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1
从2007年到2012年，广西地区的生产总值在短短的5年中，年均增长13%，人均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0.8%，经济的迅猛发展也带动了财政收入的提高。除此以外，社会的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金融结构各项存款余额、贷款余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外贸进出口总额等多方面多出现了平稳快速的增长，最多的年均增长为51.9%，最少的年均增长也达到了18.3%。这种经济数据的增长和翻番，说明了广西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良好，未来的经济发展具有市场前景。在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和省市官员的管理下，企业的发展有了良好的保障和基础。通过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竞争力不断提升，在为居民提供就业岗位的同时，为社会贡献了GDp，促进了广西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
随着一批大型工业园区的建成，广西地区在冶金、石化、机械等关系到人民生活的产业上逐步发展和壮大，通过自主创新，打造出一批行业内领先的企业。通过道路铁路的建设，为地区之间的交流和沟通建立桥梁，圆满完成西气东输等国家的战略实施建设。由于地理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广西地区的农牧业是支柱型产业，作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农牧业的发展并没有减弱的趋势，相反，通过一些技术手段，产品的质量和销量都有了一定程度上的提高。除此以外，广西地区在发展过程中结合了文明生态的理念，通过技术上的支持和产品上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提高资源利用率的同时，造福于子孙后代。
2.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评价指标及其选取原则
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评价指标能够充分反映该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而评价指标在不同的地区具有明显的差异，因此，要合理的选择评价指标。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原则。第一，系统性和全面性，评价指标能够反映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中的总体状况，满足系统论的有关观点；第二，客观性和可比性，评价指标应排除主观上的干扰，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保证经济数据的真实性、完整性、客观性，提高指标的横向可比性；第三，科学性和可行性，指标的制定必须建立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又要和当代的实际情况充分结合。
3.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因子分析
3.1因子分析法的原理和步骤
伴随着心理学的发展，分量分析法也开始不断发展，逐渐健全和完善了因子分析法，为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提供了科学依据。因子分析法是利用数学公式，对有关数据进行处理，从而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在运用因子分析法时最重要的一个过程就是确定具体的因子模型，只有确定了因子模型后，才能分析全部变量和变差，从中确定公共因子的作用大小，分析变量和变差之间的联系，这往往通过公共性大小就可反映出来。因子分析法能多元分析法的延伸，能够对数据进行有效处理，做到综合评价。因子分析法的步骤如下：
（1）建立原始数据矩阵。因子分析法是对相关矩阵进行的数学处理，必须将原始数据通过矩阵的方式反映出来。比如现有a个地区，B个评价指标，于是在建立原始数据矩阵时就需要建立这样的矩阵。
（2）对原始矩阵进行标准化处理，常用的转化方法有Z-scorc法。
（3）求出标准化矩阵的相关矩阵R。
（4）对相关矩阵R求解特征值，然后根据所求解的特征值确定相应的正交化特征向量。
（5）计算特征根的累计贡献率。利用累计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确定主因子的个数，根据每个主因子的信息贡献率确定相应的特征数，其大小由指标间的差异确定。
（6）说明因子含义。
（7）估计因子总得分值。
（8）计算总因子得分估计值。如果总得分越高，则该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就越好。
3.2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因子分析简要计算过程
对广西地区的经济数据分类计算和整理。原始数据如表1所示。
利用相关软件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建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R。R的特征值和贡献率如下表2所示。通过表2，我们可以得到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的三大特征根，它们分别是6.665，1.755，1.026，选取这三个特征根时，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5.871%，满足了累计贡献率达到85%的原则，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对主分量编号，分别为F1，F2，F3，针对这三个主分量，建立原始因子载荷矩阵。然后对各个因子载荷进行有关处理，比如在结构上进行简化，这样经过处理后的载荷因子在反映数据时更加明显和清楚，在提高简洁性的同时，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在表3中，主成分方差分布在0.725到0.941这个区间内，而主因子能够对这个分布情况进行合理的解释，从而在主成分方差和主因子之间建立了联系，确保了数据的准确性和合理性，能够及时对数据进行检验，保证了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分析的效果。
将主因子对应下的数据和变量数据相乘，就可得到主因子的得分，分别计算F1，F2，F3的得分。然后根据各因子的信息贡献率，确定相应的加重全数，这样得到的分数就是综合因子得分，减少了因子之间因差异性造成的分数差距，提高了总得分的科学性、合理性。计算公式如下：
F=0.706F1+0.186F2+0.108F3
通过这个总得分的计算公式就可计算出因子得分和K-means聚类，为经济发展状况的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3.3综合评分简要分析
综合总得分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通过表4，可以看到南宁市的总得分最高，而贵港市的总得分最低，由此可见，对于广西地区来说，南宁市的经济发展状况最好，而贵港市的经济发展状况不容乐观。通过K-means聚类分析法，对广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分析，分类的标准是严格按照综合得分的高低划分，在第Ⅰ类中只有南宁和柳州两个城市，作为广西的省会城市，南宁的发展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而柳州是重工业基地，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备了坚实的基础；在第Ⅱ中，都是新兴城市和旅游城市，具有很好的发展空间和发展潜力；第Ⅲ类，虽然具备发展潜力，但是发展步伐较上面的城市来说不是很快；第Ⅳ类，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与其他城市相比存在不小差距，应找到经济增长点，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促进经济的全面、快速、持续、健康、良好的发展。
4.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启示
4.1广西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梯度有所变化
在广西地区，传统观念一般认为有三个社会经济发展梯度。第一梯度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第二梯度是具有工业实力，经济逐步发展的地区；第三梯度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的实施，广西地区的经济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经济发展的梯度也出现了变化。第一梯度凭借经济发展方面的经验，仍然在稳步发展，第二梯度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找到了切入点，抓住经济增长点不放，政府加大支持力度，经济呈现迅猛发展，不断缩小和第一梯度的差距，第三梯度也找到了经济发展之路，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呈现了良好的势头。但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坑洼效应”，有关政府应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通过出台优惠措施，加大人才和资金的引入力度，在减小地区差异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只有这样，广西地区的整体社会经济才能发展。
4.2社会经济发展必须搞好战略定位和措施
在当前的经济环境下，市场竞争不断加剧，广西地区应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放眼于未来，制定合理的战略定位和措施，提高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利用东引西联战略和南北钦防等战略，吸引沿海地位的企业进驻广西，一方面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另一方面带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提高对人才的重视程度，不断引进人才，为广西经济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除此以外，广西应不断创新和探索经济发展的新道路，优势重点继续发展，薄弱环节及时改善，实现经济的全面发展。另外，广西应注重铁路、港口、旅游、边贸这四个方面，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结合全球经济迅猛发展这个契机，打造出新的广西，在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提高广西地区的整体经济实力。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2
**市是黑龙江省东北部中心城市，辖两个县级市、四县、四区。境内有21个省属大型国营农场、2个森工林业局。全市幅员面积3.27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44.7万。在解放战争时期，**被誉为“东北小延安”，解放后建设成为老工业基地和国家重要商品粮基地，为共和国建设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传统老工业基地共有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日益凸显，国有企业纷纷陷入危困，财政状况捉襟见肘，就业和再就业压力日益增大。多年来，**市委、市政府几届班子励精图治，带领全市人民奋力改变落后面貌。尤其2003年市十次党代会后，新一届领导班子紧紧抓住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大机遇，确立了“努力快发展，全面建小康，实现‘富民兴佳’新跨越”的工作指导思想。围绕“富民兴佳”新跨越奋斗目标，全市上下凝神搞建设，合力抓发展，在广袤的三江大地上奏响了大发展、快发展的雄伟乐章，让古老的佳城升腾起崭新的希望。经过几年的奋力拼搏，**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步伐明显加快。2004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实现236亿元，同比增长11.8%，增幅是近年来较大的一年。今年以来，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继续保持良好势头，1－9月份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60.8亿元，同比增长11%，全市呈现出人心思上、人心思发展的积极态势。
“无工不富，**要大发展，必须首先集中全力解决工业经济的发展问题。”按照市十次党代会的部署，全市“三力合一”，打响了抢抓机遇、振兴老工业基地的攻坚战。
抓住工业经济不振这个症结，**市十次党代会提出了“全党抓经济、重点抓工业、突出抓民营、集中力量抓项目”的经济工作思路，以项目建设为载体，把全市上下力量统一到工业立市、工业兴市、工业强市上来。一是通过扩大招商引资借助外力，推进项目开发和建设。把项目建设作为经济振兴的载体，把招商引资作为项目建设的突破口，连续两年确定为招商引资年和项目建设年，采取了一系列引商、安商和富商的政策措施，**经济发展环境明显改善，开放度和吸引力极大提高。2004和2005两年中，先后有福州、江阴、台州等70多个团组专程前来考察洽谈，先后有华电集团、大连海昌集团、新希望集团、中国蓝星化工集团、河北宝硕集团、广东华泰铝轮毂公司、新加坡丰益集团等几十个大企业、大集团与**市合作开发建设了60万千瓦发电机组改造、港粮小区开发、黑龙化工产权改革和新产品开发、农用塑料生产基地建设、铝轮毂生产线改造、30万吨水稻加工及产业化基地建设等众多大项目。2003年以来，全市新建千万元以上项目102项，总投资149.5亿元，截止2005年9月完成投资119.6亿元。其中亿元以上项目39个，总投资额126.5亿元，已完成投资97.7亿元。这两年是**历史上项目建设规模最大、投资额最多的时期。二是通过搞活现有企业增强内力，提高工业经济运行质量。针对改革滞后、技改不足问题，**加快了企业改革、改组、改造步伐。一方面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把活力增强。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以开放式招商改制为主要形式，以职工安置为着眼点，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对佳纺、亚麻、糖厂、精编厂等一批积重难返的企业实行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2003年以来，全市先后有203户企业列入了改革计划，目前已完成改革40户，另有70户企业已进入实质性操作程序，先后剥离不良贷款141亿元，一大批企业以民营姿态重新进入市场，重现了生机与活力。另一方面加快企业改造改组，把实力做大。充分利用原有产业基础，集中力量抓电机厂、煤机厂、啤酒厂、迪尔佳联、佳星玻璃等一批重点企业调整改造，扶持骨干企业做大做强。电机和煤机等几户重点企业，几年来改造项目投资均已过亿，企业技术装备、产品结构不断更新，生产能力和销售收入每年以翻番的速度发展。2002年煤机公司掘进机综合生产能力50台，今年已突破200台，销售收入由1亿元增长到5.5亿元；电机公司2002年生产能力85万千瓦，今年已突破400万千瓦，销售收入由1亿元增长到8亿元以上；迪尔·佳联农机今年的销售收入也由去年的3亿元一举突破6亿元。这些重点企业生产能力、工艺技术和产品质量均已在全国同行业中处于排头位置。同时，积极发挥骨干企业的龙头拉动作用，发展配套经济、循环经济、集约经济，延伸产业链条，不断做大产业。目前，装备制造、绿色食品、医药化工三大支柱产业已初具规模，主导产业集群已成为**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撑。三是通过开展全民创业培植新力，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步伐。针对民众创业意识不强，民营经济弱小的实际，2003年下半年以来，**市组织开展了“全民创业行动”，通过全方位开拓创业领域、开展创业培训、能人牵动、建立鼓励创业的政策支持体系等多种措施，激发了民众创业激情，活跃了创业氛围。两年来，全市上下涌现出创业小老板3000多名，带动就业4万多人，激活民间资本4亿多元。“创业行动”有力地促进了民营经济发展。全市民营企业发展到1394家,产值超千万元的有120户,超亿元的有15户。2005年上半年，全市民营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5.6亿元，实现增加值11.3亿元，实缴税金1.0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6%、24%和14.7%，成为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力合一”使**市项目开发建设蓬勃兴起，工业经济迅速发展。2003年以来，工业增加值、利税等指标每年均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今年前三季度，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3.3%，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全市工业利税总额同比增长44.4％，工业经济呈现十几年来历史最好发展时期。
“要把丰富的农副产品资源优势转化为强大的经济优势，必须围绕农业抓工业、围绕工业抓农业，加快农业产业化的进程。”**市创新农业发展思路，农业在工农互动、两业双赢中展翅腾飞。
按照“两个围绕”的发展思路，几年来，**市以工农互动为主体，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坚持打绿色牌、走特色路，推进农业主辅换位，大力发展畜牧养殖业、水产养殖业和庭院经济，统筹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以扩大农产品转化总量为目标，坚持把龙头企业建设作为推动工农结合、城乡联手的战略突破口，加速建设辐射面广、牵动力强、市场占有率高、经济效益好的龙头企业群。引进的山东金锣集团形成了每年屠宰加工生猪60万头、肉鸡1200万只的生产能力，带动全市生猪生产每年平均以20%以上速度递增；引进的国内著名大型乳品加工企业上海光明乳业集团形成了日加工鲜奶300吨生产能力，一年内拉动全市奶牛存栏量增长了8倍；扶持的鸿源米业、一季良品米业等一批稻米加工龙头企业，培育出“孙斌”牌大米等驰誉全国的著名品牌。目前，各类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已达960户，其中规模以上龙头企业增加到60户，带动能力不断增强，参与龙头企业经营的农户达5万多户，已形成了肉制品加工、优质米、酒类等14条具有代表性的农业产业链。开发投资10亿元的30万吨酒精项目、投资9.8亿元的60万吨玉米深加工和投资2.2亿元的60万吨大豆深加工等重大农业产业化项目也即将着手实施，这些项目投产后必将推进**市农业经济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随着“两个围绕”总体思路的不断实施和深化，**市农村经济高歌猛进。2003年以来，累计转移劳动力近26.9万人；畜牧业在农业产值中的比重已经由21.6%提高到35.5%；全市经济合作组织已发展到875个，辐射带动农户8.5万户；今年粮食总产量达到62.35亿斤，粮食产量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创历史新高。
漫长的边境线和众多的口岸群体，构成了**对俄开放和江海联运大通道优势。凭借优越的地缘条件，**人以海纳百川的胸怀，谱写着对外开放、经贸富市的华章。版权所有
**有5个国家一类水运口岸、1个国际空港和2个公路港口，处于对俄开放的前沿。几年来，**市积极开拓大通道，发展大经贸，开发旅游业，实施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在对俄大通道建设上，水路开通了**至哈巴罗夫斯克、抚远至哈巴罗夫斯克、同江至下列宁斯阔耶、富锦至下列宁斯阔耶水上运输航线。陆路通道建设了同江铁路、同抚公路，开通了**经同江至比罗比詹陆路通道，即将投建抚远乌苏镇至俄卡扎镇陆路冬季过货通道，目前已经两国政府批准；投资3.4亿元建设同江哈鱼岛—俄罗斯下列宁斯阔耶黑龙江铁路大桥，目前前期工作进展顺利，即将落实开工。空中航线继开通**-北京航线后，今年又开通了**-大连-烟台、**-上海-广州航线。抚远、同江、富锦港口进行了改扩建，口岸过货能力不断增强。2003年以来，对外贸易成番论倍增长。2005年前三季度，**市完成进出口总额5.7亿美元，同比增长153.4%，其中进口完成1.4亿美元，同比增长49.2%；出口完成4.3亿美元，同比增长228.8%，全年进出口总额可突破7亿美元大关。**市十分注重以贸兴业，积极建设对俄加工园区和基地，发展外经贸主体和经济技术合作项目。针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丰富的资源，在各口岸城市建成了一批对俄出口基地和加工园区，几年来园区规模不断扩大，辐射能力不断增强。同江木材加工园区己形成年加工100万立方米的能力，抚远、富锦的木材加工园区也都己正式投入生产。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项目进一步增加。2005年前三季度签订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项目16项，合同金额达3.4亿美元。对俄经贸主体队伍不断壮大，截止2005年9月末，有进出口实绩的企业已增加到108家，营业额超千万元的己达18户。在发展外贸经济的同时，**按照旅贸结合的路子，全力推进湿地生态游、界江游、边境游和境外游，开通了18条对俄旅游线路，**正逐步发展为新的旅游热线。
“立足区位优势和城市综合功能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跳出**研究**，跳出**发展**。”放眼“十一五”规划，**把眼光放得更高、更远。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3
（一）人口低速稳定增长，经济快速持续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速度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进入新世纪，江苏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人口再生产始终保持“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模式。2012年，全省常住人口达7549.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28‰，人口总量占全国5.7%。与上年相比，总人口增长1%，自然增长率上升0.07个千分点，人口总量占全国比重保持不变。而同期江苏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548.36亿元，比上年增长14.9%。经济总量占全国10.3%，比上年提升0.3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全省人均GDp已达28685元，比上年增加4125元，增长16.80%。
2008-2012年，江苏人口增长2.65%，不足上一个10年增长速度（7.07%）的一半，低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2.99%）。而这一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则达到127.86%，翻了一倍多。2008-2012年度经济增幅分别达到10.2%、11.7%、13.6%、14.8%和14.5%，年均递增13.6%，高出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2012年，又创出14.9%的新增速，经济增长步入一个新的快速稳定增长期。从人口经济密度来看，1997年为5.9人/万元，2007年下降到0.86人/万元，2012年继续减少到0.35人/万元，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口的低速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江苏省2005年突破了人均GDp三千美元大关，处于世界中下收入和中上收入国家水平之间水平，标志着江苏人口与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年龄结构趋于优化，劳动力资源丰富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从而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据我国科学家研究表明：在我国改革开放头20年（1978年至1998年）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24%、人力资本积累（即素质的提高）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份额为21%；而同期，约有1/4的人均GDp增长是靠抚养比下降带来的。
江苏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2000年以来，全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12年，全省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达5609.27万人，占常住人口74.3％，与上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103.56万人，比重上升0.64个百分点。与2000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385.2万人，比重上升2.78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仅为江苏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给江苏带来“劳动力人口增加，人口抚养系数下降”的“人口红利”现象。2012年，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为34.48%，其中，少儿人口抚养比为19.74%，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74%。与2000年相比，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下降5.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由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3962.54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5609.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上升8.8个百分点；全社会人口总抚养比则由1982年的52.73%下降到2012年的34.48%。与30年前相比，全省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减少了18人。
（三）教育发展优先，人口素质提高
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近年来，江苏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成效显著。九年制义务教育不断巩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接近100%，全省小学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718.55万人下降到2012年455.75万人；初中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在98%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93.5%。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结构比例趋于合理，高等教育面向大众化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大学本专科生年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18.2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35.91万人，毕业生人数从2000年8.01万人增加到25.73万人。农村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部免除。
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江苏人口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2012年，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89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25年。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0.45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近1年，达到初中以上水平。全省每十万人拥有大学（含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由2000年0.39万人增加到0.69万人，增加0.3万人，拥有初、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口分别为3.79万人和1.46万人，分别增加0.15万人和0.15万人，小学受教育程度人口下降0.57万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也为社会全面进步，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劳动力转移加快，人口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聚集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4
北方农牧交错带，北起呼伦贝尔，南至河西走廊，南北跨300km以上，由东北向西南呈带状分布，具有明显的农牧交错特征，该区域面积达57.98万km2，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整个交错带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比较落后，而且不合理发展经济也给该区域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使得整个交错带的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陷入了恶性循环。
1.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状况
近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的扶持下，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整个面貌也在改善，该区域的经济发展速度和水平都有所提高，但是与全国相比，经济发展比较落后，总体水平较低，具体表现为：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较大，受到自然环境的生态状况的影响，农牧业的生产水平较低；第二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主要得益于该区域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是因工业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效益较低；该区域贫困面大，财政收入又低，资金投入困难，仍然面临严峻的扶贫脱贫任务。该区域以温带干旱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为主，降水量少，且分布不均，蒸发量大，旱灾发生频率较高，在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综合作用下，生态环境极为脆弱、敏感，遭到破坏后恢复困难，土地沙漠化、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生态环境问题尤为突出。基于该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现状，采取有效措施对其进行综合治理，促进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判断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是否协调，首先要看经济发展水平是否得到了提高，同时还要考虑经济的发展是否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产生的负面影响是否在环境承载力之内，主要通过协调度和协调发展度两项指标来加以评估，前者指的是协调状态质的稳定性的数量范围，后者指的是协调水平高低的量。从当前该区域整体经济发展现状和生态环境现状，二者的协调水平较低。
2.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作用机制
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作用机制具体体现为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三大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其中，社会经济对资源和环境产生的影响集中表现为人的经济活动上，人口数量和人口素质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较大，人口多度增长会不断地向自然环境索取，大量消耗资源，一旦超过环境承载力，就会引发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人口素质低、环保意识差，又加大了环境保护治理工作的难度，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资源和环境存在着一定的内部联系，在技术水平底下和一定环境承载力的条件下，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势必会消耗大量的资源，产生大量的污染，最终又因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减缓，甚至出现倒退。就资源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来看，作为社会生产的原料，是促进经济发展的物质基础，如果不合理开发利用，在其消耗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制约，因此，只有合理利用资源，才有利于生态环境以及经济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其衡量指标即为生态环境质量。北方农牧交错带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最终目标，必须将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有机结合起来，发挥协同作用。
二、北方农牧交错带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1.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前景
预测方法分为结构预测和非结构预测两类，前者是在定量化模型基础上加以预测，后者是通过定性分析即经验判断来给出预测结论，对于北方农牧交错带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状况的前景预测，在模拟仿真值数据基础上提出四种模式：自然发展模式、人口经济快速增长模式、环境保护模式以及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模式，对这四种模式的协调状况和协调水平进行比较，对协调前景进行预测。随着区域、全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科技水平的不断进步、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人们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增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力度的不断加大，在科学发展观和可持续发展观的指导下，整个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状况将得到改善，尤其是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模式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状况将得到进一步优化。
2.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方案
根据北方农牧交错带的经济发展状况、生态环境状况以及二者的协调状况，为促进该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现提出以下发展对策：其一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打破“贫困—人口增长—人口素质低—环境资源浪费—贫困加剧”的恶性循环，将人口数量控制在环境承载力内，通过提高人口素质、增强环保意识来改善该区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状况；其二，优化产业结构，推动生态环境建设，应压缩农业、增加畜牧业、稳定第二产业、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挥产业优势，获得综合效果，并结合该区域的实际情况，改善水、大气环境质量，恢复沙地植被，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其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循环经济，区域经济应逐渐向低消耗、低污染、高效益的方向转变，为实现这一转变，应加强环境立法，本着“谁污染、谁负责、谁治理”的原则，将环境管理纳入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上来，为提高资源利用率，应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将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其四，树立协调发展观念，增加对环保治理的投入，以观念促发展，转变观念，增强环保意识，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更加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应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理实施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并加强这方面的投入，保证生态补偿的有效实施。
三、结语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5
摘要：本文梳理了妇女发展评价指标的研究现状，依据对中国社会经济就业领域中性别平等发展目标和优先问题的讨论，借鉴国内外常用的经济性别平等监测评估指标研究成果，研究构建了评估农村留守妇女发展情况的指标框架和重点指标。
关键词：农村留守妇女；发展情况；评价指标体系
中图分类号：C913.6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7）13-0077-02
妇女发展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对妇女发展的评价经历了从“妇女解放”、“妇女地位”、“妇女参与发展”框架指标初设，到“社会性别和发展”指标体系建立的过程。妇女评价体系的内容日趋完善，改变了人们在社会与经济发展问题之外谈论男女平等、女性发展的局面。研究我国脱贫攻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背景下的农村留守妇女发展评价指标，对认识留守妇女发展的特点，反映现阶段农村男女平等的实现程度，寻求提高留守妇女全面发展水平的方法和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妇女发展评价指标研究框架
我国对妇女发展问题的重视和研究起步较晚。从1949年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到195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初步对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等的权利和地位做出具体规定。199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明确规定了妇女在政治、文化教育、劳动、财产、人身、婚姻家庭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至此，我国评价妇女地位、发展状况有了具体的框架指标。
1994年6月，务院新闻办公室了《中国妇女的状况》白皮书，从中国妇女的历史性解放、平等的法律地位、在经济领域中的平等权利与重要作用、广泛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在社会生活领域中充分发展、婚姻家庭领域中的平等地位、中国妇女权益的组织保障、积极参与国际妇女活动等指标出发，对我国妇女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评价。2015年9月，我国政府再次了《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状况》白皮书，从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机制保障、妇女与经济、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决策管理、妇女与环境、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法治保障、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以更客观的指标对我国妇女发展状况进行了具体和深入的评价。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确定了妇女与经济、妇女参与决策和管理、妇女与教育、妇女与健康、妇女与法律、妇女与环境六个优先发展领域的主要目标和策略措施，这为建立有效的妇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多年来，妇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观点有：谭琳研究设定了教育、就业、婚姻、生育和女性标准化死亡率5个方面共19个指标的妇女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刘爽从健康状况、文化教育状况、劳动就业状况、婚姻家庭状况和其他方面，构建了指标体系的基本框架；陈坤木认为，反映妇女地位的评价指标体系主要应该有女性生命周期、教育水平、经济活动、社会活动、健康、计划生育、家庭地位、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9个方面；韦惠兰、杨琰构建了经济、政治、社会、家庭及文化5个一级指标、9个二级指标和39个三级具体指标体系；崔凤垣研究了妇女社会地位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涉及政治、法律、经济、文化教育、婚姻家庭、健康6个领域共37个主要指标和支持性指标。由此可见，妇女发展评价指标的维度主要涉及文化教育、婚姻家庭、经济地位、健康、政治权利、就业工作、社会地位等方面，以提高妇女的整体素质为出发点，把妇女发展的主题贯穿始终。
二、农村留守妇女发展指标研究
农村留守妇女现象已经持续30多年，她们成为农村生产和建设的主力军、社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和家庭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全面调查、评估农村留守妇女的发展现状，寻求提高留守妇女发展水平的方法和途径，促进农村留守妇女全面发展，是脱贫攻坚的重要任务。
鉴于目前妇女发展评价指标的研究现状，依据对中国社会经济就业领域性别平等发展目标和优先问题的讨论，借鉴国内外常用的经济性别平等监测评估指标研究成果，本文对构成留守妇女综合发展指数的具体评估指标进行替代性调整，确定的农村留守妇女发展重点指标包含7个维度，并根据指标的重要性和可用数据的质量，在计算综合指数时对各子指标领域的综合指数和各项具体指标赋予了不同的权数。农村留守妇女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使用的两个一级指标、7个具体指标。
（一）农村留守妇女个体发展指标体系
1.农村留守妇女婚姻和家庭地位状况维度及指标。农村留守妇女婚姻和家庭地位状况维度下设13项指标，包括夫妻之间的联系方式、沟通交流内容、两性生活、家庭决策权、劳动分工等。妇女的婚姻及家庭地位反映了妇女所处的社会环境，包括婚姻关系、家庭责任和家庭两性成员对资源和机会的公平分享。因此，这13项指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妇女婚姻及家庭地位的现实状况，也被参与评价者所接受。
2.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经济状况维度及指标。农村留守妇女家庭经济状况维度下设8项指标，具体包括家庭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主要经济支出、夫妻各自收入占家庭总收入比例、家庭生活耐用品、经济支配权等。在中国，农村妇女的基本经济资源是“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及从事有酬社会劳动的机会。经济收入和价值回报关系到农村妇女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与经济安全，是经济性别平等的重要方面，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妇女家庭经济的现实状况。
3.农村留守妇女身体健康与心理状况维度及指标。农村留守妇女身体健康与心理状况维度下设6项指标，包括身体状况、就医情况、心理压力、心理愿景等，重点要了解妇女健康保健意识、医疗保障状况和心理健康主观感受。近年来，农村妇女生育等方面的生命安全问题基本得到保障，但身体健康改善、保健意识、心理健康等内容是妇女全面发展的重要关注点。
（二）农村留守妇女社会发展指标
1.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活动与自我发展维度及指标。在指标体系的研究中，专门设计了农村留守妇女娱乐活动与自我发展的维度和下属4项指标，包括娱乐闲暇活动、参加组织协会、参加培训意愿、学习发展信息获取等。农村妇女的娱乐活动主要体现她们拥有休闲的时间，以及在该时间内从事活动的内容两个方面。农村妇女在务农和家务劳动以外，是否有时间参加相关组织协会，参加培训，直接反映妇女的发展状况，是评价其发展的重要依据之一。
2.农村留守妇女享受政治权利维度及指标。农村留守妇女享受政治权利维度下设的3个指标，能够解释该维度内容，具体指标有基层管理者的选举权、人大代表的选举权及与男性平等的各权利。妇女对政治权利的享受，表明妇女在国家政治经济中所处的真实地位，以及男女享有政治权利的差异，是妇女发展的重要标志。
3.农村留守妇女生产劳动及社会环境现状维度及指标。农村留守妇女生产劳动及社会环境现状维度下设7项指标，包括家庭耕地面积、生产结构、生产劳动时间、农业生产困难、交往群体等。妇女生产劳动强度、时间长度及劳动环境问题，是妇女发展评价中普遍关注的问题，对该系列指标的关注能够更好地对农村妇女发展进行评价。
4.农村留守妇女子女教育状况维度及指标。农村留守妇女子女教育状况维度包含7个指标，主要是子女教育责任、亲子交流、管教方式、子女教育困难、子女期望值等。农村妇女对子女的教育直接影响下一代的成长成才，因此，农村妇女对子女教育的认识状况、管教方法和教育要求，无疑是衡量妇女发展水平的重要方面之一。
三、结语
农村留守妇女发展状况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在客观评价数据的基础上深刻地反映农村留守妇女自身发展的实际状况，与客观数据结合在一起分析将更具有说服力。同时，由于地域文化和留守个体的差别，各个维度指标并非平均地体现出农村留守妇女的发展现状，存在一定的地域性差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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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6
目前的社会就业问题，主要体现在大学毕业生就业难这一方面，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教育的不断发展，大学生很难适应快速发展的经济状况。而且高校教育已经逐渐普及，大学生的数量在逐年增加，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社会需要就业的岗位数量，这就直接导致就业岗位与人数严重不协调的局面。面对这样的情况，很多大学生的心理受到沉重的打击，一部分大学生甚至因此产生一些负面的心理情绪，这对大学生的成长和面对未来社会环境的应变能力都是非常不利的。学校和社会应该如何更好地解决这一问题，给更多的大学生带来一定的发展空间，减轻大学生因就业困难带来的心理压力，需要进行合理有效的规划并逐步执行下去。
1新常态下大学生就业形势分析
现在的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已经脱离了原始缓慢的发展节奏，新形势下的社会经济，其发展速度相当快，并且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能得到较为准确的预测，一些专家等能够轻而易举地了解并熟知社会经济发展现状，并结合自身去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但是，大部分人仍旧不能深刻理解社会经济的发展态势，不能准确把握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所以，这一部分人只能在自己所在的岗位做着跟过去经济发展相符的工作，忽视了必要的学习，忽视了经济发展的整体态势，这就直接导致自己的工作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社会经济的发展态势，这一部分人只能逐渐被社会淘汰掉，面临下岗的局面。所以，面对新形势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人们必须在平时的工作中不断学习提升自己，不断掌握更多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并且要熟知社会经济的发展动态，这样，才能不被社会淘汰，才能在属于自己的工作领域获得一席之地。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也要在了解社会经济发展态势的基础上不断地深化自身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日后的顺利就业打好基础。
2经济新常态视野下大学生的就业心理问题
21盲目从众，不务实际
在我们生活的周围，很多人存在随大流的思想和盲目从众的心理，这样的心理活动必将使得这些人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事情。面对就业，很多大学毕业生不能高度审视自身的发展状况，不能将自己的综合能力放在正确的位置，只是一味的模仿他人，将别人的思想当作自己判断事物的标准，导致在就业中不能明确其发展方向，影响正常就业。
22就业懈怠心理
很多大学毕业生由于毕业之后不能顺利找到满意的工作，一度灰心之后便不再寻求工作机会，或者不能以正确的就业观来选择工作，这对就业都是很不利的。
23挫折悲观心理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和困难，但是有的人能够正确面对，积极克服，但是有的人却不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面对，只是一味的抱怨，逐渐对生活和自己所做的事情失去信心。对于大学毕业生而言，如果对自己的期望太高，就会在选择工作的时候遇到很多麻烦，导致就业压力的心理问题，这种不能客观的，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就业的毕业生，对就业和心理都是不利的。
3经济新常态下大学生就业心理问题成因分析
31社会因素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和新型产业的不断出现，很多大型企业等经济发展呈现下降趋势，很多高学历并且有着各种丰富经历的老员工面临着下岗的困境，当大学毕业生看到这样的情况，会自然对就业产生畏惧心理。
32学校因素
很多大学毕业生在面对就业之前，不能得到学校的支持和相应的就业指导，对于即将步入社会的工作，学校不能给出正确的建议和引导，这就使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之前不能保持良好的就业心态和正确的思维方式，对就业表现出慌乱的不良心理。
33家庭因素
在很多家庭里面，父母双方都希望孩子能够找到好的工作，不仅要求工作单位发展状况好，还要求工资薪金高，这样的要求无形中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这对学生的就业心理是相当不利的。作为父母，应该结合孩子的发展状况，给出合理的建议供孩子参考，而不是为了追求好的工作而不断给孩子施加压力。
34自身因素
很多大学生对社会了解不够深入，缺乏严重社会工作经验，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不能以良好的心态面对遇到的困难，对于工作，不能以积极向上的态度来对待，调整不好心态，做任何事情只能是事倍功半。4就业心理调试的有效途径和方法
41树立正确的择业理念
大学毕业生在面临就业之前，可以学习必要的就业指导思想和就业指导课程，对于面试中应该保持怎样的心理和状态，制作怎样的简历，如何应对考官的问题等，都是在就业之前需要学习的内容。面对不同的工作，在选择的时候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掌握社会经济的发展态势，了解企业的发展状况等综合做出合理的判断，切忌盲目跟从他人，要对自己的未来负责任，做出自己的正确选择。
42创新高校人才培养体系
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必然对越来越多的人要求越高。高校应该注重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状况，要结合社会经济的发展态势和发展状况，不断引导学生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步伐，进行专门的指导和训练，在对一些技能等进行培训的过程中，要切合实际所需，对学生进行具有实际意义的指导，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学习中不断提高学生的实践经验，为日后的工作打下基础。
43加强大学生就业心理咨询与辅导
由于大学生在面对就业的时候，其社会经验等相当不足，心理不够成熟，这就要求高校为大学生在就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做出一定的解答和指引。要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做出必要的指导工作，对于大学毕业生在就业中遇到的各种心理问题，要有专业的心理老师进行开导，以确保大学生拥有健康的心理素质。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7
一、引言
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为城市生产和居民生活提供基本物质条件和公共服务。由于外部效应的存在，基础设施部门的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不一致，其私人部门成本不能得到完全的补偿。《2012中国城市统计年鉴》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与基础设施相关的能源、交通和环保三个行业2011年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合计为66945.8亿元，而这三个行业当年增加值合计仅为35119.7亿元。如果仅从经济收入的角度考察，显然城市公共基础设施部门的效益并不理想。然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作为公共物品的重要性在于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私人部门的经济利益。因此，与经济效益相比，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社会效益进行考察能够更好地反映其运营成果。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可持续发展观和以人为本发展观的确定，以论证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行性为目的的社会影响分析得到一些国际机构的认可，并逐渐发展成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社会影响评价(施国庆等，2003)。最初的社会评价关注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社会问题，目的是尽量降低负面影响以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薛晓娟，2005)。但是，随着基础设施项目对社会发展的有利影响不断显现，其社会效益(正面影响)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吴宗法等，2002;ZhangXiaobo等，2004;Uchimura等，1993)，特别是对基础设施减贫效应和就业效应的研究逐渐成为重点领域，如有学者分别检验了印度、中国各地基础设施的减贫效应(Fans，2002;Kwon，2000;高颖等，2006;鞠晴江等，2006)，还有学者检验了基础设施的就业效应(piyapong，2009;郑振雄，2011)，所使用的方法包括C－D生产函数法、动态面板模型、CGe模型等，所涉及的基础设施领域以交通基础设施为主。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学者从经济发展、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环保乃至土地增值等更加广义的范围对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社会效益进行了分析(杨二杰，2010;郝志平，2004)，并有学者尝试进行定量评价，方法包括模糊综合评价(孙康等，2012)、模糊层次分析法(李庆瑞，2005)、神经网络模型(骆有隆等，2004)和系统动力学方法(王宇宁等，2012;梅鸣等，2005)等。已有对于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评价并不系统和全面，研究的领域也存在局限，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领域。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是其公益属性的基础，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进行评价，能够更准确地反映其运营成果，为建设和运营策略的选择提供可资借鉴的依据。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经验(李忠富，2009)，将Dea方法引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评价研究中，采用基于二级目标函数的Dea交叉效率模型，以我国35个大中城市为样本，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进行全面评价和分析研究。
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评价方法与指标体系
效益指效果和利益，其本质是反映一种投入产出的对比关系。社会效益是指一项工程对就业、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等社会福利方面所作各种贡献的总称，是从全社会宏观角度来考察效果和利益。因此，本文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定义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对就业、增加收入、提高生活水平等社会福利所做的各种贡献，反映基础设施部门资源利用、劳动消耗与全社会发展有益成果之间的对比关系。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包括能源动力设施、水资源和供排水设施、道路交通设施、邮电通信设施，生态环境设施和防减灾设施六个子系统(陈仲常等，2010;潘胜强等2007)，其社会效益的发挥主要通过以下途径实现:(1)收入效应。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为其他社会部门的生产经营活动提供条件和中间产品，从而促进了整个社会总产出的增加，并直接表现为居民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2)就业效应。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主要通过三种途径带动社会就业，一是本部门经营管理活动所需要的直接人员投入，二是通过带动相关产业发展创造新增就业，三是作为市场交易的“剂”，为再就业提供便捷条件，从而提高了再就业率。(3)减贫效应。一方面，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涓滴效应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为农业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及城市低收入群体的就业提供了条件，从而提高了城市低收入者及农村贫困家庭的收入水平。(4)潜在效应。除增加就业、提高收入等作用外，城市公共基础设施还通过提升人口素质、发挥品牌效应等方式提高了城市的软实力。本文从投入—产出的角度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进行考察，选择的指标力求全面反映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水平及其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有益成果。综合借鉴前人研究成果中有关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评价和基础设施社会效益分析的指标，结合本文实证方法的适用性及数据的可得性，建立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在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中，投入指标由三部分组成:反映基础设施部门资本投入的指标x1;反映基础设施部门劳动投入的指标x2;反映基础设施部门存量设施投入的指标x3－x8。产出指标的选取综合考虑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发挥社会效益的不同途径以及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相关标准，包括反映国民收入总体状况的指标y1;反映全社会就业状况的指标y2;反映低收入者收入状况的指标y3;反映人口素质的指标y4。
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动态评价
(一)样本及数据考虑到样本间的可比性，本文选取全国35个大中城市作为评价单元，利用35个城市2008～2012年的面板数据来考察其社会效益状况。相关指标数据取自相应年份《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以及相关城市历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总体分析本文运用对抗型交叉效率模型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进行评价，matLaB7.11.0软件的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1.评价结果的合理性分析由表2可见，与传统CCR模型相比，利用Dea交叉效率模型所得到的评价结果中不存在多个决策单元同时有效的情况，且各年份效益水平最高的城市效率值也没有达到1，说明其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产出比并非完全有效，社会效益仍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样的结果更符合各城市的实际情况。2.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及变化趋势分析对评价结果进一步分析可知，2008～2012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总体状况不佳，各年份效率均值较低，即使均值最高的2008年也仅达到0.385。2008～2012年的5年间，中国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整体状况无明显改善迹象，如果不考虑期间的轻微波动情况，其总体呈现下降趋势。3.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与经济增长的背离2008年，中国政府为应对美国金融危机，实施4万亿刺激计划，这些资金大部分投入基础设施领域。经过5年的运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证明大规模刺激政策成效显著。但实证结果显示，5年来公共基础设施最重要的作用———社会效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实现。这表明，大规模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虽然保证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但经济增长的质量却没有因此得到提升，或者说经济增长的成果没有体现在社会发展方面。这不仅涉及到公共基础设施部门效益改善问题，而且涉及到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
(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区域差异分析对中国35个大中城市社会效益状况进行分区域考察，结果显示，2008～2012年，属于中部地区①的8个城市整体效益状况最好;属于西部地区的11个城市整体效益状况最差;属于东部地区的16个城市效益状况介于两者之间。从总体趋势情况来看，2008～2012年，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呈现缓慢下降趋势;西部地区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则呈现缓慢上升趋势。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在于，东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起步较早，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善的基础设施条件，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发挥也比较充分，目前处于边际效益递减阶段，大规模的基础设施投入对社会发展的贡献较中西部地区为弱;而受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的影响，近年来，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加大，尤其是中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社会效益十分显著，公共基础设施对社会发展的贡献逐渐达到最佳效果;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经济基础等原因，尽管近年来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在不断加大，但基础设施水平仍然明显落后于国内其他地区，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尚未显现，也正因为如此，西部地区处于边际效益递增阶段，公共基础设施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由图2～5可见，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遵从从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递减的趋势，说明收入效应和就业效应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明显优于中东部地区，说明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对于西部地区减少贫困的作用十分显著;中部地区潜在效应显著优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且与社会效益的结果一致，说明潜在效应对于社会效益的贡献度相对较大，这一结果与当前社会发展更注重软实力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四)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个体差异分析从具体城市来看，5个一线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均不理想，2008～2012年历年排名均靠后，除了广州和深圳的排名相对较好且表现出缓慢上升态势外，北京、天津、上海3个直辖市历年排名几乎都在30名以外且呈现出不断下滑的趋势。另一个直辖市重庆的排名情况也不乐观，在考察的5个年份中，有3个年份排在末位，但最后两年的排名有提升趋势。表现较好的城市大多为二线城市，其中，郑州市表现最好，在考察的5个年份中有3个年份排名第一;福州、济南、南昌3城市历年排名均较理想;另外，合肥、西安两个城市在考察期间表现出强劲的上升趋势。三线城市中，呼和浩特表现最好，历年排名较靠前;乌鲁木齐在考察的5个年份中排名几乎全部在30名以后。总体来看，各城市间的差异有逐渐拉大的趋势，2008年，表现最好的郑州市与表现最差的重庆市之间效率值的差距为0.368，到2012年，表现最好的长沙市与表现最差的乌鲁木齐市之间效率值的差距扩大到0.3795。上述情况表明，在一些城市中，存在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协调的现象。结合数据进一步分析发现，这3个直辖市的人口规模均达到或接近千万级水平，说明一些大型城市由于承载了过多的发展压力，大规模基础设施投入对于庞大的社会需求而言仍然表现为相对不足。
四、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聚类分析
社会效益评价问题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为效益低下的决策单元提供改进的目标和方案，考虑到被评价单元在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规模上可能存在的差异，本文借鉴以往研究中采用的聚类分析方法(郭磊，2011;胡倞，2013)，根据投入指标对被评价单元进行分类，将具有相似投入规模的决策单元归为一类，每一类中以效率值最高的决策单元作为其他决策单元调整投入结构的标杆。以2012年为例，中国35个大中城市按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规模进行聚类的评价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见，投入规模相似的各组中不同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存在显著差异，这为标杆城市的选择以及其他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的改善提供了可能。传统分析认为，导致决策单元无效的原因可归结为投入规模与投入结构的扭曲，那么对于投入规模相似的各决策单元来说，导致其效率差异的最可能原因就必然是投入结构的不合理。因此，对于相对低效的城市来说，调节公共基础设施投入结构应能改善其社会效益状况。根据上表，广州、南京、济南和长沙可以被选择为各组的标杆城市，作为同组中其他城市调整基础设施投入结构、在短期内改善其社会效益状况的标准。对投入指标的分析表明，中国35个大中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规模存在较大差异，且大致遵循从一线城市到三线城市递减的规律，表明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规模具有一定正向影响。但是，聚类评价结果显示，与投入规模较低的城市相比，公共基础设施投入规模较高的城市社会效益状况未表现出明显优势。例如，投入规模相对较高的上海、北京、天津、重庆等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明显低于投入规模相对较小的长沙、郑州、福州、石家庄等城市。这种状况表明，一些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与投入规模存在不协调现象。分析原因，本文认为，除投入结构不合理外，与快速增长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比，公共基础设施供给相对不足是导致其社会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对于一些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而言，其社会经济发展压力过大，导致公共基础设施承载能力相对不足。同时，基础设施的相对稳定性、规划的系统性和建设的长周期性也客观限制了其发展速度，无法随投入规模的提高而及时调整。对于这些城市，只有采取功能疏导性的政策措施才能有效缓解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低下的状况。
五、对策建议
通过实证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状况仍有待提高，统筹兼顾区域、城乡基础设施发展是改善其社会效益的根本途径。
(一)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投入力度实证研究表明，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具有更好的社会效益，且处于边际效益递增阶段，因此，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投入力度能够带来更高的社会效益。特别是对于贫困状况严重的西部地区，良好的基础设施条件更有助于贫困人口的就业和增收，不仅能够间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也有助于该区域的社会稳定。另外，经济发展水平东高西低的区域不平衡格局在我国已经持续了若干年，随着科学发展、可持续发展等概念的提出，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基础设施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和保障，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是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和战略起点。
(二)推进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导致部分中国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低下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功能性矛盾，越是发达的城市社会经济活动强度越大，即使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已经达到了客观条件(土地、能源等)允许的上限，也无法完全满足频繁的社会经济活动的需求，从而使公共基础设施的供给表现为一种相对不足，无法实现支持社会快速发展的目的。这种情况下，功能疏导性的措施应该被用来改善大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社会效益低下状况。一种有效的做法是通过加大对城市周边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使其分担城市的部分承载功能。与城市中心相比，小城镇虽然基础设施条件落后，但也因此拥有更高的边际收益。加大对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是公共基础设施投入政策调整的必然趋势，同时也符合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战略要求。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8
关键词：河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预警；信息调查系统
一、绿色预警指标体系建立的必要性
中国当前面临着一系列资源、环境与社会问题，特别是其中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已经引起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盲目追求经济高增长将会加剧环境恶化，资源枯竭，从而阻碍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并最终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最新测算结果表明，从环境污染治理的角度核算，如果在现有的治理技术水平下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约需要一次性直接投资10800亿元(不包括已发生的投资)，相当于当年GDp的6.8％。“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GDp的3.03％(低估值)。这里的污染损失尚未包括大气污染造成的清洁费用的增加、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显而易见，中国经济增长所付出的环境代价非常沉重。
“十一五”时期，是河北省经济发展战略机遇期，加大经济技术开发区与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成为河北省发展经济，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但也成为环境污染与能源耗费的重点对象。河北省目前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的初始阶段，能源消耗以煤炭为主，产业发展以资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为主，资源消耗量和污染物排放量大。“十五”期间，全省经济快速发展，其中高能耗、高物耗的火电、钢铁、建材等行业更是过热发展，而污染治理进程缓慢，海河流域污染防治计划完成率不足50％，全省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环境质量改善目标等均没有全部完成。可见必须处理好经济――能源――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对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绿色预警指标体系，推行绿色GDp核算体系，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源泉。为未来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环境保护提供预测和可行方案。
二、河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预警指标体系的构建
在分析了河北省及其他一些部级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总体状况和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将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预警指标体系分为四个分系统：信息指标系统、信息调查系统、绿色监测预警模型、绿色预警专家委员会等。
(一)信息指标系统的选择
现行的GDp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方法中，没有把环境的投入(包括自然资源的投入、生态系统的投入和环境容量的投入)计算在内，忽视了资源损耗和环境退化等难以计量的社会经济发展成本，因此得出的经济数据是片面的，不能全面反映一国或一地区当前和将来的净福利变化。所以在指标选择时，我们采用绿色GDp核算体系，从实物量和价值量两方面核算资源环境损耗，选择的宏观评价指标和经济技术开发区评价指标均由资源产出指标、资源消耗指标、资源综合利用指标、废物处置量指标四大部分构成。
1.资源产出指标：主要是指消耗一次资源(包括：煤、石油、铁矿石、十种有色金属矿、稀土矿、磷矿、硫矿、石灰石、沙石等)所产出的国内生产总值(按不变价计算)。该项指标越高，表明自然资源利用效益越好。
2.资源消耗指标：主要描述单位产品或创造单位GDp所消耗的资源，该类指标反映了节约降耗，推进“减量化”，从源头上降低资源消耗的情况。该项指标越低越好。
3.资源综合利用指标：主要反映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城市生活垃圾等废物的资源化程度以及反映传统的五大类废旧物资的回收利用状况，体现了废物转化为资源、节约使用资源、循环利用资源的要求，即“资源化”的成效。
4.废物排放(处置)指标：主要用于描述工业固体废物、工业废水、二氧化硫和CoD的最终排放(处置)量，该类指标反映了通过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从源头上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产生，降低废物最终排放(处置)量、减轻环境污染的成果。
(二)信息调查系统
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信息统计调查体系主要是由经济技术开发区抽样调查、城镇经济技术开发区登记调查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状况观察点调查三个方面构成。
经济技术开发区调查主要是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统计比较真实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与能源耗费和河北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整体状况以及影响经济技术开发区状况的相关因素，为政府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服务。
城镇经济技术开发区登记调查主要是从微观管理的角度，统计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与能源耗费基本状况，为政府实施具体政策提供依据。
经济技术开发区状况观察点主要是在全省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与能源耗费状况比较严重的地区或行业设点，通过典型调查随时了解重点地区能源耗费状况。
(三)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监测预警模型
具有时间序列特征的绿色核算可以用于对经济增长与环境进行预警，所以建立以经济――能源――环境为核心的绿色预测预警平台。这个模型体系的目的是对经济增长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和预警，并针对不同“情景”提供不同的政策建议。该模型在投入产出表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模型预测经济增长和部门结构的变化，分析预测能源消费和污染物排放量的变化，以及治理污染所需的投资，从而分析与预测经济增长和环境的中长期变化趋势。把这一变化趋势与设定目标相比较，得出预测预警的结果。最后依据这些分析和预测结果，提出确保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与环境调控政策建议。
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监测预警模型分为警报模型和预报模型。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监测预警模型是由经济、能源和环境三个子系统构成：
经济模拟子系统主要由收入分配、消费、投资、进出口、财政、就业、最终需求形成、总产出等模块组成。该子系统对经济技术开发区各行业产值、增加值、产品产量和产品销售量进行预测。
能源模拟子系统根据经济子系统对经济发展各项指标的预测结果，并结合部门能源消耗系数，对各个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部门能源消耗总量及结构进行预测。根据人口增长和居民能源消耗系数，预测居民生活能源消耗量及其结构变化。
环境预测模拟子系统通过经济预测模型输出的行业产值、增加值，产品产量、销售量等指标，与经济模拟子系统对接，预测废水产生量、水污染物产生量、大气污染物产生量、固体废物产生量等指标。与环境污染控制目标结合，预测这些指标的削减量和排放量，并作为污染治理预测模型的输入反馈到经济模拟子系统，分析污染治理投资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在对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预警三个子系统经济数据统计调查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信息指标综合分析的基础之上，通过合理确定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警戒线而建立起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预警模型。
首先，合理确定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警戒线，其实质是如何从宏观经济、环境污染状况、能源耗费状况等方面综合研究确定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经济效益的具体情况。目前确定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警戒线主要有德尔菲法则、社会问卷调查等方法。绿色警戒线确定下来以后，即可以根据相应的警戒线划出相应的警戒区域，如绿灯区域、黄灯区域、红灯区域，为警报模型和预报模型打下基础。
其次，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警报模型，观测当期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增长与能源耗费、环境污染状况。在警报模型中，主要是通过测算当时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增长与能源耗费、环境污染状况并与相应的警戒区域相对照，判定不同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发展状况的警情。目前一般采用合成指数法、离散指数法和单一指数法三种方法。
再次，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预报模型，预测未来一定时点的经济技术开发区经济增长与能源耗费、环境污染状况。目前一般采用等量增长法、回归模型法两种方法。
(四)经济技术开发区绿色监测预警领导机构和专家委员会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9
[论文关键词]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老龄化社会
老龄化社会是指6o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10％或者65岁以上的人口占7％。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我国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我国6o岁以上的老年人已达到1．4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0．97％以上。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养老保障体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而由于农村经济发展落后，保障体系残缺，农村养老问题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家庭养老作为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在养老保障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然而随着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并呈现出诸多缺陷。目前养老方式开始由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保障模式转型，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我国农村养老发展必然的趋势，也是解决当前农村养老问题的理性选择。
1调查对象与调查方法
1．1调查对象
安徽省长丰县阮巷、罗塘、水湖、双墩四个乡镇；蒋庄、兰桥、黄岗、邵集等十几个村；四所敬老院、一家老年公寓年龄在60岁以上的农村老年人。走访部门有：长丰县民政局、统计局、卫生局等。
1．2调查方法
采用多阶段分层整群抽样的方法。调查内容涉及农村老年人经济收入、日常物质消费、受照料、健康等状况以及老年人对生活的满意度等问题，此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616份。
2我国农村养老现状分析及成因分析
2．1农村养老现状分析
40．09％的农村老年人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满足日常生活所需，31．8l％的老人依靠子女供养，5．84％的老年人依靠政府补救度日，在所调查老年人中仅有1．46％享有退休金。
农村老年人的日常物质消费状况主要包括饮食、衣着、住房、医疗、精神娱乐等指标。从饮食状况分析，54．3％的老年人对日常饮食状况较满意，24．0％的老年人对日常饮食状况不满意；从居住状况分析，被调查老年人基本上都有相对固定的居住场所，35．6％的老人与一个子女同住、59．8％不与子女同住，少数老人在子女家中轮流居住；从医疗角度分析，在老年人消费支出中，医疗费用的支出比较大，其中20．1％的老人的收入主要用于医疗费用支出。
调查发现，农村老年人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很大一部分老年人需要适度的护理和照料。据长丰县民政局资料显示，在所调查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子女外出打工的老人占到所调查老人总数的56．3％，加上家庭结构的变化，农村老年人的受照料状况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形势。有子女照料的老人仅占78．07％，其中独居老人占23．53％；无人照料的老人在所调查老人中高达21．93％，相当一部分孤寡老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宁愿独居，也不愿进入乡镇社会福利机构养老。
2．2我国农村养老状况成因分析
我国老年养老保障模式从形式上分家庭保障和社会保障模式。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经济条件也不尽人意，时常感到孤独寂寞，再加上老年人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因而老年人迫切需要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但是，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由于城乡迁移、核心家庭的出现及产业结构调整，将引发家庭照料提供者的减少，家庭对老年人保障的能力与愿望的减弱，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保障日益暴露出严重弊端，与我国社会发展不相适应．住要原因如下。
2．2．1农村劳动力弱化，家庭养老受到冲击。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农业社会中，家庭养老在农村养老保障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步伐加快，城乡经济发展的长期不平衡，农村人口特别是大量青壮年人口向城市流动和迁移加速，一方面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弱化，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农民收入不高；另一方面电促使大家庭结构向小家庭转变，老年人与其子女、晚辈共同生活的家庭逐年减少。最终导致农村养老保障严重匮乏，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逐步弱化，给家庭养老方式带来巨大冲击。
2．2．2农村养老保险覆盖率低，基金筹集模式存在缺陷。农村养老保险基金是介于社会保险与商业保险之间的一种保险品种，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基金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予以政策扶持”的标准进行筹集，但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的效益不好，政府没有对农民提供相应的补助，造成农民自己筹集资金的养老模式，同时也．没有调动农民参加养老保险的积极性。就目前我国农村养老保险的状况看，仍然存在着征收成本过高、制度覆盖面过窄、基金筹集困难等弊端。
2．2．3传统家庭养老模式衰竭，供给能力弱化。传统的家庭养老又分为土地养老和集体养老。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农业结构调整，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农地征用，必然造成建设用地不断增加，耕地减少不可避免的情况，削弱了基于土地基础上的家庭养老的功能；集体养老是由集体经济组织对年老多病、无依无靠的老人进行赡养的制度，主要形式有五保户制度和养老院制度。集体养老存在的物质基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的完善和物质的丰富。我国各地集体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直接影响集体养老的普及和规模化发展。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集体经济整体实力不强，且有下滑趋势，又导致了集体养老功能的弱化。
2．2．4家庭养老存在局限性，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滞后。家庭养老的局限性严重的干扰了农村正常的生活秩序，影响了社会安宁和稳定，给农村的经济发展社会文明带来了负面效应，我国目前社会养老呈现滞后状态，因此必须积极探索选择新型社会养老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养老保障问题。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观念的变化，农村家庭规模逐渐变小，农村老龄化趋势逐渐加剧，家庭赡养的功能在逐渐退化，家庭养老已逐渐成为制约农村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个瓶颈。我国的农村养老必然会经历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过渡，建立完善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我国农村养老的发展趋势，也是解决当前农村养老问题的现实选择。
3加快农村养老保障体系转型的建议
3．1采取多种措施，推动农村经济发展
农村经济落后是农村家庭养老功能弱化最根本原因。不论老年人的心理、养老还是医疗问题，都需要经济的支撑。因此，需要大力发展农村的经济。一方面要大力推进农村农地产权制度改革，以市场机制加上政策倾斜解决人地结构矛盾；另一方面要适当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加强市场营销组织管理；再次要加大对农村公益养老事业的投入，加快社会养老保障制度建设的步伐。确保老年人“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3．2完善农村合作医疗，设立“夕阳绿色通道”
积极推进农村合作医疗是对老年人医疗保障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此过程中，各地政府应进一步加强自身的责任，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为老年人提供定期体检，满足老年人这一特殊群体需要。针对老年人去指定医疗点看病不方便．报销门槛较高这一问题，政府应建立特殊的医疗报销制度，扩大报销范围，放宽报销条件，为老年人提供上门服务等，切实从老年人角度出发，建立“夕阳绿色通道”。
3．3制定相关奖惩制度，健全农村老年人心理保障体系
除了道德层面的宣传外，各级政府还应制定相关的奖惩制度，对没有尽到赡养义务的子女给予处罚，对孝敬老人的子女给予表彰，营造良好的敬老爱老氛围。此外，政府部门应该设立专门的老人维权机构，使老年人维权途径更为方便，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利。开展多渠道的农村老年人健康教育，提倡科学合理的生活方式，宣传积极乐观的生活度态度，并建设老年人心理咨询机构，加大对乡村卫技人员心理治疗技能的培训，做到及早发现和有效解决农村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
3．4推进保障模式的创新，提高保障能力和效果
在政府主导下逐步建立参与式发展的机制，加快调整个人帐户整体规模，使之更加方便农民，减少农民享受的成本，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认识到灵活多样的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好处，让制度受到农民的欢迎。首先，加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制建设，通过立法的形式建立与健全社会保险制度。其次，多渠道筹集养老保险基金，解决养老保险隐形债务。同时尽快建立基金分级管理体制，加强基金监管力度。稳定农村养老保险的基本政策，建立个人自筹养老基金，实现社会保障金筹措方式的转变。
3．5实行多层次、多样化的农村养老体系
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对公民敬老的教育应从小抓起。营造敬老养老的社会氛围，充分发挥思想道德教育的作用，加强对青少年尊敬老人，关心老人的教育。各地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老年人娱乐场所，增加娱乐设施，组织娱乐活动，丰富娱乐生活，开展老年福利事业，促进老人身心协调发展。将家庭养老的责任与义务制度化。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农村养老机制，应该是国家、集体、家庭和个人相结合，形成以经济为基础，以保险基金为前提，以家庭保障为中心的多层次、多渠道的养老体系。
3．6实现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转型
家庭养老对农民而言是普遍的，但随着经济发展，农民保障需求的不断上升，给农村家庭带来愈加沉重的养老负担。
传统以家庭为主的养老方式，已经不适应目前我国人口急剧老龄化的趋势。但是目前我国经济实力有限，要把农村养老完全抛向社会是不现实的。解决我国农村养老问题的有效途径是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协调统一，在继续支持和鼓励家庭养老的同时，积极探索和创造条件实现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模式的转型。
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篇10
关键词：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健康不平等
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学术界普遍认为，随着医学技术以及经济水平的发展，健康不平等状况将会有所减小，至少在发达国家是这样（Robert&House，2000）。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及80年代早期，布莱克等（1980）却发现，英国社会的健康不平等状况不但没有减小，反而有所扩大；美国及其他欧洲国家的研究也支持这种观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群体的健康状况明显优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群体，这一趋势并未随时间和空间的变化而改变（mackenbach，etal.，2008）。虽然不同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总体上随着社会经济和医疗技术的发展都有所增加，死亡率有所降低，但更多是社会上层人口从中获益，这加剧了健康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程度的扩大，使得曾经是社会流行病学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逐渐也变为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领域，尤其是受到社会分层学者的重视。社会学家重点探讨的是社会分层所产生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平等是如何导致健康不平等的。当然，相对于社会流行病学和生物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还提供了一种综合性的社会理论框架和方法（Robert&House，2000）。
社会经济地位同健康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应当如何确定仍存在争议（warren，2009）。这些争议基本形成两种观点：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elstad&Krokstad，2003）。社会因果论认为，个人的健康水平受社会结构因素限制，即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决定了他们的健康水平，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其健康状况越差（Dahl，1996）。健康选择论则认为，健康状况是个人社会流动的筛选机制之一，只有健康状况较好的人才能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从而产生了健康不平等（west，1991）。笔者也曾试图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检验这两种主要观点对于中国民众健康不平等状况的解释力。研究发现，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对中国民众的健康不平等状况都有一定的解释力，但相对而言，社会因果论的解释力要比健康选择论强（王甫勤，2011）。因而，同其他很多研究一样，本研究以社会因果论为基础，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不平等的因果机制。虽然大多数研究都支持这一观点，但是重在阐明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们健康状况理论机制的研究却很少（mirowsky，Ross&Reynolds，2000）。
社会流行病学致力于寻找影响人们健康水平的风险因素，包括社会、心理和行为等层面的社会关系、生活或工作压力、悲观情绪、健康生活方式等（House，2002）。根据社会流行病学的观点，对于离个人最近的（proximal）、行为的和生物医学因素的直接干预将会从总体上提高人口的健康水平（Link&phelan，2010）。但在社会学研究中，生活方式并不只是个人行动选择的结果，更受到社会结构的型塑，即生活方式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布是不同的（Cockerham，2010a）。那么，（健康）生活方式能否成为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不平等的解释机制？这是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
本研究试图通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数据，分析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对人们健康水平的影响和社会结构是如何型塑人们生活方式，进而为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人们的健康水平提供因果解释逻辑，并试图将社会流行病学和社会学关于健康不平等的研究结合起来。
一、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不平等
布莱克报告发表后，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学者开始探索本国的健康不平等问题，形成大量研究成果（Bartley，2004；Cockerham，2010b；pickett&wilkinson，2009；Smith，Bartley&Blane，1990）。在布莱克提出的四种观点中，健康选择论和社会因果论虽然都解释了社会经济地位与人们健康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但是因果方向却恰恰相反，所以关于这两种观点之间的争论最多。在争论中，社会因果论一直处于优势。许多研究者认为，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个人健康状况和期望寿命的最具决定性的因素（Link&phelan，1995；williams，1990；winkleby，etal.，1992）。另外，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他们的健康状况之间存在稳健和持续的关系（mackenbach，etal.，2008），即社会经济地位同人们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关系很少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王甫勤（2011）运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2005）”检验了这两种理论对中国民众的健康不平等现象的解释力，结果显示，社会因果论的解释力（相对而言）要比健康选择论强。本研究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讨论社会经济地位同健康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温珂拜（winkleby）和他的同事（1992）的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的决定性作用几乎出现在所有疾病中和生命的各个阶段。社会经济地位各指标间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每个指标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反映一个人在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中的地位。在疾病和健康研究中，教育反映一个人积极获取社会、心理和经济资源的能力；职业反映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权利责任感、体力活动状况和健康风险；收入水映一个人的消费能力、住房条件、营养状况及医疗保健资源的获取能力。当然，这三个指标并不同等重要。温珂拜等（1992）认为，虽然收入水平和职业地位也很重要，但良好的健康状况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应该是受教育程度。教育通過多种机制来影响人们的健康不平等，如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改变人们的价值观，并且教育还能够促进人们心智成熟和培养人们赚钱的能力等（winkleby，etal.，1990）。也有研究发现，教育程度高的人与教育程度低的人相比，前者在工作過程中感觉更为充实和有价值，他们对于生活和健康状况的调控能力明显比后者强，这些都解释了为什么教育是影响人们健康状况的最重要因素（Ross&mirowsky，2010）。社会经济地位不但对人们健康状况产生影响，还具有累积效应，即长期处于优势地位（或劣势地位）的人拥有更好（或更差）的健康水平（Heraclides&Brunner，2009）。这种累积效应在年龄方面体现比较明显，即青年人社会经济地位差异反映的健康状况差异不是非常明显，但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经济地位对健康状况的累积效应逐渐展现出来（Lowry&Xie，2009）。
从多重病原论的角度看，健康问题或疾病的产生除了基因和体质因素之外，还包括多重社会因素。在医学社会学中，根据与健康的因果距离，社会因素被划分为三个层次：最近的因素（proximalfactors），包括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及行为，如吸烟、饮酒、饮食和运动等；中等距离的因素（mid-rangefactors），包括人们的社会和家庭关系以及社会支持网络；最远端的因素（distalfactors），包括人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如社会结构与社会分层因素（Lahelma，2010）。虽然大多数学者们都支持社会因果论的基本观点，并就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人们健康水平的因果机制作出解释，但并未得到数据的检验（mirowsky，etal.，2000）。从对这种因果机制的研究和解释看，主要是基于最远端的因素是如何产生健康或疾病的，这种因果机制没有得到直接的数据支持。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从最远端因素到最近因素的因果链接机制。
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人口的健康水平（预期寿命和死亡率）有明显的改善。关于中国人口健康状况的研究成果也非常广泛，但绝大部分都是以医学、公共卫生和社会政策领域的研究为主，对公共健康的社会学研究相当缺乏。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人口研究中心和中国卫生部从1989年开始对中国9个省份约4400户家庭进行的追踪调查——中国健康与营养状况调查（CHnS）——是目前中国健康研究最为权威的数据，以该数据为基础的研究成果数以百计。即便如此，这些成果中对中国人口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仍鲜有涉猎。王甫勤（2011）虽然发现了中国人口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状况之间的相关关系，但只是检验了社会因果论和健康选择论的解释力大小，并未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人们健康水平。正因为如此，本研究试图寻找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口健康水平的中间机制。
二、生活方式与健康
生活方式是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早期社会学家如马克思、韦伯和凡勃伦等均对生活方式有相关论述（高丙中，1998），当代社会学家布迪厄的讨论也非常深入（Cockerham，2010a）。其中，韦伯对生活方式的界定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根据社会声望和生活方式区分不同类型的地位群体，并认为特定地位群体之所以能够发展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发展出一套特定的生活方式来（韦伯，[1946]2005），因而，不同地位群体在生活方式方面必然是可辨别的。在韦伯看来，生活方式受到行动和结构两重因素的影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都是个人的一种生活选择，但是这些生活选择却又（且主要是）受到他们自己的阶级处境或生活机会的制约（Cockerham，2010a）。当然，本研究重点并不在于探讨如何根据韦伯意义上的生活方式来划分不同的地位群体，而是要探讨在不同生活方式下行动的个体是如何获得健康地位的。笔者把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称为健康生活方式，是指个人基于一定的动机和能力所发生的一系列维护和促进良好健康状况的行为模式（Cockerham，etal.，1993）。科克汉姆（Cockerham）（2010a）认为，人们维护或促进健康状况的主要动机包括维持工作、增长寿命以及享受身体健康带来的愉悦等。布迪厄（1984）从饮食习惯和运动偏好两个方面研究了专业技术阶级（中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区隔，他发现工人阶级更注重维持体能，而专业技术阶级更注重保持身型。（1）在饮食方面，工人阶级喜欢便宜且富有营养的食品，而专业技术阶级注重口味、健康、清淡和低能量；（2）在休闲运动方面，专业技术阶级经常从事帆船、滑雪、高尔夫、网球和骑马等运动，这些运动对于工人阶级而言，不但存在经济障碍，还存在社会障碍2，因而工人阶级喜欢参加一些比较流行的且对公众开放的运动，如足球、摔跤和拳击等一些锻炼肌肉力量、耐力并伴有暴力的运动（Bourdieu，1984；转引自Cockerham，2010a）。
社会流行病学一直致力于研究健康生活方式（如吸烟、饮酒、体育锻炼、安全驾驶和常规体检等）对人们健康状况和疾病的影响，并提出了风险因素模型（House，2002）。但是，早期关于健康生活方式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往往在理论和方法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亚伯（abel）和科克汉姆等（2000）归纳为五个方面：（1）某一种健康行为并不能反映行为对于健康的复杂效应；（2）很多研究只重视健康损害行为，忽视了健康促进行为的影响；（3）将生活方式当成是一种个体行为来研究，忽视了社会结构和群体效应对生活方式的影响；（4）需要将生活方式嵌入到综合了社会、文化和心理效应的综合模型中；（5）对健康风险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和递归关系缺乏详细描述，往往仅以双变量分析为主。科克汉姆（2010a）在此基础上结合韦伯和布迪厄关于生活方式的论述提出了（健康）生活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的综合模型，认为在社会结构（主要是阶级结构、年龄、性别、种族、集体行为和生活条件等）和社会化以及经历的影响下，个体形成了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生活选择，进而形成了健康生活方式的行动倾向（惯习），并发生生活方式行为（如吸烟、饮酒、安全行驶、运动和常规体检等）。这些行为模式形成了健康生活方式，这些方式又会影响他们的行动倾向（惯习）。
根据科克汉姆模型的基本观点，生活方式不管是个人行动选择的结果，还是受到生活机会的约束，最基本的原因都缘于个体所处的社会结构位置和生活条件等方面的差异。社会流行病学的研究发现，（健康）生活方式对人们的健康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因此，生活方式就成为链接社会经济地位（作为远端的社会结构因素）与健康水平之间的中间机制之一，即处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口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健康生活方式（近端的行为因素），进而影响他们的健康水平，也即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通過健康生活方式导致健康的不平等。可以用图1来概括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生活方式与健康水平之间的关系。这也是本研究的逻辑框架。
根据图1三因素间的因果关系，本研究形成如下三个基本假设：
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健康状况越好。
根据社会因果论的基本观点，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人们健康状况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是健康社会不平等产生的重要原因。这一假设在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健康不平等研究中都得到了数据支持。
假设2：越是经常发生健康行为的人（即健康生活方式，这里指有助于产生或维持良好健康状况的行为，如运动健身等），健康状况越好；相反，不经常发生健康行为或经常发生健康损害行为的人（如吸烟、饮酒等），健康状况相对经常发生健康行为的人要差。
基于多重病原论及社会流行病学对于生活方式的研究，相关健康行为是人们维持健康或产生疾病的最近端的影响因素。
假设3：社会经济地位通過健康生活方式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
具体说来，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口的生活方式有明显差异。就与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而言，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产生和维护有利于健康的生活方式。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口对健康的需求也越高，产生健康生活方式的动机也越强；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口能够支付健康生活方式所需要的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再结合假设2的观点，便可形成一条社会经济地位通過影响人们健康生活方式（中间机制）来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的因果路径。
三、研究设计
（一）分析策略
本研究重点分析社会经济地位如何通過健康生活方式产生了健康不平等，将采用逐步回归法来分别研究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生活方式对人们健康水平的影响；再通過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确定社会经济地位对人们健康生活方式选择的影响。从不同层次检验本研究的三个基本假设。
（二）变量测量
1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健康状况。在社会流行病学研究中，往往采用医学健康指标来测量，如死亡率、发病率以及具体疾病（如心脏病、肥胖症、高血压和高胆固醇等）。在社会学研究中，一般采用主观健康评估法（Braveman，2006）。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学的研究不在于解决疾病康复问题；另一方面，尽管主观评估结果同人们真实健康状况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但主观健康评估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仍然被认为是死亡率和其他功能性限制的有效预测指标（Lowry&Xie，2009）。因此，同国外很多研究（elstad&Krokstad，2003）一样，在本研究中，“健康状况”是通過人们自己的主观评估来测量。在调查设计中，询问被访者“在上个月，是否因为健康状况而影响到您的日常工作（在家里或家外）？”，将回答结果合并为二分类变量，回答“完全没有影响”的，重新编为“健康状况良好（编码为1）”；回答“有很少影响”、“有一些影响”、“有很大影响”和“不能进行日常工作”等合并为“健康状况较差（编码为0）”，“有很少影响”和“有一些影响”没有作单独分类，而是归为“健康状况较差”，主要是由于这种测量方法属于回忆性测量，受访者对自己的健康程度有一定程度的偏高估计。
2自变量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是社会经济地位和健康生活方式。布劳和邓肯（Blau&Duncan，1967）根据每一种职业的平均教育水平和平均收入水平计算出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Sei），后来特里曼（treiman）、甘泽布姆（Ganzeboom）和格拉夫（Graaf）等又根据不同国家数据将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转换成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本研究根据他们提供的标准化的职业转换程式，将人们的社会经济地位转换成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从测量结果来看，iSei属于连续型变量，取值越大，表明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健康生活方式是用人们在业余时间里参加的健身/体育活动来测量。在调查设计中，询问被访者“在业余时间里，您有没有在以下方面参加由您工作单位以外的社团组织（如俱乐部、沙龙、培训班、志愿团体和教会等）安排/进行的（健身/体育）活动呢？”根据被访者的参与程度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一周一次”、“一周几次”、“一月一次”、“一年几次”和“从不参加”等，在实际分析中，将“一周一次”和“一周几次”合并为“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编码为1），将“一月一次”、“一年几次”和“从不参加”合并为“很少参加”健身/体育活动（编码为0）。
3控制变量在以往的国外研究中，性别和年龄是常见的控制变量。本研究中，性别男女编码分别为1和0；被访者年龄范围在18-70岁之间，同时根据年龄和人们健康水平之间的倒U型曲线关系，将年龄的平方也作为控制变量。另外，由于中国特殊的城乡差异，城镇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在社会福利和保障方面存在明显差异，而这种差异主要通過劳动力所在单位的性质决定。体制内和体制外单位在工资水平和社会福利保障等各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是影响劳动力健康水平的重要因素，所以本研究将劳动力的单位性质也作为控制变量使用。根据劳动力所在单位性质，划分为三种类型：国有单位（包括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非国有单位（集体企业、个体经营、外资企业或其他企业）、无单位（主要是指农业劳动者没有挂靠单位）。此外，除了城乡差异之外，中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有较大差距，这导致不同地区的医疗资源配置有明显差异，因而，本研究根据调查地点将被访者划分为三个区域2并作为控制变量。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数据来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调查采用分层设计、多阶段ppS方法，对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城乡人口总体（18-70岁，不含港澳台及）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共获得样本10372个，其中城市样本6098个，农村样本4274个；本研究根据被访者的当前工作状态进行筛选，剔除了“从未工作過”的样本，共获得有效分析样本9185个，有关样本的基本情况见表1。在实际分析中，对数据进行加权处理。
（四）分析模型
因为本研究的因变量健康水平为二分变量，所以采用二分类变量的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其影响因素。其估计模型为：其中，p表示接受健康状况良好的概率，X1、X2分别表示本研究的核心自变量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健康生活方式；Xc分别表示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年龄平方、单位性质和地区等变量）。bi（i=1，2，c）为回归系数，表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Xi每改变一个单位，健康状况良好与健康状况较差的优势比将会平均改变exp（bi）个单位。在分析生活方式的影响因素时，也采取二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
四、数据分析
（一）中国民众健康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健康不平等问题研究一直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对中国的健康不平等研究较少，也缺少明确的认识和解释。本研究以“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5）”为基础，根据上述统计模型描述和解释中国民众的健康不平等。本研究建立了三个基本模型：社会经济地位模型，在基本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生活方式模型，在基本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健康生活方式变量；联合模型，在基本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同时加入了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生活方式变量（见表2）。
在三个模型中，各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差别不大，只是由于不同模型中变量设置的差异使其参数估计的大小不同。本研究根据社会经济地位模型简要说明不同控制变量对中国人口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从性别方面来看，男性的健康水平明显优于女性，男性健康状况良好的优势是女性的1.446倍（e0.369），这与国外以往研究的结论（timms，1998；Cardano，etal.，2004）基本相同。年龄方面，没有发现与国外研究相类似的结论，倒U型关系没有得到支持，虽然年龄平方具有显著性，但是估计系数非常弱，接近于0。单位性质对人们健康水平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在国有单位和非国有单位工作的劳动力健康状况良好的优势分别是没有挂靠单位的农业劳动力的1.442倍（e0.366）和1.341倍（e0.293）。从各模型的单位性质的参数估计大小看，国有单位劳动力比非国有单位劳动力的身体健康状况更好，这些都反映了与不同单位性质匹配的各项社会医疗和保障资源等对内部劳动力人口的健康状况的重要影响。东中西部地区人口之间健康水平的差异并不明显，虽然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程度和医疗资源配置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但这些差异主要影响的是该地区总体层次的人口健康水平（如预期寿命），对个体层面的健康水平并无显著影响。
从社会经济地位对人们的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看，在社会经济地位模型2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个人健康状况良好的优势越大；具体来说，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其健康状况良好的优势就增加0.4%。这一结论表明，社会因果论对于中国人口健康水平也有较强的解释力，假设1得到支持。
生活方式模型的结果显示，经常参加体育健身的人相对于不经常参加（一月参加不超過一次）的人，其健康状况良好的优势明显增加，是不经常参加者的1.298倍（e0.261）。因而，本研究的假设2得到了数据的支持。体育健身作为一种健康生活方式，对人们的健康水平有显著影响，而且是最近端的因素。
在联合模型中，由于同时放入了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和生活方式变量，模型的参数估计、显著性和拟合优度都发生了一定变化。主要表现在社会经济地位变量的参数显著性降低（p>0.05），生活方式变量的显著性没有变化（参数略有降低）。综合两个主要变量模型和联合模型，根据详析分析的基本原理，可以认为生活方式是社会经济地位与人们健康水平之间的阐明变量，即社会经济地位通過生活方式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
（二）社会经济地位对生活方式的影响作用分析
人们健康水平影响因素模型确认了社会经济地位-生活方式-健康水平的因果链条，但是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模式并没有得到检验。为此，本研究继续构建了中国民众是否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的Logistic回归模型（表3），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
表3的统计结果显示，人们是否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年龄同人们是否经常健身/体育活动之间呈U型曲线关系，呈现两头高、中间低的趋势。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的劳动者相对无挂靠部门的劳动者来说，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的概率显著增高，其优势分别是无挂靠部门劳动者的13.527倍（e2.605）和5.536倍（e1.711）。不同地区人口在健康生活方式方面有明显差异，主要表现在中部地区人口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的概率较低，其优势只有西部地区人口的0.648倍（e-0.434）。男性和女性的健康生活方式没有明显差异。
社会经济地位对人们是否参加健身/体育活动有显著影响，呈正相关关系。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每增加一个单位，人们经常参加各项健身/体育活动的优势相应增加0.9%，换句话说，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参加健身/体育活动。一方面，人们经常参加健身/体育活动需要足够的经济支持；另一方面，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进行健康生活方式的动机也越强（Cockerham，2010a）。健身/体育活动作为健康生活方式的一种，支持了假设3的基本观点，也明确了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人们健康水平的具体模式。
五、研究结论
社会经济的发展无疑会促进和改善总人口的健康水平（preston，1975），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居民的健康状况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并不能降低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口的健康不平等（Franzini，etal.，2001；wilkinson&pickett，2008）。社会上层群体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過程中，将会获得更大的收益，从而拉大不同阶层之间的健康梯度。研究者们也普遍同意社会经济地位是人们健康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健康不平等主要由社会不平等型塑。但是，就社会经济地位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健康水平这一问题，在以往研究中却缺乏足够的关注。在社会流行病学中，社会经济地位被当做影响人口健康水平的最远端因素，与人们健康相关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因素是影响人们健康水平的最近端因素。因而，在早期社会流行病学研究中，一直注重影响人们健康的行为因素，如吸烟、饮酒、安全驾驶、常规体检和锻炼等，却忽略了社会结构因素对人们健康水平的影响作用，也没有认识到这些生活方式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人口之间的分布形态是不同的。科克汉姆（2010a）根据韦伯和布迪厄对于生活方式的论述，构建了健康生活方式的影响模型，即个人生活方式不仅是个人生活选择的结果，更是受到社会结构因素（主要是社会阶层结构、性别/年龄/种族结构、集体行为与生活条件等）的影响，这些社会因素构成了人们的生活机会，在这两层因素的影响下，人们形成了不同的行动倾向（惯习），从而产生一系列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这些健康行为对人们的健康水平产生直接影响。本研究正是在这一模型基础上，认为（健康）生活方式是社会经济地位决定人们健康水平的中间机制之一，即社会经济地位通過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来影响其健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