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问题篇1
【关键词】商标产权商标权纠纷法经济学商标权许可使用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对全国的经济和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有效的保障机制，中国加入该组织以后，更加深入理解了经济全球化的观念，并逐渐将其渗入人心，同时，对各行业的知识产权进行了立法上的保护。由于与商标权相关的群体很多，包含了生产者、消费者和销售者，因此，政府的立法需要不断根据各个利益全体的需求以及期间出现的问题进行完善。商标的存在能够使消费者减少其搜寻的成本，为整个消费者群体和生产者群体均能够带来丰厚的利润，但是，如果商标权的界定不明确将会在商业界引起极为强烈的争议。在引起争议的同时，需要对该争议进行解决，涉及到商标权维护的问题，商标权关系到权利的问题，因此必须依附法学以及经济学的理论对其进行重新审视，具有一定重要的意义。
一、商标概况
（一）商标的内涵
对商标的基本内涵进行分析，首先需要理解商标的含义。其具体含义为：上表示某商品或服务表明是某具体个人或则企业所生产或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显性标志。一般用以证明商品或者服务所产的地点、制造的方法、使用的原料以及质量标准，包括字母、文字、图案、声音等多种形式，同时必须经过正规的渠道进行注册方能够使用。
商标涉及到经济学方面的基本原理，从经济学角度而言，上边应该是将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相互联系的一种有效符号，可以令消费者通过该符号进行商品的快速挑选，令生产者通过该符号对其生产的产品进行宣传，增加其销售量。先进的同类产品众多，若能够抢得先机，争取到商标的注册权，将能够抢先对商品进行宣传，抢占商品市场。在此竞争激烈的过程中，便会出现商标被侵权、假冒的情况，本文针对该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阐述。
（二）商标的功能
商标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能够将获取商标的产品与同类商品进行区分，表明其服务或者商品的产地、用料、日期等，向消费者显示了其合法性以及安全性。对于消费者而言，商标能够利用低成本向消费者传递其拥有的相关信息，令消费者在诸多的竞争产品当中能够根据自己的需求快速挑选需要的商品。若商标足够优秀，则能够为商家赢了良好的信誉和形象，使其收获更多的利益。
二、商标权内涵经济学分析
（一）商标权经济学内涵
商标权是每个企业或者个人所拥有的无形的知识产权，即商标注册人、使用人或者企业法人对所申请的商标拥有专用权。该商标专用权受到法律的保护，不允许他人进行侵害，包括使用、处分、收益和续展等。
从产权经济学原理进行分析，商标权与有形的知识产权不同，对其进行衡量、界定和保护的程序更加繁琐。由于商标的特殊性，是商标注册人通过我们常用的语言知识当中所选择出的特殊符号，经过注册后具有了相应的法律保护，是自身不会受到权利的侵犯。在产权经济学的基础上进行划分，可以将其分解为所有权、使用权、支配权以及处置权，在使用当中为商家增加声誉，并能够进行增殖。
（二）商标权界定
商标与其他一般的物品是不相同的，具有其专有的属性，因而，商标权的界定应该根据其专有的属性进行界定。
第一，商标权的专有性。商标权是申请者和使用者专有的，可以说商标权具有垄断性和独占性，若非商标权合法拥有者同意，任何人不允许对其商标进行冒用和伪造。第二，商标权的时间性。该时间性亦可以表达为时效性。商标权并不是永久有效的，而是具有一定时间的实效限制，因此，商标权持有人的专属所有权才能够收到法律的保护。一般，我国的商标权有效期限为十年，在超过十年期限后，该商标权利便会被终止。第三，商标权的地域性。商标权的使用受到地域的限制，在我国申请的商标权不能在国外进行使用，国外对该商标权亦不予承认。若要实现商品的跨国界生产，则需要在生产国进行商标的申请，如此，方能受到该国法律的保护。第四，商标的转让性。商标虽然是一种无形的知识产权，但依然可以通过相关的法律程序进行转让。但是，现今学术界存在一种争议，对商品的生产配方是佛普应该跟随商标权一同进行转让，该问题仍在探讨当中。
（三）商标权获取
现今世界上对商标权的获取方式界定为三种，分别为注册制、“先占原则”、注册制与“先占原则”相互结合。
商标权的注册制类似于专利以及版权的申请制度。而“先占原则”使用的方位比较少，只在野生保护区当中野生动物的保护，或者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的开采当中需要用到该原则。另外，第三种方式可以在注册商标的同时实行“先占”，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实行的便是该方式。
三、国内商标权纠纷问题研究现状
（一）商标权纠纷问题概述
商标产权的纠纷问题目前可以分为主要的两大方面，一是商标产权的假冒、仿冒等问题，一是商标权在许可使用时期面临的权利纠纷问题。
（二）仿冒和假冒商标问题
仿冒和价盲商标属于商标的侵权问题，一般表现为在商品经营当中所使用的商标，是其他商户应经进行注册过的商标，或者使用的商标与其他商家所使用的商标极为相近。一般包括四种形式：第一，销售同一种商品，使用他人正在使用或使用过的商标；第二，销售同一种商品，并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使用其商标或极为相近的商标；第三，销售类似的商品，使用他人正在使用或使用过的商标；第四，销售类似商品，使用于他人商标性类似的商标。其中，第一种为假冒商标，其余为仿冒商标。对商标侵权行为进行确认需要两条必备条件。第一，进行假冒或者仿冒的商家必须是未经过商标权真正拥有者的同意，确定其为擅自进行伪造或者假冒。第二，商标权真正持有人确定通过仿冒或者假冒商标行为受到了利益上的侵害。在具备上述两种条件的情况下，可以判定为商标侵权行为。
（三）商标权许可使用中的权利纠纷问题
特许经营在十九世纪中期便已经产生，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现今，特许经营已经成为成为了各个行业当中比较重要的经营模式，同时亦进入了“第二代特许经营”的时代。其中，商标权的许可占据了特许经营产业中各类知识产权的第一位。
商业权是商业当中最重要的无形知识产权，对整个商业的商誉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商业的商誉会随商标权的升值而增强，因为商标权会为商业带来巨大的利益，因此，在商标权许可使用时通常会产生大量的权利纠纷问题。例如，商标权在特许使用时期，签订合约的双方对商标许可使用权分配不均，因而产生利益上的纠纷。或者商标在其持有人手中遭受了贬值，其持有人对其处理方式存在诸多问题。
（四）国内商标权纠纷问题现状
商品产权纠纷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竞争激烈所必然发生的问题。截止2013年，我国商业商标注册申请已经达到了1060万件，因此，我国必须加大对商标权等无形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我国现今的商标假冒、仿冒案件特点为：第一，商标侵权的范围逐渐开始扩大。对商品进行假冒可以是其商家扩大一定的生产规模，特别是对知名商标进行冒用，可以使其商品具有更高的销售量，使商家获取更大的利益，因此，无论是个体或是私营，甚至是大型的国有企业均产生了假冒商标的现象。第二，商标假冒、仿冒产品向更加高端的产品发展。高端的产品其林润比较大，能够在假冒当中榨取更高的经济价值。第三，商家假冒商标额技艺越来越先进。先进的假冒伪劣商品繁多，其商标伪造技术已经能够达到以假乱真的地步，为真正商标拥有者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四、商标权纠纷问题法经济学分析
（一）商标侵权问题经济学分析
（1）商标侵权行为产生的原因。商标的侵权行为主要包括仿冒、假冒等行为，因为经济学当中认为经济人应该以利益最大化为商业目标，因此，在商标侵权行为当中最根本的便是商家为了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产生侵权行为的原因主要是：第一，信息不能够对称。一方面，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另一方面商标真正持有者和假冒、仿冒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第二，存在大量的“搭便车”行为。商标的真正持有者进行了商标的合法申请，为其他商家做了“嫁衣”。
（2）商标侵权行为对经济市场产生的影响。对消费者而言，消费者购买了假冒商标的商品，其质量将会大大不如真正商标持有者所生产的商品。消费者在发现该问题后便会在众多仿冒的商标当中寻找自己真正所需要的商品，浪费了消费者时间和金钱。对真实商标持有者而言，仿冒的商标会为其带来经济上的巨大损失，甚至会损坏一个知名商标在商业当中的信誉。对整个经济市场环境而言，影响了整个经济市场商品的正常销售，有损其公平、公正的原则。
（二）商标权许可使用中权利纠纷问题经济学分析
商标权许可使用合约存在不完整性。首先，经济市场的商品繁杂，并且不可预测，所有参与经营的商家俊不可能将商标的许可使用合约想得太远，并根据预测制定相应的计划。其次，假使商家做出了相应的计划，但是商标的可使用合约需要与他人进行合约的签订，但是签约的双方很难根据各自的计划达成共识，并将其融入到合约当中。最后，即便是制定了计划，签订双方意见能够达成一致，但是在和玉当中仍然很难将出现纠纷等问题详细纳入合约当中。
五、商标产权纠纷问题的完善解决对策
（一）有效利用互联网平台，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产生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以及商标合法持有人和仿冒、假冒者之间。为了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滞后性损失，公分商标真正持有人需要通过互联网建立一个完整的、高效的信息平台，在商标注册成功后，第一时间便将其消息进行公布，同时要及时进行更新。
（二）增加查处概率，提高商标侵权的成本
商家进行侵权行为主要是通过商标的侵权可以获得更加高的经济效益，著名的商标更可以为其带来巨大的利润。若增加商标侵权的成本，从法律上对该行为进行严厉的处罚，并加大整个商业市场商标侵权的查处力度，仅能够令侵权的商家有所忌惮，减少商标侵权的概率。
（三）规划商标使用的权利范围，明确增值收益分配
经济纠纷问题篇2
关键词：金融纠纷特点原因处理方案
金融行业直接关系到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对世界经济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在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行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逐渐加大了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在金融行业中，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仅影响到消费者的投资积极性，还关系到金融行业的控制与管理水平。随着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由于国家金融体制不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问题，金融行业中的各种纠纷问题越来越多，制约了金融业的发展。
一、金融纠纷问题的主要特点
1、金融纠纷问题不断增加，涉及金额日益庞大
随着社会经济的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加上人们投资习惯的改变，金融领域飞速的发展壮大，金融活动日益增加，金融纠纷问题逐年上升，金融纠纷问题形式多种多样，涉及的金融越来越庞大。
2、金融纠纷问题以传统的借款纠纷为主，新型问题越来越多
在目前的金融纠纷问题中，主要还是发生在借款领域这一块，借款合同的纠纷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而且在民间借贷中的纠纷问题相当的多，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新型的金融纠纷问题也越来越多，如信用卡透支、房屋汽车按揭、储蓄合同等新型金融纠纷问题，随着金融行业不断拓展，金融业务越来越广，但是涉及的金融纠纷问题隐患也日益增加。
3、金融纠纷问题越来越复杂，处理比较困难
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现代科学技术逐渐应用到金融业务中，而且随着金融业务中涉及的元素越来越新。在金融业务中，出现的纠纷问题越来越复杂，涉及的对象非常的多，元素更加丰富，但是用于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健全，处理起来没有依据，比较的困难。
二、金融纠纷问题频发的原因
1、社会诚信缺失
在金融业务中，双方存在思想误区，诚信观念淡薄，对于自觉履行金融合同或者规范的的意识不够，社会诚信氛围不够，没有完善的社会诚信管理体系，为了谋取经济利益，做出不合法行为与操作。
2、金融管理体制存在漏洞
在金融行业的发展与建设过程中，没有形成健全的金融管理体制，存在相当多的漏洞，如信贷机制的不完善、金融机构的约束力不够、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等漏洞，直接导致在金融活动中，为了经济利益，业务双方钻金融体制的漏洞，损害对方的合法权益，引发金融纠纷问题。
3、相关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金融行业中，相关法律法规的不完善，没有法律法规约束和相关的惩戒，直接助长了金融业务双方的不规范操作行为，让金融业务双方肆无忌惮，从而引发金融纠纷问题。
三、金融纠纷问题的处理方案
1、完善金融机构的金融管理体制，健全金融业相关的法律法规
金融机构要强化依法经营与管理的意识观念，加强法律意识，严格按照国家金融业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经营与管理，保证金融活动的合法性和安全性，规范金融市场的竞争行为，降低金融风险，尽量减少金融纠纷。同时加强内部管理，建立机构内部的风险防范措施，建立健全的金融管理体制，保证金融业务的合法合规，避免金融业务中的法律风险与经济纠纷隐患。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专业型金融法律人才，规范金融业务操作。金融业务涉及的法律非常专业，金融机构要高度重视，通过各种方法提高金融法律人才的素质和专业水平，加大对金融业务的审查力度。健全金融行业的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进行金融业务活动。
2、建立科学合理的金融纠纷调解机制，运用非诉讼方式解决金融纠纷
在遇到金融纠纷问题后，消费者无法掌握合适的处理方案，通常会采取投诉的方式反映到银监会或国家政府部门等一些行政机构，但是由于目前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不够健全，行政机关缺乏法律依据，以及金融专业技能不够，处理水平不高，不能给予消费者正确的处理方案，而且加大了银监会、国家政府部门等行政机关的调节压力，因此在现有的金融行业发展链条中，探索积极有效的金融纠纷调解机制，运用非诉讼方式解决金融纠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调解制度逐步的法制化和完善，建立科学合理的金融纠纷调解机制，要吸收和借鉴人们调解的优点，整合其他的调节机制。
科学合理的金融纠纷调解机制能够更加契合当前金融纠纷问题的特点，并且在处理时具有及时性和高效快速性，能够有效的缓解金融纠纷问题双方的矛盾，保护双方利益；而且符合相待金融消费者的消费习惯。在遇到一些轻微金融纠纷问题或非重大利益损失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协调、磋商来解决，迫不得已才向金融部门、行政机关寻求解决，能够更好的满足金融消费者的迫切需求。
3、国家政府等行政机关要适当介入，充分运用审判职能
越来越多的金融纠纷问题已经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政府的审判部门必须要服从国家经济发展大局，积极应对国际经济发展形势，适当的介入金融纠纷问题的处理中，充分的运用审批职能，维护好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首先要加强对金融纠纷问题中的民生司法保障。金融纠纷问题处理不妥当很有可能引发、上访等社会问题，影响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秩序，因此政府相关的审批部门要公平公正、及时有效的处理好相关金融纠纷问题；加大司法调解力度，促使金融活动双方合同的履行，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健康发展。其次要加强研究创新，积极的应对当前金融审判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目前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金融纠纷问题中科学含量越来越高，涉及的新元素也日益增加，增大了金融审判机关的审判压力和难度，必须通过研究创新，谨慎的处理金融纠纷问题。最后需要增强联动效应，强化金融纠纷化解与风险防范。在做好审判工作的同时，金融审判部门还要加强与金融相关职能部门的协调沟通，协调解决金融纠纷案件审理过程中存在的有关问题，一同促进金融市场规范、有序发展；配合政府部门做好善后工作，把金融纠纷问题的社会影响降到最低，维护社会稳定。
4、营造良好的诚信环境，建立科学的诚信管理体系
金融纠纷问题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社会诚信氛围不够好，金融活动双方的诚信意识不高。因此要加强社会诚信教育，强化社会诚信的监督机制，加大惩戒力度。通过诚信曝光、市场诚信准入制度、金融机构信贷制裁等方法规范金融消费者的诚信问题；对于诚信较好的金融机构要做好表彰和需安全，让他们认识到诚信的重要性和价值，建立科学的诚信管理体系，严格要求金融活动中的诚信操作，避免出现骗贷、关联担保、资产的重复抵押等一系列的违规行为。
参考文献：
经济纠纷问题篇3
［关键词］和谐社会；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1）35-0101-04
1对立性和统一性：和谐社会与纠纷解决问题的提出
和谐,在哲学上是一个对立统一系统,是以差别和对立的存在为前提,没有了矛盾和差异（不和谐）,和谐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西方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辩证法思想,就是“对立的东西产生和谐,而不是相同的东西产生和谐”。和谐与不和谐是一对矛盾体,和谐是矛盾的同一性,是一种平衡协调、对立合一的均衡状态。和谐是一种最为复杂、最为完美的自组织系统,无论是物理领域、生物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和思维领域,都潜藏着和谐的灵魂。和谐是一种秩序,在这一秩序中,万物是平等、互助共存的。
所谓纠纷,是特定主体基于利益冲突而产生的一种双边或多边的对抗行为。它又常被称为冲突、争议或争执,其本质可归结为利益冲突,即有限的利益在社会主体间分配时,产生的一种对立不和谐状态,包括紧张、敌意、竞争、暴力冲突以及目标和价值上的分歧等表现形式。
各种各样的纠纷和矛盾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常态,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特别在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当代转型时期的中国。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要及时化解各种矛盾。正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指出：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矛盾,人类社会总是在矛盾运动中发展进步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深刻认识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
2普遍性和客观性：对当前青海省主要社会矛盾纠纷的简要分析
从联系的普遍性与客观性看,要求我们必须坚持用全面的、联系的观点看问题,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联系。整体与部分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不可分割。青海是个多民族聚居的省份,全省共有55个民族成分,现有少数民族人口共238万多人,约占全省总人口的45.5％。在青海世居的少数民族有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等。其中土族、撒拉族是全国唯一在青海特有的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比例分别是：藏族21.89％,回族15.89％,土族3.85％,撒拉族1.85％,蒙古族1.71％。当前我省正处在经济发展的关键时期和矛盾凸显的多发期。由于受到地域、历史、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全省的经济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以及人的思想素质、法制观念同发达地区相比较都存在很大的差距。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利益关系的不断调整,各种利益冲突和摩擦不断出现,不断发生,涉诉问题越来越突出,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民事纠纷导致治安刑事案件上升,对社会稳定形成较大的压力。一是民间矛盾纠纷发生了新的变化,呈多样化、复杂化趋势。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已经不再是民间主要矛盾纠纷,而以资源权属、环境及生态、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工程建设中群众利益维护等经济内容的新型矛盾纠纷日益突出。其中,因土地承包、村务管理、征地拆迁、企业改制、拖欠工资、职工下岗、干部待遇、复员军人就业和党群干群关系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加。纠纷当事人的构成复杂化,不仅有工人、农民、学生、离退休干部、个体户,还有转业、退伍军人等。一些跨行业、跨部门、跨地区的纠纷不断增多,解决起来难度很大。二是各类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矛盾纠纷的热点、难点主要集中在复员军人、伤残军人的安置问题,征地补偿、拆迁安置问题,企业改制问题,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集资款到期不能兑付问题,以及涉法涉诉问题,司法不公、执法不当问题等。三是纠纷参与人的数量呈规模化倾向。一些地方群体性纠纷参与人数动辄数十人,甚至上百人,而且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甚至有的群体性纠纷事件,背后有组织者操纵指使,事前和事中都有较为严密的组织领导和周密的行动计划。四是相当部分纠纷参与人言行发生重大变化,诉求方式和行为方式偏激甚至违法的特点明显。有的利用国家重大政治活动、重大节假日或政治敏感期,集体到京、到省里上访,围堵冲击党政机关,静坐请愿,罢工罢课,阻塞交通。甚至出现殴打执行公务的民警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过激行为,以及自杀、自残的极端行为。
3前进行和曲折性：青海省民族地区纠纷调解工作面临的新形势
从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看,事物发展的总方向是前进的、上升的.而事物发展的具体道路是曲折的、迂回的,这是事物发展的总趋势和总方向,是由事物矛盾运动所规定了的。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各种观念深刻转变,加上少数民族地区矛盾纠纷所具有的特点,我省民族地区纠纷调解工作正面临着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3.1各类矛盾纠纷的经济内容日益突出
一是因土地承包引发的纠纷日趋频繁。青海省是一个农牧业省区,全省551.6万人,人口其生产生活对土地资源的依赖程度还十分强烈,加上各种原因造成部分山林、田土、水力资源权属不清,有些承包经营合同与法律法规相悖,经不起历史的检验,导致各类纠纷时有发生,这些纠纷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日常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在所有矛盾纠纷中占的比例较大。二是环境及生态问题逐渐呈现。随着农村工业化的推进,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环境及生态问题不断受到群众的关注,因生态环境的利用和保护而引发的矛盾纠纷越来越多。三是随着经济多元化出现了不同经济主体问题的利益纠纷。随着经济交往的频繁,经济活动中的劳工、价格、市场、能源、污染和消费等问题都随时有可能在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群众之间引发矛盾纠纷。四是工程建设中群众利益维护问题。如征地补偿金到位不及时导致部分基层干群关系紧张,工程建设中部分工头克扣民工工资,引发的民工聚众闹事,有的重点工程征地拆迁的法定程序和思想工作不到位,引发群体上访。五是农村换届选举和婚姻家庭、邻里关系所引发的派系争端、财产分割、相互交往等方面的矛盾纠纷。六是部分企业里军队转业干部、伤残复退人员因待遇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这些矛盾纠纷错综复杂,如果不能及时化解,很容易激化为刑事案件或者,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3.2部分人思想陈旧,缺乏道德观念,导致矛盾纠纷长期存在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旧的传统和不良习俗在较长时间内还不能彻底消除,与在新的政治经济下催生的科学文明进步观念形成新的力量对比,构成人民内部矛盾纠纷：一是法律规范与社会行为的不规则之间的矛盾,一部分人因为不懂法或故意利用法律的边缘特点,以轻微的违法违规行为对他人权益进行侵害和影响,如行为、地痞行为、损坏公物或他人财物等行为导致纠纷；二是道德约束与一部分人公德意识缺乏之间的矛盾。缺乏道德的行为往往在不违法的条件下对他人利益造成影响,这是社会发展进步与部分人思想僵化保守导致的矛盾,大量的婚姻纠纷、家庭纠纷缘出于此。
3.3法制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导致的新型矛盾
近年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一些法律法规已在较大程度上不能适应经济社会形势变化需要,有些法律法规所保障的公民权益与社会实践需要保护公民权益存在不对称性,在法律有所不及的情况下,如何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结合民族地区良好的风俗习惯来调解矛盾纠纷,是对纠纷调解工作的一个重大考验。
3.4思想认识和工作机制滞后于形势的发展要求,致使矛盾纠纷调处无力
近年来,作为“第一道防线”的我省纠纷调解工作,其地位虽然已逐步被各级领导所认识,下发了相关文件,开展了很有成效的工作,为维护地区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相对于日新月异的经济社会形势和其他维稳机制的加强,村级纠纷调解工作出现了弱化的势头,致使大量的矛盾纠纷集中到基层法院。一是认识有偏差。有的地方和领导对社会矛盾纠纷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缺乏足够的认识。二是调解机制不强。有的地方没有摆正纠纷调解工作位置,调解人员心中无目标,工作无压力,遇到问题互相推诿,小纠纷无人管,大纠纷不想管,致使小纠纷酿成大矛盾,大矛盾引发大事端。三是纠纷调解工作的有关政策和法律规定宣传不到位。群众认识有偏差,大事小事找主要领导,唯有一把手才能解决问题,主要领导不知所措,经常被矛盾纠纷所围绕。一些矛盾纠纷因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调解而升级恶化,因民事纠纷导致的治安刑事案件呈上升趋势,对社会稳定形成了较大的压力。
4统筹性和全面性：民族地区纠纷解决机制的完善
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任何事物都是统一的联系之网上的一个部分、成分或环节。因此,在解决民族地区纠纷问题时,要统筹兼顾,全面协调。
4.1深化认识,创新思路,全力构建民事纠纷调处新平台
公安机关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调,积极争取各级党委、政府和有关部门对基层的了解、重视与支持,切实克服“重打轻防”的思想,充分认识到纠纷调解工作坚持立党为公、执法为民,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等方面的重要作用,逐步建立健全各项保障机制,为纠纷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条件和环境。一是要大力加强对新时期纠纷调解工作的宣传力度,为调解工作提供良好的执法环境,要把调解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重要工作考评范围,使调解工作在综合治理工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二是大力实施社区和农村警务、牧区警务战略,把社区和农村警务、牧区警务室建成维护社会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调解民事纠纷的第一平台。基层民警充分发挥人熟、地熟、情况熟等工作优势,深入到辖区村镇,做到“每家每户访一访、房前屋后转一转”,把防火防盗、入户调查、警情提示等日常治安管理工作与排查民间矛盾纠纷有机结合起来,围绕可能引发事端的人、事、地、物,认真排查梳理家庭婚姻纠纷、经济纠纷、所有权纠纷、邻里纠纷、人身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继承纠纷、合同纠纷、劳资纠纷等民间矛盾纠纷线索,做到底数清、情况明。对排查出来的民间矛盾纠纷逐一登记造册,实行“三卡”登记制度,即对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且在调解范围内的民事纠纷,填写《登记卡》；对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不采取相关措施可能导致民转刑的民事纠纷,及时报告当地党委、政府,并积极协助配合相关部门做好调解和稳控工作,尽量减少和避免因民间纠纷引发刑事案件,对一时不能处理的,则填写《移交卡》并提出意见移交相关职能部门处理；对已经调解且双方当事人达不成一致意见的,公安机关又不能依照法律、法规处理的,则填写《告知卡》告诉群众可以依法到法院。
4.2不断完善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有效衔接的工作机制
首先要创新纠纷调解组织形式,筑牢解决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建立健全基层调解指导网络,充分发挥基层纠纷调解网络亲民、近民、便民的优势,密切警民关系,减少涉讼上访案件,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一是以基层法院建立指导人民调解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组织、指导辖区的人民调解工作,每季定期组织召开指导人民调解工作会议,总结、分析人民调解工作开展情况,研究对策,解决问题,不断推进人民法院指导人民调解工作向前发展；二是以派出法庭为单位,在法庭辖区内广泛建立乡（镇）、村（社区）、组三级人民调解组织网络,形成以法庭为指导调解工作中心,分级负责,覆盖整个辖区的三级人民调解互动网络,既可准确及时掌握辖区内民事纠纷发生情况,又可对重大疑难案件及时掌握、立案,快速审理,及时有效地化解矛盾,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此基础上,积极稳妥地发展行业性、区域性人民调解组织,在不同行业和系统建立各类专门调解组织,不断发展和完善人民调解工作网络。其次,建立司法联系会议制度、情况通报制度、庭审观摩和联合培训制度,使基层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和村级调解组织密切工作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对于人民调解组织解决不了的矛盾纠纷,依次进入行政调解和司法程序,形成梯次防线,逐步化解矛盾纠纷。
4.3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与公安机关110接处警对接工作机制
一是建立健全民事纠纷调处工作新机制。将调处民事纠纷列入驻村特派员开展创建工作考核范围,与人口管理、治安防范、隐蔽力量建设、查处扰乱社会秩序等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二是建立公安机关内部协调机制。明确规定,派出所是治安调解工作的承办部门,治安大队是指导、协调部门,法制科是法律援助部门,督察队是纠纷调解的督办部门,各警种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公安机关一盘棋的格局。三是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积极在预防、控制上下工夫,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民转刑”预防上,以驻村特派员为平台,将驻村特派员与村委会的治保、调解、违法青少年帮教、、消防等组织有机结合在一起,由驻村特派员统一指挥,整合各种群防群治力量联勤联动,对各辖区内的民事纠纷进行上门调处、现场调处。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和新时期矛盾纠纷主体多元化、内容复杂化、涉法广泛化的特点,采取形式多样的调解方式,化解矛盾,平息纷争。针对公民法律素质不断提高,法制观念不断增强,依法维权心愿越来越迫切的现状,改变传统做法,创新工作方法,提高调解成效。要变遵循惯例被动调解为主动出击调解,掌握好调解工作主动权。要变单纯的依据道德、风俗习惯调解为道德、风俗习惯、法律相结合的调解,实行以案说法说服教育调处的方法。对一些复杂、疑难民事纠纷的调处,则由各乡镇（场）成立的以派出所、综治中心、司法所、办等部门组成的矛盾纠纷调处联合工作组参与调处,实现调处工作格局“三转变”,即从“小调解”向“大调解”转变、从单一调解向综合调解转变、从被动调解向主动调解转变。以及实行领导上阵亲自调解、整体联动联合调解,不断提高调解工作的实效性。四是建立调处工作责任追究制。派出所所长是民事纠纷调解的第一责任人,驻村民警为直接责任人,所领导定期听取汇报,重大纠纷要亲自主持调解并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对因工作不力导致矛盾纠纷升级恶化的派出所,严格落实“一票否决”制,并由派出所追究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4.4建立警民联调工作机制
纠纷问题的产生、出现与社会环境、人们总体道德水平有紧密的关系。妥善处理纠纷问题,不仅是公安机关、司法机关的事,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共同做好纠纷问题的预防、处理工作：一是进一步加强警民联调工作力度。在过去,老百姓普遍认为将小纠纷闹到衙门去是很丢人的事情,大部分民间纠纷都是通过家庭、村落之间的民间调解协商解决的,政府也承认这种民间解决方式的合法性,真正通过政府处理的纠纷案件是微乎其微的。而现在,群众往往喜欢找公安机关解决纠纷,因为公安机关不收费,进行的是无偿调解,其他如到法院,不仅要诉讼费,还要请律师,要承担败诉带来的法律与经济风险,而且找别的部门往往互相推诿,有的部门、基层组织值班不到位,群众上门找不到人,相比较公安机关因种种纪律规定,例如“有困难找民警,民警就在你身边”等对外承诺,使基层公安机关无法推托,也造成基层公安机关承担了大量的纠纷调解工作,弱化了民间自行调解纠纷的传统和其他调解组织的调解能力。针对不同情况的民间纠纷,采取了多种调解方式：一是共同调解。对于婚姻、计生、劳务、土地、经济等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商请民政、计生、土地、工商等相关部门参加调解；对一些有社会影响力和争议较大的纠纷,邀请“两代表一委员”及其他有声望、影响的人士参加评议调解。二是公开调解。对纠纷难度大、意见分歧大、发生频率大的纠纷,在朝阳派出所警民联调办公室公开调解,由双方当事人参加,实行听证式的调解。三是跟踪调解。对已经调解终结的重点案件、复杂纠纷进行跟踪回访,了解协议执行情况,做好双方的思想疏导工作,确保纠纷不反复,巩固调解成果。四是首问调解。即落实首问负责制。无论是小组调解员,民调中心或者社区民警,在受理纠纷时,一律实行谁首次受理,谁先期了解情况,谁控制平息事态发展的原则,然后再将受理的纠纷按管辖分工和管辖范围,分流到各部门处理。五是现场调解。对于可能即将激化成为恶性事件或大型的矛盾纠纷,调解干部采取“走出去”的调解办法,及时达到现场,及时调查,及时调解,把纠纷调解在当地,防止纠纷演变与扩大。警民联调中心及时受理调处纠纷,大大加快了接处警中大量民间纠纷的消化处理、化解了人民内部矛盾,真正实现了“纠纷必解”,同时人民调解员在公安机关现场办公,民警也能够及时指导业务,两者配合相得益彰,形成了合力,有利于纠纷的解决。减轻了值班民警在接处警中的压力,将民警从大量繁杂琐碎的民事纠纷调解中解放出来,更加高效地完成各项警务活动。因此,构筑警民联调工作机制既有力维护了全省社会稳定,又有效地调处了各类民间纠纷。与此同时,应增加公安机关的经费投入,确保办案经费,增加警察编制,切实解决当前各类案件逐年上升,而警力相对缺少难于适应形势发展的矛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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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问题篇4
[关键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主要类型
产生原因特点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是一个敏感而又复杂的问题，既是农村土地管理工作中的难点问题，也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个热点问题。近年来，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的越级上访、集体上访、重复上访事件日益增多，并呈连年递增的趋势。2010年县农经部门共接访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8起，而2011年1-6月就接访土地纠纷8起。如何更好地解决农村土地承包纠纷问题，已经成为各级政府职能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我县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对乐都农村经济发展的影响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是村民之间、村委会与村民之间或行政事业单位与村民之间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争议。随着农村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问题已成为农村社会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乐都经济的发展。
1.土地纠纷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在农村，农民因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而引发越级上访、重复上访、无理缠访，有的甚至会发生群体性冲突，影响了农业生产和社会稳定。
2.土地纠纷制约和影响了农村经济发展。因为土地纠纷双方常有你种我收、你收我抢的现象，不仅对农业生产有不利影响，也使大量的耕地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造成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如李家乡陈家磨村水磨湾社土地承包纠纷，争议面积约2hm2，多年来，这些耕地不能很好利用，对纠纷双方造成了一定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
3.土地纠纷不仅增加当事人及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成本，也诱发了纠纷双方与政府机关及调处人员之间的矛盾。从乐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事件来看，大多都属于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和重复上访。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农民自身经济条件有限，证据不全，向法院取证难、费用高，致使农民大多不愿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另一方面是各级人民法院不受理此类案件所致。2008年11月底，国家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本着保护农民利益、尊重事实、防止矛盾激化的目的，对因农村土地承包、流转等问题而引发的民事纠纷暂不受理和执行，而以县、乡、村各级政府调解为主。
由于乐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呈现的主体多元化、时间跨度长的特点，一些纠纷单靠一个部门是无法处理的。目前农经部门在处理土地纠纷时，往往只能在调查了解的基础上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提出处理意见或建议，但因这种处理意见或建议缺乏法律效力及强制性，落实起来难度很大，一般都需组成专项调查组，而且由政府领导亲自挂帅，相关部门配合才能完成，致使一些领导把相当一部分精力用于抓调处工作，分散了抓经济工作的精力，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乐都经济的发展。
还有一些久拖不决的土地纠纷，或因多次调处未果，或因一方当事人不满，使农民对政府产生不满情绪，集体越级到县状告乡(镇)、村级政府不作为，这不仅加重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也加大了各级行政机关的工作成本，致使干群关系愈加紧张。
二、乐都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主要类型、产生原因及特点
1.土地纠纷的主要类型
(1)“机动地”、“四荒地”发包不规范产生纠纷
过去，部分乡村干部在发包集体“四荒地”、“机动地”等土地时，没有严格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进行，没有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只是在个别商议或决定后进行发包。由于过去种地效益低，农民对集体“四荒地”、“机动地”等此类土地由谁来承包、承包费的高低并不关注，但随着中央惠农政策的出台，种地效益日益显现，致使农民纷纷要求承包土地，甚至部分农户以种种理由要求终止现承包户的合同，按人口全部平均分掉或按户平均承包这些土地，从而引发纠纷。
(2)因家庭土地承包经营引发的纠纷
突出表现在：①侵犯农民承包经营权引发纠纷。一是个别村集体经济社织收回农民承包土地抵顶欠款引发纠纷，二是在二轮土地延包时，许多乡(镇)收回了户在人不在的外出务工农民承包地及出嫁妇女承包地引发纠纷。如寿乐镇有1户农民上访，要求返还二轮延包时被收回的外出务工的承包地。
②土地承包经营权落实不到位引发纠纷。在土地二轮延包时，少数乡村干部对二轮延包政策操作不规范，落实不到位，致使仍有部分村社到目前为止没有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发放到户而引发纠纷。
(3)农户与村社集体之间的矛盾纠纷
税改前，由于种田效益低下，农民增收缓慢，农村大量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造成许多土地撂荒闲置。所在村社集体为了保证集体收入，完成农业税费，对撂荒地进行整合集中，且大部分以合同方式承包给种植大户或外地农民。税改后，随着种田效益的提高，外出务工农民受利益驱动，纷纷返乡，要求重新承包土地，但村社已将土地对外发包，并签订了土地合同，无地可包，从而造成农户与村集体之间发生矛盾纠纷。
(4)因土地所有权权属不清引发的纠纷
一是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权属不清引发纠纷。由于历史原因，八十年代的集体土地通过开发发包后，因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所有权限的重新确定而变为国有土地，引起矛盾纠纷。二是村与社、村与村民、村民之间因承包地地界位置不清引发纠纷。如碾伯镇前庄村和社就发生了土地权属的问题。
2.产生土地纠纷的主要原因
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引发我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国家惠农政策的刺激。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扶持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使得土地上的负担减少，土地使用收益增加，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种田积极性，很多农民由原来的冷漠甚至拒绝土地转变为争取土地，在争取土地的过程中难免发生利益冲突，产生纠纷。
二是遗留问题引起纠纷。首先，在二轮土地延包时，各乡(镇)均根据当时“大稳定、小调整”的原则制定了符合本地实际的土地延包实施方案，而方案中有些条款与现行的法律法规不相符，从而引发矛盾。其次，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存在底册不准确、四至不清等问题，产生纠纷时难以查明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及基层干部的频繁调动，个别乡村存在档案丢失的现象，也给纠纷的解决带来一定的困难。
三是部分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个别村干部法制观念滞后引起纠纷。由于国家“三农”优惠政策的出台，农村土地效益明显增加，使农民感觉到种地不仅不贴本，反而有利可图。个别村民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不管当初是否自愿流转土地，现在均要求继续承包责任地，出现了抢种自己原来承包地的现象，使土地承包合同无法继续履行引发纠纷。个别基层干部法制观念滞后，当初签订的土地承包合同内容过于简单，留有空白，存在歧义，致使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引发纠纷。如碾伯镇四岗村就发生因土地承包合同内容过于简单，留有空白，与经营权证不符的上访事件。
3.土地纠纷的主要特点
一是纠纷的群体性。由于土地承包经营纠纷大都涉及多数农民，容易成为群体性，少则几人、几十人，多则上百人甚至几百人，处理结果往往会牵涉到社会和谐稳定。
二是纠纷的激化性。由于过去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不够规范，承包主体、程序、权利义务关系及解决争议的机制不够明确和健全；加之部分农民文化知识普遍不高、法律知识较为淡薄，容易受社会不良现象的影响或受一些不懂法的村民的煽动，发生纠纷时当事人不是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而是采取越级上访、集体上访、重复上访的办法，影响社会稳定。
经济纠纷问题篇5
关键词：法务会计经济纠纷有效途径
一、法务会计在国外经济纠纷中的应用领域
就目前而言，法务会计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处于不断发展的状态。本文对美国、英国、加拿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开展法务会计业务（或相似业务但不称之为法务会计业务）的112家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抽样调查，得出国际法务会计的服务范围主要涉及合同、企业、税收、交通、海事、保险等诸多公共领域。业务重点一般是发现舞弊，欺诈分析，调查、预防各类损失，赔偿的计算，制定诉讼策略，协助律师工作以及作为专家证人出具报告和出庭作证等。目前国际法务会计的具体应用领域及占业务总量的百分比如下页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国际法务会计的应用范围主要涉及调查会计、损失计量、税收理算和诉讼支持这四个方面。
（一）调查会计。调查会计可以说是法务会计最主要的应用领域。法务会计是由于对经济纠纷、经济欺诈的调查需要而产生的。法务调查会计要以法律依据为准绳，主要对会计原始单据、记账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财务会计资料进行审查分析，对本企业的各笔款项的流动状态进行核实，以此来证明本企业是否存在欺诈舞弊、财务造假等行为。法务调查会计通常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积极主动地发现预防企业的欺诈舞弊行为。一般是在未出现欺诈舞弊征兆或证据的情况下进行随机性的检查，目的在于预防欺诈舞弊犯罪的动机和行为，将欺诈舞弊行为扼杀在摇篮里。另一种是被动地接受法务调查的行为。一般是在投资者或股东已经发现公司发生欺诈舞弊时，或公司发生欺诈舞弊行为已被提讼，投资者或股东委托法务会计进行调查并搜集证据，公司不得不接受法务会计调查。法务调查会计要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最后的调查结果应当公允合理。法务会计应当对这个调查结果的准确性承担直接的法律责任，并形成符合法律规定的专家报告，使其可以在法庭上作为直接证据使用。
（二）损失计量。在经济纠纷案件中，最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最不可或缺的环节就是损失计算、赔偿金计算，这直接影响着诉讼的最终结果，对双方当事人都至关重要。通常情况下，如何计算经济纠纷中涉及到的赔偿损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专业律师是无法解决这一难题的。损失计量包括科学地界定损失范围和合理地计算损失金额，这其中会运用到大量的会计学知识。例如选取什么方法计量损失，如何界定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等。随着经济形势的复杂化，经济纠纷也越来越复杂，在律师无法解决案件中的专业会计问题时，就需要法务会计师的参与，来协助律师与法官共同解决这一难题。例如在我国罗华琴大唐证券虚假陈述财务报表，致使她作出错误投资决策一案中，她的律师就表示，因无法准确计算她的投资损失和赔偿金额而数次想要放弃这场官司。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损失计量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它关系着案件能否顺利进行，也关系着案件的最终结果。
（三）税收理算。由于税法与会计处理存在时间差异，计算方法也不尽相同，计算出的企业应税收入、所得税费用会出现时间性差异和永久性差异。此外，企业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合理避税自然成为企业经营者的重要目标，那么如何利用会计知识来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呢？这一切都离不开既精通会计专业知识又精通税法相关规定的法务会计服务人员。由于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对会计知识和法律知识掌握的同步性，使得他们可以在不违反税法规定的前提下，尽量为企业提供合理的避税方案，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四）诉讼支持。在市场经济充分发挥作用的情况下，所有的经济纠纷行为都必然与财务数据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想要深入地了解并公正地解决这些经济纠纷，单凭律师的专业知识无法胜任。此时，就需要法务会计服务人员运用会计知识对经济纠纷进行深入调查、分析案情、寻找犯罪证据、提供专业证词等，这有利于查明案件真相，还原真实的内幕情况，有利于法官更好地掌握案情，保证诉讼裁决的公正性。一般而言，法务会计人员进行诉讼支持有两个目的：一种是对经济纠纷案件中的财务数据进行研究分析，以形成可以在法庭上使用的令人信服的专业证据；另一种是就一些专业会计方面的问题，在法庭上向法官做出专业的解释和说明，帮助法官更好地理解案件的真实情况，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
二、国外经济纠纷中对法务会计的应用
国际上从事法务会计服务工作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使用法务会计鉴定活动处理经济纠纷时主要采用五步法。本文以卡尔涉嫌集资诈骗案涉及的相关金额为例，分析法务会计调查处理经济纠纷的具体过程。
（一）确认主要问题。在国际法务会计工作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确认经济纠纷的具体情况，理清经济纠纷的矛盾，对问题和相关信息形成更好的理解，为下一步的工作确定好调查方向和调查领域。把一个复杂的经济纠纷案件分解为具体需要调查的可以计量的会计问题，是一个法务会计工作者最基本的素质和能力要求。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在调查卡尔涉嫌集资诈骗加会金一案中，首先应当确定的问题是：（1）涉案人员卡尔是否存在集资诈骗加会金的行为？（2）公众利益是否因为卡尔的行为受到了损害？（3）涉案金额是多少？
（二）调查问题。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在获取了案件的相关资料后，应对其进行充分分析和理解，形成自己的调查逻辑思路，确认调查的重点方向和关键领域，将调查目标特定化。同时，法务会计服务人员也应当对法院的相关制度、判决标准等进行事先了解。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在了解了案件的具体情况之后，应当对上述确立的主要问题进行调查确认。调查过程如下：（1）收集标会会员名单；（2）查看标会明细表，内容包括参加标会时间、标底、实际加会金额、累计金额；（3）调查涉案人员卡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财务数据往来踪迹，制作其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明细表，内容包括参加标会时间、姓名、实际加会金额、直接经济损失、卡尔确认加会金额、卡尔确认未标会金额。
（三）财务分析和综合。在这一阶段，法务会计服务人员需要真正发挥会计专业知识，通过财务数据的变化趋势、波动状况来综合分析经济纠纷。根据以上收集调查到的资料，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对此逐笔进行了分类整理，并编制了各会的“加会金额和未标会金额情况表”，在此基础上编制了“卡尔确认的加会金额及未标会金额明细表”，最后编制了“标会加会金额及未标会金额汇总表”。
（四）列报发现。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可以通过对财务数据的年份前后对比、环比以及与同类型的行业数据进行比较，发现隐含在其中的问题。也可以由法务会计服务人员自己设定标准，与收集到的相关财务数据进行对比来发现问题。对于涉案金额的确定，依据相关资料，法务会计服务人员按照经卡尔确认的每一会的每次加会金额累计数与加会会员数计算确定。具体计算如下：标会1（2006年3月30日—2009年2月28日）：105名×25535美元=2681175（美元）（1）标会2（2006年12月10日—2009年4月20日）：85名×20129美元=1710965（美元）（2）标会3（2007年9月30日—2010年6月30日）：99名×12883美元=1275417（美元）（3）标会4（2008年6月30日—2012年8月20日）：138名×6675美元=921150（美元）（4）以上标会1至标会4涉案金额合计6588707美元。
（五）得出结论。这是法务会计调查的最后一步，主要是将之前整理收集到的资料、发现的问题形成书面证据，提交法庭或作为咨询的依据。此外，法务会计服务人员也可以作为专家证人出庭陈述自己的发现。法务会计服务人员得出以下结论：（1）4个标会涉案总金额为6588707.00美元。（2）“卡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明细表中受害者填列的实际加会金额合计2310029.50美元，直接经济损失（未标会金额）合计2203611.50美元。（3）“卡尔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明细表中，卡尔确认的加会金额合计2123145.50美元，未标会金额合计1785660.50美元。
三、法务会计是解决经济纠纷的有效途径
（一）社会经济环境角度。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迅猛发展，企业类型愈加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也日趋复杂，所产生的经济纠纷复杂多变，由此产生了在经济纠纷中解决各种复杂的专业会计问题的需求。如今，除了出现在证券市场上的经济纠纷案以外，企业的合并、分立、破产、重组，企业之间的交易、企业与其他机构的财务往来，甚至在税务系统、政府补贴等领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经济纠纷。这些纠纷往往涉及多个领域、多个专业，尽管律师已经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由于职业壁垒的存在，在经济纠纷的解决过程中，比如损失计量方面，不仅要分析实际遭受的损失，还要计算货币的时间价值等，律师仅凭法律方面的知识要解决这一系列的会计专业问题是很困难的。所以，随着社会经济环境的日益复杂，法务会计在经济纠纷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
经济纠纷问题篇6
论文关键词经济犯罪经济纠纷完善策略
一、经济犯罪概述
经济犯罪案件适用刑事诉讼程序，经济纠纷案件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实践中，不少案件既涉及到经济纠纷有涉及到经济犯罪，为了能进一步来完善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对二者的内涵及联系做出一个准确地界定，并对它的处理原则做出细化的规定，并完善移送的程序。
（一）经济犯罪的定义
经济犯罪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项概念，广义是指：经济犯罪活动或是违反了国家经济管理法规的破坏国家经济管理的行为，或者是利用职权来牟取暴利等行为。狭义地经济犯罪是：行为人为了牟取不法利益，滥用商品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所允许的经济权限与经济活动，违反直接或间接调整经济活动的法规，危害到正常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秩序的行为。
（二）经济犯罪的特点
1.侵害的对象是我国的市场经济秩序。破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罪的关键要素是：划分经济违法和经济犯罪的界限。若一种行为虽违反了国家的相关法规，但还未严重的破坏到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秩序，那么，就不构成犯罪。
2.该类犯罪客观的表现为违反国家的经济管理法规。在经济管理或经济运行中进行非法的经济活动，严重的破坏了社会主义地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
3.经济犯罪主体是自然人或者是单位。经济犯罪的主体为单位的情况更多一些。
4.犯罪主观方面，经济犯罪极大多数都是故意犯罪，表现形式是以非法占有和牟利等目的。
（三）避免经济犯罪的策略
第一，要采取事前预防和事后补救相结合的策略，事前预防指的是在犯罪行为发生前，采取多种不同的预防措施和针对性办法，尽量避免诱发犯罪的各类因素，将犯罪防范在未发状态；这里所说的事后补救也主要是针对预防来说的，是在犯罪行为已经发生后的预防性措施，根据事件所显现出来的不同问题，制定相应的整改方案。
第二，重点预防和普遍预防相结合。可以与税务、银行、工商等重点部门相配合，也可以在某单位或者系统内，着重考查易发生该类案件的重点人员与重点部位，而其他的人员及部位便被作为普遍对象。
第三，法律预防和社会舆论导向相协调。在遏制各类犯罪中，法律预防比社会预防更直接。它包含司法预防和立法预防两个方面。同时，要加强社会舆论监督工作力度。用电台、电视台、报刊杂志、网络等广泛的宣传工具，进行全方位宣传，争取做到为经济犯罪的预防鸣响警钟，将经济犯罪的数量减小到最低。
二、经济纠纷概述
（一）定义
经济纠纷在民商事纠纷中占有很大比例，是在经济活动过程之中，不同的经济行为主体因为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这样的纠纷要经由民事诉讼的途径进行处理，因此经济纠纷责任承担主要是相关责任所带来的赔偿义务。
（二）案件特点
（1）近期受理的经济纠纷的案件中，承包合同、贷款合同、购销合同所占的百分比明显的增加；（2）当事人地身份较为复杂，个体经营企业、国有企业、合资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等；（3）双方的当事人所争议的诉讼标的额大幅度增加，少则要十几万，多则回答到几十万；（4）大多数地被告因经营不善而没有偿还能力。
（三）解决纠纷的对策
第一，要加强法制的宣传，广泛的推广公民尤其是法人学习相关政策和法律，增强公民的守法意识。
第二，正确的处理好政策与法律的关系，为企业创造出一个宽松良好的发展环境。对经济紧张、周转困难的企业采取一系列放水养鱼的方法，扶持企业的正常发展，为稳定大局和经济建设的服务着想。
第三，对各种经济行为进行规范，是各企业在签订合同时能认识并保障自己的权益。
（四）解决纠纷的途径
对于损失较小或情节不严重的经济纠纷，通常主张双方通过协议和协商的办法自行处理解决。对涉案金额较大的经济纠纷或者同知识产权问题有关的纠纷，执法部门应当按照情节的严重程度采取相应的仲裁，民诉，行政复议及行政诉讼等相应手段来进行处理。
1.协议仲裁。协议仲裁是纠纷双方在协商之后达成仲裁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从而解决双方纠纷。
2.行政复议。若当事人对行政机关处理经济纠纷的结果存在异议，当事双方可以依照相应的法律规定提出复议要求，维护自身利益。
3.民事诉讼。民事诉讼主要就是法院在当事人双方以及所有诉讼参与人的集体参与下，按照宪法所规定的内容对民事案件行使审判权的办法。适用于在民商事纠纷中涉及金额较大、较严重的案件。
4.行政诉讼就是民间俗语中所讲的“民告官”，当纠纷双方对执法机关的处理结果存在异议时，可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三、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关系
（一）经济犯罪和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件中的常见问题
1.合同欺诈和合同诈骗的界限。在处理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案的时候，要先明确经济犯罪同经济纠纷二者间的区别，防止将经济纠纷错误定义为经济犯罪，而对其采取不公正的处理；再者，也要有效避免对应当认定为经济犯罪的行为，只是在表面上追究民事责任，这样必然会放纵犯罪。
在社会生活中，合同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作为一种很普通的社会文本现象，其已经延伸至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有效分别合同诈骗犯罪和合同欺诈是很关键的问题。合同诈骗同合同欺诈二者同属于合同的衍生物，均涉及到了合同履约过程中，合同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冲突，通常来说，合同诈骗与合同欺诈性质是相同的，都属违法行为，都具社会危害，但是二者也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
首先，其动机目的不同。合同诈骗行为人只是想单方面的享受合同条文中所规定的权利，而不想履行义务，行为人地目的是：利用签订合同的办法，达到非法获取对方利益的目的（此处所讲的非法获取是指，用欺骗的办法把将对方的财产转到自己的掌控下，并会以所有人身份将其保存、使用及收益）。合同欺诈指的是合同当事人一方，用故意欺骗的方式使对方陷入错误并且与其订立合同，以使另一方当事人做出错误地意思与决定为目的，从而通过履行合同来谋取非法利益，实质为谋利。故在欺诈性的合同中，欺诈人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地目的，也没有不履行合同地意思，目的在于用欺诈的手段与另一方当事人签订合同，从履行合同中来谋取利益。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判断是否有非法占有为目的是个关键亦是难点。
其次，其客观方面存在差异。衡量合同诈骗还是合同欺诈，除目的与动机不同外，行为人的客观表现也是以关键因素。诈骗罪的行为人目的是无偿的使用以及取得合约人的财产，根本没有履行合同的意愿，所以他隐瞒真相、虚构事实的表现是：虚构合同的主体；携款逃匿；大肆挥霍对方的财物；虚设担保等。而在欺诈中，行为人通常表现为过分的夸大质量，自己地履行能力，以及数量等等。应注意的是，隐瞒真相表现为不告知或告知虚假的合同标的物的瑕疵，不声明自身履行合同能力缺陷等。由此可见，二者虽均为欺诈性合同，但合同诈骗故意有无偿占有的因素，且不会履行合同所规定的义务；而合同欺诈是为了在履行合同的同时获取不法利益。
再次，在实践之中，还应该注意其欺诈的程度。只有超过法律规定限度的欺诈才构成合同诈骗罪。在商业往来中，经常会出现一些欺诈的行为，而这一行为与合同诈骗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度的差异。只要对事实的歪曲度没有超出在商业惯例中被许可的范围，就尚未构成犯罪。所以，欺诈程度也可以作为罪与非罪的区分因素。
2.在刑事案件中，若被告的财产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应如何计算被告地犯罪数额。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在认定诈骗数额时，应以行为人实际占有的数额为诈骗额，故被告在案发前已归还的数额应当扣除。但在经济犯罪与经济纠纷的交叉案中，经常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前早已提起了民事诉讼，是被告的财产依程序被查封、冻结、扣押，对此是否可视为其部分资产已从犯罪数额中扣除呢？
针对是否扣除犯罪数额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有争论。有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的会谈纪要中说归还是被告人自愿将资产返还，因此，不应该从实际谋取的非法犯罪额中扣除；有的人则说应当扣除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笔者认为：对于案发前已被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是由法院强行固定，并非行为人自愿返还。被告在签订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已经利用合同骗取对方财物，诈骗犯罪的行为已经实施，依照我国《刑法》，被告以此骗取的资产应被认定为实际骗取额，应计入诈骗犯罪额，不能予以扣除。而对于已被民事诉讼按照正常法律程序查封、冻结、扣押的财产，依法移至受理此刑事案件的法院，然后发还给本案受害人。所以，不应该以此额度认定为被告在案发之前已返还的数额而予以扣除。
（二）经济纠纷同犯罪交叉时的审理
这里面应当重点提到的是“先刑后民”的原则。“先刑后民”是指当一个经济犯罪案件与经济纠纷案件发生牵连、冲突时，经济纠纷应当销案或者是中止审理。案件中止审理的，需要等到造成中止审理的问题得到全部解决以后，再能继续恢复正常的审理工作。
但是，刑事先于民事原则也并不应是无条件适用于所有的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地交叉案件中的。其弊端如下：（1）刑事处理很可能造成过分延期，无法保障当事人的权益得到尽早的保护；（2）该原则还可能被他人恶意利用，侵害了当事人的合法民权；（3）该原则可能为地方的保护主义制造良好条件，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民权。因此，在刑法所不能及的方面应尽量适用相关民事法律做补充；在民法强制性无法有效解决时，应当立即彰显出刑事法律的强制性特点。具体有下面两个方面：一是在由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相互交叉的案件中，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二者在处理结果上不发生相互依赖影响时，人民法院应实行“刑民并行”的处理方式。二是当经济纠纷同经济犯罪交叉所造成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相冲突的时候，处理民事诉讼一定要在刑事诉讼的框架前提下进行，法院实行先刑事后民事的基本原则。而反之，经济纠纷为主的案件则实行先民事后刑事的原则。
经济纠纷问题篇7
一、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化解中存在的问题
（一）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难以补偿
由于受市场作用的驱使，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驱动力，人们更重视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凸显，从而使经济利益矛盾和物质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矛盾纠纷的核心内容。诸如近年来涉及失业、下岗、医保、拆迁、物业管理等类型的案件，大都是由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而这些矛盾纠纷的发生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极易引起社会公众的同情，但在利益补偿方面又难以解决，因此在化解中难度较大。
（二）群体性矛盾涉及面广，难以沟通
由于受经济结构调整和政策因素的影响，矛盾涉及的对象大多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一旦在利益上发生矛盾，就不仅仅是个体性矛盾，而是群体性矛盾，只要有人挑头，马上就群起响应。如职工下岗待岗、拖欠职工工资、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安置等类型的案件，所涉问题往往带有普遍性，关乎一个单位大部分职工或一个村的多数村民的切身利益，极易在一些人的组织串联或煽动下，酿成。
（三）对抗性矛盾容易转化，难以平息
在个人利益驱使下，随着相互之间利益差距的扩大，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处境。一旦发生冲突又得不到及时妥当处理时，容易向对抗性的方面转化，造成公开的冲突。如上述群体矛盾就易引发停工、停产、集体上访，或发生殴斗等群体性暴力冲突，转化为刑事案件。
（四）历史遗留矛盾时间长、跨度大，难以突破
社会矛盾纠纷千差万别，复杂程度多种多样，有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有的是跨地区和部门的问题，有的问题则缺乏政策上的支持和法律上的依据，处理、协调难度较大。如涉及“两案人员”、“核基地人员”连续上访等案件，要求落实政策、解决待遇等问题。
（五）多样化的社会矛盾连锁反应快，难以协调
社会矛盾纠纷的主体由过去的个人对个人、家庭对家庭、单位对单位向个人对村委、对个人企业、对单位、对政府之间矛盾纠纷转化。如一个因土地开发引起的纠纷就涉及施工单位、开发商、政府职能部门等多家单位，形成连锁反应，社会矛盾纠纷主体的多样化意味着纠纷复杂程度的提高和解决难度的加大。
二、社会矛盾纠纷化解的基本原则
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化解，要本着“可疏不可堵、可散不可聚、可解不可结、可顺不可逆”的基本思路，按照“区分性质、讲究策略、把握时机、严格执法、冷静稳妥”的总体要求，正确把握时机，妥善跟进化解。
（一）司法为民原则
以实现、维护和发展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把解决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作为做好三项重点工作、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关键。正确对待群众反映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及时答复，认真化解。
（二）预防为主原则
提高办理案件质量和效率，从源头上预防各种可能引发的矛盾纠纷，避免和减少损害群众利益的问题；经常全面排查隐患，针对可能引发的敏感问题和重点人员，做到预防措施在前、化解工作跟进。
（三）力争主动原则
对早期发现矛盾纠纷苗头，要迅速疏导，及时平息，防止个别问题群体化、简单问题复杂化、经济问题政治化、内部问题社会化、局部问题扩大化。
（四）案结事了原则
要把解决实际问题、力争案结事了作为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首要环节，切实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决不能为一时结案而采取拖、哄、压等强制手段，表面上的平息只能是矛盾激化的前奏。
（五）教育疏导原则
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不断加大宣传教育工作力度，帮助广大群众认清改革中出现一些困难的必然性和暂时牲，引导群众自觉与党和政府同心同德、共渡难关。要深入到群众中去，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宣讲法律政策，消除对立情绪，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六）依法处理原则
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必须依靠党委、政府的统一领导，协调各方力量，分工负责，齐抓共管。对个别利用社会矛盾纠纷制造事端的不法分子，要及时调查取证，采取果断措施，依法严厉打击。
三、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建议
积极推进社会矛盾纠纷化解，是人民法院当前和今后的一项重大而艰巨的任务，是多元化社会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根据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的新特点，充分发挥诉讼调解在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中的积极作用，建立和完善矛盾纠纷的调处工作机制，达到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纠纷的目的。
（一）建立健全法制道德教育机制
深化法制道德教育，加强诚信建设，提高全体公民的整体素质，是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基础环节。在法制道德教育中，要坚持法制教育和内容、形式和方法的创新，增强法制教育的实效性；要根据不同对象，区分层次，有的放矢地进行法制道德教育，因人施教，因事施教，因时施教，增强针对性和约束力；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以规范、教育、监督为手段。以提高干部群众的法律道德素质为目的，发挥法律、道德在平衡矛盾、调整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提高和自我发展。
（二）健全完善预防社会矛盾纠纷的长效机制
通过大力开展巡回办案活动，到田间地头现场开庭，加强与群众沟通与联系，实现诉讼调解制度与其他化解矛盾纠纷方法的衔接，形成全方位的化解矛盾纠纷网络。
（三）建立健全排查预测机制
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治理活动，是预防和及时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方法。要坚持制度创新，建立健全矛盾纠纷登记制度、分析报告制度、分流督办制度、检查考核制度、研究预测制度等，用制度规范矛盾化解。及时发现和研究矛盾纠纷的苗头、倾向、原因和规律，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切实将不安定因素化解在萌芽状态和初始阶段。
（四）建立健全联动联调机制
经济纠纷问题篇8
一、涉油侵权案件的基本情况二、涉油侵权案件的成因分析
一是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方式方面的问题。长期以来，油田在征用土地补偿、污染赔偿等方面，由油田工农科与当地政府油区办协商处理。油田对所征土地的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补偿费等往往通过政府或村委会转手补偿给当事人。但是这种赔偿方式不符合法律规定，因为油田补偿损失是法律规定的民事行为，应由油田和被征用土地、污染的单位或个人协商，协商的内容包括赔偿的支付方式、支付途径、支付数额等。油田单方决定赔偿款，没有征求被赔偿人的意见，且没有直接支付给被赔偿人，这种赔偿方式容易引发矛盾。
二是村务不公开带来矛盾。油田赔偿款数额较大，群众相当关注。但是个别村庄村务不公开，群众即使拿到赔偿款也认为赔偿的数额少或者分配不公平。这种问题成为群众阻拦油田生产的借口，有的借此与油田单位发生纠纷，阻碍油田生产。
三是新油区群众不知如何处理油田赔偿引发的矛盾较为突出。随着油田生产开发范围的拓展，形成了一些新的油区村庄。这些新油区的群众对处理征地、污染赔偿款方面的方法、途径、赔偿计算方法、数额等不了解，容易造成矛盾。有的当事人“漫天要价”，有的村庄男女老幼都参与到纠纷中。如胜坨海西村以油田施工影响其庄稼排水淹灌了庄稼为由强行阻拦油田生产，有几百人参与了纠纷。
四是油田污染引发了新型的排污纠纷。如环境噪声影响纠纷案件。有的群众提出油田生产噪声影响了其养殖的家禽、牲畜的生长，而油田单位不接受该类型的索赔。群众往往采取阻拦油田生产、扣押车辆的方式来达到目的，使小纠纷引发成矛盾，造成了较大的经济损失。今年，垦利县法院受理了2件此类案件。
五是个别村委领导班子软弱涣散导致矛盾纠纷迟迟不能解决。涉油纠纷发生时，有的油区村庄村委不出面，任凭事态发展。参与纠纷的群众更没有统一、明确的处理意见，导致无法协商解决纠纷。
六是法律宣传针对性不强，群众法律意识淡薄。面向油区群众的普法宣传重点不突出，对涉油纠纷的处理途径、国家对征用土地、排污赔偿等方面的具体规定宣传力度不够。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三、解决涉油纠纷案件对策
油地纠纷的解决，必须本着“防重于治”的原则解决，否则经济损失大，矛盾加深，诉讼成本也相应增加，应重点从以下方面抓起：
（一）理顺油区综合治理关系，成立专门处理机构。东营区政法委成立了专门处理油地问题的“油区治理指挥中心”，一切“涉油”问题均由其处理。可以借鉴东营区的做法，成立专门的机构，充分发挥统一的组织和协调功能，健全规章制度，逐步建立起处理“涉油”问题的长效机制。
（二）依法建立、健全、强化村领导班子。油地纠纷能不能顺利解决，有一个代表民意的坚强的村领导班子很关键，因此，应进一步加强群众民主政治建设，把那些有威望、有知识、有文化，识大体，顾大局的成员选进领导班子，并由有关部门进行指导，有助于涉油纠纷解决。
（三）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指导。建立、健全人民调解组织，由司法机关帮助培训、指导人民调解员，提高人民调解员依法调解的能力和水平，发挥他们在调解涉油案件纠纷中的作用。对发生的涉油纠纷，有关司法行政机关应主动及时地帮助指导，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的作用，防止事态扩大。
（四）建立油地经济纠纷的新协商机制。改革传统的赔偿方式，在涉油经济纠纷经常发生的村庄，尽力促成群众选出代表，或有村委代表群众出面，建立一个油田和地方的对话协商机制，把纠纷摆在当面，说在明处，使双方在互谅互让中解决。
（五）继续深化村务公开制度。对群众关注的油污赔偿问题，由村委采取多种形式使村务公开、公正、透明。油地赔偿的协商，要有受赔偿人参加，村委成员可以提供协助。
（六）抓好宣传教育，重点抓好对新油区群众法制宣传工作。
油地双方可以对赔偿标准、赔偿范围、赔偿程序等问题，共同进行分析研究，制定统一的规范性文件，使各项问题规范化，有明确的依据，对征地、排污赔偿方面的知识重点宣传。在油田搞好开发建设前，必要的油污赔偿宣传工作更要走在前头。把法庭工作职责、工作制度打印成宣传材料，在农村集市上设立咨询台，分发宣传材料。组织干警深入到油田企业以讲法制课的形式进行普法宣传，使他们初步掌握一些基础性的法律知识。
（七）对以身试法者从严惩处。在涉油纠纷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对妄图索取巨额赔偿，甚至借机闹事的，对触犯法律但没有构成犯罪的，可由公安部门给予行政处罚，对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八）锐意创新，大胆进取，建章立制促稳定。从以往油区中涉油案件发生纠纷的情况看，涉油案件往往是因污染、侵权、征用土地等而产生的纠纷，争议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协调，有的纠纷甚至“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不好，会严重影响油区秩序的稳定。因此，法庭为适应油区案件的特点，采取以下工作方法：一、巡回法庭审理油区案件中，除特殊情况外，一律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审理周期要求简易案件一月内审结；复杂案件三月内审结；二是油区巡回法庭在工作中本着急事急办、特事特办的原则解决纠纷，情况比较紧急的采取诉（庭）前处理的办法；三是从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角度出发进行诉前调解，四是关于无理妨碍油田施工的纠纷，可以按照“停止侵害、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予以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五是在施工准备阶段，经做工作当事人无理阻碍油田企业正常施工，可以按照“排除妨碍”的诉讼请求提起民事诉讼，并可以申请先予执行。通过采取以上方法，旨在更好的发挥巡回法庭的审判、服务职能作用，充分维护油田企业的合法权益。油区巡回法庭在成立后，针对涉油案件多次召开专场分析会，了解涉油案件的事件起因、特点、矛盾焦点，为顺利审理案件奠定良好的基础；因涉油案件往往具有牵扯人数多，争议数额大，利益关系复杂、难以处理等特点，对涉油案件重点调度，明确干警职责，以稳定油区工作大局，促进油区经济发展为工作的重点，初步制定出“调解为主，判决为辅，主动处理，化解纠纷”的工作目标，审判员多年来在油区腹地从事审判工作，积累了处理油地纠纷案件的丰富经验，为充分发挥法庭职能打下基础。2003年，我庭严格按照我院制订的油区巡回法庭工作方针，认真审理涉油案件，慎处油地纠纷，力求既要保证油田的正常生产，又要不使矛盾激化。
油地经济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是几十年来双方形成的良好的传统，必须正确对待新的经济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油地经济密切结合，共同发展的关系只能加强，不能破坏，否则对双方都产生不利的影响。作为法院，更要全面分析涉油案件的新特点新情况，积极总结审判经验，以良好的审判促使经济的良性发展。
（作者单位：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
经济纠纷问题篇9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摘 要：当前，中国正处于黄金发展期，也处于矛盾凸显期，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多样化、利益诉求多极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社会矛盾凸显呈现叠加状态，同时，信访呈现高位运行态势、传统行政纠纷解决机制面临巨大冲击，只有通过明确信访职能，构建多元互补、有序衔接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才能促进行政争议的实质性解决。
关键词：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行政调解；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92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4－0053－05
收稿日期：2015-02-19
作者简介：安丽娜（1986-），女，内蒙古乌兰察布市人，中国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已逐步进入快速转型期，“矛盾多发”成为这一时期的一大特点，与“矛盾多发”相伴随的便是信访呈现“井喷”的态势，当下中国，信访业已成为举国上下共同关注的社会热门话题，如何妥善应对汹涌而来的信访潮，如何科学重建我国行政纠纷解决的体系，如何预防和处置快速转型期的各类社会矛盾，对于保障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也是新时期横亘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一、背景与困境——社会转型期信访呈现高位运行态势
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导致了诸多后果，如社会矛盾凸显，城乡差距、贫富差距、行业差距、地区差距被放大、政府政策的公平、公正及科学性受到社会的质疑等，在此背景下，与这些后果相伴随的是行政纠纷、信访均呈现出转型期的特点。
（一）社会转型期行政纠纷类型新特点
1.纠纷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进入社会矛盾的多发期。主要事件表现为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破产所引发的职工下岗失业、农村土地征用所造成的农民失地、城市房屋拆迁所形成的居民失房。这分别形成了失业职工群体、失地农民群体、失房居民利益群体。而且，这些事件都是由政府行为直接或间接主导，这又导致了官民关系的紧张，[1]而这些纠纷主体利益一致，要求相似，容易形成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涉及领域越来越多，主体成分也呈多元化。因此，当前社会矛盾突出地表现为不同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尤其是新产生的利益群体之间的一致与摩擦、相同和相异，形成了不同利益要求的相互冲突博弈。
2.纠纷领域呈现集中态势
就信访纠纷的产生而言，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和行业，纠纷和矛盾大量显现，主要存在于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农民工讨薪、移民安置补偿、国企转制、环境污染事件、乡镇改革分流、复转军人安置、劳资关系、违法集资、矿难事故、校园突发事件和警察及城管部门执法失当或者违法乱纪等方面。[2]这些领域产生的问题都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身利益密切相关，这些领域也往往成为纠纷产生较多的领域。
3.纠纷类型呈现复杂性特征
信访矛盾与行政争议日趋复杂化，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民事纠纷、经济纠纷、行政纠纷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时常是行政纠纷、经济纠纷、治安案件、刑事案件混杂在一起交织发生,纠纷范围呈多领域交织的态势。社会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借贷等纠纷，而且还表现为土地承包、农民负担、企业改制、职工工资、行政不当、司法不公、企业侵权和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众多新型社会矛盾纠纷，这些新型的矛盾纠纷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
（二）社会转型期信访新特点
1.信访数量攀升
就北京市到市信访总量而言，近年来信访总量呈较快增长的态势。从2000到2009年，十年间平均每年信访量为69016件次/年，从2004年开始，信访量维持在每年八万件次左右，峰值甚至在十万件次左右徘回，近十年来，北京市信访呈现明显高位运行态势。[3]特别是2006年上半年，非正常上访出现大幅上升的态势，据北京市公安机关统计，一度出现单月万人次以上的情况。[4]可以看出，以较大规模群体访和表达形式较激烈的个体访为主要标志的信访高潮仍然没有明显的落潮迹象。
2.信访规模扩大
信访规模扩大主要表现在群体性事件导致的联名上访、集体上访的情形频繁发生。近年来，全国发生的群体性突发事件数量逐年上升，相关数据显示，中国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①总体上看，中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由1993年的0.87万上升至2005年的8.7万起，2006年已超过9万起。[5]除数量之外，群体性事件的参与人员常常达到了成百上千，甚至上万人参与的事件在全国也已屡见不鲜，这给现阶段的信访工作提出了严峻的考验。
3.信访抗争方式激烈
就信访的表达形式而言，过去要求解决矛盾纠纷的当事人情绪较为温和，现在的上访人员行为较为激烈。同时，相当一部分矛盾纠纷当事人抱着“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错误想法，为引起政府关注而采取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形式，以求问题的解决，。少数人员为达到诉求目的，动辄采取围堵单位大门、聚众堵塞交通等方式制造影响，有的利用敏感期来省进京上访，抓住基层为息事宁人往往会给予一定实惠的心理，故意反复上访，以要挟当地公权力部门满足其诉求。
4.信访案件焦点集中
有学者就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的信访案件类型进行分类[6]，主要为：（1）土地征用、房屋拆迁安置类；（2）生活困难类，主要是工资拖欠以及企业职工的“三金”问题；（3）纠纷、冲突类，包括群众家庭内部的矛盾；（4）检举揭发类，这主要是针对村、乡镇和街办基层一级政府的依法行政问题而进行的质疑；（5）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解释与适用问题。这些数量集中的信访案件，其矛盾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发展时期下必然的产物，是社会状况和社会矛盾的真实写照。经济的高速增长、社会发展的持续活跃，必然引发各种新的社会矛盾，从而为一段时间内信访案件的滋生埋下伏笔；在城镇化的社会转型进程中，以土地为代表的各种社会矛盾是引发信访的重要因素，土地作为一项特殊的重要资源，在如此发展迅猛的社会转型期间，与之相关的各种社会矛盾、困惑当然也随之而来；在剧烈的社会大变革中，社会机制的缺失、社会需求的转变与社会观念的变化有有可能引发新的社会矛盾而产生信访。
5.涉诉信访突出
通常认为，在各种信访中，涉及对生效裁判不服的申诉，与涉及法院其他工作的投诉一起，称为涉诉信访。这类问题积案较多，重复来信来访量大，长期滞留上访的人多，已成为长期困扰各级信访部门的主要问题之一。最高人民法院近年处理接待涉诉信访的具体情况是：2003年为12万余件(人)次、2004年为147665件(人)次、2005年为147449件(人)次,下降0.15%,其中涉诉信访19695件(人)次。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近年处理接待涉诉信访的具体情况是：2003年为397万件(人)次、2004年为422万件(人)次、2005年为435547件(人)次。②2009年，各级法院接待群众来访105.5万件（人）次；①2010年，各级法院全年接待信访1066687人次；②2011年，各级法院共接待群众信访79万人（件）次。③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虽然近年来涉诉信访总量呈下降趋势，但数量依旧庞大，形势不容乐观。
二、诱因与冲击——社会转型期行政纠纷解决机制面临之挑战
（一）社会转型期信访潮涌现之诱因
1.利益表达渠道不畅
利益表达就是利益主体通过一定的渠道和方式向利益表达客体表明自己的利益要求，并要求得到满足的行为。[7]根据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目前我国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主要有集会、游行、示威；信访；听证会；选举；向人大、政协、人民团体以及媒体反映及诉讼等。从表面上来看,利益表达体系近乎完善，可由于民众利益表达意识和能力弱且组织化程度低等自身缺陷性因素，表现出来的只能是缺乏组织性的单一利益表达方式。而这种单一的利益表达方式通道拥挤、负荷能力弱，可操作性欠缺,难以满足公民的利益表达要求，难以及时有效的反映和处理公民利益诉求。此时,利益主体便会转而通过一些较极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合理的利益要求,即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等。现有体制内公民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通，意味着常规的、有效的和民主的民众表达机制的匮乏。
2.政策制定有失科学
政府机关决策不科学是引发政策性信访的关键因素，政策的变动性是导致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一是政策制定不民主、不科学。一些涉及地方和部门利益的政策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受政绩观和利益观的影响，存在决策损害群众的具体利益的问题，造成群众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不断重复上访，最终也使决策难执行。二是政策的宣传不到位，一些政策由于区域之间的差异，历史条件不一，造成一些信访人不理解，仿效攀比，引发重复上访。三是政策执行力度不强，有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大打折扣，导致群众反响强烈。
3.行政诉讼处于困顿局面
我国《行政诉讼法》施行二十多年，法院惨淡经营，行政诉讼“立案难、审理难、判决难”的问题根本没有得到解决。据学者对1990年至2010年的行政诉讼案件之统计，支持原告的判决（包括撤销或者变更行政行为、确认违法或者无效、责令履行），多年来在17%上下波动。但最近几年，判决支持原告的比例不断下滑，到2010年跌至7.8%的历史最低点。另外，行政诉讼制度对于行政纠纷的解决应采用裁判方式，但是，实践中行政诉讼以判决以外方式结案的比例非常高。1987年，非判决结案的比是26.8%，此后一路走高，到1997年突破70%；在经历小幅下降后，几年再次上升，到2010年达到71.8%的历史最高值。[8]同样，每逢正常的法律渠道不通畅的时候，私力救济的盛行特别是信访潮的涌现更加映衬出公力救济特别是行政诉讼的困顿与无能。
（二）信访对传统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冲击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国行政纠纷解决机制遭遇了功能置疑。特别是近十年来，拆迁、征地等问题促使“官民冲突”频发。而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如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制度，越发凸显其功能上的不足；而信访等途径因规范性不够，且容易激化了矛盾，反而让纠纷久拖不决无法获得实质性的处理。[9]现行信访制度借助行政权威,承担越来越重的公民权利救济功能。在法治不健全的环境下,这种靠上级行政主体介入的途径无疑能矫正某些司法不公,帮助一些“投诉无门”的群众实现了实质正义。但如果因此使广大群众把信访视作优于司法救济的一种权利,就使信访功能严重错位,并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10]
1.信访淡化法治理念
信访在其职能演变过程中，严重淡化法治理念，往往以领导批示代替法律规范，在法治还没有建立权威的时期，广大民众不相信法律，只好去寻求其他方式，再加上媒体的渲染，更强化了老百姓相信上访而不相信法院的观念，很大程度上冲击了法治理念的形成与培育，“信访不信法”的现象都源于公众尚法理念的缺失和社会主体对法律的极度不信任。
2.信访削弱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工作是行政机关的自我纠错机制，具有便捷、高效、经济、专业性强等优点。但从当前各级政府开展信访工作和行政复议工作的情况看，信访案件数量逐年快速增长，信访工作的任务日益繁重。行政复议案件数量近年来虽有所增长，但远远落后于信访案件增长数量，行政复议的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好。[11]
3.信访消解行政诉讼权威
（1）忽视程序正义影响司法公正。与行政诉讼救济相较，信访救济最大的弊端也正在于它的非程序性和不确定性。信访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领导批示”，这种通过领导批示解决信访问题的解决纠纷的机制充满了随意和变数。[12]此外，信访救济除宪法外没有具体的法律依据，《信访条例》中也缺乏一套清晰的、普遍适用的运作规则。信访救济是在行政主体内部展开的，侵害行政相对人的与行政相对人救济所求助的甚至可能是同一个行政主体，而支配这种j救济的又是一套因救济对象、救济目标、受理主体、时事政策甚至因运气而变动不居的所谓“潜规则”[13]。因此，信访不可能提供明确无疑、普遍适用和理性可计算、可预期的权利救济。
（2）裁判无终局性削弱司法权威。信访在解决行政争议、权利救济方面的最大“便利”在于没有终点。很多行政复议已经终结的案件，最后还可以经过信访这一环节，通过这种方式解决问题的几率还不小，因此信访结果的或然性使正在建设的规范性社会遭到破坏，削弱司法权威。而根据现代法治理念，审判者的决断应该具有既定力与终局性，通过既定力和终局性，可以避免一事多议的精力浪费和缠讼现象，节约解决问题的社会成本，维护法律关系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加强恪守权利和义务的观念。[14]司法裁决的既定力与终局性是司法权威的重要体现和保障。如果裁而不断，判而不决，对裁判的不服无休无止，对裁判的申诉没完没了，业经终审的裁判总是处于随时可能被颠覆的境地，必将极大地损害司法的权威。[15]然而，我国司法裁判却时常陷于终审不终、裁判生效而无效力、既判力得不到维护和尊重，司法权威难以确立的窘境。实践中由于信访引发的反复申诉、多次再审的现象时有发生。
三、回归与整合——信访与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构建
在行政司法领域，对于我国现行行政纠纷解决制度的缺陷，应松年教授曾有过十分精炼的总结，他指出：“首先，大量行政纠纷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没有获得有力保障；其次，对所有行政纠纷的处理缺乏通盘考虑，各种行政纠纷解决制度缺少配合，相互之间脱节现象严重，未能发挥制度群体的组合优势；再次，重复处理行政纠纷，一些纠纷经过了重重程序却长期不能得到解决，没有一种最终的纠纷解决机制为行政纠纷的处理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最后，所有行政解纷制度都面临权威性不足的困境，行政纠纷解决的结果很难得到当事人的信服”。[16]可见，面对十分突出的官民矛盾与波涛汹涌的行政纠纷，如何完善行政诉讼，行政复议、行政调解和信访制度为核心的行政争议解决机制，如何构建一个功能互补、程序衔接、能够满足社会主体多种需求的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进而推动行政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健全，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总体设计
从行政纠纷产生的原因和形态的分析来看，行政纠纷产生的原因是多元的，类型也各异，这必然要求纠纷机制的多元性。因此，在多元行政纠纷制度的设置上，应当引入体系性、整体式的思考方法，构建多层次的多元社会矛盾纠纷解决制度。整体而言，我国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应当在兼顾政治解决与社会解决的同时，强调以建立、完善中国公法冲突的解决制度为改革的主要目标。[17]首先，纠纷解决制度的设置应当是多元的，它包括不同种类和形态、不同功能和意义的具体制度，每一项具体制度应具备自身独特的功能取向，以充分发挥各类纠纷解决主体的优势和特长；其次，纠纷解决机制的设置应当是多层次的，包括每一项具体制度之间的衔接关系、先后顺序、效力高低等外在结构上的安排，也包括具体制度自身内部的构成要素之间的体系安排；最后，多层次的多元纠纷解决制度设置以法治为底线，兼顾公正和效率的价值取向，并能够积极回应当事人的多样化的合法权益诉求。
（二）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构建的具体路径
1.明确信访职能——从纠纷解决到参与决策
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社会矛盾越来越体现出结构性、群体性的特征，也越来越与领导决策、公共政策紧密相关，如果仍然沿袭传统的“个案解决”思路，往往会产生“解决一个，引来一群”的问题。[18]作为底线救济的信访违背了法治观念中“司法最终”原则，从最终的理想状态而言，应当剥离信访的纠纷解决功能，保留其民情表达的政治参与功能，即重新确定信访的功能目标，即在强化和程序化信访制度作为公民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要把公民权利救济方面功能从信访制度分离出去，以确定司法救济的权威性。通过信访渠道反映出来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进行整理、归类、分析、挖掘，进而真正总结社会问题症结之所在，找到切实解决问题的措施和办法，以参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协调，才能有效地预防和化解各类突出信访矛盾和社会问题。
2.强化行政复议
在多元行政纠纷解决机制中，要充分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的作用。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系统内部专门化解行政争议的准司法机制，是现代国家经济社会高速发展过程中应对日益增多的矛盾纠纷的必然产物。因应转型期社会矛盾易发、多发、高发的态势，行政复议把利益诉求纳入制度化、规范化、法制化轨道，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也是行政复议制度的基本价值所在。行政复议的制度优势在于其能够结合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优势且不违背权力分立原则、能够提供类似司法的解纷方案、是专业性与法律性优势的最佳结合。
3.完善行政诉讼
法院的行政审判制度是解决行政纠纷的最终渠道，行政诉讼救济是正规的司法救济手段,是由精通法律并独立于行政主体的司法人员来裁定行政相对人提出的诉讼。这种救济最鲜明的特点是对程序正义的追求。程序正义的根本所在是对恣意的排除,以保证裁定的客观正确性和程序后果的不可抗拒性。
《行政诉讼法》颁行的20余年也正值中国社会急速转型时期，官与民之间的行政纠纷日趋复杂，行政诉讼制度的运行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下，也正值新《行政诉讼法》出台，社会各界对新《行政诉讼法》执行与落实寄予厚望，希冀新《行政诉讼法》在保证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与提高行政诉讼制度的抗干扰能力方面有新的突破。
4.推广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是在民主协商与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体现了“当事人自治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原则,突出了和为贵,契合现代行政的服务理念、合作理念。此外,从功能的角度来讲,行政调解不仅具有纠纷解决、行政指导的功能,还有政策形成的功能。[19]行政调解作为一种灵活便利的纠纷化解机制，新近日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青睐。国务院及地方政府纷纷关于调解的规范性文件，一些地方的政府法制部门还成立了专门的行政调解机构，行政调解呈现方兴未艾之势。行政调解应当以其专业性、技术性优势适度发挥分流作用，大力化解矛盾，解决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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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纠纷问题篇10
关键词：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
近年来，我国西部环境污染问题引起的信访量呈增长趋势，这显示出公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提高；同时，对于大量环境纠纷，公众除信访、上访之外，缺乏更有效的救济途径。本文旨在以甘肃省徽县血铅污染事件（以下简称徽县血铅事件）的处理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予以评析、探讨，为西部生态立法提供思路。
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方法
本文所指环境污染纠纷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关于环境污染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而产生的纠纷。
（一）我国目前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
协商。这是由纠纷双方针对已经发生的环境污染，自行协商，通过达成和解协议，解决纠纷。因为许多污染者不愿主动承担环境污染的责任，实践中纠纷双方很难达成和解协议。
调解。根据调解人的不同，分为民间调解和行政调解。行政调解是由环境行政机关主持，对环境污染纠纷双方进行调解，以促成纠纷双方在自愿的原则下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与之相对应，是民间调解。我国目前主要由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民间调解人，也可由较权威的民间调解人居间调解，促成纠纷解决。当事人未达成协议或达成协议后又反悔的，任何一方都可以请求环境行政部门处理，也可以向法院起诉。
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是指环境行政机关对社会成员（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由于环境污染产生的纠纷进行处理的制度。“因环境污染引起的赔偿责任和赔偿金额的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当事人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不能以作出处理决定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因而，我国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性质上属于行政调解，其处理决定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
仲裁。仲裁是指环境污染纠纷的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将纠纷提交仲裁机构进行裁决，解决纠纷。我国现行环境立法，缺乏关于环境污染纠纷仲裁的特别规定。实践中通过仲裁解决环境纠纷的情况较少。
民事诉讼。即环境污染受害者依法向司法机关起诉，请求法院判令污染者停止侵害、排除妨害、赔偿损失。实践中，环境污染纠纷的诉讼解决方法耗时长、取证难、费用高；由于现行法律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起诉资格、因果关系的确定、污染损害赔偿等问题都欠缺明确具体的规定，从而阻碍了污染受害者寻求司法诉讼的救济途径。
（二）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的优势
环境污染纠纷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损害性决定了解决环境污染纠纷的方法应当灵活、及时、专业。实践中环境污染受害者选择行政处理方式寻求救济，与其他解决方法相比，行政处理环境污染纠纷的优势在于：
专业性。环境污染纠纷涉及很强的技术性，因而对于污染损害的证明要求较强的专业性。环境污染事故一旦发生，环保部门负有监管和保护环境的法定职责，而且环保部门设有环境监测机构，这有助于及时、准确地确定污染责任。
及时性。环境污染发生后，环保部门负有及时有效地调查处理污染事故的法定职责，这有利于纠纷双方在最短时间内澄清事实，明确责任；同时，鉴于环保部门对排污企业享有监管的权力，因而，排污企业对于环保部门的处理意见愿意采纳并及时执行。这些因素都有助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及时解决。
成本低。救济费用的高低直接决定当事人对于救济方式的选择。由环保行政部门对环境污染纠纷进行处理，是环保部门在执行法定职责的过程所进行的。因而，相对于诉讼和仲裁，行政处理方法成本低廉，且效率较高。而国家也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过程中实现了诉讼资源的节约。
完善西部环境保护行政处理制度的法律问题思考
作为一种权利救济制度，其内部的具体救济规范的安排应当统一、协调，并且有相关的制度予以支持，才能实现对于缺损权利的有效救济，进而最大可能地实现法律的公平、正义、效率等价值。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至少应具有以下功能：及时、迅速地解决纠纷，救济缺损权利；损害赔偿制度的安排应当有利于提高污染削减的效果；能够促进和加强环境行政管理，即发挥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与环境行政管理的协同效应。
在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领域，日、美等西方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较成熟，我国应当呼应当前社会实践对于行政处理制度的迫切需要，完善环境污染纠纷行政处理的相关立法。
（一）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独立且中立的环境污染纠纷处理机构是公正、有效地解决纠纷的前提。因而，首先应当设立在财政和人事上都能保持独立性的纠纷行政处理机构，以保证有效、及时地处理环境污染纠纷。具体到西部地区，立法中则应当关注到跨行政区域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机构的设置。
（二）完善行政处理程序
考察我国《环境保护法》和各环境污染单行法，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仅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不仅起不到解决纷争的作用，而且会使环境行政部门由于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而产生权责不清、权力滥用、玩忽职守等违法行政行为，从而起不到程序法应有的法律作用。环境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制度应当对于行政处理程序作出科学合理的安排。
1.环境污染纠纷的投诉制度。日本《公害纠纷处理法》中最有成效、最受关注的制度就是公害纠纷的投诉制度。该法规定都道府县及市区町村的公害课设置公害意见调解员。其职责，作为公害意见投诉和咨询的窗口，根据市民的意见，提供给当事人有关公害的知识和信息；调解员本人就公害的实情进行调查，给当事人和有关人员出主意，进行中介调解和指导等工作。同时，把有关公害意见的信息迅速准确地向有关部门报告，协调和促进问题的解决。
污染纠纷行政处理制度应当设立一个促进公众与环境行政部门之间的信息窗口：污染纠纷投诉机构。同时，该机构人员的配备应当是具备相当完善的环境法和环境科学的知识，并且行政能力较强，以切实保障环境污染受害者投诉有效。
2.污染纠纷的处理办法。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应包含一种合理、节俭利用救济资源的机制，以保证所利用的救济方式与特定救济需要相符合；同时一个富有活力的救济制度中所包含的权利救济方式也必须能满足不同缺损权利的救济需要，并且相关主体有权选择自己认为最“合算”的救济方式（即各类救济方式之间有替代性）。
我国现行法律关于环境行政部门的污染纠纷处理方法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且行政部门对于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实质上属于行政调解，不具有法律强制力，从而使救济结果处于不确定状态。在徽县血铅事件中，当受害者寻求行政部门的救济时，污染事件已呈严重化状态，对于此类严重的、影响恶劣的企业违规排污行为，作为执法部门应当依法主动、强制进行调解，以充分发挥纠纷的行政处理方法的优势。
据此，完善西部地区污染纠纷的行政处理办法，应当明确规定多种行政处理方法，以供不同的权利缺损者选择；比如，斡旋、调解、裁定等；应当赋予行政调解以法律强制力，使救济结果确定，给当事人提供一个合理的预期；应当规定行政处理部门对于特定情形（比如严重违法排污事件、社会影响广泛的污染事件等）的强制调解职能。
（三）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制度
1.一种救济制度如果得不到执行，其有效性是令人质疑的。权利人寻求救济的最终目的就是使缺损的权利获得补救。合理有效的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机制，应当至少对以下重要内容作出设计安排：
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归责原则。目前，各国的立法和理论界都确立了环境污染损害赔偿的无过错责任原则：不论环境污染者主观上有无过错，即无论是环境不当行为还是法律所不禁止的环境行为，只要其污染行为对他人客观上造成了财产损害或人身损害，就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受害人群的确定。对于受害人群众多的环境污染事件，比如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事件等，首先应当规定确定受害人群的方法，即确定谁有权获得损害赔偿。比如日本的公健制度中关于公害患者的认定，就规定了认定条件的三要素和认定有效期限（根据指定疾病的种类分为2年和3年）。
赔偿范围的确定。即确定赔偿金额。合理确定损害赔偿范围有利于有效救济受害者，同时制裁排污企业，抑制排污行为。依我国现行立法及司法实践，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包括：直接损失、间接损失以及可能造成的受害人精神损害。
赔偿金额的来源。环境污染纠纷产生的巨额赔偿金是污染纠纷案执行困难的根本原因。实践中，我国许多企业经济效益并不好，巨额的环境损害赔偿金令企业无力负担，严重者导致企业破产，社会失业人口增多，引起社会不稳定。
2.借鉴各发达国家在理论和立法上较成熟的经验以及我国部分地区的试点性实践，都可以为我国的相关立法提供经验。
适用污染者负担的原则。即污染环境造成的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应当由排污者承担。该原则能够通过经济手段，实现环境污染的外部费用（即环境污染损害及治理污染的费用）内部化，以实现污染削减。各国立法实践证明了该原则的可行性和有效性。
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一般地，排污企业不愿意主动承担污染赔偿责任；同时，突发的、严重的污染损害所产生的巨额赔偿金往往令排污企业难以维系正常的生产经营，企业衰落、破产带来的众多失业人口可能引起社会不稳定。鉴于此，美、日、欧等发达国家建立污染损害赔偿基金，即通过对污染企业征收有关税、费（如排污费/税、自然资源开发费/税、生态补偿费/税、石油税等），构成污染损害赔偿基金。我国可以充分考虑各地的经济和环境条件，通过征收各种环境税/费来建立各地的污染损害赔偿基金，以分摊企业的部分污染损害赔偿金额。
环境污染损害责任的社会化。建立环境污染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使环境污染损害的责任社会化，被各发达国家普遍采纳并成为其通过社会化途径解决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问题的主要方式之一。发达国家的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分为强制环境责任保险和自愿环境责任保险。在保险责任的适用范围方面，承保的风险范围经历了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
我国已经进入环境风险的高发期，部分地区曾通过试点推进自愿性环境污染赔偿责任保险制度，但许多试点因无企业投保而处于停顿状态。鉴于我国一些企业经营效益不良以及其为利润所驱，不愿承担污染损害风险的现实情况，我国应当通过立法，结合自愿与强制保险的方式建立我国环境污染赔偿责任的保险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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