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治理的概念篇1
在法学领域，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法律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规范性是法律概念的重要特征，或者说，法律概念就是法律规范。但是，任何法律概念或法律规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具体规范都是整个法律秩序之一部分。“通常只有了解法律规范在规范群（normengruppe）法典、部分领域（teilgebiet、劳动法、社会法、税法）或者整个法律秩序中的地位，才能对规范内容进行切合实际的理解。”（魏德士，2003）329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就是这样的法律“规范群”或法律概念群。从概念群的角度探讨财政问题与中国宪法问题的内在联系及其实践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一、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1．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
目前学术界有关财政的定义大体一致，一般认为，财政系指国家、地方公共团体这种经济团体，为维持其存立、达成其目的，取得、使用、管理必要的财货之各种活动的总称。广义上，财政被用以指国家财政、地方财政二者，但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主要是就前者加以规定（阿部照哉等2006）。或者说，财政是凭借国家的权力为满足国家职能的需要而进行的筹措、分配、使用和管理财政资金的活动。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部分。其职能是组织财税收入，拨付财政支出，进行财政监督（刘隆亨，2004）。
各国宪法文本上对“财政”的规定并不是范围一致，用语一致，有的国家的宪法是用专章规定“财政”并直接用“财政”作章标题，如属英美法系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对财政活动的法律规定都列入了宪法的范围并确定下来：1959年的印度尼西亚宪法的第八章、1957年马来西亚联邦宪法中的第七章、1966年新加坡宪法第五篇；有的国家的宪法是在具体条款中规定财政的收入和支出内容，采用预算、决算、税收、国库、拨款等用语。而在独联体12个国家中，将“财政”用专章写进宪法文本的有4个国家，即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宪法（第二十五章：财政与信贷）、白俄罗斯共和国宪法（第七篇：白俄罗斯共和国的财政信贷体制）、摩尔多瓦共和国宪法（第五篇：国家经济与公共财政）、格鲁吉亚共和国宪法（第六章：国家财政与监督）。其余8个国家的宪法文本虽未专章规定“财政”，但大都将“财政”、“预算”、“税收”等概念放到各相关条款中加以具体规定(注：只有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两国的宪法文本中没有“财政”一词。)（任允正等，2001）。
2.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法律文本上的概念是法律规范，宪法文本上的概念就是宪法规范。同理，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是宪法规范，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就是宪法规范群，具体地说，就是“财政”规范群。
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一般由三个层面构成，一是基础概念（财政），二是基本概念（预算、税收），三是非基本概念（决算、国库、国债、转移支付、政府采购等）。其中，基础概念（财政）在宪法文本上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并不能改变它在“财政”概念群中的基础地位。基本概念（预算、税收）在宪法文本上出现的次数一般比基础概念要多，但并不能改变它对于基础概念（财政）的从属地位和次级地位。至于非基本概念（决算、国库、国债等），在宪法文本上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可能这个出现另一个不出现，即使出现，次数也很少。这就使得非基本概念在宪法文本中，相对于基础概念（财政）和基本概念（预算、税收），处于更加从属和次级的地位。据此，笔者认为，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主要应由基础概念和基本概念构成，即一般由财政、预算和税收这三个概念构成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的主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3.财政概念群的特征
（1）群体性。如果说，宪法文本上的概念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那么，宪法文本上的所有概念和规范就是一个系统，具有系统性。而宪法文本上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若干紧密相关的概念和规范，相对于宪法文本上所有概念和规范的系统，就只带有群体性的特征，具有群体性。
（2）相似性。“财政”概念群既然称为“群”，那么“群”又有什么特征呢？在《辞源》（下册，第2499页）里，“群”有禽兽聚合；人群，朋辈；种类；合群；犹诸、众等5种涵义。其中一个涵义就是种类。而“类”在《辞源》（下册，第3999页）里则有种类；相似；善；法式，榜样等8种涵义。而相似就是其中的一个涵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财政”概念群里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概念都具有相似性，如：“财政支出”与“财政预算支出”、“财政收入”与“财税收入”等。
（3）层次性。“财政”概念群的若干概念既有群体性、相似性，又具有层次性。如“财政”概念是概念群的基础概念，是最高的层次，“预算”和“税收”概念则为第二层次的基本概念，而“国债、货币、赤字、国库”等就属于非基本概念的第三层次。“财政”概念可以涵盖基础概念、基本概念和非基本概念三个层面。低一层次的概念则不能涵盖高一层次的概念。如“税收”这一基本概念只是“财政”这一基础概念的其中一个方面（财政收入），而不能包括另一个方面（财政支出）。更不能将“税收”概念与“财政”概念相提并论。
（4）互补性。在“财政”概念群中，互补性也是它们的特征之一。如“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财政预算”与“财政决算”、“财政收入预算”和“财政支出预算”等。
（5）整合性。整合性是“财政”概念群最基本的特征。所谓整合，就是“通过整顿、协调重新组合”（见《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第1737页）。而作为财政概念群的整合，就是将具有相似性、层次性、互补性的“财政”、“预算”和“税收”等宪法文本上的规范加以整顿协调，重新组合为“概念群”之后，其价值功能将比整合前它们中的任何一个概念更能反映宪法文本对财政问题的整体把握，更有助于人们对宪法文本上财政问题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因为，“在适用某个具体规范时，应当承认该规范在表达上的局限性和非完整性”。“只有对相关法律规范进行和谐的解释后，法律适用才是有意义的。”（魏德士，2003）71
4.财政概念群的优势：整合
整合，既是财政概念群的特征之一，更是财政概念群的优势所在。因为与群体性、相似性、互补性和层次性相比，整合性更能聚焦、放大和升华概念群在经过整顿、协调与重新组合之后的规范、价值、秩序、效力和功能。
（1）规范整合。概念群就是规范群。概念群的整合性，就是规范群的整合性。因此，概念群的整合首先就是规范的整合。“具体规范建立在规范整体”的“统一调整方案的基础之上”(魏德士，2003)329。
（2）价值整合。“法律规范包含了实现法律秩序应当实现的价值导向”（魏德士，2003）68。因此，规范整合已经蕴涵了价值整合。但规范整合并不等于价值整合。“规范和价值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们所指向的行动一个是义务性的，一个是目的性的；其次在于它们的有效性主张的编码一个是二元的，一个是逐级的；第三在于它们的约束力一个是绝对的，一个是相对的；第四在于它们各自内部的连贯性所必须满足的标准是各不相同的。”（哈贝马斯，2003）316“在论证性语境中，规范和价值起着不同的论辩逻辑作用。”（哈贝马斯，2003）317
（3）秩序整合。规范整合与价值整合表现为秩序整合或法律秩序整合。“法律秩序应该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所组成的有序的规范结构。”（魏德士，2003）329但这一“有序的规范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孤立的个别规范的堆积，而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整合而成。正因为如此，“联邦宪法法院将整个法律秩序理解为一个层次分明的价值判断的内部体系、一个受到各方面约束的法律价值标准的层级秩序。位于该层级顶点的是宪法基本判断。”（魏德士，2003）31
（4）社会整合。如果说规范整合、价值整合与秩序整合还是停留于文本体系或制度层面，那么，社会整合则是上述三种整合与现实社会的结合，是将上述三种整合运用于社会现实生活，是宪法文本概念群在现实中的行动表现，是宪法文本的实施，是宪法文本上的概念群由逻辑向现实的转化。如果说，上述整合只是一种可能性，社会整合就是一种现实性。可能不等于现实，现实是已经实现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整合，只有在具有规范有效性的规则基础之上才是可能的。”（哈贝马斯，2003）35“现代社会不仅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过程进行社会性整合，而且通过市场和以行政方式运用的力量进行系统性整合。”（哈贝马斯，2003）48“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而实现的社会整合要完全取决于交往行动自身。”（哈贝马斯，2003）44
二、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
1.中国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
“财政”概念是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中“财政”概念群的基础概念。在中国现行宪法文本即1982年宪法文本中，“财政”一词8次出现，其分布大致在5个方面：一是在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的名称中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七十条第一款）；二是在规定国务院审计监督权时2次出现“财政”一词（第九十一条第一款）；三是在规定县级以上地方政府权限时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一百零七条第一款）；四是在赋予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时3次使用了“财政”一词（第一百一十七条）；五是在强调国家对少数民族在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权方面要有所帮助中使用了“财政”概念1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款）。对“财政”一词在1982年宪法文本5个条款中的8次出现加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5处可概括为5种权力，即人大的监督权（监督政府）、国务院的审计监督权（审计监督地方各级政府和金融机构）、地方政府的管理权（审查批准管理本行政区域的发展计划和执行情况）、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和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权。
这5种权力再加以分类，就是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其中，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国务院的财政审计监督权属于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人大的财政监督权和国务院的财政审计监督权与地方政府、民族自治地方的财政权之间，则属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
可见，在1982年宪法文本中，“财政”的基本涵义是分权，既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内部的横向财政分权，也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纵向财政分权。
2．中国宪法文本上的“预算”概念
在宪法文本的“财政”概念群中，如果说“财政”一词是概念群的基础概念，那么“预算”一词就是概念群的核心概念。这是因为，财政活动的主要内容就是进行预算资金的筹集、分配、使用和管理。财政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组织和实现权力机关批准的财政收支计划。换句话说，预算就是财政预算，财政预算包括财政收入的预算和财政支出的预算。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都离不开预算。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说，没有预算就没有财政。
在中国现行宪法文本中，“预算”概念共出现4处5次：一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中使用了“预算”2次（第六十二条第十款）；二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权中出现1次（第六十七条第五款）；三是在国务院职权中出现1次（第八十九条第五款）；四是在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人们政府职权中出现1次（第九十九条第二款）。
从宪政国家的视角而言，审议与通过预算法案曾经是代议机关的唯一职能。而在代议制民主发展日趋完善的今天，审查和通过政府预算法案仍然是代议机关监督、控制政府的主要途径，是建立与巩固责任制政府，实施宪政的关键。但是，这并不是“预算”一词在中国宪法文本中的全部涵义。实际上，从现代国家的宪政功能、宪政机制和宪政改革趋势来看，“预算”一词在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涵义应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功能，财政预算是保证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经济前提（保权宪政功能）。财政预算的“保权”宪政功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满足国家权力正常运行的需要。因为财政预算是政府向社会征取资财的合法依据，当然也就是其全部权力活动的经济前提。其二，财政预算也确保了政府在政治领域内的合法性权威地位。因为代议机关审议与通过财政预算的行为本质上是一个由代议机关代表民意行使的立法行为，它向社会表明了民选代表与人民政府的信任与政治支持，是政府取得社会民众的合法性认同的宪政功能。
第二，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机制，财政预算是控制国家权力的重要途径（控权宪政机制）。财政预算的“控权”宪政机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财政预算可以通过控制政府的财政支出节制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从而截断了政府滥用权力的物质来源。其二，审议与通过财政预算法案是代议机关威慑政府的一种有力手段。代议机关一旦全面控制了政府的财政预算，就牢牢扼住了政府的“经济命脉”，进而取得对于政府的全面支配地位。
第三，作为现代国家的宪政宗旨，财政预算是保障公民（纳税人）应有权利的重要内容（维权宪政宗旨）。其一，国家在预算财政收入时，不应该单方面决定税收政策，而应该实行预算民主，让纳税人在税收政策的形成过程中有发言权。其二，国家在预算财政支出时，不应该单方面决定支出政策，要在支出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实现预算民主，确保国家将税收用于生产纳税人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服务，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保障纳税人应有的权利。
3.中国宪法文本上的“纳税”概念
“纳税”（“税收”、“租税”或“赋税”等）概念则是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中的重要概念之一。在日本宪法学家卢部信喜看来，“立宪政治乃以国王的课税须得到国民承认这一财政问题为契机而发展起来的历史，即显示了其重要性。”或者说，“新课租税、或变更现行租税，必须依照法律或法律所规定的条件（日本宪法第84条）”。“这是基于租税乃是要求国民直接负担，因此必须征得国民之同意的原则，源自于在英国自古便常被论及的‘无代表则无课税’的政治原理。”“这里所说的‘租税’，是指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基于其课税权，为了充作其使用经费，强制征收的金钱给付之行为。”（卢部信喜等，2006）其核心是：国家的征税权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约束，其民意代表的机构是议会即代议机关。这就是税收问题上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关系问题（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是所有国家宪法文本中最基本最共同的涵义。这就是“立宪视角下的税收”、“财税宪法”、“财税立宪”或“税收法治”。
中国宪法文本中的“纳税”概念与上述涵义相比较，有所区别。在整个1982年宪法文本中，仅出现“纳税”概念1处1次，即第五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按照蔡定剑（2004）对此条的解说，“税收是国家之基本，公民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创建自己的政府为了公共福利。而公民为此承担的代价和第一义务就是要向国家交税。所以宪法规定公民有纳税的义务是可以理解的。”关于“纳税的义务”，蔡认为，“纳税是指纳税义务人按照法律规定，向税收部门缴纳税款。纳税作为公民的一项义务，它有如下特点：第一，具有强制性，即纳税人须履行纳税义务，否则，要受到法律制裁。第二，具有无偿性，即税收是国家单方面向纳税人征收的，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不需返还，纳税人也无权要求返还。第三，具有固定性，即纳税人和税率都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我国刑法和有关税收法律对公民偷税抗税逃避税收义务的行为作了处罚的规定，严重的偷税犯罪行为将受到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制裁，情节特别严重的要处以3年到7年有期徒刑的制裁。”
然而，通观条款全文和蔡定剑对此条款的精解，在“纳税”一词的相关文字中，我们看到的只是公民的义务，而看不到公民的权利，更看不到对公民权利的保护。看到的只是国家的权力，而看不到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既然没有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又没有对公民权利的保护，那么，这样的条款，实际上与“国家的税收必须受到全体公民的约束”这一所有国家宪法文本中最基本最共同的涵义或普世性价值是格格不入的。它也同样背离了“限制国家权力，保障公民权利”这一宪法宗旨。也说明我国宪法文本中有关税收的条款亟需改革完善，与世界接轨，尽快融入世界宪法国际性的潮流。这是大势所趋。
三、中国宪法文本上“财政”概念群的意义
如前所述，作为规范和价值的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对现实社会的意义，也就是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对现实社会的整合，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现实社会的解读，二是对现实社会的指导。在本文中，笔者仅以“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注：所谓乡村债务，严格说来，应该是指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分税制以来，中国的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组织、个人和社会团体，以及政府之间发生的债务（朱钢等：《乡村债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84页）。据农业部调查统计，1998年全国乡村债务共计3259亿元，平均每个乡镇298万元，每个村20万元（宋洪远等，2004）；另据财政部财科所研究推算，2004年全国乡村债务总额在6000亿元（财政部财科所，2004）。沉重的乡村债务，不仅瓦解着中国的乡村经济，恶化着政府和村级组织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且威胁着乡村社会的稳定，影响着中国农村政治的变化，也严重地干扰着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成为新农村建设中一道绕不过去的坎。如何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化解乡村债务，成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与社会各界的重要话题。近年来，尽管人们从政策、体制、政府、市场、法治等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对乡村债务进行过各种深入的研究和讨论，但是，“研究和讨论的最终结果和提出的政策建议，仍然是局部和针对个案的政策建议，缺少一个更加宏观，即包括金融、财政、税收、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法律框架等在内的一揽子改革与政策建议方案。”因为“乡村债务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单一的政策和方案不能根本解决负债问题。”而必须“要以更高的视角，以综合性的诊治来寻找解决乡村债务的良药。”（朱钢等：《乡村债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207页）)这一现实问题的整合为例。它表现为：一是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成因；二是“财政”概念群在乡村债务化解中的意义。
1.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成因
笔者认为，从宪政的视角去看待乡村债务，是解决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但宪政离不开宪法，宪法又立足于文本。因此，用宪政的视角去看待乡村债务，首先必须用宪法文本上的财政概念群来解读乡村债务的形成原因。这个形成原因，从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失衡；从人大与政府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人大对政府预算的监督失效；从乡村政府和组织与农民关系的角度来说，就是乡村政府和组织对农民的“税”“费”征缴失范。
（1）财政分权失衡。宪政的核心在于分权与制衡，其对财政的要求主要表现在：纵向财政分权和横向财政分权。纵向财政分权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的财权划分。1984至1994年间，我国大部分地区主要实行财政分级包干制度。而从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了分税制。分税就是分权。就目前的情况看，这种分权模式存在两方面的问题：首先，从财政分权的内容上看，中央与地方的权力明显不对称，对地方的财力剥夺过于严重，造成地方政府入不敷出，无力负担基本的公共开支，尤其是广大乡村政府和组织更是举步维艰。乡镇财政极度危机，乡村债务极为沉重。其次，从财政分权的程序上看，中央与地方之间缺乏规范的博弈。财政分权的内容没有通过立法程序，而是由中央政府的规范性文件加以规定。财政分权失衡应该是乡村债务沉重的首要原因。
（2）预算监督失效。乡村债务形成的原因，从纵向来说，是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失衡。但从横向来看，却是人大对政府的财政预算监督的失效。财政预算监督就是横向财政分权。横向财政分权的核心，是财政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的分配，具体到目前的中国而言，主要是预算监督的落实问题，即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财政权的监督和制约。
在我国，从1954年至今的4部宪法都规定了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批权。199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预算法》，199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中央预算审查监督的决定》。然而在实践中，往往面临的是人大预算审查监督制度的失效甚至缺失。其原因有5个方面：一是政府预算过程中存在预算内容不全，预算编制时间短且编制粗放，预算无详尽的分类分项计划，预算对政府的行为缺乏约束力，预算内容和预算过程缺乏透明度等问题；二是预算年度起讫时间的断档影响了预算案的严肃性(注：根据《预算法》，我国预算年度从公历1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它与我国权力机关审批预算的时间无法衔接。全国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每年的3月召开，地方人大全体会议一般在开完全国人大会后的4－5月份才召开，因此在预算年度开始的3～5个月，政府所执行的是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审批的预算。)；三是人大的预算权内容不详；四是人大缺乏审议年度预算报告的能力（主要是代表专业能力不足，审议流于形式；专门机构的工作不力）；五是决算制度不健全（朱孔武，2006）。由于上述原因，加上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横向财政分权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刘文华，2002），立法机关对财政预算监督实际上长期处于监督无力，监督失效，甚至监督缺失的状态，各级行政机关（政府）的财政权力得不到有力的制约，现实中的财政秩序极为混乱，财政危机不可避免，大量乡村债务的出现也就不足为怪。与财政分权相联系的预算监督失效应该是乡村债务沉重的根本原因。
（3）“税”“费”征缴失范。如果说财政分权（包括中央与地方的纵向财政分权和人大与政府的横向财政分权）失衡、失效是导致乡村债务的根本原因，那么，在财政分权失衡、失效的既定前提下，乡村政府和组织对农民税费的征缴失范，则是乡村债务形成的直接原因。
自古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在与中央政府的纵向分配博弈中处于劣势，为了生存，地方政府就只能另想办法。有限的制度内税收对于人员不断膨胀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地方政府（这里说的地方政府是县乡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在制度内财政危机、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一般会充分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在制度外寻求财力支持就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这就是税外收费。农村社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三乱”现象即由此开始泛滥。当税外收费仍然不能满足乡村财政支出的需求而乡村财政危机本身又长期得不到解决时，乡村举债现象便开始大规模、长时期、不可遏制地持续蔓延开来。
2．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化解
“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的解读是“财政”概念群整合乡村债务这一社会现实的重要意义之一，但绝非根本意义，其根本意义则是对乡村债务的化解，这也是宪法文本中的“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这一现实问题最重要的整合。
（1）财政立宪：治理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财政监督是财政民主的表现形式。财政监督或财政民主的缺失是导致巨额乡村债务的重要原因，弥补或克服财政民主的缺失应该是治理乡村债务的一剂良药。但财政民主的缺失却并非财政民主本身所能解决。因为财政民主、财政立法等都是由财政立宪产生，要真正解决因财政民主缺失造成的乡村债务问题，只能求助于财政民主的宪法依据——财政立宪。
何为财政立宪？在美国著名财政宪法学家布坎南看来，第一，要从立宪的角度说明什么样的财政体制是合理的；第二，税制是国家财政制度的核心问题；第三，以宪法的形式坚持预算平衡的原则；第四，对税收的支出要给予限制；第五，货币供给要在有法律保障的前提下按规则确定而不是随意决定（忻林，2000）。
财政立宪主义产生于和我国社会制度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当然不能照搬到中国来。但这一思想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可以根据国情借鉴这一有益思想，构建以宪政为基础的公共财政体制，坚持财政立宪，以从根本上治理乡村财政危机和乡村债务。一是坚持财政民主和财政法定，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这一代议制机构的作用，加强对国家财政权主要是财政预算权的控制和监督。二是坚持“有限政府”，要求政府转化职能。“有限政府”是宪政制度的基本原则。在财政领域，“有限政府”是指：政府的财政职能有限（主要是公共服务）、政府的财政权能有限（以人民即纳税人的授权为条件）、政府的财政行为有限（征税等财政行为应该受法律的限制）。三是坚持“分权与制衡”的宪政原则，实现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地方政府相互之间在规范性博弈的基础上合理的财权划分。
（2）预算民主：破解乡村债务的深层成因。预算民主也是财政民主的一种表述方式，但它比财政民主的表述更具体，更有针对性。何为预算民主？“预算民主就是指建立这样的一种预算制度，在该制度下，政府的收支行为都是置于人民及其代议机构的监督之下的。这种预算制度将从外部对政府预算进行政治控制，使得政府预算能够实现公共责任。”（马骏，2005）55如果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尤其是县乡（镇）政府的财政权力（村级组织为财务权）能够切实地得到本级人大（村级组织则由村民大会进行财务监督）严格的财政预算监督，就可能避免1994年分税制以来全国农村巨额乡村债务现象的普遍产生，还可以防止往后类似乡村债务的财政危机现象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变相出现。
（3）税收法定：走出乡村债务的价值理念。税收是国家财政的命脉。税收法定是财政法定的另一种表述，只是税收法定比财政法定更具体，是财政法定的一个方面。
税费问题曾经是中国“三农”问题的中心，沉重的税费问题曾经是压在农民头上的大山。形成乡村债务的直接原因就是农民税费负担太重。而农民税费负担沉重，其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对政府财政权力的审查和监督。政府的财政权力中，其核心权力之一就是征税权。在人大对政府财政权的监督中，首要的就是对作为核心权力之一的征税权的监督。“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下，在收入方面实现预算民主的最佳途径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政府的税收、收费与债务政策。同时要约束国家在收入汲取方面的权力。”而“一种能够有效地约束国家征税权力的制度就是宪政制度。”（马骏，2005）46正如布伦南等（2000）所指出的，“对统治者的控制，一直是通过对征税权的约束来实现的。”对征税权的约束，关键是制度约束，而制度约束的核心是法律制度的约束，即税收法定（包括宪法、法律、法规等）。只要人大对政府财政权的审查监督严格坚持税收法定的价值理念，各级政府机关与政府官员也自觉地用税收法定的价值观念来转变政府职能，用好财政权，广大农民群众也坚持运用税收法定作为自己的价值观念，那么，我国目前正在开展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一定能够从乡村债务的巨大困难和障碍中走出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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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治理的概念篇2
论文摘要：财务治理是近年来财务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橇而，受到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公司治理研究方法的影响，现有的财务治理研究往往是建立在个体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这样的研究方法难以对财务治理做出准确全面的认识和把握。运用整体主义观的方法论进行财务治理的研究，可以从企业内部微观层次、企业协作网络下的中观层次以及社会经济网络下的宏观层次三个方面构建整体主义观下的财务治理分析思路。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回顾
公司的财务治理问题是近年来财务理论研究的重点问题之一，理论界围绕财务治理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理论成果。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财务治理概念的界定。目前，代表性的观点有如下一些：伍中信认为，企业财务治理应该是一种企业财权的安排机制，通过这种财权安排机制来实现企业内部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黄菊波、杨小舟认为，公司的财务治理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子系统，从属并取决于公司的治理结构的根本性质，是公司财务决策权、财务执行权和财务监督权的划分与配置。杨淑娥、金帆认为，所谓公司财务治理，是指通过财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不同配置，从而调整利益相关者在财务体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动态制度安排。
2．对财务治理结构及其基础概念——财权的研究。虽然理论界目前对于财权、财务治理权、财务控制权、财务决策权等概念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对于这些概念的界定也比较模糊，但是，在建立一个以财权为基础的财务治理结构这一问题上的认识大体是一致的，基本认同财权是财务治理结构所要协调、控制和分配的主要对象，也是财务治理的主要内容。另外，在对财权概念的深入讨论中，理论界普遍认同财权分层的观点。
3．在财务治理理论体系上，存在两种观点，一是在公司治理的框架下，把财务治理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方面纳入公司治理研究体系中；二是以财权概念为基础，构建独立的财务治理理论体系onBo从以上的文献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对财务治理概念上，理论界普遍认同财务治理是一种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的基础是企业的财权，在对财权的不同配置、激励和约束等方式上形成了不同的财务治理结构。从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来看，这样的研究思路是一种建立在个体主义方法论基础上的思路，针对个体企业为研究对象，以某一基本概念为基础，进而演绎出一个完整的、具有内在逻辑一致性的理论体系。
但事实上，企业的财务行为并不仅仅是局限于企业内部发生的，企业必须与资本市场、监管部门以及关联企业(比如控股子公司)等发生联系，这些联系都会对企业的财务治理行为进而对财务治理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笔者认为，我们的财务治理不应仅局限于在个体主义观下进行研究，而应在整体主义观下，讨论企业的财务治理行为，整体主义方法论使我们获得对财务治理活动准确而全面的认识，同时也能对实践作出有效的解释和预测。例如轰动一时的安然财务丑闻，其巨额亏损之所以能隐藏数年是因为利用Spe(特殊目的主体)隐藏其巨额债务，而且同时审计方等也为其提供虚假审计报告。在安然造假案中，如果仅仅针对安然公司本身进行分析势必难以得出正确的结论，而将安然放到其整个协作体系中则可以看出其问题的所在。
为此，笔者提出应在整体主义观下开展财务治理研究的观点，并对个体主义观下和整体主义观下的财务治理研究思路作一分析，同时提出，整体主义的财务治理包括企业内部微观层次的财务治理、企业协作网络下中观层次的财务治理和社会经济网络中宏观层次的财务治理三个主要层次，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整体主义观下的财务治理研究思路。
二、个体主义观下的公司财务治理研究
个体主义方法论是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对于复杂的事物进行分析，往往先将总体进行细化分割，然后针对若干个体进行独立研究，最后在此基础上得出对总体的认识。因此，个体主义方法论也就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了经济学和很多社会科学研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方法论o[S]s3不可避免的，在人们进行公司财务治理的研究中，也自然而然地将个体主义方法论作为主流的研究方法。这一方法论思想深深影响了财务治理的研究，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1．财务治理研究的范围一般局限在单个企业内部。根据上述的文献回顾，我们首先从财务治理的概念中就可以看出，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财务治理是企业内部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很少有学者从企业对外的协作关系角度讨论财务治理问题。实际上，财务行为并不仅仅包括企业内部的财权分配、财务决策等，还包括企业与外部关联企业、相关部门、资本市场等发生的业务往来与利益分配等，这些活动都会对企业财务行为和财务治理效率产生重要影响，但个体主义观下的财务治理研究却将范围仅仅局限在了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上。
2．在对企业内部财务治理展开研究的过程中，又往往局限在单个财务契约上。从对财务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的文献回顾中，我们可以看出，现有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探讨如何对财权进行分配、激励和约束以使财务治理效率得以提高，在分配财权的过程中，往往是针对单个的财务契约进行研究，比如研究企业股东的出资者财务、经营管理人员的经营者财务以及经理人员财务等，这样的分层研究分析深入、逻辑清楚，但是却没有考虑到企业财务活动的整体性。事实上，企业的股东、债权人、高级经理、财务人员不仅会站在自身利益的立场上作出独立的决策，同时，也会考虑到其他相关人的行为预期而修正自己的决策。也就是说，企业的主要利益相关人——股东、债权人和经理人员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关系，这种横向影响关系将会对财务治理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而个体主义观下的财务治理研究则对此有所忽视。
3．研究方法上的个体主义。在目前的财务治理研究中，理论界普遍是从经济学的发展中汲取营养，利用经济学发展的理论成果作为财务治理研究的工具。例如，制度经济学中的契约理论、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都被用作进行财务治理研究的有效工具。目前的财务治理研究遵循了企业的契约本质论，从财务契约人手，进而探讨财务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等配置问题。这样的研究方法在本质上与个体主义方法论中将总体还原为个体，对个体进行条分缕析式的研究方法是一致的，因而也就在这样的还原过程中，忽略了企业作为整体而具有的特性，也忽略了个体作为整体之一部分而具有的意义。因此，对财务治理研究迫切需要引入整体主义观下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比如嵌入理论、共生理论、网络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等，对作为整体的企业财务活动系统进行研究。
综上所述，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是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方法，随着新古典经济学对其他相关学科的辐射，个体主义的研究方法也被其他社会科学所采纳，在财务治理研究中也是一样。个体主义方法最大的缺陷在于忽略了制度性、结构性因素对决策行为的影响，而仅仅局限于针对特定个体，在理性主义、偏好既定与结构均衡等核心概念基础上分析问题。事实上，在财务治理活动中，财务主体的行为不可能不受到制度、环境、网络关系的影响，而个体主义方法论却抽象掉了这些重要的影响因素，势必难以得出对财务治理活动准确全面的认识。
三、整体主义观下的公司财务治理研究
个体主义分析方法虽然可以简化我们的研究过程，便于对复杂事物展开研究，但是仅仅局限于个体主义方法论，难以获得对事物的全面认识。因此，我们需要在财务治理研究中引入整体主义方法论，在整体主义观下开展财务治理的研究。具体而言，笔者认为整体主义观下的财务治理分为三个层次，一是企业内部微观层次的财务治理；二是企业协作网络下的中观层次的财务治理；三是社会经济网络下的宏观层次的财务治理。从这三个层次的研究中，我们最终可以获得一个对企业整体财务治理活动的全面认识。
1．企业内部微观层次的财务治理研究。从整体主义方法论出发，我们在讨论企业内部微观层次的财务治理活动时，不应只局限于对不同的财务契约进行独立的研究，还要注意从财务契约的横向影响机制人手，研究企业主要的财务契约(股权契约、债权契约、报酬契约)之间的互相影响机制。例如，债权契约的存在将会限制企业股利分配政策、对外投资行为、举债活动等，也就是对企业的股权契约、报酬契约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就企业内部微观层次的财务治理而言，应将主要财务契约统一于企业经营活动的整体观下进行研究讨论。
2．企业协作网络下的中观财务治理研究。企业的财务活动不仅仅是企业独立的决策与执行等活动，企业也不是经济生活中的孤岛，每一个企业的存在与发展，必然要处在一个协作网络中。在这样一个网络中，笔者认为，主要的协作关系有这样几个：第一，企业的关联控股公司。这里我们并不仅局限于法律意义上的控股，而是针对能够在实质意义上影响经营决策、控制资金流动的关联公司。第二，企业的稳定的客户群体。这些稳定客户将为企业提供稳定的资金流人，他们的存在对企业有重要的财务价值。第三，企业稳定的供销关系。企业生产经营必须要有供应商和销售商，稳定的供销关系的存在不仅有利于企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同时对企业财务活动也有重要意义，比如供应商或销售商可以提供给企业资金结算上的支持。第四，企业的战略合作伙伴。现代经济中，企业的边界开始变得模糊，虚拟的、动态的、网络型的企业联盟日益成熟，因此，企业之间的战略联盟合作关系对企业的整体运营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也对企业的财务治理效率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对企业财务治理进行研究时，不应仅仅把考察的对象集中在单个企业本身上，而应该从其所处的协作网络人手，分析企业财务决策行为、财权配置规律等，企业协作网络应该成为我们分析财务治理的对象。
3．社会经济网络下的宏观财务治理研究。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宏观角度来看，企业协作网络也受到社会宏观制度安排的影响。在这里，我们认为对企业财务活动起到结构性的制度安排影响的主要是这样四个方面：第一是股权市场。股权市场将决定企业的股权资本的来源，是企业资本金的重要来源，同时也是企业控制权的重要市场。第二是债权市场。主要由银行为主体的债权人组成，债权人有着与股东不同的财务治理方式，债权市场的不同组织形式、制度安排等将会对企业财务治理行为产生重要影响。例如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经常讨论的英美市场治理模式和德日主银行治理模式，其主要区别就在于股权市场和债权市场制度安排的差异。第三是市场监管部门。例如证监会、银监会等，监管部门的监管制度及其监管活动将会构成企业财务治理一个重要的外部变量。如果监管失效，则财务治理活动就可能被引入歧途。第四是第三方审计部门。审计活动的存在对于企业财务活动构成一种鉴证和外部监督，在缔结、执行财务契约的过程中，审计方的意见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审计方也是重要的宏观影响因素。
一个整体主义观下的财务治理体系如图1所示。另外，整体主义观下的财务治理研究还必须对经济环境的变化保持敏感性，必须将经济环境的变化也纳入到财务治理研究的视野里来。进入2l世纪后，经济环境中最明显的两个变化趋势是：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过渡；从权力集中、结构稳定的组织结构向扁平化、学习型的组织结构过渡。这样两个变化趋势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经济生活、企业经营等，在进行财务治理研究时不应忽视这两个重要的环境变量。知识经济和学习型组织也必将对财务治理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例如，在财务剩余索取权的安排中，不应仅仅考虑到物质资本投入者，对于无形资本、人力资本等所起的作用也应该重视；在财务控制权的安排中，不应仅局限于从制衡角度考虑问题，而应结合学习型组织的构建考虑财务控制权的安排。
财务治理的概念篇3
关键词：纳税人概念；国家分配论；权力关系论；公共财政；税收法定原则
一、当下我国纳税人的概念及其形成基础
国内学者在论及纳税人的概念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定义为税法直接规定的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例如，认为“纳税人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或认为“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条也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上述定义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择其要者有二。
（一）财政学界关于税收概念的界定
长期以来，在我国财政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产生后，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其职能的实现，于是就出现了财政这一特殊的经济行为。因此，“财政是国家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采取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价值形式），以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分配活动”。相应地，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则是“国家为向社会提供公共品，凭借行政权力，按照法定标准，向居民和经济组织强制地、无偿地征收而取得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在这种概念下，税收被定性为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取得民众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这种取得具有单方性，即表面上看无须取得公众的同意。在这里，突出和彰显的是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所谓“无偿性”和“强制性”，公众（纳税人）的义务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纳税人似乎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与之相反的是，国家的义务却予以淡化甚至忽略，凸显在纳税人面前的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征管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时而被滥用。如此背景下，纳税人也似乎就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税法学界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
在我国税法学界，多年来，由于在税收概念方面受“国家分配论”的影响，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推崇“权力关系说”。该学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靠财政权力产生的关系，是以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优越权力主体与人民形成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此种优越权力的特征……税收法律关系是以税务当局的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及其代表税务行政机关是拥有优越性地位并兼有自力执行权的，纳税人只有服从行政机关查定处分的义务”。依此定性税收法律关系，将使税收行为无异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纳税的核定、执行似乎与警察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类似违法者的纳税人负有更多的义务，也就无可厚非了。
二、纳税人概念应予完善的必要性
在当前我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全面推进依法征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背景下，对已有的纳税人概念予以修正和完善，强调其权利特性，增强其主体地位，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选择。
财务治理的概念篇4
一、所有权概念的探讨所有权是一个富有魅力的法学概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所有权实实在在地关乎每个法律主体所拥有和控制的其生存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所有权是产生其他财产权的前提，也是其他财产权的结果。准确把握所有权概念，完善所有权制度，对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1.罗马法中的所有权概念马克思在研究了罗马法以后认为“罗马人最先制定了私有财产的权利……私有财产的权利是任意使用和支配的权利，是随心所欲地处理什物的权利。”王利明教授认为罗马法中有“所有权”一词的，即“dominium”，而且被认为是现代大陆法系所有权观念的源泉。这是因为在罗马帝国时代，简单的商品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由这种简单的商品生产经济基础所决定，罗马法确立了绝对的、自由的、独立的所有权概念和制度，这是简单商品经济在法律上的反映。意大利罗马法学家彼德罗·彭梵得也认为罗马法上有所有权概念：在罗马人中，所有权的早期称谓是“mancipium”，“proprietas”（所有权）则是对物的最高权利的技术性术语。而“dominium”则更古老，但不那么具有技术性，而且它也被用来指“家父”的一般权力或对任何主体权利的拥有。罗马法对所有权的定义是“对物最一般的实际主宰或潜在主宰”。现在，所有权概念肇始于罗马法成为通说。2.日耳曼法中的所有权概念日耳曼法的产生，虽在罗马法之后，但因为是农业社会的法律规定，所以反映着前资本主义的精神，没有成文法典，只有习惯的聚集，法律的内容也大都是支配、服从义务拘束的关系，不过可以说是富于团体本位的思想。日耳曼法并未将所有权看作是抽象的支配权，而是基于各种物的利用形态来分别认可各种权利，即以利用为中心建立了物权体系。日耳曼法基于各种具体的事实关系，根据各种对物的利用形态来确认各种对物的权利，物的形态不同，对物的支配形态也不同。例如动产与不动产属于完全不同的权利，其效力和保护方法在法律上是不同的，甚至对不动产的占有也不象罗马法那样应以所有之意思为要件，而只是以现实的持有为要件，这样在同一不动产上可以同时并存数个用益物权，而该数个物权都是从事实上的利用关系出发加以确认的。在日耳曼法上，甚至在永久的所有权之外，还有所谓负担的所有权和不能处分的所有权。因此，日耳曼法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形成近代意义上的所有权概念。3.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法律制度中的所有权概念（1）大陆法系的所有权概念在大陆法系的物权制度中，所有权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一般都有对所有权的规定。如《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规定“所有权为对物享有的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德国民法典》第903条规定：“物的所有人，在不违反法律或第三人权利的范围，得自由处分其物，并得排除他人对物的一切干涉”；《日本民法典》第206条规定：“所有人在法律限制内对其所有物有自由地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意大利民法典》第832条也规定“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并且在遵守法律规定的义务的前提下，所有人有对所有物享有完全的、排他的使用和处分的权利。”当然，我国《民法通则》也不例外，其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可以说，大陆法系“所有权”是一种抽象的支配权，具有完整性和弹力性的特点。（2）英美法系的所有权概念英美法系由于属于判例法，因此从概念本身的逻辑看，并无严格的“所有权”概念，亦未形成固定的人和物两种观念。但与大陆法系相比而言[12]，英美法上的定义要实际一点。在英文中，与财产对应的是property，它既指财产权的物质形态和非物质形态的客体，比如某一物品或某一权利。1933年出版的一部美国社会科学中的property条目中是这样表述：“property是一些字母的和谐悦耳的排列组合。它用作代表人们在共和国中持有的诸种权利之普遍术语。一块硬币，一支长矛，一幅锦绣，一道修道院之誓愿，一头公牛，一名奴隶，一笔赠与的生活费，一片田园，一件首次抵押物，一个铁路系统，一张交易的清单和一次合同权利都可以用这一普遍性术语来表达。”[13]与所有权对应的英文词应该是ownership，朗文英语词典的解释是：拥有某物的事实（thefactofowningsomething）；而own（所有）这个动词是这样解释的：合法地拥有某物（tohavesomethingwhenitislegallyyours.）[14]梅因说过，“欧洲大陆上的‘财产史’是罗马法的动产法消灭封建化的土地法的历史。英美土地法虽然吸收、借鉴了罗马法的有益因素，但仍未形成大陆法系中相应的物权制度。可以说，英美法系上”所有权一词纯粹是作为占有的对应词，其意义并不比产权包含更多的含义，所有者比单纯的占有者地位要高一些，但在恢复占有的诉讼中，所有权并无任何技术性的意义“：”至于物的利用，则很少会发生所有权的问题。基于物的所有权而派生出来的使用权和收益权由多人分享，因而将所有权归诸其中的任何人都是不合适的。“[15]因而所有权在英美法上并不代表任何特别的意义，只是一种抽象的存在，由于抽象物不受有体物和所有权的束缚，可以进行人为创造和设计，所以英美法系财产法获得了广阔的发展空间。4.我国法律制度中的所有权概念我国奴隶社会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说，即由国王代表国家对全社会的财产包括视为财产的奴隶，行使所有权。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奴隶社会存在着抽象的国家所有制。但实际情况是，国王为了实现对国家的统治，不得不将土地分封给大小官吏和贵族。故在我国奴隶社会既确认了君主代表国家，对土地、奴隶和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同时，又在事实上承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较之西方国家更长，且封建统治者重刑轻民，所有权观念不是很发达，人们普遍重视所有权的归属关系，而于所有权各项权能与本权相分离却较少涉及。即便如此，我国封建制法已将财产区分为动产与不动产，且因为我国是农业国家，国家对土地所有权的立法级为重视。与我国奴隶社会类似，我国封建社会也存在抽象的国家所有制，但其本质仍是私有制。在我国封建社会，一个人是否拥有土地的所有权以及所拥有土地数量的多少，与其地位和身份密切相关。我国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所有权概念与罗马法所有权概念是不同的，而累似于日耳曼法的所有权概念。新中国成立后，经过“一化三改造”于1956年，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至此，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当然也是国家财产的所有者。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维护、管理国家财产，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及法律确保国有财产的保值增值。同时，我国也通过法律确立财产的所有权。如，我国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其中的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当然，也通过法律巩固了国家所有权[16].我们认为，所有权实际上是一种其权能在时间、空间上均可与之分离的抽象的完全的、绝对的支配物的权利。所有权的功能决定所有权的概念，而所有权的功能在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在于社会资源的最优配置及充分利用。“法律的真实生命不是逻辑，而是它所要调整的社会现实”。[17]从这样的所有权功能出发，大陆法系的所有权的概念应该借鉴英美法系的财产权概念中的有益成分，突破一些固有的误区，以适应市场经济灵活变动、不断创新的资源配置方式。二、我国对所有权概念的理解误区我国多年通行的所有权概念，是一种用列举所有权的权能来解释所有权本身的定义方式。法定概念如此，如我国《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理论界复如此，将所有权作为所有权人对自己所有之物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由此陷入认识和实践的一些误区。目前理论界对所有权的认识似有以下误区：（一）误区之一：将所有权视为其权能的简单相加，不理解所有权的支配力何以得超越任何抑或各种所有权的具体权能。例如在关于法人财产权的讨论中，有一种“委托经营区观点”，该观点认为，国家所有权中应当增加一项“委托经营权能”。以便通过法律强制性地建立委托经营关系，由国家将这项权能交给企业，成为企业地一项法定权利。“这种观点把所有权视为其各项权能的简单相加，忽视了所有权是一种包含着利益的支配力之真谛”[18].把所有权理解为所有权权能的简单相加实际上是把所有权庸俗化了。所谓所有权的权能[19]，是指所有人为利用所有物实现其对所有物的独占效益，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可以采取的各种措施与手段。所有权的权能或内容只是实现所有权的手段，或称所有权的作用。所有权的不同权能表现为所有权的不同作用，是构成所有权内容的有机组成部分，不同的权能体现为不同的作用，每一种权能都意味着所有人或所有人授权他人实施一类或一系列行为的可能性。通常在学理上，所有权的权能可以划分为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能，也有的把所有权的权能划分为积极权能和消极权能：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是积极权能；排除他人干涉是所有权的消极权能。[20]各国的法典在给所有权下定义时一般都以列举的方式把所有权归结为对物进行支配的几项权能。我国《民法通则》第71条规定“财产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采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列举的方法。但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就财产的支配角度把所有权概括为几项权能，但所有权都不等于几项权能的简单相加。[21]“列举主义，不但以所有权之本体与所有权之作用（所有权之权能）混为一谈，且亦涉于繁难，盖举所有权之作用（即所有者之权能）纲罗之而无遗漏乃一至难之事”[22].“所有权就标的物有统一支配力，而非物之利用、收益、处分等权能的总和，于法律限制内有自由利用之单一的内容，其情形有如人格的自由权，非得为任何事之权能得集合，乃于一定限制内得为所欲为之单一权利”[23]事实上，罗马法学家已经清楚地认识到：“所有主的权利是不可能以列举的方式加以确定的，换句话说，人们不可能在定义中列举所有主有权做什么，实际上所有主可以对物行使所有可能行使的权利；物潜在的用途是不确定的，而且在经济—社会运动中是变化无穷的，在某一特定时刻也是无法想象的。”[24]因此，所有权并不是其各项权能简单相加，所有权主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完全可以自由发挥想象力，实现自己所拥有的诸项权能。同样的道理，所有权的几种典型权能的简单相加，并不能涵盖所有权的全部意义。（二）误区之二：将综合行使所有权一般权能甚至个别权能的主体视为所有权主体，不能理解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所有权主体与所有权权能之间错综复杂的分分合合。一种情况是，我国在法人财产权的讨论中，关于公司财产权与股东权的关系提出过如下存在误区的观点：（1）公司是唯一所有权主体的观点。该观点认为，现代公司由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逐步发展为公司被经营者控制。股权从所有权演变为债权，以致公司成了唯一的所有权主体，股东只关心股息和红利。公司不再受股东控制。（2）股东与公司双重所有权观点。这种观点认为，现代公司的两权分离，并不否定股东的所有权，而是表现为公司的财产为公司所有，公司为股东所有的双重所有权结构。这些观点是站不住脚的。我们认为股东的所有权不可能被经营者剥夺，现代公司仍为股东所有及控制。所谓的“两权分离”，只是在事实上剥夺了股东对公司的支配权和所有权。[25]既然股东（出资者）因其对公司或企业投资而享有所有者权益，可以对公司或企业施以控制，公司或企业法人就不能对其支配的财产享有所有权。法人固然可以根据出资人之间的契约依法取得独立人格，但是基于此独立人格而剥夺股东的所有权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公司或企业归根到底是处于股东或出资者的监督、控制之下的。很多学者将法人所有和法人独立财产混为一谈，实际上两者是不能等同的。法人独立财产仅仅表示法人财产和股东个人财产是分开的，并不表示法人拥有该财产的所有权，而且这与股东的有限责任也没有关系。股东投资后，财产由全体股东按份共有。股东对公司财产实行按份共有并设定用益物权，由公司行使，也就是董事会行使。法人所有权的弊端在于法人所有权就等同于董事会所有权，而董事会所有权等同于大股东所有权，最终就等同于董事长、经理人的所有权，这非常不利于对小股东的保护。国外法律也没有公司对公司财产“享有”所有权的规定，如德国遵循“一物一权”原则，在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13条规定，公司可以取得所有权和其他不动产物权，而不是对公司财产享有所有权。再如在英美法系国家，是不存在法人所有权的；公司在其活动中取得、行使权利，设定及履行义务，都应当是股东（出资者）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公司终止后的剩余财产归股东所有，则是各国公司法的通例，这一制度也说明了股东（出资者）对于公司或企业的所有者地位。还有一种情况是，在实践中国务院作为国有资产的人不可能直接经营国有企业，通过部委和各级政府层层委托以后，每个部门都认为自己是国有资产管理的人或者是实际上的所有者，所有权被各个部门分割，实际上已经架空了真正的所有者，也无法形成各级之间的合理约束。这样，由于把行使部分所有权权能的主体误读为所有权主体，使得本来是统一所有的国有资产，事实上又具有非常具体、零碎的隶属关系。（三）误区之三：从抽象单个自然人的角度理解所有权主体，无法理解政权作为一个公权力体系如何享有并行使所有权。现有的所有权理论多侧重从抽象单个自然人的角度理解所有权主体，对政权作为一个公权力体系如何享有并行使所有权不太了解。其实，政权在法律上可以作为所有权主体享有并行使所有权。一个主要原因在于：政权能取得法律人格，如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机关法人。政权基于法律人格享有和行使所有权，符合人格—财产权的一般逻辑。1．政权享有并行使所有权是承担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需要2．“政权”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两个含义：一是指政治上的统治权力，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二是指政权机关。[26]任何国家的政府，都是统治阶级行使国家行政权、组织统一管理国家的各种社会行政事务的机关。[27]政府是一个历史的概念，随着各国历史的发展，在不同阶段承担着不同的职能。但是，有一点则是共同的，政府具有执行和体现国家政治统治的基本职能，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28]“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29]笔者认为，政府管理尽管具有执行性、多样性和动态性等特点，但所有政府管理，其根本的目标都不可能离开国家的利益。所以，政府职能是政治统治职能和社会经济管理职能的统一，二者不可偏废。而其中实现国家财产所有权，是政府管理现代国有企业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实现国家财产所有权的法律本质也是政府管理现代国有企业的法律本质。2．政权在历史上就享有所有权从法制史的角度来看，政权作为人类社会组织形态的一种重要形式可以作为所有权的主体。梅因对财产早期史曾做过有价值的研究。他发现：团体共同所有权是古代正常状态的所有权，“没有人能够违背团体意志而被保留在共同所有制中”：“如果把我们的注意力仅限于个人所有的所有权，则就先天地极少可能对早期的财产史获得任何线索。”[30]另外，中世纪的城市已经享有相当的自治权了。11、12世纪以后，随着西欧各地手工业和商业的普遍恢复和发展，城市开始兴起，并获得自治权，由市民代表所组成的市议会不仅行使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而且行使立法权，经常颁布法令。这些法令主要涉及城市建设（如道路、下水道和桥梁的修建等）、城市管理（如财政、金融、商业、手工业、学校和粮食供应等）以及城市治安的维护等问题。获得完全自治权的城市，包括城市共和国和城市公社。市议会是最高管理机构，它由选举产生。中世纪欧洲城市按享有自治权的程度分为不同类型，主要有：城市共和国，这种城市不仅有自主权，还控制着郊区农业区域，类似古代城邦国家；城市公社，享有完全自治权，但不控制郊区；只有不完全自治权的城市，这种城市由国王或所属区域的大贵族派代表和城市代表共同管理。[31]至资本主义时期，随其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政权作为所有权主体地位愈显明显。即资本主义政权在法律上真正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利益的共同体，以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团体名义占有、管理财产。马克思指出：“国家本身的抽象只是近代的特点，因为私人生活的抽象只是近代的特点。政治国家的抽象是现代的产物。”[32]政权在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财产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也得到了保证，如美国宪法明确规定国有财产的取得和让渡应遵循补偿原则。[注释]经济学对产权的概念探讨的比较多，与法学上的所有权概念有很大的相关性。关于所有权与产权的关系的论述，可参见谢次昌、王修经《关于产权的若干理论问题》，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1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2页。参见王利明著：《物权法论》第208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意]彼德罗·彭梵得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196页同上注，194页李宜琛著：《日耳曼法概念》，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1页。我妻荣著：《物权法》，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3页。李宜琛著：《日耳曼法概念》，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35页。李宜琛著：《日耳曼法概念》，商务印书馆1944年版，第49页。马骏驹、梅夏英《财产权制度的历史评析和现实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96页林嘉主编《外国民商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53页[12]两大法系财产法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存在绝对的所有权。大陆法系以对有体物的绝对所有为基础，使各种利用权处于依附地位。而英美法系却是以抽象物（即所有权以外的具体的财产权利）为基准，对各种具体财产权利予以平等保护。参见马骏驹、梅夏英：《财产权制度的历史评析和现实思考》，《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98页[13]w.H.Hamiltonandi.tilled，encyclopaediaofthesocialsiences纽约1933[14]《朗文当代英语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朗文出版公司1995年版，1015页[15][英]F.H.劳森、B.拉登：《财产法》，第79页[16]参见我国《民法通则》第80—82条。[17]周小明：《信托制度比较研究》，第35页。[18]史际春：《关于法人财产权与股东权的法律规定刍议》，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6期，41页[19]有的民法教科书用“所有权的内容”涵盖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几项权能。参见佟柔主编：《民法原理》，法律出版社1983年版，124页。[20]林嘉主编《外国民商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第1版，53页[21]彭万林主编：《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2页[22]曹杰著：《中国民法物权论》，第36页。[23]史尚宽《物权法论》，第54页[24][意]彼德罗·彭梵得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版，194页[25]史际春：《关于法人财产权与股东权的法律规定刍议》，载《法制与社会发展》1995年第6期，42页[2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1609页[27]参见《法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1193页。[28]参见夏书章著：《行政管理学》，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9页。[2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9页。[30][英]梅因著：《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48页[31]由嵘，胡大展主编：《外国法制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第133页[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4、381、284页。
财务治理的概念篇5
目前，财务理论界对财务治理内涵研究较少，虽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并未真正给出完整、确切的财务治理定义。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大都将财务治理置于公司治理框架之下，并参考公司治理概念，简单、笼统地定义了财务治理。而且，许多学者将“财务治理结构”视为“财务治理”，造成了概念上的混淆。因而，目前对公司治理内涵的研究尚处于初级阶段。
应当说，有关财务治理内涵的研究，理论界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果，深化了对财务治理内涵的认识。伍中信教授认为，“企业财务治理，应该是一种企业财权的安排机制，通过这种财权安排机制来实现企业内部财务激励与约束机制”：“企业财务治理作为企业治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种经济利益冲突”。（1）李心合博士认为：“企业治理的核心是财务治理，公司法所规定的公司治理权配置的核心是财务治理权配置。”（2）
笔者对财务治理内涵有如下几点认识：
1、“财务治理‘’涵义应从”治理“本意认识把握。”治理“一词，英文为”govern“（动词）、”governance“（名词）。据《英汉双解词典》、《韦氏新世界词典》等解释，”govern“有统治、管治、影响、支配之意：”governance“有统治、支配、管理、管理方式之意。现代汉语中，据《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解释，”治理“有统治、管理、处理、修正之意。
由“治理”本意出发，对“财务治理”的理解，不应单纯将其视为一种管理方式（名词形式），即财务治理结构、制度安排，而应在此基础上视为一种管理活动（动词形式），即财务治理行为规范，这样对“财务治理”定义的概括总结才是完整的、具体的。
2、“财务治理”一定意义上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也有广义、狭义之分。目前，财务理论界普遍认为：“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可以参照“公司治理”概念初步定义“财务治理”；相对于“公司治理”概念的广义、狭义之分，“财务治理”也可对应有广义、狭义之分。依据这一研究思路，具体可将广义、狭义财务治理概念归纳如下：
狭义“财务治理”，一般是指财务内部治理，尤其是特指“财务治理结构”。可简单定义为：由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等权力机构对企业财务权利进行配置的一系列制度安排。狭义“财务治理”强调的是：通过财务治理结构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分配，以形成一种财务激励约束机制。
广义“财务治理”，一般是指企业财务共同治理，即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共同对企业财务进行治理。可定义为：用以协调企业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财务关系、平衡财务权利的一套正式的、非正式的制度或机制。广义“财务治理”强调的是：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有财务利益要求，并相应承担一定财务风险，因而应参与企业财务治理；财务治理结构应由利益相关者组成，并不局限于企业股东大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企业员工、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也应在财务治理结构中占有一定位置。
3、“财务治理”并不局限于“公司治理”框架，有其自身独特的内涵、外延。理论界一般认为，“财务治理”是“公司治理”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包含具体内容角度，“公司治理”可分解为财务治理、经营治理等几方面。因此，对‘’财务治理“内涵的认识研究，应在”公司治理“框架之下进行。事实上，”财务治理“并不仅仅局限于”公司治理“框架，其自身有独特的内涵、外延。
从内涵角度，“财务治理”比“公司治理”更为深化。如有关企业财权多层次分配问题，并不局限于“公司治理”结构中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等权力机构之间的分配，而且延伸至企业内部财务体系中，即在经理、财务经理、财务部门等层次逐层分配。特别是，“财务治理”在强调企业内部财务控制等方面，较之“公司治理”更为系统化、明晰化，其内涵得以进一步深化。
从外延角度，“财务治理”比“公司治理”更为广泛。如“财务治理”除强调通过治理结构等制度安排形成有效治理机制的同时，还强调了治理行为规范的作用。而“公司治理”并不注重治理行为规范问题，主要关注制度安排、机制设计等。特别是，“财务治理”比“公司治理”更具灵活性，随着经济环境变化，“财务治理”较之“公司治理”调整更为明晰迅速，往往超出一般意义“公司治理”所涵盖的范畴。
综上所述，财务治理涵义可概括为：财务治理就是基于财务资本结构等制度安排，对企业财权进行合理配置，在强调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财务激励约束等机制，实现公司财务决策科学化等一系列制度、机制、行为的安排、设计和规范。
二、财务治理理论基础
（一）公司治理理论。公司治理理论是企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公司治理以现代公司为主要对象，以监督与激励为核心内容”：“公司治理不仅仅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中对经营者的监督与制衡作用，也强调如何通过公司治理结构和机制来保证公司决策的有效性和科学性，从而维护公司多方面利害相关者的利益”（3）。
财务治理总体上作为公司治理的一部分，其在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等方面，必然要遵循、借鉴公司治理理论。应该说，公司治理理论对财务治理理论的指导是最为直接的、重要的。同时，由于财务治理也构成了公司治理的核心部分，财务治理结构处于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地位，因此，财务治理理论的不断充实、发展也必将促进公司治理理论的不断拓展、完善。
应当说，公司治理理论对财务治理理论的指导是全方位的。例如，由公司治理本质涵义，可以认识到财务治理的深刻内涵：财务治理不仅仅是一套组织模式、一种制度安排，而且是一套决策程序，一种激励约束机制；财务治理不仅仅指内部治理（资本结构安排等），而且涵盖外部治理（债权人、政府等参与治理）；财务治理是对企业财务资源的全面整合，是一种能促进企业财务决策科学、有效的共同治理。
（二）本金理论。本金理论是财务理论体系中最为基础的理论。本金理论认为，“本金是各类经济组织为进行生产经营活动而垫支的货币”：“财务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本金的投入与收益活动，并形成的特定经济关系”：“财务的基本矛盾是本金的投入与收益之间的矛盾”（4）。
本金理论深刻剖析了财务本质，阐明了财务运动规律，其在财务理论体系中作为基础性理论地位，决定了它对财务治理理论的重要指导、规范作用。
具体地，本金理论对财务治理理论的指导有：其一，从财务核心概念“本金”出发，可以对财务治理内涵作出财务学解释。从“价值”角度，财务治理就是对本金流向、流量的合理协调、控制；从“权力”角度，财务治理就是对本金控制权、剩余索取权等权能的合理配置。其二，由本金运动规律出发，可以初步认识财务治理职能、范围。在把握财务机制基础上对财务基本矛盾——本金投入与收益矛盾的解决、设计，形成科学有效的财务运行体系和机制，就是财务治理主要职能；对本金运动各层次、各环节的一系列管治、规范等活动，就构成了财务治理的主要范围。
（三）“财权流”理论。财权流理论是本金理论的进一步拓展、深化，是现代企业制度下对财务本质、财务理论的全新表述。“财权流”理论认为，“财权表现为某一主体对财力所拥有的支配权，包括收益权、投资权、筹资权、财务决策权等权能”：“财权与产权是两个相近的经济学范畴，两者交叉的领域财权构成了产权中最核心的权能”：“‘财权流’作为现代财务的本质表述，贯穿了财务基本理论的始末，在现代财务的理论体系中占据了核心和统驭地位”（5）。
财权流理论确立“财权流”作为现代财务的本质表述，阐明了财权与产权深刻的内在联系。特别是，财权流理论将产权经济学思想引入到财务学之中，扩大了财务学研究视野，其从“价值”和“权力”两个角度综合考查财务理论、实践问题，显得更为系统、全面，对财务学发展影响重大。
财权流理论对财务治理理论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例如，“财权流”理论中，有关建立一套以“财权”为核心的基本理论、运用理论研究体系，及财务基本职能——资源配置的论述，从理论上奠定了财务治理权配置在公司治理、财务治理中的核心地位：财务治理权是企业法人财产权的核心，法人财产权的主要内容就是法人财务治理权；财务治理结构是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财务治理权配置是财务治理结构的核心内容。
（四）财务分层理论。财务分层理论是有关财务在企业内部分层次管理的理论。财务分层理论认为，“除监事会行使财务监督外，股东大会、董事会、总经理、财务经理瓜分了企业全部财权，形成了财务管理的不同层次”：“就这三个层次对企业财务的影响和作用程度而言，分别为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财务经理财务三层次”：“董事长、总经理财务称为经营者财务，处于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6）。
财务分层理论提出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财务经理财务三层次管理体系，扩大了企业财务的外延，深化了对企业内部财务管理的认识，对财务理论发展影响深远。
财务分层理论对财务治理理论产生、发展影响重大。例如，财务分层理论中，有关财权分层次配置的论述，为企业财务分层治理、财务治理权分层配置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特别是财务分层理论确立经营者财务处于财务管理的核心地位，为财务治理理论确定了重点研究方向，即财务治理理论应着重研究企业内部经营者财务治理，解决好该层次中财务激励约束机制设计等一系列治理问题。
三、财务治理体系
财务治理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大体上可分为治理结构、治理机制、治理行为三个方面。
（一）治理结构。财务治理结构是财务治理的基础，是财务治理发挥效力的依据。财务治理结构内容可划分为四个部分，即资本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财务运营模式安排、财务机构岗位安排。
1、财务资本结构安排。财务资本结构安排在一定意义上是企业的产权制度安排、公司治理结构基本安排，初步反映了出资人所有权、企业法人财产权、债权人债权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这一安排主要涉及两方面内容：第一，权益与负债比例安排，这一安排关系到企业外部治理对企业财务的影响程度；第二，权益、负债内部各组成部分安排，其中权益内容比例关系尤为重要，是狭义公司治理结构安排的基础。
2、财务组织结构安排。财务组织结构安排是企业财务治理权在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监事会等权力组织部门间的分配，是财权在企业内部的初次分配，相应形成了所有者财务、经营者财务双层财务治理组织模式。
3、财务运营模式安排。财务运营模式安排是财权在企业内部经营者财务及以下层次财务部门之间的分配，是财权在企业内部的二次分配。依据企业基本组织模式（如直线职能制、事业部制、控股制等），在企业财务战略指导下，构建、形成合理集权、分权的财务运营模式，是财务治理发挥应有作用的重要基础。
4、财务机构岗位安排。财务机构岗位安排，也是财务治理结构重要组成部分。就目前而言，这一安排必须要解决好两大实际问题，才能建立起有效的财务治理结构。第一，财务部门与会计部门的分别设立问题；第二，稽查特派员、财务总监、总会计师等在企业财务中的地位问题。
（二）治理机制。设计、形成有效的财务治理机制，对企业财务行为进行适度的调节和控制，是财务治理追求的目标和主要内容之一。财务治理机制内容可分为财务基本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财务相机治理机制三个方面。
1、财务基本机制。财务基本机制指的是理论界研究的一般财务机制，是经济机制的一种，对企业财务活动具有调控功能。“财务机制的构成包括三大组成部分，即主体机制、动力机制和制衡机制”（7）。主体机制是本金的投入活动，是财务机制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动力机制是本金的收益活动，是财务机制运行的目的。财务制衡机制是制约本金投入与收益活动的内部调节机制，保证财务机制运行顺畅。
2、财务激励约束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是通过有效财务激励、约束手段，协调企业所有者、经营者之间委托关系的一种机制。财务激励约束机制的建立也是公司治理的核心内容之一。财务激励约束机制包括两方面：第一，激励机制，包括长期与短期、实物与货币相结合等激励内容；第二，约束机制，包括行为与结果、自发与强制相结合等约束内容。
3、财务相机治理机制。财务相机治理机制是有关企业财务控制权适时适度转移的机制。在企业利益相关者共同治理前提下，债权人等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应参与企业财务治理权的分配，借助于一定的制度设计安排，可在适当条件下（如企业财务状况恶化、资不抵债）取得决定的财务控制权，实现财务控制权的有效转移。财务相机治理机制的建立，可充分保护债权人等企业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同时，在外部可能接管的压力下，有助于企业财务治理效率的提高。
财务治理的概念篇6
【关键词】居委会；行政主体；公法人；被告资格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7-097-02
一、背景介绍
2013年4月4日，广东省广州市城管网政务信箱接到投诉。原来越秀区东风中路德源里社区位置居于广州市中心，但洪桥街道德源里社区的居民们反映社区的环境比城中村还差，无牌小店、乱摆买、垃圾、当街烧煤随处可见。居民曾经向居委会建议对出租屋居住人员进行环境卫生、燥音、污染等进行宣传教育，但从不见工作人员有所行动。如若情况一直未得到改善，德源里社区的居民们能否以德源社区居委会为被告，提起行政不作为之诉，寻求司法介入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第3、4、5条规定了居民委员会的职能，主要包括“协助人民政府或者它的派出机关做好与居民利益有关的公共卫生、计划生育等项工作。”这里的“协助”既可以理解为法律授予居民委员会协助政府做好各项具体工作的权力，也可以理解为行政机关把自己的一部分事项委托给居民委员会以协助自己完成工作。如果定位为前者，居委会在社区内承担公共卫生服务时就是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如果是后者，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行政主体，受委托的居委会仅是行政人，相对人只能以委托机关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在此，倾向于把这个“协助”理解为委托性质。
一般认为，只有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组织或者其他组织，才能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当下，造成我国居民委员会会定位模糊，作为诉讼被告资格困难的根源是我国对行政主体理论的误解。
二、我国行政法上对行政主体的认识
（一）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内涵
在中国行政法学领域，行政主体是指享有行政职权，以自己的名义行使行政职权并独立承担责任的组织。也就是所谓的“权、名、责”理论，即判断一个行政组织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必须同时具备“有行政职权”、“以自己名义行使”、“自己承担责任”。
中国行政主体概念是一个引自国外的舶来品。行政主体的提出，最直接的根源是来自于行政诉讼的需要。某些非行政机关的社会组织能够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是基于法律法规的授权而具有行政主体地位，面对庞大的行政组织系统，以及复杂的行政活动，行政诉讼被告确认的规则是谁主体，谁被告。
（二）理论困境
行政主体概念的引进，为行政诉讼的发展提供了切实的法技术上的支持，在我国行政诉讼法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行政主体理论越来越不适应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其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从全能型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政府不断向市场与社会放权，行政方式由秩序行政向服务行政转化，正是由于从“公共权力”走向“公共服务”，出现了管理方式的多样化以及行政作用的复杂化，社会多元利益格局的形成对现有的行政主体理论提出了挑战，当前我国行政主体理论对应的是一元利益框架下公共行政的需要；其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在实际操作中如果需要适用，还需要对不同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分类才能在具体行政诉讼中使用，因此我国《行政诉讼法》中不惜笔墨的对行政诉讼的被告进行阐明，即使如此，尚不能解决实践中大量分明具有实质行政职权的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授权和委托之外，从事公共事务或体现管理性质的行为如何救济的问题。从本世纪初起，学者薛刚凌等率先对现用的行政主体概念提出反思与批判以来，行政法学界对行政主体的理论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公法学者们普遍呼吁要将行政主体的概念正本清源。
学者们认为，行政主体理论困境的出现是因为在中国生根发芽的行政主体概念与域外的“源概念”有着巨大的不同。中国行政主体概念从产生之初就不成熟，本身定位不合理，内涵和外延也显狭窄。中国行政法应该在借鉴大陆法国家界定行政主体概念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中国的行政主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三、大陆法系的行政主体理论
大陆法系国家均存在公、私法的区分，行政法作为规范行政权的法律，当属于国内公法。行政主体作为行政法律关系的一方，是公法上的法律人格。基于此，大陆法系国家对行政主体进行了专门研究，层层剖析了这一法律拟制人格的内部构造、行为运行机制以及责任的最终归属，从而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行政主体理论。
（一）行政主体理论的内涵
德国行政法学家毛雷尔认为：“行政主体概念的关键在于权利能力。要使行政接受法律的调整和约束，不仅需要为行政设定权利义务，而且需要进一步明确承担这些权利义务的主体，这一点在法理上是通过赋予特定组织以权利能力，从而使其成为行政法权利、义务的归属主体来实现的。”。各国行政主体概念内涵基本一致。
权利能力是德国行政法引自民法的一个概念，权利能力是指可以享受权利、负担义务的能力。享有权利能力者，为权利主体。依据毛雷尔的定义，行政主体须是有权利能力的组织，即行政主体是能够拥有行政权力，并且独立承担实施行政法律的法律后果的组织。权利能力是一种权利义务的归属资格。
在毛雷尔的基础上，德国学者沃尔夫进一步完善了公法上的权利能力说，他认为民法上不承认部分权利能力可以作为权利主体，因为一个“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或者成立，民法调整的是平等主体间的法律关系，权利能力不分年龄、性别、精神状况等因素而一律平等，不可能有“人”的权利能力天生存在瑕疵。民法上的权利能力一律平等是基本法上“人人生而平等”在民事私法规范上的具体化体现，这是民法赖以生存的市民社会的本质特征。但是在公法层面上，应该承认部分权利能力，这是由于公法关系的主体至少一方是国家组织，并非纯粹的平等主体，如果维持民法上的概念，那么法律关系可能出现僵化。因此沃尔夫提出了部分权利能力说。部分权利能力的行政组织指的是根据公法设立的组织。享有部分权利能力的组织体至少作为一个法条的权利义务的主体。其相对于法人的完全权利能力，其权利能力限于某些特定的法律法规范畴，仅拥有有限范围的权利能力。这个解释对于我国行政法上法律法规授权组织是否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
（二）大陆法系行政主体理论产生的基础
1.分权。大陆法系的行政主体理论产生的前提，是行政分权制度。根据洛克的社会契约理论，国家是自然缺陷状态下的产物，行政权本属于人民，权力是天赋予人民的，人民不行使这些权力，而把权力自愿让渡给国家，换取政府对人身自由和生命财产的保护。因此，行政权交由了政府来行使。另一方面，国家为减轻自己行政机器的负荷，也自愿将其作为行政权的原始主体所享有的部分行政权，以地方分权和公务分权的方式下放于其他公务法人。
2.自治。自治是直接民主的要求，以满足人们参与管理与自己相关事务的愿望，可以更好的调动和使用社会资源和技术，有利于管理的创新和满足特殊公务的需求。行政分权是自治产生的原因，基于中央与地方分权的需要，产生了地方行政主体，基于专业分权的需要，发展出具有公法职能的行业组织等。在大陆法系国家，通过行政主体制度来实现社会利益的配置，确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建立地方自治制度和公务自治制度。
（三）公法人
公法人是大陆法系行政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已有不少学者提出用公法人来改革我国的行政主体制度。
公法人与私法人相对的一组概念，以大陆法系公法与私法的划分为前提。法人制度肇始于罗马法。是人类智识发展的优秀成果之一。公法人是指根据公法建立，以公共事业为目的的组织。
德国法上的公法人概念乃是继受民法而来，随着其他公法人的发展，公法人的被区分为三种具体类型：公法社团、公营造物和公法财团。
公法人概念的理论意义在于它能够为国家以外的其他各类行政主体的存在和具体法律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基础。公法人分为三类：1.公法社团；2.公法财团；3.公营造物。
1.公法社团。根据毛雷尔的定义，公法社团是由国家行为设立，具有权利能力，以社员形式组织起来的公法组织，在国家的监督下执行公共任务。社团法人为多数人集合成立之组织体，其组成基础为社员，无社员即无社团法人。因此，公法社团区别于其他公法人的特征在于其成员性。按其是以地域还是以成员作为标准可分为地方团体和人事团体两种。
2.公法财团。公法财团是国家或者其他公法社团为了履行公共目的，捐助财产依公法而设立的组织体。公法财团和私法财团一样，依捐助行为而设立，并且也是作为财产的集合体，没有社员，所以与公法社团作为社员团体的性质不同。
3、公营造物。公营造物的概念来自于奥托.迈耶，是指行政主体所支配，由某些物与人所共同组成，用以持续达成特定公共目的的公法机构。公营造物是德国法、日本法构建的概念，法国学者将其称为“公立公益机构”。我国学者在介绍法国此类性质的组织时，称之为“公务法人”、“公共机构”。公营造物的构成是人与物的结合，不同于公法财团仅由财产构成。另一方面，公营造物虽在内部有处理其事务的工作人员，在外部有利用人，但这些人并非其组织上的成员，因此也不同于公法社团系由多数的社团成员所构成。
四、公法人理论与居委会行政主体定位问题
财务治理的概念篇7
关键词：纳税人概念；国家分配论；权力关系论；公共财政；税收法定原则
一、当下我国纳税人的概念及其形成基础
国内学者在论及纳税人的概念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定义为税法直接规定的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例如，认为“纳税人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或认为“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条也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上述定义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择其要者有二。
（一）财政学界关于税收概念的界定
长期以来，在我国财政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产生后，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其职能的实现，于是就出现了财政这一特殊的经济行为。因此，“财政是国家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采取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价值形式），以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分配活动”。相应地，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则是“国家为向社会提供公共品，凭借行政权力，按照法定标准，向居民和经济组织强制地、无偿地征收而取得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在这种概念下，税收被定性为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取得民众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这种取得具有单方性，即表面上看无须取得公众的同意。在这里，突出和彰显的是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所谓“无偿性”和“强制性”，公众（纳税人）的义务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纳税人似乎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与之相反的是，国家的义务却予以淡化甚至忽略，凸显在纳税人面前的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征管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时而被滥用。如此背景下，纳税人也似乎就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税法学界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
在我国税法学界，多年来，由于在税收概念方面受“国家分配论”的影响，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推崇“权力关系说”。该学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靠财政权力产生的关系，是以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优越权力主体与人民形成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此种优越权力的特征……税收法律关系是以税务当局的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及其代表税务行政机关是拥有优越性地位并兼有自力执行权的，纳税人只有服从行政机关查定处分的义务”。依此定性税收法律关系，将使税收行为无异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纳税的核定、执行似乎与警察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类似违法者的纳税人负有更多的义务，也就无可厚非了。
二、纳税人概念应予完善的必要性
在当前我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全面推进依法征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背景下，对已有的纳税人概念予以修正和完善，强调其权利特性，增强其主体地位，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选择。
（一）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已成为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导向性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上个世纪末，为了处理好经济社会转轨、政府职能转变而带来的财政职能转变和财政转型问题，我国适时提出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导向性目标。这一导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要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即要实现理财的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这种权力制衡的规范公共选择实际上也是“政治文明”包含的一个基本路径，即所谓权力制衡的理论：以公众的权利来抗衡和制约日益庞大而似乎没有边界的国家权力。在这种机制下，财政活动尽管直接表现为政府以税收为主要形式无偿地转移公众的财产收入，以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形式提供市场不愿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当家人——财富的终极所有者和享用者却是社会公众（纳税人），此时政府与社会公众（纳税人）的关系是“管家”与“主人”的关系。换肓之，公共财政的钱是主人即社会公众（纳税人）的，而不是管家即政府的。管家能够支配多少钱，如何安排使用这些钱，都只能由主人来决定，都必须禀承主人的旨意。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方式获得收入的，而税收由社会公众（纳税人）决定，即社会公众（纳税人）控制税收决定权，就成为公共财政的起源和基点。依之，应当
突出强调的是纳税人的各项权利，而非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的权力，否则便是本末倒置了。
（二）依法治税、建设服务政府已然成为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开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伟大变革，不仅仅是为了重塑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更是要高扬法治与规则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之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开启了建设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征程，而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弘扬则是建设法治国家、推进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权利乃权力之本，权力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存，为权利而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昔日的规制型政府也日益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因此，改变我国税收法治领域征税主体权力意识极度膨胀、纳税服务意识差的现状，有效控制征税主体权力滥用的欲望和行为的现状，适应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需要，弘扬纳税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便是当务之急。
三、纳税人概念完善的逻辑
一方面，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纳税人因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受益，就应当向后者提供金钱，税收是这两者的交换，这就是所谓税收的“交换关系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交换关系中，纳税人享有包括税收决定权（是否征税、对什么征税、征多少税）、税收监督权（征税过程的监督、税收使用的监督）、税收救济权（行政救济权、司法救济权）等广泛的权利（纳税人的权利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分为宏观上的纳税人的整体权利和微观上的纳税人的个体权利。纳税人宏观上的整体权利，是指通过税收所体现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纳税人拥有的权利。纳税人微观上的个体权利，是指具体的纳税人在税收征纳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国家税务行政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行为直接相联系，主要体现为税收征纳程序上的权利），同时负有依照法律规定、按照法律程序纳税的义务（此所谓税收法定原则）。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或政府享有依照法律征税的权力，同时负有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义务和责任。因此，纳税人首先是一个权利享有者，然后才是一个义务履行者，而且仅仅履行他自己的意志。国家或政府不过是按照纳税人的意志，受纳税人的委托去征税，并按照纳税人的意图去使用税收，这个机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机制。
所以，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应该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行为应以纳税人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纳税人的公仆。对于纳税人来说，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是先有权利，后有义务，而不是相反，这显然异于传统理论中国家或政府对于税收强制性、无偿性的过分强调，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也应该为我国公民长期纳税意识的淡薄埋单。
我国目前仅见的对纳税人的法律界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毫无疑问，这里的纳税人不是具有人格意义的人，他只是税收征收管理的特定对象，而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纳税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只是义务的承担者而不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充其量不过是税务管理意义上的一个称谓。但作为税收交换关系当事人的纳税人，应该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完整公民人格的人。理性经济人是自私的，以是否有利于自身作为行为的判断标准。纳税人之所以缴纳税款，是要购买依靠纳税人个体力量无法达到的公共需求如国防安全、礼会治安、环境保护、能源交通和社会保障，等等。如果政府所提供的公共需求不能物超所值，纳税人这一经济人就可能拒绝为此支付款项。所以，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纳税人希望享有权利，希望从自己劳动所得中让渡的那部分收入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就是纳税人的权利。只有理性的经济人才可能成为税收交换关系的当事人，因为是理性的经济人，所以纳税人应该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另外，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作为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应该享有完整意义上的公民人格，除了负有义务，更重要的是享受权利。
另一方面，在宪政体制下，相对于税收法律领域的“权力关系说”，越来越被广泛被接受的“债务关系说”似乎更契合且更有利于税收法律领域法治目标的达成。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和《德国租税通则》确立了债务关系说。德国税法学者阿尔拜特·海扎尔则在他的《税法》一书中对该学说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是一种债权请求权，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律上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问的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公众（纳税人）之间明显的不平等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早就被以平等为特征的服务与合作的关系所取代”。
实际上，西方现代行政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为纳税
人服务的基本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征纳双方在行政法律关系上的平等地位。如美国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公布了《纳税人权利法案》，法案明确规定纳税人有权享有专业的服务和礼遇，甚至在受到粗暴对待时，纳税人有权上告，直到获得满意答复为止。法国为了更好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各省都设有省级税务委员会。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成员一半来自税务机关，一半来自纳税人，又称对等委员会。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11月6日，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在其官方网站上了《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表明我国在依法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道路上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尽管在是否可以用“债务关系说”解释包括税收实体行为和税收程序行为在内的所有税收行为的问题上尚存争议，但其对于重新审视税收行为、革命性地定性税收法律关系、还原法治国度里对纳税人的应有礼遇、保障和尊重纳税人的权利、制约和控制征税主体的权力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有利于征税主体和纳税人双方地位的科学定位，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权利，有利于征税主体行为方式由强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最终有利于税收领域法治的实现。相对于“权力关系说”，“债务关系说”彰显了纳税人的权利，与前述公共财政框架下对纳税人主体地位的弘扬遥相呼应。
综上，无论是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理论对纳税人主体及其权利地位的本质要求，还是作为宪政体制下法治政府重要特征之一的服务型政府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都突出强调了纳税人的权利特性，因此，再将纳税人仅仅定义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已经变得非常不合时宜，建议将其界定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有税收权利、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文字上的更改，但它的背后却折射出观念上的深刻变化：从国家本位到个人本位，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强制型行政到服务型行政。而且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实践力量，进而成为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实现依法征税、依法用税，建设法治政府的潜在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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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治理的概念篇8
关键词：纳税人概念；国家分配论；权力关系论；公共财政；税收法定原则
一、当下我国纳税人的概念及其形成基础
国内学者在论及纳税人的概念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其定义为税法直接规定的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例如，认为“纳税人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或认为“纳税人是税法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第4条也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上述定义的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和现实基础，择其要者有二。
（一）财政学界关于税收概念的界定
长期以来，在我国财政学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国家分配论”认为，财政是伴随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人类社会出现了私有财产和阶级，在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产生后，就必须从社会分配中占有一部分国民收入来维持国家机构的存在并保证其职能的实现，于是就出现了财政这一特殊的经济行为。因此，“财政是国家或政府的收支活动，它是一国政府采取某种形式（实物、力役或价值形式），以一部分国民收入为分配对象，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需要而实施的分配活动”。相应地，作为财政收入主要来源的税收则是“国家为向社会提供公共品，凭借行政权力，按照法定标准，向居民和经济组织强制地、无偿地征收而取得的财政收入”。可以看出，在这种概念下，税收被定性为国家为实现其职能而取得民众收入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这种取得具有单方性，即表面上看无须取得公众的同意。在这里，突出和彰显的是税收的政权依据及其所谓“无偿性”和“强制性”，公众（纳税人）的义务被过分地强调，以至于纳税人似乎只有义务而没有任何权利可言；与之相反的是，国家的义务却予以淡化甚至忽略，凸显在纳税人面前的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税收征管权力，而且这种权力还时而被滥用。如此背景下，纳税人也似乎就是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
（二）税法学界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界定
在我国税法学界，多年来，由于在税收概念方面受“国家分配论”的影响，关于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问题，一直推崇“权力关系说”。该学说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依靠财政权力产生的关系，是以国家或地方公共团体作为优越权力主体与人民形成的关系，该法律关系具有人民服从此种优越权力的特征……税收法律关系是以税务当局的课税处分为中心所构成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国家及其代表税务行政机关是拥有优越性地位并兼有自力执行权的，纳税人只有服从行政机关查定处分的义务”。依此定性税收法律关系，将使税收行为无异于一般的行政行为，纳税的核定、执行似乎与警察对违法行为的处分没有什么两样，而作为类似违法者的纳税人负有更多的义务，也就无可厚非了。
二、纳税人概念应予完善的必要性
在当前我国深化财政税收体制改革，努力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全面推进依法征税，建设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背景下，对已有的纳税人概念予以修正和完善，强调其权利特性，增强其主体地位，无疑是正确和必要的选择。
（一）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已成为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导向性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上个世纪末，为了处理好经济社会转轨、政府职能转变而带来的财政职能转变和财政转型问题，我国适时提出了构建公共财政框架的导向性目标。这一导向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要以公民权利平等、政治权力制衡为前提的规范的公共选择作为决策机制，即要实现理财的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社会生活的法治化。这种权力制衡的规范公共选择实际上也是“政治文明”包含的一个基本路径，即所谓权力制衡的理论：以公众的权利来抗衡和制约日益庞大而似乎没有边界的国家权力。在这种机制下，财政活动尽管直接表现为政府以税收为主要形式无偿地转移公众的财产收入，以政府购买、转移支付等形式提供市场不愿或不能有效提供的公共物品，但当家人——财富的终极所有者和享用者却是社会公众（纳税人），此时政府与社会公众（纳税人）的关系是“管家”与“主人”的关系。换肓之，公共财政的钱是主人即社会公众（纳税人）的，而不是管家即政府的。管家能够支配多少钱，如何安排使用这些钱，都只能由主人来决定，都必须禀承主人的旨意。政府主要是通过税收方式获得收入的，而税收由社会公众（纳税人）决定，即社会公众（纳税人）控制税收决定权，就成为公共财政的起源和基点。依之，应当
突出强调的是纳税人的各项权利，而非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的权力，否则便是本末倒置了。
（二）依法治税、建设服务政府已然成为我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开始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伟大变革，不仅仅是为了重塑市场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和作用，更是要高扬法治与规则治理的价值和意义，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在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建设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之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国务院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开启了建设法治政府、有限政府、责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征程，而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和弘扬则是建设法治国家、推进依法行政的应有之义。权利乃权力之本，权力为权利而生，为权利而存，为权利而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昔日的规制型政府也日益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因此，改变我国税收法治领域征税主体权力意识极度膨胀、纳税服务意识差的现状，有效控制征税主体权力滥用的欲望和行为的现状，适应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政府的需要，弘扬纳税人的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便是当务之急。
三、纳税人概念完善的逻辑
一方面，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纳税人因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受益，就应当向后者提供金钱，税收是这两者的交换，这就是所谓税收的“交换关系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在这个交换关系中，纳税人享有包括税收决定权（是否征税、对什么征税、征多少税）、税收监督权（征税过程的监督、税收使用的监督）、税收救济权（行政救济权、司法救济权）等广泛的权利（纳税人的权利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分为宏观上的纳税人的整体权利和微观上的纳税人的个体权利。纳税人宏观上的整体权利，是指通过税收所体现的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中纳税人拥有的权利。纳税人微观上的个体权利，是指具体的纳税人在税收征纳关系中所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与国家税务行政机关的税收征收管理行为直接相联系，主要体现为税收征纳程序上的权利），同时负有依照法律规定、按照法律程序纳税的义务（此所谓税收法定原则）。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或政府享有依照法律征税的权力，同时负有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义务和责任。因此，纳税人首先是一个权利享有者，然后才是一个义务履行者，而且仅仅履行他自己的意志。国家或政府不过是按照纳税人的意志，受纳税人的委托去征税，并按照纳税人的意图去使用税收，这个机制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机制。
所以，政府与纳税人之间应该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政府行为应以纳税人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政府应该是而且也只能是纳税人的公仆。对于纳税人来说，权利是第一性的，义务是第二性的，是先有权利，后有义务，而不是相反，这显然异于传统理论中国家或政府对于税收强制性、无偿性的过分强调，而后者在相当程度上也应该为我国公民长期纳税意识的淡薄埋单。
我国目前仅见的对纳税人的法律界定——《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为纳税人。毫无疑问，这里的纳税人不是具有人格意义的人，他只是税收征收管理的特定对象，而不是真正的完全意义上的纳税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只是义务的承担者而不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充其量不过是税务管理意义上的一个称谓。但作为税收交换关系当事人的纳税人，应该是一个理性的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完整公民人格的人。理性经济人是自私的，以是否有利于自身作为行为的判断标准。纳税人之所以缴纳税款，是要购买依靠纳税人个体力量无法达到的公共需求如国防安全、礼会治安、环境保护、能源交通和社会保障，等等。如果政府所提供的公共需求不能物超所值，纳税人这一经济人就可能拒绝为此支付款项。所以，作为理性的经济人，纳税人希望享有权利，希望从自己劳动所得中让渡的那部分收入得到相应的回报，这就是纳税人的权利。只有理性的经济人才可能成为税收交换关系的当事人，因为是理性的经济人，所以纳税人应该是权利义务的统一体。另外，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作为当家做主的主人翁，应该享有完整意义上的公民人格，除了负有义务，更重要的是享受权利。
另一方面，在体制下，相对于税收法律领域的“权力关系说”，越来越被广泛被接受的“债务关系说”似乎更契合且更有利于税收法律领域法治目标的达成。1919年德国《魏玛宪法》和《德国租税通则》确立了债务关系说。德国税法学者阿尔拜特·海扎尔则在他的《税法》一书中对该学说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税收法律关系是国家对纳税人请求履行税收债务的关系，是一种债权请求权，国家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是法律上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问的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与公众（纳税人）之间明显的不平等的命令与服从的关系，早就被以平等为特征的服务与合作的关系所取代”。
实际上，西方现代行政关系更多地表现为政府为纳税
人服务的基本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征纳双方在行政法律关系上的平等地位。如美国在1994年和1996年两次公布了《纳税人权利法案》，法案明确规定纳税人有权享有专业的服务和礼遇，甚至在受到粗暴对待时，纳税人有权上告，直到获得满意答复为止。法国为了更好地保护纳税人的权利，各省都设有省级税务委员会。这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成员一半来自税务机关，一半来自纳税人，又称对等委员会。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11月6日，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在其官方网站上了《税务总局关于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公告》，表明我国在依法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道路上迈出了标志性的一步。
尽管在是否可以用“债务关系说”解释包括税收实体行为和税收程序行为在内的所有税收行为的问题上尚存争议，但其对于重新审视税收行为、革命性地定性税收法律关系、还原法治国度里对纳税人的应有礼遇、保障和尊重纳税人的权利、制约和控制征税主体的权力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它有利于征税主体和纳税人双方地位的科学定位，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权利，有利于征税主体行为方式由强制型向服务型转变，最终有利于税收领域法治的实现。相对于“权力关系说”，“债务关系说”彰显了纳税人的权利，与前述公共财政框架下对纳税人主体地位的弘扬遥相呼应。
综上，无论是作为公共财政基本特征之一的公共选择理论对纳税人主体及其权利地位的本质要求，还是作为体制下法治政府重要特征之一的服务型政府对纳税人权利的尊重，都突出强调了纳税人的权利特性，因此，再将纳税人仅仅定义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已经变得非常不合时宜，建议将其界定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有税收权利、承担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文字上的更改，但它的背后却折射出观念上的深刻变化：从国家本位到个人本位，从官本位到民本位，从权力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强制型行政到服务型行政。而且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实践力量，进而成为深化我国财政税收体制改革、构建公共财政框架，实现依法征税、依法用税，建设法治政府的潜在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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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治理的概念篇9
在法学领域，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严格的法律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理性地思考法律问题。规范性是法律概念的重要特征，或者说，法律概念就是法律规范。但是，任何法律概念或法律规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任何具体规范都是整个法律秩序之一部分。“通常只有了解法律规范在规范群（normengruppe）法典、部分领域（teilgebiet、劳动法、社会法、税法）或者整个法律秩序中的地位，才能对规范内容进行切合实际的理解。”（魏德士，2003）329
（2）价值整合。“法律规范包含了实现法律秩序应当实现的价值导向”（魏德士，2003）68。因此，规范整合已经蕴涵了价值整合。但规范整合并不等于价值整合。“规范和价值的区别首先在于它们所指向的行动一个是义务性的，一个是目的性的；其次在于它们的有效性主张的编码一个是二元的，一个是逐级的；第三在于它们的约束力一个是绝对的，一个是相对的；第四在于它们各自内部的连贯性所必须满足的标准是各不相同的。www.133229.Com”（哈贝马斯，2003）316“在论证性语境中，规范和价值起着不同的论辩逻辑作用。”（哈贝马斯，2003）317
（3）秩序整合。规范整合与价值整合表现为秩序整合或法律秩序整合。“法律秩序应该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所组成的有序的规范结构。”（魏德士，2003）329但这一“有序的规范结构”并不是静态的、孤立的个别规范的堆积，而是“由协调的并且规范的价值标准”整合而成。正因为如此，“联邦宪法法院将整个法律秩序理解为一个层次分明的价值判断的内部体系、一个受到各方面约束的法律价值标准的层级秩序。位于该层级顶点的是宪法基本判断。”（魏德士，2003）31
（4）社会整合。如果说规范整合、价值整合与秩序整合还是停留于文本体系或制度层面，那么，社会整合则是上述三种整合与现实社会的结合，是将上述三种整合运用于社会现实生活，是宪法文本概念群在现实中的行动表现，是宪法文本的实施，是宪法文本上的概念群由逻辑向现实的转化。如果说，上述整合只是一种可能性，社会整合就是一种现实性。可能不等于现实，现实是已经实现的可能。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整合，只有在具有规范有效性的规则基础之上才是可能的。”（哈贝马斯，2003）35“现代社会不仅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过程进行社会性整合，而且通过市场和以行政方式运用的力量进行系统性整合。”（哈贝马斯，2003）48“通过价值、规范和理解而实现的社会整合要完全取决于交往行动自身。”（哈贝马斯，2003）44
二、
自古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既然在与中央政府的纵向分配博弈中处于劣势，为了生存，地方政府就只能另想办法。有限的制度内税收对于人员不断膨胀的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地方政府（这里说的地方政府是县乡政府，主要是乡镇政府及村级组织）在制度内财政危机、入不敷出的情况下，一般会充分利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因而，在制度外寻求财力支持就成为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这就是税外收费。农村社会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等“三乱”现象即由此开始泛滥。当税外收费仍然不能满足乡村财政支出的需求而乡村财政危机本身又长期得不到解决时，乡村举债现象便开始大规模、长时期、不可遏制地持续蔓延开来。
2．从“财政”概念群看乡村债务的化解
“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的解读是“财政”概念群整合乡村债务这一社会现实的重要意义之一，但绝非根本意义，其根本意义则是对乡村债务的化解，这也是宪法文本中的“财政”概念群对乡村债务这一现实问题最重要的整合。
（1）财政立宪：治理乡村债务的根本出路。财政监督是财政民主的表现形式。财政监督或财政民主的缺失是导致巨额乡村债务的重要原因，弥补或克服财政民主的缺失应该是治理乡村债务的一剂良药。但财政民主的缺失却并非财政民主本身所能解决。因为财政民主、财政立法等都是由财政立宪产生，要真正解决因财政民主缺失造成的乡村债务问题，只能求助于财政民主的宪法依据——财政立宪。
财务治理的概念篇10
关键词：资本成本；研究进展；综述
资本成本作为现代财务理论的核心概念之一，不仅是企业在筹资、投资、股权分配及经营绩效评价过程中的重要参考标准，同时还是企业自身运营价值体现的关键因素。然而，在研究和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繁多且复杂，对资本成本的度量存在很大问题。自步入二十一世纪开始，我国很多学者逐渐开始针对资本成本的概念、影响因素、上市公司资本成本水平实证及资本成本估算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为我国资本成本理论研究发展扩宽了前进道路。
一、资本成本基本概念
在我国有些学者认为资本成本是企业取得和使用资本时所付出的代价，将资本成本概念和资金成本概念混同。所以汪平[1]在《资本成本论》论文研究中曾谈到，资本成本也许是我国理财史上出现的理解最为混乱的概念；他认为出现混乱的原因也许是与国内学者翻译西方理财学对资本成本的概念有关。而宋琳[2]在《资金成本与资本成本的区别》一文中，从概念、期限、风险公司治理等方面阐述了资本成本和资金成本的不同，并指出如果资本成本和资金成本混同使用，可能会导致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对财务理论把握不准确，进而导致在对资本成本相关理论实践过程中出现一系列问题。邹颖、汪平[3]（2011）认为正确理解资本成本概念是公司进行科学理财的基本前提，资本成本是现代公司理财学的第一概念，是公司理财目标的根本反应，是公司理财行为的技术起点。
二、资本成本影响因素
影响资本成本的因素有很多，本文主要从政府干预、制度因素、公司治理、新会计准则这几个方面阐述其对资本成本的影响。
（一）政府干预对资本成本的影响
相比较而言，与国外政府对资本成本的干预相比，我国政府的干预明显更为显著，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效果更大。连军[4]（2012）以2005-2008年的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不同市场环境下政治联系对民营企业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不同地区政治关联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效果不同；政府干预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区域中可能会造成企业运营效益出现较高的不定性，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承担着较高的权益资本成本；政府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干预相对较少，政治关联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荣誉或良好的政商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有政治关联的企业便可以享有比其它未关联企业更低的权益资本成本；若投资者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利益输送中难以和政治关联企业之间实现利益共享，这时政治关联企业需要担负的权益资本成本相对较高。
（二）制度因素对资本成本影响
1.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影响
信息披露是连接市场资金需求者和供给者的重要桥梁，信息披露的数量以及质量历年来都是市场各个参与者关注的焦点。支晓强，何天芮[5]（2010）在《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一文研究中利用财务重述和自愿披露指数来衡量信息披露质量，把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细分，分为自愿信息披露质量和强制信息披露质量，并检验了两者之间的联合影响，他们从这一方面入手，得出结论信息披露质量与权益资本成本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并且，检验强制信息披露质量和自愿信息披露质量两者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共同影响要大于检验它们各自分别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在非财务信息披露的研究方面，孟晓俊，肖作平，曲佳莉[6]（2010）在《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互动关系》一文中主要是站在信息不对称的角度上，对于资本成本和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之间存在的联系进行论述说明，他们指出两者之间存在一定的互动联系。沈洪涛等学者[7]（2010）在《再融资环保核查、环境信息披露与权益资本成本》中也将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关系的研究向非财务信息进行了拓展，主要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作为分析对象，针对资本成本和企业环境信息披露之间存在的联系进行论述，并指出“绿色金融”政策对两者之间关系造成的影响。通过研究总结可以发现，信息披露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并且，再融资环保核查政策执行力度可以对信息披露和资本成本之间关系产生一定影响。另外，何玉、唐清亮、王开田[8]（2014）在研究中指出碳信息披露是企业的理性选择，企业披露碳信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资本成本。
2.法律方面对资本成本影响
游家兴、刘淳[9]（2011）在《嵌入性视角下的企业家社会资本与权益资本成本――来自我国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论文研究中指出，企业家对社会资本的评价标准参数和资本成本之间存在一定负相关联系，并且这种替代性保护机制的功效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薄弱的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除此之外，还有许多研究结论都直接指出，证券市场在长时间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对中小型投资者保护力度的加强及各种保护法律政策的出台，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开始向着慢慢减少的过程发展。并且，再加上受到宏观经济变量和控制公司自身特点影响，对中小型投资者保护力度越强，上市公司资本成本则越低，两者有明显负相关关联。
（三）公司治理对资本成本影响
所有权和经营权两者间的分离，造成企业管理者和投资者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使得投资者难以全面掌握企业具体情况和实际价值，因此在投资过程中容易产生逆向选择行为，从而增加企业的资本成本。公司治理的水平能够有效避免信息不对称问题，防止投资者出现错误的逆向选择问题，从而有效减少资本成本。蒋琰，陆正飞[10]在《公司治理与股权融资成本――单一与综合机制的治理效应研究》中发现，董事会治理工作效率的高低和质量的优劣对股权融资成本具有一定影响，高质量、高效率的治理工作可以显著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而针对股权结构、管理阶级薪酬水平、控制权竞争等是否可以影响股权融资成本暂时还未通过实践研究证明。虽说对于部分单一的治理机制到底能不能对股权融资成本产生影响难以下一个准确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综合治理机制可以有效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蒋琰[11]在《权益成本、债务成本与公司治理：影响差异性研究》研究中，以沪、深两市中具备配股和贷款资格的上市公司为分析对象，在对综合治理水平的评价和衡量上，主要是借助公司治理G指数来进行。蒋琰在论文研究中指出，上市公司综合治理的高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企业权益融资成本及债务资本成本，这进一步说明公司综合治理高低能够影响企业权益融资成本和债务融资成本，并且前者受影响程度大于后者。
（四）新会计准则对资本成本影响
我国在2007年实施了新的会计准则。汪祥耀，叶正虹[12]（2011）在研究中借助2006年和2009年新准则实施前后两个年份我国上市公司财务报告的数据，分析新会计准则对企业资本成本产生的影响。在研究过程中发现，自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可以看出，市场资本成本均出现一定的下降，实现了预期目标，但是这个结论并没有通过产业和行业的检验。郑伟光，高洁，陆强[13]（2014）认为新会计准则通过对盈余透明度产生影响，进而有效控制资本成本。郑伟光等学者在研究中表明，盈余透明度和企业股权资本成本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即盈余透明度越高，股权资本成本则降低。
三、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
结合融资优序相关理论，企业在融资过程中最先需要斟酌的便是企业自身内部融资，然后便是企业债务融资，股权融资一般是最后需要考虑的因素。这一理论在国外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运用范围较广，但在国内却难以有效实施。国内大多数上市公司为了保持较低的资产负债率而采取股权融资，这违背了融资优序理论。余剑梅[14]（2011）在针对《我国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研究》中表明，受到股权分置制度的制约以及控股股东对中小股东产生利益侵占的影响，控股股东的股权融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小于债务融资成本，这也是国内上市企业经常性进行股权融资的主要原因，这是因为在上市公司被控股股东掌控的情况下，融资中的控股股东成本才会直接对上市企业融资决策成本造成影响，倘若股权融资对控股股东的有利程度大于了债券融资对控股股东的有利程度，那么控股股东便会选择股权融资。但也有一些学者的观点与上述不一致。赫以雪、郑劬[15]（2013）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股权融资偏好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中表明，股权融资成本不超过债券融资成本的主要因素在于，其只是将融资形成的直接费用作为融资成本，而并未充分结合融资方式对企业市值所带来的影响。研究学者借助于对纺织与服装行业、家庭耐用消费品行业展开分析，得知在外部融资过程中，ipo后债券融资成本明显低于多次股权融资成本。另外，还有研究认为在股权融资偏好行为的情况下，融资成本偏低根本难以对上市公司的股权融资偏好行为进行全面、有效的解释，企业在股权融资方式选择上受到很多因素影响，主要有企业资本规模、自由现金流量、净资产收益率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等。
四、资本成本估算研究
资本成本不能通过直观观察得出，需要研究者借助科学、切当的估算来对其具体数值进行全面正确的估算。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资本成本估算是现代财务理论中的一大难题。我国最早对公司加权资本成本采取定量方式进行研究的学者是沈艺峰和田静，其在研究中借助了米勒和莫迪格利安尼使用的平均资本成本方法，以我国上市公司中的百货板块为样本，对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实施定量研究。另外，有研究学者将估算股权资本成本的方式总结为两种，一种是基于股利以及现金流折现值等于股票价格的内含报酬率方式，另外一种是风险补偿方式。另外，在企业理财实务中，汪平，袁光华，李阳阳[16]（2012）在《我国企业资本成本估算及其估算值的合理界域》一文中提出以历史平均报酬率作为资本成本的一种替代，这可谓是第三种方式。
五、结语
总之，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发展历史较短，因而很多学者在针对财务理论研究上大都借助发达国家的相关研究成果，由于我国对财务理论研究的起步较低，因而在一定程度降低了我国财务理论研究的成熟度。所以，在今后研究过程中，我们还应重点加强对资本成本的基础理论、概念、影响等方面的研究，同时还要进一步加强对资本成本计量方法在投资与融资决策中的应用及其与企业价值和经营者绩效的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研究，这也是今后资本成本理论研究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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