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情况调研报告篇1
近年来，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的步伐加快，面对土地供需矛盾，要切实做到既要保证建设用地供应，又要做好耕地保护的“双重”责任，实现保护资源和保障发展两不误，这是当前国土资源系统干部职工所面临的难题。**县国土资源局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如何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全面贯彻落实国家和省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和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创新工作思路，突出工作亮点，在严格保护资源与全力保障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实现寻出一条“双保双赢”的路子，为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这是本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本人重点调研的一项课题。
一、基本情况
我县境内耕地资源严重不足，人均耕地少、质量差，依据全县土地更新调查数据显示，我县20xx年末耕地总面积为65.4万亩，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55万亩，保护率达到84％，在城镇化、工业化加快发展的今天，既要坚守住基本农田耕地红线，又要兼顾好“吃饭”与“建设”的双重问题，已成为我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亟待破解的一道难题。自国家实施宏观调控以来，土地新政不断出台，用地“闸门”不断收紧。面对这种形势，如何加强管理，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提供国土资源保障，便是摆在我们国土资源部门面前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课题。**县国土资源局在县委、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确处理好保护资源与保障发展的关系，努力探索，大胆创新，“把好闸门、严格执法、坚守红线、开源节流、保障发展、维护稳定”，积极探索化解资源瓶颈约束和供需矛盾的新途径、新方法，全力保障了**县各项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
二、主要做法及成效
（一）不断改进工作方法，积极服务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一是创新思路，破解用地难题。为积极保障县域经济发展用地需求，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在严格执行建设用地定额指标和土地投资强度指标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切实加强用地管理。做到主动创新坚决保障工业项目、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和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招商引资项目用地需求，不断挖潜存量、拓宽渠道积极保障其他项目用地。在保障用地工作中，实行分期、分批供地制度。对批准立项的企业用地，根据企业发展规划，采取分期分批供地的办法，化解用地难问题。同时，全面清理盘活城郊和集镇未利用地、废弃地、荒山等作为发展用地，引导企业集中在工业集聚区使用土地，鼓励工业企业建标准厂房和多层厂房，提高项目容积率。
二是提升技巧，增加土地收益。近几年来，通过不断提升土地经营技巧，实行经营性用地全面进入有形市场进行交易，所有经营性用地全部以招标、拍卖、挂牌的方式进行公开出让，并主动邀请纪检监察部门现场监督出让过程，保证公开、公正、公平。目前，全县土地市场建设已经成熟，土地出让已覆盖全县各乡（镇），政府从土地上获取的收益从过去的几百万元迅速增加到上亿元，土地收益逐年增加。仅20xx年度实现土地收入1.6亿元，不仅为全县各项社会事业建设提供了重要资金支持，同时，也极大的促进了全县土地市场的建设和完善。
三是优质服务，及时办理用地手续。在具体业务工作中着力从提高服务水平入手，一切工作程序都以方便服务对象为目的，以提高办事效率为原则，做到一站式服务，一次上会会审，减少工作的重复性。并制定了一次性告知、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过错责任追究制等一系列工作制度，确保优质高效办理各类用地手续。与此同时，在提供用地保障和服务中，把服务关口前移，实行现场办公，按照“特事特办，急事快办”的工作要求，优质高效办理建设用地手续，进一步简化了报批程序，缩短了审批时间，提高了服务效率。
（二）围绕县委政府工作目标，着力抓好各项任务的落实
**县国土资源局紧紧围绕县委、县人民政确定的重点工作任务做好各类建设项目用地服务工作，确保了国家和省、州、县各类重点工程建设项目用地，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围绕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能源、交通、水利、城市化、工业化发展做好供地服务，全力支持和服务于德钢公司奕标公司扩产技改搬迁，云冶集钛项目建设，积极推进省级**工业园区和我县确定的工业小区、物流园区、禄色食品加工园区和现代旅游文化产业项目建设。20xx年以来，共完成上报土地征用报件29批（次），报批土地6504亩。有效保障了800kv、500kv变电站、云南金丰矿冶有限公司新建粗铜冶炼厂、罗茨绿色食品加工交易市场、云南新立公司新建氯化法钛白粉等重点建设项目用地。在今年初，我局围绕县委、县人民政府确定的20xx年八项重点工作及早着手抓好建设用地报批和土地储备工作。今年1～3月份，我局积极组织20xx年城市建设用地报件2批，面积578亩（其中：占用耕地406亩），单独选址建设项目用地12件，面积2179.4亩。完成了对楚雄—广通、武定—**高速公路的土地规划修改并上报省国土厅，积极实施土官云南现代旅游文化产业度假休闲区项目30平方公里的土地规划修改工作。对中央投资拉动内需重点项目用地，我局做到“四个优先”。一是优先计划。在编制土地供应计划时，优先安排重点项目的项目用地。二是优先报批。落实专人负责用地报批材料，并进行跟踪问效，提高报批效率。三是优先征地。对批准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征用的重点项目用地，迅速组织力量，实行“倒计时”工作督办，优先推进重点项目的土地征收工作，切实做好被征地农民的补偿和安置，确保土地及时报批。四是优先供应土地，对重点项目工业项目依法灵活采取“招拍挂”方式，及时明确业主，做到优先供应。
（三）开源节流，确保全县耕地总量平衡
随着县域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工业化的步伐加快，面对土地供需矛盾，为了做到保护资源和保障发展两不误，在保障重点建设项目用地方面，坚持“有限指标保重点、一般项目靠挖潜”的原则，一方面积极开展土地整理增加耕地指标，另一方面积极开展“三项整治”盘活存量用地，把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做到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效益。
一是认真落实耕地“占一补一”的政策。即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必须开垦补充新的耕地，以确保本区域耕地总量动态平衡。20xx年至今，我县共争取国家和省、州投入资金4681万元，实施了土地整理项目6个，其中：部级项目2个、省级项目2个、州级项目2个，共计整理面积37077.77亩，实现新增耕地9166亩。目前，正在实施的土地整理项目1个，即：“国家西部生态治理重点工程——**县罗川土地整理项目”，总投资3766万元，总规模27154.2亩，整理后可实现新增耕地面积2230.2亩。
二是大力开展“三项整治”工作。把废弃工矿用地、砖瓦窑场、空心村整治工作作为强化耕地保护、保障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措施，通过大力开展“三项整治”拓展建设用地空间，破解土地制约“瓶颈”，实现保护资源与保障发展“共赢”。通过调查摸底，全县列入计划整治的存量土地3000亩，通过研究制定《**县开展砖瓦窑、空心村、工矿废弃地“三项整治”实施方案》，将“三项整治”列入年度经济建设重点工作，做为拓宽城镇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20xx年，计划首先实施909.4亩（其中：勤丰镇片区原8772部队用地353亩、勤丰镇罗次铁路支线556.4亩），现已完成“三项整治”土地复垦的实施方案并已通过上级评审，20xx年6月底前实施完毕提交验收，下半年组织实施1500亩。计划20xx年实施591亩，20xx年5月底以前全面完成提交验收。
（三）不断优化工作环境，提高服务质量
我局加大队伍建设，加快机关效能建设，优化服务，落实责任，严格执法，为项目用地提供优良的国土资源环境。
一是落实项目审批联系会议制度，加强与发改委、经委等涉及项目管理部门的协作，启动联合审批程序，现场研究解决审批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要件齐全并符合规定要求的，当场办结审批；对要件不全的，协调各相关部门尽快办结。
二是全面落实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和绩效考核制度，加强对项目的跟踪服务工作，实行专人紧盯、专人服务、专人落实项目的责任制。
三是加强项目监督，实行问责制。加强项目监督，建立项目情况报告制度，确定专人负责项目跟进，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报告，对阻碍项目建设延误项目推进的个人和股室实行问责。同时，对重点项目开通“项目绿色通道”，即项目单位与国土资源局可随时沟通，在不违背政策法规的情况下，尽量简化办事程序，能一次办成的决不两次，实行全程跟踪服务，迅速落实项目供地。
三、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供需矛盾仍然是当前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制约因素。我县自20xx年到20xx年间，全县年平均用地需求量仅在800亩左右；20xx年到20xx年间，年平均用地量达到1200亩左右，仅20xx年度全县各类建设项目用地量就达到3500亩（其中：城市化建设占用1500，工业化建设占用20xx亩）。随着近年来我县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任务艰巨,供求矛盾越来越突出。
（二）影响发展的体制机制法制障碍依然存在，需要社会共同理解和支持。近年来，因土地方面引发的利益诉求和矛盾纠纷日趋凸显，土地违法违规案件调查处理和执行到位难，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矛盾，社会利益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保护资源和保障发展的难度越来越大。由于国土资源执法监察力量薄弱，法治机制不够完善，现有执法手段落后，面对执法对象的强硬态度，往往因经济发展、社会和谐与稳定的需要，从而导致土地违法违规案件难以查处到位，这需要全社会共同关心、参与和支持国土资源管理工作。
（三）征地拆迁工作仍然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项难事和大事。在当前认真构建和谐社会，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中，存在安置政策的滞后和不太完善，而群众的期望、要求和欲望又非常强烈，特别是在一些重点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政府不得不动用警力维持保护性施工。这样，又更加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激化了社会矛盾，成为社会不稳定因素。
（四）干部队伍建设的任务繁重。目前，全县国土资源系统共有63人，其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7人，年龄在35岁以下28人。派出的14个乡（镇）国土资源所除3个所有办公用房外，其余所均在当地政府院内合并办公，而且绝大多数国土所长期来仅有2名工作人员。因此，如何进一步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仍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重要课题。
四、改进办法和措施
（一）强化各类用地管理，为**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一要强化规划计划管理，严把土地“闸门”，有效参与调控宏观管理，按照县委、县人民政府的要求，对投资项目用地进行超前预审，提前做好土地征用工作，搞好规划对接，加快审批步伐，科学合理使用好已有计划指标，用好用足建设用地指标，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和新型工业化发展需要，认真研究，合理分配，搞好全县用地指标的平衡，确保省、州、县各级重点工程建设项目落地。要优先保证重点项目、工业项目和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用地；优先支持优势产业、工业园区项目建设，严格控制污染环境、高能耗及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用地，千方百计为加快地方经济发展提供资源保障；二要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基本农田，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强化耕地保护法律责任，切实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要进一步完善耕地保护指标体系和责任体系，落实各级政府主要负责人对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负总责的规定，层层签订耕地保护责任书，严格责任考核；要强化耕地保护管理基础工作，抓好土地开发整理工作，严格设计和施工监管，提高项目质量，切实增加有效耕地面积，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三要通过控制投资强度和容积率，从立项规划到实施建设、竣工验收进行全过程监督，促进依法依规用地、节约集约用地。要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加快未利用地的开发利用，减少耕地占用压力，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在有条件的地方，鼓励和支持农民在现有宅基地上进行“中心村”建设，改造农民住房用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容积率，并通过实施土地开发、复垦、整理项目扩大有效耕地面积；四要结合新农村建设开展城乡建设用地统筹，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在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同时，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不但能够解决农村居民布点零散、浪费土地资源的问题，而且能够提供农民集中居住点和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是解决建设用地指标紧、走内部挖潜、保障用地需求的有效途径。
（二）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全面树立“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一是更新发展理念，积极探索实现保障发展和保护资源“双赢”的新路子。既要通过开展国土资源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培训活动，教育培训社会大众，更要教育培训自己，要看到发展可以为真正有效的保护提供条件，保护是为了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保护反过来可以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潜力。要在全社会树立“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将“两难”问题变为“双保双赢”，走出一条开源节流、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的新路子；二是要严格执行国土资源法律法规政策，坚持对土地的统一集中管理，统一土地市场，按照“多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原则，加强土地计划供应管理，严格实施土地用途管制，进一步规范土地使用权出让方式和交易行为，把节约集约要求纳入土地供应规划之中；三是进一步完善市场配置机制、闲置土地处置机制、激励约束机制、考核评价机制。全面落实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招拍挂制度。加强对闲置土地清理处置，鼓励开发利用空闲、废弃、闲置地、未利用地以及利用地上、地下拓展建设空间。
土地情况调研报告篇2
一、我县土地整理的基本情况
（一）申报项目日益增多。从年至年底，我县共申报国家投资土地整理项目7个，项目建设总规模7691公顷，预算总投资1.2778亿元；申报市级“占一补一”土地开发项目94个，预算投资2368.7635万元。年，我县共申报闸口、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第一期土地整理，夹竹园、闸口镇血防土地整理，、高产基本农田土地整理（血防），等4个国家投资土地整理项目，建设总规模5354.1563公顷，预算总投资11071.34万元；申报市、县级“占一补一”土地开发项目79个，建设规模410公顷，预算总投资约675万元，申报项目建设总规模和预算总投资均接近前七年总和。
（二）项目设计日臻科学。土地整理项目规划设计，实行严格的会前初审、会议审查和会后复审的“三审制”，确保土地整理项目设计科学、投资合理、预算真实。以斑竹当镇血防项目建设为例，该项目初期设计总规模1989.76公顷，预算总投资3964.10万元。通过“三审”，对部分工程规划方案和预算进行了调整，共减少土地平整土方119.98万方、沟渠改造升级54千米、田间道改造升级89.85千米、生产路改造升级8.24千米、涵洞325座、水闸155座、农桥23座，增加泵站4座、渡槽13座。工程施工费预算由3274.66万元调整为2464.91万元，减少809.75万元。
（三）项目管理日益规范。对项目工程，实行“五查”、“五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即“现场监督、监理巡查、随机抽查、专项检查、群众监督”，“法人制、公示制、招投标制、合同制、监理制”；对建设资金运行，实行“专户储存，专帐核算，专人管理，专款专用”的“四专”管理，项目验收结算后，组织专项检查验收，确保专项资金全部用于工程建设。
（四）项目成效日益显现。截至年，我县共实施完成国家投资土地整理项目5个，建设总面积3983.86公顷，完成总投资5595.05万元，增加耕地总面积185.28公顷。完成土地平整土方73.24万方、拆迁房屋209幢、平坟720座。改造升级排灌渠道212.416千米、田间道88.087千米、生产路41.433千米。新修泵站30座、涵闸424座、农桥317座、渡槽2座、拦水坝1座。项目区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生产条件明显改善，农业抗灾能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农村环境面貌明显好转，新农村建设步伐明显加快，达到了“地平整、土肥沃、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林成网、灌得进、排得出”的高产农田标准。
二、我县土地整理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县土地形势两极分化比较严重。一方面，用地矛盾日益突出。目前，我县73.3万农村人口，共有耕地面积1956165.9亩，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仅2.7亩。同时，随着国家土地政策的调整，土地瓶颈成为我县招商引资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土地闲置浪费十分严重。零星废弃地、荒滩荒山等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大量“空心村”的存在影响到土地的整体开发。据初步统计，我县共有未利用土地35623.2亩，其中滩涂86189亩、荒草地10393.3亩、沼泽地112.5亩、芦苇地634.4亩。土地整理工作中存在的系列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县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一）重视程度不高。土地整理项目是一项涉及多部门、多行业、多学科的系统工程，需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齐心协办。但我县少数部门特别是个别涉农部门，对土地整理项目不理解、不支持，没有真正发挥土地整理的主力军作用；有的部门热衷于争项目，不乐于建项目、管项目，习惯当甩手掌柜；部分土地整理项目所在乡镇政府重申报、轻协调，认为土地整理是国土部门的事情，客观上形成了国土部门“单打独奏”的局面。
（二）统筹协调不够。主要表现在项目规划设计过程中，有的乡镇不配合、村组不参与、群众不知情，规划设计与农村习惯、农田水利设施脱钩，与客观实际不一致，导致规划设计缺乏前瞻性、科学性、合理性；有的项目区为一条小沟小渠争论不休，部分项目设计变更频繁，随意性较大；有的群众对土地整理工作认识不足，对项目建设期望值过高，但由于项目本身投资有限，不可能完全满足项目区所有群众的要求，部分村民对项目实施产生抵触情绪，导致规划设计开展困难。
（三）建设环境不优。一方面，施工环境较差。在施工过程中，有的项目区存在沙霸、砖霸、车霸，强行供料、强行包揽工程、肆意滋事、强讨恶要、干扰施工等现象，影响了工程质量和进度；另一方面，外部环境不够宽松，少数职能部门人为设置障碍，乱检查、乱罚款的现象时有发生，个别部门甚至把土地整理帐目拿去半年既不处理又无回音。
（四）后续管理偏弱。在工程管理过程中，对招投标缺乏后续跟踪管理，假借资质、串标、围标现象时有发生；对已完工的项目，有的后续管理责任不具体、管护资金不落实、管护人员不到位，造成建成项目工程人为损坏严重，杂草丛生，破毁不堪；有的整理项目竣工验收后，没有及时投产使用，利用率和产出率不高。
三、加强我县土地整理的几点建议
（一）统一认识，高度重视土地整理工作。土地整理，是通过对农地村庄、荒山荒沟荒丘荒滩和其他零星废弃土地进行开发整理，以增加耕地及其他农业用地的有效利用面积，提高土地产出率，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措施；是保持耕地总量动态平衡、推进农业产业化、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土地整理项目属国家全额投资项目，不需地方配套；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地区，土地整理新增耕地面积的60%，可以用作折抵建设占用耕地的补偿指标，能够有效降低新增建设用地成本；特别是申报和实施城乡挂钩项目，可以盘活农村闲置建设用地，缓解用地指标不足的压力。县、乡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把土地整理项目争取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整合力量，统筹协调，加大对上项目争取力度，做好项目申报、实施、管理过程中的协调工作，营造良好的土地整理工作环境。县高产农田建设领导小组作为我县土地整理工作的具体负责单位，要加大土地整理的组织力度，定期召开会议，策划土地整理项目，协调解决土地整理中出现的问题。
（二）整合项目，提高土地整理项目效益。一是科学规划。科学规划是土地整理的前提。项目规划要紧紧围绕我县社会经济发展近远期规划和年度发展计划，突出区域发展重点，注重项目投入主次，坚持统筹规划，分期分批建设的原则，确保项目规划的前瞻性、科学性。二是合理整合。合理整合是提高土地整理效益的出路。以土地整理项目为主体，整合农业综合开发、新农村建设、农村道路交通建设、综合扶贫开发等其他关联项目，打包申报。通过项目向区域集中、资金向项目集中，发挥土地整理项目的带动作用和最佳效益。三是精心设计。要坚持民主意愿与科学决策相结合，以尊重项目区群众意愿为前提，以大多数人受益为原则，体现群众基本需求，满足项目区生产、生活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循序渐进，高标准设计，高质量建设。同时，项目设计要与农业结构调整、发展效益农业相结合，发挥土地整理项目的整体效益。
（三）强化管理，发挥土地整理项目功能。加强管理，是发挥土地整理项目作用的重要手段。一是加大项目建设管理力度。坚持实行法人制、公示制、招投标制、合同制、监理制等“五制”运行方式，规范招投标，杜绝假借资质、串标、围标现象，提高项目建设的透明度。同时，加大对施工过程的全程监理力度，提高施工质量。二是规范项目建设资金管理。一方面，规范项目资金拨付程序。实行“专户储存，专帐核算，专人管理，专款专用”的土地整理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完善资金拨付“申请、审核、审查、核对”程序，杜绝截留、挪用或挤占现象发生，保障资金安全。另一方面，强化项目工程施工财务管理，完善内部稽查制度，严格按照工程进度支付工程款，防止预支超支。三是强化竣工项目后续管理。要按照“谁受益，谁管理”的原则，制定项目工程后续管理规章制度。要落实项目后续运营与管护方案，落实管护主体、明确管护责任、保障管护资金，采取承包、租赁、拍卖或股份合作制等形式，对项目区内的农田水利设施、道路、林网等进行管护。同时，建立健全项目区后续管理责任考评制度，实现可持续后续管理。
土地情况调研报告篇3
【关键词】农村；土地；土地流转；现状；存在问题；建议
大河镇是农业大镇，全镇8个行政村，45个村民小组，4895户农户，农业人口19685人，耕地面积9853hm2。多年来，大河镇党委、政府和各行政村组织高度重视农村土地流转指导、服务工作，形成了镇政府主抓、行政村跟进、上下互动的模式，营造了良好的土地流转社会氛围。2013年大河镇土地流转总面积达到1279hm2，涉及农户1414户，其中旧户东村的100hm2土地流转给种植大户种植饲用玉米，东头渠村二组的55hm2土地流转给合作社种植大路菜。
1大河镇土地流转现状
1.1新特点
大河镇土地流转呈现出以下新特点：（1）土地流转从部分村向全镇扩展。各村由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务工经商，土地流转步伐明显加快。（2）流转范围窄。大河镇土地流转范围主要体现为“四多四少”。即亲戚、朋友或熟人之间流转多，向种粮大户流转少；单块零散流转多，整村整组连片流转少；本村本组成员之间流转多，向外镇、外村流转少。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大多为口头协议，不申请、不登记、不报告，集体经济组织也少加干预，缺少契约和约束。（3）土地流转方式多样化，有转让、转包、委托代耕、租赁等多种方式。（4）土地流转中约定的流转期限短，绝大多数流转时间为1年，这影响了土地流入户对土地的投入。
1.2成效
1.2.1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降低了成本
通过土地流转，不但能较好地满足了一些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户既不愿放弃自己的土地承包权又不愿经营土地的要求，而且满足了一部分有种植、养殖等特长的经营能人集约经营土地的愿望，实现生产要素的合理配置，降低了成本。
1.2.2促进了农村劳动力转移，有效地减少了土地撂荒
在保证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通过农村土地经营流转的方式，既可以将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效益更高的工作，又可以维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益，解除农民离土离乡的后顾之忧，有效减少了土地撂荒，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和产出率。从调查结果来看，大河镇2013年常年外出人口6721人，占总人口的34%，劳均占有耕地从500㎡变为7600㎡，提高了劳均耕地占有量。
1.2.3有利于普及和推广农业科技
通过土地流转，土地经营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促进了多种农机具、优良品种和先进实用技术的普及与推广，提高了土地生产率，增加了农民收入。
1.2.4培育了一批新型农民
种植大户流转入大量土地后，雇佣因各种原因不能外出务工的农民进行耕作，这些受雇农民在受聘务工过程中得到磨练，学到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利于其在今后的农业生产中大显身手。
2土地流转中存在的问题
2.1部分农户的思想认识有待提高
农户对土地流转的认识还存在误区，主要表现为一些农户和部分土地承包户对推进土地流转还存在“三怕”：一是部分农户怕土地转包出去后，自己丧失了土地经营权，没有了生活的最低保障线，加之转包收益特别少，使得部分农民外出打工后宁愿土地荒芜也不愿转包出去。二是部分土地承包户怕政策不稳，政府收回土地，因而不敢大胆投入。三是部分土地承包户怕市场前景不佳，承包无效益，不敢大规模搞开发。
2.2惠农政策进一步加大，农户的土地不舍得转出
随着党中央“多予少取放活”政策的落实，不仅取消了农业税，而且逐年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实施强农惠农政策，有些农户认为种田还有小利可图，虽然“嚼之无味”，但又觉得“弃之可惜”。
2.3土地流转中农民利益难以保障
由于农业生产先期投入大、周期长、风险大，土地流入户给出的土地流转价格往往不高，农民土地流转直接收益偏低。而且一旦承租土地的经营大户生产经营不善，农民的流转租金就难以到位，农民的利益直接受损。
3针对上述问题提出的建议
土地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从新的农村经济发展形势来看，离开了土地流转，土地的潜能发挥将受到极大的束缚。因此，必须让土地流转活跃起来，走规模经营、集约经营之路。针对大河镇农村土地流转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我们应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切实流“活”土地。
3.1健全土地流转机制
在稳定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健全土地流转机制是搞好土地经营权流转的一项重要举措。
3.1.1健全保障机制
要通过明文规定、合同约定、宣传解释等途径，解除流转出土地的农户的后顾之忧，确保流转出土地的农户能够按照流转协议或合同按期收回承包权，获取应有的流转费。
3.1.2健全激励机制
一是让兼业的、弃耕的农户自愿放弃土地，转出经营权，建议党委、政府加大政策激励的力度，调动农户转出土地经营权的积极性，鼓励农户把闲置的土地流转出来。二是积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投资农业，推动土地流转。
3.1.3健全服务机制
要进一步发挥镇村两级土地流转服务组织的作用，调整充实服务人员，明确责任何权利，使之真正担负起土地流转中的各项服务工作。如建立土地流转台帐，提供土地流转供求信息，指导签订、督促兑现土地流转协议或合同，调解土地流转引发的纠纷，维护土地流转双方的利益等。
3.2提高规模经营质量和水平
3.2.1政策导向
引导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大胆投入，不断应用先进实用的农业科技，提高规模经营水平。政府在实施农业标准化生产、推广应用先进农业实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农业信贷等方面出台相应的激励政策，充分发挥政策的“乘数效应”，促使大河镇的土地规模经营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
3.2.2抓好培训。
搞好规模经营业主的培训，为发展农业规模经营培养合格的经营管理人才；搞好非农就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转产就业；抓好土地流转管理服务知识的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工作水平，规范土地经营权流转。
3.2.3选优汰劣
建议实行动态管理，对守信用、经营业绩好的承包者予以表彰和鼓励，在流转合同期满后给予优先续包；反之，不给续包。对新增的承包者，事先要对其经营能力和信誉程度进行调查，避免合同签订的盲目性。
3.3探索新型经营形式
在坚持土地承包关系不变的前提下，要积极探索新的土地规模经营形式，将集中的土地通过招投标租给有实力的种养殖能手经营。这样既保护了基本农田和农户的土地权益，促进土地规模经营，又使农户得到的实惠比分散经营时更多。通过合作社牵头，引导一般农户参与，将品种布局、生产标准及购销服务等方面统一起来，实现家庭经营和统一服务的优势互补。
参考文献
[1]钱忠好著.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和创新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黄祖辉，王朋.农村土地流转：现状、问题及对策——兼论土地流转对现代农业发展的影响[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02）.
土地情况调研报告篇4
__区地处湖南省西南部，湘江上游，毗邻两广，素有“湘西南门户”和“潇湘第一城”之称，现是永州市委市政府所在地。全区总面积1222平方公里，总人口46万，城市人口15万。近年来随着城镇化建设的进程不断加快，土地权益纠纷日益增多。特别是“出嫁女”因得不到土地征收补偿费的纠纷越来越多，甚至还出现了群体性上访案件，影响了社会的安定。具体来说，我区土地权益纠纷主要分布在珊瑚乡、仁湾镇、工业园区、梧桐街道办事处和宋家州等地。近两年来，区妇联共接待“出嫁女”的案件20起，接访70人次，涉案金额达50余万元，占土地征收案件的80%。如珊瑚乡田继庆要求分配土地款问题，珊瑚乡忠烈村太平组、老屋组的等十八名婚嫁女要求分配土地款问题。
区委、区政府为处理“出嫁女”的案件，做了大量的工作。出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被征地后土地征收补偿费用的分配实施方案》，并开展了区委书记大接访活动，明确一名区级领导专抓此类案件，督促各乡镇、街道及时处理“出嫁女”案件等。畅通了渠道，各乡镇政府就此类案件，在出面调解无效的情况下，也均形成了行政处理意见书，做到了依法行政，以最大限度维护“出嫁女”的权益。区政府就此类型案件联合局、司法局、妇联、法院等三十多个单位成立了专门工作组，参与大型案件的审理。并就此类问题多次召开座谈会、调研会、听证会等。虽然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使矛盾有所缓解，但问题没有从根源上得到解决。
妇联是作为协调部门，处理此类纠纷也有工作上的难处。但区妇联高度重视，把解决出嫁女土地征收权益问题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积极参与政府工作组，协助政府进村入户做好解释工作。与各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班子，认真接待此类来信来访的基础上，积极与乡镇等有关部门协调，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以“三八”维权周为契机，通过下乡宣传法律法规、发放法律读本、宣传标语等多种途径来普及村民法律知识。深入调研，为政府处理此类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为政府分忧。
目前，涉及“出嫁女”土地权益纠纷的类型有：“内嫁女”即嫁入本村，户口也迁入本村；“嫁出女”即嫁出本村，户口没有迁走；离婚女、丧偶女；男到女方落户的“入赘女婿”。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乡镇行政处理意见书、法律判决书执行难。村组以村民会议集体讨论为理由，拒不执行行政处理意见书，以村组意志代替国家意志，而乡镇与村因是行政指导关系而不是行政领导关系，对此也无能为力。而法院判决后，因土地款已分割，判决后却成一纸空文，无法执行。
（二）法院对此类案件不受理。由于此类案件难，20__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对涉及土地权益纠纷相关问题的案件一律不再受理。但对出现的问题又缺乏更详尽的可操作性的相关法律法规，从而导致解决此类问题的司法途径不畅通。
（三）村规民约与法律法规相冲突。如我区杨家桥办事处将军岭居委会磨头组1997年4月15日制订的村规民约规定：“凡本组嫁出的姑娘，户口在本组没有迁出的，一律不得分享土地及安置费。”“凡本组只生女孩未生男孩的户，女孩已全部结婚的，只允许一个女孩的丈夫到女方落户，参加本组分享土地及安置费。”该区上岭桥镇桐木井村的村规民约规定：“离异的女方出嫁后不再享受本组的各项权益。包括不打结婚证、不迁移户口的；男方离异再婚的，只分一任妻子；姑娘婚出的，无论办不办结婚证，迁不迁出户口，或属事实婚姻，都不再享受本组的各项权益。”由于没有一个专门部门对村规民约内容的合法性进行监管，出现了村规民约大于国法的现象。
（四）法律意识淡薄。由于村民法律意识淡薄，使得许多村规民约用合理代替合法。加之，部分村干部依法治村、依法行政意识淡薄。农村妇女整体素质不高，女性意识和依法维权观念淡薄。
三、原因分析
外嫁女”权益纠纷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遗留问题，又有人的观念问题，还有救济手段的缺乏问题，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立法、司法解释对农村问题的规定滞后。立法上存在的问题是：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主体及其法律地位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本身法律性质模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成员的关系不明确；行政权与村民自治权的关系及行政权如何与村民自治权有效衔接，行政权如何对村民自治权进行管理、监督；对村民是否享有承包权的纠纷未予纳入诉讼程序。因此，造成该类纠纷中司法权与行政权无法良性衔接和互助，司法权、行政权失去对村民自治权的监督；村民民主议定、村民代表大会作出的决议性质不明等。
二是法律实施中存在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颁布，极大地推动了基层民主，其中第二十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第二十四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决定问题，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尽管第二十条同时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民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但在如何确保不得
“抵触”、不得“侵犯”方面以及村民委员会的权力监督和制约方面，该法几乎未作规定。
三是村民法律意识淡薄，重男轻女思想严重。“男尊女卑”、“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传统观念在农村的影响深远，这是诸多损害“外嫁女”权益的村规民约得以通过的思想基础。
四是部分村规民约制定失范，助长了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部分村民侵犯“外嫁女”土地承包权和财产权益分配权。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颁布后，农村过分强调“村民自己的事情自己管理”，村规民约满天飞，什么事情都用村规民约来规范，忽略了“依法”的限制，加上目前法律对村规民约监督、管理机制的不完善，导致了大量以村规民约的形式侵害“外嫁女”权益现象的发生。
四、对策建议
“出嫁女”问题是农村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也是困扰我们妇女维权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不利因素。由于“出嫁女”问题的复杂性、长期性和多样性，缺乏解决问题的政策依据和现成的模式，因而造成问题难以得到根本解决，为此建议从立法、行政、司法、法制宣传等层面来解决：
（一）加强法制宣传，在意识形态层面保护妇女土地权益
首先，要进一步开展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通过报纸、广播、墙报等多种途径宣传男女平等基本国策，清除男尊女卑、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在全社会树立尊重妇女、爱护妇女、保护妇女的良好社会环境。其次，广泛深入地搞好《村民组织法》、《妇女权益保障法》、《土地承包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宣传。乡镇政府可通过培训班的形式，提高农村基层干部的法律意识和依法建章立制自觉性。举办村妇女主任培训班，普及法律知识。组织各级妇联发动妇女积极参与学习和宣传活动，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完善立法，从法律层面上维护妇女土地权
把农村“外嫁女”问题列入法律予以保障，是从源头上解决农村“外嫁女”问题的根本途径。《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内容以及其他相关条款应当根据现阶段和今后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情况、新特点和新趋势，扩展法律规定的内容，进一步深化和细化相关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1、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的政治权利中，进一步明确规定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代表大会中妇女应占有一定的比例，保证农村妇女在农村重大事项决策中的参与权；2、在《妇女权益保障法》第三十条的基础上，对农村妇女包括“外嫁女”在土地承包经营、原属于农村集体所有的非农经济项目的招标与承包经营、集体经济收益分配、福利保障、宅基地分配等方面的权益进行明确规定；3、详细规定农村妇女结婚后或婚姻状况改变后户籍、居住地选择权利以及不同情况下享有权利的基本原则。在《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设专章集中、详细规定侵害妇女合法权益的司法救济程序、方式等问题。
此外，全国妇联应汇同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专门就《妇女权益保障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涉及农村妇女权益的全国性法律进行法律冲突和立法协调的研究，减少和避免法律法规相互抵触和不协调的内容，实现法律规定是协调一致、互相衔接。
（三）加强司法救济，从诉讼层面上维护妇女土地权益
在现有法律不尽完善的情况下，对“外嫁女”权益的保护，在诉讼中法院应能动执法，积极化解矛盾。“外嫁女”权益纠纷案件，从其法律性质上来讲，是符合民事纠纷案件特征的，应该纳入民事诉讼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矛盾最集中最需要司法救济的是“外嫁女”的征地补偿款分配问题。从审判视角考虑，建议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考量。首先应确定“外嫁女”的成员权资格，既要看户籍又不唯户籍，还必须考虑生产、生活特点，即照顾一些传统。按照《土地承包法》第三十条规定：“出嫁女在夫家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前，在娘家还应得到土地承包经营权。”只要拥有成员权资格，就应当分得征地补偿款，就可参加各种收益权的分配，可参加农村土地承包。其次对于农嫁非的。如果是农嫁非后，继续留在村里，成员权资格没什么问题，应当予以保留；如果农嫁非后，与夫家一起进城当家属了，这种情况还应保留其成员权资格，只要该妇女职业未变动到取得城市低保，其成员权资格就应当予以保留；第三对于农嫁农的，从此村嫁彼村，户口迁移，成了夫家人，取得夫家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资格，但如果该女嫁到夫家后，户口仍留在娘家，未迁出户口，这种情况仍应认定是夫家的人，取得夫家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资格。对于妇女嫁出后，与丈夫一同外出打工，其户口虽还在娘家，但是该女的成员权资格应属在夫家，因为她的“根”在夫家，其取得的也应是夫家所在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资格；第四离婚妇女回本村居住，且户口迁回，无其他生活来源，应认定其享有成员权资格，参与征地补偿费分配。
（四）加大执法力度，在行政管理层面上保护妇女土地权益
农村土地承包权益及其他权益中出现的“外嫁女”问题比较复杂，在统一的法律原则下，必须结合各地的实际，采取法律的、行政的综合手段加以解决。
首先，坚持男女平等原则。把妇女权益问题列入农村土地承包及其他合法财产权益的制度保障。这些权益的落实，关键是要坚持男女平等原则。只要在权益享有和分配上坚持男女平等原则，“外嫁女”权益纠纷就少；想反，同类纠纷就多。如果忽略了男女平等原则，形成政策上的侵权，负面影响更加深远，解决起来难度更大。
土地情况调研报告篇5
1.1前置性文件
根据目前项目立项、决策阶段需开展的工作和标准化工作流程［2］，需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的初测、铁路建设方案研究论证、可研报告(送审稿)编制、补充初测等过程中完成的前置性文件。这些前置性文件由建设单位委托具有资质的设计、咨询和评估单位，在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的设计单位进行可研阶段工作期间，同步开展外业调查、资料收集、意见征求和方案评价等工作，按照相应文件编制办法编制专题报告，经建设单位报送各相关主管部门进行审批，并将审批意见提交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的单位执行、修改可行性研究报告，建设单位在对修改可行性研究报告预审后向上级主管部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上报正式可行性研究报告。关于前置性文件对铁路建设方案不可回避的强制性作用，文献［3-4］均作为强制性条文要求予以强调。例如文献［4］第1.0.9条“高速铁路设计应执行国家节约能源、节约用水、节约材料、节省土地、保护环境等有关法律、法规。”明确了环保选线、生态保护和节约能源等内容的重要设计原则。需要说明的是，环境影响、水土保持、节约能源在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同时也纳入到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文件组成部分中，2012年以来社会稳定风险分析也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重要内容设独立篇章［2］。而前置性文件的编制应以可研报告中的有关内容，如线路走向、运输组织、主要技术标准、主要工程措施、站点布置、工程数量、工程投资等为评估依据，进行专题论证，对可研的建设方案提出修正意见，也为项目的初步设计工作提出指导性原则。
1.2前置性文件的主要内容
1.2.1环境影响报告
环境影响报告主要根据文献［5］进行编制。该报告书通过对建设项目和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环境质量现状的分析，以及与沿线城市规划相容性的分析，从生态环境影响、声环境影响、振动环境影响、电磁环境影响、水环境影响、大气环境影响、固体废物环境影响、社会经济环境影响等方面进行全面论述，提出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环境保护措施、环境管理和环境监测计划，根据现场公众参与调查结果统计分析提出落实建议，并对环境风险进行评价和提出应急预案。
1.2.2水土保持方案报告
文献［6］作为水土保持方案报告的主要依据，在报告编制过程中侧重于对工程水土流失防治方面的评估。通过对项目建设方案的基本分析，对所在地的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进行划分，明确防治责任范围，对项目水土流失进行预测，根据预测结果提出水土保持措施及总体布局、水土保持监测内容和方法、水土保持方案实施的保证措施，进行水土保持生态效益分析，并对水土保持设施后续管理提出建议。
1.2.3土地利用实施影响评估报告
该报告依据土地法和文献［7］进行编制。主要内容为对建设方案在耕地保有量、基本农田保护、占用耕地指标、补充耕地目标的影响等方面进行分析，对建设方案对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进行评估，以及对城镇规划和布局的影响、生态环境、社会经济效益的影响进行评估，对项目的可操作性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1.2.4防洪影响评价报告
我国目前有黄河、长江、辽河、海河、淮河、松花江、珠江等七大水系，各大水系均由水利部直属的相应水利委员会(管理局)进行管理，而分布于各省区的分支水系则由水利厅及下属单位进行管理。因此根据文献［8］编制的防洪影响评价报告的审批也视所评价的河流，由归属管理单位组织评审。根据文献［8］要求，该报告主要对项目涉及的跨河工程(包括建设规模、结构形式、防洪标准等)及建设项目所在河段的河道基本情况(含河道概况、水文、泥沙、气象特征、河道地质情况、现有防洪标准、洪峰水位等)进行论述，并对河道演变情况和趋势进行分析，通过水文分析计算、雍水分析计算、冲刷与淤积分析计算、河势影响分析计算、排涝影响分析计算进行防洪综合评价，提出防治与补救措施。
1.2.5沿线压覆矿产资源评估报告
该报告的主要编制依据为文献［9］。该报告通过对建设方案的工程概况、用地范围的分析，以及对用地范围内地质概况(地层、构造等)阐述，分析矿产资源分布情况(种类、储量、质量等)、开采情况和矿权设置情况，对无法避免压覆矿产的理由和依据进行详细说明，以及对压覆的矿产资源进行必要的经济分析，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1.2.6建设用地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文献［10］用于指导地灾评估报告的编制。该报告通过对评估范围和级别的界定，经过对地质环境条件(气象、水文、地质构造、地层岩性等)的评估，阐述地质灾害的类别和特征，对现状地质灾害进行分析，预测项目可能引发、加剧、遭受的地质灾害，提出综合防治措施和危险性分区等建议。
1.2.7工程场地地震安全性评估报告
该报告主要针对建设方案的控制工程和特殊工程进行地震安全性评估。根据文献［11］规定，该报告主要对项目的地震活动性、地震地质背景、地震烈度及地震动衰减关系进行分析，对场地地震危险性和发生概率进行评价，确定场地地震动参数，就地震环境、工程地质条件、地震安全性、地震灾害等方面提出建议。
1.2.8建设项目选址报告
根据文献［12］的要求，建设项目选址报告主要包含建设项目的拟选位置、拟用地范围、拟建设规模等内容。报告编制需从项目选址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及要求，交通运输条件及要求，主要选址方案，符合城市规划的论证，与市政、防灾、能源、交通、通讯规划的衔接和协调，与城市公共设施和生活设施配套的衔接和协调、与规划的协调等方面展开论述，并对沿线规划、城建部门提出的意见进行答复。
1.2.9节约能源报告
根据文献［13］及铁路总公司关于建设项目节能评估工作管理暂行办法，节约能源评估报告编制的主要内容为评估范围和内容，建设项目用能情况(含用能系统及设备选择，能源消耗种类、数量及能源使用分布情况)，能源供应情况分析(含能源供应条件及消费情况，能源消费对区域能源消费的影响)，项目建设方案节能评估，能源消耗及能效水平评估，节能的技术、管理、效果、经济性评估等，并对存在问题提出建议。
1.2.10跨越航道通航论证报告
由文献［14］可知，该报告着重于对跨越通航河流的工程在安全影响方面的评价。主要内容有涉水工程的合理性、可行性分析，通航环境分析(含气象、水文、地质地貌分析)，涉水工程对通航安全的影响分析，涉水工程对交通组织的影响分析，涉水活动水域通航风险分析，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和安全保障措施。
1.2.11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报告
根据近年来建设环境变化情况，国家发改委要求编制社会稳定风险分析报告，以实现科学、民主、依法决策，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目的。该报告编制的主要内容为项目在规划选址方面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项目在实施前涉及土地征用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项目在实施前涉及拆迁安置、环境污染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问题，项目在建设中涉及劳资纠纷、文明施工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突出问题，项目其他涉及群众利益可能引发的社会稳定突出问题。通过以上问题分析，确定社会稳定风险等级，提出防范措施和化解方案的建议。
1.3前置性文件的影响程度
影响程度的评价是从国家政策、社会影响、行业要求、技术难度、投资控制等方面综合论证后得出的。本文将环境影响、水土保持方案、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作为“影响程度很大”来考虑，主要观点为这3个前置性文件无论从国家各项政策规定还是在对社会生产生活方面，无论对技术的要求还是投资额度的影响，均起到一票否决的作用，直接影响到项目立项和决策。将土地利用、防洪影响、压覆矿产、地质灾害等4个前置性文件作为“影响程度大”来考虑，主要是其对社会、行业的影响较大，其次考虑的是技术难度和投资。将地震安全、项目选址、节约能源、航道通航等4个前置性文件作为“影响程度一般”来考虑，主要是因其相对上述前置性文件的影响程度，更多的倾向于利用技术手段、通过投资调整更易于实现，而不是其对建设方案的重要程度降低。上述前置性文件在实际工作中应予以同样重视，本文论及的影响程度是从可行性研究报告和初步设计文件编制过程中对建设方案的研究和确定方面出发，就实际工作中的难易程度和对策进行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这些前置性文件除单独编制外，与项目设计阶段的可研、初步设计文件编制也互相配套或互为因果关系，如节能、环评、水保、社会稳定风险分析等均是可研、初步设计文件的组成部分，其余则直接影响到建设方案的线路走向和工程措施。
2提高铁路建设方案可实施性的对策和方法
2.1目前铁路建设方案存在的不确定因素
随着国民经济的飞速发展和我国城镇化、工业化水平的提高，铁路建设对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与城市发展、人民生活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与铁路建设方案研究息息相关的环保选线、规划选线的设计理念愈加重要。但正如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和停滞不前的一样，铁路建设方案在研究确定的过程中，受各种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铁路建设项目的立项、研究、决策、审批过程较为漫长;可研报告及各前置性文件在编制过程中，地方环保、水利、国土、建设、规划、交通等有关部门的人员更迭、政策和技术要求的调整，使得原来已协商、沟通的意见有变化的可能，甚至推倒重来，不但对项目的推进有严重的干扰，也对铁路建设方案的稳定有不可避免的影响。有关影响因素因与项目所在地理位置和行政区划有很大关联，侧重点各有差异，本文仅就普遍性问题作一个简单归纳，。具体项目的特殊问题应在解决过程中根据有关政策和技术要求灵活处理。前置性文件批复时间:批复时间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修改影响很大，因此定义其影响程度和范围均为“大”，一旦批复，其批复意见调整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定义变化可能“小”。前置性文件批复意见执行:因批复意见一般具有必须执行的强制性作用，因此只要批复意见不存在语意偏差，都应该是坚决执行的。从这方面讲，定义影响程度、影响范围、变化可能“小”是合理的。前置性文件批复意见理解分歧:主要指相关各方对前置性文件批复意见的理解和执行。特别当批复意见的某些条文带有“原则同意”、“基本同意”等等概括性词语时，项目可研报告编制单位多认为该前置性文件的批复意见认可可研报告提出的建设方案和工程措施，可以不再调整、修改可研报告的相关内容，而前置性文件的编制单位或该行业的行政部门认为应严格执行前置性文件的批复意见，由此导致方案及工程实施、验收中，因各方对批复意见理解的分歧可能导致相关工作无法继续进行，所以定义其影响程度和范围均为“大”，因批复意见调整的可能性很小，因此定义变化可能“小”。自然条件中的“地形地质”:主要指地貌、地物发生变化和不良地质范围变化，与地灾、防洪和地震安全评估有很大的关系;一般地，除非发生地震、滑坡、泥石流等重大地质灾害，否则对建设方案的影响属可控范围。自然条件中的“环境”:这里指各类保护区、水源区、文物、河流、各类矿产资源、土地类别等，牵涉到水土保持、土地、防洪、地灾、压矿、项目选址、通航论证等方面的评估，因此其影响程度和范围均为“大”，因其在项目前期调整可能小，其变化可能定义为“小”。自然条件中的“重要构筑物”:主要指军事设施、水利设施、交通设施、厂矿企业等，与环境影响评估有关，受国家政策、部门管理等人为干扰因素多，因此其影响程度和范围以及变化可能均为“大”，是最不稳定的因素。社会因素中的“人员调整”:由于行业部门的管理人员调整，可能会对已沟通、协商过的意见重新评估，属社会风险评估范围，但对方案的确定影响较小。社会因素中的“政策技术变化”:该条主要说明由于行业部门的政策性变化和技术规范的修订，或不同行业对同一问题的规定不同，导致建设方案的修改风险。例如铁路与石油液体储罐的防火距离要求，石油天然气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和铁路设计防火规范的规定存在差异，执行过程中如不能协调一致，达成共识，则对建设方案的影响程度、范围都很大，因此变化的可能性也很大。社会因素中的“规划要求”:城镇、交通、建筑规划等对建设方案的走向、站点设置的影响和关联非常密切。一般情况下，如规划部门提供的规划资料为经过批准的正式材料且较为详细，其变化的可能性较小，如未提供正式规划资料或不详细，则对建设方案的影响很大，为建设方案的实施埋下了不稳定因素。
2.2提高可实施性的对策和方法
2.2.1改进外部影响因素的对策和方法
(1)建设单位提前介入，组织可研报告编制单位与地方环保、水利、国土、规划、交通、建设等部门进行有效沟通，形成权威性且内容详尽的协议文件，一则有利于可研报告编制单位对相关费用的准确估算并纳入可研报告中，二则有利于项目实施阶段协议各方遵照执行，不会节外生枝而有碍于项目顺利推进。
(2)可研报告编制单位应参照合同法等有关法规文件，对需要与各部门签订的各类协议文件格式进行细化，对各方责任、义务和权利，应遵循的规定应有较为详尽的阐述。由于可行性研究阶段铁路建设方案未完全落地，存在局部优化调整的可能，因此在协议文件中应对此有客观负责的说明，并可提出免责条件和费用调整办法(变更或清概)，以便在项目实施时执行。
(3)可研报告编制单位应在建设单位管理下，与各前置性文件编制单位密切配合，在保证本单位商业机密和国家秘密不被泄露的前提下，以及知识产权不被侵犯的条件下，提供前置性文件编制单位所需资料。同样，各前置性文件编制单位不能仅依据可研报告编制单位提供的资料开展工作，也需要进行现场调查落实，并将发现问题及时反馈给可研报告编制单位，必要时或对某一问题存在争议时，可由建设单位组织共同进行现场会诊。
2.2.2提高建设方案研究深度的对策和方法
(1)可研报告编制单位在进驻现场开展工作时，除与地方政府结合时进行一般性工作汇报，提交资料收集清单外，在不违反保密政策和铁路总公司相关规定的情况下，尽量就研究的建设方案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并认真听取地方及各部门的意见。遇到对建设方案有重大影响的意见时，需专门到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并形成书面沟通结果，供建设方案确定和决策时采用。
(2)必要时可研报告编制单位在补充勘测阶段采用局部现场放线的方法，特别地段再加强勘察手段，以落实各前置性文件提出的强制性要求，避免建设方案在下阶段发生大的变化而延误项目批复。虽然看起来可研报告编制单位在这个阶段的投入加大，但因对建设方案的确定和决策提供了详实的依据，加上前置性文件专题研究可靠的结论支持，实际上不但降低了建设方案大规模变化的风险，也提高了建设方案在沿线各部门的可信度，从而提升地方各部门对建设方案的支持力度，易于建设方案审查的顺利通过，也就降低了可研报告编制单位的总投入。
(3)加强现场的调查工作和走访工作。可研报告编制单位应充分利用1∶1万地形图，在开展调查工作时，对图中与建设方案影响大的河流、文物、水利(含枢纽、水库)、道路(含互通枢纽)、医院、学校、部队、电视(广播)台、气象部门、各类通讯发射塔、油(气)库及管线、加油站、地震台、高压电力线、变电所、畜牧场、养殖场、铁路及车站等敏感点的图例认真解读，查找各敏感点适应的法规文件确定的安全距离和控制距离，并落实沿线各类保护区、风景区、水源区、基本农田、矿产资源、不良地质分布的位置和范围，通过走访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以及现场知情人员，进一步确定上述敏感点的性质、级别、所适用的法规文件，用以确定建设方案采用绕避或拆迁的何种方式通过，并与产权单位达成协议，必要时可通过建设单位与产权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形成共识。这里需强调的是，为减少项目后期实施过程中水土保持方案的争议，应将隧道弃砟场、桥梁弃土场、站场和路基取弃土场的选址、调查、勘察和协议签订工作纳入到可研报告中专题说明。
(4)可研报告编制单位应积极参与各前置性文件的审查、修改工作。除提供必要的技术资料支持外，对审查过程进行的现场调研、审查答疑也应积极参与，这样不仅有利于各前置性文件审查单位对项目建设方案的理解，也有利于审查意见的针对性和合理性，减少因审查意见太原则和泛泛引发的执行难度和分歧。
(5)可研报告编制单位在收到各前置性文件的批复意见时，应认真研究对建设方案的影响，对批复意见分解到各个相关专业，规定在补充初测和定测期间就外业调查、协议协商、资料更新、措施调整等方面开展针对性工作，在初步设计阶段就批复意见执行情况与建设单位进行沟通。
3结论
土地情况调研报告篇6
1．1岩土工程的概念
岩土工程是土木工程中涉及到岩石、土壤和地下水的部分，主要的研究对象是岩石和土壤，是一栋建筑物中深入地下的部分。岩土工程是现代一项应用的很广泛的技术，无论人们在建筑房屋还是水利工程方面，都少不了对岩土工程的调查和研究，设计人员站在岩土工程精准的调查报告基础上才能正确合理的对施工方案进行设计，使得设计能够综合的考虑到施工所在地的自然气候和人为因素，设计变得更有科学性和针对性。岩土工程不仅仅是对岩石、土壤的收集和调查，还需要对岩石、土壤进行室内实验得出结论之后才算是对岩土工程进行了完整的调查和研究。
1．2地质勘察的概念
地质勘察是为了满足建设的要求，对一定区域的岩石土壤、地质地貌进行调查研究，利用一定的技术和设备，如测绘、钻探等方法去完成调查。主要分为水文地质勘察和工程地质勘察等。地质勘察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必须要由专业人员，通过一定的收集方法，然后保管带回去之后进行实验研究，才可以称之为地质勘察。地质勘察也是很有用的，在我国20世纪50年代，那个时候刚刚建国不久，各方面的资源都很缺少，尤其是石油，外国人甚至断言中国没有石油储备。但是在我国地质人员的努力勘察下，在全国范围内发现了大量的油田，像大庆、中华、辽宁、胜利等，有力的支援了祖国的建设。而地质勘察的作用可不仅仅是发现油田，还可以在地震检测等地质灾害方面发挥出极大的意义。
2岩土工程勘查内容
1)地形地貌等地质特征。不同的地形地貌是由于它们的岩石特性、土壤内部构造和水文条件不同而导致的，所以在进行岩土工程勘察时，要着重对地形地貌的调查和研究。先调查外面的环境，然后由表及里。对岩石和土壤要重点研究，分析研究岩石的种类和成因，岩石的厚度和大小等等一系列地质状况，土壤的间隙和肥力，土层的分布和厚度等等。
2)地下水的影响。地下水都是影响建筑施工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地下水不仅仅是在岩土工程中影响岩土性状的因素，还制约着建筑物的稳定和使用寿命。所以在岩土工程地质勘察中对地下水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首先研究地下水的类型、水的长度和厚度及其分布情况;其次必须要对地下水的水位进行持续准确的测量和记录，调查地下水的历史最高水位、近几年的最高水位和历史最低、近几年的最低水位，还有当地的降水和气候特征;再次，对地下水的发源地，流经区域和流往何处进行调查;最后，分析地下水的水质如何，是否会对岩石、土壤或者建筑材料进行腐蚀。
3)对岩石和土壤进行取样，带回去之后利用仪器对岩石和土壤进行实验研究，研究地基所能承受的最大力和重量，还有地下水和地质状况对地基的不利影响，对实验结果做出分析，对建筑施工提出具体的办法和设计方案。
3房屋建筑和构建物岩土工程中的地质勘察
3．1岩石、土壤等实验材料的收集
房屋和构建物中岩土工程的地质勘察非常复杂，而勘察时气候、水文等因素会一直发生变化，所以为了采集到同一时间内的不同情况，必须要赶着时间去收集，如若不然就会影响实验材料的准确性，进而影响到实验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最后会影响到设计方案和施工质量。所以，在收集实验材料的时候一定要有计划、有分组的进行收集。首先，要对勘察地点进行细致划分，可以根据颜色、深度进行具体的划分，每一个部分各取其中两份的实验材料。就像土壤，可以分为地面的，地下3m，5m，10m等种类，对每个种类进行实验材料的收集和保管，这属于野外材料。还有就是室内材料，可以通过国土资源局和水利局档案的观看和抄写，对勘察地点的一些基本情况做出了解和确定。例如勘察地点的气候和水文的变化，历史最高和最低水位分别是多少，近几年的最高、最低水位又是多少，地下水的发源地和流经区域，这些情况如果你自身前去调查的话不仅仅花费大量的时间，还存在着误差，可以直接去相关部门读取自己需要的资料，也可以上网去搜集。
3．2室内实验应该注意的部分
在进行实验之前，要对实验的标准、计量和条件进行统一的规定，如果在实验之前不对这些条件进行统一的规定，那么实验的科学性和正确性也就无从谈起。首先对于实验材料中土壤的收集和保管掌握一定的方法和技巧。例如，对实验土壤的防晒防冻工作一定要做好，避免实验材料因为天气因素而发生了不同的变化。其次，在开始实验的时候，要对实验进行定性分析，要确定其他的条件，然后对那一个没有确定的条件进行分类实验。例如温度对土壤的影响，首先确定除了温度之外的其他因素不变，包括土壤、地下水、大小、重量等都不发生变化的前提下，测量温度变化对土壤的影响。还可以通过压力对土壤的影响，确定气温、水文等因素，然后对土壤施加不同的压力，测试出它最大可以承受的压力。所以在实验中要定性分析。
3．3通过实验得出的结论并撰写岩土工程地质勘察报告
实验人员在实验完毕得出实验结论时，要根据实验结论联系到具体的实际情况中去，向房屋建筑和构建物的设计人员写一份详细的岩土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实验的本身目的就是测试实际条件下不同情况对岩土工程的影响，也是地质勘察的必要手段。要对实验结果详细了解并合理利用，设计人员不能只考虑到提供的数据而忽略了实验结果，要知道实验结果就是在实验数据和实验材料的基础上得到的结论，岩土工程地质勘察报告更是地质勘探人员对于这次地质勘察的综合性总结。所以设计人员在设计时，一定要根据甲方提出的施工要求，以及岩土工程勘察报告里描述的地质特征、环境气候等因素，对房屋建筑、构建物的桩基工程、地基工程和基坑工程等施工方面进行方案的设计和画出施工设计图。
4结语
土地情况调研报告篇7
（1）调研由来由于超市自有品牌商品在价格和品质上的优势很明显，小到纸巾、纸杯、面包、饮料，大到食用油和床上用品，品种繁多的自有品牌商品在零售市场悄悄蔓延。国内本土超市的自有品牌市场潜力巨大，同样面临这外来超市的竞争压力，我国超市自有品牌商品将以何种趋势发展，我国超市自有品牌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哪、这些问题都有待解决。所以对超市自有品牌商品消费者的认知情况调查十分有意义。
（2）研究目的本次的调研其目的是了解长春市内大型超市自有品牌商品的拥有情况，消费者对超市自有品牌的任职情况和消费情况进行调查，以掌握市场自有品牌在我国的现状，并以此为基础对未来超市自有品牌在我国的发展情况进行预测。
（3）调研的基本说明本次调研的对象是长春市内各个大型超市自有品牌，内容是了解其拥有情况和消费者认知购买情况，主要应用观察发和询问激发急需调研。时间是从6月30日到7月18日，小组成员有侯杰、贾冰雪、金嘉黎、陆璐、薛丽丽五人，均为市场营销专业的在校学生。
二、调研结论与建议摘要
通过这次调研我们发现超市主要品牌商品在中国市场潜力巨大，相比之下外来大型连锁超市的自有品牌别本土的大型超市自有品牌做的要好。但总体来讲超市对自己的自有品牌商品宣传力度不够，消费者对超市自有品牌的认知度较低。针对以上问题我国本土超市要尽快壮大自己的实力，招揽自有品牌产品研发上的人才，积累实力和经验，扩大子的自有品牌商品找国内的销售量。尤其在自有品牌商品的宣传上要着重加大力度。
三、调研成果分析
1.文案调研成果分析
（1）自有品牌渐成超市竞争法宝：自有品牌在国内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但是做得好的还是像家乐福、沃尔玛、易初莲花、屈臣氏等外资零售商。在国外，自有品牌能够占到销售的40％－50％，毛利率相当高，自有品牌将成为零售商最终的竞争领域。在国内自有品牌商品利润空间巨大，前景看好，国内有实力的大型超市要加大自有品牌商品的研发与销售抢夺这一利润。
（2）自有品牌商品商机巨大：自有品牌商品的销售正成为连锁零售企业销售方式的新趋势，将成为超市重要的利润来源，对于刚刚介入自有品牌商品销售的本土超市来说，发展空间广阔，蕴藏着巨大商机。在商业竞争日益激烈、零售业利润增长有限的情形下，发展自有品牌成为商家降低成本、提高利润有效途径之一。一般商家都可以选择从那些消费频率较高、销售价格不高、市场份额较大的商品开始做起，这样利于提高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度。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后，就会拥有一些固定消费人群。目前大多数本土连锁超市对自有品牌的开发仍处于尝试和萌芽阶段，这反映在超市中自有品牌商品数量不是很多，自有品牌涉及的品种所占比重比较小，销售量也不大，真正有了自有品牌效应的商家也不多。”据分析，一方面，与欧美的成熟市场相比，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时间还很短，本土零售企业的规模有限，还没有形成超级连锁，开店数量和经营规模上还没有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国内零售企业在自有品牌的产品研发上缺乏人才、实力和经验，目前主要集中在一些简单的低端产品上。从研发到营销，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只有当零售商从研发做起，掌握了网点资源、市场信息、有效消费者等一系列资源之后，产品才会畅销。
（3）中国超市自有品牌发展的制约因素：首先连锁企业核心领导人重视程度不够！虽然每一个连锁企业的核心领导人都会这样说：“我们非常重视自有品牌，自有品牌是我们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是我们未来的核心利润所在，是我们未来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但是国内连锁百强企业，设立独立的自有品牌发展部的很少，负责人素质不够，在资金、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投入上与连锁企业其它重点部门相比很少。其次公司的核心领导人对自有品牌存在错误思想和认识。
多国内连锁企业核心领导人认为自有品牌就是简单的在产品上面贴一张标签，没有多少技术含量，认为自有品牌不需要也没有必要太多投入，因为当前状况下就有不错的收益！还有一部分核心领导人认为建立品牌需要大笔的资金，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连锁企业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还有一部分连锁企业的核心领导人宁愿花费几十万、上百万引进一个优秀的店长、采购总监，也不愿意花十多、二十万引进一个品牌经理！在这样的思想下，做好自有品牌只不过是美好的愿望罢了！
市场调研报告的分析方法
宏观经济环境信息：
–基于peSt分析模型从政治法律环境、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和技术环境四个方面分析行业的发展环境,帮助企业了解行业发展环境现状及发展趋势
–行业主要上下游产业的供给与需求情况，主要原材料的价格变化及影响因素
–行业的竞争格局、竞争趋势；与国外企业在技术研发方面的差距；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的投资布局
微观市场环境分析：
–行业当前的市场容量、市场规模、发展速度和竞争状况
–主要企业规模、财务状况、技术研发、营销状况、投资与并购情况、产品种类及市场占有情况等
–客户需求分析:消费者及下游产业对产品的购买需求规模、议价能力和需求特征等
–进出口市场：行业产品进出口市场现状与前景
–产品市场情况：产品销售状况、需求状况、价格变化、技术研发状况、产品主要的销售渠道变化影响等
–重点区域市场：主要企业的重点分布区域，客户聚集区域，产业集群，产业地区投资迁移变化
行业发展关键因素和发展预测：
分析影响行业发展的主要敏感因素及影响力；预测行业未来五年的发展趋势；该行业的进入机会及投资风险；为企业制定行业市场战略、预估行业风险提供参考
特点
注重事实
调研报告讲求事实。它通过调查得来的事实材料说明问题,用事实材料阐明观点，揭示出规律性的东西，引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调研报告的基础是客观事实，一切分析研究都必须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确凿的事实是调研报告的价值所在。因此，尊重客观事实,用事实说话，是调研报告的最大特点。写入调研报告的材料都必须真实无误，调研报告中涉及的时间、地点、事件经过、背景介绍、资料引用等等都要求准确真实。一切材料均出之有据，不能听信道听途说。只有用事实说话,才能提供解决问题的经验和方法，研究的结论才能有说服力。如果调研报告失去了真实性，也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
论理性
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是事实，主要的表现方法是叙述。但调研报告的目的是从这些事实中概括出观点，而观点是调研报告的灵魂。因此，占有大量材料，不一定就能写好调研报告，还需要把调研的东西加以分析综合，进而提炼出观点。对材料的研究，要在正确思想指导下，用科学方法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过程，从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中，找出起支配作用的、本质的东西，把握事物内在的规律，运用最能说明问题的材料并合理安排，做到既要弄清事实，又要说明观点。这就需要在对事实叙述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议论，表达出论文的主题思想。议论是“画龙点睛”之笔。调研报告紧紧围绕事实进行议论，要求叙大于议，有叙有议，叙议结合。如果议大于叙，就成议论文了。所以要防止只叙不议，观点不鲜明；也要防止空发议论，叙议脱节。夹叙夹议，是调研报告写作的主要特色。
语言简洁
调研报告的语言简洁明快，这种文体是充足的材料加少量议论的，不要求细腻的描述，只要有简明朴素的语言报告客观情况。但由于调研报告也涉及可读性问题，所以，语言有时可以生动活泼，适当采用群众性的生动而形象的语言。同时注意使用一些浅显生动的比喻，增强说理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但前提必须是为说明问题服务。
报告种类
1、按服务对象分，可分为市场需求者调研报告(消费者调研报告)、市场供应者调研报告(生产者调研报告)。
2、按调研范围分，可分为全国性市场调研报告、区域性市场调研报告、国际性市场调研报告。
土地情况调研报告篇8
「内容提要江西、福建是1930年代中国南方苏维埃运动的中心区域，从当时各种调查材料提供的数据综合看，这一地区地主、富农占地约30%，贫雇农占地约20%.就更大规模的东南地区而言，该数据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上述数据显示东南地区土地占有不如许多历史著作描绘的那样畸形。从东南农村农民生存状况看，普遍的贫困意味着农村确已酝酿着爆发革命的条件，但在什么情况下发生革命，在什么地方形成革命中心，并不一定必然和当地的土地占有状况相联系，也不能单纯用贫困加以解说。苏维埃革命形成的关键在于中共对农村的历史性介入，是特殊社会政治态势下各种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关键词土地占有/东南/苏区/土地革命/江西/福建
1930年代，江西、福建等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土地革命运动，并形成中国最有影响的苏维埃区域——中央苏区。关于当时中国东南地区尤其是江西、福建的土地占有状况，一直为学界所关注，几十年来，有关这一问题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问世。但由于对资料挖掘、利用、分析的限制，具体、细致的说明尚嫌不足，一些著述对土地占有状况及土地革命成因的描述陈陈相因，缺乏实证性的史实支撑。国外相关论著则由于史料的缺乏及建构体系的冲动导致太过浓烈的假想特征。（注：1949年前全国土地占有状况，中国有关专著几乎众口一词：“人数极少的地主阶级占有农村的极大多数土地，而人数众多的农民则无地或少地。”（何友良：《中国苏维埃区域社会变动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1—2页）具体的占有数字，习惯的说法是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这一估计在近期的研究论著中仍被坚持（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也有研究专著对此有所修正，认为：“地主富农所占有的土地合并计算，大概占有了全国耕地的60%—70%……而且，在土地肥沃的东南地区，土地所有权更趋集中。”（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20页）早在1970年代前后，国外已有学者提出，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应在50%左右。（wongJohn，LandReformin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newYork：prager，1973.LippitVictor，LandReformandeconomicevelopmentinChina，newYork：internationalartsandSciencespress，1974）1980年代末以来，国内学者也开始对此作出较为客观和深入的研究，章有义提出地主、富农占地的实际比例应在50%—60%（《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我国地权分配的再估计》，《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2期）；郭德宏认为1949年前地主、富农占地应在50%左右（《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乌廷玉则将这一比例定位于28%—50%（《旧中国土地占有状况及发展趋势》，《中国社会科学》1989年第4期）；乌廷玉则将这一比例定位于28%—50%（《旧中国地主富农占有多少土地》，《史学集刊》1998年第1期）。此后，不少著作对华北地区土地分散状况有所涉及。张佩国认为，江南地区“土地占有的集中化是不存在的”（《近代江南乡村地权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总体上看，这一问题的研究呈不断深入的趋势。但这些研究中，从全国范围着眼多，论证也相对细致，而具体的区域研究则尚欠充分，对各地区土地占有状况的具体了解还远远不够。同时要澄清这一长期影响中国农村土地关系判断的重大问题，对众多互为对立的材料的全面引证、分析、清理也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
关于土地革命成因，当人们习惯地将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加以夸大的时候，实际上就预设了这样一个前提，即土地革命的可能和土地集中程度是成正比的。国外一些学者如杜赞奇（prasenjitDuara）等某种程度注意到了这一判断与历史事实间的距离，其“内卷化”理论尝试从农村权力结构变化上解释农民革命的起因，这种尝试的意义和其受到的关注成正比。但面对丰富的历史现象，经过提炼的结构性说明常常不免于以牺牲“微小但却真正重要的细节”为代价。（黄冬娅：《解放前苏维埃区域的社会控制——以农会为个案的分析》，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2年第12号））本文悬探索土地占有与土地革命关系为鹄的，以土地革命中心区东南地区作为考察对象，主要考察江西、福建、江苏、浙江、安徽、上海等数省市，（注：由于湖南、湖北在土地革命中也具重要地位，在地理、人文、社会方面与江西、安徽等有相当的关联，因此，也适当使用这些地区的相关资料。）希望通过对相关史料的鉴别分析、研究，在已有成果基础上，努力呈现与历史资料提供的事实更相契合的解释。
一
关于江西、福建这两个土地革命基本区域的土地占有情况，有来自多方面的不同材料。理论上说，当时所做调查应是最准确的，中共方面材料以所做一系列调查最具参考意义。从数据最为详细的寻乌调查看，寻乌全县农村人口中地主占3.445%，富农占4%，中农占18.255%，贫农占70%，手工工人占3%，游民占1%，雇农占0.3%.土地占有情况是：公田占40%，地主占30%，农民占30%.（注：：《寻乌调查》，《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5页。关于农村分层，存在阶级分析和阶层划分两套分析系统，本文在概念运用上以前者为基础，同时由于史料使用上的需要，也适当使用后者一些概念。）中共赣东北党对江西乐平的调查显示，该地土豪、自耕农、半自耕农、佃农、雇农的占地比例分别是2%、40%、30%、5%、5%.（注：《鄱阳党团工作报告》，1927年11月，《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58页。）中共有关报告提供的江西万安农民成分是：自耕农约30%，半自耕农约45%，佃农约13%，雇农约7%.（注：张世熙：《万安工农斗争及1927年10月至1928年3月大暴动经过情形》，1928年7月1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267页。）
当时，一些有关机构也对土地占有情况做过调查。据1933年福建上杭的调查，该县43293户居民中，地主占3.6%，占地30.5%；自耕农（实际即富农和富裕中农）占5.3%，占地5.4%；自耕兼租种农户占88.4%，占地64.1%；佃农占2.7%.（注：《上杭县概况初步调查》，《统计月刊》第3卷第3期，1933年3月。）福建龙岩1943年调查自耕农、半自耕农占66.62%，佃农占33.38%.（注：林诗旦、屠剑臣：《龙岩之土地问题》，龙岩县政府，1943年编印，第69—70页。）江西省1936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该省自耕农占农户总数的28.7%，半自耕农占34.2%，佃农占37.1%.（注：《江西省农业统计》，江西省政府秘书处，1939年编印，第1页。）国民政府土地委员会调查江西、福建两省1934年自耕比例为54.9%、60.67%，佃耕比例为45.1%、39.33%.（注：《各省自耕及佃耕经营之面积》，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国土地问题之统计分析》，重庆：正中书局，1941年，第63页。）这些调查结果显示的数据虽然在分类上有所区别，但从不同角度反映的土地分配状况是相近的，即以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人口多数，地主占有远超过其人口比例的土地，一般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拥有相当数量土地。
南京政府土地专门人员所做的江西土地占有情况调查较多强调土地的分散情况，其对江西新干的调查结果显示：“新干第四区谦益村，自耕农占百分之四一点二一，半自耕农占百分之四六点二一，佃农占百分之八点四九，雇农占百分之三点。”（注：丰城、清江、新干三县特派土地督察员报告，《江西民国日报》1933年12月22日。）这一数据中，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占据了绝对优势，虽然这和福建上杭调查有相似之处，但和江西全省数据有一定差异，不排除其在选样上有偏向自耕农占优势地区的可能。因此，他们的调查结论多是：“安远、寻乌、信丰三县，大都聚族而居，各村之土地，为各村民所有者，占大多数”；（注：安远、寻乌、信丰三县特派土地督察员报告，《江西民国日报》1935年1月23日。）“莲花、永新、宁冈三县，以前均系小农作业之自耕农制，纯粹收租之地主，与贫无立锥之佃农，均占极少数，大地主制尤为稀少。”（注：莲花、永新、宁冈三县特派土地督察员报告，《江西民国日报》1934年10月25日。）其调查结果详见表1.
从表1看，各地拥有土地的农户达到总数的90%左右，完全无地的农户数量不多，在10%以内或稍高，但拥有5亩以下土地的农户比例很高，普遍在70%以上，证明农民缺地少地的现象还是很严重的。虽然，这些调查在对象选择和数据统计上可能不无偏颇，如只统计不同土地占有量的户数，却没有对其土地占有数作出说明，有意无意模糊了土地占有的不平衡。但有理由相信，它仍然反映了江西土地占有的部分实况。
之所以这样说，一方面是上述数据可以得到当时中共内部有关报告的证实，如关于湘赣边苏区的报告就明确指出：“边界的经济本来是一个小农经济区域，自耕农甚多”，（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8页。）江西万安也是“自耕农占全县人口大半”；（注：《中共江西省委转录赣西各县及二团给赣西特委的报告》，1929年6月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一），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87年编印，第209页。）另方面，还可以把上述调查数据和1950年前后江西、福建专门机构在农村所做的一系列调查加以对比，相互印证。虽然由于时代的不同，两者间不一定具有完全的可比性，如可以发现，在不少地区，1940年代末的土地集中程度略高于抗战前。浙江丽水城区第一、第四行政街地主抗战前占地661.4亩，抗战后达到837.2亩，占有率提高了13个百分点。（注：《丽水县城区第一、第四行政街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会，1952年编印，第182页。）江西丰城小袁渡乡战前地主占有土地（包括公田）达28.72%，1940年代末为30.5%.（注：《江西丰城县小袁渡乡解放前社会情况调查报告》，《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会，1951年编印，第124页。）不过，相反的例子也并不罕见，湖北20个典型乡土地一般集中区战前地主富农占地32.29%，1940年代末为28.95%.（注：《湖北二十个典型乡调查材料之一》，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会调查研究处，1951年编印，第3页。）浙江丽水南明乡4个村1939年地主、富农占地高达64.48%，1948年为58.82%.（注：《浙江农村土地关系变化情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5—6页。有意思的是，该文一开始就判断在抗战前到1940年代末的十余年间，浙江农村呈现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土地所有权集中到少数剥削阶层的趋势，但其所举两例一是本例的地主、富农占有率有所减少，另一例地主、富农占有率稍有增加（2.38%），似乎并不足以证明其论点。）
总起来看，无论是集中或分散，抗战前和1940年代末两个时期偏差不是十分剧烈。由于存在着此消彼长的状况，如果从大的范围来看，总体上增减变化应不会很大，1940年代末的数据基本尚能代表1920—1940年代土地占有状况。（注：姜涛在关于中国人口与土地关系的长时段研究中也认为，1920—1940年代中国乡村各阶层占有土地的比重“只有很小幅度的波动”。见氏著：《人口与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00页。）表2、表3所列就是以1950年前后闽、赣两省专门机构调查结果形成的综合数据。
资料来源：《闽东北农村土地租佃剥削情况调查》、《后屿各阶级（层）田地占有表》、《鳝樟各阶级（层）田地占有表》、《南塘各阶级（层）田地占有表》、《七保村各阶级（层）田地占有情况表》，《福建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会，1952年编印，第3、22、23、61、69页；《南平专区土地、赋元情况调查》，《福建日报》1950年12月13日；《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附表一），《华东区成果统计》，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会，1951年编印，第4页。
说明：*该数字包括雇农。
注释：
（19）本文所列凡以阶级划分各表均省略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之外的非主流社会阶层，故各表统计总和不一定为100%.
资料来源：《银坑区运动总结》，江西省农协第二工作团，1950年编印，第3页；《江西丰城县小袁渡乡解放前社会情况调查报告》、《江西九江县石门乡解放前的社会情况调查报告》、《土地革命至解放前夕的刘坑乡》，《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17、146、102页；艾德加·斯诺：《红色中国杂记》，党英凡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83年，第47—49页；《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59页；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
说明：*该列数字为抗战前数据。
**公略县为苏区时期由吉安、吉水划属。
***江西28村包括12个苏区村、9个游击区村、7个白区村，涉及人口29354人。
从上述调查材料看，占人口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最多的超过60%，最少的仅6.3%，规模较大、较具代表性的两个调查中，福建66县不到20%，江西28村则为30.4%.江西丰城小袁渡乡抗战前地主占地包括公田在内为28.72%，被认为是“土地集中程度为一般乡”，（注：《江西丰城县小袁渡乡解放前社会情况调查报告》，《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17页。）可以看出，这些数据基本是以30%为中轴。相对而言，占人口40%左右的贫雇农土地占有率比较接近，多在20%左右。
将上述数据和前述多种调查综合看，闽、赣两省农村以自耕农为主的构架可以成立，以往关于地主、富农占地80%以上的说法在有关调查中并没有得到证实。（注：作为一种政治宣传，有时具体调查和结论本身就相互冲突，如江西宜春一个村的调查显示，该村地主占地18.98%，贫农人口占58.4%，占地45%，贫农占地比例应是较高的，但其结论是“占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却无田耕种”。（马成礼：《江西省袁州专区农村情况调查》，《长江日报》1950年7月17日））江西宁都刘坑乡是上述数据中地主占地惟一超过60%者，但该统计包括公田，（注：公田作为一种宗族、团体的占有形式，在实际使用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情况，其得益者也不尽相同，不能将其与地主、富农私有田地简单等同。尤其是赣南、闽西往往采取轮耕制，某些利益集团控制公田的可能性更小。但轮耕制却也带来不容忽视的问题，由于公田不属于任何个体，所以公田在轮耕中地力常被破坏、浪费，农民“实行掠夺地力的经营，使土壤变坏，估计这种族田的收成，要较一般产量低五分之一。”（《晋江县侨区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02—103页）考虑到赣南、闽西公田比例巨大，其所造成的损失也是相当惊人的。）且该乡地主出租土地中有70%属于皮骨田，即业主占有田底权（所有权），佃农占有田面权（使用权），佃农租额要比一般的皮骨全田低20%—30%，这与一般意义上的地主占地有一定区别。（注：其实，这种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状况在当时东南农村如江西、浙江、福建等地广泛存在。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庙港乡开弦弓村的调查注意到当地土地占有“分为两层，即田面和田底”，（费孝通：《江村经济》，戴可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26页）而江苏常熟“全境大都是这样”。且由于地主衰落，使用权出卖后“往往无力赎回，佃农也常藉此刁难地主”（《调查日记》，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83页），所有权权益大幅贬值。1930年代后期及1940年代，使用权价格常常高于所有权，地主对土地的控制受到很大限制。）因此，这一统计并不完全可信。事实上，前江西有关专业部门的调查结论就指出，江西“从全省范围来说明，估计地主土地约占百分之二十五，某些地方占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甚至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富农土地约占百分之十五，某些地方可能占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公田约占百分之十，某些地方可能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个别县区约占百分之四十以上”。（注：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稍后江西的调查结果仍显示，1940年代末，地主、富农、公田占地“一般多的可达40%，少的15%至20%（苏区）”，（张日震：《江西试点工作情况》，《中南简报》第4期，1950年12月）和刘俊秀的结论无实质差距。然而该调查材料一开始就声明：“对各阶层的土地占有关系的认识……过去的认识是有偏差的。过去估计地主、富农、公田只占土地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但如上文所示，调查的最终结论实际和这一估计并没有区别。这种自相矛盾的表述显现的心态，在当时的调查中有相当的代表性，即事实和理论间的落差造成调查者相当程度的困惑和不安。）这一结果，和近年学者提出的全国范围综合估计地主、富农占地约50%的结论比（有理由认为，这一结论可能还是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高估），闽、赣两省地主、富农占地比例较之全国并不算高的。无怪乎1950年代初湘、鄂、赣、粤、豫等省农村进行的调查中，江西和河南均被列为土地较为分散的地区。（注：张根生：《中南区各省农村社会阶级情况与租佃关系的初步调查》，《新区前的农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1年，第26—28页。1930年代也有调查认为江西“大地主绝少，百亩以上者仅千分二三，十亩不足者，占百分之七十四，可证明农场面积之狭小，与土地之过细分割，同时可确知本省绝无土地集中之现象”。（王世琨：《南昌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72种，台北：成文出版社，1977年，第84984—84985页））而从江西、福建两省调查材料看，福建土地集中程度其实还要低于江西。
二
闽赣两省调查材料所反映的土地占有状况，如果放到更广大的东南地区加以考察，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关于1920—1940年代东南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20世纪上半叶有众多的调查资料，其中，阶级划分方法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不少调查是在这一基础上进行的。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调查以纯客观的姿态进行，以地主、自耕农、佃农作为中心概念，将农户以占有田亩大小而不是以阶级进行类别划分，根据他们的调查，东南地区各类农户所有田亩基本状况如表4（括号内为占地百分比）。
资料来源：《农情报告》第2卷第3期，1934年3月；孙枋：《南京汤山二百四十九农家经济调查》，《民众与教育》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国立浙江大学、嘉兴县政府，1936年印行，附录第13页；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121页；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第129页，由于该书和华东军政委员会编印《浙江省农村调查》书名重复，后凡引该书者均在书名后注（农复会本）。
说明：*包括5亩以下农户。
**此为20亩以上所有农户数。
***该列为占地数据。
将上述数据和前述闽赣两省的调查结果相比，两者间具有很大的相似度，即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户占农村中的大多数，缺地少地问题不容忽视，拥有较大规模土地的农户数量很少，土地集中程度有限，自耕农占优势的状况相当明显。事实上，当时关于东南地区自耕农比例的专门调查数据也显示了自耕农在农村中的优势地位：浙西75村中，自耕农占32.9%，自耕农兼佃农占30.4%，佃农占36.7%.（注：韩德章：《浙西农村之租佃制度》，《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第1期，1934年3月。）南京汤山自耕农占61.4%，自耕农兼佃农占29.7%，佃农占8.9%.（注：孙枋：《南京汤山二百四十九农家经济调查》，《民众与教育》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江苏句容自耕农占57.2%，佃农占15.79%，自耕农兼佃农占26.98%.（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20页。）
以农户占有田亩多少为依据考察农村土地占有关系，虽然避开了阶级这一被当时有些人认为存在主观倾向的概念，但确实也存在一些未能克服的问题。一是普遍没有注意村外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而村外地主在许多地区土地占有中拥有着不可忽视的份额；二是以农户而不是以人口为标准在当时家庭结构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不能完全准确反映人均土地占有情况，同时忽略农民的社会身份、社会关系也不能对其与土地的关系作出准确说明。因此，客观地看，1930—1950年代初，根据阶级分析方法所做的一系列调查值得重视，尤其是1950年代前后中共部门为配合而进行的一系列调查更具全面性、客观性，下列数据基本取自于这样一些调查材料。（注：1950年代前后中共部门所做调查的可靠性与其重视调查研究的传统、掌握的资源、调动的力量、调查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的目标是分不开的。中共有关部门关于土地问题的大规模调查早在抗战时期就已在相当严谨的要求下展开，北岳区为进行农村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调查动员人数达到17000余人，3名区级以上干部因进行调查而被敌包围牺牲。（参见郑天翔：《北岳区农村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化的调查资料》，《行程纪略》，北京：北京出版社，1994年，第1页）这些确实使其在土地和阶级关系的判断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当然，中共这些调查也存在不足，一是对农村生活、农村社会重视不够；二是“对地主占地往往有所夸大”。（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关中模式与前近代社会的再认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101页）但前者基本不影响本文论述，后者则与本文论点呈反向关系，恰可为本文论证留有余地。）
资料来源：《皖南区农村土地情况》、《临泉县农村经济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会，1952年编印，第4—5、36—37页；《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人口总数及比例根据第355—363页有关表格计算，土地占有比例见第128—130页；《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178—179页；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0页，人口数据参照第31页及第202—206页计算（以下引用该书注为《江苏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江阴县农村经济概况》、《无锡县云林乡农村经济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会，1952年编印，第29—30、107页。
说明：*关于这一时期土地占有状况有相当多的数据，为更具代表性，本表选取已经过严格选样、且规模相对较大的调查成果。
**浙江是村外地主比较多的地区，如果考虑到村外地主的因素，该列数据应和实际占地情况应有一定差距。根据1952年编印的《浙江省农村调查》提供的材料，加上村外地主占地，浙江省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常常达到50%左右，但这些统计都在总田亩中忽略了公田的数据，极有可能是将公田算在地主、富农占地比例内，而浙江是公田发达地区（平均达到16.35%），这使该省有关调查的准确性受到影响。
从上列数据看，地主、富农占地在30%—40%间的乡村占大多数。不过，在土地集中地区，也有部分村庄地主、富农占地在60%左右，如常熟7村地主、富农占地达59.52%；被认为“可代表徽州专区土地集中的部分地区情况”的安徽屯溪隆新乡徐村，地主占地56.56%，富农为6.54%，两者占地总数为63.1%.（注：《屯溪市隆新乡徐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28页。）不过，即使是这样的集中区，地主、富农占地总量也没有达到80%.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江南地区普遍存在公田占有制，（注：根据1950年初华东军政委员会的统计，福建公堂土地达29.36%，浙江为16.35%，安徽为4.17%，苏南为5.9%，独立统计的南京、上海分别为8.58%、9.91%.（《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成果统计》，第4—5页）江西也属公田发达地区，该省抽样调查中，公田占总田亩面积的12.8%.（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加上中农阶层在这里发育良好，这两者占地比例一般在40%以上，再加上贫农及农村中其他一些非主流的社会阶层占地，地主、富农在江南农村普遍占地比例应不超过40%.当然，在具体调查中，地主、富农大比例占地的个案确实存在。国民政府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1933年对浙江龙游的调查结果显示，该县为浙江土地集中区（所调查4县中最集中者），在其选样调查的8村305户中，土地占有集中程度十分严重，占户数13.21%的地主、富农占地高达82.63%.（注：《龙游八村村户所有田亩分配表（B）》，《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20页。）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其对龙游全县3.3万余户村民的调查，发现有田千亩以上者5户，500—1000亩者20户，200—500亩者约20户；而在选样调查的305户中，有田千亩以上及500—1000亩者各有1户，200—500亩者有4户，选样调查户数不到全县总户数的1%，而大地主户数占到全县13%，显然选样调查中的大地主户数比例要大大高于全县的比例，这必然要影响到调查的代表性。因为，在同一地区，土地集中情况往往会存在很大差距。同样是浙江龙游，1950年该省土地部门的调查显示，这里既有地主、富农占有田亩高达82.95%的村庄，也有全村554口人中没有地主、仅有富农占地13.22%的村庄。（注：《龙游县农村经济情况》，《浙江省农村调查》，第63—64页。）因此，如果在个案调查中选样出现偏差，很难保证其能代表该地区的实况。因此，集中的、大规模的统计资料对正确认识土地占有状况具有重要意义，表6所列材料颇能说明这一问题。
资料来源：《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附表一）、《前华东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成果统计》，第4、2页；《苏南农村土地制度初步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5页；《建德专区寿昌、分水、桐庐、遂安四县及建德城关区淳安港口镇占有土地统计表》，《浙江省农村调查》，第35页。
说明：*该调查涉及37万多人。
从表6提供的数据看，其调查规模都比较大，而其数据所反映的情况也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地主、富农占地普遍在35%左右（最高39.87%、最低27.43%）；中农占地数量和地主、富农占地数接近，但人口比例大大高于前者，一般达到30%左右；贫农人口最多，接近总人口的一半，但占地很少，在15%—20%之间，由于上述数据有广泛调查作背景，且与个案调查中的多数结果可相互印证，应该有相当的可信性。
综合多种调查材料看，东南地区乃至长江三角洲土地占有不如学界普遍描绘的那样畸形，（注：东南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代表的江南地区向被认为是土地集中程度和租佃率最高的地区，这一判断在近期的有关研究成果中仍然得到坚持，卢晖临《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社区研究的发现》及刘昶《在江南干革命：共产党与江南农村，1927—1945》（《中国乡村研究》第1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均持此种看法，本文无意质疑这一观点本身，但对支持其观点的具体数据不表认同。由于以往对全国土地集中状况普遍高估，江南土地集中状况的估计也往往因而水涨船高。）集中占有巨大规模土地的大地主很少，占有数十亩土地的中小地主占绝大多数，有些村落甚至没有地主。上海南汇“整个东祝宅没有一个地主……邻近几个村也没地主批斗”；（注：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专题访谈·王楼村祝永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500页。）福建崇安“阶级划分亦不甚显著”，“官埠头、官庄、黄龙洲三个村落到1952年时，均没有村民被评上‘地主’或‘富农’成分的”；（注：王日根：《清代前期福建地域间基层社会整合组织的比较研究》，《区域、社会、文化——“区域社会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论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年，第162页。）江西瑞金象湖镇黄埠头“八百口人，没有地主，有两家富农”。（注：孙淑芸访问黄易稼记录，江西瑞金，2004年5月31日。应予说明的是，这些无地主村反映的是自耕农占绝对优势的状况，而不是另一种“无地主村”显示的不在村地主集中占地状况。此外，在东南大部分地区，小地主占绝对多数。江西5个重点乡2879户中，被定为大地主的有17户，占地数量仅为百亩以上。而占地50亩以下的小地主占到地主总数的70.8%.（《五个一类乡调查情况综合》，江西省土委调研科，1952年编印，第1页））
肯定这一地区土地集中的有限性，并不等于从总体上否认这一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严重不平衡现象。有意思的是，当时来自各方面的报告都提供了现在常被认为是土地集中并不十分严重的数据，但调查者往往都得出土地分配非常不均的结论。（注：如一份关于常熟的调查报告发现这里“有五亩及十亩以下者，占全农户百分之七十一，而所得耕地仅百分之四十四，在四十亩以上的农户，仅占百分之三，所得耕地反占百分之十九”，对此，作者认为“其分配非常不均”。（余觐如：《常熟农村现状调查》，上海《大晚报》1934年10月10日））在被一些片面的、夸大的宣传数字误导多年后，也许当时的实际数字已不足以引起人们的重视，甚至会被作为相反观点的论据。其实，应该说，在这些更符合农村实际状况的数据后面，体现着的仍是农村占地的不平衡局面。这一点，从各阶层人均占有土地数中可以得到更清晰的反映。
由表7可见，地主人均占地一般为贫农的10—30倍，少数地主、富农占地极不集中地区这一比例在10倍以下。福安南塘保贫雇农人均占地0.39亩，地主为5.81亩，后者是前者的14.9倍，这在闽赣两省农村中被认为是属于一般集中程度的，是较多出现的比例。当然，还有许多地区远远高出这一比例，安徽屯溪隆新乡徐村地主人均占地25.21亩，是贫农人均0.28亩的90倍。（注：《屯溪市隆新乡徐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28页。）江苏无锡堰桥乡两个村地主人均占地21.59亩，贫农人均0.08亩，地主是贫农的270倍。（注：《无锡县农村经济概况》，《江苏省农村调查》，第65页。）浙江松阳县望松乡8个村的调查更提供了一个极端的例子，地主、富农占地高达87.5%，地主人均占地42.33亩，贫农人均0.11亩，前者是后者的384.8倍。这一调查中，甚至地主和富农间人均占地也有很大差异，富农人均占地仅1.85亩，地主是富农的22.88倍。（注：《松阳县望松乡8个村各阶层占有土地统计表》，《浙江省农村调查》，第77页。）
资料来源：《前华东各省（区）市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表》（附表一）、《前华东农村各阶级（层）土地占有情况统计》，《华东区改革成果统计》，第4、2页；《南平专区土地、赋元情况调查》，《福建日报》1950年12月13日；《鳝樟各阶级（层）田地占有表》，《福建省农村调查》，第23页；《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75页。
说明：*为贫雇农综合计算数。
多种调查材料显示的地主与贫农间人均占有土地的差距，隐含了土地革命的可能。可以看到，在东南地区大多数调查中，占人口一半左右的农村贫困阶层，其人均占有土地不足1亩，安徽芜湖十里区杨埠村贫农人均甚至只有0.05亩土地。（注：《芜湖县十里区杨埠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68页。）以当时的生产力水平，这样的占地数量不足以维持基本的生存。而如果以人口均分土地，当时东南农村人均普遍能达到两亩左右，勉强可在正常年景维持温饱。因此，当土地革命以平分土地相号召时，其对多数农民产生的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而人口膨胀、战争、政府政策及国际环境影响形成的生活困窘，更埋下了农民求变情绪的根芽。
三
说到农民的生活水平，应该说，中国农村中，东南地区自然条件较好，农民生活压力相对较小。根据江苏句容1930年代的统计，这里3%为富裕农户，23%为小康农户，34%为自给农户，贫穷农户为40%，（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83页。）能够维持温饱的农户占相当比重。即使是井冈山根据地中心的宁冈，中共有关报告也谈道：“宁冈出米，每收获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除遂、酃、茶、莲之大部外，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注：《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8—19页。应该指出的是，这种封闭的自然经济下的天下太平其背景是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极端匮乏，所谓安定是在极低极简单的生活水平下实现的。）不过从总体看，1920—1940年代东南农村的贫困局面，可以得到许多调查材料的证明，这其中既有中共影响下的调查，也有超越政治立场的各种调查。
在大量关于农民困苦生活状况的材料中，农户普遍的负债情形最能直接显示农民的经济状况。1950年代初调查显示，1940年代末负债农民占据相当比例（见表8）。
资料来源：《上海县马桥区租佃、借贷关系调查》、《昆山县太平乡农村情况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08、155页；《建德县庵口乡顾家村、黄家坪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74—175页；《宣城县东里村农村调查》、《芜湖十里区杨埠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51、171—172页；《湖南桂阳县樟市乡解放前的政治经济情况调查》，《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40页；《古田县七保村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78页；《土地革命至解放前夕的刘坑乡》，《中南区一百个乡调查资料选集·解放前部分》，第108页。
说明：*该列数据为地主，富农等之外普通农民负债数，因地主、富农户数有限，总数据应略低一些，但不会有太大偏离。
从表8看，农户负债比例在30%—50%者居多，考虑到有些赤贫户丧失了举债能力，有近一半的农户实际处于不得不依靠举债维持生存的状态，（注：1930年代的调查显示的数据和这一结果相近。农复会对浙江的调查报告提到：“浙江农民中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负债的。”（《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10页）江苏句容调查显示，农户借粮户为66.69%，借钱户达72.48%.（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53页）借债用途主要是维持生产和基本生活。上海县马桥乡二村的调查显示，为买肥料、农具、耕牛欠债的约占50%，由于交不起租而由租转债的约占30%，为办理婚丧事借债的约占20%.（《上海县马桥区租佃、借贷关系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08页））而这一局面又是处于高利压力背景下。江苏句容农户借债月利平均达2.7%，（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53页。）浙江嘉兴有60.36%的私人借款月利为2%，（注：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160页。）赣闽边区农村现金借贷年利多在20%—30%间，（注：参见温锐：《民间传统借贷与农村社会经济——以二十世纪初期（1900—1930）赣闽边区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这样的利息水平在当时尚属正常。粮食借贷利息更高于借款，根据1933年12月的调查，苏、皖、鄂、湘、赣、浙、闽7省平均月利达6.34%（全国平均7.1%），（注：《各省农民借贷调查》，《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借贷一年，归还时要增加近80%.在农村普遍陷于困窘的背景下，负债户涉及农村的各个阶层。浙江兰溪调查的2045户中，负债1168户，占57.11%，放款160户，占7.82%.其中，地主兼自耕农负债户数比例较低，但也达到32.52%，佃农最高，为77.8%.（注：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国立浙江大学，1935年编印，第128—129页。）包括地主、地主兼自耕农、自耕农、佃农等在内的各类农户中只有地主兼自耕农有盈余。（注：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第123页。）安徽铜陵玉峰区东家店村负债户为38.82%，其中地主负债户为36.36%，富农为68.42%，贫农为52.99%.（注：《铜陵玉峰区东家店村调查》，《安徽省农村调查》，第117页。）
近一半农户不得不忍受高利盘剥借债，这和农民低收入有直接关系。从江西看，1932年，“每田一亩，收谷一担半至两担之谱，以刻下谷价计，可得四元至五元之代价。耕种工价约一元二三角，收获工价为七角至一元，种子约二三角，肥料约五角上下，田赋及捐税约三角至五角，耕牛工资约二角至三角。除去上项开支外，所得无几。”（注：《中国农村衰落之原因与其救济方法》，《申报月刊》第1卷第4号，1932年10月15日。）经济相对发达的江苏农民也困难重重，苏州一家富农，“五个人的家庭种了30亩田……总计一年胼手胝足的收入是690元。至于支出方面，每天吃米五升，合五角，伙食、零用二角，牛料二角，一年合计324元。田里用的肥料，每亩每年五元，30亩是150元，修理房屋农具船只，每年100元，一起加上去是574元。”（注：俞志远：《苏州的农民》，《益世报》1936年8月15日。）这样一年下来只有百余元剩余，还不包括日常生活用度及缴纳赋税、应付摊派的各种费用。
从各种数据看，一般农民难以维持温饱状态。以1930年代初的成本核算，江苏常熟一五口之家租入土地20亩，需缴纳地租33元，其他生活生产、捐税等费用73.9元，总计支出106.9元，而收入只有102元，入不敷出4.9元。（注：谢敏道：《江苏省邳县、启东、常熟、盐城四县农民耕种成本计算》，《中国经济》第1卷第8期，1933年11月。）福建莆田“佃农通常能耕三亩田。每亩在莆田好的年可收七担（平常的只有六担）谷，交地主租三担，余四担可卖十六元（好价时）。每亩肥料要四元。耕牛犁田二元二角，种子一元八角，其余外每亩只能剩七元，耕三亩田可得二十一元，这是最好的收获。天年不好，水旱来时，或患着疾病，那就要亏本了。”（注：《巡视莆田的报告》，1929年1月9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中央档案馆、福建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35页。）浙江嘉兴的调查也表明，包括自耕农（自耕农中的大经营者一般可对应为地主）、半自耕农及佃农在内的各类农户支出均大于收入，农户饮食费占到生活费总数的68.99%.（注：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214页。）在这种状况下，大多数农民生活相当困窘，福建莆田盐田农民“常年都是吃甘薯，除非是年节讨老婆生儿子才有三、二顿饭”。（注：《巡视莆田的报告》，1929年1月16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册，第43页。）福建福安南塘保1950年春调查，337户人家中有4户出卖儿女，15人出租妻子。（注：《福安县南塘保农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65页。）江西瑞金陶朱甲94户人家中，一年中缺粮3—5个月的达到76户，吃用无虞的只有6户。（注：《瑞金人民革命史资料》，第7页，瑞金市档案馆藏档，28—10—8.）满铁的调查报告也表示了对农民恶劣生存状况的惊异：“他们忍受这种贫穷还能生活，但是他们将来还能忍受这种贫穷吗？”（注：伊藤武雄：《冀东地区内二十五个村农村实态调查报告书》（上），冀东地区农村实态调查班，1936年印行，第388页。）
可以表征农民生存状况恶劣的并不仅仅是普通农民的困窘，事实上，作为农村富裕阶层的地主、富农也每况愈下。无锡农村地主、富农1929年人均收入分别为357.11元、139.98元，1936年为305.83元、134.47元，1948年下降到187.18元、104.32元。（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北京：展望出版社，1989年，第328页。）两者收入都呈现大幅度下降趋势，地主降幅高达47.58%.地主、富农的收入下降，和农村经济遭受整体破坏有直接关系。江苏句容“按租钱与地价的比例论，地主投资买地每年所得的利息，不到八厘。完粮纳税须得费去二厘，收入净数不过六厘，有些时候连这点微利也收不到”。（注：张心一等：《试办句容县人口农业总调查报告》，第188页。）南京汤山调查发现，“照常理说，兼佃农及纯佃农之农场支出，应比自耕农之农场为巨，因彼等须缴一部分田地或全部分田地之租金也。此次调查则以自耕农之农场支出为最巨。盖自耕农之田赋及工资支出，占农场支出之一大部分，而兼佃农及纯佃农之租入田地，因天旱歉收，多不能照约缴租，故每亩之支出减少。”（注：孙枋：《南京汤山二百四十九农家经济调查》，《民众与教育》第6卷第1期，1934年9月。）由于农民收入下降，地主租佃收入越来越难保障，而税赋却不断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中等地主之能收支相抵不致沦入债丛者，亦已寥若晨星”。（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6页。）当时不少人都注意到：“留居乡间之中小地主，日渐没落，其自身反受高利贷之压迫。今年农民新华两银行之抵押放款，几全以地主为其对象，且所借款项，无一投资农业，多用于还债、抻会及各种消费事项。”（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4页。）即使是真正的财主，为维持财产，也多不敢豪奢，福建惠安后楼村最大的盐主庄国宗拥有400多坎盐田，“平时三餐都吃地瓜干……初一、十五、年节、生日就吃两餐米饭，一顿地瓜粥”。（注：《惠安县后楼村盐民调查》，《福建省农村调查》，第179页。）浙江衢县白渡乡上埠头村抗战前有8户地主，战后因“苛捐杂税、抓丁派夫，货币贬值等故”，“破产二户，财产减少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六户”。（注：《衢县白渡乡农村经济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37页。）对此，费孝通曾有精当的描述：“有限的土地生产力和农民已经很低的生活水准是经不起地主阶层们的挥霍的。把中国一般中小地主描写成养尊处优、穷奢极侈的人物，我觉得是不太切当的。‘一粥一饭’式的家训即使不能算是实况的描写，地主阶层平均所占的土地面积也可以告诉我们，他们所能维持的也不能太过于小康的水准。”（注：费孝通：《地主阶层面临考验》，《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年，第92页。）
不断加重的农村负担对地主、富农收入冲击最大最直接。清末以来，由于内外环境恶化遭遇的财政经济压力及民国初期的政治混乱，农村负担明显加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正税基本保持稳定的同时，各种附加税和摊派又大大增加，农民负担继续加重。以江苏武进为例，1926年该县田赋契税附加总计188963元，1929年猛增到485342元，1933年更高达749085元，7年内增加近4倍。（注：万国鼎等：《江苏武进南通田赋调查报告》，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101—102页。）193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政府财政对农村的依赖和榨取日甚一日，赋税及各种摊派继续增加，农民负担呈现不断加重的趋势。论者指出，1946—1948年间，江南一带田赋比1933年增加了170%.（注：段本洛、单强：《近代江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466—468页。）由于田赋及一些捐税是以田亩为单位征收，在赋、捐不断增加情况下，占有田亩较多的地主、富农负担相应增加。浙江崇德摊派公债“均以有田五亩以上为标准”；（注：《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148—149页。）江西兴国在决定缴纳摊派款时也强调应“首由富户认定，继分甲乙丙丁等级摊派”。（注：《兴国县第三区崇贤乡召集保长及妇女保队长和各士绅会议议事录》，1939年7月20日，江西兴国县档案馆藏档，131/2—11—1/97.）
除应付必需的各种支出外，在社会不靖的情况下，地主、富农还要承担许多额外的开支：“有队伍来时，保长带人来，还要交一点。我们（指普通农民——引者注）交得很少，地主、富农交得多……都是土匪队伍来收。”（注：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专题访谈·王楼村祝永良》，第500页。）不少调查材料都证明了地主、富农承受的压力：浙江丽水城区第四行政街1940年代末各阶层收入总数410373斤谷，各项捐税负担总数77871斤，平均负担额为18.97%，其中地主25.9%，富农9%，中农26%，贫农15%，雇农2%.（注：《丽水县城区第一、第四行政街农村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87页。）江苏武进县梅港乡第二保田赋及捐税的负担情况是，地主、富农平均每人负担0.95石（折米），每亩负担0.238石；中农平均每人负担0.455石（折米），每亩负担0.32石；贫农平均每人负担0.288石（折米），每亩负担0.343石。（注：《武进县梅港乡农村情况调查》，《江苏省农村调查》，第137—138页。本文根据调查提供的有关数据进行了合并的重新计算。）地主、富农相比其收入的实际负担要低于中、贫农，但是，人均负担则远高于中、贫农。在土地革命兴起、政府军队活动频繁地区，地主更是不堪重负，军队“要饷要粮草要?缸樱?既≈?郎鸬刂鳎?蝗缫獾拇蚵钏嬷??踔涟炎鐾亮映桶臁薄＃ㄗⅲ骸堆羁嗣艄赜谙娓颖咚涨?榭龅淖酆媳ǜ妗罚?929年2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17—18页。）不断恶化的处境，使有些地区地主对土地的兴趣大大下降，江西万载中下等田，“地主企图摆脱粮税捐款，只欲收一两元代价，即可成交，然亦无人顾问也”；（注：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上海：申报月刊社，1935年第4版，第26页。）南昌“下等之地，其地主有愿倒贴数元出卖以图避免捐税者……许多地主宁愿放弃土地不肯登记”；（注：王世琨：《南昌实习调查日记》，萧铮主编：《民国二十年代中国大陆土地问题资料》第172种，第84988页。）闽北也有报告：“有田之人，多以田产为累，且繁重的租税与低下的农田收益，再复增长其势，故购置田地这一观念，在一般农民中并不发生作用。”（注：徐天眙：《闽北农村社会分化之一形态》，《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414页。该文作者认为农民对购置土地缺乏热情有利于地主的土地集中，其立足点是地主可以避免普通农民应该承受的负担，但实际上除一部分拥有政治权力的地主外，许多资料显示，大部分地主在这方面所具有的能力是有限的。该文呈现的事实和其由此推理得出的结论间难以统一，显得牵强。曾任浙江省主席，本身家庭也是地主的黄绍?就谈道：“民国以后，政治军事上得势的地主，他们得来的钱，大都在商业上谋发展，或存放在外国银行里，因为那时地租的收入有限，在地方上发展已成末路了。”（黄绍?：《李宗仁总统的前前后后》，《文史资料选辑》第60辑，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6页））
当然，在肯定当时调查材料对农民状况描述总体上可信的同时，也应注意对一些调查数据作客观分析。如浙江大学对兰溪2045户农户负债情况调查结果是，放款56736元，负债210908元，负债比放款高出15多万元。（注：冯紫岗：《兰溪农村调查》，第127—128页。）浙江嘉兴5113户的调查负债总额为712167元，放款总额为20524元，负债额为放款额的30多倍。（注：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158页。）在农村金融不发达、农户间借放款主要为相互借贷的格局下，（注：浙江嘉兴借款中，私人借款占到52%，店账（实际也具私人性质）30.5%，合作社借款仅为3‰。（冯紫岗：《嘉兴县农村调查》，第159页）全国范围的调查也显示，私人借款占到62.4%，合作社借款仅为1.3%.（《各省农民借贷调查》，《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这样大的借放款差距难以令人置信。由于农民对调查目的不了解：“疑为收捐之整备”，（注：《浙江省农村调查》（农复会本），第239页。）在调查中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往往“收入项隐瞒不肯实报，支出项目大部实在情况”，（注：李柳溪：《赣县七鲤乡社会调查》，江西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1941年印行，第115页。这种状况在其1940年代初主持的调查中也有注意：“照例农民们关于自己的收获量总要说得少，关于自己的消费量总要说得大，以证明其‘不够吃’，生活很‘凄惶’。”（：《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7页））这在相当程度上会影响到对农民收支情况的真实了解。客观地看，1920—1940年代农民的困窘是不争的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未遭遇大的自然或人为灾害的情况下，农民整体已经无法维持生活。通常，在土地收入难以维持生计时，贫穷农户会设法通过出卖劳动力维持生存。据调查，江苏无锡一般贫苦农民副业收入占总收入的25%左右；（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市（县）农村经济调查报告》，《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315页。）而浙江嘉兴塘江乡贫农的副业收入高的达到其总收入的76%，一般的家庭也在20%左右，远高于全乡平均数6.8%；（注：《浙江嘉兴塘江乡农村经济调查》，《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29—130页。）江西赣县七鲤乡的调查也注意到：“一般农民能以劳力争取自己自足”。（注：李柳溪：《赣县七鲤乡社会调查》，第115页。）此外，生存法则还迫使农民作出如溺婴这样一些堪称残忍的行为，“穷人家是用溺婴来减少和避免贫穷的压力，所以溺婴在村坊上也是不遭指责的事……做娘的心里是舍不得的，但她晓得，孩子留下来反正也没条件供她吃饱穿暖，养不活还不如死了的好。”（注：李友梅：《江村家庭经济的组织与社会环境》，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00页。）
四
由于江西、福建乃至整个东南地区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中国革命中的巨大影响，1920—1940年代这里土地占有及农民生存状况的具体展现，关涉甚大，提供了几个颇有意味且不容忽视的论题。
其一，东南地区虽然是土地革命集中爆发地区，但这里的土地集中程度并不像许多论著认为的那样严重，最具影响的中央苏区所在地闽、赣两省在江南更属于土地分散区域，而且根据江西的调查，苏区、游击区和白区各村庄土地占有也与土地革命呈现负相关状态，即苏区村土地集中程度是最低的。（注：1950年江西28村的调查显示，原苏区12村地主、富农占地21.16%，贫农29.35%；游击区9村地主、富农占地31.96%，贫农占地17.6%；白区7村地主、富农占地37.95%，贫农占地19.5%.（刘俊秀：《江西农村阶级关系与各阶层土地占有的初步研究》，《江西日报》1950年9月3日）固然，土地革命给苏区村土地占有比例以一定影响，但根据多方面材料，其在江西影响较小，一般不应超过5%.）有关研究将土地革命和土地集中必然联系的习惯做法，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足的证据支持。其实，中国农村大地主无论是地理距离还是心理距离都和普通农民拉开较大，其对佃农的压榨程度往往相对较轻，恰恰是中、小地主在与佃农及普通农民的密切接触中，易于产生利益冲突，把土地集中看作土地革命主要成因的观念似乎并不具有充足的说服力。（注：以湖北黄、麻地区为例，有关报告提到，黄安东南部大地主较多，“更易推行改良政策”，“已有办到减租减息，甚至有不敢而且不愿回乡的大地主把土地、房屋几乎送给自己的雇农、佃农，名义上是请他们代为管理着，但实际已经从没有过收租、收息的一回事了”；相反，黄、麻其余地区“都系中小地主，最缺乏改良政策的物质根据”。（《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8页）上海南汇横港村龚野囡回忆：“当时租种的土地是一个地主家的，这个地主家在大团，很有钱，所以收取的地租较少。每年每亩收棉花50斤，谷子90斤。地少的、没开店的地主则要收75斤棉或135斤谷。交完地租后就没有什么负担了。”（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访谈实录·横港村龚野囡》，第369页））从贯穿中国长历史的角度看，贫穷确实是农民屡屡寻求变局的一个基础性原因，20世纪初以来随着人口增加、外国资本入侵、政治力量榨取形成的农村贫困的趋势，尤其使农民革命具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不过，贫穷是革命的温床，但贫穷并不一定意味着革命，何况作为土地革命集中地区，东南乃至赣南闽西和中国西北乃至北方广大地区比，生存环境也不能算是很恶劣的。（注：根据30年代中期的统计，江西借钱、借粮的比率是57%、52%，福建为55%、49%，均与全国平均数56%、48%接近。（《各省农民借贷调查》，《农情报告》第2卷第4期，1934年4月））因此，虽然东南地区存在土地占有不平衡、地主与农民间关系紧张、农民日益窘困等种种导致土地革命的因素，但和中国其他地区比，这里并不具有多少特殊性，上述因素尚不足以说明何以正是在这一地区形成苏维埃革命的巨大声势。
其二，虽然土地集中程度和土地革命没有必然联系，但是要理清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村土地革命的动力，理解农民对土地的渴望仍具重要意义。如上文所指出的，东南地区7%左右的地主、富农占地达30%—40%，而占人口一半左右的贫苦农民仅占土地的20%左右。地主与贫农平均占地比普遍在10倍以上，相当多的农民拥有的土地无法维持自身的生存。而由于这一地区复杂的地权结构，尤其是公田的大量存在，一半左右的农民为维持生存不得不和地主、富农及公堂土地发生租佃关系，承受着40%—50%的租佃负担。在土地分配存在着相当不平衡的情况下，作为基本的生存要素，拥有更多的可以自主的土地是农民衷心的期盼。所以，当土地革命广泛开展后，没收地主土地在农民中平分，对农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湘南暴动期间，“在未分土地以前，农民藏匿土豪劣绅，到分配土地以后，农民都不藏了，并且看见土豪劣绅即抓，抓到就杀……惟恐敌人之到来而使他们不能稳定所分得之土地”。（注：《CY湘南特委××同志关于湘南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7月20日。）李六如描绘：“打了一些胜仗，革命形势日见高涨之后，一般农民天天跑来问我们：”你们不是说过大家分田吗？‘一面拍我们的肩背，一面笑眯眯的催促。“（注：李六如：《各苏区土地问题——1944年3月在延安杨家岭学习会上的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印，[出版时间不详]，第13页。）早期中共土地革命领导人大都意识到：”没有土地的果实，是不能发动群众的“；（注：戴季英：《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27—1930年春）》，《黄麻起义》，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07页。）普遍的贫农对于土地、财产的要求不消说是为农村革命斗争的中心动力。”（注：《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第5册，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安徽省档案馆，1986年编印，第138页。）对土地的渴望是农民理解、接受、走向革命最直接的利益驱动。
其三，在传统中国，农民对土地的渴望在常态下往往通过阶层的提升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确实也提供了这种可能。（注：传统社会有所谓“千年田八百主”之说，江苏金坛民谣云：“穷人不是穷到底，富人不是生啥根，百年风水轮流转，十年田地换三村”（钱静人：《江苏南部歌谣简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53年，第126页）。黄宗智提供的材料则显示，第一代被调查的19个富户中，只有3户仍能在第三代得以保持。（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4—78页）地权流转，贫富变化，相当程度上缓解了贫富之间心理上的对立。）但是，20世纪上半叶，随着地主与农民关系的不断紧张，这种渴望的方向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如费孝通、薛暮桥所注意到的，农村中各社会阶层间还保留着宗法社会关系的遗存，无锡礼社春荒时节，“某大地主向农民银行抵借六百元，免利贷米，贫农每户借米一斗八升，方能勉强维持”。（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7页。）从1930年代农民离村原因调查看，因灾害、贫穷、农村经济破产而被迫离村谋生的占大多数，而因捐税重、租佃率高离村的分别只占1.6%、0.5%，（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第892页。）农民和地主关系在相当一部分地区尚在可以忍受范围内。另一方面，土地革命展开前后，在江南农村（无论是苏区或非苏区）确实出现了地主与农民间关系不断恶化的种种迹象。20世纪上半叶农村经济衰落和国家政权对农村的加紧榨取，其受害者不仅仅是普通农民，地主、富农也深受其害。作为农村拥有较多支配权和主动权的阶层，地主、富农面对困境时趋利避害的做法往往是设法将负担转嫁到佃农和普通农民身上，并由此导致双方冲突加剧。如当时调查所说：“民国初年地主与农民之间尚有残留之温情关系……迨薛氏（指地主——引者注）衰落，地主与农民间之关系乃由亲而疏，民国十六年后更日趋恶化。在此末日穷途之中，地主即不得不加紧剥削，苟延残喘，农民亦忍无可忍，蠢然欲动。”（注：薛暮桥：《江南农村衰落的一个索引》，《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3辑，第167页。）农村经济的衰落，迫使地主竭力从农民身上追求最大利益，而这又进一步造成农民处境的恶化，加深其与地主间的矛盾，为土地革命对地主的剥夺准备了心理基础。
其四，农民与地主关系的恶化，使农民革命成为20世纪上半叶革命的主题之一，而革命潮流又使双方间的对立变得无可选择。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运动期间展开的轰轰烈烈打土豪农民运动就已使地主与普通农民间关系严重紧张，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开始后，对地主的打击进一步加剧，地主与农民间形成强烈对立关系。当时有人观察到土地革命前后农民的心理变化：“昔时黄安甚为闭塞，故农民对于有势有钱者，极为崇拜，供奉为天人。匪祸后大不然，对有势有钱者常露悻悻不平之色。”（注：张思曾：《一个匪区农况变迁之描述》，《益世报》1934年11月24日。）方面不少人则注意到，主要由地主、富农等组成的“各地保卫团痛恨匪共每每肆意烧杀以图报复”；（注：郭汝栋：《国民革命军第廿军剿匪部队注意事项》，转见冰澈：《对于白军“剿共”的研究》，[出版者不详]，1931年编印，附录，第83页。）“难民等各村逃出来的人……他们没有纪律，加以报仇心切，所到之处，随意烧杀”。（注：戴岳：《对于剿匪清乡的一点贡献》，转见冰澈：《对于白军“剿共”的研究》，附录，第12页。）农民和地主间的冲突及地主的复仇行为使地主和占据农村大多数的普通农民尖锐对立，这种对立甚至超过了土地分配的影响：“皖西土地分配得一塌糊涂，最坏的是商城，商城的土地没收了来，每人分一斗田，剩下的让他荒废下去……商城分土地如此错误，农民还是拥护苏维埃和红军，而且在皖西区数第一……商城农民受亲区民团首领顾敬芝等蹂躏太甚了。”（注：《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31年5月24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1册，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41页。）地主的报复使农民除继续跟随中共进行土地革命外别无选择。
在领导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时，中共成功的策略也对鼓动农民起来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很多记述都提到，农民作为被“发动”的革命者，其阶级意识和自觉的阶级对立是在中共领导的土地革命中逐渐发展起来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取得农民的信任，满足农民的愿望，至关重要。中共领导土地革命的第一步，往往是和农民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减租、平谷（限制谷价）、废除债务、抗捐等，这些使大部分农民受益，农民“一尝其味，决不会轻易忘记”。（注：《罗明致福建临时省委信——关于巡视永定的报告》，1928年11月21日，《闽西革命史文献资料》第1辑，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1981年编印，第320页。当时，这一点是被作为经验加以总结和推广的：“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翰文：《我对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1932年3月23日）直到1940年代末，中共在初期也往往依赖这一办法。茹志鹃记载：“浮财多，对工作是有不可否认的帮助，但主要是为了分地。浮财也是为了通过它，而来唤起群众对地的热情……对群众说来是应该通过这来组织，来加强，穷坑要用田来填。”（茹志鹃：《日记》，1947年11月19日，《十月》2000年第4期））从赣南闽西看，开始多以分谷子相号召，中共各级领导机关都注意到：“大多数贫民对粮食要求非常迫切，所以分谷子这个口号能发动了千千万万的广大群众起来”；（注：《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8月28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8册，第127—128页。）“群众说，只要分得十斤粮，死了一千人都值得。”（注：《中共福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3年7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9册，第120页。）所以《红色中华》发表文章明确要求：“在分田之先必须要做散发财物——豪绅地主、反动派的衣物、谷、米、猪肉、用具等杂物分发给群众的工作以启发群众斗争，加深群众对分田的要求与认识。”（注：翰文：《我对分田的几点意见》，《红色中华》第15期，1932年3月23日。）在满足农民经济利益、取得农民信任后，进一步将土地革命推向深入就顺理成章：“早先分地给老百姓，嗯一声，谁也不在乎，给多少要多少……谁也不去看看自己分的地是哪一垅，到种地时，谁也找不上自己的地在哪块。后来又分东西，穷人都分到了东西，心想：”这回不干也得罪人了，反正好人也装不成了，干吧！‘这才和地主撕破脸干起来了。“（注：《两个农民积极分子的思想发展·杨春生自述》，《农村调查资料之一·奉天屯的调查》，东北军政大学总校，1947年编印，第20页。这段调查虽然出自东北时期，但农民卷入土地革命的心态具有普遍意义。）
其五，和整个中国革命一样，中国农村的土地革命和政治力量的影响、推动密不可分，对多数农民而言，“他们是希望我们能够替他创造出幸福来，双手送给他，自己参加斗争是太危险了，不划算”。（注：《中共鄂东北特委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黄麻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及党的工作情况》，1929年5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第35页。为推动农民革命，中共初期在某些地区的暴动中甚至采取了一些极端手段，“如负责人说同志及群众的房屋烧了，没有屋住了，便会出来革命。”（《夏尺冰关于平铜农村党的概况的报告》，1928年9月5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1页））在这一背景下，中共领导开展的政治、军事斗争是将革命推向深入的直接动因，而开展这样的斗争之条件是否成熟，又成为革命能否顺利发展的关键。闽、赣两省成长为土地革命中心，根据的解释，从区域角度看主要有两点：一是白色政权的长期分裂与战争造成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可能，一是民主革命影响准备了红色政权产生的条件。（注：参见：《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49—50页。）江西、福建作为国民政府中央统治力量及地方势力相当薄弱的地区，（注：由于中央权威软弱，地方力量又极不发展，当中共在赣东北展开革命宣传时，地方政权十分惊恐，甚至不得不采取放任态度：“以前他们所张的标语，县长下令取消了，他说：”共党是惹不得的，越惹越厉害，倒是不管的好‘“。（《江西工作近况》，1928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9页））最为符合所说第一个条件；而国民革命曾经在江西、福建掀起的巨澜，为中共在两省的组织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基础。因此，当国共合作破裂、中共独立开展土地革命时，其中心地区主要围绕着国民革命基本区展开绝非偶然。统治力量的薄弱、大山屏蔽的自然环境、国民革命运动打下的良好基础、赣南闽西背靠广东这一与南京政府保持半独立状态地区的特殊地理态势，为红军和苏维埃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有利条件，也是这里成为苏维埃革命中心区的主要原因。
土地情况调研报告篇9
一、为深入推进规范化服务型政府建设，使国土资源局各项工作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和科学化，进一步提高工作质量、行政效能，促进依法行政，根据《国土资源部工作规则》和相关工作要求，制定本规则。
二、国土资源局工作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要求，努力提高行政能力和管理水平；切实履行职能，保证政令畅通；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推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实行政务公开，接受社会监督；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管理方式和工作作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推进电子政务，精简会议、公文和事务性活动，简化办事程序，提高行政效能；加强行政监督，成为高效、务实、负责的政府工作部门。
三、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勤于实践，大胆创新；用心做事，讲求实效；顾全大局，服从命令；忠于职守，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实际工作中，努力提高参与宏观调控的能力、协调办事的能力、自我约束的能力。
四、各科室所要依照法律法规行使职权。在各自职权范围内，各负其责，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各科室所之间要密切配合，协商办事，切实贯彻落实各项工作部署。
第二章职责分工
五、国土资源局实行局长负责制，局长领导全面工作。
六、副局长协助局长工作，按分工负责处理分管工作；受局长委托，负责其他方面的工作或者专项任务。
七、局长外出期间，由负责常务工作的副局长或由局长指定的一位副局长代行局长职责，主持工作。副局长外出期间，由局长或局长指定的其他副局长代行其职责。
八、办公室主任协助局领导处理局机关日常工作。各科室所负责本科室所的工作，在本科室所职责范围内独立行使职权，承担责任。
第三章全面履行国土资源管理行政职能
九、根据国土资源管理职能，积极做好国土资源调查、规划、管理、保护与合理利用等工作；积极参与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法律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引导和促进土地和矿业权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加强对土地和矿业权市场的监管，创造公平竞争的法制环境，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整顿规范土地和矿业权市场秩序，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土地和矿业权市场体系。
十、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认真履行行业管理职能，依法管理和规范国土资源行业组织，充分发挥其作用。依法建立健全国土资源管理领域突发事件应急机制，提高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十一、强化公共服务职能，认真落实《国土资源管理系统行政为民措施》，健全国土资源管理公共服务体系，推进优质便民服务。建立健全各项行政服务的监管制度，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简化程序，降低成本，讲求质量，提高效益。
第四章科学民主决策程序
十二、建立健全群众参与、专家咨询和政府决策相结合的决策机制，健全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提高决策透明度，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
十三、本局代区政府起草的法规草案和由本局制定的部门规章；年度计划、五年计划、长远发展规划、重要改革方案、重大项目立项；参与宏观调控的建议和准备采取的工作措施等重大事项，必须由局党组会议或局长办公会议会审决定。
提请局党组会议或局长办公会议讨论上述重大事项，有关科室和局属事业单位必须严格把关、严格审核、严格履行规定的程序，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其中涉及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其他有关单位的，应事先充分协商；涉及乡镇（街办）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应通过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涉及基础性、战略性研究的，应经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和法律分析。
十四、各科室所应根据全局工作安排和要求，紧紧围绕中心工作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调研工作要求真务实，注重实效，为局党组决策或解决突出问题提供真实可靠的第一手资料。
十五、各科室所要及时、准确向局办报送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的进展、成果、经验、工作措施、建议以及社会反应等政务信息，为局党组了解情况和决策服务。
十六、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及专项规划审查、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及专项规划审查、国土开发整治规划审查、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审查、土地开发用地审查、土地资产处置、采矿权审批等重大事项实行会审制度。上述事项未经会审通过，不得上报上级国土部门办理审批手续。
十七、各科室所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局党组的重要决策、决定，及时跟踪和反馈执行情况，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检查，确保政令畅通。
第五章依法行政要求
十八、推进依法行政。各科室所要严格按照合法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的要求行使行政权力，强化责任意识，不断提高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
十九、制定部门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必须符合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省、市的决定、命令和国家的方针政策。
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规定行政处罚等事项的，应当制定部门规章。制定部门规章应当严格按照《规章制定程序条例》和《国土资源规章制定程序规定》规定的程序起草、审查、审议和公布。
为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省、市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需要制定在全区范围内统一执行的规范性文件，以国土资源局名义出台，在出台前由局法规监察科进行法律性审核。规范性文件后，局办公室应当自之日起十五日内，将规范性文件一式三份报法制部门备案。
涉及两个以上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法规监察科会同有关科室所提出建议，经局长办公会议审议后以国土资源局的名义提请区政府审议或者由法规监察科会同有关科室所与有关部门协调后，联合制定规章或规范性文件。
二十、法规监察科在承办部门规章解释工作中，应充分听取有关科室所的意见，取得一致并报分管副局长或局长审定后生效。在协商中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由法规监察科列出各方理由，提出建设性意见，报局领导协调或裁定。
二十一、严格实行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过错追究制。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中，本局作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的，原具体行政行为的经办科室所要作为被申请人或者被告的人参加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提出行政复议答复或者行政诉讼答辩及其有关证据材料。原具体行政行为被变更、撤销、确认违法并引起行政赔偿的，要依法追究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工作人员的责任。
二十二、坚持行政执法与经济利益脱钩、与责任挂钩的原则，科学配置国土资源局的执法职责，将行政执法的责任落实到岗位，明确责任人，制定并实施考核、监督、奖惩办法。
第六章加强行政监督
二十三、自觉接受区政府的行政监督，提高行政效能，推动廉政建设。
二十四、认真对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行风监督员的建议、提案和意见，研究提出答复意见，及时反馈给代表、委员和监督员。虚心接受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二十五、按照行政诉讼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接受司法监督；自觉接受监察、审计等监督部门的专项监督，对司法监督和专项监督中发现的问题要认真查处和整改并向区政府和市国土资源局报告。
二十六、加强行政系统内部监督，严格执行《行政复议法》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及时发现并纠正违反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范性文件，以及违法的或者不当的具体行政行为；主动征询并认真听取区政府及其他部门的批评、意见和建议。
二十七、重视人民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根据《条例》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制度，确保渠道的畅通；局领导要亲自阅批重要的群众来信；有关科室所要积极配合办做好群众来信来访的接待和办理工作，维护好社会稳定。
二十八、自觉接受新闻舆论和群众的监督，重视新闻媒体报道和反映的工作中的问题，对重大问题，积极主动地查处和整改并向区政府和市国土资源局报告；加强政府网站和国土系统网站建设，及时和更新政务信息，便于群众知情、参与和监督。
第七章工作安排和落实
二十九、年度重点工作目标，确定需要提请区政府讨论审议的行政法规草案、召开的全区性会议和需区政府制发的公文等事项，要形成年度工作安排，及时报送区政府和市国土资源局，并在年中和年末向区政府和市国土资源局报告执行情况。
三十、各科室所要坚决执行区政府和上级国土资源部门的工作部署，认真落实领导同志的重要批示、指示，各项工作落实情况应及时向局领导报告；落实和完成情况要按局领导要求限时报告，各科室所要认真落实局年度工作安排，并在年中和年末书面向局领导、分管领导报告执行情况。局办公室要加强督促检查，适时通报。
三十一、局重要情况要及时向区政府和市国土资源局报告，重大紧急情况要按时限要求向区政府和市国土资源局值班室报告。
第八章会议制度
三十二、局实行局党组会议、局长办公会议和局办公会议制度。坚持每周一早上召开局领导工作碰头会制度。
三十三、局党组会议由局党组书记召集和主持，局党组成员、纪检组长参加。会议召集人可根据需要确定有关科室所的主要负责人列席会议。局党组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一）传达党中央、国务院、省、市、区重要文件和重要会议精神；（二）审议通过局代区政府起草的法规草案和由局制定、颁布的部门规章；（三）审议通过局年度计划、五年计划、长远发展规划、重要改革方案、重大项目立项等重大事项；（四）审议参与宏观调控拟采取的重大措施；（五）讨论决定、部署全局性工作和局机关的重要工作；（六）研究机构、人事、财务等重要事宜。局党组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二次。
三十四、局长办公会议由局长召集和主持，副局长、局党组成员、调研员、助理调研员参加。会议召集人可根据需要确定有关科室所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局长办公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一）研究落实局党组会议的决定、决议；（二）讨论修改上报下发的重要文件，局重要会议的主要文件；讨论参与宏观调控的意见和建议；（三）讨论研究并决定局重要工作，研究局重点调研工作、会议安排、培训等计划方案。局长办公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召开。
三十五、局办公会议由副局长、局纪检组长按照分工召集和主持，或者由局长委托副局长、纪检组长召集和主持。研究、协调和处理局日常工作中一些专门问题。提交议题的科室所要提出出席会议的建议名单，报会议召集人确定并由主办科室所及时整理会议纪要交主持人审核后签发。局办公会议根据工作需要召开。
三十六、提交局党组会议的议题，由局党组成员提出。经党组书记确定后提交局党组会议审议决定；提交局长办公会议的议题，由分管副局长提出，经局长审定后提交局长办公会议审议决定；提交局办公会议的议题，由主办科室所提出议题，经分管副局长确定后交局办公会议决定执行。
参加会议人员应准时参加会议，不能出席局党组会议或局长办公会议，向党组书记、局长请假，不能出席局办公会议，向分管副局长请假；如对议题有意见或建议，可在会前提出。
三十七、局党组会议、局长办公会议由指定人员负责记录，局办公会议由局领导指定人员或由主办科室所负责记录，会后按照会议要求及时编写会议纪要，经办公室主任（副主任）或主办科室所负责人审核后，由主持会议的领导签发。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宜于公开的，应及时报道。
会议记录和资料按有关规定整理、归档。对于会议研究、讨论的各项内容，有关人员必须严格执行保密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传达和扩散。传达、贯彻会议作出的决定事项，以会议纪要为准，并按规定范围传达。
三十八、召开会议要贯彻精简、高效、节约的原则，尽量缩短会期，精减会议人员。
第九章公文审批制度
三十九、局公文处理要按照《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和《*区国土资源局机关公文处理办法》执行。
四十、局收到的区委、区政府领导批示和省厅、市局领导批示的文件，由局办公室报送局长阅批。
局收到的区委、区政府、区级各部门以及省、市文件，由局办公室按职责分送分管领导阅批。
四十一、以局名义报送区委、区政府和省厅、市局的请示、报告，国土资源局颁布的决定、部门规章，人事任免和重大工作部署的文件，由分管副局长审核，局长签发。
四十二、以局名义发文，经分管副局长、党组成员审核后，由局长或受局长委托的副局长签发。各科室不得对外正式行文。
四十三、局与区政府有关部门联合发文，主办科室所要认真协商，主动配合，积极合作。
四十四、各科室所办理公文要主动协商。涉及其他科室所职责和业务范围的，必须会签。出现分歧，经主办科室所和协办科室所的主要负责人协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主办科室应列出各方理由，提出建设性意见，报分管领导和主管领导审定。
四十五、进一步精简公文，加快网络化办公进程，除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布。
第十章作风纪律
四十六、国土资源局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国家公务员八条禁令》、《廉政准则》、《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工作人员禁令》和《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工作人员十不准》等规定，严守纪律，勤政廉洁。领导干部要带头严格执行上述规定，带领工作人员对职权范围内的事项按程序和时限积极主动办理，对不符合规定的事项坚持原则不予办理；不得用公款相互送礼和宴请，不得接受送礼和宴请；对因推诿、拖延等官僚作风造成影响和损失的，要追究责任；对越权办事、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要严肃查处。
土地情况调研报告篇10
关于开通客运班线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关于开通英德至佛冈客运班线的可行性研究报告英德现有人口105万，国土面积5671平方公里，是广东省国土面积最大的县级行政区；佛冈现有人口约33万，国土面积105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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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行性报告以开茶庄为例一、合理的选址：商业经营最注重的是“地气”“人气”，这并非迷信，“地气”主要是看这个地方有没有商业氛围，这种商业氛围对我们所经营的商品合不合适，“人气”主要是指我们经营的地方有没有顾客流这些顾客是否有购买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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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鸭养殖可行性报告一、国内外形式中国、欧洲甚至整个世界，养鸭业的发展方兴未艾、持续增长，发展肉鸭养殖符合世界潮流。在国际市场上，目前每公斤肉鸭价格要比肉鸡高一倍左右，这主要是因为国内外的消费者对畜禽产品的要求已向低脂肪、低胆固醇、高蛋白、
可行性报告的内容与要求可行性报告要依照国家和深圳市的有关规定，结合深圳实际，主要从技术、经济、市场、财务、资源、环保、安全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论证，阐明项目设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可行性研究报告拟写要求一、基本情况1、项目单位基本情况：单位名称、地址及邮编、联系电话、法人代表姓名、人员、资产规模、财务收支、上级单位及所隶属的部门名称等情况。
大米加工厂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年产XX吨优质大米加工厂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目录一、项目概况二、项目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三、项目市场供求分析及预测四、项目建设地点选择分析六、生产工艺技术方案七、项目建设目标八、项目建设内容、规模和投资概算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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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种植可行性分析报告葡萄种植可行性分析报告目录一气候及土壤要求二经济效益三营养价值四社会和生态效益五市场前景分析六葡萄品种选择七启动资金及未来收益预算八风险分析与防控九山东沂蒙苗木基地配套服务宗旨葡萄鲜果，果色艳丽、汁多
肉羊养殖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第一章总论一、项目提要1、项目名称：内蒙古鄂前旗毛盖图苏木肉羊养殖工程建设2、建设性质：扩建3、项目建设单位：鄂托克前旗毛盖图苏木农牧业产业化协会负责人：林霞、张世军4、建设地点：内蒙古鄂前旗毛盖图苏木5、项目申报单
可行性研究报告工业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纲要第一章项目总论第二章项目背景和发展概况第三章市场分析与建设规模第四章建设条件与厂址选择第五章工厂技术方案第六章环境保护与劳动安全第七章企业组织和劳动定员第八章项目实施进度安排第九
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1、标题：×××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2、内容：根据国家和有关部门关于该类项目的广度和深度规定,结合项目具体情况编列,其提纲如下：(1)依据国家产业政策、产业目录、宏观调控政策,在项目建议书基础上进一步进行调研,提出项目背景、项目建
可行性报告格式可行性报告是在市场细分的基础上，企业投资新市场、新产品或改变经营策略的依据，是企业内部统一思想，统一认识的工具．是评估项目风险与回报的最初级文件，是对投资者的第一份承诺书。
项目可行性报告项目可行性报告（编写提纲）一、基本情况1．项目单位基本情况：单位名称、地址及邮编、联系电话、法人代表姓名、人员、资产规模、财务收支、上级单位及所隶属的市级部门名称等情况。
软件可行性研究报告写作提纲一、概述简述项目提出的背景、技术开发状况、现有产业规模；项目产品的主要用途、性能；投资必要性和预期经济效益；本企业实施该项目的优势。
可行性研究报告_________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序言(介绍该工程项目的基本情况)正文(从经济、政治、地理、人文等方面论证该项目的优势、缺点、问题等)结论和建议(写明该项目的可行性的理由、存在问题的对策等)附件1：分报告附件2：图片附件3：参考资料_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