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财产保护法篇1
关键词：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2-0379-02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也是社会的发展动力，同样未成年人，也关系着国家的未来。自从国家颁布了《中国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以来，社会各界对于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进行了长时间的探讨与研究，其中，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的保护，就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益是基于国家、社会、学校、家庭以及法律等平台，从而保障未成年人的财产权不受到侵害。未成年人是特殊的群体，他们和成年人不一样，不具有独自保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能力，还不够成熟，如何才可以完善未成人财产权的保护制度，也是当今社会，乃至整个世界都要去重视、去探讨的话题。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也有着重大的影响，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于国家来讲未成年人财产权保护都是至关重要的。它影响祖国的发展和民族的进步，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落实以人为本，提高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实施的重要措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所以法律也就有了存在的必要性。
一、未成年人保护概论、意义
1.澄清与界定
研究问题要抓住根源，也是必要的先行条件。因此，明确未成年人的概念，具有重大意义，也为问题的发展探究奠定了基础。未成年人的含义，目前对它的界定一般都是由法律做出具体的规定。可以对比其他国家的规定，很多国家都是以18周岁作为年龄的具体上限。英国《刑法》将14-18岁之间，应负刑事责任者称之为未成年人。我国的宪法则是规定：年满18周岁后即成为成年人，而保护未成年人的法律也规定了，未成年人的年龄界限就是18周岁，我国《民法通则》对未成年人的年龄界定，与《未成年人保护法》是一致的，未成年人概念范围较广，而每个国家对于未成年人年龄的规定，也有所不同，不过一般都是在未满15-20岁的范围内。因为环境、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影响，所以对未成年界定不一致。具体本国而言，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与法律，则可以看出对未成年人的年龄争议不大，通常是未满18周岁的公民。
2.理论基础
权益，大多数人认为指的就是权利和意义。其实权益具有多层含义，并不可以从一个方面来对它进行衡量。一是指法律上所具有的保护，权利以及意义。二是指资产包括所有人、债权人两方面的权益。权利和权益是不同的，但是也有相同之处。权利与权益含义，可能是一致的，两者或许可以进行通用。无论是权益还是权利，两者的关系是紧密相连的，都受到法律的保护。从这个角度出发，探究得知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从语言的角度来说，财产就是指一个人所拥有的，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价值的东西。在中国大陆的法律上来讲，财产预算有不同含义的。a仅指有体物品，B不仅包括有形的物品，也同样包括无形的产物。C既包括资产，也包括债务。《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主要指物质财富，比如拥有的资金、股票”等等。未成年人通过继承或劳动得到财产，同时享有了民事的权利。在未成年人财产中，不仅包括有形的财产，也包括无形的财产。有形财产指的就是所有物，而无形的财产，可能指的是知识产权，或者认为有价值的东西，都可以称之为财产。未成年人处于弱势群体，有必要保护他们的财产权益。法律应当保护未成年财产权益的正当性和公平性。他们也同样享有财产所有权。并且可以对财产进行处理。因为享有财产权益，所以其人格才是独立存在与完善的。
3.保护的意义
财产可以把它称之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体现出人对于自身福利的关注。尽管未成年人生存能力对比于成年人是比较微弱的，但是，却不能把他们进行忽视，因此，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财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没有财产人将无法在社会进行生存，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也有助于增强他们的生存能力。未成年人还处在弱势的一方，仅仅靠自身能力，生存是十分困难的，必须借助法律等力量来进行对未成年人的帮助。所以，加强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的保护，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体现。通过法律对未成年人的财产进行保护，社会也可以更加的稳定和谐。让每一个人都能独立的拥有属于自己的财产。想要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益就需要国家通过不断完善宪法，从而达到更好的保护效果。保护未成年人合法财产权益也是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的反映。一方面，可以保护到未成年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维护家庭稳定；一方面，可以落实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社会是由全人类组成的，未成年人也是全人类的一部分，所以社会和谐也需要未成年人和谐，才能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最基本的利益。只有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发展变好，家庭才能和谐，社会才能进步，而且，更重要的是未成年人承载了祖国的未来和希望，一个好的社会要通过法律制度来关爱未成年人、关心未成年人、始终想着未成年人，保障未成年人的基本权益，这样才能从根本保证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益
1.明确法律范围制度
首先明确想要法律保护未成年人的具体权益是什么。未成年人通过劳动或其他有偿方式获得财产。每个人都有劳动的权利，那么也将有获得报酬的权利。如果不能得到自己应有的报酬，那么就可以运用法律的武器，来进行合理的所要。这也是τ谖闯赡耆说模保护法律所存在的必要性，因为它是正规的、合理的，并且是有效的，为未成年人争取到应得的财产权益。
未成年人还可以通过，继承或无偿方式取得报酬。父母可以把财产赠与子女，如果是在不损害他人利益、善意的方式之下，那么就可以通过法律，对所拥有的财产进行登记，从而使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受到法律保护，不会被别人恶意掠夺，这也体现出了法律的重要性，要未成年人有法可依，做到有法必依，那么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就能受到法律的良好保护，从而使未成年人，自己的权益不受损害，所以，法律制度的存在与完善，是非常具有意义和存在必要的。
2.完善法律保障体制
正确的看待监护和亲权。亲权，就是有着浓厚的情感因素，更多的体现出的是父母的权利。而监护不需要以血缘为基础。监护人除了亲属外，其他社会组织也同样可以。完善未成年人的保障体系，也有助于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的保护。只有使未成年人的权益，受到法律保护，其权益才能不受到他人的威胁，只有保障的完善，才能使未成年人，在合法保护自己权益的时候能更大程度的帮到自己。所以完善法律保障体制，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3.完善法律权利保护
可以通过设置财产管理人，来对未成年人的，合法财产权益进行保护。设立监督监护人机构，如果没有监督的权利，那么就会产生问题，监护也是如此，通过国家的公力监督，与私力监督，共同发挥作用，未成年人财产权益才能大程度得到保护。《婚姻法》是调解婚姻当事人、家庭成员、以及家庭社会自己的关系。一部重要的法律应当充分发挥它应有的法律价值，并且不能够忽略未成年人在其中所占的地位。从国家《婚姻法》相关规定中可以得知，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还是比较薄弱的，需要进行完善：首先，可以把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益写到《婚姻法》里面，并同时规定父母，在这方面所要尽到的职责，不能够滥用未成年子女的财产。其次，要规定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这个问题是比较难解决的。因为抚养子女一方的父母，有可能对子女的财产进行侵害，另一方面，发现侵害时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时间，所以在法律的基础上更要进行关注和完善，同样也涉及到未成年人的各方面的发展，如果要进行诉讼时，可以增设未成年人，财产诉讼人，毕竟未成年人不具备诉讼能力，找寻一个能够代表未成年人利益的人也是十分重要的。要把法律进行不断的完善，大力保护未成年人财产权益，这对于社会乃至整个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法律能够很好的保护未成年人权益，所以一定要完善，并且使之能一直为未成年人权益做出贡献，这就是法律存在的意义。
结束语
经过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益和法律保护进行分析，可以得知法律存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未成年人是国家的希望更是国家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乃至世界都要追求的目标，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既能体现出法律的自由与平等的基本价值，又可以体现出，未成年人的独立人格。未成年人同样存在着缺陷，行为能力不够全面导致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因此要加强对未成年的财产权益保护，法律能够更好的保护未成年人，有了法律作为未成年人的支撑，他们的财产权益能更好的被保护而不受侵害，合理的运用法律，不断的完善法律，更好的对国家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进行保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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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财产保护法篇2
[关键词]监护，亲权，完善
监护制度，是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民事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履行监护职责的监督保护人为监护人，受到监督和保护的人是被监护人。监护制度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监护人必须具有监护能力，即监护人既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又应有管制和保护被监护人的能力；二是被监护人是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三是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存在着人身关系或组织关系，即亲属、朋友或是行政上的隶属关系；四是监护的内容是监督和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它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约束被监护人的行为，管理教育被监护人，防止被监护人对社会或他人造成损害。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我国监护制度仍然存在着不少缺陷：亲权与监护权划分不清；监护种类的混乱；监护事务内容的不明确；对监护人权益的忽视，等等。这都不利于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完善，也不利于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同时也是与法律的适应性和超前性相违背的。
一、应正确区分亲权与监护权
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现今各国所设立的监护制度，“无不以未成年人或无能力人之身体及财产的保护，监督为其目的”。我国有关监护的立法主要见于《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一、二节及第六章第三节中，内容涉及监护人的资格、监护的设立、监护人的职责等规定，但囿于通则体例自身及通则规定时社会生活条件与认识水平的局限，通则对于监护的规定既过于原则、笼统，又带有计划的浓厚色彩，因此在诸多方面难以适应我国社会关系与家庭关系的，在实际中可操作性也比较差。
监护制度源起于罗马法的“监护和保佐”制度，最初是为了保护家族和法定继承人的利益，防止他们因缺乏自制和判断能力被他人侵吞财产。发展到现在，监护制度演变为对于不在亲权照顾之下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民事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在日常生活中对保护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任何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起着重要作用。笔者从监护制度的沿革谈起，介绍了监护制度的概念和基本特征，阐明其特征为：监护人和被监护人间存在着人身或组织关系，被监护人是未成年人或精神病人，监护的内容是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民事权益。厘清了监护制度的性质，支持监护义务说，认为监护纯粹是为了保护被监护人的利益，是一种义务性的职责。区分了监护与亲权的差异，说明亲权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管教与保护的权利和义务，是一种身份权，亲权的行使以亲子关系为基础，而监护则主要是一种义务，是一种义务性的职位，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没有特定人身关系，监护权须经特定法律程序才能取得；亲权人对于子女的财产进行处分的限制较宽，多享有用益物权，而监护人不是为了被监护人的利益，不得使用其财产；亲权人对子女负有扶养义务，而监护人对被监护人不负扶养义务；故亲权人不得因行使亲权而索取报酬，而监护人对其监护活动有请求获得相应报酬的权利。并对我国现有的监护制度的缺漏做出说明更进行完善，例如未区分监护与亲权，被监护对象的范围窄，监护的期限未作明确规定。
二、应适当调整监护的种类
监护的种类是监护制度的重要的内容。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主要是两种形式即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法定监护是指由法律直接规定一定范围内的人员为监护人的监护。指定监护是指没有法定监护人，或者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有关部门或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的监护。然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除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之外，还规定有遗嘱监护的设立形式。而从我国《民法通则》〈意见〉的规定看，虽然，我国也有遗嘱设立监护人的情况，但不能称其为一种形式。因为，遗嘱设立的监护没有优先效力，只要有争议便被推翻。笔者认为，为了使被监护人的利益得到及时的保护，鉴于我国尚无专门的监护监督机构的实际，在监护制度中确认遗嘱监护的设立形式，是非常必要的。所谓遗嘱监护是指父母在生前设立遗嘱对未成年人子女由谁监护所作的指定。用遗嘱方式来设立监护人应符合一定的条件，监护关系才能成立。条件有：第一，只有未成年人的父母才能通过遗嘱为未成年子女指定监护人，而不能通过遗嘱为已成年的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指定监护人，也不能由父母以外的法定监护人来指定；第二，被遗嘱指定的公民同意做监护人。因为法律面前公民是平等的，任何一个公民都无权把自己的意思强加给他人，而且，如果被遗嘱指定的公民不愿担任监护人，那就不能很好的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有损监护制度的初衷；第三，父母中的一方不能用遗嘱取消另一方的监护资格，除非另一方没有监护能力。
三、应具体合理地规定监护的内容
监护的内容一般分为监护事务与监护责任等部分。监护事务又可分为人身的监护与财产的监护。鉴于监护和亲权的联系和区别，许多国家（地区）均对人身监护作了补充性的具体规定。如日本民法规定，监护人对于未成年人的人身具有与亲权人相同的权利义务，但若变更行使亲权人确定的教育及居所、将未成年人送入惩戒场等时，应经监护监督人同意。而关于未成年人财产的保护，各国（地区）的规定更为详尽，主要包括监护人就任时须造具未成年人财产目录（清单）的规定、监护人定期的财产状况报告的规定等。如澳门民法典规定，监护人应负责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承租未成年人的不动产、取得未成年人的财产权、为未成年人订立义务性合同等，均需经法院允可后方可为之。反观我国《民法通则》。仅在第18条中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这种概括性的规定，不仅难以操作，而且不利于明确监护人的权利义务，因而难以起到保障被监护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的作用。
未成年人财产保护法篇3
（一）、亲权的含义及特征
一、亲权的含义
诚如日本学者我妻荣先生所言：“人由于有父母子女的关系，从而发生各种各样法律上的效力……。但是，父母子女关系最重要效力，而且是与其他亲属关系有本质不同的父母子女关系的特有效力，恐怕是父母应该处于对未成年子女进行哺育、监护、教育的地位。”[2]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哺育、监护或教育就是亲权制度的核心内容。亲权建立在父母子女血缘关系的基础上，依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发生，专属于父母，被认为是父母对人类社会的一种天职。在现代社会，以教养保护未成年子女为中心的亲权，不仅为权利同时也为义务。作为父母享有的一种重要民事权利，亲权人可以自主决定、实施有关保护教养子女的事项或范围，并以之对抗他人的恣意干涉。亲权又是父母的法定义务，夫妻生育以后，对其自身所孳生、无独立生活能力的儿女进行抚养、教育、保护，是人类的天性，也是夫妻双方对国家社会应尽的义务。因此，父母既不得抛弃亲权，也不得滥用亲权。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所谓亲权，是父母基于其身份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财产进行教养保护的权利和义务。
二、亲权的特征
亲权制度具有以下法律特征：
（一）亲权是父母基于其身份所有的权利义务，因此，亲权人，即行使亲权的权利义务主体，应为父母。至于是以父母一方或双方为亲权人，则因父母子女关系类型的不同、是否存在妨害亲权行使的事实或法律上的障碍而有不同。1对于婚生子女，如果父母双方健在且有正当夫妻关系，则父母均为亲权人，得共同行使亲权，应以其共同的意思决定亲权的行使，如果意见分歧，则应相互协商，合理解决。父母虽处于婚姻关系存续之中，但一方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行使亲权的，如一方死亡或受死亡宣告、一方行为能力受限制、一方长期外出、下落不明、重病、受刑或亲权被停止，应以他方为单独亲权人。父母离婚时，则应以子女的最大利益为依据来确定以父母一方或双方为亲权人。2对于非婚生子女，如未经生父认领，原则上以母为亲权人；如经生父认领，究竟以谁为亲权人，各国规定不一，德国民法第1736条规定以父为单独亲权人，日本民法第818条规定原则上以母为亲权人，但可以协议或裁判确定父为亲权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65条规定生父生母均为亲权人；如经准正取得婚生子女资格，则父母均为亲权人。3对于养子女，应以养父母而不是以亲生父母为亲权人，其规则与上述婚生子女的情况相同。4在我国，由于承认已形成抚养教育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为拟制血亲关系，对继子女而言，生亲与继亲均为亲权人，但是生亲另一方与子女的法律关系依婚姻法第29条之规定并未消灭，所以也是亲权人。此外，继亲将配偶他方的子女收为养子女时，生亲与养亲均为亲权人。生亲另一方与子女法律关系消灭，不为亲权人。
（二）亲权的对象为未成年人。在以往的法制上，不仅未成年人应服从亲权，成年人也应服从亲权。如日本旧民法第877条规定，子女成年兼自立始不服从亲权。故子女虽已成年，若仍在其父母之家而待其抚养，尚不能脱离亲权，仍为亲权之对象。但是，在现代社会，亲权被认为是专为未成年子女利益而设，故已成年之子女，不论其有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也不管其是否独立谋生、能否自立，不属于亲权的对象和范围。事实上，前述日本旧民法第818条已被修正，日本现行民法第818条第一款规定：“未到成年的子女，服从父母的亲权”。已将成年人排除在亲权的对象之外。由于各国对成年年龄的规定不同，并且对法定婚龄的规定也有区别，特别是有些法定婚龄低于成年年龄的国家，将未达成年年龄但已结婚视为成年，造成各国亲权的范围存在差异。如日本民法第731条规定：“男不满十八岁，女不满十六岁，不得结婚”。即法定婚龄男为十八岁，女为十六岁。而在日本成年年龄为二十岁，依日本民法第753条规定，未成年人结婚后，视为因此而达成年。也就是说，虽未达成年年龄但已结婚的，视为成年。因此，已结婚的未成年人不再服从亲权，亲权之对象限于未结婚之成年人。在我国台湾地区，由于法律对法定婚龄、成年年龄的规定与日本完全相同，亲权之对象亦限于未结婚之未成年人。但是却存在例外。对于已结婚之未成年人，父母对其两愿离婚、夫妻财产契约之订立、变更和废止仍有同意权。[3]未成年子女虽已结婚仍应服从父母之惩戒权。[4]
（二）、亲权的内容
亲权应包括对未成年子女身上的权利义务与对未成年子女财产的权利义务，前者又可称为身上照护权，后者又可称为财产照护权。
一、身上照护权
身上照护，即台湾地区民法上所称之“保护教养”，在我国婚姻法上，往以“抚养教育”，“管教保护”等表述。因前者更具有慨括性，不妨使用保护教养的字样。保护指预防及排除危害，以谋子女心身之安全。如预防或治疗疾病，禁止阅读黄色书刊。教养指教导养育子女，以谋子女心身成长之健全。如鼓励从事有益运动，资助学习进修。保护教养权为身上照护权之慨括权利，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权利。
（一）居住所指定权。为了实现保护教养未成年子女的目的，各国民法均赋予亲权人指定子女居住所之权利。子女应在亲权人指定的居所或居所居住。未经父母允许，不得在他处居住。
（二）子女交还请求权。亲权人可请求不法掠夺或抑留其子女之人交还子女。各国民法多未设此权利，但学说及判例均承认其存在。为了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安全，使父母尽到保护教养之责，在立法上确实有必要明确承认该项权利。惟该项权利不得滥用，父母非为管教保护子女专为加害对方或为不法目的而请求返还，构成权利滥用。
（三）惩戒权。亲权人在必要范围内，可惩戒其子女。告诫、体罚、禁闭、减食等手段以达成保护教养目的为限均可采用。至于必要的程度，应依子女家庭环境、子女性别、年龄、健康、性格以及过失之轻重等因素加以确定。父母行使惩戒权超越必要范围，构成惩戒权滥用，可为剥夺亲权之事由。
（四）身份行为、身上事项之同意权及权。具体包括：第一，身分行为之权。身分行为具有专属性，与特定主体不可分离，原则上不得，但在法律有特别规定时，亲权人可代未成年子女为身份行为。第二，身份行为之同意权。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之未成年人实施有关亲属身份变更方面的行为，应征得亲权人同意……如申请认领宣告、同意他人收养子女、协议终止收养等。第三，身上事项之决定权与同意权。如决定生病子女休学、同意动手术等。
二、财产照护权
（一）财产行为权及同意权。具体包括：第一，财产行为权……无民事行为能力之未成年人，应由法定人代为或代受交意思表示。限制行为能力之未成年人，可由法定人代为财产行为。具有身份色彩的财产行为，亦可由法定人，如继承之抛弃、遗产之分割……第二，财产行为同意权。限制行为能力人自为财产法律行为，应征得法定人同意。
（二）子女财产管理权。财产管理，是保存或增加财产价值的行为。广义的财产管理包括财产管理权、使用收益权和处分权、子女具有独立的财产是亲权人行使上述权利的前提。
（1）子女的独立财产。在传统社会，为维系宗法家族制度，禁止子女私有财产。在现代，人格独立为民法之基本原则，各民事主体基于其独立人格得参与各种民事法律关系从而取得财产，未成年人得所有独立于其父母之财产，应无任何异议。从而各国民法均确认子女之独立财产，唯对子女得享有财产之范围存在分歧。台湾地区民法第1087条规定，未成年子女，因继承、赠与或其他无偿取得之财产，为其特有财产。台湾地区大多数学者依此规定认为子女所有财产的范围应限于以继承、赠与等方式无偿取得的财产。我国许多学者采纳此观点。[5]对于未成年子女以劳力，营业或其他有偿行为取得的财产，是否应归属于该未成年人所有，有不同的观点，有主张应归奉父母，以维持全家之共同生活者；有主张除父母家用不敷，应以之充家庭生活外，应解释为子女所私有，然仍应受父母之监督者。还有观点认为应归未成年人子女私有。我们认为，无论是有偿取得还是无偿取得的财产，均应归未成年人私有。其理由如下：第一，经济独立为人格独立之基础，未成年子女参与社会经济生活，依其劳力或其他有偿方式取得之财产，倘若不能归其私有，实不足促进未成年人人格之独立及发展。第二，未成年人以劳力，营业或其他有偿方式取得之财产，通常基于雇用、买卖等设定法律行为，若此项财产归父母所有，则未成年人之债权人不能对其主张权利或强制执行，实有害于债权人之利益及交易安全。第三，未成年人因继承等方式无偿取得的财产即属其所有，则其依劳力、营业等有偿取得之财产，更有受法律保护之理由，如此，始能践行法律价值判断之一致性……
（2）财产管理权。未成年人对其取得的财产，特别是无偿取得的财产，欠缺管理能力，因此赋予亲权人以财产管理权，亲权人基于管理权得为事实行为与法律行为。关于法律行为前已有述，对于事实行为，亲权人有权占有子女之财产，他人无正当理由占有子女财产时，构成对亲权人管理权的侵害。亲权人可作为子女之法定人行使基于所有权之请求权，亦可以管理权受侵害请求返还其物，如在亲权人占有财产期间为第三人侵夺的，亲权人可以占有权受侵害为由请求返还。亲权人为增加财产之价值，可为加工、变形等财产管理上之必要的处分行为。
父母管理子女财产，应尽到何种程度之注意，各种法律规定存在差异。瑞士、法国民法规定应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德国、日本、韩国民法规定应与处理自己事项为同一注意。台湾民法未设明文，但通说认为应尽与处理自己事项为同一之注意。我们认为，鉴于父母子女间亲密的身份关系，不必锱铢必较，父母尽与处理自己事项同一之注意即为己足。如父母未为此注意而致子女财产受有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但在下列情形，父母对子女财产不享有管理权：第一，给与财产的第三人指定不由父母或不由父或母管理时，父母双方或一方就该项财产无管理权。第二，父母同意子女处分财产，子女就该财产享有处分权。第三，父母同意子女独立营业，子女对营业所涉财产享有管理权和处分权。
（3）财产使用权
亲权人对子女财产享有使用权。所谓使用权是指亲权人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有依照物的习惯和用途不毁损其物或变更其性质而加以利用的权利。除使用权外，有的国家或地区还承认父母之收益权。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88条第二款前段规定，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之特有财产，有使用、收益之权。依台湾地区学者之见解，使用子女财产所获收益第一应充财产管理费用，次充子女教育费用，次供家用，有剩余，应属于父母。[6]依日本民法第828条之规定，子女达成年时，行使亲权人应从速进行管理计算。但是，子女养育及财产管理的费用，视为与子女财产的收益抵消，即收益之剩余应属于父母。然而近时立法多否认父母收益权，在德国已，修正原1649条收益权属于父的规定，不承认父母对子女财产之收益权，依现行民法第1649条之规定，子女财产之收益第一应充财产管理费，次充子女之给养，还有剩余，可作为自己及子女之未成年并未结婚之兄弟姐妹给养之用。瑞士民法第319条规定，父母应将子女财产的收益用于子女的抚养、教育及职业培训，并可在合理的限度内，用于家务费用。结余仍归入子女财产。而在日本，虽依其民法的规定收益之剩余应属父母，但现今学者主张，亲权人可以从子女财产的收益中支付养育费和管理费用，而不用与以后再详细清算，如果确有剩余，则应返还给子女。[7]
（4）财产处分权。
此处所称处分权为财产管理上必要处分行为以外之处分。处分是处置财产并决定其命运的行为，关系未成年人利益甚大，故各国亲权法往往对父母之处分权予以限制。在德国，其民法禁止父母子女为赠与，并且规定对于土地或土地上之权利等行为应经家庭法院批准。[8]依日本民法第826条之规定，对于行使亲权的父母与其子女利益相反的行为，如果子女将财产卖与亲权人、对父母债务由子女充当保证人等行为，亲权人既无权也无同意权，应请求家庭裁判所为其指定特别人，由该特别人行使权或同意权。依我妻荣先生之见解，亲权人不遵守此规定，构成无权，对子女不生效力，惟子女可于成年后追认。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88条第二款但书规定，非为子女利益，不得处分之。因此，父母处分权之行使应以子女利益为条件。对于亲权人非为子女利益实施处分行为，在我国台湾地区，实务上基本上采无效说，例外的于特定类型之案例采有效说。[9]理论上见解与此不同。大多数学者采有效说，以保护相对人之利益与交易安全。惟史尚宽先生认为，父母为不利子女之处分，除可构成表见外，应构成无权，子女成年后可予以追认。以上观点虽各有理由，但并非十分完美。在现代社会，静的安全与动的安全，均为民法追求之目标，因此应力求兼顾。对未成年人之保护与交易安全之维护，不应顾此失彼。因此，我们认为，当亲权人非为子女利益而处分其财产时，可依其处分行为之有偿性与无偿性以决定其法律效力。当处分行为为无偿时，应归于无效，以实践保护未成年子女之目的；当处分行为为有偿时，应属有效，以践行保护交易安全之目的。
（三）、离婚后父母亲权之行使
一、亲权行使的原则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亲权原则上由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即父母以其共同的意思决定亲权的行使，并对外共同子女行为。但是，父母离婚后，子女不能同时与父母共同生活，因此对于亲权的行使要求离了婚的父母完全如同正当夫妻关系存在时实行共同亲权原则是不可能的。对于离婚后的父母如何行使亲权，在世界范围内存在三种不同的立法例。
第一种为单方行使原则，又称单独亲权主义，是指离婚时法院确定由父或母一方单独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日本民法、1979年修订之法国民法及德国民法采此立法例。如日本民法第819条第一及第二款规定，夫母协议离婚时，应以其协议确定一方为亲权人。于裁判离婚情形，法院确定父母一方为亲权人。再如德国民法第1671条第一项规定，如果共同享有父母照护权的父母不是暂时性分居生活，则父母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家庭法院申请将父母照顾权或父母照顾权的一部分委托该方单独行使。
第二种立法例为双方行使原则，又称共同亲权主义，即离婚后父母双方以与在婚姻中之共同生活期间相同的方式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亲权。1968年苏俄婚姻与家庭法典采此原则。如该法第54条规定，父母对自己的子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即使在离婚之后，父母也仍然对自己的子女享有平等的权利，并承担平等的义务。一切有关子女教育的问题，都由父母协商解决。如果不能达成协议，有争议的问题由监护和保护机关在父母参加的情况下加以解决。在美国，由于传统的单独监护[10]在离婚后改变了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方式，尽管允许没有监护权的一方探视，其结果，至少在表面三十一方父母的地位高于另一方，并造成离婚时对子女监护权的争夺。到70年代中期，共同监护概念出现，成为解决这一概念的突破口。到1995年全美有十一个州的立法倾向于适用共同监护，采取推定共同监护有利于子女利益的立法模式，即推定共同监护有利于子女的最大利益，只要一方要求共同监护，且不存在不适合共同监护的情况，法院即判决共同监护。[11]如弗罗里达州法律规定，法院应判决未成年子女的父母责任应由双方分担，除非法院发现父母分担责任对未成年人利益有害。
第三种立法例兼采单方行使原则与双方行使原则。即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前提下，法院决定由父母双方共行使亲权或一方单独行使亲权。由于此种立法例较为充实的实现未成年人利益，因此在本世纪80年代以后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或地区所采纳，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亲权立法之通则。如1987年7月2日法国修改其民法，将上述第287条修改为“与父母离婚时，在符合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下，法官在听取父母意见后，决定由父母双方或一方单独行使亲权。”在德国，其民法第1671条关于父母一方单独行使亲权之规定于1982年11月3日被宪法法院宣告违宪从而失去效力，从此德国实务界及理论上均主张在符合未成年人利益的条件下，可由离婚之父母共同行使对子女的亲权。而在我国台湾地区，其民法第1051条规定：“两愿离婚后，关于子女之监护，由夫任之。但另有约定者，从其约定”。第1055条规定：“判决离婚者，关于子女之监护，适用1051条之规定。但法院得为其子女之利益，酌定监护人”。1996年9月25日公布的经修正后的亲属编删除了第1051条，而将第1055条修改为：“夫妻离婚时，对于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之行使或负担，依协议由一方或双方共同任之。未为协议或协议不成者，法院得依夫妻之一方、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之请求或依职权酌定之。前项协议不利于子女者，法院得依主管机关、社会福利机构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之请求或依职权改订之。”可见，我国台湾地区立法，已经摒弃了关于离婚后由夫对子女进行监护的单方行使原则，而代之以兼采单方行使原则与双方行使原则。再如我国澳门地区民法第1761条规定，在离婚、事实分居或撤销婚姻之情况下，亲权由或交托子女之父亲或母亲行使。然而，父母得按照上条第一款之规定就共同行使亲权达成协议，对于涉及子女生活之各项问题，以如同在婚姻中之共同生活期间处理该等问题之方式做出处理。美国有些州的法律将共同监护作为与单独监护并列的选择方法，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是共同监护还是单独监护更符合子女的最大利益。如马萨诸赛州法律规定，允许单独承担或分享法律或人身监护权，在没有过错的情况下，父母的权利是平等的，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既不推定支持，也不推定反对分享法律或人身监护权。这种立法例既符合现代社会“依未成年子女利益为基准”，决定离婚后是由父母双方或由一方行使对未成年人子女亲权的立法趋势，也有利于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
单纯的单方行使原则或双方行使原则各有利弊。在一方单独行使亲权时，由于未成年子女的重大问题、生活安排不再由父母双方共同决定，双方接触机会较少，发生摩擦、争执、矛盾的机会要少，从而对未成年子女的伤害要少得多，但是在双方条件大体相同、住所相距不远且均有行使亲权的愿望时，实施单方行使原则无异于剥夺他方对子女的亲权，不但会造成该方父母的痛苦，而且不符合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但是，双方行使原则（共同监护）获得成功的前提条件父母双方住所相近，且有必要存在协力的关系，[12]如果离婚后父母双方不能很好合作，结果使子女处于父母的夹缝之中，成为父母战争中的武器，或出气桶，并不符合子女的最大利益，且一方出于职业、身体健康状况、住房条件及再婚等原因愿意在离婚后停止行使亲权得现象也不少见，双方行使也存在弊病。鉴于现实生活中各个家庭中存在着极大差异，法律不宜对亲权行使做出强制性规定。因此，我国亲权法对离婚时亲权的行使应兼采单独行使于双方行使原则，在符合子女利益的前提下，由离婚的父母双方协议，或由父母双方行使或一方单独行使。
二、未行使亲权一方的探视权
夫妻协议或法院确定由父母一方行使亲权时，未取得亲权的父母一方仅一时停止其与未成年子女的亲权关系，[13]他（她）与子女之间的血缘关系并不因此而消灭。依各国民法之规定，离婚后，与子女分居的父母一方不仅与子女之间的扶养、继承等权利义务关系不发生任何变动，而且还享有监督子女教育、必要时管理子女财产、请求告知子女情况等权利，如我国澳门地区民法第1761条规定，无权行使亲权之父亲或母亲，有权监督子女教育及生活状况。在这些非亲权性质的父母之女间权利义务关系中，较为重要的是父母对子女的探视权。
未成年人财产保护法篇4
现代亲权法律制度是以平等为基础的新型身份权，它不仅与古代法律中具有严格支配关系的家父权截然不同，而且也与中世纪的具有人身依附关系并仍具有较强支配性的亲权有鲜明的差别。现代亲权称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在人身和财产方面的管教、保护的权利与义务。[1]其法律特征主要有四：其一，亲权属于人身权中的身份权，是由若干派生身份权构成的权利集合体。其二，亲权既为权利又为义务，一方面，亲权是父母享有的权利，未成年子女须服从父母的教养与保护；另一方面，亲权的行使又是父母的法定义务，父母须对未成年子女的养育和照顾尽全责，由此决定亲权不得抛弃、转让或非法剥夺。其三，亲权具有时间性。即亲权只能在子女未成年阶段行使。其四，亲权具有专属性。即亲权为父母专有并以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为特定目的。这里的父母包括生父母、养父母及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
亲权是一种支配权。这种支配并非专制的人身支配，而是以教育、保护未成年子女为目的，对未成年子女利益进行支配。因此，亲权并非无限制。父母行使亲权仅限于监护子女必要之范围且须符合子女之利益。亲权的行使，应当坚持强调由父母共同行使原则。共同亲权人之间权利、义务平等，同时亲权人与亲权相对人，即父母与子女间人格地位平等。只有在人格、地位平等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正确行使亲权，其法律精神才能体现。
亲权法律制度的功能与价值可概括为三个方面：其一，人身权益的保护功能。未成年子女在成长过程中，生活需要照料，疾病需要防治，人身安全需要保护。父母为未成年子女当然的抚养、教育者，只有父母才能使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权益受到保护。因而，保护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是设立亲权法律制度的主旨。其二，财产权益的维护功能。由于未成年子女不能独立为法律行为，亲权法律制度赋予亲权人行使未成年子女财产上管理、使用、收益及一定范围内的处分权，对财产享有保存与保管的权利与义务，有支配利用财物和获取孳息的权利，可将财物用于子女的生活，还可以用于父母的一般家用，承担必要的家庭开支，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转让处分子女的财产或清偿债务等。这是亲权与监护的根本区别所在。其三，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负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社会职责，不仅负责人口的再生产，而且还担负着下一代的精神、文化的再生产。家庭作为人生社会化进程中的最初教育单位，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突出的重要地位，是社会教育不可缺少的部分。并且家庭成员之间的血缘、亲情和经济联系，使家庭教育具有不同于一般社会教育的特点。充分发挥家庭的教育职能，对于为社会培养和造就人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亲权法律制度还可以指导亲权人正确行使权利，承担起对社会的责任。
二
我国曾经历了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形成了中华法系独特的法律制度与法律思想，其亲权的内容以人身支配、人身依附为特征，以男性尊长权利为本位。它成为我国亲权制度的渊源。新中国建立后，我们力图建立新型的人与人之间的身份关系，立法中虽有亲权的实质性法律条文，但却散见于法典、法规之中，如民法通则、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未形成完整的法律制度，给执法人员适用法律造成困难。由于立法上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机制，就难于将这种法律制度中积极的、有意义的内容渗透于人们的法律意识之中，大多数人仍沿袭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习惯，不能明确亲权法律内容中的权利与义务，更难以正确行使权利。这种立法现状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文化背景。其一，立法理论的局限性。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民法理论不承认私法概念，而亲权制度的基础构建于私法理论之上，因此，我国民法理论和民事立法都没有接受这种制度。其二，长期受“左”的思想束缚，认为亲权是资产阶级立法的概念，故立法上有意回避之。其三，新中国民法草案曾单独规定亲权，后由于“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方式，将民法的亲权与监护两制度强行合并，损及立法的科学性。与亲权兼有权利、义务双重属性相比，监护则是一种纯粹的义务或职责，因而，立法上不宜将两者合并。其四，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婚姻法独立于民法之外，与民法并列，故民法不规定亲权概念。
随着对民法领域若干问题的全面深入研究，设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亲权法律制度，应当在吸收、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已成熟的法律制度的同时，弘扬中华法系中有价值的法律精神，反映当今人与人之间特定身份关系中的亲权法律关系。
三
我国亲权法律制度构建的设想：指导思想应当是确立正确的亲权概念，以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为出发点，着重体现对未成年子女的全面保护，并且体现父母为未成年子女共同亲权人的男女平等思想。其具体内容如下：亲权概念的界定，父母共同亲权原则，人身照护权与财产照护权，亲权的丧失、中止和消灭的规则。
关于亲权概念的确立及立法模式的选择问题。我国《婚姻法》第17条规定：“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该条文与亲权概念的涵义完全一致，但未使用亲权的概念。有民法学者主张恢复亲权概念在我国民法上应有的地位，确立亲权制度，研究亲权制度的具体内容，将来在修改法律的时候再完善这一制度。[2]但是笔者认为，民法典的颁布条件尚不成熟，民法通则的原则性、概括性又较强，因而应该首先从理论上承认亲权，区分亲权与监护的不同，然后在立法中对亲权作概念上的肯定，并作全面详细的规定。亲权制度实质上是父母子女法律关系的一部分，是现行婚姻家庭法具体调整的。在立法模式上有不少国家采用由婚姻家庭法典规定亲权法律制度。如1968年《苏俄婚姻家庭法典》第8章是有关父母教育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第52条至第60条是关于亲权制度的详细内容。所以，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立法应加强完善婚姻家庭法，将亲权法律制度放在婚姻家庭法中。如果将来我们的立法体例采用大民法模式，有关婚姻家庭方面的内容则为民法的一个篇章，在内容体系上并不会发生矛盾与冲突。
关于父母共同亲权原则问题。共同亲权原则是现代亲属法规定的亲权基本原则，是人类法律文化进步的表现所在。台湾学者林菊枝先生认为：“所谓共同亲权，乃指亲权之共同行使。即亲权内容之行使，均应由父母之意思决定，并对外共同子女之谓。”[3]对共同亲权原则的这种界定，包含有如下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为父母平等权利，而不是只为父亲享有。其二为父母共同权利。即亲权是一项整体权利，父母为共同亲权人，而不意味着将亲权分割，由父母分别享有。具体行使亲权时，须从子女利益出发，协商一致，共同意思表示来决定。其三，权利行使时须从子女利益出发，不得违背和侵犯子女利益。其四，这一原则的适用以父母婚姻关系有效存在期间为前提条件。
关于亲权法律关系的当事人问题。亲权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应包括三种主体：其一，亲权权利人。在共同亲权原则指导下，父母为亲权权利的共同主体。但在实际中亲权的权利主体会有变化。1.婚生子女的父母一方发生死亡事实时（包括被宣告死亡），生存一方即为单独亲权人，单独行使亲权。2.婚生子女父母离婚时，亲权权利人则为直接抚养该未成年子女的一方。3.非婚生子女以母亲为亲权权利人，当发生认领后，由直接抚养的一方为亲权权利人。4.养父母为其养子女的亲权权利人。5.继子女以与其共同生活的生父或生母为亲权权利人，与其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或继母亦为共同亲权权利人。其二，亲权相对人。亲权权利人的相对主体为未成年子女。我国《民法通则》对成年的界定为年满18周岁。即子女满18周岁开始，亲权自然消灭，子女脱离亲权关系，自然丧失相对人资格。其三，亲权义务人。由亲权的绝对权性质决定亲权的义务主体为任何不特定的第三人，他们都负有不得侵害亲权的不作为义务。违背此义务会构成侵权，须承担民事责任。
关于亲权具体内容的规定，须遵循这样的准则：亲权的设立目的是为了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益。亲权相对主体须服从父母的亲权，这是对权利人的保证。亲权人行使亲权时的特别注意义务是应与处理自己的事务同样注意。而亲权人对未成年子女人身照护权和财产照护权则构成亲权的实质性内容。
人身照护权指人身方面的权利与义务，也称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人身的教养、保护的权利与义务。教养特指教导养育未成年子女使其身心健康发育，着眼于积极作用。保护指预防及排除危害使未成年子女身心处于安全状态，着眼于消极作用。其具体内容应包括：1.居、住所指定权。法律上规定居、住所指定权是教养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的重要内容，由父母共同行使，而子女方不得随意离开父母指定的居所、住所。2.惩戒权。未成年子女在成长过程中，难免会受到社会上各种不良行为的影响，当其犯有劣迹时，亲权人在适当的范围内对其进行惩戒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子女改恶从善。但须严格禁止惩戒权滥用。3.子女交还请求权。亲权权利人行使权利须有相对主体，即未成年子女。当发生未成年子女被人诱骗、拐卖、劫掠、隐藏时，亲权人享有请求交还该子女的权利。当父母离婚后，未获得亲权方强行将子女夺走时，亲权方依法享有子女交还请求权，必要时还可请求人民法院判令对方交还子女。4.子女身份行为及身上事项同意权与。未成年子女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无法独立行使身份行为和决定身上事项，必须由父母或同意方能行使。如职业许可，收养、送养之承诺，身上事项的，法律行为补正等。5.抚养义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是子女生存的物质基础。古往今来均为法定义务。我国《婚姻法》第15条、第16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8条、第52条及《刑法》第261条均为我国亲权人抚养义务的全部内容，并从民事责任、刑事责任上加以保障。亲权人为保障未成年子女成长须提供生活必备的物质条件，即承担生活费、营养费、医疗费、教育费等一切必需费用，不得以任何借口免除。6.赔偿义务。当未成年子女致他人损害时，亲权人须承担赔偿受害人损失的义务。其法定性使得亲权人不得推诿。
财产照护权指财产上的权利与义务。这是亲权保护权的体现，也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其具体内容应包括：1.财产行为权。当今未成年子女会发生许多财产行为，如发明创造、演出活动等都可能获得财产利益。法律赋予亲权人对未成年子女实施财产行为法定权。但具体权利行使时须以维护子女利益为原则。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2.管理权。未成年子女会拥有一定的个人财产，法律赋予亲权人以管理权。此种财产管理，谓以财产价值之保存或增加为目的之行为。[4]3.使用收益权。即亲权人在不毁损、变更未成年子女享有物或权利性质的前提下，有支配、利用财产获取天然孳息或法定孳息的权利。但须以维护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益而为之。4.处分权。亲权人行使处分权，各国法律限制较严格。即处分行为须以子女的利益和需要为目的。否则亲权人无权处分。当亲权人违背未成年子女利益实施处分行为时，该行为为无权行为，不发生法律效力，可依法裁判撤销之。
关于亲权的丧失、中止和消灭的问题。亲权会因一定的原因而丧失。当亲权人滥用亲权，违反法律原则及规定时，可适用法律使其丧失。法定事由有：1.亲权人对未成年子女实施犯罪行为，如虐待、遗弃、等。2.教唆、引诱子女犯罪，或与子女共同犯罪。3.侵害未成年子女人身、财产权利。4.不履行亲权义务达严重程度。5.滥用亲权造成一定后果。6.亲权人有显著劣迹。
亲权的移转。即原亲权人丧失亲权，新亲权人得到亲权。其主要事由有：1.收养关系建立会发生移转。2.父母双方协议将一方的亲权移转给另一方行使，该方亲权人的亲权即丧失。3.亲权人将亲权移转给社会救济机构。
亲权的中止是亲权人因事实原因或法律原因不能行使亲权时，依法宣告停止其亲权，当停止亲权的原因消灭时，仍恢复其亲权的制度。亲权的中止须有法定原因，它包括事实原因和法律原因。事实原因有：1.父母患重病。2.父母长期外出。法律原因有：父或母被宣告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亲权的消灭是由于一定的事实原因或法律原因发生使亲权不复存在。事实原因有：1.子女成年。2.子女死亡使亲权自然消灭。法律原因有：1.父母离婚，直接抚养方获得亲权，他方的亲权自然消灭。2.收养关系解除，养父母的亲权消灭。
注释：
[1]参见李志敏：《比较家庭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7～228页。
[2]参见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750页。
未成年人财产保护法篇5
关键词：私有财产权宪法国外宪法宪法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改过去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的结构形式，非公有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财产关系也呈现出多样化与复杂化。如何从宪法的高度加强监督和管理，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完善私人财产保护的法律制度，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必然引发我们对完善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的思考。
我国有关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始于《共同纲领》，但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护制度的真正确立是1954年宪法。五四宪法从第8条到第14条比较集中地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及其限制作了规定。十一届三中全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上来，各项工作逐渐走上了正轨，经济也逐步得到恢复。在此背景下，五届全国人大制定了八二宪法。我国1982年《宪法》第13条规定：“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1988年通过的《宪法》第1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3年通过的《宪法》第7条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999年《宪法》第16条修正案明确规定：“在法律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1条规定：“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2004年《宪法》修正案第22条规定：“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由此可以看出，现行宪法对私人财产权的保障不再局限或偏重于对公民的合法收人、储蓄、房屋等生活资料的产权维护，而是将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置于同等位置。另一个可见的变化为，现行宪法对财产的维护，不再像以往仅驻足于所有权，通过宣布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实际上实现了以内涵更丰富的“财产权”代替“所有权”，从而扩大了宪法所保护的财产的范围。从文本上分析，1982年宪法及其修正案沿袭以往对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的保护，同时，不断强化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将公民的私有财产纳人宪法的保护范围川。
私有财产权具有重要的人权价值，在人权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宪法的私有财产权规定也是其他具体财产权的基本依据。本文认为，私有财产权的保护首先要通过来实现，我国虽已进行了4次宪法修正，并不断加强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但与西方国家宪法对私有财产的保护相比，仍存在诸多不足。
一、国外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在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私有财产是作为基本人权被加以保护的。1789年的法国《人权宣言》第2条宣布：“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存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第17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1793年雅各宾派宪法在修改后的《人权宣言》中更进一步宣称“财产为一切公民得自由处分其财富、其收益、其工作与职业所收人的权利”，强调了私有财产的无限制性。1791年生效的《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人民有保护其身体、住所、文件与财产的权利，不受无理的搜查与扣押。此为不可侵犯的权利。”据荷兰的亨利·范·马尔赛文和格尔·范·德·唐的研究，截至1976年3月31日，世界上156个国家的宪法资料中，有118部宪法规定了私有财产权，占总数的83.1%，没有规定的只有包括中国1975年宪法在内的24部，占16.9%。在最近的26年里，又有50多个国家制定或修改了它们的宪法’。
被称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性文件的《自由大》，其核心内容就是关于自由和财产的保障，限制王权，保护私有财产不受国王任意侵夺。在英国国王对私有财产的侵犯和臣民反侵犯的斗争中，最终确定了近代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原则，这是英国也是世界近代宪法有关私有财产权保障的开端。
美国1776年《独立宣言》虽未明确规定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但认为私有财产权保障体现在追求幸福和自由的权利之中。1787年《联邦宪法》也未提及私有财产权。为了弥补宪法缺陷，美国国会通过了宪法第五修正案：“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凡是私有财产，非有正当补偿，不得收为公有。”第十四修正案：“各州不得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即行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法国现行宪法是1958年颁布的。对于财产权，由于《人权宣言》中已有规定，故法国宪法正文未再重复。《人权宣言》第17条规定：“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除非合法认定的公共需要所显然必需时，且在公平而预先赔偿的条件下，任何人的财产不得受到剥夺。”受英、美、法三国影响，西方各国纷纷立宪规定私有财产权的不可侵犯性。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于1949年颁布，实为德国的宪法。关于财产权，德国的基本法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该法第14条对“财产、继承权和征收”进行了规定，第巧条对“社会化”进行了规定。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第14条规定：(1)财产权和财产继承权受到法律保护，其内容及范围由法律规定之。(2)财产权负有义务，即其使用应有利于公众。(3)为公众利益起见，财产可予征收。征收应依法实行，并依法确定征收方式和赔偿金额。偿付时应恰当考虑公众和有关各方的利益。”
日本现行宪法于1946年颁布。关于财产权，日本宪法有独立的财产权条款。日本宪法第29条规定：“财产权不得侵犯。财产权的内容，应当符合公共福社，由法律予以规定。私有财产在正当补偿下得收为公用。”
《俄罗斯联邦宪法》在确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并存原则的基础上，第35条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做出了具体的规定。第35条第1款强调“私有财产权受法律保护”，改变了以往只强调“社会主义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模式，并在该条第2款中对私有财产权的权能做出了规定，即“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为其所有的财产，有权单独地或与他人共同占有、使用和处置其财产”，“继承权受保护”。为了保障私有财产权的实现，第3款指出：“任何人均不得被剥夺其财产，除非根据法院决定”。“为了国家需要强行没收财产只能
在预先做出等价补偿的情况下进行”，限制了国家利用其特殊地位可能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从现代宪法的规定来看，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关于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体系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私有财产权不得侵犯；二是对私有财产权征收的制约条件是有利于公共福利；三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在公平或正当补偿的情况下，可以征收、征用私有财产。简而言之，不可侵犯条款、限制条款与征收、征用补偿条款共同构成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宪法对私有财产权的保障。
二、我国宪法对私有财产权保护的缺陷
1.公共财产的优势地位依旧过分强烈，平等保护不够充分
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意味着国家有义务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并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实现财产权价值。在公共财产与私有财产的保护上，过去长期采用的原则是不平等的，在对公共财产的保护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而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则显得消极和被动，不仅如此，在具体保障力度上也明显向公共财产倾斜，导致两种财产权保护的不平等。由于保护原则的不平等，客观上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私有财产的拥有者缺乏安全感等。从宪法角度看，近年来我国社会发展中公益与私益之间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说与对公民私有财产缺乏有效的保障有关。
2.没有凸显私有财产权的基本权利地位及人权属性
当前的宪法修正案虽然对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做了相对完善的规定，但是并没有改变该条规定在宪法中的位置。修正后的宪法仍然将私有财产权的保障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组成部分，关于私有财产权的规范被安排在总纲的根本经济制度下，在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中未曾涉及。而按照世界各国宪法文本规定的惯例，公民的私有财产权都是规定在公民基本权利一章中，强调其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不可侵犯。但在我国宪法关于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却没有相应的规定，这割裂了公民人权体系的完整性。私有财产权在人权体系中具有基础性价值，没有私有财产权，公民的基本权利就不完整。
3.关于征收、征用的补偿规定较为模糊，并缺乏正当程序规定
我国宪法中缺乏明确公正的征用补偿条款。宪法虽规定了可依法给予补偿，但是对补偿的原则和标准缺乏一般性的规定。无法确定究竟是采用正当补偿、完全补偿还是适当补偿标准，可能造成具体部法和实践中补偿标准的混乱。不仅补偿条款模糊，我国宪法还缺乏征用补偿的正当法律程序规定。
从世界各国的宪法文本看，首先做出补偿规定的是美国宪法，美国宪法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或财产。尽管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把正当法律程序当成实质性的或程序性的法律原则，但20世纪50年代以来，很多国家在宪法私有财产权的保护上大都试图引进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以限制政府滥用权力。遗憾的是，我国宪法对此仍然缺乏基本规定。
4.“公共利益”的范围难以界定
经修正后的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0条第3款)；“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13条)。征收或征用必须以“公共利益”为前提，因此，公共利益的界定至关重要。
那么，谁来界定“公共利益”呢?美国的经验可以带给我们部分启示。首先，“公共利益”是一个弹性很大和难以界定的概念，因而不太可能得出一个普遍接受的明确标准。第二，应由人民代表而不是政府来界定“公共利益”，因为议会相当于一个“公益机器”，而代表是“公共利益”的最可靠的保障者。第三，法院应该对政府的征收行为施加一定的司法控制，但其工作重点是保证被征收者获得“公正补偿”。第四，中国所面临的任务是在既定的制度框架内合理地界定不同政府部门的职能与义务，使征收的“公共利益”和公正补偿都得到有效保障。
三、对完善我国私有财产权宪法保护制度的基本思考
我国现行宪法在财产征用制度上对私有财产权保护存在的不完善，既是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又是宪法理论与实践不发达的反映，需要通过进一步修改宪法和实现民主予以弥补。
1.明确私有财产权保护的主体范围
私有财产权的主体范围应当包括所有国民，而且应当不分政治态度、、文化程度、居住期限、城乡户口、性别、民族，一律平等。这是各国宪法所通行的原则，尽管不一定写在条文里面。
2.明确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将其纳入公民的基本权利体系
“由于我国是以公有制经济制度为主体，这就必然使宪法规范体系中关于公民私有财产权的规定仅仅处于从属于公有财产权的地位。这与财产权作为基本人权在人权价值体系中所具有的地位是不相称的。”在宪法中明确划定公民和国家的权利界限、限制和防范国家权利的无限膨胀、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是宪法的基本功能之一。基于财产权是个人自由权和生命权的基础和重要的组成部分，私有财产权应纳人公民基本权利范畴，这样我国的人权体系也将更加完善。宪法规范才能更有利于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因此，明确私有财产权的宪法地位将是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的基本物质保障，使整个人权具有扎实的根基。
3.明确确立征收、征用的正当程序原则
在我国，除土地征用外，大多数征收、征用均无程序控制，或程序规定非常简单，不利于对公民私有财产权的保护。美国宪法文本中有正当法律程序的规定(修正案第5条、第14条)，它并非从一开始就是对行政机关的拘束，而是应现实需要衍生出的功能。正当程序原则所表达出的理念即是对人的主体性的认知和尊重，也正因如此，人们对程序的正当性的关注才会经久不衰。宪法中应确立正当程序原则，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公民的私人财产。不仅如此，我国还可以在征收、征用中实行公民参与制度和听证制度等公民权益保障制度，落实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与此同时，公民还可以通过行使这些程序抗辩权和防卫权，制约和抗衡政府的征收、征用权，以有效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权不受政府的非法侵犯。
未成年人财产保护法篇6
未成年人的界定，不同国家有所差异，我国法律指未满18周岁的公民。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促进他们在品德、智力、体力等方面全面发展，把他们培养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1991年9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一次会议上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司法等途径，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另外，刑事、民事、行政方面的法律法规也从不同侧面设定了保护制度，笔者综述如下:1创设监护制度，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监护是对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及其它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一种民事法律制度。监护是一种权利，还是一种职责，在我国学者中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称监护为监护权，并将其归人身份权一类。另一类学者认为监护制度之创设在于弥补被监护人之合法权益，而非为监护人自身之利益，因此，监护并不构成对监护人任何利益，纯粹是为被监护人的利益而进行创设的。通过《民法通则》及其解释对监护资格和监护职责的规定，不难看出，监护制度的创设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1.1法律对监护资格的取得有着明确的规定父母为未成年人的当然监护人。未成年人一经出生，具有监护能力的父母便成为未成年人的当然监护人，父母分居或离异，其监护人的资格不受影响。但父母一方或双方对子女有犯罪或虐待行为，作为监护人对未成年人明显不利的，人民法院可取消其监护资格，父母因正当理由不能亲自履行监护职责，也允许父母委托他人代为履行部分或全部监护职责，但父母仍为法定监护人。未成年人的父母双亡或丧失监护能力或被取消监护资格的，由未成年人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成年兄姐担任监护人，是其法定义务。没有以上人员，由未成年人的其他亲属、朋友担任监护人。如叔、伯、姨、姑、舅等，他们担任监护人不是法定义务。除具备监护能力外，还应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他们愿意，二是应取得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同意。未成年人没有以上法定监护人，也没有其他亲属、朋友或他们不愿意担任的，由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担任。总之，要有人担任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除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外，其他人或组织担任监护人没有顺序，遵循监护方便和对被监护人有利的原则，必要时还可征求被监护人的意见。同一顺序有监护资格的人都想当监护人或都不想当，可以由有权组织和人民法院择优指定，一旦指定，就不允许自行变更，变更监护人要经过法律程序。1.2法律对监护人的职责进行了严格的规定《民法通则》第18条规定，监护人的职责主要有: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保护和管理被监护人的财产，非为被监护人的利益，监护人不得处分其财产。被监护人侵犯了他人的合法权益，其财产不足以清偿、赔偿时，由监护人代为承担赔偿责任。2设定抚养责任.保障未成年人的基本生活我国《宪法》规定，父母有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的义务，贯彻宪法精神，其它法作了具体规定。《婚姻法》规定:父母对子女有抚养教育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养义务时，未成年子女有要求父母给付抚养费的权利。夫妻离婚后，一方抚养的子女，另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和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有负担能力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父母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孙子女、外孙子女有抚养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兄姐对于父母已经死亡或无力抚养的未成年弟妹有抚养的义务。非婚生子女享有同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加以危害和歧视。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婚姻法》还规定养父母和养子女间的权利和义务适用本法对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继父母和继子女间不得虐待或歧视。《收养法》规定，收养年满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应当征得未成年人的同意。收养应当有利于被收养的未成年人的抚养、成长，保障被收养人和收养人的合法权益，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并不得违背社会公德。收养人在被收养人成年以前，不能解除收养关系，协议解除的除外。养子女年满ro周岁以上的应当征得本人同意。收养人不履行抚养义务，有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行为的，送养人有权要求解除养父母与养子女的收养关系。3赋予民事权利能力，保证未成年的各项民事权利民事权利能力是指民事主体依法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止于死亡。公民的民事权利包括财产权和人身权，财产权是以财产利益为内容的权利，如物权、债权等，所有权是典型的物权。人身权是指法律赋予民事主体所享有的具有人身属性而没有直接财产内容的民事权利，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具体包括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亲属权、荣誉权等。知识产权和继承权具有财产权和人身权双重性质。3.1未成年人平等地享有法律赋予的民事权利《民法通则》规定，未成年人对其财产享有所有权，非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监护人不得处分其财产。#p#分页标题#e#未成年人有接受赠与和奖励的权利。《继承法》规定，子女是第一顺序的继承人，不得剥夺无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人的继承权，遗产分割时应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3.2未成年人的生命健康权得到法律强有利的保护《婚姻法》规定禁止溺婴、弃婴和其它残害婴儿的行为。《收养法》规定借收养名义拐卖儿童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出卖亲生子女的由公安部门没收非法所得，并处以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劳动法》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履行审批手续，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对已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安排从事矿山、井下、有毒、有害、国家规定的第四级体力劳动强度的劳动和其它禁忌从事的劳动，用人单位应当对未成年人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婚姻法》规定的最低婚龄男22周岁，女20周岁，剥夺了未成年人结婚的权利，看似是不平等，其实正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此外，未成年人和其他公民一样，平等地享有知识产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和隐私权。4区分民事行为能力，保护未成年人的财产权益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能以自己的行为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民法通则》按照不同年龄段和智力是否正常将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分为三大类: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4.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法通则》第12条规定，不满10周岁的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人民事活动。不满10周岁的人，处于生长发育的最初阶段，智力水平较低，即使他们进行了一定的民事行为，对其实际意义和法律后果也没有很清醒的认识，为了保护这部分人的财产权益，《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进行的民事行为无效，无效的民事行为要恢复到行为前的状态。4.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是指自然人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超出一定范围便不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民法通则》规定，10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只能进行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行为，其它比较复杂或重大的行为应由其法定人或征得其法定人同意后进行。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进行的接受奖励、赠与和对本人有利、且不设定负担的行为应认定有效。《民法通则》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行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合同法》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人追认后，该合同有效，但纯获利益的合同或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而订立的合同，不必经法定人追认。4.3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就是成年人，在这里不必谈及。谈一下“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法通则》规定，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以自己的劳动收人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所说的收人是指因从事体力或脑力所获的报酬。如果仅有劳动收人但不能做为自己生活来源的，则不能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即能通过自己的行为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独立进行民事活动。但有例外:如果行为是无偿的，特别是触犯不动产、遗嘱行为、不涉及他人利益但使财产严重受损的行为是无效的。5划定责任年龄，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5.1刑事责任年龄刑事责任年龄是指刑法规定的行为人实施刑法所规定的犯罪行为负刑事责任所必须达到的年龄。我国刑法基于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条件，根据我国的地理、气候条件，从保护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出发，对刑事责任年龄作了如下规定:绝对无刑事责任时期。不满14周岁的人一律不负刑事责任，即不满14岁的人所实施的任何行为，都不构成犯罪。相对负刑事责任时期。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完全负刑事责任时期。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即已满16周岁的人对一切犯罪承担刑事责任。减轻刑事责任时期。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5.2治安处罚责任年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处罚。不满14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免于处罚。6设立刑事罪种，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刑法为了打击犯罪，保护未成年人的生命安全，设立了有关未成年人的单独罪种，从重处罚。奸淫罪，是指与不满14周岁的发生的行为。它不同于罪，即不论行为人采取了什么手段，也不问是否愿意，只要实施了上述行为就定此罪。根据刑法规定，奸淫的，以论，从重处罚。狠裹儿童罪，是指狠裘不满14周岁的儿童的行为。犯本罪的，依照刑法对强制狠裹妇女、污辱妇女罪的法定刑从重处罚。拐卖儿童罪，是指以出卖为目的，拐骗、绑架、收买、贩卖、接送、中转儿童的行为。儿童指不满14周岁的男女。收卖被拐卖的儿童罪，是指不以出卖为目的，故意用金钱或财物收买被拐卖的儿童的行为。#p#分页标题#e#聚众阻碍解救被收卖的儿童罪，是指首要分子聚集多人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解救被收卖的儿童的行为。拐骗儿童罪，是指采用蒙骗、利诱或者其它方法，使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脱离家庭或者监护人的行为。犯罪的目的是为了收养或者供其使唤或奴役。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儿童罪，是指对被拐卖、绑架的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接到被拐卖、绑架的儿童举报不进行解救，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儿童罪，是指对被拐卖、绑架的儿童负有解救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阻碍解救被拐卖、绑架的儿童的行为。引诱罪，是指引诱不满14周岁的的行为。引诱未成年人聚众罪，是指引诱未成年人参加聚众活动的行为。具体表现为勾引、诱惑本来无意参加聚众的不满18周岁的人参加活动。犯本罪的，根据刑法规定从重处罚。7规范具体程序，实现未成年人的正当权益未成年人生理、心理上还不很成熟，为了实现其诉讼程序中的正当权益，诉讼法在与辩护、询问、公开审理和执行等方面都作了规定。《民事诉讼法》57条规定，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由他的监护人作为法定人代为诉讼。法定人间互相推诱责任的，由人民法院指定其中一人代为诉讼。《刑事诉讼法)34条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刑事诉讼法》98条规定，询间不满18周岁的证人，可以通知其法定人到场，100条规定，询问不满18周岁的被害人适用以上规定。《刑事诉讼法》152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案件，应当公开进行。但是，14周岁以上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律不公开审理，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一般也不公开审理。《刑事诉讼法》213条规定，对未成年犯应当在未成年犯管教所执行刑罚。
未成年人财产保护法篇7
产权是一个古老的概念，但正如梁漱溟先生就说过的“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个概念在很多中国人的观念里是很疏远淡漠的。
财产制度包括产权和分配制度两个方面。产权制度是制度化的产权关系或对产权的制度化，是划分、确定、界定、保护和行使产权的一系列规则；而产权明晰则直接决定分配合理。克拉克认为：“在各个要求获得应得权利的人中间分配财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经济问题。”
新中国成立60年以来，中国财产制度经历了怎样的变迁，记者就此采访了经济学家、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
保育钧说，起先，革命的目的是为了从无产者变为有产者、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而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确立起的是无产阶级国家所有权，在经济体制上，实行高度的公有制经济。消灭了私有制经济，从而在法律上消灭了私人财产权利。这压制了人们对财富的欲望。私有财产始终无法在主流话语中寻求到正当的实现途径。
1949～1952年的之后，执政党开始采取了固定化的模式，照搬照抄已有经验。在土地政策等财产政策上，国家步子走得太快太急，破坏了生产力；爆发，是对业已确立的财产制度的巨大破坏，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公民的私人财产被任意践踏；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执政党改变了革命党的思维，在大方向上把以阶级斗争为纲改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生产目的变为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经济和物质的需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保育钧先生介绍说，在城里，上山下乡回城的那拨青年，一直找不到工作；在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的大环境转好后，他们开始经商、成为个体户，慢慢有了财产，私有财产成了社会化的趋势。而且很多人担心政策环境变化，害怕生意做大了以后会瞬间化为乌有。这样，有一个问题变得很现实：对这部分财产要不要保护?而从某种程度上看，私有财产未受到法律保护，已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
上世纪80年代，局面开始松动。1982年的宪法相关条款写道：“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依法对公民私有产权实行征收或者征收并给予补偿。“
经过很多波折和讨论，“仅仅不侵犯不够、还应保护”这样的理念开始在整个社会逐步确立。而且逐步从以前的保护人们的生活资料、个人储蓄和合法劳动收入，到后来的很多非劳动收入，比如股份分红、发明创造、无形资产、知识产权也得到保护。财产制度在一步一步地完善。
进入新世纪后，顺应历史的潮流和人民的呼声，财产制度以更快的速度在完善。
2002年11月上旬十六大召开。十六大一次会议成果就提出，要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完善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
2003年年底的十届人大六次常委会以全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这体现出大家在保护公民合法财产、支持民营经济上形成共识。
2004年3月的宪法修正案中，宪法终于明文写进“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侵犯私人财产权该怎么处罚，刑法里也有了显著的规定。
20D7年10月1日，物权法正式开始实施。这是一部确认财产、利用财产和保护财产的专门法律。第一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
“物权法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诸多既有制度的确认，有利于让人们尽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进一步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中国政法大学时任校长徐显明接受采访时说。
但是，不能回避的是，目前个人产权未得到充分的承认和保护，侵犯个人财产的事仍时有发生；宪法中有关公私产权关系的描述仍需进一步调整。而且，在具体执法时，尤其是公权力侵犯私权时，公检法依然偏袒公权力。
未成年人财产保护法篇8
关键词：抚养，监护，监护权，监护人，未成年子女，立法瑕疵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实生活中，婚姻家庭关系包含大量的监护法律关系。审判中该类纠纷也时有发生。请看如下案例：
原告张静，女，1962年10月10日生，教师。
被告陈峰，男，1963年10月26日生，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驻黑龙江省黑河市。
原告张静与被告陈峰于1988年2月26日结婚，1989年4月21日生育女儿陈彦青。1995年4月21日原告与被告协议离婚，女儿陈彦青由陈峰抚养教育。因陈峰当时在黑龙江省黑河市部队服役，不能履行对陈彦青的管理、教育的监护义务，当日双方又达成《补充协议》如下：“女儿陈彦青归陈峰，因其服现役，暂不具备抚养条件，现由张静代为抚养，在此期间陈峰每月按现在物价出抚养费120元。在条件成熟时，陈峰可随时接回身边抚养。”后陈峰不按协议给付抚养费，其女儿陈彦青于1997年9月又回到易县大龙华乡西河北村其祖母家生活。因西河北村与被监护人所在野里店小学相距较远，上学不方便，加之祖母身体有病，故陈彦青于1999年8月不再去学校上学。其祖母打电话告诉张静，张静便于1999年11月27日将陈彦青接到身边，于次月初在易县第二小学入学。并于1999年12月6日诉至法院，要求变更陈峰对陈彦青的监护，由自己对陈彦青进行监护。
庭审中，陈彦青表示愿随其母张静生活。
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陈峰现在部队服役，不能更好地对其女儿陈彦青履行管理、教育等监护义务，随原告生活更有利于陈彦青的健康成长，且庭审中陈彦青表示愿随其母张静生活。原告请求监护陈彦青应予以准许。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8条第2款及有关民事法律政策的规定，按特别程序于2000年6月5日做出如下判决：
变更原告张静为陈彦青的监护人。
判决后被告陈峰不服，提出申诉。法院经审查后认为本案不属于适用特别程序审理的案件，适用特别程序审理属于适用程序错误。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1款、第183条的规定，做出裁定：由本院另行组成合议庭进行再审。再审期间，中止原判决的执行。
法院按普通程序再审后，所查明的事实与原审没有出入。只是认为，原、被告双方所签订的《补充协议》，虽系陈峰起草，但经张静签字同意，是双方真实意0思表示，应按协议履行；陈峰不按时给付抚养费，应通过法律途径追索；婚生女儿陈彦青不因父母离婚而改变其任何一方对其抚养、监护的责任，原判决以陈峰不尽抚养义务变更监护权不妥；原审判决适用特别程序，属于适用法律错误。故依照《民法通则》第130条、18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1条规定，于2001年1月9日做出如下判决：撤销本院（1999）易民特字第03-130号民事判决书；驳回原审原告张静变更监护权的诉讼请求。
此案便是一起典型的夫妻离婚后，子女随一方生活，而另一方要求变更子女原来的监护关系，由自己对子女进行监护的案件。初审判决和再审判决所依据的基本事实相同，但由于对相关法律概念存在认识上的不同，导致判决结果迥异。堪称我国民法学专家的杨洪逵先生对此案进行评析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6条第1款关于“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规定，父母离婚并不影响父母双方仍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均仍应“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所改变的只是父或母哪一方为与未成年人一起共同生活的实际抚养人。抚养关系可以变更，但监护关系不能变更，况且在父母之间也不发生变更监护人的问题。 但是，也有人认为，父母抚养未成年子女是法定义务，并不因父母离婚而改变，不应存在抚养关系的“变更”问题。夫妻离婚后，未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子女随自己生活，主张的不应是抚养权；变更的也不应是抚养关系。
在理论界，不少学者对监护和抚养不作区分，认为“夫妻离婚后，抚养子女的一方单方变更未成年子女的姓氏，对方要求恢复该子女的原姓氏，法院处理这类纠纷时一般以民法通则第99条、婚姻法第16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9条的规定为依据。” 对此，杨洪逵先生认为，处理离婚父母关于未成年子女姓氏变更的问题，“一与未抚养子女的一方是否尽抚养义务、是否关心子女无关”。 且不说监护与抚养有着实质区别，单就“未抚养子女”与“尽抚养义务”中两个“抚养”，内涵就不一致。既然“未抚养子女”，又谈何“尽抚养义务”？此种说法似有自相矛盾冲突之嫌。
在立法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意见》第15条规定：“离婚后，一方要求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应另行起诉。”在此条款中，甚至也有“变更子女抚养关系”之说。
那么，究竟在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关系能否变更？对子女的监护关系能否变更？未成年子女原来随一方生活，另一方认为随自己生活对子女更为有利，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子女随自己生活时，主张的是抚养权，还是监护权？所变更的是抚养关系，还是监护关系？由于婚姻法在立法时回避了监护问题，不能从立法角度明确监护与抚养，监护权、监护权人与监护人等法律概念的区别，引起司法认识上的不统一，导致审判实践中的困惑。因此很有必要对此问题作一番探讨。本文试图从我国监护法律制度的概念、特征、内容，监护制度的立法宗旨等方面，明确抚养与监护，监护权、监护权人与监护人等相关法律概念的区别，进而分析《婚姻法》在设立监护制度方面的立法瑕疵，为进一步修改《婚姻法》建言献计。
二、我国的监护法律制度概述
所谓监护，是指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法律制度。依法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的人是监护人，被监督保护的人是被监护人。
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监护，是指“对一切未成年人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 是广义的监护。英美法系的多数国家采用此体例。另外，大陆法系多数国家采用狭义的监护，即指对不在亲权下的未成年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或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及财产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 采用狭义监护制度的国家认为，监护作为一种法律关系，是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通常地于未成年人设置监护，是以无亲权者或者亲权人丧失亲权为根据”。 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故意回避了亲权制度，将亲权和监护合二为一。有的国家还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设立监护制度，而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设立保护制度。如《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1199条规定了对监护和保护所应分别适用的法。我国的民事立法没有监护、保护之分。
监护具有如下特征：一是被监护人必须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我国现行法律规定，被监护人包括未成年人和成年精神病人两类。二是监护人必须具有监护能力，也就是说监护人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并具有监督和保护被监护人的实际能力。三是监护关系是一种身份关系，监护人须有一定的身份资格，即与被监护人之间有一定的亲属关系或其他特定关系。四是监护是一种法律制度。监护人的范围由法律规定，监护人的设立经法定程序；监护的内容由法律规定；监护关系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自行变更或解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履行不当，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民法通则》第14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是他的法定人。”第18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婚姻法》第23条规定：“父母有管教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在未成年子女对国家、集体和他人造成损害时，父母有赔偿经济损失的义务。”根据以上法律规定，监护人的职责应当包括：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被监护人依法享有法律赋予公民的各项人身权利，如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等等。监护人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人格权利，同时必须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不受他人侵害。在遇到侵害被监护人的人身权益时，要积极地依法采取制止措施或保护措施。被监护人的财产权利包括其特有的财产和依法应当取得的财产。监护人应当妥善管理和保护这些财产，虽可合理使用，但非为被监护人的利益，一般不得处分，属于用益物权范畴。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对其进行管理和教育。日常生活中，监护人应当给予被监护人以必要的关心、照料和安排，以满足其日常衣、食、住、行的需求。同时应当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保证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和精神病人的康复及正常生活。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由于被监护人的年龄、智力或健康状况的因素，完全不能或者不能完全以自己的行为独立进行民事活动，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必须由其监护人进行。在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或被监护人的行为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益时，由监护人作为法定人参加民事诉讼活动，并承担赔偿义务。有人把“被监护人进行诉讼”作为与上述三种监护职责并列的一项监护职责， 笔者认为不妥。因为民事诉讼活动也属于民事活动的一种，子属关系并列不当。
综上，笔者认为，监护人的职责可以归纳为：对被监护人人身权利的保护、合法财产的保管、日常生活的照料、平时行为的管束、民事行为的、民事责任的承担、思想品行的教育等。
根据《民法通则》第18条第3款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不当履行职责，或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对于不履行监护职责或不当履行职责的，应当开始正确履行职责；对于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对于不履行监护职责情节恶劣的，或严重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或单位的申请，撤销该监护人的监护资格；构成犯罪的，监护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0条规定，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其他有监护资格的人或单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该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或者变更监护关系。其中。要求承担民事责任的，按照普通程序审理；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比照特别程序审理；既要求承担民事责任，又要求变更监护关系的，分别审理。
监护人依法享有保护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权利，含对被监护人财产的用益权；有照顾被监护人生活的权利，含教育权、惩戒权；有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的权利，含诉讼中的特别权等。
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是社会生活中的弱者，他们不具备或不完全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也无法独立处理有关人身及财产方面的问题。他们的生活需要有人照料，财产需要有人管理。同时，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品德修养，也需要有人关注和教育。由此，民法上设立了监护制度。 对于未成年人、孤儿、精神病人、痴呆症人，由于他们的智力水平、心理状态、健康情况、思维能力等因素，不能向正常的成年人那样，可以独立地行使权利与履行义务，以及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因此“必须加以特殊的保护”。
民法上设立监护制度，其目的就是为了充分保护未成年人或成年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以体现法律的公正。具体讲有以下几点：首先，它使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得到真正实现。民法赋予监护人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的权利，解决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民事权利能力方面的困难和障碍，从而使被监护人的民事权利能力得到真正实现。其次，它使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民事行为能力得到弥补。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于不具备从事民事活动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不能独立进行民事活动，通过监护人其进行民事活动，就能弥补其在民事行为能力上的不足或缺陷，从而有效保护他们合法的民事权益。第三，它能维护社会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监护制度要求监护人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加以监督和管理，防止他们可能实施的不法行为以及由此给他人的合法权益造成的损害。
三、需要明确的几个相关法律概念
（一）抚养与监护
1、抚养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8条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依法履行对未成年人的监护职责和抚养义务。可见，抚养和监护，属并列的两种不同的法律范畴。
关于抚养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归纳。有人主张，抚养是指父母从物质上、经济上对未成年子女的养育和照料，如负担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在生活上给予子女以养育、帮助和照管等。 也有人主张，抚养是父母从物质上、经济上对子女的养育和照料，保障子女的生存，使子女得以健康的成长。 还有人主张，抚养是指父母从物质和经济上对未成年子女的养育和照料，如负担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及其他必要的费用，并在生活上给予精心的照料和力所能及的帮助。 王战平先生干脆把抚养称作是父母“对未成年人的供养责任。” 笔者认为，上述诸观点并无实质区别。概括起来，抚养的内容应当包括以下几点：首先，抚养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责任。其次，抚养责任的实质内容是金钱和物质上的供给。第三，抚养的目的是为了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成长。
由此可见抚养的独特功能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从金钱和物质上的一种供给。而且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是一种法定的权利和义务，是无条件的。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外，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免除。即使父母离婚，仍应负担抚养义务。
2、抚养与监护的异同。根据上述概念不难看出，尽管抚养与监护都是法律赋予特定民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一般情况下，抚养人同时又是监护人，不但要给予未成年子女以物质上的养育和生活上的照料，还应对其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和保护。但两者有着明显的区别。
（1）实质内容不同。抚养是一种供养责任，实质内容重在金钱和物质上的供给；而监护是一种监督保护责任，其实质内容是对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的保护、合法财产的保管、日常生活的照料、平时行为的管束、民事行为的、民事责任的承担以及思想品行的教育等。
（2）存在时机不同。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既存在于父母离婚前，也同样存在于父母离婚后。因为法律明文规定，离婚后，父母对于子女仍有抚养教育的权利。而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则不然，在父母离婚前，子女随父母共同生活，双方均是子女的监护人；在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往往随父或母一方生活，父或母一方在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权利的保护、合法财产的保管、日常生活的照料、平时行为的管束、民事行为的、民事责任的承担以及思想品行的教育等监督保护的职责，行使监护权；而未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不能进行及时有效地监督和保护，不便行使监护权，实际是一种监护不能。
因此抚养和监护不能混为一谈，在适用上更不能相互替代。
3、区分抚养与监护的实践意义。正确区分抚养与监护这一对法律概念，在审判实践中有着重要意义。由于父母对于未成年子女的抚养义务不可免除，因此，在处理离婚纠纷时，确认抚养主体，无需考虑子女随父或母哪一方生活，双方均为抚养主体。而监护的情形则不同，在审理离婚案件时，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充分考虑父或母哪一方能够更好地履行对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权利的保护、合法财产的保管、日常生活的照料、平时行为的管束、民事行为的、民事责任的承担以及思想品行的教育等监督保护的职责。因此，确认离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就必需考虑子女随父或母哪一方生活，由谁履行监督和保护职责的问题。而只有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才能更好地履行监护职责，确保被监护人民事权利能力的实现和民事行为能力的弥补，从而有效地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稳定的社会秩序。
（二）监护权、监护权人与监护人
1、监护权、监护权人与监护人的概念。我国现行法律没有明确监护权的概念，有人认为，监护权是对于不能得到亲权保护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成年人的合法利益实施管理和保护的法律资格。 但笔者认为，我国目前还不承认亲权关系，所以，监护权的概念应当表述为：监护权是法律赋予特定民事主体享有监护权利和承担监护义务的一种资格。它包含三层含义：
（1）它是法律赋予的一种资格。因为监护是一种法律制度，监护人的范围由法律规定；监护人的设立以法定程序；监护关系一经确立，当事人不得自行变更和解除。由于监护权是基于亲权关系而产生的权利，父母与子女的亲权关系不能因父母离婚而消灭，监护权也必然不因此而消灭。 因此，夫妻离婚后，子女随其中一方生活，另一方对子女的监护权并不自然丧失；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也无权取消另一方对该子女的监护 权。
（2）它是法律赋予特定民事主体的一种资格。《民法通则》第16条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范围：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父母所在单位或其住所地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第17条规定了精神病人的监护人的范围：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或其所在单位或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
（3）它是法律赋予特定民事主体享有监护权利、承担监护义务的一种资格。
可见，监护权是父母拥有的权利， 其实质是一种监护资格。凡是具有这种监护资格的人就是监护权人。而监护人则是实际履行监督保护职责的人。根据监护的特征，监护人必须具有监护能力。笔者认为监护能力包括两层含义，一是监护人必须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二是必须具有实际对未成年人或成年精神病人履行监督保护职责的能力。二者缺一不可。可见，监护权、监护权人与监护人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三个不同概念。监护人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同一顺序中的数人；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可以协议确定监护人。 因此说，凡是监护人必定有监护权，是监护权人，但有监护权的监护权人未必就是监护人。
未成年人财产保护法篇9
【关键词】单亲家庭；未成年子女；法律保护
近年来，市场经济意识的深入人心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婚姻观念，导致离婚情况逐年增多。这在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社会的进步，但同时随着离婚率的逐年上升，生活在单亲家庭的子女大量增多。未成年子女是社会的未来，离异单亲家庭未成年子女应享有与正常家庭子女同等的权利，他们的合法权益应当依法得到保障。这不仅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
1离异单亲家庭子女的调查情况
据中国民政部门统计，1980年中国离婚对数为34.1万对，1990年为80万对，2000年为121万对，2003年为133.1万对，2005年为161.3万对。从绝对离婚对数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离婚人数增加趋势迅速。民政部2008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共计办理结婚登记1049.9万对，比上年同期增长10.6%，民政部门办理离婚登记155.3万对(不含人民法院办理的调解和判决离婚案件数)，比上年同期增长10.6%。而离婚年龄段中30岁至40岁者占离婚者总数的85％，此年龄段的夫妻离婚，其子女一般都是未成年人。
为了了解单亲家庭对未成年子女成长过程中的教育和影响，《单亲家庭子女的性法律问题研究》课题组于2007年5月~10月对成都地区的3所中学和1个少年管教机构的413名少年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显示：因为父母离婚造成单亲家庭的比例最高，总体为17%。其中学校单亲家庭子女中因为父母离婚造成的为14%；少年管教机构单亲家庭子女中因为父母离婚造成的为26%。
2我国现行法律对离异家庭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的主要规定
我们现行《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都能找到保护未成年子女的法律依据。这里重点从我国婚姻法对离婚后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子女抚养费以及探视权的有关问题进行阐述。
2.1父母离婚后父母与子女的关系
我国2001年修正的婚姻法第36条第1款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或母直接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这是男女离婚后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基本原则，也就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受父母是否离婚的影响。
2.2离婚时子女抚养费的给付
我国婚姻法第37条第1款规定：“离婚后，一方应负担必要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的一部或全部，负担费用的多少和期限的长短，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为了切实执行这一规定，199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11条规定的抚养费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18周岁为止，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能维持当地的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停止给付抚养费。
我国婚姻法还规定，抚养费可因法定的原因而变更。《婚姻法》第37条第2款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数额的合理要求。”根据这一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增加抚养费的情形有：原定抚养费数额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的；因子女患病、上学，实际需要已超过原定数额的；有其他正当理由应当增加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减少或解除抚养费的情形有：抚养子女的一方再婚，继父或继母愿意负担继子女的抚养费的一部分或全部，他方的抚养费负担可酌情减少或免除；有给付义务的一方出现某种新的情况，确有实际困难，如长期患病、或丧失劳动能力、或犯罪被劳改、或违法被劳教等无经济来源，确实无力给付的；有给付义务的一方，因犯罪被判刑收监改造，无力支付的。
2.3探视权
我国《婚姻法》第38条第1款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从这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父母与子女的见面权利是不会因为父母的离婚而被剥夺的。不能错误地认为子女归谁抚养就是归谁所有，可以不要对方的抚养费为由，不准对方与子女联系，甚至拒绝对方探望子女，以此方式来发泄对对方的私愤。还有的人因对方支付抚养费、教育费不到位为由，剥夺对方的探视权。
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是指父母离婚后，与子女分居的一方（父亲或母亲）享有的按照协议或人民法院的判决，遵循一定的方式和时间，探望子女的权利。“从民法理论上讲，父母对子女的探望权，是基于亲权而产生的，是亲权中的一项基本权利。”这种权利是基于父母子女关系而享有的身份权的合法体现。这种血缘关系带来的权利不因夫妻关系解除而解除。所以离婚后父、母各方仍然承担和享有对子女的抚养、教育、关心成长、探望的义务和权利。不直接抚养的父或母一方，以适当的方式、合适的时间探望子女，是行使其依法享有的探望子女权利的法定行为，自然受法律保护。同时，这也是父母履行抚养教育子女的有效条件，直接关系到单亲家庭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3离异单亲家庭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受侵害的主要特点及我国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
3.1当前离异单亲家庭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受侵害的主要特点
（1）不少父母离婚把争抢孩子的监护权作为争夺财产和住房的筹码，他们争孩子的目的是要房子和财产。一旦拥有他们又不认真履行监护职责。
（2）父母离异后，子女抚养问题日益突出。当一方要求给付或增加抚育费时，另一方拒绝或推托给付，严重影响了儿童的身心健康。
（3）离异双方谁都不愿抚养孩子，视孩子为累赘，怕有孩子给自己再婚带来障碍。不管夫妻以什么理由离婚，但孩子是无辜的。也不论拒绝抚养孩子的理由如何充分，其结果必然都是对子女合法权益的一种严重损害。
（4）有的离婚案件当事人把子女视为个人财产，离异后不准对方接触孩子，有的甚至把孩子封闭起来，不与外界接触，使对方遭受感情的煎熬，把孩子作为仇恨、伤害对方的工具。
3.2目前我国立法对单亲家庭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存在的主要缺陷
（1）抚养期限不够长。
我国立法对抚养子女年限规定的不够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规定的抚养费给付期限一般至子女18周岁为止，16周岁以上不满18周岁的，以其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并能维持当地的一般生活水平的，父母可停止给付抚养费，也就是说保护子女到18岁。与我国现有情况看，显然过早地将孩子推向社会，这样做的后果往往会使孩子过早地面对强大的社会压力。对于抚养期限中孩子的教育问题，婚姻法也没有具体作出规定，特别是合理教育的限度规定含糊。我国法律中虽有九年义务教育，但仍不能满足孩子走向社会所需要的教育。
（2）抚养费执行强制力度不够。
尽管法律对子女抚养费的给付有明确规定，但在实际生活中，由于诸多原因仍存在大量的拖欠，乃至拒付子女抚养费的情况，由于法律的保障力度不足，使许多孩子得不到抚养费。
（3）监督机制不健全。
在我国法院可以对自己所作的判决的执行进行监督，但对于离婚案件中关于抚养子女问题的执行需要长时间的监督，法院无法作到十分周到的监督。对判决以后，如何在长时间内保证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法院所能做到的是不够的。
（4）对离异家庭未成年人财产范围和内容未作界定。
我国《婚姻法》第2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条规定：“国家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犯”、《民法通则》第133条亦规定：“有财产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从本人财产中支付赔偿费用，不足部分由监护人予以适当赔偿。”一方面，这些法律承认了未成年人可以具有财产，认可了其财产权利；在另一方面，这些规定没有对未成年人财产范围予以界定，没有明确其受法律保护的范围以及未成年人承担民事责任时的财产内容。这样，现行的法规就有“无的放矢”之嫌。在正常家庭中，父母与孩子共同生活，家庭费用的计算原本就难以清晰，这种立法方式不一定会引发矛盾。但是，在离异家庭中，对未成年子女的财产权利范围不做界定则往往会引发矛盾。在夫妻双方提起离婚请求的过程中，未成年子女的个人财产难以引起法院或行政机关的注意，导致了司法上将未成年人财产与家庭共同财产混淆或忽略不计，从而往往致使在财产分割之时将原本属于未成年人的财产与家庭财产共同分割，而忽视对未成年人财产权益的有效保护。
4完善我国相关立法的建议
4.1对子女抚养期限的规定
我们认为我国规定的期限太短。第一，关于在孩子年满18周岁结束父母的抚养义务。我们认为这样的规定是不合理的。众所周知，年满18周岁的孩子在心智上还不完全具备在社会上独立生活的能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仍十分需要父母的帮助。第二，关于年满16周岁，未满18周岁，能够以自己的劳动收入维持自己当地生活水平的未成年人，父母对其抚养义务也可终止的规定，而父母对孩子的抚养义务不仅限于经济方面，还包括为孩子提供健康成长的环境，教育孩子向正确的人生轨迹迈进，培养孩子的社会生活能力。第三，关于合理教育的范围。九年义务教育是国家强制对未成年人的受教育权利的保护。但是仍有部分未成年人不能完成其最基本的九年教育，其中大部分是父母离异的未成年人，父母不关心，自身又不好好学习，早早就辍学。他们便形成社会中的隐患，也是青少年犯罪的“主力军”。因此在我国现行婚姻法中考虑加长抚养期限的规定：父母应当使适龄的子女进入小学、中学接受义务教育，父母有权力、义务教育子女不得有不良行为，还应当承担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职责。
4.2改变一次性给抚养费的一般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1993年对抚养问题作出统一的司法解释：“子女抚养费的给付方法，子女抚养费应定期给付；父母有条件的可以一次性给付抚养费”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弊端。其中，“一次性给付抚养费”容易混淆“十八周岁以下子女”与“未独立生活子女”的界限，使一些父亲或母亲以一次性支付了全部抚养费为由，推卸作为父母法定抚养义务；其二，由于市场物价上涨等因素变幻莫测，人们难以预测子女在成长过程中客观需要程度。近年来，许多未成年子女抚养方以原定的抚养费不足以维持当地实际生活水平，或另一方收入明显增加为由，向法院提出要求增加抚养费的诉讼。我们认为，抚养费定期给付能减少这方面的诉讼，更能有效地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健康成长。
4.3探视权行使
我国新修正的婚姻法对探视权有进一步的规定，但是对于这一权利的行使遭遇困难时，长期地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不利于孩子的成长。法律中有关个人和单位协助执行的责任，规定相当模糊，不利实际操作。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将探视权行使的监督权利赋予基层组织，比如居民委员会或村民委员会，而且还可以适当地加强立法的惩罚制裁措施的严厉程度。可以效仿美国的立法，给予恶意、严重地阻碍探视权行使的一方父或母以刑事制裁，或变更抚养权。
4.4充分保护父母离婚的未成年人的利益
对有未成年子女的离婚家庭，实行离异程序区别处理或者不运用行政手段登记离婚。对于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离异，须经诉讼程序而不适用于行政程序的，登记离婚或给这类夫妻更长的协议离婚考察期。
增设特定情况下限制当事人的离婚诉讼。在特定情况下，应通过限制当事人的离婚自由来实现对未成年子女的特殊保护。如未成年子女患有急性严重疾病，需要父母特别照顾，履行抚养义务期间，夫妻双方不得提出离婚诉讼。未成年子女、未独立生活的子女面临会考、中考、高考或其他重大考试期间，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是否受理离婚诉讼的决定等。
若有第三人赠与财产给未成年子女，且明确表示不让父母管理时，为尊重赠与人的意见，得排除父母对未成年人赠与财产的管理。
未成年人财产保护法篇10
〔关键词〕大规模侵权事件，未来侵权债权，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营业转让，新继受人责任制度
〔中图分类号〕D913.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175（2015）06-0123-06
现代工业社会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的同时，各种风险随之相伴而生，产品缺陷、环境污染、生产安全等事故频发，此类事件一般所涉受害者众，损害后果亦重，因此，谓之为大规模侵权事件。2008年三鹿问题奶粉事件①发生后，大规模侵权事件导致的企业破产引起学界广泛关注，大部分学者主张赋予侵权债权在破产分配顺序中以优先地位，②这些观点对于保护现时侵权债权人③无疑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而民事侵权损害具有不确定性和潜伏性，一部分侵权债权在企业终止后一定时间才出现损害问题，根据侵权法的规则无法及时认定因果关系，对这部分未来侵权债权人的利益保护在现行立法中难以找到依据。为此，本文以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为例，梳理我国大规模侵权事件的民事赔偿程序，归纳分析我国未来侵权债权面临的主要问题，探寻对未来侵权债权人法律保护的法理依据，借鉴国外经验，提出对相关立法进行改革的几点建议，以抛砖引玉，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更多的关注和思考。
一、目前大规模侵权事件的主要民事赔偿程序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作为近年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典型事例，其民事赔偿程序具有代表性，以下对这一赔偿程序作一集中梳理。
（一）政府先行垫付患儿医疗费用。2008年6月28日，位于兰州市的第一医院收治了首例患“肾结石”病症的婴幼儿，随后短短两个多月，该医院收治的患婴人数就迅速扩大到14名。据家长们反映，孩子从出生起就一直食用河北石家庄三鹿集团产的三鹿婴幼儿奶粉。7月中旬，甘肃省卫生厅接到医院婴儿泌尿结石病例报告后，随即展开了调查，并报告卫生部。截至2008年11月27日8时，全国累计报告因食用三鹿牌奶粉和其他个别问题奶粉导致泌尿系统出现异常的患儿29.4万人。2008年9月到2008年12月，由各级政府先行垫付医疗费用，按照不同的标准，给医疗机构提供补助。
（二）政府牵头确定民事赔偿方案。2008年12月，由卫生部牵头成立的问题奶粉赔偿调查小组拟定民事赔偿方案，政府和三鹿集团等22家问题奶粉企业共同承担40亿元。其中，26亿元的检查费用由政府负担，其余的资金则由22家问题奶粉企业按各自品牌产品确诊患儿数量、产品市场占有率、产品三聚氰胺检测结果等综合考虑进行分配，其中三鹿集团支付9亿元左右，用于支付患病婴幼儿的治疗和赔偿费用。赔偿方案中还有一项总额为2亿元的医疗赔偿基金，受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委托，由中国人寿保险公司进行管理和运作。从2009年1月起，根据卫生部等相关部门出具的医学鉴定证明，基金向因食用问题奶粉而患上五类相关疾病的患儿支付相关的医疗费用，直至患儿年满18周岁。
（三）债权人向法院申请启动破产程序。2008年12月30日，债权人石家庄商业银行和平西路支行向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对被申请人（债务人）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破产清算的申请，三鹿集团进入破产程序。2009年12月28日，石家庄中院作出裁定，终结已无财产可分配的三鹿集团的破产程序。同日，首起三鹿赔偿诉讼在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三鹿的人向法庭出示了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所作出的裁定，三鹿集团对普通债权的清偿率为零。这意味着，结石患儿无法从三鹿获得任何赔偿。〔1〕
（四）破产事宜及侵权债权的后续清偿。法院宣告三鹿集团进入破产程序后，三鹿集团马上托管三元几条生产线开始生产。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后，北京三元集团有限公司与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作为有关政府部门指定的战略重组方竞拍三鹿集团，最终获得三鹿集团的土地使用权、7～8家核心工厂、原有的生产技术、健全的经营团队、销售渠道、销售市场。但是，直至2013年7月，三元对三鹿集团的产能利用率不足五成，多家工厂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由于双方强势业务完全不同，受“三聚氰胺”事件的影响，三鹿的品牌优势不仅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产生负面效应，导致销售市场不得力，无法开足全部产能，不得不依靠租厂房、租库房等方式来增加营业外收入，以此来填补折旧费、维修费用、管理费用、人员成本等各项费用。〔2〕后续对侵权债权人的赔偿情况，未查到相关数据或报道。
二、大规模侵权事件中未来侵权债权清偿面临的主要问题
三鹿问题奶粉给患儿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幸运的是，据医学专家推测，对食用含有三聚氰胺奶粉的患儿，成年之后不会出现更多的损害。但是，类似的其他产品责任事件、环境污染事故、安全生产事故的受害人未必那么幸运，实践中还可能出现大量的未来侵权债权人，如：对于使用周期年限较长的耐用消费品、缺陷医药产品而言，产品缺陷导致的损害往往发生在债务人已经终止之后;环境污染对受害人生命健康的侵害可能缓慢发生，损害症状确诊时企业可能已经注销登记，等等。相对于现时的侵权债权人来说，这部分未来侵权债权的清偿至少面临三方面的问题。
（一）非合意之债的性质强化了未来侵权债权人的弱势地位。根据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合意，有合意之债与非合意之债之分，侵权之债属于非合意之债。有学者指出，如果对合同之债的救济体现为“增值”的话，那么对侵权之债的救济就体现为“保值”;〔3〕而在侵权之债中，即使是现时债权人，单个消费者也是势单力薄，相互之间难以形成聚合力量，明显处于弱势地位。而未来侵权债权人由于实际损害的发生时间不一，利益诉求纷繁复杂，加之债务人企业可能已经终止，寻求救济的成本高昂，未来侵权债权人获得救济的希望非常渺茫，在清偿债权中的弱势地位更加突出。
（二）立法缺失排除了侵权索赔的法律适用。根据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原理，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的过错、损害、过错和损害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际损害的存在是认定侵权债权责任的要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中，均只规定了对现时侵权债权的保护，潜在的、未来的损害被排除在外。破产法中将侵权债权作为普通债权对待，在破产程序中居于最后的顺位，限于已经认定实际损害的现时债权人，对破产程序终结后新出现的未来债权人并未作出特殊安排，未来侵权债权的清偿在现行立法中难觅踪影。
（三）公司终止后侵权民事责任只针对现时债权设立使未来债权侵权丧失了求偿依据。我国传统公司法理论认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受到有限责任制度的庇护，公司终止后不再承担民事责任。实践中也曾经存在违反《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被吊销营业执照因而公司注销登记，从而逃避债务的情形。2005年《公司法》第十章“公司解散和清算”主要规定了公司非破产解散清算的内容和程序，明确了公司解散原因出现后，公司并不立即终止，其法人资格仍然存在，直到依法清算完毕并注销后才消灭其主体资格。强制解散情形下，营业资格终止，法人资格同样要经依法清算完毕并注销才消灭。公司法第185条规定清算组的七项职权，④都是针对现时债权设立，未来侵权债权无从通知、公告债权人，更无法进行相关债权的清偿，使这部分债权人求偿失去了法律依据。
三、大规模侵权事件中针对未来侵权债权保护的法理依据
作为非合意之债，侵权债权相对于合同债权处于弱势地位，而在非合意之债中，未来侵权债权相对于现时侵权债权处于更为尴尬的境地，而确定的损害必须要有确定的主体承担责任。那么，未来侵权债权保护的法理依据究竟有哪些呢？
（一）公司法司法解释为未来侵权债权的保护预留了适用空间。2008年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中确立了公司终止后要求股东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律依据，具体包括：其一，对清算有过错的公司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债权人有权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过错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二是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⑤其二，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有权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其三，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有权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⑥对此承诺的性质，有学者主张是一种债务负担的意思表示，该承诺经过公示，对社会上不特定的人产生影响，产生信赖利益，从保护交易安全角度出发，应认可该承诺的效力。股东未清偿侵权债务分得剩余财产属于不当得利，应当对未来侵权债权人从分得财产范围内进行清偿，即返还不当得利。〔4〕205-210根据体系解释，上述内容中的债权人并未限定为合同债权人，侵权债权应包含在内，这为未来侵权债权人的利益保护预留了空间。
（二）确立未来侵权债权保护是公司法人格否认理论的必然延伸。2005年公司法第一次规定了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⑦，根据公司法条文的文义解释，否认公司法人人格应当满足以下三个要件：第一，行为要件，指公司股东存在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的不当行为;第二，主观要件，即不当行为人的目的是逃避债务;第三，损害后果，不当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学者考证2006年1月1日到2010年12月31日期间法院的审判实践，得出如下结论：否认理由包括混同、资本显著不足、过度控制、欺诈和不当行为，其中混同是适用最多的理由;适用该规则保护的债权既涉及合同之债，又涉及侵权之债，适用的公司类型主要是有限责任公司;行为人的主观要件和损害后果均非争议的重点;核心要件是审查“滥用法人格”，但国际上的一个最新发展是，即使不存在滥用情形，公司面纱也可能被刺破。比如美国的“单一商业体理论”，主要适用于公司集团，根据该理论，只要各关联公司之间的关系足够紧密，无论是姐妹公司还是母子公司，都可以将它们视为一个商业体，让它们为彼此的债务承担责任。又如澳大利亚的“法定的刺破公司面纱规则”，即符合法定条件下，在公司集团内，母公司需要为子公司的破产交易承担责任，以遏制利用母子公司关系金蝉脱壳的做法。该责任的追究有时间限制，即必须在子公司破产程序开始后的六年内提起相关诉讼。〔5〕这两个理论都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是在产品责任和环境污染等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对公司集团加强监管的反映。对于公司集团、股份公司滥用公司法人格的行为，从主观要件的认定走向客观化的过程，更多地从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强调强者对弱者承担更多的责任。基于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在实践中的发展趋势，要求公司对未来侵权债权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三）美国继受人责任规则为未来侵权债权保护提供了裁判思路。继受人责任规则是美国判例法发展出来的一项规则，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1）传统继受人责任制度。起源于19世纪后半期及20世纪早期，是指一般情况下，公司财产转让后，受让公司对转让公司的债务不承担责任，即债务不承担规则，但是严格遵循该规则有违公平正义时，法官根据衡平法的精神，对符合下列四种情形之一：明示或默示约定、欺诈性转让、实质合并、实质存续，要求受让人承担转让人应承担的债务。其中，后两种情形实质是为了简化直接证明欺诈性转让存在的困难而做出的推定。（2）新继受人责任制度。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法院面临两方面的困境：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产品侵权事件中未来侵权债权人要求保护，另一方面包括欺诈性转让法和继受人责任制度在内的立法在实践中常常被受让人巧妙地加以规避，而侵权损害事实确定地已经发生。为此，美国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创造性地超越对欺诈的认定和推定，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发展了继受人责任制度，提出了以产品存续原则⑧和事业存续原则⑨为理论基础的新继受人责任制度。对于前者，法院在判决中从产品严格责任制度的目的在于保护消费者利益、受让人承担潜在侵权责任后转嫁风险的可能性、受让人利用商誉获利因而承担责任的公平性三个方面，阐明了受让人对转让人原先所制造和销售的相同产品中存在的缺陷承担严格的产品责任的理由。对于后者，法院指出股东存续是确定转让公司和受让公司是否存在关联性的一个因素，现金对价不应该成为受让人逃避承担责任的借口。〔6〕继受人责任规则意在建立公平合理的风险补偿机制，在美国司法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为我国法院审理未来侵权债权的案件提供了裁判的新思路。
四、完善大规模侵权事件中未来侵权债权保护的具体法律制度
侵权法的功能有三：补偿功能、惩罚功能和预防功能，其中，大陆法系国家占统治地位的观点认为，侵权行为法的补偿功能是唯一功能。〔7〕6而在大规模侵权事件中，正如德国著名法学家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所称：“大规模侵权是对侵权法的扩展与深化”〔8〕8，为了减少、避免恶性事件的发生，预防功能和惩罚功能同样有必要加强。在风险潜伏的现代工业社会，对未来侵权债权的保护是对现时侵权债权保护的必然延伸。从公平正义的法律价值出发，为了加强法律保护未来侵权债权人的利益，需完善以下几方面的制度。
（一）扩展责任主体以保护未来侵权债权。扩展责任主体为保护未来侵权债权增加了清偿的机会和份额。包括两种方式：
一是依据公司法人格否认制度，借鉴美国“单一商业体制度”、澳大利亚“法定滥用法人格规则”，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就要求母公司、子公司或姊妹公司承担侵权责任，解决公司集团中某公司造成的未来侵权债权的主体缺位问题。
二是借鉴美国继受人规则，要求受让人承担未来侵权债权的责任。在我国企业改制实践中，构成实质合并、实质存续的营业转让已然存在，其中不乏逃废债务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创造性地提出了“债随物走”原则，其实质是扩展了责任承担主体。在近几年的企业破产重整实践中，营业转让型重整（又称出售式重整）因其有利于对营业资产的有效利用，能够充分发挥挽救企业的经济与社会价值，构成了事业的实质存续，增加了清偿债务的主体，可以使债权人得到较清算更多的清偿，实践中逐步受到重视。〔9〕三鹿奶粉事件中，从三元重组三鹿的资产来看，生产线、销售渠道、经营团队、经营范围这些要素有机结合，形成了具有整体性、功能性、有机性的营业资产，实质上构成“营业转让”，这种转让属于重大资产转让。受让人三元集团在受让这部分资产后，继续原三鹿集团的生产线所进行的奶粉生产经营活动，符合美国判例法中的“产品存续原则”;三元在并购三鹿集团之后，三鹿集团丧失了主体资格，三元的生产经营是三鹿营业活动的继续，同时可以利用原来的销售渠道并进一步开拓市场，这个意义上符合美国判例法中的“事业存续原则”。如果三元继受三鹿营业财产纯属于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那么，根据这两个原则，三元将对未来侵权债权人承担清偿责任。我国学者已经认识到受让人应承担的责任，表述为接手者责任：“接手者对前手销售的缺陷产品所造成损害，应当有条件地承担责任。其条件：一是合同约定接手者应当承担此项责任的;二是为逃避对前手的债务或责任的承担而从事欺诈性的财产让与行为而导致接手的;三是构成对前手兼并或收购的;四是使接手者成为前手法律人格的延续的。不具备上述条件，但是接手者对因其自己在销售后未予警示所致损害，应当承担产品侵权责任。”〔7〕209-210
（二）明确期限和范围以保护未来侵权债权。未来侵权债权是工业风险社会的必然产物，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相关立法中，对这些问题已确立相关的规则：第一，预留足额财产给股东以满足未来债权人的诉求。如1984年美国模范公司法中规定：合法债权在公司解散公告后5年内仍可提出，即使这些债权发生在公司解散后。债权人可以直接对公司尚未分配的财产提出请求，也可以在公司清算中向分得剩余财产的股东个人提出。我国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13条规定：“在公司清算程序终结前补充申报的债权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未申报债权的，清算组应予登记。”从文义解释来看，公司解散清算程序终结后，不能申报债权。但是我国《破产法》第119条规定：“破产财产分配时，对于诉讼或者仲裁未决的债权，管理人应当将其分配额提存。自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满二年仍不能受领分配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提存的分配额分配给其他债权人。”这里对破产终结时未决的债权保留了分配额进行提存，保留的期限为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起二年。对于未来侵权债权而言，潜在损害难以预测，数额无法确定，因此，我国立法应通过赔偿基金的途径解决，可作出规定：公司终止后出现侵权债权的，债权人有权要求从赔偿责任基金中支付，该权利行使的期限为公司终结之日起五年。此外，对于未来侵权债权的保护，还可通过强制责任保险来解决。
第二，责任承担的范围。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受到有限责任制度的庇护，一般以股东从公司剩余财产分配中分得的财产范围内予以清偿，⑩以此平衡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对于营业转让中受让人的责任承担范围，有观点建议受让人承担的后继者责任的范围应以其在进行资产收购行为时尽合理注意所能预见到的潜在侵权责任为限，而是否限制受让人承担责任的范围，也取决于立法更重视保护营业受让人的利益还是债权人的利益。〔10〕本文对此表示赞同，对于我国目前产品质量问题频发容易导致大规模侵权事件中受害人利益难以保护的现状，立法应选择侧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强化受让人的责任，为此受让人必然会事前尽职调查防范风险，避免转让人转嫁风险后逃之夭夭。
（三）完善欺诈性财产转让制度以保护未来侵权债权。公司欺诈性财产转让是一种典型的侵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国外曾经颁布专门立法打击这种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如美国于1918年颁布了《统一欺诈性产权转让法案》（UFCa），1984年美国国家统一州法委员会颁布了《统一欺诈交易法》替代了之前立法，将公司欺诈性财产权转让分为事实欺诈和推定欺诈。在构成要件方面，事实欺诈要求有主观故意，由于探测公司的主观故意比较困难，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概括出了“欺诈的征象”，推定欺诈无需证明主观故意，如果某一行为的必然结果是妨碍、拖延、欺诈债权人，则推定该行为具有欺诈的意图。欺诈性财产权转让行为有多种表现形式，具体到大规模侵权事件，如企业因违法经营行为造成损害后果，导致企业破产后转让资产继续经营，可以认定为事实欺诈;转让财产本应用来清偿侵权债权，由于侵权债权的清偿因债务人转让财产而被阻断，可构成推定欺诈。欺诈行为属于可撤销行为，未来侵权债权人可申请法院予以撤销，要求公司承担赔偿责任。
我国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对公司欺诈性财产转让主要通过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和公司解散后清算时恶意处置公司的行为作出规定，破产法中规定了撤销权，但同样存在难以认定主观过错的问题，为此，可借鉴美国立法中的推定欺诈，从而更好地保护未来侵权债权人的利益。
五、大规模侵权事件处理中的政府责任
大规模侵权债权事件中，因其涉众较多，后果严重，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社会公共安全事件，因此政府积极启动三鹿奶粉事件的民事赔偿程序值得肯定。但现代工业社会的高风险决定了大规模侵权事件不可避免，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当前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要确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对政府的角色定位应理性分析。
（一）政府主动介入发挥积极的调控作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中，政府发挥了强有力的调控作用。如民事赔偿部分，政府首先要求三鹿集团拿出9亿元用于支付患儿医疗费，牵头建立赔偿基金等;对经销商的担忧，2008年12月19日，政府承诺将协调企业在2009年1月10日前，向经销商支付30%的拖欠货款，总额约3亿元;在三鹿破产重组问题上，主管部门积极斡旋，最终由北京三元有限公司和河北三元食品有限公司组成竞拍联合体竞拍成功。这些措施很大程度上减轻了问题奶粉对社会公众的不良影响，为相关债权人提供了政府信用担保，对保持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建立政府适时退出机制以便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三鹿问题奶粉事件以已逾六年，政府积极调控行为是否适当，追踪破产重组后的情况，至少带给我们以下思考：首先，未来侵权债权的保护缺失。政府只关注现时侵权债权的保护，对未来侵权债权未涉及;其次，政府行为有越位之嫌。依据破产法规定，政府要求企业支付患儿和经销商债权的行为是代替破产管理人进行的财产处分行为，且违反了破产法中的债权清偿顺序，给予现时侵权债权以超级优先权;第三，政府行为似有失当。政府主导下进行的企业重组，实际运行情况与良好预期差距较大。对侵权债权人来说，三元对三鹿的重组构成了实质上的企业存续，但是三元重组行为非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因而要求三元作为受让人承担三鹿侵权责任实乃勉为其难。因此，在大规模侵权事件处理中，政府仍然要坚持法律规则至上，坚持市场主体权利本位，坚持行政权力控制，坚持法定程序优先，这样才能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注释：
①为了叙述简便，北京三元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元，石家庄三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三鹿。
②主张赋予侵权债权优先权的有：韩长印，韩永强：《债权受偿顺位省思――基于破产法的考量》，《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马东：《论应当赋予侵权债权在破产分配中以优先地位》，《法学杂志》2012年第2期;王欣新，乔博娟：《论食品安全领域大规模人身侵权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清偿顺位》，《法治研究》2013年第11期;杨立新：《论侵权请求权的优先权保障》，《法学家》2010年第2期等。
③根据侵权债权产生的时间不同，将其分为两类：现时侵权债权和未来侵权债权，前者指侵权事件发生时债务人存续时已知的债权人，后者是指债务人终止后发生侵权损害后果而新出现的侵权债权人。
④《公司法》第185条规定：清算组在清算期间行使下列职权：（一）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二）通知、公告债权人;（三）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四）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五）清理债权、债务;（六）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七）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
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9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解散后，恶意处置公司财产给债权人造成损失，或者未经依法清算，以虚假的清算报告骗取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法人注销登记，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0条规定：公司解散应当在依法清算完毕后，申请办理注销登记。公司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债权人主张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债务承担清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公司未经依法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股东或者第三人在公司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时承诺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债权人主张其对公司债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依法予以支持。
⑦参见《公司法》第20条第3款、第64条。
⑧产品存续原则（theproductlinerule），也称为生产线规则，由加州最高法院1977年在雷诉alad公司案中创设，其要点有：受让人购买了转让人的资产（包括生产厂房、机器设备、原材料存货、半成品和产成品），这些资产被用来继续从事生产;转让方因转让资产而解散;受让人事实上利用了转让人的商誉。
⑨事业存续原则（continuityofenterprise），也称之为企业继续原则，由密西根最高法院1976年在特纳案中创设，在该案中，“最高法院扩展了传统继受人责任中实质合并原则的适用条件，包括：（1）转让公司的事业存在基本的延续性，包括重要职员的留任，财产、基本业务运营甚至公司名称的延续;（2）在将受让公司支付的对价分配后，转让公司迅速停止了运营，清算并解散;（3）为了保证正常业务的持续运营，受让公司承担了转让公司的部分相关债务;（4）受让公司对外申明自己是转让公司的有效延续。”参见彭冰：《美国法上的继受人责任》，《环球法律评论》2008年2期，第66-77页。
⑩欺诈的征象共有11个，其中包括：“（1）对关系人的转让;（2）财产转让后债务人保留了所有权或仍然有控制权;（3）转让行为――被揭发出来或被故意隐瞒;（4）在转让前――债务人被或被诉讼威胁;（5）债务人几乎所有的财产都被转让;（6）债务人潜逃;（7）债务人转移或隐匿财产;（8）债务人收到的对价与被转让的财产价值相比极不合理;（9）债务人处于无力清偿状态;（10）在巨额债务发生之前不久或发生之后不久转让行为发生……”。汪华志：《公司欺诈性财产权转让行为及其法律控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年2月第1版，第2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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