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篇1
论文摘要：审视和评价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维度可以是多元的。应当注意历史文化遗产的初始价值与衍生价值、核心价值与附属价值之间的关联与区别。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历史文化遗产陷入可能同时被简单处理与被过度消费的双重险境。因此，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中，必须确立人文价值优先的理念，实现历史文化遗产与现代生活的和谐共处，最终有利于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遗产在让人们了解自己是谁，来自何方以及生活的意义等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无论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都以其特定的时空形态渗透于当代人的生活中，进而跨越当代对未来产生持久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文化遗产是一种“鲜活”的文化资源，内含着现实社会中个人都难以比拟的精神生命。在现代社会中，研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与消费，已成为世界各国的一项共同任务，而开展这项工作的前提是确立正确的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观，因为“价值观和评价过程是整个遗产概念以及遗产保护实践的基础”。
一、初始价值与衍生价值：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衍生现象
一般而言，人们都不会提出历史文化遗产是否有价值的疑问，因为凡是被列入各级各类文化遗产名单的，都已经符合某种价值标准。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公约》中对世界遗产的界定是：“文物：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建筑物、碑雕和碑画、具有考古性质成份或结构、铭文、窟洞以及联合体；建筑群：从历史、艺术或科学角度看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单立或连接的建筑群；遗址：从历史、审美、人种学或人类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人类工程或自然与人联合工程以及考古地址等地方。”很显然，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是成为世界遗产的的核心标准。至于这种“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具体内涵，《公约》中并没有进一步阐明。笔者认为，所谓历史文化遗产的普遍性价值，实际上就是一种普世价值，即为全体人类所共同信守的基本价值追求，如真善美、自由平等正义等。当然，每一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取向，无不又带有鲜明的民族个性，甚至正是这种独一无二、不可模仿的民族文化特征，才使之成为一种历史文化遗产。
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创造物和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表征，历史文化遗产从被创造出来之日开始就被赋予某种特定的价值。这也符合人们对于文化本质的理解。梁启超先生认为：“文化者，人类心智所开启的有价值的共业也”。不仅如此，而且“遗产的文化价值本身是无形的、多面的，它包括审美历史、精神、社会和符号等因素。文化遗产的初始价值在于它能够满足和实现创造者的某种目的或需要，如建造长城旨在抵御外族进犯，开凿龙门石窟旨在阐释佛教义理，建造紫禁城则旨在彰显皇权规制。当然，严格意义上说，长城或紫禁城在它最初被建造、并按照建造者的需求发挥作用的时期，还不是“历史文化遗产”，“遗产”者，“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当某种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文化存在被称为“遗产”时，它已经被纳人历史的视野，具有了初始价值以外的“历史价值”——衍生价值，诸如唤醒历史记忆、启迪创造心智、激发生命激情、感悟信仰超越、体验审美愉悦等等。显然，历史文化遗产所能够体现出来的这些价值功能，并不一定是它的初始价值，而是随着历史发展和情境变迁，不同时代的人们与历史文化遗产之间构建的新的价值关系。例如今日人们登临长城，多以感怀历史、观览风光为主，重在感受长城形态气势之俊伟磅礴。当然，这种衍生价值依然离不开其初始价值的支撑，正是二者之间存在着的时空重叠现象，又进一步化生出历史文化遗产特有的精神魅力。
历史文化遗产之所以能够具有价值衍生功能，根本原因在于文化遗产与人类之间存在的主客体相互建构关系。一方面，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已在”的客体，对人类的思想情感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塑造着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另一方面，人类作为能动的认识和实践主体，总是不断调整和更新着自身与对象之间的价值关系，依据当下的主体需求，重新定位和阐释历史文化遗产对于自身的价值内涵。在这一双向建构的过程中，历史文化遗产空间形态上的改变(或保持)固然是重要因素，但更为关键的乃是时间因素，时间长度本身对于文化遗产就是一个重要的价值要素，是构成历史文化遗产衍生价值的重要变量，换言之，文化遗产的年代愈久远，其衍生的历史价值就会愈增加，反之亦然。更为实质的意义还在于，文化遗产的时间变量还在于它意味着人类主体的自我变迁，在这种变迁过程中，人类会将自己身处其中的时代精神投射到历史文化遗产上去，从而在历史文化遗产中发现前所未有的新的意义和价值。正如传统的儒家经典——六经——同样也是文化遗产，在传统宗法制社会中，人们视其为“修齐治平”的圭臬，而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受到西方价值体系影响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则认为六经是禁锢人民精神的枷锁，而进入新的世纪以来，当下人们在言及六经时，就会更多地发现其作为中华文化元典的原创价值和历史影响。特别是在面临全球化时代可能导致民族认同危机、市场化趋向引发伦理失范等现实问题的时候，人们通过重新解读儒家经典，会发现六经中还具有维系民族命脉、彰显人文精神、维护社会和谐的重要价值。不久前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其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为题材与主题(击缶、读经、汉字、书法、丝绸之路、京剧昆曲等)的创意赢得了巨大成功，也昭示了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的开放性与衍生性，仍然能给当今人类提供广阔的想象空间和强烈的精神愉悦。
二、核心价值与附属价值：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结构形态
历史文化遗产作为实体存在具有惟一性和确定性，但作为一种价值符号则具有多义性和模糊性，因为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视角对文化遗产进行多种阐释和解读。比如秦始皇陵兵马俑，不仅具有体现秦代科技水平、军事思想的认识价值，而且具有展示生命力量、体态造型的美学价值；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传统层面的人文价值，而且具有价值连城的经济价值。历史文化遗产这种从不同层面和视角所呈现出来的价值维度，共同构成了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结构形态。而且这一结构形态愈复杂，价值维度愈多样，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价值就愈高。
但是，在这种多维度的价值结构中，每一种价值之间并非是互相并列或可以简单相加的，其中有一些是决定历史文化遗产基本性质与功能的要素，属于历史文化遗产自身具有的核心性价值，而有些则是人们围绕历史文化遗产核心功能所逐渐附加于其上的价值意义。例如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以其历史悠久、规模宏大、布局合理、运行科学，与环境和谐结合，在历史和科学方面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于2000年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4届大会上被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首要价值是什么?毫无疑问，还是在于它能够防洪和灌溉，造福于成都平原。没有都江堰在水利灌溉方面的独特功能，整个都江堰文化遗产的价值就失去了依托。至于与之相连的“二王庙”、安澜桥与飞沙堰等等景观，其文化历史价值也都源于都江堰的核心价值的存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同样，孔府孔庙孔林的核心价值在于向历史和未来昭示着孔子思想和儒家文化的不朽。这是“三孔”文化遗产不同于故宫或其他古代纪念性建筑群的最重要的方面，其中历史文物的观赏性、教育性，作为文化遗产的附属价值，都是与其核心价值相联系的，而且也是它的初始价值。
不过，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与初始价值，既有关联又并不完全等同。有些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就是其初始价值，如上述都江堰水利工程即是一例；但许多时候，由于文化遗产价值的历时性变迁和主客体之间的双向建构，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更多地表现为主体的主动建构，即适应历史条件的变化和主体的当下需求，赋予或发现文化遗产具有某种新的价值特征，并逐渐把这种新的价值特征视作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如万里长城，其军事价值是它的初始价值，也曾经是它存在的核心价值，但是进入当代社会，其军事价值已经成为一种历史记忆，今天的人们更看重长城在激发民族自豪感、培养爱国主义情感以及艺术审美方面所具有的教育价值。这样，万里长城的当下核心价值乃是其综合性教育价值，而不是其原初的军事价值。当然，这种教育价值并不是抽象的、孤立的存在的，而是作为初始价值的现代衍生价值，与历史上长城的初始价值是密不可分的。
三、共存与冲突：历史文化遗产的现代困境
如果从人类社会历史河流的不可切割性角度来思考，“当代”一词的含义本身就是值得反思的，因为历史文化传统始终与当代人共生共存于同一个时空中．共同构成了“当代”的文化系统与景观。但是，在实际生活之中，出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把“历史”与“现代”割裂开来，甚至认为二者之间是一种矛盾对立的关系，使得历史文化遗产与当代社会之间始终存在着内在紧张，并时常陷入一种“存在或毁灭”的困境中。这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考察。
首先从精神文化层面看，在某些特定的社会思潮变革时期，由于新旧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文化遗产很可能被作为旧的历史传统的象征而受到质疑、否定和批判。例如，雷峰塔曾是杭州西湖的著名文物古迹，《西湖志》中这样赞美“雷峰夕照”：“孤塔岿然独存，砖皆赤色，藤萝牵引，苍翠可爱，日光西照，亭台金碧，与山光倒映，如金镜初开，火珠将附。虽赤城枉霞不是过也。”但是鲁迅先生从反对封建专制的民主主义价值观出发，曾把雷峰塔视作封建专制、扼杀自由的文化象征物，对塔的倒掉的态度是：“普天之下的人民，其欣喜为何如?”基于同样的价值取向，鲁迅先生对于长城、京剧、中医等中华民族文化遗产都表示了某种的否定和批判。毋庸讳言，思想文化界精神领袖的这种态度，影响波及蔓延到政治、经济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特别是在建国以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后，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破四旧、立四新”成为“”期间的普遍现象，中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遭受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我们当然理解鲁迅先生等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于传统文化遗产的激烈态度的理由，也许这是近代中国历史特定时期文化变革与进步的必然选择。这里只是以此说明，历史文化遗产并不总是能够与当下社会的主导价值和谐共存，长相共处的。
其次从现实功利层面看，历史文化遗产与社会经济建设之间似乎也存在着某些冲突。在许多时候，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往往被消极地理解成“为过去付费”，特别是政府的决策者往往认为，不应当让历史文化遗产阻碍社会经济建设规划的实施，而在二者之间出现某种冲突时，就会牺牲历史文化遗产。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为改善北京市交通和加快城市建设，决定拆除北京旧城墙，尽管这一决定受到梁思成等专家的反对，但北京老城最终还是难逃被拆除的厄运。至今一些人士提到此事还是痛心疾首。特别是到了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今天，文化遗产受到破坏的报道更是屡见不鲜，所谓“市长”与“专家”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城市建设”与“遗产保护”之间的价值冲突问题。例如在举世闻名的三峡大坝建设工程中，尽管对三峡库区大量的历史文物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或保护，但对于具有不可复原性的某些历史文物来说，即使在发掘后进行了迁徙或重建，其遗产价值都已经受到了严重破坏。
但是，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们也开始发现历史文化遗产潜在的巨大经济价值或市场价值。目前，一门旨在研究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学价值的学科——文化遗产经济学一已经悄然兴起。这种理论强调，审视和评价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除了美学或精神的维度外，还具有经济维度，特别是在旅游产业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历史文化遗产表现出与其他产品相似的可消费性，并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收益。于是，文化遗产就成了一种可以增值或升值的文化资产、或文化资本。基于这种市场化的消费拉动与利益诱致，维护、开发文化遗产成为当今许多地方政府愿意为之乐此不疲的大事，在促进社会公益事业发展和文化建设的名义下，他们积极组织规划、筹集资金，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必要的维修保护，有的甚至不惜进行商业化包装，千方百计申报各级历史文化遗产，以吸引国内外的游客来此进行“文化消费”。于是，历史文化遗产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一下子从“包袱”变成“财富”，从老古董变成摇钱树，称为拉动经济发展的“阳光产业”。这种基于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开发与保护，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存在与延续来说，其祸福利弊已经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是，历史文化遗产的内在价值与现代社会消费文化之间的紧张关系并未因此消失，相反，可能潜藏着严重的因被过度消费导致文化遗产资源更加稀缺的危机。这就需要认真思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指导思想或基本理念问题。
四、人文本位：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基本理念
概而言之，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可以区分为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两大方面。正如文化遗产经济学者所说的，我们不否认文化遗产可以产生的经济收益，但是我们更关注文化遗产的人文属性。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的创造物，凝结和体现着人的目的与意志，代表着人的类本质力量，广义地说，它是一种与“天文”相对的“人文”现象。特别是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中。历史文化遗产见证了人类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艰辛历程，表达着人类追求真善美的足迹与成就，作为文化遗产．它们犹如一滴滴水珠．汇聚形成了人类人文主义的历史传统之河，更为重要的是，在近代社会里，它做为人类保持历史记忆与生命延续、体现文化多样性的主要方式，被视作“和基本人权相关联”，“对一个社会的长久健康是绝对必要的’”。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属性，而且这种人文价值属性正是历史文化遗产的本质属性。
基于此，在开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的实践中，就应当确立人文价值本位的基本理念，即无论是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维修、保护、抢救，还是进行旅游开发或市场消费，都要以是否有利于尊重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属性为根本出发点和主要评价标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人文需求，包括历史、宗教、美学、伦理等方面的多维需求。具体而言，这种人文价值本位理念体现以下几点：
1．人文优先原则。对历史文化遗产人文价值的追求与关照，是人文价值理念的优先体现。即首先用合乎人性的思想原则。保护开发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内涵，满足人对真、善、美的追求。特别是当追求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可能影响损害历史文化遗产的人文价值时，应毫不犹豫地舍弃其经济价值的实现而维护其人文价值。即使是为了开发历史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也要着眼于其人文价值的展示，使人生活环境向更加人道、更加和谐的状态发展。比如，对祭祖、庙会等民俗，是几千年来民族传袭下来的生活风习，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形成了强烈的认同感。在现代社会中，对这些习俗优先从人性的角度理解并满足人的需求，就是对人的生活原则的最高尊重。
2．人文生态原则。历史文化遗产的创造与传承都与特定的人文环境休戚相关，是民众生存发展的一个点或一个载体，集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艺术与审美等于一体，形成自主互动的人文生态系统，构成人赖以立足的生命家园。人文生态的保护开发原则，是确保历史文化遗产在保护开发过程中不能只看历史文化遗产的单一事项或代表事项，忽视与其相关的其他事项的保护与开发。比如，我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梭嘎生态博物馆，是以苗族中的独角苗的生活内容建起的保护独角苗历史文化遗产的生态博物馆。在这个博物馆里，可以看见他们的茅草顶居民住房，老年妇女坐在门口的织机前织布，背上还背着孩子；走崎岖的路，还可以看见苗族姑娘背水的情景等完整的苗族人的生活历史与场面。这是人文生态保护原则的具体实践体现。正如博物馆专家马克·摩尔所谈到的：“生态博物馆是一面镜子，当地的民众可以在这面镜子里看到自己的文化、认识自己的文化、接纳自己的文化，并为自己的文化骄傲和自豪。作为游客来说，游览以人文生态原则保护开发的历史文化遗产，也能真切地感受到真实完整丰富的人文意义和浓郁的人文风情，而非历史文化遗产的碎片。
3．人文秩序原则。“人群秩序、国家秩序、自然秩序，这些哲学上的重要课题在世界遗产中会频繁出现”。可以断言，历史文化遗产的形成渗透着被创造、传承到创新的人文秩序。比如，中国的皇宫，以南北为中轴线，座北朝南；宫外有城，城城包围；整个建筑分为前朝和后廷两部分，前朝与后殿的建筑规制上，表现了一种方正均衡空间秩序观、等级分明的政治秩序观及内外有别的伦理观。再如北京的天坛、地坛的建制与位置等反映了天圆地方、天人合一的宇宙秩序观。我们今天保护与开发历史文化遗产坚持的人文秩序原则，一方面让人们充分了解我们历史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既定人文秩序，把握既定人文秩序的在实践中的运用；另一方面满足人们不断地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追求的生存发展的秩序需要。历史文化遗产形成与保留不是盲目的、无序的，而是人有目的、有秩序地创造与传承的。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也应遵循这一人文秩序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对现存的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满足人的不同层次的生存秩序发展需要，而不是机械地为保护而保护，为开发而开发。
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篇2
关键词：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生态基础设施；大运河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有关区域战略性的内容。这一体系由于缺少这部分内容而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
遗产廊道(heritage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思路的保护措施。本文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可以为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遗产保护区域化的历史趋势
在历史保护领域中，对历史环境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由国际智力合作所通过的《雅典》就提出“要着重保护它风景如画(pictur—esque)的特征”。1964年的《威尼斯》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保护“城市的或乡村的环境”。随着城市规划学科加入到遗产保护领域中，人们开始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马丘比丘》、《内罗比建议》、《华盛顿》等重要文献的制定，表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整个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表现在把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二为一。早在1968年，美国就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合二为一是这一权威公约的突出特点。公约中有一条“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后来作为“文化景观”单独列入遗产地范畴。在1984年的世界遗产会议上，人们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区域化的遗产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983年法国就制定了《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对包括建筑和城市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1993又在该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提出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区的概念，对包括建筑群、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在内的区域加以保护。
同时，在我国，运河作为工业文化遗产(industri—alheritage)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研究(1996)，并形成报告提交给iComoS。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994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在马德里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现在，iCo—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lC(theiComoSinter—nationalScientificCommitteeonCultural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遗产廊道主要发展于美国，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
二绿色通道与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的出现和绿色通道的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绿道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whyte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委员会认识到几年之内美国将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而远离自然，因此提倡把自然引入城市，以方便市民游憩之用。保护基金会(theConservationFund)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绿色通道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Little认为绿色通道是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廊道。包括五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绿色通道；以道路为特征的游憩绿色通道；生态上重要的廊道绿色通道；风景或历史线路绿色通道；综合的绿色通道系统或网络。可以认为，绿色通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连接自然保护区、连接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它具有游憩、生态、美学等多种意义。而Little绿色通道定义中的第四种主要就是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绿色通道和遗产保护区域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线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尽管其价值未必能够突出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其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具有文化意义。一般来说，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一定尺度上的遗产廊道同时也可以成为战略性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lnfrastructure)。遗产廊道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教育等生态服务。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危机严重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除了像一般的绿道规划那样强调景观
生态过程，强调土地覆被、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适宜性等因素以外，更重视的是对文化因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组织。就文化因素来讲，它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植被如古树名木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历史气氛的烘托。三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问题分析——从大运河的保护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遗产廊道，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运河保护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还有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架构实际上未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地方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个别河段进行厂景观整理。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保护好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2．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以此保扩大量珍贵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或类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在这些遗产中包括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更有着像剑门蜀道等为数众多的在地区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大量的对这种线形文化景观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这种线形文化景观，就需要建设我国的遗产廊道。
(2)以此建设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贫乏的背景下，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正如区域和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与高效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一样，区域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是区域和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区域及其城市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ture'sServices)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遗产廊道是构成生态基础设施的内容之一，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以此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
建设遗产廊道，将使原先零散的文化遗产成为区域性的整体，通过系统的解说、游道组织，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美国很多地方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必将使得大量的文化遗产焕发活力，必将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国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应如何进行，本文就大运河为实例做简要讨论。
四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简要探讨——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遗产廊道建设的理论基础——大运河的价值认识
(1)大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北起中国首都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5世纪(春秋未)，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7世纪(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13世纪(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同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该地区形成众多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其价值载体不仅包括实体型的文化遗产，还包括构成运河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大运河的当代区域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大运河的当代景观生态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第二，它是运河区域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运河有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这些湿地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2．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分析问题——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另一方面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就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遗产廊道保护的不利影响。包括对构成运河之各遗产元素及组成本身的影响，对其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元素历史空间关系的影响等；同时，还包括对运河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作为景观基质的农田的影响、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功能和景观结构的影响、对区域景观格局的影响等。其机遇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需求和经济发展本身必将促进遗产保护上的投入，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
南水北调给大运河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
(2)解决问题——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
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遗产廊道宏观尺度上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即运河文化线路的识别和判定。
第二个层次是遗产元素尺度—亡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如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的制定，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
screen.width-500)this.width=screen.width-500"vspace=5border=0>
五结语
在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国的类似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借鉴遗产廊道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
护思路和方法，完善和建设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保护我国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丰富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作者简介]
李伟(1972—)，男，汉族，陕西咸阳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景观规划设计；
俞孔坚(1963—)，男，汉族，浙江金华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景观规划设计、景观生态等；
李迪华(1967—)，男，汉族，湖南湘潭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助理，讲师，研究方向为城市生态、景观生态。
参考文献：
1陈志华．保护文物建筑和历史地段的国际文献．台北：台湾博远出版公司，1992：10-25
2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沦——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140
3Little，C．e．Greenwaysfotamerica．Baltimore，m．D．：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0
4王志芳等．遗产廊道——美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一种较新的方法．中国园林，2001(5)：85-88
5王景慧．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层次．规划师，2002(6)：9—13
6CostanzaandDaily·naturalcapitalandsustainabledevelopment．ConservatlonBiology，1992(6)：37-46．
7俞孔坚，李迪华，潮洛濛．城市生态基础设施建设的十大景观战略．规划师，2001(6)：9－17．
8安作璋．中国运河文化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1-8
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篇3
关键词：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生态基础设施；大运河
在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宝库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有着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但这一重要的遗产种类目前在我国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中尚不包括有关区域战略性的内容。这一体系由于缺少这部分内容而产生的弊端已经凸现在包括大运河在内的一些重要线形文化遗产保护中。
遗产廊道(heritagecorridor)是发端于美国的一种区域化的遗产保护战略方法，同时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思路的保护措施。本文认为，重视遗产廊道的保护可以为包括大运河在内的我国的遗产保护提供新的思路。
一遗产保护区域化的历史趋势
在历史保护领域中，对历史环境的关注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31年由国际智力合作所通过的《雅典宪章》就提出“要着重保护它风景如画(pictur—esque)的特征”。1964年的《威尼斯宪章》则更进一步提出了要保护“城市的或乡村的环境”。随着城市规划学科加入到遗产保护领域中，人们开始把文化遗产保护放在更广阔的背景下来认识。《马丘比丘宪章》、《内罗比建议》、《华盛顿宪章》等重要文献的制定，表明了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实际上已经扩大到整个历史城镇。
遗产保护区域化趋势表现在把自然和文化遗产合二为一。早在1968年，美国就召开了“世界遗产保护”白宫会议，呼吁保护世界的自然风景区和文化遗产，这是官方公开发表的关于文化和自然遗产合二为一最早的文件之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正式把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一起作为具有普遍价值的遗产加以保护。自然和文化遗产的合二为一是这一权威公约的突出特点。公约中有一条“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后来作为“文化景观”单独列入遗产地范畴。在1984年的世界遗产会议上，人们曾就这个问题做过讨论，许多专家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纯粹的自然地已经十分稀少，更多的是在人影响之下的自然地，即人与自然共存的区域，这些区域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重要价值。
在这一背景下，许多西方国家都开展了区域化的遗产保护。以法国为例，在1983年法国就制定了《建筑和城市遗产保护法》，对包括建筑和城市在内的文化遗产加以保护。1993又在该法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法》，提出了建筑、城市和风景遗产保护区的概念，对包括建筑群、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在内的区域加以保护。
同时，在我国，运河作为工业文化遗产(industri—alheritage)的研究也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产业遗产保护委员会(tiCCiH)为此组织了专门的研究(1996)，并形成报告提交给iComoS。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的文化线路(culturalroutes)作为一种遗产形式正在因为其崇尚的“交流和对话”理念而进入人们的视野。1993年，西班牙的桑地亚哥·德·卡姆波斯特拉朝圣路被列人世界文化遗产名单。1994年，在西班牙政府的帮助下，在马德里召开了世界文化遗产专家研讨会。现在，iCo—moS下边设有专门的机构CilC(theiComoSinter—nationalScientificCommitteeonCulturalRoutes，国际古迹理事会文化线路科技委员会)负责文化线路类遗产的研究和管理。
遗产廊道主要发展于美国，是一种在遗产保护区域化进程中采取的方法。该方法在保护中强调遗产的文化意义和自然价值，强调文化遗产保护和自然保护并举，是一种追求遗产保护、区域振兴、居民休闲和身心再生、文化旅游及教育多赢的多目标保护规划方法。
二绿色通道与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的出现和绿色通道的发展成熟紧密相关。绿道在美国有很长的发展历史。其概念由whyte于1950年代首先提出，1987年在美国户外空间总统委员会上官方首次使用这一概念。这一委员会认识到几年之内美国将有80％的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而远离自然，因此提倡把自然引入城市，以方便市民游憩之用。保护基金会(theConservationFund)在同一年发起了美国绿道计划，现已经发展了或正在修建的绿色通道加起来有600条之多。
不同的研究者对绿色通道的定义不尽相同。其中Little认为绿色通道是能够改善环境质量和提供户外娱乐的廊道。包括五种基本类型：城市河边绿色通道；以道路为特征的游憩绿色通道；生态上重要的廊道绿色通道；风景或历史线路绿色通道；综合的绿色通道系统或网络。可以认为，绿色通道是连接开敞空间、连接自然保护区、连接景观要素的绿色景观廊道。它具有游憩、生态、美学等多种意义。而Little绿色通道定义中的第四种主要就是遗产廊道。
遗产廊道是绿色通道和遗产保护区域化结合的产物，是一种线形的文化景观，在这些景观中人与自然共存，长期的发展形成了“人与自然的共同作品”。尽管其价值未必能够突出到列人世界遗产名录，但是因其代表了早期人类的运动路线、体现着一地文化的发展历程而具有文化意义。一般来说，遗产廊道是“拥有特殊文化资源集合的线性景观，通常带有明显的经济中心、蓬勃发展的旅游、老建筑的适应性再利用、娱乐及环境改善。”
遗产廊道首先是一种线性的遗产区域。它把文化意义提到首位，可以是河流峡谷、运河、道路以及铁路线，也可以指能够把单个的遗产点串联起来的具有一定历史意义的线性廊道。它对遗产的保护采用区域而非局部点的概念。它又是一个综合保护措施，自然、经济、历史文化三者并举，是一种多目标的保护体系。
一定尺度上的遗产廊道同时也可以成为战略性的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lnfrastructure)。遗产廊道不仅保护了那些具有文化意义的线形遗产区域，而且通过适当的生态恢复措施和旅游开发手段，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得到恢复和保护，使得一些原本缺乏活力的点状遗产重新焕发青春，成为现代生活的一部分，为城乡居民提供游憩、休闲、教育等生态服务。这一点对于那些经济发展落后、人地关系危机严重的地区来说尤为重要。
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除了像一般的绿道规划那样强调景观生态过程，强调土地覆被、野生动物、栖息地和适宜性等因素以外，更重视的是对文化因素的保护和旅游开发的组织。就文化因素来讲，它强调对具有历史意义的植被如古树名木的保护，同时也注重历史气氛的烘托。
三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问题分析——从大运河的保护看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体系
目前，作为一个重要的人类工程遗产和遗产廊道，大运河的保护基本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运河保护现状的本质原因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体系上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法规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其次还有一些国务院颁布的条例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在这些法规中，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涉及三个层次：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和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后者针对单体文化遗产，前两者针对历史街区和历史文化名城。这种体系架构实际上未涉及区域性的遗产保护。像大运河这样长达上千公里且价值十分珍贵的文化遗产，作为文物保护单位对待显然是不适宜的，更不可能作为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城来对待。现行文化遗产保护的正式架构中实际上没有此类遗产的地位。
目前针对大运河的保护仅仅是区段性的，地方政府出于旅游开发的目的，对个别河段进行厂景观整理。这样的保护，对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保护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若要从根本上保护好大运河这样的文化遗产，还是需要引入遗产廊道式的区域保护体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制定相应的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
2．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的必要性
(1)以此保扩大量珍贵的线形文化景观遗产
在我国众多的历史文化遗产中，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或类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是极为丰富的一个种类。在这些遗产中包括世界闻名的丝绸之路、大运河，更有着像剑门蜀道等为数众多的在地区文化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线形文化遗产。然而大量的对这种线形文化景观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保护这种线形文化景观，就需要建设我国的遗产廊道。
(2)以此建设前瞻性的生态基础设施
在人口负重与土地资源贫乏的背景下，我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可以说是危机四伏。正如区域和城市开发的可持续性依赖于前瞻性与高效兼备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道路系统，给排水系统等)一样，区域和城市环境的可持续性也取决于生态基础设施的建设。生态基础设施是区域和城市所依赖的自然系统，是区域及其城市能持续地获得自然服务(na—ture'sServices)的基础。这些服务包括提供新鲜空气、食物、体育、休闲娱乐、安全庇护以及审美和教育等等。它不仅包括习惯的城市绿地系统的概念，而且更广泛地包含一切能提供上述自然服务的城市绿地系统、林业及农业系统、自然保护地系统。遗产廊道是构成生态基础设施的内容之一，无疑将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3)以此进一步发展文化旅游
建设遗产廊道，将使原先零散的文化遗产成为区域性的整体，通过系统的解说、游道组织，可以促进旅游业的发展，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事实所证实。美国很多地方遗产廊道带来的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的亮点之一。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必将使得大量的文化遗产焕发活力，必将促进文化旅游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我国建设遗产廊道，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紧迫的。我国遗产廊道的保护规划应如何进行，本文就大运河为实例做简要讨论。
四遗产廊道保护规划理论和方法的简要探讨——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遗产廊道建设的理论基础——大运河的价值认识
(1)大运河的文化意义
大运河北起中国首都北京，南至杭州，是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它开凿于中国诸侯割据的公元前5世纪(春秋未)，拓展于中国封建王朝即将走向强盛的7世纪(隋)，贯通于少数民族统治的13世纪(元)。在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里，它一直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南北物资运输通道，并同时作为区域水系骨架发挥着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是该地区形成众多城市的主要因素之一。
大运河是中国南北经济和文化交流历史，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历史的重要记录、见证和载体。其文化意义不仅体现为构成运河各遗产元素的文化意义，更体现为作为整体的大运河文化线路的文化意义。其价值载体不仅包括实体型的文化遗产，还包括构成运河文化线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大运河的当代区域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大运河的当代景观生态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对区域生态结构有着广泛影响的半自然生态系统；第二，它是运河区域城乡生态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大运河有着丰富的湿地生态系统存留，这些湿地生态系统有着重要的景观生态战略意义。
2．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大运河整体保护研究的初步理论框架
(1)分析问题——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大运河面临的挑战与机遇主要存在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城市化进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另一方面是南水北调工程带来的挑战与机遇。
就快速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而言，主要有快速城市化进程带来的对遗产廊道保护的不利影响。包括对构成运河之各遗产元素及组成本身的影响，对其历史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各元素历史空间关系的影响等；同时，还包括对运河景观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对作为景观基质的农田的影响、对运河及其支流廊道功能和景观结构的影响、对区域景观格局的影响等。其机遇则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城乡居民的休闲需求，这些需求和经济发展本身必将促进遗产保护上的投入，为大运河遗产廊道的保护提供了有利机遇。
南水北调给大运河带来巨大挑战的同时，更带来了保护的机遇。大规模调水使得建设高效和具有前瞻性的遗产廊道成为可能，不仅能够有机会对断流和生态功能瘫痪区域进行系统的生态修复，而且有可能对作为遗产廊道的大运河进行系统的保护。
(2)解决问题——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
在必要的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学和景观生态学研究(研究的理论框架见表1)的基础上，提出大运河整体保护战略对策，并在以下两个层次上分别制定具体实施战略与实施导则。
第一个层次是遗产廊道宏观尺度上的保护战略，包括遗产廊道范围的划定、廊道区域内诸遗产元素的判别、廊道遗产元素空间关系的重建等；同时制定所涉及的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战略，包括已列入或尚未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与历史文化名城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运河文化线路的价值认识和评价，以此为基础进行运河诸遗产要素历史空间关系的重建，即运河文化线路的识别和判定。
第二个层次是遗产元素尺度—亡的保护设计导则，包括如直接涉及的单体和群体文化遗产保护设计导则的制定，并结合具体运河道提出断面保护设计导则、护岸设计导则、游道设计导则等。这一层次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诸遗产元素的价值认识和评价。
screen.width-500)this.width=screen.width-500"vspace=5border=0>
五结语
在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日益受到关注的今天，我国的类似遗产还远远没有得到重视。借鉴遗产廊道这一历史与自然保护并举的遗产保护思路和方法，完善和建设我国的遗产保护体系，保护我国以大运河为代表的丰富线形文化景观遗产，无疑是非常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
李伟(1972—)，男，汉族，陕西咸阳人，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与景观规划设计；
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篇4
一、文化遗产的分类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二、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则
规划是龙头，保护必须以规划为前提，规划必须先行。有了规划，按规划进行保护。
1.原封不动的保存（冻结保存）：原封不动的保存，保持历史文化的原真性。这是联合国提倡的标准。一般对文物古迹应原封不动的保存。
2.整旧如故――对于残缺的文物、古迹进行修复时，应该遵循修“整旧如故，以存其真”的原则。保持修复部分与原来景观一致，不能损伤它的艺术性、历史性、科学性；尽可能地减少加固、维护。
3.谨慎重建：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战争的摧毁，很多十分重要的历史古迹遭受损毁。但由于它们在当地具有重要的特征性、象征性，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需要进行必要重建。但是，重建的过程中必须慎重，必须经专家论证，以免让文物古迹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性，既劳民伤财，又破坏文物古迹。其实，有时保存残迹更有价值。
4.在开掘文物古迹时，要量力而行，适度开发，不能过于盲目。如果将文物古迹挖掘后，不能进行及时有效的保护，或者保护措施不当，将会给文物古迹造成不可逆转、不可弥补的损失。
5.利用以不损坏遗产为前提。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利用以不损坏遗产为前提，以续继原有使用方式为最佳，也可以为博物馆，作为参观旅游景点要慎重，防止被破坏。过度地对文化遗产开发利用，是杀鸡取卵、得不偿失的行为。
6.保护历史环境：文物古迹与其周边的环境是紧密相连的，不能脱离周边的环境而孤立存在。文物古迹周边环境的意义很重要，与重要历史有关的地形、地貌、山河、植被及其他环境特征都要保护。
三、我省文化遗产保护硕果累累
经过3年文物普查，全省共登记不可移动文物65519处，位居全国前列。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登封天地之中建筑群等先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58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902处，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7409处。全省文化系统博物馆和文物保护科研单位收藏文物170多万件。全省拥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8座（洛阳、开封、安阳、商丘、南阳、郑州浚县、濮阳），国家历史文化名镇（村）9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镇、村）47座。中国古都，有4个在河南（洛阳、开封、安阳、郑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古都数量均居全国首位。全省列入“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项目达到39项，居全国第一。洛阳、郑州被列为《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六片（洛阳、西安、荆州、成都、曲阜、郑州）四线（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一圈（环国境线）”及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新格局重点，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三线涉及我省19处大遗址被确定为重点保护的项目。汉魏洛阳故城、内黄三杨庄遗址、宝丰清凉寺汝官窑遗址等保护展示工程扎实开展。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效果显著
2004年起，启动全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建立了厅级联席会议制度，成立专家委员会，组建工作机构和工作队伍，建立名录体系和工作机制。经过2008年至2010年的全省普查，共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线索180万条，其中有较高价值的项目22万余个。河南现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73项，以及保护单位95个、代表性传承人84名，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2个，全省民办博物馆达38家，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社会传承基地25个、展示馆（传习所）68个、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个、研究基地22个。
五、文化旅游开发进展迅速
全省已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达到200多处，在全省70多个国家5a级、4a级景区中，文物景区占半数以上，成为河南旅游业的重要支撑。依托传统文化资源的嵩山禅宗音乐大典、大宋东京梦华等实景演出成为代表性的文化产业旅游项目。河南省文物交流中心春秋两季“河南・郑州全国文物艺术品展销会”自2000年开始举办，目前已发展成为全国文物交流交易平台，年成交额达2000万元，在促进交流的同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活跃成分。
六、保护文化遗产的重大意义
1.历史研究――历史文化价值；2.科学研究--科学价值；3.发展旅游――经济价值及可持续发展。
我们首先从历史研究着眼，来看待文化价值。文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是人类历史研究的重要依据。人们发现，历史古城、建筑、艺术品等都蕴含着妙不可言、深邃的科学道理。研究人类发展历史，借古明今，有利于促进社会发展。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是对凝聚了几千年优秀历史文化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科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
人类在发展过程中创造了无数灿若星辰的文化遗产，为我们的社会和生活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条件，尤其是对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利用文物古迹开发旅游业（但一定切记不能过度开发），不仅能直观地表现文物遗产的独特魅力，而且还能充分地体现出其经济价值，有利于更好地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篇5
旅游资源
评价体系
论文摘要：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在我国主要有辛亥革命旅游资源和红色旅游资源两大类，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是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基础，需要运用模糊数学中的层次分析法来构建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体系。
一、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与评价方法的选择
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范畴和当代政治学的意义上来看，革命是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改造社会过程中所进行的重大变革，是事物由旧质向新质的飞跃。技术革命、产业革命是人类改造自然的革命，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则是人类改造社会的革命。这里的“革命”主要指社会革命中的政治革命，它是指一定社会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与质的飞跃;是指被压迫阶级用暴力夺取政权，摧毁旧的腐朽社会制度，建立新的进步社会制度的过程。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包括中国近代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只能是一场“汤武革命”之类的农民战争[f}l，不是与近代民权政治相关的政治革命，不改变社会性质，不属于革命的范畴。因此，革命历史主要包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中国革命历史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
革命历史文化遗产主要指与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密切相关的文物、建筑群、遗址等罕见且无法替代的财产，它们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它既有物质遗产，也有非物质遗产，它们是一种文化资源[}z)。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核心资源主要包括革命者的历史文化遗产(如故居、墓地、陵园、生活活动遗址遗迹和曾使用过的物品)，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历史文化遗产(如革命历史事件发生地、活动旧址及其革命历史文物)，综合性的革命历史纪念物(如纪念馆和其他标志性建筑物)，革命历史的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如革命故事、革命传说)等四大类。
在我国，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主要有辛亥革命旅游资源和红色旅游资源两大类。目前，旅游资源和旅游地的评价主要有体验性评价、技术性评价和综合性评价等几种方法。而普遍采用的旅游资源评价系统是《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中对旅游资源的评价方法。但这种分类评价方法对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不十分适合。因此，我们拟采用模糊数学中的层次分析法，构建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体系。
二、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的层次分析
层次分析法，是通过建立清晰的层次结构来分解复杂的问题，然后通过两两比较，用相对标度将人的判断指标量化，逐层建立判断矩阵，再求解矩阵权重，然后计算方案的综合权重并排序[[3)，最后得出评价对象相对
价值的方法。
(一)评价指标的甄选与指标体系的建立
1.定量指标的选择。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的等级和序位，要以资源知名度和魅力度为标尺。旅游资源的知名度和魅力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景区(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物)对旅游者的吸引力。基于吸引力反映在旅游人数和旅游收人上，因而要选取近几年接待旅游人次和旅游收人的累计总量作为革命历史文化遗产资源评价的定量指标。
2.定性指标的选择和指标体系的建立。关于旅游资源的定性评价指标，《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设“评价项目”和“评价因子”两大层次体系。评价项目分为“资源要素价值”、“资源影响力”、“附加值”。其中“资源要素价值”项目中含“观赏游憩使用价值”、“历史文化科学艺术价值”、“珍稀奇特程度”、“规模、丰度与几率”、“完整性”等5项评价因子;“资源影响力”项目中含“知名度和影响力”、“适游期或使用范围”等2项评价因子;“附加值”含“环境保护与环境安全”1项评价因子[’]。根据资源特性，将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定性评价项目设置为五项: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历史影响及其教育意义;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地的美学价值，即艺术审美价值和艺术感染力;依托的自然环境及相关旅游资源和旅游设施条件;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资源丰富性;社会环境、交通、治安等社会因素。根据选取的定量、定性两类指标，得出如图1所示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二级评价体系。
(二)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模糊评价模式
根据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吸引力评价指标，构建评价因素集合u=(u。，)，其中u。=(u…u。，u。，)，=(。，，，，)，式中指标参见图1。
1．确定评语等级集合：v=(，，)，式中：表示“一般”，表示“较好”，表示“好”。说明：对于定量指标，其评语根据国际、国内旅游总收入的横向比进行综合考察，得出“一般”、“较好”、“好”。旅游收入年均增长率越大，说明景区越不成熟，开发空间越大；反之，增长率越小，说明景区越成熟和稳定，管理越规范，景区价值越高。因此，定量指标的评语等级与旅游收入年均增长率成反比。
2．构建判断矩阵。对第二级指标集作综合评价，找出第二指标集、中的各指标在评语集中各等级上的隶属关系，构建判断矩阵：
三、层次分析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
(一)确定指标权重的方法
一般说来，确定评判指标权重有两种方法:第一，专家评估确定法，该方法是指由经验丰富的专家和相关部门通过共同分析，人为确定评判因素集合中的每一个评判指标对被评判事物的影响度。优点是简单明了，缺点是主观判断可能偏离客观实际(s}。第二，层次分析法，该方法由美国著名运筹学家t.l.batty在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是本文重点推介的方法。
(二)指标权重的确定
层次分析法，是在建立好层次结构模型后，构造出各层次中所有判断矩阵;再比较各个因子x二x}}......x
并对某因素z的影响大小，采取对因子进行两两比较，建立对比较矩阵。au=子全部比较结果用矩阵a=(d:;)表/“’“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x}一-.---一”‘’一‘’“一”一、一，’一示(l.j二1,2,}}},n)。，·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判断矩阵a应具有如下特性:qy=，}}h=1/aji,aij=老。若判断矩阵满足上述三个特性，则它具有完全一致性，所得结果完全合理。在比较大时几乎无法办到，其中多少带有一定程度的非一致性。为了使所得的分析结果合理化，需要对构造的判断矩阵作一致性检验，以确保不发生太大的偏差。为了检验判.~__._二_，_.___二_、._.__、_二‘…_.___a__，一n_二__二_…_.___.___._.断矩阵的一致性，需要引人以下概念。(‘)一致性指标:ci二二m端气}m二为矩阵的最大特征根;(“)随机一致性比率:cr=票,ri为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当cr、。.;。时，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否则就需要调整判断矩r~’‘-一ri’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声叨峰”~”尸、’j’r..‘~“硕~’一。曰/”.j，“””~，，~/动-,.‑._阵，直至cr<0.10，使其具有满意的一致性。
2.指标权重的计算方法。采用方根法、和积法、幂法，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人~所对应的特征向量，再经过归一化处理，得出各评判指标的重要性排序，也就是指标权重分配。本文采用和积法计算，其步骤如下:
(1)将判断矩阵a的每列标准化，即令凡
(2)将a中元素按行相加得到向量w;=
(3)将w标准化，得到w，即w;=俄;a,},i,3二1，…,n，令a=(dij);·艺祠产.4’.’aa:艺间
(4)求最大特征根近似值=砉；
(5)得出全部指标的权重。
(三)指标权重的计算
本文以定性指标集中各指标权重的计算为例，构建判断矩阵，而各种指标的赋值参照《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国家标准，结合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评价的特殊性，征询了湖南省几所高校(湖南师范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湖南科技大学、长沙理工大学等)专业人士及相关专家和教授的意见，给予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地旅游资源评价因子的赋值。根据获得的各指标定值，构造判断矩阵。c。：革命者和革命历史事件的历史影响及其教育意义；c：：革命历史文化遗产的美学价值和艺术感染力；c，：依托的自然环境及相关旅游资源和旅游设施条件；c4：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地资源的丰富性；c5：社会环境、社会治安因素。通过l一气matlab5．5软件计算可得，矩阵的最大特征根为a…=5．054，ci==0．013，查表得r，=1．12，则ci=di=0．012<0．1，通过一致性检验，采用和积法计算各定性指标的权重，求得的权重有效，由此得出革命历史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层次分析法评价体系。
四、实证研究评价为例
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篇6
论文摘要：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人类物质财富记录了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在某段历史时期的文化内涵。它对于今人研究历史、缅怀过去都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它的保护就成为现今社会一项重要而又追切的任务。保护不仅指不破坏，还要去修缮、维护、整治，并加以合理的利用，这就需要人们在正确树立历史发展观的同时必须创建一个良好的保障体系。
历史文化遗产是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历史实物，它记录了一个城市、一个地区在某个历史时期变迁的文化内涵。文物古迹、风景名胜、历史街区甚至衣着服饰等历史文化遗产留给后人的不仅是其令人缅怀的建筑物或构筑物等物质内容，更在于它承载着发人深省、蕴涵丰富意义的历史记忆等精神内涵。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目前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与国际上相比较，无论是现实状况还是全民意识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形势十分严峻，保护工作可谓任重道远。
一、云南茶马古道的历史作用及价值
1．西南“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西南“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系列交通要道。
而根据我们考察，西南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据普洱茶生产考察的相关资料表明，明清时期云南境内，以普洱为中心相继向国内外辐射出五条“茶马古道”。
一是官马大道，由普洱经墨江、元江、玉溪到昆明中转至内地各省乃至北京，南经思茅、景洪(车里)、勐海(佛海)、打洛人缅甸，这是茶马古道中最重要的一条，普洱贡茶多大部分就从这条路由驮马运到昆明再转至内地各省乃至北京的。与此同时有许多老字号普洱茶茶庄将普洱茶，由普洱经思茅，过车里(景洪)、佛海(勐海)，至打洛，而后出国至缅甸景栋，继而再转运至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和香港等地。
二是关藏茶马大道，普洱茶从普洱经下关，丽江、中甸(今香格里拉)进入西藏，再由拉萨中转尼泊尔等国，主力是藏胞的大马帮。
三是江莱茶马道。普洱茶从普洱过江城。入越南莱州，然后转运到西藏和欧洲等地。
四是旱季茶马道，从普洱经思茅糯扎渡过澜沧江。而后到孟连出缅甸。
五是勐茶马道。从普洱过勐腊，然后销往老挝北部各地。
长路漫漫，运茶路经险障重叠，沿途既有土司、寺院设卡收过路费，又时常因动乱引起阻塞。于是商人们也要想方设法寻找其他的运茶路线。他们也曾经寻找到了从德钦经壁上土布江达墨竹工卡拉萨的进西藏路线。每年春季藏民们赶着骡马，满载蜂只扔、耗牛尾、麝香、虫草等物在茶市交换茶叶然后返回西藏。
2．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历史形成过程的一历史实物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和价值，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1)茶马古道是云贵高原和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分别通往今川、藏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问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2)西南茶马古道是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与西南少数民族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云南少数民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与西南少数民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与西南少数民族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与西南少数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
(3)西南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的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宗教信仰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费孝通先生所说的，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
二、西南茶马古道上的历史文化遗产——云南剑川县沙溪寺登街
中国沙溪寺登街区是当前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大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完备，具有很高的文化遗产价值。云南剑川县“茶马古道”集市沙溪镇寺登街人列2002年世界纪念性建筑遗产保护名录。
世界纪念性建筑基金会(wmf)曾在2001年l0月11日将云南沙溪列入101个世界濒危建筑保护目录，其中与中国沙溪(寺登街)区域一起公布人选的还有陕西大秦基督教宝塔及修道院、北京中国文化景观长城、上海欧黑尔·雷切犹太教堂。沙溪究竟在哪里，为何具有如此大的价值?翻开云南省地图册，在剑川县一页上，找到了沙溪，它位于云南剑川县西南部，地处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并流自然保护区东南部，在大理风景名胜区与丽江古城之间，总面积287平方千米，是一个以白族为主，汉、彝、傈僳族共居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在这西南茶马古道上惟一幸存的集市里，有完整无缺的戏院、旅馆、寺庙、大门，使这个连接西藏和南亚的集市相当完备。
沙溪寺登街古集市位于云南大理剑川的东南部，是秦汉时期古蜀身毒道(南丝绸之路)三条干线交界点上的重要集市。唐朝以来，沙溪寺登街古集市又成了沟通川、滇、藏边三角地区的茶马古道上的交通要冲，它以藏族地区的毛皮、麝香、鹿茸、藏红花、贝母、虫草和云南、四川的茶叶、红糖和布匹为流通对象，以频繁的马帮商队作载体，进行着汉、藏、白、彝、纳西、摩梭等各民族间的物质、文化、宗教、艺术交流，沙溪寺登古集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一区域深受汉藏、南亚、东南亚、西亚和中原文化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多元性。
街区域有完整的古戏台、庙宇、寨门、街道白族民居等古建筑构造别具一格，宽阔的街面全用条石铺砌，石板上足迹斑斑，能见证茶马古道上的小镇辉煌的历史。民风民俗古朴、白族文化繁荣，被称作“茶马古道上唯一幸存的集市”。镇内自然风光秀丽迷人，有两山两谷一水一瀑、三塔两箐、三潭各幽等几十个景观景点，具有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和较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及丰富的旅游开发价值。
三、我们认为保护沙溪寺登街区就是保护西南茶马古道历史文化遗产的一项重要内容。
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学会制定的第一个获国际公认的城市规划纲领性文件《雅典宪章》指出：“有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均应妥为保存，不可加以破坏”。
1964年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上通过的关于保护文物建筑的第一个国际宪章——一《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又称《威尼斯宪章》明确：“历史古迹的概念仅包括单个建筑物，而且包括能从中找出一种独特的文明、一种有意义的发展或一个历史事件见证的城市或乡村环境”。“古迹的保护包含着对一定规模环境的保护。凡传统环境存在的地方必须予以保存，决不允许任何导致改变主体和颜色关系的新建、拆除或改动”。“古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
我国《文物保护法》更是明确了受国家保护包括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和著名人物有关的，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和史料价值的建筑物、遗址、纪念物”等，并且“革命遗址、纪念建筑物、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等文物，应当根据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分别确定为不同级别的文物保护单位”。
概括以上文件，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涵义。第一层意思是“不破坏”，这是保护的前提，即从现在起，停止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任何人为破坏，但这个层面的保护是被动的，仅能维持其现状，却不能抵挡非人为的、自然的甚至社会环境对其造成的损坏。因此，保护的第二层内容就是需要人为地积极主动地去对其进行维护、修复，甚至在结构上使其不再受损，同时消除可能产生的火灾等隐患。第三个层面就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周边环境进行整治，基础设施予以完善或改造等。此外，合理地利用古建筑也是保护的一个重要手段，用则生，守则死。一方面对于空关的古建筑等通过合理地选择使用单位加以利用，使得建筑“活”起来，另一方面，对于人口密集的古建筑、古镇、历史街区等应合理疏散人口，通过减负减压使其“轻松”起来，从而延长其寿命。
四、关于对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建议
1．在历史遗产保护的过程中，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造成了保护的复杂性，作为保护的主体，首先必须明确各保护主体对保护持有什么样的价值取向，这才是保护策略的基础，当然，本文并不想对具体保护措施本身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何况在多元的价值取向前提下，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解决方案。实际上，公众并不反对保护，问题是如何才是真正的保护，而不是为了保护而保护，更不是为了所谓的政绩，或者经济利益的驱动，而应该理解保护的真正内容和含义。参与保护的主体之间的价值冲突的主要矛盾首先是“保”还是“拆”的问题，当前的现代性处于自我裂变状态工具理性和审美现代性中人本精神的张力与冲突过早地展开，经济利益的驱动造成对历史遗产的“建设性破坏”，这是左倾的冒进思想。其次的矛盾是现代性与传统的张力。前现代传统的文化精神对现代文化精神造成阻滞新儒学的复兴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抵制西方普遍的现代性，结果常常是历史遗产在原真性的教条下当作神圣的古董供奉起来，或者使历史遗产与社会现实相脱离，这是右倾的保守思想。第三个矛盾是审美现代性后现代文化思潮自身的矛盾，它打破历史真实性的教条，既拥抱现代性，又尊重传统，并将保护整合进大众的生活之中去，但是在现实中它既是颠覆性的艺术又是商业化的艺术，既否定社会现实又肯定社会现实。
从以上三种思想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历史遗产保护的文化可持续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行动。前两种思想对城镇建设和遗产保护都是有弊端的，它们把现代化和传统看作是不可调和的，不仅对城市景观不利，更对社会关系的协调不利，广大阶层的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在这两种价值取向中总是处于被动的不在场状态。只有第三种思想打破了二元对立的绝对主义，将现代化与传统结合起来，并且将保护整合进大众的生活之中去，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却是最有生命力和最具可持续性的思想。
在寺登街建设与发展中，从物质空间演变重构的角度，历史遗产的保护是一种通过保留现存的物质空间作为历史文化载体并使之延续、演化的创造性工作。在这一创造性的工作中，现代化和保护传统并不总是矛盾的，通过对传统的批判与继承、打破传统与工具理性的种种教条和束缚，构建审美现代性的价值，将遗产保护与大众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这一创造性活动一般有三种不同的方式，即保护性的延续使用(保护为主)，将历史遗产开辟为旅游景点(保护与经济发展结合，但要避免过度商业化对文化造成的破坏)以及开发再利用(经济开发或文化引入为主，功能置换)，这三种方式实质上反映的是我们将意义赋予文化遗产的三种不同过程。
第一种方式是保护性的延续使用(保护为主)，适用于文化价值较高的文物和优秀历史建筑)。比如民居、庙宇，在这种情形中，历史建筑意义的赋予者又是历史建筑的使用者。在现时中，它成为文化消费的一部分，这种保护方式所引发的文化解读包括历史和现时两部分，每个使用者对客体历史意义的解读可能都不完全，而且赋予现时意义更不一定相同，但是这并不影响它的真实意义。对于这种方式，要充分保护历史环境和建筑的原真性。
然而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这种方式由于历史建筑在经营和日常维护上不具有可持续性，经常面临经济上的窘境。
第二种是不再延续原有使用功能，而将历史环境与历史建筑开辟为旅游景点(保护与开发相结合)，适用于本身文化价值高或者经过再利用成为旅游目的地的历史建筑。文化产品的生产者赋予了文化产品全部的意义，而文化产品的消费者(游客)则被动的接受。此时，消费者不是历史建筑的拥有者和使用者，仅仅是文化的接受者。
第三种方式是开发再利用(开发为主，适用于所有历史建筑)。这种方式的原则是“保留与接纳”，即保留原来的物质空间并改变建筑原有的用途，也就是说这种意义赋予形式既不是生产者主动的挖掘和消费者被动的接受，也不是使用者的个性化解读，而是生产者通过对物质客体的改变而赋予产品以新的意义。
2．旅游与历史遗产保护
一直以来，城镇总体复兴需要旅游和文化产业为先导，旅游和文化产业确实在沙溪寺登街的历史文化保护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历史街区中的旅游业背后有千差万别的目的和动机，许多旅游开发项目常常是机会主义的，即项目极少来自对发展机遇的战略性评估或通盘考虑，而多出自地方条件或当地某些利益集团的一时之念。因此，公共部门在旅游规划的编制和旅游开发策略的制订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地方政府鼓励和刺激这一过程，在过程中首先考虑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问题。于是，促进旅游业的目标，一部分是推动城镇的复兴，还有一部是带来区域的物质环境的更新。为了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市场中获得更多的利润，许多城镇都在开发它们的文化遗产以突出其个性及地域识别性。通过对街区认同感施加一种积极的影响，旅游项目有助于克服形象上的过时，从而增加信心和提高投资的可能性。开发景点、强化地方特色、保护历史遗产及文化景观，改善区域环境质量、加强对本地区的自豪感。以及增强当地的历史建筑的触觉体验，视觉美学的价值被提高，最终成为旅游者眼里的文化符号。
因此，具有历史文化街区可以创造出新的、或开发现有地区的以旅游基础设施为支撑的旅游场所，场所必须具备以下因素：如综合的环境改善、便利的交通设施、满足旅行舒适性需求的服务设施，以及确保这些设施正常运作的基础设施，还有保持景点清新形象的服务系统。这些“支撑性”的服务系统总是游客们消费的主要方面，并因此带来比观光点本身更大的经济效益，旅游业的发展促使住宅、餐饮、运动和娱乐设施的大幅度增长。所以，成功的旅游景点服务对地方经济会有一个积极的增殖效应。
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篇7
――英国古建筑保护协会创始人威廉・莫里斯
“妻笼宿”,日本长野县境内的一座乡间古镇。凹凸不平的石板路、沿街而筑的旧木屋,贯穿镇中的古驿道连接着一座毗邻的东京,街上一家有着150年历史的旧旅馆至今还在使用。古镇“妻笼宿”,它让过往的旅行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在另一个地方,在全球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中,“妻笼宿”三个字,代表着一个更为深远的意义。
“20世纪50年代,日本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现代化建设浪潮。当‘妻笼宿’因市政工程即将被拆除时,当地居民自发地组织起来,经过反复的抗争,这座传统历史建筑群被保留了下来。”中国著名城市规划、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阮仪三教授对记者说，“这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反思,开始制订一系列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出台了完整的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
在人类社会充满了战争、灾害、动乱的岁月中,“妻笼宿”这个“活着的历史”被完整地保留下来。而在世界的另一端,斯里兰卡的圣牙寺庙、阿富汗的巴米扬大佛等悠久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却因为宗教纷争与恐怖主义的原因,化为了齑粉。近代以来,围绕历史与现实、保护与破坏为主题的碰撞，一场指向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运动已开展了200年,并且从欧洲蔓延到全球。
消失的谢菲尔德
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人类创造了无数代表着各自所属时代最高物质水准、技术手段与价值趋向的建筑物、工艺品、制作技术及文化艺术,其中能够侥幸存留至今的历史遗迹、遗存、遗物和习俗、技艺以及稳定性表演等就是我们所统称的历史文化遗产。尤其以前者(有形文化遗产)最为人们所熟知,它体现了人类久远的文明,凝聚了厚重的信息。
然而,对历史文化遗产珍贵价值的认识是在近200年中才出现的,对它的破坏却持续了千年。
此前,人类似乎总是钟情于“破旧立新”的喜悦中。战争浩劫、激进思想与现代化建设成为了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劫难。在战争中,新的征服者往往会摧毁被征服者的城市与宫殿,项羽的军队将对秦王朝的怨恨化为对咸阳的焚烧与劫掠。战争导致的动乱又使民间偷盗古物的活动猖獗,无数瑰宝灰飞烟灭。
即使是在和平年代,激进的思想又使人们将历史古物视做旧制度、旧观念、旧价值的腐朽象征,大规模的“革故鼎新”运动此起彼伏。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消灭波旁王朝时代遗物的举动成为了政治革命的延续,伟人的铜像被熔化,教堂与宫殿被拆毁,精湛的工艺品被砸碎。到了20世纪初,出于对现代工业文明的顶礼膜拜,著名的现代主义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提出了要将巴黎塞纳河北岸的老区全部拆除的大胆计划。
除此之外,日本文化学者木原启吉指出:“在文物古迹遭受的劫难中,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现代化过程,不但毁了文物,更破坏了历史环境。它远远超过了战争对文物古迹的破坏。”在18世纪工业革命中心的英国,由于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缺乏认识,城市的大兴土木对文物古迹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如今,许多作为产业革命发源地的城市,如谢菲尔德城,历史财产可以抵消欠税,对保护和宣传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动减免所得税。在意大利,国家将文物保护写入了宪法,作为基本国策;同时配备了每年20亿欧元的财政预算,以保证历史文化遗产能得到必要的维修保护。而法国政府的保护经费每年约为2.5亿欧元,美国为每年20亿美元在德国,有着强烈的保护历史文化的传统意识的德国人建立了多元化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筹措机制与保护决策机制。通过政府专款、私人资金、企业资金与税收优惠等途径筹集保护资金,使德国的古城古迹保护形成了良性循环之路。此外,德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决策非常合理,保护方案不是单个部门决定的,而是在议会通过后才能实施,并通过招标和方案竞选,经过专业的审查,规划,在文保部门审核由政府审批实施。在法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超越政治,是所有人认同的观念。1984年法国设立了“文化遗产日”,当日一座,所有公立博物馆免票,私立博物馆门票减价。群众性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如火如荼,文化遗产保护组织纷纷建立。从1999年到2007年,法国社会捐赠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从每年3万欧元增长到1000万欧元,同期援建的古迹项目从11个发展到400个左右。新兴的应用科学――遗产保护学科也是在法国诞生的。保护远未结束人类历史文化遗产的全球价值在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中得到了各国的统一认可。各国政府正在按照公约中所要求的“为该遗产地的鉴定、保存、保护、展示和修复采取适当的法律、科学、技术、管理和资金方面的措施”,积极开展相应的保护工作。从各国的保护情况来看,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正在从广度与深度上不断扩展深化。日本1975年修订的《文物保护法》中将文物分为:有形文物、无形文物、民俗文物、纪念物和传统建筑群,包括历史建筑物、建筑群、美术工艺品、戏剧、音乐、工艺品的制作技术、祭奠和舞蹈等。除此之外,其保护意识的传播,保护资金的投入,保护制度的建立都处在了一个相对完善、系统、优越的状态。但是,全球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仍然不容乐观。根据前iComoS(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世界遗产协调员亨利・克利尔介绍:“全球古董和艺术品的非法交易依然猖獗,盗墓贼在夺取古董和历史建筑构件时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世界历史遗迹保护基金会2007年全球百大濒危文明遗址评选中,出现了涉及59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个濒危文明遗址:埃及卢克索神庙群正在遭受过度开发的旅游业和盗贼的威胁。秘鲁的马丘比丘古城,周边的商业开发使遗址面临着山崩的威胁。在伊拉克,联军的轰炸将把深埋地下的数以万计的古代文明遗址毁于一旦。在中国,名不见经传的民间艺人们正在消失,随之而去的还有传承千年的民间艺术。每年,全球约有1.5万件艺术品失窃,艺术品走私约达50亿美元。当下,经济全球化正在将全球融为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各国所拥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会因地域、贫富、种族的差别而将它割裂,保护历史财富的目标是一致的。如果承载着这些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依附于其上的人类文明也必然会消失。正如著名的美国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机构――美国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会所尊崇的信条那样：“保护那些不可替代的……”,对于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而言,目标远未达到。建筑所剩无几、荡然无存,花费百年修建的古堡古城,只需几天就在推土机下化为了废墟。
保护运动的崛起
在经历了狂热的“破坏热”后,一批有识之士的建议终于使人们恢复了理智,重新去审视“不破不立”思想背后的愚蠢与冲动。在反思后的失落中,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历史文化遗产所具有的许多不可替代的价值。相对世界的其他地方而言,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欧洲,最早产生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运动。
16世纪,著名的画家拉斐尔首先站出来指责教皇利奥五世破坏罗马古建筑的行为。1666年的《瑞典古迹条例》第一次声明瑞典王国内的所有地上古迹都是国王的财产,以人民的名义,把古迹当作人民财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欧洲人开始把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公共财物视作遗产,一种公共的、精神性质的财富,呼吁人们共同热爱与传承。举世闻名的文艺复兴运动,就是在恢复古希腊罗马历史文化遗迹的口号下出现的。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在他的《向文物的破坏者宣战》一文中,痛斥那些破坏历史文化遗产的人。1840年,在作家梅里美的倡议下促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关于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历史性建筑法案》诞生。
到了20世纪,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深入到了民间。在政府、地主与开发商的推土机面前,民众自发组织起来捍卫人类的共同历史财富。50年代后,日本以“妻笼宿”事件为源头,出现了专家与居民联合奋起抗争破坏行为的“古城保护运动”,该运动席卷了日本的164个城市。在美国,公民个人保护行将坍塌的名人故居,最著名的就是7位热心的妇女出资修复了乔治・华盛顿的故居。
因为知识阶层的呼吁与群众运动的推动,各国政府纷纷出台了相应的文化历史遗产保护法,将其作为国有财富提供了法律保障。法国1913年通过了《保护历史古迹法》,英国的古罗马圆形剧场成为欧洲第一个被立法保护的古建筑。各国陆续制订了遗产保护法,并延伸出新的国际性历史文化遗产国际公约:1933年的《雅典》,1964年的《威尼斯》,1972年的《世界遗产公约》。这表明人类在遗产观上已形成共识,形成了共同而自觉的遗产保护。
保护意识深入人心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的“古罗马”广场遗址,建于公元前的宏伟的斗兽场、凯旋门、万神殿等古罗马建筑遗址仍旧在川流不息的车流中屹立。置身其中,令人恍若隔世,时空交错。在它们的背后,现代化的高速公路与跨线桥绕城而过,古城的基本格局丝毫未被破坏,现代与传统,两者并存,和谐共融。
当人们惊叹之余,未必了解创造这一景象的原因:在近200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熏陶下,欧美发达国家已经树立了深入人心的遗产保护共识,产生了举国上下对本国历史文化瑰宝的尊重敬畏之心。而支撑这些国家进行遗产保护工作的,除了浓厚的保护意识,还有一套完善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包括法律法规、行政制度、决策机制、扶植资金、人才技术等。
在英国,任何未经同意而对历史保护建筑进行拆毁、改建等行为均属刑事犯罪,会遭受2年以内的监禁和罚款,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的历史遗迹大到皇宫、古堡、教堂,小到草屋、拱门、电话亭,电线杆;西班牙立法规定,个人上缴有历史和艺术价值的财产可以抵消欠税,对保护和宣传历史文化遗产的活动减免所得税。
在意大利,国家将文物保护写入了宪法,作为基本国策;同时配备了每年20亿欧元的财政预算,以保证历史文化遗产能得到必要的维修保护。而法国政府的保护经费每年约为2.5亿欧元,美国为每年20亿美元
在德国,有着强烈的保护历史文化的传统意识的德国人建立了多元化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筹措机制与保护决策机制。通过政府专款、私人资金、企业资金与税收优惠等途径筹集保护资金,使德国的古城古迹保护形成了良性循环之路。此外,德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决策非常合理,保护方案不是单个部门决定的,而是在议会通过后才能实施,并通过招标和方案竞选,经过专业的审查,规划,在文保部门审核由政府审批实施。在法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观念超越政治,是所有人认同的观念。1984年法国设立了“文化遗产日”,当日一座,所有公立博物馆免票,私立博物馆门票减价。群众性文化遗产保护活动如火如荼,文化遗产保护组织纷纷建立。从1999年到2007年,法国社会捐赠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资金从每年3万欧元增长到1000万欧元,同期援建的古迹项目从11个发展到400个左右。新兴的应用科学――遗产保护学科也是在法国诞生的。
保护远未结束
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篇8
关键词：民间；组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启示
中图分类号：K1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12）02-0123-04
一、民间组织的概念与分类
国际上关于民间组织概念的界定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复杂的问题。由于历史背景和语言习惯不同，这类组织在国际上有着多种称谓，如“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组织”、“志愿组织”、“慈善组织”、“免税组织”、“草根组织”等等。虽然这些组织在称谓上存在差异，但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莱斯特·萨拉蒙教授通过研究，认为它们都具有以下五个被广泛接受与认可的特征，即：组织性、非政府性（指不是政府或其附属机构）、非营利性、自治性和志愿性。在国内，民间组织概念的演变总体上经历了“人民团体——社会团体——民间组织——社会组织”的过程。虽然不同时期称谓不同，但所指的都是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向社会提供专门领域公共服务的法人实体，是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和社会性三大属性组织的总称。国内学术界的研究者们从法律、资金来源、运作模式、组织的特征等方面对民间组织进行了多重定义，但从组织特征方面阐述的定义更具有包容性，便于国际间的研究与交流。因此，在对民间组织进行定义时基本以这种方式为主。基于这种定义方式和本文研究的需要，笔者认为可将民间组织分为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种类型，它们均具有组织性、非营利性、志愿性、自治性以及非政府性的特征。
二、国外民间组织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
国外民间组织依照功能不同，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的作用也各有差异，有的负责保护，有的负责评估，有的负责规划，有的负责学术研究，等等。具体来说，它们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表现为：
1催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
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过程中，国外民间组织往往以呼吁、提议、请愿、游说甚至直接参与等多种方式催生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如在美国，1961年《国家公园系统组织法》是在约翰·缪尔和其所在的环保组织塞拉俱乐部的推动下产生的。这部法律的颁布直接推动了国家公园司的设立，从而为国家公园、史迹、战场遗址、自然景观和国家保留区的保护奠定了组织基础。它的诞生对美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产生了积极影响，不但扩大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范围，而且这些遗产的周边景观也得到了整体保护。1935年颁布的《历史遗址与古迹法》是在市民组织——美国历史建筑调查组织和平民保护组织的推动下通过的。该法明文规定：美国各联邦机构在制定规划与政策时，必须将古迹等人文景观列入文化遗产保护范畴…。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文物古迹保护方面的法律条文。二战后，随着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许多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着灾难性的破坏。为此，美国政府有关部门于1963年与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范围的文化遗产保护团体——全国史迹理事会（后更名为“全国史迹信托组织”）联合颁布了《美国古迹保护之准则与纲要》，呼吁联邦政府尽快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史迹登记与保护业务，同时建议利用减免税方式鼓励民间组织的古迹保护工作。在此基础上，国会于1966年10月15日通过了《国家古迹保护法》。又如：法国的民间组织积极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关法律的制定和行政管理工作，他们主要通过在自办的刊物上讨论国家制定有关遗产的主要政策、向议员反映意见或提出建议、组织民间活动发表看法、在相关政权机构中占有席位等方式对国家有关立法施加影响，在法国遗产法律的制定和发展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提高民众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
为使历史文化遗产能得到广泛的关心和重视，使有关知识迅速传播，国外民间组织在提高民众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方面的工作亦不遗余力且成效显著。具体来讲，国外民间组织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提高民众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第一，出版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书籍和刊物。如法国的一些民间组织出版一些科技或普及读物，传播遗产及其修复方面的知识。英国的民间组织则致力于出版相关书籍，为古建所有者及从业人员提供理论指导。这些期刊一般都具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普及性强的特点，有利于民众的阅读与认知。第二，组织并接受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赞助。法国政府鼓励和支持一些善于经营的公司为保护遗产提供赞助。现在，越来越多的公司愿意为保护遗产出力，赞助的种类和方式也趋于多样化。英国的民间组织作为非政府法人组织，社会捐赠是其经济收入的重要来源，各民间组织一般都设有专门接受捐赠的机构。第三，强化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教育。在意大利，文物修复已经形成一个规模庞大的文化产业，与之相关的教育体制与培训体系也相当完善。除了政府设立的专门的文物修复学院和教育培训基地外，一些大学也开始设立历史艺术、考古、建筑、修复等科系与专业，如维泰尔堡大学设立的文化遗产保护系。在法国，很多民间组织致力于在校园开辟遗产园地，在课堂上、遗产陈列室和古建筑中开展活动，通过教育手段在年轻人中树立保护遗产的意识。民间组织还将业内的行家组织起来，为参加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活动的年轻人开设相关的理论课和实践课，以培养更多的人才。此外，它们还开办保护、修复古迹的专业学校，并为这些学校的学生提供实习场所和实习指导等等。在英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民间组织还设立了奖学金，专门培训相关技术人员和从事古建维修的工匠艺人。同时举办针对房产所有人的短期培训，通过遗产教育，使他们了解古建使用、保护与修缮方法。此外，它们还针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情况实施学术调研。第四，组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活动。如在法国，民间组织积极开展了“义务者工地”活动。这项活动的目的是维护及修复古迹和文物。活动点涉及城堡、堡垒、塔楼、骑士官邸、教堂、农舍、农场、磨坊、工厂、花园等。这些工地为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有浓厚兴趣的年轻人开放，他们可以在工地上自愿工作。法国民间组织也不定期地举行针对物业主、国家权力机构、决策者、使用者的活动，如遗产日、比赛、讲座、展览和探险等。国外民间组织在提高民众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方面所做的细致且多样工作无疑会使得历史文化遗产能得到更为广泛的关心和重视，使民众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意识极大地得到强化。
3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决策过程，发挥专业咨询作用。
历史文化遗产是每个民族深入脊髓的文化积淀，具有鲜明的民众色彩以及流动性和变异性。各种民间组织参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时，通过耳濡目染对当地历史文化遗产的认识理解更为深刻，具有置身于当地文化生态环境之中的地缘优势，而且其本身也是构成当地历史文化遗产生存传衍的文化生态的组成部分，更容易获得当地民间艺人和民众的配合与协助。因此，国外民间组织往往直接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决策过程，成为政府的专业咨询机构。如：意大利法律规定，凡涉及已经列入保护范围的历史建筑、历史街区的拆迁、重建、修缮等事宜，均须征得有关民间组织的同意。这些民间组织定期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施工许可证的发放问题，同时写出意见书并呈报申请者所在地方政府及文化遗产部，为有关部门提供参考。又如：法国很多民间组织被称为“遗产发现者”。他们通过收集有关资料，为遗产申请保护，尤其是在鉴定和保护被忽视文物（如磨坊、炉灶、挂钟、日晷仪、井等）方面作用明显。由于民间组织深谙当地情况，熟悉这些文物的传统使用技法，因此更有资格选定、鉴定和管理这些文物。而且，法国的民间组织越来越多地承担了历史文化遗产信息资源中心的职责，为保护遗产活动提供咨询，传播在遗产保护方面的先进经验。再如：在英国，致力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民间组织所招募的会员一般都是致力于此项工作的专业人士和热心人，其中包括不少老宅的所有者。这些民间组织主要通过为政府提供遗产登记、遗产环境变更、遗址维护以及文物、古代建筑的购入等方面的技术咨询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实施必要的监督与严格的指导。
4将市场机制引入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使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获得良性发展。
国外民间组织参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又一途径是通过将市场机制引入其中，使这一工作获得充足资金，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良性发展提供保障。如：意大利民间组织努力将市场机制引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通过旅游开发，对历史文化遗产实施保护性经营，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事业获得良性发展。文物旅游已经成为意大利旅游与文化产业的最佳卖点，也是意大利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在意大利，不但有相当数量的私人小企业从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展示、修复与经营，一些著名的大科技公司也常投入巨资，进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手段及新材料的研发。此外，私人、企业及财团在文化遗产修复与保护过程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资金投入。一些企业还常以赞助或成立基金会的方式对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给予积极支持，而国家则通过减免税方式，在经济上给予这些企业一定的鼓励，使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资金的筹集上呈现出多元化、充足且良性循环的发展态势。又如：英国民间组织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一个亮点是让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市场，通过科学的市场运作满足国家保护遗产的需要，最为常见的就是将历史文化遗产产业化，通过旅游观光赢得效益。有关资料显示，仅1996-1997年，英国国民信托和英格兰遗产这两个民间组织就利用自己手中的历史建筑与遗址，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各1000万人次，利用自己手中的博物馆及画廊接待世界各地游客各1亿人次，规模之大可见一斑。此外，法国的民间组织也特别重视发挥历史文化遗产的作用。通过对遗产进行鉴定和修复，使遗产恢复生机，发挥作用，并且产生经济效益，能重新使用并向公众开放。为使更多的民众认识遗产，更好地发挥遗产的作用，法国的民间组织还经常围绕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这一主题组织一些宣传、游览或展览等活动，甚至安排演出、音乐会和戏剧表演等活动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历史文化遗产的产业化也已成为国外民间组织关注的重要方面，它们在这一领域已经做出了积极且有益的探索与尝试。
5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具体业务。
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业务是国外民间组织参与这一工作的更为直接的方式之一。如：在法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绝大多数都是通过委托民间社团组织托管的方式实现的。成立于1983年的“古迹信托”是法国最大的古迹托管组织，在过去的20余年中，这一组织不但较好地完成了对各类古迹的托管，而且“适度”地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也使法国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入良性循环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科学的保护理念也更加深入人心。从1995年起，中央政府又将共计100处古迹的托管工作交给了“古迹信托”组织，并规定除了硬件维修费用仍由国家支付外，其他方面的管理与营运全权交由这一组织负责，国家不再进行财务干涉。据称，法国目前共有大小不等、功能不一的民间社团组织18000个。如古迹信托、青少年与文化遗产古迹国际协会、法国传统宅院促进会、历史建筑促进会、法国国立古迹建筑博物馆、古迹基金会、文化遗产专门性博物馆等等，它们都不同程度地承担着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具体工作。又如：为加强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信息共享，意大利中央政府特别设立了目录及档案材料中央学会、意大利图书馆统一目录及图书目录学情报中央学会、图书修补中央学会等。这些学会拥有独立的行政自和经营权。它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同所属机关进行业务联系，必要时协调共同的科研计划、编目计划和保管计划，并与意大利及世界各国研究机构建立广泛的业务联系。国外民间组织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具体运营使其能够更为细致有效地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作用。
三、国外民间组织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作用对我国的启示
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篇9
关键词：保护单位；保护区；历史城；历史文化遗产
当前阶段我国的历史文化古城正处于关键的时刻，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以及城市化的不断推进，目前对于我国的历史文化遗产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因此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是在进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时，需要对历史文物进行一定分层，进而更为针对性和准确性的对历史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因此探究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层次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在此背景下，文章主要介绍三个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层次，旨在增加人们对于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视程度，以下是具体内容。
一、第一层次：各级重点文物的保护单位
（一）保护单位的保护方法
在对历史文化遗迹保护单位进行保护时，首先就需要确定保护的方式，根据国家在这一方面的规定可知，在进行保护时维修时主要需要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
（二）保护文物古迹历史环境
在保护重点文物单位维修保障为原状的前提上，同时在我国的相关法律上还规定，需要建立保护历史文物的古迹的历史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历史文化环境和保护文物单位是同样重要。对于任何一个文物而言期都是具备一个自身的存在环境的，这个环境自身也蕴含着历史的遗迹，其和文物相辅相成，共同呈现着一个时代的历史沧桑。对于古迹历史环境而言，保护其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体现了历史文化文物的功能和地位，并且会对历史事件的细节进行揭露；同时也对于文物的设计意图以及艺术效果进行了表达，其对于历史的坐标进行了揭示，同时也可以对于那些已经不在的建筑进行合理的猜想。
二、第二层次：历史文化保护区
（一）正确理解保护区的价值
历史文化遗迹保护的第二个层次便是建立历史文化保护区，首先我们需要正确的理解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价值和意义。在一些古城之中我们通常可以看见一些地区，其存在大量的历史古迹，新的建筑较少，同时在该地区的居住人民也较少。对于这些地区有一些人认为已经是没有存在价值了，但是同时这些地区也是历史的最佳体现。从历史信息保护的角度进行观察，其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历史时期的最原始面貌，这属于城市历史的一个篇章，属于城市记忆的一部分，所以其和文物单位的层级是具有一定差别的，其更为完整的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城市历史，它的价值和环境一体化的遗留了下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保护区保护方法
通常而言对于历史文化保护区而言，其居住的环境较差，并且其成片的面积很大，因此其和文物单位的保护是具有一定差别的。其在保护时应该给以一些特殊的保护，即在保护外观的同时，允许给以合理的内部改造，但是必须保障整体化的风貌。就现阶段的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措施而言，其已经很为成熟，起保护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五点：1、具体的文物保护需要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进行恢复原状的保护；2、对于一些保存十分完整的历史建筑，其可以对外观进行细微的装饰，在其内部进行合理的改造；3、对于一些外貌应经有一些较大改造的建筑文物，应当进行的改建将其恢复至原始的面貌；4、当建筑物的内部结构已经受到了很大破坏，进而致使古建筑成为了危房的情况，则需要将建筑结构进行重建，但是在其外观上仍然要保障其为历史的原貌；5、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内部的新建筑，可以将其和历史建筑进行协调化的调整，对于一些难以实现协调化的建筑，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迁移。
（三）和第一层次的差别所在
与第一层次的文物保护单位不同，其和历史文化保护区是存在一定差别的，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并不是对于历史文物的保护均给以原汁原味的保护，只是在外貌上要求完美的保存，但是在其室内上是可以进行一定改造的，这样的保护措施相较之文物单位的保护是更为容易实现的，对于古迹建筑物而言，其在保存了历史遗迹的同时，还可以充分使用建筑的价值；第二为对于在历史文化区的原始居民而言，可以继续在历史文化区生活，不需要强制的迁出。
三、第三层次：历史文化名城
对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三个层次便是创建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原则为需对城市中的历史文化古迹进行完美的保存，但是同时还需要保障城市的发展，居民的正常生活。故此历史文名城层次的保护，其保护的内容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归纳：其一为保护历史地段以及文物古迹、其二为延续和保护古城的风貌以及格局的特殊；其三为发扬和继承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就现阶段，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措施主要有三种。第一种为进行仿古建筑的建设，这属于是一种历史遗迹的抢救方式，但是防建的历史建筑其自身是不具备历史价值的，更多的只会为了商业上的利益，其最大程度上只能说是一种历史遗貌的延续；第二种为深度挖掘传统建筑的特点，在原有历史遗迹建筑的基础在进行新建筑的建设，同时在其形式、布局、格调等方面均和传统的建筑保证一定的联系，这是一种较为成功的古城保护措施；第三种为抓住古城的历史传统精神，进行精神上的再创作，让古城其特殊性、历史性得以完美的延续，这一种极佳的保护措施。结束语综上所述，就现阶段的中国历史文化遗迹而言，加强对其的保护措施是十分必要的，在进行保护时给以历史文化遗产分层次化保护，也是一种加强保护措施效益的手段之一。就目前而言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保护区以及历史文化名城是现阶段较为合理、科学的层次分化方式，值得各个城市历史保护单位进行合理的使用。
作者:王逸梦单位:郑州树人中学
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意义价值保护传承开发利用
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符号与精神家园,既向世界展示其曾经的辉煌,又向世界证明其精神之本。
文化遗产又按其形态分为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有物质载体的文化遗产,如古文化遗址、古建筑、文物等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没有物质载体,而以口头传承方式流传的文化遗产,例如民间说唱艺术,节庆礼仪等等。
中华民族具有丰厚的文化遗产,既有物质文化遗产(如长城、故宫、敦煌莫高窟、泰山、都江堰等),也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格萨尔王史诗、东北二人转、端午节、杨柳青年画等)。其中许多文化遗产都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其多在民间口头传承,常易散落或失传,有的甚至濒临灭绝。因此,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就成为人类文化遗产保护的重中之重。本文就非物质文化保护这一重要课题,略陈拙见,以期引起国人的共同关注,使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更上层楼,获得令人满意的实效。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义与价值
文化遗产是一个民族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结晶,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是本土的,又是世界的,既是历史的,又是未来的。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兴衰与存亡。一个民族,倘若缺少文化支撑,便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懂得保护本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会丢掉历史,也失去文化,因而就成为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成为一个注定要灭亡的民族。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是难以用文字来描述的。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可再生性,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一旦保护不妥,就有灭绝之虞。因此有人认为:“文化遗产的最大价值是时间,文化遗产的最大敌人也是时间。历史使文化遗产有可能成为永恒,而永恒的时间又给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带来了客观难题。”(崔学德:《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谩议》,《学术纵横》第278-279页)。他所说的“文化遗产保护”,当然涵括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确要和时间赛跑,抢前抓早,抢先申请,提前抓落实。否则便易造成民族文化的缺失与整个民族的遗憾。据报载,我们传统的节日――端午节,已经被韩国抢先申报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令国人惊诧莫名,但据专家解释,这是一种合理的“文化抢占”,就如同商标注册一样。可见我们“抢占”在某些方面还严重滞后。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一个项目要成为非物质性的世界遗产必须符合三个条件:历史价值性、完整性、真实性。”(高明达:《浅论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新世纪城乡群众文化建设》第38页)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又主要有三个层面:
其一是学者保护。所谓“学者保护”,是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地位、作用被学者发现、挖掘、鉴定、确定,并加以收集、整理、维修等,具体实施的抢救、保护措施的过程。
其二是政府保护。所谓“政府保护”,是指在学者的民间保护的基础上,由政府有关部门认可,并以政府名义明令其不得损坏,并拨专款、设专人进行修缮、抢救、补救、保护的官方行为。
其三是世界保护。所谓“世界保护”,是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具体负责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已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成为世界性保护项目。
非物质文化的传承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大体上分为进化、播化、涵化三大阶段。非物质文化保护,要强化文化传承人的核心作用,通过传承人的收徒、传授等形式,对非物质文化加以保护。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与利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是人类历史的“活化石”,但它们并非是死板的、僵化的,而是“用石头写成的文化史书”,正如美国文化学者克鲁伯与克鲁洪所说:“文化既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又是限制人类进一步活动的因素。”(转引自《文化学导论》第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