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基本形态篇1
关键词：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市场体制
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站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立场，按照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从所有制、经济管理体制、分配形式等方面展开了理论体系。现行的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改变了过去批判的做法，淡化“主义”之争，试图客观地认识社会经济现象。但是，受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理论体系的局限，又尽量避开了一些敏感而有争议的问题，对许多社会现象缺乏科学的解释和说服力。
一、现行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经济生活》理论体系存在的缺陷
1.缺少对商品、货币、价值规律理论的系统介绍
商品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商品是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经济细胞，马克思从商品入手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同时，商品也是一切处于商品经济形式下的社会经济形态的经济细胞。马克思表述的“社会主义”一般是指生产力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并走向衰亡、消灭了商品货币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
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是建立在生产力还不十分发达、还处在商品经济的经济形式下的社会经济形态，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虽然在经济形态这一社会属性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与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面前谁都无法超越。因此，科学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商品价值论，是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规律的客观需要。
经济形式和经济形态是两个不同属性的概念。经济形式是指经济存在的自然形式，表明社会经济存在的自然属性，不代表经济的社会性质。商品经济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经历的社会经济形式，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属经济形式，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也依托于商品经济形式而存在。经济形态是指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经济存在的社会属性，反映不同社会经济制度的区别。从自然属性看，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共处于商品经济形式下，二者都必须遵循商品经济的发展规律，并且在发展中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借鉴。从社会属性看，二者反映的社会生产关系不同，决定了二者的发展趋势、目的和体现的利益结构不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体现和主导作用的发挥、商品生产的目的性、国家管理经济职能的代表性、计划体制的自觉性、企业经济组织制度的民主性、分配形式对广大劳动群众利益的实现等方面的表现，都是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区别于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
2.对商品经济做了狭义的理解
现行的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经济生活》不是站在分析商品经济的角度探索经济发展的规律，而是对商品经济做了狭义的理解，混淆了“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概念，夸大了市场的作用。导致现实生活中许多应该由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的经济行为，都认为应由市场调节，尤其是在微观经济管理层面，“市场调节”成为一些不负责任的政府主管部门和公务人员推诿塞责的挡箭牌，造成了经济生活中的许多乱象。如，商业暴利、乱涨价、无序竞争等现象。某些新开发的旅游县，宾馆、旅店平时100～200元1天的普通标准间“黄金周”竟然要价500～1000元。绝大多数酒店、饭店不执行规定的加价标准，酒水等服务严重超标准加价。这些现象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公信度。
现行的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经济生活》中所表述的“市场经济”实际上是指在商品经济形式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经济形态在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模式和特征，是属于经济管理体制的范畴，准确说应该是“市场体制”。商品经济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形式，从流程上看，包括：商品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四个环节。认为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商品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或表现形式，是对商品经济概念的狭义理解，混淆了经济形式和经济体制的概念。“市场体制”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基于客观条件而建立的一种管理体制，带有主观性，把它与客观的经济形式混为一谈，显然是不恰当的。在商品经济形式下，社会经济活动必须尊重价值规律。但是，并不等于一切经济活动必须完全屈从于市场。政府主管部门对于市场行为中的一些混乱、无序、违规、违法行为必须依法加强监管。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社会主义发展所面临的问题，都证明了单一的市场体制下的无政府状态或无序行为的危害，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而我国多年来经济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也证明了完善计划体制、实施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但是，当前必须防止由计划调节不当、干预过多转向放弃计划调节、放任市场盲目发展的倾向。我们现阶段不应该探讨是实行计划体制还是实行市场体制的问题，而是要探讨如何使计划体制和市场体制有机结合，科学有效地实施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
二、现行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经济生活》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
现行高中思想政治课教材《经济生活》的理论体系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和基本观点为基础，立足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站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借鉴的角度，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从理论体系框架上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商品价值理论的基本理论。主要包括：（1）商品；（2）货币；（3）价值规律。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表现、特征。主要包括：（1）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2）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微观管理；（3）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运行。主要包括：（1）商品生产及其组织形式；（2）商品交换与流通形式；（3）收入分配与支出；（4）商品消费。
4.金融与税收。主要包括：（1）银行和信贷；（2）股票和债券；（3）金融与保险；（4）征税和纳税。
社会经济基本形态篇2
关键词：典型形态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亚社会形态
ブ型挤掷嗪:a8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5194（2008）02-0135-04
收稿日期：2008－12－07
作者简介：
张光成（1956－），山东淄博人，石家庄军械工程学院政教室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
我国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已经近30年历史。从其理论的学说与实践的状态看，它既不完全具有马克思所设想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特征，也与原社会主义阵营的社会主义大有不同，更与资本主义制度有质上的区别。然而，它又以属于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以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区别，而表现自身为社会主义的类型，成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形态。具体地说，它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一种亚社会形态。
一、中国革命的历史条件和特殊国情，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社会形态的原因之一
在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中，马克思主义基本主张多国同时胜利论，而列宁在新的时代则提出一国首先胜利论。中国革命，就是列宁主义指导下的产物。中国革命，其产生的特点，就是它并非从马克思所设想的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脱胎而来，而是在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产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资本主义链条最为薄弱环节上的革命战争，甚至这一“最薄弱的环节”，既不是成熟的资本主义，也不是像俄国、各东欧国家那样有资本主义的相当经济基础的社会。这就决定了，由此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形态不但不会是马克思所设想的那样的典型的社会主义,也不会是苏联东欧那样的主流形态的社会主义。所以它只能是中国具体国情之上产生的一个社会主义的具体形态，应当是经典社会主义或主流社会主义形态之外的一个亚种。国情不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东西方文化不同，这就从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上，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终将会以亚种的形态出现。
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定要有一条自己的路。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根据。我们是在走了许多弯路，在邓小平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当代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才认识到这种必然性的，而我们在改革开放之前走过的模仿前苏联的道路的经验教训，更说明了我们生成这种典型的或主流的社会主义形态之外的亚种的必然性。
二、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任务，从而形成多样化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是形成社会主义亚形态的基本原因
中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然而，革命实现了，可是中国的经济水平却仍然处在非常低的水平上。可以说，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基础作为帝国主义链条的最薄弱环节，最易于发生革命，但这种革命发生以后，社会主义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又最突出。对此，党的“”十分清楚地认识了这一问题，指出当时中国的基本矛盾就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事实上，从中国革命胜利一开始，中国就全面展开了经济建设，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虽然如此，在“”之前和以后，由于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过重地看待阶级矛盾，不恰当地强调阶级斗争，以及过早、过于彻底地在社会各个领域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在生产方式上又比较单一地实行公有制，这就使发展生产力的主要任务受到了冲击，甚至于在“”中作为唯生产力论受到了批判。而在生产方式上单一地实行公有制，又并不符合中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以致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前后中国生产领域的基本状况，也是对中国革命的社会条件的特殊性缺乏深入了解，没有做到实事求是的结果。
但是，历史有着它的客观要求，历史的必然性是一定要表现出来的。“”期间人们对高度公有化的不满与失望，国民经济发展的徘徊不前，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表现了调整过高的公有制形式的历史要求。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仍然表现出来的生命活力，也给予我们重大的启发。马克思说：一个社会，在它的生产力全部释放出来以前，是不会灭亡的。而如果它的生产力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也说明了它的生产方式并没有完全过时。当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以说就是这样。与此同时，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质变，又客观说明着高度公有化形式的缺陷――即使是像这些有较高生产力水平的国家，也是这样。这些，都促成了中国重新思考经济基础问题、所有制问题、生产方式问题。而这种思考的结果，就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形式的经济建设路线。而邓小平同志关于以上对中国经济基础的调整，客观上就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形态由注重上层建筑到注重经济基础，由注重社会生产的社会主义的形式到注重发展生产力的符合国情的形式。这事实上也就是经过社会主义建设20余年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国际形势和时代条件下，回到了中国革命胜利后所应解决的历史必然问题，这就是在落后国家成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在革命之后首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以及如何找到这种有效地快速地发展生产力的社会形式的问题。
不难看到，这两个问题的解决，是形成有特色的中国社会主义的主要原因。具体地说，它是形成现阶段多种生产方式的原因，是形成现阶段多种所有制的原因，是形成生产关系的多样化的原因，也是形成社会阶层化的原因；同样，这也是形成社会关系多样化和社会文化多样化的原因。
邓小平理论所反映的历史必然性，贯彻实行这一理论所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必然性，我们都应当予以恰当的历史定位。
三、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个领域，表现了它的中国特色和非经典、非主流的形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于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从这些领域看，它都与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经典形态不同，也与前苏联东欧等国的主流社会主义形态不同。
（一）生产力的特点
在产业结构上，农业比重大。农业生产方式比较落后，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很大。而第二产业，先天发育不足，设备比较落后，产业的技术改造和升级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远远落后于典型的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产业，虽然从业人员似乎不少，但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的产业化水平低，整体科技含量低，作为整个产业的制导作用和技术革新的作用发挥不够，其吸纳就业人数的作用显然大过其对整个产业的科技导向的作用。
（二）生产关系的特点
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主要为以下三个因素所决定：第一，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这一性质决定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产业，要掌握在国家手中。第二，生产的计划性。远比资本主义国家强大的国家调控，在社会生产中发挥着更大作用。第三，市场经济的特征。我国现在实行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就是社会上存在着不同的所有者，有不同的生产主体。
由于以上三个条件，就形成了这样的生产关系样态：第一，国有制控制国家经济命脉。第二，公有制采取多种形式。第三，私有制广泛发展。由此，在分配关系上，就存在按劳分配、按资分配及按其他要素分配等多种形式。分配形式的多样化和分配差距的扩大化，都是有目共睹的。
（三）社会关系的特征
第一，社会阶层化。由于市场经济的经济形式，由于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的多样化，中国已经客观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研究者有的划分为十个阶层（如陆学艺），有的划分为五个阶层（如杨继绳），有的划分为三个阶层（如），都表明了各个社会利益集团利益和社会地位的差异性。
第二，社会交往的多样化。
首先，社会阶层化了，社会交往也就随之阶层化。如按上述十个社会阶层的划分来看，我们很容易发现哪些阶层与哪些阶层之间交往频繁，哪些阶层与哪些阶层基本不发生交往。现在，不但有城乡之间的差别，在城市中，也在逐渐形成不同的居住区和社区，这些居住区与社区，常常是在城市最优越的位置，是所谓富人区；在城市位置比较差的地方，常常是一般工薪阶层的低廉的住房区。同样的，消费也在分层化。从住房到汽车到日常消费品，高档与低档之间有惊人的差异。
其次，与阶层化相应，也在形成着不同的社团。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的人群之间有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爱好，因此形成不同的社团是必然的。例如，高尔夫俱乐部，汽车爱好者俱乐部、俱乐部等等。互联网在我国甚为发达，不同的网站，事实上就有不同的理念和追求，这也在思想文化上使各种社会集团区别开来。
第三，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关系的兼容并包，应该是社会建设的基本目标。
在社会关系上，我党的基本方针是建设和谐社会，实现社会关系的兼容并包。分化既已存在，融合势在必行；阶层既已存在，和谐更为必要。建构和谐社会，客观上中国社会就会存在三种走势：第一，更合理地分配社会资源。第二，提倡各社会阶层之间的合作共赢。第三，社会中间阶层终将形成：从长远趋势来看，扩大社会强大的中间阶层，形成一个纺锤型社会结构，是和谐社会的强有力基础。
（四）上层建筑的特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科学发展观为统一理念的政治方针，是我国上层建筑的基本特征。
在这一特征下，应当注意到两个统一：
第一，在政治上，党的领导与吸纳更多的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行政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客观的情况是，我党不但代表了工人农民的利益，也代表了推进社会发展的社会各阶层，包括私营企业家阶层的利益。私营企业家阶层、企业高级管理阶层越来越多地进入人大、政协，或者入党，以参与我国的政治生活，已是客观的事实。
第二，社会意识形态核心价值观与文化生活的多元化的统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有民族的核心信仰，有核心价值观。构建和谐社会，要坚持统一的、主导的文化，要构建主导的、核心的、把大家凝聚起来的价值体系。而同时，另一方面，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又要承认多元文化的存在。由经济基础所决定，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因此，社会主义的文化既是统一的，同时又是多元的。
四、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关系的分析，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亚形态
据上，我们可以说特色社会主义与经典的和主流的社会主义有雷同性质，与资本主义在某些方面也有近似之处。概括地说，什么叫特色社会主义？其特色，可以说一是市场经济，一是私有制经济，一是社会阶层的分化与形成。但这些都是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处于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掌控之中的。公有制仍然控制着产业命脉，国家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仔细分析，我们则可以清楚看到各种要素在这一社会形态中的具体性质：
1．这一社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
这一社会的社会主义的因素主要有三点：
第一点，就是国有经济和公有经济对关系到国家经济命脉成分的掌握。这一条，上文已经说过了。第二点，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政策。这一政策能使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符合国家的总体规划。比如一直实施的国家五年规划的性质，反映经济整体的计划性，表现国家意志对经济基础的掌控，反映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第三，国家对私有经济的调控作用。私营企业应当占国民经济的多大比例？哪些领域私有经济可以进入，哪些领域又不允许进入？鼓励私有经济在哪些领域发展，又限制它们在哪些领域过度进入？这是整体国民经济计划的重大内容之一，这一内容说明了私有经济仍然是为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所控制的。第四点，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是我们的立国之本。领导我们事业的基本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这一点，依然不能动摇。在特色社会主义的形式中，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对社会关系、对经济基础、对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和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仍然保持了确定的支配作用。
2．这一亚社会形态的资本主义性质的因素：
首先，这一社会在经济基础中有占相当比重的私有经济成分。
其次，这一私有经济成分促成了社会的阶层的分化和分化的完成。这一私有经济成分使社会成为一种有阶层的社会。
再次，这一私有经济成分使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对此不能不从国民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维护和扶持这一经济成分的发展。并且，从政治结构和政治生活的内容上，给予他们参与政治的一定空间。
分析了特色社会主义的这些特点，我们便很容易看到它与苏联东欧型主流社会主义或经典的社会主义以及与正常的资本主义的不同：
首先，从与经典的社会主义的相同点来说，它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上都有相似或者相同的性质；从其不同说，经济基础相当规模的私有化，上层建筑中在一定意义上对私有经济的保护，社会的阶层化，都是与经典社会主义不同的。主流形式或经典形式的社会主义，以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的计划经济、劳动中人与人的平等互助关系、按劳分配、没有阶级与剥削为根本特征；而在这五大特征上，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都与经典社会主义表现出这样那样的不同。这正是本文不同意笼统地把中国社会主义划归一般的社会主义，而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形态的基本理由。
其次，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从市场经济的形式说，从私有制的存在说，从社会的阶层化说，这些与资本主义是类似的因素。但是，从公有制对国家命脉的控制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对整个社会的控制说，它又是与资本主义制度截然不同的。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3．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种亚形态。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就可以提出“亚社会形态”的概念：中国社会主义是一种既不同于主流或经典型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既保持了社会主义基本性质，又吸取了资本主义某些优长的社会主义的亚社会形态。而又因为它产生的历史因素、它的历史发展趋势、它的现实社会主义性质的上层建筑对整个社会的控导作用，所以我们称它为社会主义的亚社会形态，或社会主义的亚种。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是落后于世界文明的脚步的，以致在世界历史发展到资本主义的主流形态的时候，它只能以半殖民地的地位进入世界历史。同样，在世界出现社会主义革命潮流的时候，它的革命的形式、建设的形式也都不能典型化，而是以“中国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式成为社会主义的亚形态；在理论上，它也不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这样的“正宗”的理论形式，而是以“思想”、“邓小平理论”这样的特殊性的理论形式进入世界历史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典型形态而是亚形态，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宿命，但也是它的最正确的、最反映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形式。
五、提出社会主义亚形态的理论依据问题
（一）不搞争论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同志曾经多次讲过，不搞争论，不要纠缠某一政策和做法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1］他的这一观点的实质意义，理论界事实上认识清楚的人并不很多。这一理论的实质，就是像恩格斯批判杜林时所讲的，是从原则出发还是从事实出发的问题。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2］但事实上从原则出发而非从事实出发的却大有人在。从原则出发，就是在主义问题上争论；从事实出发，则是从分析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出发，实事求是地去解决问题。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思想在创建初期，作为“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也是不顾“左倾”右倾的争论，百分之多少布尔什维克的争论，而是在实事求是中发展出来的。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理论，也是在不搞争论中产生出来的。不搞争论，就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问题。在这一意义上说，改革开放就是摆脱了主义之争，而实事求是地走符合中国现代化建设之路的结果。而这一结果，就是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样态，完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形态的建构。
因而，我们应当这样来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它不是按照哪一种主义来构造的，而是实事求是的结果；它不是从既往的经验产生的，而是中国国情和时代潮流的产物；它不是效法现有的、既有的社会形式，而是中国现代化内在规律的反映。而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走出来的社会样态，却正是与既往的一切样态都不同，然而又能各采其所长，综合借鉴，形成混合生长的优势，从而形成了一种社会主义属类之下，又兼容了资本主义的某些优点的社会主义的亚形态。
（二）充分理解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划分的丰富性
马克思关于社会形态的划分，有我们所熟知的五阶段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大形态，三形态论――人对人的依赖关系、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全面自由发展[3］。而马克思晚年，又提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原生形态、次生形态和再次生形态[4］。这说明，对社会形态的划分，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同样，也不能仅仅拘泥于某一种划分尺度。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明确提出，即使在同类经济基础的国家中，也存在着各个民族在发展形态上的差异。在1872年阿姆斯特丹群众大会上，马克思明确表示，在各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必须考虑到各国的制度、风俗和传统。”[5］恩格斯也认为，“想要使所有国家的运动都采取统一的形式是荒谬的。”[6］在这里，马克思以不同标准多次划分社会形态的做法，指明同一社会形态会表现为多种样态的做法，就清楚地说明，社会形态是可以从其丰富性来把握的。而联系到本文，这就是告诉我们，既不能拘泥于传统的或经典的理论来把握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应该把它放逐于社会形态的划分之外，而是应看到，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属下的一个新种，一个亚形态。
提出这一“社会主义亚形态”的概念来认识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可以在社会形态的理论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予以准确定位。可以从社会形态的意义上认识这一社会主义亚种的历史必然性。同样，这也有利于我们增强对其相对独立性的认识，进而认识它的长期性和稳定性，增强其实践的自觉性。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74．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74．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4］项启源．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形态演进的研究［J］．当代思潮，2001，（2）：40．
社会经济基本形态篇3
一、文化产业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搞私有化
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决定国家的社会性质。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不搞私有化。
1.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文化产业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是就整个国家而言的，全方位覆盖国民经济。文化产业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成为生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坚强阵地、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文化产业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要毫不动摇地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不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文化产业就会偏离社会主义方向、改变社会主义性质;不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文化产业发展，就会妨害文化产业发展的生机活力，削弱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支持力度。文化产业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但不能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文化产业要鼓励和支持非公有制发展，但不能搞私有化。
2.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文化产业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的制度保障。文化产业不同于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具有很强的经济属性，要讲盈利和资产保值增值，需要遵循经济规律。文化企业生产的产品和提供的服务都是商品，要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都有一个为谁生产、怎样生产，为谁盈利、采取什么手段盈利的经营方向问题。一般说来，企业在市场竞争和资本逐利本性地驱使下，会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目的，利大大干、利小小干、无利不干是资本奉行的最高经营准则，怎样生产、生产什么、为谁生产主要取决于资本能否盈利和盈利多少。如果文化产业不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而是搞私有化，就会被资本绑架，背离社会主义经营方向。所有制性质决定企业的生产目的和经营方向。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或全体社会成员所有，从根本上改变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作为唯一目的的经营方向。公有制企业的性质要求它在经营方向上必须坚持“二为方向”，自觉服务于消费者利益和国家利益。
3.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是文化产业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的客观要求。文化产业不同于纯经济产业，它既从事物质产品生产，也从事精神产品生产，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功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直接或间接影响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文化产业发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功能，主要取决于文化产业的所有制性质。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的文化产业，所产生和发挥的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功能;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文化产业，所产生和发挥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我们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文化产业，要发挥的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功能。因此，文化产业必须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如果动摇或削弱了公有制在文化产业中的主体地位，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文化产业中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现阶段非公文化企业性质不同于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私有企业，虽然也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但它必须接受国家政策法规监管与制约，所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必须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要求。
二、文化产业要发挥国有资本主导作用，不搞民营化
文化产业较为特殊：一是产业社会化、网络化、规模化程度高，投资规模大周期长、辐射面广、与国民精神文化生活息息相关;二是意识形态功能强，是国家意志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载体，肩负着塑造国民素质、引领社会风尚、建设精神家园的重大使命。文化产业的特殊性要求国有资本控制文化产业命脉，在文化产业中发挥主导作用。
1.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是文化产业规模化、社会化、网络化的内在要求。文化产业范围广、门类多，其中对国家意识形态影响最大的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文艺演出、音像、动漫等行业。这些行业属于文化产业的命脉，大多具有规模化、集团化、大型化、社会化、国际化、网络化、科技化特点。其中不少行业投资规模大、业务覆盖面广、网络化程度高、科技研发任务重、投资门槛高。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不仅规模化、社会化、国际化、科技化程度远不如欧美日韩等一些发达国家;而且，尚未成为支柱性产业，占GDp比重也远比发达国家低。只有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文化产业中的主力军和“国家队”作用，才能保障我国文化产业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促进文化产业快速健康发展。发挥国有资本在文化产业中的主导作用，并不意味着排斥民营资本，忽视其重要作用。各级政府要鼓励和支持民营资本参股国有文化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共同振兴和发展我国文化产业。
2.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是党和国家掌控意识形态领导权话语权的需要。国有资本控制文化产业命脉，是党和国家掌控文化产业的重要经济基础。只有国有资本控制文化产业命脉，党和国家才能有效掌控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保障意识形态安全。国有资本控制文化产业命脉，增强国有资本对文化产业的控制力、影响力、辐射力，既是文化产业坚持社会主义经营方向的经济基础，也是党和国家掌控文化产业意识形态功能的制度保障。为了保障意识形态安全，文化产业中事关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新闻、出版、广播、互联网、广播电台、电视台、报纸、杂志、出版社等宣传“喉舌”，应牢牢掌握在国家v国有资本w手中，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领导，绝对不能搞私有化民营化。
3.发挥国有资本的主导作用，是文化产业应对国际竞争和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必然要求。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趋加快的今天，各国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产业交流、合作日益频繁，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产业的优势和强势地位，对别国进行文化商品输出，在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的同时，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传播，占领别国思想文化阵地，收一箭双雕之利。在文化产业国际竞争西强我弱、“资”强“社”弱的态势下，我国文化产业面临经济和意识形态双层竞争和挑战。文化产业竞争有别于单纯的商业竞争，表面上是企业间经济实力的比拼，其背后更多的是大国角力和意识形态渗透。参与国际文化产业竞争的大公司、大集团，其背后往往隐藏着国家力量的影子，获得国家或明或暗的支持，所依托和服务的是国家战略。在文化产业国际竞争格局中，我国文化企业无论是在规模、数量和质量上，还是在发育程度以及话语权上，均处于弱势地位，文化企业拓展国际文化市场难的问题长期存在。我国文化产业要走向世界，要在与强大竞争对手博弈中胜出，仅有民营文化企业的力量是远不够的，需要培育以国有资本主导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
三、文化产业要发挥传播意识形态功能，不能去意识形态化
发展文化产业要处理好经济功能v产业功能、商业功能w和意识形态功能的关系，既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功能而忽视意识形态功能，把文化产业去意识形态化;也不能夸大意识形态功能而否认经济功能。
1.意识形态功能是文化产业的本质属性。经济功能是文化产业的自然属性，意识形态功能是文化产业的社会属性或本质属性。两种功能相互依存，既不可偏废，也不能等量齐观，尤其要警惕重经济功能而忽视意识形态功能的倾向。以为文化产业就是赚钱、盈利、增加GDp等“去意识形态化”的观点，是非常有害的，其实质是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为“西化”开方便之门。如不予以纠正和抵制，势必影响甚至改变我国文化产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经营方向。文化产业，作为“产业”构成国家“硬实力”;作为“文化”构成国家“软实力”。如果两种功能发挥得当，可同时增强国家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如果处理失误，重经济功能而忽视意识形态功能，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残余思想就会占领文化产业思想阵地，这样的“硬实力”越发达，对国家“软实力”伤害越大。
2.文化产业是坚守和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当前，文化领域已经成为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较量的主战场，文化与文化的交流、冲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频繁和激烈。我们同西方文化产业的竞争，既是经济竞争、商业竞争，也是争夺意识形态阵地的斗争。西方垄断资产阶级总是想通过文化产业竞争，对我国进行思想和价值观输出，占领我们的意识形态阵地。这些年，大量外国文化商品进入我国市场，如好莱坞大片、洋快餐等的流行，不仅从生活方式上潜移默化影响着消费者的观念，而且在价值观上渲染传播了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面对伴随西方文化产业而来的意识形态渗透，文化产业的从业者，尤其是领导者和管理者，要增强阵地意识、责任意识，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文化产业阵地，不给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可乘之机。
抵御西方文化产业意识形态渗透，不仅要有强烈的占领意识和高度的警惕性，而且要有高超的智慧和斗争艺术。无论是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守和建设自己的文化产业阵地，还是通过文化产业向全世界传播优秀中华文化都是如此。对西方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渗透要能甄别、能抵挡、能反击、能战胜。在对外传播优秀中华传统文化上，要努力提高文化产品和服务对受众的吸引力、感染力、亲和力、影响力，让受众爱看爱听，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之效。
四、文化产业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搞自由化和庸俗化
文化产业作为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特殊产业，历来是各种思想争夺和渗透的重要阵地。我国文化产业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生产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1.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文化产业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要。文化产业作为文化的载体，它面对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进步文化与反动文化、健康文化与腐朽文化等的争夺与选择。我国文化产业应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生产和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反对和抵御一切反动、落后、腐朽、颓废、愚昧文化。如果文化产业偏离了马克思主义，面对形形文化的争夺与渗透，就会迷失方向、失去定力、丧失标准、动摇原则，一些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格格不入的东西就会乘虚而入，文化产业就有可能成为传播封建残余思想的工具。文化产业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挥意识形态功能，才能在面对多种文化选择时做出正确取舍，增强生产和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觉性与社会责任感，防止利欲熏心的从业者利用文化产品散布封建意识、教授阴谋权术，用“三俗”污染大众思想。
2.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文化产业抵御资本主义思想文化渗透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和科技优势，利用文化产业输出对其他国家尤其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企图主导世界文化话语权，把西方价值观作为“普世价值”推向世界。西方国家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旨在主导和改变他国文化产业意识形态功能，占领他国思想阵地。面对无孔不入的西方价值观对文化产业的渗透，我们如何应对？最重要的是要提高反意识形态渗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进行意识形态的渗透与争夺中，往往采取“温水煮蛙”、“水浸墙基”、“糖衣炮弹”、“和平演变”、“软刀子杀人”等各种伪装的隐蔽方式，通过文化产品“软包装”，兜售价值观“硬内核”，打着“普世价值”旗号，输出西方价值观等。面对西方国家在文化产业领域的意识形态暗算、暗战，唯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文化产业发展，才能提高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识别力、抵御力和战斗力，才不会在西方文化产业意识形态渗透面前受骗上当。如果文化产业弱化或背弃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指导，资产阶级思想和价值观就会滋生蔓延，把我国文化产业引向色情、暴力、糜烂文化泛滥的歧途。我们只有用马克思主义在文化产业上筑起铜墙铁壁，才能使资产阶级思想和价值观的渗透无可乘之机。
3.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文化产业抵御封建残余思想和落后文化的需要。我国是一个封建统治历史最长的国家，封建残余思想和落后文化影响根深蒂固。文化产业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须抵御封建残余思想和落后文化的复辟和影响。封建糟粕思想主要是通过文艺作品传承下来的。如官本位、宿命论、英雄史观之类的封建残余思想，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宫廷争斗之类的封建文化，因循守旧、墨守陈规、夜郎自大之类的小农经济思维方式，求神拜佛、装神弄鬼、看相算命之类的封建迷信思想等，总是要借助文化产业，通过各种文化产品表现出来。而一些人却浑然不觉，甚至把争宠献媚、勾心斗角的宫廷剧当成官场和职场的教科书。发展文化产业一定要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谨防有人打着弘扬传统文化、适合老百姓需要的旗号，宣扬封建残余思想和落后文化。
五、文化产业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原则，不能只强调经济效益最大化
1.文化产业要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原则。建立在公有制主体地位基础上的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产业，必须坚持“二为方向”，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不能只讲经济效益。企业要自觉增强社会责任感，把服务社会的理念融入生产经营之中，多为社会积聚正能量。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文化产业中程度不同地存在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倾向。一些过度渲染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拜金主义的影片热映，私营片商大肆获利。如果长此以往，就会助长文化市场中“三俗”蔓延、“歪风”横行。文化企业要始终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原则，把社会效益摆在重于一切、高于一切、大于一切的地位，自觉克服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经营思想，与社会效益相违背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哪怕再“叫座”、经济效益再好，也不能生产经营。
2.文化产业要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的同时，提高自身创造经济效益的能力。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原则，绝不意味着忽视经济效益，更不是不追求经济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只有先后之分，没有要与不要、有与无之别。文化产业要在坚持社会效益优先原则下，追求和提高经济效益，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得益彰、有机统一。追求经济效益是包括文化产业在内的一切产业的自然属性和基本功能。文化产业要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同时，追求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产出，获取更多利润、增加更多就业岗位，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只讲社会效益，不讲经济效益，有悖于产业发展要求，有悖于经济规律。只有两者兼顾，才能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为企业创造更多物质和精神财富，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
社会经济基本形态篇4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结构；性能
中图分类号：a849.1；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2-0004-04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内涵
任何一种事物从外部来看都具有形状、状态、表现形式，都是一种形态，而形态又有自己的结构以及由结构决定的性能。任何形态都表现某种形状、状态、功能、性质等特征，我们把这些特征概括为“性能”。组成形态的内部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形式，称为结构。任何一种事物形态，都是结构和性能的统一。“形态的结构和性能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就是结构决定性能，性能反作用于结构。”我们不仅要分别认识形态的结构和性能，更重要的是要在结构和性能的统一中把握形态的整体性。从形态学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有着自己的结构（构成这个结构的要素又都是层次性的形态），以及由结构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性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层级的形态的性能又反作用于各层级的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广义）形态，是由经济形态、政治形态、文化形态和社会形态构成的结构，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又包括思想道德形态和教育科学文化形态，思想道德形态主要解决的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政治方向、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教育科学文化形态解决的是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现代化建设的智力支持问题。只有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结构、性能及其关系，才能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特征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具有层次性
一切存在形态包括自然形态、社会形态和思维形态，这些形态又都是分为很多层级的。自然形态包括宏观和微观、生物和非生物、有机物和无机物等形态，这些形态分别可以划分为更细的类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内核，包括思想道德和教育科学文化两方面，具有明显的层次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形态，又分为经济制度形态、政治制度形态、文化制度形态等，这些形态又分为更低级的形态。例如，经济制度形态又包括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经济管理制度等制度形态。这样，低级的制度形态构成高级的制度形态，高级的制度形态又构成更高级的制度形态，各层级的制度形态内部、各层级的制度形态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态。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不同的角度看具有不同的形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不同的角度也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基本成果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形态上表现为一种实践、一种理论、一种价值、一种制度，这种实践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种理论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种价值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这种制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从作为一种现实的社会构成要素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形态；从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成果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表现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等形态。只有多从不同的角度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态，才会对它有准确、深刻的把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结构
空间和时间是存在的基本方式。随着时间和空间的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有着不同的结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空间结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空间结构是指在纵向上由若干等级组成的层次结构。各等级层次之间存在着高级和低级的区分，并以特定的关系构成一个整体。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大系统构成，生产力系统由生产资料、劳动者和非实体性要素构成，而生产资料又由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构成。这样从劳动者到生产方式形成形态的等级结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并列结构是指形态在横向上由若干平行的部分组成的结构。各平行的部分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构成一个统一的有机整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理论、价值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都形成形态的并列结构。又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意识形态中，其包括的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哲学、宗教等要素形成并列结构。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时间结构
时间结构反映的是各种形态发展过程的延续性和顺序性。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形态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态，它是对马列主义、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三个理论形态相继产生，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态的时间结构。这些理论形态之间是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特殊的情形是，由于高级形态是由低级形态发展而来的，扬弃的结果是低级形态的有关结构被吸收到高级形态中，因而使得不同时期的形态的结构综合于一种形态之中。马克思说：“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当然高级形态成分在整体结构中起着支配作用，从而使高级形态同低级形态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含了马列主义、思想、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世界优秀文化成果等成分，各部分的功能不同。马列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思想，它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性质；思想以已经取得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秀成果为基础，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列主义在中国得以生长繁荣的土壤，为马克思主义实现中国化因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民族形式和民族智慧；当代世界优秀文化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产生发展的营养来源和活力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沉积的这四部分结构，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态的特殊时间结构。在这四部分结构中，马列主义的成分在整体结构中起着支配作用，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其他世界文化成果有着根本的区别。这四部分结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态的性质和性能。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时空结构
形态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是分不开的，它们的统一，构成了形态的时空结构。由于高级形态是对低级形态的辩证否定，因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空间结构中，沉淀着低级形态空间结构的遗迹，这些形态遗迹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时空结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空间结构中，仍然保留着新民主主义形态和从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主义形态的痕迹，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结构的研究，可以透视后两种形态的结构。由于形态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历史阶段上的形态的稳态结构同时在空间中的并列分布，也会构成时空结构。在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领域里，残留的原始文化、奴隶文化、封建文化，由外国渗透进来的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多种社会文化形态并存，从而保留着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系列。这种历史系列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里文化形态的时空结构。我们只要研究现存的各种历史阶段的文化形态的结构，就可以大致认识文化形态的大体历史发展。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时间结构、空间结构和时空结构中，存在着各种结构关系。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各种要素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作用，表现为各种要素之间的因果关系、加和性关系和非加和性关系以及正反馈关系和负反馈关系等，它们对结构的性能产生深刻的影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产生整体的结构特征。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性能
各种形态的性能，是它在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来的适应环境、改变环境的能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自己的表现形式、功能、性质等特征，具有自己的性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能是为了实现中国富强、人民自由幸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世界复杂环境中，特别是在同资本主义既合作又斗争的国际环境中形成的。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具有多样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不同的形态，而每一种形态又表现出各种具体形态，因而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态是丰富多彩、复杂多样的。无论是理论、价值、实践和制度形态，还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形态，每一种形态又都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具体形态。例如，文化形态就包含着思想理论、意识观念、道德、宗教、艺术、舞蹈戏曲、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图书馆、博物馆等各种各样的具体形态。物质和运动又是不可分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又是运动的，而运动的存在方式也有千千万万，多种多样，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多样性的表现。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具有结构性和整体性的有机统一体
复杂形态的性质不是简单形态性质的机械相加，各种构成要素要产生整体效应。既然高级形态内部包含着低级形态，低级形态又成为高级形态存在、发展的基础，这种低级形态之间必定存在着各种联系和作用，形成某种整体性的结构，这种整体性的结构决定了整个形态系统的整体性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四种形态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作用的有机统一体。只有这四种形态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才能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性质由其中的最高级形态的性质决定
唯物辩证法认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与非主要矛盾和矛盾的次要方面，在事物发展中占有不同的地位，起着不同的作用。在层次等级式的结构中，系统中的每个因素都保持其特定的位置，各有一定的顺序和规则。在事物形态中，低级形态处于次要和从属地位，构成高级形态存在、发展的基础，但低级形态只能影响而不能决定事物的性质，而高级形态则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决定事物的性质。生命运动必定要以化学运动、物理运动为基础，但是不能把生命的本质归结为物理运动和化学运动。表现为理论、价值、实践、制度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性质是由制度形态直接决定的，而在构成制度形态的经济制度形态、政治制度形态、文化制度形态和社会制度形态中，经济制度形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形态的性质起着基础性的决定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包括基本经济制度、分配制度等制度形态，基本经济制度形态决定着分配制度等制度形态，从而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形态的性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形态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形态的基础。同样，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制度形态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制度形态的性质。
（四）在认识低级形态的基础上逐步揭示更高级的形态，从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整体性能
我们对形态的认识，都是从最低层次的形态开始的，只有先认识了那些最低层次的形态，才能认识更高层次的形态。这也就是认识的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运动。恩格斯说：“研究运动的本性，自然曾不得不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学会理解这样的形式，然后才能在说明更高级的和复杂的形式方面作出某些成绩。”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就要从具体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形态的构成要素，即构成这些形态的更低级形态开始。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是结构和性能的统一
任何事物都表现为一种形态，形态是结构和性能的统一。形态的结构是形态具有某种性能的基础，形态的性能是形态具有某种结构的结果。只有从结构和性能两个方面才能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要素、结构、周围环境决定、影响着其性能。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性能是由其内部各种要素、结构相互作用的整体效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要素、政治要素、文化要素和社会要素，分别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社会结构，这些结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整体性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个系统整体，具有它的要素、结构所不具有的功能和性质。例如，衡量今天中国的国力，不是单纯看经济、军事力量等方面，而是看经济、政治、文化、历史传统等综合因素，也就是看综合国力。
（二）要素数量或结构的不同，会引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性能的变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公有制为主体保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如果中国是以其他所有制为主体，中国的社会性质将发生根本变化。
（三）要素或结构的质量不同，也会引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性能的变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各个要素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性质具有决定性作用。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形态和文化形态也对整个社会形态的性质起重大影响作用。例如若文化形态中的最关键要素——马克思主义——受到动摇，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就将逐渐倒塌，经济基础会因得不到保护而崩溃。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不相同结构的形态可以具有相同的性能
这是形态性能对结构具有独立性的表现。例如，电脑形态和人脑形态在结构上是根本不同的，但是电脑能够模拟人脑的部分思维性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相差很大，但是都发展市场经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都需要对外开放，利用国际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
（五）相同结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具有不同的性能
相同结构的形态具有多种性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多重性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进步不仅是为了中国实现现代化、繁荣富强，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这其中包括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今天中国率先克服经济困难，不仅能够增强自身经济发展的活力，而且可以带动资本主义国家走出金融危机的阴影。今天中国文化的发展繁荣，也会为资本主义国家带来文化财富。
（六）国内外环境选择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结构和性能
社会经济基本形态篇5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雾霾；人与自然
自2013年1月9日以来全国中东部地区陷入严重的雾霾天气，中央气象台相继黄色预警和橙色预警，多地空气质量达到六级重度污染。正如霍布斯鲍姆所言：“在我看来，21世纪最重要的任务是克服人对周围环境和生态的重大影响所造成的后果。”在当下，以“雾霾”为代表的生态问题已成为当代中国发展进程中不容忽视的时代问题。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内涵
解保军教授指出：“我们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生态学家，尤其是人类学家，是社会生态学家。”的确，马克思学说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思想。下面笔者对生态马克思主义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三个方面进行简单的阐述：
1.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内涵
（1）“自然界的优先地位”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书中，在批判费尔巴哈等人的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黑格尔等人的唯心主义自然观时，指出了“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这是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科学论断，是马克思认识自然的逻辑起点。具体内涵包括：
①自然界的实在性和存在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自然环境理论认为即使是人化的、作为人类实践活动尤其是经济实践活动作用结果的自然界，也是物质的、客观实在的。同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整个人类和人类社会都只不过是自然界不同形式的表现而已。
因此，人是自然的对象物，人的任何性质的实践活动及其活动方式，归根到底是由自然决定的。自然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客观基础。自然环境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都具有决定性的基础作用
②人类生存和经济社会发展对自然界的依赖
马克思、恩格斯科学地论证了：整个人和人类社会是与自然界一起发展起来的，是自然界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而明确了人和社会的存在及其发展必须依赖于物质自然界的唯物论基础。人归根到底是自然的产物，与自然密不可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想联系，也就等于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永远不能摆脱同自然的联系。
③自然及其内在规律对人类实践活动的制约性。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活动都要受到自然规律的限制与约束。人们能动性的发挥要基于：人们认识规律、遵循规律。
具体而言，人们能动性的发挥要受制于自然界可能提供的承载力限度。也就说要把人类的实践活动限制在生态环境容许的范围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这是具有的一种“自然理性”的秩序，是自然对人所规定的生态法则，是人对自然所遵循的自然规律。
（2）人对自然的反作用
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人绝对不是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能够认识、遵循自然规律，从而利用、控制、调节、改变外部世界，实现人的生存与发展的目的。恩格斯在批判自然主义的历史观的片面性时指出：“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类本身都不断地变化，而且这一切都是由于人的活动”。
2.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内涵
马克思强调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视角去认识、把握自然界，提出了自然与社会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其实，这个理论本身就内在地包含了社会是人和自然的辩证统一以及自然与社会的辩证统一原理。
长期以来，我们都是把人类社会历史有低级到高级划分为五种社会形态，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划分是一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结合的不同形式为依据，也就是从社会的生产关系角度来揭示人类社会形态更替的规律。
从人与自然的关系出发，还有一种“三分法”。它不仅是指人及社会发展的特征，而且是指包括自然生态发展在内的历史演进的特征。它是每种形态下的社会经济与自然生态的有机整体发展的特征，包含着生态经济发展的特征。现将主要方面简述如下：
①第一种经济社会形态是人与自然朴素的统一的时代。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种形态的时间跨度囊括了近代商品经济形成之前的整个历史时代。
第一种经济社会形态是与手工业生产力时代相适应的，这个历史时代生产力处于极低水平，即人对自然界的作用处于极低水平，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简单的、狭隘的，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就必然使自然经济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从总体上看，在第一种经济社会形态发展的时代，人类和自然界呈现着一种自然一体性，是以自然为主导的原始统一。
②第二种经济社会形态是人类探索自然、破坏生态而导致生态危机的征服时代。这个时代是从古代文明时期的人与自然的某些对立走向全面掠夺，进入全面征服大自然的近代文明开始到现代文明时期。
第二种经济社会形态是与机器大生产时代相适应的，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迅速提高，人对自然界的作用能力空前提高，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呈现出商品化的特点。市场经济发展，并且成为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这是人与自然对立基础上的人与人对立的工业社会，它的经济形态是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深受双重对立发展机制的驱使，以大规模地毁坏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来换取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
③第三种经济社会形态是人类重建人与自然统一体达到新的更高水平的生态时代。
第三种经济社会形态是与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时代相适应，这个历史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处于高级阶段，即人对自然界的作用处于高级阶段，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尖锐对立走向和谐统一。
3.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内涵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异化”和“消费异化”，使资本主义的生态经济基本矛盾日益尖锐化。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一些重要著作中，对近代西方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的滥采资源和污染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系统的分析与研究，从而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工业化从农村和城市两个方面破坏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造成生态环境与经济的矛盾日渐加剧与尖锐。
一方面是资本增殖的内在驱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而大量生产，导致大量开发，滥采滥用自然资源，不断地从自然界索取大量的资源与能与自然生态系统供给有限的矛盾日渐加剧与尖锐。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为了降低生产成本，节约开支，向自然界排放各种排泄物，对生态环境尤其是城市生产和生活环境的严重污染。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本质决定了它只是拼命地追逐短期的、自身的经济利益，从而导致人与自然价值的背离，其必然使人类生存的生态环境恶化。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谈到：“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面对自然界以及社会，人们注意的主要只是最初的最显著的成果，可是后来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人们为取得上述成果而做出的行为所产生的较远的影响，竞完全是另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类的经济活动往往只讲短期利益而不顾长远利益，从个人的眼前利益来说，是有利的；但是，这种利益，只能是以牺牲全局的长远利益为代价。
二、对“雾霾”灾害的思考
改革开放30多年，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我国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建设中，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尤其是在2013年12月，全国各地空气污染指数纷纷爆表，25省份相继遭遇雾霾天气。需要明确的是，雾是一种常见的自然现象，而霾却是人类活动产生的颗粒物，如建筑施工扬尘、工厂排放的废气、汽车尾气、和焚烧垃圾产生的烟尘等。
雾霾现象的本质就是生态污染超过了环境的承载力度，是人与自然的失衡。生态马克思主义对我们关于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构建生态文明社会具有很强的现实借鉴意义。
马克思提出了：“善待自然”与自然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经济可持续行发展。马克思强调人类必须自觉地、合理地调节他们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实际上也就是要求人类必须也应当善待自然，对自然资源合理利用和对生态环境有效保护，以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我们自觉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努力实现近期发展和长远发展的统一。一方面要自觉认识和运用自然规律，不能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去谋求自身的发展。另一方面要自觉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不能用谋求直接的、眼前的发展去危害间接的、长远的发展，也就是生态自然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赢。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集体与个人的根本利益是统一的。因此，正如时任国家总理的在《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阐述的那样：“中国绝不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来换取经济增长。我们一定能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面对“雾霾”问题背后所反映的生态问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在谈及空气污染治理问题时指出：“积累问题是个长期过程，解决问题也需要一个长期过程，但是我们必须有所作为！我们一方面要加大环保执法和其他相关方面的工作力度，另一方提醒公众加强自我防护。这件事需要树立全民意识，需要全民参与，共同治理”。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减少雾霾天气首先在国家层面需要做到如下几点：一方面是借鉴成功的“产权买卖”案例，以产权形式确定企业废气排放量，排放量少的企业可以将剩余排放量以资产形式进行拍卖，对于这样的企业国家还应给与肯定和鼓励，企业自身也要积极配合；另一方面是提高工厂、企业废气处理技术，国家对企业引入的新技术、新设备进行一定补贴。作为舆论引导者的媒体更要发挥自身宣传、倡导作用。而作为社会成员的我们更要从小事做起，为减少污染做力所能及的事。（作者单位：四川大学）
参考文献：
[1]李兴耕译：《马克思至今仍然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人物》[J]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
[2]解保军：《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j].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a].人民出版社1960、1971、1979年版
[4]刘思华，《生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m].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社会经济基本形态篇6
关键词：蔡仪；美学；意识形态；和谐文化
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蔡仪关于文艺意识形态属性与功能的论述，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建设，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文艺的一般意识形态属性
文艺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更高”的意识形态，这是蔡仪在其相关论述中再三强调的基本论点。早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新艺术论》和《新美学》中，通过“典型论”和“美的观念”的描述，蔡仪就已经开始密切关注这个问题。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与造诣的不断提升，蔡仪晚年改写再版《新美学》，有关文艺意识形态属性的论述更是其立论的基本依据。其出发点依据两个互补的理论前提：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艺术是一种独特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述；二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的论述。前者是蔡仪有关文艺意识形态“真实性”论述的基本依据，后者是其文艺意识形态“效益性”论述的基本依据。
(一)文艺的真实性问题
蔡仪美学的形态，属于经典而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美学。换言之，蔡仪是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框架内探讨文艺的意识形态问题的。他在强调文艺反映客观现实的真实性的同时，也强调这种反映的主观能动性因素，这是其文艺理论的一大特色。在他看来，文学艺术是一种“保留着若干相关的感觉和表象的因素而成为具象概念，进行各种形态的形象思维的”能动地把握世界的过程。“具象概念”是理解这一动态过程的关键性范畴。蔡仪的“具象概念”主要是受德国古典哲学中关于认识能力的感性、悟性和理性的三层次说的影响，也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一论点的改造与发挥的启发。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思维方式统称为“知性”，认为这是人与动物共享的认识能力，而人的思维的特征，则主要在于“辩证的思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则强调抽象的知性范畴要达到“思维的进程”与“现实的历史过程相符合”的认识目的，必须让思维重新回到现实，以扬弃自身的抽象性而上升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的辩证理性概念。蔡仪认为，作为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文学艺术是通过形象思维或艺术的想象而表现出来的知情意的综合体，它同理论思维“在思想原则上是一致的”。这里的一致性表现为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方面是指人们在审美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表象，会逐渐上升为一种抽象性与形象性并存的“具象概念”，“它既保持感性认识阶段上获得的感性特征，具有感觉、知觉、表象的生动直观的形象性，又具有理性认识阶段的概念、判断、推理的把握事物内部联系的理性特征”，与抽象概念必须回归现实才能获得丰富的具体性一样，“具象概念”对于现实的把握，也必须放在具体的审美语境中才有可能实现；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对于现实世界本质的把握，体现为一种既非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避免了拙象性)，又与历史趋势相一致(排斥了虚伪性)的“形象的真实”，其中既包含了对于“社会真理”的揭示，更是对于“传统理想性”中蕴含的“历史真实性”的把握。这种“历史真实性”是指人们在把握了历史上各种艺术形式的“神韵精神”，受到了感动、启发和熏陶之后而在作品中实现的历史“丰富性”，即借助于艺术作品的个性和主观性体现出来的历史而具体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例如，“奴隶社会的‘邦人君子’就不关心山水，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也都鄙视工商。反过来说，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则关心山水，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才开始重视工商”。关于传统士大夫的山水情趣，蔡仪说：“在我国汉末晋初，内乱外患历经百余年之后，城市荒芜，货币不行，中原的门阀士族，实行坞堡分居，完全形成了封建制度。而在局势稍得安定之后，新的文化和文学逐步兴起。于是宋晋之际，就出现了以谢灵运、谢朓为首的山水诗，以顾恺之、宗炳为首的山水画，一时蓬勃发展起来了。”关于重视工商，蔡仪以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为例，认为剧中对于安东尼道义精神的褒扬，“若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艺术作品，可以说是表现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性的一个适当的标准”。可以看出，蔡仪论述的关于文学艺术的真实，是指一种通过艺术形象体现出来的与历史趋势相一致的审美情趣的真实，是具象性概念与具体的审美语境相结合而形成的时代性真实，是知情意高度统一的形象真实。
(二)文艺的功能性问题
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引起的社会变革时，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变革。首先是经济基础的变革，其次是上层建筑的变革。后者的本质，是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对立和冲突的意识，并且“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意识形态诸形式的变革。强调具体的意识形态都旨在按一定的利益格局解决、克服现实的生产关系领域内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蔡仪强调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发生在经济基础领域内的变革是“很不同”的，这种不同在文学艺术这类意识形态形式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文艺作品中蕴含的思想和理想，尽管是作者的主观意识的体现，但最终还是由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决定的，作品的内容往往是特定时代经济基础的艺术体现。(2)文艺服务于经济基础。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对于经济基础的服务即反作用，主要是通过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的价值倾向来加以体现的。譬如同样是对于商品交换和金钱，“十六世纪英国伟大作家(莎士比亚——引者注)用穷困后的贵族来诅咒它，而十七世纪法国伟大作家(莫里哀——引者注)用高利贷的吝啬鬼来赞颂它”。这种褒贬不一的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3)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相对于经济基础，政治离它最近，属于“中间的意识形态”；文艺离它最远，属于“更高的意识形态”。更高的意识形态主要通过政治等中间意识形态来反映经济基础，因此文艺总是要受政治“极大的直接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倾向性和阶级性。
蔡仪关于文艺的真实性和功能性的描述，发挥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比较贴切地描述了文艺与经济基础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二、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
蔡仪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当代各种社会形态中与社会发展基本趋势最为契合的一种，体现在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问题中，这种契合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文艺的真实性和功能性达到了高度一致。这种一致性体现为两个基本的方面。
首先，在社会主义文艺中，党性原则与人民性原则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作为对于现实社会的一种把握方式——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对于现实的反映，不仅应当是合乎历史趋势的，而且还应当具有鲜明的“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即党性原则：而这种党性原则对于现实反映的真实性，体现为有益于人民群众的“实际效益”，这就是人民性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领域内，党性是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意义和前途的正确判断，人民性则是从社会根源角度强调文学艺术所应当具有的社会效益。既不能片面强调党性而忽视人民性，也不能借口服从人民性而忽视党性。二者的内在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
其次，社会主义文艺的真实性与功能性的统一还表现为多样性与和谐性的高度一致。关于多样性，蔡仪认为，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最为契合，因此社会主义文艺所反映的内容主要是这种社会形态的美。在这种社会之美中，文艺的客观真实性和意识形态真实性是互为前提的两个方面，“因而是一种必然与自由统一的美”。建立在自由与必然相统一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美，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条件：“艺术是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艺术也有多种多样，这是不成问题的。只要不是反社会主义而是有益于人民的，都是社会主义的艺术。”社会美在蔡仪美学中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的美，即体现在“社会关系中人的美”。多样性的社会主义文艺主要应当反映在这一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上和谐一致，互相协调”这一基本特征，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一致的”。同时，这种和谐一致并非无原则的调和，而是经过了矛盾对立和斗争的和谐一致，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内部也有矛盾和斗争，“而经过矛盾斗争则能达到更高阶段的和谐一致，形成更新更美的环境”。多样性与和谐性的内在统一，是蔡仪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蔡仪有关文艺意识形态论述的当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意识形态既是对于社会内部矛盾及其冲突的意识，又是试图克服这种冲突借以实现某种社会价值的解决方案，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矛盾，本身就是内在于文艺这一意识形态形式之中的对立统一结构。站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我们发现，如何正确处理文学艺术的党性与效益性、多样性与和谐性之间的矛盾，使其保持高度一致，仍然是认识和解决当前文艺领域内各种矛盾的基本视角。
文学艺术属于社会的精神财富，而作为社会主义的精神财富，文艺首先应当具有满足广大群众日益丰富、文明和健康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效益性，以培育一代新人的文化素质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品质。社会生产力越是发展，物质财富越是丰裕，对精神财富的需要也将日益增长，而用于提高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启迪人的心智，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高雅的情操的丰富多彩的精神资料的生产也就更加重要。或者说，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得文学艺术的社会效益性即人民性显得日趋重要。这就需要理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艺术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即弄清楚这一历史条件下文学艺术反映社会存在的党性原则的特征。
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文学艺术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日益市场化和商品化，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文学艺术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无疑顺应和满足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增长的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但是，在极大地丰富了当代中国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市场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也会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譬如，在当前众多传统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就存在着历史偶像主义、虚无主义和虚构主义等迎合观众趣味的价值倾向，其中不乏传统社会的种种消极观念，如王权至上、等级秩序、男尊女卑、江湖义气等。这既与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真实性即党性原则不合，也与社会效益性即人民性原则相抵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学艺术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特殊商品。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艺术反映，它不仅具有使人愉悦精神、休闲放松的功能，还应当体现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提倡多样化的同时，不能忽视弘扬主旋律。蔡仪关于文艺的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值得我们体味与深思。
社会经济基本形态篇7
社会形态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最为重视的马克思历史理论之一，甚至被看作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部分，但同时也是引起最多争议和质疑的部分。然而，无论是关于社会形态演进序列之“五形态”与“三形态”的争论，还是关于社会形态的依次演进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的争论，抑或关于社会形态理论所揭示的序列是否是一般历史哲学公式的争论，都不能通过一般性的哲学思辨来澄清，也不能简单地以是否符合历史学的研究成果来仲裁。有效的讨论还必须回到文本，回到马克思的阐述本身。这就不能不关注马克思表述其经济社会形态理论的一系列经济学著作。
近年来，与经济学界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研究的冷落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哲学界越来越重视从马克思的经济学论著中阐发其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和构建方法。这本是值得肯定的学术取向，然而，如果把《资本论》及其手稿只当作哲学著作来研究，并按照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逻辑来理解，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铁的必然性的逻辑解读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则未必能够使上述关于社会形态理论的争论因这一研究而走出误区。本文拟从马克思不同文本中、特别是《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阐述思路入手，提出和探讨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社会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的特殊地位问题，并试图借助于这种探讨，为对上述争议问题的解决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新阐释提供一个可能的思路。
一、资本主义与“经济社会形态”概念
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是在现实的历史背景下提出的，其出发点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纵观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社会形式”、“经济社会形态”等概念，它们总是在与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社会的相关性意义上提出来的。也就是说，马克思首先把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看作一种社会形态范本，再据此提出更具普遍意义的社会形态概念。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费尔巴哈章”中，马克思已经使用了“社会形式”(gesellschaftsform)术语，用来表示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在这里，他是按照“部落所有制”——“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资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线索来概述社会发展阶段的。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用“市民社会”术语来指称经济社会。他给“市民社会”下的定义是：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活动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典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bürgerlicheGesellschaft)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idealistische)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0-131页)
通常人们把这里的“市民社会”看作是后来形成的“经济基础”概念的雏形。如果经济基础就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总和，那么它正是划分不同经济社会形态的主要根据。马克思使用的“市民社会”固然是沿用了旧的术语，但他所给予的新界说利用了“bürgerlicheGesellschaft”中“bürgerliche”的双关意味：“市民的”和“资产阶级的”，从而既表达了“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这一含义——在这里，“经济基础”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同时也表达了“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这一含义——在这里，“市民社会”概念的真正起源就是“资产阶级社会”。
马克思第一次使用“社会形态”(Gesellschaftsformation)是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社会形态”一语，指称的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diemodernbürgerlicheGesellschaft)这一“新的社会形态”。而他所列举的实例则是西欧资产阶级社会较早建立的英国和法国。正是英法等西欧资产阶级的革命及资产阶级社会的生成，才造就了“新的社会形态”，即资产阶级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因为有了新旧社会形态的比较，才会有一般社会形态的概念。
据日本学者大野节夫考证，马克思是在1851年夏天阅读地质学讲义时，接受了formation一词的“地层”含义；几个月后将它类比到对社会的研究，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首先使用“社会形态”(Gesellschaftsformation)一词，其用意在于标志历史的发展阶段。(参见大野节夫，第292-294页)马克思巧妙地把gesellschatf(社会)与formation(地层)结合起来，用来标志社会发展的阶段性。这个词根的改变与地质学地层含义关系的考证，也可以从马克思本人的文本中得到佐证。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提到：“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在地质的层系构造中一样，在历史的形态中，也有原生类型、次生类型、再次生类型等一系列的类型)的衰落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1页)这里所说的地质的“层系构造”和历史的“形态”，用的都是德文词formation。也就是说，马克思是站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地表层”来看待以往的社会“层系”的。质言之，马克思不是站在地球或历史之外来提出一个“社会形态”的先验构架，然后把它“从外部输入”社会历史，而是从人类社会的现实基地出发，出于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而提出一种更大尺度的“历史的形态”理论。
在写于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写于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都明确使用了“经济的社会形态”(derkonomischenGesellschaftsformation)概念：
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我决不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和地主的面貌。不过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1-102页)
这两段话尽管在哲学界、史学界引发了很多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它们都是在马克思深入研究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政治经济学之后做出的概括，而这种研究主要是根据西欧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材料、特别是根据英国的资料进行的。马克思在这里至少确立了一个基本的观点，即经济关系是判断一个社会发展阶段(区别于以往阶段)的最可靠的根据。对比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表述的不满，可以认为，马克思在深入进行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研究之后，比之当年更有可靠的根据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确立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概念了。这一事实对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史和不同的阐释模式具有重要意义。
列宁在有生之年没有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公开出版，但他对两个“序言”的积极评价，则强调马克思通过对西欧资本主义的研究，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科学支持。列宁揭示出马克思与以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在研究方法上的差别：以前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总是谈论“一般社会”，而马克思却说“现代社会”。(参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4页)列宁引用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的两个论断：“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然后写道：
只要把序言里引来的这两句话简单地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资本论》的基本思想就在于此……。说到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两个情况。马克思说的只是一个“社会经济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也就是他说的、他研究的只是这个形态而不是别的形态的发展规律，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还得指出马克思得出他的结论的方法……。从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观点看来，社会经济形态这一概念完全是多余的，因为他们谈论的是一般社会，他们同斯宾塞们争论的是一般社会是什么，一般社会的目的和实质是什么等等。……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这一基本思想，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以社会学自命的幼稚说教。……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列宁选集》第1卷，第5-6页)
列宁的这一论述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可惜人们并未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它说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不是从某种先验地臆造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出发的，而是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出发的。简言之，马克思研究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方法是从个别到一般，而非从一般到个别。马克思的方法是从对“一种”社会的分析出发，进而达到对“一切”社会的理解。这“一种”社会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参见同上，第13页)
从上述梳理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到，马克思提出“经济社会形态”概念，并不是先验地提出一个关于历史过程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或者预先提出一套用经济关系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学说，然后再用现实的历史去补充和验证它。正如列宁所说，“历史唯物主义也从来没有企求说明一切，而只企求指出‘唯一科学的’说明历史的方法。”“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的理论是一种必须普遍遵守的历史哲学公式”。(《列宁选集》第l卷，第13-14、58页)马克思的思想历程是从批判宗教发展到批判政治，再发展到用劳动异化理论批判资本主义的过程，这同时也是他逐步摆脱思辨唯心主义的过程。即使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假说，也是在对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大量历史资料研究的基础上获得的。马克思追求的是用精确的自然科学的眼光，揭示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规律，由此构建起一个科学的社会形态概念，从而为历史唯物主义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离开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入研究，就没有“经济社会形态”这个科学概念。
二、资本主义与社会形态“演进”序列
既然马克思是立足于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社会来确立“经济社会形态”概念的，那么用这个概念就不仅可以说明资本主义作为经济社会形态的本质，也可以说明其他各种经济社会形态的一般性质。问题是，我们是否可以把《〈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序列，看作是马克思认可的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传统教科书阐释模式以此作为论证人类历史具有普遍规律的经典根据，质疑者则或者根据史实否定其作为普遍历史发展图式的意义，或者根据对马克思更多文本的研究，力图还原一个他们心目中的人类历史发展的图式。这些研究和讨论应该说都推动了学术的进展。但是，大多数论者都把兴趣主要集中于社会形态的“演进”序列上，而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马克思此时研究的重心仍然是资本主义。因此，如果我们离开了这个重心，把资本主义与其他社会形态平列起来，超然地谈论人类历史的总体规律或普遍规律，实际上就背离了马克思的研究旨趣，也无助于问题的真正解决。我们认为，资本主义与马克思在不同文献中所列举的其他生产方式或经济的社会形态相比，有着非常特殊的地位。只有充分认识这种特殊地位，才能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演进序列的思想。
首先，资本主义的起源是马克思研究以前社会形态的直接目的。马克思指出，《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目的是为了“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为了研究商品的价值形式和货币形式，就必须进行历史的考察。这些历史叙述已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呈现，故《资本论》第一卷重在借助“抽象力”分析“经济的细胞形式”，即“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或者商品的价值形式”。显然，按照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马克思这里所作的逻辑分析是以大量的历史材料为依据的。这些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是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形成的。正是在这些考察和叙述中，马克思提出了作为“历史的形态”的前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而经济社会形态演进序列的概括正是在这些考察的基础上做出的。马克思晚年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和《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把这一历史考察直接概括为“我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就表明了这一点，即这种历史考察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关于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而对这一结果的抽象则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指导线索”。
其次，这种历史考察还旨在说明资本主义经济形式与以往各种经济形式的差别。只有认识到这种差别，才能更深刻地理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形态的本质。马克思的方法是从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出发，从中抽象出一般的规定。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有非常明确而充分的论述。当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撇开历史而构造各种抽象规定时，马克思发现，正是历史发展才使抽象本身成为可能。马克思通过对最简单的“劳动”范畴的分析来揭示这一点，他写道：“劳动似乎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范畴。它在这种一般性上——作为劳动一般——的表象也是古老的。但是，在经济学上从这种简单性上来把握的‘劳动’，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是现代的范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4-45页)马克思从货币主义开始，追溯到重工主义、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其间对“劳动”的规定都是通过具体的劳动形式来进行的，认为直到亚当·斯密才把握了劳动作为“创造财富的活动的抽象一般性”。马克思发现，当“劳动一般”从各种具体劳动中抽象出来的时候，正是资产阶级社会生产力最为发达的阶段。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以各种现实劳动组成的一个十分发达的总体为前提，在这些劳动中，任何一种劳动都不再是支配一切的劳动。”(同上，第45页)劳动的抽象化过程正是历史发展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一般”这个范畴应被视为“历史的结果”，而不是历史的起点。“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6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劳动一般”是一个古老的范畴，而马克思通过历史性追溯的方式却揭示出劳动的具体历史性。
马克思的这种研究方法不仅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专门阐述政治经济学方法的第三部分得到充分的阐述，而且在第一部分讨论“物质生产”时也有精彩的演绎。当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中，一开头就讨论物质生产是一种“时髦的做法”。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他们对物质生产的起点的理解就是错误的。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们，把孤立的个人理解为物质生产的起点，也就是他们的经济学体系的逻辑起点。他们想当然地认为，生产总是从孤立的个人开始，再慢慢发展到社会化大生产。马克思指出，这种“鲁宾逊式”的“孤立的个人”其实是一种“想象”。真实的情况是，“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才是真正的出发点。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历史的起点的“现实的个人”，不仅是指从事物质生产的个人，而且是指在一定社会关系下从事生产的个人。马克思指出，恰恰是生产的社会化诞生了市民社会，只有在市民社会中这种原子式的孤立的个人的出现才有了可能。“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相反，“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同上，第25页)
马克思在这里针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作的批评性论述，对于我们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诸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等似乎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原理，也有警醒的作用。我们可以把这些论述看作对普遍规律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生成并适用于这些历史条件的强调：
劳动这个例子令人信服地表明，哪怕是最抽象的范畴，虽然正是由于它们的抽象而适用于一切时代，但是就这个抽象的规定性本身来说，同样是历史条件的产物，而且只有对于这些条件并在这些条件之内才具有充分的适用性。(同上，第46页)
就是说，抽象并不只是思维的产物：现代社会的基本范畴正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才具有了其抽象的现实本质。与以往社会形态的经济形式相比较，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形式，它以成熟的形式包含着过去社会形态经济形式的某些因素。因此，一方面，可以用这些经济形式在以往历史中的某些发展来衡量它的发展阶段；另一方面，对这种历史阶段的考察又可以加深对资本主义这种更发达形式的理解。马克思有一句名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同上，第47页)，强调对更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认识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前资本主义的各种社会形态。“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某些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同上)但是，决不能因此抹杀一切历史差别，把一切社会形式都看成资产阶级社会形式。例如，人们认识了地租，就能理解代役租、什一税等等，但是不应当把它们等同起来。在此，马克思批评了这样一种看法，即发达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认为这样一种线性的发展观点“总是对过去的形式作片面的理解”。(同上)当人们把资本主义作为永恒的一般社会来理解时，就会把以往的形式看作是朝着这个理想社会行进的阶段，从而忽略以往形式的各种因素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意义，也缺乏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意识。
关于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学界一般强调“五形态”和“三形态”两个序列的差异，并为哪个序列更“科学”而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对此本文不做详细评论。我们认为，这两个序列虽然在功能上不同，但并不是互相对立的，而是互补的。作为经济的社会形态序列，马克思主要是从“地层”意义引申出来的，侧重于从资本主义的起源上展开，这就是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表述为代表的后来被概括为“五形态”的序列。这个序列之所以引起广泛的质疑，是因为马克思提出这个序列时，虽然尽可能多地涉猎了历史材料，试图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社会形态做更详尽的概括，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其主要研究范围还是西欧，尤其是封建的和古代的(或奴隶制的)社会形态；而这些具体的经济形态对于西欧以外的其他社会并不一定具有普遍性。传统的阐释模式把这个序列看作是依次更替并具有铁的必然性的公式，这就与非西欧的广大地区的历史事实发生了冲突。但从“地层”的比喻来看，经济的社会形态大体上区分了过去的阶段或“历史时代”，并以西欧的几种经济形式为代表，并不一定表明普遍的发展道路，因而只是一种抽象。
至于“三形态说”，跟“五形态说”比较而言，重点不是说明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而是从反思的层面对人类历史做整体性的概括：
每个个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从物那里夺去这种社会权力，那么你们就必然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Gesellschaftsform)，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07-108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第30卷，已经将这里提到的关键词从第一版的“社会形态”改译为“社会形式”。这个改变自然是因为所对应的原文根本就不是Gesellschaftsformation，而是Gesellschaftsform。其实，这种改变并非本质性区别。“五形态说”重在说明资本主义的起源，“三形态说”重在揭示资本主义的命运，资本主义始终是关注的中心点。这里我们并不想藉着术语的不同而把其中任何一个排除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之外。因为从这两个序列的共同点来看，它们都是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概括，都是以经济关系为主要尺度或把它作为划分历史阶段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它们都是从资本主义形态出发揭示社会发展总体趋势的概念。
从反思的意义上看，经济的社会形态序列更强调资本主义作为自然历史过程，有其内在的矛盾。资本主义由于其内在矛盾运动，导致新的社会形态取而代之。“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尽管《〈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个概括还显得比较抽象，但可以看到，在经济的社会形态序列中，从现实的资本主义或资产阶级社会向未来社会形态的演进，主要是根源于该社会形态自身的矛盾，是该社会形态自我发展、自我运动的“自然历史过程”。而这是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研究取得一定成果时的结论。这一结论超出了以往单纯从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评价的角度来否定资本主义的论证，更强调这一历史过程的客观必然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强调说：“这里涉及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同上，第101页)
而在从生产和交往的关系角度提出的“三形态”的表述中，虽然也保持着客观叙述各社会形式序列的形式，但明显地带有对资本主义的价值评价，其对未来的第三大社会形式的表述，则更具有明显的价值期许。在这里，马克思虽然肯定了在资本主义这种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式中“人的独立性”，肯定了在这种社会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但是与马克思设想的“第三个阶段”，即“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的自由个性”相比较，还是可以看出明显的价值评价。这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矛盾二重性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说贯穿于马克思资本主义研究的全过程。总的来说，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倾向和客观陈述资本主义历史功绩的倾向是并存的。而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写作过程中，“三形态”序列则比“五形态”序列在表述上更强调了反思和价值评价。
三、资本主义逻辑与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性质
马克思所揭示的经济社会形态和社会形式依次演进的序列是不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如何理解这些序列或规律的性质？这是学界一直争论的问题。从文本的角度看，坚持把这些序列看作马克思所揭示的人类历史发展普遍规律的学者，一般都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和《〈资本论〉第一版序言》的论断；而反对这种观点的学者，则强调马克思早期和晚期对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相对弱化的表述。假定马克思思想的变化和摇摆当然是最简便的办法，但是仔细研究会发现，马克思的不同表述之间还是有着统一的思路和内在联系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确实有一种相对较弱的表述。在谈到这种规律或发展线索与思辨哲学的区别时，马克思说：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3-74页)
马克思的这段论述首先期待一种对社会历史的实证科学的研究，由此得出“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而这种抽象和概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而“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这种抽象和概括在实际阐述历史资料时还是要受到条件的制约，它没有也不可能提供研究具体历史时代的普遍前提，这些前提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产生。
与之不同，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把他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概括为具有人类历史客观规律性质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33页)
这段通常话被看作是马克思本人表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即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动力机制的基本原理。这个原理被恩格斯看作是马克思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6页)，被列宁称为“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列宁选集》第2卷，第311页)，列宁认为“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中生长出资本主义”(同上)。这些论断加在一起，构成了一种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强化了的阐释，将其从“假说”、“抽象”、“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强化为规律，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必然性的逻辑扩展为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普遍必然性。
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铁的必然性，马克思不仅在这篇序言中，也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加以强调。但是在后者中，马克思所强调的是资本主义这个经济社会形态本身的规律，而没有用同样强化的逻辑来表征人类历史总体的规律和“铁的必然性”。马克思说：
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0、101页)
很显然，马克思这里强调的并不是人类社会总体规律的铁的必然性，而是他在《资本论》中研究的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规律及其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他把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当作自己的任务，并且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自然历史过程，有着本身自然的发展阶段，具有一种可以用自然科学精确的研究方法把握的自然规律的性质。后来的阐释者实际上是把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规律性质的描述彻底放大到整个人类历史的规律上去，于是就把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这种经济的社会形态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的性质，也一并推广到各种经济社会形态的依次更替的序列之中去。
如果说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逻辑不能无条件地推广为其他经济社会形态演进的逻辑，那么，英国资本主义起源和发展的逻辑能否推广到德国呢？马克思在这篇序言中似乎给出了肯定的回答。马克思对英国的研究之所以同样适用于德国，并不是根据某种关于社会形态演进的逻辑抽象推演的结果，而是根据资本主义发展的普遍交往的逻辑分析的结果。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率先在英国发展起来，按照资本的逻辑，它必然向外发展自己，寻求建立世界市场，而德国首当其冲成为英国资本主义向外发展施加影响的国家。因而，德国的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按照原有的节奏缓慢发展。事实上，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揭示了资本主义开创普遍交往的世界历史时代的功绩。
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开始于马克思对西欧先发资本主义的研究，而这个问题再次进入马克思的视野，是由俄国能不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提问引发的。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马克思针对俄国有没有可能“寻找一条不同于西欧已经走过而且正在走着的发展道路”的问题，回顾了他当年研究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过程：“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因此，这一章叙述了使生产者同他们的生产资料分离，从而把他们变成雇佣工人(现代意义上的无产者)而把生产资料占有者变成资本家的历史运动。”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明确提出，不能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这是因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0-342页)譬如，小生产者被剥夺，迫使他们同自己的生产资料和生存资料分离的运动，是西欧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但它并不是在一切条件下都毫无例外的超历史的规律。马克思举罗马平民为例，他们被剥夺后成为无产者，但并没有变成雇佣工人，却成为无所事事的游民。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同上，第774页)这就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可以到处套用的抽象公式，不是可以现成地用来解释和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钥匙，不能用它来取代对具体历史过程的实证研究。
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命运的分析为此树立了典范。俄国经过1861年“自上而下”的改革废除农奴制后，在俄国广大国土上存在的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俄国农村公社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景：一种是不经过资本主义的苦难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另一种是公社内部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因素使公社解体。但这只是从逻辑上推论出来的可能性，究竟哪种可能性会变成现实，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马克思分析道：“如果俄国是脱离世界而孤立存在的，如果它要靠自己的力量取得西欧通过长期的一系列进化(从原始公社到它的目前状态)才取得的那些经济成就，那末，公社注定会随着俄国社会的发展而灭亡这一点，至少在我看来，是毫无疑问的。可是，俄国公社的情况同西欧原始公社的情况完全不同。俄国是在全国广大范围内把土地公社占有制保存下来的欧洲唯一的国家，同时，恰好又生存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处在文化较高的时代，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俄国吸取这种生产方式的肯定成果，就有可能发展并改造它的农村公社的古代形式，而不必加以破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4页)就是说，只有在“现代的历史环境”中，在“和资本主义生产所统治的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的条件下，俄国农村公社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才有可能实现。“在俄国，由于各种情况的独特结合，至今还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的农村公社能够逐渐摆脱其原始特征，并直接作为集体生产的因素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来。正因为它和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够不经受资本主义生产的可怕的波折而占有它的一切积极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62页)
由上可见，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命运不是凭借抽象的固定不变的历史哲学公式推论出来的，一切都取决于具体的历史条件。实际情况是，1861年农奴制改革以后，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了起来。针对这种现实，马克思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40、341页)
社会经济基本形态篇8
关键词：蔡仪；美学；意识形态；和谐文化
作为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家，蔡仪关于文艺意识形态属性与功能的论述，对于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建设，具有很强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文艺的一般意识形态属性
文艺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更高”的意识形态，这是蔡仪在其相关论述中再三强调的基本论点。早在20世纪40年代出版的《新艺术论》和《新美学》中，通过“典型论”和“美的观念”的描述，蔡仪就已经开始密切关注这个问题。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与造诣的不断提升，蔡仪晚年改写再版《新美学》，有关文艺意识形态属性的论述更是其立论的基本依据。其出发点依据两个互补的理论前提：一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关于艺术是一种独特的“掌握世界的方式”的论述；二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形式”的论述。前者是蔡仪有关文艺意识形态“真实性”论述的基本依据，后者是其文艺意识形态“效益性”论述的基本依据。
(一)文艺的真实性问题
蔡仪美学的形态，属于经典而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美学。换言之，蔡仪是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框架内探讨文艺的意识形态问题的。他在强调文艺反映客观现实的真实性的同时，也强调这种反映的主观能动性因素，这是其文艺理论的一大特色。在他看来，文学艺术是一种“保留着若干相关的感觉和表象的因素而成为具象概念，进行各种形态的形象思维的”能动地把握世界的过程。“具象概念”是理解这一动态过程的关键性范畴。蔡仪的“具象概念”主要是受德国古典哲学中关于认识能力的感性、悟性和理性的三层次说的影响，也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这一论点的改造与发挥的启发。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将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等思维方式统称为“知性”，认为这是人与动物共享的认识能力，而人的思维的特征，则主要在于“辩证的思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则强调抽象的知性范畴要达到“思维的进程”与“现实的历史过程相符合”的认识目的，必须让思维重新回到现实，以扬弃自身的抽象性而上升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的辩证理性概念。蔡仪认为，作为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文学艺术是通过形象思维或艺术的想象而表现出来的知情意的综合体，它同理论思维“在思想原则上是一致的”。这里的一致性表现为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一方面是指人们在审美实践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表象，会逐渐上升为一种抽象性与形象性并存的“具象概念”，“它既保持感性认识阶段上获得的感性特征，具有感觉、知觉、表象的生动直观的形象性，又具有理性认识阶段的概念、判断、推理的把握事物内部联系的理性特征”，与抽象概念必须回归现实才能获得丰富的具体性一样，“具象概念”对于现实的把握，也必须放在具体的审美语境中才有可能实现；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对于现实世界本质的把握，体现为一种既非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避免了拙象性)，又与历史趋势相一致(排斥了虚伪性)的“形象的真实”，其中既包含了对于“社会真理”的揭示，更是对于“传统理想性”中蕴含的“历史真实性”的把握。这种“历史真实性”是指人们在把握了历史上各种艺术形式的“神韵精神”，受到了感动、启发和熏陶之后而在作品中实现的历史“丰富性”，即借助于艺术作品的个性和主观性体现出来的历史而具体的客观性和社会性。例如，“奴隶社会的‘邦人君子’就不关心山水，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也都鄙视工商。反过来说，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则关心山水，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才开始重视工商”。关于传统士大夫的山水情趣，蔡仪说：“在我国汉末晋初，内乱外患历经百余年之后，城市荒芜，货币不行，中原的门阀士族，实行坞堡分居，完全形成了封建制度。而在局势稍得安定之后，新的文化和文学逐步兴起。于是宋晋之际，就出现了以谢灵运、谢朓为首的山水诗，以顾恺之、宗炳为首的山水画，一时蓬勃发展起来了。”关于重视工商，蔡仪以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中的安东尼为例，认为剧中对于安东尼道义精神的褒扬，“若不是在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文艺复兴时期，是不可能出现的。也就是说，这样的艺术作品，可以说是表现资本主义初期的社会性的一个适当的标准”。可以看出，蔡仪论述的关于文学艺术的真实，是指一种通过艺术形象体现出来的与历史趋势相一致的审美情趣的真实，是具象性概念与具体的审美语境相结合而形成的时代性真实，是知情意高度统一的形象真实。
(二)文艺的功能性问题
马克思在谈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引起的社会变革时，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变革。首先是经济基础的变革，其次是上层建筑的变革。后者的本质，是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对立和冲突的意识，并且“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意识形态诸形式的变革。强调具体的意识形态都旨在按一定的利益格局解决、克服现实的生产关系领域内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蔡仪强调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发生在经济基础领域内的变革是“很不同”的，这种不同在文学艺术这类意识形态形式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1)文艺作品中蕴含的思想和理想，尽管是作者的主观意识的体现，但最终还是由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决定的，作品的内容往往是特定时代经济基础的艺术体现。(2)文艺服务于经济基础。作为意识形态的文艺对于经济基础的服务即反作用，主要是通过作品所塑造的艺术形象的价值倾向来加以体现的。譬如同样是对于商品交换和金钱，“十六世纪英国伟大作家(莎士比亚——引者注)用穷困后的贵族来诅咒它，而十七世纪法国伟大作家(莫里哀——引者注)用高利贷的吝啬鬼来赞颂它”。这种褒贬不一的价值取向，深刻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3)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相对于经济基础，政治离它最近，属于“中间的意识形态”；文艺离它最远，属于“更高的意识形态”。更高的意识形态主要通过政治等中间意识形态来反映经济基础，因此文艺总是要受政治“极大的直接影响”，不可避免地带有政治倾向性和阶级性。
蔡仪关于文艺的真实性和功能性的描述，发挥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比较贴切地描述了文艺与经济基础和政治之间的关系。
二、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识形态属性
蔡仪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当代各种社会形态中与社会发展基本趋势最为契合的一种，体现在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问题中，这种契合就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文艺的真实性和功能性达到了高度一致。这种一致性体现为两个基本的方面。
首先，在社会主义文艺中，党性原则与人民性原则达到了高度的契合。作为对于现实社会的一种把握方式——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对于现实的反映，不仅应当是合乎历史趋势的，而且还应当具有鲜明的“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即党性原则：而这种党性原则对于现实反映的真实性，体现为有益于人民群众的“实际效益”，这就是人民性原则。在社会主义社会领域内，党性是从社会发展规律角度对于人民群众的生活意义和前途的正确判断，人民性则是从社会根源角度强调文学艺术所应当具有的社会效益。既不能片面强调党性而忽视人民性，也不能借口服从人民性而忽视党性。二者的内在统一构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
其次，社会主义文艺的真实性与功能性的统一还表现为多样性与和谐性的高度一致。关于多样性，蔡仪认为，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与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最为契合，因此社会主义文艺所反映的内容主要是这种社会形态的美。在这种社会之美中，文艺的客观真实性和意识形态真实性是互为前提的两个方面，“因而是一种必然与自由统一的美”。建立在自由与必然相统一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的社会美，为文学艺术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条件：“艺术是多种多样的。社会主义艺术也有多种多样，这是不成问题的。只要不是主义而是有益于人民的，都是社会主义的艺术。”社会美在蔡仪美学中主要体现为社会关系的美，即体现在“社会关系中人的美”。多样性的社会主义文艺主要应当反映在这一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上和谐一致，互相协调”这一基本特征，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本质决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一致的”。同时，这种和谐一致并非无原则的调和，而是经过了矛盾对立和斗争的和谐一致，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内部也有矛盾和斗争，“而经过矛盾斗争则能达到更高阶段的和谐一致，形成更新更美的环境”。多样性与和谐性的内在统一，是蔡仪论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意识形态属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蔡仪有关文艺意识形态论述的当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意识形态既是对于社会内部矛盾及其冲突的意识，又是试图克服这种冲突借以实现某种社会价值的解决方案，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矛盾，本身就是内在于文艺这一意识形态形式之中的对立统一结构。站在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高度，我们发现，如何正确处理文学艺术的党性与效益性、多样性与和谐性之间的矛盾，使其保持高度一致，仍然是认识和解决当前文艺领域内各种矛盾的基本视角。
文学艺术属于社会的精神财富，而作为社会主义的精神财富，文艺首先应当具有满足广大群众日益丰富、文明和健康的精神文化需求的效益性，以培育一代新人的文化素质和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品质。社会生产力越是发展，物质财富越是丰裕，对精神财富的需要也将日益增长，而用于提高人们的文化教育水平，启迪人的心智，培养人们高尚的道德品质、高雅的情操的丰富多彩的精神资料的生产也就更加重要。或者说，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使得文学艺术的社会效益性即人民性显得日趋重要。这就需要理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艺术的生产和消费过程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即弄清楚这一历史条件下文学艺术反映社会存在的党性原则的特征。
在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文学艺术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日益市场化和商品化，文化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文学艺术生产和消费的商品化、市场化和产业化，无疑顺应和满足了当前中国经济社会迅速增长的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但是，在极大地丰富了当代中国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市场的缺陷和消极因素也会反映到人们的思想意识和人与人的关系上来，容易诱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譬如，在当前众多传统题材的文艺作品中，就存在着历史偶像主义、虚无主义和虚构主义等迎合观众趣味的价值倾向，其中不乏传统社会的种种消极观念，如王权至上、等级秩序、男尊女卑、江湖义气等。这既与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真实性即党性原则不合，也与社会效益性即人民性原则相抵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文学艺术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特殊商品。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的艺术反映，它不仅具有使人愉悦精神、休闲放松的功能，还应当体现奋发向上、积极进取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在提倡多样化的同时，不能忽视弘扬主旋律。蔡仪关于文艺的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仍然值得我们体味与深思。
社会经济基本形态篇9
2．组织经济关系，就是在具体组织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这类经济关系反映在经济运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它说明的是各种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具体形式和特点，如劳动的分工、专业化和协作，企业的经营形式和管理方法，调节经济运行的计划手段和市场手段等。这类经济关系，一方面是适应生产一般的需要，因而往往可以存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显示出超越社会经济关系的某种共性；另一方面，它又不能不受到社会经济关系的制约，因而必然要反映和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成为社会经济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生产关系（经济）是指在一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基础上进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以及在这些活动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反映社会经济关系的共性，生产资料所有制体现社会经济关系的特点和要求。
二、生产关系两层次的区别和联系社会经济关系和组织经济关系既有区别又有联系。1．二者的区别：不同的社会经济关系是不同的社会经济形式在经济上的质的规定性，是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根本区别之所在；组织经济关系的许多内容往往是不同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显示出它们之间的共同性。
2．二者的联系：社会经济关系和组织经济关系是密切联系的，两者是一种从属关系。社会经济关系反映的是社会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组织经济关系反映的是人们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相互关系。前者是决定性的，后者是从属性的，是前者的具体实现形式。
三、正确理解生产关系两层次的意义1．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两个基本点”的内在统一性。“两个基本点”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从经济上来说，它体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反映社会制度本质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即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等。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改革）是改变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过渡到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对象和内容是在具体的经济运行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所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坚持改革开放是两个层次的问题，非但不矛盾，而且是互相促进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改革开放规定了正确的方向，是改革开放得以健康顺利发展的保证；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助于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可见，分清生产关系两层次，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理解“两个基本点”之间的内在统一性。
社会经济基本形态篇10
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本来是党校的优势。随着国际苏东巨变和国内改革开放，传统基础理论已经无法很好地解释和指导现实了，党校的理论优势逐渐失去。科研变成了被动应对现实，教学变成了被动应对学员。理论的视野由基础理论层面降低到了应用理论层面，说理不深、不透、不系统，从根本上制约着党校作为理论武装的阵地和党性锻炼的熔炉之作用。扭转这一局面的根本办法，是创新基础理论，使其重新获得新的解释力和指导性。
要区分基础理论（认识性理论）与应用理论（实践性理论，只针对某一时期或某一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剩余价值学说）、科学社会主义属于基础理论，而马恩的多国革命同时胜利论、列宁的一国革命首先胜利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属于应用理论。应用理论的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提出和发展）不能代替基础理论的创新，相反，由于基础理论的创新滞后，应用理论失去基础理论的论证和支撑，影响到人们对其的正确理解和接受，影响到在实践中的全面落实。
一、正本清源：基础理论创新的突破口
基础理论创新的方向，就是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时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模式”的马克思主义。这其中包括在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包括在应用理论层次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也包括创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适应的基础理论。
“苏联模式”包括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也包括与之相适应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中的有些理论观点，并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例如，过去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五种社会形态说”，就不是马克思的原意。
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强调过他对于“奴隶制-封建主义经济制度-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论述主要限于西欧。例如，他在1877年10-11月写的《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就曾说过，《资本论》中“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他（指米海洛夫斯基，引者注）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马克思在1881年2月底3月初写的《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再一次强调，“可见，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指资本主义产生，引者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
然而，马克思这种限于西欧经济社会形态演进阶段的理论传入俄国之后，无论在其适用的地理范围，还是其理论外延，都出现了不断扩大的现象。以后逐渐形成了五种社会形态说。1938年，斯大林在其发表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一文中最终把其作为定论确定下来。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的实质是“单线发展”论，即认为人类社会都按照“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单一模式发展的理论
“单线发展”论与非西方国家的历史事实不符，造成许多牵强附会。它不能解释这个重要的事实：为什么生产力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而落后的俄国和更落后的中国却最先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单线发展”论提出了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大峡谷”的观点。但是，如果说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进入比发达国家更高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那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也不是要被打破吗？可见，“单线发展”论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解释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发达地区的建立，实际上只意味着这些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用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走其他道路实现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可以“跨越”历史阶段，一跃而进入到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但是，按照“单线发展”论，社会主义只能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共产党）照搬了马恩关于社会主义的构想于现实。本来，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已经不是马恩所说的社会主义了，它的起点比后者低，需要重新定位，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政策。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时没有这样做，仍然坚持了书本上的“高”定位，照搬了书本上更“革命”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导致长期犯“左”的错误。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及指导思想方面，之所以长期出现“左”的倾向，根源就在于对“社会主义”的定位不准，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看成是要与资本主义相对立并且要代替它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各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和先进，从而不敢正视自己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敢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所创造的最新文明成果。为了不使自己的社会走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多次发动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目的的群众运动，“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阻滞了生产力和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我们之所以长期受姓“社”姓“资”问题的困扰，之所以要“摸着石头过河”，“不争论”，就是因为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中，找不到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路子。按照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高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比资本主义优越：公有制比私有制优越，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优越，所以，推动社会主义发展的办法就是要不断增加公有制所占的比例，提高公有制的形式，扩大计划经济的覆盖面，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及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框架内，一争论就必然要否定改革开放，迈不开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步子。那是一个在没有基础理论指导（甚至可以说是突破、“违背”传统基础理论）的情况下摸索的过程，结果却走出了一条正确的“中国道路”。看不见路时只能“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我们过了“河”（最起码是快要看见“河”对面了），就要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看清楚我们实际上走的是哪条路？
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摆脱了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非公有制经济不断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在“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基础上、增加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及“三个代表”等规定性，允许私人企业主入党，“全民所有”资产更名为“国有”资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能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了。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那样，照搬西方模式，在政治上实行“民主化”和“公开性”，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但是却取得了成功，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能用西方的自由民主理论来进行解释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能用文明类型来解释和说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具有双重规定性的概念。这个概念有两个规定性：一个是“中国特色”，一个是“社会主义”。在这两个规定性中，究竟以哪个规定性为主？如果说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中国特色”只是对社会主义的修饰，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的模式。如果以“中国特色”为主，那么，这里的“社会主义”就要用“中国特色”来规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可以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模式了。从实践结果看，沿市场化改革道路走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不是传统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其次，“中国特色”是什么含义？是指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的一面（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指有几千年文明传统的一面。显然，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和文化落后是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共有的情况，不能作为“中国特色”；只有后一方面才可以作为“中国特色”。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几千年文明与其他文明有什么不同？这就需要研究文明类型。
二、实事求是：创立文明类型理论
文明类型研究继承马克思晚年对东方社会研究的遗产和遗愿，借鉴汤因比、亨廷顿等西方学者对世界不同文明的研究成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找到了不同文明内在机制上的差异--主导性整合要素的差异。所谓主导性整合要素，就是在人类脱离原始状态、分化出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以后，能够给社会以秩序的那种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关系。综观人类文明发展史，只有三种力量或关系，才可以成为最基本的主导性整合要素，这就是：宗教的力量或关系；政治的力量或关系；经济的力量或关系。主导性整合要素不同，就形成了不同的文明类型。在世界现存主要文明中，西方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印度文明是宗教主导型文明，伊斯兰文明是“宗教/政治”（教政合一）主导型文明，日本文明是“宗教/政治/经济”（民族主义宗教精神与政治、经济一体化）主导型文明，俄罗斯文明和拉美文明是处于发展变化中的文明，非洲文明是正在形成中的文明。
人类社会总的发展趋势是生产力水平由低到高，由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但是，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道路由其文明类型来决定，经历的社会形态体现出不同特征。马克思所描述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主导型文明（西方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政治主导型文明（中华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发展道路，即经历了宗法社会-专制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中国的宗法社会与西方的奴隶社会、中国的专制社会与西方的封建社会、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与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大体上处于同一发展阶段。宗教主导性文明所经历的发展阶段和社会形态是：一教社会-多教（派）社会-泛教（派）社会。
建国开始，我国的制度和观念，基本上是从苏联照搬过来的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和观念。邓小平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所完成的突破，就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增加了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的成分，开始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现代中华文明的转变，不再固守传统社会主义的观念和目标，而是以加快现代中华文明（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包括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同时，继续坚持政治主导的优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中国“摸着石头过河”，回到了政治主导型文明的正确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其基本特点是：一心为公、为民的执政党的领导；国家可掌控的市场经济;“政治/伦理/科学”型的文化。传统社会主义的基本特点是：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它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政治主导型文明与现代经济主导型文明也有很大区别，后者的基本特点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受经济力量控制的议会制民主政治；“商业/宗教/科学”型的文化。中国现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和“三权分立”，与西方的经济主导型文明形成鲜明对照，受到西方的攻击，认为中国“不民主”，“侵犯人权”，等等。这实际上是用西方文明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与之不同的文明，如果照办了，只能像前苏联那样，导致整合机制的削弱甚至解体，使国家分裂、社会陷入混乱，无法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和文化的健康发展。
在当代，文明类型有两种重要的发展趋势：一种是不同类型的文明之间相互吸收、借鉴，有趋近（不是趋同）之趋势。例如，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大力发展市场经济，推进民主政治的建设；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国家加强政府对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干预。另一种发展趋势是宗教主导社会的作用不断减弱，逐渐成为辅助性或普通的整合要素，宗教主导型文明向其他文明类型转变。宗教主导型文明消失后，世界上就剩下两大类型的文明--政治主导型文明和经济主导型文明，但其中还会存在不同的亚文明类型。
任何文明类型都有优势和劣势两个方面，因而，各种文明类型在发展过程中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政治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政治权力过分集中、干扰甚至阻碍经济和文化按其本身的规律发展的偏向，容易出现人治和腐败的问题。经济主导型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容易出现资本家和企业为了赚取利润、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偏向，这种偏向会形成对资源的过度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使全球气候变暖，危害人类生存，影响可持续发展；容易出现为了经济效益而忽视甚至不顾社会效益的偏向，导致道德沦丧，黄、赌、毒泛滥；容易出现商品交换关系的扩大化，使人际关系趋向冷漠，自然亲情趋向淡化。对于每一种文明类型都会出现偏向和问题的情况必须辩证地去看待和对待：一方面，不要看到一种文明出现了与其他文明相对而言比较突出的缺陷和问题，就全盘否定（包括自我否定）其根本制度和观念，甚至就断定其社会制度存在不下去了；另一方面，对于自身文明所容易出现的偏向必须时刻注意防止和纠正,容易出现的问题必须及时解决,才能保持文明的健康发展.否则,即使曾经兴盛过的文明也会衰落甚至消亡.
在人类文明由农业文明阶段进入工业文明阶段后，经济主导型文明比较适应。在人类文明由工业文明阶段进入生态文明阶段后，政治主导型文明将比较适应，因为在全球实现保护环境、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防止气候变暖的目标，会减少资本集团的经济利益，需要国家发挥作用，需要伦理道德发挥作用。这些都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的弱势，而是政治主导型文明的强势。当然，政治主导型文明只有在吸收了人类在工业文明的阶段所创造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后，才能够提升其文明的水平，承担起新的使命。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还需要继续提升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方面，在应对金融危机方面，在战胜洪水、瘟疫、冰冻、地震等自然灾害方面，在控制人口增长、实行计划生育方面，在实行大规模植树造林、退耕还林、城市绿化等改善生态环境的工程方面，在成功举办奥运会等国际性活动方面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初步显示出政治主导型文明的优势。
三、明确方向：创建（创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新学科
文明类型理论为构建适应现代中华文明发展需要的、有别于西方的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指明了方向。西方的文明是经济主导型文明，现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服务于这一文明；中国的文明是政治主导型文明，有与西方文明不同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和发展规律，这些都需要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来加以总结和揭示，反过来指导中华文明的发展。
中华文明在思维方式方面也有自己的特征，这就是从整体出发，重视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这一特征体现在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设置方面，应当主要以复合性学科为基本学科，如：唯物辩证法哲学，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国民经济学，自然与科技哲学，辩证逻辑，政治与伦理，美与文学艺术，信仰与宗教，党史与党建，政策、法律与法规，行政与人事管理，经济管理与企业文化，中国与世界历史，教育与人力资源，新闻与宣传，体育与健身，语言文字学，图书文献学，等等。下面对几个与党校教学密切有关的学科的内容作以初步探讨。
1、社会历史文化哲学。文明类型理论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哲学。它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把研究的对象由“社会”扩展为“文明”。“文明”不仅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而且还包括文化、宗教、生态环境等“软实力”及环境因素。广义的文化（包括宗教）是一种对社会起长期作用的要素。不同文化传统塑造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的特征。文化与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又和现实联系在一起。从“文明”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与用传统的“社会形态”的观念看历史和现实，会更加全面，会对人类在过去所创造的文化和精神的成果（如宗教、儒家思想等）给予更多的肯定。文明类型理论在坚持的基础上创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原理，变“单线发展”为“多线互动”，实现了基础决定（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与整体决定（文明类型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形态）的统一，实现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与偶然性的统一、一元论与多样性的统一，纠正了传统社会发展理论机械论的倾向。文明类型理论是最贴近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际的哲学理论，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哲学学科。
2、国民经济学。国民经济学是对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创新，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建立的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其基础理论部分要通过对传统政治经济学概念和原理的创新，概括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总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原理。其应用理论部分是研究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种关系，解决容易出现的问题，重点是“国”与“民”的关系，如国家与市场、“国营”与“民营”、政府财政与民众福利的关系和容易出现的问题--这就是叫“国民经济学”而不叫“政治经济学”的原因。国民经济学可以成为党校最基本的经济学科。
3、政治与伦理。这应当是把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经验上升到政治学理论的高度而创立的有中国特色的新学科。在理论提升的过程中，要继承和创新中国传统的政治伦理，借鉴国外政治学理论。在中国的政治主导型文明中，政治和伦理密不可分，伦理是政治的合法性和生命力，政治是伦理的承担者和推行者。西方的政治学主要研究制度和权力，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主要研究政治伦理和个人修养，要把这二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创建中国现代的“政治/伦理”学，使其成为学员提高党性修养和执政能力的基础课程。
4、政策、法律与法规。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的权力运行讲得是“法、势、术”的统一。从现实看，中国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搞“三权分立”，所以在权力运行的过程中，就形成了政策、法律和法规同样起作用的机制。对这种机制要进行研究，并加以规范，使其逐渐合理，不留盲区。这一学科的建立将有利于提高学员的法治意识和政策观念，在工作中处理好有关关系，减少失误和矛盾。
5、中国与世界历史。过去历史学科的划分，世界史不讲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不放在世界历史中讲。这样不利于把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进行历史的考察，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中国与世界历史”这门新学科要解决这个问题，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回顾和反思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程，给学员以启示和戒示。当然，这一学科的建立并不代替和排斥对中国史、世界史等历史分门别类考察的原有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