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儿童保护法篇1
一、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工作机制，发挥维护妇女和少年儿童合法权益的积极作用
20*年，团区委进一步完善了区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机制，加强了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的组织机构建设，进一步增进了与综治办、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司法局、教委、文委、民政局、财政局、妇联等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和区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成员单位间的沟通、联系与配合，发挥了工作的主动性，召开了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会，总结各成员单位在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和合力保护少年儿童合法权益方面的工作经验，努力推动镇级单位建立的基层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的各项工作，力求发挥出一个上下沟通有效、各部门齐抓共管、各司其职、措施得力、共同推进预防少年违法犯罪以及保护妇女和少年儿童合法权益的扎实工作平台的积极作用。
为了维护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团区委还深入区公安局看守所对青少年的违法犯罪状况、对全区的社区闲散青少年进行了调研，并建立了全区社区闲散青少年情况信息库，为掌握全区闲散青少年的基本情况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提供了动态参考；此外，团区委充分发挥青少年法援中心和各街道、乡镇未委会法援站的作用，依法维护儿童的合法权益，为儿童提供便捷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积极与区法援中心和有关单位合作，认真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一年来，共接待上访10余人次，工作人员通过协调或与有关专家、单位协商和沟通，处理并妥善解决残疾少年儿童的抚养问题、未成年人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离异家庭子女的监护权今儿未成年人离家出走等涉及少年儿童权益工作的相关问题，加强了对儿童的法制教育，积极宣传杜绝使用童工的政策，提供多种形式的儿童心理健康咨询指导和儿童早期发展服务，提高儿童社会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联合有关部门，为妇女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
二、加强少年儿童的思想道德建设，广泛开展实践活动，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的全面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一）加强思想道德教育，为少年儿童的成长提供优质服务
20*年，团区委依托奥运契机，先后开展了*区“青少年文明礼仪教育实践”活动、“文明礼仪耀京城、志愿服务迎奥运”等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共举办了各类礼仪培训、专题讲座、演讲比赛、知识竞赛等40余场，受教育青少年6000余人次，着力加强青少年文明礼仪素质教育。同时承借20*年奥运公路自行车赛、铁人三项赛以及残奥公路自行车赛事在*举办的有利契机，在全区青少年中开展了“人人都是东道主，文明礼仪迎奥运”主题实践月活动，为青少年提供了了解世界体育文化和开拓视野的平台，增加了青少年健身的兴趣，有效地普及了青少年文明观赛的程度。此外，今年6月1日*区召开了第二次少先队代表大会，并对那些在自身的思想道德建设以及在思想道德教育工作等方面有突出表现及贡献的优秀少先队员和辅导员予以表彰，以此激励全区青少年为树立良好的道德风尚而努力，为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二）引领全区少年儿童，为全区和谐发展奉献力量
20*年，团区委组织部分团员青年到农民工子弟学校对学龄前儿童进行了体检，同时动员组织全区广大少年儿童广泛参与到创建国家卫生区活动中来，组织广大团员青年和少年儿童共植“奥运林”，为*区绿化美化工作的发展奉献力量。
三、帮扶面临特殊困难的少年儿童群体，竭诚为他们做好事、解难事
团区委继续实施“扶贫济困”行动，陆续开展了送温暖活动、爱心助成长等系列活动、深化“希望工程”和“捐资助学”行动，进一步做好“爱心基金”、“学子阳光”、“希望之星（1+1）奖学金”等资助项目，从生活上和精神上关心各类困难青少年，重点帮扶残障青少年、特困家庭子女等特殊群体。20*年，团区委共从希望工程*捐助中心以及社会各界募集和争取各类捐款20余万元；以“希望之星（1+1）奖学金”、“爱心基金”、“明德奖学金”、“金龙鱼奖学金”、“学子阳光”的形式资助*区贫困大中小学生600余人次，切实为面临特殊困难的少年儿童解决了学习、生活困难。
四、深入开展少年儿童法制教育，营造有利于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氛围
青少年儿童保护法篇2
一、维权工作的主要成效
近年来，我县各有关部门单位依法履行职责，不断加大维权力度，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维权，在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努力构建全社会共同关注和推动妇女儿童事业发展的工作格局。
（一）强化思想认识，优化社会氛围
各有关部门充分认识维权工作的重要性，从全面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来认识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时代意义，加强领导，做到机构建立、领导到位、认识到位、人员到位。能找准维权工作与中心工作的结合点，及时解决维权工作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大量侵权案件得到有效处理，维护了社会稳定。各单位认真实施“四五”普法规划，开展以宪法为中心，以保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法律法规为重点的法制宣传，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的法律精神逐步深入人心，妇女依法维护权益的自觉性和能力不断提高，全社会已初步形成尊重妇女、爱护儿童、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良好风尚。
（二）预防打击并举，注重司法保护
各单位认真履行各自职责，推动部门维权和社会维权相结合，各项维权工作制度和维权网络逐步健全，法治意识和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水平明显提高。县人民法院依法惩处重婚、家庭暴力、虐待家庭成员等行为，保护妇女儿童的生命健康权和人格权；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涉及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各类案件；与6所学校共建“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以案释法，普及维权法律法规；突出维权重点，立足“教育、感化、挽救”，抓好少年审判工作。年，全县共依法选举11名妇女干部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依法维权，促进司法公正。今年上半年，县人民检察院充分运用检察职能，严格执法，加强对侵害妇女儿童刑事案件的侦查监督和工作。侦查监督侵害妇女儿童及青少年犯罪案件10件25人，均在受理后3日内办结；提起公诉涉及未成年人案件12件26人，侵害妇女儿童案件10件14人，其中涉嫌犯罪8件8人，拐卖儿童罪1件4人，重婚罪1件2人，有效地震慑和打击了犯罪。公安机关积极开展严打整治斗争，严厉打击伤害、、拐卖等各类侵害妇女儿童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今年上半年，开展“扫黄打丑”行动，加大对严重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淫移物品、违禁出版物、音像制品的查封、收缴力度，加强校园周边治安环境整治，净化中小学校周边环境。司法行政部门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开展“148”法律咨询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年至年上半年，提供司法援助230件，其中涉及妇女和未成年人的案件117件。
（三）依法维护权益，促进发展进步
各单位加大维权工作力度，强化监督检查，积极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促进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贯彻和各项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妇女儿童权益保障工作取得新成效。妇女就业比例逐步提高。县劳动部门今年来积极拓宽妇女就业渠道，努力消除以性别为由的录用标准，提高女性就业率，开展2次“手牵手”再就业宣传活动和劳动资源见面会，发放《再就业优惠证》411本，其中女职工172本，占41.8%。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的水平得到提高。目前，全县女专业技术人员达7265人，政府系列科级女干部25人；2000年以来，我县先后录用224名惠籍大中专毕业生中，其中女大中专毕业生84名。妇联、工会、共青团依法履职。女职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一定保护，“双学双比”、岗位练兵活动扎实开展。今年有1名赴省、5名赴市表彰“女职工自我成才达标”活动标兵，1名女职工赴市表彰“女职工再就业带头人”；今年我县18名市劳模中有6名女职工，占33.3%。全县非公有制企业组建工会中，已建立女工组织达70%以上，为开展女职工工作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证。维权工作成绩显著，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不断深入。全县共有8个系统参与了创建“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县人民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光荣称号，并创建了3个省级、9个市级“优秀青少年维权岗”。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得到促进，《母婴保健法》得到有效落实，至去年年底，孕产妇系统管理率79.21%、高危孕产妇管理率99.65%、新法接生率100%、住院分娩率99.78%、母乳喂养4个月率97.81%、7岁以下儿童系统管理率74.89%、3岁以下儿童管理率78.76%，妇女儿童生活质量明显提高。儿童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在校生法制教育力度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全县各类学校治安形势较好，无出现政治案件、重大安全事故，刑事案件、重大治安案件均远远低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规定的标准，得到省、市的一致好评和肯定。从98年至今，全县婚姻登记率达100%，杜绝了童婚、早婚现象。
二、维权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县维权工作虽取得一定成效，但由于历史及其他客观原因，维权工作仍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男女平等问题。法律上的男女平等到现实中的男女平等，妇女的经济地位、政治权利、教育机会、发展环境和法律保护等合法权益的实现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进程，受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制约，以及几千年封建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影响，加上妇女自身素质及旧价值观的影响，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仍然存在。农村和边远山区妇女儿童自我保护和自我防范意识较差，法制观念相对薄弱。
（二）法制宣传问题。维权法律法规宣传力度不够，出现时松时紧的现象，依法维权浓厚氛围和保障妇女儿童健康成长的社会环境未能有效形成。青少年法制教育工作在部分地区还存在形式相对陈旧、内容比较单一等问题，实效性不明显。针对青少年防范犯罪的自警、自律、自护意识教育在一些地方和区域还没有得到普遍重视。
（三）女职工保护问题。非公有制企业女职工劳动保护工作较薄弱，女工组织作用发挥不到位，女职工“四期”保护不落实，劳动用工不规范，劳动合同中没有女职工劳动保护条款或合同流于形式，任意加班加点、不按规定支付加班工资及使用童工等现象仍然存在。《企业职工生育保险试行办法》落实较难，劳动力市场歧视妇女的现象时有发生，下岗女职工再就业困难。
（四）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问题。家庭暴力是危及妇女婚姻家庭权益的主要问题。婚外恋、包二奶、第三者插足是引发夫妻矛盾、导致家庭暴力的主要原因。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活动屡打不绝，屡禁不止；因家庭暴力引发的离婚案件仍占一定的比例，妇女儿童在离婚案件中仍处于弱势。
（五）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青少年违法犯罪呈低龄化趋势，14至16周岁未成年人已成为违法犯罪的高危人群。全县普通高中升学率为45%左右，一些闲散青少年、流动人口子女、离异和单亲家庭子女、特困家庭子女等特殊青少年群体的违法犯罪问题日益凸显，侵财型犯罪所占比率仍然居高不下。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长效工作机制尚未形成，非法“网吧”、不健康图书等文化垃圾仍在很大程度上危害着未成年人的健康。
三、加强新形势下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工作的几点建议
维权妇女儿童合法权益，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任重道远。要以统一思想认识为着力点，组织领导到位，营造浓厚的维权工作氛围；以务求实效为出发点，方法措施到位，开展扎实有效的维权工作；以完善制度为落脚点，维权机制到位，努力提升维权工作水平。
（一）不断深化思想认识，增强责任紧迫意识
妇女是“半边天”，儿童是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程度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新形势下加强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具体体现。各级政府、各单位要把提高妇女地位、增强儿童素质，全面维护妇女儿童在经济等各个领域中的合法权益作为义不容辞的任务和责任，切实提高对维权工作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的认识，强化责任意识，加强检查督促，细化分解责任，依法开展维权工作。要通过抓学习、抓教育、抓队伍、抓执法、抓规范，加大维权工作力度。要突出重点，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和儿童优先的原则，推动《福建省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年）》、《福建省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年）》中确定的妇女儿童发展和权益保护目标的全面实现，切实维护妇女儿童的政治、经济、教育、健康、人身、财产及婚姻家庭等方面的合法权益，促进妇女儿童事业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二）完善维权工作机制，深化基层维权力度
要进一步健全妇女儿童联席会议工作制度，形成各司其职、齐抓共管的妇女儿童权益保护工作机制，务必在履行职责中达成共识，各负其责；在协调配合中齐抓共管，形成合力。维权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要将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纳入工作责任制，对涉及妇女在政治、劳动、人身以及婚姻家庭权益等领域存在的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人大常委会妇女儿童工作组报告。要建立健全网络、司法保护网络、社会救助网络和维权监督网络，形成妇女儿童维权社会化工作体系。基层司法、行政执法单位要从妇女儿童维权实际需要出发，注重实效，形成有效的预警防范机制，从源头上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各级妇联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妇女利益的代表者，要切实履行代表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基本职能，把妇女儿童维权工作作为主要任务，着力发挥协调推动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创新工作载体，开展调查研究，参与执法检查，及时解决维权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各级共青团组织要认真贯彻中央综治委、《关于共青团组织进一步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意见》，推动青少年维权中心建设，及时有效地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三）不断强化司法保护，坚决打击侵权行为
司法保护和法律服务是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重要环节，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部门要把做好新形势下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工作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牢固树立男女平等的国策意识，自觉承担起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特殊责任，从教育培训、咨询服务、援助发展、司法保护等各个环节帮助支持妇女儿童，为新形势下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实现提供切实有效的保障。司法机关对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案件，要互相配合，认真查办，不得拖延推诿。人民法院要在充分体现司法公正的前提下，优先做好涉及妇女儿童权益的各类案件的调解和审理工作，加大对权益受到侵害的妇女儿童保护力度。要继续吸纳具有一定法律知识和维权工作经验的妇联干部和社会人士担任人民陪审员，参与涉及妇女儿童权益案件的调解和审理，切实加强对妇女儿童的法律保护。人民检察院要继续加强对侵害妇女儿童刑事案件的侦查监督和工作，加大对涉及妇女儿童权益各类案件的法律监督力度，积极做好预防犯罪工作，及时向有关单位提出检察建议，切实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公安机关要严厉打击伤害、、拐卖、吸毒、贩毒、等侵害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活动。加强措施防范，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建立和完善“110”家庭暴力接警和处理机制，有效遏制家庭暴力行为；加强与各级妇联组织密切联系，及时沟通，共同解决维护妇女儿童权益的有关事宜，提高妇女儿童对公安工作的满意度。司法行政部门要加大有关妇女儿童法律法规的宣传普及力度和基层司法调解工作，认真贯彻国务院《法律援助条例》，切实履行管理监督职责，加强妇女法律援助工作，保障经济困难的妇女儿童获得必要的法律服务。各有关部门、单位要继续做好预防青少年犯罪工作，努力构筑学校、家庭和社区相结合的工作格局，切实采取有效措施，把闲散青少年、困难家庭子女纳入教育、管理和服务范围，在生活上解困、学习上帮助、行为上纠偏，把违法犯罪的倾向和行为消除在萌芽状态。
青少年儿童保护法篇3
在论及中国青少年权益维护和犯罪预防工作中，我们不能不将视角转向农村留守儿童这一当今典型的社会现象和需要特殊关注的弱势群体。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据，我国共有2亿农民工，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2亿左右，外出务工的农民工与其未成年留守子女的分离，由此而形成了高达2000万的农村留守儿童群体，且呈继续增长的趋势。在一些农村劳动力输出大省，留守儿童在当地未成年人总数中所占比例已高达18％至22％，他们的父母能够在1至2年内回家的仅占38％，2到3年内回家的占36％，而3年以上的达到26％。在这些农村留守儿童中，多数是与老人生活在一起，有4.9％的孩子甚至是独自一人生活。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境况不仅涉及到个人的发展和家庭的幸福，关系到犯罪率的控制和社会治安的稳定，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众多的调查表明，人数庞大的留守儿童身上明显体现出四类突出问题：一是由于亲情缺失，多数留守儿童心理存有障碍，出现了胆怯、懦弱、孤僻、任性、偏执、抑郁等不良心理现象；二是由于教育不够，许多留守儿童义务教育无法保证，即使在读学生不少也是厌学情绪日益加深，学习成绩普遍偏差，有这样那样的不良行为习惯；三是由于监护不力，留守儿童人身安全问题突出，被不法行为侵害的案件和人身意外伤亡事件屡屡发生；四是由于生活贫困，不少留守儿童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得不到满足，从小就从事与身体不相适应的体力劳动，身体状况令人担忧。留守儿童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离不开来自父母的悉心照料和呵护，而由于其父母长期出门在外，陷入想管管不到的困境，而其他亲人又常常陷入管不好甚至不愿管的状况，导致这样的结局发生：一方面，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维护，侵犯留守儿童合法权益的事件时有所闻，另一方面，可塑性极强的留守儿童又极易受社会不良习气的影响，成为违法犯罪行为的多发群体。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特殊的中国现象，无疑已成为青少年合法权益维护和青少年犯罪预防中的重点和难点。可以这么说，中国青少年犯罪的有效控制，中国社会治安长治久安乃至于青少年一代健康成长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认识并做好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已经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专门成立了农村留守儿童专题工作组，加紧构建基层全方位监护网络和加强家庭教育指导；城市实行教育平等，让留守儿童到父母务工的城市与城里的儿童一起学习；农村创造出了家长制、学校寄宿制、邻里互助制、第二监护人家长学校等好的经验和做法，努力让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有人维护，文化学习有人辅导，日常生活有人照料，心理困惑有人解答，行为习惯有人关注，并开始形成了全社会齐心协力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良好格局。
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我国青少年权益维护和犯罪预防的重点群体，自然应当引起从事青少年教育保护的实际工作者和理论研究者的高度关注。我们应当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密切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深入研究农村留守儿童的成因、特点和科学对策，以富有成效的工作业绩和研究成果，奉献我们的一片爱心，体现我们的科学精神和社会价值，为建设和谐社会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青少年儿童保护法篇4
一是单亲监护，即只有父母一方在家照顾孩子。此种监护方式多为母亲留在家中。此时，在没有男性劳动力的家庭，母亲会因粗重农活和双方老人的负担，对孩子的照顾大打折扣；也有些家庭是父亲留在家照看孩子，由于男性性格相对粗犷，在教导孩子时缺乏耐心，喜好用强制手段解决问题，常会造就“问题少年”的出现。二是隔代监护，指把孩子交给其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照看。首先，由于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年老体弱，文化水平有限，对留守儿童的照顾仅限于温饱方面，而对其学习的帮助很小。其次，因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大多数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会对孩子过分溺爱，对孩子的过度放纵，易造成孩子自私，蛮横任性等问题。三是上代监护，指把孩子托付给叔，舅，姑，姨等亲属。首先，上代监护会给孩子寄人篱下的精神压力。其次，此种监护常出现频繁更换监护人的情况，造成留守儿童要不断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从而给本来就缺乏情感依赖基础的儿童更大的心理压力。此外，此种监护中，常出现受托人对留守儿童实施虐待、犯等犯罪行为。四是自我监护，指让孩子自己照顾自己。此时，孩子不仅要承受学习负担，还要自己解决生活的衣食住行等问题。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孩子由于无人监管和心智不成熟，容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出现迷恋网游、打架斗殴，早恋等现象。甚至还会形成小偷小摸的恶习，进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二、农村留守儿童面临的困境
（一）人身安全问题
2010年《中国农村儿童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全国未成年人受侵害案例中，67.4%发生在农村地区，其中大多发生在留守儿童中间。据统计，63%的留守儿童是属于隔代监护。由于缺乏安全教育，农村留守儿童容易受到人身伤害，甚至被当做犯罪对象，成为被拐卖,等犯罪的作案目标。数据显示，在被拐卖的儿童中，人数最多的是留守儿童。在遭害案件中，农村地区犯罪率最高。此外，由于家庭和学校对安全问题衔接存有“真空地带“，在农村，留守儿童因溺水、触电、车祸等意外伤亡事件常有发生。
（二）心理问题
大多数农村留守儿童常年与父母分离，缺乏与父母的情感交流，造成这些儿童性格自卑，内向，孤僻等问题。据一项心理调查显示，有49.7%的农村留守儿童表示，父母外出打工对自己的生活影响“很大”；有28.2%的农村留守儿童表示，在生活中遇到烦恼时，只能“闷在心里”；面对挫折时，有26%的留守儿童表示“很希望父母在身边”，有8%的儿童则表示“不知所措或想自杀”；23.9%的人表示“很少与他人交流“。
（三）受教育权问题
《宪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都对青少年受教育权做出规定。但大多是慨括性条文。近几年，中央也加大了资金和政策扶助，但仍无法改变农村儿童受教育权缺失现状。由于户籍制度问题和城里高额的借读费，让大多农村父母无力承担，只能将子女留在农村接受教育。在学校教育方面，农村办学条件差，教育资源不足，教育观念落后。在家庭教育方面，留守儿童的父母常年在外，没有父母的言传身教，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也是相当缺失的。
（四）发展权问题
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心智不健全，社交能力弱，道德素养低等问题。相关心理研究表示，这些年幼时形成的问题会对其一生造成严重的发展困境。据2009年教育部门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村青少年初中毕业就读高中的比例已经从1988年的26.3%降低到现在的18.6%。更为严重的问题是，每年大约有203万的农村青少年于小学毕业后即走向了社会，成为新一波低文化依靠体力劳动的社会人。必须得承认，没有完全接受基本教育，必定会对留守儿童今后的发展产生不良影响。
三、农村留守儿童权益保障之对策
解决留守儿童权益保障问题，关系到我国未来人才的可持续性发展。
（一）完善留守儿童的监护制度
现行法中，只有少量法律对留守儿童的监护制度有规定，《民法通则》中没有规定委托监护的问题，这造成在适用委托监护时，往往找不到权威法律依据。因此建议制定《农村留守儿童监护条例细则》，以强化法定监护人的职责，同时明细委托监护人的任选资格和义务。其次，要明确规定变更监护人和监护职责转移的条件及内容，并设立监督和惩罚机制，以达到切实保护留守儿童受监护权的目的。
（二）完善相关法律
《未成年人保护法》以及《义务教育法》中对留守儿童权益保障的规定，大多是缺乏可实施性的“空法”，甚至有些规定早已过时。因此，建议立法机关尽快制定针对留守儿童权益方面的法律，并完善现行法律中的相关监护职责，切实保障留守儿童的受教育权，健康权，发展权。同时，对现有“空法”性质的相关法律作出司法解释，以促进法律的可操作性。建议允许和鼓励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实施细则，以多层次，多角度给予留守儿童切实的保护。
（三）建立公平公正的教育体制
农村经济发展有限，教育资源匮乏，所以建议政府倾斜教育资金于农村教学设施建设，加大对农村师资力量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其次，调整我国户籍政策，给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平等在城市读书的机会。此外，建议学校与农村村委会及派出所为留守儿童建立成长档案和联系卡等监控体系，鼓励学校定期与这些儿童交流，全面了解其学习生活情况，使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得到多重保护。
（四）改革现行户籍制度
城乡二元制户籍制度为我国城市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现在，二元制户籍制度，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障碍。首先，该户籍制度是阻碍农村儿童随同父母转移城市读书的重要因素。其次，因该户籍制度的存在，增加了城乡公民在接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所以，建议改革二元制户籍制度，保障农村儿童跟随父母生活的权益，从而减少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
（五）完善行政监督
在政府完善农村社保同时，也应制定专门针对留守儿童权益保障的措施。如，建立针对农村留守儿童的法律救助中心，在其权益遭侵害时，能通过这一通道得到帮助；鼓励农村学校建立寄宿制形式，给选择住校的留守儿童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同时，设立教师帮扶机制，给予留守儿童生活上的关心；加强政府的监管，建议政府设立针对留守儿童的帮扶组织，专门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
（六）鼓励社会力量的积极帮扶
保护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需要政府，学校及家庭的积极配合和社会力量的参与。首先，村委会是除学校之外与留守儿童接触较多的基层组织，村委会应主动发挥其功能，给予留守儿童帮助，在其权益遭侵害时，及时介入，防止问题恶化。其次，各级妇联应定期下乡走访，关注留守儿童的情况，同时，妇联应加强与相关慈善组织的联系，呼吁各界给予留守儿童帮扶。此外，报刊，电视，网络等媒体组织也应给予农村留守儿童关注。
四、结语
青少年儿童保护法篇5
一、成立组织，强化责任
针对鹤壁市留守儿童问题，市委领导高度重视。市委有关领导专门听取了团市委关于留守儿童工作的情况汇报，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要求。党有号召，团有行动，团市委十分重视关爱留守儿童工作，将其纳入重要工作议事日程，成立了以团市委书记为组长、副书记为副组长的关爱留守儿童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由学校部、权益部、少工委联合负责的工作小组，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工作机制。同时，各县（区）团委也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团市委与各县区团组织负责人签订了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关爱留守儿童工作责任书，实行定人员、定责任、定奖惩的工作责任制，将工作实绩与年度工作考评挂钩，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此基础上，团市委计划在全市各级团组织中开展以“平安留守.快乐成长”为主题的留守儿童关爱活动，对关爱留守儿童工作进行全面部署，确立了以活动开展促工作进步的基本思路，为切实做好留守儿童关爱行动打下良好的基础。
二、创新方式，丰富载体
针对留守儿童缺乏有效家庭管理教育的实际情况，团市委计划鼓励动员基层乡镇、农村和社区的团干部担任留守少年儿童的“义务家长”，为留守少年儿童的学习、生活、安全等提供力所能及地、有针对性地帮助，给予他们亲情般的关爱。“义务家长”每季与留守少年儿童家长或监护人联系两次；“义务家长”每月与帮扶少先队员至少联系一次。“义务家长”在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重要节假日对帮扶留守少年儿童进行一次家访，力所能及地给留守少年儿童生活上一些资助；“义务家长”每学期与在外打工的留守少年儿童家长书信或电话联系一次，通报留守少年儿童情况。
三、立足职能，深入宣传
团市委立足自身职能，充分发动各级团组织和志愿者队伍，广泛深入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亡宣传教育工作。一是组织志愿者队伍进社区、进学校、进广场，开展预防未成年人溺亡专题宣传；二是安排各级团组织动员公安、检察、律师等队伍中的志愿者、法制副校长等，分别前往各主要中小学，利用“法制课堂”“法制讲座”等形式，开展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宣讲；三是组织开展“两法一条例”宣传，让志愿者走上街头，通过展板和传单进行宣讲，让社会更加了解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四是利用宣传活动，抓紧中小学生在校时间开展未成年人自救自护教育，组织各学校团委、少先队开展防灾演练；发动志愿者前往贫困山区小学开展预防溺亡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并发放青少年自救自护教育卡通书、防溺亡宣传单等。
四、借力新媒体，扩大覆盖
一是以12355青少年维权热线为平台，采取组建专业工作人员队伍的模式，由法律、心理等方面的专家和志愿者为青少年提供法律、心理、维权、自护等方面的免费咨询服务和受理对侵害青少年合法权益行为的控告、投诉。计划今年将开展一次面向留守儿童的热线仪式，配合新闻媒体介绍热线的使用方法和具体作用，扩大热线在我市留守儿童群体中的知晓度，切实保障留守儿童的合法权益，多种形式层次推进，深化留守儿童帮扶活动。二是充分利用团属微信、微博、网站等网络新媒体开展相关宣传工作。在团市委微信公众号“青春鹤壁”和官方微博进行不定期预防未成年人安全教育小知识，用图文并茂的形式吸引未成年人阅读，开辟专栏进行宣传，通过视频和图文宣传安全教育专题知识；同时组织各级团组织利用微博、微信公众号播放关于中小学生预防危险、安全教育视频，扩大宣传范围，尽量多地覆盖广大未成年人，利用微信微博阵地每周开展未成年人保护“一法一条例”的宣传，通过网络普及未成年人保护法律知识。
五、存在的不足及建议
工作开展以来，我们虽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主要有：
（一）由于团市委人手力量不足、经费困难，在工作的开展过程中存在覆盖范围不够广的问题。
（二）宣传形式比较传统，宣传手段和内容仍显单一在今后的防艾宣传教育工作中有待进一步创新。
结合存在的不足，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以改进:
（一）不断创新活动载体及内容继续加强宣传教育工作。
青少年儿童保护法篇6
【摘要题】青少年成长与社会发展
【关键词】青少年问题/青少年犯罪/儿童福利/政策框架
【正文】
一、社会结构转型与青少年政策议题
中国处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人口结构与家庭结构转变、城市化、工业化、社会现代化、全球化处境和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导致青少年问题突出，成为公共政策与社会政策核心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史无前例的社会结构快速转型时期，社会环境与社会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年龄、性别结构和人口老龄化浪潮等凸显少年儿童议题，在家庭结构、家庭功能与家庭生活状况发生重大转变情况下，独生子女已成为社会现实问题。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大量乡村社区的少年儿童通过各种途径进入大城市，城市居民家庭生活方式转变导致大量少年儿童成为“问题儿童”、“困境儿童”和“边缘儿童”，城市化、家庭生活状况与儿童少年问题的内在逻辑联系，成为社会科学与政策研究重要议题。对于当代中国社会来说，影响少年儿童问题的重要因素是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和本土化需要，无形之中增加儿童少年问题的复杂性，外来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都影响少年儿童行为。更为重要的是，社会结构转型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利益关系的结构调整，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调整自然反映在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少年儿童同伴之间的关系上。简言之，社会结构转型和宏观取向的国际、国内社会环境“不约而同”聚焦儿童少年问题，使本来就十分突出、重要、复杂和敏感的少年儿童问题，更加显赫、重要、复杂、格外敏感。
少年儿童问题的核心是国家与儿童的关系模式，实质是政府有关少年儿童的政策框架，精髓是社会各界特别是决策者与社会管理者如何正确认识、看待、处理棘手的少年儿童问题。少年儿童身心健康与幸福快乐成长问题核心是国家与儿童的关系，是儿童福利与保护议题。在国家与个人关系框架中，国家与儿童的关系最为基础、最为重要，最具社会经济政治涵义。这意味少年儿童问题是错综复杂社会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政策框架中处于基础地位，意味儿童福利是个人福利、家庭福利、社区福利和社会福利服务的基础部分，地位举足轻重。纵观中国少年儿童的研究状况，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少年儿童研究的两次理论政策研究高潮，第一次研究高潮期是1980年代早期，第二次研究高潮期是1990年代中后期，研究高潮动因、推动力量、研究主题和研究兴趣却惊人相似：预防青少年犯罪和少年儿童犯罪行为研究。[1]然而二次研究高潮的显著不同之处是，1990年代中期以来，少年儿童问题成为党中央战略决策和公共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政府形成清晰明确的儿童发展政策，如儿童发展十年纲要，儿童问题成为关系家庭幸福美好生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国家繁荣富强的重大战略议题，少年儿童工作和相关的理论政策研究取得世人注目的辉煌成就，少年儿童研究成为“显学”。党和国家有关少年儿童的政策法规大量涌现，少年儿童问题成为全社会高度重视战略重点。如何正确认识、理解、对待和处理少年儿童问题，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等战略议题应运而生。
二、欧美国家的经验与国际社会的惯例
欧美国家与儿童的关系性质、类型主要是社会政策、社会福利、家庭福利与儿童福利，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成为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最高目标，生活福利和社会保护色彩浓厚。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现代化以来，儿童、妇女、家庭、工作与生活议题成为“社会问题”，童工现象、童年社会化、妇幼保健、教育和儿童少年身心健康成长等议题格外突出。[2](p28)当时不仅18岁以下的儿童少年问题突出，18岁以上的青年问题同样格外突出，引人注目。为了解决青少年问题，确保青少年身心健康成长，正常参与社会生活和发挥应有的社会作用，基督教青年会(YmCa)、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等一大批非宗教性民间社会服务机构诞生，他们主要以青少年为服务对象，为青少年提供优质多样文化娱乐体育服务，满足青少年多样化和不断发展基本需要，通过社会服务活动预防青少年犯罪，发掘青少年发展潜力。[3](p2)英国当时为青少年、穷人、失业者、长期病患者和其他需要帮助人群提供社会服务、社会福利与社会保护服务活动的民间组织如此众多，以至产生专门从事民间组织规划协调发展和科学管理的慈善组织会社(CoS:CharityorganizationSocieties)，慈善公益事业、社会服务与社会保护事业兴旺发达状况由此可见一斑，[4](p5)基本假设是社会有责任满足青少年的需要，如果人们的基本需要无法满足，缺乏正常化与合法性的宣泄渠道，他们就会采取反社会手段。十九世纪末期，相对单纯生活化与娱乐性服务已无法满足少年儿童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要求，如何确保所有少年儿童享受基础教育服务，使少年儿童从工厂和街头巷尾生存转入到学校，摆脱愚昧无知和文盲落后困境，提高未来公民和劳动力综合素质与市场竞争力成当务之急。英国1870年《中等教育法》规定，强制学区中所有5-12岁的儿童入学，接受基础义务教育。1918年教育法取消小学学费，规定14岁为义务教育离校年龄而不准有任何的例外。[5](p18)同时，如何提供综合性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预防疾病，降低生育风险，开展妇幼保健服务，确保所有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成为健康政策中心议题。1902年助产士法和中央助产士委员会应运而生，生育健康、食品营养、妇幼保健和预防接种等服务迅猛发展。[6](p64)
1902年英布战争结局震动朝野上下，全国舆论哗然，国民体质和健康状况成为社会的热点。1904年英国政府组建关于国民体质恶化的联合委员会，1905年组建公立小学儿童医疗检查及用餐营养的联合委员会，1907年普遍实行学校医疗服务，1911年颁布《国民健康保险法》，1918年母亲与儿童福利法授权地方政府保护母亲、婴幼儿健康，且成社会服务主体。[7](p230)现代儿童福利、妇女福利、妇幼保健、家庭福利、基础教育、基本健康服务等制度框架诞生。
二次世界大战强烈刺激政府广泛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纠正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失效，极大推动社会政策与社会福利制度发展，以家庭、福利、教育、健康为主的儿童福利制度形成。战争促使“集体主义国家”迅猛发展，战后首先通过是以卫生部长艾迪逊命名的艾迪逊法，其最大历史贡献是规定地方政府为工人阶级建造住房提供补贴，改善居住状况和生活环境，发展公共住房部门，极大改善国民的身心健康状况，显著提高所有公民的生活质量。[8](p38)最重要的是，1942年诞生的《贝弗里奇报告》奠定现代福利国家制度框架与社会政策框架，该报告建议从扩大覆盖对象范围、扩大覆盖风险范围和提高待遇标准的角度改革社会保险，建议建立家庭津贴制度，以根据家庭收入水平和生活需要为儿童提供某种形式的津贴制度，建议为所有公民，包括家庭主妇、无业人员、未成年人、退休人员提供全面医疗康复服务，建议为所有妇女提供生育津贴、遗孀津贴，建立覆盖全民和由摇篮到墓地的福利国家。[9](p4)1944年通过的巴特勒教育法规定，政府为所有儿童提供普遍的、免费的国家中等教育服务。1948年通过有深远历史意义《儿童法》，巩固现有儿童照顾立法，促进家庭社会工作。[8](p45)1948年工党政府创立全民健康服务(nHS)，标志福利国家与社会政策框架最终形成。[10](p1)家庭、儿童福利、教育服务、健康服务和兴旺发达的公共服务体系为儿童发展营造适宜环境。
美国儿童福利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状况，为如何思考青少年问题提供又一典型例证。美国建国早期基本采取英国伊丽莎白时期济贫法制度与价值观念，儿童照顾形式主要演变脉络是济贫院的院内救济照顾、学徒契约、院外救济、孤儿庇护所和家庭收养，清楚反映儿童照顾形式演变背后隐藏的儿童保护福利化、儿童利益最大化、儿童优先和最适合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的环境是家庭等观念发生革命性变化，为十九世纪末期的慈善组织运动和儿童福利事业发展奠定价值基础、组织基础和广泛社会基础，儿童少年身心健康的成长成为公共议题。1909年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召开首次具有历史、划时代意义的白宫儿童福利会议，会议明确指出儿童问题的核心是，家庭生活是文明的最高和最好成果，除非迫不得已的原因，儿童不应被剥夺家庭生活的权利；儿童不应只是因为贫困的原因而被带离他们的家庭；收养家庭应为那些收养儿童提供最希望的照顾；政府应设立儿童福利局，以发展儿童福利事业等。首次白宫儿童福利会议的首个副产品是以“资助父母法案”著称的“母亲年金法案”，目的是支持母亲继续在自己家中照顾她们的孩子。第二个重要成果是1912年成立了儿童福利局。以后美国分别于1919、1930、1940、1950、1960、1970、1980、1990、2000年召开白宫儿童福利会议，儿童福利范围不断扩大，由儿童福利、健康、教育标准扩大到青少年犯罪研究。与此同时，儿童福利局还管理联邦童工法、母婴法，管理联邦社会保障法中的儿童福利提供，管理紧急和婴儿照顾法，确保儿童福利健康发展，儿童法律保护框架呈“社会福利化”趋势。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儿童照顾发展变迁轨迹同样呈现整合化、服务化、规划化和福利化趋势，儿童福利范围覆盖家庭生活、健康服务、教育服务、就业服务、社区娱乐和法律保护。[2](p56)
北欧挪威的社会福利与儿童福利制度框架同样如此，儿童福利与健康照顾是福利制度基础，相关法律规定有儿童法、收养法、教育法和现金补贴法，儿童福利呈医疗保障化趋势。[11](p5)这说明挪威的儿童福利达到更高层次，健康照顾服务已超过教育而成为儿童福利主要内容。
欧美国家儿童照顾、儿童保护与儿童福利制度发展演变过程形成若干国际惯例和结构性发展规律，为设计儿童福利制度框架，选择儿童照顾方式和从事儿童保护提供宝贵国际经验。首先，少年儿童是社会福利与社会保护最基础、最重要的服务对象，是最典型的依赖群体，少年儿童因其身体、精神心理、人格和社会适应能力发育不成熟、责任有限而受到社会保护。这种思想价值观导致人们对待少年儿童问题应采取截然不同成年人的观察视角和判断标准，这种否定成人思维，承认少年儿童特殊需要，强调未成年人需要社会提供特殊保护服务思想，为现代少年法、少年刑法、少年司法和儿童福利事业奠定思想基础，体现人性之光。[12](p3)而且少年儿童的法律保护和司法保护是社会保护的最后部分，重点和关键是如何预防犯罪。其次，少年儿童问题核心是为其营造宽松、和谐、安全、优美生活环境，建立幸福美满家庭生活，确保儿童少年身心健康、无忧无虑、快乐幸福成长，使他们成为未来社会合格主人公。如何发展家庭津贴和生育津贴制度，保持、支持家庭功能正常化发挥，是儿童福利制度核心。第三，少年儿童的核心问题是身心健康快乐幸福成长，确保正常的儿童社会化过程与环境，使其成为合格的、高素质的现代公民。这就要求家庭、国家与社会为少年儿童提供多样服务，以满足他们身心健康成长的各种基本需要，和谐家庭生活、环境卫生、食品营养、妇幼保健、家庭照顾、义务教育、健康照顾、心理辅导、公共卫生、职业培训和社区服务等是儿童发展必须的基本服务，没有或缺乏或服务质量不高状况，必然直接影响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13]这意味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迫切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优质的社会服务和全面综合照顾保护。第四，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涉及众多领域，儿童福利成为联结家庭福利、妇女福利、社区福利、国家福利、社会福利和市场福利的最佳连接点、交叉点和重叠点，儿童福利至关重要。这意味儿童福利是观察文明发展程度、社会现代化、社会福利制度现代化发展阶段的最佳角度。第五，所有现代国家都承认保护少年儿童，发展儿童福利事业是政府不可推卸的基本职责。儿童福利制度与政策框架成为观察、解决少年儿童问题的制度化途径，是社会发展基本方向。
三、中国青少年研究典范与基本理论取向
中国青少年研究典范与理论基础均处于结构性转型过程之中，新型现代少年儿童研究典范的雏形清晰可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青少年研究蓬勃发展，取得世人注目的辉煌成就。但是，总体来说，像当代中国社会和少年儿童群体一样，少年儿童研究典范同样处于结构性转变过程之中，传统研究典范与现代研究典范并存共生，相互交织，成为中国社会基本特征。概括来说，中国少年儿童传统研究典范的首要基本特征是“意识形态化”和“伦理道德化”。1949年以来，少年儿童实际工作与理论、政策研究的重点始终是如何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四有”新人，如何对少年儿童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革命意志教育，如何进行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以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接班人。国家对大中小学生进行广泛、深入、持续、全面政治思想教育成为中国教育体系的突出特色。这种结构性特征典型反映在少年儿童研究工作和理论视角中，成为传统研究典范首要特征。换言之，注重道德化福利观与伦理道德教育，是中国少年儿童工作与研究基本制度特征。[14]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儿童发展十年纲要已彻底改变了这种状况。儿童发展领域已覆盖人口控制、计划生育、妇幼保健、食品营养、环境保护、安全饮用水、基础教育与扫盲、社区福利与家庭保障、儿童权益保护、优生优育优教等几乎所有领域。[15]
其次，少年儿童工作对象与研究对象存在双重标准，一方面所有少年儿童都是工作对象，另一方面只有极少数各类困境儿童和未成年犯是服务对象、研究对象，少年儿童工作与研究中的选择性与困境儿童群体化特征明显，并未将所有少年儿童和正常儿童都纳入工作范围。长期以来，少年儿童工作与研究主要侧重某些特殊群体，在少年儿童福利与社会保护工作中，主要是局限于孤儿、弃婴、残疾儿童、农村儿童、贫困家庭儿童、流动儿童、服刑人员子女和艾滋病致孤儿童等，他们是少年儿童群体中的困境儿童和失依儿童，是最易受伤害的群体。政府、社会为这些儿童提供优质机构照顾与保护服务，努力满足其基本生活和发展需要。[16]但是这种十分有限的国家福利服务反映出缺乏普及性的儿童福利制度，绝大多数正常儿童无缘国家福利保护。理论上说，所有少年儿童和未成年人都是国家儿童福利制度的基本服务对象，然而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正常儿童无法享受国家福利，甚至许多困境儿童尚未纳入国家儿童保护网，国家尚未完全承担照顾保护所有儿童的基本福利责任，选择性色彩浓厚。[17](p2)这种状况容易加剧用特殊性、而非普遍性，问题化、而非正常化的思维看待少年儿童问题，难以准确了解绝大多数少年儿童的基本需要，难以制定科学合理儿童福利制度与政策框架。
第三，少年儿童工作范围与研究内容相对狭隘局限，侧重意识形态宣传和伦理道德教育，侧重于问题儿童和家庭，关注少数群体问题，以儿童福利、家庭福利、社区福利、健康服务、教育服务、公共住房和公共服务为基本范围的儿童福利保护体系尚未成为基本的工作范围，少年儿童服务与保护范围过于狭窄，例如基础教育、健康照顾、心理咨询都未纳入福利范畴。长期以来，中国社会福利概念内涵外延界定非常狭窄，社会福利概念基本等同社会救助概念，这种状况自然影响儿童福利概念的内涵、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与儿童福利政策模式选择，结果是只有国家兴办的儿童福利院和儿童福利院收养的孤儿、残疾儿童才是儿童福利对象，只有基本的生活照顾和基本生活服务才算儿童福利基本范围，儿童心理咨询、基础教育、食品营养、妇幼保健、健康照顾、社区服务等诸多基本儿童福利服务内容都不是儿童福利范围。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儿童福利院和基本生活照顾、基本生活服务之外的研究都不是儿童福利理论政策研究，自然也缺乏儿童福利理论研究的视角，刑法化与泛法律化的倾向比较明显。更为重要的是，人们普遍将儿童福利需要社会问题化，通常从社会问题化取向来看待儿童。这种状况基本成因是中国社会缺乏现代的社会福利与儿童福利的观念，缺乏福利文化基础。
第四，少年儿童工作体系和研究工作分散在众多部门，形成条块分隔与零碎分散状况，缺乏综合性、系统性、整合性与制度化的儿童福利制度安排和思想理论体系，无法有效满足少年儿童不断增长和日趋多样的基本需要。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少年儿童工作体制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会团体从事少年儿童日常管理和服务提供工作，例如民政部负责孤残儿童、流浪儿童和艾滋病致孤儿童的家庭寄养、机构照顾和生活养育，教育部负责适龄少年儿童的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劳动社会保障部负责职业技术培训工作，卫生部负责少年儿童的优生优育、食品营养、妇幼保健、预防接种、身体健康和学校健康，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负责计划生育、人口控制、生殖健康、母婴保健和健康教育等，中国青少年工作委员会负责少年儿童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少先队、共青团和各级团组织建设，全国妇联负责婚姻家庭、家庭生活、计划生育、妇女解放、妇幼保健和妇女权益保护等工作，中国残疾人联合会负责残疾儿童的社区康复、特殊教育、就业培训、关爱保护和福利服务，人为将系统、整合的儿童需要分隔为不同部门的服务，自然难以满足儿童整合性发展需要。这种四分五裂的工作体制直接来源于缺乏以人为本和以儿童为中心的系统性儿童福利理论。
第五，少年儿童工作的功能作用主要是组织性、教育性和政治性的，功能性质主要是政治性、道德化和补救性，缺乏社会性、发展性、福利化、生活化取向儿童福利理论思想体系，儿童福利制度功能作用发生负面转变，不利儿童福利政策发挥应有的积极性与发展性作用。长期以来，由于少年儿童工作性质主要是政治性、道德化和组织化活动，且工作重点是预防青少年犯罪，注重社会结果和关注少数问题儿童，少年儿童工作体制难以发挥应有积极作用。总体来说，缺乏社会性、发展性、福利化、生活化取向儿童福利理论无形中加剧这种状况，导致少年儿童工作体制、服务提供和服务组织运作模式高度政治化，儿童福利化色彩淡薄。这种现实状况反过来又严重制约儿童福利理论发展，制约现代儿童福利思想广泛传播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少年儿童工作体制和政治化、刑法化、道德化的儿童福利理论产生广泛影响，导致少年儿童工作体制与儿童福利思想难以发挥应有积极作用，功能作用发生消极的影响。
现有少年儿童的工作体制和儿童福利研究模式存在诸多结构性、系统性、体制性弊端和负面影响，亟待改变，刻不容缓。首先，儿童福利价值基础“意识形态化”和“伦理道德化”，而非生活化与社会目标化，促使少年儿童过早涉足政治生活，加快少年儿童政治社会化进程，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造成少年儿童对政治议题不应用的反感、厌倦和消极抵触情绪，不利少年儿童成人后的政治参与和政治思想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去意识形态化已成当务之急。其次，服务对象的选择性，主要局限少数困境儿童和研究领域的局限性、犯罪问题化倾向，既违背儿童福利制度安排的普及性原则和正常化儿童为主的国际惯例，又极容易误导公众，还不利于体现政府的社会福利责任承担，不利于培养大批合格接班人和高素质的公民群体。第三，狭窄的社会福利与儿童福利定义、社会问题化的儿童形象容易造成人们的思想混乱，
对待儿童问题的刑法化与泛法律化解决的倾向加剧少年儿童问题的政治化和去儿童福利化，其结果常常适得其反，不仅无助于解决少年儿童问题，而且还可能加剧恶化现存问题状态。第四，分散分隔的少年儿童工作体系和缺乏综合性、系统性、整合性、以儿童为中心的儿童福利理论体系容易忽视作为整体、全人的儿童，常常看到儿童问题的某个侧面或局部状况，不能最大化满足儿童的需要，不利于儿童利益最大化，不利于儿童优先和儿童权利原则实现。最重要的是，不利于有限资源的充分整合利用，甚至浪费宝贵资源，难以发挥综合性作用。第五，少年儿童工作的功能作用政治化冲击了儿童福利事业的人性化、保护性和福利性色彩，缺乏社会性、发展性、福利化、生活化取向的儿童福利理论体系对儿童、公众没有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少年儿童工作体制和运作模式政治化、组织动员化结果是无法有效团结广大少年儿童，无法充分发挥儿童福利制度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社会投资和社会融合积极作用。
四、社会政策框架与生活化儿童福利体系
社会发展议程核心是正确处理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关系，社会政策框架设计实质是如何设计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以改善全体国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个人福利与全社会的福利水平。社会发展问题核心是社会生活质量问题，社会生活质量问题实质就是社会福利与社会和谐，关键是如何正确处理经济市场与社会市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关系。社会政策是国家、社会有关社会福利基本原则与指导方针，目标是提高个人福利与社会福利。福利是幸福美好的生活，个人福利是个人幸福美好的生活，社会福利是全体成员的总体福利。
英美社会政策框架的基本范围广泛，基本包括经济市场和财富积累以外所有社会消费活动，主要是社会救助、社会保险、遗属津贴、福利服务、教育服务、健康照顾服务、公共住房、就业服务、社区服务、市政工程和公共服务领域，覆盖国民日常工作生活的所有领域。[18](p2)在社会政策框架与社会福利制度中，少年儿童福利服务与社会保护处于基础与战略性地位。不言而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化强国的发展战略中，社会政策框架设计与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直观，事关社会发展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大局，事关国家、市场、第三部门关系框架，事关政府治理合法性与社会管理模式转变等重大议题。目前，当务之急是重新设计、改造和重构中国的社会政策框架，发展与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少年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既是最佳突破口，又是制度建设最基础性部分。中国拥有世界上绝对数量最多的儿童，少年儿童身心健康与快乐幸福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中国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的优劣直接关系世界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优劣，儿童福利制度具有的重要现实意义、理论意义、政策意义和国际影响是怎样估价都不会过高。
社会结构转型时期中国儿童制度框架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的基本方向是改革传统儿童福利制度，建立生活化、社会化与综合化的儿童福利体系，以满足亿万少年儿童的发展需要。长期以来，儿童福利制度与政策模式的政治化、组织化、意识形态、伦理道德化、条块分隔、狭义性、选择性和单纯政治思想福利等倾向明显，儿童福利制度不利于儿童身心健康成长。这种状况受国际环境、历史传统、政治体制、经济因素、社会结构与社会文化等多因素影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历史背景下，改革已有的儿童福利制度已成当务之急。如果按照国际惯例和儿童福利事业发展的客观规律，按照儿童利益最大化和儿童优先原则，按照中国少年儿童发展现状，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与政策模式选择的方向是十分明确的。首先，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应以生活化福利为主，确保少年儿童身心健康与快乐幸福成长，生活化福利基本涵义是指少年儿童的基本需要是以衣食住行用玩乐体等生活需要满足为主，只有基本生活需要满足，才能确保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才能实现儿童利益最大化目标。从理论角度说，社会福利研究对象就是生活问题，因为社会福利就是幸福美好生活。[19](p2)而且生活化儿童福利制度是解决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组织化少年儿童等问题的基本策略。其次，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应以社会化福利为主，打破各部门兴办儿童福利的制度局限，在国务院职能部门中增设儿童福利局，以统筹规划和统一组织领导各行业、系统的相关工作，从社会体系和社会系统工程角度建设以儿童为中心，而非以服务机构为中心儿童福利制度。第三，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应以综合化福利服务为主，满足少年儿童多样化的基本需要，确保少年儿童身心健康与幸福快乐成长。这意味应将社会救助性服务、家庭津贴、遗属津贴、设施服务与福利服务、教育服务、健康照顾服务、公共住房、就业辅导服务、社区发展服务、市政工程和公共服务等领域都纳入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范畴，为少年儿童提供全面照顾服务。第四，儿童福利制度框架设计应以发展性和预防性福利服务为主，努力降低或淡化刑法化、社会结果化和犯罪化倾向，转变价值观念，改变传统思维模式，从全新角度看待儿童问题。社会、政府有责任为儿童身心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避免、防止他们走向犯罪之路。[20](p1)
为建立生活化、社会化与综合化的儿童福利制度框架与政策体系，我们应做和该做事情还有很多，思想观念创新、体制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理论创新和运作机制创新任重道远。首先，优化宏观社会环境，明确社会责任，为少年儿童身心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少年儿童既是社会环境对应物与客体，又是社会环境组成部分和主体。如何为少年儿童营造适宜社会环境关键与核心是转变观念，改变人们对儿童问题错误观点。其次，价值观念更新和思想意识转变是构建新型儿童福利制度框架与选择政策模式的前提，世界各国和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历史经验说明：除非有尊重儿童权利和基本需要思想，否则不会有真正符合儿童利益的儿童福利体制。[11](p208)因为价值观念决定社会行为模式，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什么样制度安排与政策模式。观念革命是儿童福利制度建设基础。第三，在国务院职能部门中创造儿童福利局或更高行政规格的行政管理机构，统筹规划协调全国少年儿童工作，这样既可克服少年儿童工作现存的条块分隔状况，又可以显著加强国家对少年儿童工作的领导，真正体现儿童优先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显示政府福利责任承担，提高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地位，有利创造独具中国特色的儿童福利制度框架与社会政策模式。第四，借鉴国际成功经验，建立“学校社会工作制度”，为少年儿童提供全面社会心理支持。第五，为适应政府职能转变和公共财政体制建设步伐，特别是计划生育和提高人口素质国策，充分发挥家庭的教育、儿童社会化、儿童生活照顾、情感安慰、身份角色塑造、家庭养老、家庭生活等诸多社会功能，为困难家庭建立家庭津贴制度、遗属津贴和养老津贴成当务之急，家庭津贴制度基本功能是确保家庭在遇到经济困难时不会因经济原因而影响家庭功能发挥，避免将“家庭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避免将“个人麻烦”转变为“公共政策”议题，充分体现社会预防原理，能在幸福美满家庭生活与建构和谐社会中发挥不可缺少积极作用。世界各国儿童福利与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国际经验、国际惯例也充分说明家庭津贴必要性。第六，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理论政策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的儿童福利理论体系与制度安排，特别是加强儿童福利基础理论研究，明确少年儿童工作的“社会福利”性质与社会政策属性，明确教育、健康照顾的“社会福利”性质，明确少年儿童工作目标，重新定向少年儿童工作和发展方向，广泛开展纵向历史比较研究与横向国际比较研究，开展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探索儿童福利发展变迁的结构性规律，总结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建设的基本特征，造福全人类。
五、简要讨论与基本结论
青少年儿童保护法篇7
关键词：农村弱势儿童研究述评
在社会结构转型和社会现代化及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我国农村儿童福利体制发生重大转型，新的儿童福利时代已经来临。面前，农村弱势儿童社会福利领域的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对此问题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利于我国农村弱势儿童社会福利体系的构建和社会福利事业健康发展。
一、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儿童福利的定义
《联合国儿童权利宣言》将儿童福利界定为：凡是以促进儿童身心健全发展与正常生活为目的的各种努力、事业及制度等均称为儿童福利。美国儿童福利联盟（CwLa）认为儿童福利是社会福利别以儿童为对象，提供在家庭中或其他社会机构所无法满足需求的一种服务[1]。
中国学者的研究中，一般将儿童福利的概念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儿童福利是由国家或社会为立法范围内的所有儿童普遍提供的旨在保证正常生活和尽可能全而健康发展的资金与服务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事业，从内涵来讲它具有普遍性、发展性、社会性[2]。狭义儿童福利是指政府和社会为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提供的各种支持、保护和补偿，所谓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是指儿童的生理、心理和发展需要不能在家庭中得到恰当的或充分满足的儿童；自身的发展、情感或行为需要超过了在家庭环境中能够满足的程度或不适宜继续在家庭中生活的儿童；由于各种原因失去家庭依托的儿童[3]。在儿童福利的具体工作实践和研究中，传统上一直是狭义的儿童福利，而由狭义向广义转向成为新的趋势。
（二）农村弱势儿童的界定
夏学銮在儿童发展国际论坛上提出，弱势儿童分为身体弱势儿童即残疾儿童、心理弱势儿童即智障儿童、社会弱势儿童即遗弃儿童与孤独儿童和暴露在危险处境下的弱势儿童即压力儿童四大类别五种类型。李迎生认为弱势儿童是相对于正常儿童而言的，主要是指那些由于社会、家庭及个人的原因，其基本权利难以得到切实的维护，因而其生存和发展遭遇障碍，需要借助外在力量支持和帮助的儿童。与一般儿童或正常儿童相比较而言的，主要包括残疾儿童、失依儿童、贫困儿童等等[4]。陈家斌认为弱势儿童主要是指由于某些社会或经济、政治、文化、地理位置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而不能平等享有受教育权或优质教育资源的18周岁以下的少年儿童。随着社会急剧转型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出现了包括贫困儿童（含农村和城市）、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女童、孤残儿童等在内众多的弱势儿童群体[5]。冉云芳认为农村
弱势儿童群体的家庭类型大致可分为父母双亡型、单亲家庭型、重组家庭型、父母残疾多病型和自身残疾型[6]。应该说，此问题在具体工作实践和研究中还有很大争论，亦有相关部门使用“困境儿童”的概念，即暂时或永久性脱离正常家庭环境的儿童，以及生理、精神方面存在缺陷或遭遇严重问题的儿童[7]。
二、农村弱势儿童福利研究的热点领域
成海军认为现代社会的变迁，导致了当前社会问题性质和类型的结构性变迁，特别是家庭问题的增多直接导致了儿童福利问题的增多，他列举了单亲家庭、贫困儿童、流动人口、家庭暴力、弃婴、流浪儿童、残疾儿童等涉及到儿童福利方面的问题[8]。张时飞分析了贫困儿童的现状：低收入儿童规模最大，低保儿童外延次之，随着社会救助制度的不断完善，低保儿童与孤儿、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的重叠部分会日益扩大[9]。杨生勇、徐晓军在对农村孤儿的形成原因、生活状况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认为在社会转型期我们要树立现代社会全面帮助孤儿的理念，在社会福利思想指导下通过政策调整及制度建设把农村孤儿作为具有特殊需求的独特群体，引入现代社会工作理念及方法，建立起“政府出资、社会支持、家族抚养、社区关爱”的由政府、社区、家族、社会共担责任的现代农村孤儿帮助模式，提供包括生活、教育、心理在内的综合帮助和全面支持[10]。尚晓援从社会权利的角度对中国农村孤儿保护体制进行考察，提出中国的儿童保护制度迫切需要根本性的转变，即从基于亲权保护原则的制度向基于公民社会权利制度的转变，以便对所有的儿童提供有效的支持和保护[11]。谭深对2002年到2010年国内关于农村留守儿童的研究进行了梳理，提出目前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研究已从关注全景描述转向细化研究，从问题及比较视角转向心理学及结构资源视角，家庭模式、教育、社会支持、赋权研究成为新的研究焦点[12]。刘斌志对近年来我国艾滋孤儿研究进行了回顾与展望，他认为随着艾滋孤儿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关注，相关的研究也日渐丰富起来，并集中于艾滋孤儿的基本特征、生存状况、社会支持、具体需求、现有服务体系以及未来救助对策等六个主要的研究领域[13]。综合来看，现阶段我国农村弱势儿童研究的焦点群体主要包括孤儿、流浪儿童、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留守儿童等，但是有关大病儿童、残疾儿童群体的研究尚不多见。
三、农村弱势儿童的福利需求及福利服务方式
（一）农村弱势儿童的福利需求
儿童社会福利需求是建立在儿童权利观念上的，是将儿童作为一个能动的主体，对其发展本质的认识和判断。评价一个国家的儿童福利政策和运行机构及机制的优劣，重要的标志在于是否能涵盖儿童的全面需求。陆士祯认为随着世界儿童权益观念的发展和改革开放后社会自身建设和发展，随着儿童权益意识的不断普及，儿童个体的需求不断深入和多样化，儿童社会福利的专业化需求日益突出[14]。台湾学者曾华源将儿童福利需求分为获的基本生活照顾、获得健康照顾、获得良好的家庭生活照顾、满足学习的需求、满足休闲和娱乐的需求、拥有社会生活能力的需求、获得良好心理发展的需求、免于被剥夺伤害的需求[15]。景天魁认为儿童福利需求一般包括基本生活照顾、健康、受特殊保护、教育、文化娱乐等方面[16]。对于特殊困难儿童的福利需求论证，涉及到需求的内容、需求的优先次序及需求的界定方式，只有这样才能了解特殊困难儿童这一社会现象的关键变量，它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并通过研究和比较后，才能予以说明、解释及验证[17]。
（二）农村弱势儿童福利的服务方式
目前，我国农村弱势儿童福利服务层次和水平还非常低，仍然以家庭服务为主。李宝库指出我国儿童福利机构的职能应该按照社会发展的需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主要是由直接向孤儿，弃婴提供生活照料变为对家庭寄养的监督，对寄养家长的培训，对社区中有残疾儿童的家庭提供技术支持等方面的工作[18]。吴鲁平通过调查认为，家庭寄养给被寄养儿童带来了可喜的变化，如生理状况得到康复、心理健康水平得到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得到加强等[19]。徐月宾在广义的儿童福利概念的基础上对儿童福利服务的内容做了分类，认为儿童福利服务可以分为三种形式：其一是预防，其目的是尽可能地避免在家庭中出现儿童虐待或忽视的现象，保证儿童能够得到恰当的家庭照料。其二是保护，起其目的是保护儿童免受父母或者其他人的虐待和忽视；其三是补偿，即当儿童因为各种原因失去家庭依托或者通过儿童保护组织的法律服务将儿童从原来的家庭中分离出来后，为儿童提供照料或安排[20]。
四、农村弱势儿童的福利政策体系
儿童福利法律体系的建立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福利水平的成熟程度，也标志着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总体水平，就我国儿童福利来说，需要通过一部总法，明确儿童社会福利的基本思想和准则，并通过一些具体法，规范儿童福利法执行细则[21]。仇雨林认为从政策层面上看，我国儿童福利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政策体系，即从最高立法机关确立的法律，到国务院和政府各部门制定的法规，再到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通过的国际公约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我国国家行动纲要，以及政府部门的具体行动方案，内容涉及儿童的抚养、教育、医疗、保护等生活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儿童生存权、发展权、被保护权和参与权等基本权利。但儿童福利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我国儿童福利政策分散，缺少统一规范，而且实际的、可操作的内容不足，政策的适应性不强；儿童福利政策执行的行政管理体制不顺，多头治理，缺乏协调、整合机制和问责机制从；现行儿童福利政策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个人、企业、社会团体、慈善机构、宗教组织等社会团体的力量没有被充分调动起来；针对孤残流浪等困境儿童的福利和保障政策偏少，且层次较低[21]。刘继同认为在经济市场化和福利社会化处境下，我国应采取发展取向的参与型儿童福利模式，即以所有儿童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国家、社会和儿童的广泛社会参与为发展儿童福利基本途径的儿童福利模式[22]。他系统分析1949年以来中国儿童福利立法与政策框架设计的主要问题与基本特征，指明最主要的问题是儿童福利法律框架、政策框架设计与儿童福利服务体系建设之间相互分隔，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儿童福利法律与政策框架设计若干基本思路[23]。
五、农村弱势儿童研究的新取向：社会保护
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大的国际组织和学者倾向于使用“社会保护”这个概念。尚晓援认为社会保护这个概念最早由Karlpolanyi提出来，用以概括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政策，这些政策旨在保护个人免受市场不测造成的种种后果的伤害。它的内涵包括“福利国家”和“社会政策”两个概念所包括的内容，又比这两个概念单独使用时为广[24]。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要构建多层次的儿童社会保护体系，主要包括最低层次的儿童福利即对最困难的和有生存问题的儿童群体提供救助和服务，通过给儿童提供生活救助和养护，保障所有的儿童都能够生存；针对各种风险可能带来的家庭收入减少，设计社会保障制度的制度安排；更高的社会福利层次是把促进社会平等和为所有的儿童实现发展的潜能作为目标，实施和建立儿童教育、医疗服务和社会公正、参与的社会保护体系，以保证儿童发展拥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完备的法律框架，以及友好的经济社会环境[25]。刘继同分析了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数量规模与构成状况、社会经济特征，需要救助的比例，保护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所需总体经费预算政策与服务，保护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的优先领域与政策建议等六个方面描绘其生存与受服务状况，认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生存与服务状况堪忧，迫切需要国家承担责任与社会保护、制定发展规划与行动策略，建立普及性和生活化的儿童福利制度[26]。亦有学者运用社会保护理论对在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救助安置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河南模式”进行解读，提出“河南模式”通过开展社会救助、社会服务和实施就业及家庭政策，初步解决了他们的生活、教育、医疗和发展问题，但是在实施中还存在一些困境和不足。基于社会保护理论的视角，有效解决“河南模式”困境与不足的路径是实现从一元到多元、从个人到社区、从生存到发展、从需要满足到权利本位的转向，重构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社会保护取向的适度普惠型的社会福利体系[27]。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农村弱势儿童福利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元化，从整体上来看研究取向从社会救助到社会保护的转向趋势愈加突出和明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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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冉云芳，农村弱势儿童群体的质性研究[J]，教育科学研究，2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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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成海军，中国特殊儿童福利[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
[9]张时，唐均，中国贫困儿童救助：问题与对策[J]，新视野，2009.6.
[10]杨生勇、徐晓军，农村孤儿的成因及其现状分析——以武汉市郊李集镇、山坡镇义务教育阶段的孤儿为例[J]，青年研究，2005.6.
[11]尚晓援，中国农村孤儿保护体制的个案研究[J]，中国青年研究，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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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曾华源，少年福利[m]，台北：亚太图书出版公司，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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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李宝库，卷首语[J]，社会福利，2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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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张长伟，受艾滋病影响儿童救助安置政策分析：社会保护的视角[J]，学术探索，2012.3.
青少年儿童保护法篇8
一、指导思想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创新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协助和预防犯罪工作理念、政策体系、体制机制和方法手段，形成积极正面的帮扶和舆论引导机制，切实提高和加强社会建设、促进社会管理创新。
二、工作目标
整合单位职能和社会资源，着眼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动员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不时完善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协助和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组织机构建设，加强对留守儿童和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和思想道德建设，大力开展法律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活动，不时提高青少年综合素质，增强未成年人自我维护和抵御不法侵害的能力，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和归正青少年重新犯罪现象，为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生长提供良好的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
三、工作措施
一）领会精神。
召开工作会议，成立市司法局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传达市试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明确工作目标和重点，研究具体的工作方案，提出针对性工作措施。把农民工和农村留守儿童作为新的重点普法领域，将重点青少年群体教育协助和预防犯罪活动纳入市“六五”普法规划。
二）明确重点。
1切实加强农村留守儿童法制宣传教育工作。各级司法行政部门要整合社会资源。以“六五”普法实施为契机，继续深化“法律六进”工作，依托“法律进学校”和“法律进社区”教育平台，12.4法制宣传日活动等，大力开展法制宣传教育。一是大力开展“法律进学校”活动。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主渠道作用，推进法制教育进课堂，促进农村留守儿童法制教育计划、课时、教材、师资、考试“五落实”完善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农村留守儿童法制教育网络体系，积极发挥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的职能作用，组织安排市、县、乡镇“六五”普法讲师团、司法和行政执法人员、法律工作者、普法志愿者进校开展普法宣传。二是大力开展道德教育活动。积极探索建立法制教育与道德教育相结合、法治实践与道德实践相结合的长效机制，把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渗透、融合到法制教育和法治实践当中，建议知荣辱、明是非、守法纪的文明风尚，引导农村留守儿童明荣辱之分、做当荣之事、拒为辱之行，协助他养成学法守法的行为习惯。三是大力开展“法治学校”创建活动。以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和谐校园建设为载体，有计划、有重点、有方法地推进学校管理的法治化、规范化，努力营造校园法治文化、和谐文化氛围，培养青少年崇尚法律、尊重法律、依法办事的自觉意识。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一步做好校园及周边地区治安秩序综合治理工作，优化青少年健康生长环境。四是大力开展法制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利用法院、检察院、看守所、劳教所和青少年法制教育基地开辟普法第二课堂，继续推进“律师进校园”活动，继续开展“青少年模拟法庭”小手拉大手，文明一起走”等形式活泼、生动有效的普法活动，引导他自主参与、法治实践中增长法律知识，增强法制观念。五是促进全市农村留守儿童法制宣传教育规范化、制度化建设。充分利用“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活动契机在全社会广泛宣传《未成年人维护法》预防未成年犯罪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尊重和保护儿童的基本法律知识，全面动员社会各界维护关心未成年人工作。六是大力加强法制教育制度建设。要健全完善法制副校长、法制辅导员制度，并开展正常工作；要健全完善教师法律知识学习培训制度，着力提高教师队伍的法律素质和从事法制教育的水平与质量；要健全完善学校法制教育课程制度，以“六五”普法青少年读本为基本教材，加强农村中小学法制课课时和内容建设；要健全完善法制教育考核评估制度，将法制教育工作情况纳入年度学校全面工作考核评估体系，确保在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完成农村留守儿童普及法律知识的任务。
2切实维护农村留守儿童合法权益。强化对“留守儿童”法律服务。预防和减少其违法犯罪，让他生长路上有法护航。一是积极与妇联、共青团等部门联手合作，建立留守儿童乡镇维权工作站，及时为留守儿童提供法律服务，想方设法为其提供方便和帮助。二是充分发挥人民调解员作用，及时化解涉及留守儿童的权益纠纷。对涉及家庭矛盾、抚养纠纷、损害赔偿等方面的矛盾及时组织调解。三是开辟“绿色通道”积极为留守儿童提供法律援助。对涉及农村留守儿童的纠纷，要有针对性地放宽法律援助审批规范及简化审批顺序，充分发挥律师、法律援助工作者的优势，切实予以法律援助。
3开展农村留守儿童结对帮扶活动。结合市局开展“万民党员进万村入万户”活动。明确帮扶责任人和帮扶措施。通过家访、电话等联系方式，及时掌握情况，针对留守儿童实际情况，加强自我维护、平安、法制、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和指导，协助他学会自我管理、自我维护和自我调节。各县市区司法局要将留守儿童作为关注和服务的重点，建立结对帮扶长效机制，协助农村留守儿童健康生长。
4做好重点青少年群体的法律援助和服务管理工作。将普法工作融入法律援助工作中。多种普法载体深化青少年预防犯罪教育。加强和完善市律师协会未成年人维护专业委员会的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律师在未成年人维护领域的作用，努力为青少年提供各类法律服务和援助，依法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配合有关部门，推进12355青少年服务台建设。广泛征集法制宣传志愿者，依托他开展各类宣讲活动，切实营造全社会关心维护青少年的氛围。协助解决服刑人员子女和家庭特别困难的留守儿童学习和生活上的实际困难，促进对未成年人和青少年不良行为的及时预防和矫治，遏制社会不良现象和消极因素对未成年人的侵蚀，为他生长发明良好的环境。
四、全面安排。
具体分三个实施阶段。此次试点工作时间：今年3月至2012年9月。
一）动员部署阶段（今年3月至2011年4月）召开农村留守儿童教育协助和预防犯罪试点工作动员会议。运用各种方式和途径，大力宣传开展此次活动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和主要内容，形成宣传声势、发明舆论氛围，切实抓好活动的各项工作。各县市区司法局要研究制定活动方案或工作计划，成立相关的工作机构，明确工作内容和重点，落实人员和经费保障，分步抓好各个环节的工作。要讲究工作创新，用常新常变的眼光去发现，用严谨缜密的态度去分析，用持之以恒的决心去面对，用坚持不懈的工作去实践，寻求有效的解决方法。工作中要力求在如何与社会各界紧紧地拧成一股劲，法制教育培训上求深化，活动开展上求活跃，维权工作上求突破上下功夫。
青少年儿童保护法篇9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党的十精神为指导，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青少年成长，积极探索老干部志愿服务活动的深入开展，落实县委、县政府惠民举措，切实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二、工作要点
一是紧密结合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为青少年办好事，做实事，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二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与弘扬民族精神紧密结合，与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紧密结合，与学英雄模范的先进事迹紧密结合，结合重大纪念日开展教育活动。
三是与老干部志愿服务活动结合起来，通过组织动员与公开招募相结合，组建“三组两队两团”（调研议政谏言组、调解组、廉政监督组、留守儿童帮扶队、空巢老人帮扶队、思想道德宣讲团、法制教育宣讲团）老干部志愿服务团队，组织引领老同志在爱心助学、关爱留守儿童等方面奉献余热。
三、具体工作内容
（一）统一认识，完善工作制度。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纳入职工政治学习内容。各单位要从实际出发，成立关工领导小组，有专人（兼职）办理日常事务工作，平时开展活动内容注重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二）各司其职，积极开展工作。县卫生监督大队、县疾控中心等医疗卫生单位要结合自身工作实际，认真履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职责，切实加大未成年人学习生活环境等方面的卫生监督和计划免疫接种工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办好事、办实事。
（三）整合资源，开展多形式活动。
1、结合蹲点联系乡镇工作，做好留守儿童工作，促进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发展。县卫生局结对帮扶10名留守（特困）儿童，利用元旦、春节、“六一”儿童节等节日与留守儿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定期了解结对留守儿童学生的健康状况，对留守儿童进行免费议诊和体检、给适龄儿童进行计划免疫接种。
青少年儿童保护法篇10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成因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出现具有复合性。家庭教育的缺失是其形成的催化剂，学校教育的失衡加速了其严重性，社会的忽视使其快速恶化，政府的不作为使得留守儿童的教育面临巨大的困难，这种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导致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出现。（一）家庭教育不足家庭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家庭教育的良性发展有助于社会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一个健全的家庭才能给孩子最全面的教育、最细微的照顾和关爱，才能让孩子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然而绝大多数的留守儿童是父母长期在外，这样就导致留守儿童的监护缺乏必要的家教氛围。其祖父母由于受到其本身的知识水平限制以及忙于农事，无法给予孩子更好的教育帮助，因而使得留守儿童长期处于一种放纵的状态，无法得到家庭的正确合理的管束。同时，家庭结构的不完整导致留守儿童家庭教育功能的失调和弱化，监护人对孩子缺乏耐心的教育，更促使留守儿童丧失了对学习的兴趣，学习目标不明确，导致学习成绩不理想，也影响了留守儿童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形成。［6］另外，父母家庭教育的角色被其他监护人代替，而监护人所关心的更多的是孩子的物质生活，很少关心孩子的教育情况，因此无法对其进行应有的家庭教育，无法担负起教育孩子做人及习惯培养的责任。［7］在这样的情形下，使孩子极易形成享乐主义人生观和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使他们在学习上缺乏上进心，不思进取。（二）学校教育失衡农村学校开设课程单一，课时分布失衡。调查发现，在农村学校开设的课程中绝大部分都是语文、数学这一类的主课，而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密切相关的如思想品德、体育、美术、音乐等在一周中各自只有一课时，安全以及最基本的法律教学却根本就没有开课。当前我国农村学校实行的依然是填鸭式教学，这种以应试教育为目标的教学方式陈旧而单一，教育方式的失衡使学校不能及时地与家长和监护人进行沟通交流，学校很难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加人性化和针对性的教育，无法在生活、学习和心理上给留守儿童更多的帮助的关爱。农村学校的这种单一的应试教育模式严重阻碍了青少年身心协调发展。（三）政府和社会管理不利有些地方的基层政府只考虑到促进当地经济发展而鼓励当地青壮年外出挣钱，对于由于父母外出而留守在农村的儿童则不够重视。而且绝大多数的基层政府工作人员都认为留守儿童是村民自家私事，政府没有义务去帮助村民照顾留守的儿童。他们并没有认识到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当地政府基层组织的弱化也是造成留守儿童无法得到政府关爱的原因。调查发现，随着农村青年男女外出的数量越来越多，农村的常住人口急剧减少，基层政府的工作压力降低，有些工作人员闲置外出打工，这就导致村委会的常在工作人员缺乏，只能处理一些简单的事件和传达上级的指示等，使得留守儿童无人问津。最后，基层政府缺乏足够的资金去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多的关爱。农村基层组织一般比较简单，政府下发资金较少，只能保证当地最基本的公务开支。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基层组织无法为留守儿童建立良好的教育环境，无法在各个方面给予留守儿童全面的关爱。在无法得到充足资金的支持下，政府虽然也开展了一些关爱留守儿童的活动如“大学生村官牵手留守儿童活动”、“与留守儿童手拉手学雷锋”等，但成效不大。
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改进策略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形成是复合性的，主要是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相互作用的结果。因而，其问题的解决也必须从这几个方面入手，做到家庭、学校和社会三者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共同努力解决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一）优化家庭教育环境，加强亲子沟通父母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要履行好自身的监护义务，提高对孩子的监护质量。虽然父母的外出可以挣到更多的钱财来给孩子提供更多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但更多的是缺少了对孩子的关爱，造成孩子自卑、内向的性格。在外出务工的选择上，应该至少留下一人在家，最好是母亲留在家，或者父母选择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打工，能及时的给予孩子关注和照顾，能有更多的时间监督孩子的学习，对孩子进行必要的管束，随时掌握孩子的生活学习动态。父母应该利用多种方式和途径对留在老家的孩子的学习、生活各个方面加以关心、教育和指导，例如多打电话给孩子及委托人、老师等，并向其询问孩子的基本情况。［8］家长要采取积极的养育方式，充分开发儿童潜能，因为“不管其焦点是青少年活动，或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也不管家庭的组成形式（单亲家庭，双亲家庭），或家庭危机处于何种程度，提供机会让家长积极参加到孩子活动中，对青少年和整个家庭的健康和幸福都是至关重要的。”［9］（二）健全学校教育机制，弥补家庭教育的缺失因为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学校便有了更多的责任。学校首先应该建立留守儿童档案，记录他们最详细的信息，向父母了解他们的最详细的情况，并定期对这些留守儿童进行必要的了解。其次，学校应建立留守儿童家长会议机制，定期与孩子的父母进行沟通，了解孩子的近况，并以此对留守儿童进行一对一的、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学校要积极组织留守儿童进行一些有益身心发展的活动，促进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发展。最后，学校应完善教育设施，建立学校寄宿制，对留守儿童进行集中、有效的管理。学校应安排足够的教师经常与留守儿童沟通，如老师带留守儿童植树，老师带留守儿童吃饭洗澡，老师与留守儿童说说心里话，老师加强对留守儿童学习的辅导，让这些留守儿童感受到学校的温馨，感到自己受到关注，这样既能保证留守儿童的人身安全，也能促使其心理健康发展。（三）强化基层政府职能，做好关爱留守儿童工作政府应当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开发地方特色经济，充分利用地方的资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让更多的农民就近务工；鼓励帮助农民返乡创业，使父母双方或一方能留在家里，减少留守儿童的产生。［10］政府应当完善农村教育体制，促进农村良好教育环境的和谐发展。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教育投入，让农村的学校有能力建立学校寄宿制和有更充足的资金开展更多的有助于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活动。政府应继续提高进城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让父母有能力将自己的孩子也带进城市中去生活学习。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教育经费的投入，改善学校教育资源缺乏的现状，完善学校教育机制，保证学校教育的顺利进行。农民工输出地政府要积极加强社区文化建设，努力整治学校周边环境，坚决取缔学校附近的网吧、歌厅和游戏厅等对青少年成长不利的娱乐场所，优化育人环境，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风气。［11］政府积极建立留守儿童档案，带头举行关爱留守儿童的活动，做好宣传工作，引起社会对留守儿童的重视。完善法律体系，保护留守儿童免受伤害，规范留守儿童行为，减免青少年违法犯罪现象的发生。统筹城乡发展，引导城市支持农村，提高农村整体经济实力，提高农村学校对于优秀教师的吸引力，培养高素质的现代优秀教师。积极实行素质教育，确保留守儿童的全面健康发展。
本文作者：贾梅张炳明刘雪娟工作单位：阜阳师范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