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教育的难点篇1
关键词：定县实验乡村平民教育教育论争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掀起一场波澜壮阔的乡村教育运动，各地乡村教育实验区如雨后春笋般兴起。1926年，平民教育派代表人物晏阳初率领一批有志于乡村建设的知识分子，深入河北定县与农民同吃同住，开展“实验县”工作。他以“除文盲、作新民”为宗旨，提出以“文化、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学校、社会、家庭”三大方式，医治农民中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弊病。定县实验引起人们较多的关注，逐渐产生论争。
一、论争缘起和发展过程
1931年，国际教育考察团柏刻氏等奉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之命来华考察教育，于次年发表报告书《中国教育之改进》，对“定县实验”进行评论。首先，报告书认为定县每年预算达数十万元，其普及全国的计划必因人民无力付此巨款而失败。其次，该运动的领袖人物不甚与其他专家切磋，不能获得科学的批评。[1]再次，定县实验选择较简单、学习费时较少的文字教育农民，易将全国民众分为知识较高和教育程度极低两部分，成效可疑。[2]
由于国际联盟是权威机构，《中国教育之改进》在全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各方对定县平民教育的批评接踵而来。1933年中央委员张继发表谈话，认为定县实验不啻一种骗人东西；虚糜公帑数百万而成绩有限；村治学者整日试验研究似办理太难，实则可借鉴欧美经验。[3]北大法律系教授燕树棠认为定县民众不信任平教运动的领袖；平教会把定县固有建设冒充自己的成绩；在定县制造教党与非教党的冲突；潜伏反对势力；提高定县生活水平，使定县奢侈之风日甚一日等。[4]
针对上述批评，了解定县实验的学者撰文反驳。任鸿隽指出平教会事业经费大部分是私人募捐来的，不是“虚糜公帑”；平教会花钱多、计划须时太久，是因为平民事业以整个农村建设为目的，要研究出中国各地可以普遍利用的方法；乡村教育必须乡村化、地方化，不能照搬欧美经验。[5]《独立评论》代主编蒋廷黻批驳燕树棠，认为他偏袒地主和债主，其批评是失意绅士和地主恶感的反映；关于潜伏反动势力，则是燕树棠“故意中伤”。蒋廷黻指出“改革总要使一部分人不满意”、“对试验只应有善意的贡献意见，不应有恶意的破坏”。[6]
随着乡村建设的发展，大部分人认识到平教工作者在兢兢业业地工作，力谋农村的复兴，精神与人格无讥讽的余地。人们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平民教育理论与实践。定县实验招致更多人尤其是中国农村派和独立评论派的批评。中国农村派以千家驹、李紫翔、吴半农等为代表，因其文章大多发表在《中国农村》杂志。独立评论派以陈序经、吴景超等为代表，因其文章主要发表在《独立评论》。
1934年，吴半农发表《论“定县主义”》，千家驹发表《定县的实验运动能解决中国农村问题吗？》，他们认为定县工作的整个哲学和理论不正确，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是错误的，由此开出的药方也是错误的。他们认为“愚穷弱私”只是中国社会四个病态的现象，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与国内封建势力残酷的剥削。
批评定县实验的另一种论调来自主张“全盘西化论”的陈序经。他认为：“全部的中国文化是要彻底的现代化的，而尤其是全部的教育，是要现代化，而且要彻底的现代化……城市教育固是要如此，农村教育也是要如此。”[7]他反对从乡村入手救济中国，1936年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批评乡建运动的理论和实际工作，对乡村建设的前途颇感悲观。
针对陈序经的怀疑与批评，平教会在《民间》2卷24期刊出短评《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和《陈序经先生的将来》，解答陈序经的问题。接着燕京大学杨骏昌发表《论中国乡村建设运动》、傅葆琛发表《众目睽睽下的乡村建设运动》，对陈序经批评乡建工作的观点予以答辩或反驳。瞿菊农在《民间》先后发表《乡村运动的自省与对于社会的要求》和《以工作答复批评》，阐述乡建运动成功的条件和对于社会的要求。针对平教会的反驳，陈序经又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理论的检讨》和《乡村建设的途径》等文章，对乡建理论进行评论，认为乡建运动在理论上有复古的倾向，乡村建设的前途如何主要看乡村建设的理论是否健全，乡村建设的方法是否妥善等。[8]
定县的乡村教育实验在1937年日本入侵中国后不得不中断，但有关论争没有完全终止，只是规模和声势小了许多。
二、论争的焦点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教育论争持续时间长、参与人数众多，各方针对一些焦点问题进行了争辩。
（一）知识分子是否应该下乡。
定县实验主要是由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晏阳初主张知识分子下乡。他指出乡村问题的解决，既要以农民为主，也必须靠有知识、有眼光、有新技术和方法的人与他们结合。他认为“极大鸿沟存在于上层少数受教育者与基层以千万计的未受教育人民之间”[9]，知识分子深入民间可以沟通上下。
独立评论派和中国农村派对晏阳初的观点提出质疑。1933年，吴景超在《独立评论》发表《知识分子下乡难》，认为知识分子不能下乡的原因是：乡村缺乏容纳知识分子的职业；缺乏知识分子研究学问的设备，如实验室、图书馆；乡村物质文化太低，不能满足知识分子的需求；知识分子的家庭宗族、亲戚朋友不希望他下乡。[10]中国农村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孙晓村认为知识分子进农村组织农民、教育农民是有意义的，但并不能解决农村问题。因为“只要剥削阶级存在一天，农民受教育就受限制”[11]，在社会关系不变的情况下改良工作不会有结果。
乡村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参与和支持，平民教育派抛弃城市舒适的生活到农村工作，其精神令人敬佩。但吴景超的分析颇有道理，甚至晏阳初也承认，一些知识分子不能忍受农村艰苦的生活，最后又回到城市。不仅知识分子下乡难，下了乡工作也难。乡村教育家傅葆琛承认知识分子到乡下宣传“不知碰了多少钉子，吃了多少哑子说不出来的苦”。[12]燕京大学学生伍伯禧在《下乡工作的困难》中讲述遇到的困难，如言语隔阂，行为举止带有书生色彩，与农民打成一片困难重重等。[13]
（二）以乡村教育为重点还是以城市教育为重点。
晏阳初等平民教育派主张教育的重点在乡村，要重视乡村教育的发展，理由是民族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心理。所谓民族自觉是自力更生的觉悟。中国大多数人是农民，民族的基本力量蕴藏在他们身上，故必须通过乡村教育提高农民觉悟，开发民力。所谓文化自觉是指中国近代“文化失调”，这就需要“人”及其生活基础的改造。中国“人”的基础是农民，因此乡村平民教育工作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14]
陈序经则发表《乡村文化与都市文化》一文，主张重点发展城市教育，理论基础是文化中心论。他认为都市是文化的中心，“文化中心不但是文化集中与优高的地方，而且是文化向外辐射的地方”[15]。作为文化一部分的教育是从都市向乡村辐射。他认为都市是人才和经济的中心，从经济供给、设备便利、人才集中来看，乡村远不能与都市相比。因此，乡建工作要以都市为起点，教育的现代化要从都市入手。
（三）乡村建设运动是否有前途。
1936年，陈序经发表《乡村建设运动的将来》一文，对乡建运动的前途抱悲观的态度。他认为：第一，乡建工作没有成绩表现，有了很多失败。第二，乡建工作偏重于理论的发挥，未超出空谈计划与形式组织的范围。第三，乡建困难太多，不易发展。第四，乡建工作者不能“自家创造出饭来吃”。第五，乡建运动好像已到了专为着维持工作人员保持乡建机关而工作的地步。[16]
针对陈序经的怀疑与批评，平民教育派的观点是：第一，乡建工作中的困难是任何建设所不能免的。第二，乡建运动的成功要靠多方面的力量，政府要倡导与推动乡建工作；大学要给予学术合作与领导，供给人才；知识分子在工作上给予赞助倡导和同情的批评。[17]第三，一切工作都要有理论根据，乡村建设理论是从社会事实中观察体验的结果。[18]第四，乡建运动并不汲汲于求得零星和皮毛的成绩，目标是以推动和促进乡村建设来改进中国社会，完成复兴国家民族的使命。第五，乡建工作者先吃饱了去做事，给薪是必然的。第六，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与责难，但希望大家不要误解乡建工作或进行只有破坏而没有建设的批评。[19]
三、现实启示
定县乡村平民教育论争影响深远，论争各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对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仍具有价值。
（一）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促进知识分子下乡。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是通过农村教育的发展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使之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体。知识分子是社会文化改革的精英，培养和造就新型农民需要知识分子奉献他们的聪明才智，深入农村工作。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晏阳初等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依然抛弃城市优越的生活条件，深入农村，为发展农村教育和建设乡村而努力奋斗，这种精神值得当代知识分子学习。
知识分子应该愿意深入民间，但冷静分析可以发现吴景超所说“知识分子下乡难”、伍伯禧所说“知识分子下乡工作难”等问题至今仍存在。要解决这一问题，可以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促进知识分子下乡，比如对到农村工作的知识分子实施优惠政策；加强农村文化建设，为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文化氛围等。
（二）重视发展农村教育，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
乡村教育运动是从乡村教育入手，以乡村全体人民为教育对象，培养适合现代社会生活的国民，推动和促进农村建设，目的是复兴中华民族。现在我国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依然有较大的差距，农村教育的落后是制约农村发展、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乃至整个中国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中国人的现代化主要是农民的现代化，实现农民的现代化主要靠教育，故政府、教育部门和社会应重视发展农村教育，为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而奋斗。
（三）全社会共同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民国乡村教育论争的焦点之一是“乡村建设是否有前途”，分析其论争内容可以发现乡村建设的成功并非易事，不能单靠乡村建设本身，要依靠学术力量、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与乡村教育运动有异曲同工之处。建设新农村是全社会的事业，政府、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不仅要关心新农村的建设，还要真正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事业，从而加快中国现代化的发展。
参考文献：
[1][2]国联教育考察团.中国教育之改进[m].国立编译馆，译.1932：215，35.
[3]张继普及乡村建设[n].天津：大公报，1933-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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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任鸿隽.定县平教事业平议[J].独立评论，1933（73）：8-9.
[6]蒋廷黻.跋燕先生的论文[J].独立评论，1933（74）：9-11.
[7][8][16]余定邦.陈序经文集[Z].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161，113-119，106-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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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傅葆琛.下乡者的工作与乡下人的心理[J].民间，1936，三卷一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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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9]瞿菊农.乡村运动的自省与对于社会的要求[J].民间，1936，三卷一期：3-4，4.
乡村教育的难点篇2
一、基本情况
我乡党委紧紧围绕县委提出的“群众工作能力明显提升、作风进一步好转、热点问题有效解决、群众满意度显著提高、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基础进一步夯实”的五大目标任务，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加快建立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为突破口，以开展“四群”教育为抓手，组织各级干部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干部联系群众工作。
(一)强化措施，精心组织。县动员培训会后，我乡于2012年X月X日召开了“四群”教育工作会，认真传达了省、州、县“四群”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会上乡党委副书记对开展“四群”教育，实行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作了全面的安排部署，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确保责任到位，措施到位，组织到位、工作到位。派出X支由党政领导为组长，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为成员的挂钩包村工作队驻村协助村级开展好中心工作和“四群”教育工作。为“四群”教育工作的扎实开展提供了组织保证。
(二)强化学习培训，重视警示教育。认真组织领导班子集中学习活动，组织观看孟连经验专题片《巨变》，组织召开乡党政领导班子“四群”教育专题学习生活会。到目前为止，我乡召开乡村两级干部、村民代表、部分党员参加的学习培训会X场次，培训人数XX人;领导班子共开展“四群”教育集中学习会X次，参会人员X人次;召开领导班子“四群”教育专题学生活会X场次，参会人数X人次;乡级各单位召开“四群”教育专题学习生活会X次，参会人数达X人次;乡党委组织观看孟连经验专题片《巨变》X场次，观看人次XX场次。通过在在全乡干部职工中广泛深入地开展“四群”教育的理论学习活动，使全乡干部职工深该领会到“四群”教育的精髓，将“四群”教育的目的意义牢记在心，为全乡干部职工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研、加强基层工作、直接联系群众，不断密切党群干群关系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深入实际、深入群众认真开展好群众走访和摸底调研
为进一步摸清各村基本情况，为下一步开展工作掌握第一手资料，各村下派工作队在村两委的协助下，紧紧围绕“五访五问”和“四百活动”深入到各村组走亲串户、访民情、听民意，向群众宣传“四群”教育的方针政策，实际了解群众生产生活上最近切、最需要解决的困难和问题，充分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截止目前，走访农户XX户，听取群众对“四群”教育工作的意见XX条，梳理了群众生产生活困难XX条，重点反映在危房改造、生活生产用水、道路硬化、合作医疗、养老社保、学生上学、产业发展等方面的问题和困难。针对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各驻村工作组结合各村实际情况，进行了民情分析，为村民解决实际困难XX件。
(四)全乡领导干部职工重心下移，抓实干部直接群众群众制度
1、深入群众直接联系。我乡认真组织干部职工深入挂钩村，按照领导蹲点联户、部门挂钩联户、干部结对联户、建卡经常联户四项直接联系群众制度，要求乡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原则上按照党组织隶属关系和就地就近原则，在本单位挂钩村内结对直接联系群众。没有安排挂钩村的单位按照党组织隶属关系和就地就近原则，联系工作服务对象和所属单位基层群众。按照乡镇副科以上领导干部和一般干部职工每年住村时间不少于XX天，结对联系群众不少于X户的要求，我乡已将全乡XX名干部职工全部结对联系到全乡XX个行政村XX个村民小组的XX户农户，并将干部职工结对联户安排表上报县“四群”办。截止X月XX日，全乡干部职工已深入到各挂钩联系点开展民情恳谈会议展X场次。
2、建卡经常联系。建立《民情登记卡》注明干部姓名、工作单位、住址、联系电话、邮箱及承诺事项，送达所联系群众，方便经常联系。建立《民情登记卡》，记录群众家庭基本信息、生产生活状况、反映的事项、需要解决的问题、落实情况以及基层组织和群众评价，并以单位和村为单位整理保存，为便于掌握各农户的情况，避免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走过场、流于形势，要求每名干部职工每个季度至少与联系农户进行一次面对面、心连心、手拉手的交流。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开展民情恳谈，接待群众来访，记录民情日记，撰写民情报告，收集和反映重要民情事项。每名领导干部每年要提出1至2条有价值的工作建议，帮助所联系的基层单位和群众解决1至2个实际困难。截止X月X日，全乡干部职工建立民情登记卡XX套，接待群众来访XX件，收到意见建议XX条。
3、求真务实，积极帮扶一批困难群众。干部职工积极为联系困难群众排解难、出实招、办实事，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当前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一是全乡干部职工为贫困群众捐款XXX元，捐棉被X张，慰问困难XX户，切实为贫困群众解决一颗籽种购买问题。二是借上级部门挂钩包村这股力量，多方协调，争取资金XX万元，建成道路硬化、小型农田水利、香菇、甜柿种植等一批项目的实施，促进民生问题有效解决。三是各级挂钩包村单位为村争取工作经费XXX元。
(四)协助各村党支部做好“两澄清”工作。
澄清全乡痴聋憨哑、孤寡病残、丧失劳动能力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农户数XX户，人均纯收入达3000元以上的农户数XXX户。
(五)抓好示范点建设
紧紧围绕“六个走在前”切实抓好XX、XX村级示范点建设。我乡XX、XX两个村被列为“四群”教育示范点，乡党委领导高度重视，将“四群”教育工作列入村党支部的重大政治任务来抓紧抓实，坚持“六个走在前”(即：集中学习走在前、进村入户走在前、专题学习生活会走在前、分析检查报告撰写走在前、整改落实走在前、落实收入倍增走在前)，在扎实开展“四群”教育常规工作的基础上，确保示范点树得起、立得住、叫得响、出亮点。
(六)统筹兼顾，做好当前的中心工作
结合当前实际，乡党委切实抓实当前的春耕生产和抗旱防火工作。我乡是烤烟生产大乡，乡党政领导高度重视，将挂钩包村工作人员全部下派到各村，帮助各村抓好烤烟预整地建设，做好烤烟抗旱移栽工作，确保5月15日前栽完最后一棵。切实抓好一事一议财政奖补项目、XX、XX、XX村三个省级重点村项目的实施。
二、主要做法
“四群”教育工作促进干部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基础，也是新形势下做好群众工作的重要途径，我乡切实加强领导，采取有效措施，确保“四群”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强化领导，落实责任
我乡党委对“四群”教育工作高度重视，在县召开培训会后，及时召开了班子会议，成立了由乡党委书记任组长，乡长、人大主席、乡党委副书记为副组长，其他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和各村党支部书记、乡级机关党支部书记、乡级各中心、站所负责人为成员的“四群”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明确工作职责，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结合我乡实际，制定下发了《XX乡关于开展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利益群众工作教育实行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的实施方案》，明确了“四群”教育的重大意义、目标措施和工作要求，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率先垂范，结合中心工作，及时将工作重心下移，听民心、知民情、解民忧、化民怨，增进群众感情，增强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安排工作经费XXX元，为开展四群教育工作提供了保障。
(二)强化宣传，营造氛围
通过会议、简报、标语、宣传栏等方式大力宣传“四群”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努力提高“四群”教育的社会感染力和影响力，为“四群”教育工作的开展营造了良好的氛围。在县委召开“四群”教育动员培训会后，我乡领导高度重视，认真组织乡村两级干部学习《论党的群众工作主要论述摘编》和《云南省“四群”教育学习读本》，学习省第九次党代会、州第七次党代会和县第十一次党代会、县委十届三次全委会和省、州、县主要领导关于深入开展“四群”教育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省委开展的“群众观点、群众路线、群众利益、群众工作”四个专题培训内容，上级下发相关“四群”教育文件，组织观看孟连经验专题片《巨变》。为乡村干部征订了“四群”教育干部读本XX本。粘贴宣传标语XX条，出宣传栏X期，举办“四群”教育专题简报XX期。各村党支部也召开了动员培训会，成立了工作机构、制定了实施方案。
(三)围绕中心，统筹推进
开展“四群”教育，实行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处理好与当前中心工作的关系。认真贯彻落实省州县党代会精神，确实抓好全乡当前的抗旱、防火，春耕备耕工作，处理好与解决实际问题的关系，坚持立足实际，量力而行，量力而为，扎扎实实办好几件实事，处理好与开展创先争优，向杨善州同志学习的关系，做到两不误两促进，科学谋划、统筹兼顾，做好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工作。
(四)严格要求，强化考核
乡党委把开展“四群”教育，实行干部直接联系群众制度，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内容，严格工作要求，注重求正务实，坚决防止和克服形势主义，切实转变工作作风，树立良好形象。
(五)健全民情督查制度
健全民情督查制度，定期不定期开展民情督查工作，检查民情责任落实情况。
三、取得的成效
“四群”教育启动以来，全乡党员干部自觉践行群众路线、树牢群众观点、推动工作落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干部的群众观点有了新转变，作风进一步好转。干部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学习群众的自觉性不断增强。群众对干部的满意度提高了，干群关系进一步融洽。二是机关作风有新的转变。干部纪律作风明显好转，工作效能明显提高。三是基层党组织进一步加强。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广大党员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能力进一步增强，党员队伍素质进一步提高，党组织的吸力和感召力进一步增强。
乡村教育的难点篇3
关键词：农村教育；城乡教育；差距
中图分类号：G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09)05-0052-02
1 城乡教育差距之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城市和乡村，教育事业都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乡教育的差距却依然存在，甚至出现加大的趋势。伴随近年来城区建设进程的加快，农村义务教育发展更为明显地滞后于城区义务教育的发展，城乡之间教育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大。
1.1 城乡文化资源配置不合理
从文化投入看，2004年，全国农村只30.11亿元，仅占全国文化事业费的26.5％，与城市文化经费投入相比低47个百分点。2006年财政对城市文化投入占总财政投入的比重仍然高达71.5％，超过对农村文化投入比重43个百分点。2006年全国直接为7.37亿乡村农民提供文化服务的乡镇文化站，其经费只有10.9亿元，全国每个农民一年只能享受国家财政1.48元的文化投入。而经费的严重不足，也使农村文化建设困难重重，农村文化生活贫乏。各级地方政府在公共文化资源的分配上往往存在重城市、轻农村的现象。
1.2 城乡学校设施、师资力量差距明显
长期以来，受教育政策导向的影响，教育经费的投入明显偏向于城市。而农村教育资金的自筹能力极其有限，教育设施的城乡差距也不可避免。国家教育经费的不足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现实，问题是这些有限的教育投资，大部分还被锦上添花地投放在基础较好的城市学校，尤其是其中的重点中小学。这些学校凭借优越的办学条件，又可以吸引更多的生源和择校赞助款，从而进一步完善学校设施；而办学条件原本薄弱的乡村学校，特别是偏远地区的学校，却得不到必要的资金投入。近几年，虽然一座座希望小学的教学楼拔地而起，但是也仍然可以看到，有的山村校舍条件达不到最低要求，甚至还有危房继续存在并使用。
除此之外，城区学校学科教师配套，专业专任，专业水平普遍较高，教师进修交流机会多于农村学校，福利待遇高于农村学校。而农村学校普遍存在经费短缺，进修提高机会不多，福利待遇微薄的现象。加之近几年城区学校通过考试补充教师，吸引了大批农村骨干教师向城区集中。在师资流动上，农村学校向城区学校、薄弱学校向优质学校流动的现象十分突出，教师的流动，又往往带动学生流动，导致学生“择校热”，其结果更加剧了学校之间不平衡发展。
2 发展农村教育。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近年来，尽管国家在新农村文化建设上做了许多有卓有成效的工作，比如中办、国办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意见》，针对解决农民“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收听收看广播电视难”等突出问题做出了全面部署。但由于农村老百姓传统思维的根深蒂固以及思想道德素质偏低，使得农村文化建设的整体水平还不高。因此，只有通过发展农村教育来改变农村老百姓的思想，践行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培养新型农民，缩小城乡教育差距势在必行。
2.1 农民思想道德素质需要通过教育来提高
新农村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必须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农民素质的高低。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新农村建设，依赖于农民素质的提高。而农民素质的提高尤其是新一代农民素质提的高，要依赖于教育水平的提高。然而目前的现状是，我国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4.8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62％，大专以上只有0.5％。可见，农民的整体文化水平偏低，和城市文化水平相差甚远。因此，我们必须大力加强农村教育，切实将农村教育落到实处，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培养出符合新农村的新型农民，才能更好的推动新农村文化建设。
2.2 农民传统思想根深蒂固，需要教育来指导
如今大量的农村青年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都进城打工，打工的农村青年去到城市，又被那里的物质生活所吸引不再甘于生活在农村。很多青年都不再回去，有能力的把家人接进城里，没有能力的就在城市里过着打拼的生活。而现在农村剩下的大都是老弱妇孺。众所周知，当一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都已经成型后就很难再做出改变了，面对本来思想道德素质就不高的农村老年人和中年人，向我们提出如何去改变他们世代遗留下来的传统思维的难题。为此，我们必须把培养新型农民的期望寄托在敢于与勤于学习的农民身上，通过加强对农民的思想道德教育，转变农村人固有的思想，才能真正的培养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型农民，才能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化建设的步伐。
3 发展农村教育。缩小城乡差距之对策
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中国的国情是多数居民在农村，新农村建设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农民。因此，加强新农村建设，必须发挥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农民素质的高低，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影响因素。新农村建设，依赖于农民素质的提高。而农民素质的提高尤其是新一代农民的素质提高，要依赖于农村义务教育的全面落实和职业教育的逐步推广。教育原本是缩小差距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不幸的是，城乡教育的差距也在进一步加大，城乡教育差距的问题已迫在眉睫，只有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才能推动新农村文化建设，只有推动了新农村文化建设才能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发展农村教育的措施，来破解城乡教育差距的难题，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
3.1 提高教学硬件设施。缩小城乡教学设备差距
要想教出有知识有文化的农村新人，必要的硬件设施不能少。我们现在生活在信息时代，因此没有一定的科技知识是很难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因此，在大力修建希望学校的同时，不要忘记要提高希望学校的硬件设施，国家的拨款和社会的资助要合理的分配，不要盲目地修建教学楼，在修建教学楼的同时要注意到相关的硬件设施，做到有质量、有水平的教学。
(1)实施中小学校布局调整。根据教育“十一五”规划调整学校布局，在人口较多的乡镇保留初级中学和中心小学，撤并部分人口较少的乡镇初中，个别规模较大的行政村根据需要设置完小，其余小学全部撤并或调整为初小及教学点；在交通不便的偏远乡村适当保留一批低年级教学点，适当调整和撤并生源明显不足、办学条件差的学校，在“撤点并校”过程中，要防止因过度调整造成学生失学、辍学问题。同时，对城区小学生源重新划片招生，争取做到校园布局合理、设施完善、班额合适，并达到安全、卫生及绿化美化
标准。
(2)加快农村学校教育信息化建设步伐。加大投入，大力发展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进一步提高中小学生机比，逐步完善城域网建设和“校校通”工程，建设覆盖全县的教育资源库网络，加大教育资源开发和整合力度，促进义务教育优质资源共享共用。全面提高农村学校和城镇薄弱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3.2 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缩小城乡师资差距
农村学校普遍存在“大中专毕业生不去，好老师外跳”的现象，而教师队伍的老龄化问题也已经十分严重。教师工资过低和教师工资标准不统一是制约农村教育的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引进人才，留住人才。
(1)加大人事制度改革。严格执行省中小学教职工定编标准和下达的编制总额任务，在逐校核定教职工编制时要向农村学校倾斜，新增教师要优先满足农村学校的需求。英语、计算机、音乐、体育、美术、心理健康、综合实践等学科教师配备，应重点向农村学校倾斜。适当提高农村中小学中、高级教师职务岗位比例，实行有利于边远山区学校教师稳定的补贴政策，修建教师公寓，努力为农村学校教师创造安心教育、服务农村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针对农村教师实际，进一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引导他们自觉发扬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献身教育、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作风。
(2)进一步完善中小学教师工资县级财政统发制度。建立健全农村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管理体制，做到教师队伍由县统一管理，教师工资福利待遇“一县一标”，确保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不低于国家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并通过银行按时足额直接拨人银行开设的教职工个人的工资帐户。只有解决好“以县为主”这一体制性矛盾，做到教师队伍由县统一管理，才能逐步解决好教师资源配置上存在的结构性、编制性矛盾。
3.3 创建适用于农村教学的教育模式及制度，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基础教育阶段投入主体的不同、教育投入的不对等，这些因素已经让农村子女输在了起跑线上，高等教育阶段的门槛设置更是让农村的孩子处在劣势地位。全国高考表面上看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是由于阅卷不统一，录取分数线和录取比例存在着诸多不公平。再加上从1996年以来大学并轨，学费增长过快，给贫困地区农村学生接受高等教育也带来困难。
首先，在小学和中学阶段，可以适当的根据农村的环境来调整农村孩子的课程，要偏重理科教育，然后文科辅助，做到德智体全面发展。如自然科学、生物、化学等与农业相关的课程，可以加强其教育的力度，农村孩子本来就对农业有些许了解，加上这些理论知识的学习，很有可能就碰撞出小发明与创作的火花。
乡村教育的难点篇4
乡村小学：消亡与重生的纠结
在我国广大农村几乎每过1小时，就有4所农村学校消失。
凋敝的乡村，萧索的小学，老旧的教室，白发苍苍的老师，几个脸被冻得通红的留守儿童……在城镇化过程中，作为“教育末端”的农村地区村级小学（下称村小）“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似乎成了大势所趋：生源大幅度减少，班额逐年萎缩，办学举步维艰，学校面临硬件、经费、师资和生源等多方面问题。
基层教育工作者认为，在合理调整农村教育布局的同时，改善村小的教学条件，加大对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的投入力度，以更好适应城镇化和人口转移的趋势，也许才是未来之路。
“教育末端”之困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10年评价报告》显示，在2000年到2010年间，我国农村平均每天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有4所农村学校消失。十年间，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六成。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农村人口向乡镇、乡镇人口向县城“梯度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加上人口出生率下降导致适龄儿童减少，作为“教育末端”的村小或者因生源减少，或者因乡镇撤并而大量“消亡”。
三峡库区移民大县云阳县在2005年，有村小482所（100人以上村小287所），学生近4.7万人，而到2012年，村小数量减少到254所（100人以上村小仅35所），学生总人数也降至近1万人，7年时间消亡了228所，减少学生3.7万人。即使是偏远的贫困山区，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地处秦巴山区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的巫溪县，是重庆最偏远的区县，这些年村小也呈现生源大幅度减少、班额逐年萎缩的趋势。该县胜利乡中心小学5年前下属有8所村小，而今只剩下了1所，仅有学生12名。
在外出务工人员多的西部区县，村小生源大幅度减少，班额逐年萎缩的情况更为明显。开县是重庆外出务工第一大县，常年有50多万人在外打工，一些偏远的村小每年减少二三十名学生。一些基层教育工作者告诉本刊记者：“近些年，平均一个区县一年会消失村小30所左右。”
与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不同，基层的教育工作者认为，将村小大量“消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于“撤点并校”不一定客观，城镇化和农村人口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才是村小减少的“时代大背景”，村小主要因生源减少而“自然消亡”，因行政命令进行“撤并”的是少数。比如，云阳近7年来减少的228所村小中，教委发文确认撤并的仅4所，其他都是“自然消亡”。巫溪县凤凰镇施家村村小，是过去条件还算不错的村小，2010年有学生100多人，2011年减少到70多人，而今年则只有31个学生。校长向吉万说：“因为生源日渐减少，我们只能是隔年招生，现在外出打工的父母把子女带出去的不少，加上这几年交通环境有了改善，路修通了，很多人就把孩子送到县城去读书了。”
运转艰难苦支撑
9名孩子在一间老旧不堪的教室里上着课，教师没有任何电子化的教学设备，窗户上多块玻璃已经破碎，屋外雨夹雪的寒意直入教室。在屋外，一个只有半个羽毛球场大的操场，在雨里已是泥泞不堪，操场四周，就是菜地……这是记者在部级贫困县巫溪县下堡镇桔林村看到的场景。
乡村老师反映，虽然国家近年来加大了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但像这样条件的小学仍然很普遍。硬件差、经费少和师资短缺等问题比较突出，音乐、体育、美术、卫生、综合实践、科技活动等六大功能室更是“想都不敢想”。
离县城2个多小时车程的中梁镇中梁村小是巫溪县较为偏远的一所农村小学，56岁的朱时乾是该校唯一的老师，给全校6名孩子上课。他说：“学校连跳绳、篮球这些最基本的体育器材都缺乏，上体育课只能带几个孩子做一做最简单的游戏。”
除了硬件设施条件差，教育公用经费紧张也是一大问题。按现行标准，西部地区小学生平均公用经费为每年500元。村小由于学生少，经费就少，而城镇学校生源多，经费多，这就形成了“马太效应”。同时，在“乡镇中心校-村小”的两级管理模式下，公用经费由中心校来分配，村小很难足额配备到位，保障正常运转都困难。
此外，村小教师年龄偏大、师资结构不合理，一人教几门课程的“包课”现象很普遍。在记者走访的村小中，教师年龄普遍都在50岁以上，以“民转公”教师为主，多已临近退休，而年轻教师又多在30岁以下，流动性很强。基层教育部门人士说，再过几年老教师退休了，年轻教师又留不住，新教师招不来，村小真要面临“有校无师”的尴尬局面。
老人教小学，年轻人教高中
“爷爷奶奶教小学，叔叔阿姨教初中，哥哥姐姐教高中，就是师资队伍年龄结构不合理的形象写照。”武城县教育局的吴广峰说，他曾在调研中发现，在农村45岁以上的大部分教师都是原民办转正教师，知识结构陈旧，难以适应新课改的要求。“农村中小学英语、音乐、体育、美术、计算机等学科专业教师严重不足，很多学校让教师‘中途改行’或兼课，难以满足当前素质教育开全课程的要求。”
“我的学生经常抱怨，农村的条件很艰苦，很多理论知识无法有效地传达给学生，有电脑无网线，有电视无信号。”平原师范学校的邱兰英告诉记者，她是围绕加大对农村中小学投资做的提案。她作为师范学校的老师已有近30年，自己的很多学生加入到了农村教师的行列，但是她所得到的反馈令她深有感触，农村教师工资太低，有的甚至无法保障正常生活。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非常严重，那就是城乡教育资源差异的问题，县城中小学很多都覆盖了多媒体，而城镇或村里的学校虽有电脑，但是无法利用。”吴广峰说，如果不改善，这样会导致农村更弱城市更强。禹城齐鲁中学的韦建辉委员说，光说城乡差别可能有些空洞，举一个例子，有的农村小学因为缺乏足够的吸引力，一个班仅有十几人，而县城附小的一个班级竟达到八九十人。
德州市新湖南路小学的赵强委员认为，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优秀农村教师通过各种渠道进入城市学校，使得本来就处于劣势的农村中小学校更是雪上加霜，农村优秀教师的缺失加重了城乡之间教育发展不均衡。农村学生大量涌入城市学校使得农村学校生源流失严重，教学质量每况愈下，农村教育管理者怨声载道。
教育部：暂停“撤点并校”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十年评价报告》，将农村撤点并校的现象用一组数据表现了出来。这组数据的背后，是大量的小学低年级孩子因为路途遥远、上学不便等问题入学困难。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我国在这十年间如此大规模的对义务教育学校进行布局调整？当这种调整产生出众多新的突出矛盾与问题时，未来我们将寻求怎样的解决思路与办法？就此，教育部基础教育一司副司长王定华在接受专访时给予回应。
来自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报告数据的确惊心动魄，杨东平院长还毫不客气地评价说：有些地方的盲目作为，会使一部分孩子没有或没能很好地接受义务教育，同时，乡村文明进一步凋敝，城乡、地区以及学校的差距仍然在拉大。要平衡好教育公平、质量、效益三者的关系，王定华副司长对此也有着清晰的认识，不过当初选择农村校的布局调整也是顺应时代的选择。他给记者讲述了这项政策出台的大背景，而主要推动因素与新世纪以来农村学生减少、农民群众期待孩子能“上好学”以及各地的不断推进有关。
农村的布局调整是在广泛的经济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事情，总体上提高了教育质量，提高了教师的配置，提高了教育的效益。
不过，王定华也并不讳言，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这种调整也出现了执行上的一些偏差，以及过快过急导致的一些问题。
王定华认为，学生上学变远，交通工具跟不上，路途出现安全的隐患，同时增加了群众的经济负担，还有就是寄宿制学校的条件跟不上，出现了住宿和吃饭的一些问题。
在杨东平的眼中，还有更突出的问题，那就是大规模的撤点并校，荒了土地，荒了老人，荒了婆姨，荒了孩子。而让河北省教育厅巡视员、中国教育学会农村教育分会理事长韩清林更为痛心的是，如果农村校继续撤并，每年可能产生上百万新文盲。其实，对农村校布局调整这个重要而敏感的课题，从国家层面来讲并非无所作为。王定华介绍说：国办专门下发了《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正是有针对性地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重新科学制定农村校布局，所有地区眼下都必须暂停撤并教学点。
教育部根据国办文件的精神，也正在对后续的工作提出更加明确、具体的要求，对于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方案要进行重新的审视，各省要在修订之后上报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来审核。审核备案之前，各省一定要停止撤并学校和教学点。
农村并校问题面临两难
的确，农村并校问题面临两难状况，一方面适龄儿童减少和人员外流导致原来的学校和教学点生源严重不足，没法再继续办下去；但另一方面，学校的减少也导致学生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
如何办好农村的学校？如何科学制定农村学校的布局规划？教育部对此有哪些考量？
王定华副司长强调说，农村教学点的变化首先要尊重农村的实际情况，严格撤并程序。该设置就设置，该保留就保留，学生的发展需要是最高原则。
根据学生的人数，群众的需求，办学的条件来定，如果由于学生过少，教育质量难以保障，撤并这个学校也要经过严格的程序，包括要进行论证，要听取村民的意见，要解决后续可能的问题，如果是多数的村民不同意，这样的学校就不能撤并。
科学的基础上，还要最大程度地保障学生能就近上学，这的确需要政府部门开动脑筋，平衡处理好提高质量和就近上学的关系。
要办好必要的村小和教学点，1～3年级的学生原则上都要在村里边来上学，不搞寄宿制更不搞长途的跋涉，不要把学生很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上学的路上。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也是尽量的不寄宿，确有寄宿的要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初中的学生选择寄宿或者是走读。
另外，王定华还补充说，要加强农村寄宿制学校的建设和管理；在有需要的地方增加公共交通的车辆，增设公交站点、补助学生车贴，还会对一些地方提供校车服务。
我们对于社会上学校布局调整的议论也是非常关注的，好的意见建议都是充分的研究、充分的吸纳。我相信随着国办文件在各地的贯彻执行，我们一定会把这个问题解决好。
撤并拉长了上学路，学生们或翻山越岭，或坐上颠簸于乡野的“黑校车”，这跟“就近原则”相悖，也放大上学的安全风险；在寄宿制下，学校住宿、卫生等条件的“掉链子”，承载不起学生规模扩张的需求，寄宿制也损害亲情涵养；教育成本堆高，让辍学现象增多；废校空置等，都蚕食了农村学生的教育权益。
乡村教育的难点篇5
关键词：乡镇；财政；农业税；改革
2004年7月5日至6日，全国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央在2000年以来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基础上，决定从今年起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推进减征、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用五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同时推进综合配套改革。今后的五年里，农民负担将进一步减轻，改革的效果也将进一步明显。但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也将进一步减少乡镇政府的收入，加剧了乡镇财政的收支矛盾，使乡镇财政在“后农业税时代”陷入困境。
（一）“后农业税时代”乡镇财政的困境及表现
农村税费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三项取消”、“两项调整”、“一项改革”，全面取消农业特产税，用五年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取消农业税。这样，在分税制改革中税收收入被大大缩减后，农村税费改革连乡镇财政向农民收费、集资的口子也扎紧了，有效地堵住了“三乱”之源头。但乡镇财政在三大块资金收入同时大量削减的情况下，也难以为继，资金缺口问题终于“浮出水面”，“三个缺口”——预算内缺口、预算外缺口及自筹资金缺口，成为乡镇政府正常运作的桎梏。其具体表现为：
一、农村社会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资金短缺
在取消“三提五统”和各种集资摊派后，又取消农业特产税和农业税，乡村兴办公益事业，如农村教育、卫生、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等面临新的困难。国家转移支付的数额有限，不可能对所有乡村的所有项目都照顾到，而按照“一事一议”筹资筹劳的政策规定来解决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问题，由于标准低、数额小，与实际需要相差甚远，加之具体操作难、落实难等因素，就必然导致一些乡村，特别是农业县乡村和贫困地区乡村难以兴办公益事业，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的改善难以实现。
第一，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严重不足。
农村义务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三方面：一是乡镇财政拨款；二是向农民征收“三提五统”中的一项，即“教育附加费”；三是向农民征收的“教育集资”。而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取消了以乡村两级办学为主的乡镇统筹、各类教育集资和一些教育方面的收费项目，显然这将导致教育投入大幅度减少。改革后农民承担的教育负担明显减少，乡镇教育经费缺口则明显扩大。将对今后一定时期农村教育质量提高带来的负面影响不可低估。虽然在“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教师的工资改由县（市）统一发放，从而有可能在短期内有效地解决教师工资的拖欠问题。但是，由于我国半数以上的县级财政状况并不乐观，以及多数地方仍由各乡镇全部或部分解决国家规定发放的各种补贴，财政状况差的乡镇无法保证补贴的足额发放，乡镇教师的工资问题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第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缺口较大。
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镇道路建设费、集资和村提留，乡镇道路的建设要求列入乡镇财政预算，村级道路的修建，则通过村民“一事一议”方式加以解决。对于大部分乡村来说，交通是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道路修建任务繁重，在税费改革大幅度地减少了乡镇财政收入、上级转移支付量又与道路修建实际所需资金量相去甚远且人员经费都存在严重缺口情况下，再挤出一块经费来安排乡镇道路建设支出似乎不太现实。同样，对于农村水利设施建设、土地治理等方面的支出，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同样是捉襟见肘。虽然自1998年起，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都加大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但这块转移支付大都是有条件的，即需要乡镇财政按一定比例配套。在有收费权的情况下，乡镇可通过向农民集资和解决，但收费权取消后，大部分乡镇都无力解决配套资金。
第三，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将受到较大冲击。
目前，我国除村级经济发达乡镇基本建立了以村级经济为依托、乡镇财政给予补助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外，大部分乡镇农村社会保障还只停留在军烈属优抚、五保户供养的层面上，尚未建立完善的保障支出体系，并且就目前对军烈属优抚、五保户供养的支出，也来源于农民的统筹资金。“后农业税时代”对大部分乡镇而言，若上级政府转移支付不到位，不要说建立完善的保障支出体系，就连现有的军烈属优抚、五保户供养都将出现资金缺口。
第四，农村文化、卫生等其他农村公益事业支出无保障。
税费改革前对这方面的资金投入本来就很有限，进入“后农业税时代”更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二、收支不平衡，运转难保证
农业税逐渐取消，将进一步扩大乡镇财政的不平衡，使乡镇（村）政权的正常运转难以维系。
一方面，乡镇财政收入增加难。
一是乡镇的经济基础薄弱，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商品化农业规模小，应对市场冲击的能力比较差。乡镇收入构成以农业税为主，缺乏支柱税源，工商税收占乡镇财政收入比重很小，财政收入增长潜力有限。二是从今年起对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品不再征收农业特产税，农业税逐步降低税率并在五年内取消，乡镇财政失去了原来的主要收入来源。三是分税制改革后，留给地方的是一些小税种，税源零散，结构复杂，征管成本高，难度大，数额小，增长潜力有限。四是农村基础建设滞后，支农投入有限，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五是上级与乡镇在维持运转和发展经济及社会事业发展中，各自的职能及事权划分不清，财权与事权不统一的问题十分突出。六是农业税新的“空挂”不断增加，一些乡镇采取借（贷）、干部拿工资垫交、用附加抵交正税等办法对上完成预算收入任务，隐藏着大量的“上清下不清”问题，税费尾欠连年存在，越积越多，从而影响财政收入的质量。
另一方面，乡镇支出经费口径依旧
农业税改革后以农业为主的乡镇财政财力在前一段税改时普遍减少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弱，而上级核定的税改转补资金有限，乡镇财力的有限性与事权的无限性的矛盾越来越突出，保工资、保运转面临着很大的困难。乡镇层面上，乡镇行政管理费支出主要包括乡镇人大、乡镇政府各职能机构的各项经费支出以及维护农村社会秩序所发生的农村治安费用。在目前政府职能还没转变，乡镇机构改革没有到位之前，农村税费改革的实施，无疑给了靠预算外收费来维持运转的乡镇机构致命的一击。农村税费改革“革”了乡镇机构收费的“命”，日后如何保证足够的资金维持机构运转便成了一大难题。村级层面上，原税改转补资金十分有限，只能考虑村干部工资，村内其他组织人员工资无暇考虑，致使村级基本运转没有财力保障。在今年，特产税取消和农业税下调税率后村级收入又将进一步减少，村级组织运转困难的局面进一步加剧。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村组干部报酬普遍偏低，就会导致农村没人愿意当村组干部的现象，造成村级工作难以正常开展。
三、乡村债务负担难以消化，且有增大趋势
据有关部门统计，在2002年全国乡镇债务高达2000亿元，平均每个乡镇近450万元，如果再考虑村级债务，数字恐怕还要翻一番。与此同时，乡镇财政的债务问题也随着税费改革的深入完全“显性化”。乡镇财政的债务问题由来已久，只是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把问题由“幕后”推向“前台”而已。乡镇财政债务资金的来源一般有:向上级财政的各类借款、向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贷款、统筹中借款和向企业、个人借款以及各项拖欠款；其用途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包括农村中小学建设和农村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二是补充乡镇政府的日常开支包括会议费、招待费、报刊征订、干部培训、差旅费等；三是补充乡镇各部门经费的不足。这些借款和欠款，农村税费改革前乡镇财政还可以利用费收入机制，通过向农民收费逐年予以偿还。而农村税费改革后，一方面乡镇财政收入减少，乡镇在维持乡镇政府运转的基本需要方面尚留有缺口，有可能导致新的债务出；另一方面，取消向农民收费，切断了乡镇预期的还款途径，且短期内属于乡镇财政的农村工商税又不可能大幅增加，乡镇财政面临的归还债务本金和债务利息的压力和风险陡然加大。可见，对于原本就负债的乡镇财政，农村税费改革更是“雪上加霜”。若没有可行的解决良策，必将使负债乡镇重新将手伸向农民，造成农民负担的反弹，导致农村税费改革失去应有的意义。
（二）“后农业税时代”乡镇财政走出困境的出路
进入“后农业税时代”，乡镇财政如果沿着税费改革前的老路继续走下去，是不可能有出头之日的。要使乡镇财政顺应改革的步伐，与新的经济形势相适应，就必须对乡镇的收支体制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一、精简机构、削减冗员，减轻乡镇财政负担
据统计，我国财政供养人员中，由县乡财政供养的部分约占到70％。而同期县乡财政收入只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20％。在县乡财政支出中，人员及公用经费一般要占可用财力的80％左右。另据统计，乡镇一级需要农民养活的人员约1316．2万人，平均每68个农民就要养活一名干部，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
全面取消农业税后，中央财政本来就面临压力，很难再通过转移支付去养一些“闲机构”和“闲人”，因此，县乡机构臃肿的现象必须改变。必须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推进乡镇区划调整和机构改革，同时科学合理地确定乡镇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利用免征农业税的机遇对乡镇机构进行改革调整，消除机构臃肿，分流和精简乡镇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减轻财政负担。
目前，从可操作的角度看，撤乡并镇应是一条可行的途径。国家发改委副主任王春正在2003年10月25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报告时指出，到2002年底，我国已经有25个省份完成了乡镇撤并工作，全国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36个减少到39240个。也就是说从1998年开始，
三、调整教育资源配置，推进农村教育改革
“后农业税时代”，乡镇财政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由于财力的因素，农村教育资源的配置需重新进行调整。在农村教育上，首先要重新就中央财政和乡镇财政职能定位，这样更有利于解决当前乃至今后在这农村教育方面供给不足的问题。目前，在县、乡财政能力普遍不足的情况下，县、乡很难胜任全部农村“普九”教育的责任，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农村教育供给体制进行改革，即变“普九”教育由县、乡财政承担为中央与县、乡共同承担，具体划分可考虑是：县、乡财政主要负责“普六”，中央财政负责剩下三年的教育责任。或者采取差别责任制，例如：在经济发达地区，由县、乡财政承担全部“普九”教育；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或乡镇财政规模有限地区，初中三年教育由中央财政负担；在经济发展一般地区，由县、乡财政和中央财政共同承担三年初中教育。事实上，目前中央财政已经负担了一部分贫困地区的“普九”教育，上述改革并不会大幅度增加中央财政的负担。与此同时，在农村教育中还可以通过合班并校、合理定员、竞争上岗、择优选聘等措施，调整优化农村中小学布局，精简优化教师队伍。按照危房改造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相结合的思路，调整农村中小学布局。从实际出发，本着“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以使农村教育资源的配置更加科学化。
四、健全乡镇财政职能，完善乡镇财政体制
完善乡镇财政职能，核心是明确乡镇的财权和事权，减少目前部分事权交叉和错位的现象，对不宜由上级政府包揽的事项要逐步下放；对适宜于上级财政的事权要果断上收，不应采取与地方共担或变相让地方负担的办法。在乡镇财政体制的形式上，要允许各地结合实际制定相应的财政体制。在税种的划分上，允许乡镇有固定的、有增长弹性的、充裕的财源，甚至基础较好的乡镇，可以试行向“完全”的分税制体制过渡，将营业税、乡镇企业所得税、房产税、部分增值税等作为乡镇固定收入；一般性乡镇可实行目前的“双轨制”，可把未完全取消的农业税、城建税作为共享收入。乡镇递增上缴比例要适度。同时，要完善县以下的转移支付制度，对贫困乡镇和因不可抗力影响而受灾的乡镇实行特殊的转移支付制度。
五、进一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后农业税时代”，在税制结构没有大的变动的情况下，弥补乡镇财政缺口的一个最重要办法，就是依靠转移支付。
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存在规范性、与分税制的协调性、力度不够等一系列的问题，许多应由上级转移支付解决的，却通过乡镇政府征收税费来解决。完善转移支付制度，需要在转移支付的目标、形式和过渡期转移支付办法等方面予以展开。在目标上，首要的是保证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乡镇和不同收入阶层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在形式上应建立一种以一般性转移支付为重点，以有条件转移支付相配合，以特殊转移支付作为补充的复合形态。
转移支付需要同时考虑财政能力与财政支出需求。乡镇应得转移支付额，是地区支出需求与地区财政能力及其从中央或省得到的其它转移支付(如专项拨款)的差额。测量支出需求首当其冲的是乡镇职能问题，且一般仅包括经常性支出需求，不包括资本性项目需求。
六、实行乡镇债务专项管理，分步、有序解决乡镇欠债问题
乡村债务问题已成为乡镇经济发展的桎梏，也成为乡镇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碍。因此，在“后农业税时代”，必须实行乡镇债务专项管理，分步、有序解决乡镇欠债问题。目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乡镇债务进行处理和消化：第一，实行乡镇债务专项管理。在乡镇财政的上一级财政管理部门设立专门的乡镇债务项目并进行封闭管理，以便通过其它方式逐步消化和解决。第二，分步、逐项，先易后难消化乡镇债务。剥离乡镇政府债务要依据乡镇政府债务形成的原因来进行。对那些因为响应国家号召，并在国家推动下必须完成农村公共品和服务建设项目所形成的债务，或者中央政府有责任承担的农村公共品建设项目，如农村“普九”教育达标建设所形成的债务，应该首先给予消化和解决。消化乡村债务的一些具体做法和方案是：①通过建立专项教育基金或发行国债的方式，专款用于消化乡镇政府教育债务；②通过专门的转移支付，对一些本应由中央政府承担的公共品建设，却由乡镇政府承担形成的债务进行消化；③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消化政策形成的债务；④对乡镇政府因发展地方经济而形成的债务，则需要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找到切实可行的消化途径。在这一途径没有找到之前，对这一债务进行封闭管理。第三，实行债权人优先排序的消化债务策略，维护社会的稳定。无论从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还是从偿还债务的难易程度的角度考虑，应该将个人、企业和社会团体放在优先还债的位置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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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朱明熙.农村税费改革的三个主要问题[j].四川财政，2002，（10）
⑶杨军.推进农村税费改革，配套改革须先行.cn.2004.8.9
乡村教育的难点篇6
关键词：乡村教师；逃离；回归
中图分类号：G525.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6-0240-02
在现代化的中国，城市已经成为优先发展的主力，农村则还处于被动的追逐状态，并且逐渐呈现出乡村经济与文化被逐步边缘化的现象。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的二元割离及价值对立越发明显。尽管为缓解这种对立，国家实行了“三农”（农村、农业、农民）政策，但城乡之间的差距依然存在，并逐渐有扩大的趋势。在这一趋势的影响下，导致了城乡儿童在享受义务教育资源、入学机会、学习内容、教学与评价等方面的差异与不公平。面对乡村教育的现实性差距，师资成为了决定乡村教育绝地重生的关键所在。“缺少好的教师，感受不到有意义的教育，这才是乡村孩子失学的关键内因。”为什么大部分乡村教师置身于乡土却感受不到生命的意义，最终选择逃离乡土文化与乡土社会呢？
一、迫于无奈，选择逃离
在我国，乡村教师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从古代的“塾师”到近代的乡村教师，他们为中国的教育事业注入了各自的一份贡献。但是，伴随着现代社会城市进程步伐的加快，乡村经济与乡村文化逐渐走向边缘化，乡村教育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乡村教师的处境更加艰难。在一份关于97位村小、教学点骨干教师的调查中发现，乡村教师的职业满意度与职业怠倦感呈现出三方面的典型特征：工作和生活满意度低、纠结的职业成就感以及教育教学中存在明显的倦怠感。
面对现实的乡村教育处境，乡村教师在职业态度上隐隐发生着变化：是选择放弃还是坚持？选择逃离还是回归？对于年长的乡村教师而言，面对外界的挑战，被迫选择了“混日子”的工作状态，因为文化生存状况告诉他们，在学校之中，尽管是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前辈”，回到家里，就只是一个庄稼汉，最终只能将自己视为“有知识的农民”，教师的身份只是附加在一个有文化的优秀农民身上的“光环”。当突如其来的城市文化冲击他们的乡村生活时，年长的乡村教师常常表现出一种不自信，一种迫于无奈的“混日子”心理。常常表现出疲于应对新课改，疲于追逐城市步伐的存在危机感，就只能选择维持现状，却始终找不到自己工作的生命意义。对于年轻的教师而言，大部分都是从农村走出去接受城市教育之后又回到农村的个体。在骨子里常常认为上学的根本目的就是“走出去”、“跳出农门”，融入城市。这种心理自然影了成为乡村教师之后的工作状态，往往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刚到农村任教的年轻教师表现出对于城市生活的难以割舍以及对于乡村生活的被迫接受，就是我们常说的“身在曹营心在汉”。习惯了城市生活中的灯红酒绿，无法接受乡村生活的恬静淡雅；习惯了城市文化之中的快节奏，无法忍受乡村文化的慢意蕴。对于这样的改变与不适，唯一能做的只有“逃避”，从言语与表情中自然会透漏着对城市的“向往”，从行为中展现着对农村的“回避”。置身乡土，却很少走出乡村学校，融入乡村，融进农民家里，了解“乡土文化”的可爱之处。
乡村教师这种逃离的职业态度，是否真的是迫于无奈呢？是否是他们真正的出路呢？这些问题产生的关键与核心点是乡村教师对保持乡土并作为生命存在的“根”――乡土文化的基本态度。如何面对城市化进程之中的“乡土文化”，如何重建乡村教育之中的“乡土文化”是由逃离转向回归的唯一出境。
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德・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之中提到：“身体精神都染了病的人，快去做五六年农夫吧。人生的堕落与物的腐败一样，物虽腐败，只要置诸土中，就能分解成清洁的植物养料。人亦然，虽已堕落，只要与土亲近，就能成为清洁健全的人。”面对社会转型，城市进程不断加快，乡村文化逐渐边缘化的当下，乡村教师最好的坚持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真正的亲近离自己最近的乡土，置身于乡土文化，摆脱“乡村中的异乡人”的头衔。
尽管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统一进程，它代表着人类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程度。当下中国农村不断的加快自身城镇化的进程，使得“乡土文化”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挑战中并非无能为力，而是在做着一些适应性的调整。“乡土文化”开始敞开心扉，注重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更加深刻的体会“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深层含义，并且在城市文化的猛烈撞击下并未遗失自己。
三、保持乡土，回归本真
费孝通先生早在1974年出版的《乡土中国》中就开宗明义地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其原因在于要从基层上增长出一层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殊性暂不提及，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的基层。”可以说，中国的基层还要看“乡土社会”，在中国它不仅仅被视为现代社会的基础，还应作为个体精神存在的“根”。离开了乡土气息的乡村教师就好比离开了水的鱼儿，要让他们如何生存和保持活力！离开了乡村教师的乡土就好比一个人的心脏失去了动力，尽管他（她）的四肢十分强健，但也只能是一个摆设。乡土文化、乡土社会、乡土教育离不开乡村教师，乡村教师更离不开乡土文化，保持乡土气息，回归教育的本真，做“最美的乡村教师”。
“最美的乡村教师”能够在遭遇文化困境的状态下，保持那份自信。一方面，对现代文化有全新认识，将好的东西教给学生；另一方面，不忘本且记得生他（她）养他（她）的那方水土，回归本真去理解乡村社会与乡村文化，了解农村孩子及其家长的期盼与渴求，真正与他们心连心。“最美的乡村教师”会尝试“走出去”与“请进来”。选择扎根乡土，寻找乡村文化的真谛，走进村落，走进田间与地头；选择活在学生中，也活在乡土与村落中。注重将学生与家长也作为乡村教育的主体，作为学校教育的活教材与学校建设的参与者。
四、结语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的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教师的工作是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乡村教师作为乡村教育的直接受惠者和成功者，作为优质乡村教育的代言人，作为曾经借助乡村教育实现自我身份转化的人，有义务回归乡土，担负起从多元文化视角下营造共同文化圈的重任，自由的、乐于奉献的、相互促进的成为乡村文化圈中的“局内人”而非“局外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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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的难点篇7
关键词：乡村医生；学历教育；管理模式；名师教学
中图分类号：G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33-0245-02
1我国乡村医生的基本情况
乡村医生的性质决定了乡村医生的工作地点，他们是我国农村医生这只队伍的重要组分，他们承担着我国近10亿农村居名的健康教育、医疗保健、疾病预防等工作，乡村医生的学历层次结构极大程度上关系到我国农村居民的健康及教育程度。因此为保障我国广大农村居名的健康、缓解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国家出台了相关政策来解决农民的健康问题，也就是对各省乡镇卫生服务者进行规范化、人格化的集训。
随着社会的进步，医疗卫生事业也在快速的发展，农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乡村医生的服务水平和能力的要求也需要增强，但是在如今的社会，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使得绝大部分的乡村医生的能力和服务的水平仍然不能满足广大农村居民对医疗卫生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针对我国乡村医生队伍比较落后的状况，根据国家的具体、实际情况，为了更进一步地提高我国乡村医生学历层次和业务水平，在乡村医生的学历教育及其管理模式上国家应该更加合理地对待，最终使其实现向执业助理医师的转化。
为进一步的提高乡村医生的执业水平和思想教育，国家对乡村医生实行的计划是凡事接受集体培训的乡村医生并参加执业医师资格考试的，国家给予免费培训，所需费用是由国家财政部支出。乡村医生可以享受到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由于乡村医生队伍比较缺乏，在原有的队伍基础上国家实行优惠政策培训出一批新的优秀的年轻医生进入乡村医生的行列，上到中央、下到各级地方政府都要严格执行乡村医生培训的要求，逐渐建立起健全的乡村医生岗位培训制度，明确提出培训要求，调动乡村医生的积极性。
2以人为本多种教育模式
这项工作是由省卫生厅负责政策指导、省乡村医生教育中心负责宏观调控和管理以及日常教学的检查和监督。市、县级卫生局则负责宣传发动、组织生源、报名及资格审查等，并协助所承办的学校设立相关的基层教学站点，完善教学条件。各省所承办学校要负责学生的入学注册、学籍管理、学籍发放等工作，重点是负责教学工作的组织管理，在教师的聘请、教学条件、实验实践教学、教学大纲及计划的实施等主要教学环节上实施指导和监查。
乡村医生的培训主要采用集中培训或者集中授课的管理模式进行学历教育，比如：集体观看教学视频、分片辅导、集体探讨等方式。因为不能像本科生那样有5年的时间进行学习和教育，所以我省主要采用集中授课及多种教育模式并存的管理模式，比如：举办讲座、集中观看教学视频、临床指导学习、分片辅导、附院院长集体问答和会诊等多种模式。目的就是要尽可能的让这部分乡村医生再有限的时间内学到更有价值的知识，在临床教学过程中也积极征求这些乡村医生的疑问和建议，按照绝大多数乡村医生的要求和建议进行教学，切合具体情况积极落实，合理安排和调整授课的方式和内容，尽最大的努力提高授课的质量和教学效果。通过抓好面授教育、努力提高教学的质量在教学过程中进行积极修改和订正等工作，在按照乡村医生的严格培训前提下，采用分段式教学模式。聘请高素质的名师做积极地引导，根据成人实施教育的特点，旁征博引，举出我们身边的典型范例来增加授课的吸引度并且要及时地做好课后反馈，以提高面试率，另外授课安排也要科学、合理、要有利于这些成人学生能够把学习坚持下去而且要落实到位、减少临时调课、停课所造成的学生扑空或者缺课的现象；对这些课程的选用要以培养技能型、突出应用性、灵活性人才为主，在教学手段上要注重研讨式、案例式、启发式教学模式，加强乡村医生能力的培养和自主学习的指导。
3重实用加强临床实践
由于乡村医生的临床经验的相对缺乏，因此，我省就要结合临床的案例和经验来对乡村医生进行培训并制定出实习大纲和学习计划，针对乡村医生的培训实行导师制，也就是负责院校要聘请附属医院的经验丰富的医师作为培训乡村医生的导师，在导师的指导下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规定的操作技巧和实习内容，并且要有较高的质量和水平。导师针对所指导的乡村医生进行指导并严格指导学生学习临床所常见的疾病及其并发症，同时也要细心的解决这部分乡村医生以前在医疗保健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在临床的实践中，导师要带领所指导的乡村医生为病人做诊断和治疗，教育乡村医生要有关爱病人的人文思想和理念。在导师的指导下，乡村医生要积极配合和学习实际操作技能，运用自己所学到的理论知识并将其运用于临床的实践操作中去，较高水平地完成临床技能的实际操作，同时也使自己受益匪浅。
4严格管理高素质修养
各省负责的院校要积极开展入学教育、行为教育、安全教育规范等一系列的规范教育活动，要积极地开展市、省教育沟通活动及讲座，增强师生之间的交流、沟通以及互相尊重、互相信任的精神。通过不断地提高管理和组织，使学生有较高的思想素养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5名师教学精选教学内容
为了更好地更高质量地完成教学的任务，就要在教学的材料上精挑细选，力求典型和结合实际，因为乡村医生进入大学学习的机会很难得，另外乡村医生也具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和工作经验，年轻的教师由于自己的能力和教学水平的有限而不能胜任这项工作，所以院校有义务派出最优秀的教师进入培训行列，因此，这就要要求相关授课的院校选拔副教授及其以上的优秀名师组成教学队伍，并要求很好的完成所规定的教学任务，让乡村医生满意。教师队伍内部的成员也要进行集体备课，严格整合学科之间的交叉点和内容，合理安排各项课程之间的衔接问题，尽量使知识更加地合理、更加地连贯地传授给学生，并在指导期间积极督促学生。
乡村教育的难点篇8
困扰：培养即走
有一批稳定的教师队伍，才会有农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城镇化大潮之下，教育行政部门很难阻挡教师向城市流动，因此，一系列公共政策的设计，难免会在强制性调控的基础上，保留必要的向城性疏导特征。在实践中，教育行政部门自身也面临重重困局，这些困局的破解，又助推了乡校中农村教师的发展危机。
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民办教师是农村教师的主体。其中，代课教师又占了大部分。尽管代课教师没有被纳入国家的编制体系，但是在教学性质上仍然隶属于国家行政化教师序列体系之内。长期以来，代课教师的文化程度相对较低，且教育教学水平不高，再加上城乡二元的制度性区隔，使得农村教师自由迁徙的主观意愿并不强烈。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在村落中的文化优势，也使得他们在农村中的社会地位总体较高。
随着国家九年义务教育普及率的提升，教学质量问题逐渐被农村家长重视。很多地方开始通过公招和清退的方式，解决代课教师和民办教师问题；同时，通过公招、特岗、支教、交流等多种形式，大量引入毕业于正规大学的毕业生服务于农村学校。这种方式有利于快速实现“双高普九”，但这批在城市中受过正规化教育的农村教师，也具有更多向农村外溢的选择空间。再加上工作环境、社会舆论、收入待遇以及农民分化等多重外在因素的刺激，农村教师的职业吸引力开始不足。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李涛在对四川芥县的调研中发现：大量农村青年教师仅仅将这个岗位看作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岗位”。他们对提升自己教育教学水平并不感兴趣，反而成了寄居于乡村文化城堡中的“考试专业户”，只要能进城，各种考试他们都会争相参加。
四川芥县成镇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长说：“我们培养一个老师，就走一个，城里的学校又不给我们培养费或者转校费；因此，我们农村学校越来越不愿意去培养教师。这样，我们学校的老师反而相对稳定。”
另一所学校的校长说：“现在这些青年老师很难管，上完课就抱着公务员考试的书看，一到周末就去城里考试，一考上就辞职。中年教师则将精力集中于参加城市学校的各种招聘，同时寻找各种关系，借调到城里学校，或者县教育局和乡政府到学校把骨干借调走了。那些中老年教师则普遍职业倦怠，等着退休。农村学校陷入到管理人才和教学人才青黄不接、人心散离的状态。”
外流：被城市学校牵引
在四川省芥县和重庆市的一些区县，经过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教学点和村小全部被撤销，以前的乡镇的小学和初中，合并变成九年一贯制学校。在这些九年一贯制学校中，除了管理学生日常住宿的几位德育处老师和生活老师暂时住在本乡镇，其他老师都住在县城。每天早上统一乘坐学校租赁的车辆到乡镇学校上课，下午又统一坐车回县城。
很多县都实施了农村教师周转房政策，周转房主要建于县城和乡镇之中的校园内。这种农村教师集中居住政策确实稳定了教师队伍，解决了居住难题，但也进一步将农村教师与外在的村落社会隔离。农村教师的生活圈逐渐向城镇转移。
四川芥县云乡九年一贯制学校的4位年轻老师透露：学校里年纪大点的老师基本在县城都有房子。年轻教师暂时住在宿舍里，也都希望住到县城里。年轻教师希望教育局领导在修建周转房时，建在发达一点的地方，最好是县城，这样，生活会方便。一位教师表示：“虽然我们都来自农村，但毕竟都在城镇读的高中、大学，早就习惯城镇生活了。尽管目前我们在农村学校工作，但不想在农村住，父母在村里都觉得没有面子，更不要说我们自己在同学和朋友面前的感觉了。”
住在县城的教师们，教育着住在农村的学生。这种现象已经在广大的中国农村地区越来越普遍。农村教育几乎完全被城市教育所牵引，而处于集体失语的状态。“被代表”的尴尬话语地位，使农村义务教育只能被动全盘接受城市教育的文化平移与观念嵌入，致使农村教育在这种不断的权利剥夺中，被剥离于农村社区的日常生活空间之外。在村落社会中，农村教育体系仅仅作为“人才抽水机”而存在，是整条教育生态链中价值位阶上的“最末端”。
当前中国农村教师岗位严重缺乏吸引力，农村教师队伍非常不稳定，农村教师事实性外流和潜在性外流的比例都过高，农村教育的发展堪忧。
统计：3年流失30%
2015年教师节，是我国的第31个教师节，教育部将教师节的主题确定为“聚焦乡村教师队伍建设”，倡导全社会给予乡村教师更多的关注和关心。据统计，我国目前共有乡村教师约330万人，他们长年扎根乡土，为了教育事业默默付出，为无数的农村孩子点亮了知识的明灯，开启了一扇扇人生理想的大门。正是他们的奉献和坚持，支撑起了农村教育的一片蓝天。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部长邬志辉说：“根据我们的调研，过去，乡村教师要评职称，跟城市教师比起来，小学平均要多花5.6年的时间，中学要多花4.8年。也就是说他们的机会比较少，要花更多的努力才能得到。”数据显示，2010年至2013年间，全国农村教师数量由472.95万降为330.45万。短短3年时间内，乡村教师流失率达30%。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曾发起一项关注乡村教师生存现状的系列公益活动――“师魂”，他们做了许多关于乡村教师生存调查，希望通过电视专题片、雕塑和音乐会等多种形式，呼吁人们记住那些在基层默默奉献的乡村教师，并关注他们的生活状态和中国乡村教育。
“老师们工资低，社会地位低，并且流动性很大，对孩子们的教育造成较大的影响，”桂馨慈善基金会“师魂”项目经理酆伟说，“我们曾经去过一个小学校走访，那里有位年轻的女老师。等到电视片拍完后，我们接到消息：这位女老师已经结婚并辞职了。这就是乡村老师队伍的真实情况，很现实。”当地乡村教师的生存现状，让他们大受震撼。
乡村教师地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待遇低。尽管国家一直在努力提高教师待遇，但是乡村教师的收入水平依然不尽如人意。酆伟说，一般拥有正式编制的乡村教师的收入水平大约在每月1000元至2500元，随着地域、工龄等因素，有所浮动；而代课老师的收入，更少得可怜。甘肃古浪县程铺初小的一位代课教师，一个月仅有700元；而这位老师之前在外打工，每天收入近百元，相差悬殊。
药房：倾斜措施配套
2014年5月，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经费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有关地方各级教育部门高度重视乡村教师生活费补助管理工作，确保严格规范，阳光透明。通知要求：要结合教师实名制管理系统建设，建立以身份证信息为基础的乡村教师生活补助申领信息库，实行实名制管理，防止虚报、冒领、套取补助资金。要严格落实“以岗定补，在岗享受，离岗取消”的补助原则。补助要重点向条件艰苦地区倾斜，向村小学和教学点倾斜，不能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要充分发挥补助政策对吸引优秀教师到乡村学校（教学点）任教的作用。
前不久，福建省教育厅出台了《福建省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年）实施办法》，今后将建立生活补助制度，优先为乡村教师安排保障性住房。福建省还将优先培养本土化乡村教师，为支教大学生代偿学费。职称评聘将向乡村学校倾斜。乡村教师评聘高级职称不作课题研究、的刚性要求，强化对师德素养、教育教学工作业绩和教学一线实践经历的考核。在乡村学校任教累计满25年且仍在乡村学校任教的教师，已取得中、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可直接聘任，不占核准岗位数，鼓励教师长期在乡村任教。此外，完善城镇教师乡村学校任（支）教服务期制度，城镇中小学教师晋升高级职称应有在乡村学校任（支）教1年以上或薄弱学校任（支）教3年以上的经历。2018年起，县镇小学新任教师应有在乡村学校任教3年以上的经历。城区学校校长教师交流到乡村学校，保留其在原学校所聘教师职务等级，在乡村学校任教满3年且考核合格的，可在同一专业技术岗位等级内高聘一级。
乡村教育的难点篇9
[关键词]乡村学校；中小学布局调整；教育资源
学校布局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学校在空间上的分布结构，它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分布状况及所属地域支配阶级对学校布局的认识密切相关，而学校布局调整则是基于上述因素对学校地域分布、规模大小等进行的调适与整合。本文着重探讨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现状、问题及其负面影响的规避。
一、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状况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推行及人们生育观念的逐步转变，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逐年下降，学龄人口逐年减少。为应对上述变化和提高教育资源利用效益，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便开始着手进行乡村学校布局的调整工作。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1年，我国小学和初中分别由766072所和71953所分别减少到491273所和65525所，11年里，小学平均每年减少24981.7所，初中平均每年减少584.4所。”[1]2001年5月，国务院要求“因地制宜调整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按照小学就近入学、初中相对集中、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原则，合理规划和调整学校布局”[2]，此后，我国正式开始有目标、有规划、有步骤地进行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2006年6月，教育部先后发出两个通知，强调“农村小学和教学点的调整要在保证学生就近入学的前提下进行，在交通不便的地区仍须保留必要的小学和教学点，防止因过度调整造成学生失学、辍学和上学难问题”[3]。同时，为加强西部农村中小学建设，实施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年《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提出：“以实施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为突破口，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逐步扩大免费发放教科书的范围，逐步免除杂费，为寄宿学生提供必要的生活补助。”[4]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乡村中小学布局调整工作才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铺展开来。
当前，我国乡村中小学布局调整主要表现出以下四种特征。一是在方式上以撤并为主。撤并均以布局不合理、危房数量较多且生源相对不足者为重点对象，通常做法都是将生源少、办学条件差的并入学生多、办学条件好的学校，至于何所学校停办、合并等，主观人为因素十分明显。二是在地域上以乡镇现有行政区划为单位。我国传统乡村教育被纳入到官办体系始于清末民初的西学东渐，在西方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的官办小学一开始就是按国家既定行政区划进行的，这种现象也是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普遍情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全国推行“撤区并乡建镇”后，由于撤并后的乡镇政府通常都设在交通便捷、人口集中且经济基础雄厚的地方，因而，学校布局调整通常都是：初中以现乡镇政府所在地为单位、小学以村为单位，在乡镇行政区划内进行布局，调整仅在本乡镇之内，乡镇之间的学校各自独立平行、互不合并。三是在问题解决途径上以兴建“寄宿制”学校为主。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后，许多学生不得不到村外小学就读，为解决上学期间的诸多困难，各地在学校布局调整时大多都采用“寄宿制”。如此以来，在入学方式上，许多学生从小学低年级就开始步入“寄宿”之旅。四是在推进上以行政力量为主。自国家实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以来，各地均将此视为政治任务予以落实，通常做法都是采取“成立班子，宣传开路，现场办公，经验总结，全面推广”。这种行政化的措施，虽然也会考虑学校布局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但一旦成为政府行为，盲目、偏差乃至失策便会在所难免。因为此时其顾及的已不再是学校布局本身是否科学规范的问题，而是如何按部就班、“保质足量”地予以“完成”和“落实”的问题。的确，“公共政策是自上而下地制定的”[5]，乡村学校布局调整以行政力量为主的推进方式正体现了这一点。
二、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后果
这种国家倡导、政府行动的乡村学校布局调整，虽然有利于减轻村舍办学的负担和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但也给生方和校方带来许多问题。
就“生方”而言，一是增加了学生本身的入学困难。我国是一个山地、高原、丘陵占很大比例的国家，目前情形下，广大学生上学本身就已十分不易。由于撤并后的学校绝大多数设在乡镇所在地，学校服务半径相对过大，致使许多低龄入学儿童难以做到就近入学，也使许多儿童在本应入学的年龄段推迟入学时间。另外，小学生的年龄大多在6—12岁之间，如此年纪就离开父母独自住校，个人日常生活全靠自理，其困难可想而知；如果出现身体不适，其困难与麻烦就更为严重。并且，由于长期寄宿在校，许多原本应该从事的农活，此时也不用再去从事，这对于乡村学生劳作能力的培养也是极为欠缺的，也是一种剥离学生乡土情节的不当举措。二是增加了学生所在家庭的困难。撤并之前，因为小学低年级通常都设在本村，食宿均可在家解决，因此，学生花销不大。但撤并之后，走读的学生近的还行，远的则至少中餐要在学校就用，即使餐费再便宜，每月亦需开销百余元；寄宿的学生开销就更大，诸多费用一年下来至少近千元，这对一个普通村民家庭特别是贫困山区家庭来说是不堪负重的。另外，子女自幼便在校寄宿也增加了家长对子女的精神负担，毕竟子女年龄偏小，且生活自理能力较差，家长对子女离家寄宿的衣食住行、营养安全、性格、同伴关系处理等担心是不言而喻的。
就“校方”而言，一是增加了合并校的管理难度与教师工作量。学生数量的剧增与寄宿规模的扩大不仅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和工作强度，也为学校管理带来困难。教师们既要备课、上课，还得做饭并管理学生生活，一天下来许多教师累得腰酸背疼。在许多乡镇中心小学，绝大部分教师的日常作息时间都被喻为“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从早晨六点半起床一直到晚上备课十一二点睡觉，其超强度、超负荷的工作量超乎人们的想象。另外，由于小学生自由活动的空间和时间相对较大，在相对封闭的寄宿学校环境中，来自地域不同的学生常易滋生矛盾，人格羞辱、语言要挟、分派打架等不良现象时有发生，这也增加了校方的管理难度。二是加速恶化了被撤并学校的变迁状况。随着一些村小的停办与撤并，原有学校的财产管理与利用状况发生较大变化，其动产可能已得到相关处理，但其不动产的管理却很不理想，大部分不是闲置废弃就是迅速废弃，要么就是无故被私人窃据。此外，停办或关闭也会影响到原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致使关闭前的学校不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得不到应有的教育投资，而且校内和周边的议论也使得师生不能安心教学。的确，“关闭学校是对整合该地成为社会单位的一种破坏，并会使当地居民产生强烈的心理感受：认为是该地区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或一段时期的结束”[6]。转三、如何规避因学校布局调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现有情形下，调整并完善当前我国乡村中小学校布局是必需的，因此，其问题主要不在于争论是否需要调整，而在于要思考如何进行调整。为确保当前我国乡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规避因学校布局调整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有必要重视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明确学校布局调整的最终目的。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在价值取向上具有“强调结果公平”和“扩张优质教育资源”两个特征。前者看似给予了所有学生以起点公平，实则只是表面结果上的平等，而非实质上的起点平等。这有悖于我国推进全民普及义务教育的初衷，因为“单纯的效率优先原则可能会妨碍到平等的实现，普及义务教育的意义更应该立足于道德认同”[7]。后者则以扩大优质办学资源为出发点，普遍关注县城学校胜于乡村学校，关注中心小学胜于片小、村小，关注高中胜于初中、小学；关注县镇公办高中如何拓展优质资源、扩充生源而忽视乡村中小学为生存而奔波、分年危房改造等不良倾向。正是在上述两种价值取向的盲目扩展下，我国许多地区才会出现将整个乡村学校布局的调整简单化为单纯的“收缩”与“撤并”，进而使原本应该着眼改善乡村教育结构和提高乡村教育质量的学校布局活动异变为为少数优质学校扩充生源的行为。因此，学校布局调整应该首先考虑如何确保学生在入学起点上得到相对公平的对待，并进一步明确乡村学校布局调整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调适完善，方便学生就近入学，促使教育均衡发展，而非简单的撤并和压缩。另外，乡村学校布局调整应在确保乡民渴望教育得到满足、乡村学生不因撤并学校而失学、乡村现有教育资源不浪费的前提下进行调整。
其二，确立基于上述目的的学校布局调整原则和标准。国外有学者曾将学校布局的距离分为“物理、文化、时间”三类，并提出了关闭学校的三条标准。[8]对此，笔者认为应该坚守三条原则。一是就近入学原则。我们可将此标准从原有的以学校距离学生入校的公里来计算转变为以学生入校就读路程所需时间来计算。按照学生步行的时速，应该将学生入学路途所费时间不得超过一节课为准，因为路途超过40分钟则表明，学生入校就读的物理距离至少会超过五公里，并且，如果考虑到该生入学前起居饮食等所费时间，所费时间可能还会更长，这种情形无疑会影响到学生入学就读的质量与效率。二是生源规模原则。如果某一人口约1500名的村落，其人口出生率在12％，且其一年级入学儿童在20人以上，那么即可确认该村校设立的必需性，即使该校设备条件再简陋，师资力量再薄弱，也不能被撤除或停办。因为孩提时代因奔赴其他村落入学所带来的不仅是文化不适，还会产生生生之间的人际摩擦，继而导致学业不良。三是“点心”式网状结构原则。我们可以中心校为中心、以村小为点、以距离为线架构出一个整体学校布局结构，未合并的乡应形成以乡中心小学为核心的单网状分布结构，已合并的乡镇应形成以合并前后两地中心校为核心的双网状布局结构，不能人为地撤除一些偏远地区的教学点，因为它不仅会影响当地学生的入学率，还会破坏整个“点心”式网状结构教育功能的发挥。
其三，着手解决当前学校布局调整过程中凸显的重点问题。当前我国乡村学校布局调整所引发的突出问题有三个，即学生就近入学难、家长对寄宿制不放心、被撤并学校各项管理及去向不明。为此，一要保留必要的村小低年级教学点。在制订学校布局调整和规划方案时，我们必须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出发，不能搞“一刀切”，要特别关注人口密度、地理环境和交通状况三个因素对学校布局的现实制约问题。对凡在一年级入学生员数量达到一个班级规模的村落，即便采取“一师一校”或“个人包班”制，也得确保设立至少一至三年级的教学点。二要规范和完善乡镇中心小学寄宿制的设施及日常管理。政府应当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学校也要多方筹措资金，为寄宿制提供完善的软硬件条件。同时，学校要建立健全寄宿管理制度，有条件的学校应配备专职生活教师；无条件者则应为那些在寄宿生身上多花精力与时间的教师制订出相应的补贴方案。三要加强被撤并后学校的规划和利用。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的资产管理办法，明晰产权，以便依法处置上述资产；同时，不管是采取何种方式，我们都要将其闲置不动产有效地利用起来，最好是能将其办成“学校”(如农民学校、活动场所等)，以发挥其教育功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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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的难点篇10
关键词：村落学校；乡土中国；离土中国；农村学校布局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离土中国”逐渐替代“乡土中国”成为中国农村当下最显著的事实。伴随而来的是中国农村自然村落的迅速消减和村落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由此，村落学校也“被”置于这种新的历史处境的挑战中，因为文字下乡、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而迅速诞生，又因为离土中国而被迅速撤并。这浓缩了村落学校的多舛命运和农村教育发展的艰难。这种局面需要从教育体制外寻求支持，同时也需要教育体制通过内部适时改革担当起应有的社会文化责任。
一、从乡土中国到离土中国：村落学校历史处境的变迁
这里所谓村落学校，就是指那些坐落在村落中的学校，本文所指主要是小学(村级小学)，也包括部分初级中学。而所谓的“村落”，是指在农业社会里，由于地缘的关系，把许多个家庭、家族组合到一起，形成一个个具有一定规模的社会生活群体。它主要指的是一个社区概念，强调的是一定社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这里所说的“村落”不包括高度工商业化的某些农村社区，如沿海小企业发达的农村新镇。村落学校的命运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紧密相连。
(一)乡土中国：“文字下乡”与村落学校的兴盛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中指出：“中国社会从基层上看上去是乡土性。在这基层上，有语言而无文字。不论在空间和时间的格局上，这种乡土社会，在面对面的亲密接触中，在反复地在同一生活定型中生活的人们，并不是愚到字都不认得，而是没有用字来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的需要。”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用不着文字、面对面的甚至连语言有时候都显得多余的社群。由此，“乡土中国”经费先生提出和界定，得到越来越多社会学者的认同，并成为村落学校兴起的最初背景。
乡土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在自身结构的调试过程中酝酿一套自给的意义系统和价值体系，借以维系村民生活和村落运转。“世代继替”“差序格局”“礼俗秩序”便是村落意义系统的行动逻辑。乡土中国田园式悠闲的村落生活与文字的疏离，不利于整个民族现代化素质的提高，而现代化则是社会进步的客观需要。乡土中国的改造就成为时代使命，“文字下乡”便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文化主题，村落学校由此开始大量诞生。
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文字下乡”始于清末新学的创设。这种学校教育以前所未有的普遍性姿态试图渗透到包括村落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当中。这被费孝通概括为“文字下乡”的渗透过程在中国始自19世纪晚期的新学运动，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政府的“双基”工程，历经一百余年的时间，虽然期间经历种种艰辛和磨难，但现代性教育往下渗透的客观总趋势没变。大体上说，这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合流的“文字下乡”进程，是外来殖民宗教势力、国家政府力量以及民间社会力量磨合、博弈互动下的产物。1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掀起了新的兴学热潮，“普九”运动规模可谓史无前例。无论是20世纪初的“新学运动”，还是20世纪末的“普九”运动，都是主要以政府行为改造乡村社会的教育行动，特别在1949年以后，教育在村落的扩充表现得更纯粹。历经百余年，村落学校终于坐落在乡土社会那并不富裕的土地上。
(二)离土中国：村落学校不得不应对的事实
20世纪80年代开启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改革，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工业的快速崛起促使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地从村落向小城镇和城市流动。总体上看，农村劳动力流动表现出三个特点，即规模大，务工以第二、三产业为主，举家且长期脱离农业生产。这致使乡村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从1978年的82.08％下降到55.1％。
如今，工业化的成果迅速转换成为生产力，日益改变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城市文化的诸多要素正以突飞猛进之势冲击着乡村生活，同时，农村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的变迁，促使“离土又离乡”的农民工总量不断上升。中国社会国民经济结构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转型，社会结构从“乡土”到“离土”演变。因此，“乡土中国”逐渐被“现代化”吸引，
“离土”成为这个时代乡村社会转型的主旋律。
“离土中国”之下，村落学校遭遇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其建设发展面临着许多现实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只是过程性的，在笔者看来，更可能是中国农村教育质量提升的一次新的历史机遇。
二、“离土”的连锁后果：村落学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农民离土：村落学校不得不由“校”变“点”。但学校整体转型困难
我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后，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适龄儿童数量不断减少，加上农村劳动力的大量举家流动，使得适龄儿童数量减少幅度更大，而且导致村落学校的在学儿童数量极不稳定，学生“流失”(包括辍学、转学、退学、弃学等)严重，在经济欠发达的边远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尤甚。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村落学校在按学生人数拨款办学的制度下已经无法正常按“校”办学。地方教育主管部门一般都变“校”为“教学点”，缩减教师规模，减少教育经费投入。这样带来的问题是，原来的学校管理方式、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教师适应困难但又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培训，加上资源的有限性，又无法留住高水平的教师坚守村落“教学点”，教学质量呈直线下滑之势。如此，“教学点”就日渐失去了对家长及其孩子的吸引力，继续“流失”也就在所难免。如此的不良循环，村落学校只能面临“撤点”的唯一结果，也就意味着它在一个自然村落里的终结。
为应对儿童数量锐减、部分学校资源浪费、教育投入效率不高等问题，我国农村教育应集中资源办学，实施农村中小学校布局调整，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办学质量和效益。其主要的措施就是采取撤点并校，建立中心校或寄宿制学校。
(二)撤点并校：学校离村、“文字上移”，导致与乡土文化相隔离
如果说百年来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以往下渗透普及或者“文字下乡”为特征，基本上达到了其顶点，农村义务教育普及率和青壮年非文盲率均已接近100％的绝对限度，那么乡村教育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关口。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国家实行了大规模撤点并校布局调整和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导致大量村庄学校急剧消失。中国改变了原来“村村有小学”的格局，众多农村小学被逐渐撤并或升级，不少地方已达到一个乡镇只有一所中心校的程度。这一次农村中小学布局大调整无疑体现出一个相反的“文字上移”趋向——学校离村，这一趋向成为当前中国乡村教育的显著事实。而且，这一进程与村落的终结相同步，并比村落终结的速度更快。这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新阶段的客观反映，也是现代化的中国农村教育发展的新拐点。
学者李书磊以历史人类文化学的视野对处在这个拐点上的村落学校予以了深入的剖析。他认为，村落学校是村落中唯一的国家机构，它在乡村背景与乡村气氛中就更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几十年间它在村落中的功能变迁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史意义。村小是村落中的“国家”，它以自己的方式作用于乡土。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乡村学校除了在学校内行使职能之外，还走到社会上去发挥作用：它是各种政治的宣传队，也是各种生产工程的突击队。不过，今天的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此时的学校将力量专注于学生本身，它作为国家文化机器的功能在校园围墙之内实现。学校有它看得见与看不见的围墙，它只是通过农民的子弟才同乡村社区发生关系。村小在成片的农舍与田野中间显得既特别又孤单，它居于乡村、为乡村而设，却又不属于乡村。
可见，今天的村落学校已经不再直接对乡村文化做贡献，而仅仅依靠对学生实施现代文化素质的培养来作用于社区，这形成了它的“飞地”色彩。它只是一种外来存在的嵌入，少了与乡土社会的和谐融合。李书磊还真切地感到，学校作为一个机构不仅在组织上与它所处的村落相分离，而且在教育内容上也同乡村生活相脱离。在学校的围墙之外，村落的生活按自己的节奏与逻辑进行着。现行国民教育的课程设计也不是为农村生活准备的。现行学校课程对乡村生活的某种满足也只是一种附带产生的结果，如识字、算账、文化消费能力。
学校离村所带来的问题就是以“文字上移”为特征，村落学校从社区文化的抽离成为“寄宿制学校”，其“飞地”色彩更加突出，社区及家庭教育模式世代相传、繁衍成习的一套以传承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内部体系就与学校教育现代性传播相隔离。村落没有了学校，也就失去了村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农村社区文化的传承就失去了应有的土壤。
(三)学校离村：儿童离家寄宿“圈养”后身心健康问题突出
村落学校离开了大多数的村落，所以大多数的适龄儿童不得不离开依恋的家，到寄宿制学校过集体生活。而这种在低龄期所承受的缺乏足够关爱的“圈养式”的集体生活对儿童的身心影响很大。与非寄宿制生相比，寄宿学生更倾向于出现自卑、无法安心学习、怀疑自己能力、易为一些小事烦恼、焦虑时易失眠、易对日常食物怀有恐惧心理以及冲动和控制力差等问题。可见，离家过集体生活使低龄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这需要予以极大的关注。
同时，家长离土，所产生大量的“留守儿童”一般交由父母的长辈隔代抚育。这些儿童由于缺少至亲的呵护和关爱，心理健康问题也很突出，个性存在较多缺陷。由此带来村落学校教师的教育教学工作负荷增大，学校的教学管理难度也加大，但大部分教师缺乏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培训，个体无助感较为普遍。
(四)儿童离家：教育成本部分转嫁农村家庭，村落学校学生辍学率升高
学校离村后，大多数儿童只能离家，而寄宿生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还不止于儿童身心、教师工作负荷、教学管理等，还体现在基础教育的公共成本被转嫁到家长身上。这使经济收入来源本来就匮乏的农村家庭负担更加沉重。有学者研究显示，一个寄宿生，中部地区农民家庭每年就平均增加657.3元钱的支出，西部地区农民家庭平均增加了787.8元钱的支出，增加的部分主要是学生的住宿费和伙食费。这组数字还表明，越是家庭收入低的地区，家庭增加的支出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权衡上学路远、安全风险、身心健康隐患、家庭劳动分担等因素，越来越多的农村家长选择让孩子辍学，以此规避上学所产生的沉重经济负担和劳动负担。因此，在全面普及义务教育的今天，村落学校辍学率有不断上升的趋势。村落学校建设中遇到的现实问题与离土中国之下政府抉择的农村学校调整政策的初衷相去甚远。可见，“控辍保学”并不是一个过气的词汇，仍然是当下教育主管部门必须应对的关键词。
三、凸显乡村教育的公益性：化解村落学校建设问题的策略建议
村落学校建设中出现的“离土—离村—离家—离校”的问题链，并非单单因为乡村社会的“弱、老、少、边、穷”等原因，还因为中国农村居民的生存样态越来越不依赖于土地或以土地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教育也就必然不再留恋乡土和村落。所以，村落学校建设存在的问题就需要针对乡村社会新的生存样态，从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建构到教师培训机制等诸方面来逐步解决。
(一)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缓解基层政府教育财政压力
虽然离土是村落学校被大规模撤并的直接背景，但更主要的是基层政府在此情形下没有足够的财力保障做其他提升农村教育质量的政策选择。基层政府只能追求规模效益，撤点并校，并在此过程中，政策执行主体产生逆向选择、应声虫现象和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这些行为无疑会放大村落学校所面临诸多问题的后果。所以，就有必要改革原有的地方教育财政体制，提升农村基础教育经费负担的财政层级，建构公共型教育财政体制，解放基层政府财政压力。
而且，农村基础教育经费供给的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公平与社会和谐。而它的充分供给需要重新划分各级政府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财政责任，“以法律规范的形式，明确界定各级政府在地方教育上的财权范围，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应是地方教育的投资主体，实现地方教育产品的分层次供给。在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承担农村义务教育教师工资支出，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分担基建支出。在东部地区，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负责农村教师工资，省级政府负责公用经费支出和助学经费，县级政府负责基建支出。”这样就能避免地方小政府要办大教育的两难处境，撤点并校等政策选择就更有可能因地制宜，实现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二)调整农村学校布局结构：因地制宜，配套建设校车系统与送教上门相结合
村落学校撤并或新建寄宿制学校，对经济较为发达、人口相对集中、交通发达的地区而言。是一种较好的政策选择。但在广大的经济欠发达、人口相对分散、交通滞后的地区而言，则是一种欠妥的选择。前者因为学校离村、孩子离家所产生的问题，可以通过建立相应校车系统解决孩子离家、上学远等潜在的安全风险问题。而对于后者，则可以采取送教上门、变“校”为“点”、一校两“点”的办法，切实体现义务教育的公共性，避免低龄儿童上门求学难的局面。贵州基层政府采取与公益机构合作的方式，成功地“找回”教学点，力控辍学率反弹。无论是校车系统还是送教上门，都能够彰显政府的公共责任，又不会大幅度增加农村家庭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成本，也能避免因儿童离家寄宿所产生的诸多身心健康问题，真正体现基础教育的公益性价值。
(三)赋予村落学校综合性职能：促进与乡村社区文化的有机融合
离土中国之下乡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使得“三农”问题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被提上政事日程。农村学校布局调整的同时，农村基层政府可统筹协调各项工作，尽量保留村落学校，赋予其多种职能，资源共建共享，形成农村社区综合文化教育活动场所，分季节、分时段发挥不同社区功能。有了场地和活动载体，村落学校与乡土文化的融合，传承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加肥沃的土壤。:
(四)理顺村落学校的管理关系：“以县为主”落到实处，切实提高教师待遇和教育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