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区建设篇1
部分农村社区“农”的色彩将越来越淡
十七大提出，要把城乡社区建设成为管理有序、服务完善、文明祥和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对城市社区我们比较熟悉，但农村社区就相对陌生了，农村社区是怎么定义的？
社区是现代社会的细胞。一般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以共同意识和利益为纽带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在城市是指居民聚居的街道、院落和小区；在农村是指自然村落即行政村。具体地讲，农村社区就是聚居在城镇以外的，以从事第一产业（农、林、牧、副、渔业及其加工产业）的人口为主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农村社区既包括农村居民生活的自然区域环境，也包括在这些辖区内进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活动的社会群体。
农村社区有什么特点？
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的内在凝聚力更强、生产功能更突出、生态地位更重要。在城乡统筹的进程中，农村社区会出现分化。其中一体化进程中受城市化或城镇化影响较大的行政社区村，其村的建制虽然存在，但“农”的色彩将越来越淡。如成都市锦江区的红砂村、温江区的红旗村等，正在向涉农街道转变，其发展趋势是城市化。还有一些社区虽然是农村，仍是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资本，但第一产业的重要性和比重已大大降低；居民普遍身兼多业多职，社区内有数量不等的流动人口；辖区内有了外来的企业、单位等，这是属于城郊型的农村社区。还有相当多数的以农为主的农村社区，其建设目标是坚持村民自治，改善生产和居住条件，建设安居乐业的生态家园，今后的发展趋势是基础设施齐备、公共服务完善、生态环境良好、人口规模和密度减少的现代农村。
我国目前的农村社区建设情况如何？
中国城乡二元的特征在社区发展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在城乡分治的社会管理体制下，城市社区的发展得到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政策支持，而农村社区的发展直到*年以后才开始逐渐获得公共资源和政策的支持。从全国范围看，“农村社区建设”目前刚刚起步。*年以来，江西、湖南、湖北等地先后开始推行“农村村落社区建设”，从“农村社区发展”着手进行制度创新的探索。*年国家民政部在215个县开始进行农村社区建设实验。但到目前为止，国家层面的农村社区建设政策体系还没有形成，还有待于各地的创新和探索。就区域发展而言，农村社区是否能够像城市社区一样获得同样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条件，是农村发展能否与城市发展并驾齐驱的关键，也是城乡二元结构能否从根本上得到破解的关键。
不能以新农村建设取代农村社区建设
有人认为，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就包括了农村社区建设，还有必要提农村社区建设吗？
很有必要。社会建设需要从社区开始，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也应从农村社区开始。农村社区建设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以“新农村建设”取代农村社区建设。社区建设要解决的是居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问题，是社区内的矛盾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按照城乡统筹的要求，农村社区建设同样应该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
在农村社区建设中，我们还应避免哪些认识上的误区？
首先，农村社区建设不是“社区拆迁”，而是按照城乡统筹发展的需要和社区的需求，在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协商合作下进行的社区规划和社区建设，是在原社区的基础上进行的区位调整、结构调整、公共设施建设和原居住环境的改建，以及社区组织结构、管理机制、服务机制等诸多方面的改变。其次，农村社区建设不应是“政府行为”，而是在村民委员会的领导下，在政府的指导和支持下，在社区居民的广泛参与下，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对农村社区结构的重新调整，包括社区区位、人口户籍、产业、组织、管理和生活环境的改变和建设。再次，农村社区建设不单是盖房修路、建公共服务设施、搞绿化美化等硬件建设，而是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协调推进社区的全面建设，尤其是“软件”———制度和能力的建设。最后，农村社区建设不仅是农村自身的发展建设过程，还是国家“城市反哺农村”，“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尊重农民的民利”，“缩小贫富差距”等公共政策的落实过程。
农村社区建设需要制度创新
农村社区建设能否走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子，对其经验进行复制呢？
由于农村社区的特殊性，其建设目标、路径和建设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农村社区建设不可能走城市社区建设的路子，也不可能简单地“全覆盖”、“一体化”———把在城市社区建设中获得的经验和方法套用到农村，把城市社区建设的政策照搬于农村，将违背农村发展实际，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就农村社区建设，请您提出建议。
农村社区建设的第一步就是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根据区域发展需要以及村民的愿望，在有条件的社区，以现有社区———行政村或自然村为基础，由村民委员会牵头，组织本辖区居民，通过民主协商，提出制定本社区的建设计划。要在城乡统筹的制度框架下，进行更积极的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建立城乡统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建立覆盖城乡的基础设施及其管理体制，建立城乡均衡化的公共服务保障体制，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城乡统一的户籍制度，以此促进城乡统筹发展。
乡村社区建设篇2
然而，我们认为问题并没那么简单。如果说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前，农民办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出资建设村社区的模式还具有经济合理性和道义正当性，那么，这种传统的村企关系的法理基础目前在沿海地区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异。这些地区的乡镇企业普遍经历了股份制改造，目前在正常情况下多数都按照公司法运作，其中一些著名企业甚至已经成为规范的上市公司，还有更多一些企业也有望成为上市公司。沿海地区这些现代化的、规范意义上的企业的兴起，意味着原来具有特定历史印记、特定历史内涵的乡镇企业基本上不复存在。仅仅考虑到这些企业的成长历史、所处区位以及叙述的方便，本文在此将转制前的乡镇企业称为传统的乡镇企业，把实现了规范转制后的企业称为现代化的“后乡镇企业”。换句话说，随着乡镇企业普遍转制，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工业、农村经济事实上进入了一个后乡镇企业时期，所谓村企关系也就早已经不是原来的含义了。它必定带来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村社区建设尽管急需资金，但是村社区却不能像乡镇企业时期那样直接到转制后的乡镇企业抽取资金，否则不仅有违公司法运作，并且可能损及企业生存。轻则重新产生以股份制改造为核心的产权制度改革之前的毛病，重则导致竭泽而渔，使村、企两败俱损。
然而，推进村社区建设是党和政府的政策，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要求，如果不能有效、恰当地落实村社区建设的资金来源，村社区改造与村民自治的运作都将变成无源之水。因此，政府和学术界显然都有必要面对后乡镇企业时期的新情况，重新认真审视村社区建设的资金来源等问题。本文就此进行讨论。
二、90年代末以前的村企关系模式及其依据
对于后乡镇企业的崛起，目前国家法律系统、政府的政策选择都显得估计不足，基本上还是把问题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前的背景上来定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乡镇企业法》中对乡镇企业有明确的规定：“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农民投资为主，在乡镇（包括所辖村）举办的承担支援农业义务的各类企业。”（1996年，第二条）“乡镇企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市场需要发展商品生产，提供社会服务，增加社会有效供给，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民收入，支援农业，推进农业和农村现代化，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第三条）（注：统计口径上，原来将乡镇企业按行业划分为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饮服务业及其他；按所有制类型划分，则除了乡镇和村这两级举办的集体企业之外，还包括联户办及个体私营企业，即统计上所说的“村以下办企业”。近年来，随着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原有的统计口径亦作了相应调整，现将乡镇企业分为集体企业（包括集体独资企业、集体控股企业和股份合作企业）和个体私有企业（包括合伙企业、个体企业和私有企业）两大类。）这个定义与更早一些时间由农业部颁发的《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农业部，1990）、《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意见》（农业部，1994）保持一致。它不仅包含了对村企关系的规定，而且认为，同期发生的乡镇企业转制并不应该影响这种村企关系模式。因此，村社区建设作为农村现代化的基本项目，理应由乡镇企业来承担主力后援。
首先要肯定，这样看问题当然自有其经济合理性、道义正当性的依据。我们从乡镇企业兴起的历史中大体可以捕捉到其中的具体依据。
按照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关于中国农村工业化道路研究中所提出的意见，我国的乡镇企业有两种典型的代表模式，即“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另外还有一种珠江模式。三种模式的基本差异表现在，苏南以集体经济为主，温州以个体私营经济为主，珠江以外资经济为主。就村企关系的紧密程度说，后两种模式故且不论，最值得分析的显然是苏南模式。90年代初，苏南模式因最具有社会主义因子而在众多的模式中脱颖而出，被深入研究和重点宣传，并推出了华西村、张家港等苏南模式的典型代表。这样，苏南模式成了“最符合中国国情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农村工业化样板”。样板意义上的苏南模式，以权威的“三为主、二协调、一共同”的概括最具代表性，即：集体经济为主、乡镇工业为主、市场调节为主，城乡经济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在村社区建设上也是如此，以集体经济即社区所属的企业投入为主的社区建设方法也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并形成了建设新型村镇必须依靠集体经济的共识（费孝通，1998、1984；顾建平，1998）。《乡镇企业统计年鉴》等统计资料显示，20多年来乡镇企业直接在农村社区内部支援农业投入和各项社会事业建设基金高达2000多亿元，相当于国家同期对农村投入的80%。所以，总的看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和这个时期的村企关系模式，特别是苏南模式的确提供了农村社区建设的物质基础，目前在沿海和发达地区以乡镇工业为载体的新型农村社区正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乡镇企业特别是苏南模式的企业在80年代初兴起以后，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也经历了内部产权结构的变革（王元山，1995；范从来等，2001）。它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1.承包经营时期。80年代初，乡镇企业最先引进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验，实行“五定一奖”（定人员、任务、资产、利润、消耗和超利润奖励）。1984年，在城市开始推行“放权让利”的改革时，乡镇企业就创造了“一包三改”的经验，把改革从单一的经营承包推进到干部、劳动和分配制度的综合改革。1991年，乡镇企业又将经营承包推进到生产要素领域。据统计，90年代初以前（1992年），我国乡镇企业采取承包经营的占60%以上。
2.股份合作制时期（首次改制）。对乡镇企业股份合作制的改造兴起于80年代中期，在90年代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直到1993年以后才全面推开。股份合作制的实施，目的是改变乡镇集体企业在实行承包制中的种种问题，特别是扭转政企不分、集体企业难以代表广大的资产所有者即农民群众利益（也就是集体资产的所有权虚置）的问题。
3.二次改制时期（1997年至今）。二次改制主要是指在已经改制的企业中进一步调整集体资产在企业中的比例，其形式主要有3种：一是集体股权退出，转让给经营者，价格主要按照账面净资产确定；二是集体股权转变为不动产，租赁给企业使用；三是租赁资产再转让。其中，股份合作制和公司制是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的两种模式，但研究表明，在改制过程中，即使是在原集体经济很发达的苏南，绝大多数的企业都选择了公司制，而不是人们所预期的股份合作制。（范从来等，2001）在公司股权的安排上则遵循着两大原则：经营者持大股和集体股权退出越多越好。
以上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不仅意味着原来三种乡镇企业模式在产权制度方面趋同，更重要的是，由于村集体在企业产权系统中的地位变化，实际上也意味着苏南模式原来的村企关系的法理基础悄悄地、逐渐地发生转变。它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以公司制为主的后乡镇企业群是否还有义务像苏南模式一类的乡镇企业那样以工支农？如果有某种义务，具体是指什么？如果这义务就是《乡镇企业法》规定的那些任务，那么，具体的操作规程又是什么？如果这些规程与其他法律（比如《企业法》）有冲突时怎么办？
《乡镇企业法》实际上已经表达了这样一种立场：保持后乡镇企业对村社区的支持总体上是正当的。事实上，还有一种代表性意见对此立场作出了具体诠释。这类意见首先是从改制前乡镇企业资产原始积累的来源来分析企业为什么应该担负支持村社区建设的责任。例如，按照温铁军的分析，乡镇企业资产在原始积累阶段有四个来源：1.土地资本的转移收益。城市企业创办投资的30-40%为土地占用开支，而乡镇企业在80年代创办时，农村土地从第一产业转化为二、三产业的增值收益，几乎无偿或低偿被乡镇企业占有，这部分土地资本的利润也不断被转化为企业积累。所以，乡镇企业创办投资的30-40%应属于企业所在地的农村土地所有者，亦即归社区成员组成的集体经济组织所有。那些仅仅挂集体名义的乡镇企业在改制时也理应考虑到这部分股权。2.福利和社会保障转化。在农村办企业可以把节省下来的职工福利和社会保障开支转化为企业积累。城市企业创办投资的30-40%是为食堂、宿舍、办公楼等非生产性开支，以及劳保福利、医疗、退休和失业等社会保障开支。乡镇企业没有这些社会开支的原因是农村人口绝对过剩条件下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以及农民在分户经营之后以土地为社会保障基础。因此，这部分未开支的社会保障基金转化形成的企业积累，理应属于社区或企业职工，可以在改制中按工龄和贡献占有。3.负利率与税收减免。银行信贷利率在80年代低于物价指数条件下形成“深度负利率”，在那时的政策条件下只有以集体经济为名才能从银行贷款，大多数企业借款是以乡村组织出面承贷并承担风险。还有，乡镇企业因为解决了农村就业和“以工补农”责任而享受的税收减免优惠，也转化为企业历年积累。因此，企业占有负利率和税收减免优惠形成的企业资产并非企业家创造的。这部分约占企业资产的10%，如果企业改制后不再承担上述责任，这10%的净资产就应属地方政府或乡镇集体所有。4.企业家的风险收益和管理者的劳动剩余转化而成的企业资产。这部分约为10-20%，应归企业管理层和技术骨干所有（参见温铁军，1998）。
也就是说，在乡镇企业改制中，清产核资以后以净资产按照“谁投入谁所有”的原则，企业家和技术骨干应有10-20%的股权，普通劳动者即农民和职工应该占70-80%的股权，地方政府或乡村集体组织应占有10%的股权。所以，即便完全不考虑国家能力、后乡镇企业与村社区的地缘重叠性等因素，仅仅基于村社区在乡镇企业资本积累的特殊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乡镇企业无论怎么改制都应该继续通过恰当方式从资金等各个方面扶助农业、支持村社区建设。（注：当然，人们也批评说，集体经济发达地区乡镇企业不计成本的投入社区公共福利设施和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甚至在乡镇企业高负债表中乡、村的“非生产性”开支占用较大比例等现象，也就不难从此找到解释。）
三、后乡镇企业时期村企关系方面的困难
在经历了产权制度改革以后，要原封不动地保持传统乡镇企业对村社区的支持方式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前面的分析表明，在传统的乡镇企业的三种模式中，苏南模式在村社区建设方面作了最大的贡献。这一方面归因于温铁军指出的农村社区在乡镇企业资本积累的特殊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则应归因于“社区政府公司主义”（注：它主要是指苏南社会经济发展的特点始终是行政强势力量自上而下的单一整合。有关这个名词可参见新望的文章《“社区政府公司主义”应当终止》(2001)。），即所谓社区政府和企业不分的情况。苏南乡镇企业是在地方政府的直接推动下产生的，社区政府多数是乡镇企业发展资金的直接或间接提供者、管理者和风险承担者。以行政放权和财政包干为特点的分权式改革，造就了各级地方政府新的利益构成和竞争意识。这种地方政府的企业家精神，对发展社区经济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在市场转轨初期，市场秩序尚不完善，乡镇企业也有寻求地方政府和社区保护的内在需求，这种保护为企业节约了大量外部交易费用。因此，从理论上讲，村社区建设的投入主体包括政府、村社区、乡镇企业和村民个人。而由于苏南模式“社区政府公司主义”的特点，在村社区建设上就形成了政府、企业和社区三者目标的一致性；并由乡镇企业承担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甚至是全部费用。实践结果则表明，这种模式在村社区建设上有三大贡献：1.迅速促进了村社区的工业化和城镇化，打破了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各自的自我循环和自我封闭，促进了二者的相互开放和协调发展。2.为村社区建设，尤其为公共设施建设提供了资金来源。3.乡镇企业以其强劲的经济势头整合农村各种社会力量，同时也开始了对村社区传统、文化、生活交往方式等的重新构建。
然而，苏南模式在村社区建设上的历史优点（社区政府公司主义），同时也是其企业发展的缺点所在。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乡镇集体企业的上缴利润是地方政府自筹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村镇社区组织行政职能的经济基础，乡镇政府与村社区组织在保护企业的同时又必然向企业索取，企业内部的责权利的制约链条受到破坏，从而直接阻碍乡镇企业的发展。第二，财权与事权相分离的预算机制阻碍了地方政府职能的转变，弱化了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第三，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和阶段后，受到地方本位主义的制约，要素流动性低，块块封锁，区域经济结构雷同，产业结构单一等。总之，旧苏南模式在促进村社区建设的同时又导致了企业经营目标多元化、政绩化（基层政府把政绩目标都压在企业身上）和失血过多的新困境。正是这种困境迫使乡镇企业进行了改制（参见新望，2001）。
因此，乡镇企业的转制也就主要是朝着分离企业与社区的方向推进的。如前文所述，乡镇企业的改制尤其是二次改制基本上是采用了“公司制”。认真读一下《公司法》就可以知道，乡镇企业并不像国有企业那样是该法的主要施用对象。至少《公司法》没有涉及、区分城乡两种企业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不同情况。即，在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农村的资金要素长期以来高度稀缺，乡镇企业不得不以劳动和土地投入替代资本投入而完成积累过程，形成企业资产。对此，《公司法》基本没有涉及。这就在客观上不利于在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合理处理集体资产的转换、防止农民利益受损。更重要的是，公司制的改革以及在改制过程中的“集体股权退出越多越好”，实际上在法理上切断了农村社区建设的主要经济来源。按照《乡镇企业法》，乡镇企业应履行支农义务。但转制以后按《公司法》转制企业，可以不再向社区组织上缴利润，这样村社区的基本建设和农业发展必然受到影响。难怪随着乡镇企业的所有制结构发生变化，乡镇企业的定义、作用以及作为一种特定的农村企业组织形式而存在的意义也受到了某种质疑。人们甚至提出应将乡镇企业与城市的中小企业并称。这种要求实际上意味着要求乡镇企业不再承担支农义务。虽然有些地方在集体企业改制的过程中，将企业的上缴利润改为“社会公益金”，但在具体执行时仍遇到很多问题。这种情况就使得目前的村社区建设只能求助于企业家的个人人格、乡土情节或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
有些研究者因此对解决后乡镇企业时期的村社区建设资金问题抱深切悲观。理由是，乡镇企业创办的最大动机是社区就业最大化和福利最大化，不是一般企业追求的“利润最大化”（农业部，1998）。90年代中期以后以“卖”为主的产权改革，客观上排除了乡镇企业本来应对农村承担的解决就业和以工补农等责任，其正面作用是改革者们期望的企业成为独立于农村社区之外的经济主体，其负面作用则是人们始料不及的企业目标机制转变之后追求的资本增密、排斥劳动。这当然也就同时断绝了村社区建设的主要资金来源。所以，乡镇集体企业转为股份制导向的企业或大股东控股的企业之后，原先较强的社区性（主要体现为本社区劳动力就业最大化和社区居民福利最大化以及承担支农义务等）必然要被削弱，企业必然要向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方向发展（张晓山，2001）。至于怎样解决转制后企业社区性削弱，张晓山认为让乡镇企业承担支农义务，实际上是通过农村和农民内部的收入再分配来解决农业发展的问题，这种状况还是维持了原有的二元经济结构，不利于乡镇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因此，这个问题应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加以解决（张晓山，1999）。
这种意见是否合理暂且不论，它至少提出了两个问题：1.随着后乡镇企业的崛起，在村企关系上的关键问题不是企业应不应该根据历史起源、道义原则继续支持村社区建设，而是能否找到合法、合理、合情的办法。现在的有关法规、政策，还不足以及时提供完整的应对办法；甚至，《乡镇企业法》和《公司法》之间对解决这个问题也提供了某种不统一、不协洽的尺度。2.解决后乡镇企业时期的村社区建设资金，客观上似乎存有三种可供选择的方向，其一，企业直接出资；其二，政府行政干预；其三，制度干预。目前看来，前两种方案本质上仍是传统苏南模式的翻版，它们在后乡镇企业时期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依据。所以，我们认为，确立专门的制度、探究可操作的规则是更重要和惟一可行的合理办法。从各地的实践看，农村的村、企、政三方实际上都已经感受到用乡镇企业时期以工补农原则和处理办法，完全不能有效面对后乡镇企业时期的实际情况。因此，探索此问题显然具有紧迫性。也许，村、企、政三方如何协同解决村企关系，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这些区域的村治、企业发展以及政府工作中的基本命题之一。
为此，我们考查了江苏、浙江农村的一些地方，发现江苏省常熟市白茆镇的康博集团、康博村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个案印证。
四、康博：一项研究个案
康博集团与康博村（原山泾村）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起步过程，几乎就是被称为“苏南模式”的缩印版。人们的记忆以及现存的资料都表明，1976年前的康博村一直是一个贫穷的农业村，村内最大的集体“工业”是一个仅有8台家用缝纫机的缝纫组。1976年，现任康博集团总裁的高德康接任了缝纫组组长，两年后把缝纫组改组成校办企业“山泾村服装厂”。1982年该厂开始为一些规模大、技术强的国有大企业做配套加工；1987年独立运作为羽绒服装企业；1990年注册了自己的品牌“波司登”；1991年又创办了“康博工艺时装厂”；1992年在204国道旁的白茆镇工业开发区先后投入资金2000万元，兴建了占地7万平方米的厂房、办公楼和配套设施，引进了当时较先进的生产流水线，奠定了一座现代化的羽绒服生产基地；1993年企业更名为“康博”。
值得注意的是，在1992-1994年，当“苏南模式”中的发展乡镇集体工业、以工补农等传统办法还在被大多数乡镇村继续沿用时，康博在企业、村集体和白茆镇党政三方的共同努力下，比其他大多数乡镇企业先行一步探索企业股份制改造，于1994年改组建立了“江苏康博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又按照《公司法》规范实行产权制度改革，把企业升级为规范的股份制企业。此后，康博数次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设备改造。同时，在企业发展战略方面，由量的扩张为主转向以质的提高为主，由速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在经营结构上，则从产品经营向资本经营方向扩张，从有形资产运营向无形资产运营方向拓展，在结构、规模和效益各个方面实现了新的跨越。（注：1999年，经常熟市经委、统计局、乡镇工业局核准，康博集团已实现销售收入12亿元，利税1.4亿元；2000年创年销售收入22.8亿元，利税2.61亿元；2001年年销售收入达到31.58亿元，利税4.65亿元。自1999年起，康博集团的综合效益已列江苏省服装行业首位，列中国服装行业前五名、常熟市工业百强企业首位。康博的波司登已连续七年代表中国防寒服流行趋势，成为防寒服的领军品牌，1999年12月起由国家工商局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2000年起，康博集团在服装生产方面进行第三期扩建工程和技术改造，正在形成工艺技术处于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型服装生产基地，并且在管理和经营方面努力实现产品开发国际化、技术装备国际化、市场开拓国际化、管理模式国际化。2001年，康博的注册资本增至11180万元，企业更名为“江苏波司登股份有限公司”，按计划将于2002年下半年在香港上市，成为一个按国际惯例和标准运营的国际化的、标准的上市公司。）
按现在的说法，康博集团在1996年后的跃进，是成功的企业经营与成功的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协洽共振的结果。不过，这也就自然地产生了一些新问题：从企业角度看，康博集团的规模和效益都在节节攀升，但是，在企业完成规范的股份制改造、并进一步成长为标准的上市公司的过程中，最初的一些乡镇国有股份、村集体股份以及内部职工股先后按照规范标准实现了正常置换。因此，康博集团日益增长的利税与康博村本身并不构成直接关系。特别是从校办工厂开始，原山泾村集体在很长时期内实际上处在一个“挂牌”的位置上，受本身的经济实力限制，对康博集团并不构成实质性的投资支持。所以，企业一方甚至有理由认为，康博集团置换村集体股份时对村集体的资产作了发展和保有，此后的康博集团是独立的法人，从事的是企业经营，康博村则是一个村民自治的实体单位。另一方面，从村社区的角度看，康博村作为康博集团的最初母体，毕竟对康博集团的成长有特殊的贡献，特别是在进行企业股份制改造之前，为迅速扩张企业，村集体支持企业把企业收入长期主要投于企业的扩大再生产；在实行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当地镇政府和村集体也给予了全力扶持。也许正因为这样，相比之下原山泾村在社区改造和建设环节上反而长期投入不足，而村民的村社区建设要求却在日益增长。此外，原山泾村集体也兴办过另一家集体企业，但是由于产权体制和经营不善等问题，村集体的投资基本失败，集体经济困难。因此，在康博集团最终成为规范的股份制企业之后，原山泾村集团甚至倒欠了原村支部书记四年的工资而无从偿还。如果没有村集体之外的资源，原山泾村集体本身根本没有财力去独立重建一个崭新的村社区。这样一来，尽管在法理上说，康博的村和企业已经是两家人，但是在历史渊源和情理上说，两家人的事似乎也不能说毫无相干；至少，离开康博集团的支持，一下子很难设想村社区的大规模建设和发展。
乡村社区建设篇3
建设城乡一体化新型社区
黄岛区农村社区建设汇报材料
黄岛区274.1平方公里，辖6个街道、28个城市社区、176个农村社区，常住人口31.7万，农村户籍人口15万，具有明显的城郊地域特色。近年来，我区积极探索农村社区建设规律，躬身实践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区活动，着眼于“一体化”发展，坚持城乡统筹、以城带乡，创新管理体制，完善服务功能，提升环境品位，努力争创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全覆盖示范区，推进了城乡社区均衡发展，缩小了城乡社区差距，打造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城乡一体化新型社区。2006年首创《和谐社区标准》，城郊特色社区自治组织建设被民政部誉为“黄岛模式”，荣获山东省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区称号，中央新闻联播连续3期进行了宣传报道；2007年被确定为“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实验区”；2008年农村社区建设经验在全国会议交流；2009年被评为七个“全国农村社区实验全覆盖示范区”之一；2010年被评为全省居务公开示范区越。
一、着眼城乡一体，创新社区管理体制
（一）建立与“一体化”相适应的领导机制
从2005年起，我区就构建了城乡一体的区、街、居三级社区建设领导机制。一是联动机制。成立了区委书记为主任，五大班子领导为副主任的社区建设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社区党建、文化、自治、财政等10个社区建设专业指导小组；街道成立了街道党工委书记任组长的社区建设指导小组；社区成立了党支部书记为组长的社区建设工作小组。二是考核机制。以“六型社区”（管理型、自治型、服务型、物化型、平安型、文明型）和“八个民心工程”（民治工程、民强工程、民基工程、民健工程、民聚工程、民安工程、民乐工程、民舒工程）为重点，对41个部门、单位实行年度考核制度，设置党组织建设、自治建设、文化建设、教育建设、规划建设、环境建设、卫生计生建设、财政保障、综合治理、经济体制改革等14项内容79条指标，季度督查，年终考核。三是奖励机制。区财政投资1000余万元专项资金，用于激励农村社区建设，对达到和谐社区初、中、高三级标准的社区，分别给予5万、10万、20万元的奖励，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互动自觉、联动有力的社区建设新格局。目前，全区有126个达到了初级和谐社区标准，40个达到中级标准，3个达到高级标准，农村和谐社区达标率80%。
（二）建立村居合一的发展体制
在深入调研和尊重民意的基础上，依法将176个村委会改制为社区居委会，实现了村居体制合一。一是构建村居合一的社区设置模式。结合我区城郊社区特色和多年来城乡社区建设的成功经验，确定了“一居一社区”的城乡社区建设模式。适应我区农村城市化发展需要，积极推行大社区制，以每个社区2000-3000户为标准，结合地域性、认同感、历史现状等社区构成要素，推行了农村社区之间、农村社区与城市社区、城市社区之间的范围调整。二是构建城乡兼容的社区体制模式。实施了农村经济合作制、股份制、协会制等多种类型的社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因居而异，创立模式，形成了农村社区旧城改造、组团建设的“薛家岛模式”社区37个，城乡交叉社区兼并融合、一体发展的“丁家河模式”社区54个，城乡社区资源整合、优势发展的“高岛路模式”社区26个。三是构建城乡一体的愿景发展模式。目前，全区59个正在或计划改造的城乡社区，既参照已有模式，又不囿于模式限制，着眼特色逐步探索。城郊自治组织建设的黄岛模式荣获国家民政部理论成果一等奖。
（三）建立城乡共循的自治机制
把建立城乡共循的自治机制作为社区建设的重要内容。一是完善组织领导。按照“两推一选”办法建立社区党组织；实行民主选举，完善社区居委会、居民会议、居民议事会议等社区决策协商机构，以4到5个社区为一个片区，由街道党政成员包片指导，形成了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城乡社区自治体制。二是完善管理制度。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居务公开民主管理的意见》和《居务公开民主管理基本程序》，在城乡社区设立了居务公开监督小组、理财小组，实行社区财务“六笔会签”入账制度，采取公开栏、明白纸等方式定期公开居务项目，使社区政务、财务、事务等置于广大居民的知情、参与、表达、监督之下，从而理顺管理程序，实现了民主听证。三是完善决策内容。将城市和农村社区民主决策内容相结合，把社区发展规划、公共事业建设、土地征用、公益性岗位开发、福利待遇等12项增补为决策事项，还权于民，听计于民。凡社区自治的事情，由大家说了算，居民心平气顺，参与事务热情高涨。2010年，我区204个社区“两委”换届率100%、一次性成功率100%，实现了无群体访、无越级访、无重复访的“三无”目标。
二、着眼城乡均衡，构建社区服务体系
（一）同向拓展社区服务领域
打破城乡差别，整合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资源。一是全面实施为民服务。出台了《关于在全区推行为民服务制的通知》，开展“温馨港湾”服务品牌创建活动，社区为民服务站覆盖率达到100%。二是全面实施居民医疗保险。出台了《关于开展社区卫生服务的意见》，全面推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筹资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340元；在全省率先建立城镇非医疗保险人员医疗保险制度，户籍人口医疗保障实现全覆盖。三是全面实施居民养老保险。出台了《农村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暂行办法》，推进区域性农村社会基本养老，解决了15万农民的养老问题，参保农民达到社会养老年龄每人每月养老金最少322元。四是全面实施城乡统筹就业。出台了《关于城乡统筹就业工作意见》，开展了充分就业社区创建活动，实现城乡大龄就业困难群体政策扶持就业90%以上，有就业需求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率80%以上。五是全面实施城乡社会救助。建立无缝隙全覆盖的城乡社会救助体系，符合条件的城市和农村低保人员全部实现应保尽保。为保证城乡低保居民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降低，实施了包括农村低保居民在内的物价上涨与低保居民生活补贴发放联动机制，建立健全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保障水平增长制度，稳步提升保障水平，将城乡低保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370元和230元。
（二）同幅改善社区基础设施
打破传统7：3的城乡投资比例结构，按照社区实有人口比例进行投入。一是改善文化活动设施。2007年以来，累计投资19亿元改造农村社区，建设了市民文化、健身、娱乐等10个大型文体场所，实施“西海岸文化家园”工程，以奖代补200万元专项资金，每年建设一批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形成了以区文化艺术中心为龙头，以街道办事处文化中心为骨架，基层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为依托的三级文化服务网络。二是改善社区综合服务设施。投资5000万元规范城乡社区“四室三站一校一场所”即：社区办公室、警务室、文体活动室、图书阅览室、社区服务站、社区卫生站、社区社会保障站、社区学校、群众室内文化娱乐活动场所，改建38个社区卫生服务站、64个市规范化社区卫生室、43个社区残疾人康复中心，70%的社区办公服务用房面积达到500平方米以上。三是改善就业培训服务设施。投资900余万元，建成总面积7800余平方米的第一、第二公共实训基地，财政每年补贴培训经费700余万元，实现了城乡社区居民就业免费培训。
（三）同步充实社区服务内容
完善城乡社区为民服务制度，构建政务、事务、服务3大服务功能板块，将低保救助、老年人优待、残疾人帮扶、家政服务等58项内容纳入服务范围，使居民85%的服务需求在社区内得到解决。一是拓展社区养老服务方式。将22600余名退休人员纳入社区实行社会化管理。认真落实《***市社区居委会十项服务承诺》，切实满足居民在家政服务、就业指导、文体活动、健康保健等方面的服务需求。二是推动“万村千乡市场工程”。新发展农村便利连锁店137处，打造了10分钟社区服务圈，方便城乡社区居民生活。三是加强社区工作队伍建设。公开招聘素质好、能力强、热爱社区的1800名协管员到城乡社区工作；发展培育以“两站两所两队”为主的社区民间组织1000余家，社区专业服务人员1000余人，开通了中国社区志愿者注册管理系统，招募1万名在校大学生和1000余名热心公益事业的人员进入社区，畅通了群众参与、诉求、服务渠道。
三、着眼城乡共融，营造社区生活环境
（一）建设相同的生态环境
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权衡政府、社区和居民整体利益，统一按照“精品化、人性化、景观化”要求，努力营造城乡共融的社区生态环境。一是科学规划。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多元整合、组团开发”的方针，科学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和住房建设规划，将全区176个农村社区整合为20多个居住片区,实行成片开发建设，从建筑设计、经济测算和补偿安置等各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导，确保每个改造项目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的有效统一。二是综合配套。注重建筑工程质量、室外生态环境和设施配套建设，道路、水、电、气、热、数字电视、互联网、停车场等基础设施配套齐全。三是强化治理。投资1.2亿元，开展了以“亮化”、“硬化”、“净化”、“绿化”、“美化”等“五化工程”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社区环境综合整治，使新建小区生态优美，原建小区清洁舒适（注：此部分为2009年农村“五化”情况）。10多万农民住进花园式小区,社区绿地率33%、楼前硬化率95%、垃圾收集率99%、居民对居住环境的满意率96.5%。
（二）打造相同的安居环境
城乡社区警务与社区规划同步、建设同步、进驻同步。一是跟进硬件。投入5000余万元改善社区警务室、封闭小区和安装小区电子监控设施，在小区附近的商业区、繁华街道、重要路口设立治安监控摄像头480余个。二是跟进软件。社区均完善了社区“打、防、控”机制，深化“平安社区”创建、“法律服务进社区”等活动，实施“联控互动、平安三包、有效监控、快速应急”安全措施，确保居民生活安全。三是跟进队伍。健全群防群治组织，设立社区联防岗哨，组建社区巡逻分队204支，每年举办社区治安讲座300余场，动员群众参与社区治安并自觉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营造美好家园自我保护的良好氛围，形成了良好的社区安全局面。
（三）构筑相同的文化环境
制定实施了《城乡社区和谐文明公约》，开展促进社区文明进步活动。一是开展多种主题相衔接的精神文明活动。以“新区发展我受益、我为新区做贡献”、“同迎奥帆赛、共建文明城”、“争创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和谐中国、全民全运”等为主题，在城乡居民中开展各种规模的演讲比赛、征文评比、书画会展、知识竞赛等活动，提升了城乡居民的文明素质。二是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以“凤凰岛文化旅游节”等全区性大型文娱活动为载体，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开展“文化进楼院”、“健身进社区”等活动，打造了一批“科普社区”、“巾帼社区”、“文化社区”等特色社区。全区培育社区腰鼓队、秧歌队、拳剑扇、茂腔剧团、协会、书法团队等文体队伍500多支，队队有绝活，居居有特色。三是开展形式多样的读书评比活动。援建社区图书室110个、图书30余万册，带动社会向社区捐书8万余册。开展“书香社区”、“书香家庭”评选，举办“市民读书月”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社区学习氛围，居民受教育面达95%。高岛路社区被评为“全国百佳学习型社区”，我区被评为“全国万家社区图书室援建和万家社区读书活动先进区”。全区60%的社区城乡融为一体，催化了城乡居民在价值取向、民俗理念、文化品位等方面相互融合，认同相处，邻里和睦率达到99.8%。
乡村社区建设篇4
诸城市地处山东省东南部总面积2183平方公里，辖13处乡镇(街道)、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106万人口，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沿海对外开放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市和乡村城市化试点市。
诸城市于2007年开始，按照市委、市政府《关于农村社区建设的意见（试行）》、《关于推进农村社区化服务与建设的意见》，开始在全市范围内积极进行农村社区化管理改革建设，按照服务半径2公里、覆盖周边5～6个村、1500户居民的划分规则，在全市1257个村庄规划建立了208个农村社区和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每个服务中心建设平均面积为500平方米（条件较好的社区到达了2000平方米），都设有医疗卫生（社区卫生室）、社区警务（警务室）、社会保障、灾害应急服务、社区环卫、文化体育（活动室、图书馆、电教馆）、计划生育、社区志愿者8个服务站（室）和1个办事服务大厅。服务大厅建立了三个服务窗口，为农民群众就近提供"一揽子"公共服务，主要包括了办事咨询、规划建设、环境卫生、农业科技、土地流转、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流动党员志愿者联络站、群团组织服务、代收水电费等多项服务内容。以展板形式明确提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房产业务服务、农村宅基地申请报批、职业介绍、农村养老保险办理等多项服务指南。
二、诸城市建设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基本模式
1、合村并居合理确定社区服务中心所在地和服务半径。按照地域相近、规模适度、有利于整合利用现有公共资源的原则，将几个村庄规划为一个社区。在社区内选择一个交通比较便利、班子基础比较好、发展潜力比较大的村庄，作为社区服务中心所在村。社区服务中心的服务半径一般掌握在2公里、涵盖5个村、1500户左右。
2、建立社区机构，明晰职能定位。在每个农村社区设立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中心内设一个办事服务厅和若干个服务站室。社区服务中心的职能定位是服务，不是一级行政管理机构，它不能干涉村级内部事务。同时，在每个农村社区成立社区党组织和社区发展协调委员会，在乡镇（街道）党（工）委的领导下，围绕社区化服务与建设发挥协调指导作用，与社区内村庄及其他单位不存在上下级隶属关系。村庄对乡镇（街道）的隶属关系不变。这样定位，是为了避免社区服务人员"官僚化"和服务被"异化"现象。
3、建立全面的社区服务。社区和社区服务中心主要为农民群众搞好三大类服务：（1）基本公共服务。将乡镇（街道）和市直有关部门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延伸到农村社区服务中心，满足农民群众在医疗卫生、社区警务、劳动保障、社会救助、文化体育、司法调解、人口计生等方面的公共服务需求。（2）开展生产性的服务。重点是建立健全为生产服务的科技信息、生产资料、市场营销服务体系；引导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设立社区土地流转服务中心，积极稳妥地推进土地经营权流转。（3）发展市场化的便民服务。按照互利双赢的原则，组织引导有关企业到社区服务中心设立便民超市、农资超市、便民食堂等，既为农民提供了市场化便民服务，又可获得一部分收入用于社区服务中心运转。
4、建立的长效机制，保障社区长期运行。主要是健全完善四项机制：（1）资金投入机制。坚持以市镇两级财政投入为主，鼓励支持社会各界参与农村社区建设。（2）人员保障机制。每个社区一般配备7名专职工作人员，以乡镇（街道）机关、医院和站所选派为主。（3）内部运行机制。结合农村实际和农民办事特点，在社区服务中心办事流程、服务标准等方面，建立健全了一系列规章制度，将社区化服务纳入规范化轨道。（4）督查考核机制。市委、市政府不间断地进行督查，确保规范运行。
5、充分发挥了组织领导带头作用。诸城市把农村社区化服务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工作，要求各乡镇（街道）和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亲自带头，强力加以推进。市镇两级和有关部门都成立社区建设协调指导机构，在民政局设立了的社区工作管理办公室，对全市农村社区化服务进行组织协调、研究部署。
三、诸城市农村新型社区建设的成效及意义
1、农民聚合居住稳步推进。新型农民居住区是按照现代化城镇的标准规划的农村社区中心村，提高了农民的居住条件，配套完善的路、水、电、暖、雨污管网等基础设施，增强了社区中心村的承载功能和吸引力。以两公里为半径，使农民在教育、医疗、养老、民政、文化公共设施等方面享受到更便利的服务。
2、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更节约。在新农村建设中，如果每一个自然村、行政村都投入，成本太高。对于人口密度较高，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集中几个村建一个社区，可以实现一定的规模效应，在路网、水网、医疗、教育、养老院等基础建设上可节约投资，减少维护费用。
3、进了土地规模经营。撤村建社区，宅基地换住房的做法，节约了一部分土地，促进了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实现特色和生态农业，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服务的水平和质量，逐步向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靠近。
4、缩小差距，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新型社区建设有利破解因城乡分治所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在组织体系构建上实现城乡一体，使城乡基层社会治理通过社区建设实现有效联结、统筹发展。
四、诸城市新型社区建设的基本经验
1、政府积极主导的新农村建设的探索。诸城市地方政府本着公共服务向城区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的动力积极探索新农村建设的尝试。
2、党政推动。诸城市积极发挥党组织的带头作用，探索推行农村党建工作社区化新模式，创新社区化党建工作机制，积极发挥党组织在思想、政治、经济的带头作用。
3、部门支持。在政府批准下发的相关文件明确组织部、宣传部、财政局等职能部门和妇联、共青团、工会、老龄委等单位的具体职责和任务。
4、产业带动。诸城统筹城乡资金、技术、劳动力和土地等资源,引导产业融合集聚。推动城区企业向农村延伸,"工业下乡"使农民不离乡不离家就近就业,全市共有100多家规模以上城区企业将生产链条向农村转移延伸,带动了50多亿元资金投向农村,带动发展起规模以上企业500多家,使15万名农民在家门口变成了产业工人，有利的实现了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的条件。
5、多元投入，做好资金和人力保障。诸城市建立农村社区建设专项资金，支持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社区组织运转、社区服务开展；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鼓励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参与农村社区化发展；加大人才支持力度，市直有关部门要建立健全工作人员定期进社区服务制度，镇乡鼓励机关和事业单位人员到社区工作，每年考选一批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社区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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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区建设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新农村；湖南；乡镇社区体育
随着“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贯彻实施，湖南乡镇社区体育又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战略发展机遇期。乡镇社区体育作为社会一项公共事业，它不仅涉及到乡镇社区文化、医疗、基础设施等社会事业的发展，而且与农民的体质状况和健康水平息息相关。发展湖南乡镇社区体育对于增强广大农民体质、提高健康水平，丰富乡镇社区业余文化生活，移风易俗，形成科学、文明、健康的现代生活方式有着重要作用。
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发展湖南乡镇社区体育的总体目标和基本任务
（一）总体目标
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推进湖南乡镇社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推动实施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二）基本任务
贯彻国家有关体育和乡镇社区工作的法规及方针政策，发展体育事业，增进湖南农民的身心健康，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新型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紧紧围绕发展经济、建设小康的目标，全面落实全民健身计划，大力倡导和推广适合湖南乡镇社区特点、科学、文明、健康的健身方式，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健全业余训练体系，发现和培养优秀体育后备人才；加强乡镇社区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管理，改善和提高群众体育健身的物质条件；发展适合湖南乡镇社区特点的健身产业，培育和发展体育市场。
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发展湖南乡镇社区体育的基本途径
（一）建立健全乡镇社区体育管理模式
乡镇社区体育作为农村社会一项公共事业，政府是发展农村乡镇社区体育的第一责任主体。政府要从站在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高度上，统筹兼顾、分级管理，明确责、权、利，建立健全符合湖南农村实际的乡镇社区体育管理模式。
1．政府宏观调控，依法治体。各级政府，尤其是县级政府要依照体育相关法律法规，发展和管治乡镇社区体育，积极引导和组织农民参与体育健身，使体育成为农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体育行政部门明确职能，加强领导。体育行政部门是政府管理体育工作的机构。体育行政部门要肩负发展乡镇社区体育的重任，对乡镇社区体育进行投入、组织和管理。县级体育行政部门要赋予乡镇文化站管理体育的职能，在越来越多的乡镇建立文化体育站，配备文体专干，为乡镇社区体育工作的开展创造条件。
3．基层体育组织专人分管，重在落实。发展乡镇社区体育，必须加强农民体育协会、农民体育俱乐部、农民体育指导站、农民体育健身点等基层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必须建立健全乡镇文化体育站，进一步完善县级全民健身活动的组织体系，特别是与社区联系最为紧密的乡镇干部中要有专人分管体育工作，乡镇体育俱乐部、指导站、健身点等要专人管理，并配备体育指导员，做到工作有计划，活动有组织，锻炼有场地；有条件的社区要建设好文化体育室。
（二）建立健全乡镇社区体育运行机制
乡镇社区体育的运行机制是开展乡镇社区体育活动的组织程序。国家体育总局总结多年来农村体育活动的经验，在《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以镇为龙头，村民委员会为基础，农民体协为纽带，形成有辐射力的组织网络”。针对目前湖南乡镇社区的实际状况，乡镇社区体育的运行机制可概括为：以政府行为为主导，建立小城镇、乡镇、社区三级运行网络，以小城镇为龙头，乡镇为中心，向社区辐射。
1．发挥各级行政部门的主导作用。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民的贫困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家政策的结果。因此，国家理应侧重保持社会整体稳定和发展，维护社会公正，维护农民的切实利益；政府应当转变态度，站在服务与保障的双重立场，为农民参与体育健身排忧解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发展湖南乡镇社区体育应采取“一个为主四个依靠”的政策，即以政府行为为主，依靠各部门，依靠基层，依靠各协会，依靠企业和个人资助。要通过宣传、试点示范、经验总结和逐步推广等措施，推动乡镇社区体育健身活动的逐步开展。
2．建立和完善乡镇社区体育组织网络。开展乡镇社区体育活动，必须首先建立健全乡镇社区体育组织网络，充分发挥农民体育协会、农民体育俱乐部、体育指导站等基层体育组织的作用。有条件的县可以建立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乡镇社区可以建立体育指导站。县、乡镇、社区要适时建立和发展体育健身点。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体育指导站、体育健身点应根据当地条件安排场地设施，制定工作计划，结合其他文化体育工作配备专兼职工作人员，安排一定的活动经费。县级体育主管部门和乡镇社区应当加强对社会体育指导中心、体育指导站和体育健身点的管理，并为其开展工作创造条件。特别是要以乡镇文化体育站为中心，发挥其阵地作用，以体育积极分子为骨干力量，带动乡镇社区体育发展。
3．发挥农民体育协会的纽带作用。农民体育协会由于其组织的自发性、业余性，有相当的积极性和号召力，体育行政部门在组织农村体育活动时，要充分尊重农民体育协会的意见，放手让他们去组织，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同时，农民体育协会要主动争取县级体育行政部门的指导，把自己的活动纳入统一规划，使活动更具影响力和号召力。
（三）探求科学的乡镇社区体育运作方式
乡镇社区体育活动应当坚持与乡镇社区生产劳动、文化活动相结合，坚持业余、自愿、小型、多样和因人、因时、因地制宜以及科学文明的原则，利用传统节日和农闲季节，开展群众喜闻乐见、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
1.认真贯彻执行《体育法》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关政策，在场馆、经费等方面，保证对乡镇社区发展体育的投入。开展好体育先进乡镇和体育先进社区的评选，以先进带动后进，不断提高“四大件”体育设施的标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府财力的增加，各级政府应相应地增加对乡镇社区体育设施的投入，加大修建体育设施的支持力度，把体育设施建设统一纳入新农村建设规划中去。新兴集镇的体育设施建设必须与集镇总体建设相配套。
2．开展调研，探索适合农民特点的体育活动方式。积极开展乡镇社区体育实地调查研究，把握乡镇社区体育的特点和发展规律。乡镇社区开展体育活动要照顾农民的生产生活特点，一是要仔细研究他们生产劳动中身体运动和生理负荷的特征，开发出适合他们的运动项目。二是要因时、因地、因人、因项制宜地开展乡镇社区体育工作。因时就是要区别农忙与农闲、春夏与秋冬以及平时与节假日等；因地就是要考虑湖南不同地区的不同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因人就是要开展适合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民族等特点的体育活动；因项就是把农民传统体育项目与现代体育项目结合起来，只要农民喜欢、有积极性的项目，就要鼓励、支持和发展。
3．区别对待，有针对性地做好乡镇社区体育工作。湖南乡镇社区地区差异较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开展乡镇社区体育工作要从实际出发，区别对待。富裕地区，如长、株、潭等，要鼓励农民自己投资，帮助他们树立“花钱买健康”思想，建立体育团体，走体育社会化、产业化路子。贫困地区要根据当地实际，以政府为主导，通过开展体育活动，帮助农民改变传统观念，立志、立教，促进扶贫开发。对湘西地区要加大扶持力度，尽快贯彻实施“雪炭计划”。
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发展湖南乡镇社区体育亟需解决的三大问题
（一）人力问题
1．体育人才匮乏。目前，湖南乡镇社区由于受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等多方面的影响，体育工作一方面留不住体育人才，另一方面专业体育人才不愿意来，以致乡镇社区基层体育工作队伍人才奇缺、比例失调，有的工作人员甚至根本就没有接受过专业的技术技能培训。
2．体育人口稀。体育是整个社会在温饱问题完全得到解决之后，尚有余力去寻求发展的一个领域。据最新研究资料表明，湖南现阶段乡镇社区78%～85%的农民仅仅局限于刚刚解决温饱问题。根据马斯洛的五个层次需要，他们不可能主动参加体育活动。加之，农民知识层次低，他们对体育的本质和功能认识不足，甚至错误的认为他们所从事的体力劳动完全可以代替体育锻炼，根本没有必要再进行体育活动。
（二）物力问题
物力问题是发展湖南乡镇社区体育必须正视的问题。近年来，虽然国家利用“体育”等多种方式加大了“全民健身工程”的投入，但对乡镇社区体育方面的投入仍远远不够。与城市相比，湖南乡镇社区的体育设施严重缺乏，特别是湘西地区，农民根本就没有从事体育活动的体育器材和场馆。绝大部分地区除了学校有一些最为简陋的篮球场和乒乓球台外，就没有其他任何公共体育设施了。
（三）财力问题
财力问题于湖南乡镇社区体育来讲是一个苦涩的现实。众所周知，体育发展程度和社会经济水平密切相关，体育被看作是一种余暇度过方式，有闲有钱才可能有体育。由于政府行为的影响，城市与农村严重的二元分割，使得我国农村自1995年后发展速度一直比较缓慢，国民生产总值的飞速增长主要在城市和工业，而且其代价正是广大农村和农民的贫困。在这种大时代背景下的湖南乡镇社区体育，失去了强大的经济基础做支撑，形同无米之炊，无源之水。
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发展湖南乡镇社区体育的基本对策
（一）增强农民体育意识，扩大乡镇社区体育人口
虽然在现阶段湖南农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对体育的需求也有所增加，但主动参与体育锻炼的意识还比较差，加之，目前湖南乡镇社区体育的发展还未完全纳入市场，所以，乡镇社区体育的发展仍然要靠政府的引导和支持。各级政府要根据当地的经济条件，以及文化、教育、卫生等各项事业发展的规模和水平，了解当地农民对体育的态度和需求，制定出切合实际的乡镇社区体育人口发展规划。同时，应加强宣传力度，多渠道吸引广大农民群众参与到体育活动中来，并形成体育健身习惯，从而扩大乡镇社区体育人口数量。
（二）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壮大乡镇社区体育队伍
乡镇社区体育人才“引不进、留不住”。因此要立足本土，走自主培养道路。要加快乡镇社区的体育人才培养步伐，逐步形成体育人才培养制度；要充分重视学校体育教师、军队复员退伍军人、初高中毕业回乡青年及其他体育爱好者的骨干作用，加强对他们的培养和管理，联络相关教育培训部门，采用“送出去、请进来”的方式，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让他们成为真正的体育人才，面向乡镇社区，服务乡镇社区。同时加强带动工作，一级带动一级，壮大体育人才队伍。
（三）多方筹集发展资金，完善乡镇社区体育体系
一是国家财政。湖南各级政府要把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多予少取、工业反哺农业”的历史契机和根据全民健身计划二期工程关于“加强公共体育设施建设”的要求，充分利用体育总局体育公益金实施“雪炭工程”的机会，加大对乡镇社区体育的资金投入力度。
二是社会资金。湖南乡镇社区体育要积极引入市场机制，走产业化道路，使各种有利于乡镇社区体育发展的社会积极因素形成合力，从而获得尽可能多的发展资金。
三是自筹资金。广大农民群众自筹资金是（下转第47页）（上接第20页）发展湖南乡镇社区体育的重要财力来源。乡镇社区体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等经济发展了、靠政府投入了”再来发展的“等、靠”基础上，广大农民群众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经济。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资金富足了，乡镇社区体育才有了持续健康发展的根基，我们才能逐步建立和完善“三位一体”的乡镇社区体育组织网络体系、体育服务体系和体育保障体系。
五、结语
体育是经济的产物，乡镇社区体育扎根于农村经济，湖南乡镇社区体育的发展程度与湖南乡镇社区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湖南乡镇社区体育面临着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但是由于“三农”问题是我国历史长期积累的结果，以致乡镇社区体育的发展不仅仅是体育系统本身就能解决的问题，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长期努力。乡镇社区体育，任重道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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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区建设篇6
关键词：农村干部职业化；城乡社区管理者；城市经理制
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6-0098-08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进程持续快速推进，取得了显著成就。新时期的城镇化模式，应该是“人的城镇化”和“地的城镇化”的协同推进，其中关键是鼓励农民在居住和就业两方面向县城和小城镇集聚，实现就地城镇化和农村社区化，促进农村社区在就业方式、居住样态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向小城镇演进。
目前在我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农村社区化、城镇化的发展趋势十分明显。在基础建设等硬件方面：村庄连片发展，基础设施、公建、商业配套广泛共享；住宅连片建设，出现大量多层农民住宅，村庄内空地少，居住密度高；交通方式向机动化的方向发展，各类私人机动车保有率和使用率高，公共交通连接城乡；农村环境卫生、社会治安等公共服务由专职人员承担。在人口和产业结构方面：非农就业比例高，农村中小企业吸纳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外来人口规模庞大，加上村庄合并，一些行政村总人口接近万人；农业生产初步实现规模经营，不少承包大户和专业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建起了大棚农场经营经济作物。在公共服务方面：农村养老、医疗等基本社会保障覆盖率高；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在基础教育方面基本无差异；农村便民服务大厅普遍建立，农村居民可以就近办理党务、民政、社保等各项事务。
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农村社区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村公共管理与服务功能不断强化，这些都对村级组织建设和村干部管理制度提出了新要求。在农村治理中，在继续发展农村基层民主的同时，如何促进农村治理绩效的提升，提高农村治理的科学化水平和农村干部的职业化水平，满足农村群众对村级公共管理与服务日益提高的需求，是各地党委、政府和村级组织需要关注的核心议题。
城市经理制（Citymanagerplan）是美国三大市政管理体制之一，在25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中普遍采用。虽然美国的城市经理制在产生的历史背景、具体的制度安排等方面，都与我国的农村干部制度有众多差异，但前者还是给后者很多启发和借鉴。在发展民主政治的同时建立起职业化的城乡社区管理者队伍与科学化的社会治理体系，这是美国的城市经理制与我国的农村干部制度需要共同应对的核心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职业化城乡社区管理者制度的探索，也符合这一精神。本文将介绍美国城市经理制并探讨其对我国农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启示。
二、我国职业化农村社区管理者制度的探索
应对农村社区化、城镇化以及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发展趋势，为了进一步提高农村干部的职业化水平和管理能力，增强村级组织的公共管理与服务功能，一些地方探索推行农村专职干部制度。农村专职干部制度是一些地方探索职业化农村社区管理者制度的积极探索，其目标是在村党组织领导下，在村委会配合下，建立一支能承担农村公共服务与管理工作的职业化农村社区管理者队伍。以较早推行此类制度的浙江省某县级市为例，该制度主要有如下特点。
第一，在管理体制上，在维持村级组织（村党组织、村委会）班子成员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制度不变的条件下，建立“农村专职干部”队伍专门从事具体的村务管理。以村级组织班子成员为主体，通过适当加入党员村民代表，形成村务议事班子，负责重大村务议事；农村专职干部则作为村务执行班子，负责具体落实村务议事班子的决定和具体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的政策。镇（街道）党（工）委对村专职干部实行直接管理，市实行村专职干部备案制度。
第二，在专职干部规模上，根据村庄人口规模核定专职干部数量，以上年末全村人口规模核定，包括上年末户籍在册人口和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其中登记在册的外来人口按30%比例折算。
第三，在选聘方式上，由村党组织负责招聘，镇（街道）党（工）委授权村党组织与聘用人员签订聘用合同。镇（街道）党（工）委、村级组织班子成员、村民代表、党员代表等组成评审组，对竞聘人员进行现场考评和投票表决。村党组织书记直接聘用为村专职干部。村级组织班子成员参与议事，但不一定被聘为专职干部，没有工作精力但有议事能力的村内人才，可在村党组织和村委会中发挥作用；有工作精力且有一定管理能力的村内外人才，可成为专职干部，不一定是现有的村级组织班子成员。专职干部需在村内全日制上班。
第四，在考核与培训机制上，建立专职干部与镇（街道）党（工）委和村级组织就工作进行“双述双评”的制度；建立村干部培训分级负责制，市委组织部负责村党组织书记的培训，市民政局负责村委会主任的培训，其他村干部由所在镇（街道）党（工）委负责。
第五，在专职干部工资待遇和福利上，积极探索村干部“工作职业化、报酬工薪制”。实行村党组织书记最低基本报酬保障制，与上年所在地级市职工社会平均工资挂钩，依据行政村人口规模核定报酬水平。村专职干部工资均由市、镇（街道）两级财政承担，村集体不再负担，全面保障村专职干部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四大保险，建立机关事业单位定向招录农村专职干部制度。
在农村专职干部制度的探索过程中，一些基层党政领导干部提出，可以借鉴美国的城市经理制，在我国农村干部队伍建设中探索村务决策与执行适度分离以及村干部职业化。浙江省某县级市一位镇党委书记说：“美国州以下的地方政府设置很不一样，其中有一种叫做‘城市经理’制度，这个我们为什么不能借鉴？就让选举和日常管理分开，同时又相互渗透。我的想法是：民主管理、互动共赢。选举，就是产生议事干部，干活的就是干事干部。”①
同时，国内已经有学者提出，可以把美国的城市经理制引入我国的农村治理中，探索中国特色的“村庄经理制”以加强村干部队伍建设。他们认为，既有的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主要是在制度建构方面强化了民主价值和民主程序，但是相对忽视了民主制度的有效性，即民主选举产生的村委会能否有效地承担村务管理工作。他们进而提出，美国城市经理制鲜明的企业化、专家化、科学化管理的特点，将对解决我国农村治理绩效问题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通过村庄经理制的建设，把现代企业管理的先进理念和技术引入农村治理领域，以提升农村治理绩效[1][2]。那么，“城市经理制”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
三、美国城市经理制的发展历程
城市经理制在美国起源并蓬勃发展，是美国三大市政管理体制之一，并且目前已经推广到加拿大、瑞典、印度等国家。城市经理制的基本特点是在民选产生的市长之外，再设置由市议会聘用和管理的城市经理这一职位，专职负责城市公共管理事务，因而代表着公共管理中职业化社区管理者制度的发展。
美国独立以来，绝大多数城市都采用1787年美国联邦宪法确立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的原则，效仿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形式，立法、行政两权分立并互相牵制。这种体制被称为“市长暨议会制”（mayorCouncilplan），当时具有如下一些特征。其一，市长、议会议员以及一些重要的市政官员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其二，市长是法定的行政首脑，可以经议会同意任命部分市政官员。其三，议会是立法机构，但通常也有一定的财政权，如筹措市政管理经费，编制财政预算等。其四，市政厅各职能局负责具体的市政管理工作，局长多数为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工作上独立于市长和议会，直接向选民或州主管部门负责。这种体制中议会相对强大，市长相对弱小，市政厅各职能部门相对独立于市长，市长很少有任命行政官员的权力，既没有权力对市议会的决定实施否决，也无法控制各职能局管理的城市行政管理事务。因此，这一体制又被称为“弱市长制”[3][4]。
美国传统的政治生活在农村地区，乡镇和县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发源地，其选举政治和公共服务体系都反映了人口稀少的农村地区的分散性、直接性和志愿性等特点。当这一传统的民主政治机制运行于人口稠密的新兴工业城市的时候，由于外来移民大量涌入工业城市导致城市社会结构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巨变，城市政治的运行背离了民主制度应有的政治价值与社会伦理。在城市普选的体制安排之下，一些城市出现了所谓的“城市老板”，即职业化的城市政客。他们利用政党势力操纵选举，安插亲信在市政厅中担任要职，而自己身居幕后遥控指挥。他们把城市公权力作为交易资本，进行各种营私舞弊的活动，导致城市政治中腐败泛滥，管理异常混乱。其次，由于市长、议会、市政厅各职能局相互独立、各自为政，极易出现相互扯皮、推诿的局面。而市长受到议会及其他方面过多的牵制，使整个政府体系缺乏统一有效的协调管理，行政效率低下。再次，大量市政管理官员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由于选民不可能对数量众多的候选人深入了解，所以就很难保证政府一定能得到品德高尚和有业务能力的人才，反而是一些居心不良的职业政客在选举中胜出并在市政厅中担任要职，变成了城市老板在其利益集团中进行政治分肥的工具。这些问题都导致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无法跟上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要求[3][4]。
作为美国进步运动（progressivemovement）的一部分，从18世纪70至80年代开始，美国城市中的新兴工商业者和中产阶级，开始发起城市改革运动。在政治领域，城市改革运动提出城市自治的原则，要求铲除城市老板，排除州立法机构对市政的过分干预并实行无党派的市政选举。在行政领域，则提出要借鉴企业管理的经验，采用科学化管理原则进行城市管理，加强城市行政部门的权力。同时，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市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设想，其中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FrankJohnsonGoodnow）提出，城市的政治和行政应该分开，政治留给政党，行政交给专家，城市的行政权力应该适当集中。根据城市政治和行政分离的原则，一些美国城市探索扩大市长的权力，市长成为唯一由民选产生的行政官员，集中行使城市政府的行政权力并与议会共享立法权，有权任命各职能局局长并直接统领行政事务，有权罢免不称职的市政官员，负责编制城市财政预算案以备市议会审议。这一体制被称为“强市长制”，它削弱了议会对行政工作不应有的控制（尤其是把编制预算权转交给市长），提高了市长的声望和地位，保证了各行政部门在市长领导下的协调和合作[3][5]。后来许多大城市对“强市长制”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良，在市长之下设立首席行政官（Chiefadministrativeofficer）职位，由市长任命并向市长负责，协助市长履行行政管理的职能，市长则集中精力扮演城市政治领导者的角色[4]。
美国一些中小城市也在探索今日美国的另外两种主要的市政体制形式：城市委员会制（Commissionplan）和城市经理制。作为一种城市应急管理体制，城市委员会制首先诞生于20世纪初的德克萨斯州加尔维斯敦市（Galveston）。面对飓风和海啸的袭击，德克萨斯州议会任命5位在当地有很高名望的企业家组成一个委员会，集立法权与行政管理权为一体，将一切城市管理事务分为4类，每类由1人负责，余下1人为协调人，但其地位与其他4人等同。然而，城市委员会制也存在问题：一是城市管理人员需要具备专门的城市管理知识，而民选的委员不一定具备这种才能，而城市管理专家又因为厌恶政界争斗而不愿出任公职；二是该体制完全放弃了分权与制衡的原则，几个委员地位相等、权力分散，缺乏有力的政治领导，不易集中进行有效的市政管理。
弗吉尼亚州斯汤顿市（Staunton）则率先进行了城市经理制的探索。城市经理制也称市议会暨经理制（Council-managerplan），它是先由市民在无党派前提下普选或按城市区域选举产生小型市议会，通常由5人～7人或9人组成，负责制定城市有关政策和法令、批准市政年度预算等事宜。市长是市议会的首要官员，负责主持市议会的会议，并作为城市象征性的最高长官参与各类重要仪式，但并没有具体的行政职责，往往是兼职不领工资的。市议会聘用一位受过专门训练并有丰富管理经验与才干的专家担任市经理，全职、全权负责城市管理事务。城市经理的选聘完全依据候选人的才干和资历，无需是本城市市民。市议会也负责确定城市经理的薪酬标准与考核方式。城市经理负责起草市政年度预算，任命与奖惩市政各行政部门官员，直接对市议会负责，任期不限，由市议会根据其政绩而定[5][6]。
城市经理制形成于20世纪初，虽然时间上比较晚，但一产生就发展迅速。1945年，全美共有455个城市采用了城市经理制，在所有人口在2.5万人以上的城市中，有1/4采用了城市经理制。到1965年，有超过1600个城市采用城市经理制。在全美所有1万～2.5万人口的城市中，有2/5采用城市经理制；2.5万～10万人口的城市中，有一半采用城市经理制；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中，有1/3采用城市经理制。19世纪90年代以来，“企业型政府”理念在美国得到广泛推行，城市经理制成为美国25万以下人口的城市所采用的最为普遍的一种市政管理体制。而在同时，1917年之后，城市委员会制逐步衰落；“强市长制”逐渐成为市长暨议会制的主流形式，为美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广泛采用[3][5][7][8][10]。
四、城市经理制的原则――科学化管理与决策、执行适度分离
斯汤顿市最初的实践探索相对简单，只是设立城市“总经理”职位，负责市政厅的行政管理工作，类似企业经理制，但没有形成较完整的理论。著名改革理论家理查德・蔡尔兹（RichardChilds）则把斯汤顿市有关城市经理的实践探索与城市委员会制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从而总结出一套较系统的城市经理制理论。这一理论基本涵盖了城市经理制的核心原则，对后续的制度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城市经理制总的原则是：区分立法权（决策）与行政权（执行），明确界定州政府与城市政府的权限范围，防止城市老板利用州立法机构操纵城市事务；重申市政选举的无党派原则，遏制党派势力对市政厅的操纵。在政治权力安排上，市议会与市经理各有明确的分工。城市经理制要求减少普选产生的市政官员的数量，将城市政治权力集中于普选产生的小型议会中。市议会议员负责立法与评聘市经理，但不得随便干预行政事务。城市管理需要建立行政权力集中、统一和简洁的行政部门，从而体现出“行政集权”的特征，而城市经理就是城市的行政长官。作为市议会中的一名成员，市长仅仅是名义上的行政首脑。城市经理由市议会选聘，向市议会负责，并有权任命城市各职能局的行政官员。城市经理不卷入政党政治，也不参与议会立法活动。在市政管理机制上，城市经理制提出市政管理科学化的理念，强调市政管理应该有效率观念，城市经理的任职者必须具备市政管理的专业知识，从而体现出“专家治市”的特征。这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现代企业制度中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制度安排，城市经理制与企业的董事会经理制相类似，既提供了议会负责的稳定的集体决策，又建立了城市经理这一负责执行政策的单一的行政官职位。
市政管理问题错综复杂，涉及各个阶层和社区方方面面的利益，因此市政决策中要更广泛的促进基层民主参与。城市经理制也考虑到在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如何促进城市民主政治发展的问题。通过普选或分区选议员的方法，以及创制权（initiative）、复决权（Referendum）、罢免权（Recall）等直接民主措施，扩大了市民间接参与市政决策的范围。因此，虽然城市经理并非民选产生，看似违背了民主原则，但是通过扩大市民间接参与市政决策的方法，也增加了市民对城市政府的监督，因此仍能确保公共权力行使的公正性[3][5][9]（pp.163178）[10]。
五、城市经理职业群体――职业化城市社区管理者
城市经理制的出现，催生了城市经理这一职业群体，城市经理这一职业也逐渐发展为美国公共管理领域中一类重要的职业类型，即职业化城市社区管理者。城市经理这一群体一般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具有专业人员的从业经历和专业教育背景。早期的城市经理多为工程师，这也适应了工业化初期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快速发展的需求。此外，银行家等商界管理人员、前任市政官员也常成为城市经理的人选。后来，越来越多的大学提供公共管理专业教育，有越来越多具有公共管理专业教育背景的人担任城市经理。拥有本科以上学历的城市经理所占比例越来越高。此外，城市经理一般被认为是政治中立的专业技术人员，因此一般不参与政党政治。
第二，从业资格制度逐渐完善。早期城市经理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领域，因此城市经理一般都没有经过标准化的培训，也无需通过职业资格考试。但是国际城市/县管理协会（iCmainternationalCity/Countymanagementassociation）一直在推动城市经理的职业道德和从业资质建设。此外，城市经理也越来越多地接受常规的在岗培训。
第三，岗位职责涉及面广。城市经理的主要职责包括：管理城市日常事务，保持与议会和市民的沟通协调，管理政府组织人事并协助政府职员的职业发展，编制城市财政预算，处理与主要劳工组织的关系，对市民咨询提供反馈，确保城市公共政策的执行。
第四，籍贯偏好从外地人向本地人转变。总体上看城市经理的选聘并不看重候选人的籍贯，本地人、外地人均可担任。但早期的城市经理多为外地人，因为当时的观念认为城市需要外来观念给市政管理带来新思维。但20世纪初以后，随着城市经理制的发展成熟，有越来越多的本地人担任城市经理。各城市经理的任期不定，但总体而言平均为五年左右。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城市所聘用的城市经理，其职业流动性最大，一般流向更大的城市[10]。
第五，薪资水平普遍较高。城市经理的薪资水平一般高于城市中的民选官员，而且远远高于其下属。整体上看，城市经理的收入水平在美国属于中上层，与其他专业技术职业相比也处于较好的位置。一般来说，城市经理的薪资水平与其所管理的城市的人口规模成正比。
六、城市经理制对我国农村干部队伍建设的启示
我国与美国在经济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方面差别很大，但美国在经济、社会、政治发展方面的先进经验仍值得我们学习。城市经理制是美国快速城市化进程中重要的制度创新，极大地推动了其城市治理的民主化、科学化、职业化发展与城市公共服务体系的完善。而目前我国的农村地区正处于城镇化与社区化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各项公共服务正在农村逐渐完善推广，这一背景与美国20世纪初的城市化历程有很多的相似性。我国的农村治理需要适应新时期城镇化与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向科学化和职业化的方向发展。城市经理制主要在美国的中小城市中实行，城市规模较小。而我国在经历了大规模的村庄合并之后，很多村庄已经接近万人，管理规模已经向着小城镇的方向扩张。美国的城市经理制能够给我国农村治理以很多启示。
（一）村务决策与执行适度分离，拓宽村干部选拔渠道
在农村治理中应实行村务决策与执行的适度分离，一方面确保农村村务决策的民主机制；另一方面也确保农村公共管理事务执行的绩效。
城市经理制把城市政府的最高权力统一于市议会，市议会是所有城市重大事务决策的最终裁定方。此外还设立城市经理这一职位，专职从事城市行政管理工作，他有权任命各职能局负责人，并对重大事务决策拥有重要的建议权。这样，市议会和城市经理分工明确，分别承担城市事务决策与执行工作，由此不但确保决策的民主，也确保了执行的有效。
自实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我国的农村治理结构一直是以“两委（村党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关系”为核心。村党组织是农村治理中的政治领导，村民委员会则负责经营村集体经济和村级公益事业。然而在现实当中，两委班子人员交叉任职的情况非常普遍，村务议事和执行并没有实行适度分离。村党组织和村委会选举，确实以民主机制保证了村务议事班子的合法性基础，是农村政治中不可动摇的基本制度。然而随着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日渐完善，农村治理事务日益复杂化，对相应的专业技术知识的需求也在增加，选举产生的村班子成员，未必具备村务管理工作所需的专业技术知识。此外，一些具备村务管理所需专业技术知识的人才，可能由于各种原因，无法通过选举进入村班子为村工作。
在完善现有的以村党组织、村委会为组织基础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建立农村专职干部制度等多种形式的探索，逐步实现村务议事与执行的适度分离。村党组织和村委会由民主选举产生，负责农村村务民主议事工作，并且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把一部分党员村民代表纳入村务议事班子中来。村专职干部则由村级组织选聘产生，向村级组织负责，承担村务执行工作，其工资待遇和业绩考核由村级组织决定。村务议事班子和执行班子在主体一致的前提下适度分离，没有精力全职工作的村级组织班子成员，可以以兼职方式参与村务议事工作，而村务执行班子必须全职工作，专职负责村务的具体执行。专职干部也不必一定从议事班子人员中产生，而是通过公开招考等形式多渠道产生，从而为有能力从事村务执行工作但因为各种原因没有机会选进村班子的村内外各类人才提供为村工作的机会。当然，村务议事与执行并非泾渭分明的关系，只是在班子成员主体一致的基础上适度分离。这样就既保证了村务决策的民主，又保证了村务执行的绩效（参见表1及图1）。
（二）农村治理科学化与农村干部职业化
在农村治理中，应以科学化和职业化为发展方向，重视农村治理中的科学管理制度与方法以及农村干部的职业化。
美国的城市经理制提出市政管理科学化的理念，强调城市经理的任职者必须具备市政管理的专业知识，从而体现出“专家治市”的特征。城市经理一般均为工程、工商管理界的专业技术人员或者前任市政官员，他们在任职过程中，也越来越普遍地接受公共管理专业教育。城市经理也逐渐发展为一种独立的专业技术职业，任职者需要具备相应的从业资格，需要经过标准化的培训并通过职业资格考试，也越来越多地接受常规的在岗培训。
我国的农村干部主要是从本村的党员村民中选举产生，这些人对村子和村民的情况熟悉，具有较好的社会基础，适合从事村务议事工作。但目前村务管理工作对专业技术知识有越来越高的要求（如社会保障、土地与基建工程管理、公共卫生等方面的专业知识）。选举产生的村干部由于自身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的局限，很多干部不具备所需的这些专业技术知识，开展工作显得力不从心。而目前还存在一些人才，他们具备较高的教育水平，适合从事村务管理工作，但是他们无法通过选举进入村班子（如有些人长期在外地生活居住，本村人对其不了解）。通过探索建立农村专职干部制度，就可以使这些人才进入村子工作，发挥他们的所长，专职从事村务管理。
长期来看，农村干部应该发展为一种定位于职业化农村社区管理者的专业技术职业，从业人员应该在教育背景、从业年限等方面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经过标准化的培训教育并通过职业资格考试。在从事村务管理工作的过程中，也要接受各种形式的常规的在岗培训，以不断适应农村管理工作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农村专职干部的招聘，也应该逐渐打破传统的地域限制，在更广的范围内选拔人才。选拔过程应该公开透明，充分体现普通村民、村级组织和上级党委政府等多方面的要求，以更好地服务于农村群众，更好地协助上级党委政府开展农村公共管理与服务工作。同时，应允许村专职干部在政策许可的范围内适度提高职业流动性，以促进村干部的岗位竞争力度，促进村际之间的工作交流，不断为各村带来新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思维。
农村专职干部应发展为一种职业化的岗位，因此在工资报酬和福利方面，也应该向着职业化的方向发展。通过财政适度拨款的方式，适度提高村专职干部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以体现他们的工作价值和社会认可度。此外，还需要拓宽村干部职业上升通道，如建立面向村干部的定向机关事业单位招录制度。
（三）建立统一的农村干部管理平台
应建立统一的农村专职干部管理平台，负责村干部的选拔、培养、考核、激励和联络以及村务管理研究工作，一方面保障村干部管理的统一高效，另一方面培养村干部的职业群体归属感、责任感和职业道德。
城市经理产生以来，作为一种新型的管理类专业技术职业群体，其队伍不断壮大，职业化、规范化水平不断提升，其中城市经理职业群体自身的协会组织的建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美国城市经理协会首先对城市经理的职业资格进行相关规定，负责全美城市经理职业群体的联络交流工作。目前它还发挥着培训、出版刊物、研究等很多重要功能。
我国的村干部管理长期以来是由各地的党委政府和村级组织负责，这基本适应了我国的政治体制。然而，这也导致了村干部管理中的一些局限性：村干部管理制度的科学化与标准化程度不足；村与村之间缺乏长效的村干部交流机制；村干部群体尚未培养出职业群体归属感、责任感和职业道德。
农村干部的管理，应由当地县级党委政府统一管理，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设计村干部选拔、培养、考核和激励机制，在保障村民自治民主管理的基础上，督促各村严格执行上级党委政府的村干部管理规定，以确保村干部管理的标准化与科学化，推动村际干部交流。此外，还可以建立农村干部协会，作为职业化农村社区管理者的常设联络自治组织，以推动农村干部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培养农村干部的职业群体归属感、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还可以自主开展村务管理方面的研究工作，或者以设立科研课题、基金会等形式委托第三方开展相关研究，以促进村务管理工作的发展和农村干部队伍建设。
注释：
①2012年12月24日和2013年7月3日，笔者在浙江省某县级市所做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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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社区建设篇7
自2005年我国开始大力推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要求新农村发展符合生态文明时代特征，而“美丽乡村”概念的提出，正是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同时也是乡村旅游转型升级不可偏离的大背景，并且两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基于“美丽乡村”要求，新农村建设是物|与精神、环境与内涵的全面提升。而乡村社区营造不仅追求有形的硬件建设，提升生活质量外，也注重精神、文化层面的发展，采取自上而下的公私协力模式，建立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与乡村社区的良好互动关系，是实现新农村建设的有效途径。国家向新时代迈进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摸索出一种适应我国国情和乡村建设开发特殊性的乡村旅游发展模式。
一、乡村社区营造理论
乡村社区营造作为新农村建设的延续与发展，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兴起，日本与台湾地区面对城市化过程中地方村落没落的境遇，自上世纪开始至今仍在持续强调“人、文、地、产、景”的乡村社区营造。其中“人”指的是认同感和社区意识的构建，社区共同体的形成;“文”指的是传统文化的延续，民间工艺及艺术活动的传承与经营;“地”指的是地方建筑的保护与再利用;“产”指的是特色产业的创新经营;“景”指的是公共空间的改善、景观的特色经营等等。
我国台湾地区比较早引入了社区营造的概念，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台湾地区于政策上便已强调社区建设，九十年代先后制定的各项计划标志着社区营造的启动。于1994年开始推行“社区总体营造计划”，希望从文史重建与文化艺术的角度介入社区发展，强调社区参与，整合地方文化、社会与经济等资源，解决整体环境恶化、公民意识欠缺、公共资源未整合和社区学习体系急需建立等问题。
社区营造作为一种最基层的社会活动，以社区共同体对本社区具有认同感作为前提，通过社区居民达成社区共识，发展自主能力，积极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共同经营“文化产业化”、“产业文化化”及其它相关的社区发展活动等，从而使本社区的生活空间获得改善，居民的生活品质得以提升，文化、产业和经济得以复兴，进而促使社区活力再现，这种由居民自主参与社区经营创造的过程，称为社区营造。简要地概括就是充分运用社区内的各种资源条件，凝聚社区共识，改善生活环境，延续文化精神，重塑社区活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
二、民宿带动下的乡村社区营造
乡村社区营造可以依托乡村旅游，以民宿为落脚点形成全面带动作用，通过打造社区文化、改善生态环境以及推动地方产业，以村民为主体，社区、政府、创客、专业团队多方参与的良好互动关系，实现美化乡村环境、增加村民收入、提高社区文化氛围的目标，达成乡村整体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以民宿产业为起点
乡村旅游是实现新农村可持续发展建设的手段，以乡村旅游为主导产业是民宿实现带动作用的前提。首先，民宿与民居房屋皆作为乡村的基本建筑体，不同于普通民房的是，民宿的外观更为美观，内部设施更为现代化，这是其为满足旅游消费需求所必有的硬件基础。但虽说民宿是为旅游者所用，但基于乡村社区营造的地方性要求，民宿的建造风格必须与本地乡村风貌一致，符合当地社区肌理特点，因此更加提倡民宿的建设是模拟本地民居或者对当地老房子的改造。由此民宿可以作为乡村民居改造的样板，在不破坏本地风貌基调的前提下，改善村民居住条件，且从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本地村民随意改造房屋而产生的整体景观不协调性。其次，民宿作为乡村旅游发展中至关重要的部分，不仅承担着为旅游者提供食宿的基础作用，同时也是当地特色文化凝结的表现，是突出农村乡村性的主要载体。除此之外，现代游客群体观念趋于成熟，也更追求旅游所带来的深度体验，民宿为游客留宿享受更深刻的体验创造可能。为此，将民宿产业作为乡村社区营造的第一步，不仅有助于社区空间的建设，同时提升居民生活条件，加强游客体验感，并为乡村旅游进一步发展提供基础。
（二）以民宿集群效应为推动
民宿集群是指在特定区域内，具有竞争和合作关系的民宿和配套服务机构在地理上集聚而形成的群落。民宿集群对比单一的民宿个体，其优势在于集体生存、协同合作，实现专业分工、信息互补、业务共享、取长补短，达到整体的最大效益。民宿集群类似于一个社会共同体，需要协调内外部各要素的良好关系，比如空间规划，环境设计，设施分配等。民宿集群可促进以民宿为发展起始点的乡村社区营造构成空间环境上的框架蓝图，为进一步完成整体营造起推动作用。同时，民宿集聚所带来的规模经济效益给予乡村社区营造厚实的经济支持。
乡村社区建设篇8
[论文摘要]农村社区管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分析农村社区的特点，总结农村社区管理与改革的经验，进一步认识加强和改进农村社区工作，就成为当前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社会大局，必须始终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农村社区是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农村社区服务管理、实现农村社区建设的全面发展和提高，就成为当前农村工作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从农村社区服务管理发展的现状来看，农村社区服务管理的模式多种多样。从规模上看，大的可以指一个乡镇甚至相邻的几个乡镇，小的指乡镇村内部自然形成的小型社区。目前我国农村社区主要是以乡镇辖区和村委会所辖区域为单位，它是我国农村社会最基层的社会组织，也是我国农村乡镇基层政权组织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
农村社区是相对于城市社区而言的，其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人口相对集中，居住人群比较单纯；二是居民一般以农业生产为主，自我服务意识强；三是生活方式简单，人际关系比较和谐，乡村文化色彩浓：四是组织程度不高，形式单一化。由于农村社区不同于城市社区，社区服务管理的现状、方式和效应也就有所不同，因而正确认识农村社区服务管理的规律和特点，充分发挥农村社区的服务管理功能，将对农村社区建设发展起着巨大的推进作用。
一、加强和改善农村社区服务管理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推进农村城镇化进程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全面发展时期，以工哺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农村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也使农村社区建设得到明显提高，农村在撤乡并镇、撤村建居等行政区划调整的同时，社区服务管理也就面临着更加艰巨的任务，社区服务管理迫切需要不断地发展创新。www.133229.com如何适应当前这一改革发展趋势，加快农村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改变农村社区服务管理方式，就成为农村社会发展的关键。为此，加快和改进农村乡镇政府工作职能，转变乡镇服务管理工作方式，就要进一步改变乡镇政府包揽一切的传统农村管理模式，大力发展城镇社区，以农村城镇化发展推动社区发展，把农村社区改造成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组织健全和功能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农村经济社会改革的发展，健全和完善农村社区组织体系及服务功能，培育社区管理服务意识，使社区内的组织、群众、社会团体等都成为社区管理的参与者，就能使农村社区各项工作落到实处，更能使农村社区服务管理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并将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随着农村城镇化、现代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农村在农业生产、劳动就业、居住环境和服务管理等方面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一些乡镇单位的社会职能也逐步转向社会，落实到社区，农村社会正由“乡村人”向“社区人”转化，社区承担了“乡村”分离出来的一些社会职能，诸如为社区群众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对社区内居民的生产、生活服务、社会保障、劳动就业等方面的支持帮助和管理，这都将为农村社会经济改革和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积极有效的社会保障。
2．有利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精神文明建设是社区建设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社区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反对封建迷信的重要阵地，它在建设文明和谐乡镇，文明和谐社区、农村特色文化，弘扬文明道德风范，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过程中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农村人民生活、文化水平普遍得到提高，但随之而来的封建迷信思想、不健康的文化娱乐活动也严重影响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因而，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农村社区建设发展就成为实现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实现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发展，提高人民群众思想文化素质，满足农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发展需求的重要保障；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村社会的思想文化素质，要与农村社区建设和社区服务管理有效地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化解农村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提高社区服务管理的效率和效益，实现农村社会稳定和谐发展。
3．有利于推进农村乡镇体制改革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的就是要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把农村各项改革顺利推进。乡镇体制改革的发展，就是要不断增强农村基层组织的服务能力，也就是在转变政府职能的同时，积极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提高基层组织的整体服务能力，通过政府职能的转变，把那些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务交给社会和其他组织来管理，使农村基层组织管理得到不断地发展和完善。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是推进农村乡镇体制改革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它统一实现了农村乡镇体制改革的发展要求，而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村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的管理，撤乡并镇、撤村建居等行政区划的调整，更是加快了农村社区建设的步伐，这意味着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现代农业体系的形成，农村社区服务管理也将成为推进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基础力量。
二、农村社区服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农村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使我国农村在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方面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特别是在这几年的推广实践过程中，农村社区在社区管理改革实践过程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农村社区建设管理的不断深入发展，农村社区在服务管理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1．管理观念落后。从农村改革发展二十多年来的情况来看，农村在乡镇建设管理、社区建设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随着农村乡镇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发展，农村社区组织的不断扩大，农村乡镇一些社区管理组织、管理人员的观念仍然比较落后，管理人员的工作能力、文化素质、法制观念、服务意识和管理的积极性普遍不高，管理人员的思想观念仍然受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且“行政化”色彩较浓，其管理方式、活动开展、服务实效等均严重滞后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不能适应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需要。
2．政策、措施落实不到位。近年来，党中央先后制定和出台了许多切合农村实际，符合民心，能够调动广大农民积极性的政策和法律法规。然而，由于部分管理人员思想文化素质低、管理能力差，工作不认真负责，且对政策和法规领会不透、传不准、落不到实处，因而在农村许多政策法规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比如有的农民不知道“新农村”的含义：又如农村联产承包三十年不变的政策已出台多年了，但至今仍有好多村没有完善承包手续：管理措施不力、落实不到位，缺乏有效的监督职能，使许多村干部在管理方面随心所欲，这些都严重影响了农村社区的建设发展。
3．“重管理轻服务、重建设轻规划”现象比较普遍。目前，农村社区管理普遍存在着重管理轻服务、重建设轻规划的现象，提供的服务项目、服务质量难以满足社区居民的需要，多数社区服务还停留在传统性、邻里性和救助性的服务上，缺少面向整个社区居民的物质和精神需求的服务，也未完全实现由乡村管理服务向社区管理服务的转变；在社区建设规划方面也基本是以原城乡接合部的居民区为重点，社区缺乏整体规划设计和统一建设，很难满足现代农村社区建设管理发展的要求。
4．自治程度低。目前我国农村社区管理主要是以乡镇村为依托，社区自治程度不高，居民的自治组织性较弱，“行政化”色彩较浓。虽说在管理方面社区与乡镇政府的关系是指导与协调，但在实际操作中乡镇政府会以各种方式影响和控制社区活动，从而降低了社区自治的能力；在民主决策管理方面，社区自治活动理应由居民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且重要事情必须经由居民委员会讨论决定，但实际工作中个人因素往往决定一切，群众自治热情不高，有的根本不能代表社区居民的利益。这些问题的存在，反映了农村社区管理与农村城镇化和城市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必须通过改革来加以完善。
三、农村社区服务管理发展思路
农村社区服务管理处于乡镇政府与农民的最直接联系层面，其管理是否合理、有效，直接关系到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发展。从近几年农村社区服务建设发展的情况来看，农村社区服务管理应在建设规划、基础设施、队伍建设、环境治理、公共安全和社区文化等方面进一步发展提高。
1．科学规划管理。农村社区建设是城乡融合、统筹发展的必然趋势，它与城镇化建设目标一致，必须科学规划管理，系统全面地制定建设规划、村镇规划、产业规划等。建设规划必须把长远目标和近期规划结合起来，根据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需求，根据当地农村经济社会、农民生产生活、农村社会环境及居民需求导向原则，合理规划设置社区建设规模，也就是找准各自农村社区建设发展的特色和特点，探索适合于自己社区建设发展的模式，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科学规划管理。
2．加强社区公共设施建设。公共设施建设是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当前农村社区建设最薄弱的一个方面。农村社区建设的发展，需要从公共设施建设入手，大力加强对公共设施及公益性服务方面的投入，政府需要在财政上给以大力支持与帮助，并在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制度措施方面要有所发展创新，努力改变农村社区这一薄弱环节，为社区建设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加强农村社区公共设施的投入：一是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通过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带动农村社区发展，从而实现农村社区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互动；二是要整合农村社区资源体系，充分调动农村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通过组织协调调动各种资源，从而有效地利用农村人才、物质、资金、技术等社区发展所需的资源配置，完善社区管理机制；三是要强化社区服务功能，提高社区居民自治的能力，通过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自我发展的能力，促进农村社区的建设发展。
3．加强基层组织队伍建设。农村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是农村最基层的自治组织，在农村社区服务管理中具有核心的组织领导作用。但居民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不是政权组织，也不是行政单位，它开展工作主要是依靠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等方式进行的，所以组织队伍的作用是关键。在目前农村社区建设发展中，由于社区管理还处于改革调整发展阶段，一些社区基层组织也才刚刚开始形成，且相关的改革措施也尚未跟上来，一些农村社区党支部和居民委员会之间、村干部与群众之间就出现了许多新的矛盾，社区管理也就难以全面开展实施。要真正体现社区自治的原则，做到依法管理社区，就要在基层组织建设方面有所改进和提高。一是要完善社区组织设置，使党组织与社区建制同步开展进行。二是要加强社区队伍建设，提高社区管理者的管理水平和能力，把工作能力高、服务意识强、思想作风过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优秀人才选拔到社区管理队伍中来，尤其是要选配好农村社区党支部书记。三是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充分挖掘和发挥农村社区的各种人才资源，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努力调动社区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最大限度地把各种力量凝聚到农村社区建设中来。
乡村社区建设篇9
一、农村、社区档案“三个体系”建设列入了政府工作议程
农村、社区档案“三个体系”建设是一项点多面广、纷繁复杂的工作，既涉及到区委、区政府多个部门，更涉及到全区各级基层组织。如果缺少区委、区政府的有效支持，势必会大大增加工作的难度。为推进北市区农村、社区档案“三个体系”建设，北市区区委、区政府认真分析档案“三个体系”建设存在的多重困难和面临的发展机遇，反复研究修订推进“三个体系”建设的方法措施。在编制北市区2012年工作规划时，北市区将全区农村、社区档案“三个体系”建设列入工作规划。区委书记赤光明、区长张少轩多次听取汇报，对档案“三个体系”建设提出具体要求。2012年2月，区政府制定了“自2012年起，用3年时间实现全区农村、社区档案‘三个体系’建设全覆盖”的档案工作规划。为保证此项工作的有序开展，成立了由分管档案工作的领导为组长，北市区两办、财政局、档案局等相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档案“三个体系”建设领导小组，负责全区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监督协调。
2013年，北市区一如既往的将农村、社区档案“三个体系”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作紧抓不放。区委书记姬林、区长张少轩听取了2012年及2013年上半年全区农村、社区档案“三个体系”建设和2013年工作规划专题汇报，对此项工作的深入开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北市区政府将此项工作列入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
市档案局对此项工作更是重视有加，局领导多次深入到北市区韩庄乡、留守坟村、东方家园社区等基层单位，亲自进行业务指导，与档案员共同研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市局业务指导处多次派出业务骨干到北市区农村、社区进行业务指导，讲授业务知识，大大提高了农村、社区档案工作人员业务水平。
二、扎实推进农村、社区档案“三个体系”建设工作
（一）明确“一条主线”。根据区政府任务目标，确立了“以点带面、统筹推进”的工作思路，并以此为主线，引领农村、社区档案“三个体系”建设全局工作。
首先，制定了以“典型示范、统筹推进、巩固提高”为主要步骤的全区农村、社区档案建设工作3年规划。2012年重点抓好7个高标准社区、1个乡、1个街道、15个村的档案室示范点建设（已完成）；2013年重点抓好7个社区、15个村、1个乡、1个街道办事处的档案室建设（9月底完成）；2014年重点抓好7个社区、1个乡、3个街道、15个村的档案室建设及全区档案室的升级提高。
其次，为保证任务目标的完成，制定了《北市区档案“三个体系”建设实施方案》和《北市区档案“三个体系”建设推进方案》。建立了区、乡（街道）、村（社区）三级档案工作网络。由区档案局牵头负责档案收集、整理的业务指导和硬件建设及安全标准的把关；由乡（街道）、村（社区）负责按照要求和统一标准具体抓档案室建设工作和档案服务工作。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局面，确保了全区乡、村（社区）档案工作扎实推进。
再次，坚持“时间服从质量”的原则。区政府张少轩区长多次召开调度会，要求各乡、街道及相关部门积极行动，主动投入，全力以赴抓好档案室建设。张杰副区长带领政府办、档案局、社区办、民政局等部门深入乡、村、社区现场办公，组织现场观摩、逐乡逐村督导工作落实，确保按质、按量、按期完成各项任务。区档案局每周进行督导检查，坚持高标准，严把质量关。经过近两年的不懈努力，全区4个乡（街道），14个社区，30个村级档案室软硬件的配套升级工作已经完成，全区农村、社区档案“三个体系”建设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二）加强“两项建设”。一是加强农村、社区档案室硬件设施建设和档案资源建设。在区政府主要领导的关注下，区财政加大对开展农村、社区档案建设工作的经费投入，帮助解决具体困难，提高乡、村（社区）做好档案工作的积极性，采取“区财政投一点、乡财政补一点、村资金出一点”办法，鼓励和倡导乡、村加大投入。两年来，区财政先后投入资金70多万元，同时带动乡（街道）、村（社区）投资50多万元用于档案室建设。全区各乡、村（社区）共扩大档案用房近900㎡，增加档案密集柜4列，增加5节档案柜204组，安装空调44台，安装防盗门、防护栏32套，配备电脑39台，高速扫描仪1台。避光窗帘、灭火器、防虫药、防鼠药等档案“八防”设施设备均配备齐全，乡、村（社区）档案硬件设施有了较大改观。两年来，全区各乡（街道）、村（社区）档案室共收集、整理文书、会计、音像、实物等档案20000多卷（册、件）。
二是提高档案人员业务素质，提升档案工作服务能力。市档案局指导处多次到社区、村档案室进行指导，解决问题。区委农工委、区档案局、区社区办多次组织各乡（街道）、村（社区）档案管理员进行业务培训和交流。区档案局全体业务骨干分成4组，分片包点、统一标准、指导建立工作制度，手把手教授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利用等业务知识。并利用网络、电话等多种方式解答村、社区档案工作人员实际工作中提出的问题。指导1个乡档案室进行了档案数字化录入和扫描，指导26个村、4个社区档案室进行了档案数字化录入。在全区社区网络平台中加入档案管理和档案应用相关内容，通过多种渠道提高村、社区档案工作人员业务素质。
（三）建立“三项机制”。为把农村、社区档案“三个体系”建设工作做好做实，我们进一步完善了三项保障机制：一是责任分包工作制。各级农村、社区档案建设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对村、社区进行责任分包，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形成党委、政府领导，档案部门牵头，社区和涉农部门推动，村级组织实施，社会力量支持，群众广泛参与的新格局。二是“以奖代补”激励机制。区财政采取“以奖代补”的方式，对开展农村、社区档案工作好的村给予资金支持。坚持政府投入与各乡、街道自筹相结合，整合多方资源的办法，来推动各乡（街道）、村（社区）档案室建设。按照时间节点要求，区政府对农村、社区档案“三个体系”建设进行检查验收，对验收合格的村，区财政给予适当经费奖励。三是建立绩效考评奖惩激励机制。区政府将农村、社区档案“三个体系”建设纳入年度政府工作报告落实事项，由区两办督查室定期督导，实行量化考评，确保农村、社区档案“三个体系”建设工作抓出实效。对农村、社区档案建设工作搞得好的乡、街道、村、社区，进行表彰与宣传，努力形成全社会重视、关心、支持农村、社区档案“三个体系”建设的舆论氛围。
（四）构筑“四个平台”。一是构筑“业务交流学习”平台。在创建活动中，采取多种形式开展业务培训，通过课堂讲座、参观学习、现场观摩等方式，举办了各类档案业务培训班6期，培训人员300多人次，为农村、社区建设档案工作提供了人才保障。为方便乡（街道）、村（社区）做好档案工作，创新建立档案工作QQ群，进行业务交流。二是构筑“档案下乡入社区”平台。对未开通宽带的村开展“送档下乡”活动，发放档案信息光盘及涉农宣传资料等，使农民不出村就能查阅政府公开信息和涉农档案信息，基本实现了农村档案信息共享。三是构筑“信息服务”平台。及时收集图片资料，将各村建设前后情况、市区领导指导工作等资料以图片的形式进行微机存档；将农村基本情况、组织机构、建设完成情况等资料进行微机录入，为区委、区政府及各级、各部门提供信息服务；同时，开展乡与乡、村与村档案“三个体系”建设经验交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四是构建“档案规范化管理”平台。通过抓制度建设、抓示范点、抓规范整治等措施，全区示范乡、示范村（社区）实现了有独立的档案室、有较好的装具、有档案、有制度、有人管、有陈列室、有计算机“七有”管理模式。村级（社区）档案室建设，坚持“业务标准统一、档案分村管理，自建自管自用、存凭留史惠民”的管理格局。
我们坚持以人为本、服务民生。加大对土地承包延包、林权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产权流动、残疾人救助、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农村社保等方面的档案收集和管理力度，对关系到村民、居民利益的档案应收尽收。
三、为农村、社区经济发展和居民生活提供高标准服务
（一）充分利用档案资源为基层组织决策和基层经济发展服务。存凭留史是档案工作手段、资政惠民是档案工作目的。乡（街道）、村（社区）档案是了解村情社情、历史沿革的重要资料，也是各级基层组织制定工作措施、推动工作发展的重要依据。北市区在加强档案基础设施建设和档案资源建设的同时，始终把档案工作的资政服务摆在重要位置。一是梳理、编制档案简报为各级基层组织决策、施政服务。二是充分利用档案资源，为全区工作规划和经济发展服务。三是提供档案资料为党委、政府编史修志服务。四是利用档案资料为爱国主义教育服务。
（二）充分利用档案资源为村民、居民工作生活服务。2011年底，东方家园、东部风景等社区根据《关于加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的相关规定，要求对全市80岁以上的老年人补助每人每月50元高龄津贴。因为社区档案材料翔实，档案人员服务到位，短短几天，所有符合补助条件的老年人均办理好手续，按期拿到了高龄津贴，得到了社区居民和上级部门的表扬。2008年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每年会推出一些岗位安排失业人员就业，东方家园社区通过核实社区失业再就业人员档案名单，主动上门为失业人员宋某，妥善安排了一个社区保安的就业岗位，解决了宋某及其家人生活上的燃眉之急。
乡村社区建设篇10
一、一致思维看法，实在加强责任感和紧迫感
本年以来，市委、市当局延续召开新型城镇化建立任务会议，听取各县区关于城镇化任务的专题报告请示。近日，市当局又下发告诉，在9月份要对全市中间镇和新型乡村社区规划建立任务进行现场观摩。这些都阐明，市委、市委当局对新型城镇化建立极端注重，以新型城镇化引领“三化”协调开展决计坚决，加速新型城镇化、建立新型乡村社区的军号曾经吹响。全县各级各部分必然要进步政治灵敏性，一致思维看法，实在加强加速中间镇和新型乡村社区建立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加速中间镇和新型乡村社区建立，完全契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力，表现了科学开展观的要求，真正适应了农人群众过上更好生涯的新等待，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起首，这是统筹城乡开展、改善乡村民生的准确选择。近年来，各乡镇、各部分在推进新乡村建立中加大了公共效劳设备建立力度，乡村总面子貌、农人生涯质量获得必然改善。但因为以村为单位涣散投入、部分各自为战，不只成效不敷分明，还形成了资本的糜费。新型乡村社区建立，不是村村搞建立，不是就村建村，而是在更大局限、更高条理上整合城乡资本，推进农人寓居由涣散向集中改变、平房向楼房改变、村庄向社区改变，推进生齿向城镇集中、财产向园区集中、耕地向规划运营集中，加速乡村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历程。完成这一目的的有用途径，就是加速中间镇和新型乡村社区建立，然后彻底改善农人寓居生涯前提，明显进步乡村公共效劳程度，高程度推进新乡村建立和城乡交融开展。其次，这是破解地盘制约瓶颈、完成集约节省开展的有用路子。当时经济社会开展的一大瓶颈就是地盘制约、空间受限。一方面地盘资本紧缺，耕地红线又必需守住；另一方面很多空心村、闲暇农房宅基地闲置，有的还在进行糜费性建立。处理这一矛盾，最直接、最实际的路子就是加速空心村旧村革新、合村并点建立中间镇和新型乡村社区。经过城乡建立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盘活乡村建立用地存量，可以有用处理工业化、城镇化历程中建立用地需求，走出一条以地生财兴业的新路子。第三，这是增投入、扩内需、保增进的严重时机。扩展内需的最大潜力在乡村，乡村消费的最大投资是住房建立。跟着收入程度和经济积聚的稳步进步，广阔农人对改善寓居情况、进步生涯质量的愿望越来越急迫。国度和省市出台的相关优惠政策，发明了有利前提、供应了有力支撑。据剖析，每年建立1万户乡村住房，就可拉动投资10亿元，然后发生宏大的市场需求，带动相关财产的开展，成为拉动内需的一个微弱引擎。本年5月份，市当局下发了《市2011年城镇化建立开展目的》。提出要积极推进中间镇建立，支撑根底好、财产优的中间镇领先开展成为小城市，支撑15个重点镇加速开展；推进新型乡村社区建立，领先推进财产集聚区、城市新区和中间城市近郊区村庄革新，建立50个乡村新型社区。明白提出把加速建立新型乡村社区作为统筹城乡开展、推进新乡村建立的主要抓手。可以说，上级有政策、开展有需求、群众有等待。这些任务迟早要抓，晚抓不如早抓，争先一步事半功倍，损失时机懊悔莫及。人人必然要从推进科学开展、促进社会调和的高度，从对峙以报酬本、践行为民主旨的高度，进一步一致思维、进步看法，抢抓时机、立异政策，加鼎力度、扎实推进中间镇和新型乡村社区建立跃上新台阶。
二、明白目的义务，掌握任务重点
镇要以生态旅行开展为目的，打造特征彰显的温泉休闲名镇。马栏镇要依托财产集聚区，沿S219构成的一条贯穿南北的镇区首要经济综合开展带。张桥乡要建成功用完全、设备齐备、情况美好、市场昌盛的调和宜居城镇。其异乡镇的镇区和新型乡村社区规划建立任务也要依照要求，每一个乡镇都要确定一个新型乡村社区建立试点，高起点规划，高规范建立。在此根底上，本年，全县要启动12个新型乡村社区规划建立试点；2012年，启动24个新型乡村社区规划建立试点；争夺到2015年，建成50个新型乡村社区；争夺到2020年，全县90%以上的村庄根本构成结构合、城乡协调、设备配套、整洁美好、特征光鲜的可继续开展。各乡镇、各单元要做好打耐久战、攻坚战的预备。关于9个观摩点，要发扬“5+2”、“白加黑”、“雨加晴”的作风，明白建立规范和完成时限，执行包保责任制，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推进落实，确保按规范要乞降工夫节点完成攻坚义务，包管在观摩运动中展现出优越的形象。任务中，要重点掌握好以下四个要点：
一要抓紧规划结构。新型乡村社区建立规划，要与城市总体规划、新一轮地盘应用总体规划、镇村系统规划有机联接，与农田维护、生态修养、根底设备、财产开展等空间结构严密连系，同步规划，一步到位，合理确定中间村的区位、规划和结构，合理确定合村并点社区的村庄搬家时序。依照市当局要求，抓紧工夫完成新型乡村社区建立规划、县域村镇系统规划和具体规划，县城镇化任务指导小组将组织规划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未完成的，要予以传递批判。要对峙高起点、高规范、高质量，把乡村社区一个点一个点地规划好、设计好、建立好，确保本年全县新型社区悉数建成新乡村建立的亮点工程、精品工程。规划编制中要对峙适度超前的准则，在选点结构、户型设计、根底和公共设备配套方面，思索农人的实践需求，合理确定农房建立规范和抗震品级，指导农人建立结构合理、功用完全、平安适用、经济美观的“百年房屋”。规整齐经确定，要严厉执行，实在维护其严厉性，确保新型乡村社区建立的有序进行。3个中间镇和6个新型乡村社区观摩点要抓紧工夫编制完美规划，规划方案悉数上规委会核定，依照工夫节点完成义务。没有新型乡村社区建立观摩义务的乡镇，也要及早经营，每个乡镇都要确定一个经济根底好、群众志愿激烈的村作为新型乡村建立试点，抓紧与规划部分接头，编制新型乡村社区规划，建成新型乡村社区的亮点，构成优越的示范效应，以点带面，推进全县新型乡村社区建立任务扎实展开。
二要严厉建立规范。新型乡村社区建立必需以优化地盘资本装备、强化集约节省用地、进步农人生涯质量为目的。县当局下发的《关于增强新型乡村社区规划建立任务的施行定见》，明白了新型社区建立的规范，这是社区建立的硬杠杠。要在科学规划指点下规划开拓、配套建立，把节地、节能、环保要求贯串建立的全进程。社区房屋要向高层开展，尽量少占地。集中寓居社区要与社区根底设备、效劳中间配套建立，同步推进，一步到位，搞好路途硬化，施行绿化美化，完美供排水管线，有前提的要装备管道供气、集中供热设备，综合装备科教文卫、治安、社保、出产生涯材料超市等便民利民效劳设备。新型乡村社区规划建立应严厉执行“村庄建立规划答应证”准则，对未获得“村庄建立规划答应证”或未依照“村庄建立规划答应证”规则进行建立的，由乡（镇）人民当局责令中止建立，限日矫正，过期不矫正的予以撤除。
三要增强情况整治。当前，我县大局部城镇治理掉队，城镇情况差。乱停乱放、不合法营运、交通梗塞、马路市场、占道运营、乱堆乱放、乱扯乱挂、乱泼乱倒等景象到处可见。以上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全市中间镇和新型乡村社区规划建立观摩任务，有损于花木大县、旅行强县、生态美县、宜居花城的称号。要鼎力展开城镇和新型乡村社区的情况综合整治任务，连系文明城市创立任务，对峙建管偏重、建管联接、以管促建，在对城镇和新型乡村社区进行集中整治的根底上，树立城镇治理长效机制，从基本上改善交通拥堵、占道运营、乱倒渣滓等凸起问题，彻底改动脏、乱、差、堵的情况，营建美好调和的人居情况。把每一个乡镇和新型乡村社区都打形成新型城镇化的样板，每一个观摩点都是展现花都形象的窗口。
四要尊敬群众志愿。农人是新型乡村社区的主体。要对峙群众自愿、按部就班、统筹统筹、积极稳妥的准则，不克不及为了民生惹民怨，确保不激发新的社会矛盾和影响不变的事情。对峙当局统筹、政策指导、市场运作，积极探究新路子，吸引房地产开拓、工程设计、施工和其他企事业单元参加，构成多元化投入建立格式。要把安顿任务放在首要地位，除有非凡要求的村镇拆迁，最好是先安顿后拆迁，以降低本钱，确保群众生涯不因拆迁遭到影响。各乡镇和村根底前提、开展程度分歧，必需分类指点、梯次推进，成熟一批建立一批，不搞一刀切。要凸起重点、先易后难，从物质根底较好、底层班子较强的当地动手，但凡具有前提的，优先启动合村并点建立集中寓居大社区，同步配套建立根底设备和社区效劳中间，一步到位完成乡村变社区；暂不具有前提的，要依照合村并点规划，先启动中间村建立，还把面向各村的效劳资本整合起来，建立功用完全、设备完美的社区效劳中间，为逐渐搬家兼并发明前提；暂未列入示范点的村，也要先从根底任务抓起，搞好情况综合整治和农人必需的配套效劳。
三、增强组织指导，狠抓任务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