，驾驭危机，利用危机。只有这样，我们的企业方能化险为夷、立于不败之地。
你准备好了吗？
二、龟兔赛跑的不同挑战和不同结局
话说龟兔赛跑中兔子因轻敌失败后，极度地不服气：我轻盈矫捷，怎么会跑不过背着一口锅的乌龟呢？于是给乌龟再下战书，决定再战。兔子在床头挂上了“卧薪尝胆，洗血耻辱”的标语，而乌龟则因为第一次比赛的胜利信心大增，无比轻松地哼起了小调“慢慢地陪着你爬，直到爬到永远……”
比赛的时刻到了。由于种种突如其来的危机，导致龟兔赛跑不同版本的故事上演。
1）乌龟穿着特制跑鞋，兔子却仍然穿着老掉牙的普通鞋。结果乌龟行走如飞，兔子惨败。
2）兔子一不留神，一头撞在路边的岩石上，结果头破血流，未能到达终点。
3）途遇河流，兔子是旱鸭子，无奈铩羽而归。
4）兔子求胜心切，发令枪一响便夺命狂奔，结果南辕北辙，跑错了方向，虽然累得筋疲力尽，但根本不是要到的目的地，金牌还是归了乌龟。
5）时逢非典期间，要求比赛双方都戴口罩，结果口罩蒙住了乌龟的眼睛，看不见方向。乌龟败。
6）乌龟成明星后，动物报的狗仔队专盯乌龟，诸如《长跑明星的不光彩恋情》、《为什么会是他？——乌龟有贿赂嫌疑》等标题如重磅炸弹在动物中炸开了，使乌龟心力憔悴，比赛走神，兔子胜。
7）在赛事组委会的例行体检中，发现乌龟的食品中竟然含有兴奋剂，取消了乌龟的比赛资格。虽然乌龟满腹冤屈，但也无可奈何。
8）乌龟在比赛过程中肚子痛，无法坚持到底。
…………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商海搏击的企业，作为市场生态链上的一环，无论你是兔子还是乌龟，都会不可避免地遇到各种各样的危机。
上海盛大于2004年1月登陆纳斯达克上市。盛大总裁陈天桥在2003年10月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我现在80%的时间和精力是用来应付各种各样的风险，而不是像公司成立初期花这么多时间和精力钻研业务。我当的不是Ceo，而是首席风险官CRo（ChiefRiskofficer）。”
的确如此。科学技术越来越发达，社会生产力越来越进步，利益群体越来越多元化，目标对象构成越来越复杂，信息传递越来越快捷，地球越变越小。因此，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使企业陷入危机。如何成功地处理危机是每个企业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每个企业必须正视的挑战。
三．危机的五个特点
危机指使企业遭受严重损失或面临严重损失威胁的突发事件。这种突发事件在很短时间内波及很广的社会层面，对企业或品牌会产生恶劣影响。
1.意外性:危机发生的具体时间、实际规模、具体态势和影响深度，是难以完全预测的。
2.欲望性: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都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欲望性。
3.聚焦性:突发事件受到高度关注。
4.破坏性:不论什么性质和规模的危机，都必然不同程度地给企业造成破坏与损失。
5.紧迫性：如果不能及时控制，危机会急剧恶化，因此可供做出正确决策的时间有限。
四、危机管理的目的
危机管理则是指应对危机的有关机制。具体是指企业为避免或者减轻危机所带来的严重损害和威胁，从而有组织、有计划地学习、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管理措施和因应策略，包括危机的规避、危机的控制、危机的解决与危机解决后的复兴等不断学习和适应的动态过程。
在某种意义上，任何防止危机发生的措施、任何消除危机产生的风险的努力，都是危机管理。但我们更强调危机管理的组织性、学习性、适应性和连续性。
危机管理就是要在偶然性中发现必然性，在危机中发现有利因素，把握危机发生的规律性，掌握处理危机的方法与艺术，尽力避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损失，并且能够缓解矛盾，变害为利，推动企业的健康发展。
危机管理的目的有五个：
1、预防与控制危机。危机如同SaRS一样，预防与控制是成本最低、最简便的方法。企业应根据经营的性质，识别整个经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并从潜在的事件及其潜在的后果追根溯源，排查出其滋生的土壤，然后进而收集、整理所有可能的风险并充分征求各方面意见，形成系统全面的风险列表，从而对这些可能导致危机的原因进行限制，并针对性地练习内功，增强免疫力，以达到避免危机的目的。
2、建立危机管理体系。主要是建立应对危机的组织、并制定危机管理的制度、流程、策略和计划，从而确保在危机汹涌而来时能够理智冷静，胸有成竹。
3、解决危机。主要是指通过公关的手段阻止危机的蔓延并消除危机。如建立强有力的危机处理班子；有步骤地实施危机处理策略；制止危机给企业造成的不良影响，尽快恢复企业或品牌形象；重获员工、公众、媒介以及政府对企业的信任。
4、在危机中发展。危机管理的最高境界就是总结经验教训，让公司在事态平息后更加焕发活力。inteL公司前Ceo安迪.格鲁夫曾这样说：优秀的企业安度危机，平凡的企业在危机中消亡，只有伟大的企业在危机中发展自己。”
5．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作为社会的一员，企业卓有成效的危机管理，将促进社会的安定与进步。反之如果危机处理不当，将成为社会的负担，并带来不可估量的危害。
五．危机管理的核心：
危机从管理的角度来讲，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从传播的角度来看，则是由少数人知道到多数人知道的过程。
大家都不知道的秘密不是危机，它只是潜在的危机。只有当企业员工、消费者、公众、媒体、投资者、债权人、供应商以及经销商都知道了，并且被各种因素和途径夸大了危险，导致混乱和恐慌，才成为危机。
危机一旦发生，你我都无法改变。我们能做的只有两件事：
危机管理的概述篇2
关键词：组织学习；危机管理；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1-0028-02
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企业面临日趋增多的风险和挑战。在复杂多变的经营环境中，企业的生命力显得十分脆弱，危机对企业产生巨大影响。国内外学者对危机管理和组织学习都进行了广泛研究，但其中对于二者融合的理论研究并不多。基于此，梳理有关危机管理和组织学习的理论，归纳二者融合的相关研究，对促进基于组织学习的危机管理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一、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综述
1.国外研究综述。StevenFink（1986）认为危机管理是企业面临危机时有计划地剔除风险和不确定性，使自己更能把握自己前途的艺术。RobertHeath（2004）则认为危机管理是包括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各方面的管理。20世纪30年代，危机管理研究主要集中于应对危机对策、防灾计划制订、安全技术等。20世纪80年代，Hayes提出了适应性危机管理理论，认为危机管理是由六个管理步骤组成的适应性的管理控制过程。20世纪90年代，michaelBland&Stephenp.Banks阐述了企业危机管理系统论，分析企业如何在市场平台上适应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以持续健康发展。关于危机管理的阶段模型，学术界有三种代表性的看法：（1）三阶段模型：危机前、危机中、危机后；（2）四阶段模型：潜伏期、爆发期、扩散期、解决期；（3）五阶段模型：信号侦测、探测预防、控制危害、恢复阶段和学习阶段。
2.国内研究综述。20世纪90年代国内才开始关注危机管理理论的研究。关于危机管理的概念，刘保国（2007）认为，危机管理是指企业有计划地学习、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的管理和应对措施，以避免或减轻危机的严重损害和威胁的一种动态过程。近年来，国内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对企业危机管理展开研究。韩庆林（2004）阐述了中国企业实施危机管理的内容，用层次分析法对企业危机进行动态监测，并从战略角度分析我国危机管理的实施。刘保国（2007）分析了企业危机管理的内涵、表现形式、现状，指出了企业危机管理的途径。
3.小结。国外对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比较广泛，其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危机应对策略，还涉及危机沟通等新视角。国外对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主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方式，比较全面研究了危机管理阶段模型。但是他们忽视了对危机本身（包括危机发生的原因、特点和形态）的深入分析，而且缺乏对企业危机预警体系的研究。国内对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起步较晚，对危机的根源和症状进行研究，但研究的深度较浅。国内对危机管理的研究侧重于企业危机管理体系的建立，很多学者提出建立危机管理预警体系。一方面，国内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视角比较单一，研究内容不够新颖；另一方面，国内对企业危机管理的研究还停留在理论层面，缺乏实证研究。
二、组织学习理论综述
1.国外理论综述。关于组织学习的概念，argyris和Schon（1978）认为，组织学习是组织成员为修正组织规范、政策等而监测组织异常并通过重新构建组织行为理论把探寻结果渗透到组织图示和组织想象中的纠正组织错误的过程。国外对组织学习过程的分类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看法。argyris和Schon（1978）认为组织学习过程应分为四个阶段：发现、发明、执行、推广。Daft和weick（1984）把组织学习分成三个阶段：审查阶段、解释阶段、学习阶段。Huber（1991）则将组织学习划分为知识获得、知识分配、知识解释和组织记忆四个阶段。关于组织学习的类型，Snell和Chak（1998）认为组织学习可分三类：单环学习、双环学习和三环学习。关于组织学习的度量，Hull和Ferrel（1997）根据组织学习的特性，用团队导向、系统导向、学习导向和记忆导向四个维度来衡量组织学习，其量表采用包含17个度量指标的likert7级量表。
小结：国外学者对组织学习的内涵、过程、类型、度量构面进行研究。国外对组织学习的整合模型的研究并不多见，并且缺乏组织学习的实证研究。近年来，组织学习的研究领域扩展到跨领域、跨组织等层面。目前组织学习更注重实践的研究，与知识和创新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总的说来，国外对组织学习的研究呈现多元化的趋势，但尚未形成清晰的理论体系。
2.国内理论综述。关于组织学习的概念，于海波等（2007）认为组织学习是指在组织内部和组织间进行的，不断产生和获取新的知识和行为，并对其进行解释、整合和制度化，以实现自己的愿景或适应环境变化，是一种循环上升的社会互动过程。国内学者从不同视角提出组织学习的过程模型。陈国权和马萌（2001）提出“6p—1B”模型，把组织学习过程分为发现、发明、选择、执行、推广和反馈六个阶段和一个知识库。关于组织学习的度量，陈国权和马萌（2002）基于“6p—1B”模型提出了组织学习六个维度量表，根据不同阶段存在的组织学习障碍，设计调查问卷调研民营企业，以蛛网模型来描述各阶段的评分情况。
小结：国内对组织学习的研究起步较晚且不够深入。国内学者对组织学习内涵、过程和度量提出了新看法。组织学习的基础是个人学习，目前学术界对人的心理和认知等方面未达成一致意见。现阶段，组织学习的理论体系还不够完善，研究构面也不够新颖，缺乏实证研究和案例研究。未来需要研究组织学习的本质和特征，提出更完善的组织学习整合模型，开发更多具有实践意义的组织学习工具。
危机管理的概述篇3
危机与公关的联姻,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公关发展史上,早已有实例,如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大亚湾核电风波、热水器行业危机,上世纪90年代初的霞飞等国产化妆品“3.15”曝光,本世纪初的康泰克ppa事件等。这些现都已成为国内公共关系教科书中的经典案例。
从学理上看,进入品牌时代,公共关系的一项重要职责就是进行品牌管理,而品牌管理涉及品牌建设和品牌保护,公共关系对品牌保护的贡献就是危机管理。所以早年,中国公关界对公共关系内涵的中国化表述就有“锦上添花、雪中送炭”的说法。但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公共关系实践的业务量统计显示,“锦上添花”之作显然大大超过“雪中送炭”之作,这自然是与中国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有关。
1995年我主持“海外公关译丛”的编辑工作,其中翻译的第一本书就是英国学者迈克・里杰斯特(mikeRegester)的Crisismanagement,此书名确切地应译为《危机管理》,但当时译成了《危机公关》,大概是考虑到需对应丛书名。此书由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为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危机管理著作。
实际上,危机公关国际上对应的是“CrisispR”。但近来,人们对此颇有非议,至少对危机可否公关多存疑惑,其背景主要源自社会公众对某些危机公关现实的不满。
对于公共关系,学界和业界比较公认,也是比较成熟的一种定义,即其为传播管理。若依此演绎,危机公关,实质为危机传播管理。危机为非常态事件之表现,有其传播效应,为减少危机对常态的冲击和影响,对其进行管理自在情理之中,且早已成为一种客观现实。有意思的是,英文对危机传播管理的表述为“CrisisCommunication”,显然这也强调了危机的传播性。
这样我们的结论即危机公关的概念是成立的,危机与公关是有联系的,危机公关可以有,危机管理存在着公关之道。但危机就此可以公关了吗?
现如今我们的危机公关的确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公关公司津津乐道、自我陶醉地宣布助企业危机公关成功,其实却并不如此。问题出在哪里呢?是公关的“原罪”?还是公关技巧未到家?恐怕还是要从根上找原因,那就是我们一些企业或组织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当我们企业社会责任缺位,组织利益凌驾于公众利益,有法律底线,无道德标准,顾得失,忘善恶,这样的企业迟早要会陷入危机,此时把公关当灵丹,公关公司匆忙上阵,卡位不准,难免动作变形,荒腔走板,漏洞百出,破绽尽显。
所以,我们不妨认定,危机不可公关,这或许才能给危机公关带来生路。这大概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危机不可公关还有另一层意思,那就是提醒人们不能只重危机后的公关,而轻危机前的公关,危机管理的重心还是在危机预防和预警。
危机管理的概述篇4
关键词：图书馆危机；危机管理；概念；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G25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5-0239-02
当前，随着我国社会建设对人才需求量的不但增加，人才竞争也日趋激烈，人们对知识的渴求程度不断加深，而阅读是提高人们知识储备、获取最新信息的最佳方式。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电子化阅读在给人们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图书馆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危机。因此，针对这种局面，图书馆管理人员一定要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以及业务能力，优化管理质量，不断学习科学的管理方法和手段，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服务。同时，图书馆还要培养管理人员处理危机的能力，进而促进图书馆健康以及稳定的发展。
一、图书馆危机的基本概念
（一）图书馆危机概念
形成危机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分为外因以及内因这两种，危机可能对图书馆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同时，在一定时间内，一些危机因素可能共同存在，因此，相关管理人员一定要及时作出判断，并且对危机事件合理定性。一般情况下，由于外界因素而对图书馆管理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损毁的情况，称为图书馆危机，在应对危机的时候，管理人员一定要及时采取合理的处理方式，对事态进行有效控制，防止其对图书馆的正常运行带来更大的影响。
（二）图书馆危机反应主体
管理人员是危机的反应主体，其主要包括执行人员以及决策者，确立主体的方式根据两个因素，第一，当出现危机后，需要图书馆全体人员进行及时以及有效的处理，第二，当突发危机的时候，如果决策者不在现场，需要普通工作人员扮演决策者，及时化解危机。危机管理要求管理人员具备较强的应变能力、决策能力以及组织能力。
（三）图书馆危机分类
当前对图书馆危机进行分类，以原因为分类标准，可以分为外部原因以及内部原因，在这个基础上，在对危机进行详细以及系统的划分，并且根据危机性质对其定性。当前，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在图书馆管理中也引入了更多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但是图书馆危机并不是由单一因素而形成，其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因此面对危机管理，一定要做到具体分析，根据情况制定解决措施以及工作方案，并且结合图书馆自身实际情况，找出最合理的处理方式，切实做好图书馆管理工作。
（四）图书馆危机特点
危机具有以下共性特点：聚焦性、牵连性、不确定性、破坏性、紧迫性以及威胁性。但是由于图书馆的工作特点、服务对象以及社会地位具有特殊性，因此，图书馆危机具有自身的相关特点：
1.隐蔽性
图书馆属于科研、教学以及教育辅助机构，其相比于一些企业单位以及社会机构处于竞争较弱的环境中，其受到社会支持以及关注较多，在发展以及生存方面享有一定的保障政策，但同时，体制的弊端也对图书馆的管理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导致工作人员对危机的威胁性缺乏敏感性和警惕性，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也严重缺乏紧迫感，导致图书馆危机具有隐蔽性。
2.复合性
当前，随着我国图书馆管理系统复杂程度的逐渐提高，其管理系统同其他领域、设施以及机构的联系不断增强，其危机波及范围也逐渐扩大，因此，图书馆危机具有复合性，一个危机通常可以引发一系列的危机事件，比如由于文献出现问题，进而引发图书馆出现信任危机、服务危机、舆论危机以及资源危机等。
3.长期性
图书馆一旦出现危机，往往具有长期性，比如财政危机、资源危机以及人才危机等；一些危机恢复的时间比较长，例如形象危机、安全危机等；一些危机处理的时间比较长，例如财政危机以及资源危机等；一些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时间较长，例如网络安全危机、文献缺失、文献损坏以及资源危机等。
4.难恢复性
文献资源属于图书馆的特色资源，其是图书馆的关键组成部分，文献资源主要包括网络文献、微缩文献、电子文献以及纸质文献等。在非法社会活动以及自然灾害面前，文献资源十分脆弱，如果损坏或者丢失，资源很难获得恢复，例如以数字信息形式的微缩文献以及电子文献，如果损坏或者丢失难以进行有效补救，又例如网络文献，如果一旦受到黑客或者病毒的攻击，文献的独有性、准确性以及完整性将受到严重影响。而纸质文献对保存以及管理的要求也比较高，防火、防电以及防水等措施要做好，特别是一种珍贵的纸质文献，如果损坏或者丢失，更是根本没有补救措施。
二、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以及内容
（一）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
危机管理主要是指对可能引发危机的因素进行分析和预测，并且采取有效科学的预防措施以及规避行为，进而起到防范以及化解危机的目的。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危机情景或者事件，图书馆一定要开展应对危机模拟训练、机动性调整、规划决策以及危机预测等相关培训，上述行为统称为危机管理。
（二）危机管理的主要内容
危机管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管理人员要采取科学有效的措施减少甚至杜绝危机情景以及事件的发生；第二，做好发生危机事件的准备工作以及处理工作；第三，对工作人员开展培训，提高其控制以及管理危机局面的能力；第四，制定从危机情景或者事件中迅速恢复正常的对策。
三、危机管理在图书馆中的具体应用
（一）危机发生前预防
在危机发生前进行预防又称为危机预防，其属于一种超前的管理形式，将控制危机的调控点合理前移，其主要目的不仅是对危机进行合理的预防，还尽量消除潜藏的危机因素，将危机扼杀在萌芽阶段。在对图书馆进行管理的过程中，管理人员想要做好危机预防工作，一定要在平时的工作中，提高危机意识。管理人员在图书馆管理中，要时刻保持较高的警惕性，并且充分认识到危机发生的突发性以及不确定性，将控制以及避免危机当做重要工作，形成应对危机的常备状态。
同时，决策者一定要组织工作人员对危机情景以及事件进行学习和培训，人员参与范围要包括所有工作人员，进而促进图书馆全员提高应对危机意识，让工作人员从思想上认识到图书馆危机的危害性以及危机预防的重要性，提高工作人员的职业素养。图书馆要建立危机发生的预警信号，并且完善预警体系和制度，设立专职人员对预警系统进行严密监控，如果发生危机，要求应对工作准确、及时、到位，第一时间化解危机，减少其影响范围。
（二）危机发生中处理
危机在图书馆的控制范围内，进行有效以及科学的处理是开展危机管理的关键。一旦发生危机，相关人员要在第一时间获取有关危机的详细情况，进而快速以及全面的了解发生危机的整个过程，并且对危机进行初步以及准确的判断。工作人员要准确以及快速的查明发生危机的原因，并且采取科学的处理措施解决危机，以相关法规为处理依据，有变通性、制度性以及组织性的开展处理工作。同时，管理人员还要判断危机可能影响的范围和领域，采取相关措施，防止危机向更大范围以及其他领域蔓延。
同时，图书馆还要注意利用舆论导向，新媒体和旧媒体要联手协作，在处理危机事件中，图书馆要利用公信度高以及影响力的媒体进行信息，获取公众的理解和信任。不能一味的隐瞒危机事件，要及时向公众公布危机事件的相关情况，让公众了解事件的发展动态，避免出现一些不良分子借机营造负面舆论的情况，对图书馆的社会形象进行攻击，图书馆要通过舆论尽量赢得公众的谅解和理解。
（三）危机发生后措施
当危机发生并且解决后，管理人员要将在处理危机事件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与其他工作人员进行分享，进而提高管理团队的危机管理能力以及危机应对能力。同时，管理人员还要对发生危机的原因以及处理方式和途径进行详细记录，反思处理中出现的问题，并且进行优化和改正，对应对体制中出现的不足和漏洞进行控制和弥补，并且制定更加完善以及更加健全的危机管理制度，进而丰富危机管理体系。
在危机过后，工作人员要迅速投入到恢复建设中，挽回危机对图书馆的荣誉、公信力以及社会影响力所带来的损害，弥补相关资料以及文献的损失。在重塑图书馆社会形象的具体操作中，相关人员可以通过新闻媒体以及网络技术公布危机的补救措施以及解决情况，并且针对此次事件对社会公众进行公开道歉。在危机平息后，工作人员依然不能放松警惕，要对舆论进行监督，防止危机的影响死灰复燃。图书馆还要对受到危机影响的受害人进行情感的安抚和疏导，并且通过现代化的电子邮件、QQ聊天工具、微博以及博客等沟通方式，为受害者提供宣泄的空间和渠道，进而排除心理影响因素，恢复公众对图书馆的信任。
四、结语
总而言之，针对当前图书馆危机管理的情况，以及行业学者对危机管理的看法和研究，工作人员一定要充分了解和掌握危机管理的相关概念以及内容，并且结合图书馆的实际情况，强化自身的危机意识，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同时，图书馆要通过培训等形式，优化工作人员应对危机、处理以及控制危机的能力，进而减少危机对图书馆带来的影响和危害，强化图书馆的管理水平，确保图书馆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
参考文献：
[1]刘兹恒，潘梅.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及内容[J]图书与情报，2007（02）：32-37+41.
[2]燕辉，魏小盈.图书馆危机管理基本概念体系探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9（11）：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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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景光，李纪惠.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及内容[J].安顺学院学报，2014（02）：122-123.
[5]李淑静，李颖.图书馆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及内容分析[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3（03）：107-109.
危机管理的概述篇5
【关键词】财务重述；政府监管；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一、引言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使得企业面临的更为复杂的外部经营环境。虽然金融危机已经渐行渐远，但是危机留下的阴霾仍未散净，全球逐步进入了后危机时代，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渗透到公司治理和企业运营的各个方面。财务报告作为资本市场信息的重要载体之一，向来是为投资者所关注的，但是近年来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重述事件频频发生，增加了信息不确定性，扩大了投资者的决策风险。财务报告重述问题已成为影响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和投资者利益保护的重要问题。目前国内外关于财务重述文献主要是研究财务重述的动因和后果，但是研究财务重述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之间关系的文章比较少，因此本文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二、财务重述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根据信息不对称和契约理论，公司存在一些存在操纵财务报告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是为了满足融资需求，或是管理者薪酬等方面的原因。目前财务报告重述事件不仅在国外出现泛滥的趋势，国内的财务报告事件也同样屡屡发生。目前研究表明财务报告重述会引起资本市场的负面反应（魏志华、李常青和辉，2009；贺建刚和魏明海，2012；Filesetal.，2009；Burks，2011，Bardosetal.，2013）、增加融资成本（Gleasonetal.，2008；Grahametal.，2008）。财务报告作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媒介之一，其发生重述对投资者造成的不良影响不言而喻，KravetandShevlin（2010）根据著名的FamaFrench三因子模型研究发现财务报告重述显著地增加了公司的信息风险。
伴随着财务报告重述揭示和引发出的信息不确定风险（wilson，2008），投资者在投资决策面临着两难选择，开始较多地参考专业的分析师的建议（BarnivandCao，2009），甚至在信息不确定性较大时分析师也会陷入信息不确定困境―预测偏差增大（palmroseetal.，2004；Beyer，2008）。这表明财务报告重述反映企业在正式披露重述文件前就存在一定的风险性预兆（Caoetal.，2012），而重述公告的只是正式向市场公布而已。曹强等（2012）认为财务报重述表明其信息不确定性程度较高，存在信息风险。已有学者研究表明，财务报告重述与审计师变更或事务所变更存在关系（刘明辉和韩小芳，2011；HuangandScholz，2012），在后危机时代审计师的执业趋于谨慎，事务所基于质量和风险管控的考虑可能不愿意继续承接风险较大的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因此财务重述的发生会提高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风险。
三、政府监管与会计师事务所变更
审计师作为审计业务的执行者对风险的感知更为敏感1（曹强等，2012），审计师会在监管力度和法律风险较大时执业趋于谨慎（Geigeretal.，2001；Geigeretal.，2005；辛清泉和黄，2009；Chanetal.，2012）。因为当审计师对有问题的上市公司没有相应地发表非标审计意见，则可能随后招致诉讼风险，并导致声誉受损（Deangelo，1981；Krishnanetal.，1996）。一般，当审计师认为潜在的的上市公司没有相应地发表非标审计意见，则可能随后招致诉讼风险，并导致声誉受损（Deangelo，1981；Krishnanetal.，1996）。一般，当审计师认为潜在的风险超过可接受程度时可能会放弃这一业务，并且后任审计师也会保持相应的谨慎性（黄和张立民，2010）。mandeandSon（2012）研究发现发生财务报告重述的公司将会更换审计师，试图提升审计质量，以挽回公司在资本市场的声誉。审计师成为了财务报告重述的牺牲品，所以事务所出于效益风险的考量，对于那些已经因信息披露违规的上市公司持谨慎态度，避免因其客户再次受到监管者的惩处而受到连带。因此当财务重述发生后，政府监管比较严格的情况下，会计师事务所变更的可能性增加。
四、结论
经研究发现在在后危机时代事务所在质量管控和风险十分关注客户的信息不确定性和政府监管力度。即当客户的一些特征发映出其发生财务重述概率较高时，事务所可能会放弃这一客户，此外在客户因为信息披露违规遭到政府监管和查处时，事务所变革的几率也会显著增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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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贺建刚，魏明海.控制权，媒介功用与市场治理效应：基于财务报告重述的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12，4：008
[4]BardosKS，GolecJ，HardingJp.Litigationriskandmarketreactiontorestatements[J].JournalofFinancialResearch，2013，36（1）：1942
危机管理的概述篇6
（一）国外对财务危机预警研究概述
国外最早关于企业经营失败风险预测的重要研究大致可追溯到年Fitzpatrick的相关研究，其主要研究方法是对破产企业和非破产企业的一系列财务比率进行经验分析和比较；美国的w.Beaver[1]开创了用单一比率判别财务困境的新局面；美国纽约大学教授altman[2]首次将多元线性判别方法引入到财务预警研究中；messier和Hansen将专家系统法首次引入到财务预警中，他们从知识获取角度探讨比较了专家系统在信用分析领域的应用，通过运用71家公司的数据将专家系统与线性判别分析等方法加以比较，结果证明专家系统法效果明显。
（二）国内对财务危机预警研究概述
国内对于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且在研究思路和方法上也一直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最早始于吴世农和黄世忠对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的探索性研究；周敏、潘福乙[3]在预警指标中加入了eVa指标；高芳丽和张爱香[4]从盈利能力、偿债能力、营运能力、发展能力四个方面选取12个财务指标，运用功效系数法建立财务危机预警模型，对中小企业板民营上市公司的财务状况进行预警等，通过对企业财务危机预警的研究可以为企业的财务管理等方面提供帮助。
二、Z值模型概述
Z值模型是由纽约大学商学院altman在1968年提出来的。他是利用两个或两个以上财务指标变化的总的结果对企业未来发展趋势作出预测和判断。判别方程可以把单个企业的各财务指标转换成单一的判别评分，或称为Z值。然后，可用Z值把公司分为“破产”或“非破产”。
（一）Z值模型的公式
最佳的预测模型即Z值模型表达式如下：
公式：Z=1.2X1+1.4X2+3.3X3+0.6X4+1.0X5
其中：Z为判别函数值。
X1=营运资金/期末总资产；
X2=期末留存收益/期末总资产；
X3=息税前利润/期末总资产；
X4=期末股东权益资产/期末总负债；
X5=本期销售收入/总资产，X5为总资产周转率。
（二）Z值模型的结果
Z值模型的破产（清算）与非破产（非清算）的分割点值为2.7，即Z值大于2.7时，企业财务状况良好，发生破产的可能性较小；当Z值小于1.81时，企业存在很大的破产风险；如果Z值处于1.81-2.7之间，则表明企业的财务状况极不稳定，altman将这一区间定义为“灰色区域”。
三、力生公司的Z值模型分析
根据力生公司2010～2014年财务数据，应用Z值模型对其有关资料进行分析并据以判断其财务危机程度。如下表1所示。
从以上对力生公司的Z值计算结果来看，力生公司2010～2011年的Z值分别为1.950和1.800处于Z值模型中1.81～2.7的灰色区域中，财务失败的可能性很大，表明企业的财务状况极不稳定。2012年企业的状况继续恶化，Z值为0.570处于处于Z值模型中小于1.81的黑色区域中，企业财务失败可能性非常大，破产机率很高，企业在2013年度开始采取一系列政策，2013～2014年对企业的Z值计算结果为3.412和3.725，虽然严重的财务危机己于2013年被打破，但从财务危机预警的角度来看，企业仍然没有走出经营困境，陷入财务失败的风险还是很大。我们不可能绝对确定当Z值处于较大风险区域时，企业就会陷入财务失败。但是，从预防和预控财务风险的角度出发时，这样的分析至少给企业的经营管理者敲起了警钟，警示企业应该注意企业所面临的危机和风险，以达到最终防止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的目的。
四、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领导者制度建设
力生公司2010～2012年出现的越来越严重的财务危机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管理不善等原因造成的。可见高层管理者的品行对一个企业是多么的重要。企业中的许多人并不具有职业经理人的素养和基本管理技能。他们为了自己的所谓政绩不惜弄虚作假，通过虚构合同增加收入、账外报销费用以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增加利润等方式来粉饰财务报表。
危机管理的概述篇7
[关键词]罪保护法益非犯罪化
我国刑法对罪有强化规制的倾向。1979年《刑法》第168条规定的罪有“聚众”和“以为业”两种犯罪形式；1997年《刑法》在罪的罪状中增加了“开设”的规定，即：以营利为目的，聚众、开设或者以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2006年6月29日公布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六）第十八条又提高了罪的法定刑，规定开设情节严重时，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然而，刑法是一种“必要的恶”，这种“必要的恶”是用来遏制犯罪的，因此其程度甚至比犯罪的恶更为严重。“既然刑法的结果是程度如此严重的‘必要的恶’，我们就不得不经常推敲其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如果我们的国民因一部合理性和必要性不明确的法律，而在日常生活中受到限制，违反时被处以刑罚，重要利益受到侵犯，并被打上犯人烙印，这一切令人难以忍受。”1在现代实质法治国家的理念下，立法者的立法活动绝不可能是恣意的。立法者在将某个行为规定为犯罪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有需要用刑法保护的利益存在。这个利益就是法益。如果立法者将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却找不到这种行为侵犯了什么法益，那这种立法就是违背了作为立法指导原则的法益保护主义，并且也从根本上违背了宪法。求证罪的法益，就是探讨和分析现有关于罪的立法的正当性。
一、法益及罪法益
法益是指法所保护的利益，刑法上的法益即刑法所保护的利益。法益可分为方法论的法益概念和刑事政策的法益概念，“方法论的法益概念强调的只是作为刑法解释的指导理念的法益概念；而刑事政策的法益概念强调的是对刑事立法起限定作用的法益概念。”1方法论的法益概念认为法益是从实定的罪刑规范中经由解释而得出的，它产生于现有的罪刑规范，因此，刑法规范是可能拟制某种“法益”的；刑事政策的法益概念是刑事政策上的法益观念，是先于实定法而存在的生活利益，它的意义在于能够说明是否有某种法益需要刑法给予保护。
法益的这一分类是本文的立论基础。如本文第二部分所论，关于罪的保护法益，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但这些都是站在方法论的法益概念的立场上的争议。站在刑事政策的立场上，这些为罪所保护的生活利益是否应当和值得动用刑法，换句话说，将这些生活利益作为罪的保护法益是否存在充分的理由，却不无疑问。正是站在刑事政策的法益概念的立场上，本文展开了以下论述。
二、关于罪法益的观点
行为侵犯了什么法益？理论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并不一致，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有学者认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风尚和社会管理秩序或者社会治安管理秩序。2（2）有学者认为：由于单纯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不可能成为刑法规制的对象，而且我国刑法将罪规定在扰乱公共秩序罪中，故本罪的法益应是以劳动取得财产这一国民健全的经济生活方式与秩序。3（3）还有学者认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罪不仅腐蚀人们的思想，还妨害了社会道德秩序，即社会风尚，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就是严重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引起各种纠纷，诱发贪污、盗窃、诈骗、伤害、杀人等多种犯罪，影响安定团结。1
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一般认为罪所侵害的是社会的安全与善良风俗。具体而言，罪对社会可能造成的影响分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对于者个人的影响，即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原本也只是处分自己的财产，但是纵赌的结果，足以引起侥幸不劳而获的心理，使人沉迷忘返，挥霍无度，成日醉心于赌局而不务正业，不但费时失业，而且也败坏个人品德。2其二是对社会的影响，一是会增长人民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败坏社会风气；3二是参与而赌输者，往往会有倾家荡产，铤而走险之虞，引发各种犯罪，如盗窃、抢劫、诈欺，甚至殴斗杀伤，危害社会安宁秩序。4而在德国刑法学界，一般将行为理解为侵害个人法益的犯罪类型，是一种财产犯罪，即罪造成了个人的财产危险。对此观点的解释主要有两种解释立场，其一是认为，应该将行为理解成是一种透过剥削所形成的危险，行为不仅危害了者本人的财产安全，而且会使他的家庭跟着受害，甚至会拖累整个社会。5其二是认为国家将行为规定为犯罪的意义在于将行为置于国家的控制和监督之下，以保证赌客的输赢取决于运气，而不是决定于老板或其员工的操纵。6
综上所述可见，我国大陆学界关于罪侵犯法益的观点，基本同于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学界的观点，而与德国学界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颇为不同。概而言之，在罪侵犯的法益这一问题上，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罪侵犯的是社会法益，这种社会法益是指社会风尚、社会公共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社会治安管理秩序或者健全的国民生活方式。而立法者之所以要保护这种社会法益，主要是出于以下考虑：其一是败坏了社会的善良风俗，助长了不劳而获的思想，破坏了勤奋或者通过劳动取得财产这种健全的生活方式；其二是诱发了其他刑事犯罪发生的危险，进而破坏社会管理或社会安全。第二种观点认为罪侵犯的法益是个人财产安全。而立法者之所以将罪规定为犯罪，就是为了避免行为人抵制不了人类好赌的天性而使自己的财产因而处于危险状态，并进而拖累家庭、危害社会；或者是为了将行为置于国家的监管之下，避免因受到老板或其员工的操纵而致使行为人财产受损的情况出现。换句话说，虽然会造成个人财产的危险，但如果得到了政府的许可、受到国家的监管，则是合法的，否则，就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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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罪法益的检讨与分析
接下来就需要求证上述关于罪法益的论述，笔者认为上述关于罪的法益和成罪理由的论述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是社会管理秩序、社会公共秩序或社会风尚作为罪法益的问题。如上所述，罪的同类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次同类客体是社会公共秩序。将同类客体或者次同类客体作为罪的法益，从法益的解释论机能的立场上，似乎不能说明罪的独立特质。将社会风尚作为罪的法益也存在问题。自上个世纪90年代末以来，出于财政上的考虑，我国各级政府开始发行各种，公众趋之若鹜。单纯从行为特征上看，这与公民实施的聚众行为没什么差别。何以单个公民实施的聚众行为是犯罪，而政府实施的聚众就不是犯罪？如果说危害社会风尚的话，那国家所实施的“”对社会风尚造成的侵害要远远大于公民所实施的。
其次是将勤奋的或者健全的国民生活方式作为罪法益的问题。勤奋的或者健全的国民生活方式，充其量只是一种道德上的诉求，根据学说上一种有力的见解，纯粹的违反道德的行为所侵害的不是法益。1换句话说，价值判断、道德观是因人而异的，没有一定客观的验证标准，所以不能构成刑法所承认的法益，否则刑法就会有被滥用的危险。虽然勤奋被视为一种传统美德，但好逸恶劳乃人类天性，如果一个人不劳就能有所获而且不妨害别人，在如今价值观多元的社会里，并不应受到刑法的谴责；至于何者为健全的国民生活并没有客观的衡量标准，如果让国家来认定公民应该以何种生活方式来度过一生，对于追求自主独立的现代社会公民来说，这似乎也算不上什么福音。
第三是将社会治安管理秩序或者社会公共安全作为罪的法益也有疑问。因为罪本身并不危害社会安全，如果要说罪危害社会公共安全的话，也是罪可能引发的“二次犯罪”危险对社会公共安全构成威胁。如果承认罪会造成“二次犯罪”的危险，那么从刑事政策的立场上考虑，似乎就有将犯罪化的必要，以保护社会治安管理秩序或者社会公共安全。对这种观点的质疑有两点：其一，即便有造成二次犯罪的高度危险，但二者之间还是难以确立必然的联系。其二，即便退一步讲，因为二者之间具有高度的盖然性而有将处罚前移的必要，但在技术上仍有难以说明的问题。这里涉及到犯罪前置化的问题。所谓犯罪的前置化，也称为处罚前置化、刑法保护前置化，是指立法者在法益侵害的前阶段予以犯罪化。总的来说，犯罪的前置化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在行为人的整体行为过程中，从决议、阴谋、预备到着手、行为完成再到既遂，让可罚性不再局限于既遂，而可以提前到未遂阶段甚至预备阶段；第二种是对于部分侵害类型的行为本身加以犯罪化，设计成分则中独立的犯罪构成要件，而无须等到实害结果的发生。而罪并不属于这两种处罚前置的情况。首先，难以把行为说成是“二次犯罪”的预备行为。因为者开始时肯定不会想着故意赌输好去实施二次犯罪行为，即有意识地将作为二次犯罪的预备行为来实施。其次，第二种处罚前置类型中，处罚前置所针对的行为之所以能够独立成罪，是因为该行为针对的是重大法益，且其实施将导致重大法益的重大侵害，例如《刑法》第120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和第294条规定的组织、领导、参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这两种原本属于犯罪预备的行为之所以被规定为独立的犯罪，是因为这两种犯罪组织一旦成立，将必然对社会公共安全和社会管理秩序造成重大侵害。而因为者赌输后本身并不必然去实施“二次犯罪”，而且也很难说二次犯罪就一定是针对重大法益的犯罪。可见，将社会治安秩序或社会公共安全作为罪的保护法益亦甚为不妥。支持罪规定的观点还可以从超个人法益的角度论证入罪的必要性。根据目前学界的通说，罪侵犯的法益属于社会法益，社会法益属于一种超个人法益，刑法有责任对超个人法益给予保护。但是，超个人法益的存在不是凭空造就的，其必须能被还原为个人法益，否则动用刑法保护就缺乏正当性。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章中的具体犯罪侵犯的都属国家法益，是一种超个人法益，但这些超个人法益都能还原为个人法益，即如果不保护这些国家法益，势必使每个公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受到侵害。同理，社会法益应该能还原成保护公民的个人利益，只有这样的社会法益才应受到刑法的保护。从上述三个方面的论述可见，很难将罪保护的超个人法益还原为一种个人法益，换句话说，超个人法益并不能成为入罪的理由。
站在应该入罪的立场上，还可能有这样的辩护：即如果将社会风尚和社会管理秩序作为罪的法益不妥的话，那可否将罪的法益解释为个人财产安全？这样的话，罪存在的问题就只是体系调整的问题，即将罪由《刑法》分则第六章移至第四章，而不是废止的问题。但是，如果罪的保护法益是个人财产安全的话，国家刑罚权的介入根据就更为不足了。因为者通过处分的是自己的财产，并没有危害到他人或者社会利益；处分权是财产所有权的核心内容，如果失去了处分权的享有，公民享有财产所有权就等于是一句空话。可见，以保护公民财产安全为理由而限制公民处分财产的自由、剥夺公民的财产所有权，无论如何是说不通的。
综上可见，站在刑事政策的法益概念的立场上，罪并不具有需要动用刑法保护的法益存在，因此，关于的罪刑规范缺乏正当性根据。
余论：罪的非犯罪化问题
从上文论述可知，罪是一种保护法益不甚明了的犯罪类型，如果单纯从立法层面来讨论这个问题，根据法益保护原则和刑法的谦抑性理念，对保护法益不明的罪就应该实行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可将行为作为一种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对待。1但现实上做到这一点还有相当的困难。因为几千来都是被作为犯罪来处理的，如果现在一下将罪从刑法中删除了，恐怕在一般公民的观念里还是很难接受的，抑或还会造成国家鼓励的错觉。
但是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在罪的非犯罪化问题上我们可以无所作为。为了使刑法健康发展、使刑法更合乎正义，我们可以采用许多西方国家的做法，即通过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来实现罪的非犯罪化。2罪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可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其一，公安机关对于报案、控告、举报和自首的材料，认为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时候，不予立案，并且将不立案的原因通知控告人；其二，由人民检察院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42条第2款的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可以作出不起诉决定。需要注意的是，事实上的非犯罪化并不能将一切罪都给予非犯罪化，因为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只能针对根据刑法规定显著轻微的犯罪、人民检察院的酌量不起诉决定只能在该罪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时才能作出。不过只要司法机关本着法益保护主义和刑法谦抑理念，就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罪的非犯罪化。
参考文献
1参见[日]西原春夫著，顾肖荣等译：《刑法的根基与哲学》，法律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4页。
1参见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修订版，第156页。
2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
3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版，第823页。
1参见陈兴良主编：《罪名指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973页。
2参见韩忠谟：《刑法各论》（下册），台北1971年版，第314页。
3参见韩忠谟：《刑法各论》（下册），台北1971年版，第254页。
4参见褚剑鸿：《刑法分则释论》（下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819页。
5参见mautachDeutschesStrafrechtBt.3.aufl.1995，S.319.
6这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BVerGe28，119，148）曾经表示的意见。
1参见[德]克劳斯·罗克辛著，王世洲译：《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犯罪原理的基础构造》，法律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15－16页。
危机管理的概述篇8
[关键词]公共危机管理;组织学习;文献综述
[中图分类号]DF4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10)089-00199-02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一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为代表,组织学习理论进入中国。在突如其来的灾难威胁下,唯一能够让社会保持持续生存能力的只有不断的学习如何预防危机、应对危机、从危机中获取知识。因此在公共危机管理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基础上,本文对危机情境下的公共部门组织学习展开探索。
二、危机管理综述
1 危机的界定
对于危机的概念,国内外许多学者提出了许多不同的看法。学者罗森塔尔认为,危机是指对一个社会系统的基本价值和行为准则架构产生严重威胁,并且在时间压力和不确定性极高的情况下必须对其作出关键决策的事件。这个定义更为全面地反映出危机的特征:突发性、危害性和紧迫性。危机的特性还体现在他的周期性上,它有五个显著阶段:危机酝酿期、危机爆发期、危机扩散期、危机处理期、危机处理结果和后遗症期。
2 危机管理
危机管理作为一种现代的科学理论体系起源于欧美,其理论的提出始于1962年的古巴危机。对危机管理概念的界定上,芬克从危机管理的目的性出发,将其界定为,任何防止危机发生、为消除危机产生的风险与疑虑,所为之应变准备措施即是危机管理。雷米认为危机管理是指组织针对危机的发展阶段作不同的管理措施。这种观点,将研究扩展到危机各个阶段,将危机的事前和事中管理结合起来。
3 公共危机管理
研究发现,任何原因导致的危机,只要其危害深重,影响范围广泛,都能转化为公共问题。这时,危机就演变为公共危机。公共危机管理的过程理论主要包括三种过程模型:伯奇和古斯等诸多危机管理专家推祟的三阶段模型、五阶段生命周期模型、的五阶段模型。在各阶段的管理流程基础上。各系统在实施的过程中会积累大量危机数据和信息,其中有价值的部分经过进一步的发掘和修正,可通过突发性公共危机管理知识库,在不同的危机管理主体之间充分共享。
三、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近年来国内发生的公共危机事件深入研究,魏志荣对我国公共危机预防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思考,王刚义、盛平分析了我国危机管理能力的不足,任慧成指出当危机事件来临时,地方政府实行的是分部门管理模式和临时性、非常设机构的缺陷。由此可见,我国在公共危机管理方面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是危机意识淡薄。1989年美国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号邮轮搁浅并泄露,给人们预防水环境污染敲响了警钟,2005年,类似这样的事件出现松花江11・13苯污染事件。由此可见,政府未能树立起足够的危机管理意识,致使整个政府危机管理系统建在一种常态假设状态之上。政府管理者习惯于按常态来规划和开展工作,但危机是非常态、高度不确定的,所以没有危机意识的管理机构具有很大的脆弱性。
第二是信息沟通不良。在我国目前的各级政府运作体制之间,下级政府由于种种原因往往采取虚假治理的行为,隐报瞒报的现象时常发生。地方政府过多从局部利益考虑问题,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从而有意地扭曲危机信息的传输渠道,致使上级政府无法掌握准确的危机信息,因此也无法做出有效的危机决策。
第三是技术和物质准备不足。应对公共危机需要大量的技术和物质准备,包括一定的理论和技术研究、各种监控和测试技术、各种评估指标、预防设施、援救设施、各种物资储备。
第四是专门机构缺失。我国政府每次在灾害发生后都是根据灾害的程度,成立临时性的救灾小组或指挥机构,来协调各个部门分类别分部门对各类危机事件进行应急管理,而不是以日常行政应急工作为基础。
第五是缺乏对危机系统化的科研、培养和教育。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地方都未建立应对突发事件的制度化的教育机制。
四、公共危机管理中的公共部门组织学习需求
针对上述问题,学者们通过研究国外成功的危机管理经验发现,它们一般都有危机管理的常设机构,这些机构平时负责组织各种危机的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有关的政策和措施,组织落实危机预防的各种工作,进行各种准备。危机一旦爆发,这些常设危机管理机构就成为危机应急的指挥部。很多时间在突变之前,不仅有征兆,而且突变也具有一定的规律。这些重要规律,正是应对危机所需要的知识,李志宏等学者在危机管理模型中详细阐述了危机管理流程中的知识需求,包括:危机预防的知识需求、危机识别的知识需求、危机决策与控制的知识需求、危机善后的知识需求和危机评估的知识需求。
而组织学习是一个组织成员不断获取知识、改善自身的行为、优化组织的体系,以在不断变化的内外环境中使组织保持可持续生存和健康和谐发展的过程。在危机事件日益常态化的今天,社会对安定生活的需求,使得公共部门越来越重视危机管理。因此,社会对公共危机管理的效率需求,使得对危机管理的知识需求变的更加迫切,而知识的获取和传输就需要通过组织学习来实现。
因此,我国政府成建立起全国性的危机管理教育、训练系统。强化危机教育,增强人们应对危机的能力。
危机管理的概述篇9
[关键词]机动车交通事故；法律概念；无过错责任；运行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078-04
法律概念是法律规范中出现和使用的具有特定法律含义的概念，在法律体系中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博登海默就认为，“由于法律的首要目的之一就是将人的行动与行为置于某些规范标准的支配之下，又由于不对某一特定标准所旨在适用于的行为种类加以划分就无法确立规范标准，所以法律和概念之间的紧密关系即刻就凸显了出来。”概念之于法律的价值主要在于司法实践的需要，正如有学者指出“人们给概念下定义，就是为了用定义去准确说明被定义概念的内涵，从而明确概念、避免混乱和争论、达到理想的实践效果。”涉及机动车的损害赔偿纠纷一直是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一个重要方面，实践中疑难、复杂情案例的不断出现需要我们对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法律概念做出清晰的认识。
一、概念的模糊——《道路交通安全法》对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定义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规定：“交通事故，是指车辆在道路上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第一百一十九条同时对“车辆”、“道路”、“机动车”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与《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相比，《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交通事故的定义有了明显变化。1991年国务院颁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对交通事故的定义是“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的事故”。《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交通事故的界定注重强调车辆、道路、过错或意外因素及损失后果。新定义的交通事故不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为前提，此外，“车辆”、“道路”的内涵和外延也发生了变化。
《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交通事故的定义，客观上扩大了交通事故的范围，同时充分体现了对交通事故受害者的保护与救助的立法意图，但其仍存在概念模糊的问题，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使审判实践出现了困惑。试举例说明。例如，某建筑公司所有的混凝土运输车在工地停车作业时，支撑架突然下陷，致泵车倾斜，将他人砸伤。又如，车辆停靠收费站，驾驶员发现货物倾斜，下车查看，被脱落的货物掉下砸伤致死。再如拖拉机运输材料，当该车经过原告身旁时，车轮胎忽然爆炸，爆飞的石渣击伤了原告右眼。上述三例是否构成交通事故，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的规定中并不能直接得出答案。分解新的定义，我们不难得出判定交通事故成立需要的五个要件，即车辆、道路、过错或意外、后果、过错或意外与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五个要件的本身并不难以理解，但对于之间的逻辑关系与交通事故的本质则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没有阐释的。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车辆无疑是交通事故的主体要件，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则是交通事故的结果要件。车辆包括机动车和非机动车。非机动车所致交通事故完全可以适用一般的侵权责任处理机制，司法实践中对此一般没有争议，文章不予过多探讨。道路则是交通事故发生的空间要件，交通事故只能发生在道路上，水上交通事故和海上交通事故以及铁路交通事故均非《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调整之交通事故。“车辆…因过错或者意外”都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要件。过错是人的主观心理态度，包括故意和过失。而意外是客观的条件原因，指行为在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后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过失而是出于不能预见或者不能抗拒的原因。既然过错和意外已涵盖了主客观的一切情形，那么将其作为原因要件则完全是多余的。“车辆…因过错或者意外”的表述也是不科学的，过错只能是人的过错，意外也不能归结于车辆。正是原因的要件使得对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理解出现了模糊。交通事故从微观上来说固然是“因过错或者意外”造成的，但考察交通事故的立法史则可以发现交通事故宏观上完全是一个工业文明的产物。人类自19世纪发明汽车，进入汽车时代以来，随着汽车数量的增加，交通事故频繁发生，危害甚裂。机动车交通事故源于机动车交通运输活动中的高度危险性，是机动车危险的产物。提高驾驶员的谨慎意识及驾驶技能虽然可以在一定承担上减少事故的发生，但却不能杜绝交通事故，因为人类的失误是永存的。
根据张新宝老师的观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确立了保险公司的无过错责任、机动车之间的过错责任以及机动车对行人、非机动车的无过错责任。虽然该条第一款第二项于2007年进行了修改，但根据修改后的文字表述，仍然符合一般无过错原则的规定方式。机动车交通事故的特殊处理机制造成了机动车方、非机动车方、行人及保险公司之间的巨大的利害关系。前述三案如均构成交通事故，则：其一保险公司首先应在强制险的限额内赔偿受害人的损失，建筑公司、雇主、和拖拉机保有者均因此减轻了自己的责任，其二还因无过错责任的倾斜保护加强了赔偿义务人的责任。因为保险公司的赔偿责任亦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加之受害第三者直接请求权的行使，在诉讼过程中，应将保险公司列为被告。保险公司的先付责任、无过错责任，机动车方对行人、非机动车的无过错责任等一系列的特殊法律规则要求我们必须对交通事故的是非做出准确区分。当然并非不构成机动车交通事故即保险公司不予交强险赔偿，因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条也规定了“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接到报案的，参照本法有关规定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四十三条也规定了“机动车在道路以外的地方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赔偿，比照适用本条例。”然而车辆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何种情形应享受交强险赔偿，也取决于我们对《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交通事故法律概念的理解。
二、危险责任——机动车交通事故法律概念的理论基础
目前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对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大都实行无过错责任原则（危险责任）。一般认为，其法理依据主要有：一是报偿责任理论，即“谁享受利益谁承担风险”的原则。“汽车公司或机动车所有人享受汽车带来的利益，自然应由他们承担因汽车运行所带来的风险”，这完全符合社会的道德观念；二是危险控制理论，即“谁能够控制和减少危险谁承担责任”的原则。让机动车保有者和驾驶者承担赔偿责任，可以促使其尽可能的谨慎驾驶，以达到避免损失发生的目的；三是危险分担理论，即“交通事故是伴随着工业文明的风险，应由享受现代文明的全体社会成员分担其所造成的损害”。机动车方虽然在无过错责任的模式下无条件的承担了损失赔偿，但又通过投保责任保险，最终将责任转嫁给了整个社会，实际上是由全体消费者分担了风险。可见对机动车方实行无过错责任，表面上似乎对机动车方苛刻，但实际上是社会分担了责任，是符合社会正义的要求。
对机动车方苛以无过错责任的立法例，最早起源于德国。基于危险控制理论和危险分担理论，无过错责任通常又被视同为危险责任。在德国法上，危险责任是指“企业经营活动，具有特殊危险性的装置、物品、设备的所有人或持有人，在一定条件下，不问其有无过失，对于因企业经营活动、物品、设备本身所具风险所引发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中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所谓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是指“无过错责任”。我国《民法通则》首次将从事高速运输工具作业明确作为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高度危险作业之一，其中就涵盖了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交通事故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是因为高速运输工具运行时产生了对周围环境的高度危险。《民法通则》在第一百二十三条已成为我国交通事故立法的奠基性的规则。《侵权责任法》虽然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和“高度危险责任”分别规定在两章，但从现代侵权责任的规范性质来看。“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是一种典型的“高度危险责任”，这一点也是学界一致赞同的。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工业化的迈进，责任保险在19世纪资本主义的法国应运而生。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为了分散风险，避免因严格的危险责任归咎的高额赔偿负担，企业主纷纷投保雇主责任保险。二战后，责任保险在世界范围内进入了黄金时期，强制责任保险在交通事故领域诞生了。责任保险制度与无过错责任是相辅相成的，是相互配套而发挥作用的。责任保险一方面避免了经营者因承担无过错责任造成成本的加大，另一方面也能减轻了受害者的举证责任，实现对受害人损害的填补。由此可见，保险公司承担无过错责任，是与保险分散社会风险的原理分不开的。目前，多数国家和地区都规定了机动车实行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实行该制度的直接动因即来自于交通事故的危险，之所以将投保义务课以机动车保有人是因为机动车是交通事故中高度危险的主要制造源，这毋庸讳言。出于对工业文明的需求，人类不能禁止机动车的使用，折中的办法就是强制机动车投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确立了第三者对保险人的直接请求给付保险金的权利。从《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法律条文来看，该请求权的本质是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而非保险赔偿请求权。因为保险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第三者人身伤亡、财产损失，而不是以被保险人承担责任为依归。在这意义上，《道路交通安全法》设立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已非一般意义上的责任保险。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关于“交通事故”的定义虽然没有明确体现交通事故这种危险事故的特征，但该条的表述中“车辆”、“道路”的用语中隐含了这种“危险”的意思。对于机动车发生的交通事故而言，其产生原因是由人的过错或意外与机动车的危险性共同构成的。单纯的人的过错或意外不能导致与交通事故同质的结果。之所以构成机动车交通事故缺少不了机动车的参与。同时，这种事故的发生与机动车的危险性高度相关，并且这种危险是机动车的危险，而不是作为一个物件、物品导致的危险。由于这种工业产物的固有危险，法律规定（如《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七条）对机动车在道路以外通行时发生的事故仍然参照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处理程序、适用的法律规则予以处理。对道路以外事故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的适用也是参照机动车交通事故中的处理模式。
三、机动车之运行——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核心内涵
如前所述，现行立法对机动车交通事故实行强制责任保险以及机动车方的无过错责任。对非机动车造成的交通事故完全可以适用一般的侵权责任处理规则予以处理，所以对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处理必须首先界定事故是否构成交通事故。已失效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二条规定，“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车人以及其他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和其他道路交通管理法规、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事件”。与《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五）项相比，这样的规定更加清晰地揭示了机动车交通事故的本质，即“在道路上进行与交通有关活动”。就机动车辆而言，只有在使用过程中所发生的交通事故，才能构成交通事故。使用应是指机动车的运行，包括机动车从起动到停止的全过程。若车辆处于静止状态，即使发生事故也不属于交通事故。案例一中的机动车虽也是使用，但不是在机动车运行中所发生的事故；案例二中事故也不是机动车运行过程中的危险所致，因此两起事故均非交通事故。案例三的事故虽不是机动车直接接触导致，但事故起源于机动车运行中的危险，所以构成交通事故。对道路以外的机动车事故，如果符合运行的条件，即与道路上的交通事故具有同质性，同样可以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处理。运行是机动车的最根本功能，也是机动车高度危险的来源。许多国家关于机动车损害赔偿责任的发生规定的是“机动车的运行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德国的《道路交通法》第七条规定，“因运行机动车而致人死、伤、健康受损或导致物受到损坏的，机动车持有人有义务赔偿受害人由此所产生的损害。此种赔偿责任只有在事故系因不可抗力造成的情况下方可排除”。日本《机动车损害赔偿保障法》第三条也规定：“为了将机动车供运行之用，因该运行侵害了他人的生命或身体时，负赔偿由此发生的损害之责。但在证明了自己及驾驶者没有懈怠有关机动车运行的注意的情况，受害者或者驾驶者以外的第三者有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况以及机动车没有构造上的缺陷或技能上的障碍的情况时，不在此限。”日本对交通事故的定义是：“由于车辆在交通中所引起的人的死伤或物的损坏”。加拿大法律规定发生在公共道路上的交通冲突，涉及至少一辆机动车，并且导致一人或一人以上受伤或死亡，或者财产损失超过一定的数额（由各省或地区的法律规定）时，称为交通事故。相比之下，国外对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法律制度设计立足于机动车，这使得对交通事故的理解得以简单化，精确化，而我国则关注交通事故的起因，甚至关注当事人的违章行为，之中充满了浓厚的行政管理色彩，也忽略了对交通事故的宏观控制的重点。
法律的规定是概括的，抽象的，只有经过解释，才能成为具体行为的规范标准。《道路交通安全法》于第七十六条设计了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的基本处理规则，并试图将交通事故的概念以及交通事故的构成要素如机动车、道路等概念在第一百一十九条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对交通事故概念的规定却是不成熟的。因此只有对其进行合理的解释，才能使该规定趋于完善，满足审判实践的需求。将机动车交通事故解释为机动车运行过程中所导致的事故，是综合运用文义解释、历史解释、目的解释的结果。运行是机动车的本质功能，也契合了交通事故之交通的含义，因为按照词语学解释，交通的最基本含义就是往来通达。历史解释是指从该法律制定的历史背景，以及与过去的同类法律相比较来阐明法律的含义。机动车运行中产生的高度危险是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和机动车对非机动车方、行人负无过错责任等法律制度的历史原因。这也是目的解释的结果。所谓目的解释，就是指根据法律规范的目的，阐明法条文真实含义的解释方法。高速工具本身带有高危性质，德国法规定对运行速度在20公里以下的机动车不使用无过错责任。我国则通过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的限定，将低危险的车俩排除在了机动车之外。
四、结语——运行的司法适用与交通事故的认定
危机管理的概述篇10
摘要：本文着眼于我国单位犯罪的有关规定，首先简要回顾了我国单位犯罪的立法现状，其次阐释了单位犯罪的概念，再次论述了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最后就单位犯罪的刑罚问题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单位犯罪主体刑罚
abstract:accordingtothedefinitionoftheunitcrimeinChina，thistextmainlyprobesintothestatusquoofthelegislationoftheunitcrime，thedefinitionoftheunitcrime，thecomponent
softheunitcrimeandthepossiblepenaltyontheunitcrime.
Keywords:unitcrime；subject；penalty
单位犯罪，在刑法理论上，也称为法人犯罪，是相对于自然人犯罪而言的。我国1979年刑法未对单位犯罪作出规定，之所以在1997年刑法中规定了单位犯罪，是随着改革开放的需要并借鉴了国外立法中优秀成分的结果。英美法系国家较早地规定了单位犯罪，英国于1842年伯明翰与格劳赛斯特案中，法人因未履行法定义务而被定罪；随之是大陆法系国家。单位犯罪的规定在我国最早出现在198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中，其中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犯走私罪的，由司法机关对其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该单位判处罚金，判处没收走私货物、物品、走私运输工具和违法所得。”此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一些刑法修改补充规定中，先后又规定了几十种单位犯罪。这些规定确定的是一些具体的单位犯罪，具有分散的特点。修订后的刑法在总则中对单位犯罪作出规定，实是立法中的又一大进步。下面试围绕单位犯罪就其有关概念、构成要件和刑罚等内容作一论述。
一、单位犯罪的概念问题
单位犯罪是犯罪的一种具体形态，先来讨论一下犯罪问题。19世纪法国刑法学家、犯罪学家塔尔德曾经指出：“犯罪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现象，可以用一般的社会规律来加以说明。”①我国刑法第十三条明确规定了犯罪的基本概念，即“一切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国家、颠覆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侵犯国有财产或者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财产，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上述犯罪概念表明，我国刑法上的犯罪概念，是一个坚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实质特征与违反刑法禁止性规范的形式特征相统一的犯罪概念，可以说，犯罪是指一切危害社会的、违反刑法的、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这一概念涵盖了犯罪的三个基本特征，因单位犯罪同样具备这三个特征，所以作一较深入的阐释。
（一）社会危害性。法律的规定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当某一种具体行为侵犯了统治阶级的利益或动摇了其统治秩序时，它必然以法律的形式把它约束起来，即规定为犯罪行为，从而名正言顺地加以制约。我国刑法总则对于构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的外延作了概括的规定，分则中又将严重社会危害的内容分为十章，区别情况作了具体规定。社会危害性可以说从本质上体现了犯罪，从其表现形态来看可以划分为物质性危害和非物质性危害，前者是能够具体确定和度量的，又是具体有形的物质形态，后者是抽象的、无形的、不能具体测量的一种损害；还可以划分为现实的危害和可能的危害，前者是已经实现的社会危害，具体表现为实害犯，后者是可能发生的社会危害性，具体表现为危险犯或者不完整的故意犯罪形态，如犯罪的预备犯、未遂犯和中止犯等。某一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及其危害程度的强弱大小，这些是根据统治阶级的价值标准来判断的，因为法律毕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形式，它要适时而恰当地将其意志表现出来，必然要打上这一鲜明的特征烙印。同时，社会危害性还要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而体现出明显的动态意向，在不断的改变中体现其历史形态和可比性质。为了把犯罪和违法行为相区分，社会危害性还有一个程度问题，即达到一定的严重程度才能构成犯罪，否则只是一般的违法行为，用普通的道德规范加以调制就可以了。
（二）刑事违法性。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犯罪行为属我国刑法明文禁止的行为，只要触犯了这些条文即构成犯罪。与此相对应的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即自由”，这也是法治国家的重要体现。我国刑法中的禁止性规范散见于刑法典、单行法规、附属刑法中，内容广泛。如果某一个人的行为，尽管具有某种社会危害性，只要它不具有刑事违法性，同样不能认定其具有犯罪的性质。
（三）应受刑罚处罚性。某一具体行为也必须达到应当给以刑罚处罚的程度时，才能认定为犯罪。从一般理论上讲，构成犯罪必然要处以刑罚，刑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二者不可分离。通常情况下，有犯罪必然有刑罚，除非具有法定免除刑罚情节、享有刑事管辖豁免、超过追诉时效等几种情节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有罪无罚。从立法上看，所有的犯罪，都必须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这一特征。
犯罪概念的上述三个特征，是辩证统一的，缺一不可的，三个特征中，社会危害性是本质特征，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是从社会危害性特征派生出来的，三个特征互相联系不可分割，共同构成犯罪概念的总体，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总标准。
清楚了犯罪的概念及其特征，单位犯罪的概念就清晰地呈现出来。刑法第三十条规定：“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根据本条的规定，笔者认为单位犯罪的概念，可作如下归纳，即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为谋取单位非法利益，经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犯罪。这里没有采用“法人犯罪”这个概念，因为在实践中这类犯罪并不仅仅是法人单位实施的，也有非法人单位实施，使用“单位犯罪”这个概念能够把法人单位和非法人单位均包括在犯罪主体之中。
二、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问题
以上是对单位犯罪概念的阐述，下面对单位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行探讨。
“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构成，是指依照刑法的规定，决定某一具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及其程度，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或成立犯罪所必须具备的一切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的有机统一。”②由定义可见，犯罪构成具有如下几个特征：其一，犯罪构成是由刑法所规定的。刑法对犯罪构成的规定是通过总则性规定和分则性规定共同完成的。这不仅在刑法典上表现出来，也在刑法总则与专门刑法、附属刑法的关系上表现出来；其二，犯罪构成总体上必须符合犯罪概念的基本特征。犯罪是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依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离开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处罚性，就不存在实质意义上的犯罪构成；其三，犯罪构成是主观要件与客观要件的总和。我国犯罪构成采用的模式是犯罪构成与刑事责任相联系的结构，因此，我国刑法上的犯罪构成是犯罪客体、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的主观方面四大类要件的总和。其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是主观罪过与客观危害相一致。单位犯罪同样具有以上四个构成要件。
（一）单位犯罪的主体。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
公司、企业。依照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也是企业，由于公司这种企业组织形式在单位犯罪中所占比例较大，因而有必要将其摆在突出位置，这样有利于加强对公司犯罪的惩治和预防，所以刑法中将二者分开表述，以示其重要性。我国目前主要的公司形式就是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修订后的公司法在有限责任公司章节中规定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所为犯罪行为，是股东为了个人利益借公司名义而进行犯罪行为的，应按个人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是为了股东利益目的，并以公司名义实施的，应按单位犯罪的规定对其及责任人员进行定罪量刑。企业的内容也非常广泛，除包括国有的和集体的公司、企业外，还包括个体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各种合资、合作企业，它们大多从事生产、运输、贸易等经营活动，实行经济核算并以营利为目的。
事业单位。所谓事业单位是指受国家机关领导，没有生产收入，不实行经济核算，所需经费由国家开支的单位。与公司、企业不同，事业单位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而是注重于社会公益事业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有些事业单位主要依靠国家预算对其拨付经费，它们的任务只能是从事公益性事业，不参与市场竞争，因此成为单位犯罪的可能性很小；而有些事业单位能够直接参加有关的民事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经济责任，甚至被推向市场，独立经营，自负盈亏，虽然一般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参与了市场经济活动，是很有可能成为单位犯罪的主体的。
机关。机关是指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权力部门，主要指国家政权机关，如国家权力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司法机关以及军事机关等。这里的机关应从狭义上理解，即仅指地方国家行政机关。但即使是狭义的机关，也不可能成为所有具体单位犯罪的主体。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机关管理体制日趋完善，党政机关不准经商，这会有效防止国家机关犯罪，同时随着国家机关管理制度的健全，机关作为主体的单位犯罪也必将越来越少。
团体。团体是指由某一行业、某一阶层的人员自主成立的组织，包括人民群众团体、社会公益团体、学生研究团体、文化意识团体、宗教团体等。与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相比，团体的结构比较松散，履行的社会职能比较特殊，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影响。
（二）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刑法规定的成立单位犯罪必须具备的单位犯罪主体对其实施的危害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我们对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进行研究，可以赋予单位一定的人格，即视其为是一个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存有自己的认识和意志，能够对外界的影响作出认知和反映，并体现于行为之中的人格化主体。这种人格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单位的认识和意志是群体的认识和意志，是单位全体共同的或者是其决策层的认识和意志，这是单位作为一个整体承担刑事责任的主观依据。集体意志是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主要区别之一，它必须经过一定的程序形成，或是由单位内有权对本单位事务作出决策的机构集体研究决定；或是由单位主管人员和负责人员以单位的名义作出决定并付诸实施。单位内任何个别成员的意志，非经上述程序转化成集体的意志，就不可能成为单位犯罪的构成要素。
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犯罪的故意是指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大部分是故意犯罪，但也有一些是过失犯罪。犯罪的过失是指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心理态度。当然由过失构成的单位犯罪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数量虽小却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一种观点认为，过失犯罪应当由有关自然人负责，但这种观点不利于正确分析和认定单位犯罪，而且也违反了罪责自负，罪刑相适应的原则。
单位犯罪的主观方面还有一个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问题，这主要是为了将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加以区别。个人犯罪一般是为谋取个人利益，而单位犯罪则是为谋取单位利益，这里的单位利益与个人利益有所不同，在大多数情况下，单位犯罪都是经济犯罪，因而具有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的主观目的。在这里为本单位谋取非法利益应作广义的理解，即在某些情况下，它并不一定意味着单位必定能够获得违法所得，而且也包括为本单位的局部利益或者暂时利益而实施的应受刑罚处罚的犯罪行为。
（三）单位犯罪的客体。单位犯罪的客体是我国刑法所保护的、为犯罪行为所侵害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就我国的现行法律规定来看，单位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关系还是较为狭窄的，从与国际趋势接轨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放宽对单位犯罪客体的限制，这是适应我国改革开放形势的利益和要求的需要。从目前国际上的趋势看，单位犯罪涉及的罪名不断扩大，承认法人犯罪的国家绝大多数都规定，除了极少数犯罪，如重婚罪，法人不适用外，其他犯罪都可以追究法人的刑事责任。如美国刑法中法人犯罪就包括通常认为只能由自然人实施的过失杀人罪、盗窃罪等。法国新刑法典也规定了许多可以由法人构成的犯罪，只有一些只能由自然人才能实施的犯罪如性侵犯罪、抛弃家庭罪才成为法人犯罪的例外。
（四）单位犯罪的客观方面。单位犯罪的特点在于这种犯罪行为是经单位决策机构决定或者由负责人员决定实施的，这是单位犯罪在客观上的重要特征，也是其与个人犯罪在客观上的重大区别。这里的单位决策机构可以理解为单位的权力机构，如公司的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这些机构成员经过集体讨论后形成的决定可以代表单位的意志。而单位负责人员则是指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机关、团体、事业单位的行政领导，这些人有权就本单位的事项作出决定，所以其决策行为也可以视为单位的行为。单位其他成员的个人行为触犯刑法，如不是依法代表单位，则不构成单位犯罪，如果单位其他成员是为了完成单位交给的任务而触犯刑法则构成单位犯罪。单位犯罪多数是以作为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也有一部分属不作为形式。单位采取主动措施去从事非法经营活动，以实现其既定意图，这是单位犯罪的主要方式。通常情况下，单位的非法经营活动，是由多人共同实施的，其中有的人可能知道内情，有的人可能不知道详细的内情，而只是在上级或领导的指示下实施了犯罪行为，鉴于此种情况，只要犯罪意志是单位集体的意志，个别人的不知情并不影响单位犯罪的构成。在多人共同实施的单位犯罪行为中，虽然从整体上看是作为犯罪，但其中有些行为人可能表现为不作为。对这种情况应进行具体分析，不能因为个别人，甚至是单位主要负责人的不作为就否定了单位犯罪的成立。
从国外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看，单位不作为犯罪多数是一些造成污染、公害、危害公众健康、交通安全方面的犯罪。例如美国伊利诺斯州诉胶片再生利用系统公司的判例，由于该公司不发给工人必要的劳动保护设备，不采取正常的防护措施，致使工人中毒伤亡。除此之外，也有一些法人在从事其他经济、商业活动中的不作为犯罪，例如隐匿不报自己资信情况的商业欺诈犯罪、不报资产、收入的偷税犯罪等等。我国刑法中以不作为形式进行的单位犯罪数量比较少，比如单位偷税罪、单位逃避追缴欠款罪等。
三、单位犯罪的刑罚问题
犯罪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应受刑罚处罚性，单位犯罪也是如此。我们先来看一下刑罚。“刑罚是统治阶级以国家名义惩罚犯罪并适用于犯罪人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方法。”③刑罚具有几个特征：第一，刑罚是强制措施，且在国家强制措施体系中，是最为严厉的一种，是实现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第二，刑罚是刑法所规定的强制措施，刑罚作为犯罪的法律后果规定在刑事法律之中，它与犯罪相联系，并作为犯罪的法律后果与犯罪保持对应关系；第三，刑罚只能由人民法院依法适用。依照我国法律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审判权由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因此，除人民法院之外，任何机关、团体和个人都无权对公民适用刑罚。人民法院在适用刑罚的时候必须依法适用，即依照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适用；第四，刑罚只能适用于犯罪人，对任何无罪的公民，不能适用刑罚；第五，刑罚由专门机构来执行，这些机构是公安机关、监狱或其他劳动改造场所、拘役所等机构。刑罚的这五个特征，单位犯罪基本具备。单位犯罪刑罚的运用可以有效地预防犯罪，包括特殊预防与一般预防。法国现代著名刑法学家马克安塞尔在其新社会防卫论中强调“通过对犯罪进行预防以及对犯罪人进行妥善安置来消除犯罪、保护社会”。④特殊预防是指通过对犯罪分子适用刑罚，以防止他们再次犯罪，而一般预防是指国家通过制定、适用和执行刑罚，警戒社会上不稳定的分子，防止他们走上犯罪道路。
刑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根据本条规定，对单位犯罪采取的是“双罚制”和“单罚制”相结合的刑罚方式，即既要对犯罪的单位判处罚金，也要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但是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所谓“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是指对单位的犯罪活动负有直接责任的主要领导人员，如厂长、副厂长、经理、副经理、部门经理等等；所谓“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是指除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之外，其他对单位犯罪负有责任的人员，也就是单位犯罪行为的直接实施者。对这两类人员的处刑，应根据其责任大小，依照刑法分则所规定的法定刑分别确定。双罚制符合罪责自负原则，一方面，单位犯罪是通过其组织中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实施的，他们对单位犯罪行为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离开了他们的罪过和行为，就构不成单位犯罪；另一方面，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并不是单纯为了个人利益而实施犯罪行为，离开了单位组织，一般也无力实施重大的单位犯罪，因此单位组织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单位从设立到存在的过程中，都必须有足以支撑其运行的财产。罚金刑对单位有极大的威慑力，尤其是对公司、企业来说更是如此。由于单位数目众多，规模各异，其财力、物力状况也不尽相同，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再加之单位犯罪情况的复杂性，对单位罚金的数额提前限定是很不现实的，只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会罚当其罪，罪刑相当。所以，从我国新刑法的规定来看，对单位犯罪的罚金数额也未作规定。对单位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的处罚，完全可以适用对自然人的处罚。在实践中，对之视具体情况而具体处罚，均会起到有力打击犯罪，有效预防犯罪的目的，这在我国1997年刑法中得到了体现。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处罚时，要根据其在单位犯罪中所起的作用，分清责任，适当量刑，从而做到罚当其罪，罪刑相当。
单位犯罪的单罚制是指对单位及有关人员之一施以刑罚处罚。如刑法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百三十九条等。这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犯罪是以单位形式实施的，但实际上社会危害性主要反映在个人的行为上，因而也就没有必要对单位进行处罚，只要处罚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就可以了。
总之，从1979年通过的《刑法》到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多年来，在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社会秩序、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的作用。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推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鉴于单位犯罪现象的日趋严重，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也带来了很大危害，因此，今后对单位犯罪不断加以完善，一定会更加有效地遏制此类犯罪，从而为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障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引文出处：
[1]①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编译：《法学流派与法学家》第374页；
[2]②《刑法》，黄京平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
[3]③《新编中国刑法教程》，田龙海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页；
[4]④《西方法学史》，何勤华著，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页。
参考文献
[1]《中国当代法学争鸣实录》，郭道晖、李步云、郝铁川主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2]《新刑法犯罪罪名及刑事诉讼实务操作》，江礼华主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
[3]《刑法》，王作富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4]《刑法的基本立场》，张明楷著，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