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文化研究篇1
汉字体系是特殊形态的中华民族文化思想史料，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智慧库。汉字的文化构成是一个复杂的文化大系统，具有多生态、多层次、多体征、多功能的特点。
1.多生态系统：生命系统、生产系统、生活系统、心态系统（思维、心理、神灵、宗教）。
2.多层次构成：与生俱来的文化构成———发生学上的生成价值———原生层；有生以来的文化传承———发展学上的传承价值———次生层；伴生带来的文化衰变———流变学上的认识价值———劣生层；今生将来的文化创新———应用学上的交流价值———新生层。
3.多体征特点：单体性、合体性、族体性（字族、字群）、谱系性（结构系列、意象系列）。
4.多功能价值：工具，思维，繁衍，文化。用哲学视野来观照，汉字本身的生命活力、生命状态、生存环境、生存发展，具有无比丰富的哲学思辨意义和哲学思想智慧。汉字文化体现了天—地—人的三元存在，包含着自然—社会—宇宙的三维空间，涵盖了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时间，沟通了源头—发展—创新的三重机制。以上论列，可图示如下：
二、汉字文化研究的意义
当下的中国，“文化”是一个高频词，是一个热门话题。从庙堂到江湖，从象牙塔到草根族，似乎不谈文化就没有文化。不管逮住一个什么东西，都可以堂而皇之冠以“文化”。这是文化之幸，也未尝不是文化之累，文化之悲，简直可以说是文化的“皇帝新衣”。在文化被污名化的时代，研究汉字文化，要有理论勇气，有理性自觉，更要有学理抱负，有道义担当。汉字，由于其悠久、持续的文明传承历史，丰富、浩繁的文献承载功能，更有活跃、生动的当代演绎发展，汉字文化成了举世无双的文化样本，成了天下无匹的研究文化记忆的宝库。汉字的文化原型意义，在语源学／字源学中，具有溯源性的认识价值；在文化寻根／文化建设中，具有资源性的智慧库存；在民族灵魂／集体人格的塑造中，具有自信力、向心力、凝聚力、创新力的文化品格。一部汉字发生、发展的历史，一部汉字文化研究、深化的历史，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心灵史、思想史、文化史。汉字文化的辉煌，记录了东方古老智慧的新生，也反映了人类文明的进步。汉字文化所熔铸的精神世界，所塑造的认知方式，所建构的智慧场域，使汉字学成了举世追慕的中华元典学，成了东方智慧的“三江源”。汉字文化丰富、复杂、深博，使用的时空场域宽广，使用的人群众多，不仅是工具性学科，更是人文性学科；不仅担负学术建设的重任，同时也兼具产业运作的效益；不仅具有东方智慧的能指学理，更兼具与华夏文化同义，与人类文明同构的同心圆基趾。因此，汉字文化研究，不必标榜“走向世界”而自在世界之中；不必张扬“全球性”话语，而自有话语的独特意义和普世精神。
三、汉字文化研究的突破
汉字文化研究篇2
摘要：由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作为我国首部以汉字部首进行编排的字典，系统的保存了部分大篆、小篆以及一些古文的字形，运用字形对汉字的本义进行解析，将早期汉字用形表义的特点充分展现了出来，促进按字形搜索词义的字义分析法最终确立。许慎在解释汉字中展示和阐发出我国文化。因此，通过《说文解字》中汉字研究我国祭祀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说文解字》；祭祀文化；汉字
作为独特的表意文字，汉字具有独特的因形表意的特点，通过对汉字的造字历程可以发现，古人将其对生命意义的理解和自然万物的认识融汇到汉字的造字过程中和汉字的形音义结构中。其中《说文解字》作为我国首部以汉字部首进行编排的字典，充分展现了用形表义的特点，促进了按字形搜索词义的字义分析法的确立。从许慎之子许冲用“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王制、礼仪，世闻人事，莫不必载”介绍《说文解字》，便可知《说文解字》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涵盖范围之广、涉及内容之多，则从《说文解字》中对汉字的解析中定能发现许慎对文化的阐发和展示。因此，通过对《说文解字》中与祭祀相关汉字进行研究分析，可深入了解我国祭祀文化。
一、按文化意对《说文解字》祭祀类汉字分类
从《礼记・祭统》中知道我国五礼由吉、凶、军、宾、嘉组成，其中“吉”便是祭祀典礼，吉作为五礼之首可知古代对祭祀典礼的重视。祭祀典礼作为一项重要的仪式，表达出古人对神灵的敬仰，用实际的祭祀活动来表达对神灵的虔诚之心。通过开展祭祀典礼，古人实现与鬼神的沟通，为获得心理慰藉和安全感祈求赐福避祸构建理想世界。祭祀作为一项组成先民生活和古代政治社会的重要内容，已经演变成一种文化浸透在中华文明之中，并且通过汉字记录下来。《说文解字》中祭祀类汉字按文化意可以分为祭祀目的、对象、名称、方法、过程、用品、地点和禁忌，笔者将对其中几类做出简要分析。
1、表祭祀目的
在《说文解字》中有许多汉字表达了古人祈求逃避灾祸和追求幸福愿望的汉字，第一类表达美好愿望。比如《说文解字》中的“祜、、褫、祉、祚、祥”都有“福也”的含义；《说文解字》中的“”便指的是诚，古人认为只有用真诚的心去感动神灵，才能获得神灵的庇佑；《说文解字》中的“”表达出“助也”的意思，即自天之，吉无不利；第二类表示避免灾祸。比如《说文解字》中的“祟”，便是指鬼神降临的祸患灾难，《说文解字》用“也，象地穿交陷其中也”形容“凶”，指的是不吉或灾祸。
2、表祭祀对象
上古将祭祀对象分为三种，分别是神、鬼、祖。在《说文解字》中的汉字也得到了充分体现，第一类与神有关的汉字有“神、、、尸”等，其中“神”指的是天神，创造万物的神灵，而“”指的是地神；第二类与鬼有关的汉字有“鬼、魄、魃”等，其中“魃”指“旱鬼也”，“鬼”是一种迷信的说法，是指人死后脱离肉体的精灵。
3、表祭祀名称
“”特指虔诚的祭祀活动，通过焚烧柴产生烟气，再将玉帛和牲畜放在柴上一起燃烧，进而通过上升的烟气向上天表达古人虔诚的祭祀；“祀”在《说文解字》中是“祭已也”意思，同时又有对天神或地神的祭祀；“”在《说文解字》指在祖庙中放置新死者，使其与先祖一起受到祭祀，另一种意思是指合葬；“”表示对先祖的祭奠。
二、《说文解字》中祭祀类汉字体现的祭祀文化
1、对祭祀具有极强精神依赖性
由于在远古时期，自然环境恶劣、生产力水平低下，根本无法满足人类增长的生存需求，实现文明快速发展。在于大自然的搏斗过程中，受到自身实践能力和认识能力不足的影响，人类生活变得更加悲苦，加之未知领域的危机和灾害，使人类无法对恶劣生存环境进行准确把握，无法抵御自然灾害带来的危害。面对残酷的生存现实和前所未有的恐惧，人类只能幻想出可以主宰人类命运的神灵，希望通过对其进行祭祀获得心理慰藉和安全感，进而得到精神解脱。在《说文解字》中“、魃、雩”等专用祭祀用品和对象的名称，表达出人类对干旱的恐惧，以及低生产力水平展现出人类防御灾害、抵御灾害能力的不足。为此，先民只能通过祭祀神灵向神灵祈福避祸消除灾害。最终，祭祀活动演变为人类的一种精神寄托，成为苦难大众的精神依赖。
2、展现出祭祀的普遍性和神圣性
祭祀活动作为五礼之首，体现出古代国家社会生活对祭祀活动的高度重视。在古人的精神世界中神灵具有巨大而神秘的力量，可以对一切进行主宰，这同时也为祭祀活动增添了神圣色彩，其神圣性从祭祀活动的禁忌便可以得到充分体现，比如古人在祭祀之前都要进行“”，具体是指“不吃荤腥、不喝酒，沐浴别居，清心寡欲”。同时，明确祸福与禁忌的关系，只有严格遵守禁忌才能得到神灵的庇佑躲避灾祸。民众认为只有对神灵进行虔诚祭祀，将自己无尚崇拜和诚挚供奉的情感表达出来才能消灾赐福。而祭祀活动普遍性具体体现在全民参与祭祀活动，无论统治阶级还是平民百姓都必须参加祭祀活动。另外，封建统治者通过设立不同等级的祭祀活动，进行社会秩序的维系和统治地位的加强，对民众思想进行制约。
结语：
作为我国首部以汉字部首进行编排的字典，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系统的保存了部分大篆、小篆以及一些古文的字形，运用字形对汉字的本义进行解析。另外，《说文解字》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涵盖范围广、涉及内容多，从《说文解字》中的汉字解析可以发现许慎对文化的阐发和展示。为此，可以通过对《说文解字》中与祭祀有关汉字的研究挖掘祭祀文化。（作者单位：大连外国语大学）
参考文献：
[1]张菁；《说文解字》中与祭祀文化相关的汉字研究[J]；山西大学；2013-06-01
汉字文化研究篇3
关键词：对外汉语教学词汇汉字
近几年，对外汉语文化教学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和重视，并开始朝着与汉语各语言要素相结合的方向发展。由于词汇和文化之间直接密切的联系，与语言要素相结合的对外汉语文化教学研究的论文著作大多集中在词汇教学方面，而汉字教学方面相对较少。本文从词汇、汉字两个方面对语言要素与文化教学研究进行回顾和总结。
一、词汇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词汇是一个语言的基础，对社会文化的反应极为敏感，接受文化的影响也极为充分和突出。从某种程度上说，“学习某种语言的词汇就意味着接受一种文化，接受一套概念和价值”。一个民族的语言中有不少词语负荷了文化意义，缺少该民族的文化体验就会给理解带来障碍，我们称这种词为“文化词语”。因此，在对外汉语文化词语教学中应当注重文化的导入。而这就涉及文化词语的界定和分类问题。
张高翔先生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一文中从三个方面：相对于词语直观的字面意义、独特的民族文化内涵、文化意义的附加性出发对文化词语进行了界定，认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特指那些隐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不能直接从字面上了解其含义，具有固定的文化附加意义的词语。”
“文化词语的分类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①，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教师对文化词语进行区别和选取，以及针对性的备课和教学都需要词语分类的支持。孟子敏先生曾根据自己对文化意义的理解，把文化词语分成三大类，即褒义与贬义词、口语与书面语及语言意义转化或消失之后产生文化意义的文化词语。梅立崇先生在《谈文化与词汇教学》②一文中大致将汉文化沉淀丰富，会给留学生的日常交际带来影响的词汇成员分为非等值词（指不同语言中无法对译的词）和不完全等值词（指在不同语言中意义、用法、色彩不完全相同的词）两类，并举例进行了讨论，例如“饺子”、“馒头”、“久仰”、“破釜沉舟”、“看”、“谢谢”等。还指出：“语言中有些词除了字面意义之外，还渗透着文化内容的内涵义；内涵义包括象征义、联想义、补充义、伴随义、情态义等。例如鸳鸯，因为总是成双成对，所以象征忠贞的爱情和恩爱夫妻。”王国安先生③则把文化词语分为以下五类：表现中国独有的物质文化的词语，如月饼、旗袍；表现中国独特的精神文化的词语，如禅让、道；反映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词语，如上书、举人；反映中国独特自然地理的词语，如梅雨、乾坤；反映中国独特的风俗、习惯的词语，如重阳、踏青。不过目前国内文化学者多采用文化结构的四层次说，将文化词语分为物态文化词语、制度文化词语、行为文化词语和心态文化词语四类。
如何将文化因素与对外汉语词汇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呢？这至少涉及文化词语的选择、文化词语的讲练方式和文化词语的测试三个方面。
目前，不少国内的对外汉语教材中都只是通过中英文对译对词语进行解释，忽略了其文化内涵及其所带来的不等值性。不少教师则在课堂上或不谈文化，或根据自己对文化词语的领悟进行区别和教学。这就使得文化词语的教学呈现一种混乱的状态。徐文静在《词语・文化・对外汉语教学》一文中从词语项的缺位、词语的概念分类范畴、词语的文化背景知识、习语及习惯表达等四方面对教材中词语的英文注释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指出了简单对译的不足，需要将文化因素引入并进行改进。该如何改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紧迫的问题。
文化因素一般包括词语的文化成因、观念文化、文化背景知识和句义预设四个方面。④对于如何将文化教学与词汇教学的关系问题，陈光友在《汉语词汇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一文中提出应该注意适度原则。对外汉语教学的重点必定还是语言技能的培养，文化因素的导入只是为了帮助学生学习掌握汉语，而不是削弱语言课的教学。事实上“适度”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文化词语的选择问题，什么词必须讲，什么词无须多讲。不同的文化词有不同的教学处理方法，我们需要一个详细的标准对它们进行选择和分类。卢华岩从词语文化内涵、句义预设、目的语文化背景知识三个方面出发，对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地位和教学对策进行了分别的讨论和研究，但仍缺乏一个量化的分类和分析。我们已经明确文化不是语言学习的主要对象，而只是辅助语言本体学习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汉语中的文化词语浩若烟海，如何阶段性地在它们中间进行取舍，并进行分类教学，是我们现在应该研究的重点。陈树峰提出通过隐喻进行词汇的文化内涵教学。但我认为不同民族拥有不同的思维方式，同一事物经过隐喻可能得出不同的隐含义。在文化词语教学中，我们需要着重讲解的是隐喻的结果，即该词所隐含的文化义，没必要非把隐喻引入词汇教学不可。另外，陈娟还研究讨论了对外汉语新词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⑤新词语是社会生活变迁、民族文化发展对语言词汇系统产生影响的结果，具有极强的时代性。然而就对外汉语词汇教学的现状来看，新词语的教学存在着严重的滞后性。我们应当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与时俱进地改进和推进词语甚至整个语言的教学。而对文化词语的测试，大都侧重于语用功能方面，或多或少地忽略了揭示其隐含的文化意义。我们需要将文化词语的文化隐含义提出来并体现在测试中，使“语言教学与文化导入相得益彰”。⑥
目前对外汉语词汇文化义教学的研究朝着类别化的方向发展。称谓词、植物词、身体部位词、颜色词、数字词生肖动物词等是其研究的重点领域，尤其是称谓词。中国重人际伦理关系的思想观念造就了汉语中庞大复杂的称谓词体系，丁夏的《称谓与文化――从对外汉语教学的角度看汉语称谓词语》（《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0卷第4期），周悦娜的《本是同根生――浅析汉语称谓语与中国礼仪文化的密切关系》（《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9月），都对称谓词进行了详细的讨论研究。岳长顺在《“同志”及其文化内涵》一文中更是对“同志”一词文化内涵进行了细致的分析。生肖作为中国独特的民俗文化也在汉语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生肖中的十二种动物都隐含着中国人的文化观念，例如中国的“龙”，它是无法用英语的“dragon”来诠释的。赵静在《小议中国的“龙”俄语中“Дракон”――从文化不可译现象谈文化词语的对外汉语教学》一文中对龙进行了细致深刻的研究讨论，并强调词汇教学中应当重视中国文化的传授。毛海莹更从隐喻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生肖语言的文化隐含义及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引用。
综上，目前文化词汇教学的理论研究硕果累累，但缺少文化词汇教学方面的实践性研究成果。我们需要将文化引入词汇教学，但是怎样引入，哪些词在什么阶段引入，怎么引入，这些都是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探讨和研究的问题。而且尽管专家学者一再强调需要把文化引入到词汇教学，但事实上国内的教材在这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足。“生词表上的注释一般都采用对译的方法，而且往往是一对一的翻译，这样会使留学生形成外语和母语的词汇之间一种一对一的错觉”，⑦这对外语学习是非常不利的。
二、汉字与对外汉语文化教学
汉字是汉语的书写符号，承载了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财富。只停留在读音、写法及意义上的汉字教学会使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丧失学习汉语的乐趣。我们必须将汉文化的传播与汉字教学结合起来。以下三篇关于汉字文化教学的文章都主张汉字教学中必须融入文化教学。
赵宁在《从中国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汉字教学》一文中举例讨论了如何结合文化因素进行汉字教学。例如“册”字，“形如一根绳子将几片竹子穿在一起，这就是古代‘书’的形象”。造纸术发明之前，中国古人使用竹木作为书写材料。文中还提出：“结合文化因素讲解汉字时应该遵循‘适度、适量、适当’的原则。”尽管文中给出了“三适”的定义，但是怎样才算是适度、适量、适当，仍缺乏一个明确的标准。哪些字需要结合文化因素进行教学，哪些文化是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都需要进行定性和定量的讨论和分析。哪些文化内容符合现阶段学生的语言水平，更是需要在实践中进行研究讨论。
朴兴诛在《对韩汉字文化教学》一文中提出：“从汉字入手教文化，从文化学的角度教汉字，可以得到更好的教学效果。”并举“姓”、“氏”、“婚”、“娶”、“墓”、“葬”字说明汉字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内容。但是文章没有谈及如何将在汉字分析中知道的文化内容导入到汉字教学中，这些都需要对外汉语教学一线老师在实践过程中进行分析研究和总结。
余志鸿在《汉字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兼评安子〈介解开汉字之谜〉》一文中从另一个角度，即汉字的认知功能出发研究讨论了汉字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汉字不仅仅反映汉语言文化，更能动地作用于汉语言文化。汉字的认知功能还体现在分类和抽象上。“汉字的部首和偏旁基本上反映了汉人划分世界的几个基本大类”，例如人类（包括人体、动作、情感、心理等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学习汉字是在认识汉民族的世界。而部首和偏旁本身就是一个“类”，是抽象的结果。例如，“机”字，最早指织布的木质机械，后来抽象排除了“织布”“木质”等义项，开始形成一个范畴，“泛指一切机械而成为了准后缀”。这给解决汉字教学瓶颈问题提供了一个研究方向。文中还分析了安子介先生为解决外国人学汉字难的问题而提出的“部首切除法”，指出：“这个想法固然大胆，但实行起来显然会有问题。”
学者们都认同“必须将汉字教学与文化因素结合起来”这个观点，但对于如何将文化因素导入汉字教学实践、将哪些文化内容导入汉字教学则需要更多的讨论和研究，以有效地将汉语和汉文化推向世界。
注释：
①⑥张高翔.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7，（1），3.
②梅立崇.谈文化与词汇教学.语言文字应用，1993，1.
③王国安.论汉语文化词和文化意义.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学会第五次学术讨论会论文选，1996.
④卢华岩.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语文化内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174）.
⑤⑦陈娟.对外汉语新词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语言教学研究，2009，7.
参考文献：
［1］张高翔.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词语.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7，（1），3.
［2］赵峰.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的文化因素及其导入.语言教学研究，2007，3.
［3］石瑛.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与文化教学的衔接.文学教育，2007，9.
［4］赵忠江.对外汉语“词的文化义”教学几个基本问题解析.理论界，2010，4.
［5］陈光友.汉语词汇文化与对外汉语教学.语文学刊，2009，12.
［6］陈娟.对外汉语新词语教学中的文化导入.语言教学研究，2009，7.
［7］徐文静.词语・文化・对外汉语教学.语文学刊，2002，6.
［8］梅立崇.谈文化与词汇教学.语言文字应用，1993，1.
［9］卢华岩.试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语文化内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6（174）.
［10］陈树峰.隐喻与对外汉语词汇的文化内涵教学.考试周刊，2007，26.
［11］赵宁.从中国文化传播的角度看汉字教学.语言教学研究，2009，9.
汉字文化研究篇4
一、总体态势
本文考察的范围是公开发表的1993至今的有关对外汉字教学研究的成果，成果的主要来源是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界的六大专业核心期刊（包括《汉语教学》、《语言教学与研究》、《语言文字应用》、《汉语学习》、《语文建设》、《语言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汉字文化》两大期刊及国际汉语研讨会论文。本文的研究涵盖的范围是对外汉字的教学研究，不包括汉字本体研究及汉字规范化研究。
首先我们从数量上进行考察。八类期刊中所刊载的有关对外汉字教学的总数是186篇，国际汉语研讨会论文是18篇。通过对八类期刊上的对外汉字教学篇目数占总篇目数的比例来看，学界对汉字的研究极少。平均占有率还不到万分之三，其中《语言研究》的比例是最小的，仅为十万分之八；而《语言文字应用》中所占比例稍多，也仅有万分之五。另外，笔者对八类期刊中对外汉字教学的论文进行了一下统计。《汉字文化》中对外汉字教学所占篇目最多，为33篇。而《语言研究》篇目最少，仅有2篇。
从对外汉字教学20年来（1992-2012）的学术趋势来看，对外汉字教学的关注度分别在1994、1997、1998及2007年有极其显著的提高，而从2010年开始，又有小幅度地降低。1994是对外汉语学界重要的一年，在1994年1月，在南开举行了关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而在1997年6月，国家汉办在湖北宜昌召开了首次汉字和汉字教学研讨会。1998年2月，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和法国汉语教师协会联合在巴黎举办了国际汉字教学研讨会。这两次研讨会对汉字教学的地位、任务、方法等问题，进行了深人热烈的讨论。但由于汉字和汉字教学研究的难度较大，对外汉字教学被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直至2007年才有了起色，汉字教学关注度自07年起有了较为明显的提升趋势。
二、近二十年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成果
根据近20年的期刊论文和研讨会的状况，对外汉字教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汉字字形教学研究；汉字教学模式研究；汉字教学方法研究。另外，也有对汉字教材的编写、汉字的国别教学、文化与汉字教学等方面的研究。在此，由于篇幅有限，笔者仅探讨汉字教学方法研究。
汉字的教学方法是对外汉语学界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问题，因此论文也比较多。如：柯彼德（1993）《关于汉字教学的一些新设想》、郝恩美（1994）《现代汉字教学法探讨》、卞觉非（1999）《汉字教学：教什么？怎么教？》、王晓光（2002）《在甲级字解析基础上的对外汉字教学构想》、黄雪梅（2004）《关于联想式对外汉字教学法的构想》。蔡富有（1996）《小学识字教学理论探微―兼论“字族文识字教学法”的理论基础》、张学涛（1997）《基本字带字教学法应用于外国人汉字学习》及陈曦（2001）《关于汉字教学法研究的思考与探索――兼论利用汉字“字族理论”进行汉字教学》都是从“字族理论”的角度来探讨对外汉字教学。
除上述教学方法，有许多学者致力于“字本位论”和“字理识字法”。下面，对这两个比较流行方法进行一下概括阐明。
（1）“字本位论”
字本位理论是针对汉字教学中的基本单位的讨论而提出来的，在印欧语系里，教学的基本单位是词，中国语言学界借进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在汉字教学中也援引词本位的教学理念，但徐通锵、赵元任、白乐桑、吕必松等人则主张字本位的教学方法，认为字才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在教学中应该注重对字的教学。（徐通锵1998《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应以字的研究为基础》、王若江2000《由法国“字本位”汉语教材引发的思考》、贾颖2001《字本位与对外汉语词汇教学》）
以上几篇文章都是肯定了字本位的教学理论，主张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在具体的教学中应该以字的教学为基础。
但是任瑚琏的《字、词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基本单位及教学策略》（2002）文章否定了字本位的说法，其认为汉语的最小造句单位是词而不是字，对外汉语教学也应该以词为基本单位进行教学。
另一观点是认为将字本位与词本位结合起来进行教学。（刘社会2002《对外汉字教学十八法》、施正宇2008《词、语素、汉字教学初探》）
（2）“字理识字法”
“字理识字”教学法自诞生以来，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首肯和教育工作者的青睐。张田若先生认为“‘字理识字’自成一派”，并鼓励说希望其继续发展。“字理识字”教学法是依据汉字的构形规律，运用汉字形与义的关系进行识字教学的方法。也就是说通过对汉字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等造字方法的分析，运用联想、直观等手段来突破字形这个关键，达到识字的目的。这种教学法得到了广大学者的认同。贾国均（1995）《“字理识字”是解决汉字初学繁难问题的有效途径》、王宁（1997）《汉字构形理据与现代汉字部件拆分》、安雄（2002）《构建对外“理性汉字教学方法”的基础研究》及安雄（2003）《谈对外“理性识字法”的构造》、李宝贵（2005）《汉字理据性与对外汉字教学》、赵妍（2006）《现代汉字的理据性与对外汉字教学》、石传良，罗音（2007）《理据识字法是对外汉字教学的重要方法》、姚敏（2011）《现代汉字理据研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都认为“字理识字”法能够指导对外汉字教学。
三、结语
回顾近二十年的对外汉字教学研究，我们获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有一系列的教学法的诞生，对汉字的研究也不再局限于本体研究，还拓展到了应用层面。研究成果不再是仅以文字阐述，而是用定量的方法统计分析、用实验的方法来证实结论的可行性与可靠性。汉字教学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点与难点，也是我们汉语走向国际的一大难题。如何进行汉字教学仍然是我们需要继续进行努力探索的一个方面。汉字教学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来说，却仍然有所欠缺。我们希望学界的泰斗及奋斗在一线的教师编纂出更符合实际需要的对外汉字教材，也希望将来有更多针对国别的汉字教材的涌现，更期待有实践价值的系统的教科书或视频软件等指导国内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如何进行对外汉语教学。
参考文献：
[1]北京语言大学“外国学生错字别字数据库”课题组.“外国学生错字别字数据库”的建立与基于数据库的汉字教学研究[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6，04：1-7.
[2]崔永华.汉字部件和对外汉字教学[J].语言文字应用，1997，03：51-56+64.
[3]卞觉非.汉字教学：教什么？怎么教？[J].语言文字应用，1999，01：72-77.
[4]陈曦.关于汉字教学法研究的思考与探索――兼论利用汉字“字族理论”进行汉字教学[J].汉语学习，2001，03：70-75
[5]陈绂.日本学生书写汉语汉字的讹误及其产生原因[J].世界汉语教学，2001，04：75-81.
[6]陈慧.外国学生识别形声字错误类型小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2001，02：16-20.
[7]汉字与汉字教学研讨会侧记[J].世界汉语教学，1997，04：104-107.
[8]吕必松.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定性、定位、定量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5，01：17-24.
汉字文化研究篇5
王凤阳先生的《汉字学》一书共分为五大部分：绪论、字体论、体系论、改革论和字形论。书的最后附录象形字释例和后记。
绪论部分包括第一――四章，是全书的总纲，主要内容有汉字学与汉字改革、文字和文字的发生、汉字和汉字的起源以及汉字的历史面目。绪论部分解释了什么是汉字学以及为什么将这门学科称为“汉字学”。王凤阳先生肯定了许慎对汉字研究的巨大贡献，同时指出传统许学遭到冲击的历史必然性。作者在这一部分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汉字研究的发展历程，对汉字的形成过程以及对汉字研究的逐渐成熟作了总的论述。
字体论部分包括第五、六章，主要内容是汉字字体的演进、线条与笔画。作者阐述字体演进史，就是书写顺应手的运动生理的历史，是人根据书写的生理习惯去改进最初的描摹物象的文字的历史，是缩短写字时的运笔线路的历史。作者证明了笔画就是手对线条的选择，归纳了篆书线条改造为隶书笔画过程中的“趋直性原则”和“反逆性原则”，论证了笔顺的总规律――“最短线路原则”。关于字体的更替，作者扬弃了流行很广的直线发展观，而代之以辩证法的矛盾统一观，阐述了同一时代存在两种相互对立、又相互补充的字体是文字体系与书写时的生理习惯之间、文字的记录功能与交际功能之间相互矛盾的产物；应用体以其简易、实用而取代标准体，就是字体的变易。
体系论部分包括第七――十九章，是全书的主体部分，主要探讨了汉字演变的历史过程。内容包括文字体系、汉字体系、图画提示文字、象形表意文字、象形表意文字的写词法与造字法、象声写词法、形声写词法、从象形表意文字向记号表意文字的转化、记号表意文字、记号文字的记号化、记号文字符量的绝对增长与相对增长、记号文字能记与所记的矛盾、汉字的改进等。作者认为，只看到文字体系内部的量变，所以无法揭示文字发展的内部规律。《汉字学》明确提出了自己对文字体系及其变革的理论观点：文字是体系性的，文字发展史的核心部分是体系的变革史，体系变革的核心是基本符号的写词法的变化；文字发展规律主要体现在体系发展之中，文字体系的记录原则体现在基础符号的写词法里。
《汉字学》第二十章讲述了汉字的改革问题，包括汉字改革的内在根据、汉字改革的物质条件和社会条件以及汉字改革道路的探索和存在的问题。王凤阳先生指出，改革必须顺应汉字发展的规律、文字发展的规律，不应超越历史条件进行宣传和促进。作者在后记中提到，“改革论”应该是体系论的组成部分，只是因为文字改革是当前的现实课题，所以独立了出来。
字形论部分包括第二十一――二十六章，主要内容有行款与汉字字形变化、书写生理与汉字字形、字形的“同化”与“异化”――演变中的字形的交互影响、字形的“简化”与“繁化”、字形的分化交替与归并以及字形演进中的变易与规范。首先，作者探讨了汉字行款的形成，以及所引起的字形变化。其次，作者从手的书写运动，解释了最初来自对客观事物描摹的汉字，如何引起了在线条或笔画上的搭配组合的变化，分析了汉字“自上而下”和“自左而右”的书写给汉字字形变化带来的巨大影响，分析了“趋直”“反逆”“串连”“并连”在字形变化中的作用。最后指出字形演进中的“变易化”和“规范化”是字形演变中的一对相反相成的矛盾，它们互相制约，贯穿在字形发展的全部历史之中。
《汉字学》较系统、全面地研究了汉字发展的历史，并把汉字放在使用汉语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环境中加以考察、研究，认为汉字的发展方向和演变过程是受汉民族语言和汉民族历史双重制约的，从汉字发展的内在因素及外部条件上，多角度研究、探讨，颇有新意。同时，作者将汉字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去研究、考察，这样的研究突破了以往的只研究字的形、音、义的局部限制，而将视野放得更远、更开阔。
汉字文化研究篇6
关键词：部件；结构；教学
中图分类号：H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26-0182-01
近来，关于对外汉字的部件与结构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学者们讨论汉字部件与结构的各因素对对外汉字教学的影响，本文就从近来的研究成果来谈谈研究的情况。
邢红兵《汉字部件统计分析》，将“汉字等级大纲”的2905个字按一定的标准分解，得到515个“基础部件”，而“基础部件”的75%就存在于甲级字。这515个部件又包含了285个“独立成字部件”，其中有151个出现于甲级，约占甲级字总数的19%，再者，甲级字中含281个构字强的部件，约占全部构字强部件的95%，因此，甲级字不仅含大量的“基础部件”，而且有绝大多数构字能力强的“基础部件”。文章建议，利用甲级字进行部件教学。
尤浩杰《笔画数、部件数和拓扑结构类型对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汉字掌握的影响》，指出非汉字圈外国学生在记忆汉字的初期受部件数的影响较小，而主要受笔画数影响。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汉字的学习过程也会受到部件的影响，另外，根据本文的调查，得出，不论是书写任务，还是识别任务，非汉字圈学生对横向结构的汉字的掌握都比较差。
张旺熹《从汉字部件到汉字结构――谈对外汉字教学》，提出“部件结构教学法”，指出汉字的特点和难点，分析了外国学生在汉字上常犯的错误主要包括部件和结构两方面，又根据《常用字和常用词》解析出118个部件以及19种结构，建议教师在汉字教学的初期就采取结构部件的教学方法。
冯丽萍等《部件位置信息在留学生汉字加工中的作用》，对有一年汉语学习经历的欧美和日韩学生进行调查，指出，在汉字识别中，对于左右结构的汉字，右部件的频率高低的变化会影响欧美学生的反应时间和正确率；另一方面，左右两边部件的频率高低的变化不会对日韩学生产生作用。另外，关于上下结构的字，下部件频率的改变影响欧美学生；日韩学生则受上下部件频率变化的影响。对部件位置，建议教师应讲授部件的常规位置。
郝美玲、范慧琴《部件特征与结构类型对留学生汉字书写的影响》，针对初级水平的汉语学习者，利用“延迟抄写”的实验，讨论部件的高低频率、构字数以及汉字不同的结构类型对外国学生识记、书写汉字的影响。指出，由频率高的部件构成的汉字的书写正确率较高，部件的构字数对频率高的部件不产生明显的影响，最后，根据本文的实验方法和研究的对象，得出，相较于上下结构，外国学生对左右结构字的掌握更好。
梁彦民《汉字部件区别特征与对外汉字教学》，讨论了汉字部件的四个区别特征。从外国学生错别字的角度来分析这些区别特征，指出造成汉字偏误的原因，如，外国学生常常混淆形似部件，不理解部件的四种“构意功能”，忽略汉字的方块布局。建议，在教学上，同时采用理据性和系统性的方法。
万业馨《文字学视野中的部件教学》，先界定部件的范围，指出部件应该是音符或意符，因为他们在不同程度上指示了汉字的读音和意义，可以减轻部件在组合过程中的记忆负担。文章强调，不仅要重视意符教学，而且要重视音符教学；对于常做意符的字及表音程度高的音符字，应先教。
刘丽萍《笔画数与结构方式对留学生汉字学习的影响》，讨论不同的结构类型是否对汉字的认读和书写产生影响。实验的变量主要涉及笔画和结构，结论指出，在认读时，无论是左右结构字还是上下结构字，他们都对外国学生识别汉字的正确率不产生明显的影响。但在书写时，多笔画上下结构字的错误率较明显地低于多笔画的左右结构字，建议教师重视左右结构字的教学。
综上，部件的研究包括部件的频率高低、部件的位置、部件的笔画数等；结构的研究分为左右与上下结构。研究对象分为汉字圈、非汉字圈；汉语水平主要分为初级、中级；实验任务分为认读和书写，总之，构字能力强，频率高的部件是汉字教学的重点。结构的研究则因为各个实验的变量与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不同，从上面的研究来看，是否将部件的频率作为实验的变量，可能是影响结构研究结果的重要因素。
参考文献：
[1]邢红兵.汉字部件统计分析[J].世界汉语教学，2005（2）.
[2]尤浩杰.笔画数、部件数和拓扑结构类型对非汉字文化圈学习者汉字掌握的影响[J].世界汉语教学，2003（2）.
汉字文化研究篇7
关键词：英语“词”；汉语“字”；文化；对比
一、引言
1898年，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依据拉丁语法建立了古汉语语法的“词本位”体系，1924年黎锦熙根据英语语法在《新著国语文法》中形成了“依句辨品，离句无品”的“句本位”语法体系，1985年熙在《语法答问》中提出了“词组本位”的理论。1996年邢福义又在《汉语语法学》中建立了“小句本位”的汉语语法体系。这些本位学说都借鉴了印欧语语法系统，而且在汉语语法研究中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研究体系，但徐通锵先生正式提出“字本位”理论以来，学界关于汉语语法到底以何为纲又有了一些新的探索角度，一些学者认为汉语语法的基本结构单位应该是“字”，那么，我们本文所要研究的对象是英语中作为语法研究的基本结构单位的“词”与汉语中的“字”是否具有共通性，它们背后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信息。
二、英语中的“词”与汉语中的“字”
西方传统语法分词法和句法，英语的语法研究受到拉丁语的极大影响，始终都是以词法为主，可以说“词”在英语中是一个现成的、自然的、较开放的单位。英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语法研究多从词入手，由词展开。
在汉语中，“字”是人人皆知的天然单位，面对一个句子或一个语言片段，谁都是说出其中有几个字，而要说出一句话里面有多少个词就不那么容易了，也就是说，汉语中“字”是最容易辨认出来的、最小的自然的单位。“字”是比较独立的，汉字体系也非常强大，从古到今，汉字不随语音的改变而改变，相反它成了一种超时空的东西，可以调节和统一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人对语言的使用。
三、对比英语中的“词”与汉语中的“字”
（一）记录意义的方式方面
英语中的“词”和汉语中的“字”都是音义结合体，英语中的“词”记录意义时才用“词根+词缀”这样的方式，词根的意义一般是约定俗成的，比如“care”这个字表示“小心、关心、在乎”，加上后缀“less”后变成“careless”表示“不小心”，加上“ful”变成“careful”表示“小心的”。
汉语是形态缺乏的语言。在造字之初，主要采用的是六书造字法，严格说来应该是四个造字之法，分别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用象形的方法来造字非常生动有趣；“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在象形字的基础上加上纯粹的指事符号，如“本”，“末”；“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按照事物的意义和叫法，选择可相比譬的声符和意符来组成汉字，如“江，从水，工声”，从水，表示“江”字所代表的词语的意义乃是水的类属，工声，表示“江”字所代表的词语的音节与“工”音相近；“会意者，比类合宜，以见指，武信是也”，会意字是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以所组成的字形或字义合并起来，表达这个字的意思，比如“从”、“休”。
我们可以看出，英语作为拼音文字，只做到了以形记音、以音载义，音义就单词而言有同一性，就音节而言没有同一性。而汉字的音节一般就是音义结合的一个整体。
（二）构成形式方面
英语中的“词”是由一个个英文字母组合而成，更加注重形式上的吻合，添加词缀法是英语构词法的灵魂和核心，词素、词干、词缀（构词词缀和构形词缀）是最重要的内容。
汉语以字形为中心，字是笔画和部件构成的，更加关注意义上的契合。英语中的词一般看到就能读出来，而汉语中的字能看到就读出来的以形声字居多。英语中一个单词可以用汉语中很多字来表达。比如everything翻译成汉语是“所有的事情”，但只表达一个意思。反过来，汉语中一个字可能会用很多相对应的单词来表达，可以是多个意思，比如：“好”在英语中可以用“good”、“well”、“fine”来表示，在英语中就表达了多个意义。
（三）语用功能方面
英语中的词是可以独立运用的语法成分，有名词、动词、形容词、副词、代词、介词等，比如“ihaveadream”这个句子中，每个单词处于句子的不同位置，充当不同的句法成分。英语语法研究以词法和句法为主，离开词，词法和句法都无从谈起，英语语法研究也就无所依托，也就是说英语中的“词”是英语研究的枢纽，起着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词在交际中可以自由地、独立地运用，其语用范围是比较广的。
汉语中的字在中国古代地位非常高，古代汉语中的“字”表示的意义非常丰富，在造字之初，每个字是为了表达某个概念造出来的。无论在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中，“字”都是理解词义、句子和语篇的关键，因为如果我们不识字，那就无从了解由字组成的词、句、段的意义。汉语中的“字”对日常交际的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但不同的是，汉语中的“字”并非像英语中的“词”那样全都可以单独运用，而是有的字在交际中可以单独运用，比如“我”、“花”、“爱”等；而有的字需要和其它的字合在一起使用，比如“蝴”和“蝶”，“玻”和“璃”等，从这个角度来说，汉语中“字”的语用功能相对弱一些。
四、英语中的“词”与汉语中的“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
（一）整体思维与个体思维
汉字反映了汉民族善于整体思维的心理特点，如“木”旁，“凡木之属皆从木”，“梅，林，松，柏，树，枝”等都与树木的意义有关，这样一来，每个字都是相互联系的形类系统的一部分。英语在构词方面通常是一个事物一个名称，没有从某一类事物的整体性出发来命名的特征，比如“梅”是“plum”，“林”是“forest”，这反映了以英语为母语的民族更习惯于个体思维的心理特征。
（二）主体意识与客体意识
中国古人总是尽量在汉字形体上体现事物和行为呈现于自己视听的感受，“几乎每一个汉字都可以绘画出一幅中国历史文化图，或者演绎出一段中国历史文化‘典故’，因而汉字本身就可被视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是一种充满时代色彩，地域概念、人文心理特征等动态的文化符号。”（张德鑫，1999）这表现出汉民族较强的主体意识。英语的词则是非常客观地用来记录意义的单位，用一个英语单词指向一个具体概念，这并没有涉及到主体的心理感受，而更加侧重于记录意义，这反映了西方人较强的客体意识。
五、小结
英语语法研究以“词”为本位是毋庸置疑的，这符合英语作为屈折语具有丰富的形态的特点，那么，汉语语法研究以“字”为本位是否合理，还不能妄下定论，还有待进一步的考察。总的说来，英语中的“词”与汉语中的“字”有一定的共通性，但其差异是更主要的，它们不仅反映了英汉两种不同语言在形式上和意义上的不同，而且还蕴含着使用这两种语言的民族在心理、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差异。
参考文献：
［1］潘文国.汉英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7
［2］潘文国.汉英对比研究一百年［J］.世界汉语教学，2002
［3］彭路.汉字的民族文化特征与汉字教学［D］.湖南：湖南师范大学，2008
［4］徐通锵.“字”和汉语的句法结构［J］.世界汉语教学，1994
［5］杨志华.汉字部首与英文词根比较［J］.文化研究，2012
汉字文化研究篇8
关键词：偏误研究；认知心理；认知语言学
自1984年鲁健骥先生引进中介语理论起，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偏误研究就受到普遍重视，发展速度快，研究视角比较多样。其中以认知为视角来研究偏误包括两个方面：基于心理学的研究和基于语言学的研究。认知心理是人在认知世界时的高级心理过程，如注意、知觉、表象、记忆、思维等；基于心理学的研究注重语言的感知、理解、记忆、注意力、推理等方面的问题。认知语言学的特点是把人们的日常经验看成是语言使用的基础，着重阐释语言和一般认知能力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基于语言学的研究比较注重语言的形式类、语言符号的意义、意义――概念与外部世界的练习等方面的问题；其重要理论方法有原型范畴理论、相似性原则、概念隐喻理论、意象图式分析等。
1偏误研究内容
从认知角度来研究偏误，深入分析汉语学习者的认知特点，对于教学重难点的确定、针对不同母语背景和不同认知特点的学生因材施教等都是十分有益的。最早的以认知为视角研究偏误的论文是李大忠在1999年发表的。自此以后，特别是2001年在北京召开专题学术研讨会对外汉语研究的跨学科探索――汉语学习与认知国际学术研讨会之后，基于认知的偏误研究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纵观近年的成果，可从内容上分为两大类：
（一）宏观研究
这是指从认知角度综合研究偏误现象（主要是基于心理学的研究），而不是以某一具体的偏误为研究对象。
李大忠[1]结合心理学的有关知识，从理论上推测了外国人学汉语偏误产生过程中学习者大脑中发生的思维过程和心理过程。这可以看作是从认知角度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偏误进行研究的开山之作。
徐子亮从认知心理理论出发，对中介语重新加以认识，提出了导致中介语产生的七种认知心理原因，对以后从认知角度研究偏误提供了借鉴[2]。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基于认知心理学的专著《汉语作为外语教学的认知理论研究》的出版。该著作引入认知心理学的基本原理，从教和学两方面来阐述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心理活动、心理过程和心理规律。对汉语作为外语学习的心理基础、感知和理解、记忆；对汉语听力教学、口语教学的心理分析；对汉语教师心理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的探讨[3]。
（二）从认知角度针对某一语言要素的偏误所做的研究
此类研究中基于语言学的研究有所增多，但基于心理学的研究依然占优势。其中针对词汇的偏误研究最多，其次为汉字、语法（包括关于篇章的研究）。
1.词汇偏误研究
在对词汇的偏误研究中，对实词的研究多于对虚词的研究，另外还有关于词汇识别与加工的研究。对实词、虚词的研究视角都主要基于认知语言学，在研究内容上实词主要集中在趋向动词和能愿动词上，虚词主要集中在对介词的研究上。究其原因，可能是趋向动词、能愿动词和介词的习得和运用与汉民族认知特点密切相关，因此，对于处在发展初期的基于认知的偏误研究，从这些具有突出认知特点的语言现象入手更能找出隐藏在偏误背后的深层原因。词汇的识别与加工则都是基于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这方面最突出的成就是冯丽萍2011年的著作《现代汉语词汇认知研究》，其中第三章《汉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者的词汇认知规律》从词汇加工、词汇识别、词素意识的形成与发展和词素加工、心理词典的表征等方面对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词汇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为分析学习者词汇加工的心理过程、预测其发展趋势、确定词汇教学的原则提供了参考[4]。
雍琳娜[5]利用认知语言学的隐喻机制、意象图示理论及主观化机制分析“起来”和“下去”用在动词后作补语时的情况，并根据这些观点对HSK语料库中出现的偏误进行归类和讨论，对教师在教学中按照认知相关规律进行对外汉语教学，通过建立正确的意象图示，完善留学生的认知心理提供了参考。
李遐[6]从认知语言学的空间及其隐喻范畴出发，以新疆少数民族学生介词习得的表现为切入点，分析了学生在使用汉语介词时出现偏误的深层认知原因，有助于新疆少数民族汉语的介词教学。
2.汉字偏误研究
基于认知的汉字偏误研究均是从认知心理学出发来研究的，体现出了与基于其他视角的汉字偏误研究所不同的特点，具有很大的优越性。
“镜像错位”是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汉字书写最典型的偏误之一。原新梅[7]将“镜像错位”的常见类型分为整字型、部件型、笔画型以及综合型，并运用认知心理学、视觉语言学的原理对“镜像错位”的产生原因进行了分析，发现人类共同的认知生理机制制约下的认知规律是造成汉字“镜像错位”的根本原因。另外还提出了除了人类认知深层原因之外影响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容形成“镜像错位”的因素：方位定域民族性、认知汉字的方法以及文字书写规则与习惯等的不同。最后提出纠正“镜像错位”的对策，其中加强初始阶段汉字的细部认知训练，强化对学生汉字基本笔画及其走向、基本部件的位置特征等的指导这一建议值得借鉴。
凌德祥[8]认为，“非汉字语圈”学生认知模式与汉字圈学生的区别使得他们在认知汉字时容易出现偏误。“非汉字语圈”学生习惯于利用位于后脑的威尼克区通道来掌握拼音文字的语言，即“听觉―语音―听说―语言”。而在认知汉字时，由于汉字自身的特点他们则更多地需要跟汉字圈学生一样，通过布洛卡区的通道，即“视觉―图形―阅读―语言”来习得汉字、汉语。然后采用问卷调查和对照组教学实验对“非汉字语圈”学生的h字认知进行调查分析研究，分析了学生汉字认知基本特点及汉字书写偏误规律，并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汉字教学设计及对策，如：利用字母字形激发学生建立形似联想与区别意识、主张单独设立汉字课等。
徐彩华[9]分析了在整字速示条件下母语者和外国留学生汉字的形误监控能力的特点，认为在整字识别任务和分解识别任务中留学生汉字心理词典的加工特点不同、不同类型的汉字偏误的认知机制不同，并进一步提出教学中除了强化汉字的整字表征还要重视对汉字的成分进行表象操作，强化表征的细节。
纵观基于认知的汉字偏误研究中，无论研究者采用哪种认知方式来揭示学生的汉字偏误规律，所提出的对策中大都强调部件教学和笔画、笔顺教学的结合，只是在不同教学阶段中有所侧重。针对汉字的独特地位，也有人发出了开设独立的汉字课的呼声。
3.语法偏误研究
虽然从认知角度出发对语法偏误的研究不如对词汇的研究丰富，但是也呈现出自己的特点，特别是跳出了单句的局限，拓展到了语篇平面。在对句式的偏误研究中基于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数量基本相当，而对篇章的偏误研究则主要是基于认知心理学的。
李遐[10]以认知心理学中的“假设-检验”理论为依据，运用认知心理学理论对新疆少数民族学生运用“把”字句的特点进行了分析，指出他们在形成假设时由于使用不恰当的类比、不正确的归纳，检验假设、修正假设时使用回避、迁移等策略从而造成的“把”字句使用偏误，从而揭示了偏误形成的内部深层原因，并进一步提出了具体的教学对策。
肖奚强[11]用认知语法的可及理论对外国学生的照应偏误进行了解释，并指出汉语学习者高、中年级与低年级学生在照应上各自的偏误表现，这有利于汉语教师在语篇教学抓住重点，预防学生偏误发生。
2基于认知的偏误研究的方法及特点
以认知为视角进行的偏误研究主要采用了两种方法：演绎法与实证法。基于认知语言学的偏误研究多采用演绎法，如熊琳娜[5]在对趋向动词“起来”与“下去”的研究中，先通过认知语言学的观点分析“起来”与“下去”用在动词后作补语的情况，然后再对语料库中出现的偏误进行分析和解释。而基于认知心理学的偏误研究多采用实证法，如冯丽萍[12]对外国学生汉语词素的形音义加工与心理词典的建构模式的研究，采用启动条件下词汇判断的实验范式，以词素同义、词素同音、词素同形、~素形近、整词语义相关词为实验材料，考察了韩国和非汉字背景的欧美学生的汉语合成词加工中词素的作用及其与时间进程的关系。
基于认知的偏误研究有其独特特点：
1.将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引入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偏误研究中，一方面使偏误研究视角更加多样化、偏误研究更具活力，另一方面对于深入解释偏误产生原因，在教学中预防偏误的发生起到重要作用。
2.注重偏误生成者的个体差异、尤其是母语背景差异。特别是将我国少数民族的汉语学习纳入研究范围。
3.对汉字的研究大大加强。由于汉字自身的特点，对汉字的偏误研究主要从认知心理学的视角进行研究，对汉字的部件、汉字形旁意识、声旁规则性效应、汉字形音识别等进行实证性研究，对改变汉字教学的困境提供了有益参考。
3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纵观近年来基于认知的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的偏误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也存在不足之处：
1.在研究内容上存在局限性
对词汇偏误的研究占大多数，对语法偏误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特别是对语音偏误的认知研究基本没有讨论。应根据实际需要适当侧重对汉字、语法、语音方面的认知偏误研究，基于认知的语法、语音研究对于汉语教学和学习也是十分必要的。
2.在研究视角上侧重于认知心理学方面
对词汇识别和认知、汉字偏误的研究都是基于认知心理学的。基于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比较少，集中在实词和虚词的偏误研究中，并且显得比较表面化，没有比较深入、系统的专著。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应对认知语言学有一个透彻、全面地了解，加强对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进而将其运用在偏误研究中。汉字和语篇由于自身特点多采用认知心理来研究，但是对音义联系、词汇、语法（句式）的研究以认知语言学为视角来研究也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其次应加强复合型人才的培养，一方面吸收、引进心理学、认知语言学专业的人才，鼓励他们从事对外汉语研究，另一方面鼓励部分汉语专业的人才继续接受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的教育，这样才能培养跨学科的人才，促进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
3.缺乏对基于认知的偏误的宏观动态研究
应该从历时上探究学生不同语言能力的偏误在初、中、高级阶段的不同演变规律，从而对偏误是否可克服纠正、是否可自行消除（在哪个阶段可以自行消除）、是否是难以克服而贯穿三个阶段的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确定各个阶段的教学重难点[13]。
参考文献
[1]李大忠.偏误成因的思维心理分析[J].语言教学与研究.1999（2）：110-119.
[2]徐子亮.外国学生的汉语中介语现象再认识[J].汉语学习.2001（2）：63-70.
[3]徐子亮.对外汉语教学心理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冯丽萍.现代汉语词汇认知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雍琳娜.趋向动词“起来”与“下去”――基于HSK动态作文语料库与认知语言学的偏误分析[J].现代语文：学术综合版.2014（2）：128-132.
[6]李遐.少数民族学生汉语“把”字句习得偏误的认知心理分析[J].语言与翻译.2005（3）：58-64.
[7]原新梅.非汉字文化圈留学生汉字偏误“镜像错位”析[J].河南社会科学.2003（6）：134-136.
[8]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编辑委员会.第九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a].凌德祥.“非汉字语圈”学生汉字认知调查研究[C].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9]徐彩华.整字速示条件下留学生汉字形误监控特点的研究[J].汉语学习.2009（06）：71-78.
[10]李遐.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汉语介词习得中的空间认知[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04）：152-155.
[11]肖奚强.外国学生照应偏误分析[J].汉语学习.2001（1）：50-54.
[12]冯丽萍.外国学生汉语词素的形音义加工与心理词典的建构模式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9（1）：101-110.
[13]赵春利.对外汉语偏误分析二十年研究回顾[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2）：70-76.
汉字文化研究篇9
关键词：汉语文字字本位语素
黄伯荣在《现代汉语》（增订四版）中认为“音位是一个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语音单位”，“语素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它既是词汇单位，又是最小的语法单位。”
我们认为黄伯荣的观点并不准确，汉语语音系统中能够区别意义的最小单位应为“字”。
下面我们从索绪尔普通语言学关于语言与文字的基本观点、“字本位”理论、汉英语法体系的差异三方面做详细阐释。
一.索绪尔的语言观与文字观
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根植于他的“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结构主义的本质是：关注形式、结构关系，排除了实体和对象，关注抽象规则，强调模式化。任意性原则和线条型原则为结构主义的重要原则。索绪尔的结构主义符号学思想认为，意义的生产机制不在符号之外而在符号结构内部，故而将符号分为“所指”和“能指”两部分，索绪尔研究的是一般意义上的“言语”，研究“言语”，需要进行必要分析、解构，因此就必须将“言语”结构化，使其成为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而结构化的手段恰恰是文字书写。因而语言实际是文字建构的结果，文字替代语言之后又重新塑造了语言，语言不借助于文字，语言则永远不会存在，语言要被保存、流传必须借助于书写。因而，语言不能脱离文字而存在。
汉语中汉字是汉语存在的必要条件，现代汉语按照西方音位学的描写建构的语素音位学系统，共有416个单音节，算四声则有1299个不同的音节，根据黄伯荣的研究观点，以上便构成了现代汉语的语素音位系统，然而在这种语素音位系统下研究现代汉语的语法，不仅存在严重的套用不合适，理论衔接不连贯等问题，更无法解决汉语语用中的实际交流、理解等语法问题，例如：汉语中大量存在的同音义异现象，如果有用汉语拼音字母按“表音”要求拼写，大量的同音异义现象就无法区别。由于音位不具有区别汉语意义的功能，汉语书面语只能借助于汉字，只有“字”才是最小具有区别意义的语音单位。再如：汉字是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表音体系有着本质的不同，汉字的字形并不与一时一地的语音相联系，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身处广韵时代的人和现代人，身处粤方言区的人和闽方言区的人，可以用不同的语音来认读同一个汉字，字义不变。以跨地区性特点为例，同一个汉字，在全国不同地区有不同的认读读音，而“字”并没有变化，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同音异义现象，而造成同音异义的原因，大量源于汉语形声字、假借同音、同源字同音、偶然同音等，在汉语双音节化的过程中，双音节词的异形同音现象是仍然存在的，因而从普通语言学的视角来看，语言文字的关系是，语言的字形可以不通过字音，而直接和字义相联系。索绪尔认为“一个词，只用一个符号表示，而这个词却与词赖以构成的声音无关”；“这个符号与整个词发生关系，因此也就间接与它所表达的观念发生关系”。
二.徐通锵“字本位”理论
1.“字”是汉语基本结构单位，是最小具有区别意义的语言单位
徐通锵认为“字”可以总结为“汉语体现语义关联基点的结构单位，特点是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概念”的一一对应。“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作为语言单位是较为抽象的逻辑概念，存在口头和书面两种形式，口说中一个音节表示一个意义，书面上是具备独立形体的语音转写单位，口说的音节和书写的汉字均是其不同的表现方式，因而，在汉语中，“字”是形、音、义三者结合的基本结构单位，是最小具有区别意义的语言单位。汉语中语素的对立导致区别义是有限的，而由字形导致的对立则是绝对的。
2.“字”具有传统意义上的理据性
徐通锵认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开始不称为“字”，而是“名”。我们从传统语言学的研究来看，传统语言学俗称小学，以字为中心，形成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分别研究字的形、音、义。传统的理据考求方法主要有因形求义和因声求义，形义理据是基础性的，声义理据是次生的。
从音韵学、训诂学角度来看，汉语可以直接感知的最小语音单位是声和韵，通过声、韵组合成音节，音节不具有明确的表义功能，只有配合字形，才会才生区别意义。汉语早期的理据载体是声和韵，基本结构单位则为声韵的组合，构成一个音节，成为“名”，“名”注重音义结合，在此，“因声求义”的理论原则体现了汉字构造初期。然而，由于语言结构的变化发展，声韵的单纯相拼已不能满足汉语语言信息生成的需要，因而需要通过改进基本结构单位的生成方式，汉语的生成方式由“形”转向“序”，再由字组生成字组去表达新的概念。
从文字学角度来看，汉字具有天然的理据性，突出表现为“表意”功能，六书中的汉字造字方法是通过形态结构表义并且表音，主要有象形、指示、会意三种，汉字大多由甲骨文衍生、发展而来，早期的甲骨文是作为记事符号存在的，所以汉字与印欧语的不同在于“字形”在汉字中兼具区别义功能。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以“形”为切入点探求字的构造规则，用“六书”系统对汉字进行结构分析，将“字”作为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据义构形”成为新的构字原理，将原来由声韵构造的“字”，作为一种新的构成要素，使“字”代替“名”，而构字的理据载体由声韵转化为声形。
3.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印欧语是“形态型”语言，两者理据性不同，因而研究方法应不一
汉语是语义型语言，句子靠语义生成，是语义句法；印欧语偏重于语形，注重句子主谓一致及形态变化，因而是形态语法，印欧语系单个符号的意义并不具有理据性，只有把符号组合起来才具有理据性，印欧语言的理据性的载体是“语素”，也就是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语素”是组合理据，因而西方衍生出音位学来研究其语义的区别性特征。徐通锵同时指出，汉语中没有西方语言学中“句”的概念，英语中word和sentence在汉语中并不对应“词”、“句”的意思，“句”在汉语中缺乏现成性、封闭性、离散性的特点，难以成为一种基本结构单位。
语义型语言研究的重点应为具有理据性的字，研究语音与语义的相互关联；而形态型语言的研究重点是主谓结构和与此相联系的词类的划分，因而两者研究重点和研究方向不一，导致无法借用形态语法的描写方法来研究汉语的语法问题。
三.汉英语法体系差异
1.英语的“构词学”和汉语的“形位学”
英语的“构词学”研究的是词的内部结构，将词分析为最小的结构单位语素，探讨结构单位的性质、语音、意义以及如何相互组合成为新词的方法，主要构词方法有派生法、复合构词法、转化法、缩略法等等。其中派生法是英语词汇形成的重要方法，是形态语法的突出表现形式，而汉语则无此类。
汉语的“形位学”是潘文国先生提出来的，即以“字”为基本单位，一步步分析其构成，其最小单位为“形位”，其地位相当于印欧语中的语素。形位学关心的是汉字的语音学因素，汉字内部形、音、义的组合关系，将传统的“六书”理论纳入研究体系，潘文国认为“形位学”应建立与西方“构词学”相应的“字干”、“字缀”、“成字形素”、“不成字形素”等概念术语。并对六书理论进行现代汉语语法演绎，建立与西方构词学相应的“派生造字法”、“合成造字法”、“转化造字法”，建造与西方构词法相对应的形位学体系：
“象形”-构成独体字，字干的基础，是整个汉语形位学之本。
“指事”-字干加字缀的派生造字法。
“会意”、“形声”、“转注”-合成造字
“假借”-转化法造字
形位法将英汉词（字）一级的构造法对比研究，重构英汉对比体系标准，将标准由单一的构词法，转移为双轨的应用于印欧语言的“构词学”和应用于汉语的“形位学”。
2.英语“音位学”和汉语的“音韵学”
英语音位学研究的是语音的功能、语音的系统、组合方式及规则。音位是英语语言系统中，最小的有区分意义功能的单位，是通过音素这一语言形式体现的，音位变体是在某一特定的音位在不同环境中，都有不同的音位形式，每一位音位变化都是一个音素。
潘文国提出音义互动是汉语组织的最根本规律，音指语音（韵），义指语义，音义互动强调汉语的语音会影响构词和句法。音义互动，即是语义与节奏的互相配合与协调。
因而，不论从理论层面还是实用层面，汉语中的“语素”既不是音义关联的基础，无法与概念相联系，也不具有语言基本结构单位所必须具备的特征，汉语拼音中的26个字母和416个音节是无法具有表义功能和区别特征的。因此，不仅字和语素是两个不同体系中不同语法术语，无法对比，也无法横向替代、比较。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材[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2]徐通锵.基础语言学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徐通锵.汉语字本位语法导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4]徐通锵.字和汉语语义句法的基本结构原理[J].语言文字应用，2001.1
汉字文化研究篇10
关键词：字体设计；汉字；造字方法；六书
汉字作为语言、文化符号，经历了几千年的传承与发展。汉字不仅用来记录语言，其视觉结构形式中所蕴含的历史文化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观念。然而，在汉字的不断演变中，字中所隐含的观念思想也被不断弱化。汉字的演变虽然有利于人们掌握与使用，但其中的文化内涵与哲理思想会随之被忽视。如何在大众所认知的汉字基础上，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且通过现代人能够理解的艺术方式将汉字中需要表达的文化思想融入其中，成为现代设计的重要方面。因此，对汉字的研究与应用不仅有助于完善其社会功能——实用功能，也起到了继承与发展传统文化的作用。
1汉字的形态与结构
1.1汉字形态的演变
汉字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字体系，虽然其不依存于任何一种外族文字而存在，但对于它的起源却有多种解说。无论哪种解说，都是将汉字初期的文字符号与当时的人类社会联系起来，认为这种文字符号是人类对自然、生活环境、生活方式的认识与表达。将原始的符号系统化并用一定形式记录下来的，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4世纪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国汉字的雏形。总体来说，中国汉字的发展前后经过了6000多年的变化，其演变过程是：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行书。到现代，随着技术、材料、汉字功能的不断发展变化，印刷体、标识与广告特效艺术字体应运而生。
1.2汉字的基本笔画
甲骨文所涉及的笔画和形状大多是对自然物的描述，表现为图案化、符号化，形式多样，已经呈现出用简略的线或面来表达的趋势。篆字和草书中有不规则的弧线，而作为广泛使用的楷书，其笔画基本形式为点和线，线多数为直线或折线，主要笔画有五种，即一、丨、丿、丶、乛。在实际中，这五种基本笔画还可以有变体或互相结合，扩展成更多的笔形。这些笔画在方块的面积内结合搭配，便形成汉字。
1.3汉字的造字结构
汉字的结构是指内在的性质，比如笔画的内涵、涉及造字的方法、造字的规律、字的含义。“六书”之说是汉代人对汉字结构提出的见解，许慎的《说文解字》对此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具体解释了六种造字方法。“六书”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虽然“六书”之说起源于汉代，但是早在甲骨文的形态中就已能找到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种造字方法的痕迹。
2汉字的文化与表达
汉字在从图形化的符号发展为抽象化的符号体系的过程中，其形式伴随着其功能的转变而变化，不同时期的汉字形式传达了不同时期人类社会的文化风貌。甲骨文的象形图文已具有指事、会意、形声的痕迹，它的功能大多被解释为人向上天、自然祈求怜悯，表达敬畏的思想，因此其形式是刻在人们认为具有长寿、灵韵象征意义的龟壳上，且笔画线条纤细、两头尖，圆形、圆点不够规整。殷商时期，青铜器被视为权贵的象征，铭文便被刻录在青铜器上，因此金文也被称为“钟鼎文”。无论是彰显权贵和功勋，还是铸造的原因，都成就了金文笔画粗劲的特点。小篆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结果，也是第一次被规范的字体。此时，统一的政治环境和风尚使得其笔画的线条优美圆润、均称整齐。伴随着人类社会与思想的进步，汉字书写者的思想和人生追求被注入汉字形式中，比如中庸的隶书、标准的楷书、自由的行书和草书。由此可见，汉字的形式不仅是视觉化的语言符号，还是不同时代文化思想的表达。当今的时代特征是多元化、信息化和经济化，新的技术和材料层出不穷，人们的思想意识更是自由、开放。汉字实用功能的需求却使得汉字的形式更为简化，汉字本身的文化性、艺术性、审美性特征需要与现代化社会更好地融合，用现代的材料技术条件和思维丰富汉字形式，在现代与传统中间找到平衡点，在东方与西方中找到连接点。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汉字同时具备了图形与语言的双重特性。汉字又被称为“方块字”，而方块字又包含中国“一即二”的传统思想。以“王”字为例，《白虎通》说：“对人无土不王。”因“王”字可以拆为“一”和“土”一为天，土为地，天下的土地都归一人所有，因此称为“王”。汉字因其独特的“形”与“意”统一的特点，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世界上其他文字不可比拟的。同时，“形”又包含“平面”和“立体”两方面。
3结束语
汉字的再设计或应用体现了东方设计师的文化内涵和设计思维。汉字是唯一富有生命力的表意文字，是用点画记录人类理念的平面设计。汉字被设计师注入无限的遐想，从汉字中寻找表意的图形符号，利用其表现视觉空间以外的思维空间——留白。从“平面形＋意”的角度研究和表现汉字，将文字的内涵特征运用视觉化的表情构成装饰味符号，通过内在意境与外在形式的融合统一，达到展示文字独特的感染力的目的。在对汉字的视觉造型研究中，人们往往忽视了从“立体形＋意”的角度研究和表现汉字。
参考文献
［1］成朝晖.汉字设计“形”与“意”的再创造［J］.装饰，2004（09）.
［2］赵明良.平面艺术设计中的中国民族元素与国际化的融合［J］.芒种，2013（01）.
［3］张晨辉.探析视觉传达中汉字的图形化设计［J］.艺术与设计，2011（02）.
［4］蹇宜珊.汉字造型在当代视觉设计中的运用研究［D］.昆明：云南艺术学院，2012.
［5］赵源.汉字图形化设计的传统性与现代性研究［D］.南昌：南昌大学，2012.
［6］宗白华.中国书法里的美学思想［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7］陈莉.融入人文精神的汉字设计研究［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