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耕劳动实践感悟篇1
关键词：农业院校；农耕特色；校园文化；基本途径
doi：10.16083/ki.1671-1580.2017.04.031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7）04-0107-05
在农业院校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就是要积极培育校园的农耕文化特色，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以大学校园环境为空间，以全校师生员工为主体，以文化传承和创新为手段，通过开展农耕文化育人活动，将素质教育全面有效地融入到教育教学、科研服务、学习生活等全过程。充分发挥校园农耕文化在培养大学生价值引领、人格塑造、道德修养、情操陶冶、内在激励、行为规范、能力培养等方面的作用，教育、熏陶和感染师生，不断提升师生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实现农业类高等职业教育培养中的知识育人、技术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的有机融合。
一、农耕文化及其特征
农耕文化特指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劳动中，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需要为中心、融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所形成的一种具有独特文化内涵和地域特征的风俗文化。主体主要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其特征主要表现在：以“渔樵耕读”为代表的农耕文明是千百年来汉民族生产生活的实践总结，并以不同形式延续下来的浓缩精华并传承至今的一种文化形态，其显现出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理念深入人心。农耕文化所体现的哲学精髓，正是当前所倡导的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出的重要精神源泉。
二、农耕文化在农业院校的传承
我国农耕文化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就有两千多年，古人创造了瑰丽的农耕文化历史。那么我国古代的优秀农耕文化如何在大学校园里进行传承呢？在此，我们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一所农业类院校作为研究样本，开展具体的研究。
苏州农业职业技术学院（以下简称“苏州农院”）是一所成立于晚清时期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的农业院校，是国内为数不多的百年农业院校之一。苏州农院初名为苏州府官立农业学堂，被誉为中国近现代园艺与园林职业教育的发祥地。该院是江苏省示范性高职院校，现设有国务院扶办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示范基地、农业部苏州培训中心等机构，是全国农业职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职教学会农业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单位，中国花卉协会理事单位，中国职教研究会农林牧专业协作委员会副主任单位。一个多世纪以来，该院秉承“励志耕耘，树木树人”的校训，弘扬“勤勉崇农，实干创新”的精神，培养了近六万名高素质农业技术与管理人才，为促进“三农”发展与苏州地方城乡一体化建设、服务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苏州农院作为农业类的百年老校，高度重视优秀农耕校园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当前，面对20世纪90年代出生乃至即将到来的“00后”学习农业各相关专业的大学生们，有必要让其了解我国古代优秀农耕传统文化的基本知识。这些知识的获得，除了通过书本途径，还要通过文化环境的熏陶和感染，让他们在充满农耕文化内涵的校园环境中，充分感受我国古代优秀农耕文化的魅力，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科学知识和社会道德的教育，从中感悟到做人、做事的基本准则，引导他们深入思考，明辨是非、善恶、美丑。作为当代大学生，在自己今后的人生发展道路上，要将学好专业知识与爱国、爱家、为学、为人结合起来，做一个有功于国家、有利于家庭、有成就于自己并勇于担当、勇于创新、勇于拼搏的青年，从而获得人生真谛，创造人生的美好未来。
三、农耕特色校园文化传承中存在的问题及分析
在农业类院校加强优秀农耕校园文化的普及尤为重要。这不单单是因为农业院校的大部分专业与“三农”有关，还是由农业类院校本身的文化特色和专业特点所决定的。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有益补充，也是农业类院校自身的文化特色，所以有必要在校园中开展大学生的农耕文化教育，强化大学生的文化知识素养教育。
当前，在一些农业院校中，无论本科还是专科院校，都非常重视专业理论课程的知识传授、专业课程的建设，这是各类农业高校深化教育改革的生命线，这是大家的共识，是硬件建设。但对涉及文化建设的软件建设却少有关注。究其原因，不外乎认为文化属于意识形态，没有具体的考核指标和硬性要求，在效果上不能立竿见影，因而被大多数院校所忽视。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书记安蓉泉曾有过较为中肯的论述，他认为，文化是职业院校发展的Dna，只重视技术而不重视文化，发展之路会越走越窄，甚至步入死胡同。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认为，（大学的）教学内容不能以“就业”为唯一目标，那样的教育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人不应仅仅是社会当中的一个部件而已。大学不能沦为职业培训所，读大学更应该是一个悟道的过程。通过对企业进行调研，企业管理者普遍认为，现在的大学生知识结构不错，动手能力较强，但好高骛远，不切实际，谈困难的多，谈享受的多，职业兴趣不强，缺乏吃苦耐劳精神，缺少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缺少助人为乐、奉献社会的热情，缺少责任担当和团队合作精神，缺少文化内涵和个人修养，未来发展的后劲不足。
当前，中央正在大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高大学生的人文综合素养。作为农业类高职院校的教师，都知道文化育人的重要意义，在工作中也都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但收效甚微，甚至还会受到来自用人单位、家长、社会的责难。究其原因，不是农业职业院校不想重视文化育人，而是存在多重原因。
（三）研究方面具有较好的历史传承与条件
苏州农院校园里农耕文化设施较多，现有的或即将兴建的场所主要有三大类，即农耕文化馆、农耕展示馆、农耕体验馆。详细的可分为“江南农耕文化馆――校史馆（图文陈列馆）”“江南农耕文化展示馆――植物标本馆”“江南农耕文化展示馆――昆虫标本馆”“江南农耕文化展示馆――花艺馆”“江南农耕文化展示馆――园林技术馆”“江南农耕文化体验馆――相城科技园（3a级景区）”“江南农耕文化体验馆――东山现代农业园（茶艺馆）”等。在校本部建立农耕文化馆和农耕展示馆，在相城科技园及东山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农耕体验馆。农耕文化馆主要是校史介绍、农耕文化文字图片宣传；农耕展示馆主要是植物标本、昆虫标本、花艺、茶道等展示；农耕体验馆主要在相城、东山校区，现场体验现代农业耕作的具体过程、经历等（如花卉、庄稼、果树的栽培与收获过程，茶叶的栽培、采摘、加工过程等），增加实习（实训）大学生（或参观、参与者）的感性认识，体验农业生产劳动的艰辛，从而珍惜来之不易的劳动果实。
主要思考的路径有三点：一是从学院历史和学科特点出发，将农耕特色文化作为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载体来研究，通过现场座谈、调查研究、理论分析、科学论证，力求使研究内容符合大学生的需求。二是从专业特点和大学生年龄特征进行考虑，农业院校的大学生接受新知识快、对实物展示的农耕特色文化比较感兴趣，通过学习能够展现本专业的文化底蕴，在将来的工作中与农民交流更接地气，有助于更好地发挥专业优势。三是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进行思考，农业院校大学生有必要了解和掌握农耕特色文化，这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途径。
（四）资金上重点倾斜打造精品
苏州农院深入开展农耕特色文化教育，在大学生日常学习、生活的校园中，通过农耕文化实物d体的展示，活跃大学生的校园文化生活，开阔大学生的认知视野，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提升文化内涵，让学生在耳濡目染的校园环境中，感受农耕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潜移默化中浸润心灵，培养健全的人格，从而提高人文知识素养，提升文化生活品味。这是对农业类大学生专业课程中缺少人文精神内容的重要、有益的补充。大学生们通过学习农耕特色文化的丰富艺术内涵及表现形式，感受不同时代、地域、民族特色的艺术风格，接触和体验祖国各地的风土人情、民俗风尚，了解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从而培养民族认同感、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自尊自爱、勤奋学习、勇于创新。
苏州农院率先开展校园农耕特色文化教育，弥补了农口类大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知识的不足，这是对整个农业专业课程体系的有益补充，是对弘扬时代精神的有益补充，是对学习借鉴国外优秀文化成果的有益补充，是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益补充。
苏州农院积极加大资金投入，鼓励农耕文化创新研究，培养师资队伍，努力打造农耕特色校园文化精品工程。一是建立一支精干的师资队伍。成立了素质教育中心、江南农耕文化研究所教学科研机构，有经费、有编制、有办公场地。二是编辑出版一批学术专著和自编讲义。在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农耕文化教材《文化印象》1本、公开出版《书香满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指导》教辅书2本、自编讲义《江南农耕文化》《学说苏州话》《吴文化》《苏州园林楹联赏析》《昆曲赏析》《评弹赏析》等6本。三是开展农耕文化学术研究。近五年来，学院教师申报并立项农耕文化类的苏州市、江苏省、国家教育部的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课题15项，参加全国、省、市级学术研讨活动5次。四是举办系列高端学识讲座。学院每月一次举办的系列《耕读讲坛》，邀请到中国工程院唯一的一位茶叶研究院士陈宗懋教授来院做《茶叶与文化》学术讲座，邀请中国02专项首席科学家、我国获得者许从应博士，邀请苏州刺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著名刺绣大师姚建萍研究员，同时还邀请苏州大学知名教授、南京体育学院知名教授、部队首长、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州电视台知名主持人等来院给师生做文化素质教育讲座，在师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在苏州市已形成知名的校园文化品牌，受到广大师生的广泛关注。五是举办校园文化展演活动。开展“吴文化研究”“农耕文化研究”“国学经典诵读”“非遗传承”“农耕文化展演”“农耕文化操表演”“书画展览”“戏曲戏剧表演”等文化学术活动，通过演、唱、诵、看，将校园农耕文化特色表现得淋漓尽致，同学们身在其中，深受教育。同时，对打造学院的对外文化品牌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彰显了学院的办学特色。六是广泛建立校外传统农耕文化实践基地。学院与苏州博物馆、苏州革命博物馆、苏州公民道德馆、苏州市民俗博物馆、苏州状元博物馆、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常熟蒋巷村江南农耕民俗馆、张家港永联村江南农耕文化园、用直农耕文化园、苏州草鞋山农耕文化遗址公园、三山岛古人类遗址公园等苏州周边的博物馆、纪念馆、故居旧址、文化场馆、公园等联系，建立校外优秀传统农耕文化教育实践基地，组织学生进行实地考察和现场教学。
（五）考核上三方评价科学有度
苏州农院在农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中十分重视结果的考核、评价与运用。一是由学院文化育人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对农耕特色校园文化活动开展情况，进行跟踪、指导、督促、检查，及时发现问题，定期上报、通报情况，确保重点工作顺利进行。二是由国家、省、市教育或社科科研部门，对我院申报立项的农耕特色校园文化系列科研课题成果进行学术评价或鉴定，其中有两项成果获“江苏省社科应用精品工程”二等奖。三是由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评价，如通过国内知名的从事高等教育管理数据与解决方案评价的专业公司――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进行科学认定。四是由社会组织或用人单位进行评价。五是由学生家长进行评价。六是由社会对学院整体的美誉度进行评价。通过第三方的评价，其结果比较科学、客观、可信。
农耕劳动实践感悟篇2
最有意思的非野炊莫属。土灶，难倒了我们一帮城里的孩子，难道要用原始的钻木取火？李瑞就地取材，用小刀慢条斯理地锯树枝，按这样的速度，等到开饭要到猴年马月。旁边一组的同学点燃了干草，四周被一层烟裹住，咳嗽声不绝于耳，有的眼泪都出来了。正在我们手忙脚乱之际，救星来了，一位老婆婆放下手中的农活，三下两下就生起了火，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组长马斯诺索性请来了“援兵”――带队肖老师来掌厨，油“滋滋”作响了，她娴熟地拿起锅铲，锅中的菜不停地翻滚，深绿和浅绿相得益彰，男生则在一旁负责添柴控制火候。用“肖氏炒法”炒出来的菜，白菜白，青菜青，色香味都美！没想到肖老师竟有这手，真应该去厨师学校当老师！接下来我们有样学样，也炒了满满一大盘白菜，平时的肉食主义者们一拥而上，争着品尝自己的劳动成果。转眼间，一盘菜一扫而光，嘴上的菜汁还没擦干净，我们就争着互相抱怨谁贪吃害自己少吃。
磨豆浆也很好玩。一到磨坊，我们组就自己摸索行动起来，把整整一碗豆子和水一股脑倒进了石磨里，蛮牛般使劲推磨，但磨出来的却只有水。听了农民的讲解，才知道我们把磨推反了。后来我们按照方法，几颗几颗地放黄豆，一点一点地添水，慢慢地磨，反复地磨。有个别女生居然连磨都推不动，唉，真是“好看不中用”啊！男生立马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显示男子气概的时机，摩拳擦掌，大显身手。在我们的全力合作下，白花花的豆浆终于磨出来了，像奶油一样，这应该就是所谓的“慢工出细活”吧？最后，老师还把我们磨的豆浆烧开分给我们喝，原汁原味的豆浆哎，口感那叫一个好！
不知不觉中，几个小时就过去了，这次实践活动结束了。我们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农耕文化园。这次农谷之行，是一次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之行，一次团结合作之行，一次快乐之旅。
（指导教师肖菊珍）
农耕劳动实践感悟篇3
一、资本觉醒
意识的挑战。近年来不断升温的乡村旅游热给当地农民带来新的致富机遇。乡野大地处处是景点，农民欣喜地看到：田地不仅长“吃”长“穿”，还能长“乐”。而这“乐”居然成了一种新“产业”———乡村旅游业。机遇的突如其来，令当地农民措手不及。在他们的传统观念里，资本往往是物质形态的，比如产业、货币、土地等。他们习惯认“实”不认“虚”，认“有形”不认“无形”。但乡村旅游的实质是农耕文化借田园风光及农民传统生活方式为载体得以演绎。农耕文化在他们眼里是“虚”，是“无形”，最容易被忽略。但最容易被忽略的恰恰是乡村旅游赖以发展的核心资本。农耕文化是一笔凝聚着几千年人类智慧的文化遗产，这笔尘封的遗产经过市场运作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敏悟者能意识到乡野大地，它在生产棉麻粮豆的同时还衍生了田园风光；也能看到农家的饮食起居是在演绎农耕文化。农耕是“无形资产”的“有形载体”，而“无形”的产品比棉麻粮豆更值钱。乡村旅游是陶渊明等农耕文化始祖遗给都市与乡村的“文化契约”，现在到了兑现的时候。
二、美学素养的挑战
这是对“琢玉”本领的考验。从普通农民到“美的空间”创造者的转型跨度太大，参差不齐的从业素质会拉大从业者的收益差距。比如，审美素养较高的从业者可以种出“色彩田”：春之麦苗最先给大地带来绿色；金灿灿的油菜花渲染着春的风采；夏之荷、稻；秋之荞、葵；桃花红时杨柳吐翠，稻麦黄处绿荫成行。“色彩田”如同绘在大地上的美丽图画，会吸引更多游客留连其中。美学素养高的农民还会“导演”自家的耕作起居。他知道自家的“农耕生活方式”是乡村旅游的一种“产品”；他珍惜自己的“竹篱茅舍”；他会用“辘轳”提水浇地；他戴“笠”荷“锄”；他用“鸡黍”款待游客；他会自酿村酒；他会以“鸡犬之声”来反衬乡居的宁静。本质地讲，乡村旅游区的农民应是“艺术家”。种地种“图画”，居家过日子是“演绎农耕文化”。同是耕作，以前生产农产品，现在生产农耕文化“作品”。每个人都是“演员”，他的耕作及居家活动都具备“展览性质”和“表演性质”，都应起到农耕文化的“阐释”作用。他们在销售优美环境，销售农耕体验和乐趣。诗以文字为媒介传递美感，绘画与摄影以平面的“景”传递美感，影视以立体的“境”传递美感，乡村旅游以可进入的实境提供美感。不具备较高的美学素养，就难以提高供高品位的旅游产品。
三、跨文化能力的挑战
“越是独特的，越是普遍的”。旅游一定程度是对“他文化”的一种欣赏和探求。乡村旅游就是向都市游客销售“异”字。异于都市人文化常态的田园风光和古朴的农耕情调，是都市人梦寐以求的“心灵故乡”。农耕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对比度越大，田园意味越浓，对都市人的吸引力越大。有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旅游是当地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汇与冲撞的窗口，旅游活动本身就有“消弭文化差异”的作用。如果乡村旅游地农民缺乏“跨文化能力”，极易出现的两个结果是：或封闭保守，不善于利用现代文明给人类生存带来的方便，使都市游客感到隔膜；或趋同于都市文化失却本身特点，进而丧失乡村旅游文化魅力。具有跨文化能力者“知己知彼”，能清醒识别农耕文化与都市文化的区别所在，也清楚两种文化各自的精华及互补元素。他不盲目自卑，也不盲目自负。以开放的胸襟和气魄坚守一种立场：在多种文化的交流冲撞中吸收“他文化”来营养自己，以“他文化”做自身文化的比较样本，进一步“做大差异”，使自身文化特色更加彰显。都市文化属“强势文化”，其对传统文化的吸附与冲击力可想而知。乡村旅游地农民应在珍惜自身文化的同时了解其他文化，并以市场经济的视角掂量自身文化的分量。四、学习能力的挑战
农耕劳动实践感悟篇4
【关键词】认识；实践；关系
对于学习，我们单单只是理论的学习是远远不够的，陆游有诗云：“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只有用理论联系实际，以实践来检验一切，与时俱进，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实践，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前进。从实践到认识，从认识到实践，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认识运动不断反复和无限发展等这些理论知识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一、实践对认识的作用
（1）实践产生了认识的需要。只有在实践过程中有了某种需求，人们才会想去改变，才有可能产生新的认识。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在古代，为了适应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确定季节、了解气候以及后来航海的需要，产生了天文学；在近代，有了生产实践中对新动力的需要，所以出现了蒸汽机；在现代，人类对知识、信息的需求不断增长，网络适时的产生。而在我们平时的学习生活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就说我们团队这次的课外实践，我们是在实际生活中了解到，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腾飞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和新房代旧屋的更替导致农村不同程度的土地和房屋闲置现象，严重制约新农村的建设。而沙县由于大量劳动力外出做小吃务工等该现象尤为突出，才有了我们关于这一认识的实践经历，其中有我们的相关认识和见解。（2）实践为认识提供了可能。认识的深化和发展需要实践活动为其提供必要的条件和手段，否则一切只是空谈。在当今这个知识爆炸型的社会，我们学习、生活的实践中，同样也需要一些高端科技来丰富我们的认识。在我们开展调查研究过程中，我们查阅了相关文献了解了以往的开发典例、论文的书写方法，借助了网络这个高端科技产品查找闲置地的最新咨询及政府相关政策，并通过实地走访过这个最直接的实践活动，进一步了解沙县闲置地的现状、成因等情况，形成较为切实的认识，从而分析探讨其开发利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结合当地已开发的实例，提出我们认为可行的开发模式以实现当地闲置地较有效的利用。（3）实践使认识得以产生和发展。只有通过实践实际的改造和变革对象，才能使对象的真实状态、属性、关系、本质和规律得到充分暴露；也只有通过实践是自己的感觉器官直接地同对象相接触，才能使对象的各种现象反映到头脑中来，形成一定的直接经验，并进而上升到理性认识。只有你切身经历、体验了，你才可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状态，发现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地去寻求解决方案，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产生对社会新的认识，丰富前人的认识成果。起初，我们对于农村闲置地的开发与利用的认识仅仅停留于很表面的一些东西，而经过这次五一，我们踏上了风雨沙县路，大家一起走过了沙县，进行实践调研，我们对于农村闲置地有了更深的认识，获得一些数据来完善论文写作，使得我们的论文更加有内涵，有所支撑。（4）实践是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唯一标准。人们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检验自己认识的真理性。这一点在我们前往沙县的实地调查过程中，感受颇深。发现很多东西与你在网上或通过别的途径获得的认识是不一样的，闲置地的流转局势并不像官方说的那么理想，一些村民并不了解，相关政策宣传不是很到位，这也增加了我们调研的难度，但我们也没因此而退缩，还是获得一些数据，把自己实际调查到的结果和之前的一些认识进行比较分析，从而检验认识是否正确地反映了沙县的实际情况，以便对我们的论文进行修改、充实，使得文章更具现实意义。
二、对认识运动的一些领悟
（1）从实践到认识。我觉得还是以做学术论文为例，我们首先通过实际的调查研究，获得对沙县闲置地现状的初步认识，这是所谓的感性认识，而接着我们经过理性思考，将得到的数据进行深层次的处理整合、分析比较，进而获得对这方面的理性认识，这是一个质的飞跃。（2）从认识到实践。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次飞跃。认识世界的目的就是为了改造世界，而要达到这一目的还需要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同样地，我们通过实践获得的理性认识就给我们提供了最直接的指导作用，我们分析得到当地发展较好的模式典型，这就为我们之后为当地的发展模式提出建设性建议铺垫了基础，以便指导当地闲置地流转工作更好进行。然而，我们获得的这些认识及提出的建议，还须通过当地去实践才能检验它们是否有用。
以上是我从课外实践调查中，对于实践与认识的一些小体会。在这次学习和实践中，我们更深刻懂得知行合一，用知指导行，以行深化知，以行修正知。我们在辛苦中感受甜蜜，在疲倦中领悟激情，在质疑中历练真理，在争论中辨明方向，在学习与思考中获得更多的快乐和力量，更在知行路上收获着一路的芬芳。
农耕劳动实践感悟篇5
张履祥还主张“躬耕养志”。此外，还可以从农业本身的特点来理解农耕劳动对农民本性的影响。首先，农民必须了解并遵循某些自然界的规律例如季节的交替、雨水的规律等才能顺利进行生产劳动。其次，农民的生活与工作的场所就在自然当中，自然现象也对农民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例如土地的特性、动植物的生长与死亡等等，农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都会对这些现象有着某种思考，对自然之道有着或深或浅的理解，并不自觉地把这种理解引向自己的日常生活，用以指导日常行为。例如人们常说：“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草木在秋天枯萎凋落，农民们看到后自然引发出一种对人生的感怀，人生短暂，要珍惜生命等。老子也是从对自然的认识当中体悟大道，他说：“万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当然，农民对自然的观察与体悟没有老子这么深刻，但是二者都是由自然之道引向人生之道，农民对天道的体悟使他们获得了天道的一部分，这也就是“德”，王弼说：“德者，得也。……何由得德？由乎道也。”人们后天所获得的德性是从对天道的认识体悟而来的。如果说农耕劳动对农民本性的影响还只是一种较为被动的影响，那么从事读书这一职业对人性的正面影响更带有读书人本身的自觉意识，同时也是职业本身对人性的要求，《孟子•尽心上》说：“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读书人正是靠践行仁义这一精神产品来服务社会的，读书的最高目的是为了达到人性的最高境界。《荀子•劝学》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荀子认为学习先从做士人开始，最终目标是要做圣人，这无疑对读书人的品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孟子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就一般人的人性而言，没有固定的产业就不能保持恒久的善性，可是对于士人来说，不论是穷困还是显达都能够保持自己恒久的善性。其次，学习的过程与学习的方法影响着读书人的本性。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大道，在道家看来，获得大道的过程也就是不断减损自己的欲望直至清静无欲的过程，“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同时，只有做到了清静无欲，才能观察到道的微妙之处，老子说：“故常无欲，以观其妙。”科学研究就是为了追求自然之道，学者们认为科学研究这一过程本身的特点直接影响了科学家的本性。古人认为行医有利于善性的养成，从医学理论到行医过程都影响着人们的心性。古代医家认为医学的伦理精神与儒家有着相通之处，甚至到宋代，医家有了“儒医”之称。家铉翁认为医儒相近，医学原理与儒家理论有相通之处，他说：“医，学问之道也，近于儒，进则为儒矣。……盖儒以心运，医亦以心运。……事虽殊而理有相似者耳。”孙思邈认为德性修养是成为大医学家的前提，他说：“大医治病，心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如此可为大医。”从以上材料可见，医学理论、行医过程都影响着人们的心性。
一、社会分工对人性的负面影响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如何治理社会成为了一门专门的职业。“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先王之制也。”孟子也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君子考虑的是如何治理他人、治理社会，也就是说如何做官。“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也。”然而，是否能做官以及仕途是否顺利除了需要个人才智和修养，更主要地取决于君主，所以孟子说：“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庄子也生动地描述了这种为臣的忧灼心理：“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在韩非子看来，身在官场的臣子的性情完全为国君所改变：“故人主好贤，则群臣饰行以要君欲，则是群臣之情不效；群臣之情不效，则人主无以异其臣矣。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轻死；楚灵王好细腰，而国中多饿人；齐桓公妒外而好内，故竖刁自宫以治内；桓公好味，易牙蒸其子首而进之；燕子哙好贤，故子之明不受国。故君见恶则群臣匿端，君见好则群臣诬能。人主欲见，则群臣之情态得其资矣。”是否能做官以及仕途是否顺利并不能完全取决于自身，而更多地取决于君主的喜好，一旦内心为外在环境所役使，人性便异化了。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从事不同的职业的人们有着各自的职业利益。古代哲学家们认为，社会分工所造成的不同职业利益给人性带来了不同的影响：“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唯恐不伤人，函人唯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
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党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则势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以不加心于利己死者。棺椁者，济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乐于济彼也，迫于利也。欲其日售则幸死，幸死非怨于彼也，迫于利也。医者乐病，幸其必瘳，非乐于救彼而又德彼也，迫于利也。棺椁与医，皆有济救，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爱，各谐其所欲尔。故无为之仁天下也，无棺椁与医之利，在其济死瘳病之间而已。
在孟子看来，造箭的人与制盔甲的人拥有相同的品性，但是造箭的唯恐不能伤人，而制作盔甲的唯恐人受伤，这两类匠人不同的心理是由各自的职业利益决定的，所以说选择职业不可不慎重。韩非子也说，造车的希望人富贵是因为人们做官后会来买车，给他带来利益，做棺材的希望人早死是因为别人的死亡能给他带来利益，并非造车的人一定心善而做棺材的人一定心恶，而是各自不同的职业利益决定的。《无能子•固本第十一》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做棺材与行医的人，并非有憎爱，而是“各谐其所欲尔”，做官的人也是如此。正如罗国杰所说：“不同职业的不同利益和义务造成人们不同的职业良心。”墨子正是因为看到了不同职业给人性带来的不同影响，所以拒绝弟子既学墨家理论又学习射箭的请求。《墨子•公孟》载：“二三子有复于子墨子学射者，子墨子曰：不可。夫知者必量其力所能至，而从事焉。国士战且扶人，犹不可及也。今子非国士也，岂能成学又成射哉！”“成学”指学习好墨家的理论，“兼爱”、“非攻”是墨家思想的核心，通过学习墨家理论教会弟子们要爱人。而学射箭的目的是要伤人，读书与射箭给人性带来的是相互冲突的影响，墨子说，即便是修养很高的“国士”，边战斗边帮扶别人，还是做不圆满，因此他拒绝了弟子学射的请求。孟子提出的要慎重选择职业的观点深深影响了后来的知识分子。明末清初之际，遗民们的物质生活艰难，可仍然坚持不从商，因为在他们看来，读书人最重要的是要提高自身人性修养的境界，而从商却容易败坏心性。张履祥说：“商人近利，易坏心术。”
张履祥甚至反对以行医取利，他在《言行见闻录二》中引程长年的话说：“医不可不知，但不可行，行医即近利，渐熟世法，人品心术遂坏。”以上所说的是职业利益对人性的影响，那么，由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人们将学习、使用不同的职业技术，古代思想家们认为，职业技术的使用也将给人性带来负面影响。庄子便认为，技术的使用不利于保持人的清静本性。《庄子•天地》篇记载了一个丈人灌园的故事，老人不用机械抽水而选用费力的水罐，理由在于：“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15］弗洛姆在《恶的本性》一书中也批评职业技术给人性带来了负面影响，他认为在工业社会当中，人们的智慧和个性随着测试手段的强化变得标准化了，人变成了机械人。
不仅职业技术不利于保持人的清静本性，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不同的劳动场所、劳动过程等也将影响人性。刘康德对工匠劳动的劳动场所、劳动过程的特点以及劳动成果的预测性对工匠心性的影响做出了很好的分析。由于社会分工的必然性，人们必然要选择某一种职业。庄子认为，不论从事哪一种职业的人，其本性都不免受到职业本身所带来的影响。《庄子•徐无鬼》篇说：“知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凌谇之事则不乐，皆囿于物者也。招世之士兴朝，中民之士荣官。筋力之士矜难，勇敢之士奋患，兵革之士乐战，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广治，礼乐之士敬容，仁义之士贵际。农夫无草莱之事则不比，商贾无市井之事则不比。庶人有旦暮之业则劝，百工有器械之巧则壮。钱财不积则贪者忧，权势不尤则夸者悲，势物之徒乐变，遭时有所用，不能无为也。此皆顺比于岁不物于易者也。驰其形性，潜之万物，终身不反，悲夫！”从事各种职业的人们都沉溺、局限于各自所从事的职业，从而也就远离了自己的清静本性。
二、社会分工对人性影响的相对性
以上谈到了由社会分工所带来的不同职业对人性的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从事同一种职业的人们完全可能表现出不同的人性，因为人性还受其他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文章开头提到环境包括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社会环境除了职业环境以外，还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等，以下依次讨论这些因素对人性的影响。首先来看自然环境对人性的影响。《管子•水地》篇认为，水“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由此，人品性的善恶智愚都直接由水质决定。《水地》篇举例说：“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冣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戾，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而葆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闲易而好正。”管子进而认为，水对国家治理有着重要影响。“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枢在水。”其次，政治影响人性。统治者的乱政搞坏了人性，而好的政治促使人性变好。孔子说：“天下有道，盗其先变乎！”再次，丰衣足食是保持人性善的经济基础。前文提到农耕劳动有利于农民淳厚品性的形成，但并非说农民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善良的本性。古代哲学家们纷纷指出只有丰衣足食人们才能保持善良本性。墨子说：“故时年岁善，则民仁且良；时年岁凶，则民吝且恶。”
孟子也说：“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管子也说：“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对于人性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很生动地说过一句话：“当肚子在喊叫的时候，良心和名誉的呼声是很微弱的。”以上论述了各种具体环境对人性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一些古人认为人性天生是善良的，并且，有一部分人的天性是不变的。例如，孟子就主张人性善，他认为人天生就有一种恻隐之心，人们看见小孩掉进井里都会产生一种恻隐之心，这种恻隐之心的产生不是为着要和小孩的父母攀交情，也不是为了要在乡里朋友得名誉，也不是厌恶那小孩的哭声才这样。恻隐之心是天然的，如同人有四肢一样。
孟子在论证了人的天性中包含有恻隐之心后，进而指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法国哲学家卢梭的话很好的为孟子的性善论做了解释，他说：“怜悯心在人类能运用任何思考以前就存在着，又是那样自然”，“一切社会美德正是从怜悯心这种性质中产生出来的，即使禽兽有时也会显露出一些迹象。”他还引诗说：“自然既把眼泪赋予人类，就表示出：它曾赐与人类一颗最仁慈的心。”当然，卢梭在人性论的一些看法上与孟子不同，例如，孟子认为怜悯之心使人区别于禽兽，但卢梭认为禽兽也有一些迹象。然而，他们都认为怜悯之心存在于人天性之中，并且，怜悯之心是美德的开端与基础。道家更是从宇宙生成论的角度论证了人性本善，道家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万物都是在道的支配下产生的，而“道常无为”，道的根本性质就是清静无欲的，那么作为道的产物的人的本性也必然是清静无欲的、善良的。哲学家们承认环境对人性的影响，但他们同时认为有一部分人的天性是不变的。孔子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孔子认为最上等的智者和最下等的愚人的本性是改变不了的。在孔子的时代，道德善恶总是与智慧高低联系在一起。智有道德的意义，干好事往往能获得好的回报，这常称作智。干好事意味着道德上的善，因此孔子这句话可以理解为一部分人的聪颖、善良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最后，人自身的修养是保持人性的重要方法。
农耕劳动实践感悟篇6
关键词：陶渊明田园诗理想现实
陶渊明可谓是田园诗的开山祖师，历代也有不少人写田园诗，可后世田园诗人的作品中，可以说几乎未有逮及陶诗的。原因在于两点，其一是陶诗中体现出肃穆、和谐、优美的意境，这种意境折射着陶渊明理想的光辉，因而充满了诗意和美感；其二是陶诗中对田园生活真实、深入的描写，体现出人与自然契合的情境，是对现实田园生活的真切写照。
一、陶渊明诗中理想的田园生活
正如歌德所说，“艺术家拿一种第二自然奉还给自然，一种感觉过的、思考过的，按人的方式使其达到完美的必然。”陶渊明的诗便是描写经他感觉过的自然外物，他笔下那和谐、优美的田园，正是他理想的写照，平凡的乡村景色在诗人欢欣目光的沐浴下散发着无限的诗意。
（一）在陶诗的理想国里，田园景色宁静优美，人与自然融为一体
陶渊明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官，但他在官场中战战兢兢、格格不入，只有回到大自然中他才感到自由舒畅。刚欲归田时，乡村田园便是他的理想国，在他的想象之中，乡村没有官场与政治的黑暗和浑浊，清净淡远，那里是他最亲切的身心所安之居。他在《归去来兮辞》里写道：“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行役，奚惆怅而独悲！”这描写了他归田前悲伤怅惘的情景。接下来，他想象归田时的情景：“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自酌自饮，无比自在，亲戚看望，叙旧道新，弹琴看书，忧愁烦恼不翼而飞；春天即将到来，农事也接踵而至，生活将忙碌而实在，归田后的日子安宁而美好。
归田前后陶渊明写了不少田园诗，《归园田居》、《饮酒》等是其中的代表作。在这些诗里，田园景色优美，人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自由自在，心灵得到了解放。例如，在名作《归园田居・少无适俗韵》一诗中，诗人把他归田喻为羁鸟恋林、池鱼乐水，可见他对田园怀着多么深厚的热爱之情。在这首诗里，诗人还描绘了一个宁静、朴素而优美的世界：十余亩方宅，八九间草屋，绿树成荫，绕屋而列；远可见炊烟袅袅的村子，狗吠深巷，鸡鸣桑树，诗人身处田园，自由而快乐。在《饮酒》其五里也表现了同样的佳境：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庐在人境，能无车马喧吗？当然不可能。诗人却并不觉得，他以一句简洁而意味深长的话道破了心中奥秘――“心远地自偏”，诗人的心中一片安宁欢欣，因而他看到的田园是那么悠然自在。这句诗可以说是陶渊明许多田园诗的解释：虽然事实上的田园也许并没有那么美，但正如辛弃疾所言，“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亦如是”，心境决定情境。在陶渊明的诗中，自然景色和谐静美，而且人与自然融为一体，如鸟与林、鱼与水。
（二）在陶诗的理想国里，呈现了真淳和谐的人际关系
陶渊明厌恶虚伪的社会风气，痛感“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二十），认为移居田园、坚守自然可对抗庸俗世风。他在诗中表现了田园中人诚朴快乐的形象，描绘了人们和谐共处的乡居图。如《移居二首》中的描述：
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其一）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其二）
在第一首诗里，诗人说他想居南村的原因是听说那里多有淡泊之人，邻里往来，纵谈往昔，奇文共赏。在第二首诗里诗人说到春秋天好，登高作诗，邻人过门相呼，喝酒闲话，总不厌倦。这里远离危险的、黑暗虚伪的浑浊官场，人们相互之间毫不设防，和谐而真淳。作者在为官时盼望归田，认为淳朴友好的人际关系更适宜于人类生存，这可以说是他对人际关系的一个理想。诗人多次描写了这样的邻里关系，如“时复墟里人，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酌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饮酒》十四）等。在诗人的笔下，披草来往，松下共饮，人与人之间没有勾心斗角，有的只是亲切真淳之情。
由以上论述可见，陶渊明的田园诗自然是美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是和谐的。上述诗歌大多是他五十岁之前所作，那时归田不过十年，生活也尚宽裕，田园曾是多年的梦想，因此他眼中的田园一切都很美好。诗中描写的读书耕地、弹琴赋诗、采菊饮酒、邻里相契这种田园生活正是诗人中年时的田园理想。
陶渊明具有自然、和谐、完美的人格，任真自得，固穷守节[1]。晚年他生活逐渐困苦，天灾虫害，屡有不幸，“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愈老愈困，甚至有时要靠乞讨生活（《乞食》）。但他并没有因此麻木，在对现实失望后，重建了自己的田园理想。这集中表现在《桃花源诗（并记）》里面，他描绘了一个桃花源世界，那里景色优美，没有剥削和压迫，“童孺纵歌行，斑白欢游诣”，男女耕种、怡然自乐，人与自然、人与人都是那么和谐自得，生气勃勃。它集中反映了陶渊明晚年的理想，也是陶渊明田园与社会理想的终极设想。
值得一提的是，在陶诗中，除田园诗外，咏史诗、抒怀诗、刺世诗和杂诗，常常也有描写田园的诗句，如“东园之树，枝条载荣，竞用新好，以怡余情”（《停云诗》），“翼翼归鸟，载翔载飞，虽不怀游，见林情依”（《归鸟》），“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庐。先巢故尚在，相将还旧居”（《拟古》其三）等等，这些诗句可以说是田园诗描写的补充，它们和田园诗体现了一致的感情。
二、陶渊明的田园思想和实践
陶渊明是个士人，读过很多书，曾经也是“猛志固常在”，在短暂的出仕生涯中，他对官场的黑暗险恶感到失望。在归田后的二十余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虽然也不时想起大济苍生之志，自感壮志未酬，因而伤感以致难以入眠，不过，他还是在农村待下来了，无论生活优裕还是困苦，他都固守田园。他的诗歌和行事显示，他不仅是一个执着于理想的人，还是一个踏实生活的人。正是因为他深入农耕生活，真正懂得田园的苦乐，所以其田园诗尤其是后来的作品写得愈加朴实真切。这一点正是后来的田园诗人难以企及的。
（一）崇尚自然的田园思想
陶渊明“性本爱丘山”，具有抱朴含真的自然天性。《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集中体现了这点：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草木繁茂，环绕房屋，我爱我屋，或耕或读，没有达官贵人登门，也少了老朋友的拜访，清静悠闲，酌酒摘菜，雨微风好。只有对自然具有深切的热爱之情，才能把自然描绘得如此细致真切、富有情意。
由于这种质性自然的气质，陶渊明萌生并发展了崇尚自然的田园思想，在诗文创作中体现出浓郁的哲理意味。如《自祭文》中写道：“茫茫大块，悠悠高曼，是生万物，余得为人”，从天地宇宙的广阔视野中看到人只是自然万物的一种，人秉受天地之灵气而生，委运任化随顺自然、居于山林躬耕田园最符合人的本性。可以说，陶渊明思想的核心就是崇尚自然。返回自然的思想，包含着对于世俗社会和名教礼法的厌恶与鄙弃。虽然它的方式只是消极的逃避，其中却有反抗黑暗、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积极意义[2]。陶渊明对社会的不满与厌恶，主要是因为社会道德的堕落以及因此导致的人性的扭曲，他努力探求一个抱朴含真、自给自足的社会。因而，陶渊明不仅爱田园之景，而且尊重农人及其劳作，劝人耕种。如《劝农》诗中有：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逸，岁暮奚冀？儋石不储，饥寒交至。
此诗写道人们自古以来就通过种田，达到朴与真的境界；民生就该勤劳，只有耕耘才会有收获。《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其二不仅劝勉农人，也有勉励自己的意思。诗曰：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藐难逮，转欲志长勤。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歇，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这首诗表达了陶渊明早年朴素的田园思想和劳动观。虽然儒家先师孔子早有遗训，要忧道不忧贫，但是陶渊明没有被先人的教训束缚住，他有自己的思想。他认为强迫自己去接受先师的思想，不如背着农具欢欢喜喜地去干农活。
中晚年的陶渊明躬耕愈久，愈加深刻地体会到朴素的人间真理。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人在收获稻谷的过程中感悟到人生之道衣食为首，这看似简单的常理，却往往被追逐功名和坐而论道的人们遗忘。
现代工业社会造就了诸多自然生态灾难和人类精神危机，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对于观照当代人的生存困境是具有深刻意义的。
（二）农耕劳动，身体力行
陶渊明与其他山水田园诗人相比，最大的区别就是他愿意身体力行，参加农耕劳动，很多诗歌都记叙了他的劳动生活。如《归园田居》之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全诗叙述描写，十分真实：辛勤种豆，豆苗反而没草长得好，这真有点可笑而又无可奈何；早出晚归，道狭草长，衣裳被露水沾湿，惟愿收成不错。一个没有真实经历的人是难以想象这种情景的。
陶渊明四十四岁时家曾遭火，此后家境便逐渐穷困，但在困境中他仍然踏实地生活生产。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田舍获》里他提到自己已归田，从事农耕多年，人渐渐老去，但仍然没有放弃农耕。在自然和劳动之中，人往往会更深刻地理解自我和世界。正是这样，陶渊明的诗真实而深刻，无矫揉造作之病。
陶渊明身后有不少诗人，如王维、白居易、王安石、杨万里、范成大等，都写过一定数量的田园诗，描写田园风光和农人生活。他们的诗，对乡村生活大致有两种感情：羡慕和同情。他们或因政治上不得志而羡慕看似恬静的农村生活；或因见到农民劳作辛苦而且生活艰难，生出恻隐之情，这种感情是带有优越感的。或者说，他们是田家的局外人，并不真正懂得田家苦乐，因而感情相对而言是较为浅薄的。如王维的《渭川田家》和《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在第一首诗里，描写了乡村傍晚的景色，诗人觉得乡居生活很悠闲，因而想隐居；第二首描写了乡村秋日晚景，写到山水、落日、孤烟和听蝉人等景，并自喻为陶渊明，但他看到的只是乡村表面的风光。再如白居易的《观刈麦》，他在此诗里叙写观看农夫割麦时的所见所想。这首诗描写农家割麦繁忙辛苦，由一妇女抱子拾麦穗以充饥联想到自己不劳而获，无功无德，生出惭愧之情。这些诗歌对田园乡居生活是一种远距离的观察和同情，因而无法和陶诗相提并论。
综上所述，陶渊明田园诗兼具理想之美和现实之真。在陶诗里，田园自然优美，人们抱朴含真，物我相得，充满诗意和美感；诗人任真自得，自然，躬耕多年，对田园生活体会深刻，其描写真实鲜活，理想之美与现实之真在陶渊明田园诗中完全统一。这正是后来的田园诗人难以企及之处。
注释：
[1]李可风：《陶渊明的诗化人格》，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农耕劳动实践感悟篇7
论文摘要：陶渊明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质性自然”；二是躬耕田园。“质性自然”是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基础，躬耕田园是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主要体现。他通过读书弹琴、饮酒赋诗、游乐交友特别是躬耕田园等方式，达到了委运任化、物我为一和与道冥合的高超境界，即达到了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第一次将“和谐”与“富强民主文明”一起确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这是和谐理论研究的一次大升华。而1600年前陶渊明就已达到了与自然高度和谐。陶公的自我和谐及与他人的和谐已达很高境界，而与自然的和谐将其思想修养似乎已达到了一个化境。笔者已有两篇文章论述了其自我和谐及与他人的和谐，本文试从陶公崇尚自然与躬耕田园两个方面，试论其与自然的和谐。
一、“质性自然”：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基础
崇尚自然、“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序）是陶渊明坚定不移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也是他与自然和谐的前提和基础。“从这种保持本性、崇尚自然出发，渊明开朗的胸襟，就能领会万物的生机，获得自然的乐趣。”[1]陶公诗文中约有100篇（首）描绘了大量的自然景象，涉及到数百个自然名物。陶公诗文中的“自然”包括两类含义：一是作为物质实体的大自然，指除人以外的天地万事万物；一是指人的精神状态，是老庄的核心思想，指人不受外界拘束的自由自在、自然而然的状态。杨仲义先生认为陶渊明的“质性自然”，有五个方面的具体含义：一曰“性本爱丘山”；二曰“少无适俗韵”；三曰“静念园林好”；四曰“依依在耦耕”；五曰“聊且凭化迁”。[2]也即本文所指的“自然”两类含义的具体细化。
笔者拟将这些自然景物分为三类（另将“园田”放在第二部分论述）：（1）动植物。a．鸟类。如：飞鸟、失群鸟、翔鸟、羁鸟、孤鸟、倦鸟、归鸟、高鸟、凤鸟、黄鸟、青鸟、边雁、丛雁、鸿雁、别雁、云鹤、春燕、新来燕、离鹍、鸣鸥、孤鸾等。b．禽兽。如：晨鸡、犬、猿、驷马、鲂鲤、游鱼、熏麝等。c．植物。如：秋菊、青松、桃花、幽兰、梅、柳、桑木、白杨、霜柏、春蕖、莲房、寒竹、嘉粟、菽麦、粳粮、梨、栗、莒、紫芝、紫葵、佳花、百卉等。（2）自然名物。a．风。如：凯风、和风、劲风、义风、微风、清风、融风、好风、温风、劲气、清气，回飙、晨风、长风、南飔、凉风、星气，暮风、悲风、惨风、哀风、北风等。b．云。如：白云、高云，重云、孤云、游云，西云、寒云等。c．雨。如：时雨、闲雨、微雨、连雨等。d．时节。如：日、月、良时、良辰、秋日、寒暑、春秋、冬夏等。e．器物。如：舟车、名车、琴书、船、烛等。（3）地理名物。a．江河。如：四海、大海、长江、三湘、易水、洙泗、平湖、颖水等。b．地名。如：武陵、九江、商山、庐山、江陵、西荆、张掖、幽州、临淄、华嵩等。c．方位。如：南国、南山、南圃、南畴，东园、东崖、东皋，西岭、西阿，北乡、北园、北窗等。d．居所。如：草屋、草庐、穷巷、华轩、西庐等。
1．“性本爱丘山”。陶渊明家园及附近景色是非常美好的。其住地有桑、竹、榆、柳、桃、李，四季分明，五彩缤纷。离其家乡不远的“庐山，……‘奇秀甲于天下’，为历代诗人所吟咏不歇”。[3]毛主席《登庐山》诗中，“一山飞峙大江边，跃上葱茏四百旋。……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赞美了庐山雄阔奇伟的气势和陶公酷爱自然的秉性。与长江相接，自湖口而南有宽阔平静、一望无垠的鄱阳湖。这些美景也在一定程度上孕育着陶公的山水之乐与山水之爱。
陶公诗文多层面、多角度地展现了山水景象、飞鸟禽兽神态。他所描绘的自然，有家园和他乡的山水实景，也有幻想中的人间乐园。这些自然景象或是诗人抒发感情、陶冶性情、寄托心志的审美对象，或者作为游览、交友、躬耕的场所，或者是诗人高洁人格的象征、物我为一的幽远意境，并且不管是乐景、悲景还是幻景，陶公大都能与之和谐相处。
陶公刚刚辞官归田，就写下了《归园田居》五首。在第一首中描绘了自己虽破旧但富有诗意的居所：“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落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那景象是何等的幽雅宁静，何等的古朴淳厚！草屋农田虽显出一些穷困之相，但却是那样生机勃勃。特别值得欣喜的是诗人的居所远离污浊的官场：“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柴扉，虚室绝尘想。”（《归园田居》其二）“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读山海经》其一）。并且即使他移居后的南村是古直及日本冈村繁所认定的浔阳近郊，也丝毫不会影响到陶公“固穷”、“任真”的气节。因为“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饮酒》其五）。何况还有与陶公志同道合的众多“素心人”呢！陶公家园附近的环境也十分美好：“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归去来兮辞》）“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读山海经》其一）。
《和郭主簿》二首写于陶公38岁居家丁忧时。第一首描绘了美好的夏日田园生活：“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用拟人手法写林贮清阴，风开我襟，展现了树林和凯风的勃勃生机和善解人意，使人心旷神怡。第二首中则展现了“和泽周三春”之后“清凉素秋节”的萧瑟景象和芳菊、青松的秀姿卓杰。《饮酒》第七、八两首，通过秋菊、青松喻其高洁孤直，表明了自己傲立于世、坚决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秋菊有佳色，露掇其英。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其七）“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其八）秋菊和青松是陶公非常喜爱、经常吟颂的审美意象。诗中既以它们自况，又是陶公与它们互借：秋菊、青松是陶公的物化表现，陶公则是秋菊、青松的人格神化。应该说陶公能够终生躬耕田园，秋菊、青松等自然界中美好、高洁、坚强的物象也给了他信心，陶公从它们的形象、性格中也吸取了许多力量。加上其他的许多合力，才没有改变其躬耕田园的志向。
陶渊明与自然的和谐还表现在继承了建安诗人的传统，写了许多飞鸟形象。“建安诗人写得最多的，是飞鸟的形象。他们常常用飞鸟象喻自己，象喻人生。飞鸟之被用来象喻人生，是用来象喻人生如寄。……孤鸟失群，飞鸟悲鸣，归鸟徘徊，这些有着浓重悲凉情思的意象，最足以反映出建安诗人的普遍的审美情趣。”[4]陶渊明的飞鸟形象有与建安诗人相同的象征比喻，又有许多发展，主要表现在陶公多写与飞鸟的和谐方面。如：《归鸟》叙写鸟儿与一年四季的和谐，“和风”应春，“清阴”指夏，“气清”明秋，“寒条”比冬。虽有四季之变化，但鸟儿们是“见林情依”，“遇云颉颃”，它们其情洽洽，“顾俦相鸣”，“众声每谐”，“好音相交”。已经逃脱了罗网，“相鸣而归”。如同《归园田居》所说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了。这些鸟儿实际上也是陶公性格和人生的写照。《杂诗》其四则描绘了春燕的高洁、边雁居无定所的悲哀和离鹍的坚韧不拔：“春燕应节起，高飞拂尘梁。边雁悲无所，代谢归北乡。离鹍鸣清池，涉暑经秋霜。”实际上是通过这几种鸟的意象展现陶公的不同境遇、坚强意志和高洁人格。清温汝能纂集《陶诗汇评》卷二认为：“《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渊明此语其知道矣乎。”[5]清马墣《陶诗本义》卷一云：“（《归鸟》）二章乃渊明真性情所见，知其意始知为三代以后一人，而莫有其匹者也。”[5]
陶渊明诗文中的自然景象不是随意点缀的闲笔，而是诗文中密不可分的有机构成。本来自然界的动植物无所谓善恶，许多景象也无所谓美丑。美不自美，善不自善，因人鉴之，因人赏之。万事万物纳入了人的评判标准后，也就有了美丑善恶之别，或者因人的需要也就只能委屈其他了。既然有了美丑善恶等等之别，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那么有的人可能只热爱自然界中的美景、乐景、善景，而对悲景、丑景、恶景，大多数人可能就是心而厌之、心而惧之了。陶公诗文中描写的大量自然景象，涉及到的数百个自然名物，包含了自然的和人为标准的真、善、美、乐与悲、丑、恶、幻。由于陶公“质性自然”、酷爱自然，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沐浴在家乡的自然风光中，因而他对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乃至飞鸟禽兽、风、云、雨、时节也就非常熟悉。他笔下的自然景象相互之间大都是和谐的，而在具体描写中又分三种不同的感情态度：对器物、江河、地名、居所，陶公只作客观的记叙，对树木花草，一般作以我观物式的描写，将诗人的感情寄托其上，而对飞鸟禽兽、风、云、雨、时节则既作客观记叙，又作主观抒情，即既忠实地记录了它们的喜怒哀乐、离合、孤寂、疲倦等与人具有的心理状态，又描绘了诗人与它们感情互动，心灵相通，同欢共乐，同悲共苦。如他在“偶影独游”“景物斯和”的暮春时，能够“欣慨交心”（《时运》）。而在《于王抚军座送客》中，通过“寒气冒山泽，游云倏无依。洲渚四缅邈，风水互乖违”，写秋日的凄厉萧瑟，借以表现送客时的离愁之情。总之，陶渊明与自然的交融，大都“有如佛家所说底‘千灯相照’，互相增辉”。[5]这样万事万物也就被赋予了人的感情色彩，也如同人那样具有勃勃生机。而陶公又以诗人、哲人的胸襟与眼光，闲静地毫无功利地进行审美观照，对自然景象中的真、善、美、乐，能怀着淳朴深厚的感情，而对其中的悲、丑、恶、幻，陶公也能与它们和谐相处。这种和谐，与陶渊明同时代的许多玄学家没能达到，后世的许多文人也没有达到；这种和谐，其中有的已达到了水乳交融、鱼水合欢的程度；这种和谐，也就是王国维所说的“不隔”的意境。
2．“复得返自然”。陶渊明认为短暂的为官是“久在樊笼里”，他本人也如“羁鸟”和“池鱼”那样非常的不自由，而对回归田园则视为回到了“旧林”与“故渊”，是“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由于陶公“性本爱丘山”（引文同前），因而他要投入大自然的怀抱，与家人亲朋宴游其间。他经常游乐的地方有家乡柴桑县的栗里、上京、南村及附近的庐山等地。陶公诗文中有多篇记录宴游，如：“久去山泽游，浪莽林野娱。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归园田居》其四）他也曾与从弟敬远在“静月澄高，温风始逝”的秋日，“三宿水滨，乐饮川界”（《祭从弟敬远文》）。在“新葵郁北牖，嘉穟养南畴”的美景中，陶公邀请刘柴桑“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酬刘柴桑》）。正月的斜川是：“天气澄和，风物闲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游斜川》序）,因而陶公“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同上)。清方宗诚《陶诗真诠》称赞道：“‘气和’八句（指“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迥泽散游目，缅然睇会邱；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笔者注），炼字自然，写景如画。”[5]袁行霈先生认为：“陶渊明的《游斜川》诗便是一首颇富理趣的山水诗了。”[6]
在魏晋时期，山水游乐已成为士人的一种风尚。两晋时期豪门势族还修筑了许多私家园林，供他们游乐赋诗作文。《晋书·刘琨传》载：“时征南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日赋诗。”特别是谢灵运在多处庄园大造假山美景。但有意味的是，尽管这些园林极其精致、非常美丽，石崇也仅留传下来文字优美的《金谷诗叙》，谢灵运虽然留下了许多山水诗，但总体水平却远逊于陶公。这不能不说，有的人只是流连山水、徜徉其中，没有达到与大自然高度的和谐，对大自然没有心领神会。他们只是自然山水的旁观者、欣赏者，与自然还是一种主客体的关系。他们在欣赏观照自然美景时，顶多只是身心的愉悦，并且这种愉悦也许会稍纵即逝，加上生活经历与艺术水平及情趣等原因，也就伯仲分明了。
陶渊明无缘游览豪门势族私家园林里的人造美景，但他以自然美景为审美对象，并把这种审美对象变成如同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与他“质性自然”的性格高度契合，用他那生花妙笔写出了一批优美的田园山水诗。现在我们也许不应当只把陶渊明当作田园诗的开创者，而把山水诗开创者的贵冠仅奉送给谢灵运，至少是陶谢二人共同开创了田园山水诗。当然如同李剑锋先生所认为的，较陶渊明之前的湛方生也写了高水平的山水诗。
[7]
陶公所描绘的多是农村最平常的事物、景象、诗人的劳动及日常生活。这些本来平淡无奇，但一经他的描绘，就渗透了他的种种情怀，融入了他的自我形象，物我互化，物我为一，因而富有诗情画意。他还对宇宙作了一定的探索：“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读山海经》其一）为人们设计了令人神往的“桃花源”式的理想社会。这样的社会在当时虽然只能是“乌托邦”，但其影响和鼓舞人心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二、“依依在耦耕”：陶渊明与自然和谐的主要体现
陶渊明与自然的和谐主要体现在躬耕之中。陶公的躬耕，有收获的欢乐，也有不堪劳动重负的苦辛，还有收获不多的感叹。而对短暂的五、六年为官时期他则认为是“暂与园田疏”（《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暂为人所羁”（《杂诗》其九）。躬耕田园是陶公人生的主要组成部分。他种过豆，打过稻，锄过草，可以推测农活大多干过。其诗文有多篇写到田园生活。有关田园的词语基本上有：园田、南亩、田舍、荒蹊、地、园、灌园、中田、西园、林园、南山、田桑、山中等。在《劝农》诗中，他反对孔子、董仲舒鄙视劳动的行径：“孔耽道德，樊须是鄙。董乐琴书，田园不履。”他在《扇上画赞》中用“超超丈人”荷蓧翁的“日夕在耘”来反衬孔子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陶公既乐琴书，更耕田园，把劳动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从《归去来兮辞》中的遣词造句便可看出。如：“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句中“有事于”一般用于国王、诸侯的祭祀和征战等重大事件；“或命巾车，或棹孤舟”，则是君王声势浩大的出游队伍之象征。虽然陶公具有诙谐性格，但这里明显是把躬耕田园比作如国王、诸侯的祭祀和征战等重大行为。[8]陶公的躬耕田园可以用他一句诗高度概括，即“依依在耦耕”（《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1.诗化的劳作。陶渊明初归田园时，几乎把劳动诗化了。如：《归去来兮辞》中，春耕于“西畴”的景象是“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于是陶公“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以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陶公想象初耕田园时便能一人独立耕作，并且在劳动间隙还能登高赋诗。《归园田居》第一首记叙了自己“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的经过，认为这是“久在樊笼里”之后的“复得返自然”。《饮酒》其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两句，被日本冈村繁高度赞扬道：“事实上1300多年来，无论在中国，抑或日本、韩国，它都被一直推崇热爱，并受到极高赞赏”。[9]
最能体现陶公田园劳作的是《归园田居》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诗中描绘了一幅白日躬耕和月夜归耕图，特别是归途中情景多么美妙：一轮明月高挂天空，沐浴着大地。虽然苗稀荒秽、道狭草长、夕露沾衣，但这些都根本不必介意。只要有一轮明媚的月亮就够了，一天的疲劳也就立刻消失，诗人似乎是带着美丽的嫦娥、勤劳的吴刚，沾着滋润的夕露欣欣而归。这是多么富有诗意！多么使人惬意！陶公与大自然已高度和谐、合而为一了。
2.辛勤的躬耕。随着躬耕的深入，陶公对劳动有了全面的认识和体验，《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就是其中的典型诗篇：
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此诗作于归田后的第六年（410年）。陶公劳动的场所是已有“霜露”、“先寒”的西田。可幸的是由于自己“晨出”、“日入”地不辞辛苦劳作，终于迎来了丰收景象。虽然辛苦，但只要没有祸患也就够了。因为近在咫尺的庐山脚下卢循的起义军与官军的战争从三月打到现在还没结束，田家虽然苦，也有欣喜之处，可以在劳动归来后于檐下洗手濯足、自酌自饮、解乏散心。因而陶公的心又飞向了千载前的隐士长沮、桀溺，古今同调，但愿如他们两人那样，长此以往躬耕田园。陶公从收获早稻中又收获了人生新的体验，得到了可贵的精神享受。
在《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中，描写了不畏艰苦的春耕：“贫居依稼穑，戳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戳力”、“不言”、“常恐”等词语用得非常生动贴切，表现了陶公躬耕田园的坚强决心。《劝农》中，通过“冀缺携俪，沮溺结耦。相彼贤达，犹勤垄亩”的辛勤劳作，批评“矧兹众庶”不应该“曳裾拱手”，因而告诫农民兄弟：“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希望以“敢不敛衽，敬赞德美”而共勉。钟伯敬在《古诗归》卷九中曰：“即从作息勤厉中，写景观物，讨出一段快乐。高人性情，细民职业，不作二义看，惟真旷远人知之。”[5]（下，p22）
从陶渊明对待劳动的认识、态度特别是依依耦耕中，我们更加可以看出他对自然的亲和与融入程度。首先，他对劳动有非常正确的认识。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陶公能认识到“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劝农》）。其次，他反对孔子、董仲舒鄙视劳动的态度和“田园不履”（《劝农》）的行径。再次，他能终身躬耕田园。这在士大夫“耻涉务农”（《颜氏家训》）的南北朝时期，这一点特别值得钦佩，尤其难能可贵。陶渊明是封建社会士大夫中第一位躬耕田园的实践者，甚至倡导者，并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即使“终死归田里”（《饮酒》其十五），他也无怨无悔，因而其诗文中或者高度赞扬劳动，或者将劳动诗化，或者真实地再现劳动的艰辛以及对劳动的感叹。
历代文人中虽有记叙与赞颂田园、农事的诗文，但都是以旁观者、顶多是欣赏者的态度来描写的。即使状物写景多么美妙，描绘田园、农事，多么真切，总觉有一些隔靴搔痒之感，因为观赏其景与身临其境，特别是深入其中，是大不相同的。陶公从躬耕田园中得到的感受与体会是多么的直接、深刻与丰富，并且初归田园时，他几乎把劳动诗化了。既然能够诗化劳动，那么就很少会有痛苦之感，而在劳动间隙还能登高赋诗，这证明陶公劳作是快乐的。陶渊明在劳作中，虽然也有不堪劳动重负的苦辛和收获不多的感叹，但可贵的是意志坚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九月中与西田获早稻》）。作为一个文人，他能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终身躬耕田园，说明在劳动中他的身心还是能达到平和与和谐状态的。
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陶渊明能够辞官归田毅然决然地走上躬耕田园的道路，这是需要有很大决心和勇气的，但是由于陶公“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追求一种自然生活状态，甚至有只求耕耘、不问收获的超然心态，因而躬耕田园就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种精神享受。他为了达到与自然的高度和谐，确实已把劳动当作了重要需要。那么他就会在劳动中享受到人生许多乐趣，体会到人生种种哲理。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力量，是从事创作的灵感和源泉，因而他与自然也就更加亲和与融入。
判断陶渊明是否与自然达到和谐状态，我们不是仅仅从他的大部分诗文有描绘自然景象、山水游乐及躬耕田园的内容来下结论的，而是要全面辩证地看问题，不仅要看他对大自然的体悟、亲和及融入的程度、频度，而且要看其态度，特别是心境。在山水游乐已成为士人一种风尚的魏晋时期以及绝大多数人也是非常喜爱游览自然风光、热爱自然的今天，如果仅从程度、频度来看，陶公没有某些隐士那样的清闲逍遥，与东晋王、郗、庾、谢四大门阀士族的游山玩水相比，更是天壤之别。如果陶公终老官场，应该更加有条件宴游山水。因此，尽管在山水游乐的程度和频度上，他远远不及某些隐士、官员及王孙公子们，但在“质性自然”的态度和心境上却远远超过他们及今天的我们。陶公是将自己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成为自然的一分子。他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沐浴在家乡的自然风光中。他对自我与自然关系的体悟能进入到物我两忘的惬意之境：“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饮酒》其十四），因而主客等同、主客混同、物我互借、物我互化。通过读书弹琴、酣饮赋诗、游览交友，特别是躬耕田园等方式，陶公达到了物我为一、委运任化的高超境界。
总之，“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题材，并且真切地写出躬耕之甘苦，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人。”[6]陶渊明的许多诗“已全无物我的差别，可一概归结到委运任化，与道沉浮。自然的万物、诗人的形神、道的虚静无为，三者融为一体”。[10]因而陶渊明达到了与自然的高度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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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劳动实践感悟篇8
心灵的洗涤，灵魂的净化
石磊
再闻一闻那清新的空气，再看一眼那葱郁的大山，捧一把这孕育新民人民的热土，包好，轻轻地收入囊中。五天，如白驹过隙，我们的到来仿佛就在昨天，而离别却在今日；五天，虽然时间不长，但离别总是让人依依不舍；五天，我们留下了汗水，收获了欢笑与喜悦。五天后的今天，我们留下祝福，带上希望，踏上新的征途。世上最难忘的就是那朝夕相处、一同挥汗、一起欢笑的人，还有这如诗般的土地。
虽然此次社会实践时间不长，但是我们走访了新民市的许多地方，如新兴灯泡厂、兴旺玻璃厂等。在工厂的走访，让我受益匪浅。通过走访工厂，我看到了科技的力量、人才的价值，这使我更加坚定信心。知识的力量是伟大的，“学习无用论”实属无稽之谈，所以我不再迷茫，不再仿徨，下定决心：将学习进行到底。通过走访工厂，我理解了团队的意义，这使我更加宽容；通过走访工厂，我明白了实践的重要性，任何事情都要亲历亲为，不再眼高手低，不再纸上谈兵；通过走访工厂，我增长了技能，我产生了心得，我学会了知识，我带走了收获。但是，这些还不足以让我满足，对乡村的走访，才真正使我顿悟到此次社会实践的真谛。因为这是一次心灵的洗涤，灵魂的净化。它使我悸动的心慢慢沉静，飘于表面的浮躁渐渐退去。
那是一片远离喧嚣的土地，闻着乡土的气息让人心旷神怡，里面蕴含着果子的香甜、稻子的清香，却不曾有汽车的尾气、锅炉的炭灰。来到这里，花儿在为我们开放，鸟儿在为我们歌唱，我们仿佛也沉浸在其中，心中满是欢喜。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在村主任的陪同下，深人农民家中，走人了他们的生活，去了他们的田地。在老乡家中，我有种前所未有的亲切感，那种感觉好像在我姑家。在老乡家中，我看到了农民的淳朴，他们与世无争地过着淡淡的生活，粗茶淡饭就好。无论什么事，他们都以休闲的态度去面对，没有什么大不了。这种豁达是难得的，是珍贵的。从他们的身上，我获得了启发。人本来就可以有很多种人生，很多种选择，得到心灵的满足就可以了，自己问心无愧就可以了。所以我准备放下包袱，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去为了灵魂而奋斗！一下子轻松许多，一下子快乐许多。我偷偷地在想，这才是我此次最大的收获，它将会指引我前行，是我人生的坐标！
农耕劳动实践感悟篇9
关键词:颜元体育教育思想现实意义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浑然,号习斋,清代直隶博野(今属河北省)人,是我国十七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和杰出的爱国主义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特别是他的体育教育思想和实践,开创了使受教育者得到全面发展的光辉先例,对我国近代乃至于现代的体育教育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颜元体育教育思想的启蒙与成形
颜元体育教育思想的形成,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其他身对生活经历的体验;另一方面,也是主要的方面,是他对宋、明理学的研究与批判后的感悟。
颜元自八岁起从学于吴洞云先生,吴先生虽然不是教育家,但他多才多艺,除对传统的经、史、子、集有较深的研究外,还擅长骑射、技击,通晓医术、术数,对神机兵法等亦有独到研究。在吴先生门下求学近三年的时间里,颜元受到了比较全面的教育、熏陶、影响和锻炼。颜元从十一岁起,由于受社会时尚的影响,开始学习八股文,致力科举,用心仕途,并于十九岁考中秀才。颜元二十岁时,家道衰落,在家“耕田灌园”,挑起了全部生活重担。二十一岁时,颜元阅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研究国家兴衰之迹,生民休戚之事,常废寝忘食,遂厌弃八股,绝意仕途。颜元从二十三岁时起,开始研究七家兵书,并学技击之术,研究战守机宜,尝彻夜不寐;二十四岁时开设家塾,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颜元在论述教育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方面有突出的贡献。由于他早年从事过"耕田灌园"的劳动,“学校技击”,“习乐舞”,“能骑射剑戟”,一生以行医、教学为业。颜元继承和发扬了孔子的教育思想,主张“习动”、“实学”、“习行”、“致用”,即德育、智育、体育三者并重。“习动”即坚持参加体育活动。他明确指出:“养身莫善于习动”,“习行礼射御之学,健人筋骨,活人血气,调人情性,长人仁义。一时习行,受一时之福。一日习行,受一日之福。”他又指出:“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颜习斋先生言行录》)颜元把这种教育思想贯彻在教学实践中,数十年如一日。在开设家塾期间,学生的习动内容有技击、歌舞、射箭、举石担、石锁、超距(即:越野跑)等,分日行之。他晚年主持漳南书院时,仍然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科,亦即除教学生“讲读作文”之外,还坚持上“习动”课,要求学生“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等。在礼、乐课中也有舞蹈,其中有不少为体育教育内容。颜元不仅教育学生“习动”,而且身体力行。他武艺出众,五十七岁时与商水大侠李子青比武,“数合,中子青腕”,足见他老年时仍保持着矫健的身手。
颜元的体育思想,也正是在他的切身经历和感悟中,在他对宋、明理学进行研究、批判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完善的。
二、颜元体育教育思想的发展与主要贡献
明清时书院教学内容以研习儒家经典为主,但很多书院在课余时间也开展游览、登高、弈棋等体育休闲活动。同时,宋明理学所大力倡导的“静坐”也成为书院学子们一种有效的养生手段。明代不少书院有提倡关心时政,学以致用的传统。明朝廷提倡“文科亦兼骑射”,要求地方官学恢复射礼。
颜元对宋明以来重文轻武的社会风气深恶痛绝,他在《传习录》一书中指出,当时的读书人终日坐在书房中,萎惰精神,筋骨疲软,导致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经世致用的知识,为国家培养有用之才。颜元强烈反对宋明理学的静坐主张,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以动致强”的观点,提出“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强调通过社会活动和体育活动来完整人格。
颜元从他“目击身尝”中深刻体会到宋、明理学是一种“害心”、“害身”、“害国”之学。理学家们喋喋不休地告诫人们要“知学”,要“关了门,闭了户,把断了四路头”,钻进故纸堆里“穷理”。在颜元看来,按着理学家们的教育思想所培养出来的人,只能是“弱人”、“病人”、“无用人”,而绝不会培养出“经天纬地之略,礼乐兵农之才”。
颜元作为爱国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深深为国而担忧,他之所以放弃举业,潜心教育,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国家培养“经世致用”、“扶危济难”的有用人才,因此,在他看来,一个人不仅要博学多文,又必须掌握治国理财的真实本领,同时还要有一副健壮的体魂,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建经世济民之勋,成辅世长民之烈,扶世运,奠生民”,为此他提出了“文武相济”、“兵学合一”,全面发展的主张,他说:“一学校也,教文即以教武。”即除了教授学生经史子集之外,还必须教之以射、御及兵、农、钱谷之事,这样所培养出来的人才,在平时可以“修己治人”,在战时则可“持干戈,卫社稷”,成为能够“出将入相”的文武全才;在“文武合一”、“兵学合一”的教育过程中,达到文武相济的目的。
颜元这种以动致强,文武兼备的教育思想,在明学盛行、重文轻武的时代独树一帜,在中国古代教育史和体育史上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三、颜元身体力行是实践体育的典范
颜元在他长达近五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始终没有忘记实践他的体育思想。他在招收生徒时,便提出了要求,即“凡欲为吾徒者,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不仅要学文,而且必须习武。颜元除教学生读书作文以外,还经常督率学生“习礼,歌诗,学书计,举石,超距,击拳,率以肄三为程”,并经常和学生“讨论兵农,辨商今古”。
颜元晚年应邀主持漳南书院时,则进一步将其体育思想付诸实践,他除将学院划分为文事、经史、艺能等斋外,还特设有武备斋,专“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同时,在书院外还专设有“马步射圃”,专供练习骑马、射箭之用,将体育活动开展得丰富多彩,有声有色。
由于颜元长期生活在农村,亲自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后来虽从事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但从未脱离劳动。像他这样一生不脱离农业生产劳动的著名教育家,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不多见的。因此,他非常注重劳动对于育才的作用。颜元认为,劳动不仅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强盛,而且对人也有教育作用。首先劳动具有德育的意义。它不仅能使人“正心”、“修身”,去除邪念,还有使人勤劳,克服怠惰、疲沓。其次,劳动还具有体育的意义。劳动可以增强体魄,是重要的养生之道。
正因为他自己一生长期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因此,使他能够冲破自孔丘以来儒家轻视农业生产劳动的传统思想束缚,对劳动有一个新的认识,不仅认为人人应该劳动,而且还重视对学生进行劳动教育。重视传统农业知识。颜元始终把向学生传授农业知识置于其教育活动的重要地位。他曾说:“以礼、乐、兵、农,心意身世,一致加功,是为正学”。在亲自制订的“习斋教条”中,规定“凡为吾徒者,当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
与此同时,颜元还十分重视其自身的体育锻炼,对养生之道颇有所悟,他说:“养身莫善于习动,夙兴夜寐,振起精神,寻事去作,行之有常,并不困疲,日益精壮。”并说:“常动则筋骨竦,气脉舒”。他从幼年时起即学会骑马、射箭,从青年时起研究兵法,学技击,直至晚年,一生习武,从未间断,而且技艺很高。在他五十七岁时,曾与武术家李木天折竹为刀,比试武艺,结果“不数合,击中其(指李木天)腕”,至老年仍经常练习举石、击拳、比赛射箭等,因此,他的身体一直很健壮,直活到“古稀”之年。
总之,颜元是我国古代比较重视体育教育的教育家。他将体育和其它学科放在同等的地位来加以重视,他的体育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超出了古代以及和他同时代的教育家们,是他整个教育思想体系中的最为闪光的部分,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对现在推行的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劳的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何叙:《颜元的体育思想》,《体育文化导刊》,2004.11。
[2]郝勤:《体育史》,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
农耕劳动实践感悟篇10
关键词：劳动实践；综合能力
我校占地面积约10亩，校园里树木葱郁，绿草如茵，大桥相伴，古樟辉映，校园面积宽阔，环境舒适优雅。2009年，我校被确定为桂林市、资源县教育局劳动实践基地，学校通过基地实践，促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了全面提高，从而走出了一条特色化的育人之路。
一、以基地为依托，为师生开展综合实践活动搭建舞台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设置是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课程结构的重大变革，它有效地促进了学校教育职能的变化和学科课程之间的整合，使教育教学从片面关注学生的知识与技能的提高向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转变，是落实素质教育的重要举措。笔者结合实际，确立了《开辟劳动实践基地，培养小学生综合能力的研究》这一研究课题，旨在通过劳动实践基地，指导教师合理组织并采用多种活动方法，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发现问题、思考问题，运用已有的知识去解决问题，让学生在活动中实践，在实践中感悟，在感悟中提高。
（一）采取分级管理模式，突出课题研究的针对性
基地菜园18块菜地都分配到每个班级，每个班分为4个小组，轮流管理。为了使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真正发挥育人作用，基地的打理、翻耕、播种、浇水、除草等都由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自完成，要求学生每次劳动后都要写日记，并做好观察、记录蔬菜生长过程，及时总结经验。
（二）开展行动研究，上好研究课
我严格做到：在教学中开展研究，在研究中深化教学，认真听取学生意见，积极进行总结并与其他教师进行交流和研讨，概括出研究结果，形成教学反思，引发新的问题，使研究具有动态性，突出指导性。从沙地整理的要求、栽种时要成线、对称、品种种植成片、完工后工具收集摆放等方面加以引导，培养了学生的审美能力。在培养学生探索能力方面，我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机会组织学生进行探讨。一次菜地负责人在几次喷药后发现没有效果，蔬菜一天天枯萎下去。我知道后，随即组织学生观察、探索，终于弄清是蜗牛在作怪，于是学生就去找消灭蜗牛的药剂。虽有但很难买到，于是又另想他法，最后根据蜗牛的生活习性，利用早晚的时间捉了几天，使蔬菜长势逐渐好转。
二、加强过程指导，为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与提高提供熔炉
小学新课程标准在实施意见中指出：“不要把学生束缚在教室这个狭小的空间里，教室外才是小学生能大有作为的更广阔的天地。不要把上课下课当作教学的起点和终点，小学生探究科学的活动不是一节课所能完成的。不要拘泥于教科书上规定的教学内容，孩子眼中的科学世界永远是妙趣横生的。”劳动实践基地的创建，更便于学生在种植、观察、体验、交流中体验劳动的乐趣，在蔬菜基地中培养小学生的劳动习惯，对开发智力、增强体质、陶冶情操、健康成长、综合能力的培养等都起着重要作用，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动手、动脑和实践创新能力。通过利用基地积极开展研究性学习和劳动教育活动，促进了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一）培养学生自主观察、动手、动脑的能力
在综合实践活动中，让每个学生都当“菜农”，种植各种花卉、蔬菜、果树等，并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会播种、育苗、移栽、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花期管理、种子收藏等生长全过程的栽培管理技术。教师可组织学生从播种、发芽、开花到结果长达5个月的亲历种植、观察过程，学以致用，学用结合，将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延伸到劳动实践的探究活动中，让学生体验劳动的艰辛，品味劳动成果的喜悦，使“劳技”教学真正拥有自己的一片实践空间，实现教学资源互补之目的。
例如，在进行地瓜“翻秧”的教学实践时，开始学生们争论不休，因为有的学生说不用翻秧，有的说必须翻秧，否则就会影响产量。为了培养他们的探索创新精神，我让学生多咨询农民再下结论。几天后，学生进行交流后才知道：原来在水分充足的情况，茎节处有次生根生成，次生根能大量吸收养分和水分，从而造成红薯产量低，在这种情况下，红薯藤蔓就要经常翻动。而在干旱缺水的情况下，要少翻动或不翻动红薯藤蔓，让茎节处的次生根生成，为植株的生长提供更多的水分和养分，这有利于植株生长和生存。学生在了解到正确的知识后，在教师的带领下小心翼翼地开始了翻秧实践。
（二）形成良好品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