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体系篇1
20世纪60年代以来，生态环境问题日益突显，全球气候变暖、自然资源枯竭、土壤流失和退化，大气污染，水资源危机等等，这一系列问题都直接影响着人类自身的生存环境，也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探索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绿色经济”逐渐进入人们的视线，成为专家学者们研究的焦点。尽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出发，对绿色经济这一概念进行了阐述，但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绿色经济的定义，也尚未建立统一的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这给我们在进行绿色经济综合评价分析时带来很多不便。鉴于此，论文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拟在此基础上对绿色经济进行诠释，并据以建立相应的绿色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为绿色经济发展综合评价分析提供参考。
一、绿色经济的内涵
绿色经济一词最早出现在1989年皮尔斯所著的《绿色经济蓝皮书》中，其对绿色经济的诠释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生态化为基础，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产业为基本产业链，实现经济与环境和谐发展的一种平衡式经济。而联合国环境署（Unitednationalenvironmentprogramme，简称Unep）对绿色经济的定义是可促成提高人类福祉和社会公平，同时显著降低环境风险与生态稀缺的经济。许多专家学者致力于“绿色经济”问题的研究，并从不同的分析角度给出对“绿色经济”定义的诠释。刘啸（2013）分别从哲学和经济学角度阐述了绿色经济的理论内涵。哲学上，首先阐明了绿色经济的价值观核心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此基础上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是绿色经济的哲学内涵；经济学上，提出在传统经济学框架下，强调“外部性理论”，即是绿色经济的经济学理论内涵，指出构建“绿色经济”理论———可以在传统经济学的框架下保留“理性人”假设，将“外部性理论”提升至同劳动、资本、技术同等重要的地位，让市场这一“看不见的手”调节劳动、资本、技术等稀缺资源的配置，让政府这一“看得见的手”来解决生态环境的外部问题。杨茂林（2014）指出绿色经济是以认为发展目标、以生态文明为根本取向、以生态资本为基础要素的、可持续的经济形态。赵晓光，张源方（2014）总结季铸教授对绿色经济的定义：绿色经济是以效率、和谐、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生态农业、循环工业和持续服务产业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社会形态。唐啸（2014）通过综述国外已有的对绿色经济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研究文献，总结出绿色经济概念的变迁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单一生态系统目标阶段；经济———生态系统目标阶段；经济———生态———社会符合系统阶段。同时指出绿色经济理论的最新进展可以分为效率、规模和公平三种导向，在对三种导向的绿色经济进行综合评述的基础上，得出其对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启示：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在经济———生态———社会的复合系统视野下进行全面改革，必须全面考量经济系统、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发展目标，不可偏废，必须破除将生态保护、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视为相互抵触、非此即彼的发展观念，而应充分比较不同目标，寻求经济发展、生态盈余和社会稳定三者共赢的措施和手段。尽管大家对绿色经济的具体解释存在差别，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这些解释中找到共同之处，也就是绿色经济是一种高效、节约、环保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内容涵盖经济、资源、环境、社会等领域，强调这四个子系统的协调发展。
二、绿色经济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及优化处理方法
论文对绿色经济指标体系的设计主要源自于上文对绿色经济含义的总结，也就是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效率、公平为导向，从经济系统，资源系统、环境系统，社会系统四个方面设计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一）设计原则。
在具体构建绿色经济指标体系时，遵守了如下原则：（1）科学性原则，即指标体系应能够充分反映绿色经济的内涵，且含义明确，计算方法科学，计算数据可靠；（2）全面性原则，即指标体系涵盖的内容相对较完整，能涵盖绿色经济含义中涉及的整体思想及主要方面；（3）代表性原则，在遵守全面性原则的基础上，从众多的指标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分析，以避免信息重叠产生的影响，在全面、重点反映绿色经济发展情况的前提下，避免浪费；（4）系统性原则，绿色经济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宏观经济运行系统，其中各要素之间相互关联组成一个有机整体，因此在指标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应从整体角度把握各指标之间的关系，使各指标之间形成有机衔接，才能揭示绿色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及相互关联；（5）可操作性原则，所有涉及的指标须有可靠地数据来源，应具有能够获取的现实可能性，具体处理时还应考虑数据获取及处理的难易程度；（6）可比性原则，指标体系所用数据的统计口径应该一致，方便进行不同时间和空间上的对比。
（二）优化处理方法。
由于绿色经济所包含的范围很广，在遵守上述指标体系设计原则的基础上，为避免指标过多导致的信息冗余，同时也考虑到数据搜集难度及成本等问题，需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对根据经验初步建立的指标体系进行优化处理，主要内容有：（1）全面性、可行性检验，指标体系是否包含了目标的各个方面，每个指标是否可以直接或间接获得；（2）相关性检验，若同一个层次的各个指标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那么在对各指标的信息进行综合时，会使其所反映的信息产生较大重叠，影响评价结果的客观性和可靠性。因此可以通过相关分析判断各子要素内部及各子要素之间的相关程度（pearson相关系数），并以此为依据来对相关性较高的指标进行精简。（3）有效性检验，在相关度较高的各个指标之间，如何确定保留哪些指标，剔除哪些指标，可以通过有效性检验实现。在所构建的指标体系中，如果所有被评价的对象在某个指标上呈现几乎一致的评价值，那么就可以认为这个评价指标几乎没有鉴别力（无效）；相反，如果被评对象在某个指标上的评价值出现明显的差异，则说明这个指标有较高的鉴别力（有效）。具体可以采用标志变异系数来判断，保留相关度较高的两个指标中变异系数较大的指标，剔除变异系数较小的指标。
三、绿色经济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绿色经济体系篇2
国务院：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
据中国政府网2月22日消息，国务院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意见》从生产、流通、消费、基础设施、绿色技术、法律法规政策等6方面对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作出部署安排，并明确了85项重点任务和牵头单位。
《意见》提出，实施绿色技术创新攻关行动，围绕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等领域布局一批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科技攻关项目。
《意见》强调，要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大力推动风电、光伏发电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水能、地热能、海洋能、氢能、生物质能、光热发电。加快大容量储能技术研发推广，提升电网汇集和外送能力。增加农村清洁能源供应，推动农村发展生物质能。促进燃煤清洁高效开发转化利用，继续提升大容量、高参数、低污染煤电机组占煤电装机比例。
金融支持方面，《意见》指出，要大力发展绿色金融。发展绿色信贷和绿色直接融资，加大对金融机构绿色金融业绩评价考核力度。统一绿色债券标准，建立绿色债券评级标准。发展绿色保险，发挥保险费率调节机制作用。支持符合条件的绿色产业企业上市融资。支持金融机构和相关企业在国际市场开展绿色融资。推动国际绿色金融标准趋同，有序推进绿色金融市场双向开放。
此外，《意见》进一步明确了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目标。要求2025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明显优化，绿色产业比重显著提升，基础设施绿色化水平不断提高，清洁生产水平持续提高，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成效显著，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碳排放强度明显降低，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更加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更加有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初步形成。
上述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具有较强的宏观性和战略性，也是一项长期性、艰巨性任务。国家发改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强化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做好年度重点工作安排部署，研究解决推进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重大情况及时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下一步还将深化与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领域的政策沟通、技术交流、项目合作、人才培训等，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气候治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指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既要设定高标准形成倒逼的动力机制，还要增强形成发展自主意识的能动机制建设。通过形成绿色发展的共同意识和绿色标准，倒逼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实现供给和需求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
谈能源产业：走绿色低碳发展道路
绿色经济体系篇3
目前世界各国对经济社会活动的统计都比较重视，而对于循环经济，应该用哪些指标来衡量，采用怎样的统计方法和调查体系来搜集数据，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还比较薄弱。中国尤其如此。作为统计部门，当务之急是要会同有关部门抓紧建立健全循环经济指标体系和相应的统计调查制度及工作体系，切实做好有关数据的采集和分析工作，定期公布结果，以便比较全面准确地对循环经济的发展情况作出定量描述，有效地进行监测、检查和督促。近几年，绿色GDp在我国日益受到关注，每年的“两会”中，都有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就绿色GDp写了议案和提案。国家统计局对这项工作非常重视，并与有关部门和研究单位一起开展了多项专题研究。通过这两年的研究实践，我们深深感到，要真正建立科学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从目前看，首先必须处理好以下几个问题。
理论问题。绿色GDp通常是指在GDp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主要包括土地、森林、矿产、水等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包括生态环境、自然环境等)损失的代价后的余额。但这样做是否必要和可行，国内外在理论上还有较大争议：如何计算绿色GDp上，尚未取得一致；事实上，即使在是否应该计算的问题上，也没有取得一致。
如何采集数据。我们现有的统计体系、制度方法和调查渠道对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还很不健全。资源环境的核算资料，主要靠政府主管部门广泛设立检测站点，形成网络，直接进行测量，取得原始数据。有些资料是难以全面采集的，有些数据采集起来成本非常高昂。
如何确定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的价格。要对资源和环境的损失计算出价值量，光有实物量还不行，关键需要确定一个价格。但资源和环境大多无法从市场价格中寻找参照，要确定其价格就成为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比如，珍稀动物灭绝了，它的损失怎么定价?确定资源和环境的价格，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也是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主要障碍。
如何按地域进行扣减。生产统计可以严格接属地原则进行。而对资源和环境的损失，还简单地按照同样的原理去进行扣减，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假设淮河上游(河南)排污，污染了下游(安徽)，该扣河南的GDp，还是安徽的GDp?可能会有扯不完的皮。污染往往是没有边界的，特别是大气污染连国界也没有。
绿色经济体系篇4
[关键词]绿色经济；指标体系；熵值法
[中图分类号]F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2095-3283（2013）09-0087-03
[作者简介]刘彬（1991-），女，福建福州人，福建师范大学协和学院，研究方向：金融学。
发展绿色经济是在对传统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进行生态改造的基础上，重点发展环保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以创新为动力，以绿色化为发展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率与效益为手段，通过不断创新和高效管理，在资源与环境约束条件下，实现经济、环境、社会协同发展。我国相关学者立足国际绿色经济发展模式，探索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战略路径，指出绿色经济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1]；以地区为研究对象，构建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层次分析法进行测算、评价，最后提出发展对策[2]。
福建省作为海西经济区的主体，由于历史、区位等原因，多年来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转变。随着工业化、城镇化逐步推进，认清福建省绿色经济发展现状和当前绿色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而加快转变福建省经济发展方式，向绿色生态方向转型，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共赢，已成为福建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一、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绿色经济是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它涉及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环境承载与社会发展四个层面，即将市场和生态相结合，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资源能够有效利用，人类现代文明与人类发展相融合。发展绿色经济的过程，不仅体现了人类技术进步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还包含了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因此，评价指标的选择必须要遵循协同创新原则、“三效统一”（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原则、可操作性原则以及绿色先导原则。
根据绿色经济的内涵以及指标构建原则，从经济发展持续健康、资源利用回收循环、环境污染控制减排和社会效益综合有效四个角度出发，选取21个指标，将指标划分为四个层面：经济效益、资源利用、环境承载以及社会效益，以此来评价、考察福建省绿色产业的发展现状和潜力（如表1所示）。
二、评价方法
根据福建省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及所搜集到的样本数据，本文采用基于熵值法的多指标综合评价模型进行综合评价。熵值法可以根据指标数据提供的信息量对指标进行客观赋权，从而减少主观因素的负面影响，增加指标权重的透明度和可信度，并在多指标综合得分的基础上进行相对性评价，在不同时期对福建省绿色经济发展可以作出更客观、合理的评价。
基于熵值法原理，假定对m年绿色经济发展进行评价，由n个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用数学模型表示如下：
1对样本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
为了消除量纲和量纲单位的不同所带来的不可比性，先对评价指标进行无量纲化处理。本文采用公式（2）和公式（3）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
2计算指标x′ij的比重yij
3计算指标信息熵值e及信息效用值d
第j项指标的信息熵值为：
其中常数K与系统的样本数m有关，对于一个完全无序的信息系统，有序度为零，其熵值最大e=1，当m个样本处于完全无序分布状态时yij=1，则
某项指标的信息效用价值用该指标的信息熵ej与1之间的差值表示，即
4估算评价指标权重
第j项指标的权重计算公式如下：
5计算综合得分
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后，可以利用公式（9）计算出区域创新能力的综合得分。
根据以上构建的熵值法评价模型，对福建省2006—2011年绿色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测算，得出评价结果见表2。
三、评价结果分析
由图1可知，福建省绿色经济指数是建立在四个子模块指数根基之上的，两者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2006—2011年福建省绿色经济发展整体呈现向好的趋势。2011年福建省绿色经济指数达05481，较2006年上升了327%；2007—2008年，福建省绿色经济发展指数有所下降，这主要是因为由于政府对绿色经济发展重视程度不够，一系列社会绿色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投入力度有所下降，导致绿色经济社会效益下降。2009年以后，政府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支持力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提高绿色经济社会效益，促使绿色经济整体指数恢复增长并稳步上升。
2006—2011年，福建省经济效益指数整体呈稳定上升的态势。这主要是因为步入工业时代中期，社会、市场以及大众对绿色环保的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开始向现代绿色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单位GDp能耗、电耗不断下降，生产成本开始降低。同时区域产业结构开始优化，以第三产业为代表的绿色产业集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凸显。
福建省绿色经济发展综合评价体系下的四个子模块中，
以资源利用模块指数上升幅度最大，在2009年达01831，较2006年增长841倍，反映了福建省六年间对资源循环利用的成绩，从侧面彰显了伴随着绿色技术、绿色工艺对传统技术工艺的替代，对提升资源绿色利用的贡献；2009—2011年资源利用指数不断下降，反映了福建省资源利用水平不够稳定，仍然存在较大的改善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环境承载指数呈波动下降趋势，这主要是由于污染问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节能减排缺乏长效机制，省内绿化生态效益不明显。福建省环境污染控制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仍有待进一步解决，在今后相当长时期里，环境容量有限将成为制约福建省绿色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
2006—2011年，福建省绿色经济整体呈现良好发展趋势，但是仍然存在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不够优化、省内污染控制力度不强、绿色技术研发投入不足且成果转换率低等问题，不仅影响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也制约了福建省绿色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四、福建省发展绿色经济的对策建议
（一）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绿色产业
2011年福建省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为392%，较浙江省的452%、广东省的462%仍存在不小的差距，福建省产业结构仍然有待优化。一方面要加强改造传统产业，淘汰落后的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以第三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生态农业等为代表的高效益、原生态绿色产业，并以此作为绿色经济发展的先导带动产业，实现由传统的低效益、高排放、高消耗生产方式向高效益、低排放、低消耗的绿色生产方式转变，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二）加强绿色技术开发与应用，提高资源利用率
绿色技术是区域绿色经济发展的第一生产力。绿色技术的推广需要遵循“研发—应用”的发展模式。为此，福建省首先要加大绿色技术的研发力度，加强科技投入，联合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构建“政产学研”的战略同盟体系，为绿色技术的研发夯实根基；其次，要把握市场方向，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鼓励企业联合高校，依托市场信息，并借助企业平台，将绿色技术充分、及时地在市场推广，解决资源利用中的技术瓶颈，借助绿色技术的应用，提高对废弃资源的回收再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发展循环经济。
（三）加大污染排放监控力度，严格节能减排
要加强对污染物排放监管，确定重点污染企业名单并对其实行严格监管，组织定期和不定期专项检查，对污染物排放不达标或超标的企业，实行挂牌跟踪，要求限期整改、治理。建立企业排污情况实行报告制度、污染物排放增量、减量、变量等“三量”台帐，建设并运行全省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监控系统。
合理利用有限的能源资源，实行节能减排。要把推进节能降耗作为政府科技投入的重点领域。积极组织科研机构实施重大节能技术专项研究，优先发展关键和共性节能技术项目，大力支持企业和应用开发高效节能工艺、设备和产品。要严格控制高耗能项目审批，把能耗标准作为项目审批的一道强制性门槛，建立严格的耗能行业准入制度。
（四）建立健全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及政策
首先，政府要改变“唯GDp论”的观念，将环境保护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体系，建立健全绩效评价和政绩考核机制。其次，建立健全节能环保法律法规，并严格执行已有的节约能源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循环经济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法规。抓紧研究制定废旧电器、电子、建筑废弃资源回收利用的法规。第三，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政策。通过政府补贴、奖励、利益补偿方式对绿色项目给予支持。第四，建立科学的绿色经济评价指标体系和统计核算制度，为绿色经济发展相关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以不断完善相关政策，为发展绿色经济提供有力保障。
[参考文献]
[1]杨晶从国际模式看我国绿色经济发展战略[J]生产力研究，2012（11）：156-158
[2]张小刚长珠潭城市群绿色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及路径选择[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9）：87-90
绿色经济体系篇5
关键词：循环经济；金融功能；绿色金融体系
中图分类号：F8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31(2008)10-0013-04
循环经济是在发达国家率先实践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我国政府积极推动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模式。“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我国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发达国家循环经济的实践经验表明，循环经济需要立法先行与政策推动，而我国政府也在积极推动《循环经济法》和相关的财税政策的出台与实施。然而发展循环经济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更需要强有力的资金支持，仅仅依靠立法约束和财税手段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能力有限，在我国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开发与利用金融工具支持循环经济发展也是必然选择。
一、循环经济的产业转型需要面向市场的金融支持
1.循环经济的技术推动与金融支持
循环经济倡导的3R(reduce，recycle，reuse)原则以资源节约和生态效率为目标，以技术进步为前提――循环经济在发达国家的先进制造企业中率先实践也印证了这一模式所需要的技术进步前提。就技术进步过程而言，生产经验积累与市场需求导向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技术进步，以需求为导向的技术开发可以加速技术创新过程。技术开发需要资金支持，技术开发过程亦存在各种风险成本。因而，为技术进步提供资金支持，规避技术开发过程的金融风险也是现代金融发展的目标之一。
2.循环经济的产业转型与金融支持
产业结构理论与经验研究结论揭示了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演化与产业升级的显著推动作用。我们可以预测，循环经济以资源节约与生态效率导向的技术进步推动其产业结构转型的方向是资源再生产行业和环保产业比重的不断增加，同时资源生产率将取代劳动生产率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标志。然而，这也意味着技术进步的方向从追求劳动生产率转向资源生产率的提高。从技术经济性角度来看，由劳动节约的技术进步转向资源节约的技术进步方向也会增加关联行业的技术开发成本并伴随着技术的不经济性，而克服转换成本则需要有相应的财税与金融手段支持。另一方面，作为新型行业的资源再生产和环保产业，在其起步阶段，受技术约束与市场规模限制，自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其发展过程同样需要有相应的财税政策与金融手段的有效支持。
3.面向市场的金融支持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的必然选择
循环经济是可持续发展的先进理念，无论从技术经济条件或者市场需求条件来看，现阶段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经济发展战略推动。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过程即是在政府预设发展目标前提下，通过制定相应的财税和金融手段促进发展目标的实现过程。计划经济背景下，我国具有实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度基础，建国初期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改革开放过程实施出口促进工业化战略，都是以财税政策为主，在促进各阶段的发展目标实现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改革深化以及宏观经济规模扩张，国家财政手段与税收杠杆对宏观经济的调控能力受到限制，而以市场机制为前提的金融手段对于宏观经济的引导作用日益加强，在这种背景下，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战略工具也需要强化金融手段的支持。强化金融手段调控宏观经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目标的实施，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
二、我国金融体系的环境功能缺失与绿色金融改革
1.我国金融体系的环境功能缺失
金融发展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而社会经济发展对金融功能拓展与完善也提出更高要求。纵观金融发展的历史，金融功能与经济发展阶段的关系可以见表1。
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部分沿海省区则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从金融功能视角审视我国金融系统发展状况，国内金融机构在便利交换和中介结算方面的基础功能健全，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系统在促进资本形成和优化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也日益显现。然而，我国金融系统在推动技术进步和提供衍生功能方面则处于较低水平。一方面，可以理解为是我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使然；另一方面，则是受长期计划经济背景下形成的宏观经济管理理念影响，我国金融系统功能也存在着“财政化”功能越位和“市场化”功能缺位的双功能错位现象。[1]或者说，政策性金融往往被国家的财政功能替代，而金融作为市场化的调控工具的作用有限。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发挥市场化的金融功能的调控作用势在必行，而我国的金融调控也需要服务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并与我国宏观经济的发展战略方向保持高度一致。现阶段，我国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旨在协调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长期以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目标导致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失衡，而我国金融系统在促进经济增长过程中也存在着环境保护功能的缺失。一方面，我国商业银行对企业的生产性质无需判断，生产过程并不作为信贷资质的评价依据；开发项目的环境影响未纳入到信贷评价体系；对于环保产业或绿色认证企业没有特殊的信贷优惠。另一方面，我国传统政策性金融机构(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主要服务于国家的专项任务和经济增长目标，也没有在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有效作用，最典型的例证就是，至今为止，我国尚无一家银行宣布其接受赤道原则①。
2.绿色金融的功能定位
绿色金融就是将环境保护纳入到金融功能的服务范围，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目前有关绿色金融的概念界定尚不统一，相关表述见表2。[2]
在我国，绿色金融也称为生态金融，是可持续金融的一种表述形式，它以绿色价值为导向，倡导生产和生活的绿色理念，以科学发展为原则，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为目标。因而，我国绿色金融的功能定位为：一是引导生产企业从事绿色生产和经营，引导消费者形成绿色价值消费理念；二是动员社会资本流向资源节约技术开发和环境保护事业，促进我国经济实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节能减排的可持续经济发展目标。
3.我国实施绿色金融改革的必要性
首先，绿色金融是金融功能拓展的一个重要领域，现阶段我国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科学发展道路，基于发展观的转变即对金融功能的拓展提出要求，而绿色金融则可以为促进科学发展观的实践提供金融服务支持。发展绿色金融即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同时也是我国新型工业化战略与循环经济发展的产业转型的战略推动工具。
其次，从我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日益突出的现实背景来看，2006年我国公布首份绿色GDp报告，其中测算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为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GDp污染扣减指数)；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角度，全部处理2004年排放到环境中的污染物，需要一次直接投资10800亿元，占当年GDp6.8%左右；而我国当年GDp增长率为10.1%(修正后数据)，尚不足抵消当年环境污染损失与污染治理成本，我国经济增长过程的环境损害令人担忧。[3]
再次，从金融企业的自身发展来看，规避风险是金融发展的基本目标，而环境风险越来越受到金融企业关注和重视，联合国环境署金融自律组织(UnepFi)指出了这一趋势背后的原因：一是金融企业的经营行为与经营场所造成的资源消费与环境污染费用，也涉及保险业的金融机构对与环境相关的索赔有直接利益关系。二是不良的环境表现会引起金融投资客户的盈利能力下降，并最终危及债务安全以及增加客户偿还债务的风险等。[4]在我国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背景下，我国企业生产和经营面临的环境风险的潜在威胁不能不引起高度关注。
三、构建我国绿色金融体系的对策建议
1、拓展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业务，提升其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资金保障能力
绿色信贷是服务于环境保护目标、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银行信贷业务的统称。[5]2007年7月，环保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联合了《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标志着我国绿色信贷业务全面启动。绿色信贷实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地方环保部门的企业环境违法信息针对性不强、时效性不够，不能适应银行审查信贷申请的具体需要，影响绿色信贷执行效果；商业银行缺乏绿色信贷的专门人员、机构及制度，信贷工作人员对环保法律法规、政策了解不足，制约了绿色信贷深入；绿色信贷的标准多为综合性、原则性，缺少具体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环境风险评级标准等，商业银行难以制定相关的监管措施及内部实施细则，降低了“绿色信贷”措施的可操作性；缺少推进绿色信贷的激励机制，对于环境保护做得好的企业缺少鼓励性经济扶持政策，不能有效吸引银行业支持环保项目等。
针对上述问题，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与完善地方环保部门与商业银行间的沟通联系机制，建立企业环境责任信息共享平台，保证地方环保部门提供的企业环境责任信息具有时效性；其次，商业银行需要将绿色信贷业务作为新业务的主要拓展方向之一，建立对口业务部门，提高业务人员对我国现行环境法规与环境政策的认同与执行能力；第三，发挥人民银行的窗口指导作用，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和循环经济产业转型要求不断完善绿色信贷指导目录，提供利率优惠和信贷规模与期限优惠的政策指导，并以“赤道原则”的国际规范为依据，制定商业银行的信贷环境风险评级标准等；第四，加强政府监管部门与商业银行的合作，对商业银行违规向环境违法项目或企业贷款的行为实行责任追究和处罚措施，对执行绿色信贷成效显著的商业银行实行奖励政策，从而调动并确保商业银行推行绿色信贷的积极性，增加绿色信贷的可操作性与实施效力。
2.发挥政策性金融的循环经济导向作用
通过建立政策性金融组织，可弱化投入循环经济生产的金融资本的逐利性，为循环经济生产提供政策性或廉价资金支持，为其提供资金成本低等市场竞争优势。[6]现阶段发挥政策性金融对循环经济的导向作用，首先是要充分利用现有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所具有的政策性金融优势，支持与循环经济中的环境、资源等问题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融资；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发展，促使农业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全面提高；支持面广量多的中小企业进行清洁生产技术改造；支持环保高科技企业进行循环经济技术研发和循环经济设备生产。其次，可考虑建立专门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性金融组织，将发展循环经济的财政支持与政策性金融优势有效结合起来，发放财政贴息和低息信贷业业务、发行绿色债券、提供循环经济项目的风险担保等形式支持实施循环经济试点单位或完善区域循环经济体系的投融资服务。第三，考虑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政策性金融不应被视为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金融主体，因而在其支持循环经济项目的融资方式和风险担保方式上，应该以商业银行提供的绿色信贷业务的配套融资方案为主，这也是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客观要求。
3.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直接融资能力促进企业成长与产业转型
作为新兴资本市场，我国的资本市场处于快速成长时期，其融资能力与增长潜力空间较大。现阶段，发展循环经济可以充分利用快速成长的资本市场。首先，对于部分具备一定资产规模和技术力量、运作规范的大型环保企业，可以通过上市、发债等形式融得生产与研发、更新清洁生产技术和设备所需的资金。其次，对于环保类中小企业或资源再生类的企业，今后亦可尝试到创业板市场上市融资。第三，可以通过金融公司发行绿色债券间接融资用于专门支持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或项目的新增设备和技术改造投资贷款等。充分利用资本与债券市场的融资能力来解决循环经济发展的资金不足，动员社会力量监督循环经济发展方向，从而减轻和化解循环经济发展前期的资金投入风险。
4.大力发展资源再生与环境保护的产业投资基金
现阶段我国的宏观货币政策还存在着一刀切现象，在实施信贷指导过程中不能有效区分资源消费类与资源再生类项目，致使某些资源消费类生产中引进的资源再生类技改项目受到信贷政策抑制。[7]商业银行对循环经济项目的绿色贷款也会受短期逐利性和信贷风险等因素而集中于近期循环经济获利能力较强的项目，但循环经济的本质特征是闭合物质生产系统，过分集中某一环节的循环经济投资支持不利于循环经济的长远发展。从长远来看，循环经济的产业链条越完整，整体获得能力越强。针对这种情况，首先要尽快完善宏观货币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对接机制――大力发展产业基金，利用其开放融资、共担风险的优势，面向社会筹集资金，重点支持和促进发展循环经济的企业及项目。其次，通过产业投资基金的政策投融资方式向战略性的资源再生与环境保护部门投资，同时要避免对循环经济的单一生产环节的固定资产投资的盲目扩张，而对于有助于延长产业链、提高产业附加值、提高行业长期收益的领域进行重点引导投资。第三，建立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产业投资基金，该基金承担政策性金融与循环经济产业政策的双重使命，可以将国家环境保护各项投资纳入投资基金管理，并吸纳环保人士的投资捐助以及社会闲散资金，专门投资各类循环经济项目、循环经济产业链条的不同环节。鉴于循环经济的产业转型过程的长期性和远期社会经济效益前景看好，循环经济产业投资基金的短期收益可能不如一般产业投资基金，但从长远来看，其收益前景却是非常乐观的。
总之，我国要推进循环经济战略实施需要金融系统的全面支持，而我国的金融体系只有通过绿色金融体系改革才能有效支持循环经济发展与产业转型需求。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不断完善条件下，构建绿色金融体系要发挥商业银行的金融主力军作用和政策性金融的辅助引导作用。此外，充分利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并不断开发金融衍生产品、推动金融创新等也是完善我国绿色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补充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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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GreenFinancialSystemandpromotingthetransformationofindustriesStructureofCirculareconomyLiULi
(CenterofinternationaleconomicandtradeResearch，GuangdongForeignStudyUniversity，Guangzhou，511495)
绿色经济体系篇6
一、绿色经济背景下的我国农业
1、绿色农业发展的必要性
从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相比于发达国家而言，仍旧处在一个极低的水平，尽管农业经济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性，但是在经济质量上存在着十分眼中的问题，同时由于受到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已经遭遇到极为严重的制约。问题集中体现在土地资源匮乏、水资源紧缺、水土流失、环境污染等几个方面。从最新统计的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的实际耕地面积为19.51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不足世界人均占有量的二分之一。即便在现有耕地总面积不减少的情况下，随着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我国将出现极为严重的耕地缺口。据测算，2020年，我国耕地缺口可能近3亿亩。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不超过220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缺乏环境保护意识，我国每年水土流失的总量已经超过50亿吨。水土流失所导致的土地养分流失，已经造成全国4%的耕地处于地产状态。草场退化，土地沙漠化的程度日趋严重，水土流失总面积超过15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六分之一。水土流失还引发了各种次生灾害，例如洪水和泥石流。长期以来，剧毒农药在土壤中的残留问题，存在着极为严重的食品安全隐患。由于受到这些因素的制约，我国农业经济如果按照传统的生产方式，其发展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少，而且无法满足未来人口需求，更谈不上国际竞争力。因此必须走绿色农业经济发展之路。
2、绿色农业经济的发展前景
绿色经济是以生态经济为基础的，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经济模式。绿色农业经济是绿色经济的一种表现形式，其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最高形式，是一种农产品安全为目的的标准化农业，是具有可持续发展性的，新型农业发展模式。由于绿色农业的发展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从种植、田间管理、产品收获、加工、储藏、营销等环节都需要大量的财力支持，加之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基础向来薄弱，尽管政府每年在农业上的投资超过数千亿，但是面对绿色农业生产基地的前期投入，仅仅依靠政府的补贴是难以为继的。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政府的补贴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补贴的形式也过于单一，没有形成系统性的补贴体系。同时，绿色农业经济的早期发展，离不开政府的补贴，但是如果没有稳定和持久的经济支撑，必然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更谈不上产生显著的经济效益。因此，绿色农业经济的发展必须走市场化的道路，利用资本市场为自身的发展服务。但是，我国农村地区长期以来，金融市场的不但没有发展，反而严重萎缩，农村地区金融供给严重不足，政府的补贴能力有限，严重制约了绿色农业经济项目的实施。
二、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所存在的问题
1、农村金融体系的结构性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末，国有四大商业银行纷纷开始大规模退出农村市场的举动，股份制银行更是无意去填补国有商业银行所留下的商业空白，县级以下地区，几乎看不到银行的踪影，被撤销的银行分支机构共有31000多家，这直接导致了农村金融体系的结构性缺失。同时，农村合作基金会、民政互助储金会以及供销社等具有辅的金融机构，由于缺乏足够的资金支持，也纷纷撤销，进一步恶化了农村金融体系的完整性，导致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在功能上，以及供给上出现了极为严重的短缺。从理论上而言，金融服务体系应该是以银行为主导的，证券经纪与交易也、保险也、信托投资业相互配合的综合体系。据此分析，我国农村地区实际上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因此也不可能提供优质的金融服务。由于正规的金融部门确实，非正规的金融部门根本不可能承担起市场责任，因此必然会出现贷款结构失衡的情况。真正用于农业的贷款是少之又少的，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起，乡镇企业的贷款始终远远高于农业贷款，因此农业经济发展长期处于低速状态。
2、农村金融体系功能上的缺失
由于农村地区缺乏正规的金融机构，因此必然缺乏正规的金融服务能力。这种功能上的缺失，直接导致农民贷款难的问题，因此农业生产、农业经济很难有长足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全国二十多个省的农村地下信贷总额将近8000亿，只有50%的农户选择从正规的金融机构贷款。从非正规渠道借贷，意味着承担着更大的市场风险，因此也会进一步抑制农民投资绿色农业项目的积极性。
3、农村金融体系供给上的不足
从1995年起，农村地区每年的金融缺口已经超过了5000亿，并且随着经济发展的需求，这一缺口正在不断地加大。以2007年为例，政府在农业上的补贴也就在4400亿左右，远远无法满足农业经济发展的需求。金融供给不足，导致农民贷款难，农村资金严重外流。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有很多，例如农村金融部门缺乏营销意识，缺乏市场竞争意识，缺乏金融服务意识。同时，贷款办理手续，程序复杂，贷款方式过于单一等，都不利于农民从金融机构获得贷款。从现有统计数据显示，农业银行只能够满足5%-8%的资金需求，根本就没有发挥到金融机构应有的金融供给作用，70%以上的农户只能够依靠民间借贷，或是私人借款等方式解决资金需求的问题，因此存在着巨大的市场风险。
三、农村金融服务的完善对策
1、完善金融服务体系结构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完善的金融服务是以完善的金融体系结构为前提条件的，完善的金融体系结构主要是以合作金融为主体、政策金融为导向、商业金融以及民间金融作为补充，农业保险作为支撑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体系。农村合作金融在整个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应该占主导地位，合作金融作为当前世界最为主要的农村金融模式，其主要依托的是民主决策与法人治理机制。合作金融的优势在于，其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将所筹集的资金，用于社员。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在我国农村地区大规模实行合作金融并不现实，一方面由于农民经济基础较为薄弱，同时缺乏制度保障，容易产生各种纠纷。因此在现有的条件下，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完善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结构：首先，在农村地区大力发展商业银行，在县级以下地区增设各类金融服务机构，在机构的设置上，可以设置强制性的标准，明确规定金融分支机构的数量，从而确保其能够在农村地区发挥吸收存款的作用，进而限制农村地区因资金外流所导致的供给紧缺。
2、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功能
建立完善的农村金融机构体系，并不意味着建立了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应该是多层次，多主体的。不同的金融机构，其所承担的市场责任，以及服务功能应该是有所区别的。以农业银行为例，其作为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资金储备上具有非常雄厚的实力，其主要的服务对象应该定位于农村地区的中小企业、农业龙头企业等，当这些企业从事有利于绿色农业经济的项目时，农业银行应该发挥积极地推动作用，地方政府也应该给予一定的政策扶持，促进这些项目的顺利实施，促进农村企业以及农业企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以及绿色农业经济的发展。农业发展银行可以定位于农村地区的基础性设施的建设，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利于改善农村地区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的建设应该服务于绿色农业经济的发展，作为当地政府在政策上应该给予大力的支持，将绿色农业经济项目作为政府重点项目，在项目的建设上可以采用商业化模式，利用市场机制尽快将项目落实到实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在2009年出台的《关于改善农村致富服务环境的指导意见》中的相关规定，农村信用社应该逐步形成综合性业务体系，各类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之间的支付平台应该尽快完善。农村信用社作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其应该成为农村金融服务的主体，其主要服务的对象是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在信贷方式上应该具有更多的灵活性，但是一定要注意合作社的制度建设，在贷款的方法上注意严格性与及时性的平衡。截止2011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农村合作信用社在农村金融服务上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贷款余额超过13万亿元，直接受惠的农民超过7258万人次，并且为全国1.33亿农民建立了信用档案。同时，还要积极发展邮政储蓄银行、以及村镇银行，小额贷款机构等多种形式的金融服务模式，为农村地区不同需求的人，提供必要的金融服务，促进农村地区的金融发展。农村金融机构应该积极创新金融产品，提升金融服务的质量。金融机构的服务应该满足农民的实际需求，例如创设小额贷款，微型贷款等金融产品，尤其是对中低收入农户，以及偏远地区的农民，应该给予一定的照顾，帮助其缓解燃眉之急。同时，可以将在城市中已经运作成熟的金融产品，引入农村地区，例如投资理财、信用卡、收付费等业务。
3、完善农业保险体系
绿色经济体系篇7
【关键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绿色GDp;可持续发展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绿色GDp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被人类的接受,自然资源和环境问题受到全世界的普遍关注。以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环境为出发点,将自然资源与环境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化”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建立绿色国民经济经济核算、构建绿色国民经济分析方法体系就成为研究热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即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将经济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描述经济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可持续发展的分析、决策和评价提供依据。为进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而确定的一整套理论方法即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又称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综合环境经济核算体系(联合国有关文献使用的概念是Systemofintegratedenvironmentalandeconomicaccounting,缩写为Seea)。
如同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Sna)的核心指标,绿色GDp则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绿色GDp是在对现行Sna中GDp进行修正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目前学术界对绿色GDp尚无一个权威的定义,但各种定义的根本原则是一致的,即它们都是在考虑了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资源的损耗和环境的破坏的基础上对GDp进行修正来定义绿色GDp。目前,国内较为一致的观点是:绿色GDp是在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基础上,扣除经济发展所引起的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后得到的一个总量指标,它反映了一个国家或地区在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以后的经济活动之最终成果。绿色GDp实质上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绿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国民经济增长的正面效应越高,经济增长与自然环境保护和谐度越高,反之亦然。
在人们对绿色GDp的种种争议中,有四种观点值得特别关注,即绿色GDp万能论、绿色GDp迫切论、绿色GDp简单易行论和绿色GDp无用论。绿色GDp万能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是完美的、是万能的,他们把目前经济建设中产生的问题,归结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欠缺,认为只要进行了绿色GDp核算,就可以解决环境问题,就可以转变目前资源消耗型的经济增长模式。绿色GDp迫切论的持有者主张应尽快建立绿色GDp核算体系,并以其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首要指标,在短期内迅速以此来衡量经济运行情况和政府的能力。绿色GDp简单易行论的持有者认为绿色GDp这个指标能否计算只是资金投入的问题,只要政府肯投钱、研究人员肯出力,环境成本和资源损耗就能得到合理的量化。与绿色GDp万能论相反,绿色GDp无用论持有者认为绿色GDp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必要核算,根本不是一个可以独立存在的统计指标,对绿色GDp持有抵制的态度。
笔者认为,绿色GDp是在GDp的基础上考虑经济活动对资源环境的影响,是一种兼顾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保护的指标。其反映的是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追求的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是效率与速度的协调发展。从全世界的角度看,对绿色GDp进行了近40年的不懈探索,我国对绿色GDp的关注与研究也有20多年的历史,这本身就说明绿色GDp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必要性。此外,不少人把绿色GDp核算等同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认为只要有了绿色GDp就可以反映经济与环境的关系。实际上,就像GDp是国民经济核算的产物一样,绿色GDp来自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GDp核算离不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建立。因此,应当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绿色GDp,即不能人为地夸大其作用,盲目崇拜,也不能消极地认为其无用甚至抵制,既不能轻言简单,也不能急于求成,应当充分认识到这是一个相当艰巨而又复杂的过程,需要不断地探索,不断完善其理论基础,积极稳妥地推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发展。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状况
(一)国外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各国政府、著名国际研究机构和学者一直为构建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进行着艰辛的探索。1971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首先提出了“生态需求指标(eRi)”,试图利用该指标定量测算与反映经济增长对于资源环境的压力之间的对应关系。1972年托宾(Jamestobin)和诺德豪斯(williamnordhaus)提出净经济福利指标(neteconomicwelfare),将家务劳动价值、地下经济创造价值、闲暇以及环境成本考虑到GDp核算中。1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nationalwelfare),主要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1989年卢佩托等(RoberRepetoo)提出国内生产净值(netDomesticproduct,简称nDp),重点考虑了自然资源的耗损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1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Daly)和科布(JohnB.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ofSustainableeconomicwelfare),并于1994年进行修改,该指标考虑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因素所造成的成本损失。1995年9月,世界银行首次向全球公布了用“扩展的财富”指标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由“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4大组要素构成。同年,世界银行提出了“真实储蓄率”(GenuineSaving)指标,真实储蓄率是从国内总储蓄中扣除人造资本、自然资源和环境折旧,它为评价一个国家或地区财富与发展水平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更加有力的评判依据。
近年来,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在许多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西蒙等人(Simon,2000)的《绿色国民核算》就综合反映了绿色核算的最新成果。他从国民账户的历史出发,提出了绿色国民核算的方法、模型、构造与应用等。哈特维克(Hartwick,2000)的《国民经济核算与资本》分析了纳入环境资本后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在账户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和经济方法的改进。巴特尔穆茨等人(Bartelmus,1998)的《环境核算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国际收入与财富在资源环境方面的应用,提出了关于资源环境核算的框架、理论与方法。马肯亚等人(markandya,1999)在《欧洲绿色国民核算――四国案例研究》中,根据荷兰、英国、德国、意大利四国绿色核算实践,对自然资源和污染物排放量的核算进行了研究。在上述理论推动和联合国、欧盟、世界银行、经合组织及多国政府的不懈努力下,目前已逐步形成若干重要的核算体系,包括:联合国等的《综合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缩写为Seea)、美国亨利・佩斯金(Henrypeskin)教授的应用于菲律宾的《环境与自然核算项目》(缩写为enRap)、欧盟统计局的《欧洲环境的经济信息收集体系》(缩写为SeRiee)、荷兰统计局的《包括环境账户的国民核算矩阵体系》(缩写为namea)。相比之下,当前比较权威的是Seea核算体系。Seea体系是惟一获得国际权威性机构认可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其统计上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且其卫星账户与总量指标相协调,该体系的编制方法已被20多个国家或地区采用。目前Seea已经有了1993-Seea,2000-Seea和2003-Seea共3个出版物,它们分别标志着Seea发展的不同阶段。1993-Seea提供的是理论框架,2000-Seea提供的是操作指南,2003-Seea则是实践经验的总结,Seea已从理论走向实践。但就目前来看,Seea仍然处于研究过程中,其中一些内容至今还存在争论,有待于进一步修订和完善。
随着对环境与资源问题的日益重视和对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与核算方法研究的不断完善,一些国家在资源与环境核算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尝试。挪威、芬兰、德国、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瑞典、澳大利亚、日本、前苏联、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菲律宾、墨西哥、哥斯达黎加、印尼海地、萨尔瓦多、泰国、巴西等20多个国家的政府或研究机构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或环境核算理论、方法的研究与实施方案的探索和试验,目前探索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国家的数量呈上升趋势。
(二)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
我国关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的研究起步略晚,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目前,中国的环境资源核算研究大多分为环境污染损失核算研究和资源核算研究两个方面。对中国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最早也比较全面的研究是过孝民、张慧勤于1984年开始主持的《公元2000年中国环境预测与对策研究》。该项研究在计量方法、数据处理、结果表述方面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被冠以“过――张模型”,该模型重在对污染损失的计量。1988年由李金昌主持进行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侧重探索将自然资源环境核算纳入国民经济体系的理论与方法。20世纪90年代初由金鉴明主持的“中国典型生态区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研究,在生态损失的计量研究上取得了进展,使得人们对中国生态破坏的经济损失有了一个大致的量化概念。
从国内的各学术研究机构来看,1988年受国际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自然资源核算及其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课题研究,首次尝试进行了关于自然资源核算的研究。1996-1999年,北京大学研究小组应用投入产出技术,提出可持续发展下的绿色核算,即对资源、环境、经济的综合核算,重点对核算模式、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讨。2000年,北京市社会科学院设计了以绿色GDp为核心指标的核算体系,并以北京市为对象,系统地进行了1997年的环境质量和资源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绿色GDp测算,得出在扣除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带来的损失后,北京市的绿色GDp为当年核算GDp的74.9%。
在政府层面上,开展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的部门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做了大量的研究实践工作。2004年3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启动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简称绿色CDp核算)研究》项目,开展环境污染核算研究工作,初步建立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并于2005年在北京、天津、重庆、河北、辽宁、浙江、安徽、广东、海南、四川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框架是依据《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而建立的。《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对资源的核算,同时兼顾了环保支出与环境成本,主要对资源耗减价值核算、环境退化价值核算和资源管理与环境保护支出核算进行研究。《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侧重于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实物量与价值量核算以及环境保护成本的核算。基于环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是一份可以为全国及局部地区进行环境核算提供具体指导的框架性指南,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在上述两个核算体系框架的基础上,完整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分为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和环境退化成本核算两部分,其中环境退化成本包括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自然资源耗减成本核算具体包括耕地资源、矿物资源、森林资源、水资源、渔业资源等五大类;环境污染损失具体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和固体污染等三大类。
2006年9月,国家统计局与国家环保总局联手首次正式了《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报告指出,2004年,全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该报告是第一份基于全国不同地区和不同部门的环境污染核算报告,是迄今为止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最新、最权威的研究结果,标志着中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不过,由于部门局限和技术限制,此次核算未包含自然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退化成本中的生态破坏成本,只是计算了部分环境污染损失,一个完整的绿色GDp还需要更为艰苦的工作。
考察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国外的研究起步较早,理论较为完善,国内的研究尚处于起步和发展阶段,有待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配套机制的完善上加强研究和规范。二是国外指标体系构建的研究成果尽管丰富,但相当多的指标体系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在具体的实施上需要有所发展。三是从指标构建来看,各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容虽不相同,但指标构建方向都是社会、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体系。四是核算方法总体上讲侧重于实物核算,价值核算由于涉及内容的复杂性,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核算方法的多种多样,导致了计算结果难以统一,相互间的可比性差。五是从目前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实践经验和效果看,虽然在具体核算项目选择、定价方法和评价有效性方面各有千秋,但普遍存在具体核算过程的实现和核算精度受数据资料基础约束的问题,而且往往编算范围越宽泛,这种影响越突出。总体来看,由于绿色GDp在数据获取和核算方法上存在很多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形成一套国际公认的绿色GDp核算制度,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数据。目前,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仍然是一个充满探索、实验的研究领域。
三、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的问题
(一)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理论研究还需进一步加强
目前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基本上处于对国际成果的跟踪状态,还不能全面、系统地把握整个Seea(2003)所提供的理论与方法。虽然我国已经建立了《中国资源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和《中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框架》,初步构筑了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框架与基础,但它们对实际数据测算工作的理论支持和指导程度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二)绿色国民经济核算面临很多技术挑战
一是资源环境的产权划分难以实现。除了已探明、确定归属的自然资源,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境的产权归属确定十分困难。二是资源环境的定价较为困难。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关键点就是资源和环境的价值计量,资源和环境大多数无法从市场价格中寻找参照,而目前所提出的各种估算方法还难以形成统一的、举世公认的标准。三是资源环境损失与经济发展缺乏同步性。通常经济发展所导致的直接环境损失人们往往能够计算,但却很难预料到间接的后果和长期的损失。四是按地域扣减资源环境损失很难实现。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开放性”,当环境损耗跨地区时,无法确定该损耗的具体归属。
(三)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数据基础薄弱
资源和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和调查渠道还不健全,资源耗减和环境退化的核算资料主要靠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广泛设立网络式检测站点直接进行测量来取得原始数据,这就使得有些资料难以全面采集,有些数据的采集成本非常昂贵,数据的可得性和准确性存在很大的缺陷。
(四)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制度安排基本空白
一是环境法规、统计法规的不完善,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有关的环境统计规划、统计制度和统计标准还未出台,导致统计的不完整和不精确。二是评价标准的不完善,资源环境核算本身就极具复杂性,而我国还没有建立针对资源环境核算的工作规程、制定评价和评审的标准。
四、我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完善和发展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研究和实践是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合作与努力。
(一)加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的研究,完善资源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加强对森林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等地上资源耗减的估价方法研究,实现宏观耗减核算与微观企业耗减核算工作一体化。目前对环境损失的估价方法都具有很强的个案性和特殊性,应进一步探讨模型化、标准化的评估方法。加强对生态成本计量和评估研究,使其研究成果能够应用到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践领域中。
(二)建立绿色会计制度,完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微观基础
会计核算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微观基础,借鉴国外经验,加速我国绿色会计的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建立科学合理、系统完整并符合国情的企业绿色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立完整的绿色会计信息系统和企业绿色报告信息披露制度,设计与制定具有操作性的绿色会计准则。
(三)建立环境资源核算指标体系和数据采集系统
从反映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环境污染等角度建立起一套科学、完整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统一统计调查方法,完善统计报表制度,对核算口径、核算方法、数据质量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和标准,相关部门建立必要的数据信息交换机制,为后续研究和核算工作的开展提供技术和数据保证。
(四)加强合作与交流
搭建相关部门统一的工作平台,下设若干核算专题小组,在统一协调部署下,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和目标,负责组织试点和实施工作。继续加强国际合作,从我国社会经济制度、统计能力等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的经验,采用适合我国实际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
综上所述,我国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任重道远,应坚持科学性、理论性、前瞻性和适用性原则,以联合国Seea2003为指南,加快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理论与方法研究和制度建设,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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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体系篇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5.009
绿色经济概念最早由英国环境经济学家大卫·皮尔斯1989年于《绿色经济蓝图》中提出，并逐渐得到广泛认同。2008年绵延至今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通过绿色转型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对于摆脱经济危机、提升国家竞争力并在未来占据全球制高点和领先地位的重要作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等重要国际组织先后发起了绿色增长倡议，在2009年的G20伦敦峰会上，全球领导人达成了“包容、绿色以及可持续性的经济复苏”共识。作为一个新兴经济大国，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将对其未来经济繁荣乃至全球经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中国正面临各种规模庞大、情况复杂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变与环境保护的挑战与机遇，尤其是在宏观层面，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保障尚不健全，制约了中国绿色转型的成效。如何通过恰当的制度创新，进一步推进转型成本效率的提高和体制机制与政策法规质量的改善，加快并深化中国的绿色转型是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本文针对上述问题，归纳总结了国际上发展绿色经济的普遍经验，中国的绿色经济发展现状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并据此提出了未来绿色发展的行动路线和政策建议。
1 绿色经济发展的国际经验
1.1 绿色经济倡议及重点行动
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过后，国际上提出了通过国际多边合作及在国家层面推行“绿色经济倡议”，旨在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复苏以及中长期战略目标——寻求新的就业机会，创造新的竞争力。在经合组织绿色增长战略中，重点关注的政策要素主要包括：能够体现自然资源的维护和积累的经济政策，包括产权和价格政策等；以加强环境保护与促进经济增长作为相辅相成的双重目标的财税政策以及推动绿色增长的科技政策、机制与体制等。最重要的是要确保不同政策的相互融合和协调一致。尽管侧重点不同，许多经合组织成员国提出绿色增长方案，具体见表1。
在Unep发起的全球绿色经济倡议中，绿色投资、政策与机制改革相结合是在21世纪全球经济可持续复苏与创造绿色就业，实现绿色经济发展的基础。Unep在经济危机期间提出的“全球绿色新政”得到了各国的响应。在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G20国家共投入4.5兆亿美元的经济刺激的财政计划，至少15％用在了与绿色投资相关的领域，在中国的586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中，有2000亿美元可视为“绿色投资”。但最重要的是，绿色经济并不只是在短期内，对金融与经济危机的暂时反应与行动。Unep的全球绿色经济倡议同时强调绿色投资与各个国家中长期战略规划相结合。
1.2 国际绿色经济发展经验
在全球经济绿色转型的进程中，尚未形成可以全盘照搬的“一揽子政策方案”或通用模式，但是从一些oeCD国家以往的结构调整与改革的经验中，仍可以看到许多共同之处，并对今后绿色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发展提供借鉴，包括：
(1)重视政策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度。获得公众对结构调整与改革的支持，关键在于：一是加强政策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度；二是针对政策与改革带来的效果和影响与公众进行客观有效的交流。
(2)强调政策导向与企业行为的相关性。在绿色转型中，企业对政策的响应以及行动尤为重要。同时，企业对政策框架的制定有以下要求：一是市场信号如价格信号、供需变化特别是在资源与能源相关领域尤其重要；二是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充分体现在市场风险、风险回报以及市场规模的变化中；三是在技术的开发与推广过程中，政府与企业能够携手推动。
(3)普遍建立政府部门间、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利益协调机制。关键在于不同政府部门之间、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要紧密协调与合作，实现不同政策工具的合理组合与高效利用，形成整体一致的共同利益，达成政府各部门、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共赢局面。
(4)着重要解决分配不公问题，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有针对性地利用补偿机制来解决由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引发的阶段性分配矛盾，成功经验包括在环境相关税收增长的前提下，对农民的直接现金补贴或是劳动收入的税收减免。
另外，需要强调的是，从许多oeCD国家的经验来看，环境与气候变化政策并不会对国际竞争力产生负面影响。
1.3 对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启示
对中国而言，绿色经济转型是对以往粗放式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和反思，是对如何同时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的探索。有四方面的国际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和借鉴：
一是充分尊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不能过多干预市场运行。同时，应重视政府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引领作用，强化政府对市场的监管和政策引导，弥补市场失灵带来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等负外部性。
二是宏观经济政策与绿色产业转型的协调配合至关重要，财政与税收政策应在推进产业结构的转型与升级过程中充分发挥作用。
三是科技研发与创新是行业内部绿色转型与跨行业间协调发展的重要动力。
四是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绿色化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贸易和对外投资带来了污染和棕色产业的转移。中国应充分重视、警惕并积极应对进口和对外招商引资过程中的污染转移问题，也应当充分重视、警惕并积极应对在国内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的污染转移问题。
2 中国绿色发展面临的挑战
中国绿色经济的转型虽然已经起步并取得了积极进展，但距离绿色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还有很大的差距。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在资源环境、行政体制、管理机制、法律法规与政策、科技创新能力、社会绿色道德体系等方面均面临着诸多挑战和难题，全球经济一体化也给中国发展绿色经济带来严峻的外部压力。
2.1 资源环境压力巨大
中国经济面临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进程，这给能源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环境承载能力带来了巨大压力，同时也增加了中国经济转型所面临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和综合性。表现在一是资源短缺日益严重；二是能源需求日益扩大，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国家能源安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三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系统退化严重，历史欠账较多，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投资需求量大。
2.2 体制机制缺陷制约绿色转型
以GDp为导向的政府和官员政绩考核机制决定了发展经济是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而在目前的财政分权体系下，地方政府事权和财权严重不对应，特别是在环境保护与医疗、卫生及基础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发达地区的政府越来越依赖于土地财政，既抬高了地价和房价，又推动了城市发展的大拆大建，激化了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矛盾。同时，由于权责不清，同时存在市场化不足和市场化过度的现象(见图1)。
图1 官员政绩考核和财政分权体系
Fig.1 Governmentofficial'spostachievementassessmentandfiscaldecentralizationsystem
2.3 法律法规与政策工具的支撑不足
在具体的政策工具层面：一是尚未形成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相互协调配合的、完善的绿色经济发展法律政策体系；二是绿色财政投入不足，中央和地方预算投入过少，没有建立稳定的预算投入科目和机制，地方政府和民间资本参与绿色投资的激励不足；三是绿色税收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资源和环境税税种设置不全，排污收费制度下费率过低，企业没有足够的动力进行污染治理与技术创新；四是促进绿色经济发展的社会融资机制不健全，制约了绿色经济的持续发展。
2.4 科技创新能力亟待提高
目前尚缺乏绿色技术引进和开发的综合性规划。绿色经济发展的关键领域目前仍以技术引进为主，关键技术和集成性技术缺乏，技术竞争能力薄弱。技术创新的基础性投入不够，没有形成有效的技术创新机制。中小企业及节能环保技术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潜力仍有待发掘。一方面国家研发投入的推动不足；另一方面，政府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引导不够，缺乏有利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激励性机制和市场化融资机制。
2.5 社会绿色价值和道德体系尚未全面建立
当前，中国尚未建立起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社会绿色价值和道德体系，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缺乏政府引导和宣传，社会公众绿色经济意识薄弱，绿色价值理念尚未全面形成，难以对绿色经济发展产生有效的内在驱动。二是绿色市场体系建设滞后，管理不严格，绿色产品认证制度不规范，绿色产品市场占有率低，绿色消费市场尚未真正建立。三是社会不公问题比较突出，对弱势阶层、妇女、少数民族等群体的关注和支持不够。四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滞后，公民生存和发展权难以得到有效体现。
2.6 外在压力与挑战严峻
中国在绿色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外在压力和挑战也极为严峻。一是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一些发达国家可能借环境名义实施绿色贸易壁垒，对中国出口构成限制；二是一些国外投资商为了获得高额的经济利润和逃避本国高额的成本内在化和绿色贸易管制，利用中国环保标准低、环保执法不严格、环境管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将高能耗、高污染行业向中国转移，加重中国环境压力；三是中国目前作为世界上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国际减排压力，给中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提出了严峻挑战。
3 中国绿色发展整体框架设计
3.1 基本框架
绿色经济对于中国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同时，也应该看到，发展绿色经济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国内，都没有形成统一的模式，绿色经济发展更不能一蹴而就，而是需要漫长的过程，在绿色经济发展初期，尤其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不仅面临较高的经济成本，也可能面对较高的社会成本。因此，发展绿色经济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提出我国绿色转型战略的基本框架(见图2)，框架设计突出了一个主题、两大战略、六项任务和六项保障措施。通过“双转双创”，实现突破资源环境约束和共享发展成果两大目标，最终实现增加国民财富和人民福祉之目的。
在绿色经济发展的目标层，主要突出“转型”和“创新”两大战略。围绕“转型”战略，重点强调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和政府管理职能转变两个重点领域，明确政府和企业在发展绿色经济中的定位；围绕“创新”战略，重点强调体制机制创新和科技创新两个方面，通过科技进步，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动力基础，通过机制体制创新，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保障。
在绿色经济发展的任务层，提出了促进绿色经济区域协调发展，大力推进三大产业绿色转型(包括发展绿色农业、构建绿色工业体系、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促进绿色就业与社会公平和推行绿色消费模式等六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这些重点任务，涵盖了区域协调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谐社会发展、绿色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和增强综合竞争力等中国“十二五”期间以及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方向。
在绿色经济发展的保障层，依据“转型”与“创新”战略的具体要求，提出了法律法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区域政策、财税政策、技术创新政策、国际合作等方面的保障措施，较为全面地涵盖了绿色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各项支撑和能力建设的内容。这些保障措施的实施和落实，将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奠定坚实的基础。
根据绿色经济发展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综合考虑到当前绿色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与中长期战略方向，结合各项政策措施的可操作性，最后提出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建议。
3.2 发展监测与评估
如何客观和直观地反映绿色经济发展进程及发展成效，是包括oeCD和Unep在内的重要国际组织及世界各国广泛关注并持续探索的主题之一。经合组织在绿色发展的政策研究过程中，已初步建立了衡量宏观经济社会发展的绿色增长指标体系(见表2)，这一体系对中国发展绿色经济有一定借鉴意义。
针对中国“十二五”期间绿色发展与转型的战略要求，绿色发展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既突出绿色经济的本质与内涵，又充分反应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特征，还要体现不同发展阶段发展方式与模式多样化的特点。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作为新型绩效评估体系的工具，需要通过简单化、易操作、指示性强的少量指标表征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关键转型领域、结构特征、实际效果等。本研究结合“十二五”规划对不同主体功能区发展战略和优先领域的规划，提出区域化的绩效评估体系(见表3)。
图2 中国绿色经济发展总体框架设计
Fig.2 China'sgreendevelopmentframeworkdesign
4 中国发展绿色经济的政策建议
对中国而言，继续传统发展老路是行不通的。中国要想改变目前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模式，实现绿色、具有竞争力和包容性的可持续发展，并没有现成的模式和经验可以遵循和借鉴，而是需要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绿色经济发展道路。从体制机制方面考虑，推动绿色经济发展需要在不同层面上获得突破：
(1)在国家层面上，重点要通过观念和体制机制创新，保障绿色发展：
树立绿色价值观念，推动生产和消费行为转型——从国家、地方乃至个人，要改变传统的国家财富与个人财富观念，新财富观包括自然资产、社会凝聚力以及创造财富的方式。要改变GDp唯上、以牺牲环境和社会和谐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过度消费等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观念和行为。
转变政府角色，处理好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进一步明晰政府职能，解决目前政府错位和失位问题，关键是建立起政府行为的公众监督和问责制度，确保政府职能依法行使，减少对市场和企业市场行为的干预，提高政府运作效率。这是决定绿色转型是否能够顺利推进的关键因素。
建立促进经济转型和激励创新的机制和体制——鼓励绿色生产、绿色投资和绿色消费，减少政策和市场失灵的负面影响，建立落后产能淘汰补偿和生态补偿机制，通过产权和定价方式改革，建立对资源产权的保护和补偿机制。
强化绿色创新能力建设——从战略角度看待绿色经济所需要的新型和跨学科技术，迈向以现代服务业为导向、劳动密集型的、以平等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
(2)在区域层面上，建立差别化的区域发展战略和高质量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引领绿色发展：
鼓励基于各地区发展潜力的绿色区域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和挖掘东部地区在产业集群，研发创新，环境保护以及金融服务领域的能力和潜力；发挥中部和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较为完善、人力资源充沛的优势，使之成为在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后的新制造业基地；充分发挥西部地区资源丰富的优势(人力、土地和自然资源等)，大力发展可持续采矿业、设备制造业以及新能源产业。
实施集中式城市化战略。中国应积极推动集中式城市发展，鼓励超大型城市和城市群发展。中央政府应积极指导地方行动，制订统一标准，监督执法，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对地方政府的行为进行引导，制定统一标准，强化执法监察，通过约束地方行为，对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进行控制和引导。
健全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转型补偿机制。进一步健全对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转型的补偿机制，推动资源使用和受益地区直接向资源开采地区支付合理的补偿，国家财政给予必要的补充。
(3)在行业层面上，鼓励通过转型和创新支撑绿色发展：
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总体目标是通过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实现农产品安全、生态安全和资源安全，重点要突出四个转型：农业发展政策、农业生产组织、农业技术服务和农业管理体系。
构建绿色工业体系。以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为基本原则，在绿色创新的战略引导下，寻求整个工业生产过程绿色化，并达到经济和环境效率的双赢。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绿色创新，着力突破核心关键技术。
创建绿色服务业体系。强调在不损害满足程度的前提下，通过生态或者绿色服务来补充、替代传统服务方式，以减少原材料和能源的消耗，促进生态的良性发展。
(4)在社会发展层面，重视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和妇女作用的发挥，保障绿色发展成果共享：
通过创造就业机会、财政转移支付和直接补贴，增加对贫困地区的支持，促进发展成果共享，这是最有效的减贫和提高社会凝聚力的方式和机遇。
充分发挥妇女对绿色经济发展的引领和支持性作用，提高女性工作机会上。妇女不仅应在传统的绿色领域(环境保护、资源管理、手工艺、建筑、物流等)发展，还应积极参与到在非传统领域，特别是一些高新技术领域。
扩大国家“绿色创新”体系开放程度，为技术创新、部署和推广提供现实的和有创造力的平台与途径，从而加强伙伴关系和竞争能力。
5 小结
(1)通过发展绿色经济，创造新的发展和就业机会是占领未来全球竞争优势地位，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重要途径，主要发达国家正在制定面向绿色发展的绿色增长计划，为抢占未来国际竞争优势做准备。
(2)中国资源环境面临的压力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大，环境资源问题比任何国家都要突出，解决起来也比任何国家都要困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这不仅是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和必然需要，也是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积极贡献，将对人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3)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循环经济和低碳经济已经为中国的绿色发展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中国已经开始步入了绿色发展的道路。但是，现有的体制机制制约了绿色转型的成效，尤其是以GDp为导向的政绩考核机制及事权和财权失衡的财政分权体系，对绿色发展带来较大障碍。
绿色经济体系篇9
论文摘要:在经济高速增长，能源与资源浪费严重，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的情况下，国家统计局和环保总局在全国十省市试行了绿色GDp核算，发现存在着核算资料缺乏、环境损耗难以量化等不利因素，既而转向绿色会计、单位GDp能耗等.本文丰要就绿色会计、绿色GDp.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内涵及三者之间的联系做了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长方式比较粗放，能源与资源的浪费严重，环境问题突出。以此，中国开展了以绿色GDp为核心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试图测算出环境的破坏对经济的影响，在经济增长中计人环境成本，从而提倡更为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
2006年，英国《金融时报》有关《中国放弃“绿色GDp”计划》的报道，对此，国家统计局则表示先做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实物测算方面，暂时不做价值的估算，作为需要给出一个数字的绿色GDp，现在确实难以实现。并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及”绿色会计”作为绿色GDp的替代方式。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就绿色会计、绿色GDp、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做一研究。
1.绿色会计、绿色GDp、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内涵
1.1绿色会计及主要内容
绿色会计的研究始于本世纪70年代早期，最为突出的是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政府间专家工作小组在连续几次的会议上讨论过绿色会计问题，并建议各国研究相关的准则。
绿色会计是会计学、环境科学、现代经济理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相互结合，运用一定的方法，以货币单位、实物单位计量或用文字表达的形式，反映、报告和考核企业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和生态环境资源等成本价值，平衡人工资本和自然资本，全面反映自然资本和企业、社会效益的一门新兴会计科学。绿色会计突出核算企业自然环境成本，在提高企业自身直接效益的同时，更注重企业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从而全面监督反映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其基础内容可分为三部分:自然资源消耗成本;环境污染成本;企业的资源利用率及产生的社会环境代价评估，同时包括对国家经济发展宏观决策的评估。其区别于传统会计的显著特点是增加了自然环境内容，特别重视环境科学与会计实务的结合。由于与自然环境关系复杂，考虑到目前的绿色会计核算技术方法的可操作性，其核算对象主要是:绿色成本，包括自然资源成本、自然资源损耗、环境保护支出等;绿色收入，包括自然资源收人、环境污染收人、资源环境保护收人等;绿色会计收益包括资源环境收益、绿色利润等。
1.2绿色会计的核算方法
绿色会计的确认计量是将涉及自然环境的经济业务也作为会计要素，经过辨认确定其数量、价格，加以正式记录并人会计报表的过程。价值计量公式简列如下:
现实使用价值=直接使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总用户价值=现实使用价值+未来使用价值自然资产价值=总用户价值+存在使用价值
其中:间接使用价值、未来使用价值和存在使用价值又是自然资产价值计量中最困难的内容，需要借助于价格替代法、支付意愿法、接受意原法等。确实难以计量的环境污染，可用数学模型适当测算估计量化。
1.3绿色GDp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
传统的GDp核算一方面没有扣减环境降级成本，另一方面将环境保护支出作为投资活动，结果是污染物排放越多，环境保护支出就越多，GDp也就越大。绿色GDp就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是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后的国内生产总值;从概念来理解，绿色GDp是建立在GDp基础之上的，并不是一种全新的指标;从核算方法上看，绿色GDp是在传统GDp核算的基础之上，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纳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因此，绿色GDp并非一种全新的概念，也不是对传统GDp的颠覆性变革。应该说，绿色GDp是一种对待人与自然的新态度，一种人类对以往高消耗、高污染发展模式的反思。一般来说，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为虚拟成本，环境保护支出为实际成本，由于资源环境问题是非市场化的，没有明确的市场价格，这就给估算资源耗减成本、环境退化成本带来很大的技术困难。可见，绿色GDp核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目前，其核算方法还很不成熟，依旧处于探索过程之中。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就是在现有国民经济核算的基础上，考虑了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将经济活动中的自然资源耗减成本与环境污染代价予以扣除，进行资源、环境、经济综合核算，形成一套能够描述资源环境与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能够提供资源环境核算数据的核算体系，亦称为资源环境综合核算体系(Seea)。
如同，GDp是传统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绿色GDp则是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
2.切实推苛侧录色会计为绿色国民经济核算和绿色GDp核算提供坚实基础
绿色经济体系篇10
一、倡导绿色会计核算，建立全方位环保体系
中国要构建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社会，急需绿色会计核算与绿色审计监督(简称绿色核算监督)。在中国实施绿色核算监督，是实行绿色循环经济的体系保障，是构建全方位环保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进行节能降耗的绿色核算，提高资源利用率，实施真实绿色财富的绿色审计监督，才能防止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实现绿色GDp增长，才能确保我国循环经济核算战略的实施。绿色核算监督是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全新的经济核算监督，是一种循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环境清洁生产有机结合的良性循环发展核算监督，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产物。绿色核算监督内涵广博，包括绿色统计、绿色GDp、绿色会计、绿色审计、绿色融资、绿色资本、绿色税收……等核算监督。绿色核算监督已成为现今国内外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主流。中国总会计师杂志社刘丽君社长在《肩负媒体职责 倡导绿色核算》中指出，绿色GDp核算呼唤催生了我国绿色会计核算的发展，已在我国刮起了一股绿色会计风。《中国总会计师》杂志作为中国一级财会类杂志，肩负媒体的光荣职责，早在2003年创刊第一期就推出了关于绿色会计的文章，介绍我国绿色GDp核算和绿色会计核算理念；倡议媒体进一步加强对绿色GDp核算和绿色会计的宣传；普及绿色经济知识；报道绿色核算和绿色会计的学术成果；探索绿色核算和绿色会计的发展方略。为绿色核算和绿色会计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提升全社会对绿色GDp核算和绿色会计的认同，推动中国绿色会计事业的发展。
二、自然资本核算观
自然资本是认识环境和环境环保的一个新视角，环境是一种具有很大价值的资产，保护环境就是保护自然资本。将自然资本计价明确纳入资源环境与绿色核算体系中是绿色核算监督的重点与难点。把自然资本纳入资源环境与经济核算体系的观点，首先来自《中国21世纪议程》中的“自然资本”和环境是自然资本来源的观点。世界银行于1995年首次引用了“自然资本”概念，公布了“扩展的财富”指标，并以此作为衡量全球或区域发展的新指标。扩展的财富中包含了自然资本、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四大要素。而由资源、生命系统和生态系统构成的自然资本的涵义共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是自然界给人类提供的可供开发利用的各种自然资源；第二层是由动植物、微生物构成的生命系统；第三层是自然资源和生命系统构成的能够给人类和全部生命系统提供服务的生态系统。因此，自然资本核算观也就是概括了为支持生命系统的生态系统的总和的绿色核算观，也就说自然资本是有价值的，要把自然资本纳入资源环境经济核算观。
三、“零排放”绿色GDp核算法
现行的GDp核算体系只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没有考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的经济损失，因而无法真实地评价经济增长趋势及社会财富积累。该体系还助长了一些地区为追求GDp增长而破坏环境、过度使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并从根本上动摇了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基础。为克服传统GDp核算体系的缺陷，应对目前日益严峻的资源与环境挑战，利用全新的绿色GDp核算体系替代传统GDp核算体系已经逐步成为一种共识。在中科院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绿色GDp扣减核算法的基础上，环保专家钟定胜提出了运用“可持续、效用衡量、横向可比、数据采集”四大原则进行社会总效用衡量的“零排放”绿色GDp核算法，备受人们关注。该方法针对国民经济生产中每个可能造成环境生态损害的环节都采取了虚拟环境修复措施进行弥补，因此它核算的是净社会总效用的增加情况。由于引入了社会平均治理费用来计算虚拟环境修复部门的修复费用计量核算，因此，这个核算方法不仅操作上简便易行，而且数值核算上相当稳定，基本满足数据可获得性原则和横向可比性原则，同时它又能从整体上较为准确地反映全社会经济福利的真实产出状况，可称谓真实可信的“零排放”绿色GDp核算法。
四、宏观环境会计
宏观环境会计是以国家为核算主体，利用会计核算的原理与环境经济核算的结果，对一国经济活动对资源与环境的影响(使用、消耗)进行货币(辅以实物)核算。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会计系耿建新教授与宏亮博士从宏观环境会计概念出发提出自然资源耗减估价方法进行案例分析，使入耳目一新。他们用自然资产的价值，使用未来净收入的现值估价的现值法、使用者成本补偿视同资源耗减的使用者成本法、自然资产的租金净价格法、推导出全新自然资源耗减的估价公式。把此公式运用于煤炭行业的上市公司“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神火股份”)及石油天然所行业上市公司“辽河金马油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辽河油田”)，具体的资源耗减估价之中，这种对自然资源耗减估值方法的适用性与可行性进行探索性的实证研究在我国尚属首例。
五、森林资产会计核算
多年来森林资源的长期无偿使用乱砍滥伐造成森林锐减，生态失衡水土流失，物种减少洪水泛滥引人关注。实行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进行森林资产会计核算，是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是深化林业内部改革的必然趋势；是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森林资产管理”的实质就是实行森林资产会计核算管理，是细化林业分类经营管理体制、理顺林业产权管理制
度、适应中国“国情”的对森林实行的科学管理。四川省林业厅财务处退休干部陶仁川的《森林资产会计》观点鲜明务实，是对森林资产“公允价值”核算方法的重大突破，使森林资源资产化管理成为可能。“以讦估促进核算”的方法(即：市场价或公允价值核算)，解决了森林绿色会计核算计量难题。其核心是以产权单位(即国有、非国有林业企事业)的森林资产，经首次评估确认其价值量(即清产核资)，以后按森林的自然生长规律(即生长率)来计算增值额，该方法无论理论上、具体操作方法上都有了根本性突破。
六、绿色会计应用
随着现代工业的迅猛发展，公司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不考虑自然资源的优化利用和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致使人类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空气污染日趋严重，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全球气候遭到改变，将直接危及整个人类社会生存。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必将引起了会计领域的一次绿色革命。通过对环境会计在公司环境管理中的应用分析，将环境活动纳入公司会计核算体系，在传统会计的基础上利用会计手段来计量、反映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披露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及公司环境责任的履行情况已成为大势所趋。南开大学环境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郝冀认为，绿色会计核算应用能达到此目的：实现环境投资核算可以帮助其降低经营成本，避免未来的环境负债，提升公司绿色产品商誉，增加企业绿色利润及社会环境效益。绿色会计应用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边缘学科，它所反映和控制的对象极其复杂，它的间接对象是环境资源的物流运动，即从环境资源的形成、获取，到环境资源的开发创新的整个过程；它的直接对象是环境资源的价值运动，即环境资源价值、环境资源的耗费、环境资源损失、环境资源成本、环境资源的经营开发收入、绿色收入和绿色利润等。
七、绿色核算研究倡议
“绿色”是生命之色，“绿色”是人类生命力的象征，“绿色”是21世纪信息知识经济时代的代表色，“绿色”以生态及环境的代名词深入人心，向一切旧传统经济观念发起了绿色文明挑战。为全面加强中国绿色核算与监督课题研究，特提出绿色核算研究倡议。
1．倡议在中国会计学会环境专业委员学会的领导下成立“环境会计研究课题组”，率先组织热心于绿色核算与监督研究的专家学者，与环保专家密切合作，共同携手开创中国绿色核算研究新局面。
2．倡议树立绿色GDp科学发展观，积极为会计法及注册会计师法修改工作建言献策，建议增加绿色会计及绿色审计内容。
3．倡议开展中国绿色核算与监督信息电算化研究。为严格执行环境评价法，开展企业iS014000环境认证、绿色会计核算、绿色审计监督工作服务，争做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促进派。
4．开展企业环境报告披露制度研究。将争创资源低消耗、污染零排放的绿色企业的绿色核算调研列为首要研究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