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颁布的背景篇1
Cnn《英雄》年度评选活动依托电视媒介，以网络互动为基础，将“平凡人物，不凡影响”、“平凡人物，改变世界”、“平凡人物，成就未来”作为核心理念，聚焦贫困、教育、环保、儿童、医疗、社区等民生中的凡人凡事，每年在全世界范围评选10位“英雄”。
这项评选活动开拓了广泛的收视和网络参与群体，吸引了全球各国的关注目光。2007年提名阶段，仅4个月内Cnn就收到来自90多个国家逾7000名候选人名单。评选活动还引发了北美各大院校以“英雄”为主题的热烈讨论：这个世界是否有英雄，对我们来说重要么？英雄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长成？你相信个人能改变世界吗？……Cnn全球电视网主席Jimwalton曾感言：“当形形的颁奖典礼不遗余力地推崇那些早已广为人知的英杰时，仰赖Cnn这个优秀团队的创造力，《英雄》倾注选择那些功绩卓著却鲜为人知的英雄。我为他们的与众不同而骄傲。”此话其实蕴含了《英雄》创办的历史背景和深层契机。
笔者通过历时一年的对《英雄》的跟踪观察，对其在评选宗旨、节目理念、网络互动、电视展播，颁奖典礼、品牌打造等方面的特点加以梳理，从中可以给予我们诸多启迪。
宗旨明晰―――宣扬人类“大爱”
全球评选要面对不同地域、种族、信仰、文化的受众，《英雄》紧扣人类共同追求的精神境界“大爱”作为基点，凝聚人性的感动。
源于生活的多种大爱。衡量候选人资格，Cnn不在乎其捐款多寡或社会知名度，而注重其出发点是否源于心中“大爱”。因此，历届“英雄”人物中，既有在卡特里娜飓风后毅然辞工返乡，倾力助人重建家园的LizmcCartney，也有心疼表妹而潜心钻研自闭症沟通方法的加拿大少女KaylaCornale；既有自愿赴柬埔寨垃圾场为拾荒孩子们建校授课的phymeannoun，也有帮助纽约流浪者重拾生活信心、坚持带领他们每日晨跑的美国妇女annemanhlum……尽管他们有的来自发达国家、有的来自第三世界，尽管他们行事方式各异、规模不同，然而共同
点却惊人相似―――对他人的关爱。
凡人凡事的慈善之举。Cnn拟定的候选人资格中，有一项格外引人瞩目：被提名者的善举须是当年1月以前并持续至今。它要求被提名者的行为并不是因某一突发事件而产生的瞬间行为，而是长期坚持行善济人且其善举对社会有一定的辐射作用。面对弱势群体的无助，这些平凡人物始终如一以社会主人公的姿态自觉投入，竭尽所能地在寻求改变他人生活状态的意愿中，获得自我精神愉悦。
普世推崇的人物典范。由全球评选产生的平民“英雄”典型事迹，对受众而言具有接近感、亲切感和广泛的示范性。典型人物的感人之举，毫无商业气息，绝非喧嚣作秀，具有公认的普世推广价值。“英雄”不问来路，只要仰望“英雄”，
人人皆可学之。Cnn的媒体传播则推波助澜，发动受众为需要帮助的人们尽一份心力。“英雄”的亲历也激励更多的平民成为英雄。
网络互动―――节点渐次推进
评选活动的议程设置和时间节点的推进至关重要。《英雄》借助网络平台互动性和参与性较强的模式，在内容的设置上呈现日、周、月度报道渐次递进，各司其职，使网络平台相对的稳定记录和电视节目的稍纵即逝互为弥补，从而提升了受众对电视节目的忠诚度。
随时提名―――“英雄”线索来自网友。评选伊始，制作精良的《英雄》专页即时推出。按提名细则，全球网友只要填写个人详细信息和提名原因便可随时推荐候选人。Cnn对提名者会予以奖励，其中包括被邀赴洛杉矶Cnn总部参观或出席年度颁奖典礼(提供2000美元的机票和食宿费，超支自理)。
每周人物―――官网专页报道典型。由网友提名、经Cnn筛选确定，官网每周推一候选人典型事迹，全面介绍并配以人物幻灯片、视频链接；设置“我要参与”（Getinvolved）板块，网友通过报名参与服务、捐款，或提出建议和祝福等形式加入其间；跟帖感言或上传视频相互交流。
每月展播―――网络同播电视节目。每月底，网络同步播出汇集当月“每周人物”事迹的《英雄》电视月播节目。它供网友观赏、视频下载、在线发送等与知情者共享感动。借助网络的群体传播效应，视频节目点击率大幅攀升，有利于年终投票量的飞跃。
年终票选―――三轮举荐年度人选。《英雄》评选分三轮：第一轮，入围“每周人物”经Cnn官网自主筛选约20名为候选人；第二轮，由“蓝领结”嘉宾团（由13位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组成，因戴蓝领结为标识，故名）从中评定10名年度“英雄”，另备3名候补人；第三轮，再从中网络票选一名“网络红人”，颁奖盛典揭晓。投票页面设计一目了然，投票操作便捷。
动态信息―――呼应网友关心热点。凡《英雄》的热点信息，官网阶段性透露，及时更新。诸如公布提名或投票者获奖名单、颁奖典礼举办时间地点、明星出席阵容等信息，让受众萌生强烈的期待感。同时，公布资深律师专为《英雄》度身定制的《个人信息隐私条例》等法规，让受众无所顾忌地参与评选活动。
候选人的周际更新、月度展播和年终票选使《英雄》网络体系三位一体，环环相扣，有序渐进，进而培养了一批忠实的收视和网络参与群体。
电视展播―――倾力重塑“英雄”
《英雄》定期月播，一次汇集4到5个候选人短片，时长30分钟（其中插播10秒广告两次）。评选活动在电视月度展播的串联下张弛有度，与网络互动呼应，为年终颁奖典礼积累了影响力与期待情绪的双重基础。人物短片的精致和电视元素的活用，令人折服。
演播室视觉感强烈。在现代科技的包装下，虚拟演播室突破了实物搭台布景的传统做法，简洁大气、时尚庄重。经特技处理的展播人物精美图像纵深依次排列，LeD大屏幕不时切入配合主持人现场叙述的视频内容，醒目的Cnn红色“LoGo”不断闪烁，视觉效果强烈。
金牌主持标志风格。Cnn著名主持人namuaDelaney主持月播，她亲切的笑容，特有的幽默，稳健的台风，多变的发型和得体的服饰成为节目风格标志，突显节目定位。无论是穿插于人物VCR中的概括、悬念或点评，还是连线采访，namua妙语连珠都能引发受众的强烈共鸣。
新闻风格故事叙事。VCR内容紧凑，逻辑严密，选编的一手图像资料（如家庭DV），注重撷取生活细节，生动再现平凡人物成就的不凡功绩。VCR实地跟踪拍摄，以人物所在国特有的自然环境衬托多元化文明滋养的“英雄”；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使其在心理与情感的刻画上质朴诚恳；所用相关材料（数据、文本、媒体报道等），均字幕注明出处，恪守客观真实。
融入网络重要元素。每人VCR播后即现其网络专页，并运用FLaSH具体指导观众如何上网关注、支持和参与其善举。网页还以活泼的图像形式反复呈现，加深观众记忆，为网络平台凝聚人气形成良性循环。
音乐运用独具匠心。VCR制作发挥视听艺术的综合表现手法。背景音乐元素的适度点缀，尤其是根据人物事迹所在国度精选的当地民乐，有力渲染了现场气氛及人物情感变化。音乐、语言、图像交相辉映，烘托主题。
年终盛典―――极致明星礼遇
《英雄》在官网、月播节目和各种宣传中庄重承诺，将举办盛大典礼以庆贺平凡“英雄”的非凡成就，让他们尽享荣誉和明星般礼遇。
著名节目追捧“英雄”。以新闻史上身价（年薪1400万美元）最“牛”主持人命名的“拉里・金现场”（LarryKingLive）是Cnn收视率最高节目之一，也是众名人梦寐以求露脸的著名“脱口秀”节目。当年“准英雄”会现身他的年终节目中，其中VCR资料来自《英雄》官网，而屏幕下方字幕也反复预告《英雄》年度颁奖典礼的信息。
颁奖地点意义非凡。2007、2008年度的颁奖地点分别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柯达大剧场，两者都是极具历史纪念意义的场馆。前者承载了美国的过去，后者是多次奥斯卡颁奖典礼的举办地。如此选择为颁奖盛典奠定了隆重基调，出席者须身着正装，场内氛围典雅庄重。
红地毯上“耀眼”主角。颁奖盛典当晚举行红地毯仪式，Cnn邀请光彩夺目的大众偶像与默默付出的《英雄》年度人物共同走秀，大牌明星仅为陪衬，主角是这些平民英雄。此刻，记者所有采访话题属他们；闪光灯下，鲜花、掌声和尖叫声献给他们；荣誉墙上，被人铭记的名字是他们。
大腕级主持和嘉宾。Cnn最红当家主持an-dersonCooper、Chrastianamanpour等都曾任颁奖盛典的司仪。推荐、颁奖和表演的嘉宾大牌云集，均为美国各界知名人士，其中不乏有获2007年“纽约巨人”称号的michelStain，著名慈善界人士GlineKlaus，前“格莱美”音乐获奖歌手SherylCrow等等。
大气简约的舞台设计、超大的LeD显示屏、精心的灯光布置和优雅的背景音乐，令人仿佛置身于“奥斯卡”颁奖盛典，让观众同享精神洗礼和视觉盛宴。
颁奖典礼反复重播。借助Cnn强大的电视和网络平台，当晚的颁奖盛典在Cnn的美国台、国际台和西班牙语台同时现场全球直播。继而在Cnn各频道和官网上，再多时段重播颁奖典礼和月播节目。影响力的拓展，对来年的《英雄》也是一种情绪的延续和受众的积累。
品牌意识―――提升媒体形象
《英雄》作为Cnn树立媒体社会责任形象的节目，不仅是一项年度评选活动、一个栏目运作的成功，也是媒体品牌打造的成功范例。
包装整体设计，强化品牌概念。主创者为塑造品牌策划严谨，重视细节。无论在网络、电视、平面媒体、颁奖典礼现场或是其他宣传报道中，《英雄》节目名称、LoGo、主题色等标志符号醒目突出、频频呈现。颁奖典礼上，耀眼夺目的CnnHeRoeS字样被激光影射在场馆外墙和颁奖台地面中央，凸显于主持人手中的话筒和颁发的奖杯上。值得一提的是，《英雄》强调的是Cnn品牌观念：平民“英雄”即Cnn英雄，两者概念互换。“Cnn英雄”一说在节目主持、嘉宾和被采访者等的言语间时有所闻，品牌的打造还表现在对播放、报道权的掌控，目的也是提升Cnn品牌。《英雄》进程和宣传报道等权威信息，均由其电视和官网，而外界媒体对此报道则零星点点。
名流嘉宾把关，体现品牌文化。《英雄》刻意追求全球化特性。平民“英雄”事迹所涉内容都是当前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诚聘的“蓝领结”、推荐和颁奖嘉宾来自不同国度、不同宗教背景的杰出人士。2008年的嘉宾汇聚了包括约旦王妃拉尼娅，犹太著名慈善家、主持人拉比・希墨利・波缇奇，英国维京集团总裁理查德・布兰森，长期致力于研究黑猩猩的著名环保人士珍古德女士等全球众多热衷于慈善和公益事业的名流，请他们一起公正、客观地甄选各国候选人物。
民法典颁布的背景篇2
[关键词]奴隶制五刑；封建制五刑；肉刑；特征变化
一、中国古代五刑制度的发展
奴隶制社会是原始社会后的第一个社会形态，大部分法律也继承了原始社会的残酷。自上古时期一直到商周，所适用的刑罚主要是五刑，主要包括墨、劓、■（刖、膑）宫、大辟。
奴隶制五刑无论是在夏、商、周朝还是以法治国的秦朝，都手段极其残酷。
文景二帝时期，以黄老之学治国理政，法律相对宽仁。因此肉刑被基本排除在主流刑罚之外。由于社会动荡，战乱不断，到了三国时期对于肉刑的使用与废除仍有争议。但总的来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基本继承了前朝废除肉刑的思想。
隋朝取代后周，结束了中国长期分裂的格局。统一后的隋文帝制定了《开皇律》，确立了笞、杖、徒、流、死的封建五刑制度并其彻底废除了残酷的肉刑。
但到了宋朝由于是在五代十国的背景下建立的统一王朝。周边民族侵扰不断，内部农民起义不断，宋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君主集中，在律法的修订上开始走向严酷与僵化。首先是实行刺配刑，可以说其就是古代黥刑的发展。其次是将死刑中增加了“凌迟”之刑。这就可以看出，宋朝较隋唐相比，刑罚的适用范围更广。
明朝继承了《开皇律》所定的五刑制度，并且在《大明律》上废除了刺配刑与凌迟死刑。但由于明太祖贯彻“重典治国”的原则，大诰――皇帝的命令编篡，经常被运用。其刑罚一般都加重处罚，并且一些极其严酷的肉刑遭到滥用。清朝继承了明朝的法律制度，最后在《大清律例》也采用了五刑体系。
二、从“天威难测”到颁布法典的变化
在法律的形式上，五刑经历了只有统治阶级掌控，民众皆不知的“神意”“君意”到颁布体系严密的成文法典再到将五刑制度明确于法典之上已达到威慑、规制民众的过程。
商代之前，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出现了许多民众所不能理解的现象。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总是运用“神意”来进行刑罚。《神异经》记载：‘东北荒中有兽，见人斗则触不直，闻人论则咋不正，名曰獬豸。可见上古时期，断案完全依靠“神意”。
西周取代殷商后，虽然已逐渐摆脱神权控制而转向“以德配天”、“敬天保民”的君权，且也有比较完整的刑法典，但是统治者并未将法典颁布。民众不可得知具体的刑罚内容，刑罚用以使民众害怕而不敢反抗，是压迫民众的一种手段。
公元513年，晋国的赵鞅在汝水之滨修建城防工时，将范宣子所制定的“刑书”铸在鼎上，公之于众，这是中国第一次颁布成文法典。虽然这些法律大多继承了奴隶制五刑的严刑峻罚，但却将一些刑罚制度公之于众，法律的作用从使民众恐惧而屈服变为威慑及规制的双重作用。隋朝《开皇律》的颁布不仅仅确立了封建制五刑，也是第一部将五刑的名称、适用范围规定在《名例律》之中的法典。后世一直到清朝，都大体采用了这种系统的五刑制度。
三、从残酷到宽仁再到严酷的发展
在法律内容上，奴隶制五刑“黥、劓、■、宫、大辟”，除死刑外，其余四种皆为肉刑，对肢体伤害，并对精神精神侮辱。仅仅死刑一种，就有名目繁多的各种执行方法。
虽然通说秦代已进入封建社会，但李悝颁布《法经》继承了奴隶制五刑的制度，依旧残酷无比，秦代的死刑有：戮、斩首、碟、车裂、弃市、腰斩（斩腰）、袅首（斩首后把首级悬挂示众）、坑（活埋）、定杀（抛入水中淹死）、囊扑（盛入袋内扑杀）、族（灭绝全族）、具五刑（先执行答、黔、剿、殡、宫各种肉刑，再执行死刑）。随后汉文帝废除肉刑，汉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刑罚逐步发展，但肉刑仍时有发生。
隋唐时期，封建制五刑“笞、杖、徒、流、死”确立，以“德主刑辅”为指导思想下，刑罚较为宽仁，其中肉刑消失。唐太宗下令，以后执行死刑，中书令、门下四品以上、九卿共议，来防止死刑误判。这可以体现刑罚之宽仁谨慎。此外，《贞观律》删除了《开皇律》中的死罪92条，其他将重罪改为轻罪的更是不计其数。
五代十国结束以后，由于君主集中愈加严重，统治者为了加强皇权，制定了相较于隋唐更加严酷的刑罚。宋朝恢复肉刑，并将凌迟写入法律当中，元朝继承了宋朝的严酷刑罚。而明朝由于明太祖的进一步收权以及对官吏的整治，其法律之一大诰的严酷刑罚数不胜数。
四、从法外行刑到以法行刑
在五刑制度的实施上，在晋国赵鞅铸刑书之前，古代刑法不公之于众这样可以做到“天威难测”，使民众不知刑罚之内容，已达到威慑民众的目的。因此奴隶制五刑制度在没有颁布成文法典之前，统治者常常法外行刑。夏商时期，神意是规制民众的主要手段，而刑罚是神意志的体现。因此除非是圣贤的君主，否则很难做到依照法律来予以刑法。若是残暴的统治者就会仅仅凭个人意志决定刑罚，完全不顾及法律。周朝奉行“敬天保民”，周公制礼而教化万方。因此刑罚已不是最主要的规制社会手段。由于礼的规制，尽管周朝继承了殷商的残酷刑罚，但统治者随意实施刑罚收到了一定约束。
以法行刑比较完善的最早见于法家，其中商鞅变法是其中的代表。尽管秦朝法律残酷，但民众得知法律所规定的内容依法行事，统治者有法律约束不再任意执行刑罚。后世各朝各代法律各异，但以法行刑成为常态，法外行刑则是例外。即使君王不想受到法律的约束而随意行刑，也要以法律来迷惑民众。
参考文献：
民法典颁布的背景篇3
【关键词】比较水平垂直点面背景
现代教育的一大特点就是要重视能力培养，能力是在接受历史知识的过程中形成的，在应用历史知识的过程中表现出来、并在应用中得到提高与发展的，历史课所要培养的能力，有许多方面，包括记忆、理解、思维、综合、概括等，而提高学生学习能力的重要方法，我在这里首推运用比较教学法。
所谓比较，就是将同类事件、历史人物、现象进行鉴别，找出它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分清正误的思维方法，历史教学中常见的比较法，有以下几种。
一、水平比较．通常是对同一时代不同国家间同类性质的事件或人物的比较
如俄国彼得一世与中国康熙皇帝．政治上，都加强了中央集权。
康熙设立“南书房”，是内阁制度的雏形；铲除螯拜。彼得大帝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改革，把皇权集中到自己手中。结果，两国的中央集权都得到强化。
经济上，都励精图治。
康熙治理黄淮河流，奖励垦荒，蠲免赋税，实行 “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鼓励经济发展的政策；彼得大帝鼓励西方工艺和技术的引进，鼓励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在他的统治下，城镇的规模扩大了。
社会文化上，都虚心学习先进文化。
康熙他本人对西方科技的学习，他是中国古代唯一懂得天文、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的皇帝，规定汉人必须留辫子。彼得也主张实行西方化。对俄国国家现代化和西方化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改革。他颁布法令，规定人人都不得蓄胡子（虽然他后来对此项法令做了修改），要求宫廷人员必须穿西装，鼓励吸烟和喝咖啡。
军事上，都实施富国强兵。
康熙强化了八旗制度，建立了一支满汉联合的强大军队。解决了长达8年的吴三桂等三藩的分裂战争，收复了被郑经割据多年的台湾，驱逐了占据我国黑龙江地区的沙俄势力，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彼得在统治期间创建了第一支规模可观的俄国海军，并且按西方的形式对军队进行改编，配备军服和现代火器，实行西方式的军事训练法。1696年土耳其初战告捷，1907年击败瑞典军。
对外关系上，都实行开明政策，吸取他国先进事物。
总体来说，都是顺乎潮流的君主，对后世产生积极影响的重大业绩。
再如英法美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异同、俄国1861年废除农奴制的改革与日本明治维新、19世纪晚期美德经济迅速发展的原因等的比较。通过比较，帮助学生区分个性与共性、本质特征与一般规律，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不平衡性，形成知识的网络结构，从而加深对各种事物性质、特点的认识，提同分析综合能力。
二、垂直比较，即对同一国象或地区先后出现的同类事件、人物的比较，如美国南北战争，比较独立战争
1、原因：美国独立战争是因为英国的殖民统治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南北战争是因为南方的奴隶制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2、性质：两者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
3、颁布的文献：美国独立战争颁布了《独立宣言》；南北战争颁布了《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4、影响：独立战争使美国摆脱了英国的殖民统治，南北战争废除了奴隶制度．两者都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再如讲在1929－1933年经济危机中，使美国避免走上法西斯道路的富兰古林·罗斯福，可与分别领导了独立战争与内战的乔治·华盛顿、阿伯拉罕·林肯比较，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冷战政策”，可与1823年的门罗主义，19世纪末的“大棒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金元外交”比较，通过比较，找出历史事件的差异，认识历史发展的阶段性和人类历史不断进步的规律性。
三、点面比较，即把一个小的环境放到一个大的背景中区进行比较
在讲述某一国家或地区历史的时候，我们可以联系世界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让学生加深对历史现象的理解，开阔学生的眼界，发挥历史教学古为今鉴的作用．比如，我们在讲授“郑和下西洋”这一历史事件时，可以将当时我国明朝的造船以及航海技术跟当时时间上差不多同一时期的世界其他国家航海的条件，再如说，哥伦布的航海情况，将中国的小背景与整个世界航海发展的大背景进行比较，让学生更深入的了解在当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大大领先于世界水平。
民法典颁布的背景篇4
一、“其他组织”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立法困境
我国《民法通则》第2条规定了它的调整范围是“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规定自然人和法人的主体制度。可见作为调整我国民事法律关系基本法的《民法通则》，其所建立的民事主体制度采用民事主体的二元主义结构，即只承认自然人和法人两者的民事主体地位，并未承认“其他组织”的法律地位。
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复杂变化，我国市场主体多元化趋势明显，出现了多种多样的不具有法人资格的企业组织形式，如个人独资企业、个人合伙企业等。在这一背景下，《民法通则》中对主体的简单规定，已不能满足实践的需要，随之《合同法》、《担保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民事实体法以及《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打破了“自然人――法人”的民事主体二元结构，纷纷规定了“其他组织”的主体地位。例如，《合同法》第2条规定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为该法适用主体，《著作权法》第2条规定中国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为著作权主体，《民事诉讼法》第3条规定诉讼主体为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但是就我国目前的实体立法而言，对于“其他组织”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在司法实践中，最高人民法院出于在司法解释中对“其他组织”进行了界定，《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其他组织”是指合法成立，有一定的组织机构和财产，但又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组织。
但是从目前的立法状况看，“其他组织”的主体地位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其他组织”整体上处于立法边缘，主体地位不明晰。有关“其他组织”的规定只是分散于各个单行法中，其规定不统一，对“其他组织”的概念界定也只是在程序法《民事诉讼法》中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加以规定，就整个民法体系而言，“其他组织”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像自然人、法人那样得到很好的确立。这与现实生活中市场主体多元化、“其他组织”的蓬勃发展是极不协调的。
第二，出现民事主体与诉讼主体不一致的局面。我国民事诉讼法承认了“其他组织”的诉讼主体资格，可事实上，我国《民法通则》虽然没有确认“其他组织”的民事主体资格，显然民事主体与诉讼主体在这里已经相背离了。
当然，《民法通则》颁布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并不存在大量的法人分支机构、业主大会等这些介于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市场主体。而从《民法通则》颁布至今的近三十年间，我国经济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市场主体日益呈现出多元趋势。因此，我国现行的民事主体制度正受到实践的挑战。
二、民法典确认“其他组织”民事主体地位的意义
（一）顺应社会发展的潮流
《法国民法典》在法律上确认了自然人的民事主体地位，形成了一元化的民事主体制度。随着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各种形式的组织体不断涌现，自然人的法律人格不断扩张，《德国民法典》正式确立了法人制度，确立了“自然人――法人”二元民事主体制度。我国在立法体制上属大陆法系范畴，关于民事主体制度采用了德国这种“自然人――法人”二元论，不承认“其他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但是民事主体制度是不断发展的，二战之后，很多国家的民法认可了“其他组织”具备权利能力，具有民事主体资格。德国法院也通过法律解释的方法，赋予其他组织以民事主体的资格，从而弥补了民法典中没有承认“其他组织”民事主体地位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需要。①在这种背景下，如果我国还坚持二元论的民事主体制度，势必与社会发展的潮流不符。
（二）我国现实和发展的需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作为植根于物质生产活动的上层建筑，其必须适应经济生活的发展，才能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制定颁布《民法通则》时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市场主体并没有像现在这般多元复杂，而经过了近三十年，人们为适应参加各种经济、政治、文化活动的需要，进行自由结社，形成多种形式的组织体，不仅包括法人，还包括大量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其他组织”。尤其在我国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元特征，与此相适应，民事主体制度也应承认包括“其他组织”在内的多元主体。若在民法典制定中仍采二元主体论，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和发展需要的。
现代社会中，经济活动日益频繁，“其他组织”大多已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活跃在社会民事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对于这种在实践中已成为市场主体的“其他组织”，应从法律上（民法典）赋予其民事主体地位。这对于规范和保护市场交易主体的行为，维护其合法权益，保障交易安全，以及促进经济和社会有序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三）消除现行立法冲突
从我国现行立法而言，许多单行法规定已经承认了“其他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正如前面所言，在实体法，如《合同法》《著作权法》等，以及程序法《民事诉讼法》中，在实质上已经赋予“其他组织”以民事主体的地位，只有通过民法典确立“其他组织”的民事主体地位，才能解决现行立法中的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冲突，维护法律统一，保障“其他组织”的合法利益。
我国目前正在制定的民法典，不应再固守传统的二元结构，对于民事主体制度设计应秉持开放思想，承认“其他组织”独立的民事主体地位，从而形成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内的完整的民事主体体系。②对于“其他组织”的称谓、范围、条件，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但至少有一点，基于“其他组织”丰富的表现形式，在立法中其范围应采用列举式和概括式相结合的方式，不宜规定的太过具体，应当给人们留下根据具体需要进行选择的空间。
[注释]
民法典颁布的背景篇5
明初政权刚刚建立，前朝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朱元璋在吸取前朝灭亡经验教训的前提之下，不得不对明初的吏治进行整饬，以巩固刚刚建立的朱明政权。“重典治吏”政策的产生不仅是当时国情的需要，也是朱元璋特别的出身和性格所决定的。
（一）“重典治吏”政策产生的历史背景
朱元璋出生于元朝天历元年，对于元朝末年吏治的腐败有着切身体会。元朝末年，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统治阶级忙于争权夺位，官员素质普遍低下，吏治彻底腐败，贪污贿赂盛行。据记载，仅1303年因贪污腐败受罚的官吏就多达一万八千人，脏银四万五千多锭，可见腐败的严重程度。对于这种社会现实，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朱元璋深有感触，《明史?循吏传序》有云：“明太祖惩元末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可见，朱元璋对于元朝?缤龅脑?因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从而为后来加强中央集权、实行“重典治吏”政策奠定了基础。
（二）“重典治吏”政策产生的社会背景
在明朝建立后，虽然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但是在大部分开国功臣之中滋生出居功自傲、贪图富贵的享乐主义思想，企图不断扩大自己的特权。皇权与相权的冲突不断加剧，文官内部矛盾重重，文官之间互相推托，严重影响了政令的畅通。同时，武官集团在明初享有较大的政治特权，朱元璋只得一边安抚，一边采用各种手段予以防范，可防范和限制越深，皇权与武官的矛盾就越深。朱元璋生性多疑，难以与勋臣贵戚建立融洽的关系，他认为臣子的位高权重已经威胁到了皇权的巩固，所以他以“重典治吏”的名义，削夺相权与军权，不断强化中央集权，来确保皇权的至高无上。
（三）“重典治吏”政策产生的个人因素
朱元璋生长于乱世之中，长期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又亲眼目睹了元朝灭亡的亲身经历，因此在登上一国之主的地位后，他深刻意识到想要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国家，就必须对各级官吏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由此可以看出，“重典治吏”政策是应当时社会和国情需要产生的，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百废待兴，吏治松弛的状况，朱元璋推行“重典治吏”是一个在情理之中又行之有效的举措。
二、朱元璋“重典治吏”政策的具体措施
（一）完善立法加大惩处力度
（1）制定《大明律》，整顿吏治。明初的法制十分不完善，元朝残留下来的法律制度已经无法沿用下去。面对明初法令松弛、官吏贪污成风、社会动荡不安的局面，朱元璋命人制定律法，“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日久而滤精，一代法始定。中外决狱，一准三十年所颁”。这就是明朝的《大明律》，历经多年、多次修改，终于修订而成，颁行天下。
（2）颁布《明大诰》，严厉治贪。《明大诰》可以说是一部具备无上法律效力的特别的刑法，因为它实际上是专门为皇帝制定的一部圣书，由朱元璋亲笔写成。就其内容而言，《明大诰》最大的特点是把重典重刑推向了极端，实质上为“残民之刑酷”[1]。
（二）严格执法，重典治贪
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惩处力度在我国封建历史上是空前严苛的。他主要针对的正是官员中的贪官污吏。
（三）任用廉吏，推行廉洁教育
官吏是国家政治的奠基石，官吏品质的优劣和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国家的兴衰，朱元璋深知官吏的重要性，所以他十分重视官吏的选拔和廉政教育。
（四）完善监督管理体制。
（1）设立都察院，监督官员；
（2）建立特务网络，控制官员；
（3）建立上访举报制度。
三、朱元璋“重典治吏”的评价
（一）积极影响
（1）明初“重典治吏”清明了吏治；
（2）明初“重典治吏”稳定了社会秩序；
（3）明初“重典治吏”推动了社会发展进步。
（二）朱元璋“重典治吏”的局限性
（1）一定程度上压抑了明代官员从政的积极主动性；
（2）过于严峻的刑罚导致社会的封闭保守。
四、朱元璋“重典治吏”对当今社会的影响及启示
朱元璋对于铲除贪污腐败恶瘤的决心，也给我们了一定的启示。
（一）完善立法预防腐败
（二）严格执法权力制衡
明朝虽然有严密的法制系统和完备的监察管理制度，但是作为国家最高权力的皇帝是不受任何约束的，这就导致在重典治吏的过程中主观随意性比较大，“法司所上狱状，一奉严旨，不敢执奏，改轻从重，辄经屡更”，以致“希合圣意，不能不枉”。整治贪污腐败的工作也因此难以摆脱失败的命运，贪赃枉法的行为也难免再次滋生。[2]
（三）高薪养廉建设廉政
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道路上，一定要重视作为支撑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官员的作用，一方面完善公职人员的薪水制度，保证公职人员不会因为入不敷出而产生贪污腐败的想法和行为，同时吸引更多的人才投身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之中。
民法典颁布的背景篇6
商法在我国大陆则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才逐渐地由法学界所承认和使用。我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受wto规则,同国际惯例接轨,就必须发挥商法在发展市场经济中的积极作用。早在1984年8月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时,当时的名誉会长谷牧同志就明确提出,要制定我国的商法,并让法学界充分研究论证。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于1993年11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我国法制建设的目标确定为:“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关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律体系;……。”当人们的脚步刚刚跨入21世纪门户之时,便传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喜讯:几乎是在中国被批准加入wto的同时(2001年11月10日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卡塔尔首都多哈通过了《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决定》),中国法学会商法学研究会宣告成立了(2001、11、8)。这就为我国创设和研究商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与契机。
我国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国家,目前虽没有制定商法典,但绝不意味着我国没有实质意义的商法。根据我国商事立法的现实状况,并借鉴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笔者认为,商法已经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法律部门。商法所调整的商事关系主要有商事组织关系、商事交易关系、商事关系、商事自律关系和商事监管关系等五种类型,而调整这些商事关系的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商事自律性规范和商事习惯,就是本文所称的商法。
商法的独立地位问题在19世纪是不争的事实。但20世纪以来,商法的独立地地位面临“民商合一”和“经商合一”的两次挑战和困惑,这对中国立法机关和法学界的影响尤为严重。因此,商法的地位问题仍是商法理论中最为基础和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商法的前途命运与价值评判。本文试图在对西方国家商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历史轨迹与形成过程进行实证考察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我国商法独立的内在本质和外部边界。
一、商法独立的历史轨迹与现实状况
为了用科学眼光观察商法的问题,最可靠、最必要和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有着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表现。为了揭示商法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客观规律,我们必须对商法的形成进程做一个概括的历史考察。
(一)商法独立的历史轨迹
1、商法独立的基础形态-中世纪的商人法(Lawmerchant)。
依通说而言,西方国家的商法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地中海沿岸的诸自治城市,其初始形态为商人法。中世纪(大约从5世纪持续到15世纪)的欧洲封建社会,虽然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商品交换和对外贸易日渐繁荣。从11世纪起,地处交通要塞的地中海沿岸的许多地方大多发展为城市。尽管封建主和贵族们蔑视工商活动,天主教廷认为借贷生息亵渎了神灵,但由于城市兴盛,商业繁荣,在意大利“热那亚人,人人皆商。”于是,经商逐渐成为一项置产兴业的恒久职业。商人队伍的发展壮大,使商人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为了争取自由,摆脱封建和宗教势力的束缚,商人们纷纷组织起来成立了自己的行会,这就是“商人基尔特”。由于封建国家的性质,商人的商事活动和商事利益得不到切实保护,于是商人基尔特在自身发展中便凭借优越的经济实力,拥有了相应的自治权和裁判权。商人基尔特不仅有权认可和接纳商人,协调商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商人之间的纠纷,而且有权依照自己的商事生活习惯,制定自治规约、从事商事裁判和组织商事法庭。行会将商事习惯定为自治规约,在行会内实施,该种规约于11世纪至14世纪历经几百年,终于形成了中世纪的商人法。在《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商人法被解释为:“中世纪期间有关商人、商业事务的习惯法规和原则的总称。是11世纪早期发展起来的,目的在于保护不受当地法律管辖和保护的外国商人。它构成了近代商法的基础”美国学者伯尔曼研究认为:“正如封建庄园法的情况一样,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也是商法变化的关键时期,正是在那时,近代西方商法的基本概念和制度才得以形成,更为重要的是,也正是在那时,商法在西方第一次逐渐被人们看作是一种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体系,看作是一种法律体系。”因此,商法在中世纪不仅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法律体系,而且也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作为商法独立的初始形态的中世纪商人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1)“商业革命”对商人法的形成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世纪具有特殊身份的人都有专门的法,如封建主有庄园法、神职人员有教会法。在商人进行的这场“商业革命”中,商品经济飞速发展,商人阶层逐渐形成,尊重个人价值和实用主义、容忍多元伦理存在的新教,则“使经商致富不再是恶习,而成为上帝保佑的标志。”商人作为特殊的阶层出现于封建庄园经济和教会占统治地位的背景下,为了保护自身的特殊利益,不被封建主和教会所压迫,在政治上取得自治地位的商人便
为自己制定了商人法,并使之成为一种独立于封建庄园法和教会法的商人法。正如西方学者所言:“商业革命有助于造就商法,商法也有助于造就商业革命”。(2)商人法具有习惯法的性质。商人法以商人习惯法或商事习惯法的形式出现,体现的是商人们的共同意志,并没有掺入国家意志,当然不具有国家制定法的性质。(3)商人法是商人团体的自治法。商人法是商人团体为了协调商人之间的关系而制定的自治规则,故其效力仅及于商人团体的成员,即商人。非商人自然不受该自治法的规范与约束。(4)商人法的内容十分广泛。商人法主要包括商人资格、商号规则、诚信原则、商事合伙、居间、行纪、商事、借贷制度、票据制度、保险制度、海商制度等内容,为后世各国商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商人法中最为发达者首推海商法。例如,盛行于地中海沿岸的康苏拉度法、盛行于大西洋沿岸的奥勒伦法以及盛行于波罗的海及北海沿岸的威斯比法。这也反映了商人法的地域性特点。2、商法独立的中间形态-初期的国家单行商事立法。
16世纪以来,欧洲民族主义兴起,封建割据势力衰落,占统治地位的寺院法多被废弃,统一的民族国家纷纷成立,商人团体逐渐消亡,在国家趋向统一的历史条件下,昔日的自治城市也不复存在。与此相适应,作为商人自治法的商人习惯法逐渐过渡到、上升为国家商事立法,初期的国家商事立法大多采用单行法的形式。
法国路易十四于1673年3月颁布的《商事条例》开辟了国家商事立法的先河,系最早的商事单行法,该条例专门规范陆商活动,共计12章112条,包括商业性质、商人、商业簿记、合伙(无限公司)、票据、破产和商事裁判管辖等内容。1681年8月,路易十四又颁布了《海事条例》,该条例专门规范海商活动,类似于现在的海商法,共有5编,包括海上裁判所、海员及船员、海上契约、海港警察、海上渔猎等内容。该条例颁布的目的在于加强王室对海事贸易活动的控制,排除奥勒伦法和康苏拉底法对法国海商活动的适用。
德国未统一时,仅有普鲁士一邦,普鲁士即着手制定了成文商事法,如1727年的《普鲁士海商法》、1751年的《普鲁士票据法》、1776年的《普鲁士保险法》和1794年的《普鲁士普通法》等。而《普鲁士普通法》则是一部集民商法规范于一体的综合性法律,其中商事方面的规定类似于法国1673年的《商事条例》。
作为商法独立的过渡形态的国家单行商事立法有几个明显的特征:(1)国家单行商事立法是中世纪商人习惯法的继承和发展,在内容上既带有浓厚的商人法色彩,又反映了中央集权国家的根本意志。(2)国家单行商事立法,受法学着作的影响很大。在民族国家制定成文法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了许多商法论着,如,法国学者萨维尼于1673年出版的《论完全商人》、德国学者马奎德于1662年出版的《商事主体的政治和法律地位》,德国学者凯萨尔吉斯于18世纪中叶出版的《商法论》等。它们为初期国家商事立法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中,德国《普鲁士普通法》逐句逐段地引录了马奎德《商事主体的政治和法律地位》中对商法原理的概括,包括商人、商事行为、汇票、经纪人、海商、承运人等内容。(3)国家单行商事立法为后来商法典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初期的国家单行商事立法在商法的历史长河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为商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例如,《法国商法典》是在路易十四《商事条例》和《海事条例》的基础上编纂而成的,而《德国普通商法典》(即旧商法典)则是以《普鲁士普通法》为蓝本而制定的。
3、商法独立的高级形态-商法的法典化
为了巩固法国大革命胜利的成果,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进一步规范商事活动,拿破仑于1801年任命包括法学家和实业家在内的7人委员会,着手起草法国商法典。在广泛征询意见的基础上,于1803年公布了商法典草案,1807年9月议会正式通过了《法国商法典》,并自1808年1月1日起实施。《法国商法典》全文共分4编648条。第一编为通则,共9章,包括商人、商业账簿、公司、商业交易所及票据经纪人、行纪、买卖、汇票、本票和时效等。第二编为海商,共14章,包括船舶、船舶抵押、船舶所有人、船长、海员、佣船契约、载货证券、租船契约、以船舶为抵押而设定的借贷、海上保险、海损、货物投弃、时效、拒诉等。第三编为破产,共3章,包括家资分散、破产、复权等。第四编为商事裁判,主要包括商事法院、商事诉讼和商事仲裁等内容。《法国商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划时代的商法典,首开民商法分立之先河,标志着商法在人类法制史上已经完全成了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二)商法独立后面临的挑战和困惑
《法国商法典》颁布后,欧洲大陆各国纷纷仿效,相继颁发了自己的商法典,例如,1807年的《卢森堡商法典》、1811年的《比利时商法典》、1829年的《西班牙商法典》、1833年的《葡萄牙商法典》、1835年的《希腊商法典》、1838年的《荷兰商法典》、1850年的《土耳其商法典》、1865年的《意大利商法典》、1875年的《埃及商法典》、1889年的《阿根廷商法典》和1897年的《德国商法典》等。由此可见,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
1、“民商合一”对商法独立的挑战。20世纪上半叶,一些国家一反19世纪已成定局的立法格局,实行民商合一,将商法的有关内容纳入民法典之中,对商法的独立地位第一次提出了挑战。瑞士是首开民商法合一先河的国家。1907年瑞士颁发《民法典》,1911年瑞士将其具有商事法性质的债务法纳入了民法典第5编之中。瑞士的债务法最早于1872年颁布,该法第一编为总则,第二编为契约各则,包括行纪、仓库、寄托、运送、承揽运送、经理权等内容,第三编为公司、有价证券及商号、产业合伙、票据、商业登记、商业帐簿等内容,保险法未列入。但第5编债务法的条款顺序号则是从头开始,单独编写的。泰国于1925年颁发了《民事商事法典》虽属民商合一模式,但实属“民商平行制”。意大利在1
942年修订《民法典》时则改采民商合一体例。此外,还有芬兰、丹麦、挪威、瑞典、蒙古、老挝等国也实行了民商合一的立法体例。实行民商合一的理由主要是:(1)民事商事同是私法的调整对象,因此,应实行“私法一体化”的立法体制;(2)在现代社会中,民事商事相互渗透、相互牵制,实难区分,民商合一能够避免立法的重复;(3)商人已不是一个独立的阶层,没有单独制定商法保护的必要;(4)民商合一后,可以减少法律适用上的困惑。其实,民商合一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合一,即把本来属于商法的一些内容硬性附加在民法典中,这样不仅使本来就十分庞大的民法体系更显膨胀,而且使民法和商法都不够协调。甚至在民法典之外又单独制定了公司、证券、票据、保险、海商和破产等单行法律,这实际上是“名合实分”或者“貌合神离”。另外,竭力推行民商合一的国家,大多是一些小国家、经济关系比较简单或市场经济不太发达的国家。民商合一仅仅消除了形式意义上的商法典,在法律体系和法学理论上并不能消除商法作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的存在。
2、“经商合一”对商法独立的挑战。20世纪下半叶,人们的哲学观念、经济观念和法律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哲学界认为极端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导致社会危机和战争灾难的主要根源;经济学界抨击对市场调节作用的过于笃信,竭力推崇国家对经济活动的适当干预;法学界则确信,法的价值已不在于抽象的个体权利,而在于社会的整体利益。在这些新思潮的冲击下,经济法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人们面前。经济法出现后,商法的独立地位又一次面临挑战和困惑。有学者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各种职业阶层之经济生活特别关系的法规之总称,其中包括商法,有学者则认为,经济法是促进民商合一而代替商法的总名称。这种观点在较长的一段时期内一直困扰着中国法学界。用经济法来替代商法,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不仅不可能,而且会妨碍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其实,商法是对市场主体和交易行为的确认,是对市场经济的基础性调整,而经济法则是对市场主体及交易行为一定程度的限制或干预,是对市场经济的第二次调整,是对商法的补充和救济。因此,经济法和商法是相辅相成,有着交叉、兼容关系的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
3、商法独立后面临的困惑。面对古老而成熟的民法,许多学者呼唤着商法的理论和学说,但也面临难以名状的困惑:知道商法的过去,却说不清商法的现在,更看不透商法的未来。根据赵旭东教授的归纳,商法面临的困惑主要表现在6个方面:(1)什么是商法?商法调整的对象到底是什么?商事关系与民事关系如何界定?(2)到底什么是商事行为?它与民事行为如何区分?(3)商法的立法基础究竟是商事主体还是商事行为?(4)商法的体系如何构建?它的范围和内容如何确定?商法究竟由哪些部分组成?(5)商法与民法、经济法的关系如何处理?商法究竟是民法的特别法,还是与民法、经济法并列的另一独立的法律部门?(6)商法究竟是公法还是私法?为何说它是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而不是具有私法因素的公法?
(三)商法独立的现实状况
1904年(即光绪29年12月5日)我国清朝政府颁布了《大清商律》,共有《商人通例》9条和《公司律》131条,但没有涉及其他内容,其规定较为简单,体例虽仿效日本商法,但内容多采用德国商法,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单行的商法。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了清王朝的统治,于1912年建立了中华民国。中华民国成立之初,宣布凡清代法律,不于国体抵触者,仍然有效,故《大清商律》暂准援用。中华民国在对大清商律草案进行修改的基础上,于1914年1月、3月先后颁布了《中华民国公司条例》和《中华民国商人通例》,均自同年9月1日施行。北洋政府于1923年曾起草了一部《商法》草案,但未能正式颁行。由此可见,我国在清朝末年和中华民国初期实行的民商分立的立法格局。但政府奠都南京后,当时的立法院为求商事法律易于修改,以适应新兴工商业的发展,在民商法典的制定方面,主张采取民商合一模式。1929年《中华民国民法》第一编总则公布后,由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等人向中央政治会议第183次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制定民商统一法典的提案,政治会议审查通过了该提案,并从八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采用民商统一法典的理由。其中,第四条理由为“民商合一,已成为世界立法之新趋势,我国何可独与相反。”这对我国法学界的影响非常深远,甚至现在还有许多学者认为,民商合一是经济发展需要而形成的,是当代法律发展的一种进步趋势。
但实事求是来看,当今世界立法的发展趋势主要是民商分立,而不是民商合一。根据国外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大约有60多个国家制定有独立的商法典。在欧洲,11个国家有商法典;在美洲、大洋洲19个国家有商法典;在亚洲,10个国家有商法典;在非洲,21个国家有商法典。各国的商法典自颁布以来,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了进一步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各国采取了不少措施借以完善商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商法典进行了不断修订,如日本商法典自颁发以来,已经修改、补充了35次之多;二是在商法典之外颁发了许多单行的商事法律。
二、独立商法的内在本质与外部边界
(一)独立商法的内在本质
1、私法公法化。公法与私法之分,源于罗马法并一直为西方法学者所沿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我国法学界也开始接受了西方传统的公法与私法的二元论。一般来讲,规定公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为公法,规定私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为私法。公法维护的是宏观利益,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其调整原则为国家或社会干预原则(或曰非意思自治原则),而私法维护的却是微观利益,即公民个人和法人的私人利益,其调整原则为意思自治。商法的规范对象主要是营利性主体的营利行为,故商法属于私法范畴,但到了近代,鉴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深刻变化,再加之受“社会本位”法律思想的影响,许多国家在商法领域逐渐改变了以往“放任主义”的态度,而采取了积极的“干预主义”政策,这种倾向,学者称之为“商法公法化”。现代各国的商法“虽以私法规定为中心,但为保障私法规定之实现,颇多属于公法性质的条款,几与行政法、刑法等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却已形成‘商事法之公法化’。”?这就是说,商法具有私法性质,但却带有较为浓厚的公法色彩。例如,德国商法典第一编第二章关于商事登记的规定,法国商事公
司法第二编关于刑事处罚的规定(第423条至第489条),我国票据法关于对票据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罚和刑事制裁的规定(第103条至第107条),我国保险法第五章关于保险业的监督管理的规定(第106条至第121条)等,皆属公法的性质。所以,商法具有私法公法化的特点。换言之,商法是私法与公法的有机融合,是受公法限制和干预较多的一个私法领域。强调商法的私法性质,就要突出商自然人、商合伙和商法人作为商事主体的法律地位,使其在商事交易中具有独立性、自主性和平等性;承认商法的公法性质,就要加强国家对商事/！/主体及商事交易活动的正确引导和宏观调控。2、组织法与行为法相结合。由于商法是以商事主体和商事活动为规范对象的基本法,因此,商法既是一种组织法,又是一种行为法。作为组织法,商法规定了商事主体的组织形式、商事主体的名称、住所及能力、商事主体的法律地位、组织章程和组织机构等组织性问题;作为行为法,商法规定了商事主体的设立、合并、分立、解散、破产与清算,商事活动的代表、与监管,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及上市公司的收购与信息披露,票据的出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及追索,保险合同的订立、解释、履行、变更及解除,保险的及经纪,海商合同、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及共同海损等行为性问题。需要说明的是,商法规范的行为只是与商事主体的组织特点直接相关的行为,至于与商事主体的组织特点没有直接关联的行为,则不属于商法规范的对象,应由其他相关的法律予以规范。因此,商法是集组织法与行为法于一身的法律部门。
3、技术性。商法是在商事实践与惯例发展演变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种专门法律,它以反映商事交易简捷、公平与安全的客观要求为己任,以商事上的实用为依归,其规定的内容中含有大量的技术性规范,使其条款更具操作性。因此,商法具有浓厚的技术性,这与民法等一般私法规范偏重伦理性的特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例如,公司法中关于公司设立的发起与募集方式、非货币出资方式的评估作价、出资证明书和股票的制作与签发、股东会的议事规则与表决程序、公司公积金和公益金的提取、公司资产的清算与分配等规定,证券法中关于证券的发行、上市与交易、上市公司的收购和信息披露等规定,票据法中关于票据的出票、背书、承兑、保证、付款、票据的抗辩和追索等规定,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的订立、保险费用的计算、保险标的价值的测定、保险事故的确定、保险损害之理赔等规定,海商法中关于船舶抵押、提单签发与转让、海难救助的报酬与补偿、共同海损的认定及计算等规定,都具有技术规范的性质。商法规范的技术性,一方面要求人们要具有诚实信用的商事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则要求人们更要具有丰富的经济和技术知识。否则,就无法熟悉商法、遵守商法和适用商法。4、营利性。商事主体从事商事活动讲究成本、重视核算、谋求投资回报、追求利润最大化,带有明显的营利烙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就是对商事主体趋利行为的真实写照。而作为规范商事主体及其商事活动的商法则始终渗透着确认营利保护营利的原则。商法关于商事登记、公司、证券、票据、保险、海商等规范均从不同方面反映了商法确认营利保护营利的价值取向。所以,“商法与民法,虽同为规定关于国民经济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原理,论其性质,两者颇不相同。盖商法所规定者,乃在于维护个人或团体之营利;民法所规定者,则偏重于保护一般社会公众之利益。”就拿公司法来说吧,发起人之所以创设公司,旨在营利,公司之所以从事营业活动,是为了营利,股东之所以转让其所持有的股票,还是为了营利,非股东之所以购买股票,莫不以营利为目的,因此,确认营利保护营利是商法对商事交易价值规律的客观反映,没有商事主体对利润的孜孜追求,没有商法对营利行为的法律承认和切实保护,就不会有繁荣的市场经济,也就不会有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进步。
需要强调的是,商法承认和保护的营利必须是通过合法交易、正当手段,在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的基础上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和利润。对于采用非法交易、不正当手段、违背公认的商业道德而获得的收益和利润,商法不仅不予以承认和保护,还要予以相应的法律制裁。这就意味着,商法是承认和保护利己的法,但决不是承认和保护损人的法。
5、强制规范与任意规范相结合。法律规范有任意性和强制性之分。任意性规范所规定的内容可以由人们自行决定,而强制性规范所规定的内容则十分明确,且必须履行,不允许人们予以变更。由于各国商法大多同时采用了自由主义与强制主义的立法原则,因此,商法规范既有任意性也有强制性。此即一般学者所称商法之协调性或二元性。早期的商法以任意性规范为主。由于商事组织在市场经济中处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商事组织是否健全,直接关系到交易的安全,影响到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自不宜当事人自行决定。故在商事组织方面,商法大多具有强制性的特点,例如,公司设立必须符合法定种类、具备法定条件、履行法定程序、股东和公司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公司必须设置相应的组织机构,公司名称中必须标明公司的法定种类等,都是商法的规范具有强制性的体现。由于商事交易贵在简便、迅捷、富于弹性,以由当事人自行决定为宜,故在商事交易方面,商法大多具有任意性的特点,例如,合同的订立、交易的达成、形式的采用,证券的投资和票据的转让等都是商法规范具有任意性的体现。正是由于商法具有强制规范与任意规范相结合的特点,德国商法学者德恩(Dahn)才说:“商法是一切法律中最为自由,同时又是最为严格的法律”
6、国际性。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迅猛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专业化,各国之间的商事往来和合作也越来越密切。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大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几乎每个国家和地区都参与了国际分工和合作,从而使各国的一国商事走向世界商事。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谁都不能孤立于世界之外,任何国家和地区的商事活动,都不可能在封闭状态下求得发展,只能从各国经济的互补性出发,去适应世界商事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世界商事一体化和国际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使得调整商事关系的商法具有明显的国际性。(1)国际社会订立的有关商事活动的国际公约不胜枚举。有重要影响者如1910年的《船舶碰撞及海难救助统一公约》、1924年的《共同海损规则》、1924年的《统一提单若干法律规则的国际公约》、1930年的《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1931年的《统一支票法公约》、1946年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64年的《统一国际货物买卖法公约》、1972年的《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1974年的《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公约》、1978年的《联合国海上货物运输公约》、1980年的《联合国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公约》等。(2)成立了一系列旨在推动“商法一体化”的国际商事组织。如国际海事委员会、国际法协会、国际商会、国际商会仲裁院、国际商事仲裁委员会、联合国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世界贸易组织等,就为商法的国际化做出了巨大贡献。(3)各国商法的内容日益趋同化。由于受国际商事公约、国际商事惯例和国际商事组织的影响,各国商法的内容愈益趋同。从目前多数国家的商事立法来看,各国商法中有关国际货物买卖、票据、船舶碰撞、海难救助和共同海损等规定几乎没有多大差别。因此,商法虽属国内法,但却具有很强的国际性、统一性或趋同性,正如德国学者李佩斯所言:尽管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所经历的私法统一化过程可能包含更广泛的含义,但这一法律统一化过程首先是从商法开始的。(二)独立商法的外部边界笔者认为,商法既不应认为是民法的特别法,也不应将其纳入经济法的范畴,它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应占据独立部门法的地位。商法的独立性是我国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迫切要求,也是同国际立法惯例接轨的客观需要,商法应同民法、经济法一道承担起对经济关系的法律调整。
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国外已有将近200年了。自1807年《法国商法典》问世以来,商法典从一国走向多国,从欧洲走向世界,目前约有60多个国家制定有商法典。即使在以习惯法和判例法为主要特征的美国,也于1952年颁布了《统一商法典》,尽管其体系、内容不同于大陆法系诸国,但毕竟采用了商法典的称谓。在民商合一的国家,虽然没有形式意义的商法即商法典,但却存在大量的调整商事关系的单行商事法。因此,商法不仅有较为悠久的历史,而且发展到现在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市场经济国家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在确定商法的地位时,也不得不考虑这基本的历史事实。我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国际立法惯例接轨,就应将商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商法的地位问题是重构我国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大课题,我们将从以下10个方面进一步概括商法与民法、经济法的内在逻辑联系和本质区别。
注释:
(1)从历史条件来看,商法与民法、经济法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古代奴隶社会时期,简单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为了调整简单商品经济,罗马法应运而生,后者称之为民法。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商品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尽管民法的调整领域不断更新,仍不适应自由竞争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于是便诞生了商法。自由竟争时期,经济主要靠市场自发调节,国家并不干预经济,但却导致了垄断的形成,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于是又产生了经济法。因此,民法产生于古代简单商品经济,商法产生于近代自由竟争经济,而经济法则产生于现代市场经济。
(2)从调整对象来看,民法既调整财产关系也调整人身关系,经济法调整的是国家在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过程中形成的经济关系,而商法调整的则是商事主体在商事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商事关系。
(3)从法律性质来看,民法具有私法性质,经济法具有公法性质,而商法则具有私法公法化性质。
(4)从规范着眼点来看,民法规范偏重于伦理性,经济法规范偏重于管理性,而商法规范则偏重于技术性。
(5)从价值取向来看,民法以公民个人利益为本位,经济法以国家利益为本位,而商法则以商事组织为本位。
(6)从调节机制来看,民法以意思自治为调节机制,经济法以宏观的间接管理为调节机制,商法采用的则是营利性调节机制,即确认、调整和保护商事组织的营利动机和营利目的,确保商事组织在合法的前提下实现其利润最大化的愿望。通过这一机制的运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社会财富的积累。
(7)从立法原则来看,民法以任意性为主,经济法以强制性为主,而商法则实行强制性和任意性相结合的原则。
(8)从形成过程来看,民法在某些情况下有习惯法和成文法之分,经济法的形成完全与习惯法无关,而商事习惯法在商法的演变过程中则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如海商、票据、保险等制度大多是由商事习惯法演变而成的。
民法典颁布的背景篇7
关键词：循环经济；政策制度；发展模式；
一、中国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
自1993年循环经济理念引入我国后，国家逐渐加强了对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视，已经将循环经济列入"十一五"重大共性和关键技术研发和产业化专项，并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节能、节水、资源综合利用和清洁生产的政策法规，更是在2008年颁布了循环经济的专项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这部法律的颁布对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随着国家的重视力度加大，相关企业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积极性也有所提高，很多企业从原来的被迫发展循环经济，到现在的自愿主动发展循环经济，各试点企业采取各种措施节约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对废弃物的处置也采取了优于传统发展模式的措施，大力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不仅企业如此，社会公众也逐渐接受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对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置逐渐有了清晰地认识，并且对于消费品回收制度也增强了意识。
二、德日循环经济的发展
（一）德国
1.德国发展循环经济的背景
其一，受到国内环境的压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致力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生产和消费不断扩张，导致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自然资源日趋紧缺迫使德国开始关注资源使用效率和废弃物科学处理处理问题。其二，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将环境问题纳入世界各国政府和国际政治事务议程，这些都引起了德国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促使德国率先发展循环经济。
2.德国循环经济的发展
德国在循环经济实践方面堪称世界之最，不仅是世界上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是实践循环经济最早的国家，其理论研究与实践模式独树一帜，形成了具有德国特色的循环经济体系。
1972年德国颁布《废弃物处理法》，在循环经济实践道路开启了历史先河；1991年通过的《包装条例》，是首部按照"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思路，要求生产者负责废弃物回收和利用的法律，该法随后成为欧盟制定包装标准的重要依据，从此掀开了包装废弃物再生利用的革命；1994年颁布、1996年实施的《循环经济与废弃物法》，更是使得循环经济与企业发展和民众生活休戚相关，该法不仅将原有的物质闭路循环思想从包装问题扩展到所有的生活废弃物方面，而且还促进了德国向循环经济物质流管理阶段的转型。
（二）日本
日本是世界上循环经济立法最为完善的国家，2000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推进循环经济型社会形成基本法》。该法自2001年开始实行，这是日本社会开始进入循环型经济社会的标志性事件，在日本循环经济战略体系中企业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对循环经济战略的有效实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1.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的社会背景。
石油危机和严重的环境重负荷时日本发展循环经济的根本动力。日本是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且1/3为山地，自然资源十分贫乏。能源是保障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能源安全问题一直是日本的心腹之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消费国之一，日本仅在日本海岸拥有为数不多的几个油田，产量仅占全国石油供给量的0.2%。面对石油资源的危机以及环境负荷的加重，日本逐渐转变其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模式应运而生。
2.日本循环经济发展
（1）加速各种模式的转变。环境保全模式的转变，；建立资源生产和消费领域的循环经济模式；建立一种新兴产业模式；建立一种新的工业生产模式。（2）构建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体系。日本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比较健全,可以分成三个层面:第一层面为基础层,其法律有《促进建立循环社会基本法》;第二层面是综合性法律,其法律有《固体废弃物管理和公共清洁法》和《促进资源有效利用法》;第三层面是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制定的法律法规,其分别是《促进容器与包装分类回收法》、《家用电器回收法》、《建筑及材料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及《绿色采购法》。
三、中国与德、日循环经济发展比较
德、日循环经济起步早，各项政策及制度体系也相对健全，与中国循环经济的发展多有不同，对我国循环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多启发。
（一）产生背景不同
德日发达国家是在解决了工业污染和部分生活型污染后，由后工业化或者消费型社会结构引起的大量废弃物逐渐成为其环境保护盒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产生了以提高生态效率和废弃物的"3R"原则为核心的循环经济理念与实践。而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投资率高，资源浪费大，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是产业生态化与污染治理产业化、动脉产业与静脉产业协调发展的有机统一。
（二）发展模式不同
德日发达国家的循环经济首先是从解决消费领域的废弃物问题入手，向生产领域延伸，最终旨在改变"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如德国的寻环经济起源于"垃圾经济"，并向生产领域的资源循环利用延伸，日本的"循环型社会"也起源于废弃物问题，旨在改变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而我国目前对循环经济的理解和探索实践看，发展循环经济的直接目的是改变"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复合型环境污染问题，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三）德、日循环经济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1）完善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制度体系
德、日发展循环经济，共同的经验是建立完善的法律、政策体系，借鉴两国发展经验，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制定鼓励支持发展循环经济的财政、投资、税收等相关经济政策，用完善的政策引导、市场运作发展循环经济，制定和完善循环经济实施中的监督、管理机制和激励、处罚机制。
（2）提倡全民参与，普及环境教育，加强环境教育力度
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涉及各行各业、千家万户的事业，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和努力才能实现，所以，要进行广泛、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形成全民资源忧患意识和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意识，提倡文明消费。只有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和民主团体的监督作用，协助政府进行社会监督，才能取得循环经济的长足发展。
参考文献：
[1]吕颖.日本、德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及借鉴[J].当代经济，2008（09）
[2]李赶顺.浅析日本"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及其方策[J].日本学刊，2002（06）
[3]赵立祥等.日本的循环经型经济与社会[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25
民法典颁布的背景篇8
提要：通过对“违宪风波”的学术观察，笔者对“公开信”的和关于《物权法（草案）》合宪性不同观点进行了评价，认为“违宪风波”本身具有积极意义，当前学界对物权法草案的评论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学术范畴。以实质意义上的民法为视角，通过考察《担保法》与《合同法》的颁布对《民法通则》部分条文效力的影响，根据《立法法》和基本法理，推导出《物权法》颁布之后《民法通则》现有条文的适用规则。《民法通则》的合宪性不容置疑，因此实质意义上的物权法也具有合宪性。《宪法》第十二条的规定落实到民法上是物权保护，在《物权法》上直接照搬该条文面临立法技术难题，物权请求权与侵权请求权在立法技术上也均不具有对公有财产进行特别保护的可能，建议制定特别物权法，规定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来落实《宪法》第十二条。民法典全面完成后可能面临“二次违宪风波”。
一、对“违宪风波”的学术观察与评价
（一）对“违宪风波”大背景“物权法草案”的简单回顾
《物权法（草案）》自公开征求意见以来已经一年多了，得到了的广泛关注。大多数观点认为《物权法（草案）》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也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成果。以北京大学法学院巩献田教授的公开信为代表[1]，也有少数观点认为《物权法（草案）》有违宪的嫌疑。这在界和社会上都引起了广泛的争议，被称为“法学界的郎顾之争”[2].有人质疑《物权法（草案）》有没有暗度陈仓[3]，也有人在叹息《物权法》的百年坎坷[4]，此次事件还引起了海外媒体的广泛关注，被认为是近十年来中国立法机关第一次面临“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争论[5].随着时间的推移，论战的阵地已经逐渐从口头、、会议到了学术期刊，许多知名学者都通过撰写文章，深入论证，发表了关于《物权法（草案）》是否违宪的观点，并展开了正面的学术交锋，这都是“违宪风波”早期所未见的。事实上，《物权法（草案）》是否违宪的问题，只是整个物权法草案乃至民法典草案学术评论的一个分支。考虑到我国民法学界立法建议稿与全国人大法工委审议稿的特殊互动关系，笔者首先分学者和官方两条主线，对2000年后的历次“物权法草案”做一个回顾，作为本文讨论的大背景。
1、以学者草案的不断公布、修订为主线的回顾
1999年新合同法颁布后，我国民法学界的关注热点从合同法移转到了物权法。随着梁慧星员主编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编》[6]和王利明教授主编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及说明》[7]分别于2000年和2001年出版，中国民法学界出现了“草案评论”的学术动向。学界的评论首先是针对学者建议稿，后来评论范围从“物权法草案”扩展到了“民法典草案”，对象也从出版物逐渐延伸到了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的“室内稿”、中国社会院法学所和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科学研究中心公布的“打印稿”[8].随后加入到被评论对象行列的草案还有孟勤国教授公布的《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9]和徐国栋教授主编的《绿色民法典草案》[10].梁慧星教授[11]和王利明教授[12]于2003年和2004年分别出版了包括立法理由书的正式草案，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13]和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14]两大主流民法典草案起草单位经过1年多的准备，又分别于2004年底和2005年分编出版了包括说明、立法理由书和立法例的详细民法典草案，其中“物权法编”均单独成册。由于立法部门倾向于“当前应抓紧制定《物权法》”（参见下文），2004年初之后，整个学界不在针对“民法典草案”而是转而集中对“物权法草案”进行评论。
2、以全国人大法工委的“民法典草案”及“物权法草案”为主线的回顾
在2002年12月23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进行全面审议后，作为“征求意见稿”发给地方人大、政府部门、法院和法律院系征求意见。但学术界和司法实务界对该草案的肯定性意见不多，因此2004年1月拟就的“委员长会议审议稿”后附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修改说明》介绍：“不少常委会组成人员以及有关方面认为，民法涉及面广、内容复杂，一并研究修改历时较长，以分编审议通过为宜，当前应抓紧制定《物权法》。”在此情况下，《物权法》立法被单独提上立法议程，2005年6月26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第三次审议了物权法草案。7月10日，三审后的《物权法（草案）》公布，开始面向全国广泛征求意见，收到上万条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15].2005年10月22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对《物权法（草案）》进行了第四次审议。
在三审和四审之间，2005年8月12日，巩献田教授通过网络渠道发表了题为“一部违背宪法和背离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为《宪法》第12条和86年《民法通则》第73条的废除写的公开信”一文，引起巨大反响。9月13日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人大常委会法律工作委员会主任胡康生同志约见巩献田教授。9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同志对于进一步修改《物权法（草案）》提出三点指示，胡康生主任10月22日在代表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中，将吴邦国委员长的指示具体化为三个原则：“一是坚持正确的方向。二是坚持从我国的国情和实际出发。三是处理好物权法和其他有关法律的关系。”此后《物权法（草案）》的第五次审议未按预期进行，也未能提交2006十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审议表决。经过整整10个月的酝酿，2006年8月22日《物权法（草案）》（五次审议稿）提交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
（二）学界“草案评论”现状与“公开信”影响评价
从梁慧星教授的第一稿物权法草案正式出版和《制定中国物权法的若干问题》[16]一文发表起，21世纪的中国物权法“草案评论”就正式拉开了帏幕，此后的发展没有印证徐国栋教授“世界民法典编纂史上的第四次大论战”[17]的预期，而是由于上文所述的原因集中到了“物权法草案”的论战上。根据笔者对中国期刊网的检索，仅主流法学类杂志上的“物权法草案评论文章”就多达300余篇[18]，更不要说数量惊人的专著和报纸、“以书代刊”、专题论文集、会议论文集刊载的文章，甚至出现了为了确保论战的时效性不惜“网络首发”的盛况。巧合的是，时间上以巩献田教授的“公开信”发表为界，截止到2006年10月初，上述300篇文章前后两个时段各一般，大约在150篇左右。通过对这些文章标题和部分文章内容的大致考察，笔者发现，2005年8月之前的“草案评论”可以说是纯粹技术性的。不但是学界，实务界如中国土地协会[19]、中国物业管理协会[20]等还组织了专门的研讨会，并提出了正式的书面意见。
而“公开信”发表后的相关文章中，仅正、副标题直接关于违宪问题的文章就有30余篇，占1/5左右，剩余的4/5完全避开此问题的不谈的可以说寥寥无几。其中，《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以“物权法与中国和谐社会建设”为题，刊载了王利明、杨立新、郭明瑞、尹田、赵万一、柳经纬六位著名民法学者，提交给2006年2月25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物权法与中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研讨会”的论文，代表了民法学界的主流意见。《法学》2006年第3期以“宪法学者评《物权法（草案）》的违宪与合宪之争”为题，邀请了童之伟、韩大元、张千帆、焦洪昌四位学者分别撰文进行讨论。《法学》2006年第7期和第8期还刊载了童之伟教授的《再论物权法草案中的宪法问题及其解决路径》和郝铁川的《“违宪”问题之我见》，表达了宪法学界的不同意见，而且据悉童之伟教授还会撰文回应，可谓一片兴旺。
因此，尽管无法，也没有必要确定是否仅仅因为巩献田教授的公开信就“搅黄”了物权法，的确可以说，“公开信”影响到了整个学界的理论动向，一定程度上干扰到了正常的物权法“草案评论”学术讨论气氛。值得庆幸的，也体现了中国法学界“草案评论”逐渐走向成熟的是，大部分的学者除了认真对待这次“违宪风波”之外，继续对《物权法（草案）》第四稿、第五稿进行着认真的学术评论，其中较有影响力的包括《中外法学》2006年第1期的“物权法专号”和《环球法律评论》2006年第1期组织的主题研讨：“英美财产法与大陆物权法比较研究”，以及梁慧星、王利明、杨立新、孙宪忠、尹田、孟勤国、陈华彬、刘保玉、易继明、王轶等民法学者撰写的理论性文章。在经过了1年多的“违宪风波”之后，学界的“物权法草案”评论又逐渐回到了正轨，本文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对此问题展开讨论。
（三）对《物权法（草案）》合宪性的不同观点与评价
关于《物权法（草案）》的合宪性问题，法、宪法学和民法学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1、违宪说
继巩献田教授首倡“违宪说”之后，童之伟教授又提出宪法的本意是对不同所有制下的财产实行差别保护[21]，对违宪说作了进一步阐释。
2、合宪说
针锋相对的，以王利明教授为代表的民法学者认为宪法对不同所有制下的财产没有实行差别保护原则，因此《物权法（草案）》是合宪的。也有宪法学者认为，《物权法（草案）》对公有财产（包括国家和集体的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平等保护的原则与我国宪法的公共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差别对待具有本质区别，《物权法（草案）》贯彻平等保护原则不违宪[22].
民法典颁布的背景篇9
论文关键词商事通则商法典民法典体系基本法
我国商事立法一直采用颁布单行法的模式，但是实践证明，仅仅具有个别领域特征的单行法并不能够很好的实现对商事法律关系的调整，近年来，关于商事通则的制定的争论日益激烈，它实际上是作为一种立法模式引起关注的。目前各单行法处于一种群龙无首的状态，一般性的商事基本法是我国立法的一个重大空白，因此，关于商事通则的制定在学界中引起广泛的探讨，一些民法学者主张通过一种“超级民法”来实现对民法和商法的统一调整，按照这种观点，商法通则自然无制定的必要i；另一些学者主张实质的民商分离（区别于形式上的），不赞成制定商法典，但支持制定一个商法通则，对商事法律的一般性规定加以规范。ii笔者赞成制定商事通则，并在下文对商事通则的制度研究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进行分析。
一、商事通则的任务
所谓“商事通则”是指学界探讨制定一部商事法律的普通法，它将对目前已经有的各个商事单行法中尚未规定的，基础性的原则，制度进行规定。关于哪些是基础性的原则制度，见仁见智。不过一个共识是，商事法律规范不能够光有单行法而没有共性的东西iii，江平教授在他的《关于制定民法典的几点意见》一文中提到“认识民法与商法必须坚持两点论：一是民商融合是趋势，二是民商仍有必要划分。就立法体系而言，形式上将已经颁布的诸如《公司法》《票据法》等在统一到一步商法典中并无必要，因此让它们依然按照商事单行法的模式继续存在自然是顺理成章。就商法总论而言，有两种模式，一种是民法典中规定，另一种是制定一部商事通则，我个人的意见是后者，如果把它们放在民法典中显得累赘，不能突出商法的特征。”尽管在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立的严重分歧下，大多数学者对于商事法律规范存在一般性的制度设计还是认同的。
关于商事通则的说法，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商法学者受到民法通则的启发所提出的，它的背景来自于我们多年的商事立法实践，也和旷日持久的民商分离与民商合一的争论有关，到底要不要制定商法典这个问题并不是像民商合一与民商分离的阵营那么分明，目前看来比较能够为双方接受的一个观点是制定商事通则，在商事通则里面规定属于商法的一些基础性的，尚未在商法特别法中规定的制度和原则。许多学者赞成民商合一的，同样赞同商事通则的制定iv，如果商事通则制定，那么它并不会与我们的民法典形成并驾齐驱的局面，商事通则将作为民法的特别法，在商事案件中作为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而适用。商主体，商行为等概念，已经学者们在探讨的商事法律原则，目前并未在各个商事特别法中规定，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好比，商事特别法的制定如同人的躯干，目前还差一个大脑把整个身体协调起来。
二、商事通则vs民法通则
商事通则的说法来自于我国民法通则的实践，在民法通则制定之前我们并无民事基本法律可以适用，同时民法典制定的基础远未成熟，因此制定了一个民法通则这样的小而全的民事基本法律。从现在的角度来看，民法通则的规定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比如说很多关于法律行为的效力性的规定，本应当由民法通则规定的，最后是由合同法来承担其职责；不过民法通则的制定，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那个时代经济发展的要求。如今我们提出制定商事通则的说法，商事通则比起民法通则制定的优势在于，民法通则制定的时候可以说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在立法技术经验缺失的情况下，民法通则制定存在很多技术上和经验上的不足；而商法通则的制定要从容的多。另外一个区分民法通则制定的关键在于，二者承载的使命不一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民法通则承载着民法典的功能，而商事通则的制定，更多的是基于统帅已经制定完备的各商事特别法，总结出各商事特别法的公约数，并将这些公约数提取出来，打通商事法律的内部体系。
三、商事通则vs传统商法典
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商事通则与商法典的区别，毋庸置疑的是商事通则篇幅，规定内容一定不如传统商法典广泛，更重要的区别在于二者所承载的使命是不同的，商事通则立足于从已经制定完的商事特别法中，抽象出共同的要素，加以统一规范，旨在构建商法内部的体系化，一定程度上消除现在法律适用，概念的矛盾与冲突。而商法典则是一个大而全的东西，除了包含商事通则构建体系化的一般规定外，还包括具体的商事单行法律法规。根据苗延波先生的观点，商法典至少包含以下内容vi：商法对于民法的适用；各类商事组织的基本规范；不能为合同法所包含或者不同于合同法之规定的各种合同的规定；商事登记的机关、范围和基本程序；各类商行为的基本规定；甚至一些已经颁布的商事单行法律、法规，如有关运输、仓储的法规等等。因此，考察商事通则与商法典的不同，可以更加明晰商事通则所承载的任务，换言之，商事通则应当是一部价值中立的，旨在追求体系化的，普通的普通法。对于实体权利义务的调整，应当交给商事特别法，而不是在商法通则里面做出详细规定，否则商事通则的制定就会变成制定商法典了。
四、商法通则vs松散式，邦联式的商法典
笔者认为商事通则的制定比商法典更加符合时展的要求，一个比较有趣的想法来自于民法典制定思路的争议启发。民法典在制定过程中，有三种立法思路。其中有一种是由江平教授提出的，所谓的松散的，邦联式的民法典。即由现有的民法通则以及各民法部门法组合在一起，形成开放式的民法典。vii这种观点笔者认为大可以适用于商法学界对于商事通则以及商法典的讨论之中。民法更加的追求形式理性，高度体系化是民法引以为豪的骄傲；而对比商法，商法更多的是追求一种实践以及经验，商法的发展是随着商事活动高速发展变化而日新月异的，考察以往民商分离国家制定商法典的历史，可以清晰的看出商法典制定的历史就是商法典内容衰败的历史，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商法典把直接调整商事法律规范的具体规定，写入商法典中，必然会随着具体商事法律规范的变动而变得无所适从，这种变动范围之广，速度之快，是商法典衰败的根本原因。如果我们引入松散式，邦联式商法典的概念，那么意味着我们可以通过制定商事通则的方法，在各商事特别法之间构建有限的体系化，而把应对时代变化做出规范调整的任务交给商事特别法来承担，而所有的商事法律规范加上商事通则，可否认为业已形成松散的，邦联式的商法典？
这里说的有限的体系化，在于商法的体系化并不像民法那么明显，这是由商事活动高度发展，导致商事法律关系也随之快速发展变化的性质所决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够在有限的空间追求商事法律的体系化，商事通则的制定，就是追求商事法律关系体系化的努力。目前学者已经大体总结了一些从各商事特别法中抽象出来的，以及各商事特别法尚未规定而又必须的制度。总体而言，深入研究商事通则的制定无论是在学理上还是在制度上都是大有裨益的。
五、商事通则研究的制度意义
（一）统一协调现行单行商事法律
有利于统一协调中国现行的单行商事法律。在民商合一的大背景下，我国立法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商事单行法规，这些商事单行法规在制定时是回应了当时的要求，即当条件成熟了，通过颁布某一商事单行法规，实现对商事活动某领域的调整。这种立法方式，因为它更多的是出于实用的角度，而牺牲体系化，这样的立法技术要求不会太高，成本也低，但是随着各商事单行法规的陆续出台，这种立法成本就会不断加大，因为牺牲体系化的结果，会导致商法的各个概念出现混乱，进而导致法律适用的困惑。各单行商事法律规范之间缺乏相应的协调性和统一性。通过制定《商法通则》，能够有利于实现对商事关系的基本调整。
（二）补充现行商事法律规范的“公共领域缺口”
商事通则将是一部统摄各商事单行法规的基本法，它将对其他已有的商事单行法未曾规定而又非常必要的商事领域的一般原则和制度进行规定，但又不是各个商事单行法（如《公司法》、《保险法》、《证券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的“总汇编”；而且它将对目前商法领域已有法律规定不足的一些制度进行补充规定。学者总结了一些商事法律规范的公约数，在此引述苗延波先生的商事通则立法设想以资参考。viii第一章总则，规定商法的适用范围、基本原则和适用规则；第二章商主体，规定商主体的基本形式和种类；第三章商行为与商业，包括商事行为与商事的构成、一般商事行为和特殊商事行为等；第四章商业登记，包括商事登记机关、登记范围和登记程序等；第五章商业名称，包括商业名称的取得、种类、商号权等；第六章商业账簿，包括商事账簿的种类、内容和置备等；第七章商事诉讼时效，包括诉讼时效的适用范围、诉讼时效期问的起算、中断、终止和延长以及诉讼时效期间届满的法律后果等；第八章商事责任，包括商事责任的种类和承担方式等；第九章附则，包括商事部门法的范围及其制定、有关术语的含义、生效时间和解释机关等。
（三）与民法典的分工配合
我国目前公布的民法典草案中，可以发现并没有对商法的一般规定，这个正好回应了文章开头江平教授的观点。事实上，正如前面所说，把商法的一般规定从民法典中分离出来，规定于商事通则里面，更有利于民法典轻装上阵，同时也突出了商法的特征。同时商法通则也可以对民法典没有做出的规定进行补充，比如说关于合伙的规定，合伙在民法通则中并没有被当做民事法律关系主体，而合伙作为商主体明确规定却是毫无疑义的。ix商事通则的制定，也不会与民法典分庭抗礼，换言之，商法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依然没有改变。商法通则立足于统摄各个商事单行法律，致力于商法体系化的工作，与民法典相得益彰。
民法典颁布的背景篇10
关键词：瑞典；可持续发展教育；政策：实践
从1992年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到2002年约翰内斯堡的可持续发展世界峰会，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深入人心，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教育也日益受到重视。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了全球瞩目的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与会的各国首脑一致通过，将2005-2014年确定为“可持续发展教育十年”，强调教育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下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之后，各国从本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现实出发，重新审视丁本国的教育政策。瑞典一直是北欧国家中积极提倡可持续发展的国家之一，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国家有关可持续发展政策的支持下，可持续发展教育成为瑞典教育界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瑞典政府已经将学校中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作为实现瑞典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
一、瑞典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背景
1、国际背景对瑞典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影响
瑞典的可持续发展教育主要受联合国历次环境会议的影响。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教育对于促进可持续发展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与发展问题的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997年瑞典政府颁布的《生态可持续》文件中，提出教育和知识是生态可持续发展过程和提高人们解决环境和发展问题能力的决定性力量，并制定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行动计划，把学校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社区行动者”和推动地方21世纪议程的关键。
2002年，在约翰内斯堡举行69世界可持续发展峰会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教育千年”，这进一步表明了国际社会已达成共识，即教育和学习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方式。2003年4月，在可持续发展峰会以及欧盟可持续发展策略的基础上，瑞典政府颁布了《瑞典可持续发展策略》，在“知识社会中的就业和学习”中提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已经整合到各级教育课程和教师教育项目中，并且瑞典政府还建立了一个专门的委员会调查和评估各级教育系统在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做出的努力。
瑞典于1995年加入欧盟，其可持续发展教育还受到欧盟国家环境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影响。欧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地区为单位协同发展环境教育的地区，也是世界上展早倡导并实施“欧洲生态学校计划”的地区。瑞典自加入欧盟后，—直沿袭欧洲的环境政策，每年向国会递交可持续发展报告。1996年，瑞典非政府组织“保持瑞典清洁基金”将“生态学校计划”引进瑞典。瑞典许多中小学参加了这一计划，通过生态学校的创建，把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整合进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中。
2、国内背景对瑞典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促进
瑞典的可持续发展教育政策建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环境教育政策的基础上。瑞典学校教育中首先出现“环境”一词是在1969年版的国家课程中，与交通、性问题作为社会训练的一部分。1980年版的义务教育阶段国家课程，强调儿童在社会情境中能够根据自己的知识去行动，并提出建设性的批评。1985年修订的《瑞典教育法》，在价值观目标中提出“学校活动要与基本的民主价值观相一致”，“学校工作人员鼓励对学生自身价值观的尊重和对我们共享的环境的尊重。”
1992年的国家课程改革中，提出对复杂的全球问题的学习必须与理解和解决身边环境问题相结合；要增加环境问题；与环境相关的生活质量问题和伦理道德问题；要加强生活方式对环境影响的认识。1994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系统、学前班以及课外中心课程》文件，在学校任务中提到学校要为学生提供机会去为他们的周围环境负责，并树立全球环境观，同时强调教学应体现社会的运作方式以及人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从而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瑞典现行的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是根据1994年的课程文件制定的，强调与环境有关的价值观和跨学科的重要性、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对环境和个人生活的影响、环境活动的参与和公民的环保责任等方面。《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系统的课程》中也“提出在学习过程中，学生应该获得终身学习的基础，了解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学会根据新技术的发展，选择正确的生活和工作方式”，“环境教育要使学生具有一定洞察力，生活中避免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确立正确的环境立场，促进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为了使所有学校参加到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1998年瑞典政府颁布法案提出，在环境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学校将获得绿色学校奖，从而掀起了“绿色学校奖计划”。2004年在瑞典举行的“学习改变我们的世界”可持续发展教育国际咨询大会提出，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和教育是所有人处理从幼儿园到大学各级教育的重要任务，并指出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好的学校对儿童来说十分重要。在瑞典即便是量小的孩子也知道不能乱扔铝罐，可以通过对它们进行回收节约资源。这种对环境的意识和它们必须受到保护的事实，是从儿童时代就培养起来的，并且传给了下一代。
二、瑞典可持续发展教育政策的特征
1、战略性
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目标，瑞典政府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把教育纳入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中，由此，可持续发展教育成为实现瑞典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途径。
90年代以来瑞典的环境部、可持续发展部、教育科学部、财政部、外事部等政府部门颁布的政策文件中，都提到了教育在实现生态可持续发展社会中的战略地位。如瑞典根据《21世纪议程》制定的《生态教育的国家策略》，提出把可持续发展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此来理解和接受可持续发展原则，并对决策做出贡献。瑞典财政部、外事部，工业、就业和交流部，可持续发展部联合制定的《2004年里斯本策略——可持续增长的冠军》中提出应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制定教育政策的目标应考虑可持续发展社会对公民的要求，形成公民可持续的生活观，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从而能有效地参与到当地、国家及全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中。瑞典国家教育局几乎每五年就要对国家核心课程和教学大纲进行回顾．根据政府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在新的课程和教学大纲中渗透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历次国家课程改革越来越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教育所强调的民主进程、批判性态度、跨学科合作的要求。可持续发展教育处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中，成为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工具。通过与国家的政策相联系，可持续发展教育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支持，从而为学校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提供了方向上的指导。
2、合作性
可持续发展根植于生态、经济、社会和政治四个系统中，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协调四者之间的关系。瑞典的可持续发展教育受到来自教育界和非教育界有关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影响，因此也就决定了实现可持续发展并不仅仅是教育部门的事情，需要各部门之间的合作。合作伙伴对于项目的设计和执行非常重要。瑞典的生态学校计划是由民间环保组织保持瑞典清洁基金会推动的，而绿色学校奖计划则是由瑞典国家教育局发起的项目，由此可见瑞典政府机构和非政府机构共同致力于对学生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除了与非政府机构合作外，瑞典政府与公共当局以及教育、环境组织也建立了密切的合作伙伴关系。瑞典政府在颁布绿色学校奖条例时，与国家环保局以及隆德大学的环境专家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议，讨论绿色学校奖计划的标准，这种合作性还反映在后来标准的修订上。2004年，瑞典国家教育局与哈姆斯坦德(Halmstad)学校的教师、校长、市政府以及瑞典环保局、国家安全福利委员会、瑞典工作环境当局进行对话后对标准进行了重新修订．通过合作，学校发展了与政府权威、专家教育机构、非政府组织、商业，公民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关系，从而能够获得财政、技术和国家的支持，保证了学校与当地的需要和活动的相关性，避免了资源、活动和人力的重复，使学生能够在校内外的情境中分享观点和作出决策。
3、灵活性
《21世纪议程》号召各国政府应当努力在今后三年内更新或制定战略，将环境与发展作为各级教育中的一个跨学科问题。瑞典政府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在本国七十年代以来环境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基础上，将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渗透进学校教学和管理的各个方面，发展为可持续发展教育。灵活性还表现在可持续发展教育政策的实6S上，虽然瑞典国家教育局颁布了绿色学校奖条例，对绿色学校的申请和创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每所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灵活地选择主题，组织活动。瑞典国家教育局在国家课程文件中规定了学校教育工作的方针、指导原则，但并未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择做出具体的规定，教师可以结合本门学科的特点，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在教学过程中渗透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内容，还可以根据学生的年龄特征，灵活地选择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方法，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实践活动。瑞典可持续发展教育政策的灵活性使学校能够一直保持与当地社区和学生生活的紧密联系，体现了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全球思考，地区行动的原则，充分利用当地资源，紧密联系学生的生活实践，对学生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
三、以计划为导向的可持续发展策略
1、生态学校计划和绿色学校奖计划
生态学校计划和绿色学校奖计划是学校实施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一种新的途径和方法。其目的在于通过生态或绿色学校的创建，使可持续发展教育成为贯穿在学校各方面的一种整体性的工作方法。在生态或绿色学校的创建过程中，使学生能对自己的学习产生实质影响，能利用知识和经验支持自己的观点，认识到环境的重要性，对环境问题持批判性思考的态度。以环境问题为基础，把当地的环境作为一个“工作间”，学生通过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为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做好准备。
(1)学科渗透
生态或绿色学校创建过程中的第一步是重新分析国家教育局颁布的课程文件，思考如何在现行的课程中渗透可持续发展教育．在瑞典学校中，可持续发展教育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课程存在，而是渗透在各门学科的教学中。
瑞典《义务教育学校大纲》的16门课程中有9门谈到了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的要求。如在社会学中提出，学校应努力做到使学生具备一定的知识，能对地方和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重要问题采取行动；学生们应该具备社会经济、家庭财政和个人理财方面的知识，能够参与讨论实现本地及全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方式．生物学让学生在利用自然时，培养他们关心自然并为自然负责的态度；根据相关的生态知识和个人经验，培养他们参与健康问题以及人与自然和平共处问题的讨论的能力。物理学要培养学生从环境、能源以及资源的角度考虑人类的各种活动以及各种人工建筑所带来的后果，并对之进行定量定性的以及伦理道德角度的评价；学生应该具备各种能源、能源保护，环境、资源以及安全方面的技术应用的知识。地理要让学生掌握短期和长期地塑造和改变自然景观的自然过程的知识，认识到人类对这些过程的影响作用，评估影响结果，培养学生以生态学的方法为基础，对人们利用资源的不同方法进行反思井坚持理性态度和立场。
(2)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主题实践活动
除了在各学科的教学中渗透可持续发展教育外，瑞典学校还通过组织可持续发展教育的主题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瑞典隆德的拉德哥斯麻肯小学开展了一个与水有关的主题实践活动。活动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生动的水泵，演示水的运动和蒸发；用水对象及用水目的；怎样解决用水者之间的冲突；水资源的浪费。每个活动都针对不同年级的举生，通过讨论、游戏、绘画，角色扮演等形式，使学生学习与水有关的知识，提高了节水意识，在解决用水者冲突的过程中，发展了他们批判性思考环境问题的能力，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而这些正是可持续发展教育所要培养的。
在挪拉·里尔(norraReal)中学开展了食物与环境的主题实践活动。学校在第一阶段召开全体师生会议，对农业问题以及经济和政治对农业的影响做了详细的介绍。这一阶段采用传统的讲座形式，把学生分成小组讨论。最后进行一次讨论、测验或者其他展示学生知识的形式。第二阶段，向学生提供两袋食品，让学生选择—种作为工作对象，调查这种食品在当地商店的销售情况、运输等问题。然后他们距销售商联系，调查食品的生产、储存、运输以及其他处理方式对环境的影响，这一阶段，学生要每隔三周提交一次报告，教师及时作出评价。与此同时，学校还提供适合这一项目的其他讲座，如生物多样性和农业、运输等。第三阶段，带领学生去农场，和农民共同工作两三天，参加农场的其他工作。最后总结工作，学生以录像、报告、讲座等形式呈现他们的成果。
类似这样的实践活动在瑞典学校里很普遍，一般与—个主题有关，这也是创建生态或绿色学校所必须的，不论是生态学校还是绿色学校的创建，都要求学校在规定的几个领域内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然后制定本领域的发展目标，并及时向生态或绿色学校项目的负责部门提交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决定下一步的行动方向。虽然这些实践活动的主题和形式各异，但都非常重视全体学生的参与，采用学生中心的方式，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采用灵活的活动形式，教师和学生—起讨论、试验、记录并作出结论。通过活动，学生了解了生物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人类活动与决策对资源和环境的影响，发展了学生的交流与合作能力、学习与研究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形成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3)校园环境建设
校园环境作为隐性课程在可持续发展教育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瑞典的许多学校都追求高质量的校园环境。绿色学校奖手册中把自然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的工作领域，提出为了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学校要逐步减少人造物质和对人体健康与环境有害的物质；提高能源与各种资源的利用效率，以减少对环境的危害，节约资源；在资源的供应上实现可持续发展，学校基本上使用可再生的资源。
瑞典的隆德(Lund)学校是一所非常典型的生态学校，室内设施选用健康材料。为了避免严寒气候下热量的散失，建筑物墙体加厚至45公分，并用气密窗来加强保温效果；室内通风采用对流原理，将室外空气自地下风道引进，并在此先加以预热成预冷。此外充分利用太阳能取得热水，减少燃油的消耗；在生态循环系统的设计上，则有上、中水的循环利用，污水与排泄物生态处理模式，废物堆制肥料等。在这个学校里，所有使用的资源和排出的废弃物，经过处理后都可以由学校完全吸收，不会增加环境—丝一毫的负担。这是一个典型的可循环的、自给自足的零排放生态学校。
阿尔斯布拉(alsterbro)学校，坐落在瑞典南部绿树环绕之中，是一所拥有九个年级，一百二十名学生的小学校。这个学校是瑞典国家教育周第一批授予的十五个绿色学校中学—所。为达到绿色学校的标准，学校进行了一系列校园建设活动。建造水坝是其中的一项重点工程，这个工程由九年级的学生独自进行，学生按照自己的设计来建设．首先打好坝基，在水流和坝基之间安装水管，然后浇铸台阶。以便能够形成瀑布。水从附近的湖里抽上来，通过一个回水管，使水流到瀑布的最高点，然后再流入坝中。这项工程并不是简单的校园环境建设，而是对学生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好主题。建成后的水坝。不仅可以为学生提供—个活生生的生态循环的实例，而且通过水坝的建设，形成丁学生的参与意识，合作意识并发展了学生的计算技能、交流技能、学习技能和问题解决技能。
良好的校园环境无时无刻不对学生进行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教育。通过自己亲手创造校园环境，学生获得了深刻的体验，因为只有学生亲身参与到这个过程中，他的心灵才会受到震撼，可持续发展的意识才能确立。校园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就—本无形的教材，对学生进行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教育，自觉地提高了可持续发展意识，激发了学生思考日常生活中的环境与发展的问题，并最终外化为正确的道德行为。
2．网络可持续发展教育计划——波罗的海21世纪教育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瑞典政府加大了对信息技术的投资，充分利用现代网络的便利，支持学校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
波罗的海21世纪是由11个波罗的海地区国家组成的委员会(CBSS)，工作领域主要集中在农业、能源、渔业、林业、工业、旅游业和交通七个部门。200年春天，波罗的海国家委员会的教育部长们决定在原有议程的基础上增加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内容，并建议各国总理在波罗的海高峰会谈上，将教育作为该地区可持续发展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2年，名为《波罗的海21世纪教育》的报告及行动方案出台，报告提出了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在进行可持续发展教育中应该达到的目标，并指出可持续发展教育应采用更整合的、以过程为本位的动态模式，强调批判性思考，社会学习和民主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