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成年保护法的案例篇1
关键词：监护制度；未成年人的监护；监护人资格
一、监护制度的起源与发展现状
监护制度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上，对于未成年人所设的监护人，称为保护人；对于精神病人所设的监护人，称为照管人。保护人的职责，在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身体；而照管人的职责，在于照管被照管人的财产。监护人的保护人与照管人的总称。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族解体，核心家庭成为普通家庭形式，法律理念的变迁，监护人成为一种公职，除有法定原因外，任何人不得拒绝充当监护人，国家通过司法和行政手段对监护制度进行规制，即所谓监护立法的公法化、社会化趋势。
近代的民法监护制度，无保护人与照管人之分，统称为监护人。被监护对象分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与精神病人的监护。我国除《民法通则》用对监护做出了原则性规定，另外还有《婚姻法》、《收养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护法》等法律法规作出其他规定，但是我国的法律并没有对监护制度作出完整规范，且理念陈旧，可操作性差，与我国国情发展趋势不符，所以在监护制度方面，我国法律还有待完善。
二、未成年人的监护
关于我国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有以下几种情形：
（一）未成年人的父母为当然监护人。其监护人资格从未成年人出生时当然取得，无须任何程序和手续。
（二）父母双方死亡或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担任监护人：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其中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属于法定监护人，其担任监护人属于法定义务。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并无法定义务，他们之所以担任监护人，除了应有监护能力外，还须具备两项条件：一是愿意担任监护人；二是经未成年人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的同意。
（三）没有上述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所在单位或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
（四）未成年人的父母不能履行监护职责时或死亡前，可为子女设立委托监护人或遗嘱监护人。
案例一
林丽某被撤销监护权案
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梧店村村民林丽某（以下简称林丽）割伤自己年仅9岁的亲生儿子林某的后背、双臂，用火钳鞭打林某的双腿，还经常让林某挨饿。自2013年8月开始，榜头镇人民政府、梧店村民委员会的干部及榜头镇派出所的民警，多次对林丽进行批评教育，但林丽拒不悔改。2014年1月，福建省莆田市共青团市委、市妇联以及榜头镇人民政府、榜头派出所等部门联合对林丽进行教育。林丽写下不再殴打林某的书面保证，但仍不思悔改。5月29日凌晨，林丽再次用菜刀割伤林某的后背、双臂。为此，仙游县公安局对林丽做出了行政拘留十五日，并处罚款一千元的行政处罚决定。莆田市共青团市委、市妇联等有关部门采取紧急措施，将林某送入救助站予以临时安置。6月13日，申请人梧店村民委员会以被申请人林丽长期对林某实施虐待行为，向仙游县人民法院请求依法撤销林丽对林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梧店村民委员会作为林某的监护人。仙游县人民法院在审理期间，征求林某的意见。林某表示不愿意随其母林丽共同生活，也不愿意追究林丽的刑事责任。
仙游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身体健康，照顾被监护人的生活，对被监护人进行管理和教育。被申请人林丽作为林某的监护人，未采取正确的方法对林某进行教育和引导，因认为林某不听话，即采取打骂等手段对林某进行长期的虐待，经有关部门教育后仍不思悔改，再次用菜刀割伤林某，其行为已经严重损害了林某的身心健康，故其不宜再担任林某的监护人。依照民法有关规定，判决撤销被申请人林丽对林某的监护人资格；指定申请人梧店村民委员会担任林某的监护人。
三、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
按照《民法通则》的规定，监护人具有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不受侵害。上述案例中，林丽不但没有履行监护职责，自身行为也严重损害了林某的合法权益。此案是福建省首例因母亲长期对未成年子女进行虐待而被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案件，对于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上述案件并不是特例，在我国，对于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侵害的案件还屡见不鲜。2012年11月，深圳市大鹏新区的陶某因为女儿欣欣没有将饮水机洗干净，将其毒打一顿，欣欣当晚口鼻流血，气绝死亡；2014年10月，发生在山东省聊城县高唐县清平镇的“女婴范子萱被针刺案”等等。由此可见，在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这方面，还需要司法机关、有关行政部门在多方面进行提高。
（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建立独立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虽然我国出台了《法律援助条例》，法律援助制度有了很大发展，但是在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等方面还存在着不足。
（二）人民法院应当将未成年人实现“特殊、优先保护”的理念贯彻到审判工作中，按照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对于长期侵害子女身心健康的监护人，可依照法律规定，撤销其监护权，另定监护人；对于情节恶劣、后果严重，触犯刑法罪名的，可按照触犯罪名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在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时候，人民法院还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注意与公安、民政、共青团、妇联、学校、医院、社工单位等机关单位、社会团体形成联动，分工协作，对缺乏父母监护、缺少家庭关爱的未成年人的生活、学习、等作出妥善安置，使其安全健康成长。
（四）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帮助和指导未成年人的司法救济。除了实体法上的保护规定，还应在程序上给予未成年人强有力的支持。成立专门的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护机构或由政府委托专门的机构帮助和指导未成年人获得司法救济，使未成年人的民事权益保护同时置于国家和社会的有力保护之下，形成强有力的国家、社会和家庭的三位一体的支持。（作者单位：河南师范大学法学院）
参考文献：
关于未成年保护法的案例篇2
家庭保护和学校保护的含义、内容、作用，增强学生对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理解，提高辨别是非的能力及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能力。
过程与方法：
在明确讲述家庭保护和学校保护的涵义、内容和作用的基础上，教师可以提供几个典型的相关案例，由学生进行个案分析，加深对以上内容的理解。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引导学生珍惜和运用自己的合法权益，增强学生依法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
教学建议
重点、难点与疑点分析
家庭保护和学校保护的基本要求是本框的教学重点。因为本框集中介绍的是家庭、学校对未成年人保护的责任，使学生明确相关的法律内容，以达到依法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和依法约束自己行为的目的，因此将“家庭保护和学校保护的基本要求”确定为本框的教学重点。
教法建议
本框集中介绍了家庭和社会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的责任。包括家庭保护和学校保护两部分内容。
家庭保护：教师在讲述时，要紧紧抓住“家庭保护是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本保证”这一点，最好能举几个典型的正反面实例来进行论证。
教师在讲述家庭保护的作用时要强调，家庭保护一方面要反对对未成年人子女只养不教、放任自流，另一方面也要反对家长对未成年子女过分溺爱或管教过严。
教材对家庭保护的基本要求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阐述。关于这些内容，教师最好通过对典型事例的分析来进行详细讲解，或者让同学们搜寻自己所见所闻中的典型案例，由学生进行分析，其他同学和教师进行补充，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
学校保护：这部分内容，教师可以采用与学生一起对学生每天的在校时间和一个人一生中的在校时间，进行统计的方法使学生对学校在一个人、特别是未成年人的成长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教学设计示例
提问：未成年人要健康成长需要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归纳：
——需要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今天，我们就具体来看看未成年人保护法对此都有哪些规定。
二、家庭保护和学校保护
1、在介绍完家庭保护的涵义以后，教师可以列举一个典型案例，与学生一起进行分析，归纳出家庭保护的重要意义，并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讲清楚家庭保护的作用、内容。
附：案例——“弱智儿遭虐待死亡，无情父母被判徒刑”（详见扩展资料中文字资料3）
2、在介绍完学校保护的涵义以后，教师可以列举一个典型案例（见扩展资料），与学生一起进行分析，归纳出学校保护的重要意义，并结合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讲清楚学校保护的作用、内容。
下课之前，利用一点时间布置模拟法庭的活动
案例（略）
探究活动
题目：模拟法庭--审理一起家庭虐待弱智儿童的案件
（一）活动目标：
1、熟练掌握家庭保护的相关知识。
2、对法庭审理的法律程序、职责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体会法律的尊严。
3、对未成年人保护法、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有更深入、全面的理解。
（二）教学步骤：
1、组织学生去法庭旁听或观看法庭审理案件的录像，对法庭审理有一个感性的认识。
2、组织学生阅读相关的法律知识，并根据所给案情进行讨论、分析。
一、在学生自愿报名的基础上分配角色，担当各个角色的学生组成不同的几个小组进行分头准备。
二、模拟法庭对虐待弱智儿童案件进行审理。
三、全班进行最佳表演奖、最佳组织奖、最佳辩论奖等奖项的评选。
（三）对教师的建议
1、联系法庭旁听或准备法庭审理案件的录像，准备相关的资料，当好学生的顾问。
2、充分发动学生来参与此活动，发挥学生的积极性和想象力。
（四）评价重点
1、学生参与活动的情况，能否恰当运用教材和法律中相关的概念和解释。
关于未成年保护法的案例篇3
一、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意义写作论文
(一)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顺应刑事法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
刑事古典学派兴起以后,肇始于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报应刑罚论”主张犯罪是刑罚的先因,刑罚是犯罪的后果,刑罚的轻重取决于犯罪严重程度,对刑罚不区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各种酷刑,如死刑、流放同样适用儿童等未成年人。[1]随着刑事法理论的发展,刑罚惩罚功能的唯一性开始动摇,兼之以警示性预防犯罪功能。在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影响和推动下,刑罚观念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向,也形成了一些现代刑事法理论:一是非犯罪化理论。该理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价值观念发生着变化,一些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随之淡化、弱化,如果不认为是犯罪,就不一定要受刑法惩罚。同时,社会自身的某些缺陷与犯罪之间也存在着关联性,因此,一些欧美刑法学者认为是“刑法制造了犯罪”,国家要通过立法程序缩小刑法认定犯罪的行为范围,或者从刑事立法中排除某些行为的应受刑罚惩罚的性质,改为行政处罚或对这些行为不追究任何责任;[2]二是非刑罚化理论。该理论要求,在对案件作出处理时,要淡化刑事惩罚色彩,强化教育矫治含量,实现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与传统刑法观念相比,非刑罚化体现了新的价值取向,即把对已发生的犯罪的惩罚置于次要地位,把对失足者的矫治以及将来犯罪的预防置于首要位置。非刑罚化理论还倡导以非监禁刑、免刑替代监禁刑,并积极尝试各种非刑罚处置措施,探索矫治的新途径;[3]三是刑罚个别化理论。刑罚个别化理论要求以犯罪人的主观恶性或性的大小作为对其定罪量刑的标准。而且,在适用刑罚时应当充分考虑到犯罪人的个人特性,如年龄、品格、习性和对社会危险性程度等;四是轻刑化理论。轻刑化理论要求减轻法律规定的对某些犯罪的刑事处罚,虽然这些行为仍然被认为是犯罪,但在处罚时比原有刑法规定要轻得多,[4]如适用缓刑等。虽然这些刑事法理论属于刑事实体法学的范畴,但它们对刑事程序法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它要求未成年人的诉讼程序始终围绕着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改造的目的,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给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以特殊的保护。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顺应刑事法理论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犯罪的关键
随着人权保护理念取代功利主义价值观,刑事诉讼已从单纯地关注对犯罪的打击而进入了同时关注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新时代。在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护人权双重目的的指导下,刑事诉讼的各个程序、各个内容的设计和安排都必须严格遵循这一双重目的的要求,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也不例外。[5]而且由于未成年人身心方面的显著弱点和劣势,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的设置除了要服务于打击犯罪的需要,更要注重人权的保护。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诉讼程序在实现控制犯罪方94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有效预防犯罪,即通过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使未成年人充分认识到其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且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避免以后再次犯罪;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人权保障方面的作用是,不仅赋予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些特殊的诉讼权利并加以保障,而且通过特殊诉讼程序的迅速简便性使未成年人尽快摆脱讼累,从而减少诉讼时对其产生的“负面效应”。[6](p626-628)在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有效预防犯罪的关键。
(三)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遵循国际义务,适应国际社会未成年人司法特别保护发展趋势的需要
二次世界大战后,未成年人犯罪急剧上升,与环境污染,吸毒贩毒并称为当今世界三大公害。未成年人犯罪成为东西方国家共同面临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由此推动了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控制的立法。美国于1889年通过了世界上第一个关于处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专门立法———《未成年人法庭法》,规定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门执法机构、审理程序、处理办法和管辖对象等内容,标志着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正式形成。之后,欧洲和亚洲的许多国家纷纷效仿,颁布未成年人法和未成年人法庭法,逐步建立了完善的未成年人或者叫“少年”司法制度。国际社会也加强了对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方面的立法。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确定少年刑事司法国际标准的第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性文件,在此基础上,1989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即凡涉及儿童的一切事物和行为,都应首先考虑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出发点。之后联合国分别通过了《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联合国预防少年犯罪准则》(《利雅得准则》)、《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保护被剥夺自由少年准则》等国际公约。这些国际公约是国际社会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未成年司法管理和保护被拘押的未成年人权利的法律文献的范本,构成了少年司法领域的联合国准则体系。我国已经承认并且签署了这些国际公约,完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是遵循国际义务,适应国际社会未成年人司法特别保护发展趋势的需要。
二、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不足
我国历来重视未成年人犯罪问题,在刑事政策上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在立法体制上,形成了以《刑法》、《刑事诉讼法》为核心、以《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监狱法》、《看守所条例》为主要内容,以《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体运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规定为补充的未成年人刑事立法体系;在组织体系上,相继成立了少年法庭和未成年人刑事检察科或未成年人犯罪办案组;在诉讼制度上,实行不公开审判制度、讯问和审判时监护人到场制度、法律援助制度;在执行上实行有中国特色的少年犯改造制度,“分开关押”,“以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为主”,极力推行“社会矫正”的刑罚转置方式等等。总的来说,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符合社会进步和世界潮流,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
(一)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组织机构建设滞后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要求公、检、法、司等各部门内部均应设立专门处理未成年人案件的机构并配置专门人员,这是建立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组织保证。虽然目前我国法院建立了少年法庭,检察院部门有专门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科或处室,但由于受机构编制限制,这些机构经常处于撤了又设,设了又撤的状况,无法形成一支稳定的、专业素质高、未成年人案件检察、审判工作经验丰富的检察官、法官队伍。负责未成年人案件的检察官、法官还有其他案件的办理任务,无法全身心地集中办理未成年人案件。至于公安部门,则几乎没有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专业警察机构及队伍。由于侦查人员中女性所占比例相当小,经办未成年人案件的男性警察缺乏女性的温柔,不太了解未成年人的特点,难免将办理成年人案件的工作作风带到未成年人案件中,在讯问过程中如果使用打骂、威吓、讽刺等手段,很容易给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灵带来伤害。
(二)缺乏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没有完全建立
从社会责任的现实来看,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一种社会病态现象,更多的是学校、家庭、社会等各个方面的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成年人本身就是受害者,社会应以矜恕之心对之,而非一味强调惩罚。[7](p626-628)因此,很多国家颁布了未成年人法庭法,对未成年人适用与未成年人不同的诉讼原则和程序,对其进行帮教,敦促其回归社会。
而目前我国尚没有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立法,对未成年人案件的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与成年人适用的是同一部《刑事诉讼法》,这就不可能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性,从而将其与成年犯区别对待。由此产生的弊端主要有:与成年人适用同样的立案、和开庭审判标准,在未成年人诉讼程序的启动和运行上没有充分体现减少司法干预原则:在逮捕、取保候审等强制措施的采取上与成年人适用同样的条件,造成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逮捕比例过高,取保候审的比例过小,不符合对未成年人的少捕、慎捕甚至不捕政策;法庭审判与未成年人采用同样的审判模式,不利于消除未成年人的紧张、恐惧;与成年犯适用同样的缓刑条件,造成司法实践中对于未成年犯适用监禁刑的比例远远高于德国、日本等国家,不利于对未成年犯的教育、改造。
从现行法律来看,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主要集中在审判阶段,但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不应该仅仅指未成年人审判制度,还应该包括未成年人警察制度、检察制度、监狱制度、律师制度、调解制吴献萍-论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95度等一系列的制度。未成年人司法保护体系没有完全建立,影响到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
(三)诉讼中对未成年人权利保护不够
⒈没有严格执行讯问时监护人在场原则。讯问时监护人在场是英国等很多国家通行的做法,《北京规则》对此作了明文规定,我国也确立了这一原则。但由于《刑事诉讼法》采取的是非强制性的“可以通知”,致使司法实践中办案人员往往只是在第一次讯问时通知,在后续讯问中则不再通知,或者自始至终根本就不通知。被讯问时没有监护人在场,不利于保护身心尚未成熟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
⒉法律援助启动过晚,未成年人必要辩护制度没有确立。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始于案件至法院后,为时太晚。事实上,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由于心智不成熟,法律知识欠缺,对于讯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诱供、变相长时间讯问等情况缺乏处理的能力,所以在审前阶段更需要律师的帮助。此外,司法实践中经常有一些未成年被告人对于法院为其指定辩护律师予以拒绝,而人民法院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文件的规定,一般都会准许,这种做法没有充分考虑未成年人的特殊情况,不利于保护未成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⒊未成年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前存在多次“污染”的受害现象。我国在刑罚执行阶段基本上实现了未成年犯的分管分押,但在对未成年人采取强制措施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尽管《未成年人保护法》第41条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审前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当与羁押的成年人分别看管,但司法实践中因资源短缺,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审前阶段集中关押、同处一室的现象较为普遍,容易造成未成年人在羁押场所“二次污染”。另外,对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的案件,法院基本上没有实行分案审判。同案审判时虽然依法要对共同犯罪的被告人分别进行讯问,但由于在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的过程中,共同被告人必须同时到庭,未成年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成年被告人当庭翻供,拒不认罪等不良影响。夫成年人在法庭上的被“污染”现象,亦即司法理论中研究的“二次受害”问题。
三、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
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作为一个国家治理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专门司法制度,应该吸引我们投入更多的关注。针对我国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不足,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完善:
(一)加强未成年人司法机构建设,建立专业化的未成年人司法队伍
⒈建立少年司法机构,专辖未成年人案件。国际上通行的少年司法制度,均为建立综合性的少年司法机构,使用独立的少年实体法和程序法。当前在我国还没有专门的少年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现实下,设置少年法院专辖未成年人案件是完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必然选择。它可以促进少年实体法、少年程序法等法律出台,带动与少年法院相配套的少年侦查、少年检察、少年矫治、少年法律援助等机构尽快设立,形成公检法司配套的工作机制,理顺法院与未成年人社会保护组织之间的关系,完善矫治、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社会帮教综合治理网络。
⒉实行办案人员专业化制度。利用专业教育、在职培训、进修课程以及其他各种适宜的授课方式,使所有处理少年案件的人员具备并保持必要的专业能力,是《北京规则》第22条的要求。因此,我国少年司法机构内部,有必要实行办案人员专业资格制度,以建立起一支稳定的专业化的少年司法队伍。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司法官员应当具有心理学、犯罪学、教育学等专业知识背景并经受过专业的法律训练,熟悉未成年人的特点,善于做未成年人的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办案经验。在警察机关内部,应当设立专业的少年警察,其中女性占一定的比例。少年警察专辖辖区内未成年人案件的侦查,应当实行严格的专业培训,使其具备和保持办理未成年人案件的高专业水准。
(二)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
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有完善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最核心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完备的不同于成年人案件处理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8](p529)借鉴国外经验,我国应制定专门的《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规定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审判和执行程序以及对未成年人的非刑罚处置措施的适用和执行,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对未成年人羁押、预审、、审判、辩护、管教“一条龙”的工作体系,完善我国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
制定《未成年人刑事诉讼法》,建设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保护体系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⒈慎重启动和运行刑事诉讼程序。首先是要把好未成年人案件的立案关。立案是刑事诉讼的第一道关口,制定比成年人案件严格的立案标准,将进入诉讼程序的案件严格控制在少年司法管辖的范围内,既可以节省司法资源,又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司法干预对未成年人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其次是赋予检察机关更大的对未成年人不的裁量权,实行辩诉交易制度以及刑事和解制度,“尽量使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程序终止于诉讼的前期阶段”;第三是赋予少年法庭对案件的筛选权和处置权。《北京规则》要求“应酌情考虑在处理少年犯时尽可能不提交主管当局正式审判,以防止少年司法中进一步采取的诉讼程序的消极作用”,因此,除了机关应严格掌握对案件的移送外,审判机关也应进行必要的审查,以决定是否只有将少年案件交付审判才是最佳的处理方法。法院对未成年人案件的庭前审查不能象成年人案件一样局限于程序性的审查,除了审查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指控是否符合法定条件外,还应通过社会调查来审查对未成年人是否可以采用其他更有利的处理方式而无需交付审判。⒉尽量避免羁押未成年人。为了避免交叉感染,同时也为了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成长,应尽量避免羁押未成年人。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对未成年人的不捕规定,扩大不捕的适用范围,从根本上减少对未成年人的逮法学论坛
96捕适用;制定区别于成年人的取保候审制度,明确对未成年人扩大取保候审适用的特殊条件,对于未成年犯的取保候审操作方式,可以考虑尽量使用保证人制度,有利于防止其父母帮助逃匿,效果会好于收取保证金。[9]其次,应制定专门适用于未成年犯的更宽的缓刑标准,尽量少用监禁刑。在制定适用标准时,可以考虑以下因素:⑴犯罪情节,包括犯罪的性质以及是否有严重后果;⑵悔罪表现;⑶其他可以适用的条件,比如被害人方面是否要求和解、家庭环境是否能承担好再教育责任、偶然犯罪等。[10]
⒊实行缓和式庭审模式。《北京规则》第14条规定:“诉讼程序应按照最有利于少年的方式和在谅解的气氛下进行”。为了减少庭审中的对抗气氛,缓解少年的紧张情绪和抵触心理,很多国家都强调在少年审判中的缓和气氛,甚至在美国还出现了“少年法庭仅仅由一个具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的房子构成,少年和法官分别坐在椅子上,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交谈”。[11]笔者认为,缓和式庭审模式有利于未成年被告人接受教育,也有利于诉讼各方在庭审教育的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值得我国借鉴。
(三)加强诉讼中未成年人的权利保护
⒈实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的基本含义是,警察在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有精神障碍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适当的成年人(如监护人或者专设的适当成年人)到场,为未成年人提供帮助,协助其与警察沟通,同时监督警察在询问过程中是否有不当行为。该制度源于英国,1981年英国刑事诉讼皇家委员会在一份文件中指出:“未成年人可能不能很好地理解讯问的重要性或他们自己所说的内容,并且可能比成年人更易受到他人建议的影响。他们可能需要一些友好的成年人的在场支持,以建议和帮助他们作出自己的决定。”目前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西方国家都以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我国香港地区也确立了适当成年人介入制度。根据联合国《保护儿童权利公约》和我国已经加入的《北京规则》精神,我国应实行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即侦查人员在对(拘留或羁押的)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讯问时,有合适的成年人在场,旁听审讯过程,向未成年人提供法律咨询建议,协助被讯问的未成年人与侦查人员的沟通,以监督侦查人员的讯问方式是否合法公正,保护未成年人的权利。
⒉完善未成年人法律援助制度。首先,对未成年人的法律援助应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律师介入时间应提前到侦查开始。在审前阶段,由于未成年人心智不成熟又缺乏法律援助,使得他们在这一阶段应有的诉讼权利难以得到切实保障,因此,应将指定辩护贯穿于刑事诉讼整个阶段。其次,建立未成年人必要辩护制度。指定辩护是一种强制性规范,即这种辩护一经法院指定,就具有强制辩护的效力,被指定的辩护人不能随意拒绝为被告人进行辩护,而基于辩护权的性质,被告人有权放弃这一权利,拒绝辩护,但这一放弃必须以被告人神志清醒,有正常的判断能力为前提条件,否则被告人的处分行为是无效的法律行为。[12](p111)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自身尚未成熟,尚未达到法定成年年龄的现状即成为其不能正常行使这一重要权利的障碍,因此,未成年被告人不能拒绝指定辩护。对此,国外的相关法律如《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奥地利刑事诉讼法》等作了规定。未成年人案件辩护人参加不仅可以有效帮助未成年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而且在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教育方面发挥其不可忽略的作用。因此,我国应尽快确立未成年人必要辩护制度。
⒊严格实行分案处理制度。分案处理制度是指将未成年人案件与成年人案件在程序上分离,对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别关押,分别执行刑罚。分案处理要求:一是对未成年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可能不采取羁押措施,特别情况下采取强制措施要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分开关押看管;二是在处理未成年人与成年人系共犯或者有牵连关系的案件时,要设立专门的未成年人办案机构和办案人员,对未成年人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三是对未成年人案件的生效判决、裁定的执行,要与成年罪犯分开,不能在同一场所执行。分案处理制度有利于防止未成年人在法院判决生效前的“二次污染”,所以我们应严格实行,除非分案处理使案件审理无法进行,才可以恢复合并处理,同时应采取相应的特殊保护措施,以免未成年人的“二次受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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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刘志成,熊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和解不诉探讨[J].中国刑事法杂志,2005,(1).
关于未成年保护法的案例篇4
《京华时报》(2003年1月16日第a09版)刊登了这样一个案例。由于没有借给同学自行车，原北京市第四十一中学初三学生、15岁的杜某被5名同学带到学校厕所内殴打长达一小时之久。杜某随后将5名打人者和学校一同告上法院，要求他们赔偿。2003年1月15日，西城法院做出判决，学校因疏于管理被判与打人者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象这样的学生告学校的案件我们已经不鲜于在各类媒体上看到，这就不得不让人深思：在各类学校突发事件中，学校究竟应该负那些法律责任，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究竟如何呢？本文试通过长期为学校提供法律所遇到的事件、案例和媒体上的案例对这些问题作简要评析。
一、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
在学校伤害事故的处理过程中，往往涉及到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立法上还并非十分明确，也可以说基本上处于空白。所以，在学校伤害事故案中，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往往会成为诉讼双方的辩论焦点。即使在法学界内部，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的。一种观点是监护说，认为学生在校期间，学校就是学生的监护人；另一种观点是保护说，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教育、管理和保护关系，而非监护关系。在学校伤害案中，家长们一般都赞成监护说，而学校认为保护说较为合理。笔者认为，学校是学生监护人这种看法是对法律、司法解释和法理的曲解。下面将从几个不同方面对此问题进行论证。
（一）学校不具备监护人的主体资格。监护是为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
力的人设立保护人的制度，目的是为了维护无民事行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监护人是对被监护人依法享受监护权并承担监护职责的人。监护的设立必须由法律加以确认。我国法律对监护人作出了如下规定：（1）《民法通则》第十六条对设立监护人的顺序和范围作出了明确的规定。（2）“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监护人”。首先把未成年人的父母设立为监护人。（3）认定其他监护人的条件是“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4）其他监护人的范围和顺序。祖父母，外祖父，、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以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没有上述监护人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学校显然不具有监护人主体资格。
（二）学校没有取得监护权的法律形式。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22条规定“监护人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全部委托给他人”，所以人们认为：学生在学校读书，向学校缴纳了学费，就是把监护职责委托给了学校。这是对监护委托的错误理解。这是由三个方面的原因决定的。一是义务教育是国家依法强制推行和实施的，根本就不具备契约性质和教育消费的委托特征。二是中小学校对未成年学生的教育内容和管理方式是《教育法》、《义务教育法》等法律直接加以规定，并不是和未成年学生或其监护人约定的，同时也不能以监护人的名义进行，而是以学校自己的名义独立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三是学校向未成年学生收取的费用，根本不是接受委托的付价，而是用在未成年学生身上的非常有限的教育成本费。
（三）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承担有限保护而不是监护。
1、学校的有限保护责任。《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教育法律在围绕学校保护方面，确立了有限保护原则。有限保护的责任范围或内容：①为未成年学生提供使符国家安全标准的校舍及其他教育教学设备设施，如《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办法》第21条“学校和幼儿园不得使未成年人在危及人身安全、健康的校舍和其他教育、教学设施中活动，对校舍、教学设备、体育场所应定期进行检查维修，发现险情应及时上报，并采取有效措施，以保证未成年学生和儿童的人身安全。”在学校组织的教育教学和集体活动中防止发生安全事故。《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7条规定“学校和幼儿园安排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参加集会，文化娱乐、社会实践等集体活动，应当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防止发生人身安全事故。”有关教育方针的执行和教育手段的禁止性规定。“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
2、中小学校的这种有限保护与监护人的监护的明显不同。如前所述，除了学校保护与监护人的监护的内容不同，学校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仅限于这种有限责任所及范围，未成年人的监护则是全面的无限制的管理和教育。它们之间的侧重点也完全不同，中小学校在未成年学生的教育和管理方面，代表着社会的公共利益，较多体现出党和国家对社会新人的要求。而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教育和管理，不可避免地更多地表现为私人性质的个体化要求。
3、学校承担的责任也仅就其过错而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0条就此作了规定：在幼儿园、学校生活、学习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疗的精神病人，受到伤害或者给他人造成损害，单位有过错的，可以责令这些单位适当给予赔偿。然而第159条对监护人的规定则不同了：被监护人造成他人损害的，有明确的监护人时，由监护人承担民事责任；监护人不明确的，由顺序在前的有监护能力的人承担民事责任。
4、学校的有限保护并非监护，更不能代替监护人的监护。即是说，学校不能当然取得对未成年人的监护权，也就是说不存在履行监护不当而要赔偿的问题。比如，学校不可能代未成年学生管理其财物，照顾其日常生活，更没有因为其管理财物而承担赔偿的责任。
（四）学校赔偿不同于监护人赔偿。
1、学校赔偿的范围和原因仅限于有限保护责任中存在过错，责任形式更多地或者说主要地表现为因为自己的过错承担的支付金钱形态的赔偿金。而监护人则不同，他要因被监护人对别人的侵权行为和自己的监护行为承担完全的民事责任，承担的责任形态除了支付赔偿金外，还包括赔礼道歉、恢复原状等形式，甚至主要表现为后面这些形式。
2、学校赔偿与监护人赔偿性质不同。中小学校是法律授权的义务教育实施机关。所以学校赔偿不是纯粹的民事赔偿，而监护人赔偿则是纯粹的民事赔偿性质，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的加害或受害所提起的诉讼都是民事诉讼。
3、在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诉讼中的地位不同。在未成年人侵权行为诉讼中，学校一般是以证人或第三人身份出现，行证实事件或协助查明事情缘由的作用，对学生的利益不享有处分权。而监护人则是以侵权行为的未成年人的法定人身份直接参与诉讼。监护人可以从未成年人权益出发，以法定人的身份享有完整的处分权。
综上所述，学校显然不是学生的监护人，学校对学生承担的只是部分的保护职责，这种保护职责，是通过监护人与学校之间及《教育法》建立的，是《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公法要求学校应当履行的职责。该职责在《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中被归纳为教育、管理、和保护的内容。学校不是学生的监护人，并不意味着学校绝对不对学生伤害事故负责任，而是应根据学校在事故中是否负有过错，及过错的大小来承担过错责任。
二、学校伤害事件的的法律责任划分
既然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没有监护权，所以在具体处理校园赔偿案时，根本就不能依据监护原理原则要求学校承担监护责任，但是学校又有明确的对未成年学生的有限保护责任。故在看待和分析发生在中小学校园内的安全事故时，首先考虑的应该是监护人的监护责任，对学校是否有责任，要从四个方面看：一看是否因为校舍或学校设施不符合国家标准或存在安全隐患所引发；二看是否由于教育教学活动中没有有效的安全防范措施或预案；三看是不是学校的教育教学技术或手段不当而导致学生伤害的出现；四看学校在知悉事故发生的情况下是否及时履行了先行救护和对学生监护人通知义务。全面考察侵权方和受害人的责任形式，合理确定学校与双方监护人之间的责任划分。现就学校常见的几种有代表性的学生伤害事件说明不负责任或者负部分责任的几种情形：
（一）学校不负责任的情形。在以下四种情形下发生的事故，学校行为并无不当的，不承担事故责任，事故责任应当按有关法律法规或者其他有关规定认定：①在学生自行上学、放学、返校、离校途中发生的；②在学生自行外出或者擅自离校期间发生的；③在放学后、节假日或者假期等学校工作时间以外，学生自行滞留学校或者自行到校发生的；④其他在学校管理职责范围之外的情形。
（二）根据具体情节合理划分的几种情形。
学生意外伤害事件。目前学校所发生的所有事件中，学生伤害事故与食物中毒事件较为突出，影响面也较大，自然对学校声誉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最大。这里着重讨论与学生有关的事件（事故）的责任认定。学生在学校期间所发生的人身伤害事故的赔偿责任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责任，法学理论界似乎没有定论，由于近几年内学生人身伤害事故频繁发生，从而引起了司法界、理论界与社会的广泛关注。
学校与学生之间的这种法律关系的基本性质，大致可推定为准教育行政关系，既区别于纯粹的教育行政关系，也区别于民事法律关系，是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和保护的法律关系。教育、管理和保护构成这一法律关系的基本内容，学校对学生有教育、管理的权力，同时对学生有保护的义务；学生有接受教育、接受管理的义务，享有受到保护的权利。在教育关系中，发生学校履行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的过错，致使学生受到人身伤害，或者伤害他人，学校产生民事责任。在中小学校学生在校期间遭受人身伤害，是学校未尽保护义务；在中小学校学生在校期间伤害他人，是学校对学生未尽教育、管理义务，对损害的发生应当承担部分法律责任。这种责任既有教育法的性质，也有民法的性质，应当以民事责任的性质为基础（为主）。
在民办民营学校中，如果双方的合同中明确约定在某些情形下学校必须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时，依据其约定处理；没有约定时，应当按照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处理。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与学生之间则应该是一种由法律（主要是行政法）直接规定的特殊的教育、管理及保护等权利义务关系。而在义务教育学校及公立学校应承担赔偿责任时，应该按照相关法律的直接规定来处理。当然，如果学校（或其教师）故意侵害学生的人身权利时，就会出现普通侵权责任与上述两种责任的竞合，此时可以由学生来选择对其有利的责任性质来向学校主张。认定学校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为：即存在过错、有损害后果及过错与伤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学生食物中毒事故。学生食物中毒事故，主要是指学生在学校食堂就
餐，学生食用学校委托的订餐以及学校在组织种类活动中的外购食品、餐馆就餐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这类事件的责任大体上有：一是学校直接责任、二是食物制作单位责任两类。
对于学校自己经营管理的食堂，发生食物中毒事件，学校负有经营管理责任与民事责任。不论发生食物中毒原因为何，学校均有这可推卸的经营管理严重过失与责任，对中毒学生均有抢救、医治、承担医疗费用和损害赔偿责任。对于事故造成严重后果，触犯刑律的直接责任人还应依法承担刑事责任，在教育行政管理方面，教育行政机关可依法追究学校的行政责任。
对于学校将学校食堂交给具有法人资格、卫生防疫许可证的餐饮企业经营的，以及因学生食用餐馆的食品、食品供应商的食品而发生的中毒事件，学校负疏于管理的行政责任与民事责任，其他方面的责任由餐饮企业、食品供应商承担。
学生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治安事件。治安案件，如学生在学校内盗窃公私财产、破坏公私财产，在校内打群架、校周边打群架、殴打教师或他人的，等尚不构成犯罪的治安案件。在这类事件中，其法律责任由学生自负，学校负有相应的管理责任。
学生行为触犯刑法的刑事案件。学生行为构成犯罪，由司法机关处理，学生依法承担相应的刑法处罚。在刑事案件个案中，学校可能负有相应的管理责任。
学生违反公序良俗的事件。在这类事件中，学校负有采取正确适当的方式，及时批评教育的履行法定管理责任和义务。正确的、适当的方式是指，采取尽可能的控制范围，不得公布学生行为细节以及个人隐私，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不激化矛盾的方式开展批评教育工作。
由上述几类突发事件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实施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根本没有对未成年学生履行监护的权利义务，而只有对他们的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有限保护责任。故在具体处理校园安全事故案的时候，简单地认为学校没有履行监护职责并不妥当，应该根据具体情形，看该赔偿案与监护人的监护行为有什么关系，看学校在事故中的有限保护责任履行到不到位，从而正确划分责任和确定赔偿比例。认定学校责任的关键，就是看学校是否在履行这种有限保护责任中是否有过错，没有过错，则不宜简单化，那种认为凡是在学校内发生的事故学校就应负责的说法和做法是完全错误的。切不可把学校的有限保护责任扩大化为监护职责。
三、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与防范
（一）学生伤害事故的处理。对于学生伤害事故案件，如果认定为学校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不论是调解解决还诉讼解决，其赔偿的项目范围与标准应当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办理。若对于责任比较复杂的案件，应视具体案情依据有关法律合理确定法律责任，裁决赔偿标准。
（二）学生伤害事故的防范
从宏观上看，发生在学校内的突发事件以及非突发性事件事故，均与学校管理、履行管理责任和对学生的保护义务，不同程度上相关。因此，学校也不同程度地负责任。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事件中，导致学校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其责任的大小程度，弄清这些问题，才可能有效地、减轻学校的相关责任与赔偿责任。
1、认真履行管理教育与保护学生的职责与义务。在过去已发生的诸多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没有直接的伤害过错，大多是由于未尽管理责任或疏于管理的过失，而导致承担民事赔偿的占多数。因此，学校一定要高度重视学校、学生安全保卫工作，依据《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传染病防治法》、《食品卫生法》、《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学校食堂与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学校卫生工作条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从安全管理、治安保卫、教学安全、物品管理、卫生食品以及应急预案等六大方面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制度。坚决贯彻落实，将安全保卫职责落实到各级、每个干部教师员工与各个环节，坚决消除事故隐患与苗头，采取有效措施防堵管理漏洞，克服与避免出现疏于管理的过失，认真全面履行管理教育与保护学生的职责与义务。
2、及时有效履行告知义务。告知义务是学校履行管理职责的一个重要方面与措施，也是在学校面对诉讼案件举证中，证明学校是否履行了管理责任的重要证据之一，学校应当在履行管理职责的各个环节上加以落实。
3、突发事件发生后必须采取及时、有效地救治措施与处理措施。当学生伤害事故发生后，由于学校负有法定的管理教育保护义务，因此不论在何种情形下，学校必须立即起动应急预案，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对学生或伤者、患者进行救治。对于没有伤者的事件中，学校也必须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将事态控制到稳定，不继续扩大的局面并果断处理。在处理事故发生的同时，应立即采取对其他未发生事故的部门与环节进行全面预防性检查，并贯彻到全校。
关于未成年保护法的案例篇5
一、我国法律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
1.我国公民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未成年的公民同样享有该权利。
宪法规定的我国公民享有的权利大致可以分为几类：政治权利和自由、人身权利和自由，另外，公民还有经济、文化和社会权利、自由等。
2.《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下称修订案）于2006年12月29日修订通过，自2007年6月1日起施行。该法有以下的特点：
（1）突出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权
修订案规定对未成年人实行全方位四大保护：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开宗明义未成年人享有四大权利：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及参与权，国家根据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给予特殊保护、优先保护。
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应当尊重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必须使适龄未成年人依法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不得使接受义务教育的未成年人辍学。
学校应当尊重未成年学生受教育的权利，关注、爱护学生，对品行有缺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应当耐心教育、帮助，不得歧视，不得违反法律和国家规定开除未成年学生。目前，中国有1亿多农民工在城市打工，涉及农民工子女数百万。解决外来工子女就学，保障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也已得到关注。修订案明确要求输入地政府要承担起农民工同住子女义务教育的责任：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保障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权利，并采取措施保障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的和流动人口中的未成年人等接受义务教育。同样，另一特殊群体的孩子也没有被遗忘，修订案对羁押、服刑的未成年人受教育权，也给予了充分保障：对羁押、服刑的未成年人没有完成义务教育的，应当对其进行义务教育；解除羁押、服刑期满的未成年人的复学、升学、就业不受歧视。
（2）强调素质教育，为学生减负
针对目前中小学生日益加重的学习负担，修订案从细处着眼，处处体现了以学生为本、实行素质教育的呵护。修订案规定，无特殊情况，学校不得延长未成年学生在校学习时间。学校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互相配合，保证未成年学生必要的睡眠、娱乐和体育锻炼时间，不得加重其学习负担。修订案规定：学校的教职工应当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有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言行。
（3）建立校园安全网，制定突发事件预案
传染病、学生饮食安全、学生安危受到影响等校园安全事故一直是学生家长、学校、社会关注的问题。此次经过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学校、幼儿园应当建立安全制度，发生突发事件时，应当优先救护未成年人；教育行政等部门和学校应当根据需要，制定应对各种灾害、传染性疾病、食物中毒、意外伤害等突发事件的预案，配备相应设施并进行必要的演练，增强未成年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有关法学专家认为，这些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权益给予特殊保护、优先保护的原则。
（4）立法戒除未成年人网瘾
我国有一些青少年网民存在网瘾问题，沉溺于网吧不能自拔，并由此引发诸多犯罪问题。
为从源头上解决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问题，修订案提出对游戏软件的开发进行控制，规定国家鼓励研究开发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网络产品，推广阻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新技术。一些中小学校门口开有网吧，吸引着孩子放学进去玩游戏，修订案对此予以禁止，并要求这些场所的经营者在显著位置设置未成年人禁入标志。
修订案对大量伸向未成年人的、恐怖图书说“不”，规定禁止任何组织、个人制作或者向未成年人出售、出租或者以其他方式传播、暴力、凶杀、恐怖、等毒害未成年人的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以及网络信息等。
修订案强调，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出售烟酒的标志。同时规定，任何人不得在学校的教室、寝室、活动室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室内吸烟、饮酒。
3.2009年1月1日实施的《广东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下称《条例》，突出了家庭保护和人性化关怀，很多规定在国内属首创。
《条例》规定了社会各界在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方面的责任。其明确将促进未成年人“心理”发展放在与促进其德、智、体等方面的发展同样重要的地位。“这应该是国内首个把心理健康也纳入到未成年人保护范围内考虑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起草专家组组长、中山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广举例说，《条例》还要求“对有心理困扰或者心理障碍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给予心理咨询和辅导”等，都是对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构建一个比较系统的规范要求。《条例》还规定，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以及其他成年公民应当注意未成年人的乘车安全，不得将未成年人单独留在机动车内，不安排未满十二周岁的未成年人乘坐机动车副驾驶位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放任未成年人夜不归宿，不得让其脱离监护单独居住”，学校在公共卫生间等设施的建设、配置和使用上，应当照顾未成年女学生的生理特点，女卫生间人均实际使用厕位数量应当多于男卫生间厕位数量。“学校和教师应当允许未成年女学生在经期内不进行剧烈的体育活动”，《条例》的有关规定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人性化的关怀。
二、加强责任意识，做个懂法守法的好公民
1.什么是责任意识
简单地讲，责任就是一个人应当做的事情，也可以说责任是不应该做某些事情。责任意识是指个人对自己和他人，对家庭和集体，对国家和社会所负责任的认识、情感和信念，以及与之相应的遵守规范、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的自觉态度。英国王子查尔斯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你不得不去做的事，这就是责任。”
我们在一个家庭内有作为家庭成员的责任，在一个班集体内有作为班成员的责任，在一个学校有作为一个校成员的责任，作为公民有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在家里，我们作为一个家庭成员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负担一定的家务，学会一些简单的照顾妈妈的技巧，每天回家给爸爸妈妈讲讲在学校发生的趣事。在过生日的时候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会给我们过生日，但是有几个同学能够记得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的生日？又有几个同学给长辈过生日的呢？家庭成员间关心是互相的，照顾也是互相的，作为晚辈对于长辈的关心和爱护要懂得感恩。在学校举行运动会的时候，我们多加练习，为班级增光，当我们代表学校参加各种活动并赢得荣誉的时候，作为校成员给学校带来了荣耀，这都是责任意识。责任意识是一种很重要的习惯。我国加入wto的首席谈判龙永图在《实话实说》栏目中讲述了一个令人感慨的故事，他到瑞士访问的时候，在一个洗手间里，他听到隔壁小间里一直有一种奇特的响动。由于这响动时间过长，而且也过于奇特，因此不觉吸引了他的好奇。于是，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通过小门的缝隙向里探望。这一看使他惊叹不已。原来，小间里一个只有七八岁的小男孩正在修理马桶的冲刷机构。一问才知道，是这个小男孩上完厕所以后，因为冲刷设备出了问题，他没有把脏东西冲下去，因此他就一个人蹲在那里，千方百计地想修复那个冲刷设备。而他的父母、老师当时并不在他的身边。一个只有七八岁的小男孩，竟然有如此强烈的负责精神，这也是以后成为一个优秀人才所需要具备的非常重要的素质之一。
一位大公司的老板曾经讲过这样的故事，有个人来他公司招聘，经过交谈，他觉得那个人其实并不适合他们公司的工作。因此，他很客气地和那个人道别。那个人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手指不小心被椅子上跳出来的钉子划了一下。那人顺手拿起老板桌子上的镇纸，把跳出来的钉子砸了进去，然后和老板说再见。就在这一刻，老板突然改变了主意，他留下了来应聘的人。事后，这位老板说：“我知道在业务上他也许未必适合本公司，但他的责任心的确令我欣赏。我相信把公司交给这样的人我会很放心。有责任意识是我们做好其他事情的基础，相信一个有责任意识的人会有更多的机会和机遇。
2.我们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也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
宪法在规定公民各项基本权利的同时，也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
有同学讨论青少年应有的公民意识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权利我喜欢，义务我讨厌。”他的观点对吗？该同学只想享受权利不想履行义务的观点是错误的。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密不可分，相互依存，具有一致性，这要求公民要依法正确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
上海某大超市的保安人员怀疑某女大学生将商品藏入内衣，遂将该大学生扭住，并叫两名女工作人员将其带入更衣室内脱衣搜身，但未发现所谓被窃物品。该大学生回去后遭到很多人的误解，其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因此向法院提讼，经过二审法院判决，该超市向女学生赔偿精神损失费2万元，并赔礼道歉，消除影响。该超市本来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是却侵犯了顾客的权利，结果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先决条件。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时，不得超越合法权利的范围，不得侵犯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
3.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
《刑法》第17条把责任年龄分为3个阶段：第一，已满16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是完全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的规定。第二，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抢劫、贩卖、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第三，不满14周岁的人不负刑事责任。这是完全不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关于未成年保护法的案例篇6
关键词：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启示。
多年来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结合各国的一般用法及我国的司法实践，以下亦称少年司法制度）实践更多地体现出刑事化倾向，国内学者对域外未成年人司法的研究也较多侧重于未成年人司法中少年犯罪与保护性司法的研究，但完整的未成年人司法绝不应简单地理解为是对“罪错少年”的特殊惩戒与保护，少年法院也绝不应成为单纯的“初级刑事法院”，[1]（p393）我们亦应关注域外少年司法较为发达国家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另外一极，即以儿童与家庭为核心、在完善的福利体系支撑之下作用更深远的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的发展，以推动我国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基于此，笔者选取最具代表性的美国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就其源起与发展作一分析，以试图为我国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的构建提供基本逻辑参考。
为了研究内容的统一，笔者首先对本文所涉及的主要概念作一界定。所谓未成年人，是指依据一国立法未达成年年龄标准的人。而根据《儿童权利国际公约》，18岁以下的任何人，除非对其适用之法律规定成年年龄低于18岁，一般称为儿童。所谓“少年”，当今各国立法大都倾向于为其规定“年龄区间”，如英国《儿童及少年法》规定8周岁以上17周岁以下的人为少年，“少年”更多的是与犯罪和身份罪错相关联。基于本文研究旨趣，除明确标示外，未成年人、儿童为同义语，根据语境变换进行选择，在谈及司法制度发展时仍沿用最初的“少年法院”、“少年司法”等用法，但以未成年人民事司法为一般用法。
一、美国儿童福利制度与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的诞生。
（一）儿童福利制度的源起。
美国少年司法最初容身于福利制度之中。美国儿童福利政策因循英国传统开始，18世纪末19世纪初《济贫法》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渊源，其确立了减轻、缓解危难者（包括儿童）的困难与痛苦的国家责任，将危境儿童置于国家监护（parenspatriae）之下。随后，各地执行《济贫法》的官员们继续依靠招收学徒和各种形式的直接援助以及设立专门机构来帮助穷困者、无人照料者以及孤儿，同时他们还批准将儿童置于救济院或将其拍卖给最低条件的竞拍者。[1]（p15）由于人们观念中对儿童权利的漠视，尽管有了国家监护的雏形，但儿童民事权利的保障程度依然很低。19世纪早期，新的家庭观念将儿童作为一个有着特殊需要的个体，并开始将儿童期作为人生一个独立阶段分离出来，在儿童观上强调儿童天性善良，“担忧儿童”（fearforchildren）的价值取向使“决策者们力图在一种以个体自治为动力的社会体制中，将儿童作为某种有别于成年人的独特个体来探讨，由此得出了最具启迪作用的法律语词———儿童的最大利益”。[1]（p16）与此同时，美国鲜明的个人权利保护倾向和特殊的反国家主义传统又使人们相信，儿童问题首先是私人问题，只有存在确凿的证据证明父母监护失败后，公共机构和社区才能介入对儿童的照管，随之形成了一系列父母亲权神圣、家庭隐私不可侵犯的家庭自治观。而在“有限政府”的理念下，各种关注于儿童利益的福利政策与私营组织不断涌现，并不断影响着美国儿童福利政策的走向。
（二）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的萌芽。
美国少年民事司法肇始于1825年纽约市建立的第一个少年矫正院（亦称纽约避难所），将不守法纪与无人照管的儿童集中在一起同成年人分离进行矫治，这凸显了人们不断扩展的对儿童的责任感，以及以严格的纪律、教育和劳动为内容的结构性环境处遇可以重塑儿童人格观念的信守，儿童福利与少年司法实践及机构逐渐合而为一。[1]（p24-25）其后，矫正机构的效仿者接踵而至，宗教团体、民族团体以及友爱和慈善协会建立起孤儿院，对父母死亡或丧失能力的孩子进行监护与照管，这成为少年法院出现之前最显著的儿童福利与少年司法举措。[1]（p27）这些福利机构承载了当时人们对儿童问题新的希望，但很快，政府无力提供资助导致的基金匮乏制约了矫治机构的发展，为了维系生存，政府赋予私营救济机构以经营者的地位与权利，矫治机构因此开始利用儿童为其谋利。当谋利具有正当性之后，矫正机构建立的初衷悄然改变。
剥削儿童、过于拥挤、管理不善、态度粗暴等现实问题迭出，引起了父母们的强烈抗议，而矫治效果的不明显最终埋没了机构矫治的理想，人们开始寻求新的福利机制。
（三）未成年人司法组织的建立。
在19世纪末期，随着工业时代的发展，人们对于儿童有了新的观念，发展出更精确的儿童与儿童期概念：“儿童”是有着自身需要和兴趣的独特的个体；“儿童期”是儿童所拥有的学习、生长和玩耍的特殊时期。新概念的引入引起了人们对儿童特殊脆弱性和需求的关注。儿童福利制度的基点也从“担忧儿童”（fearforchildren）转为“害怕儿童”（fearofchil－dren），人们开始害怕儿童可能给社会带来的危害，并且主张合适的儿童期应当受到适度的干预，从单方面强调儿童福利保护到有效地管教救治失养罪错儿童，福利制度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如何更好地照管被忽视的儿童，如何对父母与寄养家庭实现有效的监管，如何使罪错儿童远离成人刑事司法的严酷？在拯救儿童运动的推动下，1899年4月14日伊利诺斯州议会通过了《少年法院法》（acttoregulatethetreatmentandcontrolofdependent，neglectedanddelinquentchildren）、《规范无人抚养、被忽视和罪错儿童的处遇与控制法案》。[2]（p703-709）随之，以福利为根基、职能广泛的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走进了公众的视野，成为“自1215年英国大宪章以来，英美司法制度之最重大进展。”[3]（p101）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法》第3条规定，人口超过50万的县应从巡回法院中选择和指派一名或者多名法官负责审理本法所规定的所有案件，并应将一个特别的法庭室（courtroom）指定作为少年法庭室，审理这些案件。为了方便起见，这个审判室可以称为“少年法院”。[4]（p120）虽然最初的少年法院仅是巡回法院的一个法庭，但因其具有区别于其他法庭的审判理念、案件受理的范围与审理模式，因此已经成为相对独立的审判组织。
（四）未成年人民事司法与专门儿童福利机构的逐渐分离。
伊利诺斯州少年法院的产生极大地推动了少年司法在广度与深度上的发展，在其之后，少年法庭运动席卷了整个美国。“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在相关理论的影响下，各司法管辖区的少年司法制度逐渐融合，其各自的名义或形式虽有所分别，但其基本理念、基本法律规则以及相关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实践操作大体一致。……它们的受案范围大体相当……它们的基本宗旨也大体一致，即处理并矫治越轨少年、防止少年越轨以及通过适度地干预家庭保护少年健康成长。”[5]少年法院的建立使得政府及社会专门的福利机构与少年法院的职能走向分野，“法庭外的社会福利机构有了极大的扩展，服务于无人照管和被忽略儿童的专门机构（包括收养安置家庭）发展迅速且数量充足，法庭与社会机构之间分野的适当界限得以明确，在这一领域已经有了从法庭分离大量案件的更好的实践。当然，有一些案件，如变更监护（包括自然的或其他的），从家庭中带走孩子，将孩子送入福利机构等诉求的听审应当专属法庭”。[6]（p98）到20世纪90年代，联邦立法通过了《收养和安全家庭法》（adoptionandsafefamiliesact）（afsa），建立的审查和监督机制确保了不需要法院裁决的案件直接由儿童福利机构处理。[1]（p319）随着司法与福利制度功能分区的清晰，未成年人民事司法也逐渐完备起来。
二、当代美国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的基本内容。
（一）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组织。
美国联邦法院系统中对涉及联邦法律的未成年人案件可以由联邦地方法院处理。作为州立法的产物，哥伦比亚特区及50个州司法系统中均设有少年法院、家庭法院或少年分庭（juvenilecourtorjuveniledivision）等少年司法组织，从美国各州少年案件处理的法律规则角度看，其普及全国，大体覆盖到了每一个郡县。据此估计，美国的各种少年审判机构应该约有3000个左右———与郡县数量大体相当。[5]各州根据其州法及州法院等级体系的实际情况确定不同的案件听审类型、审判人员组成，并形成与儿童福利机构、缓刑机构不同的关系。[7]（p4）如在得克萨斯州，通常地区法院（districtcourt）便是该州少年案件的实际审判机构。美国的少年司法组织在建制上大体可分两类：即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机构和非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机构。所谓独立建制的少年案件审判机构，即依法独立设置和管理的少年审判机构，通常称为少年法院（juvenilecourt）、家庭法院（familycourt）或少年与家事关系法院（juvenileanddomesticrelations），其建制与刑事法院（crim－inalcourt）、郡县法院、城市法院等并行。所谓非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机构，即有权依据少年法律规则处理少年案件的地方普通法院（generalsession），这些法院往往会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指定专门的法庭（courtroom）审判少年案件。其负责少年案件审判的法官往往相对固定。[5]就审级制度而言，少年司法机构是州司法系统的组成部分，作为基层初审法院或专门法庭，其审理的少年案件根据各州及联邦诉讼制度可以提出上诉，直至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在少年审判组织实践方面，华盛顿特区、加利福尼亚州、大纽约市、特拉华州、夏威夷州以及新泽西州等均建立了全面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统一家庭法院。美国少年与家事法院的法官通常由具有专业兴趣和特殊能力的法官、社会工作者和专家担任，一些从事过家事审判的法官更是主张：“审理复杂的商业纠纷的法官与审理包括未成年人的未来在内的监护权纠纷的法官应当区分开。……家事法官应当是掌握案件处理与法庭管理技术的家事专家。……必须接受过包括未成年人的需要、离婚对未成年子女的影响、家庭暴力和保护未成年人事项的专业知识和培训”。[8]（p73-74）（二）未成年人民事案件管辖范围。
从伊州少年法院开始，案件管辖权大都及于未成年人犯罪与偏差、身份过错以及未成年人民事保护案件，其中民事案件主要包括无人照管、被忽视或虐待等。在其后少年法院的发展演变过程中，案件管辖范围逐渐扩大，以少年法院诞生地库克郡为例，作为伊利诺斯州的一个特例，该郡独自拥有一个巡回法院和一个上诉法院，现在的库克郡巡回法院被划分为三个审判职能部门，即郡县部（countydepartment）、市政部（municipaldepartment）和少年司法与儿童保护部（juve－nilejusticeandchildprotectiondepartment）。少年司法与儿童保护部包括两个基本的业务职能分部，即少年司法分部（juvenilejusticedivision）和儿童保护分部（childprotectiondivision），民事司法体现在儿童保护分部的职责中，其审理的案件主要包括：儿童虐待、儿童疏于照管、儿童需要扶助、个人监护权以及父母亲权的终结等案件。[5]再以纽约市家庭法院为例，具体的案件管辖类型包括：儿童虐待与疏于照管、收养案件、监护与探视案件、家庭暴力案件、寄养许可与审查案件、监护权案件、少年越轨案件、父权案件、需要监管者案件（personsinneedofsupervision）、儿童抚养及配偶扶养案件。[5]
可见，对未成年人以家庭监护为中心的民事权利维护成为实现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控制未成年人罪错的基础，美国少年司法正从倚重国家监护，强调对越轨和身份罪错少年的机构处遇模式向以家庭（可以是包含更多亲属的扩展家庭）监护为中心关注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儿童家庭案件一体解决的模式转变。
（三）未成年人民事审判的特殊程序保障。
1.当事人适格的扩张与检察官诉讼。
未成年人权利的维护与监护密切相关，但亦涉及社会公益，在家庭内部发生的对未成年人的虐待或遗弃等，更需要及时有效的救济，因而，必要情况下当事人适格的扩张成为立法的当然选择。美国社会福利机构（publicsocialserviceagency）在孩子遭受遗弃或虐待的情况下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将孩子暂时或永久的同家庭隔离。同时，该机构还有权提起认知请求诉讼和抚养请求诉讼。在诉讼层面，为弥补未成年人诉讼行为能力的欠缺，最大程度救济未成年人利益，检察官可以在亲子关系事件中一方当事人提起诉讼。
2.事实发现的辅助法官机制。
少年与家事案件的审理强调对个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利益的全面保障，以及对国家与社会公益的维护，因此，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甚或探寻纷争背后的症结所在往往成为关键，鉴于此，美国许多州的少年或家事法院设立了“专员”
（commissioner）以及“仲裁人”“调解员”（referee）等法律职业人士作为辅助法官帮助法官进行裁判。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专员”负责将诸如监护、子女以及夫妻之间的相互扶养等事实调查清楚并做出法律上的判断，然后再将之向法官做出汇报。而在密苏里州，“专员”则专门负责整理事实问题，并将事实认定的结果向法官做出汇报，法官在认为报告准确无误的基础之上再做出判决。为调整法律问题背后的人际关系，美国许多州在法院内部还设立了“法律顾问”
（counselor）等特别辅助机构，帮助法院解决诸如家族之间的人际关系以及法律之外的诸如经济、社会甚至生物学方面存在的事实问题。[9]（p326）3.当事人正当程序权的保障。
少年法院意在通过对所有危及少年生活的强有力干涉来达到拯救孩子的目的，因此非正式的程序优先于正式的诉讼程序而得到适用。[1]（p143）在少年法院创立之初，实现对儿童的安置是法院最关注的内容。如对于无人照管的儿童，不必接受法院的详细审查和评论，即可将其安置于付费看管的寄宿家庭、工读学校、少女感化院甚至少年犯收容所和监狱。但对于安置是否恰当，审理程序是否保障了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听审请求权，是否遵循了正当程序则在所不问。但随着少年司法的发展，以及实践中少年安置机构存在的种种问题，人们开始反思关于父母亲权、国家监护等一系列基本理念。许多州开始规定儿童及其父母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以加州康特拉科斯塔郡为例，少年保护案件的父母具有获取律师帮助的权利，而少年保护案件的涉案儿童还可以享有法院指定律师的权利。[5]另外，为了尊重父母监护，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以下两个判例确认了父母所拥有的基本权利：其一为桑托斯基诉克雷默案（santoskyv.kramer），该案确认亲权不能被剥夺，除非有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父母有不适当的行为；另一案是斯坦利诉伊利诺斯州案（stanleyv.illi－nois），该案确认了未婚父亲拥有参与其子女抚育和监护听审的权利，[1]（p319）父母抚养权与听审权的保障促使司法对当事人权利保护有了更全面和深入的发展。
三、美国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发展之基本启示。
综观美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我们看到从纯粹的福利机构、市民社会组织对失管失教儿童的救助，到少年司法机构的独立是美国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发展的第一阶段。儿童观的变化提升了国家在失养失教儿童身上的责任感，国家监护理念不断加强，美国政体下联邦与州的特殊关系形成了少年法院的特殊出身，即作为州立法的产物并被福利制度所“包裹”。在这一阶段少年司法没有刑事与民事案件的明确区分，失养失教儿童都由少年法院以福利性质的方式进行救济。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发展的第二阶段始于少年司法机构的独立与司法性的加强，父母家庭监护被关注和尊重，保障家庭监护功能的实现，在亲权不明、监护存在纠纷或失当时启动民事司法程序，通过专门法院的审理促成监护功能的实现，成为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的新取向。美国少年民事司法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构建我国未成年人民事司法制度的基本启示。
其一，理性的儿童观是未成年人权益保障民事司法的根基。未成年人的保护既是父母的责任又是国家的责任，但养育子女首先是父母于宪法上的权利，父母家庭监护优先于国家监护，而国家监督、指导、支持下的良好的家庭环境将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长大成人。
其二，尊重和保障家庭监护功能的发挥，强化司法与福利制度的功能分区与个案合作，服务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应是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的制度追求。未成年人民事司法以解决监护纠纷为核心，对被忽视儿童、被虐待儿童、被剥削儿童（如被逼卖艺儿童）等的保护不仅应担当裁判者的角色，更应担当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与家庭、福利机制协同合作共同解决问题，这也是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的特殊职能所在。
其三，恰当的民事司法边界是未成年人民事权益司法保障的起点。涉及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众多，但通过对美国民事司法的考察，我们发现并非所有与未成年人民事权益保障有关案件均属于未成年人司法管辖范围，这其中恰恰蕴含了未成年人民事司法的边界所在。在尊重父母家庭亲权监护的基础上辅以国家监护，才更有利未成年人的长大成人。因此，进入民事司法程序应当是父母家庭监护不能、福利保护不力的情况下不得已的选择。试想，有效监护下的未成年人，无论其为原告还是被告，监护人都将以当然的法定诉讼人的身份进行诉讼，最大可能地维护未成年人利益，此时，完全不需要为这种未成年人的民事案件设置特别的程序。只有在未成年人成为暂时无人照护的孩子，国家才有必要介入未成年人监护的领域，为其确定新的监护人或要求监护人履行职责。
其四，将未成年人案件和婚姻家庭案件并重的儿童与家庭法院应是未成年人司法组织的未来发展走向。首先，设立专门的司法机构既是未成年人案件审理的客观需要，亦符合法院制度的发展要求。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离不开家庭的语境，婚姻家庭问题与未成年人休戚相关。在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婚姻家庭案件日趋复杂的今天，构建未成年人与家庭法院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其次，未成年人与家庭法院体现了对未成年人利益与成年人家庭利益的平衡保护，涵盖未成年人保护性案件与家庭关系案件，更有利于实现未成年人利益的最大化，也避免人们仅从单一方面评价制度体系的利弊，使其有更强的涵摄力和更广的发展空间。再次，它还将有别于普通诉讼法院，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职能，如对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的教育监督职能、对未成年人福利发展的促进职能、对未成年人保障立法的建议职能等。审判权行使也将有别于普通诉讼而更多地体现出和谐共赢、面向未来、保障成长的鲜明特色。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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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未成年保护法的案例篇7
【关键词】分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78（2014）07-113-02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积极制定和落实了一些青少年犯罪的综合治理方略，在一定程度和范同上进行了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和改革。但是，我国刑事司法制度仍然是以成年人为标尺的，在现阶段如何建立科学完善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仍是司法实践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分案制度的实施就是未成年人司法制度新举措。我国实行相对分案主义即在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中，在一般情况下要求分案，但有碍于案件审理的除外。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2年4月颁布的《人民检察院办理术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不妨碍案件审理的，应当分开办理。”2008年自哈尔滨市院未检处成立以来，对分案十分重视，并制定下发了相应的制度，香坊区未检科按照市院未检处的指示精神对此项工作认真落实、积极探索，通过未检科几年来的司法实践，分案不仅充分体现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更体现了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惩罚为辅，教育为主”的立法本意。
一、分案是对未成年人进行特殊司法保护的必然体现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办理未成年入犯罪案什，应当照顾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并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门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未成年人作为一个特殊群体，他们正处于向成年人过渡的时期，面临诸多生理上的变化和心理成熟过程中的困惑，表现为情绪控制障碍、群体倾向性明显、辨知能力不稳定等。我国已确立了强制辩护等特殊司法保护原则，但是随着司法理念的发展及司法实践的积累，上述原则尚不能对未成年人进行完整的司法保护。例如，在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中，由于未成年人大都处于从属性地位，加之现阶段的刑事诉讼完全是以成年人为标尺构建的，所以容易导致对未成年人应有的司法保护程序被忽视。分案制度则可以避免这一弊端，有助于更好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挽救、感化工作。如李某贩卖案。李某出生于1993年8月，案发时系黑龙江省卫校的在校生，学校为司法机关出具的李某在校表现证实：李某学习成绩优异，在校表现一贯良好，无违法违纪记录，这样一位花季少女是如何走上犯罪道路的？2009年夏末秋初，李某通过网聊认识了一名叫翟某的男子，该男子自称是公务员，在依兰县工商局工作，并拿出伪造的该局的红头文件，涉世不深的李某信以为真，并与其建立了恋爱关系。不久，李某发现翟吸毒，由于对翟的过分信任李某不但没有因此离开他，反而在翟的诱骗下与他一同吸毒，直至帮助男友以贩养吸。2010年7月，翟某因贩卖被公安机关捕获后将李某供出，李某随即锒铛入狱。2010年8月2日，公安机关以翟某、李某涉嫌贩卖罪提请我院对其批准逮捕。受案后，案件承办人考虑到该案的特殊情况，为防止李某在羁押期间受到二次污染，8月5日仅用三天时间即作出对翟某、李某的批准逮捕决定，同时向公安机关下发快速办理案件、建议分案通知书。9月9日公安机关分案将李某移送未检科，承办人又是受案当日提审李某，并告知其与翟某分案，意图让其放下心理包袱，达到最理想的庭审效果。9月19日将该案移送法院提请公诉，开庭审理中，李某不仅认真悔罪，还向母亲道歉，并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达到了寓教于审的效果。
二、分案可以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庭审氛围
《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北京规则》）提出“犯罪污染”对司法程序中的未成年人的影响，同时规定了分别看管制度。我国目前也规定了相应的制度，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规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审前羁押的未成年人，应当与羁押的成年人分别看管。”“对经人民法院判决服刑的未成年人，成当与服刑的成年人分别关押、管理，”我们认为，我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对同案成年人、未成年人分别办理的司法系统，建立分别制度直接针对的诉讼程序是庭审。在实践中，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的庭审中，有的未成年人因为忌惮成年同案人，即使在庭审中也不敢指证其罪行，这种现象在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均为取保候审的案件庭审中尤为突出。实行分案制度则可以避免或减少这种现象的发生。例如，李某、闫某寻衅滋事案。二人案发前均系顶津食品公司康师傅饮料库房临叫搬运工，因被厂里开除而产生怨恨，去水厂闹事并打伤保安、毁损财物价值人民币6000余元。在这起案件中，李某系成年人，劣迹班斑，在厂区一带很有名，批捕阶段李某不供认犯罪，闫某有些惧怕李某事后对其报复，所以就有害怕与其当庭对质的负担，对犯罪事实遮遮掩掩。批准逮捕后，未检科建议公安机关分案，审查阶段闫某得知与李某不会在开庭时见面，放下了心理包袱，不仅如实供诉自己的行为，还证实了李某的犯罪行为，法庭开庭审理时，闫某供述稳定，其供述成为指控李某最有力的证据，使李某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三、严格把握分案制度的具体适用，灵活掌握、不机械执法，不该分案的坚决不分
对《规定》中“不妨碍案件审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具体掌握？我们认为应严格把握妨碍案件审理的情况，主要有未成年被告人所被指控的共同犯罪罪名属于必要的共同犯罪，即属于法定的必须由两人以上共同实施的犯罪，实行分诉有可能造成犯罪事实难以全部查清。未成年被告人被指控的罪名其法定刑在10年以上，为了慎重起见，也不适宜适用分案等。例如，郭某抢劫致被害人死亡案，由于郭某系未成年人，公安机关分案后将其移送未检科，经办案人提审郭某不仅不供认犯罪还对其他定罪证据存在辩解，因为只有其一个人在案，不掌握其他同案的供述情况，这样该案不仅达不到标准，如果硬性会影响判决。为此，未检科与公诉科及法院沟通后，及时将该案移送公诉科，与其他同案犯罪嫌疑人并案，保证了诉讼的正常进行。
四、分案后应及时与公诉科进行沟通，做好庭前准备
分案后，由于案件分别由不同的科室和办案人办理，如果办案人及部门之间不及时沟通，可能造成重复劳动，不利于节约司法成本，更不利于全面查清案件的事实，不可避免的会造成法庭在对共同犯罪事实、证据认定上的冲突。如果在庭审时出现特殊情况，也不易于及时合并审理。在司法实践中这样的案例也发生过。因此，未检科办理分案案件时，要求做到件件有沟通，事实、证据一致。例如，郭某寻衅滋事案，公安机关以毁坏公私财物罪和寻衅滋事罪移送审查，办案人认为郭某等人滋事是目的，毁坏财物是手段，应定性为寻衅滋事罪提起公诉，经科务会讨论决定后及时与公诉科沟通并形成一致意见，达到执法标准的统一。
五、分案中应注意的问题
分案制度目前之所以未被严格地诉诸于实践当中，很大的原因在于此项制度本身从纯客观上讲是不利于提高办案效率的，在未成年人案件司法职能所要体现的诸多价值目标中，“保护”应居于价值取向的第一层次，即“保护”具有价值取向上的优先权，而“效率”则具有次后性，所以我们在对待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应始终秉承“保护优先、兼顾效率”的司法理念。
分案制度不仅有利于防止成年被告人对未成年人的伤害和感染，也有利于平衡判决的社会效果。但目前分案制度在实践中还存在着问题：
分案的标准模糊。分案制度主要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中，其明确了分案的四种例外情形。法律对第二种情形中的“重大、疑难、复杂”未做出明确解释，对“可能妨碍案件审理”的具体情形也未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第四种情形是兜底性条款，没有任何限制条件，规定过于宽泛。
我国对分案制度的规定内容较为笼统，仅限于原则上的导向规定，缺乏具体的操作规定。如侦查阶段案卷移送是分案移送还是全案移送；审查阶段分案的证据材料如何使用；是否必须由同一合议庭审理；分案后发现应该合并审理的情况如何恢复等问题都无法可依。
总之，分案制度作为一项较新的司法制度尚缺乏立法上的支持，只是在司法解释中有所规定，我们应该以现有的法律资源为基础，在实践操作的层面上结合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特别程序的相关规定，不断地探索和完善此项制度。由于在实践中这样操作的案件相对较少，实行过程中必然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总结，使之不断地成熟。
参考文献：
[1]姜琰，陈丹.浅议未成年人分案制度[J].法制与经济（下旬），2011（09）.
[2]胡巧绒.完善分案制度[J].中国检察官，2008（09）.
关于未成年保护法的案例篇8
[论文关键词]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前科消灭；法律完善
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新设立的特别程序中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也是此次修订的亮点之一。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长期以来，“前科报告义务”意味着未成年人一旦犯罪获刑，将成为一生抹不去的污点。无限期地保留未成年犯的犯罪记录则会引起严重的负面效应，将给未成年犯带来长期的消极影响，在求学、就业、生活等方面造成诸多困难，延缓其复归社会正常生活的进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将有望撕掉未成年罪犯的犯罪“标签”，为其回归社会卸下包袱。这使得我国在充分落实保障未成年人的合法权利以及身心健康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大的一步。
一、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主要内容的分析
（一）适用对象
新刑事诉讼法对此项制度的适用对象规定为犯罪时不满18周岁的人。《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08条规定：“本节所称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是指犯罪嫌疑人实施涉嫌犯罪行为时已满十四周岁、未满十八周岁的刑事案件。”因此，14周岁至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后符合法律规定的都可以封存其犯罪记录。
（二）案件范围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案件范围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这其中，“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包括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和最高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法解释》也进一步明确了此项制度的案件范围，“被免除刑事处罚”以及“被作出不起诉决定”的未成年人也应当封存其相关犯罪记录，同时将2012年12月31日以前审结案件的未成年犯纳入法律的保护范围，切实保障了未成年犯罪人的权利。
（三）适用主体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主体包括法院、检察院以及公安机关。除此之外，未成年犯管教所、未成年人的学校和单位、未成年人的居住社区以及未成年人的诉讼人和辩护人都应当对相关犯罪信息予以保密。而相对于被害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一方，由于是案件的受害者，往往对犯罪一方充满抵触情绪，希望使其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也应当对知悉的未成年人犯罪信息予以保密，否则势必对犯罪人回归社会后的学习生活造成一定影响。
（四）例外情况
新《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才能查询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如果不是因为办案需要，司法机关也不能查询。其次是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可以进行查询。《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320条第3款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506条均规定了未成年犯被发现漏罪后的法律后果，但如果犯罪人犯新罪，合并判处后达到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其犯罪记录是否应当解封法律未作规定。由于犯新罪比发现漏罪的社会危害性大并且犯罪人主观恶性严重，因此如符合条件，也应当对其犯罪记录予以解封。
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
（一）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只是相对封存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此次规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只是在程序上将其记录处于保密状态，也就是说虽然在档案中不曾体现未成年人犯过罪，但是在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经一定程序查询当事人的犯罪记录。如果对犯罪记录的封存仅止于检察院和法院，只能算是对犯罪记录进行了“存档”，并非实际意义上的“封存”。而我国现阶段的查询系统已日趋完善，如果只是在检察院、法院环节封存未成年人犯罪记录，那就仍能在公安部门查到相应的取保候审记录，仅仅是一种相对封存。而相比较而言，前科消灭则是一种绝对封存。前科消灭不仅从程序上将犯罪人的记录予以保密，更是在实体上彻底将其犯罪记录消灭，对未成年犯来说视为从未犯过罪。从效果上来说，相对封存所带来的法律效果还远远不及绝对封存。作为一种绝对的保护制度，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对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立法来看，我国还未确立未成年人犯罪前科消灭制度。
（二）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狭窄
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才可以适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一方面对于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未成年犯来说未免有失公平；另一方面很多不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所犯的只是一般违法行为，法律不能给予这部分未成年人适用封存制度的机会实属遗憾。而相比较一些其他国家的法律规定以及国际法上的规定，都没有因为未成年人犯的是重罪或者是更轻的违法行为而不对其相关记录予以封存。我国的此项规定区分轻罪和重罪，确实会造成一些消极影响。
（三）例外情况的规定不明确
此项制度对犯罪人记录的查询主体只是规定了“司法机关”和“有关单位”，但具体包括哪些单位未作明确说明，只是在两高三部的《意见》中规定辩护律师不得查询涉及未成年人被执法机关依法封存的犯罪记录，查询主体过于广泛在实践中可能会引起犯罪记录的封存变成一纸空文。“根据国家规定”也没有具体说明哪些法律规定，给查询单位较宽的自由裁量范围，不利于未成年人的保护。而两高三部的《意见》规定执法机关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可以作为工作记录予以保存，这对犯罪人的犯罪记录保密工作提出了不小的挑战。而且新刑诉法对查询程序也没有作出规定，实践中的操作性大大降低。对于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泄露出去的单位或个人的惩罚方法、措施，追究什么样的责任，法律在这一方面是空白。
（四）法律间的衔接存在漏洞
我国虽然目前出台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实际上还是将这部分人视为有罪，而我国的《公务员法》、《律师法》、《教师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以及《公司法》等法律规定有过刑事犯罪的人不得从事以上公务员、律师等几种职业。这些犯过罪的未成年人在以后的工作中将会受到诸多限制，即使是《义务兵役法》规定不得对少年犯加以限制，但是实际中在政审这一关也难以通过，这有违保护未成年人的精神。我国不少省市也已试点设立了“前科消灭”制度，那么对未成年犯是应该适用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还是前科消灭制度，是司法实践中的又一难题。立法者应尽快调整这些法律间的冲突，使这些失足少年真正得到应有的保护。
三、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将“相对封存”推进为“绝对封存”
相比国外的前科消灭制度，我国的法律规定还停留在起步阶段。单单将犯罪记录封存虽然会起到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是对于保护未成年人、使他们完全回到正常人的角色中去，仅封存还是不够的。而且法律还规定了例外情况，司法机关和有关单位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还是可以查询犯罪记录的，这就势必对当事人的生活造成影响，使封存制度的法律效力打折扣。我国的一些法律例如《公务员法》、《法官法》都对曾经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做出了行业准入限制，那么即使是记录已经被封存的未成年人在找工作时也可能因为这些法律规定而被拒之于门外，他们的就业机会还是与其他同龄人不相等。在这些少年犯接受刑罚处罚的期间已经失去了受教育的机会，如果再在其他权利上区别于常人，不利于未成年人的保护。我国的很多城市在此之前也已经试点适用了前科消灭制度并且得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将封存制度推进为“前科消灭”也是与国际的通行做法相衔接。只有将这些未成年犯的前科彻底消灭，他们才有机会与其他人平等地健康成长。
（二）扩大封存制度的适用范围
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仅适用于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犯罪分子，对于那些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上的重罪少年犯以及其他的一般违法少年犯也应当封存其犯罪记录。也就是说，只要犯罪时未满十八周岁，都应当给予其平等的封存机会，不因重罪与轻罪之分而受到差别对待。未成年人的心智尚未发育成熟，对很多事情的好坏辨别能力较低，即使有的少年犯被判处重罪也不意味着他们的主观恶性非常大，在正确地引导和教育改造下，大都能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很多重罪少年的改造效果甚至比轻罪少年的改造效果还要好，如果仅从罪质轻重方面差别看待未成年犯，会使其中一部分人继续走向社会的对立面，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与立法精神背道而驰，所以应当将此项制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未成年人。
（三）协调法律间的衔接机制
在刑事法律上已经有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是在民事法律、行政法律、《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以及其他规定中还未有相应的保护措施。户籍是我国公民身份等内容的记载，户口簿上会有公民是否犯罪的记录，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出台对于传统的户籍登记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由于户口簿是较常用的证件之一，而大部分未成年人是没有身份证的，他们的身份证明就靠户口簿来代替，调整不同制度间的冲突势在必行。
（四）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整体封存体系
关于未成年保护法的案例篇9
【关键词】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有害信息；建议
网络流行已达十多年，人类社会依赖网络的情况也日渐深入。年轻人包括未成年人更是网民的主体人群，他们对网络的依赖情形格外严重。而网络中也存在许多违法有害信息和行为，比如传播猥亵色情信息，侵害名誉，隐私及财产权，甚至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曾于2009年12月6日播出了针对未成年人网络色情的专题节目――花儿的凋零。[1]在我国的1.37亿网民中，有2300万是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其中有46%的未成年人经常光顾，一些青少年因沉迷于网络色情信息，最终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另一组数字同样惊人：目前境外有十几万个，与色情有关的网页达2.6亿个。境内有700多个，与色情有关的网页上万个。网络色情泛滥触目惊心，针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已经克不容缓。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成为当务之急，欧美等互联网发展较早的国家大多在上世纪末已建立了基本保护政策。比如，欧盟早在1996年就制定了视听与信息服务中有关青少年与人格尊严保护绿皮书以尊重表达自由，比例原则与保护隐私权作为网络信息规范的三大原则。[2]在执法方面则建立了以法律，网络行业与未成年人家长三方共同合作对网络有害信息进行消除的努力。而对未成年人影响最深的主要是色情信息，因此本文即以此为中心展开讨论。
一、国外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经验
欧美各国对于网络信息规范方面的政策已经渐渐达成一致，即不得以言论自由为借口，传播违法与有害信息。而对于归责与惩罚方面，根据现有的法律，有的通过修改法律，有的通过司法解释来做调整。以下分别就英国美国和德国的情况作一介绍。
（一）英国
因为文化与国情的关系，英国对网络信息最无法容忍的有两种，一为色情信息，特别是未成年人色情，二为种族歧视与仇恨言论。前者的处罚依据为1978年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该法第一条对于制作传播展示持有或宣传未成年人者，最高处以十年以下有期徒刑。[3]此外，1959年的出版品法则禁止出版物品发行，可以对违法者通过简易程序处以六个月以下徒刑，而通过普通程序审判则可以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4]2000年英国修改了刑事司法与法院服务法进一步加重了对未成年人色情行为的处罚。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将网络比作一般媒体看待，认为没有必要制定新的法律。对于如何对具体问题进行适用，则可通过作为判例法制度下的法院的司法判例来进行。
在有关未成年人色情违法案件中，英国法院对各种违法行为有着不同的标准与量刑。以2002年具有代表性的Regina诉markdavidolives，mchaelpatrickhatey，lesliebaldwin一案中法院的判决为例，法院认为从网络下载未成年人，无论存储及下载时间都构成单纯持有罪。[5]但从网络下载电脑合成的未成年人的行为情节与处罚都要比前者从轻。因为电脑合成的照片并未侵害任何实际未成年人的权利。由于此类案件频发，英国法院建立了未成年人色情案件的量刑的客观化标准，将未成年人色情案件分为5级，依情节轻重给予不同处罚。有关分级标准如下表。此表1级的情节最轻，5级最重，刑罚也根据此相应从轻到重，此项分类标准为全球首创，值得参考。
（二）美国
美国是全球网络信息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最为重视的国家，从美国国会不断的立法可以证明，在过去十多年中，美国国会至少通过了7部法律，来防止未成年人接触有害色情信息。这些法律包括1996年的通信礼节法[6]，1996年的儿童线上保护法[7]，1998年的儿童线上隐私保护法[8]，2000年的儿童网络保护法[9]，2002年的网络儿童执行及效率法[10]及2002年的儿童猥亵及色情防治法[11]等。有趣的是，美国司法部门似乎并不欣赏这些立法，通信礼节法于1997年因侵犯言论自由被联邦最高法院宣布违宪只是开始，随后，上述立法也同样遭到几乎是同一群人的挑战。以下案例显示了美国立法司法对此问题的有关不同态度。
2002年4月16日，联邦最高法院在ashcroft诉freespeechcoalition[12]一案中认定1996年的Cppa中关于处罚电脑合成儿童色情的规定为侵犯公民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之言论自由权。其认为电脑合成的儿童色情并无实际真实受害人，本质上也属言论自由权。[13]联邦法院此项观点也颇有争议，因其等于直接否定了欧洲国家的立法思想，从执法角度也引起了寒蝉效应，即执法人员对真实儿童色情行为的查处大为减少，因违法者总会以所持的为电脑合成来抗辩，除非执法者能证明其为真实儿童受害者，而要证明往往很难。前布什政府与国会对于联邦法院的决定感到难以理解与不安，于是提出了新修改的法律，名为儿童猥亵及色情防治法[14]，其目的为严格界定与处罚电脑合成儿童色情的行为，该法案尚未生效，显示了美国法律体制下国会政府司法的权力分力与角力。
2003年联邦最高法院在unitedstates诉americanlibraryassociation[15]一案中，针对公立图书馆依据Cipa安装过滤软件（filteringsoftware）删除对未成年人有害与色情信息是否违反宪法修正案的言论自由权，表示了与下级法院相反的态度。下级法院在一审时认为其行为侵犯了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权，诉至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其并未侵犯宪法修正案第一条之言论自由，因政府管理下的图书馆为促进民众学习也有保护未成年人不接触有害信息的考虑。此项判决，无疑肯定了通过最小限制来规范互联网的过滤软件的合宪合法性，这也许是近年来过滤软件在全球兴起的原因之一。
（三）德国
德国对未成年人保护的重点近年来主要在于建立有效的网络信息监管机制，包括确立基本监管原则与标准及建立独立的监管机构。德国现行法律已明确了未成年人色情暴力，散布种族仇恨与宣扬战争在刑法上的违法性，应当给予刑事制裁。[16]2002年德国国会甚至通过立法，允许对于重大未成年人待案件进行监听及监视，[17]值得重视的是2003年4月1日生效的各邦间媒体中未成年人保护条约，该条约提出了一个崭新的概念，所谓受规范的自律原则，根据此原则，网络信息的规范需以保护未成年人为主要目的，政府只在在网络服务者无法以自律约束自己行为时才会介入处罚违法者。为了执行此项政策，德国政府特别成立了一个机构叫做KJm负责监督媒体，根据此项政策，所有网络服务者应当加入一行业自律组织，该行业自律组织经证明能够承担自律责任后，KJm将发给行业许可证。此后，所有网络信息将由该自律组织管理和规范。
二、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现状与对策
我国对于色情信息以及未成年人保护历来相当重视，从立法到司法，从刑事到行政，形成了相对完善的保护体系。[18]这些法律法规，或多或少地涉及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基本精神、原则。在2004年前，作为法律规制对象的色情还主要限于印刷品，如出版物、光盘。随着互联网这一全球性的生活方式在中国的迅猛发展，网民数量的迅速发展、壮大，色情等有害信息也如洪水般汹涌而来，对网民特别是未成年人的危害日益成为了社会性问题。近年来，中央部委联合接连展开打击网络色情信息与违法犯罪等专项行动，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也存在很多不足。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法治保护方式给了我国很多启示。笔者认为我国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完善对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信息保护：
(一)强化立法，特别是制定以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以及相关配套法律法规，以惩处网络有害信息特别是针对对未成年人有害信息的行为。
（二）建立网络信息分级规范。在网络信息分级方面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台湾建立了网络内容分级协会（internetcontentratingassociation；iCRa）[19]专门对网络信息进行分级，台湾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以立法强制对网络信息进行分级的地区。
（三）确立以未成年人保护为核心的以人为本的指导原则，形成以家庭社会和政府网络网络行业共同关心，共同打击有害信息的氛围，发动对有害信息的人民战争。具体措施可以借鉴国外建立检举热线的方式，加强社会对有害色情信息网络的举报。[20]
（四）从技术手段加强对互联网有害信息的过滤和监管，通过互联网服务商与社会机构的努力，研发各种过滤软件，对不良信息的图片关键词给予过滤。[21]
（五）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与全球性，成立国际性的合作与监管体系也是必不可少的。
网络做为一把双刃剑，必将给我们带来帮助的同时也会给我们带来危害。没有一种媒体介质对孩子的心灵能有网络这样的侵彻力。六十多年前，有人曾将曼哈顿工程开启的核武器时代比喻为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只是因为那枚初生的原子弹这样凝炼地集中了如此野蛮的力量；如果用同样的眼光审视网络中泛滥的幻象，没有约束的网络色情等有害信息，会像没有遮拦的核辐射一样，摧毁每一个本该灵与肉同步成熟的幼小灵魂。保护未成年人克不容缓，至少，为了我们的未来！
参考文献
[1]tech.省略/i/2009-12-07/13213655680.shtml.
[2][台湾]高玉泉.欧盟有关网络管制之政策与原则[J].中正大学法学集刊,2001(4):
139-153.
[3]protectionofchildrenact1978.
[4]obscenepublicationact1959.
[5]Reginav.markdavidolivesmchaelpatrickhatey,lesliebaldwin,Ca(CrimDiv),21nov,2002.
[6]pub.L.no.104-104,110stat.56(1996).
[7]pub.L.no.105-277,Sec.1401-1406.
[8]U.S.C.§6501-6506.
[9]pub.L.106-554.
[10]pub.L.107-317.
[11]H.R.4623.
[12]535.U.S.234(2002).
[13][台湾]高玉泉.论虚拟儿童色情资讯之规范与言论自由――从国际儿童人权的立场评析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的一则判决[J].律师杂志,2002,11(278):51-62.
[14]H.R.4623.
[15]539U.S.194(2003).
[16]德国刑法第184条:Sec-184,StGB.
[17]Sixactammendingtheprioract.
[18]1997年新《刑法》补充了计算机犯罪的条款.
[19]iCRa鼓励网络信息提供者根据其所设定的内容分级(共4级)作自我分级。分级后由网络使用者决定浏览的级数,其他分级内容将被拦截,iCRa的分级内容为色情,暴力及亵渎的信息.
[20]各国纷纷建立了举报网站,如英国的iwF,奥地利的StopLine等.
关于未成年保护法的案例篇10
论文关键词未成年人封存制度前科消灭刑事诉讼法
一、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概述
为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的诉讼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新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增加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其中,出于对未成年犯罪人的特别保护,为弱化标签效应的影响,使未成年犯更好地回归社会,设置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此款规定,体现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确立。
(一)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条件
从《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五条的法条解读可知,适用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条件有如下两个:其一,从年龄条件看,犯罪时应当不满十八周岁,即刑法上对于未成年人的一般规定。此处,应当明确“犯罪的时候”是指其犯罪行为的发生时,而非进入侦查阶段或审判阶段时。其二,从刑罚条件看,未成年犯“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即未成年犯罪人犯有“轻罪”。由此,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也被称为“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适用的法定例外情形
根据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规定,“犯罪记录被封存的,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这是该制度的核心,确保了封存制度的实行能够确实保证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不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查询。法条同时规定了此项制度的两个例外,“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这是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例外的两个法定事由。
为了更好地落实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保障未成年犯的合法权益,应当严格明确这两个法定事由的界限,避免对“有关单位”、“国家规定”的扩大解释导致犯罪记录无法真正实现封存,否则,这个制度就无法起到为未成年人升学入伍就业扫除障碍的作用。
首先,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进行查询的,这一例外规定了主体是“司法机关”,并规定是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而进行的查询。这是司法机关在办理其他相关案件时,为了解案件线索,获取相关证据,查清案件事实,而依法对未成年人被封存的犯罪记录进行查询。这也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维护国家及公民的合法权益的需要。
其次,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对于这一例外,要明确“有关单位”及“国家规定”的范围。《刑事诉讼法》对于这两项的范围并未进行明确规定。但笔者认为,此处“国家规定”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六条关于“违反国家规定”的相关表达,“国家规定”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决定和命令。而此处相关的“有关单位”,笔者认为,应当限定在“国家规定”的主体范围内,即有关单位为在国家规定中有权进行查询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只有严格限制这两项例外规定,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才能逐步落到实处。
(三)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规定的保密义务
新刑诉法不仅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例外的两个法定事由,同时还规定了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的保密义务,即“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法条暗含了知晓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机关、单位及个人都应该严格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尽到保密义务。但是,新刑诉法对此只是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并未规定未尽到保密义务的机关单位个人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这将不利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落实。
(四)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对刑法的印证
2011年5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对累犯和前科报告制度进行了修改,为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构建了基本的理论框架。
刑法修正案(八)第六条规定:“将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五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累犯制度实质上属于前科的范畴,修正案将未成年人从累犯制度中排除,实质上是指未成年人的前科对其不产生法律上的不良后果,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奠定了基础。
刑法修正案(八)第十九条规定:“在刑法第一百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应当注意的是,刑法中对于未成年人报告义务的免除并非代表犯罪记录不可查询,有关单位仍然可以根据国家规定对未成年犯的犯罪记录进行查询。封存制度的实施,是对刑法此项条款的进一步完善与细化,意在加强对未成年人切实的保护。
二、国外立法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启示
刑诉法第
二百七十五条规定了我国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所谓“封存”指的是“使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暂时处于保密状态”,“暂时”二字表明,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需要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进行查询与提取。这就是我国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不同于国外实践中“前科消灭制度”之处。
许多国家的立法明确规定了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做到了在形式上尽快并彻底地消灭未成年人的犯罪记录,利于未成年犯放下曾经犯罪的思想包袱,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开始新的生活。国外对于犯罪记录消灭的立法模式,主要有四种,其一,通过制定专门单行法,专门规定该制度的适用条件及适用程序,如英国的《前科消灭法》;其二,由该国的刑法典规定,这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普遍做法,如日本以及俄罗斯的《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其三,由刑事诉讼法典规定;其四,分别在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中规定,如法国。
世界各国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特别程序的建设情况各有不同,但在多数已建立完备的未成年人法律体系的国家或者地区,未成年人犯罪的前科消灭制度均通过立法进行了专门规定。如德国《少年法院法》、英国《前科消灭法》、澳大利亚《青少年犯罪法》等都分专门章节和条款,对未成年人刑事犯罪前科记录的消除作了特殊规定。
例如,《美国法典》第5038节详细规定了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使用的规则,包括犯罪记录消灭的条件,适用犯罪记录消灭的程序等等,进一步明确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保密和消灭制度。《俄罗斯联邦刑法典》也对前科消灭作了一般性规定:“少年因轻罪或中等严重程度的犯罪被判剥夺自由时,服刑期满后过2年;因严重犯罪和特别严重犯罪被判剥夺自由时,服刑期满后过3年的,前科消除”(第86条)。在一般性规定的基础上,该法典第95条规定了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前科消灭期限予以缩短的情形:“对年满18岁之前实施犯罪的人,本法典第86条第三款规定的消灭前科的期限应予缩短,分别为:(1)因轻罪或者中等严重的犯罪而服剥夺自由刑的,服刑期满后经过1年;(2)因严重犯罪或者特别严重犯罪而服剥夺自由刑的,服刑期满后经过3年。”
此外,对比于国外几部成熟的法典,不难发现我国刑事诉讼领域对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及犯罪记录封存的探索,对完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制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比较新确立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外国成熟法典对于前科消灭制度的建设,在实务性、规范性、统一性和可操作性等方面与其有着较大差别。
首先,封存于消除仅就其字面意思就有着本质的差别。封存的意思即封闭起来保存,既然是保存,自然有用的到的地方,这就是两种例外情况存在的原因与意义。而消灭(除)则是消失,灭亡,即不存在,从而也不会有例外条件的存在;几部法典明确指出,应依据未成年人所犯罪行的轻重来量化其犯罪记录的消除时间,而封存制度仅仅是笼统指出“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没有明确划分犯罪程度来确定其封存时间;《美国法典》和德国《少年法院法》更是指出,刑事记录消灭的条件为“行为无可挑剔”、“已具备正派品行”,而封存制度则没有对犯罪者的行为和认识上的要求,没有说明是否依据犯罪者行为是否端正,是否真心改过。
三、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发展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