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1
私有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转型背景下，保护公民财产权是社会的发展趋势和时代潮流。因此，分析保护公民财产权对社会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各个方面的价值功能，旨在维护公民的合法财产权。
【关键词】财产；公民财产权；法律保障
一、公民财产权与民主政治
1、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现状
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稳步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快速发展并不断完善。但我国是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还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从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来看，我国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起点上建立起来的，而且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此决定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实际状况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根本要求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2、公民财产权与民主政治的关系
公民财产权是民主政治产生的基础。公民财产权导致民主政治的产生。要想真正实现民主政治，那么民主政治社会的主体必须具有独立的政治人格。而独立的政治人格必须建立于独立的经济人格之上。只有社会成员有自己的财产，实现具体的个人占有，才能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
3、公民财产权的发展对民主政治的影响和作用
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展顺利，但政治体制改革却步履维艰。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民主政治，一方面依靠政府的自觉行动，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公民财产权的发展会进一步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公民财产权为民主政治提供了最为牢固的基础，遏制了专制。公民财产权的确立分散了社会中的经济权力，因而避免了政治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为民主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二、公民财产权与市场经济
1、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我国是一个缺乏市场传统，又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法治不完备，市场经济体制也很不完善。不仅存在市场经济的固有缺陷，即自身的缺陷，还存在先天性缺陷，这是我国没有经过发达资本主义阶段和在商品经济不发达基础上建立市场经济的结果。
2、公民财产权与市场经济的相互关系
私有经济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私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独立和平等主体的合法权益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在很多方面难以取得与公有制经济平等的地位。私有经济的发展缺乏强有力的法律法规保护，其财产权与收益权受侵害现象时有发生。没有公民财产权的发展就不可能在中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
3、公民财产权的发展对市场经济的影响和作用
公民财产权发展能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政府机构改革，建立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即以经济和法律手段间接管理为主、以行政手段直接管理为辅。公民财产权的发展壮大，要求政府规范其行为，并对政府依法行使职权、致力于保护公民财产形成压力，从而减少政府机构改革的阻力，促进我国体一完备的市场体系的建立。
三、公民财产权与社会文化
1、我国社会文化建设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但经济体制与经济文化的变化极其不同步。趋利性经济文化了奉献型经济文化而在社会上影响日益增大，社会文化暴露出许多问题，如：道德秩序的混乱，公平观与效率观的扭曲，经济科学文化的落后，法律意识淡薄等。
2、公民财产权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
社会文化由个人的行为方式所组成。经济是基础，有了经济自由，才能有个人自由。在公民财产权发展的基础上，个人的独立人格才能充分发展，个人的文化意识才能充分觉醒，文化才能在多样性发展基础上进行选择，所以在微观层面上，公民财产权的发展也是文化发展的基石。先进文化促进公民素质的提高，从而促进公民财产权的发展。
3、公民财产权的发展对社会文化的影响和作用
公民财产权的发展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促进我国文化的进步和繁荣。公民财产权的发展有利于人们思想的解放和观念的更新，有利于人们开阔眼界、活跃思想、增长才干、开拓创新。促进全民族精神生活、行为方式和精神状态的更新与改变。
四、公民财产权与法治社会
1、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现状
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形成，已经从人治社会逐步过渡到了法治社会，但中国的现实离法治社会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法律体系还不尽完善，还存在权大于法、以权代法的现象。
2、公民财产权与法治社会的相互关系
公民财产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公民财产权与法治社会建设有着密切联系。公民财产权对我国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完善起着决定作用。法治社会的建立和完善对公民财产权的起着推进和保障作用。只有加强法治建设，划定权利界限，从宪法上稳定保障公民财产权的法律制度，才能使公民财产权有可靠的发展环境。
3、公民财产权的发展对法治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法治建设以市场经济为基础，而公民财产权的发展为市场经济奠定了微观基础，促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最终产生了建立法治社会的要求。公民财产权激活和诱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潜在的权利要求，为我国法治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并为之注入了丰富的内容。
五、公民财产权与和谐社会
1、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现状
由于整个社会结构面临整体转型，我国社会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如政治不和谐、经济不和谐、社会不公正，还表现为诚信缺失、自然资源问题等。严重影响了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和谐。要有效解决以上问题，必须作为一个整体通盘考虑。
2、公民财产权与和谐社会的相互关系
公民财产权为和谐社会构建奠定基石，保护公民财产才能激发人们创造财富的激情，壮大公民财产权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和谐社会构建状况制约着公民财产权的发展，和谐社会构建可为公民财产权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3、公民财产权的发展对和谐社会的影响和作用
社会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社会成员的富裕是社会和谐的基础，我国公民财产权的发展将为和谐社会的构建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公民财产权促进我国政治和谐、经济和谐、社会安定，解决贫富差距，缓解资源压力等方面都有着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谭红.从角度看我国宪法中财产权的完善[J].法学论坛，2009，03
[2]蒋北辰，王东东.宪法意义上的公民财产权保障[J].兰州学刊，2011，07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2
从市场在配置社会经济资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来看,我国已进入市场经济社会上,但现行民主却基本定型于计划经济社会。因此,现行民主对于市场经济社会,难免存在不完全适应的情况。所以,现行民主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但如何调整呢?笔者拟根据经济与政治间的互动关系原理对此作出尝试性回应。
一
我国市场经济社会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其一是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序言关于社会主义道路的宣告,第6条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宪法修正案第5条关于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宪法第8条第2、3款、第9条第1款以及第10条第1款的有关规定等,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称为基本经济制度特征;其二是经济体制方面的特征,主要表现为宪法修正案第7条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这是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非本质性特征,称为经济体制特征。市场经济社会的体制性特征的各种具体属性是有关经济体制自身固有的东西,不论姓社姓资,只要发育水平相等,它就有相同的经济属性。但这并非与基本经济制度毫无关系,事实上,后者虽不能决定其有无,但却主导或限制着它们的作用力方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第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由此而决定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2“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3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民主,是由该社会中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它可以促进经济基础的发展,也可以阻碍其发展。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是一种协调国家权力所有权(在实践中表现为公民权利,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公民的政治参与)与国家权力行使权(在实践中体现为国家权力,其表现形式主要是国家权力的配置)的方式4。根据经济决定政治的原理,我们可以将民主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加以区分:即与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体现国家阶级本质的特定内容和与社会经体制相联系的实现其特定内容的表现形式。民主内容决定民主形式,但民主形式可以促进民主内容发展,也可以导致这种民主的衰亡。
比较而言,现行民主的内容即人民民主与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特征是适应的,并且已趋于相对稳定,而现行民主的形式即国家权力的配置与公民的政治参与离我国市场经济社会的经济体制性特征的要求还有不少差距。因此,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重点应当放到民主形式建设上,具体来说,就是要构建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国家权力的合理配置和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
在政治现实中,国家权力往往表现为相对独立于公民权利之外而存在的集中运用的物质力量,具有通常分散存在和运用的公民权利所无法比拟的强度。因此,国家权力一旦形成就极易反过来控制公民权利,甚至奴役公民本身,使公民与国家机关及其官员之间政治上的主仆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换位;此外,由于国家权力具有强烈的利益属性,极易转化为或还原为以金钱为代表的物质财富,因此失控的国家权力势必成为腐败之源。
“只有代议制成功地保证了政府的行动确实是按照人民的愿望和需要办事时,我们才有理由称之为代议制民主”5,真正的民主,必须是少数人的执政受到多数人的有效监控。为了确保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控制,除了应当保持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基本比例并加强这种权利的建设外,另一个不可或缺的措施就是限制国家权力的强度,不仅应适当分散国家权力以减弱其强度,同时还应当让国家权力的不同构成部分之间形成一定形式的制约与平衡关系以自我抵销一部分强度。这后一点对于一个公民自治程度不高的国家尤为重要。而要确保国家权力的运作不致于反仆为主,不违背国家权力委托人的意志和利益,其基本途径就是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和加强公民政治参与,这正是适应市场经济社会民主建设的根本途径。
二
我国现行国家权力配置模式基本形成于计划经济社会,国家权力高度集中,高度垄断,适合于计划经济体制和人治,而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改革十余年来,针对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进行了一些局部调整,但总的看来,并未从制度上去解决根本问题,现行国家权力结构仍存在诸多弊端,具体表现为:
1.执政党与国家机关关系不明晰,党权、党政关系不明晰,“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6这种关系不明晰造成党不适当地直接干预国家具体事务,不仅影响与法治,也影响党自身建设。
2.权力配置不合理,表现为权力分工不明,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越界行使,导致权力运行的失控。从横向权力配置看,政(政府)权(权力机关)关系、政、权与司法机关关系都不明晰,各级人大作为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由于职能虚化,长期形同“橡皮图章”,使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受到极大抑制;司法机关的独立性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从纵向权力配置看,尽管宪法第3条明确规定“中央和地方的国家机构职权的划分,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但这毕竟只是一种原则性规定,而迄今为止仍未有一部具体的专门法来规范中央与地方关系,所以多年来我们总是迷惘于“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尴尬境地,而且由于缺乏法制的界定和保障,“权力下放”后地方政府功能急剧膨胀,增强了地方利益扩张意识和垄断意识,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方保护主义”等怪圈,中央宏观调控能力减弱,地方政府行为短期化。
3.监督制约乏力。由于权力配置的不合理,权力分工不明,故无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监督制约;监督机制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使得监督制约往往不能落到实处。现在看来,还是要从根本制度上解决问题,依法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础上的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权力结构。
1.把党与国家机关关系纳入法制轨道。从法理上而言,党不是一级国家机关,不能行使任何国家权力;但党既是执政党又是领导党,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要把党权、党政的关系厘清7;可以考虑在适当时候直截了当地制定一部执政党与国家权力机关关系法,把所要确认和规范的内容包括进去。
2.在权力配置问题上,主要是确立人民代表大会的应有地位和赋予其实际职权,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威,缩小行政机关的权力,保证司法机关完整独立地依法行使权力;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自身建设,使其担当起应有的责任;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适当划分各种国家机关的权力限度。在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上,在保证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地方的自主性,可制定一部中央与地方关系法或者通过《立法法》来确认和保障这种关系。
3.针对现行监督制约弱化的现状,除强化各国家机关内部监督外,还应加强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约。可以考虑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委员会来保证宪法实施,制定一部专门的《监督法》来协调各种监督机制,成立权威性的专门反腐败机构来加强廉政建设等。
总之,适应市场经济社会的要求对国家权力进行合理配置的根本目的在于确保民主的实现,防止反仆为主;但是,国家权力不能过分分散,必须相对集中而足以防止政府功能的失效和防止公民滥用权利,维护必要的社会秩序,这对一个缺乏民主经验的国家尤为重要。
三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实践公民权利,保障人民民主的实现形式。一般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有助于政府最大限度地集中公民的意愿,防止决策的片面性;有助于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以补权力制约之不足;有利于培养公民的主体意识,增强公民的政治责任感。所以,公民的政治参与也是保障实现民主的重要途径。
在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提供了广泛的途径,公民的政治参与率也相当高。但是,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也存在一些问题,呈现出高参与率与低参与质量并存的现象,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很多8;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冷漠”,这种政治冷漠并非意味着公民政治意识的完全消失,而是意味着人们的政治注意力相对和暂时的转移,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政治能量的积累期,这种政治冷漠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的相对政治稳定和集中精力抓经济建设,但时间长了就会因公民参与政治过程的减弱而导致政府行为合法性与权威性降低和对政治过程的监控程度降低而导致公共权力异化。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政治参与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参与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较低,参与的理性化较低等;(二)政治参与的机制不健全,主要表现为参与的渠道不畅、参与信息有梗塞等。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公民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能力不断提高,如果不及时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建设,使公民的利益表达能够在合法渠道内得以实现,势必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因此,提高政治参与质量和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已成为公民权利建设的必然要求。
1.提高政治参与的质量:(1)营造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治文化,为政治参与创造良好的政治心理背景,大致说来,要培养普遍的平等观念、广泛的自主意识、强烈的责任感、和法制精神,克服政治急躁和政治冷漠情绪;(2)适当提高政治过程的公开化和透明度,使公民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3)把公民的参与行为与其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提高参与质量等。
2.健全政治参与机制:(1)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即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等;(2)发展直接民主形式,如创制、罢免和复决,以济代议制民主之穷;(3)建立和健全大众传播媒介的组织结构,使新闻传播形成多层次、多渠道的网络体系,在整个社会中形成广泛的、大量的信息流,为广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提供更多的渠道。
注:1参见左羽、书生:《市场经济社会中的国家财产所有权》,《中国法学》1996年第4期。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1页。
3《列宁全集》第四十卷,第276页。
4参见拙文《论作为一种国家形式的民主》,《探索》1997年第3期。
5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编译《宪法》第148页,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
6《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28-329页。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3
［关键词］公有制表现形式原则要求社会主义
公有制度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属性和根本制度。从剧变开始，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逐步跌入低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各国共产党人没有科学理解马克思主义公有制思想。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程中，深入了解公有制科学内涵和实践要求，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公有制的理解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自从提出这个思想以来，许多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理论家认为，消灭私有制就是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他们看来，公有制是指经济上的公有制，也就是指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因而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是生产资料归属社会共同所有。
这种理解存在两大误区：第一是把公有制仅仅定位于经济领域，忽视了社会主义的政治、思想两大领域，因而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不能促进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发展，形成跛脚式发展；第二是把经济上公有制定位于生产资料领域，而忽视了经济权利、生产成果、货币财富等其它经济因素建设，从而使社会主义物质财富共有共享的目标无法实现。
二、三种主要形式
从上述分析来说，本文主张从经济、政治、思想三个方面消灭私有制，从而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公有制、政治公有制和思想公有制。
1.经济公有制。经济公有制是指生产资料、生产成果、国家财富、经济权利等属于全体人民所公有，不得为个人和少数集团所私有。它包括生产资料、公共资源、生产成果、国家财富、分配、就业等公有制，其实现形式有承包制、租赁制、股份制、高额累进所得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社会保障制等。如果一个社会的生产资料宣布归为全体劳动人民所公有，但生产的成果大部分被少数人所占有，那么这个社会仍然不是经济公有制社会。经济公有制既体现生产资料公有制所有权层面，也体现经济权利层面和经济成果层面。
2.政治公有制。政治公有制是指政治权力、政治运作、法律权利等都属于全体人民所公有，为人民所支配，不得为有产者和少数集团所私有，实行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它包括政治权力、法律制度、公民权利公有制等。其实现形式有民主制、普选制、任期制、分权制、法制等。
这种公有制贯穿于政治权力和民利的所有、产生、运作和消亡。因而，权力公有制是政治公有制的核心。我们在规定人民时，还要对国家权力实行授权和限权，通过选举制、任期制、罢免制、监督制进行实现。
3.思想公有制。思想公有制是指人民的一切思想形成、思想权利、思想财富、思想宣传和教育等属于全体人民所共有和共享，它不得为个人和少数集体所垄断和独占。它包括言论、新闻、出版、教育、宣传等公有制。其实现形式有思想表达自由、教育多元、科学研究自由制度等。
三、公有制实现的原则要求
按照公有制度新的理解和认识，在如何实现公有制度问题上，必须把握两个要求：
1.坚持全面性和重点性相结合。首先，社会主义公有制贯穿于社会的整个领域，社会主义既要实现经济公有制，也要实现政治公有制和思想公有制，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没有经济公有制，政治和思想公有制就会失去存在的物质基础；没有政治公有制，经济和思想公有制就会失去制度保障；没有思想公有制，经济和政治公有制就会失去灵魂和源动力。其次，社会主义公有制贯穿于社会各个领域的全过程。经济公有制贯穿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全过程；政治公有制贯穿于政治权力的产生、行使、消亡等全过程；思想公有制贯穿于思想文化的产生、创作、教育、传承等全过程。
实现好社会主义“三大公有制”就是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经济公有制的重点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生产成果的公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生产的性质，只有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才能从根本上和整体上实现生产成果的公有制。政治公有制的重点是政治权力产生的公有制。政治学的第一原理就是“权力源决定权力责”，即权力的来源决定权力的责任指向。权力来源于上级任命的，权力就首先对上级负责；权力来源于下级和人民选举的，权力就首先对下级和人民负责。普选是人民授权的根本途径和主要手段，实现普选制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公有制的首要制度。思想公有制的重点是教育内容公有制。
一个社会解决不了“人”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事”的问题，最优秀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离不开最优秀的人和最优秀的教育制度。在教育体系中，教育内容是决定性的。教育内容如果是私有的、封闭的、独断的，社会就会变得愚昧和野蛮；教育内容如果是公有的、自由的、质疑的，社会就会变得科学和文明。总之，实现社会主义的公有制，首先应当实现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权力来源的公有制和教育内容的公有制。
2.要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从原则性看，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三大公有制”，放弃公有制就是放弃社会主义。公有、民主、开放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经济、权力和思想的私有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天敌，一切人民所有制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从灵活性看，首先，社会主义公有制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要求。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先要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当经过一段时期社会财富积累之后，就要侧重实现生产成果的公有制。在社会公有领域，国家要重视财政货币分配的公有制，对国民实行完备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在社会私有领域，国家通过实行高额累进所得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和最低工资制等手段对私有成果进行强制性干预、收取和再分配，从而使社会主义经济成果公有制很好地得以实现。
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应当先要确立权力来源的公有制，实行民主选举。然后，确立权力行使过程的公有制，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同时，提高人民直接参政议政的广度和深度。最后，确立权力消亡的公有制，实行严格的任期制和罢免制。权力一到任期，必须自动终止，未经重新选举和人民授权不得继续存在。
权力来源的公有制在不同领域也有不同的要求。从政治统治要达到公平和效率这两大目的看，现代社会每一管理层级主要领导的选举制和辅助领导的自由组阁制都必须相辅相成。从不同的官员看，在政务官或主要官员中实行民选有利于公平，在事务官或辅助官员中实行考任和委任有利于稳定和效率；从不同的权力看，代表行政权的政府和代表暴力的军队、警察等强调集中、服从和效率原则，权力的来源应实行考任和委任为主，代表立法权的议会（人大）和代表司法权的法院等则强调民主、自由和正义原则，权力的来源应实行普选为主。
其次，社会主义公有制按照所有制内部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获益权这“四权”的不同要求，可以有不同的实现形式。所有权指的是经济、政治、思想为谁所有的权利。所有权的性质决定着社会的性质，所有权不能让渡、不可分割。国家经济财富、政治权力、思想成果等都属于全体人民所公有，不得为个人和少数集团所垄断。支配权指的是经济、政治、思想具体由谁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处置的权利。支配权可以在一定期限内有条件地让渡给统治者和管理者，但人民要始终保留对一国经济、政治、思想的最终支配权和获益权。一旦失去最终支配权和获益权，所有权就会成为抽象的所有权，“人民公有制”就会变成“官僚私有制”或“富人私有制”。在经济权利方面，人民委托的国家对土地、房产等主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和生产成果如何委托、怎样分配、何时收回等都必须保留最终的支配权。在政治权力方面，人民把权力委托给谁、怎样授权、给予多少薪资、何时收回权力等都保留最终的决定权。
使用权指的是经济、政治、思想为谁直接掌握和使用的权利。在保证获益权的前提下，使用权可以在一定期限内有条件地完全让渡。人民可以把自己的权力让渡给统治者使用，把土地等生产资料承包给个人使用。经济公有制、政治公有制、思想公有制的实现都可以采取公司制、股份制、承包制、租赁制等多种形式。使用权的分属情况对所有权有反作用，使用权的永久性分属对公有制这一所有权性质影响最大。私人对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的永久性拥有会损害经济公有制性质，因此，在经济领域必须实行有年限的责任制、高额遗产税制等制度。统治者对政治权力的永久性拥有会损害政治公有制性质，因此，在政治领域必须废除权力终身制，实行严格的任期制。
获益权是指获取基于经济、政治、思想的所有权而产生的各种利益的权利。所有权的存在以实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增值为目的，这最终体现在获益权上。所有权是获益权的基础，为了使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成果真正为全体人民所拥有，则必须实行“三大公有制”。获益权是其它“三权”的最终目的，在保证目的能够实现的前提下，所有权、支配权和使用权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实现形式。
“三大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是我们共产党人终身的奋斗目标。所有制内部所有权、支配权、使用权和获益权的关系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四者之间的分离是公有制的内在矛盾，如果四者关系处理不好，人民“公有制”就会变成空想。总之，共产党人只有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公有制，创造性地实践社会主义公有制，科学社会主义的前途才会一片光明。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4
关键词经济平等权概念现状优化完善
一、经济平等权的概念诠释
目前，学术界对经济平等权的理解有不同的观点，主要是从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的角度来理解经济平等权。而本文主要是从宪法赋予公民平等权这一立法基础上来论述公民的经济平等权，即公民在经济活动中平等地享有获取物质财富的机会的法律权利，平等地承担法律义务，国家或其他处于优势地位的组织应当对从事经济活动的每一公民同等对待，不得做出不合理的、歧视性的规定与区别。公民的经济平等权在产品的生产或者服务的提供活动中应表现为平等就业权，在交换和消费活动中表现为平等交易权，在分配环节表现为平等分配权，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公民还应享有经济决策权。
二、目前我国经济平等制度现状
（一）我国经济平等权立法方面的缺陷
首先，有关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不强，这必然导致法律所规定的权利只是空头支票，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从而使得权利得不到真正的确认与保障。其次，相关领域立法的疏漏。经济平等权在宪法中只有原则性的规定，没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再次，关于法律责任的相关规定缺乏，权利救济机制比较软弱，关于经济平等权的可诉性较难。第五，经济平等的实质在法律中的显示力度不够。
（二）我国公民经济平等权实施中的不足
一直以来，虽然人们在思想上进步了很多，在法律上男女平等也得到了确认和保障，但是女性仍然受到社会的歧视，遭遇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而经济上的不平等是最主要的，主要表现为女性在劳动就业、经济的管理与决策以及经济分配等方面遭到不公正待遇。另外，农民工为城市的繁荣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他们却在城市生活中备受歧视，如在经济平等权、政治平等权、人格尊严方面都受到了歧视。现实生活中，恶意拖欠和克扣农民工工资和同工不同酬的现象随处可见。
（三）法律和社会的监督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法律的监督是对经济平等权制度最直接的监督，可是由于作为有关经济平等权最高规定的宪法的监督只能通过违宪审查来进行，这必然导致监督成本高，监督效率低的弊端。而作为对该制度监督能发挥重要作用的社会监督在很多时候由于侵犯经济平等权制度的主体在社会中的强势地位，导致了社会监督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目前我国新闻媒体在社会监督方面日益发挥重要的作用，通过新闻媒体监督损害经济平等权的行径作用不容忽视。
（四）公民维权意识薄弱
以上都是从客观方面来分析我经济平等权制度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原因，当然公民自身的原因也是存在的：先进的中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而民主化、法制化进程却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速度。虽然我们不遗余力地推进法制化进程，但是由于我国公民的整体受教育水平低，法律知识缺乏，这都必然导致他们的维权意识薄弱，在权利受到侵犯时根本就不知道或者不知道该如何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的维权之路也终将搁浅。
三、我国经济平等权制度的优化与完善
（一）从立法方面保障经济平等权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兼顾效率与公平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和谐发展，国家应该从立法方面禁止发生就业歧视的现象，并且做出具体的、可操作的权利义务规定，加快《反就业歧视法》的立法。我们应该一方面在法律上加重对处于强势地位的市场交易主体侵犯公民经济平等权的处罚；另一方面改善我国的投资环境，倡导并实现外国企业和国内企业的平等竞争。在现实中，由于资金、技术、土地等多种生产要素参与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平衡，有的人就钻空子，采用隐蔽的手段损害分配平等，未按同工同酬的标准支付劳动者报酬。我们应该完善立法，并在此基础上加大执法的力度。我国关于公共事业的价格，特别是关系民生的，应当建立听证制度，广泛征求经营者、消费者和相关方面的意见，从而在制度上和行动上保障公民的平等决策权。
（二）从执法方面保障经济平等权
首先，各级政府部门要充分发挥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职能作用，定期对各类处于社会强势地位的经济主体进行监督和检查，保证国家经济平等法律法规的落实与执行。加大公民经济平等的执法力度。其次，强化经济平等保障监察执法，加强相关监察建设，完善日常检查制度和责任制度，依法严厉查处侵犯公民经济平等权益的违法行为。再次，加强和改进相关诉讼制度。对公民申诉的经济平等权争议案件，要简化程序、加快审理，涉及就业平等、交易平等的要优先审理。
（三）从社会监督方面保障经济平等权
现今社会是信息社会，目前我国新闻媒体、网络在社会监督方面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新闻媒体、网络公开损害公民经济平等权的行为，形成社会舆论，社会压力，使违法者丧失社会声誉、信誉，必将使其生产经营受到损失，警醒其行为。同时也可通过新闻传媒和网络的曝光增强人们的维权意识，从而加强对经济主体的监督，最终达到保护公民经济平等权的效果。
参考文献：
[1]鲁篱，黄亮.论经济平等权[J].财经科学，2007（11）：86-88.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5
[关键词]经济公益诉讼；诉权；配置
[中图分类号]D922.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5024(2007)09-0190-03
[作者简介]胡学军，南昌大学法学院讲师，经济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学。(江西南昌330047)
一、经济公益诉讼在我国的兴起及其特征
所谓经济公益诉讼，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甚至公民个人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经济法规定、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人提起的诉讼。作为对传统法律理论与传统诉讼法律体系进行理念更新与突破的新型诉讼方式和手段，与传统的普通侵权救济诉讼方式和手段相比，这一制度具有以下特征：
1.经济公益诉讼目的上的公益维护性。在单纯私人利益受损害的情形下，个人作为自身利益的维护者，借助传统的诉讼手段即可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作为经济公益诉讼标的的经济违法行为侵害或危及到社会性的经济公益，一般却并不直接损害原告私人的利益。因而经济公益诉讼之“原告申诉的基础并不在于自己的某种利益受到侵害或胁迫，而在于希望保护因经济违法行为而受损的公众或一部分公众的利益。”经济公益诉讼制度设立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司法力量维护社会经济公益。
2.经济公益诉讼功能上显著的预防性。与私益诉讼相比，公益诉讼的提起及最终裁决并不要求一定有损害实际发生，只要能根据有关情况合理判断有社会公益侵害的潜在可能，亦可提讼追究违法行为人相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可以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有效地保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尽量不受违法行为的侵害。在经济公益诉讼中，这种预防功能尤为明显且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诸如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等社会经济公益一旦遭受破坏就难以恢复原状，所以有必要在经济公益侵害尚未发生或尚未完全发生时就通过司法手段加以排除，从而阻止社会经济公益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或危害。
3.经济公益诉讼具有与经济法的契合性。“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具有社会性的经济关系，即直接涉及或影响社会或公众重大利益的经济关系。”经济法维护社会公共经济利益的本质与宗旨决定了追究违反经济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就应采取公益诉讼的形式。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公益诉讼是对传统诉讼法进行理念更新与突破的新型诉讼，是经济法的诉讼程序法。从经济法的调整对象、经济法法律关系与经济法责任等都可以验证经济法与公益诉讼的契合性。构建经济公益诉讼将是弥补经济法的可诉性缺陷、制裁经济违法行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彻底解决复杂经济纠纷的有效举措。
二、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的诉权障碍及西方国家的启示
经济公益诉讼在国外已发展得较为成熟，但在我国则尚属于新生事物。构建我国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无论在法律理念还是在法律制度方面都面临着一些必须克服的障碍。笔者认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问题实质上就是诉权配置问题或与诉权配置相关的问题。我国当前经济公益诉讼亟需解决的问题是诉权虚置，导致经济公益诉讼启动困难。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程序上适用的是民事诉讼法，但传统的民事诉权理论和诉讼当事人理论认为，能够成为民事诉讼的正当当事人是发动司法诉讼程序的基本前提。诉权就是民事主体在其自身民事权益受到他人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时，请求法院通过审判予以保护的权利，有利益才有诉权。诉讼当事人指因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人。民事主体必须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才能够成为适格当事人。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也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即是说，有资格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讼的人，必须是本案实体权利的享有者。然而，经济公益诉讼是在案件没有直接受害人，或者虽然有直接受害人，但其因各种原因不愿或不能的情况下，由法律授权的机关、团体或者个人提起的诉讼。显而易见，法律授权的机关、团体或者个人并非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他们提讼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实体利益。因此，在传统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公民或社会团体作为经济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于理不符、于法无据。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就目前的法律环境而言，也无权提起公益诉讼。各地检察机关曾经尝试以原告身份提起了多起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和反垄断的案件，虽然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由于缺乏法律明确依据，最终被最高人民法院的一纸“法院不再受理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的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的批复叫停。检察机关当然可以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5条规定的“支持”原则而参与国有资产流失等案件诉讼，但支持并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这就使检察院在经济公益诉讼中的地位相当尴尬。如果公益诉讼的诉权虚置，则检察机关的“支持”也就无从立足了。要使我国经济公益诉讼走上正途，首先必须找到解决公益诉讼诉权配置问题也即公益诉讼的启动权问题的钥匙。
从西方各国法制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公益诉讼都是实践与经验先行的一个领域，是法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些国家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大致均经历了从判例到立法的上升路径。美国在大量的司法判例积累之基础上，发展出“私方检察官”理论，进而在若干经济法律、法规中确立了公益诉讼制度，以立法方式明确赋予私人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而向法院的权利。1890年的《谢尔曼法》、1914年的《克莱顿法》均规定对反托拉斯法禁止的行为，除受害人有权外，检察官可提起衡平诉讼。但在公益诉讼方面，最有美国特色的是公民诉讼和相关人诉讼的制度。公民诉讼是指任何人为了保护社会公共利益，都可以政府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而相关人诉讼，是指有相关身份的公民可以特定的名义提起公益诉讼。在原告诉讼资格上，美国法律作了很大的扩张，并没有严格要求原告与该诉讼有所谓的“直接利害关系”。但美国这种过于鼓励公益诉讼的制度设计确实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诉权滥用的弊端。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国家检察机关依据法律有权代表国家提起经济公益诉讼，但在其实践中又产生了一种以社会团体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团体诉讼形式。所谓团体诉讼就是将具有共同利益的众多法律主体提讼的权利“信托”给具有公益性质的社会团体，由该社会团体提起符合其章程与宗旨的诉讼，但其有利判决的效力惠及于其团体成员。这些国家往往通过一些特别法而不是民事诉讼法来赋予具备一定要件的团体如消费者团体、商业或手工业团体公益诉讼的实施权。如俄罗斯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制度。西方国家经济公益诉讼从判例到立法的上升路径及诉权配置的多元化做法可为我国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建设提供有益借鉴。
三、我国经济公益诉讼的诉权配置构想
1.关于人民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我国目前的公益诉讼实践中，普通公民提起的大多以失败告终，但有检察院提起或参与的公益诉讼则几乎都获得了胜诉，这就显示了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上的某种有效性。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讼权，可以视为其法律监督权内涵的拓展，并不违反法理。自检察制度产生以来，检察机关就以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代表的身份出现。我国的国情及检察机关的性质，更是要求检察机关把维护国家、公共利益作为首要职责予以履行。因此，在国家利益受到损害时，检察机关有责任和义务代表国家利益进行。而且由检察机关代表国家和社会公益作为诉讼主体，与公民相比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首先，公益诉讼的特点就是涉及国家或公共利益，而对公民个人的具体利益影响一般都不会太大，个人缺少提起公益诉讼的激励；其次，涉及国家和公共利益的案件一般涉案金额大，诉讼费用高，个人往往无力负担，或者不愿负担；最后，公益诉讼案件取证较难，被告往往是大公司、大集团，公民个人的法律专业水平无法与之抗衡，原、被告双方在实体地位、司法资源及诉讼手段上差距较大。为了平衡原、被告之间的差距，公益诉讼需要一个专业的诉讼集团来担负职责，而从现阶段我国的国情来看，检察机关最为适宜。由于公益诉讼的“公益”性，由国家机关代表国家提讼，可以解决诉讼主体不确定或缺位情况下国家利益与社会公益遭受损失却得不到救济的尴尬处境。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直接产生的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地位比较超脱，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行为能采取正确的处理方式。其实，检察机关行使公益诉讼的诉权在我国也是有历史渊源的，我国检察机关创建之初，法律规定对于涉及社会公益的案件其有权提讼。我国入世后，wto规则关于法的透明度、统一公正的法律实施、司法独立和司法审查等三项普遍性原则，也将迫使我国的检察制度同国际检察制度接轨。而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如前如述，正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
但从经济公益诉讼制度长远发展趋势来看，检察院不宜作为公益诉讼的唯一提起主体。因为检察机关毕竟是法律监督机关，实行法律监督才是其最主要的职责。而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是个消耗时间和精力的任务，如果全部由检察机关来承担，难免让检察机关不堪重负，而使公益诉讼效率下降。近期国家治理转型也要求“全能国家”向“后全能国家”转变，公益毕竟不等于国家利益，因此将来法律应该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案件类型作出明确的规定，如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反垄断等案件，以充分利用司法资源。
2.关于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我国也有很多学者认为我国应引进大陆法系国家的团体诉讼制度作为经济公益诉讼的主要形式，诉讼信托理论则为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提供了法理上的支持。根据诉讼信托理论，当民众把某些公共利益信托给某一特定主体时，该主体就代表了民众的公共利益，同时被信托了代表民众的权利。具体来说，诉讼信托制度是建立在“专门维护公众利益的团体”和“这一团体有其自身的法益”两个概念基础上。如行业协会具有维护其成员利益的职责和要求，而其自身又具有较为独立的法益，在诉讼法层面应为一种适格的当事人形式。而且由社会团体提起公益诉讼无疑是代表民众提讼的最佳途径，这是仅靠国家机关代表提讼所难以取代的。而其中行业协会作为维护某一特定行业利益的自治性社会团体，具有提起经济公益诉讼的天然优势。一方面，行业协会是特定行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在法理上它具有代表民众提讼的正当性，能够充分汇集广大民众的意愿，表达出他们的真实想法；另一方面，行业协会具有组织性、协调性、自律性，作为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行为更为审慎和理性；同时，行业协会较之普通公民掌控着更多的社会资源，影响力更大，受到的来自对方或社会各方面的压力更小，使得经济公益诉讼中原告的弱势地位得以改观，从而增强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可行性。行业协会作为原告提起经济公益诉讼是公民通过社团组织集中行使权利，增加自身影响力的途径，可以最有效地制约经济违法行为，维护自身权益，更有利于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价值的实现。
但是，我们对一种制度进行移植借鉴的时候，应该充分考虑到其本土的适应性。在我国，像国外那样的一些消费者团体、行业协会等并不发达。例如我国当前的消费者团体主要是各地的消费者协会，但是消费者协会并不是消费者自己成立的自律性的社会团体，它既没有对企业的处罚权，也不能通过章程吸收、约束、指导和帮助会员，处境比较尴尬。我国能够真正代表消费者的自律性的消费者组织并没有建立起来。在这种团体力量普遍微弱的情况下，公益诉讼对其而言，往往力不从心。因此，在我国现阶段的公益诉讼中，团体担负的任务是比较有限的，而长远来看，可考虑在时机成熟时通过特别法赋予某些社会团体以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三)关于公民提起公益诉讼。目前，普通公民提起的公益诉讼往往未及进入法庭就被当事人适格问题挡在了立案之外。因为法院一般认为，公益诉讼是为了公共的利益，而不是私人的利益而讼，原告与该请求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当然就不能够获得立案。极少数普通公民提起的公益诉讼并获胜诉就是因为原告与本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原告就是该类法律关系中实际的受害者之一。这样的法律规定也是和传统的实体当事人诉讼理论相关联的。因为按照传统的当事人理论，法律只能给适格的诉讼当事人以救济，其出发点是救济，是与权利相关联的，无权利则无救济。这种诉讼当事人理论只适用于保护私权及个体利益的救济的民法，而不适用于保护公共利益的经济法。要使现行《民事诉讼法》能起到保护公益的目的，就必须对当事人适格作出扩张。在这方面，美国的“相关人理论”可资借鉴，如将“相关”理解为处在这种潜在的损害危险之下就可大大扩张公益诉讼的原告范围。并可考虑在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将“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直接”二字删除。另外，要使普通公民能真正担负起经济公益维护的重任，还必须对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作重大修改，如可考虑吸收美国集团诉讼制度的合理内核，赋予普通公民自愿代表全体利益受损的公民提讼的资格，从而达到以公益诉讼制度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有序运行的最大功能。
但我国现阶段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普通公民的法制观念与“公民诉讼”的要求尚有较大差距。近年我国确实出现了一些公益诉讼的“弄潮儿”，如自费发起第一起环保类公益诉讼的浙江农民陈法庆；七次状告垄断业的山西“刁民”郝劲松；以一人之力憾动“全国牙防组”的李刚等，其榜样示范作用不容低估，但不可否认“厌讼”仍是我国主流诉讼观。私人为维护社会经济公益而提讼的现象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这一机制将最大发挥对经济违法行为的“全民皆兵”的威慑功能，宜作为我国公益诉讼制度长远的发展方向。但在现阶段，基于诉讼经济和有效的考虑，在经济公益诉讼诉权配置上笔者主张以检察机关为经济公益诉讼的主导，以相关的公益性社会组织为补充，而不赞同将公益诉讼权赋予与诉讼标的没有利害关系的公民个人。普通公民对于违反经济法的行为，可向检察机关检举、告发，检察机关再据此决定是否有必要提起公益诉讼。
参考文献：
[1][意]莫诺・卡佩莱蒂.福利国家与接近正义[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6
目前，对社会权的研究，国内外学者主要依据国际人权体系和各国宪法文本所规定的事实来进行归类定义社会权。社会权理论和实践的奠基者和先驱者托马斯·潘恩明确将社会权称之为不可剥夺的、由政府采取措施予以保障的权利。国内学者龚向和也提出：“社会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主要是要求国家对其物质和文化生活积极促成以及提供相应服务的权利”。［1］由此可知，社会权是被动的要求权，是促成和提供的权利，是由国家积极义务保障实现的权利。包括个人的生存权、健康权、教育权、就业权和环境权等权利。社会权作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已经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失地农民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理所当然地享有社会权的宪法保障。
一、失地农民社会权贫困的根源
（一）失地农民社会权贫困的制度性根源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制度变革过程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适应与不适应相互转化的过程。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则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不仅阻碍经济增长，还会再生贫困。［2］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被征地农民采取“谁征地、谁安置”的政策，要求由征地单位自行安置失地农民。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速度的加快，征地用于房地产、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等非生产性项目的越来越多。这类项目征地单位没有能力安置失地农民，因而沿用多年的“谁征地、谁安置”的政策事实上已经难以执行，各地开始探索新的安置模式，即征地时一次性支付土地补偿金，让失地农民自谋职业。土地是农民的基本生产资料，对农民而言，失去土地不仅意味着劳动资料的丧失，更意味着农民与土地相关联的一系列财产权、生存权、健康权、就业权以及教育权等相关社会权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害和影响甚至丧失。我国目前存在的严重征地补偿分配不公现象并非市场“缺陷”，而是社会强势阶层凭借权力牟取巨额不当利益所致，这与计划经济体制及相应的政治制度有关，是市场化改革不彻底使残余的计划体制和现行政治体制滋生出钱权交易的结果。［3］我们讨论和研究失地农民社会权贫困产生的制度因素，决不能仅仅着眼于国家的经济制度本身，还必须看到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它包括对失地农民社会权和经济权的双重影响。政治对社会权的影响是通过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机制实现的。在我国，既没有失地农民广泛参政议政的制度文化，也鲜有实现其利益表达的制度途径，传统的政治参与无非是上访、群体告状等。据统计，目前我国失地农民有5000万之多，但迄今为止并没有反映失地农民利益的组织或机构。因此，改革政治体制，建立失地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已成为我国社会进步的迫切需要。
（二）失地农民社会权贫困的法律根源
失地农民社会权贫困最主要的表现是身份差等。所谓身份，即一国公民在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在我国，因身份差等导致社会权不平等的现象比比皆是，且大都有法律法规依据，是“合法”的不平等。与地域身份相联系的社会权不平等，如城镇居民在医疗、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方面享有远远多于失地农民的权利。按照宪法规定，我国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失地农民却没有享受到社会权保障方面的平等权利，这是失地农民社会权贫困最主要的表现。造成我国失地农民社会权保障不平等现象不是偶然的，根源在于立法体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社会各阶层在国家中的地位基本沿袭前苏联的制度安排，四部宪法毫无例外地确立了工人阶级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并且以政策法规或条例等形式将公民的地位依“成分”和“家庭出身”分为三六九等，规定不同的家庭出身才能担任不同的社会工作。在我国，由于户籍管制法的作用，城乡差异成为最基本的社会分层，城镇居民与失地农民生活在不同境域之中，无论是人均收入、社会福利及就业政策都有极大的差异，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模式。失地农民要想改变其社会生活模式和生存环境是极其困难的。
（三）失地农民社会权贫困的公共政策根源
恩格斯在很早就提出，“现今的一切贫困灾难，完全是由已不适合于时间条件的社会制度造成的”，主张“用建立新社会制度的办法”来彻底铲除权利贫困。［4］“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实施后，政府根据不同利益主体需求，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制定公共政策的理论依据，但由于政府的有限理性以及各个利益主体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一公共政策实施的结果并没有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均衡，反而使改革成为“双刃剑”——一部分人受益的同时使失地农民的社会权遭受损失。差别待遇政策也是形成我国失地农民社会权贫困的重要根源。如我国很多城市对失地农民实行不平等的就业政策，失地农民为当地的经济和市场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却不能享有与城市居民同样的社会权，在就业、医疗、住房、受教育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上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使得他们的社会地位大大低于实际收入衡量的经济地位。
二、宪法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要“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重要政治概念在党的决议上明确提出来，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丰富并充实了我们党的治国方略，使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由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内的四位一体。
完善对失地农民社会权的宪法保障可以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法律基础。1999年，我国宪法修订时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列入宪法文本，明确了我国建立“法治国”的长远战略目标。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是一个法制健全的社会。法治能为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提供合理预期，为失地农民生活提供良好和安全的秩序。宪法是一个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母法”性质。现代法治国家完善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过程，实际上就是健全法制的过程。普通法要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必须遵循宪法原则，符合宪法的规定。
完善对失地农民社会权的宪法保障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现代人权基础。当代中国所追求的和谐社会是建立在现代人权基础之上的和谐社会。没有人权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保障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社会权之所以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阿基米德点”，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社会权的制度设置能够保障和谐社会内在要求的公平正义秩序。民主的基本立足点是公平正义，而宪法正是这一系列制度基础的总体框架。宪法通过对失地农民社会权的保障，确保了构建和谐社会所需的民主制度，最终确保了对每一个失地农民社会权的保障。
三、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的基础
（一）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的哲学伦理学基础
社会权的宪法保护是人类重视个体价值的反映。在个人与社会关系方面，洛克反对牺牲个人利益以服从社会利益。为保障公民和平、安全地享有公共福利，提出要对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权进行限制：立法机关的“权力在最大范围内，以社会的公众福利为限。这是除了实施包含以外并无其他目的的权力，所以决不能有毁灭、奴役或故意使臣民限于贫困的权利”。［5］实际上，西方学者重视个性发展的以人为本价值是社会权得以出现和发展的起点，奠定了社会权宪法保护的哲学伦理学基础。但由于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以人为本价值的表现并不相同。就尊重和保护个人社会权而言，消极的不受侵犯的个人主义这一资产阶级民主早就确立的价值最为重要。在如今全球社会权保障一体化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重要，这种价值表现出了对以人为本价值的尊重和实现。所以从哲学伦理学角度出发，社会权宪法保护的基础在于对个体人本身的思考。
（二）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的法理基础
对失地农民社会权的忽视，反映了社会强势阶层对弱势阶层的戒备和冷漠。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竞争的结果优胜劣汰。这
些竞争失败者与失地农民沦为社会弱势阶层，他们往往需要政府的帮助才能维持体面的生活，从而要求国家对他们的就业、职业培训、社会保障、健康等方面的权益予以促成和提供。国家对失地农民社会权的满足需要财政支持，势必会对强势阶层的财产和经营活动征税。作为拥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强势阶层为了使自己占有的财产最大化和合法化，一方面极力维护现行社会保障制度；另一方面反对政府对失地农民等弱势阶层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逃避自己应承担的纳税义务。所以，拥有话语权的强势阶层反对社会权的人权性质和法律性质。很明显，这正是作为社会强者的强势阶层对作为社会弱者的弱势阶层失地农民的戒备和冷漠，因为他们害怕社会权宪法保障会加重其财产的义务。日本学者杉原泰熊曾指出：“近代宪法中心以自由权为中心的人权保障，对以工人为中心的民众来说，甚至意味着保障失业的自由、饿死的自由。”［6］然而，人类社会始终向前发展，保障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弱势阶层社会权发展规律不可逆转。随着社会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凸显，既有制度安排必须适时调整才能继续生存。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一种社会国家的新型理念被引入宪法。这种理念要求对社会强势阶层的经济自由权施加积极限制，对包括失地农民在内的社会弱势阶层的社会权予以确认和保障。
（三）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的人权法价值
人格尊严也称人的尊严，简而言之就是对人的尊重。康德对人的尊严作了概念界定：“尊严——不仅仅是一种相对的，可用等价物来衡量的价值，而且是一种内在的价值，美德加人性，只要拥有尊严，就能拥有两者” 。［7］康德道德哲学以人为起点，以人自身为目的，开创了人类认识自身价值的先河，并为宪法保障社会权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法治国家有义务“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尊重和维护人的尊严体现的是一种人文精神。二战后，国际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尊重和保障人格尊严的风潮。1945年的《联合国》、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及《美洲人的权利和义务宣言》、1966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人权文件中都规定并贯穿有保障个人尊严的精神。其实，人的尊严在法律上的意义主要在于其应有实用性。人格尊严的价值在公法中的确立使得社会权意义上的人格权法律保护从普通法升至宪法得到了实现。但是，这并没有完成社会权宪法保护的任务。现代社会公民和国家的关系中，由于公权力的扩张性和权力性，从对抗国家的角度出发，社会权的宪法保护要求给个人留出充分的个人自治的空间。
在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上，政府管理行为是与个人自治相对应的概念，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只要有人群聚合就会有管理行为。但是，政府管理行为在自由主义思想家看来，始终是必要的恶。为规范政府管理行为，应当遵循三个理性原则：“作为一个人，联合体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自由的；作为一个国民，则都是平等的；作为一个公民，每位成员都有自己的个性”。［8］为善也好，为恶也好，政府管理行为是一定要存在的。所以，就社会权宪法保障而言，社会权对抗的是政府权力行使对公民个人事务和公民个人领域的侵犯。这种侵犯直接干预的是个人对于公民个人事务的自我决定和自我选择、自我控制的个人自治价值，是对公民个人自由的侵犯。就连备受人们青睐的民主政体，民主如果离开了公民的自治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那将是虚假的民主。而“无论何处，自治的制度总能够养成人民自由的精神及为公共目的的合作的习惯”。［9］民主政体注重自治的政治制度的设立，尊重公民的社会权和自由权。但是如果不尊重公民对个人事务的自治，再好的自治制度都是形式主义的。所以，应该承认公民个人的生存权、健康权和就业权等社会权，采取宽容的态度。政府只在公民个人自治的选择和决定伤害了他人的社会权和公共利益时，才可以通过行政权力对公民个人自主决定行使的社会权进行干预。
四、实现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的国家义务
宪法之于公民权利的意义，列宁曾有精辟的概括：宪法就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10］宪法从产生之始就与公民社会权结下了不解之缘。如近代宪法史上1791年法国宪法最早设定了不同于自由权的社会权。该宪法第一编《宪法保障的基本条款》中有两款规定了社会权，一是“应行设立或组织一个公共救助的总机构，以便养育弃儿、援助贫苦的残疾人、并对未能获得工作的壮健贫困人供给工作”；其二是“应行设立和组织为全体公民所共有的公共教育，一切人所必须的那部分教育应当是免费的，此类教育机构应按王国区划的配合渐次分布之”。1918年俄罗斯宪法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宣布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使广大被压迫劳动人民第一次成为国家政权和财产的主人，从根本上保障了劳动人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等各方面的权利。如该宪法第17条规定：“为保障劳动者能够真正获得知识，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任务为给予工人各方面的完全的免费教育”。因俄罗斯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新出现的社会主义宪法都效仿俄罗斯宪法的这一模式，使社会权在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中得到普遍保障。但是，社会权在社会主义宪法中的发展之路并不全是坦途，经济状况、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斗争都可能导致社会权宪法保障的受阻。宪法中规定社会权只是对权利的认可；公民是否能够实际享受有社会权则取决于权利保障体系健全与否。因此，作为宪法权利的失地农民社会权是失地农民依法享有的要求国家对其物质和文化生活积极促成及提供相应服务的权利，其义务主体必定是国家，具体应由国家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承担。
（一）实现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的国家立法机关的义务
⒈宪法规范的具体化。宪法是规定公民基本权利、义务及国家机关权限的根本性大法。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决定，宪法规范具有较强的原则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原则性、概括性与可操作性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宪法规范具有较强的原则性和高度的概括性，必然影响和削弱宪法规范的可操作性。这就需要借助普通法律规范来弥补，使某些宪法规范具有可操作性。有些宪法基本权利规范需“依照法律规定”得到保护和实施，即基本权利法律化。从逻辑关系上讲，应当是先有宪法规范的存在，然后才能依据宪法规范的要求确立相应的法律规范；法律规范不能超越宪法规范所允许的范围来展示自身规范的内容和产生不符合宪法规范所要求的规范力。［11］从法律规范是对宪法规范的进一步展开来说，法律规范又是宪法规范效力实现的重要形式。如无具体的法律规范，权利主体难以具体行使基本权利，宪法对基本权利的规定只能徒具空文。同理，宪法规定的社会权同样需要法律的具体化。社会权的法律具体化主要为社会权的落实确定“实施细则”，具体规定权利主体、权利的内容、行使权利的方式和程序、相应的义务主体、义务内容以及救济程序等。
实现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具有“依法”特征，其主要表现为：社会权的实现，需要国家的积极作为、积极介入，特别是需要立法机关依据宪法将有关失地农民社会权条款进一步具体化、法律化，使其具有可操作性，成为可执行性的法律规范，能够在现实中加以贯彻落实。如我国《宪法》第19条规定，“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提高全国人民的科学文化水平。”“国家举办各种学校，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发展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并且发展学前教育。”“国家发展各种教育设施，扫除文盲，对工人、农民、国家工作人员和其他劳动者进行政治、文化、科学、技术、业务的教育，鼓励自学成才。”“国家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国家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依照法律规定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依据宪法这一规定，1995年制定了《教育法》，之后又制定了《义务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教育法》与现行宪法相呼应，规定了教育方针、教育目的、社会教育、义务教育、教育行政等内容，明确
了教育的基本原则，以期彻底贯彻宪法精神的同时实现教育的根本目标。《义务教育法》规定了学校教育制度，主要确立了9年义务教育新学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通过法律具体化使宪法规定的“公民享有受教育的社会权”这一抽象的、原则的规范，具有了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在现实层面能够具体落实。
⒉立法不作为及其救济。法律上的保护是实现失地农民社会权的最强有力的措施。有学者认为：“宪法应该规定社会和经济权利，因为如果连基本的需求都满足不了，人们就不能真正地享有公民的地位。最低的社会和经济保障权之所以具有合理性，这不仅是因为生活在绝望中的人们不能过上好日子，而且还因为民主社会要求每个人都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性和安全感。”［12］我国在法律上是保障公民享有社会权的，如《宪法》第14条、第19条、第20～22条、第26条、第33条第3款、第42～48条等条款内容，实际上都赋予了公民在良好的社会生活中的权利，但社会权在我国仅是一个法学理论概念，《宪法》文本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作为公民权利保障书的宪法，那些对失地农民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有关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权利应当在宪法中明确确认，将其确立为宪法位阶的权利。
将失地农民社会权列为最高位阶的权利，其最终的救济途径应为宪法救济。换句话说，宪法救济与作为基本权利社会权的救济在功能上具有一致性。作为基本权利，社会权的宪法救济应该符合一定的原则。有学者总结为，案件性原则、法律救济原则、时效性原则和适用诉讼程序原则。［13］就救济的规律和层次上看，社会权的救济可分为法律救济和宪法救济，特点各异。社会权的法律救济分为民事救济、刑事救济和行政救济，三者是社会权法律救济必不可少的内容。与社会权的法律救济相比，社会权的宪法救济具有明显的特点：第一，符合社会权的以人为本哲学伦理学基础。社会权最终还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是为了人更高质量生存，而宪法本质上是“人权法”，是对人主体性的肯定，对人的尊严的保障，因此，社会权的宪法救济符合社会权的根本价值。第二，综合化。社会权的宪法救济是包括社会权的宪法化、宪法解释以及社会权诉讼在内的有机联系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综合化的救济体系。第三，终极性。“穷极一切救济手段，寻求宪法保护”，既表明了宪法救济的最后启动性，也表明了终极保护性。社会权的宪法救济符合该救济原理，是社会权法律救济的救济。
（二）实现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的国家行政机关的义务
⒈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的横向考察：积极行政的产生。有学者认为，由自由权到社会权，不仅表现了各国宪法的新趋势，也“表现了国家任务的变迁”。［14］自由权源于自然法的思想，以自由主义国家为基本理念。19世纪中叶，自由主义思想陷入困境。与此同时，社会福利国家的思想深入人心，以国家社会主义及福利国家为方向的新兴运动方兴未艾。社会现实又为这一思想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吃不上饭的人不自由”。人生活于贫困之中，失去了人的尊严。这就产生了构造一种新型的基本权利——社会权的必要，所创造的社会权旨在使人有更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透过社会权的产生对国家行政机关职能做出了新的诠释：国家行政机关不仅要消极的不作为，还要积极的作为；国家行政机关不仅是“夜警”，还是“救济施主”。 就我国而言，在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方面，行政机关主要加大执法检查力度，严厉查处侵害失地农民社会权益的用人单位。严格执行劳动工时制度和节假日休息制度，加班加点要按照《劳动法》规定给予经济补偿。对侵害失地农民社会权益的用人单位要给予及时纠正和处理。加强失地农民社会权保护的宣传工作，加强监察队伍建设，给予编制和投入，提高自身素质和维护失地农民社会权益的能力。
⒉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的的纵向考察：中央行政机关职能的强化。国家的权力除了在立法、行政和司法等机关之间进行横向分配外，还需要在国家行政机关之间进行纵向分配。国家权力的纵向分配，即是宪法学所研究的国家结构形式。国家结构形式主要有单一制和联邦制两种基本形态。就社会权保障而言，在单一制国家，它是中央政府的权限；在联邦制国家，它属于州、邦或成员国的权限。二战后，保障公民社会权越来越受到重视，社会权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以国家结构形式考察，无论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都呈现出明显的强化行政机关社会权保障职能的趋势。作为单一制国家的中国，在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方面，中央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能就是加强行政立法，尽快出台有关失地农民教育、医疗、养老保障、就业、失业救济等方面的行政法律法规，使失地农民社会权保障从应然走向实然，使失地农民社会权得到切实保护。
（三）实现失地农民社会权宪法保障的国家司法机关的义务
失地农民社会权的司法保护，是国家通过司法手段使作为弱势阶层失地农民的一方当事人的合法社会权得到实际保障。从权力性质看，司法权在普遍意义上被视为国家权力独立的一支，是立法权和行政权的相对物。孟德斯鸠认为，司法权如果不同行政权和立法权分立，自由就不存在了，因为，与立法和行政相比，司法几乎没有什么权力，它只有独立才能“免受其他两方面的侵害”。［15］司法的价值在于公平正义。失地农民社会权的司法保护是利用国家权力解决纠纷的机制，它依靠的是国家权力而非纠纷主体自身的力量，具有严格的规范性，能有效限制恣意和维护平等，为纠纷的解决奠定正义的基础。现代社会，作为社会弱势阶层，失地农民社会权的实现与保障并非单纯依靠国家行政机关或公共舆论，它在很多方面必须依靠既有救济力又有确定力的司法权。国家行政机关的权力过大是现代社会的通病。在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滥用权力侵害失地农民社会权时，由于依靠主体自身或舆论、传媒维权是脆弱的，唯有依靠司法救济与裁判，才会使实施侵权的人受到惩罚，使受害者得到公正的补偿和合法的救济。对于失地农民而言，由于经济实力和其他社会资源的不足，个体力量无法与强势阶层相抗衡，通过司法救济，可以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使诉讼双方公平合理地展开对抗，从而有利于满足失地农民的社会权诉求。失地农民社会权的司法保护形式多样，针对失地农民“权利贫困”和“经济贫困”，笔者认为，为保障失地农民社会权，应建立宪法诉讼制度和完善法律援助制度，使失地农民不因生活贫困而得不到公平正义的阳光。
⒈宪法诉讼与失地农民社会权救济。宪法诉讼是宪法上的权利救济制度，失地农民的社会权受到侵犯时，在通过其他手段不能得到维护或者没有其
他途径补救时，应当有权提起宪法诉讼，使受损害的权利得以恢复。因为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而“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权利”。［16］宪法规定公民享有这样那样的社会权，但如果宪法不能进入诉讼，这些社会权也就成为不可诉的权利，实际上等于是没有权利。造成失地农民“权利贫困”和“经济贫困”的原因多种多样，需要采取各种救济措施，司法救济是国家救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世界范围看，宪法诉讼是整个国家救济的灵魂，它在当今世界得到快速发展的原因之一是它往往通过法院的判决促进启动政治体制改革，革新陈腐的社会意识和落后的价值观念，创新符合社会需要的人权保障的理念和方法等。在现实中，对于失地农民有关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权利，无论是何种形式的保护，越来越依赖于司法机关的权力。司法机关主要是法院以司法判决、违宪或者合宪审查等方式对失地农民宪法规定的社会权予以保障，它能够弥补普通法律法规的缺陷和漏洞，使宪法规范从静态走向动态，将宪法规定的各项社会权落到实处。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7
关键词：民粹主义；经济权力；政治权力；权力结构扭曲
中图分类号：D502文献识别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7）001-00000-03
在最近几年中，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事件层出，特别是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事件和美国总统大选特朗普胜选都被视为民粹主义的典型案例。民粹主义兴起打破了之前的社会平衡，社会秩序变得脆弱，社会主流思想被动摇。民粹主义的兴起与当代经济社会发展密切关联，林红（2006）将民粹主义归因于缺乏文化认同和民族主义与精英主义的推波助澜，刘益梅（2016）认为难民危机和政党制度的弊端导致了欧洲民粹主义迅速崛起，互联网的兴起改变了社会既有结构，推动了网络民粹主义的发展（郭中军，2012）。当前对民粹主义快速发展并全球蔓延的探讨多集中于政治学和社会学，但是民粹主义与经济的关联尤为密切。民粹主义兴起的一大成因就是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的变化，英国民众之所以逾半数者同意脱离欧盟，是因为脱离欧盟后英国政府能够将更多的财政储备用于本国民众生活福祉的改善，特朗普也是用其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倾向拉拢着期待更多就业机会的社会中下层白人选民。同时民粹主义下的社会选择也影响着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发展，英国脱欧后欧盟区的就业机会将重新分布，特朗普当选后国际贸易格局也有可能发生较为明显的改变，至少各国对贸易的预期更趋于谨慎。本文从公民个体的权力角度阐述个体经济和政治权力之间的螺旋式关联，并由此解释为什么在近一阶段出现大量的民粹主义事件。
一、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的内生关联
1.多维度的利益诉求
在经济学的研究中一直围绕着经济人假设展开，经济人的本质是趋利的，趋利性让社会活动变得丰富，让社会组织变得复杂，让政治与经济产生并长期处于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人所追求的利益并不仅限于经济利益，社会公民之间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差异表现在对不同类型利益有着不均等的偏好，除了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还有对政治和社会利益的向往，因此社会公民是追求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共同体。
首先，人追求经济利益。在人类发展初期，人的经济利益表现的简单而直接，为了解决温饱和维系生存，人们务必通过部落群居的生活方式建立协同合作的经济生产关系，共同完成狩猎、农耕等生产活动，因为他们发现合作化的生产能够跟有效的提高存活的几率，抵抗更大的自然危害带来的风险。慢慢地，人类通过在生产活动中总结经验，将智慧融入生产环节，生产工具不断革新，农耕社会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手工业发展激发了贸易往恚同时也增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促进社会从自给自足的社会转变为商业社会。商业社会催生不断膨胀的商品需求，企业成为经济活动的主要组织，利润最大化目标驱动企业控制物质和人力成本，同时推进技术创新提高社会生产的全要素生产率。人类的经济利益伴随着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不断得到满足。
其次，人追求政治利益。经济发展的过程不仅来带了经济的繁荣，还促进了人类社会的繁衍生息，从而社会结构也慢慢变得复杂。城邦、国家这些高于社会的组织形态先后出现，政治也随之产生。政治一向都是与权力联系最为紧密的，关于权力的讨论也始于政治学的研究领域。政治不仅关联着权力，还关联着利益，特别是在阶级统治的时期，权与利是同步甚至是无法分离的。在这种情况下人对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追求现代社会中分工越来越细化，政治与经济活动也逐渐剥离开，虽然这种剥离在很大程度上而言是形式上的。政治与经济活动的分离也就意味着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分离。因此政治利益是指在政治活动中利用政治权力获得的利益满足感。这种政治利益可以看做是社会个体的政治抱负、当他的政治抱负得以施展的情况下而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就是他所获得政治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利益是可以完全独立于经济利益的，甚至可以与他的报酬关联度极低。
再次，人类同时还追求社会利益。社会利益的内涵因“社会”概念的认识差异而不同，边沁所指社会利益是一种简单的个人利益加总，庞德认为社会利益是指“包含在文明社会中并基于维护文明社会而产生的普遍性的主张、需要和愿望”。此处所指的社会利益是以公众为主体的一种集体利益。个体所追求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是排他的，即相对其他个体利益存在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而社会利益因主体的广泛性而使获利方能够共同获利。因此人类追求社会利益与道德是密不可分的。
2.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的螺旋式关联
权力决定了公民获取利益的多寡。《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通论》（后简称《通论》）一书阐述了经济权力是经济活动的决定因素，无论是在企业内部还是市场活动中，无论是商品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或是金融市场，经济权力是价格的决定因素，不同的权力关系下商品价格、劳动力价格和货币及金融衍生品的价格都会发生改变，不同的权力关系下企业的治理结构、市场的组织结构也会发生改变，甚至整个经济制度都会被改写。平衡的经济权力体系能让经济活动的参与者更广泛地取得收益，实现经济利益的共赢局面，达到一种经济帕累托均衡。除了经济权力，公民的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影响着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政治权力是由社会公权赋予的，并且已经普遍通过法律形式得以确定下来。社会权力通常通过社会组织契约确定权力边界。现实中经济权力、政治权力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行使边界与社会制度环境息息相关，在强制度约束或者强自我约束的社会中，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的边界较为明晰，反之三者会相互影响，综合使用，形成不同领域的权力寻租。因此，社会公民的权力实际是由经济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构成的集合――权力束，多维度的权力束满足社会个体多维度的利益诉求。
在《通论》中影响权力的因素可以归结为两种，一是权力博弈过程弈方掌握的资源，资源的数量优势、稀缺性等因素能够增加博弈方的影响力，从而获得更多的利益分配；二是制度也对权力有重要影响。在短期权力博弈中制度作为一个既定的外生变量决定了权力博弈的基本规则，而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制度又可以通过权力博弈内生形成并发生演变。在政治-经济关联活动中，经济权力分布影响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决定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决定经济制度的逻辑过程，这与政治经济周期（politicalBusinessCircle）理论阐述的逻辑相吻合。概括起来就是主体间在当前制度安排下展开权力（束）博弈决定新（政治、经济）制度，新（政治、经济）制度进一步赋予主体在既定资源禀赋下的权力束，如此循环往复。
由此可见政治经济权力之间的螺旋变化，当社会公民拥有一定的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后，会借助经济权力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力，并且借助制度或者契约巩固和增进其政治权力，进一步再利用政治权力谋求更有丰富的经济资源来提高其经济权力，并以此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会出现螺旋式增进。反之，当经济权力或者政治权力被削弱时，也会相应地影响到政治和经济权力的螺旋式递减。
3.对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的交替诉求
社会阶层关系演变印证了上述权力关系逻辑。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权贵阶层掌握着绝大多数的政治经济资源，底层民众则处于一穷二白的状态，如道格拉斯・海和尼古拉斯・罗杰斯在《18世纪的英国社会》中把英国社会分为暴民和贵族两个阶层之间的对立（胡玲，陈祖洲，2014）。伴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商人为了谋取经济利益会与当地政府之间交涉获取一定的政治权力，表现为对税收制度的讨价还价。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将集中在政治权贵手中的财富和权力部分的拆解出来，社会财富出现了分散的趋势，政治也走向了民主发展的道路。工业化加速了社会财富的分散化。以福特为代表的制造业厂商发现提高职工工资并不会带来利润的降低，不但可以提高劳动积极性，还能培育更大的消费市场，逐渐形成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已经发展成为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大支柱，他们是市场中最重要的消费者，也是生产过程的重要贡献者。科技发展让资本不再是新财富产生的唯一依赖，无可限量的人力资本、知识资本为本处于物质资本劣势的中产阶级带来了获取新财富的筹码。
当中产阶级的规模在社会中已经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群体后，其在政治领域的作用也开始显现。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一样都具有利益分配的属性，政治制度更是从更基础的制度层次确立社会主体在经济利益分配中的强弱关系。当中产阶级在经济领域分得一杯羹后，不断要求从政治领域维护他们的利益，人数规模的优势更是让他们在政治活动中占据优势。在政治博弈的过程中，拥有丰富财富的富裕阶层不得不让渡政治、经济利益于中产阶级而保持经济发展的趋势，这是他们实现财富不断增值的必然选择。在政治资源分散的过程中，也是就是将政治权力从社会精英或者社会权威手中转移到人民的手中，并且逐渐形成“人民对人民的权力”，这即是民主（萨托利，2009）。所以在财富分散化趋势下能够引致民主的逐步形成。
民主政治还会进一步保障中下层社会群体的经济权力，至少中下层社会群体拥有了一定的政治权力能够通过手中的选票选择伸张阶层利益的人，虽然这个人通常是归属于精英阶层的。政治人为了保障自身的执政机会，会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其委托人的经济利益。
政治和经济的蛋糕被各个利益阶层切分，利益冲突在所难免。虽然经济利益可以通过做大蛋糕的方式实现共赢，但是政治利益总是处于有限状态，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此消彼长，政治冲突也就显得更加尖锐。最优的稳定的分配方式是政治权力在各个阶层之间实现平衡，而经济权力关系则以兼顾效率与公平原则为宜。但是从各个社会的发展经验看，这种权力结构的平衡关系是难以实现并持续的，各个社会阶层都努力为自身争取更大的利益，社会利益冲突总是不断迸发。
二、经济权力扭曲与民粹主义发生的必然性
欧美国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后出现了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期，二战后各个国家休养生息，政治领导局面也相ξ榷ǎ社会民主秩序良好，社会阶层的法定政治权力相对均衡。这保障了政治经济在一定时期内稳定发展。但是在最近40余年，社会财富分配并没有持续走向分化，而是出现了一定的财富聚集的马太效应，社会阶层之间的财富分化越来越显著，特别是次贷危机和欧债危机以后，由于就业机会一度减少和社会福利的限制，一些中低收入者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从美国的收入数据看，在最近十几年美国民众遭受了收入严重下降的窘况，2015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甚至低于1999年的水平。与普通民众收入下降相伴随的，却是富人收入的快速增加。事实上，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就进入了贫富差距扩大的轨道。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收入不平等更是急速加剧。从1980年到2015年，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占全部家庭总收入的比重从4.2%降至3.1%，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占比则从16.5%飙升至22.1%，占家庭总数80%的中下层家庭总收入占比从55.9%下跌至48.8%。2015年，美国收入最高的5%富裕家庭总收入为2.2万亿美元，是美国收入最低的20%底层家庭总收入的7倍。而从世界银行的低收入、中下等收入、中上等收入和高收入人群数量来看，高收入人群的数量在不断减少，而中低收入人群比例则显著增加（图2中上方三角形标记曲线表示高收入人群与低收入人群人口数量比例变化趋势，下方星状标记曲线表示高收入和中上等收入人群人口数量与低收入和中下等收入人群人口数量比例关系走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收入人群掌握的财富量却显著增长，据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1月16日的最新报告指出，全球8个超级富豪拥有的财富，相当于全球较贫穷的一半人口（36亿人）的财富总和。
相对于分散的政治权力，在最近三十余年社会财富却向少数人手中集中，社会主体的经济权力结构与政治权力结构之间出现了一定的失衡和扭曲，其结果是在社会底层的民众会通过其拥有的政治和社会权力要求改善经济权力结构，从而获取相应的经济利益，也就是说通过政治活动提高其个体家庭的财富量。在政党政治环境下，政党领袖为了获得执政的权利，会利用各种社会政治资源，整合各个阶层的政治力量，因此在宣传上一部分政党就会竭尽其能地宣传民粹主义的政治观点，以拉拢社会底层民众的政治选情。而底层民众迫切需要改善生活状况，希望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因此在民粹主义政治宣传的诱惑下就会积极投向民粹主义的政治派别。
三、结语
本文从权力结构关系角度分析了公民个体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螺旋式关联关系，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使社会政治权力广泛分散在社会公民手中，因此在收入差距显著扩大时就必然有底层社会民众借助政治权力改善经济权力结构的结果，民粹主义事件也必然地发生。可以说，正是社会长期的精英主义发展方式导致了当下民粹主义的集中爆发。
因此，社会若想避免民粹主义频发的根本办法在于调节社会主体之间的经济权力结构，避免社会经济资源过度集中到少数经济主体手中。尤其关键的是，经济权力结构的严重失衡会增加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权力结构的进一步扭曲，其结果可能会迫使底层民众通过暴力方式强制改变社会权力结构，这将严重危害社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1]郭中军.网络民粹主义与传统政治共识的解构[J].学习与探索，2012（9）.
[2]林红.论民粹主义产生的社会根源[J].学术界，2006（6）.
[3]刘益梅.难民危机与欧洲民粹主义崛起探析[J].学海，2016（4）.
[4]张屹山，等.资源、权力与经济利益分配通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5]萨托利.民主新论[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6]胡玲，陈祖洲.近代英国中产阶级形成中的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网，2014-7-16.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8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市场经济观，民主观，公平观，权力观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威，除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建设外，还必须从世界观与方法论高度，自觉把握反映当代中国现实的马克思主义时代观、市场经济观、民主观、公平观和权力观。
一、时代观
在时代问题上，有些论者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提出所谓“告别革命”的口号，出现了一股否定中国革命价值的思潮。
时代精神变化与否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客观根据。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当代性，是否具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首先取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提出和解决时代任务。同志《在学习<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巨大生命力，在于能够给实践提供科学指导，使人们在认识规律、把握规律、运用规律的基础上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①因此，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考察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所产生的贫困化和异化，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也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庄严使命。换言之，消除资本主义制度所造成的贫困化和异化是社会主义“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价值观产生的前提。
社会主义价值观与资本主义价值观不同。资本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包括具有永恒意义的市场崇拜、金钱崇拜、私有产权崇拜、法权崇拜、抽象个性崇拜等“五大崇拜”。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观则包括劳动优先、人民至上、共同富裕、公有产权、公平正义、社会和谐、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等“七大观念”。
马克思主义据以判断时代性质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和价值观念尚未发生根本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又加深了全世界贫富矛盾、民族矛盾及和平与发展的矛盾。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不能解决它所造成的贫困化和异化问题，只有坚持工人阶级领导权，通过革命和建设的途径，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才能超越资本主义，彻底解决现时代贫困化和异化问题。就改革也是革命而言，这不仅是劳动人民不可剥夺的基本人权和自我教育的有效手段，而且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最主要的动员方式，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因此，那种将“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
人类历史的发展，在一些方面的确超出了马克思当初的想象。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垄断阶段，时代特征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主义革命东移俄国和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冲击和新科技革命浪潮兴起，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适应时展，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得到了发展，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于国情千差万别的国家，因而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道路没有统一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中国人民根据自己国情和世界历史经验所做的理性选择。
二、市场经济观
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有些学者宣扬西方经济学的“人性自私论”、“私有制永恒论”、“市场原教旨主义”，另一些学者则认为，当前中国出现的贫富分化加剧问题与市场经济有关。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市场经济可以自觉结合。邓小平曾经提出“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命题，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本质的价值内涵。邓小平指出：“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②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既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的生存环境、生存发展需要及其相互关系的反映，又是对市场经济主体生存发展的各种要素的选择及其重构。从价值观重构的角度审视市场经济，如果说古典市场经济以物为本，那么现代市场经济则以人为本，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内在要求，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相互融通的。在制度预设方面，现代市场经济与古典市场经济有本质的区别。资本主义的古典市场经济属于自发的市场经济，它有三大制度预设，即资本主义私有制、多党制和意识形态多元化；社会主义的现代市场经济属于规范的市场经济，它同样有三大制度预设，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和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一元化导向。但是，在价值追求、价值原则、价值目标方面，现代市场经济既与古典市场经济有本质区别，又与社会主义价值观相融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从而形成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的价值原则，导致社会两极分化，劳动人民成为贫困而畸形发展的人；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追求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从而形成集体主义的价值原则，促进社会共同富裕，劳动人民成为全面而自由发展的人。
从价值观形成的角度考察市场经济，如果说古典市场经济是一种非道德的、无序的市场经济，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一种伦理经济，同时又是法制经济。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之所以是伦理经济，是因为它孕育和催生公平、平等、自由、互利、诚信等道德观念，为市场公平交易提供伦理规范；社会主义条件下市场经济之所以又是法制经济，是因为它需要国家调控和交换契约等法律规范，为市场公平竞争提供环境支持。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才能规范市场经济的伦理法制秩序，消除人的物化和异化现象，逐步解决国民教育、医疗卫生、就业、社会保障等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民主观
在民主问题上，有些学者宣扬西方政治学家的错误观点，认为中国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国家，缺乏民主政治因素，未来政治发展应当走西方式议会制、多党制和“三权分立”之路。另一些人则以西方学者的民主观念为蓝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不是民主国家，是因为它不允许自由办报、不允许登记立党、不允许实行军队国家化等等。
笔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是一个渐进过程，忽视了这一点，搞民主浪漫主义和民主激进论，不仅不会给人民带来福音，而且会给人民带来灾祸。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在当代中国绝对不能简单移植西方选举文化，只能有选择地学习西方民主，加大选民公正投票份量，保持国家公共权力部门之间互相制衡和互相监督，不能照搬西方多党制和“三权分立”制。中外历史教训给人们以深刻的启示，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民族区域自治和特别行政区域制度，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的国家权力运行原则，坚持不懈地以发展党内民主来推动人民民主，积极稳妥地推进渐进式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理性选择。
四、公平观
在公平问题上，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向富人开枪会导致很严重的社会后果”，另一些经济学家主张，“如果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③
上述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前一种观点强调：保护巨富阶层的既得利益天经地义，否则将会引起“百万富翁”恐慌心理和资本向国外转移的问题，严重影响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因此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只能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且只能提倡机会公平，不能奢望事实公平，那种期望过程和结果公平的想法，是平均主义的幻想。而后一种观点则依据邓小平理论强调，中国政府市场化改革的高明之处在于，既革除平均主义弊端，又坚持事实公平原则，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利用经济杠杆合理调节社会收入分配，消灭贫困，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防止阶级冲突和政治动乱。
显然，前一种观点受新保守主义思想影响，新保守主义公平观与马克思主义公平观完全不同。当代英国新保守主义者罗杰•斯克拉顿把私有财产与正义相提并论，同时强调“自然正义与社会正义冲突的严重性”，④认为人的天赋才能即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不同，拥有私有财产的份额也应当不同，因而人们只有提倡“机会均等”⑤口号以实现“自然正义”的做法才是“公正的”；而任何追求财富分配结果平等以实现“社会正义”的尝试都是“不公正的”，因为“不经另一个人同意就征用他的财产”，⑥“这种分配无异于劫富济贫”，⑦意味着“社会正义的实现直接侵害了自然正义”。⑧
深刻指出：“收入差距过大会破坏社会公平”，⑨“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如果差距悬殊，而且任其扩大，就会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要在发展经济的基础上，逐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同时，要把调节收入分配、防止两极分化，作为全局性的大事来抓。”⑩究竟是坚持机会公平还是事实公平呢？这直接影响发展过程的价值选择：一种是致力于解决困难群众生产生活问题，消除几千万贫困人口；另一种是致力于增加社会“稳压器”力量，扩大中等收入者比例。机会公平是扩大中等收入者的价值前提，事实公平则是消除贫困人口的价值目标。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公平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的内涵：第一，从具体利益分配层面看，公平意味着处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时，有条件地承认效率优先，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机会公平是一种抽象原则意义上的形式公平，并不涉及具体利益分配合理与否，而社会公平则是一种结果过程意义上的实质公平，涉及具体利益分配是否合理问题。第二，从制度架构层面看，公平意味着强调公正优先，追求事实公平。第三，从历史观层面看，公平意味着历史由人民创造、由人民评说，或者说，公平构成历史发展的基础和价值指向，这是马克思主义坚持历史正义信念的根据。
现在社会上存在一种所谓生存哲学的错误认识，认为社会生活千差万别，历史发展毫无规律可循；人们的行为主要取决于人的生理需要，受人的生物因素制约，没有是非、善恶、荣辱标准，完全遵循生物界的优胜劣汰法则，因而要努力找回那种类似“狼吃人”的不屈不挠的生存本性。这种抽象人性论观点是错误的，与唯物史观相距甚远。其实，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生物属性受社会属性制约，因而人的生物本能的满足决不是历史的、科学的、合乎人的社会本性的发展。马克思就曾经指出：“人的本性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B11
五、权力观
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来自人民的委托和党的信任，掌权者的权力大小取决于党的信任程度和个人能力水平等状况。
从根本上讲，领导干部掌握的权力，实际上是一种与委托人相分离的国家权力，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的公共权力；领导者职权的大小，取决于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发挥自身职能的实际需要程度。指出：“领导干部必须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国家的发展、富强、安全服务，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而绝不能把它变成牟取个人或少数人私利的工具”；B12“领导干部必须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决不能，必须把对上级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统一起来。”B13
但在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的伦理德性缺失，加之监督机制薄弱，导致公共权力运行失范的现象时有发生。一些党员干部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有的甚至发展到“跑官要官、买官卖官、造假骗官、甚至杀人谋官”。B14这种情况反映了一些领导干部存在严重的“官本位”思想，忘记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执政理念，头脑里无“公仆”意识，反而以“主人”自居。
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必须破除“官本位”意识，“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坚决抵制各种权力腐败行为”，B15必须深刻认识腐败及其与公共权力异化之间的必然联系。首先，要理性地认识腐败的实质。“从狭义上说，所谓腐败是指这样一种行为，它是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侵犯公共利益以谋取私人利益，使公共权力异化的不合法和不合理的作为或不作为。”B16其次，要深刻地认识公共权力异化的根源及其消灭的前提。公共权力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增进社会福利、保障公民个人权益不受侵犯的权力，但是，如果人们处于自然形成的分工状态，掌权者的特殊利益和公民的公共利益之间发生分裂，就会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一旦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人们自愿选择社会分工创造了物质条件，公共权力就不再成为掌权者谋取特殊利益的工具。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只要人们还处于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B17而“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则是消灭权力异化的“绝对必须的实际前提”B18。
综上所述，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和中国化，必须正确理解和坚持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五大特征：牢固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时代观；从价值观重构和形成角度审视市场经济，深刻理解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市场经济之间相互融通的关系；坚持不懈地以发展党内民主来带动人民民主，积极稳妥地推进渐进式的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既坚持机会公平，又追求事实公平，消灭贫困，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牢固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运用人民赋予的权力为国家和人民谋利益，杜绝公共权力异化的腐败行为。归根到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即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及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
义方向，坚持“立党为公”和“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
注释：
①.在学习《文选》报告会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6-08-16.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3.
③卫兴华，孙咏梅.2005年理论经济学的若干热点问题〔J〕.新华文摘，2006，(14)：45.
④⑤⑥⑦⑧〔英〕罗杰•斯克拉顿，著.保守主义的含义〔m〕.王皖强，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70，44，68，70，71.
⑨⑩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50，470.
B11B17B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6，85，86.B12B14B15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20，423，47.
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9
〔关键词〕经济发展新常态；人权发展；辩证性
中图分类号：F0；D0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6）01001808
关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科学论断，深刻阐明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和历史大趋势。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主要特征表现在：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质量――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当前世界经济进入后金融危机的深度调整期，中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面临“三期叠加”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大趋势。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能动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作为上层建筑的人权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和表现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理解，即对现存事物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与辩证思维本质相适应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人权发展辩证性概括起来，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
一、经济发展新常态全面协调性的人权辩证发展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全面协调性，内在要求人权发展是各项权利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单项权利的片面畸形发展。社会历史是由各种因素共同“合力”作用的结果。“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2]。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全面协调性，最集中地表现为“中高速度增长、结构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和质量效益”四个基本特征。其中，中高速度增长是进度，结构优化升级是转型，创新驱动是动力，质量效益是核心。它涵盖于中国特色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各个方面。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首先要抛弃片面畸形的增长观，真正确立以增长促发展、以发展促增长的全面协调发展观，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和发展路径做出相应调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也明确提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3]。创新发展为经济发展新常态提供发展动力，协调发展为经济发展新常态统筹发展全局，绿色发展为经济发展新常态注入发展活力，开放发展为经济发展新常态拓宽发展格局，共享发展为经济发展新常态明确发展方向，五大发展理念既是新时期实现“十三五”规划目标的基本指导思想，也是与之相适应的人权发展理念的一次提高与飞跃。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全面协调性相适应的人权发展，就是在“四个全面推进”战略新布局的引领下，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发展理念，全面科学协调处理好各项基本权利的相互依存关系，发挥各项权利全面协调发展的功能。
经济发展新常态并不仅限于经济领域，而是社会各个领域“中高速度增长、结构优化升级、创新驱动和质量效益”的全面协调发展新常态。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又必然内在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人权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权利，即“五项权利”相互依存的全面协调发展，但绝不是其中单项权利的片面畸形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核心本质在于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马克思的伟大思想不仅要求把人从物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使人的劳动变成自主自觉活动，而且要求最终消除孤立片面的个体人向全面完整的社会人迈进过程中的一切阻碍。为此，马克思主义人权观认为，人权是多种不可分割的权利，而不是孤立的片面畸形的权利；人权是社会历史条件的产物，人权的实现是同国家经济文化水平相联系的逐渐发展的历史过程；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权利与公民政治权利，是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如果只重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权利，而忽视公民政治权利，固然是不对的、片面的；但只重视公民政治权利，而忽视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权利，同样是错误的、片面的。当前，在国内的现实生活中，这两种片面性都应当防止和克服。但重点是要防止和克服片面的、世俗的、一味的个人经济权利任性，还要防止和克服极端盲目的个人政治权利任性。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为了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权的发展与保障也必须具有全面性，一方面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的全面性决定了人权发展与保障的全面性，即个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权利的全面保障；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全面性要求个人必须融入到具有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社会环境之中，实现个人权利的全面发展和保障。
西方世界的人权观仅仅把公民政治权利规定为普遍的人权，而对公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往往却闭口不谈，并一再固执地反对联合国接受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为人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国至今不批准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和《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等核心人权公约，极力否认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关于发展权利是一项基本人权，极力否认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基本人权的观点和立场。把“美式”人权唯一化、普世化和神圣化，随意干涉别国内政，每年对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横加干涉。美国对自身的人权问题却讳莫如深。只重视公民政治权利的发展和保障，而忽视公民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维护；只着眼于他国在人权发展和保障方面的问题，而忽视自身人权发展的不足，这无疑是一种片面的、狭隘的人权价值观，既不利于客观分析当前世界人权发展状况，也是对世界人权发展的一种非公正性对待。
1986年12月4日联合国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是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全面进程，其目的是在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积极、自由和有意义地参与发展及其带来的利益的公平分配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全体人民和所有个人的福利”[5]。并在第1条第1条款中明确规定：“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5]。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11年出席联合国纪念《发展权利宣言》25周年的活动时指出，发展往往被错误地认为是经济和物质财富的增长，而真正的发展意味着人们有尊严地生活，免于匮乏或恐惧。发展是改善人类生活，为达到这一目的，不仅要促进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物质财富，同时要促进思想发展。在当前经济复苏阶段，急需创造就业机会，使增长更具可持续性和包容性，为人们提供最低社会保障，促进社会公平，同时投资于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女性和年轻人[6]。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战略选择和实施，不仅是党和政府对当前经济发展形势的一次科学认识，也是对中国未来人权保障事业发展道路的一次价值指引，更是制定和实现“十三五”规划、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在致“2015・北京人权论坛”开幕式的贺信中明确指出：“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这将在更高水平上保障中国人民的人权，促进人的全面发展”[7]。由此可见，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既是经济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飞跃，又是人权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飞跃。
二、经济发展新常态和谐互动性的人权辩证发展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和谐互动性，内在要求人权发展是国家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利的良性互动，而不是二者的矛盾对抗。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的逻辑关系就在于有效平衡国家公权力与公民个体权益之间的互动关系，有效协调和解决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矛盾张力和对抗。
“在西方传统人权保障模式中，权利（right）往往是同在权力（power）的抗争、对立中来实现的，但中国的历史传统和多年来的人权保障实践验证了另外一种人权保障模式，即权利（right）与权力（power）的协商、合作与共生”[8]。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的根本性质决定的。
如何用权力清单对各项公权力的边界进行科学界定，不仅对权力越界行为有监督、查办和惩处的科学标准，而且给各类市场主体以平等公正的资格参与竞争。“大道至减，权力不可任性，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9]。“减法”是对公权力的限制，“乘法”无疑是人权的彰显，这既有利于公民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更有利于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良性互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如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一直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核心问题。市场体系的建设和完善、不同市场主体平等参与权的科学界定、政府公共权力清单的边界厘定、公民合法权益切实得到尊重与保障以及市场失灵缺陷的克服都离不开政府的有效权威和有效作为，没有有效的政府保障和积极作为，市场就无法正常运转。而提高国家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也就是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强调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问题。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止腐败，全面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提高反腐败法律制度执行力，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切实维护人民合法权益[10]。
要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良性互动，需要深化政府改革。通过改革约束权力，明确责任，遏制腐败，其本质是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公民权利全面发展。2014年6月起，浙江省推行深化政府改革的“四张清单一张网”，成为当前政府改革的范例。一是行政权力清单，通过清权、减权和制权，将政府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避免了政府权力的任性。二是政府责任清单，有权就有责，使问责更有力度，避免政府借口放权而不作为。三是投资负面清单，给企业投资松绑，政府在管少的同时更要管好，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四是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清单，明确政府财政分配，使财政“蛋糕”切得更加合理，避免政府财政“黑洞”。五是政务服务网，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实现政府服务阳光化，提高行政服务效率和质量。“四张清单一张网”就是厘清政府权力边界，明确政府的责任与义务，转换政府职能，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与民间活力的“加法”和“乘法”。
在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人民群众是否真正获得公平正义的权益诉求是检验公权力与私权利是否良性互动的根本标准。人民既是国家公权力的总根源，又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力量源泉。权为民所授，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是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公权力与私权利基本上是和谐互动的。但由于公权力没有很好地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没有很好地在阳光下有效运行，没有法律、法治和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一味任性的公权力容易滋生绝对腐败。腐败是对公民人权的严重践踏和严重侵害，反腐败是对公民人权的有效维护。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加剧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抗和冲突，。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抗和冲突，不仅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公信力和治国理政的合法性，而且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血肉关系。因此，反腐败和反“”是为了杜绝绝对权力的任性，将公权力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良法与善治有机结合的新常态。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11]。只有良法与善治有机结合，才能真正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良性互动。良法是体现和反映人民权益和意志的法律；善治是公权力与私权利和谐互动的治理方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良法与善治必须符合中国国情和广大民意，才能被人们从内心真正信仰。法律是维护国家与社会和谐有序的有效工具，同时也是保障公民人权的有力武器。法治为人权实现提供了制度基础、规范依据和保障手段，而法治建设也在推动人权保障中不断得到完善。人权作为全人类共同的理想和追求，为法治建设提供了目标指向[12]。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这既是中国法治建设进程中的里程碑，也是指引事业继续前进的一条崭新的发展道路，即通过完善法治保障人权。
依法治国，一是依宪治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一切法律制定和实施的根本准则。宪法是一张写着人民权利的纸[13]，宪法是人民权利的根本保障书。“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是真正实现法治皇冠与人权明珠有机结合的重要标志。依法治国，二是立法保障人权，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坚持法治建设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以保障人民根本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11]。让保障人权成为立法的追求目的，让人权价值成为立法的价值核心。依法治国，三是人权的司法保障，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11]，司法公正与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一致的。只要始终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和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坚持程序公正，依法充分保护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我们就能在审判活动中做到尊重和保障人权[14]。保证司法的公正性才能使公民的权利真正得到实现，使公民的利益真正得到维护，使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依法治国，四是法治精神与人权信仰的结合，实现全面依法治国，应当紧扣十八届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主题精神实质，自觉确立依法治国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切实把对法治的信仰内化为对人权的信仰，将法治精神、法治理念、法治意识的引导和培育与人权价值、人权理念、人权意识的引导和培育相结合[15]，让人权成为人民的一种习惯和追求[16]。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和谐互动性一方面要求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另一方面要求完善制度和法律，稳定经济发展秩序。其内在要求就是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良性互动。通过政府改革约束政府权力，既是为了发挥市场调节经济发展的优势作用，更重要的是约束公权力以维护私权利不受侵害。在良法与善治的治国理念指导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法治社会，既是为经济稳定发展保驾护航，更是为全面尊重和保障人权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实现经济和谐发展就是实现社会和谐发展，也是实现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共同向往和追求。
三、经济发展新常态责权统一性的人权辩证发展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责权统一性，内在要求人权发展是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统一，而不是权利与义务的分离。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新常态，而不是权利与义务相分离的病态，更不是社会责任感、道义感丧失的病态。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发展权可持续保障，在于公民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统一，而不是权利与义务的分离。中国哲学大师梁漱溟曾经说过：“中国弥漫的满是义务观念，在西洋世界上却活跃着权利观念”[17]。有效平衡权利与义务的关系，是任何时代和不同权利文明都要深思和关注的重大课题。近些年来，一些人在片面追求高速度增长的物质逐利中，一味强调自身的经济权利，而忽视了公民应有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特别是一些政府官员腐败现象的严重滋生，导致了片面经济人、世俗利益人和宣泄情感人乱象的肆意泛滥。“名星”“土豪”“富二代”“拼爹”“任性”“炫富”“吸毒”等丑陋现象充斥于社会。不仅败坏了社会风气，加速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矛盾张力和冲突，而且践踏和破坏了公民自身的合法权利，损害了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实现公民在权利与义务上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制度创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1]。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这个经典的一般原理，为现代人权观念所普遍认同。《世界人权宣言》强调：“人人对社会负有义务，人人在行使他的权利和自由时，只受法律所确定的限制，确定此种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保证对旁人权利和自由给予应有的承认和尊重”[18]。人权的社会本质属性决定了其权利与义务的相统一性，这是由于人权存在于由人与人组成的社会关系之中。在这一社会关系之中，作为权利主体所具有的合法权利，不被任何人侵犯，即他人应履行尊重别人权利的义务。如若不然，人权便无法得到切实保障。但权利与义务作为两种不同的范畴，二者也具有相分离的一面。就权利与义务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使情况而言，有的阶级可能只享有权利而不履行义务，有的阶级却只履行义务而享受不到任何权利，权利与义务相分离的现象存在于一切私有制社会中，这反映出了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的不平等社会关系。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权利与义务相分离的状态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具有不同表现，如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权利与义务相分离的程度是对抗性的。同时又表明这种权利与义务相分离的程度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不断下降，在社会主义社会，二者的分离程度将会进一步下降乃至最终完全消失。因此，权利与义务由相分离不断走向统一标志着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提高与完善。为此，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强调：“有必要充分尊重所有人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他们对社会的义务，因而所有的人单独地和集体地都对发展负有责任，这种责任本身就可确保人的愿望得到自由和充分的实现，他们因而还应增进和保护一个适当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以利发展”[5]。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是权利与义务有机统一的法治人权新常态。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中，任何人都是权利与义务的统一体，即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法律所赋予的权利，同时也要自觉履行法律所规定的义务。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公有制主体地位的确立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权利与义务相分离的经济基础与政治基础得以废除，为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并不表示在当前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会发生权利与义务相分离的现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制度和法律法规等为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提供了相一致的制度设置与保障条件，但有些人却完全无视政策法规，只享有权利不履行义务。铲除这种特权人物与特权思想是目前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现实课题。怎样从法律和制度上杜绝这一状况，既是当下社会主义制度实现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一项重大现实任务，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项重大现实课题。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建立完善的监督管理机制、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和严肃的责任追究机制，以零容忍的态度惩治司法腐败。加强对司法活动的监督，完善检察机关行使监督权的法律制度，加强对刑事诉讼、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的法律监督，完善人民监督员制度，绝不允许法外开恩，绝不允许办关系案、人情案和金钱案[11]。为了使各级政府官员做到不谋私权和不徇私利，真正实现“在其位而谋其政”，需要全面从严治党和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加强党的建设，是这一伟大事业取得胜利的关键所在。事业的发展需要党的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维护也需要党的领导。党坚强有力，国家才能繁荣稳定，人民才能幸福安康。从严治党，一是要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这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19]。从严治党，二是要明确党员干部的责任与义务，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做人民的公仆。从严治党，三是要加强党的纪律，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有纪必执，有违必查[19]，使党纪党规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
没有义务的地方就没有权利[20]。全面深入反腐败斗争，最根本的是防止官员公权私用，保证官员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有法不依”的权力腐败是官员腐败的常见现象。这种腐败行为是对权力的垄断和滥用，是官员权利与义务相分离的一种病态表现。这种腐败行为不仅会危害公民的个人权益，也会降低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21]。因此，防止权力腐败必须杜绝绝对权力的产生和运行。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坚决消除权力设租寻租空间[11]，将权力列入清单，避免官员私用、滥用权力，将权力置于社会和公民的监督之下，这是拔除权力腐败根基的一剂良方。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背景下，通过“零容忍”的反腐败斗争涤荡整个政府权力体系，让全社会形成清正、廉洁之风，既为实现经济的稳定增长提供强有力的政府支持，也为保障公民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和推进事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政治基础。
权利与义务的统一是公民个体融入社会整体的本质要求。发展和保障人权，不仅仅是维护公民的一项权利，更重要的是明确公民在集体社会生活中所要承担的责任与义务。正如每一位公民有权利参与到国家治理和社会建设中来，同样，每一位公民也有义务为国家的治理和社会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随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各种经济、社会和生态问题的凸显既要求公民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而努力，更要求公民自觉承担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义务。“美美与共，天下大同”[22]的和谐社会是公民心中共同享有的“中国梦”。
四、经济发展新常态人民主体性的人权辩证发展
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人民主体性，内在要求人权发展是人权本质的民生关怀，而不是人权本质的民生流失。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社会进入了“发展起来以后”的民生权益诉求高发期，使得深水“攻坚期”和“风险期”的各种利益矛盾日益向民生权益聚焦和叠加。经济发展新常态中的民生本质关怀，就是让普通民众感受到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公平正义，让普通民众生活得更加幸福和有尊严。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飞速发展，中国取得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人的极大解放”和“人的正当权益维护”。越来越多的人从土地、单位和户籍的捆绑中挣脱出来，从而获得了从未有过的迁徙自由权、择业自由权、创业自由权和创新自由权，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拼搏实现自我价值，获得幸福和尊严，进而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潘基文在联合国总部召开的纪念《发展权利宣言》25周年的大会上出席《国际人口和发展大会2014年后全球报告》会时指出，必须将人的权利和尊严置于发展行动的核心。我们的目标是为所有人提供平等权利和机会，消除极端贫困，并让世界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23]。
1人权民生关怀的现实问题
《尚书》中最早提出了“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至理名言。张居正在《答福建巡抚耿楚侗》中强调：“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察其疾苦”。民生乃立国之本，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人权民生关怀之本。更加精辟地指出：“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是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权利”[24]。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与之相适应的人权发展新常态的本质规定和现实目标，就应当是公民人权的民生关怀，而不是人权的民生流失。党和政府历来重视民生问题，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就。在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中国的贡献率约占70%。然而，现实中国的贫富差距却十分突出。2015年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些贫者从暂时贫困走向跨代贫穷》的述评文章，这是中国主流媒体罕见地公开直面当前社会严重的贫富差距现实问题。其描述的两极分化情形也足以让人触目惊心。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为0479，2008年达到最高点0491，之后逐年下降，2014年的基尼系数为0469。而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在0300左右。近年来接近0500的基尼系数可以说是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世界上超过0500的国家只有10%左右。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一般都在0240―0360之间。在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中国还面临财产差距扩大的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正变得越来越严重。贫富差距已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并形成了阶层和代际转移，一些贫者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社会阶层流动通道也将被严重堵塞[25]。当前中国贫富差距的社会现实再三警示人们，“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已经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必须直面并认真回答和解决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2人权民生关怀的内涵规定
所谓人权就是与特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和自由度，主要包括人的尊严、价值、权利和自由等四方面的内在本质规定，人权内涵其中一个方面的规定不能完整表达人权的丰富深刻本质内涵。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和自由度要求对人权进行全方位的关注。一是关注人的价值，人的价值是一种能够创造价值的价值，是一切价值中最高的价值。人的价值既有工具性，又有目的性，是个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辩证统一。人的个人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其社会价值。因此，必须把关注和提高人的价值作为一切政策措施和制度安排得以产生的价值源泉。一切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出发，研究人们之间社会关系的规律，并从这个规律出发推导出科学的制度和规范。这种从以人为本的出发点制定出来的规范制度反过来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二是尊重人的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权利。其中尊重和保障公民在政治上的知情权、自由平等的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是以人为本的权利观的重要内容。三是提升人的自由境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自由权为每个人的发展提供精神和行为的自主空间。自由是精神的生命力，没有自由的精神不是活的精神。法律上的精神自由是包含法的界限的自由，精神自由的实现需要法的规范和匡正。重视人的需要，关爱人的精神家园，包括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及时帮助人民解决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困难，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更要密切关注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断用先进文化充实他们，提高他们的认知、实践和创新能力。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四是激发人的创造能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指出：“人民是推动发展的根本力量，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发展人民民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26]。只有相信并依靠人民群众，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才能最大限度地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3人权民生关怀的逻辑要求
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内在要求把惠民生作为发展动力的新常态，最紧要的就是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多谋民生之利，从解民生之忧，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19]。在实行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中，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其所依靠的主要是投资与出口的拉动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理念。但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国内生产要素价格成本的上涨，出口对中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小。政府为扭转经济下行局面，曾向基础设施等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现在这些投资的副作用开始显现，投资效率持续下降。但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却一直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价值，尤其是人民群众消费的拉动作用。因此，依靠投资与出口拉动增长的经济模式亟需改变，中国应由过分依靠投资与增长转变为依靠消费、投资和增长三者的协调发展来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不断缩小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消费需求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民生的改善上。其中收入是民生之源，就业是民生之本，教育是民生之基。广大人民群众应从民生改善中分享改革红利。同时，把惠民生作为发展动力的新常态，并且不排斥投资。与改善民生密切相关的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环境治理等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投资，这是服从消费拉动的投资拉动。为此，明确指出：“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址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大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的力度，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10]。十八届四中全会从依法治国的战略高度强调指出：“加强重点领域立法，加快完善体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11]。十八届五中全会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也明确要求：“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3]。在2015年11月28日召开的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中，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7]。保民权、惠民生、除民困，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维护群众利益、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以及发展和保障公民人权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是中国共产党为人类人权文明做出的庄严承诺和重大贡献。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4]。“‘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一定的利益关系说到底，其实就是权利公平和正义的公正分配，公平、正义观念是人们对这种利益分配关系的主观评价。人们之间在一定条件下达到利益上的均衡，就可以被各方评价为公平的、正义的。一切对人民大众有利的行为，一切对人类社会进步有利的事情，都是公平的、正义的。这是人类公平正义之历史逻辑，这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公平正义之历史逻辑，也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公民人权民生关怀之历史逻辑。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是符合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一方面要求经济发展加快转型升级，注入创新驱动活力，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求深化政治、文化和社会改革，推进“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人权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内容，与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有着密不可分的辩证统一关系：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全面协调性、谐互动性、责权统一性和人民主体性，体现在人权发展上即要求各项权利的协调发展，而不是单项权利的片面畸形；要求公权力与私权利的良性互动，而不是二者的矛盾对抗；要求权利与义务的有机统一，而不是权利与义务的分离；要求人权本质的民生关怀，而不是人权本质的民生流失。这充分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作用原理的科学性和当代价值。因此，人权发展应当植根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现实基础，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相融合，走适合中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权话语体系，实现文化的自觉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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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社会经济权篇10
1.及观念的变迁
国家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知道的最为有效与合理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目标后,许多学者提出我国应该实现。学者们在内涵的界定上还未达成共识。张千帆教授认为:“是一种政治运作法律化的理念或者理想状态,其基本核心在于要求所有的权力行使都被纳入宪法的轨道并受到宪法的约束,认真对待宪法,把宪法真正作为法———更高的法,并控制所有的政府权力———包括立法权力,国家就实现了。”钱富臣教授则通过对国外历史的分析指出的基本内涵包括法治、人民、民主、分权与制衡、人权等五个方面。笔者认为是以控制国家权力和保障公民权利为基本目标,实行以宪法为基础的依法治国的政治制度。以宪法的存在为前提,以控制国家权力运行和建立民主政治作为基本任务,以保障人权为基本价值目标。
英国是的故乡,宗旨在于限制王权的1215年自由大是英国的起点,是当时两大政党集团相互斗争的结果。以“消极”为本质的自由主义观构成了近代宪法的基本制度和主要内容。自由主义观实质是要打造一个“有限政府”。由“消极”向积极转型发端于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运动。“消极”主张限制国家权力,认为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随着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过度竞争带来的市场垄断、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问题日趋严重。占统治地位100多年的斯密自由市场经营论为中心的经济自由主义学说让位于凯恩斯的经济干预主义。许多学者提出发挥国家权力对经济干预以解决社会问题。
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注重发挥权力的能动性,加大对经济干预力度,国家权力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更为重要。理念也发生了转型,强调国家适当干预,以建立正义的市场机制和实现社会公平。
2.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含义与基本特征
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国家为克服市场失灵、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市场主体经济权利,而对市场经济关系进行干预和管理的新型权力。包括三种基本类型:①市场规制权。市场规制权是国家公共机关在特定情形下依法享有的一种直接限制市场主体的权力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公权力。市场规制权从具体领域来看主要包括对垄断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侵害消费者权利行为的规制权。②宏观调控权。宏观调控权是国家宏观调控机关可以运用经济的、法律的和行政的手段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进行调节与控制的权力,包括宏观决策权、宏观调控执行权和宏观调控监督权。③社会分配权。社会分配权也可称为国家分配权,指国家作为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实体,为了自我运行和特定社会公共利益而借助强力对社会资源和国有公共财产在私人和国家之间,以及各个社会成员之间进行初次分配与再分配的权力。
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具有以下基本特征:①根本性。国家市场经济干预权是对整体性经济关系的调控和干预,其目标在于保持市场有效竞争、经济总量关系协调和社会分配公平,关涉到广大公民市场权利和民生利益,所调整的经济关系具有根本性和整体性。②公益性。国家对市场经济干预并不是事无巨细,而是只对关系到全局性、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进行干预,维护多数市场主体共同利益,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③有限性。从来看,控制国家权力是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范围与强度以市场失灵范围和程度为依据,不能超出其法定的权力范围。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必然是一种适度的、有限的权力。
从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内涵与特征的分析中可以发展,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一种根本性的、与公民权利直接相关的,对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具有极为重要价值的权力。从与宪法规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性质来看,国家干市场经济权应该由宪法进行规范。
二、宪法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必要性
1.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建设法治国家的要求
1999年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国家的主要标志是:法律在整个社会调整机制与全部社会规范体系中属于主导性地位,法律规范具有最高的地位;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力均来源并受制于法律,任何主体没有法外的权力。建设法治国家是时展的必然要求。依法治国,首先要把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各级政府及其官员自身摆在法治客体的首要位置,而不是超然地游离于法治客体之外。规范国家干预市场权,是法治国家建设的应有之义和成败关键所在。有效规范和控制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问题。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保障其正当行使的要求
国家权力如没有刚性的制约将导致悲剧,这不仅由于权力无限膨胀必然越来影响到公民权利,而且对于执政者来说,最终也将同样使其自己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才能克服权力内在缺陷和保障其正当行使。市场失灵需要国家干预,但是国家干预也会出现国家失灵的弊病。有时,国家干预甚至是市场失灵引发的原因。国家干预市场权的腐败、寻租、滥用等行为,是引发国家失灵的关键性因素。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有利于克服其行使中的种种问题,保障市场经济健康发展。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是保护市场主体权利的需要
权力具有合法侵害能力和处分公共产品的能力,而面对此类公权行为,公民不得以原来的权利为抗辩。基于其本性,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极易侵害市场主体权利。保护作为预者的市场主体权利是市场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前提,也是权力行使的正当性基础。宪法既要促进国家治理,又要保障公民权利,而且保障公民权利的重要性正逐步突显。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行使,有利于保护市场主体权利。
三、国外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
1.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
权力从何而来,是政治学和法学等研究的重要问题。资产阶级学者普遍承认并论证了“在民”的权力根据。社会主义宪法基本都规定“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通过宪法授予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在此基础上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进行规范,是许多国家宪法的基本模式。如《韩国宪法》第119条第2款规定:“为防止市场支配和经济力出现滥用情况,国家可以对经济进行规制和调整”。《意大利宪法》第47条规定:“共和国奖励和保护各种形式的储蓄,并规定调整和监督信贷事业”,该条确立了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干预权。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了议会具有干预市场经济立法权:“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货币发行制度”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的准则。俄罗斯联邦1993年宪法第8条第1款规定:“在俄罗斯联邦,保障经济空间的统一,商品、服务和财政资金的自由转型,支持竞争和经济活动的自由”,该条确立了国家在社会保障、统一市场方面的经济干预权。
2.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主体、原则与方式等
任何非整体的权力都是由一定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具体行使的,权力主体的差异性决定如要保证权力的统一性,就必须对权力的行使进行规范。法国宪法第34条规定了议会的市场经济立法权,包括“各种性质的赋税的征税基础、税率和征收方式,货币发行,企业国有化以及公营企业转为私营企业的所有权的转移”。而美国宪法在1803年最高法院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后,确立了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对违宪的法律进行司法审查的惯例,奠定了最高司法机关在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角色。《德国基本法》109条第2款规定了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的基本原则:“联邦和各州编制预算时,应考虑整体经济平衡的需要”。根据这一宪法条款德国颁布了《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行使原则进行具体规定。
3.规范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义务
国家行使干预市场经济权行使应在法律限度内,以充分保护和尊重市场主体权利为目标,不得侵犯市场主体的正当权利,否则就应承担一定法律后果。1689年英国《权利法案》第4条规定:“凡未经国会批准,借口国王特权,为国家征收,或供国王使用而征收金钱,超出国会准许之时限或方式者,皆为非法”。《韩国宪法》第119条规定“大韩民国的经济秩序,以尊重个人和企业在经济上的自由与创造为根本”。有些国家的宪法则通过规定公民经营自由的方式来确立国家干预权行使的义务。《南非共和国宪法》第22条规定:“每个公民有权选择自己的贸易、专业或职业的自由”。
四、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规范现状与完善
1.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规范现状
我国宪法对国家干预经济权力的规范也经历了从无到有和逐步发展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起步阶段,市场失灵还没有突显,1982年宪法对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没有规定。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市场失灵问题的突显,日益需要国家加强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有关国家干预市场经济权的宪法规范逐渐出现。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第7条规定了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国家依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
1999年第三次宪法修正案第14条规定了我国基本分配制度:“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2004年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第21条规定了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监管权:“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第23条规定了国家的社会分配权:“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
2.对国家干预权力规范存在问题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