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技体育的意义篇1
关键词：竞技项目组织；竞技体育制度；运动技术
中图分类号：G8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1)12-0109-03
theComponentandSignificanceoftheinstitutionalarrangementofCompetitiveSportsorganization
tanGJianjun
(BeijingSport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abstract:thecompetitivesportsanditsinstitutionisthebasicinstitutionalformoftheenhancementofthesporttechniquesandthedevelopmentoftheevent.thepaperstudiesthecomponentandsignificanceoftheinstitutionalarrangementofcompetitivesportsorganizationsandbuildsasystematicrecognitiontothetheoryoftheorganizations.itfindsthatcompetitivesportsorganizationshaveauniquepositioninthecompetitivesportsevents.itusesthechanneloforganizationtointegratethecompetitivesportseventswiththesporttechniquedevelopment.thesporttechniquesaremainlyreservedbytechniqueknowledgeandbenefiteverymemberintheorganization.itisthetechniqueknowledgethatenablestheaccumulationanddevelopmentofsporttechniquesinaspecificcompetitivesportsevent，greatlyreducestheuncertaintyofsporttechniquesdevelopmentinthetechinquetrainingandprovidesnecessaryorganizationalguarantee.
Keywords:competitivesportsorganization;competitivesportsinstitution;sporttechnique
在竞技体育活动中，竞技体育项目的训练活动都存在于一定的项目组织中。竞技项目组织是其运动技术发展和提高的基本组织形式。对竞技体育制度安排中竞技项目组织的构成和意义进行研究，目的是对竞技项目组织在理论上形成比较系统的认识，提高对竞技项目组织作用的认识，为今后相应的政策制定和管理工作提供理论方面的帮助。
1有关竞技项目组织的研究
从制度安排角度讲，对竞技项目组织的存在及其发展问题进行讨论。讨论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为什么要有竞技项目组织；二是作为制度安排的具体形式的意义是什么。
在进行组织问题方面的研究时，有一种理论视角可以借鉴，即技术知识和组织学习视角，它来源于波兰尼(m.polanyi)的个人知识论和纳尔逊(R.R.nelson)等人的经济进化论。在技术知识和组织学习的视角下，难言知识(tacitKnowledge)、专用知识(SpecificKnowledge)以及组织学习等概念占有重要的解释地位，有关“如何干”和“如何进行改进”的启发通常体现在组织常规中［1］。我们认为，那些拥有内部研究和发展新技术能力的竞技项目组织，能够及时吸收外界的新技术，并通过比较频繁的内部技术知识学习和交流，形成整体组织的运动技术能力，进而将其转化为可以实现的运动成绩。
一般认为运动训练制度安排是依据运动竞赛制度安排来进行的，在促进运动技术向运动成绩转化的过程中，运动训练制度安排除了训练体系外（如我国的三级训练体系），主要的制度安排就是竞技项目组织。因为要在激烈对抗的竞技比赛中获得优异运动成绩，从个人角度讲，单靠个人去发展自己的运动技术能力是不可能的，竞技项目组织可以把单个人力量组织整合起来，以一种组织上的技术共享、技术互补和技术交流的方式来减少个人技术学习和发展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竞技项目组织和竞技项目的含义是不同的。从竞赛学角度看，竞技体育的分项和分项比赛（即竞技体育按项目进行比赛）是竞技体育发展的必然产物。竞技分项使竞赛活动的内容基本固定，为了试图在竞技项目的比赛中获得优异的运动成绩。从组织学角度看，出于使运动技术发展效益最大化，使得在竞赛项目中一个有组织的团队出现了。为了便于进行运动技术的交流与提高，保证在未来的比赛中取胜，有层次的训练体系也随即出现了。组织在这个意义上就不是一个人们任意组成的集合体，而是一个制度化集体，竞技项目组织的意义在于使运动技术知识的学习和运动技术能力的发展获得在组织上保障和在组织上的扩展。
我国在竞技项目方面的研究工作，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运动训练学的研究，它主要是基于项群理论［3］。二是竞技体育发展战略方面的研究。其研究的重点是对我国优势竞技项目的成因进行系统地分析，确定优势竞技项目，即在国际重大赛事中多次取得优异成绩，在未来的竞争中具备有利条件的运动项目。根据我国各项运动项目最好运动成绩的发展变化特征为标准，优势竞技项目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长盛不衰型、波折起伏型、后起居先型。认为我国优势竞技项目之所以能够达到和保持世界先进水平，从一般训练学意义上讲，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分别在博弈原理、博弈决策和博弈实施三个层面及三个层面间的相互关系的处理方面，相对于其他国家，达到了较高的水平［4］。三是从竞技体育项目的管理方面的研究。其主要的研究是运动队的管理［5］；重大比赛运动项目的布局与对策［6，7］；以及对重点运动项目设置与发展的研究［8］。
2竞技项目组织的构成
竞技项目组织指的是为谋求自身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的人员，所进行的竞技体育活动的专项群体。作为竞技项目组织，它应当具备以下特征：1）具有明确竞技目标；2）有较为固定的成员和组织边界，即有一定的进出规则约束；3）有一整套竞技活动的规则体系；4）有一定的权力或等级安排。
从制度安排理论看，竞技项目组织是一个为了在运动技术发展过程中，减少运动技术训练和竞赛方面的不确定性而设置的竞技性组织。
竞技项目是由规则规定其运动技术内容和比赛形式的竞赛项目。从运动竞赛学方面看，竞技项目指的是运动竞赛中的项目，是一种竞赛类型，运动竞赛是由单一的或综合的竞技项目构成。由于竞技项目技术内容不同和比赛的规则和方法不同，竞技项目是多样的。从组织构成方面看，竞技项目组织主要是由运动员、教练员以及管理、科研和医务等人员组成。
应当指出的是，在竞技运动活动的实践中，经常对“竞技项目”的术语赋予不明确的含义。马特维也夫认为，竞技项目从逻辑上理解为在竞技体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竞赛活动的项目，其特征是拥有具体的比赛对象，允许的动作组成和竞技对抗的方式（运动技术和战术），竞赛规程、规则和取得成绩的标准［2］。为了避免在项目术语上的混乱，我国体育理论界用大项、分项和小项作出区分。在我们的研究中，根据《中国体育年鉴》和《体育事业统计年鉴》的收录和统计原则，竞技项目指的是在我国正式比赛中出现的项目，它可是大项，也可是分项，但不包括小项。
竞技项目组织在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专业（职业）训练性质的，属于训练体系的高级层次。另一种是业余训练性质的，他们属于训练体系的中级和初级层次。作为一种具体的制度形式，竞技项目组织是运动训练制度安排的具体的内容，是进行重点项目安排和运动训练体系建立的组织实体。从竞技项目组织内部功能看，它则是运动技术知识得以传习和运动技术能力得以发展的基本单位。上述两个方面的认识使我们把竞技项目当作一种特殊的组织来分析的基本根据。在竞技项目组织的基本结构中，运动员和教练员是这个结构的主要构成部分。
竞技项目组织作为运动训练制度安排的具体方式，运动员和教练员是这个组织的基本构成。因此，运动员、教练员在竞技项目组织结构中的变化，可以反映出运动训练制度安排的倾向性。通过组织制度安排的变化，来促进运动技术的发展。竞技项目组织作为运动技术能够得到良好发展的基本条件，可以认为竞技项目组织的存在和发展的状况，决定着该项目运动技术水平的发展状况。
3竞技项目组织的意义
竞技项目组织是运动技术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制度单位，它使运动技术能在项目组织的范式中发展。不同的竞技项目组织为其运动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
竞技项目组织存在的基本原因：一是在运动竞赛意义上，必须使运动技术水平的比较在限定的项目范围内进行，以保证对等和公平；二是在运动训练意义上，运动技术的专门化和项目化本身极大地促进了运动技术的发展。作为竞技项目组织主体的运动员和教练员，就是在这个组织中，通过运动训练的方式来促进运动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发展。我国专业性的竞技项目组织不是自发性的组织，而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项目组织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的基础上，组织内部形成一个有助于运动技术发展的运动技术等级结构，这一结构成为运动技术在项目组织中能够持续性发展的动力源泉。
对运动技术发展而言，竞技项目组织成为运动技术知识学习、继承、发展和创新的基本单位。竞技项目以不同层次技术水平的组织形式，为运动员运动技术提高和发展，提供了组织上的可能。所以，可以说运动技术的发展问题，从制度安排意义上讲，就是竞技项目组织的发展问题。从决策者的角度，竞技项目组织的存在使人们考虑如何把它变成一个有效率的组织，即通过对竞技项目组织人才的最佳组合与结构优化，以保证在运动训练中能够使运动技术水平有效持续地提高，和在运动竞赛中能够比较稳定地获得优异运动成绩。根据竞技项目的运动技术水平在奥运会取得成绩的可能性大小，来选择和安排若干竞技项目，形成一个能够在奥运会等国际大赛中更快地取得好成绩的优势竞技项目组织群。
从历史上看，运动技术发展依赖于两个彼此关联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运动技术发展的制度化，即是竞技项目组织而不是个人做为运动技术发展的母体；另一方面是运动技术创新活动的项目内部化，是竞技项目组织而不是独立于这个组织的科学研究机构掌握着运动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资源。基于此，竞技项目组织成为了技术动作、技术方法和技术知识的生产主体。
近年来，竞技体育界在教育、科研、训练之间的技术合作有了明显增长，但合作的基本规律是：促进竞技运动技术发展的教育、科研更加项目化，它们强化了竞技项目组织在运动技术发展中作为技术动作、技术方法和技术知识的生产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我国竞技体育的科技人员做竞技项目的科研教练员、科研所的基础研究和竞技项目的结合，科学研究工作融入竞技项目中，这些都强化了竞技项目组织对促进运动技术发展的作用。上述情况也表明了一个事实，就是竞技项目组织不单是一个竞赛项目的种类，也不单是一种运动技术在项目中的归类。竞技项目组织是一种对运动技术创新与发展有着积极作用的制度安排。
竞技项目组织是一种制度安排。从竞技体育管理学的意义上讲，竞技项目是保证运动成绩取得的基本管理单位。在我国对运动项目进行分类的管理思想，促进了重点竞技项目在奥运会中优异运动成绩的取得。制度分析理论和竞技体育管理学对竞技项目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它们都关注在竞技项目中运动技术发展和运动成绩的取得。竞技体育管理学是从主体的角度出发，强调决策者和管理者对竞技项目的布局与安排，来影响运动技术的发展。从制度分析看，它就是一种正式的制度安排。制度分析理论是从制度安排的角度出发，强调的是项目组织制度安排对竞技项目运动技术发展和运动成绩获得所产生的作用。
竞技项目组织是竞赛制度和训练制度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它既是一个参加竞赛的组织也是一个进行训练安排的组织。参加比赛和获得运动成绩是竞技项目组织存在和发展的根本目的。所以，竞技项目组织是根据竞赛活动来调整组织的训练内容和训练方式。它类似于经济活动中的企业组织的生产活动要服从于市场的交易一样。竞技项目组织的意义在于减少其项目运动技术发展过程中在技术训练和运动竞赛方面的不确定性，保证着较好运动成绩的获得。
4小结
1）就运动技术发展而言，运动训练制度安排中的竞技项目组织是运动技术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单位，它们是孕育和发展运动技术的母体。竞技项目组织在竞技体育活动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通过组织的方式把竞技体育活动和运动技术发展统一在一起。
2）所有的竞技体育活动，都必须借助于竞技项目组织的形式而开展。竞技项目及组织规定了竞技体育活动的内容、活动方式、组织规则、训练方法等。它是运动技术提高和发展的基本组织方式。所有的运动技术，都是具有竞技项目特征的运动技术，竞技项目规定了运动技术的技术动作、技术方法的运用，并通过组织的形式把它们以技术知识的方式保存下来，并且使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获益。特定的竞技项目组织使得运动技术以及运动技术知识得以有效的积累、传递和发展。
3）竞技项目组织为减少运动技术发展过程中在技术训练和运动竞赛方面的不确定性，获得较好运动成绩，提供组织保障。
参考文献：
［1］王大洲，等.技术知识与创新组织［J］.北京：自然辩证法通讯，19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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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意义篇2
关键词：竞技体育；高科技；科技理性；价值理性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0)04―0027―04
科技理性的现代扩张促进了科技与体育的紧密结合，成为竞技体育发展中不可或缺的内容。高科技犹如一把双刃剑，既能为运动员提供许多创造世界纪录和突破人类极限的可能，又能使运动员的主体地位下降，身体健康受到损害，成为高科技的附属；既能把竞技体育带入自由王国，又使其陷入道德困境，违背体育比赛的根本原则。竞技体育中高科技运用的价值断裂迫使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整合，加强伦理道德建设也势在必行，唯有在科技自由和人文关怀中保持适度的张力，才能使竞技体育得到健康、可持续发展。
1科技自由：竞技体育中科技理性的现代扩张
科技自由，是人认识世界，改造自然的一种信念和精神，在科技活动中，主体对客观对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研究能够发挥最大限度的能动性，而不受人为因素的影响。理性，一般是指主体认识客体本质和内在必然性的抽象思维形式和思维能力，科学技术是理性成果的体现和凝聚，是理性观念和物质载体，科技理性是关于科学技术活动的一种主客两分的对象性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具有功利性和精确性，还有一种对客体探求的无限扩张的倾向。科技理性作为一种方法论和世界观，影响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竞技体育也不例外，科学技术在竞技体育中的实践活动就是科技理性活动与展现的结果。从主体方面来认识竞技体育中的科技自由，就是要探究科技活动在体育领域内的发展轨迹，解读人在未知体育世界的创造性。例如，游泳比赛中高科技泳衣的运用是科技与游泳运动结合的必然产物，是竞技体育在科技理性指引下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
现代竞技体育要求实现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化，使科学与技术本身成了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工具性和奴役性，有着统治人和奴役人的社会功能。竞技体育中科技理性的过度膨胀，使众多参与者被一种异己的力量所支配，丧失了主动性和控制力，成为竞技体育的附庸，处在技术社会的现代体育，也使人们原本丰富的人生蜕化为“技术的人生”。被物化侵染的运动主体，过分注重科技理性带来的经济利益和比赛荣誉，渐渐忽略了竞技体育应有的人文精神，给运动员带来的是身体上伤害和精神上的创伤。
当人的信仰、理想、价值观等主体因素和社会因素贯穿在科技自由之中，势必要受到主体因素和社会因素的相应制约而规定其自由的限度，而只有符合人类社会文明精神，符合人生真善美的崇高价值目标的科技自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科技自由就意味着科技创新，只有不违背人类社会的普遍法则和价值取向的科技创新，才能真正领略到无限的自由。在竞技体育领域，科技创新主体主要包括教练员、运动员和科技人员。根据运动训练需求发明的乒乓球发球机是创新；在运动实践中教练员提出的创新技术，如乒乓球的直拍横打、体操的程菲跳是创新；体育科技人员紧密结合体育运动实践，完成了有意义研究成果也是创新。竞技体育领域内的科技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而是有它相应的限度，任何自由都要接受主体理性的限制，只有在伦理道德的规约下，倡导对运动员的人文关怀，才能更好地发挥体育科技的作用。
2 人文关怀：竞技体育中价值理性的重要体现
价值理性以人的生命价值完善为向度，强调人的最终归宿和人文关怀，给人以思想和价值判断的尺度，诠释人的生命意义，有助于健全人格。价值理性是作为实践的人注重行为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如社会的公平、正义、荣誉、忠诚等，而不看重行为的结果。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技术性、规划性、选择性的活动都追求某种“善”的目的，人自身之内的活动比自身之外的技术活动更有价值，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必然有自身期求的目的，而其他一切事情都是为着它，而且并非全部抉择都是因为他物而作出的。竞技体育本身是通过竞赛的方式，以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夺取比赛优胜为主要目标的一种体育活动，具有促进运动员身心健康、激发人类自身潜能、培养团体意识和提高民族凝聚力等功能。竞技体育中科技理性的无限伸展，使得“拜金主义”、“锦标主义”的大量出现，在过分追逐功利的同时，不仅导致运动主体的道德滑坡，违背了体育本有的伦理精神，还会损害运动员的身心健康。因此，重视对运动员的人文关怀，追求一种“伦理关怀式”的培养则是价值理性在竞技体育中的重要体现。
竞技体育中对运动员实施人文关怀，发挥伦理道德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这也是价值理性规约科技无限自由的一种力量。伦理道德为体育科技提供适度的弹性空间，使竞技体育中高科技自由运用与人文关怀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具体来讲，伦理道德对竞技体育产生的作用可以分成两方面：其一，表现在宏观层面上。把竞技体育作为宏观道德主体，置于大的社会系统和环境中，基本人类社会的公正、人本、和谐等基本伦理观，对作为制度性表现和存在的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向和行为活动的评价和调整。其二，从功利和微观层面的角度。把参与竞技体育的人或群体作为微观道德主体，置于竞技体育自身的小系统内，基于具体的道德行为规范和纪律要求，对参与竞技体育的人或群体作出规范和激励作用。对运动员实施人文关怀就是要求教练员、体育科技人员、裁判员、体育观众等学会关心，避免高科技给运动员带来的身心异化，消除体育无“人”的现象，使竞技体育实现可持续发展，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3 发展代价：竞技体育中高科技运用的价值断裂
科技理性对价值理性的超越，给伦理道德造成了严重的挑战：对社会而言，普遍的富足与相对的贫困同在，无限的机会与巨大的风险并存；对个体而言，科学理性对主体性的张扬与理性化官僚体制对个体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压抑同在，物质生活的富足与精神生活的贫乏并存。高科技在竞技体育领域内的广泛应用，一方面为竞技体育带来了新的生机，促进了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使运动员能够创造优异成绩；另一方面，高科技不仅给竞技体育带来了发展代价，也会损害运动员的身心健康，造成价值的断裂和规范的缺位。
3.1造成人的主体地位下降
材料科学提供的各种新型材料被采用在体育器材、服装、建筑等器物上；电子计算机、录像、电视等电教设备应用在运动训练和教育过程中，成为一种
训练手段；各种测试工具、通讯工具、交通工具等被广泛运用到体育科研、体育竞赛之中。可以说，高科技与竞技体育的联系日益紧密，运动员为了提高运动成绩，可以借助于科技力量，无论是运动技术的创新，还是运动装备的改进，甚至是使用兴奋剂。一味地追求体育科技的工具价值，只能使运动员主体地位不断下降，体育比赛变成商家和科技的较量，胜利与否不再单靠运动员的竞技能力，而在体育科技水平的高低和运动员与技术的结合程度，运动员成了科技的奴隶。运动员地位的变化导致了竞技体育的异化，竞技体育场成为了体育技术的演练场，运动员也日益演变成工具，所谓的道德人格、道德思维等人文特质，都被技术飞速旋转的车轮碾成了飞扬的尘埃，偶尔在人们的嗅觉中闪现一点气息。
3.2 违背体育竞赛的根本原则
公平、公正是体育竞赛的根本原则，是体育道德体系中最基本的内涵和基础，也是竞技体育的精神核心。《奥林匹克》明确规定：“公平竞赛是奥运赛事的根本原则，要努力在运动中普遍贯彻公平竞争的精神。”目前，科技理性在竞技体育中肆意扩张，导致了公平竞争精神日益受到破坏和侵蚀，违背了体育竞赛的根本原则。例如，在2009年罗马游泳世锦赛中，运动员借助高科技泳衣的帮助，在为期8天的比赛中43次刷新31项世界纪录，成为创造世界纪录最多的一项赛事。由于高科技对提高比赛成绩有着显而易见的功效，导致运动员过分依赖高科技，而淡化了个人努力，又由于在体育资源分配不均、体育信息不对称以及经济实力不等的情况下，并不是所有参赛选手都能利用高科技来提高运动成绩。可以说，高科技的运用对不同的人群、地区和国家的竞技体育发展带来了新的机会不平等，体育科技成果分享的公正性问题是竞技体育公平竞争所面临的主要问题。
3.3 兴奋剂泛滥带来的危害
高科技在体育领域内应用的最大负面影响就是兴奋剂的泛滥，兴奋剂的使用不仅危害运动员的身体健康，还违背了体育比赛的公正原则，威胁到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兴奋剂问题的产生是运动员为追逐名誉和利益，违反体育道德而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的必然结果，是科技理性在没有限度的情况下任意扩张，运动实践主体对科技自由的过分依赖造成的。科技理性对价值理性的僭越导致高科技在竞技体育中的迅猛发展，而减弱了伦理道德对科技实践主体欲望的限制，这种没有限度的自由发展，使主体的需求得到暂时的满足。这样，科技理性就完全地控制了一切，价值理性被边缘化了，这种竞技体育中的价值断裂就造成了兴奋剂的泛滥。兴奋剂的研制、应用与兴奋剂的检测都得到所处时代高科技的广泛支持，这是一个高科技之间的较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邪恶与正义之间的较量。兴奋剂的检测总是落后于兴奋剂的研制，在高科技的发展为兴奋剂的检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更为先进检测方法的同时，也为研究一种又一种更新型的兴奋剂提供了支持，更加隐蔽、更具有欺骗性、代表着更高科技水平的新型兴奋剂被研发和使用，这就给反兴奋剂的斗争带来了难题和不确定性。
4 适度张力：竞技体育中科技自由与人文关怀的天半
4.1倡导以人为本的体育科技观
竞技体育中科技的运用与道德约束之间产生的价值断裂主要是因为过分强调科技理性的手段性和工具性，忽视了体育竞赛本身所蕴涵的人文精神。所以，以价值理性为目标来规避竞技体育中科技理性的弊端，在“更干净、更人性、更团结”的信念下，应重视人的发展，把人性贯穿于体育科技发展始终，努力实现体育竞赛的公平竞争。一方面，确立人的主体地位。就是考虑到竞技体育主体和广大竞技体育关注者的正当利益与合理诉求，而不是把对成绩和金牌的追求放在首位，更不是损害人的身体健康。另一方面，正确处理体育科技中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公正是体育科技发展的内在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公正的实现应该与效率相统一，而效率实现是以公正为条件，没有效率就谈不上体育科技发展。体育科技的良性发展需要建立弹性机制，给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给予适当的补助，确保基本公正的实现。
4.2明确体育科技主体的道德责任
竞技体育中的科技主体是运动员、教练员以及科技研发人员等，在科技活动中具有比较大的自由空间，但也不能滥用社会赋予的自由，而要意识到他所选择的目标和行为伴随着一定的道德责任。首先，运动员参加体育竞赛的道德责任。随着体育市场化、产业化、职业化进程不断加快，运动员的传统价值观受到挑战，运动员道德滑坡已是不可回避的事实。部分运动员在高额奖金和崇高荣誉的诱使下，在竞赛中服用兴奋剂、运用高科技欺骗裁判等，违反了职业道德。因此，提高运动员的人文素质，加强道德教育势在必行。其次，明确教练员的道德责任。教练员是运动员的直接管理者，在运动员形成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过程中，对塑造和培养运动员优良的道德品质起着重要作用。教练员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不仅教育运动员要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还应培养其公平竞争的精神。最后，明确科技研发人员的道德责任，体育科技研发人员作为体育科技产品的设计者和创新者，有责任避免科技产品对运动员身心健康的危害和造成不公平竞争，必须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4.3 建立体育道德评价、监督和奖惩机制
竞技体育中科技应用的道德评价是人们在一定的道德意识支配下，依据一定的道德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和个人心理活动等形式，对竞技体育中科技应用有关的道德行为进行的善恶评判。评价的主体可以是运动员、教练员和裁判，也可以是其他社会成员，既可进行自我评价，也可进行他人评价。评价的客体是运动主体运用高科技这一行为的善恶性质，有利于运动员公平竞争，创造优异成绩，无损身体健康的行为就是善，反之则为恶。评价的标准是运动员、教练员、科技人员的职业道德规范。评价依据的原则是公平竞争、尊重生命、有利健康、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原则。评价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内心信念、传统习俗和社会舆论等。体育科技主体道德规范的实施以及道德行为的转化，离不开监督机制。
4.4 加强体育科技立法和执法
竞技体育的意义篇3
关键词：体育思想；健身教育；竞技教育；竞技科学；林笑峰
中图分类号：G80-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116(2011)06-0001-05
areviewofLinXiao-feng’sideologyaboutphysicaleducation
CHenQi
（GuangzhouSportUniversity，Guangzhou510500，China）
abstract:asaphysicaleducationscholaroftheoldergeneration,professorLinXiao-feng’sideologyaboutphysicaleducationisoneofakind,providedwithuniquecharacteristics.LinXiao-feng’sideologyaboutphysicaleducationcanbesummedupintodialecticaltrueideologyaboutphysicaleducation,uniqueideologyaboutphysicaleducationforfitness,advancedideologyaboutcompetitioneducationandcompetitionscience,andinnovativeideologyaboutpeopleeducation.LinXiao-feng’sideologyaboutphysicaleducationisaproductofanera,providedwithextraordinaryacademicinfluence,havinganunusualreferringandguidingvalueforthedevelopmentofphysicaleducationreforminChina.
Keywords:physicaleducationideology；body-buildingeducation；athleticeducation；athleticscience；LinXiao-feng
恩师林笑峰教授(以下简称先生)仙逝，杨文轩老师以一副挽联“立言立功无愧一代宗师求真求是堪为后人楷模”高度概括了先生的为人为学，是对先生毕生治学的真实写照。
先生是国内第一个系统深入阐释体育与娱乐、竞技、身体文化之间辩证关系的学者，是第一个提出加强竞技教育、建立竞技科学体系的学者。先生在体育的基础理论研究中提出了很多原创性的观点，比如，竞技是娱乐不是体育、体育是完善人类身体的教育、健身是体育主业、竞技科学与体育科学有别、运动文化体育手段化、体育多本质违背了哲学上所讲“本质”的4大特性(决定性，隐蔽性、长期性、单纯性)、要建设健身学及健身教育学，等等。可以说，先生对中国体育基本理论的梳理与发展有很多建树，影响深远。
所谓思想，属于理性认识，表现出“观念”，是思维活动的结果。先生的体育思想可以从他这些年一直倡导的真义体育为线索来思考、辨析。先生的体育观有很多辩证的元素，值得总结分析。关于真义体育的主业，先生认为是全民健身和健身教育，并就此提出与众不同的见解。先生早早提出要加强运动员的教育，应该建立竞技教育体系，提高竞技科学水平。在育人方面，先生有独特的理念和方式，令众多弟子受益匪浅。从以上几个方面对先生体育思想予以界定和评述，这在国内是第一次，愿抛砖引玉，就教于各位同行。
1辩证的真义体育思想
先生成名于20世纪70年代末。先生有扎实的外语(日语、俄语、英语)基础，长期关注外国特别是发达国家现代体育科学化的进程，做了大量而繁琐的资料搜集、翻译、提炼等工作；先生有厚实的学术功底，一向注重从文化的、历史的、哲学的角度去分析近现代体育的形成缘由与发展特征，进而在翔实论据的基础上，经过大量的考证后，终于在1979年7月19日《体育报》上发表了《世界体育科学化的动向和我们的新使命》[1]的著名论文，作出了惊人的学术判断：竞技(sport)不是体育(physicaleducation)。这个观点，对世俗的体育观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顿时遭到来自传统观点的批判。发出“竞技不是体育”的惊世呐喊，是极需智慧与勇气的，但之后遭遇的狂轰滥炸式的大批判，是一个正直学者所始料未及的。这段历史磨练了先生执着的追求真理的不懈精神。在最困难的时刻，是华南师范大学提供了舞台，使先生的学术思想得到了很好的弘扬。
先生借用“体育的真义”强调体育的本质在于强身健体，而不在运动技能教育。先生的观点是经得起推敲、站得住脚的。“体育的真义”出自二十八画生的《体育之研究》(1917年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在《新青年》发表此文)，二十八画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忘记体育之本”的危害，说“提倡之者不得其本，久而无效，长是不改，弱且加甚”，原因就在于“今之提倡者非不设种种之方法，然而无效者，外力不足以动其心，不知何为体育之真义”。马克思是用bodilyeducation来标记体育的。
先生认为，体育是完善人类身体的教育，这是真义体育。现实中存在多个非真义体育，先生不赞成“金字塔”(大体育观)，便把自己所理解的体育叫做“真义体育”。先生用真义体育的初衷，是区别多本质、多目的的所谓“大体育”。先生的真义体育思想继承了徐英超教授的体质教育思想，并予以创造性的发展。
从20世纪80年代起，先生就大胆用起“真义体育”的概念，借此区别于大体育。体育界向来用词不那么严谨，“体育教育”、“群众体育”、“金牌体育”、“体育”、“麻将体育”等不规范的用词满天飞，先生很是气愤，为此撰写过大量文章宣传“体育概念的规范化”[2-8]。“真义体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先生常常使用，用来区别“大体育”、“广义体育”。先生不同意他所说的“真义体育”是“狭义体育”，认为大、小体育的划分违背了逻辑学、哲学的常识，“大体育”是不合逻辑的连续统一体。
值得欣慰的是，这些年来，在真义体育的呼唤下，国人的体育价值观在不断更新。以至于国人都认识到：把体育发展等同于争金夺银，把夺金牌当作强国符号，这其实是扭曲了真正的体育精神和本质，体育是什么？早就说了“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因此，我们要转变观念，让体育回归增强人民体质的本质，这是解决问题的核心所在。
今天看来，虽然“竞技不是体育”、“真义体育”的论断尚未被普遍认可，但它在引导体育观念更新、推进体育发展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却不可低估。在先生等一批学者的呼吁下，国家出台了“全民健身计划”，促成体育行政部门推出了“奥运争光”与“全民健身”协调发展的战略，老百姓都认识到了金牌并不完全代表了体育，金牌强国并不等于体育强国。先生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曾多次提交有关大力发展体育运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议案。那个期间先生与弟子见面时常谈的都是他提交的议案方面的进展情况。
2独特的健身教育思想
先生对全民健身、健身教育格外重视，在国内率先提出建设健身学及健身教育学[9-11]，说是“蓄意已久的夙愿”，并倾注大量心血。先生认为，健身这个命题的含义是建设人的身体或健全人的身体或增强人的体质。健身应该包括健脑，不应该仅是健四肢。先生强调，健身的手段包括了身体活动(基本体操、活动游戏、健身舞蹈)、生活制度(饮食、起居、劳逸)、优生措施、养生措施、卫生措施、自然力等。
体育界曾经一度批判单纯生物体育观。先生站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身心关系的剖析来支撑自己的学术思想。关于体质与精神，身心关系，先生有独立的见解。先生认为，人的体质含有精神的物质，精神离不开人的体质。精神发生于体质，落实到体质。精神是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心理状态，这些都是人脑物质产生的，没有人脑物质就不会有精神。精神变化万千，反映了人脑物质的复杂和奥妙。先生非常推崇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增强体质和健康第一的理念。先生认为，体质和精神上思想错误的总根源在二元论与唯心主义的一元论，背离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精神)第二性的理论看，要求“体质淡出”的观点自然是站不住脚的。先生1989年撰文提出体育思想的科学化问题，强调以运动为中心的体育思想过渡到以人为中心的体育思想，这是体育科学化的必然要求[12]。体育思想的科学化，是我国体育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而以人为中心，以人为本，这是先生用厚重的人文精神关注体育发展的基本视点，岂可以单纯生物学观点强加于先生。
先生是在对发达国家体育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总结提炼出了运动项目的手段与目标一致性的理论，非常实用。运动项目是拿来作为手段的，既可以用作健身，也可以用作竞技夺标。判断运动项目的属性，就看拿运动项目达到什么目标。关于运动处方，先生极力推崇。认为在学校、在社会广泛推行运动处方，可以极大地提高体育健身的科学性、实效性。
先生认为，现代化有集约化的趋向，选择体育手段要遵循高质轻负的原理，要减小难度，在手段方面加大难度，就容易让人受伤，损害健康。今天人们讲“轻体育”、“软式体育”，正是先生独特健身思想的反映。在很多地方，先生的体育思想有超前性，这种前瞻性来自先生对体育发展的科学判断和始终站在体育的学术前沿做研究的良好习惯。
就学校体育而言，先生非常担忧，认为学校里边的体育脱离了学生的实际需要，总是搞运动技能的传习式教育，而不是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先生长期致力于强调学生身体锻炼的实践教学，自1992年退休后的近20年里，也不停地探索健身和健身教育的学问。对于竞技运动在学校里边如何发挥作用，先生并没有简单反对，而是从“运动文化体育手段化”的视角，积极倡导“竞技运动教材化”的实践。受先生启发，笔者撰文《应该重视竞技运动教材化的研究与应用》[13]，得到同行们的认可。从我国学校体育的实际情况看，尤其是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的确需要将竞技运动的难度、危险度降下来，而增加竞技运动作为体育教材的趣味性、实效性。先生肯定了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
先生撰文强调，运动只是体育教师的工具。体育教师首先是教师，不能按照培养运动员的方式来培养学生。先生关于健身和健身教育的诸多观点在今天依然非常有指导价值。
3超前的竞技教育与竞技科学思想
先生在国内是首倡竞技教育与竞技科学的学者。翻开1986~1989年先生的讲学笔记，先生的言谈及思想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先生认为，竞技教育(SpoRteDUCation)这个词在发达国家用得很广泛。美国、日本等国家比较早对竞技教育与体育关系进行研究。竞技不是竞技运动的总称，不等于竞技运动。竞技、竞技教育均为过程关系概念。竞技过程和竞技的准备过程都有竞技的教育问题，体校搞的就是专业竞技教育。竞技教育、杂技教育等均属于教育范畴，但是竞技不能直接属于教育。竞技教育是为金牌而进行的教育，体育是为身体而进行的教育，二者同属不同种。学校里边除了体育，还有竞技教育。体育中包含了多种竞技教育，说没有是不符合实际的。学生掌握点竞技知识，会欣赏比赛，是有必要的，但不能喧宾夺主。现在的学校体育，有把体育竞技教育化的倾向。这要引起注意，要反对在学校体育里边搞竞技普及，以竞技教育代替学校体育。
先生指出，体育的科学化、现代化，要求我们不能把学校体育搞成竞技教育。学校可以搞竞技俱乐部，搞学校运动队。但应该明确体育与竞技教育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能混为一谈。当然，反对在学校里边搞竞技教育，也不现实，应该理性认识和对待学校体育和学校里的竞技教育。先生的这些学术见解非常深刻，至今仍有很好的现实指导作用。如今，在美国的高校，体育专业教育、学校公共体育、高水平竞技运动是分开的，有各自的管理机构和运作体系，既有合作，但又井水不犯河水。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先生治学的远见卓识。
先生一贯强调要加强运动员的教育，运动员不能得了金牌就什么都不管了。最近网络热炒前世界大运会体操冠军张尚武沦落到北京街头卖艺的事件，有人认为是体育的异化，这不无道理。先生曾一针见血指出，体育界要摒弃“卖艺式”的教育模式，对于竞技运动，同样要加强对运动员的思想品德教育、文化教育，不能把运动员培养成只有一身技艺而没有正常人格、没有文化修养的庸才，运动员只有一技之长就没有出路。张尚武的悲剧不是一个个案，在他之前，才力、艾冬梅、邹春兰等人都曾因退役后的凄惨境遇而获得了广泛同情，并引发了对举国体制的思考。先生自己曾经是体操运动员，有切身体会，因此在自已的教学研究中常常关注运动员的教育问题，显现一代学者的无私情操。
先生坚持认为，科学是分科之学，不是大杂烩，不是多功能，大、小体育的划分是错误的。为什么不承认竞技教育？为什么不写竞技的目标任务？无非是想混为一谈，以体育之名行竞技之实。先生1984年就撰文分析比较竞技科学与体育科学的区别，指出国际上用科学来研究竞技问题是1914年前开始的，竞技科学被做为一门新兴科学来注意研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先生认为，竞技科学(SpoRtSCienCe)是以竞技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反映竞技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竞技科学所研究的是与国际奥林匹克竞技训练、比赛和管理有关的，为夺取金牌而努力的事情。先生是在国内最先提出竞技科学与体育科学相区别的学者，这不仅得有勇气，还得有智慧和对真理的不懈追求，以及学者的良知和高尚的人文精神。
先生治学有独到眼光，对一些领域的发展趋势常有惊人的预见性。比如，竞技运动的职业化问题，先生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积极推介甚至鼓吹发达国家关于高水平竞技运动的一些先进理念和管理模式，学生们当时都觉得先生的言论太过超前，感觉离中国的实际差距太大，但时隔30年，当李娜获得法网冠军，国人围绕举国体制和竞技运动职业化体制争论得面红耳赤的时候，我们才猛的回过头来，不得不佩服先生的远见卓识。
今天，在李娜现象之后，引发的对于举国体制的大讨论，吸引了大批的体育工作者、教练员、运动员和无数热心观众的参与，相信对我国竞技教育的普及、竞技科学的发展，一定会起着里程碑的作用。
4创新的育人思想
先生在体育专业研究生教育方面亦有诸多与众不同之处。
一是先生奉行研讨式教学的先进理念，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先生的课基本上是研讨式的，无一满堂灌的课。先生在研究生第一年的每个学期都要布置6、7个专题，让学生查资料、写文章。先生从选题、论点、论据、论证，到写作风格，甚至标点符号，都不放过，一一评说，措辞严厉，从不留丁点情面。先生的教育理念、教育方式方法在中国超前了30年，现在看看欧美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所倡导的和大力推行的都是这种“研讨式教育”。
先生在学术上特别注重创新，常常要求弟子们“进入学术前沿钻研”。先生特别忌讳千人一面、人云亦云，特别反对御用文人、缺乏独立思考。先生说，研究生的学习应该是发现学习而非掌握学习。学术研究是要发现问题、分析解决问题。先生提倡学术批判，目的在繁荣学术。先生说过，在学术上，甜言蜜语非友谊，直言不讳出真情。先生一贯重视“理念”，教育要有理念，研究要选理念题来做。在学术研究上，不能止于“现象加想象”的水平，应该提高到理性水平上来，研究生要多做理念题。先生的这些教诲，仍然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的研究生教育，太需要弘扬先生毕生倡导的研讨式教学、创新式教育了。
二是先生极力倡导通识教育，学好文史哲成为先生的口头禅。先生常常要求研究生要在语言学、逻辑学、哲学等方面补课，为什么用词不准确、不确切，跟文史哲的修养不够有关。先生教导我们学不通时多查词典，多思考，弄清原委。先生对弟子常说的话是，“学好文史哲，把握学术前沿”，“多读书、多思考、多辩论、多动笔”等等，几近口头禅。
先生对学生文史哲的学习出奇的重视。早在1987年，先生就请了吴翼鉴先生来给弟子们开讲《体育哲学》，在当时我国体育哲学研究成果还不多的情况下，吴先生欣然应允讲授“体育哲学”，实在不易，这需要极大勇气和智慧。可以说，吴先生的体育哲学课讲得很生动，深入浅出，后来在授课基础上出版的《体育的哲学思考》是我国体育哲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三是先生严谨治学，时刻不忘教书育人。先生的严谨是出了名的。凡是先生提出的学术观点，往往都要引经据典，有严格的出处，论点、论据、论证常常要反复推敲。先生在学术用词方面非常严谨，比如，“体育教育”、“竞技体育”这样的词汇，先生是不用的。先生认为，规范的用词是身体教育、体质教育，竞技教育。
在笔记本里找到先生1986年10月16日晚给我们研究生的教导内容，先生建议我们每天学习10小时，不要浪费时间，先生说自己最多时候一个晚上要写14封信。先生认为科学是以一定对象为研究范畴反映其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现实中的种种体育现象按照科学的标准来分析，经得起推敲的不多，搞研究不能认为“差不多”就行了，要精益求精。先生常常教导学生要敢坐冷板凳，甘当学术傻子，能达到王国维所说的“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光阑珊处”，那就进入境界了。先生的教导，弟子们终生难忘。弟子们多与先生有着深厚的感情，继新、文谦师兄远在东北，这些年却常常借着各种机会来看望先生，令人感动。先生的众多弟子，能有今天的成绩，与先生对弟子们的严格教育、精心培养密不可分。
先生曾担任第二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体育学科评议组成员和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数十年来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始终无私关注着国家体育、竞技事业的科学发展，为国家体育的发展多次递交提案，贡献其毕生所学，体现出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执着的真理追求和拳拳的爱国之心。
先生的体育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我国体育界有着崇高的学术地位。这种崇高来自资深教育家、体育学者对先生的尊重。老一代的体育家徐英超、黄震、陶德悦、董安生、吴翼鉴等都是先生的至交。先生的体育思想在1982年受到批判时，这些体育界的前辈都非常支持他，大家都有很深的默契。有的学者原本是主张大体育观的，后来对体育的本质逐渐产生了新的认识，转而支持真义体育观。这种认识上的转变非常不易，这种转变并不是因为先生有权势，而是因为先生讲的是真理。
著名作家王蒙说，文化的强大需要一批有牛劲的专家。这话说得好，我们的先生就是认准了真理后大有10头牛也拉不住的劲。先生有着学术大师直率的性格，坚持真理，从不阿谀奉承、曲意逢迎。先生就是这样特立独行、深邃而富有远见的学者，即使在1982年遭到批判后，也从来没有灰心过，没有犹豫过，没有打退堂鼓。而这样极富个性的学术大师能够在华南师范大学得以发展、扬名，是与杨文轩老师海纳百川的领导胸怀及其创设的宽厚、宽松、宽容的学术环境息息相关的。
今天，回顾先生对国家体育学术发展的贡献，评述先生独特的体育思想，感恩先生的教诲，学习先生的治学风格，对于培养高素质体育人才和体育学术大家、推进我国体育的科学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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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意义篇4
1.竞技是什么？竞技是具有强烈抗争性质和游戏特点的比赛活动，是体育活动中最重要的领域之一。但是，竞技与体育是有区别的。人类的竞技意识远远早于体育意识。让我们从其本源来看竞技对人类发展的意义。自古以来，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儿童都爱玩与其环境有密切关系的追逐游戏。原始时代的儿童经由游戏学到许多关于如何作一个成年人的事，如跑、跳、投、射箭、骑马、泅水……这些游戏逐步成为一种程式化的竞技，其规则的日益严密和完善，使之变为成年人也乐于接受的趣味无穷的游戏──运动竞赛。有人把olimpicGames译“奥林匹克游戏”，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应以为错。
2.人社会化的含义。社会是由社会成员组成的，而作为社会成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发展人格和自我，这要经过一定的社会化过程才能实现。那么什么是人的社会化呢？
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看，人的生命全过程无非是在不断接受世代积累的文化遗产，保持社会文化的传递和社会生活的延续。因此，社会化过程就是一个社会文化内化的过程。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一生，不过是个性形成、发展和成熟的过程。因此社会化只是确立个性的过程。
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看，人的社会存在都是以一定的社会角色出现的。因此，人的社会化的本质就是角色承担的过程。每个人在这一过程中应该逐渐了解自己在群体和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价值，学会顺利扮演这一角色的本领，熟知自己应该承担的义务。
归纳起来，社会化是指作为个体的生物人成长为社会人，并逐步适应社会生活的过程。正是经由这一过程，社会文化得以积累和延续，社会结构得以维持和发展，人的个性得以形成和完善。
二、竞技体育与社会发展
竞技文化，主要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古希腊由于商业的发达、对外贸易与对外扩张紧密相联，带来了频繁的战争，促进了航海事业发展，也促进了检阅和炫耀体力的竞技活动的高度发达。
真正含义的近现代竞技体育，发源于英国的户外竞技活动，它是欧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
竞技体育，强烈追求明确的一定的功利目的，而且，这些功利目的是公诸于世的。在资本主义社会，注重个人的物质奖励和新闻舆论知名度，因而也会得到广告。就业方面的好处。在社会主义社会，则强调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品质等社会效益，也适当地给予物质奖励。这种表彰和奖励均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为前提，是对运动员教练员辛勤劳动的肯定和报偿。
三、竞技体育促进人的社会化所起的积极作用
竞技体育对实现人的社会化具有特殊的作用：1.它不仅可以提高青少年的身体素质、运动能力、生活适应能力，使他们增长社会知识，而且一对他们的思维意识、道德品质、行为规范，都能产生重要影响。
2.它是青少年的主要社交场合之一，对提高他们的社交能力，独立工作能力，有着积极作用。
3.它为人们提供了改变自身的社会地位，争取个人事业成功的社会榜样。广大青少年可以从优秀运动员经过努力拼搏，取得胜利，得到启示和鼓励。四、竞技体育促进青少年社会化过程中的价值
1.身体教育、运动教育与生活技术、技能传授。体育运动的基本手段是身体练习，各种身体练习都是人类生活技术、劳动技术、军事技术的提炼和综合，它们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因此人们掌握体育的身体练习，对他们适应社会的需要是极其重要的，甚至能影响他们的一生。
2.竞技体育运动与社会规范教育。竞技体育运动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活动。强烈的自身参与，激烈的对抗竞争和频繁的人际交往，以及形式多样的群体活动，是这一文化活动的鲜明特征。因此，在这一领域中，必须确立明确而细致的各种行为规范，如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原则、体育道德、运动员作风、比赛规则、竞赛规程等，并通过裁判、仲裁、公众舆论、大众传播媒介等进行监督和实施。
规范培养是少年儿童进人社会前必不可少的社会化过程。体育规范训练是一种可以经常重复和加以控制的，并不会给社会造成损失的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在教师、家长或其他人员指导下进行，也可以由少年儿童自己内化完成。因此，这一过程可以视为对社会法规和伦理道德学习的模拟过程。
3.体育运动与社会价值观念体系。体育运动是许多儿童少年和青年追求的生活目标。不少人把能够进人运动员行列作为一个中短期的生活目标。对有运动天赋的孩子来说，这是他们应该珍惜的权利。社会要尊重他们的这一权利，也有义务在他们结束运动生涯时及时引导他们选择新的生活目标。
4.体育运动与社会角色习得。每一个社会角色，都代表着有关的行为期望与规范。担当了某种社会角色，就要表现这个角色的特征。可以说，一个人要符合社会的要求，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就必须学习适当的社会角色。而体育运动场合，恰好能为人们学习社会角色提供优越的环境与适宜的条件。
五、结束语
体育这种文化对社会所具有的第一个重要功能便是促进人的社会化。体育不仅可以为人们提供社会生活所需求的行为能力、行为方式与规范等，而且还可以使人们学到其他社会生活领域中的规则。特别对青少年来说，体育还可以使他们学习到互相尊重，养成良好的社会态度，发展自主性和对道德问题的判断力，促进他们个性的形成与发展。体育社会化，不仅能提高人们对身体、生命、环境和体育的认识，形成正确的体育价值观念，而且还可以在内化竞争的意义、规范、道德等过程中，认识到社会上的各种竞争活动的社会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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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意义篇5
关键词：竞技育人；体育强国；群众体育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2)01-0107-05
abstract:Basedonthehistoryofthedevelopmentofphysicaleducationandtheanalysisofitsaimandfunction,thisarticleintendstoexposethecompetitivenatureofpe,anditsregularity,entertaining,cooperativenessandcompetitiveness,whicharenotonlycharacteristicofcompetitivesportsandmasssports,butalsothenecessityofourmodernsociallife.therefore,aimingatconnectingmasssportsandcompetitivesports,thearticlesuggestsdevelopingsportsaccordingtotheconceptof“theeducationofstudentsthroughcompetitivesports”,succeedinginrealizing“thestrengtheningofthenationthroughpe.
Keywords:theeducationofstudentsthroughcompetitivesports；strongnationinpe；masssports
1引言：建设“体育强国”与提倡“竞技育人”
“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由“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的重要时期，建设“体育强国”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长期发展目标和任务。“‘十二五’时期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和发展方式的关键时期，是全面启动建设体育强国战略工程极为关键的5年。”［1］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代表队以51枚金牌获得金牌总数第一的狂喜之际，官方正式提出，我国是“体育大国”，但不是“体育强国”，距离“体育强国”还有很大的差距。我国作为“体育大国”的确立，是基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竞技体育取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体育大国”不是“体育强国”，大而不强主要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专业竞技体育金牌的“含金量”不足，以奥运为例，我国在集体性强、综合价值高的大球项目以及世界上热门的主流项目（尤其是欧美主流项目的田径、游泳、网球等）方面，都与欧美强国有很大的差距。二是相对于专业竞技体育，群众性体育明显滞后，尤其是青少年体质连年下降引发了有识之士对学校体育的担忧。“下面是一组官方数据：目前，中国有1.6亿人患高血压、1.6亿人患高血脂、有2亿人超重或肥胖；城市里，每5个孩子就有一个小胖墩儿，高中生里85%以上的学生是小四眼儿；和日本孩子比，我们中学生在身体素质多项数据上差很多；我们参加运动的体育人口只有28%，人均体育设施在世界上排名开外……在亚洲，我们的体育人口和体育设施人均比绝对排不进前10名，就在中国竞技体育取得辉煌成就的二十年中，中国人的体质在明显滑坡！”［2］
显然，将我国建设成为“体育强国”，不仅是真正提高我国专业竞技体育整体水平的要求，更是全面发展群众性体育运动、提高全民族身心素质、夯实竞技体育发展基础的实际需求与强烈呼声。
近三十年我国竞技体育的突飞猛进，较之此前三十年有两方面重要变化。一方面，市场经济带来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实力的提升为竞技体育的投入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另一方面，竞技体育的理念已然改变。众所周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曾经作为我国竞技体育的核心指导思想，这种违背奥林匹克精神的体育政治化，不能不说是制约竞技体育发展的精神枷锁。“既然我们对要拨乱反正，国际上又有很不好的反应，当然应该废除。虽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正式文件中就不用了。”［2］取而代之的是国际奥委会提倡的“更高、更快、更强”的格言。
群众体育的发展滞后，一方面是由于投入比例失调和资源配置失衡，“当前群众体育领域内最突出、最基本的矛盾就是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体育需求与相对薄弱的群众体育物质基础、短缺的群众体育资源之间的矛盾。”［1］但是，认识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建国以来，人们对体育的认识流于“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并以此作为指导体育事业的核心思想，人为地将体育分为两个独立、性质不同的体系：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包含学校体育）。这种体育理念导致了长期以来体育的内在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是我国群众体育远远滞后于竞技体育的一个更为重要的深层原因。比较明显的是，近年来我国高校体育设施的投入以及运动场馆的建设已具有相当的规模，甚至中小学体育设施也都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而大学生、中小学生的体质、技能、运动能力以及主动参与度都不容乐观。
笔者认为，体育的本质是竞技，竞技的根本属性是竞争，这是现代人所必须具备的意识和能力。建设“体育强国”，发展群众体育，首先必须对体育有正确的认识，为此，笔者立足于群众体育，提出“竞技育人”这一概念。
2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同宗同旨及其竞技本质
“所谓竞技，是人类文化的一个群体，包括所有的比试运作方法的活动，诸如各种选举、比武、斗鸡、赛马、游戏以及劳动竞赛，其中有一种叫做体育竞技，这是以体育活动为媒介的竞技种类”。［3］也就是说，竞技本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各行各业都存在竞技，而体育运动是最典型的竞技。现代汉语词典直接将竞技解释为：体育竞赛。因此本文所说的竞技是指体育竞技或体育竞赛。“竞技是生存技能的传习、演练和展示，是一种改造自然的技艺，最后认为：竞技是身体性运动竞争的技艺”。［4］在竞争的基础上，竞技发展成为多属性的综合体。
体育的本质特征是竞技，“在本质上体育是以竞技为基本手段和主要形式，增强体能、技能，培养心理素质和能力的一种社会性活动。……竞技是体育最重要的特征，体育的必然是竞技的，没有竞技就不能成体育。”［5］在这个意义上，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本质是一致的，其理念也是相通的。体育之所以被划分为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仅仅是基于各自目标上的侧重，对体育事业的发展作总体规划，而决不能因此而将二者割裂开来。如果将二者对立起来，否认群众体育的竞技本质，不仅不利于发挥其特有的综合社会功能，阻碍其健康发展，而且实际上也抽空了竞技体育发展的根本基础。
群众体育作为竞技体育的社会基础，最典型的例证，是我国竞技体育项目中乒乓球的绝对优势与群众体育中乒乓球运动的普及，美国竞技体育中篮球的绝对优势与全社会篮球运动的普及，其间的关系是不言而喻的。而竞技体育绝不仅仅是国家整体实力的标签，同时也是群众体育的引领。学校体育是群众体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从教材内容看，学校体育完全就是竞技体育的简化版。它没有真正独立的体系，特别是普通高校近年来普遍采用的专项选修制，其主要知识和技能以及体能锻炼的方法也完全取自于竞技体育，必须依托于竞技体育的发展。此外，作为承担体育教学任务的体育教师，除了具备一定的文化综合素质外（和其他系列的教师一样必修的公共课程），其专业知识和技能同样脱胎于竞技体育。换言之，我国只有在大力发展竞技体育的同时，积极发展群众体育，并且充分发挥竞技体育对群众体育的引领作用，才能真正实现建设“体育强国”的宏伟目标。
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在形式和内容上所具有的高度一致性，决定了要发展群众体育，必须加大公共运动场地和设施的投入。公共运动场地和设施并非别出心裁另创一套，而是竞技体育的运动场地和设施的翻版，学校体育尤为明显，不具备正规的运动场地和设施，学校是不能通过评估和验收的。要求学校在节假日有序向社会开放运动场地，其目的就是让体育资源得到充分利用；社会上的一些运动俱乐部也是以标准的运动场馆和设施实行有偿服务的。少数以减肥和健身为目的的健身馆没有统一的标准，是因为它们的特殊活动形式不属于竞技。
现代奥运会代表的是竞技体育。法国人顾拜旦在考察英国一些著名学校时，看到英国学生积极参加各种户外竞技运动而受到刺激，“他认识到参与竞技可以得到身体训练、道德教育和社会活动能力的提高，这是对青年实行民主教育的适宜方式。他在深刻地认识到‘竞技的教育价值’同时，又立下‘教育救国’和‘体育救国’的志向，这就是他恢复奥运会的初衷”。［6］从奥林匹克主义的基本理念，我们可以看到顾拜旦这一思想的延续。《奥林匹克》第二条写道：“奥林匹克主义属于一种人生哲学，提升并结合身体、意志及心智三者成为平衡性的整体。将运动、文化和教育融合在一起，奥林匹克主义是欲建立一套已通过努力所产生的愉悦、模范性的教育价值及尊重普遍性道法原则为基础的生活方式。”由此可见，现代竞技体育与包括学校体育在内的群众体育是同宗同旨、密不可分的；体育（包括竞技体育与群众体育）本具育人功能。
3竞技目的和功能的历史考察
群众体育作为体育，虽然与竞技体育被人为地划分为两大体系，并赋予不同的目的与功能，但二者具有同样的竞技本质特征，并且具有同样的由竞技生发出来的其他属性与功能。
例如，古希腊的竞技大会具有“娱神”目的，“以古代奥林匹克游戏为代表的竞赛节庆均属一种祭祀活动，竞技者们将健美的身躯和高超的技艺奉献给诸神以博得他们的欢心”。［7］“大部分古希腊人对宗教的信仰成为其团结的一种工具，这种信仰是以宗教仪式的方式表现出来，而这些宗教仪式大部分都是通过体育来表现，奥林匹亚竞技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便是一种对诸神崇拜的最高仪式。”［8］而近代中国，在西方强权的欺压之下，军国民运动的兴起直接影响体育的社会价值指向，体育的目的就是要振兴民族，“身体开始脱离家庭和宗教的束缚，以强健身体为目标的西方体育在传入中国后也逐渐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而被强行纳入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这一重大的历史潮流。”［9］建国以后体育的目的是增强体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而现代“奥林匹克主义的目标是让体育为人类的和谐发展服务，致力于促进维护人类尊严的和平社会”（《奥林匹克》）。概言之，体育的目的建立在竞技所具有的功能的基础上；体育的功能并非体育的本质，而是由竞技的本质属性决定的。
进而言之，体育的目的所代表的是一种社会价值指向；这种社会价值指向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的。体育的起源来自不同途径，种类繁杂，体育的形成过程也是社会选择的过程。有的形式被社会淘汰，新的形式又随之产生。体育起源的多元性正反映出竞技具有多重目的与功能的特点。众所周知，体育的起源与战争、狩猎、宗教和游戏等密切相关，其中最主要的是战争和游戏，在现代体育中依旧能清晰地辨认出它们痕迹。
古希腊体育是现代体育的摇篮,柏拉图认为：“最好的体育是什么？一种简单而灵活的体育训练，尤其是专门为了备战而进行的训练。”［10］他甚至认为：“做女孩的应该练习各种跳舞和角力；结婚以后，便要参加战斗演习、行营布阵和使用武器……因为一旦当所有的军队出动打击敌人的时候，她们就能保卫儿童和城市。”［11］古希腊人将战争的一些手段和方法通过竞技的形式在市民中加以推广，一方面为战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竞技规则具有安全性和游戏性，使得竞技运动得到良好的推广和普及，甚至成为当时学校最主要的教育内容。“据史料记载，运动在古希腊早期几乎是教育的全部内容，竞技场就是希腊的学校。”［6］
体育的另一个重要起源是游戏。游戏是人类的古老文化之一，游戏是依托于规则形成的社会文化活动，没有规则就没有游戏。当其以竞技为内容和形式时，游戏的根本属性便发生变化，从娱乐转向竞技。游戏的规则相对简单，但为了满足竞技的需求，原有的规则向竞技规则体系演化，直至体育的形成。“大部分竞技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民间游戏,现代流行的体育项目大多是在一般游戏,特别是民间儿童游戏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发展、演化,并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规则。”［12］中国古代也曾出现过大量与体育相关的活动，始终处于体育的萌芽状态，得不到良好的推广和普及，缺少完善的竞技规则体系是一个重要原因。
战争与游戏之所以能在体育上实现殊途同归，竞技本质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归属体育才有了依据，牌类由于规则体系停留在游戏层面，因而真正纳入到体育中的少之又少。属于非运动性体育项目，运动性是体育最重要的标志，但不是唯一的。此外，宗教也是体育起源一个重要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与体育的不断发展，宗教的烙印逐步消褪，抑或以其他形式取而代之。
综上所述，无论体育起源于何种途径，无论古代或现代其运动的形式和方法如何变化，无论是被划分为竞技体育还是群众体育，竞技作为体育的本质特征永远不变，都是以竞技为手段和形式，充分发挥体育功能的一种运动方法。从竞技的角度看，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的关系是专业竞技（职业竞技）和业余竞技，是高水平的竞技和低水平的竞技。体育的目的，是通过学习和参与竞技，完善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在这一体系中，是竞技能力、水平决定其价值取向，能力、水平高的侧重于实现自我价值，朝着竞技体育的方向发展；而能力、水平低的侧重于完善自我，朝着群众体育的方向发展，二者的区别是相对的。专业竞技随着伤病或退役自然转向群众体育（包括为专业体育工作的所有人员），业余竞技随着运动天赋的展现（优秀体育苗子）完全有可能转向竞技体育。2011年9月22日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先生在出席北京群众体育大会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我心里，竞技体育、业余体育和群众体育没有什么区别。姚明在nBa打球和小学生在操场上打篮没有什么不同。”（中央五套）
当下体育学界主流观点过于偏重其功能性，“主要包括以增强体质为本，以教育为本，以社会文化现象为根本属性，以身体活动为根本表现形态的体育本质的单质论；以及集上述多种属性为一身的体育本质的多质论”。［13］在发展市场经济机制、充满竞争的今天，认清体育的本质，对端正群众体育的目的、充分发挥群众体育的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
4竞技的属性与功能分析
无疑，竞技的根本在于竞争。竞技运动所表现出的是二方或多方的对抗――体能对抗和意志力对抗；竞技的竞争性对每个参与竞技运动的人的技能、体能和意志力提出了综合要求，通过竞技这一社会活动，激发出人类生命本能的冲动和自然属性――竞争性。
竞争性是人类生命本质的重要属性，是人类进化和社会发展的源动力。体育正是将竞技运动的根本属性――竞争性――通过有序的形式和方法发挥到极致。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化活动，竞技过滤其竞争性中过于残酷和攻击伤害的成分，“野蛮的本质确实从我们天性中的激情部分产生出来的，如果正确加以约束，就能成为勇敢，如果不加以约束，就会变成残酷和粗暴。”［10］学习和参与竞技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培养人的竞争意识、激发人的竞争欲望，“正如体育参与过程给予人的积极上进、努力拼搏与坚强意志等等积极而充满生命力的意识积累，唯有在体育参与的过程中充分体现，更进一步得以在人的生命奋斗旅程中积极而全面地延展，形成体育意识的生命延绵，才是体育之本质之于人而言最为重要而根本的价值。”［14］
在竞争性这一根本属性的基础上，或者说，围绕着竞争性这一核心，竞技运动衍生、形成了一系列的属性及其功能：
规则性。竞技运动依赖于规则体系的支撑，竞技运动必须在特定的规则之下进行，没有规则就没有竞技，就没有竞争的公平性，规则是竞技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规则体系的建立使竞争的自然性向竞技的社会性转化，起到有效的过滤作用，促进竞技运动的文明化进程，避免过分的攻击性产生的破坏作用，使竞技运动具有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规则体系能够有效地将社会价值观融入竞争之中，体现在规则不断完善的过程之中，充分发挥其制约机制，在其公平竞争的本质下，引领竞技运动的健康发展。
娱乐性。竞技运动作为竞争、对抗，总有胜负之分，而无生命之虑的对抗及其胜负之分的不确定性具有显著的戏剧效果，这是一种强烈的心理刺激，能使参与者(包括观赏者)获得极大的乐趣，成为人们调节日常生活方式与节奏的重要形式。竞技的娱乐性源自于体育的游戏起源，“原始游戏中，‘游戏’与‘竞技’存在着形式的同一，因为没有‘游戏’的帮助‘竞技’是无法寻找通向民族精神的途径。”［5］竞技运动保留并继承了游戏的基本特征。此外，竞技运动的规则体系也具有娱乐的因素，规则利用游戏作为杠杆，过滤竞争中的不良因素，使其适合推广和普及，更加精彩和充满魅力。也正是娱乐性，使竞技运动走下古希腊竞技大会的神坛，从“娱神”转向娱人。
合作性。竞技运动离不开合作，大到整个运动团队的组成，小到具体运动过程中每个成员的配合，竞技对抗、谋求获胜都需要合作。因此，竞技运动能够有效培养、强化人们的团队意识、协作精神。竞技运动必须具备相应的技能和知识，技能和知识的传习过程也就是教学和训练的过程，是双边互动的师承关系，这种关系亦可理解为合作关系。在众多的集体竞技运动项目上，既有团队内部的竞争关系，也有团队与团队之间的竞争关系，但为了满足竞技的目的和需求，团队内部的竞争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分工合作、团结一致，共同应对团队与团队之间的竞争，这是竞技的必然结果。竞技运动是一个真正开放的空间，既比试运作又交流学习，取长补短，教练员可以请进来走出去，队员可以异地学习和交流，在“更高、更快、更强”口号的感召下，彼此之间相互竞争且包涵合作。
运动性。运动是竞技的最主要表现形式，人们常常因此而将竞技直接视为运动。强身健体是竞技运动的重要功能，也是人们乐于参加竞技运动所追求的功利性动因之一。运动性是人类本能属性，是人类为适应生存环境而必备的能力。在与自然竞争和同类竞争的过程中，为了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人类发现了训练的最佳替代品――体育。“从生物学角度看，人的自然属性便是拥有健康的体魄。而体育的自然价值从生物学意义考量，则是通过体育锻炼所达到的强身健体的功效。”［8］因此，在竞技运动中，运动性亦可理解为“身体性”运动，“我们所谈的‘身体性’运动是以身体素质（速度、力量、耐力、柔韧、灵敏）为对象，同时又是以身体技能（走、跑、跳、攀爬、投掷、游泳）为基础的身体运动。”［4］身体素质和身体技能作为运动性的考量依据，借以评价其运动强身健体的功效。
总而言之，竞技运动围绕着竞争性这一核心而展开的规则性、娱乐性、合作性、运动性的种种属性，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竞技运动中的竞争性是人类的自然属性，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合作性是社会形成的重要标志，而合作性几乎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在竞争中包含合作，合作是为了更好的竞争。竞技运动作为原始竞争的替代品，规则起着关键作用，一方面规则成为过滤野蛮和过于攻击性的工具，另一方面规则对竞技运动起到推广和普及的作用。娱乐性使竞争的原始性转向竞技的社会性成为可能，增加了竞技运动的亲和力，使竞技运动真正走向大众。运动性作为竞技的主要形式始终贯穿在竞技发展的过程中，具有强身健体的主要功能；而规则促使其运动性向更合理、更健康的方向发展，娱乐性又使其超越身体的范畴，达到身体与精神的融合；由运动性产生的强身健体的功能，又折射出竞技运动的社会传统价值指向。
5从现代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看竞技育人的重要性
在中国，历史的原因造成了人们忽略体育之以竞技为本质的传统：儒家讲“中庸之道”，道家讲“不争之德”，淡化体育作为竞技的竞争性。宋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转折点，从扩张转向内敛，从尚武转向重文，表现在体育运动上，是突出其运动性、娱乐性的强身健体与调节生活的功能，而淡化竞争性、合作性和规则性。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体育运动，导致长期以来将体育运动与养生、健身混为一谈。这种观念传统，直到现代仍有深刻影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观念的深入人心，即可视为传统观念的现代延续。现阶段，这种观念虽然在竞技体育中逐渐被纠正，但在群众体育（尤其是学校体育）中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当下，中国社会发生的重大改变，商品经济带来的竞争（企业竞争），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体育运动的发展如何紧跟时代，如何依据体育运动本具的种种属性充分发挥其特有的社会功能，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重大课题。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提出，发展体育事业，必须突出“竞技育人”。
5.1需要突出体育运动的竞技性，强化人们的竞争意识。社会竞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竞技的竞争性是提高竞技水平、促进体育运动发展的根本原因。强调竞争意识，首先就是强调人的勇敢品德。“在古希腊教育中提及了‘四大德’，其中‘勇敢’被列在首位，然后是智慧、节制、正义，勇敢品德的教育衍生出竞争精神。”［8］勇敢品德正是当前社会所需要的，强调体育的竞技性，就是提倡敢于竞争，这与奥林匹克运动所提倡的“参加比取胜更重要”相吻合，在勇敢品德的基础上才能形成顽强拼搏、吃苦耐劳等一系列意志品德。竞争意识是通过反复竞争的积淀和无数胜负的洗礼逐步形成的，它既是一种精神，又是一种智慧，对培养人的心理素质及其承受能力有着重要的作用。
5.2需要突出竞技的规则性，强化人们的公平竞争意识，在竞争中遵守规则，在规则中更好地竞争。竞技运动作为人类共同拥有的权利，要求在平等公正的环境下参与进行，规则的建立满足了人们在竞争过程中对公正的追求。公平公正是普世价值观，也是竞技特有的功能与社会价值，是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健身锻炼无法达到的境界。“社会各行各业都有其自身的规范和发展规律，从体育规范和规律中可以领悟到其中的内涵。更有利于促进社会的和谐。”［8］现代社会，人的成长过程包含十几年的体育教育，忽视竞技就欠缺了“人人平等、公平公正”的社会理念，以“拚爹”为荣也就不足为怪了。
5.3需要突出竞技的合作性，强化人们团结协作的精神，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竞技的平台也是交流的平台，大到国家、地区、民族之间的增进交流，维护和平；小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了解，增进友谊。竞技的合作性符合竞技发展的规律，在竞争过程中唯有合作才有取胜的机会，有合作就有分工、就会形成团队，团队协作产生强大的凝聚力，是竞争取胜的重要法宝。竞技的合作性符合社会规范，在竞技过程中长期形成的团队协作精神在社会各行各业中得到进一步推广，有利于形成各行各业“文化”建立的基础，尤其有利于对青少年（独生子女）的教育。
5.4需要突出竞技的娱乐性，使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娱乐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求，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竞技的必然是娱乐的，忽视竞技的娱乐性，片面地认为“玩耍无正事”,是对竞技本质的忽视、对体育运动功能的偏废。竞技过程既是身体能量释放的过程，也是情绪释放的过程，体育运动追求人的身心平衡，身体健康强壮和心理的健全健康同样重要，获得娱乐也是体育运动的目的之一。“‘乐趣’是人从世间现象中所获取的感官刺激，它使得身体获得某种‘’，并促使身体获得情绪上的生理化学反应，生物功能上的这种情绪变化所获得的是乐趣、喜悦和舒适的身体内源性的‘’。”［4］竞技讲求公平公正，其娱乐性符合社会道德观和价值观，是积极、健康向上的，应得到足够的重视。
5.5需要突出竞技的运动性，增强人们的体能体质。强调运动性就是强调竞技的强身健体的实际功能，用体育运动来表述体育,目的就是用运动来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活动，突出体育的运动性，“生命在于运动”，通过运动提高人们生存、生活的质量。现代社会人们生活和工作的节奏偏快、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大、营养过剩、缺乏运动，造成许多人体能体质下降，特别青少年和儿童，升学竞争、学习竞争带来的运动缺乏是造成普遍体能体质下降的重要原因。强调运动性不是把体育等同于强身健体的活动、为强身健体而运动，而是要通过学习和参与竞技，在这一过程中自然而然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强身健体不是体育的唯一目的，而是体育的必然结果。
6结语：竞技育人的全社会性与持久性
体育运动既是学习和参与竞技的过程，也是实现自我价值和完善自我的过程。一方面，竞技的能力和水平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手段，是人类的生命资源和文化资源，它的传承标志着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另一方面，完善自我表现为体能体质的提高和综合能力的增强，是提升个人素质必要的手段，它具有生物学和社会学的双重意义。体育所追求的就是实现在自我价值和完善自我上的超越，通过竞技运动达到培养人、教育人、锻炼人、娱乐人。
将竞技上升到“育人”的高度，既是竞技体育的要求，也是群众体育的要求，更是当代社会的要求。“竞技育人”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提供了一个切实的平衡点，根据竞技能力和水平的差异，在规划发展上有所侧重，其根本目的是“育人”。竞技体育不能把“夺标”作为唯一的任务和目标，要充分发挥体育应有的功能，将实现自我价值和完善自我紧密联系起来，把“育人”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发挥榜样的作用，积极推广普及和发展体育事业。同样，群众体育提升了社会整体的竞技能力和水平，真正起到“金字塔”基座的作用，运用竞技自身的规律，逐步摆脱举国体制的框架。因此，“竞技育人”的贯彻落实，有利于防止专业运动员沦为“夺标”的工具、不择手段的锦标主义者；相反，是要引导他们成为具有团队精神、公平公正的价值观和积极向上的人，使其在后运动员时代，曾经拥有的“竞技资源”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和接受，并为社会服务。群众体育（学校、社区）在提升人们竞技水平和素养的同时，兼顾对青少年的业余训练，为体育培养人才打下基础，缓解举国体制的“夺标”压力，并且为“竞技资源”提供了巨大的市场。
确立“竞技育人”的理念，旨在为实现“体育强国”提供理论基础，为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找到一条兼容之路，从而化解二者之间的矛盾。“竞技育人”不仅能推动体育事业的进步和发展，同时还能兼顾社会发展的需求，通过提升社会整体竞技水平和素养，强化人们的竞争意识，弘扬追求卓越、公平竞争的体育精神，这种精神是各级党政部门、企事业领导必须高度重视的，理应成为各领域、各阶层创建自己的“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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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意义篇6
社会责任（SocialResponsibility）属于精神文化范畴，其本质是为社会服务，而这一行为则是来自人们“自我”“超我”和“本我”的“内在”动力的行为表现。从广义角度而言，运动员的社会责任既包括法律上的义务和职责，也包括伦理道德范畴的义务。体育明星的社会责任是对其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行为要求，不仅要求遵守基本法律法规，同时还要体现出对职业道德和社会道德的回应，主要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道德等四个方面，深层次地反映了运动员对社会期望的实现［1］，以及竞技体育对人文精神的关怀。荣誉伴随权利、责任和义务。因此，在经济方面，体育明星在获得国家和各级政府优厚的奖金资助，甚至还有可观的广告代言收入之后，应该在时刻铭记国家利益至上的基础上求真务实、积极进取，运用自身的社会效应和明星价值带动或创造经济价值，回报利益相关者［4］；在政治方面，作为竞技体育辉煌成就的创造者和代言人，体育明星肩负着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为国争光的职责和使命，他们代表的不仅是个人，更多的是展示了蓬勃发展、蒸蒸日上的中华民族，世界乒坛皇后邓亚萍在取得巨大成就后曾说：“祖国母亲的乳汁养育了我，祖国母亲给了我一种大气磅礴的力量，使我能像黄河一样与命运抗争。”在文化方面，体育明星应对运动技战术进行钻研和创新，使精英体育不断深入人心，同时还应努力发展和传播奥林匹克文化、弘扬奥林匹克精神，让更多的人去接受和分享；在道德方面，体育明星作为竞技体育文化的载体，应树立起健康良好的公众形象，积极响应国家、政府或相关组织发起和倡导的社会团体活动，自觉关注并参与到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中［4］，姚明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在2007年联合nBa球星来我国举办了第一次体育界的慈善拍卖会；在汶川大地震后，除捐款外，姚明还积极带动美国民众对灾区进行支持和帮助，并持续关注重建工作。因此，本文将体育明星的社会责任界定为体育人文精神类属，即现役或退役运动员在依法享受自身权利及荣誉的同时，充分履行其作为一名体育人对国家、社会、人民所应当承担的职责、义务和使命，为祖国和民族体育事业的振兴而奋斗终生。
2体育明星的灵魂与载体：精神文化是灵魂，竞技技术是载体
被称为竞技体育赛事最高殿堂的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不仅是竞技运动员证明自身实力、赢得尊重、收获荣誉的最佳舞台，更为重要的是其已俨然成为锻造体育明星的“梦之坊”。在奥运比赛中创造佳绩是所有竞技运动员职业生涯的终极奋斗目标。然而，奥林匹克运动之所以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众多领域中不受国界和民族限制的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世界性社会文化活动，是因为其蕴含的奥林匹克精神、理念、文化和价值观在这一赛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传播和弘扬［5］。作为当今竞技体育全球化的标志，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根本目的并不在于刻意打造体育明星或者谋取商业利益，而是在于通过体育运动与精神文化相结合，使人类精神得到升华，同时向世界呈现和宣扬运动员自我超越的精神，以期共同建立一个和平美好的世界［6］。德国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对体育运动的价值作了哲学诠释，他认为“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7］总书记在提出“从体育大国向体育强国迈进”这一号召时，也着重强调了精神层面，即运动员的思想和人格。因此，竞技体育运动的本质是通过竞技技术这一载体，培养和塑造出一批又一批顽强拼搏、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优秀运动员，从而不断向世界传播和弘扬代表人类潜意识的精神与理念，诠释体育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由此可见，作为体育明星载体的竞技技术，只有在诸如社会责任等深层次的人文精神中才能体现出其真正意义上的价值，才能构建精神的世界、理想的世界和超越的世界，才能表现出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切，传达世界人民热爱和平与向往美好生活的愿望［8］。而作为体育明星灵魂的精神文化，则反映的是人的价值理性、道德情操、理想人格和精神境界，包含着信念、理想、人格、道德和责任。它的迷失是对人文精神的剥离，并使竞技技术变为一具丧失灵魂的躯壳。
3体育明星社会责任的文化迷失：过度追逐
竞技能力的优化，忽略了自身精神文化主体性的构建竞技能力无疑是度量运动竞赛水平的标准，也是我国一直以来筛选和培养优秀运动员的核心。60年来，中国逐步形成了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各专项运动技术在不断完善、发展与创新，竞赛成绩更是突飞猛进。从最初的射击、乒乓球、举重、长跑，直至目前的110米栏，我国越来越多的竞技项目实现了奥运金牌“零”的突破。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作为竞技体育发展到现阶段的一个高峰，更加预示着中国已跻身世界体育强国之林，在对优秀运动员直至体育明星的竞技技术能力优化方面成功实现了与国际的接轨。然而，中国竞技体育在“举国体制”背景下迅猛发展的光环，却一再被媒体频频曝光的知名运动员严重违背社会责任的众多事件所掩盖，其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仅有损体育明星的公众形象，降低社会期望值，而且不利于在以体育为载体、跨越国界的世界性社会文化交流活动中对我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宣扬与传播，极大阻碍了我国竞技体育国际影响力的进一步提升和“人文奥运”的发展进程。可以说，以上事件预示着相当一部分体育明星人文精神的丧失，映射出社会责任正陷入文化迷失的深渊。体育明星的属性不仅包括运动成绩、竞技技术等具有较强物态表现性和穿透力的外部表征，还包括决定社会行为的思想、意识、心灵、心理等不具有表象化特点的深层次内容，这些归属精神性及潜意识性的范畴，其穿透力较弱，必须在较长时间通过更为复杂的介质才能体现出它的内核与本质，需要借助对传统文化知识的不断学习、思维方式的传授以及价值观和社会道德的长期引导才能最终形成。因此，与竞技技术的锻造历程一样，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邃的精神思想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练就，而是有赖于长期、系统、完善、科学的人文素质教育。人是精神的存在，是自我实现的主体。职业运动员的体育生涯应建立在崇高的人文精神境界基础之上，单一的竞技技术能力发展与优化并不能有效替代精神文化的积累与提升。在体育竞赛中只有通过受意志支配的肉体活动，才得以追求超越个体自身的客观精神，使心灵与灵魂得以滋养和生息，实现精神的自我陶醉和满足。因此，身体运动不只是身体的运动与恢复，同时还是精神的活动与升华；竞技体育也不只是体育的竞技与挑战，同时还是生命力的演绎与超越，是对人性真善美的诠释。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肩负了民族使命，承载了社会责任，才使运动员的生命力得以延续，才使竞技技术的价值得以显现，才使奥林匹克的理念得以传承。以竞技技术能力作为自身体育事业发展的唯一标准，不仅民族传统、民族信仰和民族精神会落入脆弱、空虚和苍白的境地，甚至由人类文明所孕育的文化修养、道德情操、社会责任等也将彻底被湮没，最终导致精神世界的异化、枯萎和坍塌。
4体育明星社会责任的文化救赎
无论是参加竞技体育比赛还是履行国家所赋予的公务员职责，作为名利双收、功成名就的体育明星，都应该有责任和义务去创新、发展、传播奥林匹克体育文化，胸怀国家、关爱他人、回报社会，即通过“人为”达到“为人”［4］。也只有这样，体育明星自身的精神文化和道德情操才能得以升华，体现出的社会价值才能不断得到认可和褒扬。不难看出，纯粹的身体运动根本无法彻底冲破心理异化的藩篱，反而会折射出体育精神文化道德底蕴的极度空虚。因此，只有通过对社会责任文化内涵的充分挖掘及其在内心深处的构建，才能从本质上真正引领主体责任心的自我救赎。
4．1融入一种人文关怀
人文，人之道也，人理之伦序［9］。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精神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10］，这透露出中共中央在政治思想工作中对加强和改进人文关怀、提升人们精神境界的重视。人文关怀的内涵是以人为本，怀着人文情感去关注个体生命的尊严、意义与价值，力图通过对人的精神信念、道德人格的培养，来达到对人性的关爱、理解和尊重，突出对人的主体性的高扬，是人文精神价值取向的充分体现［11－12］。奥林匹克运动的渊源便是对人的生存、发展、自由和解放的思考，提倡把人的身体、精神与意志融为一体，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生活哲学。反观我国当前竞技体育界所出现的一系列与人文精神相违背的事件，不得不说是运动员价值观念、审美情趣和道德情操的异化，是体育精神文化的没落与凋亡。传统的生物体育观，仅把注意力局限在体育对人的生物性效果上，而体育人文观则是要通过主体间的精神沟通，不断向身体实践中注入蕴含无限感染力的人性美、人情美和人格美，树立正确的价值取向，育化高尚的心灵气息。只有在身体运动中倾注人文关怀，形成自觉的体育文化培养范式，才能深入到个体的内心世界，彻底打破现实社会对精神的俘虏与禁锢；也只有这样才足以唤醒主体潜在的社会责任感，使之在对“人为”到“为人”的认识中主动表现体育对人类生存意义及价值的终极关切，达到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完美融通。
4．2建立一种民族信仰
信仰，源自某种超乎一般观念或理想的信念，是对指向未来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的信奉、仰望、持守和追求，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或超现实性，是内在精神的方向，对人生具有很强的解释和指导功能。每个民族都有其自己的信仰，孕育着本民族对其生存与发展的理解、选择、向往等主体性倾向，构建了“民之为族”的社会本性，形成了追求某一终极价值目标和人类精神生命最终依托的共同意识。中华民族的信仰历经千年，在社会责任、思想道德和文化建设方面凝聚了具有民族传统特质，并不断融合时代特征的精神力量，引导、规范和推动着本民族不断走向未来的生存与发展，是民族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13］。古代奥林匹克运动也正是出于古希腊人对神祗的崇拜和，才得以具备如此广泛和深远的影响力与号召力，耕耘着一代又一代运动员的心灵与灵魂［14］。因此可以说，信仰决定了体育，民族信仰则决定了民族体育精神文化的取向［15］。然而，目前竞技体育界大量涌现的为追逐个人利益而与民族信仰相违背的事件，预示着现代社会正在经历一场信仰危机。科技信息时代所衍生的社会、伦理等问题，使科学价值逐渐脱离了信仰的高度；商品经济时代所盛行的消费主义、功利主义正在不断侵蚀和腐化人类的精神世界，使残存的信仰变得那么的脆弱与空虚［16］。因此，在身体运动中融入民族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筑建对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坚定信念、执着忠诚和崇高追求，才能在个体心理层面塑造和铸就民族应有的意志品质，释放内心之爱，从而表现出民族作为理想人格和情感依托对个体心理以及情感的超越与升华。也只有这样，才能抵御社会机器对信仰冰冷的蚕食，实现社会责任的回归；才能避免空虚、虚幻的自由，将人类带入真实的心灵自由之境。
4．3注入一种奉献精神
奉献精神，即为了维护他人、集体或国家利益而自觉地让渡、舍弃自身利益甚至生命的一种牺牲精神，是个人对社会勇于承担义务的崇高道德体现和人生价值的社会实现方式［17］。无论是古代的屈原、岳飞、文天祥，还是现代的孔繁森、许海峰、胡祖荣等，中华民族的这种奉献精神亘古至今、绵延不绝。孟子曾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竞技体育这样一种身体活动同样为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奉献精神———体育道德的崇高境界。运动员在竞赛场上顽强拼搏，为了最后的胜利，心甘情愿地为之流汗、流血，不惜牺牲肉体生命的健康以及时空上的自由与幸福，为集体和国家默默地奉献着自己的青春［18］，这无疑是个体人生价值的真正体现，是人之为人的伟大品格的绝佳展现。然而，近年来，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催生了片面追求个人利益欲望的极度膨胀，部分体育明星在功成名就之后拜倒在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脚下，丧失了精神生命的健康，严重损害了运动员的社会形象和中华体育的奉献精神。因此，随着现阶段竞技体育产业商业化的经济价值逐渐凸显，打造无私奉献精神这一净化人类灵魂的过滤器已刻不容缓。只有崇高的道义追求和情感境界，才能加深和提高个体对价值取向的认识和判断能力，促进体育道德水平的提升；只有通过对奉献精神的注入，才能确立遵守社会道德规范的习惯，自主、自由地做到“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也唯有如此才能最终唤回体育明星社会责任的彻底觉醒，理性自觉地显现以社会为本位的道德原则，体现其对赖以生存共同体的责任与关爱。
5结语
竞技体育的意义篇7
在对任何一个问题探讨的初级阶段，明晰概念是首要的。准确的定义概念有利于进一步的研究。所谓概念，是反映对象特有属性的思维形式。人们通过实践，从对象的属性中抽出特有属性概括而成…。道德是指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规范，本质在于维护某种共同利益。体育道德则是指在体育范围内形成的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规范的总称，是用于调整竞技体育内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包含了体育与道德的本质特征，是二者本质上的有机统一。运动员职业道德是指与其所从事的职业竞技体育活动紧密联系，并符合职业特点要求的道德准则、情操、品质。不仅是竞技体育行业对社会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也是社会道德在其职业生活中的具体化表现。职业运动员不等同于职业化前那些靠国家或地方发给工资的专业运动员，而且，如今的职业竞技体育活动也与靠政府安排的竞技活动有所不同。因此，职业运动员的职业道德虽受到体育道德标准的约束，但也具有自身特点，它是为了职业竞技活动的顺利进行，而建立的调整各种关系的职业道德规范。体育道德与运动员职业道德本质上属于哲学中的共性与个性，二者具有统一对立的关系。明确的说，运动员职业道德是体育道德中的一部分，前者指明了后者的发展方向，而后者则逐步完善并更新前者，使体育道德观做到与时俱进，这为统一。同时，由于存在差异对立也成为了不可分割的一面。二者关系符合哲学辨证法中关于矛盾的理解。
2对运动员职业道德与体育道德对立统一关系的分析
2．1运动员职业道德与体育道德具有统一的一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我国一直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并重。体育道德作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运动员在竞赛中所表现出的体育精神，充分演绎了体育道德的内涵。尤维娜等根据《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的要求，针对中国竞技体育的特点，提出了爱岗敬业为国争光、尊重科学、勤学苦练、团结拼搏、勇攀高峰、诚实守信、公平竞赛、遵纪守法、文明礼貌的运动员道德规范要求，具体反映出中国体育道德的精华所在。
中国进行职业化的竞技项目中，男子足球与篮球起步较早，排球与乒乓球等项目还处于萌芽阶段。虽然从运动员收入分配、管理形式、俱乐部建设等方面可以认定上述项目已经或正在进入职业化进程中。但如果运动员职业道德素养不能提升到一个职业化的水平，那就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职业运动员。虽然国外竞技体育职业道德理念已非常成熟，但由于国情不同，因此不能照搬。所以提高职业道德素养还是应以我国体育道德观为基础。任何一个竞技体育项目，无论是否职业化，上述的运动员道德规范要求都是适用的，专业体制下的中国竞技体育正是在这种体育道德精神的指引下，创造了辉煌的成绩。
在职业化体育项目中，是否以体育道德标准来指导自身职业道德的提高也导致了竞技成绩上的差异。中国足球自从进入职业化以来，在初期取得了巨大成就后，便迅速滑落，为国争光、公平竞赛、文明礼貌、勤学苦练等体育道德规范要求似乎在足球圈都已消失殆尽，有的只是大量负面消息。因此，中国足球的世界排名直线下降，今年8月已降至第106位。而中国男子篮球虽因为实力问题在2006年世锦赛上成绩不佳，但究其深层因素，职业联赛中多次出现的违反体育道德现象，使得联赛一直处于低级水平，而联赛水平的好坏对国家队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体育道德失范也是中国男子篮球溃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职业运动员首先是以运动员为角色存在于竞技体育中。体育道德是所有运动员都应该遵循的准则和道德规范，各类竞技项目的职业道德都属于体育道德中的一部分。体育道德是运动员职业道德的基础，前者属于后者的范畴内，二者统一于道德规范当中。
2．2职业运动员职业道德与体育道德具有对立的一面
职业运动员职业道德也有其自身特点。整个职业竞技体育道德也因此会有特殊之处。
所谓职业，是指由于社会分工而形成的具有特定专业和专门职责、并以所得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工作。竞技体育既是职业运动员谋生的手段也是他们与社会交往的一种渠道。交往必然涉及到各方面的利益，于是，如何调节职业交往中的矛盾就成了一个重要问题，这时，就需要用道德来进行调节了。职业竞技体育中，运动员是所属俱乐部的财产他们个人的健康、安全与俱乐部利益息息相关。因此，运动员在受到伤病困扰或身体状况不佳时，首先考虑的应是休息与治疗，而不是带伤去奋力拼搏，用损耗运动寿命的方式来获取成绩，这就等于是破坏俱乐部财产、给俱乐部带来损失的行为。此外，过去经常出现故意认输的“练习赛”，或者为国家重点培养的某运动员提供区别于其他运动员的比赛环境的方法在职业竞技体育中也都不符合职业道德的要求，这样不仅会遭到舆论的谴责，也会造成所谓“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情况出现。同时，职业运动员根据个人的合理要求进行合法转会是符合职业道德的，是市场经济化的必然产物。一些研究所述的运动员惟钱是图，不讲信用地随意转会，是体育道德滑坡的表现，值得商榷和讨论。
上述状况反映出我国体育道德观与职业运动员应具备的职业道德观之间存在着相对立的一面，但是二者间的对立矛盾并非不可调和的。如何调和这些矛盾，应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3体育道德与运动员职业道德关系认识不足的原因分析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的载体，对竞技体育的研究必然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基础，为依据。不能只从竞技体育的层面来研究竞技体育。
应当承认，中国竞技体育在发展迅速、成绩辉煌的同时，也滋生了诸多现实的体育道德问题。例如；违反公平竞赛原则、辱骂对手、裁判。为了钱而罢训、罢赛等等。这些问题如不加以重视，不仅会影响体育事业的发展，还会影响社会道德风尚的形成，最终影响到整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研究认为，既要坚持社会主义体育道德，又要克服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将来体育道德所面临的新问题。上述观点有合理的一面，但另一方面，这些观点还未能真正做到解放思想，也未能把握住时展的脉搏。未能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逐步的改革、深化，加快了与国际市场经济理念靠拢的发展趋势。所以，思想解放不够，对什么是职业化的理解限制是他们对此问题认识不足的根本原因。这并非认为在市场经济发展迅速的当今，体育道德就失去了作用和意义，相反，遵照有中国特色的体育道德标准来约束竞技体育，将会更有利于提高运动员思想、能力水平，为取得优秀的成绩夯实基础。但是，引进国外成熟的职业竞技体育模式也是必要的，也必会对传统的中国竞技体育体制造成冲击，加剧了体育道德与运动员职业道德问的矛盾冲突。可是，只有认识到存在矛盾是符合唯物主义哲学观和当今社会发展的要求的，才能对体育道德与运动员职业道德关系进行深刻的理解和分析，才能走出“以点盖面”的认识误区。4认识体育道德与运动员职业道德的关系
体育道德与运动员职业道德是统一，不可分割的。同时，它们的矛盾也并非是不可调和的，其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也会相互的转化。因此，只有通过科学的认识方法和运用科学的调节手段、对策，才能加深对二者的认识，并调和矛盾的冲突。
4．1加深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规范的认识。进一步解放思想
在学习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思想标准的同时，掌握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有关道德规范也是必须的。在强调集体主义、为国争光的同时，也要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个人利益最大化有正确的认识。商品经济是利益驱动、价值调节的经济，其道德核心是个人利益。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维护、获取个人利益毋庸质疑符合道德标准。许多运动员在退役后，发展空间极为狭小。因此，他们都希望在不长的职业运动生涯期间，赚更多的钱，不仅为后半生着想，也可以为退役后的再就业积累足够的资本。
同时，职业运动员的转会不仅能加强“优胜劣汰”的竞争意识，也可使优秀运动员在更好的环境中成长，不至于出现人才埋没的状况。这样，既促进了中国体育竞技的发展，也节省了国家的资金投入。因此在对职业运动员体育道德和职业道德进行研究时应当分清楚哪些属于体育道德的失范，哪些是职业道德准许的合理要求。不搞“一刀切”，也不用“放之四海皆准”的标准来进行评价。
4．2提高对运动员职业道德的认识。加强体育法制建设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科研工作者已经注意并重视到了运动员职业道德与体育道德关系的问题。对运动员职业道德的认识也有了多种新观点，并开始对其进行深人研究，这符合科学研究逐步细化的发展趋势，同时，对运动员职业道德的重新审视也有利于为中国竞技体育的体制改革提供理论基础。
但是，在提高认识的同时，也要加强相关法制的建立和健全。道德作为调整人与人之间及人与社会之间行为规范的总和，与社会、经济结构关系甚密。在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今，建立和健全相关法制，用法制来调节职业道德与体育道德的关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才能避免职业运动员出现不遵守职业道德要求或者体育道德失范的状况。才能客观评价运动员职业道德与体育道德之间的关系。
5结论
体育道德是体育活动中重要的内容，也是体育发展的内在动力。运动员职业道德则是体育道德范围内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一部分。二者既统一、又对立。只有正确认识二者关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才能发挥体育道德和职业道德的标准、约束作用，保证中国竞技体育事业的正常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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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意义篇8
关键词：初中体育体育文化体育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2文献标识码：C文章编号：1672-1578（2015）10-0142-01
1体育文化的传播有利于增强体育教学中的传习作用
对于学校体育教学的认识，不能简单的停留在只是传习技术的层面上，而应更多的把它作为传播体育文化的阵地。我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融入了体育文化的运动技术的传习，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体育教学。如果忽视了体育文化的元素，则只能是表象意义上面的体育教学，更别说构建体育文化所产生的体育价值观念了。因而在传习运动技术的同时，我们应努力使运动技术所包含的体育文化得以凸现，并在学生大脑里形成一种思维方式，从而养成终身体育、顽强拼搏、克服困难的体育意识和习惯。
课堂教学是教育实践的主体，因此，要充分发挥运动技术课程教学在育人方面的作用。人文教育应该渗透到各种教学之中，要特别强调在专业课程中的运用，挖掘专业课的人文内涵，使专业课内容更为丰富。所以教师在教学中，可以将其中的真、善、美等人文精神和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等科学精神自然地展现在学生面前，使学生在学习运动技术的同时，自然而然地接受人文教育和科学教育。而这种教育又能有效地、持久地促进运动技术的习练。因而，体育文化的发展对运动技术的传习既有很强的依赖性，但同时我们不得不看到体育文化的传播又能增强体育教学中的传习作用。
2体育文化的传播有利于加深体育教学中的情感体验
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虽然不属于同一个系统，但是在精神层面上是完全统一的，而达成两者协调统一的就是体育文化。换言之，竞技体育是一种高品位、高水准、高质量的体育文化，其具有竞技性、娱乐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学校体育属于竞技体育的初级阶段，竞技体育对体育文化的传播与吸收有强大的牵引力，这种强大的牵引力延伸到了体育的教学之中。学生以竞技体育这种体育文化开始认识体育、欣赏体育、发展体育的魅力，并热爱体育，最大可能地参与体育运动，增强了学生对体育文化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以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等为代表的竞技体育掀起了全球性的体育文化热潮，而这种体育文化热潮首先被具有追求新奇事物特征的广大青少年学生群体所接受，他们向周围释放的能量是任何一个其它群体都无法比拟的。随着他们学会欣赏体育，进而自己参与体育且参与的人数和次数的增加，体育文化对其的熏陶作用就日益增强，他们自身在实践运动中不断揣摩和练习，在积极主动参与体育运动的同时，他们也就体验到了强烈的运动愉悦感，产生了兴趣。因此，学生自己主动并乐于参与的体育课堂教学，其质量当然也非常高。
3体育文化的传授有助于实施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
体育的许多运动项目基本上是通过人们相互间的共同协作、默契配合，来表达人的意识、情感、意志和精神的，这种人际间特殊的交往表达方式，显然要通过整体的密切协作、相互配合才能完成。体育从内容到形式，从方法到要求，都有很强的集体性。例如：篮球、排球、足球、接力等项目的教学，教师讲解技术和战术配合时，特别强调集体配合的重要性，不失时机地对学生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树立集体观念，让学生在练习和竞赛中体会集体主义精髓和集体协作的力量，培养团结互助、战胜困难、争取胜利的集体主义精神。
利用多媒体，组织学生观看竞技体育比赛，开启体育文化传播的第二课堂。每当目睹中国运动员在领奖台上含着泪水，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所有炎黄子孙的骄傲之情便油然而生，这也极大地增强了青年学生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是一堂生动直观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在赛场上，王义夫为国拼搏，晕倒在赛场上；刘翔不畏强手，打破了欧美运动员长期垄断短距离竞赛的神话等等，这些体坛健将是民族的英雄和骄傲，焕发出的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感。
4体育文化的传授有助于实施遵纪守法和友好竞争教育
竞技体育的意义篇9
关键词：思想政治工作；竞技体育；工作策略
中图分类号：G807.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5）24-244-02
随着近些年，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发展和完善，竞技体育职业化、市场化和商业化的力度也开始逐渐的加大，我国体育竞赛国际化、市场化和商业化的程度也开始逐渐的提升，这些变化，使得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也随之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变化，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体制和方法策略也因此受到了冲击与挑战。鉴于此，为了满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积极体制和体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提高竞技体育市场化进程中思想政治工作的成效，促进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就针对新形势下竞技体育思想政治工作的策略问题进行了研究。
一、正确认识新形势下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作用与价值
1.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有助于运动员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之所以能够促进运动员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是因为，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能够让运动员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荣誉有机的联系在一起，让运动员认识到自己在运动场上的表现，不仅仅是个人精神和风采的展现，同时也是国家和民族精神面貌的展现。另外，竞技体育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还能够引导运动员在重要的问题上做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并帮助运动员树立正确的胜负观念，在科学的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引导下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有机的统一起来，实现对运动员爱国主义精神的有效培养。
2.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有助于运动员正确的理想信念的树立。我国很多竞技体育运动员都是从幼年时期就开始了专业训练活动的，由于在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所接触到的事情相对来说较为单调，如果再没有接受到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在走入社会之后，就很容易受到当前社会价值目标的多样性、急变性以及开放性所带来的不良影响和感染。而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则能够通过科学的方法、有效的途径，结合竞技体育运动员群体的特点和实际需求来开展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引导，使得运动员正确的把握理想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将个人理想与社会共同理想有机的结合起来，促进竞技体育运动员正确的理想信念的树立。
3.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开展有助于运动员优良的职业道德品质的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品质能够对运动员的生活、训练以及比赛和职业生涯的发展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竞技体育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能够通过运动员职业道德认识、职业道德情感、职业道德意志以及职业道德行为四个方面的教育，让运动员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使得运动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得到有效的提升。反过来，同样的，要发挥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和发展运动员优良的职业道德品质的作用，就必须要从职业道德认识、职业道德情感以及职业道德意志和职业道德行为四个方面同时入手开展教育活动，不可有所偏废。在开展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如果对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的重视与关注程度不够，都有可能影响教育的成效，为运动员职业生涯中道德问题的出现留下隐患。
二、强化竞技体育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和目标管理体系的完善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冲突开始越来越激烈，并出现了很多新的表现形式和形态。尤其是随着近些年网络的普及，教练员和运动员接触各种价值观念和文化理念的途径更加的便捷，相应的，也使得很多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对教练员和运动员产生了消极不利的影响，其不但淡化了部分教练员和运动员的理性关怀与集体观念，还弱化了部分教练员和运动员的国家意识和爱国情感，为竞技体育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带来新的困难。面对上述的这些变化，要确保竞技体育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效落实，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注意强化竞技体育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建设和目标管理体系的完善，通过工作队伍的建设工作的强化和目标管理体系的健全与完善，来积极的探索新形势下竞技体育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妥善的处理好个人、集体与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与利益，不断提升领队和教练员的政治素质和综合水平，通过关心、指导以及说服和教育等多种方法的灵活运用来巧妙的处理好队伍中的矛盾，妥善的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利益关系，从根本保障竞技体育思想政治工作的高效开展。
三、重视竞技体育与人文关怀的整合
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最终目的，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终身发展和协调发展，这一点对于竞技体育思想政治工作来说亦是如此。因此，在开展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一定要重视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人文诉求，在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核心理念的基础上，整合人文关怀的理念与观念，在人文关怀的思想的前提下来提高运动员的自身意识水平和道德素质水平，才能够让竞技体育思想政治工作走的更远。
然而实际上，纵观我国目前的竞技体育思想政治工作却可以发现，人文关怀缺乏的问题非常普遍，这种情况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在开展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运动员的主体地位被忽视。我国很多教练员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自身的主导作用和权威过分的突显，而却很少注意和关注到运动员的思想状况与心理特点，很多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活动都是盲目的从教练员的主观愿望出发来开展的，很少顾及运动员主体作用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而使得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互动关系，变成了教育者的独角戏。二是，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僵化，多数情况下采用的都是注入式或者填鸭式的教育方式，并不能从人性化的角度出发来满足运动员的真正需要，从而严重影响了人文关怀在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作用的充分发挥。
由上述的分析可知，在新形势下竞技体育思想政治的工作过程中，重视竞技体育与人文关怀的整合是十分必要的，同时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开展新形势下竞技体育思想政治工作时，不但要树立科学与人文相融合的运动训练理念，将人文精神渗透到运动训练的各个环节和各个方面，促进竞技体育与人文关怀的有机结合，同时，还要积极的通过多种方法和途径的运用来促进人文关怀在竞技体育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渗透与融合，
四、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和传播方式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多样化发展
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现代的传播方式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已经渗透到了人们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这一点在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领域也不例外。在开展竞技体育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过程中，积极的利用现代网络技术和现代的信息传播方式，能够击打的拓展教育的空间和教育的渠道，促进教育方法的多样化发展。因此，新形势下的竞技体育思想政治工作，应尽快的适应现代信息化发展趋势，积极利用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和现代信息传播方式来拓展竞技体育思想政治工作的空间、渠道和领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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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技体育的意义篇10
关键词：竞技；文化软实力；公共体育精神
中图分类号：G8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4-0245-01
1对文化的追问
1.1文化的定义
文化是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通常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思想层，是狭义的文化；第二层是方式层，是制度文化；第三层是器物层，是外层可见的文化。前两者是软文化（也称软实力），后者是硬文化（也称硬实力），其中，最深层次的是思想层文化。文化变革一般从内层到外层，即先从思想层文化入手。
1.2文化与国家软实力
“软实力”最早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的。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的吸引等构成的“软实力”，也称“软力量”。文化作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整体性的映照，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精神纽带。在当今社会，文化力量同经济力量、政治力量一样，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反映和国家影响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可以决定国家未来发展与国际形象的重要“软实力”。
1.3国家竞技与文化软实力
竞技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文化娱乐活动，它自然也会在软实力方面有所体现。目前，国家竞技文化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重视了竞技器物层文化的硬实力建设，忽略了制度层文化和思想文化层的软实力建设，导致国家竞技文化体系尚未建立，竞技运动文化含量过低，以至竞技赛场上“重物轻人”的异化现象屡禁不止。黑哨、假球、赛场斗殴、兴奋剂滥用事件，暴露出了国家竞技思想文化的落后。因此，国家竞技文化软实力亟待加强。
2国家竞技文化思想观念的偏差
中国的竞技的目的是为了“物化”的体能、技术和成绩，而不是为了“人”，因而“人”在竞技中成了手段，竞技则成了目的。在这种思想观念的指导下，国内竞技也走入了歧途。政府官员为了眼前利益进行暗箱操作，丧失了国格；教练员把运动员当成获利工具，丧失了人格；运动员为了夺取金牌，不惜损害健康去服用兴奋剂，丧失了人性；观众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只注重结果，产生浮躁心理，从而失去理性。国内对竞技的认识，其实质是只看到了竞技夺标的工具理性的特殊性，而忽视了竞技追求公平、教育、和平的价值理性的普遍性，这种“只见物不见人”的思想，将会使中国的竞技文化与世界先进的竞技文化差距越来越大。
3新时期国家竞技思想文化的建设
3.1“育人夺标”的竞技思想――国家竞技的合理内涵
目前，国内《运动训练学》认为竞技是以运动竞赛为主要特征，通过挖掘人体潜能，以夺取运动锦标为目的运动。实际上，这仅仅是对竞技“工具理性”层面的表述，竞技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有“育人”这一价值理性作为其支撑。
国家竞技的“育人”思想要培养富有人性，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竞技人才，并通过运动员在比赛过程中表现出的高尚道德风貌和良好的竞技素质使竞技比赛的观众受到启发和教育。竞技的“夺标”思想有双重的含义，一是夺取运动的锦标，二是实现人生的目标。竞技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运动员在夺得运动锦标之后，还要使其在竞技过程中学会做人和做事，并能树立人生奋斗的目标。
3.2“类”本位竞技思想――“和谐世界”的竞技思想
“和谐世界”的竞技思想内涵即是培养竞技参与者追求和平与秩序的“公共体育精神”。《奥林匹克》指出：“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是，通过开展没有任何形式的歧视、并按奥林匹克精神――互相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比赛精神的体育活动来教育青年,从而为建立一个和平而美好的世界做出贡献。”可见，奥林匹克运动的宗旨把“教育青年”与“促进和平”视为根本的目的。
当今，国内战略研讨出现频率最高的一词是中国的“和平崛起”。这是我国针对国际上“中国”提出的战略思想。中国“和平崛起”是2003年由中央党校郑必坚提出来的，内涵是中华复兴绝不称霸。具体说，中国和平崛起是国家的决择，因为它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世界的共同利益。主席等国家领导人也分别强调中国要走和平崛起路。后奥运时期，我们若能树立和谐世界的竞技思想，弘扬奥运对教育与和平追求的“公共体育精神”，那么对于促进国家竞技和谐发展与中国的“和平崛起”很有意义。
3.3弘扬中华体育精神――“为国争光”的竞技思想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同志在2005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中指出，“中华体育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体育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进先进文化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特别是竞技体育在激发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等方面有着特殊作用。中国体育健儿创造出‘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零开始’等一系列鼓舞人心、积极向上的警句、格言，被广大人民群众经久传诵。‘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科学求实、遵纪守法、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成为社会共有的精神财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已充分论述了中华体育精神的真谛，是我们今后培养公民建立国际性的道德竞技意识的指南。但是，培养中华体育精神必须要在弘扬奥运“公平竞争、团结育人、崇尚和平”的公共体育精神的基础上进行。否则，我们将难以摆脱重“种”轻“类”的体育思想的束缚，难以培养现代公民应有的公共素质，难以抵制国际赛场上种种异化现象的困扰。
4结束语
总之，竞技文化的思想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将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思想方式的转变而不断丰富和发展。当前，面对国家竞技主体迷失，人性失落的“重物轻人”的局面，必须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强化国家竞技“类”意识，加强国家竞技文化软实力建设。这是国家竞技思想的深层次变革，也是国家竞技文化建设的“指南”。只有如此，未来国家竞技才会实现和谐发展，中国竞技文化才会得到国际的认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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