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完善篇1
■应当采取“物权”还是“所有权”的概念
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对于民法中的财产关系，民法典应当采取“物权”还是“所有权”的概念，学者们有不同意见。
有学者认为，物权仅仅以有体物为中心，调整范围过于狭窄，已不能适应信息时展的需要，因此，应当以涵盖有体物和无体物的“财产权”概念代替“物权”的概念，民法典应制定财产权法而不是物权法。
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财产权的概念过于宽泛，不具有特定的调整对象，不能区分有体物和无体物。对于二者只能采取不同的法律规则来调整。针对有形财产的调整主要通过物权法来实现，针对无形财产主要通过知识产权法、票据法、证券法等加以调整。我国《民法通则》采用了“财产所有权”和“与财产所有权有关的财产权”的概念，试图以其代替“物权”概念，但这一概括不能区分所有权和其他物权，不能确立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独特保护方法。
■民法典是否需要设立财产权总则
有学者认为，应当在民法典“总则”外设立独立的“财产权总则”，将各种有形财产和无形财产抽象出来，以统领物权、债权、无形财产以及其他民事财产权利形式，以扩大民法典的适用范围，为民商合一提供体例上的基础。
但有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其理由是：财产权所要达到的统领各类单行法中财产权的目的，可以通过适当充实民法典总则中的内容来实现。民法中很多财产权利，如继承权、知识产权等也包括了人身权的内容，设立财产权总则在立法技术上有很大难度，即使考虑到财产权总则的另一目的在于沟通民法和商法的关系，整合民法体系，但商法所涉及的财产规则，实际上是以物权和债权规则作为基础的。财产形式总是处于不断变动之中，设立财产权总则是不现实的。
■是否应规定物权法定原则
有学者认为，物权的精髓在于“物权不得由当事人自由创设”，这与合同法、债法不同。合同法的原则是合同自由。我国物权法必须实行物权法定主义。物权直接反映社会所有制关系，对社会经济影响重大，故不能允许当事人随意创设物权，物权类型化（法定化），可以确定行为标准，维护第三人的利益，确保交易的安全与迅速。但应当注意的是，物权法定主义只是对所有权的权能、担保物权等物权权能进行概括性规定，并非绝对排斥当事人意思自治，当事人可以通过合同和公示设定物权、对物权进行变动。
但也有学者对物权法定原则提出质疑，认为物权内容、种类、效力的法定化，使物权不能充分贯彻民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将限制物权的发展，限制交易的自由，使物权变成封闭的、僵化的、保守的体系，甚至会和社会经济生活严重脱节。
■物权体系应当如何构建
有学者认为，物权具有对世性（物权可以对抗一切不特定的人），物权具有优先效力（在同一财产上，既存在物权又有债权时，物权优先），而债权具有对人性（债权只能对抗特定的人）。这就决定了物权是绝对权，债权是相对权，应当根据物权的对世性考虑物权体系的构建。
根据这一标准，可以解决担保物权是债权还是物权的争议。认为担保物权属于债权的人认为，担保物权不具支配性，且担保物权主要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基于合同产生，因此属于债权。认为担保物权属于物权的学者认为，担保物权也具有支配性，其支配的是物的交换价值。一些担保物权如质权甚至可以现实地支配物；担保物权也具有排他性，能够有效地对抗第三人。在第三人侵害抵押物、造成抵押物毁损的情况下，抵押权人依法享有请求他人返还原物、排除妨害、恢复原状的物权请求权。担保物权实现上的先后顺序也是其排他性的一种表现。
依此类推，租赁权由于具有相对性，应属债权。由于我国已经确立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以对土地的占有、使用为目的的用益物权形态，因此没有必要将租赁权规定为物权。当然，有人认为“买卖不破租赁”表明租赁权可以对抗所有权，体现了某种物权的特性，但这是为保护承租人的居住权而规定的。
根据物权的对世性构建物权的体系，就是说物权一般应实行公示原则。据此，已办理登记的债权（如商品房预售合同登记，也称预先登记）、承包经营权、海域使用权、水资源利用权、养殖经营权、捕捞权、采矿权等经过登记、公示，可以承认其具有物权效力。
当然，由于对人性和对世性的复杂性，有学者认为，有些自合同生效产生的物权，是否具有对世性，值得探讨。
■所有权是否需要类型化
有学者认为，我国物权法应该借鉴大陆法系的模式，采取单一的所有权模式，只规定所有权的一般规则，采取现行的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个人所有权三元模式，不能实现对国家、集体、个人财产的平等保护。
另有学者认为，与西方某些国家物权法中单一所有权是建立在私人财产所有制基础上、对国家所有权通过单行法调整不同，我国实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我国宪法已对此加以确认，物权法应当将宪法的规定具体化。在物权法中规定国家所有权，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充分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比如对作为国家所有权取得方式之一的征收加以严格限制，并对征收后的补偿作出规定。宪法修正案已经明确规定保护私人财产权不受侵犯，国家征收、征用集体或者个人财产必须予以补偿。在物权法中，应当对此进一步明确规定，对于普遍存在的国家征用集体的土地，只给予农民象征性的补偿费，对于城市房屋所有人给予较少的拆迁补偿，而政府再将土地出让，赚取巨额利益的做法，不能体现对集体、私人财产权的保护。
这里还牵涉到公司的财产所有权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公司法》第四条“公司中的国有资产属于国家”有不妥当之处，造成国家股权和一般股权的不平等，因为一般股东对其出资不享有所有权。
并且某一企业在国外陷入民事纠纷时，其他国有企业甚至政府都可能受到牵连。因此公司财产的所有权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物权变动的基本模式
物权变动有几个基本模式。一是物权变动须经登记，买卖合同不产生物权变动的后果，是“登记生效主义”。物权与合同不同，合同只限制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无需告知其他人。物权是排他的、对世的，需要通过登记来公示。这就是物权的公示原则。因此物权法应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应登记，不经登记不发生物权变更效力”。对于动产，则是在交付时所有权转移。交付又分实际交付、单证交付（提单、仓单）。对于所有权不明的动产，以占有状态推定其所有权状态。
二是物权变动不以登记而以买卖合同生效为准，但登记可以对抗第三人，不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即“登记对抗主义”。一些重要的动产如船舶、飞机、汽车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民法典的完善篇2
随着我国合同法的制定颁行，市场经济合同活动的规则由以前纷繁、复杂、冲突与落后的状态走向统一和谐与完善。作为民法典重要组成部分的合同法的出台，是我国民法典制定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合同法制定以后，如何加快民法典其他部分的制定步伐呢？我国民法典不太可能采取“一步到位式”的法典编撰方法，而只能采用分段制定最后通过汇编整理修订的方式来完成。因此，我们目前应该着重考虑民法典体系的总体设计，我认为我国民法典总体上应采用大陆法系的民法典体系，同时应采用潘得克顿（德国式）式的模式。既要有总则，又要明确区分债权与物权。但传统的大陆法系民法典体系具有的几个缺陷应加以克服。
首先，在传统民法典的体系中缺乏独立的人格权制度。而人格权制度既无法在总则的“民事主体制度”中作出规定，也不能在侵权法中规定。因此，人格权制度应该独立成编，并置于分则之首。其次，传统大陆法系的民法根据债的发生原因，将侵权行为法仅仅作为债法的组成部分，这种模式强调了侵权行为制度与债法其他制度的共性，却忽略了侵权制度所具有的更强的个性。而且由于债权总论中的许多规则无法适用于侵权制度，从而造成了债法体系的不和谐。同时，将侵权法放在债法之中也限制了极为复杂的侵权制度的发展。因此，我认为侵权法应该从债法中分离出来，作为民法分则中的一个独立制度。侵权法与债法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债法制度的消亡，债法的基本规则仍将与合同法及其他债法制度（如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共同组成“债与合同法制度”，放在侵权制度之前。第三，大陆法系国家大多不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制度，而是单独立法。鉴于知识产权本质仍是一种民事权利，因此将其放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是比较适当的。
在民法典体系确立之后，我们需要分阶段、分步骤，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程度展开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我认为，当前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应当是加快物权法的制定工作。作为调整人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支配与使用的重要法律制度，物权法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律规则。如果缺少了一个系统合理的物权法律制度，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体系和规则是难以真正建立和完善的。在制定物权法的同时，需要加紧修改婚姻法、继承法及知识产权法的工作。第二项工作应当是，制定完善的侵权行为法与人格权法。目前对人格权和侵权责任加以规定的主要法律就是民法通则，但民法通则的规定过于简略，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生活与司法实践的要求。因此，应当制定一部完善的侵权行为法与人格权法。与此同时，应该加紧对民法总则的修订工作。鉴于民法通则主要是关于民法总则内容的规定，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完善民法总则内容的修订工作。第三项工作应当是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将民事证据法律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加以规定。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迫切要求尽快制定一部反映改革成果和保障司法公正需要的民事证据法。从性质上说，民事证据法是程序法与实体法结合的产物，它既可以融合于实体法或程序法之中，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域。然而从目前我国立法的实际情况来说，我认为与其将民事证据法放在程序法中，不如将其放入实体法。因为如果民事证据法放在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则必然要对民事诉讼法做“伤筋动骨”式的修改，甚至是重新起草。由于民事诉讼法修改不久，又要作重大修改，这在目前来说是不现实的。由于我国民法典已纳入立法计划中，立法机关已组成了起草小组，正在加紧制定民法典。如果将证据法做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证据法也可以“搭制定民法典的便车”而得以尽快出台。现在可以考虑将证据法作为一个完整的制度放在民法典的分则部分加以规定，以后即便因适应实践的要求须将证据制度从民法典中分离出来，作为单独的法律也是可行的。
民法典的完善篇3
新世纪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新世纪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新世纪与中国民法典的制定我国几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如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都已制定了较为系统完备的法律，它们尽管在名称上未被称为法典，但实际上已具备了法典的特点和功能。然而，民法典至今仍未出台。我认为民法典的起草工作应尽快地提上议事日程。
随着我国合同法的制定颁行，市场经济合同活动的规则由以前纷繁、复杂、冲突与落后的状态走向统一和谐与完善。作为民法典重要组成部分的合同法的出台，是我国民法典制定工作的一个重要步骤。在合同法制定以后，如何加快民法典其他部分的制定步伐呢？我国民法典不太可能采取“一步到位式”的法典编撰方法，而只能采用分段制定最后通过汇编整理修订的方式来完成。因此，我们目前应该着重考虑民法典体系的总体设计，我认为我国民法典总体上应采用大陆法系的民法典体系，同时应采用潘得克顿（德国式）式的模式。既要有总则，又要明确区分债权与物权。但传统的大陆法系民法典体系具有的几个缺陷应加以克服。
首先，在传统民法典的体系中缺乏独立的人格权制度。而人格权制度既无法在总则的“民事主体制度”中作出规定，也不能在侵权法中规定。因此，人格权制度应该独立成编，并置于分则之首。其次，传统大陆法系的民法根据债的发生原因，将侵权行为法仅仅作为债法的组成部分，这种模式强调了侵权行为制度与债法其他制度的共性，却忽略了侵权制度所具有的更强的个性。而且由于债权总论中的许多规则无法适用于侵权制度，从而造成了债法体系的不和谐。同时，将侵权法放在债法之中也限制了极为复杂的侵权制度的发展。因此，我认为侵权法应该从债法中分离出来，作为民法分则中的一个独立制度。侵权法与债法的分离，并不意味着债法制度的消亡，债法的基本规则仍将与合同法及其他债法制度（如无因管理、不当得利）共同组成“债与合同法制度”，放在侵权制度之前。第三，大陆法系国家大多不在民法典中规定知识产权制度，而是单独立法。鉴于知识产权本质仍是一种民事权利，因此将其放在民法典中加以规定是比较适当的。
在民法典体系确立之后，我们需要分阶段、分步骤，根据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程度展开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我认为，当前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应当是加快物权法的制定工作。作为调整人对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支配与使用的重要法律制度，物权法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法律规则。如果缺少了一个系统合理的物权法律制度，市场经济所需要的法律体系和规则是难以真正建立和完善的。在制定物权法的同时，需要加紧修改婚姻法、继承法及知识产权法的工作。第二项工作应当是，制定完善的侵权行为法与人格权法。目前对人格权和侵权责任加以规定的主要法律就是民法通则，但民法通则的规定过于简略，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生活与司法实践的要求。因此，应当制定一部完善的侵权行为法与人格权法。与此同时，应该加紧对民法总则的修订工作。鉴于民法通则主要是关于民法总则内容的规定，因此可以在此基础上完善民法总则内容的修订工作。第三项工作应当是在制定民法典的同时，将民事证据法律作为其中的一部分加以规定。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迫切要求尽快制定一部反映改革成果和保障司法公正需要的民事证据法。从性质上说，民事证据法是程序法与实体法结合的产物，它既可以融合于实体法或程序法之中，也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域。然而从目前我国立法的实际情况来说，我认为与其将民事证据法放在程序法中，不如将其放入实体法。因为如果民事证据法放在民事诉讼法中加以规定，则必然要对民事诉讼法做“伤筋动骨”式的修改，甚至是重新起草。由于民事诉讼法修改不久，又要作重大修改，这在目前来说是不现实的。由于我国民法典已纳入立法计划中，立法机关已组成了起草小组，正在加紧制定民法典。如果将证据法做为民法典的组成部分，证据法也可以“搭制定民法典的便车”而得以尽快出台。现在可以考虑将证据法作为一个完整的制度放在民法典的分则部分加以规定，以后即便因适应实践的要求须将证据制度从民法典中分离出来，作为单独的法律也是可行的。
民法典的完善篇4
内容提要: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后，我国加快民法典的制定工作。民法典既是实现法典化的最佳途径，也是法官依法公正裁判的保障。应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构建民法典的体系，尽快制定《民法总则》、《人格权法》、《债法总则》，并修改和完善其他相关法律。在此基础上，制定一部内容详备、体系完整的民法典。
党的十五大提出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战略任务，这一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目前我国已经构建起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市场经济构建了基本的法律框架，保障了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秩序。这一体系适应了我国社会基本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涵盖了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等各个领域。就民法而言，《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基本民事法律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民事立法进入了完善化、系统化阶段，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一、中国民法体系化必须走法典化道路
法律体系形成的标志是我国的法律制度已完整，突出表现为起着支架性作用的法律已经制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法治建设就功德圆满、万事大吉，因为法律体系是动态的，需要不断发展完善、与时俱进;而且，在民事立法领域，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基本民事法律，各项法律之间基本上也保持了一致，但在形式上却因为没有民法典而体系化程度不高，这既与民法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地位不符，也与刑法、诉讼法等其他基本法律的法典化形态不匹配。www.133229.com由此可知，在我国法律体系形成后，立法层面上，一项首要的任务就是制定一部民法典。
我国民法的体系化需要制定民法典，这不仅出于立法形式上的考虑，更重要的是，法典化是实现私法系统化的一个完美方法。[1]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立法经验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对此无需赘言。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近些年来大陆法系国家出现了所谓的“去法典化”现象[2]，但并不表明法典重要性的减弱，而只是反映了单行法对民法典中心地位的冲击现象。然而，由于我国没有民法典，所以此种情形在我国根本就未曾发生过，因此，我们不能以“去法典化”现象来否定法典化在中国立法实践和国家秩序中的重要功能，也不能简单地据此来否定我国对民法法典化道路的选择。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通过制定民法典来实现民法体系化，既有确保民法规范逻辑自洽、科学合理的系统化效用，还能充分满足法官依法公正裁判民事纠纷案件的实际需要，故而，中国民法体系化必须走法典化道路。
(一)法典化是实现中国民法体系化的最佳途径
法典化的灵魂在于体系性，从形式体系而言，法典化融合了形式的一致性、内容的完备性以及逻辑自足性，由此使法典在特定价值引导下有统一法律术语、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则，并在法典内部以及法典与单行法之间形成一般与特别、指引与落实等顺畅的关系。可以说，只有通过法典化，才会形成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安排，否则往往会浪费立法资源，而且事倍功半，我国在此方面已有不少的经验教训。体系性的民法典还统一了市场法则，能保障法制统一，避免民法规范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的矛盾冲突，可有效地防止政出多门，进而给交易主体带来确定的预期，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法典的体系性还要求其内容的全面性，即包含了各种有效的控制主体的法律规则的完整性、逻辑性、科学性，[3]这对民法典尤为重要。作为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以及百科全书，民法典必须通过合理的架构为民事活动提供各种基本准则，为交易活动确立基本的规则依据，为法官裁判各种民事案件提供基本的裁判规则。不过，强调全面性，并不是说民法典必须面面俱到，它作为民事基本法律，只宜规定民事领域最重要的法律制度，为民事活动提供基本的方向性指引，这决定了它要有节制地规制社会生活，应当体现出波塔利斯所言的“立法者的谦卑和节制”。[4]要做到这一点，民法典势必要借助抽象术语进行表述，必须要对社会生活中反复出现的、具有一定普遍性的规则进行抽象，能在较长时间里保持一定的稳定性，不因社会变迁乃至国家政策调整而随意改变。
体系化的另一个层面就是价值层面。这就是说，价值体系是指在制定法律时立法者所秉持的价值取向，是体现在法律背后立法者所追求的宗旨和目的。具体到我国的民法典制定，仍要秉持体系性的核心特性，应在坚持和弘扬传统私法中的平等、自由和安全价值基础上，体现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效率价值以及现代民法所要求的“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并围绕这些价值进行全面有序的制度安排。价值体系保持一致，才能够保证法律相互之间的和谐一致，保证形式体系的形成。在我们的民事立法中，确实存在某些规则背后所体现的价值不一致甚至冲突的现象。比如说《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则，是把它作为效力待定的行为来规定。该条所体现的价值，实际上强化的是对原权利人的保护。但是《物权法》第106条规定，在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况下，受让人可以取得所有权，它所体现的是对交易安全的保护。所以同样是无权处分行为，根据《合同法》第51条可能因权利人未追认而无效，但根据《物权法》第106条，权利人即便不追认，也可能是有效的。这两个条款之所以发生了冲突，主要原因在于价值体系上就是冲突的。而保持价值的统一和一致性就必须要制定民法典。
(二)民法典是法官依法公正裁判案件的保障
作为整合私法制度的统一体，民法典还将统一民事审判的司法规则，能最大限度的限制法官的恣意裁判，[5]换言之，民法典为法官提供了处理民事案件的基本裁判规则，这对于保障司法公正极为重要。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对法官正确适用法律将提供重要的保障。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在体系性的框定下，民法典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这不仅在于法典源自国家最高立法机关之手，在权力来源上有至高的权威性，同时其属于在民事法律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的基本法律，[6]位阶仅次于宪法，其他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政策命令、司法解释等均不得超越民法典;更重要的是，它有统一的价值指引，并涵括了民事活动的基本规范，可以说，民法典是成文法的最高形式，法官寻找处理民事案件纠纷的依据，必须首先从民法典的规则中去寻找。[7]我国《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应当依据本法承担民事责任。这就表明了未来民法典组成部分的侵权责任法是处理各种侵权纠纷的裁判依据。一旦在我国制定民法典后，大量单行法仍继续存在，除非是在民法典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民法典就应当优先于其他法源而得以适用。这就是说，法官在裁判任何一个民事案件时，首先应当适用民法典，只有民法典没有规定时，才能适用其他法律。比如，“汽水瓶爆炸伤人案”是一个因产品缺陷致人损害的普通案件，但现实中有许多法官经常遇到找法的困惑，即究竟应当适用《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还是《侵权责任法》或《合同法》?各个法院的判决所适用的法条很不一致。如果将《侵权责任法》和《合同法》作为我国将来民法典的有机部分，则它们应优先适用。显然，与其他规范相比，经由体系化而产生的民法典具有更高的权威性，能方便地为法官找法提供正确的路径。
第二，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集中规定了法官裁判案件的基本规则。这便于法官找法，即优先适用民法典中明确规定的裁判规则，其他法律处于候补适用的地位[8]。所以法典化的一个重要优势在于“资讯集中”。同时，与数量众多、价值不一致的单行法相比，民法典的体系性确保其内容和谐一体，且相对抽象简化，无论查询成本、学习成本还是适用成本均比较低。[9]可以说，法官只要有一部民法典在手，并通过领略其规则和精神，就可以找到民事裁判的主要依据。概括而言，民法典的权威性和简化性，有助于“降低法律适用者搜寻成本，同时减少裁判恣意”。[10]
第三，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不仅便于法律适用，还有助于法律适用的一致性。法典化势必综合既有的法律经验和法学理论，概念、规则和观念都更精确，[11]能为法官提供更有操作性的方案，可确保同一规范适用统一，这也是法律可预期性延伸出来的法律适用的可预期性。同时，民法典是完整统一的信息系统，为那些需要应用法律和解释法律的人提供了一个基本的参照体系，[12]这不仅实现了类似案件的类似处理，也使得当事人可以预见法院的判决结果。正因为法律适用具有一致性，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将在规范的约束下进行，保障法官平等地、统一地对不同案件作出判决，实现判决结果的可预测性，符合“类似情况类似处理”的要求，从而实现法的安定性。[13]
第四，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可以消除各项规则和制度之间的冲突和矛盾，保障法官可以正确适用法律。从我国民事立法来看，由于没有制定民法典，存在某些缺陷，这突出地表现在每个新的法律制定之后，都需对以前的立法进行修改，但是没有在新的立法中具体指出来，在哪些条款中进行了修改，从而给法官适用法律带来了很大困难。如果制定了民法典，就可以在民法典中进行明确的规定，保证法官正确的适用法律。例如，《物权法》于2007年通过，但迄今为止，在一些地方法院，针对有关担保物权的纠纷，仍然援引《担保法司法解释》等这些规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物权法》在制定时，没有说哪些地方对《担保法》做出了修改，所以法官对此并不清楚。那么，如何解决这一大问题?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就是提升民事立法的体系化程度。或者说进一步强化民事立法的体系性。
第五，民法典作为体系化的产物，可以培养法官体系化的思维方式。民法典既然是法官找法的首要对象，法官就必须理解民法典的价值、规范以及协调这两者的逻辑，只有这样，法官才能正确地适用民法典。一方面，法官在处理任何一个民事案件时，并不能简单局限于对某一个规范的考察，而应当将其置于体系化的规则中进行考察，寻找与案件最密切联系的规则，这样才能找到最为妥当的案件处理依据。所谓请求权基础的分析方法，其实就是一种对请求权的体系进行全面考察而寻找最准确的基础的方法。另一方面，民法典是民法基本规范的有机整体，其基本架构为总分结构，法官即应按此逻辑和系统进行适用，法典是按照总分结构来安排的，它使得法官容易理解法典的逻辑和系统，了解各个规则在适用时的效力层次，了解民法典内部各个制度之间的关系，如分则中的制度优先于总则中的制度来适用。法官应当按照特别法优先于一般法的规则来适用法律。例如，出现了保险合同纠纷以后，法官首先要查找保险法中关于保险合同的规定，因为保险法属于特别法，如果保险法没有规定，则可以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如果合同法总则没有规定，可以适用债法总则的规定。如果债法总则没有规定，则应当适用民法总则的规定。
民法法典化以后，法官应当尽可能按照法典来进行裁判，并且要对其援引法典某个条文的理由，法典的价值取向，规则的确切含义进行说明，从而强化判决的说服力。在法典无明确的具体规定时，法官必须依据法典中的基本原则和精神进行裁判，但必须说明裁判的理由。这也是法典对裁判过程约束的一个重要方面。[14]
二、我国民法典的体系构建
在构建我国民法典体系时，必须要确定其中的核心制度，即所谓“中心轴”。围绕着这条“中心轴”，民法典中的各项制度和规范将形成逻辑统一体。该“中心轴”究竟是什么，理论上存在不同的看法:一是意思表示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典应当以意思表示为自己的中心轴。例如，德国学者温德沙伊德认为，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贯穿于民法的各个领域和环节，整个民法典应当以意思表示和意思自治为核心加以构建。[15]二是民事权利说。此种观点认为，民法就是权利法，因此民法典体系的构建应当以民事权利为中心而展开。此种学说来源于自然法学派的思想，我国也有学者认为，民法是以人为本位、以权利为中心、以责任为手段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这种关系的逻辑结构就是人———权利———责任的结构，而不是单纯的人———物对应的结构或总———分对应的结构，因此，民法典的结构应按照人———权利———责任这一结构来设计。[16]三是法律关系说。此种观点认为，应当依法律关系为基础来构建民法典的体系，在这种编排方法中，法律关系被作为整理法律和展示法律的技术工具，而且成为体系构建的基本方法。[17]萨维尼以法律关系为中心，从理论上构建了一个民法典的体系，该体系反映出的编排方法被后世学者称为“萨维尼编排法”。[18]潘德克顿学派将整个法律关系的理论运用到法典里面去，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潘德克顿体系结构(pandektensystem)。采纳德国法系的国家大都接受了这一体系[19]。
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应当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来构建，主要理由在于:一方面，法律关系是对社会生活现象的高度抽象和全面概括。“法书万卷，法典千条，头绪纷繁，莫可究诘，然一言以蔽之，其所研究和所规定者，不外法律关系而已。”[20法律关系是根据法律规范建立的一种社会关系，[21]是对社会生活关系的一种法律归纳和抽象，反映了社会关系的一些共同特征。另一方面，法律关系是对民法规范逻辑化和体系化的基础。法律关系编排方式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科学的编排方式，民法的诸制度都是围绕民事法律关系而展开的，法律关系包含主体、客体、内容三项要素，三项要素可以完整覆盖民法典的各项内容。还要看到，法律关系编排方法适应了民法发展的需要。民事关系纷繁复杂，但是把握住了民事法律关系的脉络，就把握住了民事关系的核心。具体来说，以法律关系为中心来构建民法典，民法典应当首先设立总则，总则之中应当包括法律关系的基本要素，即主体、客体、法律行为、责任。民法典的分则以法律关系的内容(即民事权利)为中心展开，分则部分包括人格权法、亲属法、继承法、物权法、债权总则和合同法、侵权责任法。
按照此种体系来整合我国现行法律，笔者建议民法典的制定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通过修改补充《民法通则》，将其改造为民法典的总则。《民法通则》虽然不是以法典形式颁布，但其调整的都是基本的民事制度和民事权利;尤其是《民法通则》基本涵盖了所有民法典总则的内容，只不过基于现实需要在其中增加了部分民法分则的内容(如所有权、债权)。在某种意义上，它的确发挥了民法典的部分功能，并且其大部分内容仍然可以适用于我国的现实情况。因此，应该对其进行进一步的修改和整理，将其纳入到民法典的相应部分。[22]换言之，在制定民法典时，不宜彻底抛弃《民法通则》，而应剥离其中的民法共性规范，作为民法典总则的蓝本。
第二，通过整合完善《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婚姻法》、《继承法》等民事法律，将它们统一纳入民法典并分别作为分则的各编。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法律在制定时，重视各自的体系性与完整性，并未按照民法典的体系进行系统的设计，例如，《物权法》关于保护物权规定中，既包括了物权请求权，也包括了侵权的请求权等，忽视了与《侵权责任法》的协调，故而，在制定民法典时，应当对各部法律进行适当的修改，而不能简单地、原封不动地纳入。
第三，应当在分则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传统大陆法系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因为民法本质上是权利法，民法分则体系完全是按照民事权利体系构建起来的，民事权利主要包括人身权与财产权两大部分，后者分为物权与债权，它们均独立成编，人身权主要是以人格权为主，却未单独成编，其规则或规定在主体制度中，或散见于侵权责任制度之中，这就造成了一种体系失调的缺陷。可以说，传统民法过分注重财产权，反映其“重物轻人”的不合理性。要消除这一缺陷，人格权即应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这也符合人格权保护在现代民法中的发展趋势:一方面，除了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生命健康权等，各种新型的人格利益被上升为人格权并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如自然人的隐私权等等;另一方面，一般人格权观念得到了立法与司法的承认与保护。而且，现代化进程中以及高科技发展过程中所提出的人格权保护问题，也需要通过我国民法典人格权编的完善来应对。例如，对个人生活情报的收集和泄漏、对个人身体隐私的窥探、对于生命信息和遗传基因的保护、对环境权的保护等，都是我们所必须面临的新的课题。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引发的有关信用、商誉、姓名的许可使用以及名称的转让、形象设计权的产生等都是我们在人格权制度中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此外，还要看到，在我们这个有着几千年不尊重个人人格的封建传统的国家，对人的关注与保护愈发重要。如果在民法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编，进一步对人格权予以全面的确认与保护，并确认民事主体对其人格利益享有一种排斥他人非法干涉和侵害的力量，同时也使个人能够据此同一切“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违法行为作斗争，这必将对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还能体现民法是人法，以对人的终极关怀为使命的普遍价值。
第四，应当在分则中规定独立的侵权责任法编。大陆法系一直将侵权责任法作为债法的一部分而体现在民法典中，但是现代社会发展及民主法制建设的客观需要，已使侵权责任法所保障的权益范围不断拓展，其在传统债法体系中所负载的功能显然已不足以适应时代的需求。因此，侵权责任法应当从债法体系中分离出来而成为民法体系中独立的一支。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是完善我国民法体系的重要步骤，也是侵权责任法得以不断完善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立法机关已经于2009年12月26日通过《侵权责任法》，实际上是采纳了侵权责任法的独立成编的观点。侵权责任法将来要作为民法典的一编。侵权责任法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多元归责原则体系，既对私权利形成了更加周密的保护，又为侵权责任法未来的发展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第五，应当设立债法总则编。法国学者达维德指出，“债法可以视为民法的中心部分”。[23]一方面，债权总则有利于整合债法自身的体系，它不仅适用于合同之债，还可以适用于非合同之债，能使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缔约过失等债的形式在债法中找到其应有的位置，确立相应的法律规则。另一方面，债是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因素，一旦新类型的债超出了现有规范，债权总则即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在此意义上，债权总则有利于完善民事权利的体系。在大陆法系体系中，民法典中债法的典型模式是将侵权行为、合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等都纳入债的范畴，以至于《德国民法典》等法典中的债权总则内容十分复杂庞大，从立法的科学性上说，其中许多内容并不都真正属于债权总则的内容[24]。故而，我国民法典体系不一定要借鉴此种模式的经验，债权总则并不需要追求形式上的完整性，关键是有真正的总则意义，尤其是需要确定债的概念和债的效力、分类以及消灭事由，从而使其真正能够直接适用于各种具体的债的关系。
第六，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应独立成编。从国际上看，关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的立法模式有单独立法与纳入法典两种;在我国，1986年《民法通则》第八章较为系统地专门规定了对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问题，2002年民法典草案第一稿将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单独作为民法典的最后一编(第9编)加以规定。2010年10月28日立法机关通过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在该法中确立了当事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来选择涉外法律适用的规则，如果法律没有特别规定，适用与该涉外民事法律关系最密切联系国家的法律。我国民法典可以该法为基础将其作为独立一编。
第七，知识产权法的主要内容可以在民法典之外规定。知识产权法无疑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应成为民法典的独立一编，因其内容非常庞杂、非常复杂，且随着科技的进步需要频繁进行修改，应当将其在民法典之外作为特别法单独规定。不过，我国民法典有必要对知识产权的类型和内容予以概括性、原则性的确认和界定，确认知识产权的共同规则，或仅在民事权利的客体中确认知识产权客体。这样有两个作用:一是宣示知识产权为民事权利，尽管知识产权兼具人身性和财产性，但其本质上仍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是私法上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结合。民法典作为调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私法，应当对这一重要的权利类型予以确认和界定。在发生知识产权纠纷后，如果知识产权法未作出特别规定，可以适用民法典的规定。例如，侵害知识产权的责任，在知识产权法中缺乏规定时，可适用侵权责任法的规定。二是共性的规则在特别法中不宜分散规定，可以放在民法典中规定。
三、民法典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早在清末变法时，修订法律大臣俞廉三对制定《大清民律草案》的宗旨概括为四项，即“注重世界最普遍之法则”、“原本后出最精确之法理”、“求最适于中国民情之法则”和“期于改进上最有利益之法则”，[25]这对当今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仍有启发，即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应当立足于中国国情，面向未来，借鉴两大法系的先进经验。本着这一宗旨，笔者认为，以下重大问题在我国民法典制定中应值得重视。
(一)民法总则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尽管我国具有支架性的民事法律已经制定出来，但因缺乏具有普适性的总则，导致我国民法体系性程度不是太高，极大影响了民事立法的科学化和适用上的合理性。故而，加快民法典的制定步伐，首先应当尽快制定民法总则，并重点解决以下问题:
第一，完善民事权利体系。在《民法通则》中民事权利是单设的一章(第五章)，这种经验在今天来看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在未来的民法典中也应当保留这种立法技术。但是，民事权利本身是个发展的体系，《民法通则》中关于民事权利体系的列举性规定仍有完善的必要，例如，其中未规定物权概念，也未构建物权体系，现在看来显然不合时宜。尤其应当看到，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民事权利，如环境权、公开权、成员权等权利，它们是否应规定在民法总则中，需要认真探讨。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谢怀栻教授就提出社员权应该独立，不仅因为公司法中的股权(股东权)已非财产权所能包容，还因为民法从个人法向团体法发展的形势要求这样做。同时，他认为，有一些不具独立性质的权利(如选择权、解除权)、有一些期待权(如继承开始前的继承权)，虽然从实质上看，与一些独立的、实定的权利不同，仍应将之归入整个民事权利体系之中。[26]笔者认为，这些观点至今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民事法律体系形成之后的民事立法活动中，也应当得到继续的贯彻和实现。此外，还有一些新型的利益，例如，胎儿的权益、网络虚拟财产权、商业秘密、死者人格利益、特许权等等也需要在法律中作出规定。
第二，完善法人制度。《民法通则》对法人的分类以所有制为出发点，如将企业法人分为全民所有制企业、集体所有制企业等，并受制于现实而采用了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的法人分类。这显然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民法典在此方面应当借鉴大陆法系成熟的经验，采用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的分类方法，以便于解决和落实基金会法人、仲裁委员会、宗教团体、寺庙等主体地位。此外，还要规定法人的概念、性质、条件、类别、能力、设立、法定代表人、机关、终止、责任等制度。
第三，完善合伙制度。《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个人合伙和法人合伙，但并没有从总体上承认合伙企业作为公民和法人之外的第三类主体，也没有规定主体的一般规则和条件。笔者认为，民法典应当承认合伙企业的独立主体地位，将其和一般的合同式的合伙区分开来，这样，尽管合伙企业对外承担无限责任，但它能设立账户、订立合同，并有独立财产，可以独立承担责任。尤其是有限合伙的发展，使其已经具有了一些公司的特点，独立主体的资格性很强，因此应当承认其主体地位。
第四，完善法律行为制度。应当看到，《民法通则》关于法律行为的规定仍然存在缺陷，例如，在法律行为的概念上，民法通则借鉴了前苏联学者的观点，将法律行为视为合法行为，且把意思表示从中舍去。这一概念显然不够严谨，因为法律行为也包括了非法行为，如意思表示包含了欺诈的意思表示。因为法律行为是指能够产生当事人预期法律效果的意思表示。法律行为不同于意思表示在于其能够产生法律效果，法律行为没有合法与违法之分，违法行为也可能产生法律效果。例如，欺诈行为只要不侵害国家利益，受欺诈者愿意接受欺诈后果的，也可以产生当事人预期的法律效果。在法律行为制度中，不仅要规定有关法律行为的概念、生效条件以及无效法律行为的类型、未生效的法律行为等，也需要规定意思表示的概念、效力的发出、到达、解释以及意思表示不真实等各种情形[27]。
第五，完善制度。《民法通则》关于制度，只规定了直接，未规定间接。但是，《合同法》适应市场交易的需要，在第402～403条中规定了间接，并在其总则第49条规定了表见，不过，不限于合同领域，可以适用于整个法律行为，故间接、表见均应纳入民法典总则之中，但一旦它们纳入总则，就需要重新构建制度，因为现有的制度是基于直接而形成的，如何理顺它们与间接制度的关系，就需要深入的探讨。笔者认为，未来民法典中的制度应当规定直接，间接应当作为直接的特别形式加以规定。
第六，完善民事责任制度。我国《民法通则》对民事责任做出了统一的规定，这种方式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也为《侵权责任法》所继承和发展。因此，有关责任制度独立规定的结构应当坚持，但是《民法通则》有关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具体规则已经被《合同法》、《侵权责任法》所涵括，不宜再规定于民法典总则部分，该部分只宜规范可共同适用的民事责任规范。第七，完善时效制度。《民法通则》中的普通时效期间为2年，学理和实务上普遍认为时间太短，不利于保护债权人，且特殊时效的列举过少，更多地分散在各个单行法中，不利于法官裁判，查找极其不便，有必要集中起来在民法典总则中加以系统规定。
(二)人格权法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尽管人格权法是否应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存在争议，但基于强化对公民的人权保护、完善民法的固有体系、弘扬民法的人文关怀精神、保持与侵权法等法律的衔接等原因，笔者认为人格权法有必要独立成编。
在人格权法中，要完善一般人格权制度。尽管《民法通则》对于宣示和确立我国人格权制度具有重大意义，但由于立法时理论研究不够、审判经验不足等影响和人格权不断发展这一特点的制约，《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例如，《民法通则》没有规定一般人格权，一些具体规则也不尽合理。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3月10日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全面总结了保护人格权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民法通则》所确立的人格权制度。例如，该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这实际上确立了一般人格权法律制度。我认为这一经验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人格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体系，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人格利益受到损害，急需加以救济的情况，这就需要我们对人格利益设置兜底条款，使得任何类型的人格利益在受到损害时，都能够找到救济的依据。但一般人格权主要还是对新的人格利益的开放式的规定，应当适用利益保护的规则。对一般人格权的具体内容可以表示为:人格尊严、人身自由和人格平等。比如，强迫某人住进精神病医院接受所谓精神治疗，就严重侵犯了受害人的个人自由和人格尊严。
在人格权法中，要完善具体人格权制度。在此方面，除了进一步规定并完善《民法通则》所确认的生命健康权、名誉权、肖像权、姓名和名称权、婚姻自主权等人格权之外，还应当重点规定以下三种权利:
第一，隐私权。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人格权[28]。简单地说，隐私权就是指个人对其私生活安宁、私生活秘密等享有的权利。隐私权在现代社会中日益凸显其重要性，尤其是随着高科技的发展，使得对公民隐私的保护显得极为迫切。例如针孔摄像机、远程摄像机、微型录音设备、微型窃听器、高倍望远镜、卫星定位技术的出现，过去科幻小说中所言的在苍蝇上捆绑录音、录像设备的技术在今天已成为现实，个人隐私无处遁身，个人隐私正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为了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的需要，需要在公共道路、公共空间等地设置监视、监控设备，由此也带来了如何区分个人隐私与公权力之间界限的难题。为此，两大法系都已经将隐私权作为基本的民事权利加以规定，甚至上升为一种宪法上的权利加以保护。我国《民法通则》虽然在法律上第一次建立了人身权制度，但并没有规定隐私权。这是立法的一大缺陷。虽然我国有关的单行法律(如《妇女权益保障法》)，都规定了隐私，但因为民事基本法没有确认此种权利，所以，极大地影响了此种权利的保护。笔者认为，未来我国人格权法中要重点确认如下几项隐私的内容:一是私人生活安宁权。自然人的生活安定和宁静也叫生活安宁权，就是个人对他们的生活安宁享有一种权利，并且有权排斥他人对他正常生活的骚扰，对这样一种权利的侵害也是对隐私的侵害。二是个人生活秘密权。个人生活秘密是个人的重要隐私，它包括个人的经历、恋爱史、疾病史等，这些隐私非经本人的同意，不得非法披露。私密信息涵盖的范围很宽泛，包括了个人的生理信息、身体隐私、健康隐私、财产隐私、家庭隐私、谈话隐私、基因隐私、个人电话号码等。每个人无论地位高低，哪怕是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都应该有自己的私密信息，无论这些秘密是否具有商业价值，其私人生活秘密都应当受到保护。三是家庭生活隐私权。家庭生活隐私是以家族关系、血缘关系、婚姻关系为基础形成的隐私，具体包括家庭成员的情况、婚姻状况(如离婚史等)、是否为过继、父母子女关系及夫妻关系是否和睦、个人情感生活、订婚的消息等，这些都属于家庭隐私的范畴。四是通讯秘密权。自然人的通讯秘密不受侵害，通讯秘密包括信件、电子邮件、电话、电报等各种通讯中的秘密。禁止采取窃听、搜查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通讯秘密。五是私人空间隐私权。私人空间是指凡是私人支配的空间场所，无论是有形的，还是虚拟的，都属于个人隐私的范畴。在私人空间中，住宅空间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住宅是个人的城堡”(aman’shouseishiscastle)，这句英国法学家提出的法谚表现了空间隐私的重要性。六是私人活动的自主决定权。自主决定，就是指个人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私人事务等方面的自由[29]。隐私不仅是指消极地保护自己的权利不受侵害的权利，它还包括了权利人自主决定自己的隐私，对影响进行积极利用的权能。
第二，个人信息资料人格权。个人信息资料(personaldata)是指与特定个人相关联的反映个体特征的具有可识别性的符号系统，它包括个人出生、身份、工作、家庭、财产、健康等各方面信息的资料。国外在用词上欧美之间有些分歧，例如美国人用侵犯隐私形容在网络中泄露他人信息的行为，而欧洲人则倾向于适用信息保护[30]。个人信息资料权有独立的权利内涵，可以成为一项人格权。一方面，通常个人资料与某个特定主体相关联，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识别本人，其与民事主体的人格密切相关。[31]另一方面，个人资料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私密性。很多个人信息资料都是人们不愿对外公布的私人信息，是个人不愿他人介入的私人空间，不论其是否具有经济价值，都体现了一种人格利益。[32]当然，作为一种人格权，个人信息资料的保护方式与传统人格权也有所区别。其保护的重心，在于限制对个人信息资料的搜集与利用。
第三，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互联网的发展，使我们进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时代。博客、微博的发展，使信息传播进入了全新的时代。据统计，目前我国已有近五亿网民、四千多万博客。如此众多的网民，在促进社会发展、传递信息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同时，利用网络披露他人隐私、毁损他人名誉等行为也是大量存在。应当看到，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并非新类型的人格权，因为与既有的人格权类型相比较，其不具有独立的权利客体。但是，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又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之中单独加以规定，这主要是考虑到:第一，人格利益保护的特殊性。一些人格利益在一般的社会环境中并不显得特别重要;而在网络环境下就显得特别重要。例如，在网络上，个人家庭住址的保护就特别重要。又如，在网络上披露某女明星的年龄，就导致该明星的演艺生涯受到影响[33]。这主要是因为信息在网络上传播的快速性、广泛性以及受众的无限性导致的。第二，网络环境下，公众人物人格权的限制有特殊的规则。在网络环境下，公众人物人格权限制规则会有所变化，即便是公众人物，其在网络上的人格权也应当受到保护，如其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不得随意被公开。第三，网络环境中更应当注重人格权保护与信息传播自由之间的平衡。在网络环境下，信息传播自由以及满足公民知情权变得非常重要。公民有在网络言论的自由，实现信息的自由传播，但是，一旦了侮辱、诽谤等言论，就会造成侵犯他人权利的严重后果，甚至并非出自故意而只是出于轻微疏忽的不实言论，也可能会导致严重的后果。例如，对某个自然人和企业的评价有所不实，一旦在网络上传播，就可能对其生活或者经营产生严重的影响。在实践中，确实多次出现利用网络诽谤和侵害其他企业信用的情形，例如造谣说某公司的产品掺入有毒有害物质，而这种言论一旦在网上传播开来，甚至可能引发人们的恐慌、攻击等不理智行为，给受害企业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第四，责任主体的特殊性。一方面，网络侵权主体具有广泛性;另一方面，网络服务提供者等特殊主体也要对受害人承担责任。当然，不同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所应承担的责任应当有所区别。尤其是，法律上应当特别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义务，要求其采取措施避免损害的发生和扩大。在人格权法中也可以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自律，将其设定为一种义务，网络服务提供者在法定情形下有采取积极行为的义务，这是以人格权为基础而产生的法律义务。第五，责任方式的特殊性。在网络环境下，信息的传播具有快速性和广泛性，一旦损害发生，就难以恢复原状，故预防损害的发生和扩散变得尤为重要。因此，应当更多地适用停止侵害等责任方式。总之，我们认为，面对网络这种新型的媒体，立法应当对其加以规范。通过在法律上设置相应的规则，可以更充分地实现人格权的保护，救济受害人。正是因为上述特点，有必要在人格权法中对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作出特别的保护性规定。
第四，在人格权法中，需要完善人格权行使的规则。需要解决权利行使冲突的规则，尤其是要明确人身权益的优先地位。还有必要规定一些与人格的内容和行使相关的问题，例如，保护生命健康权涉及医院是否应当对病人负有及时救治的义务，对生命权的保护涉及克隆、安乐死的政策问题，对生命健康权和隐私权的保护也涉及对于基因的采集和转基因应用的政策问题，这些都有必要在法律上作出回应。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人格权法应当重点规范舆论监督、新闻自由与人格权保护的关系，对于公众人物的人格权是否应当作必要的限制、如何进行限制等都作出规定。
(三)债法总则制定中的若干重大问题
如前所述，为了增强法典的体系性，完善法典的内容，在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制定之后，还是应当制定债法总则。物权与债权的区分是大陆法系对民事权利的最经典分类方式之一，对于正确认识、理解和行使财产权影响甚大。如果债权总则不复存在，则民法典总则之中“债权”的概念就难以与民法典分则中的相应编章对应，从而也会影响到整个民法典体系的和谐和体系化程度。笔者认为，在债法总则中，应重点完善以下问题:
第一，各种债的共性规则。如前所述，尽管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都已独立成编，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合同之债与侵权之债还是存在着一些共同性的规则，如连带之债、按份之债、不真正连带债务等。这些规则都需要通过债法总则加以完善，以免合同法和侵权法需要分别作出类似的重复性规定。通过债权总则的设立，可以实现民法典条文的简约化，因为债权总则可以规定债法的共通性规则，这就可以减少规定“准用”、“适用”之类的条文，从而减少条文的数量。甚至债法总则可以为各种债提供一套备用的规范[34]。
第二，完善具体的债的类型。传统上将债列为四种类型，即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我认为，一方面，对这四种类型需要进一步完善。例如，无因管理在实践中运用的很少，此种制度设立的目的是鼓励人们互帮互助。但是这一制度的功能也常常可以借助受益人的补偿义务、公平责任等制度来实现。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无因管理的案件较少。有鉴于此，将来在债法总则中，只需要对无因管理做简略的规定即可。另一方面需要规定一些特殊类型的债。我认为可以考虑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对于一些特殊形式的债进行规定，主要包括如下几种:一是缔约过失责任。我国《合同法》第42条、43条规定了缔约过失责任。但严格地讲，缔约过失责任并不是合同之债。其不仅可以产生于合同订立阶段，也可以产生于合同终止后的情形。所以其与合同关系并不具有必然的联系，不应当纳入合同之中，而应当单独规定。二是单方行为。单方行为也可以产生债。例如，悬赏广告就是因单方行为而产生的债，有必要在债法中作出规定。三是税收之债。此种债务本来是一种公法上的债，但公法上只是确立了行政权的行使和公民的纳税义务，突出了其强制性特点。在实践中，也存在着欠税以后不完全通过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方式，也有通过民事方法来征收税款的做法。另外，税务机关请求纳税人缴税，也应当以税收债权的存在为前提。更何况，税收债权在破产法上作为优先受偿的债权而受偿。在债法中，明确税收之债的相关内容，有助于税务机关以民事方法来实现税款的征收。
第三，债法总则与传统上属于商法内容的特别法的衔接。债权制度的确立，沟通了票据法、破产法、保险法等民事特别法对民法典的依存关系，并为这些民事特别法确立了适用的一般准则。许多商事制度实际上都是债法制度的具体化和发展。例如，票据权利的设定、移转、担保证明以及付款和承兑等都是债权制度的具体化。破产制度坚持债权平等主义，保护正常的债权债务关系，通过对资不抵债的债务人宣告破产，使债权人的利益在公平分配的基础上得以实现。保险合同是具体的债的单元，保险中的投保与承保、保险的理赔与追索、海损的理算与补偿等，都要适用民法债的规定。而从债的发生基础来看，商事活动领域出现越来越多的债的类型，例如，票据行为所发生的债的关系，无法归结到合同关系，票据的背书转让不能等同于合同的移转。为了寻找到一般的规定，有必要通过债的一般规定满足商事活动的需要，提供必要的法律规定基础。[35]为此需要在债法中就商法规则如何与其进行衔接设立必要的规则。
(四)婚姻家庭法、继承法的修改
《婚姻法》方面，有许多制度应当详细规定，例如，《婚姻法》中对子女的探望权问题虽然有所规定，但非常简略，实践中就探望权的问题经常发生争议。再如，关于未婚同居涉及的财产等问题，同居者的相互权利义务的规范，因为同居期间双方可能生育子女，由此引起对子女的抚养、监护等职责如何确立。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较多，这也引发了新的问题，父母对子女究竟享有何种权利，现行法的规定比较笼统、比较模糊。尤其是在夫妻离婚之后，对子女的权利究竟如何确定和行使?例如探望权的主体、行使方式、探望权被侵害时的救济，颇值得研究。有学者建议，未来民法典应当赋予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居所指定权、教育权、抚养权、财产管理权等，并明确父母依法应承担的义务[36]。此种观点也不无道理。此外，对离婚后子女的监护问题也有待进一步完善。在继承法方面，我们对遗产的范围规定得过于狭窄，对于遗嘱自由的保护应当进一步加强，法定继承人的范围也应当适当扩大(如增加第三顺位的法定继承人)。此外，对于被继承人的债权人的保护不够，实践中一些继承人通过隐匿财产、混同财产等方式逃避债务，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四、结语
制定一部面向21世纪的科学的民法典，不仅能够有效实现中国大陆民事法律的体系化并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也将代表着大陆民事立法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也将充分表明我国法律文化达到的更高的层次。通过民法法典化的方式实现民法的体系化，不仅符合我国的成文法典化法律传统，是中国大陆实行依法治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也将表明我国法律文化的高度发达水平，更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具体表现。[37]我们的祖先曾在历史上创造了包括中华法系在内的灿烂的中华文明，其内容是何等博大精深!其在人类法律文明史上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并与西方的两大法系分庭抗礼，互相辉映。今天，中国大陆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已为民法典的制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广大民法学者也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制订和颁布一部先进的、体系完整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民法典，不仅能够真正从制度上保证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为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而且将为我国在二十一世纪的经济的腾飞、文化的昌明、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有力的保障!如果说19世纪初的《法国民法典》和20世纪初的《德国民法典》的问世，成为世界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则21世纪初中国大陆民法典的出台，必将在民法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篇章!
注释:
[1]karstenschmidt，diezukunftderkodificationsidee:rechtsrechung，wissenschaftundgestzgebungvordenge-setzswerkendesgeltendenrechts，1985，s．39．
[2]张礼洪:《民法典的分解现象和中国民法典的制定》，上海:《法学》，2006年第5期。
[3]lobinger，codification，in2encyclopediaofthesocialsciences606，at609－10(1930，reissued1937)．
[4]valérielasserre－kiesow，《l’espritscien-tifiqueducodecivil》，indroits，n°45，2005，puf，pp．58－59．
[5][14]［德］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主编，郑永流译:《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年，第271、279页。
[6]张春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释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7]李开国:《法典化:我国民法发展的必由之路》，重庆:《重庆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8]reinhardzimmermann，codification:historyandpres-entsignificanceofanidea，3eur．rev．privatel．95，98(1995)．at103．
[9]谢哲胜:《民法法典化的几种选择》，载张礼洪等主编:《民法法典化、解法典化和反法典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69页。
[10]苏永钦:《民事立法与公私法的接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1页。
[11]石佳友:《民法法典化的方法论问题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12]christianwolff，institutionesjurisnaturaeetgentium，p．62．
[13]梁慧星:《中国民法典编纂的几个问题》，北京:《人民法院报》，2003年4月30日。
[15]金可可:《论温德沙伊德的请求权概念》，北京:《比较法研究》，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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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完善篇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中国截至目前体量最为庞大的法律，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接下来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2020心得体会范文，但愿对你有借鉴作用!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2020心得体会范文1民法典终于颁布，2021年1月1日将实施，实现了几代法律人的夙愿。
2020年5月29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一部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性法律，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法维护人民权益、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具有重大意义。”
“民法典系统整合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长期实践形成的民事法律规范，汲取了中华民族5000多年优秀法律文化，借鉴了人类法治文明建设有益成果，是一部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符合人民利益和愿望、顺应时展要求的民法典，是一部体现对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各方面权利平等保护的民法典，是一部具有鲜明中国特色、实践特色、时代特色的民法典。”
承载着人民期待、凝结着几代法律人梦想的民法典必将为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坚实法治保障。
作为从事法律服务工作的民革党员，我们要在民法典实施过程中做好以下工作。
一、加强对民法典条文原原本本的逐条学习和理解。
民法典共七编1260条，与以往单行的民事法律条文相比新增加了居住权、占有、保理合同、物业服务合同、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等很多内容，还有原有法律条文的修改和完善。我们必须通过参加培训和反复看法律条文等多种方式，尽快地对民法典条文原原本本的逐条学习和理解，尽快完成知识更新。
民法典各分编从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的民事权利、维护社会关系和谐稳定出发，对紧急情况下财产征用、有关合同权利义务、物业服务企业职责和业主义务、侵权责任等条款，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建议，将民事权利法定化、法定权利具体化，在总结既往立法经验基础上有许多新的突破。
以社会普遍关注的“高空抛物坠物”伤人事件为例，侵权责任编明确了各方责任的划分，对于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同时，还规定了建筑物管理人应当履行安全保障义务以及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侵权责任。“这有利于充分保障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有利于引导公民自觉提升社会公德和法律意识，有利于调动各方面力量参与社会治理。”
民法典单独设立人格权编，突出保护人民群众的健康权、名誉权、隐私权等重要权利。这是民法典的重大创新，体现了国家对加强人格权保护的重视，彰显了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顺应了新时代人民群众的呼声。
人格权编将“隐私”定义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和私密信息等”，扩大了隐私权保护范围;将同样具有识别特定自然人功能的“电子邮箱地址”和“行踪信息”纳入个人信息范围，使个人信息保护更加全面、严谨、细微。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在发生变化，婚姻家庭纠纷逐渐增多，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规定了离婚冷静期制度。“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设立，有利于尽可能挽救当事人的婚姻，避免当事人因为一时冲动而草率离婚，并强化当事人的家庭责任感，维护和促进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
民法典确立了“继承人宽恕制度”、“自助行为制度”，“自甘风险”规则，同时对遗体器官捐献、职场和校园性骚扰、非法从事与人类基因、人体胚胎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严格规范。
还有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抚养赡养、收养、继承等方面的新规定，这些都将是我们学习的重点。
二、积极投身于对民法典实施重大意义的宣传。
指出“实施好民法典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障人民权益实现和发展的必然要求。民法典调整规范自然人、法人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是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中最普通、最常见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涉及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同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密不可分，同各行各业发展息息相关。民法典实施得好，人民群众权益就会得到法律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会更加有序，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实施好民法典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巩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必然要求。民法典把我国多年来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取得的一系列重要制度成果用法典的形式确定下来，规范经济生活和经济活动赖以依托的财产关系、交易关系，对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实施好民法典是提高我们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必然要求。民法典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载体，很多规定同有关国家机关直接相关，直接涉及公民和法人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机关履行职责、行使职权必须清楚自身行为和活动的范围和界限。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开展工作要考虑民法典规定，不能侵犯人民群众享有的合法民事权利，包括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同时，有关政府机关、监察机关、司法机关要依法履行职能、行使职权，保护民事权利不受侵犯、促进民事关系和谐有序。民法典实施水平和效果，是衡量各级党和国家机关履行为人民服务宗旨的重要尺度。”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自己了解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我们还要广泛宣传，让周边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人士均能认识民法典实施的重大意义。
三、做严格遵守民法典的表率。
用民法典规范自身言行，并影响周围群众自觉学习民法典，遵守民法典。让周围群众养成日常学法，遇事找法，维权用法的好习惯。
四、运用民法典参与社会矛盾纠纷化解工作，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学习好民法典、宣传好民法典、实施好民法典，让民法典为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有力制度支撑，让民法典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是我们民革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共同加油!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2020心得体会范文2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1260条。律师从头到尾都要熟读、记忆、掌握每个知识点。需要无数个日日夜夜学习才能精通。
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正所谓：民之所安，法之所系。民法典、民法典，是保护人民的宝典!
这部法典，关系每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她很温柔，守护陪伴着每位公民的生老病死;她也很霸道，出台之后，现行的民法通则、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将不再保留。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要不忘学习《民法典》。让《民法典》的为民思想和情怀，更加激励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心，让即将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成为《民法典》行稳致远的坚实基础。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2020心得体会范文3本部民法典颁布生效以后，诉讼离婚的难度将会进一步增加，法官判离会更加审慎，诉讼周期会变得更长。其中冷静期的设置，意在让双方强化经营的意识，更加冷静理智的对待婚姻当中的矛盾。笔者提醒大家，遇到婚姻中的小“病”小“伤”不要轻易弃疗，要双方配合、耐心修复婚姻系统的防火墙。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婚姻是一场两人共同成长彼此扶持的旅程，不在于配置多豪华，路线多奇幻，关键在互相配合、一致行动、在取经的路上共同战斗，最终斩妖除魔、修成正果。
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误解彼此的方向，看不懂对方的信号，经历各种心伤。别怕，这些坎坷都将见证你破茧成蝶的成长。当你看到一路走来自己的成长、对方的成长，你们婚姻之树由青青幼苗变得果实累累，一切的痛苦都是值得的。
时过境迁，生活变化反映社会发展，生活进步得益于科技发展，民法典为中国创新创造保障开路。民法典也是市场经济基本法，伴随着民法典的不断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中国名片”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越来越强，中国车、中国桥、中国路等“中国奇迹”，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式的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汗水创造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一跃而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果来之不易，其中和谐安定、科学规范、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是关键，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体现，为中国创新创造提供了不断成长壮大的优渥环境。“小明”的成长记录中国法治改革历程，彰显“中国之治”的力量，一部民法典，一生守护的人民情怀!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2020心得体会范文46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重要文章《充分认识颁布实施民法典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文章从民法典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等多个方面详细阐释了颁布实施民法典的重大意义、依法更好保障人民合法权益的重要性。民法典回应了人民的期待，充满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底色，这篇民法典“讲义”，更是饱含人民情怀。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宣传，让民法典的规章与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融入日常生活。
“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从《法经》问世，到《唐律疏议》出台，历史表明，法之盛衰关乎政之治乱，良法向来是治国之重器、善治之前提。在我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民事法律制定实施，4次启动制定和编纂民法典相关工作，但由于条件所限没有完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顺应实践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期待，把编纂民法典摆上重要日程，通过5年艰苦细致的工作，完成了民法典编纂这一重大立法任务，为人民美好生活提供了强大法治保障。民法典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实践特色和时代特色，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既是人民权利的宣言书，更为维护人民权益织密防护网。民法典姓“民”，所涉及的领域贯穿每位公民的一生。正如所讲，“民法典实施得好，人民群众权益就会得到法律保障，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就会更加有序，社会就会更加和谐”。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针对疫情期间家长隔离在外、孩子在家无人照料等紧急情况，民法典进一步完善监护制度，为孩子们提供更多保障;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怎么办?违反规定饲养动物、侵占通道等引发的纠纷，相关方如何担责……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生活方式在不断变化，社会关系在不断调整，调节社会关系的民法也需要与时俱进。民法典以人民为中心，回应社会关切，对接人民的法治需求，把人民群众的所思、所盼、所急，实实在在地写进了法律条文中，从法治层面推动解决痛点难点问题，这部镌刻人民权利的“宝典”，有力度、有温度。有关部门要加强民事立法相关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适应技术发展进步新需要，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推动民法典不断完善和发展”。
“在民法慈母般的眼神中，每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民法典共1260条，全文逾10万字，大到产权制度，小到婚姻家庭，无不为人民而书写。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常抓不懈。民法典诞生就是充分尊重民意的过程，10次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条建议，因此，民法典的实施也要始终到群众中去。强调，“民法典要实施好，就必须让民法典走到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各级要广泛开展民法典普法工作，通过专题讲座、普法进社区、普法赶大集、在线答题等多种方式，线上线下相结合，引导群众养成自觉守法的意识，形成遇事找法的习惯，培养解决问题靠法的意识和能力，绘就全面依法治国的崭新画卷，推动“中国之治”进入更高境界。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2020心得体会范文5民法典的一大亮点，就是将“人格权”单独成编，彰显了21世纪信息社会背景下人格权保护的…小编为您整理了《法律工作者学习民法典心得体会》，供您学习参考使用。??编纂民法典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从而打通民事法律体系“血脉经络”，实现对法律条文的“深加工”?。?
编纂民法典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从而打通民事法律体系“血脉经络”，实现对法律条文的“深加工”?。?
民法典的一大亮点，就是将“人格权”单独成编，彰显了21世纪信息社会背景下人格权保护的特殊价值。?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法律的生长、完善，离不开其所处历史和文化的滋养。??
未满8岁的孩子，偷偷用父母银行账户给网络主播打赏10万元，这钱能退么?在小区被高空抛物砸伤，如果找不到扔东西的人，该找谁赔偿?租的房子还没到期，房东却把房子卖了，要求租户搬走，该怎么办?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这些问题都能找到相应法律依据。7编加附则、84章、1260款条文、超10万字内容，这部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的法典，必将深刻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民事法律制度有多重要?很多人可能不曾想到，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的第一部法律，不是宪法、刑法，而是民事领域的婚姻法。社会秩序的建立，人民权利的保障，都有赖于对基本民事法律关系的调整和规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民事法律制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只有进一步明确市场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充分保障公民民事权利，买卖、交易等才能顺利进行。在此背景下，民法通则、担保法、合同法等相继出台，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日趋完善。
既然民事法律制度已较为完善，为什么还要把与民事相关的法律编纂成一部法典?原来，民事法律调整的主体多、涵盖领域广、关系复杂，相应的法律条文数量也很庞大，其中还有不协调、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地方。因此，编纂民法典就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而是对现行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编订纂修，从而打通民事法律体系“血脉经络”，实现对法律条文的“深加工”。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规定进行修改完善，对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作出有针对性的新规定……经过系统编纂，民法典将发挥“1+1>2”的效果。
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生活方式在不断变化，社会关系在不断调整，调节社会关系的民法也需要与时俱进。今天中国的民法典可以说是21世纪互联网、高科技时代民法典的代表。民法典的一大亮点，就是将“人格权”单独成编，不仅弥补了传统大陆法系“重物轻人”的体系缺陷，同时彰显了21世纪信息社会背景下人格权保护的特殊价值。如何应对烦不胜烦的骚扰电话?遇到摄像头偷拍该怎么处理?ai换脸、伪造他人声音算不算侵权?这些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才有可能遇到的问题，都能在这部民法典中找到答案。由此而言，这部权威、严谨的民法典，又何尝不是一部信息时代的“生活指南”???
法律的生长、完善，离不开其所处历史和文化的滋养。民法典中新设置的“离婚冷静期”，引发不少关注和讨论，这样的“制度设计”本身就彰显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倡导夫妻和谐、珍视家庭价值的文化观念。此外，民法典还专门引入“优良家风”的表述，同时在商事交易与夫妻关系的平衡中更加凸显了维护家庭和睦的价值取向。类似规定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不仅体现着“中国特色”，对于世界民事领域的立法也是值得珍视的宝贵财富和经验。??
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未来，民法典的实施将是我国法治建设领域中的一件大事，这不仅体现在立法、司法、执法等环节和程序中，也需要每一位公民、每一个民事法律主体参与其中，尊重法律、敬畏规则。只要我们共同努力，这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就一定能发挥最大效用，法治中国建设必能再上新台阶。
民法典的完善篇6
论文摘要:法制现代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特殊历程,它表明社会法律系统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人治型”法律价值规范,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法治型”价值规范的历史转型。我国即将制定的民法典中,民法的现代化问题是一项不能不思考的重要内容。
所谓民法的现代化,是要建立一套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法系统,以取代过去建立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民法。它不仅要求不断修改、充实、完善我国民法,使之内容和形式都体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世界民法发展的潮流和构筑国际民商新秩序的需要,而且更应该是民法意识或民法观念的现代化。
一、确立权利本位、私法优位的观念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公法文化品格,总体上呈现出极端国家主义的公法文化,同时私法规范极度落后的特征。法制现代化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终极目标,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一种权利经济。平等、自由、私权神圣、法律至上、权力的制约也就成为现代法制应有的理念。显而易见,这些理念都是私法文化所固有的特质。因此,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构建中国私法文化的过程,即从公法文化向私法文化的嬗变过程。
法律观念的变革与更新,是公法文化向私法文化转换的关键。因此要以私法精神改造私法规范,确立私法优位,并通过它们的变革、实施来树立和强化人们的私法观念。所谓私法优位,是认为私法较之于公法应居于优越地位。公法设立的目的在于保障人们的私权;人们的私权神圣,非有重大的正当事由,不受限制和剥夺。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客观要求社会的经济权力不再垄断于国家手中,而是表现为掌握在各个市场主体手中的权利,作为这种客观要求的结果,每个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均应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享有充分自由的权利。这种客观要求反映在法律文化上,体现为权利本位以及相应的私法优位观念的确立。权利本位要求法律应以确认并保护个体的权利为己任,依法确认市场主体平等、独立的法律人格,建立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的价值机制;依法确认和保障市场主体享有广泛自由和权利,法律强调的应该是对个体权利的保障而不是对个体义务的强制,注重以权利为基点的权利义务的统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上存在着两类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一类是法律地位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国家凭借公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两类关系应分属不同性质的法律调整,因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要求。又由于市场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市场经济关系的核心和基础,这种关系客观上要求适用私法(民法)调整,以充分贯彻私法自治原则,限制或排斥公法在这一领域的膨胀。因而我们可以说,以保护自然人与法人等市场主体私权为己任的私法(民法)是公法以及整个法治的法律基础,民法更是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确立私法优位的观念,还应面对我国较为完善的公法体系,应予公法私法化。公法私法化的目标要求:一是公法目的的私法化,即公法的目的是保障私法秩序的实现、维护公民的私法利益,而不是维护某一社会集团的统治地位。二是公法作用的私法化,即公法的作用不仅是维护公共秩序,而且主要在于限制权力、保护权利。三是立法和司法权受私法一般原则的限制,即立法与司法均应遵守平等、自由、人权等私法原则。因此,私法优位同样是市场经济自身规律在法律上的体现。为此在21世纪推进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应该牢固树立权利本位、私法优位的观念、并把它贯彻于民事立法、司法之中。
二、民法形式的法典化
我国目前已具备了相当规模的私法规范,民法作为商品关系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已达到一定的水准。但其系统化程度低,立法分散,法律渊源零乱,除《民法通则》外,民事法律规范大多散见于民事单行法、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中,至今还没有民法典,法律的形式理性欠缺。因此,民法系统化、法典化确实是一项紧迫而深远的法制建设工程。
民法典是成文民法的最高形式,它是将大部分民法规范集中在一部立法文件加以规定的立法方式,以条文众多、体系完备、逻辑严密为特征。各国民法典的制定,均有其目的与理想。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旨在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1896年《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旨在实现德意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法律的理念;1898年《日本民法典》的制定,则在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和变法维新。我国民法法典化的理想,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市民社会的静态规范(独立的人格、平等的地位、明确的权利、稳定的财产、交易的规范等),而更应通过“守成”与“创新”,实现一场更为深刻而广阔的社会变革,为最终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基础和开辟道路。具体而言制订民法典的意义在于:
第一,制订一部具有中国特色、内容丰富的民法典,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保障国家、自然人和法人利益的迫切需要,是民法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民法典作为全面反映理性精神的法律形式,其本身就是对理性精神和权利本位思想的传播。颁行民法典是要以法典的形式系统全面地将自然人、法人的民事权利法定化、明确化,从而可以为各类行政规章的制定提供依据。保障依法行政,保护自然人、法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没有民法典,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就缺少了主干,交易的规则就不完备,民法本身的体系就很不健全,就不能充分发挥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规范作用。
第二,民法典也将从根本上解决审判实践中依然存在的规则缺乏状态,努力保障裁判的公正。民法典也是限制法官自由裁量,保证法官公正执法的重要步骤。民法典可以为正确适用和解释法律提供准则。民法典为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三,尤其要指出的是,民法典还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借以感召人们向往和追求平等、自由与正义的神圣法典。《法国民法典》使启蒙思想推动的欧洲法典化运动达到新阶段。从此,民法典及其他法典的制定不仅是统一国家法律的需要,而且成为民族精神的体现。《德国民法典》则体现了建立自治的市民社会的愿望。新兴资产阶级使其民法典成为规范社会私人生活的根本大法,成为私法的宪法。民法法典化的意义与其说是它
的内容和做法,不如说是它的精神和原则。民法典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民法的法典化能够更好地弘扬民法精神,全面提高全民族的民法意识,繁荣民法文化。着名的英国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在考察人类法律发达史后,曾经指出:一个国家文明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大凡半开化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进化的国家,民法多而刑法少。这种论断并非真理,但却蕴含着社会进步的深刻道理。民法确实以其特有的精神反映着社会开化和进步的程度,民法是否发达是整个社会文化程度高低的重要象征。特别是由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公法文化的特质与现代民法观念格格不入,通过民法典的制定、实施和宣扬,可以进一步强化民法的自主意识和平等精神,迅速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法意识,从而使民法文化得以培育和繁荣。
三、民法内容的现代化
第一,民事主体制度的完善。民事主体是指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当事人。作为民法主体的当事人,是商品在静态中的所有者、在动态中的交换者。这类主体的特征就在于他们的独立性,即意志独立、财产独立、责任自负。马克思在提及商品关系时所强调的“独立资格”、“独立的商品所有者”等即指这一类主体。我国民事主体制度就是这些独立的主体所必备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方面的规定,是商品关系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民事主体的范围已经突破传统民法的框架,呈现出多元化,而《民法通则》只明确规定了公民(自然人)和法人。民事主体制度的完善,就是要从理论上研究和从实践上解决各种不同民事主体的资格及应有的法律地位。对自然人和法人的民事权利做出全面的规定;确认合伙企业的独立主体地位;确认国家在特定场合的民事主体地位。特别是重点补足关于法人设立原则、权利能力范围、法人机关及其责任、财团法人等内容。
第二,物权制度的完善。物权法主要调整财产占有关系和归属关系,它以所有权和其他物权制度为基本内容。民法的所有权制度是直接反映所有制关系的,但也和商品关系有内在的联系。商品交换就其本质而言是所有权的让渡。所有权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前提,也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结果。所有权在生产领域中的使用消费就是商品生产,在流通领域中的运动就是商品交换,商品生产者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确认其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保障他们在交换中的财产所有权的正常转移。民法中的他物权如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等也是市场经济赖以形成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在市场经济中,许多经济活动大量发生在基于他人财产所有上设立的权利,都需要以他物权的形式进行调整。通过物权法以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和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从而为市场经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法律保障。
第三,债和合同制度的完善。债和合同是商品交换在法律上的表现,是商品流通领域中的最一般的、普遍的法律规范。债权制度是直接规范交易行为的,债的一般规则是规范交易过程,维护交易秩序的基本规则,而各类合同制度也是保护正常交换的具体规则。合同制度方面,全国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该法将实施近20年的《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统一起来,这不仅是统一法制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它有利于市场规则的形成和世界经济的一体化,符合我国的国情,并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接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民法所规定的债权制度已经不能适应当前出现的纷繁复杂的债权债务关系的需要。我们要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债的制度,具体有以下两方面:(1)设立债的一般规定,即对债权法的基本原则、债的发生、债的效力、债的变更和消灭做出规定。(2)对不当得利和无因管理债的构成和效力做出更为详细的规定。由于债权和合同制度的设立,给商品交换带来了巨大的方便,使它超出了地域的、时间的限制,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财产的流转。
第四,人身权制度的完善。市场经济是权利经济,不仅要求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得到切实的保护,而且也要求其人身权利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护,因为享有人身权利是享有财产权利的前提,也是扞卫人的自由、独立与尊严所必须的。传统民法欠缺人格权的规定,各国关于人格权的法律主要是由司法发展起来的。我国《民法通则》虽然以相当的篇幅对人身权作了规定,但仍存有不足,尚待完善。具体包括:(1)增加人身权的一般规定,即对人身权基本原则、人身权的取得与保护加以规定。(2)扩大人身权的保护范围,在人身权的类型上增补隐私权、权、亲权等内容。(3)在民法典体系上,人格权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制度,其原因在于:一是民法中两类基本的权利,就是财产权和人身权(其中主要是人格权),这是民法的两个支柱,既然财产权可以分为债权、物权等各项制度,人格权为何不能成为一项独立存在的制度?否认人格权作为一项独立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实际上还是受到了“重物轻人”的立法观念的影响,这种观念是不可取的。
二是人格权法和主体制度有密切联系,但主体的人格和人格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对人格权的侵害不仅仅涉及到对人格的侵害,而且也会造成对自然人人身利益甚至财产利益的损害,它涉及到民法中的许多内容,并非单纯的主体制度所能概括的。再次,人格权制度也不能够完全为侵权行为制度所概括。尽管侵权行为法能够为人格权提供保障,但人格权的确认,是侵权行为法所不能解决的。人格权必须法定化,这就决定了人格权必须通过专设一项制度来加以确认。
第五,财产继承制度的完善。财产继承制度是有关自然人死亡后将其遗留的财产转移给其继承人的法律制度。从实质上看,自然人的财产继承权不过是其财产所有权在死后的延伸,保护自然人的财产继承权是保护其财产所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财产继承制度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过也要看到,由于财产继承权主要发生在具有一定身份关系(如婚姻关系、血缘关系)的自然人相互之间,并且主要是家庭成员相互间基于扶助、赡养、抚育而产生的财产关系在一方死亡时的体现,因此,民法调整财产关系的一些原则并不能完全适用于财产继承权关系。完善财产继承制度,对全面保护公民个人财产的所有权,保障家庭经济职能的顺利实现,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具体包括:(1)扩大继承人的范围,为提高孙子女、外孙子女对祖父母、外祖父母赡养的积极性,应确立孙子女、外孙子女的继承地位。(2)完善被继承人的债务清偿制度,在确立限定继承原则的同时,应注意对被继承人债权人利益的保护,规定保证遗产首先用于清偿死者债务的具体措施。(3)规定夫妻共同遗嘱制度,以维护配偶和年幼子女的继承权。
民法的其他制度,如民事法律行为、、时效等制度,也是配合上述制度发挥作用的。它们也和商品经济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民事法律行为制度为商品所有者和经营者从事商品交换活动确立了行为的准则;制度解决了商品经营者在交换活动中因时间和空间的分离以及专业、技术等能力的限制所产生的困难;而时效制度可以有力地促进商品流通,加速商品的周转。这些制度都是民法的组成部分,都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民法典的完善篇7
论文摘要:法制现代化是法律文化发展的特殊历程,它表明社会法律系统由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人治型”法律价值规范,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法治型”价值规范的历史转型。我国即将制定的民法典中,民法的现代化问题是一项不能不思考的重要内容。
所谓民法的现代化,是要建立一套与现代化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法系统,以取代过去建立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民法。它不仅要求不断修改、充实、完善我国民法,使之内容和形式都体现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适应世界民法发展的潮流和构筑国际民商新秩序的需要,而且更应该是民法意识或民法观念的现代化。
一、确立权利本位、私法优位的观念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逐渐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公法文化品格,总体上呈现出极端国家主义的公法文化,同时私法规范极度落后的特征。法制现代化以“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终极目标,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它又是一种权利经济。平等、自由、私权神圣、法律至上、权力的制约也就成为现代法制应有的理念。显而易见,这些理念都是私法文化所固有的特质。因此,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也是构建中国私法文化的过程,即从公法文化向私法文化的嬗变过程。
法律观念的变革与更新,是公法文化向私法文化转换的关键。因此要以私法精神改造私法规范,确立私法优位,并通过它们的变革、实施来树立和强化人们的私法观念。所谓私法优位,是认为私法较之于公法应居于优越地位。公法设立的目的在于保障人们的私权;人们的私权神圣,非有重大的正当事由,不受限制和剥夺。市场经济是一种交换经济,客观要求社会的经济权力不再垄断于国家手中,而是表现为掌握在各个市场主体手中的权利,作为这种客观要求的结果,每个商品生产者、经营者均应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享有充分自由的权利。这种客观要求反映在法律文化上,体现为权利本位以及相应的私法优位观念的确立。权利本位要求法律应以确认并保护个体的权利为己任,依法确认市场主体平等、独立的法律人格,建立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的价值机制;依法确认和保障市场主体享有广泛自由和权利,法律强调的应该是对个体权利的保障而不是对个体义务的强制,注重以权利为基点的权利义务的统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上存在着两类性质不同的法律关系,一类是法律地位平等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另一类是国家凭借公权力对市场进行干预的关系。两类关系应分属不同性质的法律调整,因此,公法与私法的划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要求。又由于市场经济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市场经济关系的核心和基础,这种关系客观上要求适用私法(民法)调整,以充分贯彻私法自治原则,限制或排斥公法在这一领域的膨胀。因而我们可以说,以保护自然人与法人等市场主体私权为己任的私法(民法)是公法以及整个法治的法律基础,民法更是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
确立私法优位的观念,还应面对我国较为完善的公法体系,应予公法私法化。公法私法化的目标要求:一是公法目的的私法化,即公法的目的是保障私法秩序的实现、维护公民的私法利益,而不是维护某一社会集团的统治地位。二是公法作用的私法化,即公法的作用不仅是维护公共秩序,而且主要在于限制权力、保护权利。三是立法和司法权受私法一般原则的限制,即立法与司法均应遵守平等、自由、人权等私法原则。因此,私法优位同样是市场经济自身规律在法律上的体现。为此在21世纪推进民法现代化的进程中,更应该牢固树立权利本位、私法优位的观念、并把它贯彻于民事立法、司法之中。
二、民法形式的法典化
我国目前已具备了相当规模的私法规范,民法作为商品关系法,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已达到一定的水准。但其系统化程度低,立法分散,法律渊源零乱,除《民法通则》外,民事法律规范大多散见于民事单行法、行政法规、司法解释中,至今还没有民法典,法律的形式理性欠缺。因此,民法系统化、法典化确实是一项紧迫而深远的法制建设工程。
民法典是成文民法的最高形式,它是将大部分民法规范集中在一部立法文件加以规定的立法方式,以条文众多、体系完备、逻辑严密为特征。各国民法典的制定,均有其目的与理想。1804年《法国民法典》的制定,旨在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1896年《德国民法典》的制定,旨在实现德意志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法律的理念;1898年《日本民法典》的制定,则在于废除领事裁判权和变法维新。我国民法法典化的理想,其意义不仅在于对市民社会的静态规范(独立的人格、平等的地位、明确的权利、稳定的财产、交易的规范等),而更应通过“守成”与“创新”,实现一场更为深刻而广阔的社会变革,为最终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基础和开辟道路。具体而言制订民法典的意义在于:
第一,制订一部具有中国特色、内容丰富的民法典,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保障国家、自然人和法人利益的迫切需要,是民法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民法典作为全面反映理性精神的法律形式,其本身就是对理性精神和权利本位思想的传播。颁行民法典是要以法典的形式系统全面地将自然人、法人的民事权利法定化、明确化,从而可以为各类行政规章的制定提供依据。保障依法行政,保护自然人、法人的合法权益;如果没有民法典,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就缺少了主干,交易的规则就不完备,民法本身的体系就很不健全,就不能充分发挥民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规范作用。
第二,民法典也将从根本上解决审判实践中依然存在的规则缺乏状态,努力保障裁判的公正。民法典也是限制法官自由裁量,保证法官公正执法的重要步骤。民法典可以为正确适用和解释法律提供准则。民法典为法院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
第三,尤其要指出的是,民法典还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借以感召人们向往和追求平等、自由与正义的神圣法典。《法国民法典》使启蒙思想推动的欧洲法典化运动达到新阶段。从此,民法典及其他法典的制定不仅是统一国家法律的需要,而且成为民族精神的体现。《德国民法典》则体现了建立自治的市民社会的愿望。新兴资产阶级使其民法典成为规范社会私人生活的根本大法,成为私法的宪法。民法法典化的意义与其说是它的内容和做法,不如说是它的精神和原则。民法典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民法的法典化能够更好地弘扬民法精神,全面提高全民族的民法意识,繁荣民法文化。着名的英国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在考察人类法律发达史后,曾经指出:一个国家文明的高低,看它的民法和刑法的比例就能知道。大凡半开化的国家,民法少而刑法多;进化的国家,民法多而刑法少。这种论断并非真理,但却蕴含着社会进步的深刻道理。民法确实以其特有的精神反映着社会开化和进步的程度,民法是否发达是整个社会文化程度高低的重要象征。特别是由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公法文化的特质与现代民法观念格格不入,通过民法典的制定、实施和宣扬,可以进一步强化民法的自主意识和平等精神,迅速提高中华民族的民法意识,从而使民法文化得以培育和繁荣。
三、民法内容的现代化
第一,民事主体制度的完善。民事主体是指参加民事法律关系、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当事人。作为民法主体的当事人,是商品在静态中的所有者、在动态中的交换者。这类主体的特征就在于他们的独立性,即意志独立、财产独立、责任自负。马克思在提及商品关系时所强调的“独立资格”、“独立的商品所有者”等即指这一类主体。我国民事主体制度就是这些独立的主体所必备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等方面的规定,是商品关系当事人在法律上的反映。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民事主体的范围已经突破传统民法的框架,呈现出多元化,而《民法通则》只明确规定了公民(自然人)和法人。民事主体制度的完善,就是要从理论上研究和从实践上解决各种不同民事主体的资格及应有的法律地位。对自然人和法人的民事权利做出全面的规定;确认合伙企业的独立主体地位;确认国家在特定场合的民事主体地位。特别是重点补足关于法人设立原则、权利能力范围、法人机关及其责任、财团法人等内容。
第二,物权制度的完善。物权法主要调整财产占有关系和归属关系,它以所有权和其他物权制度为基本内容。民法的所有权制度是直接反映所有制关系的,但也和商品关系有内在的联系。商品交换就其本质而言是所有权的让渡。所有权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前提,也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结果。所有权在生产领域中的使用消费就是商品生产,在流通领域中的运动就是商品交换,商品生产者从事生产和交换的前提条件,就是要确认其对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保障他们在交换中的财产所有权的正常转移。民法中的他物权如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等也是市场经济赖以形成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在市场经济中,许多经济活动大量发生在基于他人财产所有上设立的权利,都需要以他物权的形式进行调整。通过物权法以维护市场交易秩序和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从而为市场经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法律保障。
民法典的完善篇8
一、我国社会条件的客观描述
我国现存的各种社会条件，就其与制定民法典的关系而言，有的重要，有的次要；有的直接，有的间接，这里只选取对制定民法典有直接、重要意义的几方面条件，加以客观描述。
-经济状况。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经济改革逐渐走向深入，在不长的时间内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已趋于成熟，这体现在：第一，市场主体广泛化。分工高度社会化使得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从事专门化的生产和服务，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数量、种类大大增加，刺激了每一个消费主体积极、迅捷地参加商品的生产和交换，商品交易空前发达。第二，市场体系完备化。已初步建立了一个跨行业、跨地区、涵盖物质商品和所有生产要素的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并逐步与国际市场接轨。第三，市场环境公平化。在相关的法律、政策引导下，形成了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和良好的市场秩序。第四，当前市场经济发展得十分平稳，正有序地向纵深发展。
-法制状况。在立法方面，宪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各类组织法相继出台，为制定民法典提供了根本法上的依据、程序法上的保障以及相关法律的衔接、配套。民法通则于1986年颁布后，国家立法的重点开始向民事领域转移，民事立法活跃，制定了一系列单行的民事法律，为制定民法典奠定了坚实基础。外资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合同法、私营企业暂行条例、城乡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海商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公司法、国家赔偿法、票据法、担保法、保险法、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著作权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合伙企业法等的相继出台，初步形成了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的民事法律体系。这些民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为民法典的制定，积累了丰富的、直接的立法经验和材料，同时，立法机关在立法实践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立法经验，立法能力有所提高。
在司法方面，目前拥有较好的法律实施条件。各级法院普遍设立，法官队伍逐步壮大，仲裁机构也纷纷建立。宪法、诉讼法、组织法等确立了司法独立的原则，司法机关可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非法干预；各级人民法院积累了大量的民事审判经验。司法条件的改善，推进了民事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贯彻实施，同时法律实施中不断发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又为完善立法提供了新的契机，使得立法和司法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
-理论准备。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法学逐步建立。进入九十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其法律目标的设定，民法理论逐渐走向繁荣。首先，经济体制改革中不断出现的理论突破为民法研究提供了思想理论基础和新的课题，加强民商立法和理论研究已成为发展商品经济的基本需要。科学地界定了民法调整的对象和本质，提出我国民法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核心问题、主导方面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经济关系。在民法典的法
哲学基础、民法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民法的现代化、民法观念等方面均有开拓性的论著出现；在民法典的体例、基本原则和各项基本制度等方面也有极具份量的研究成果。第二，民法理论研究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作为一门学科，民法学已比较发达、成熟了，许多问题在世界各国已经达成共识，各国、各地区民法的具体规范也逐渐趋同，所存差异也将随着国际私法的标准化发展和权威的逐渐提高而缩小。我国民法研究批判地继承了旧中国民法学术成果，注意挖掘、学习世界民法文化遗产，一些民法研究人员通过译书、著述的方式，大量介绍上至罗马法、下至近现代的世界民商立法和理论，为制定民法典提供了资料上的准备。第三，科研队伍日益壮大、人员素质不断提高。老一辈法学家老当益壮、老而弥坚，一批中青年民法学者也崭露头角。近年来，我国的民法学者在深入研究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博采诸国民法典之长的基础上，提出了至少四种体例的民法典的专家试拟稿，为立法决策提供参考。
-法律意识。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们党领导广大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这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总结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经验，在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上所取得的一次重大飞跃。党和国家领导人带头学习法律，带动全国上下形成了学法、守法和依法办事的热潮，公民的权利意识不断高涨，人们在尊重国家、集体、他人权利和利益的前提下，开始理性地寻求实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办法，诉诸法律已成为人们解决纠纷、维护权益的重要手段。就民法而言，普通民众已不再简单地将民法等同于婚姻法，或者将民法的职能仅仅局限于保护公民的权利方面。（注：王利明：《时代呼唤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法律科学》1998年第3期。）
上述我国社会条件，是思考“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时，所议论的“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无论是“条件基本成熟论”，还是“条件不成熟论”，都是针对它而引发的。近年来，学术界围绕“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针对同样的客观事实，有人认为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基本成熟，有人认为不成熟，双方各执己见。因此，这个问题如果仅停留于“是”或者“否”的层次，或许很难找到最终满意的答案。我们的研究还应深入到“我们需要怎样的民法典”、“何为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如何认定制定民法典成熟与否的条件”等方面，才有可能将理论研究引向正确的轨道。
二、制定民法典是社会的需要
-民法典是市场经济的制度化、法律化
民法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法律部门，在众多法律分支中，它是调整商品经济关系的基本法。民法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民法准则不过是社会生活的经济条件在法律形式上的表现。”社会的统治阶级对人们如何进行生产和交换总是非常关心的，他们把从事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当事人的利害关系，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促进或阻碍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当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表现形式-民法，民法的出现，又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如果能有比较健全的法制来予以调控，就可能使市场经济健康地发展，否则，经济就会在无秩序的状态下缓慢发展或停滞不前，甚至倒退。所以，我们应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效地调整市场经济的经验、方法以及相应的法律措施引进来，以规范经济的发展，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发展，特别是学习和借鉴外国的民事立法经验。
-巩固改革的成果，深化改革，需要民法典
目前我国进行的改革，是一场新的革命，它不是盲目的社会运动，而是目标明确的伟大社会实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然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35—136页。）我们的改革是有其对象、步骤和目标的，“应该根据有科学根据的事先设计好的行为方案进行，而法律恰好是这种行为方案的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模式。所以有计划、有秩序的社会改革和建设，必须不断巩固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法律基础。”（注：孙国华、朱景文：《对“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之我见》，《法学》（沪）1992年第11期。）这样的一场全面性的改革，应由国家通过法律规定改革的实现目标、操作步骤、必经途径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等，以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改革决策要与立法决策紧密结合。立法要体现改革精神，用法律引导、推进和保障改革顺利进行。”要“加强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完善立法体制，改进立法程序，加快立法步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法律规范。”（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文件，1993年11月14日通过。）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首先是民事法律，推进改革内在地需要民事立法，而民法典作为民事法律系统化的表现，更有助于推动改革的深入发展。在培育和发展市场经济体系中，必须加强全局观念和统一市场的意思，加快有关市场的立法工作，建立正常的市场进入、市场竞争和市场交易秩序。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迫切要求和主要任务是构筑市场规则体系，建立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经济秩序。而民法通则已表现出若干与现实不相适应之处，深化改革需要尽快制定民事法律的“宪法”-民法典，以形成体系完整、逻辑严谨、内容丰富、具有高度权威性的民事法律体系，使其成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支柱。
-完善民事立法，必须走法典化之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立法虽然取得重大进展，但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仍不相适应，从整体而言仍然严重滞后。
首先，法律条文简略，内容残缺。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只能说是民法纲要，只有156条，不足2万字，而法国民法典有2281条，四、五十万字。由于条文简略，许多应纳入民法的内容没有规定，民法的内容残缺不全。如：没有物权概念，缺少有关物权通则和取得时效的规定，规定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条文很少，债权部分缺少通则的具体规定等。
其次，单行法与民法通则，以及单行法之间既相互重复，又相互矛盾。在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我国的经济体制、经济运行方式，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渐进过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分集中”，“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这为冲破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打开了一个缺口。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
的体制；十三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适应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十四大、十五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于在不同时期，立法指导思想上的差别，各个具体民事立法的立法原则、具体规定，也必然有所不同，整个民事法律体系无法形成内部和谐一致的有机整体。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需要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指导思想，对现已的全部民事法律加以系统化、法典化。
再次，由于法律条文简略，立法漏洞较多，现实生活中的许多民事活动无法可依。这导致了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大量“造法”，有的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性文件的规定超越了国家立法权限的划分，在本应由国家基本法调整的领域内越权立法，有的法律解释与民法通则等国家立法明显矛盾；同时，由于立法过于原则、抽象，法律执行人员的自由裁量权很大，相同的事实，执法结果常常迥然有别，造成执法不公、司法腐败。这已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在一定程度上使民事法律失去了安定性和可预测性。
-完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需要制定民法典
邓小平同志早在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就指出：“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他在1979年又指出：“我们的民法还没有，要制定。”（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6页。）从1979年至今，我国先后制定、修改了宪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行政处罚法以及各类组织法等基本法，在大部分的社会关系领域做到了有法可依，这期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已立法337件，但作为基本法的民法典尚未出台，无疑是一大缺憾。制定民法典已成为目前我国立法工作中最主要、最急迫的任务。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2010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果没有民法典，我国的法律体系远不能说是完善的，所以，十五大报告描绘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前景内在地包含了2010年前出台民法典的内容。制定民法典是一项浩大的立法工程，从制定到通过需要较长的时间。1756年巴伐利亚民法典从1746年12月国王腓特烈大帝发出关于统一境内法律的命令算起到民法典颁布，用了近10年时间。奥地利民法典从组织起草到颁布先后经历了50年。法国民法典从1790年制宪会议决定开始到1804年3月公布，历时近15年。1896年颁布的德国民法典从1873年成立的一个预备委员会算起，计23年。日本旧民法典从1876年着手起草到1890年颁布，未实施即夭折，继而又制定新民法典，1895年完成总则编、物权编和债权编，次年这三编获得议会通过，亲属编和继承编于1898年公布，这样从1876年到1898年民法典的最终完成共计24年。旧中国民法法典化始于1907年大清民律的制定，到1930年12月国民政府通过民法典亲属编、继承编，历时23年。总的来看，世界各国制定民法典大约需要20年的时间。假定我国民法典的制定也需要约二十年的时间，即使我们从现在着手制定，时间仍显仓促。如果坐而论道，消极等待立法条件成熟，然后再历经20年的立法周期，那么民法典出台的时间将大为推迟，党的十五大所描绘的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宏伟蓝图将无法如期绘制完成。
随着我国改革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趋成熟，民法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提升，至今还有人谈论“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可能这样一种观念支配着人们，即“制定出一部完善的、科学的，在世界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进民法典。”（注：李开国：《我国民法法典化的理论准备》，载《法律科学》1998年第3期。）它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从观念出发，先设计一个理想化的民法典模式，只有符合先定标准的才是民法典，否则，就不配称为民法典。然后再以这种观念中的民法典为标准，将现存的与制定民法典有关的社会经济文化状况与之相对比，如果与头脑中的民法典相适应，即说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成熟，相反，则为不成熟。此时判断“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关键取决于对民法典的理论设计，如果该理论设计远离现实，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就不成熟；如果该理论设计碰巧符合现实，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则为成熟。基于这种思维模式，谈论“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无论得出的结论是，“条件基本成熟”，还是“条件不成熟”，都是以观念作为最终的裁断标准。“法学家以为他是凭着先验的原理来活动，然而这只不过是经济的反映而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4页。）存在决定意识，人的意志的内容从根本上讲是被决定的、是被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不是完全自由的。“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注：《选集》第3卷，第810页。）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在法律与社会的关系上社会是本源、社会决定着法律。法律的制定，应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必须符合社会的需要，其中的权利义务内容只能在它的经济基础所蕴涵的可能范围内选择，而不是任意加以规定。“现在我手里拿着的这本codenapolen（拿破仑法典）并没有创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相反地，产生于十八世纪并在十九世纪继续发展的资产阶级社会，只是在这本法典中找到了它的法律表现。这一法典一旦不再适应社会关系，它就会变成一叠不值钱的废纸。”（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8页。）如果以现存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作为制定民法典的前提，将实际的物质生活条件作为产生法律之母，则法律只是社会之子，人们绝不会提出“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之类的问题。不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要求有与之相适应的法律形式，在我国目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水平下，应该有与之相适应的民法典。“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恰恰相反，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39页。）在民法典尚付阙如的情况下，首先是认识社会，了解人们的法律需要，寻找平衡、取舍社会利益的有效法律机制、方法，使民法典及早出台。
三、我国未来民法典的定位
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迫切需要民法典。从本质而言，法律应该适合经济基础，法律不能自己规定自己。它的性质、功能和发展趋势等等，主要是由其赖以建立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状况所决定的。但人们在立法时，不是对外在的社会条件的简单反映，还必须加入价值判断等主观成分，人的主观能动性可发挥积极的反作用。在现存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走向民法典的途径可能有多条，立法者可在社会所许可的范围内进行积极的探索、选择。总的说来，立法必须符合社会生活的需要，反映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这并不排除立法者对民法典样式的理想化设计。我们这里对未来民法典的定位，与介入“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争论者观念上所设计的民法典判然有别，我们的出发点不是法学家的观念，而是社会现实。
第一，法律的制定技术
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分别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产阶级民事立法的两座高峰，在很长的时间内分别被不同国家在制定民法典时所仿效、学习。如果以这两部民法典的技术水平为标准，短时间内我国恐难达到。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民事立法的需求不
足；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限制了民法的发展；封建宗法制度影响了民法的发展；儒家“重义轻利”思想束缚了民法观念的发育。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束缚，没有民法典生存的空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市场经济才在中国逐渐生根，民法学的发展随之才有一定的水平和规模。与法、德两国制定民法典时的情况引比，我国有许多的不足。但就立法技术而言，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用法国或德国的立法技术来衡量我们的民法典。如果脱离社会实际，片面追求立法技术的高水准，制定出来的法律只能是无法实现的“本本上的法律”。任何一部为人称颂的法律除了具有较高的立法技术外，更重要的是适应了社会现实的需要。制定出一部一劳永逸、万古永存的法典，只能是法学家的幻想，即使是被奉为经典的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也是在实践中随社会的发展不断修改、完善。当前我们最应当做的是，立足中国现实，充分运用已掌握的立法技术，制定出确认、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法典。
第二，立法的主要功能
法律的主要功能，依其是着眼于对已取得的成果的确认、保障，还是对现存社会关系的引导、推动，可分成守成型和创新型（或者确认型和引导型）。如果我们把未来民法典的主要法律功能确定为守成型的，即着重于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成果的肯定的话，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处于探索和发展过程中，制定守成型的民法典的时机未成熟。“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立法如果简单地把现行做法肯定下来，就会妨碍改革；如果不顾现实，又可能行不通。因此，目前时期制定的法律、法规不可能不带有一定的阶段性、过渡性，既要坚持改革方向，又要为进一步改革留下余地，既要保持法律、法规的相对稳定性，又要随着改革的深化、形势的发展适时修改法律、法规。”（注：吴大英、吕锡伟主编：《法规草案的设计与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改革开放已二十载，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发展到一定规模水平，有必要通过制定民法典，对已取得的成果加以确认和巩固，对已取得的经验加以总结，更重要的是，为了进一步推进改革的深入，应通过立法明确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向前发展寻找推动力和牵引力。从这个角度讲，摆在立法者面前的问题并非“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而是如何尽快出台民法典。
第三，规范的具体程度
法律规范应该是明确具体的，即假定、处理、制裁各个部分都很明确，使人们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能进行准确的预测，合理地设计行动方案，尽量缩小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减少司法的任意性。这种认识反映了人们对秩序、安定的渴望。但如果把它强调到极端，就只能是概念主义法学的神话，事实上无论多么具体的立法，也不能完全消除法律规范的模糊、歧义，无论多么详尽的立法，也不能穷尽社会生活的复杂多样，准会存在法律漏洞，因此在承认成文法有缺陷，放弃对制定法完美无缺的幻想的前提下，通过司法和学说不断发展成文法，已成为共识。如果设想把民法典制定成为只需执行者进行三段论式的操作过程，内容包罗万象的法典大全，那么，这样的民法典离我们还很遥远，立法时机肯定还不成熟，或许这样的立法条件永远也不会成就。
实际上，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也并非完美无缺。例如，法国民法典虽然还发挥着作用，但它已发生了许多变化，支撑民法大厦的三大原则面目已改。所有权绝对原则演变为所有权相对原则，契约自由原则转变为有限的契约自由原则，以过失责任原则为主修改为过失责任原则与无过失责任原则并存。德国民法典也通过规定诚信原则以一般条款的形式保留了学术界、司法界参与发展民法典的空间，使其不断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我国是个发展中国家，社会正处于快速的转型期，国内生产总值（gdp）1978年为3624.1亿人民币，1997年达74772.4亿人民币，这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9.8％，在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中保持最高的增长率。（注：《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日报》1998年9月25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经济文化方面正处于快速发展的时期。如果我们在立法时，不将民法典其视为“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2页，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视为可由法学家和法官不断创新发展的有机体，可以说制定民法典的条件已经具备。
第四，民法的理论基础
民法典的定位与法学理论联系密切。在与学术研究的关联上，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分别代表不同类型的民法典，对民法学术理论的要求也不同。法国民法典其“语言之所以如此清晰明了，正是因为其起草人每选择一个词句时都要自问：它是否能够经得住如拿破仑这样虽然不熟悉法律专业术语，头脑却机智灵活的外行人的批评。”（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7页。）“在风格和语言方面，《法国民法典》堪称杰作。其表述的生动明朗和浅显易懂，司法技术术语和没有交叉引证都颇受称赞，并且因此对法典在法国民众中的普及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69页。）因此，有人称它是一部出色的法国文学著作。“拿破仑当时曾要求它的文风要使普通农民在油灯下阅读。”（注：纪坡民：《商品社会的世界性法律》，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这一点差不多做到了，这应归功于法典的表述。与之不同，德国民法典是在德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以后，于1900年才最后实施，比法国民法典晚近一个世纪，它包含工业革命的实践经验，凝结了德国法学家长期的理论研究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坚实的理论基础，被誉为“德国法律科学的集成”。德国民法典是典型的学者型法，它的编制、结构、概念、语言，完全是该学派深邃的、精确而抽象的学说的产物。“这部法典不是用之于普通公民，而是用之于法律专家；它有意识地放弃了通俗易懂性和民众教育的作用，却处处以一种抽象概念的语言取代具体清楚的逐件逐节规定，而这类语言不仅对于门外汉甚至于常常对外国的法律专家也都必定不可理解，但是对于受过专门训练的专业人员来说，随着与这部法典交道日深，便不能不每每为其精确和思想上的严谨而赞美”。（注：［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68页。）我们未来的民法典，必定要在大众化的民法典模式和学者化的民法典模式当中选择其一。如果选择学者化的民法典模式，诚如有人所说的那样“我国现有民法理论还很薄弱，还不足以为制定民法典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注：柳经纬、吴克友：《关于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的几个问题》，《中国法学》1998年第4期。）如果考虑到我国十二亿人口九亿农民，全民文化素质不高的国情，制定一部通俗易懂的大众化民法典，不能说条件还不成熟。自改革开放以来，在民法诸领域我国民法学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著述颇丰，我国的民法理论已具备一定基础，能够为制定民法典提供学术支持。中国未来的民法典唯有忠实于我们的生活和体验，惟有包含了我们对于民法的独特诠释和理解，充分体现中国特色，才能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才会是一部具有生命力的民法典。
第五，主体的能动作用
民法典的制定条件是否成熟，不单纯是指事物的自然状态，立法条件不是客观事物自然而然发展的结果，应考虑到事物经主体的积极参与、改造后所形成的社会状态。在19世纪初的德国，蒂博的一本小册子《论德国对一部民法典的需要》，成为全德国制定一部统一民法典的巨大推动力，这随即便遭到萨维尼等人的迅猛反击。（注：［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萨维尼认为法律既不是理性的产物，也不是人的意志的产物，法同民族语言一样有自己产生
和发展的历史，法律是民族意识的有机产物，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反对制定民法典。由于历史法学派与其他法学派联合抵制，再加上不利的政治环境，德国法的法典化进程被延缓了。（注：［美］艾伦·沃森：《民法法系的演变及形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63页。）由此可见，主体的参与对民法典的制定关系重大。立法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客观见之于主观的活动，必然包括主体积极参与的因素。只有在主客观相互作用的情况下，谈论制定民法典的条件是否成熟才有意义。因此，条件是否成熟，需要主体对它进行认识、判断，主体认为成熟（或不成熟）并不等同于实际上的成熟（或不成熟），只有主客观相适应时，客观的成熟的立法条件才能转化为实际的立法活动，反之，即使客观条件完全成熟，如果立法者没有积极的立法作为，就可能丧失立法的最佳时机。成熟的条件并不会自动转变为法律规范，还必须有国家机关创制法律的活动。另外，客观条件还具有可变性，立法机关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主体的积极作为去改变客观条件，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创设实施预定任务所需的必要条件。同时，在通过各种努力后某些条件仍没有发育成熟的情况下，可通过对客观规律的把握，了解事物发展的大致方向、趋势，进行超前立法，以“趋利弊害”。
第六，价值的判断标准
许多学者在讨论我国未来民法典时，将其目标设定为“一部完善的、科学的，在世界民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先进民法典”。既然是从“世界民法发展史上”来谈论问题的，可能他们所看重的不是中国社会现实的需要，更关注的是后人对我国未来民法典所做的效果评价。法国民法典的精神主宰了19世纪的各国民事立法，德国民法典在20世纪影响广泛。但是否在立法之初，立法者都将法律定位很高呢？显然不是。现在我们对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的观点也仅仅是评价，并非当初明确设定的目标。若当初法国和德国的立法者以今天我们对这两部民法典的评价为目标，并以此决定是否制定民法典，那么这两部民法典何时出台以及是否在全世界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和如此高的评价就不得而知了。一部伟大、不朽的法典应立足现实，同时将历史、未来有机地融为一体，如单纯为了从子孙后代那里博得好名声，好看而不好用，也将早早地被子孙们从记忆中抹去。中国的民法典不应被评价所累，评价是后人做出的，不应是我们制定民法中所追求的首要目标。任何一部法律并非诞生伊始即就十分完备的，都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完善，法国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亦不例外，但这无损于它们在现代人心目中所拥有的崇高声望。只要我们制定的民法典符合中国国情，适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要求的，有相对充足的学术支持，与社会公德相一致，又何愁后人不予之以崇高评价，何愁各邦不纷纷效仿？
民法典的完善篇9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有哪些?这样的民法典，具有时代特色，彰显中国气派，为世界民法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共同阅读收看2020年“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5篇】精选，请您阅读!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1民法是民事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民法确认民事主体的各项民事权利，尊重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保障其依法享有人格权、人身权、财产权等民事权利，有助于激发社会创新发展活力。
对现行民事单行法律进行系统编订纂修，将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编纂成一部综合性的民法典，这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X年X月，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了民法通则，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颁行的民事基本法律。后来又陆续制定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
这些立法为改革开放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保驾护航作用，赋予社会尤其是民事主体更广泛的自主权，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国家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发生重要转变。编纂民法典，有助于全面总结我国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民法典确立了完备的民事权利体系和有效的权利保障机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事法律制度逐步完善和发展，公民的民事权利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保护。同时要看到，随着人们权利意识日益增强、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民事法律制度也面临确认新型民事权利、加强民事权利保护的新挑战。
比如，顺应科技发展及相关财产观念变革，确认民事主体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权利;承认民事主体对其个人信息的权利，回应信息时代对人格权的新要求;等等。民法典通过确认和拓展民事主体的权利，保障民事主体充分享有和有效行使其民事权利，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价值追求和根本目的。
民法典为规范社会治理提供法律依据。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社会的复杂程度日益提升，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日趋多样，城市和农村社会治理都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挑战，这对民法规则的完善提出了新要求。民法典适应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创设相关规则。比如，设置非营利法人制度，非营利法人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等。这一制度满足了民事主体投身公益、参与社会治理的需求，有助于促进国家与社会在公益领域的沟通和协作，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能力。
民法典有利于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要坚持用法治来划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尊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注重通过市场手段调节各类市场主体的利益关系，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高效运行提供一整套法律规则。我国民事法律制度建设一直秉持“民商合一”的传统，把许多商事法律规范纳入民法之中。编纂民法典，进一步完善我国民商事领域基本法律制度和行为规则，为各类民商事活动提供基本遵循，有利于充分调动民事主体的积极性、维护交易安全、维护市场秩序，有利于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民法典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发挥着独特作用。比如，婚姻家庭制度反映和维护社会公序良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制度载体。民法典增加了“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弘扬家庭美德，重视家庭文明建设”的原则性规定，并在规范和调整婚姻家庭继承等领域的人格权、人身权和财产权关系中，注重弘扬中华传统家庭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增设离婚冷静期、明确亲属和近亲属的范围等。民法典的颁布实施，实现了几代人的夙愿。充分发挥民法典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作用，还需要民法学者进一步加强民事法律制度的理论研究，不断为有效实施民法典、发展我国民事法律制度提供理论支撑。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2“从2019年12月28日至2020年1月26日的公开征求意见期间，民法典草案共收到13718位网民提出的114574条意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岳仲明新近透露的这组数据，可见民法典之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此前决定，酝酿多年的民法典草案将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这部新中国成立70年来首部以“典”命名的法律，共7编加附则、84章、1260条，被誉为中国“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不仅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举措，也将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发挥基础性作用。
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共1260条。律师从头到尾都要熟读、记忆、掌握每个知识点。需要无数个日日夜夜学习才能精通。
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正所谓：民之所安，法之所系。民法典、民法典，是保护人民的宝典!
这部法典，关系每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她很温柔，守护陪伴着每位公民的生老病死;她也很霸道，出台之后，现行的民法通则、物权法等相关法律将不再保留。
在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路上，要不忘学习《民法典》。让《民法典》的为民思想和情怀，更加激励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和信心，让即将全面建成的小康社会成为《民法典》行稳致远的坚实基础。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3?建立健全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以良好民法保障民事善治，是新时期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全面总结我国的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将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编纂成一部综合性法典，对于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讨论、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是今年全国两会的重头戏。经过一代代民法学者接力奔跑，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即将诞生，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我国将告别“散装”民法时代，迎来新的民法典时代。
??先哲有言：在民法慈母般的眼里，每一个人就是整个国家。民法是市民法、权利法，也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法，是调整平等民事主体之间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民法典就是要将这个“总和”，尽可能囊括到一部成体系的法典之中。民法典是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最基本的职能是对权利的确认和保护，一个人从摇篮到坟墓，一生各阶段的权利，都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答案;
??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所有民事主体的法律行为，都可以在民法典中找到遵循。
??回顾人类文明史，编纂民法典是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法治建设工程，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向繁荣强盛的标志。我国民事法律制度伴随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编纂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民法典，不仅能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成果和制度自信，促进和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也能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进步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我国民法典是一部“新法”，对现有民事法律进行梳理、整合、完善，使之更加全面完整，更具系统性、协调性。我国有物权法、合同法、婚姻法、继承法、侵权责任法，有2017年通过的民法总则，以及仍在继续适用的民法通则等，单行法律数量多，内容庞杂，有的存在抵牾之处。如今，这些法律的主要内容以及司法实践中形成的相关司法解释，共同汇聚成了这部共1260条、10万余字的民法典。经过整理、编订之后，在划定好的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等7个“楼层”里，民事法律各归其位，类型清晰、秩序井然。
??民法典对众多民事法律关系进行的“确认”，将在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比如，在民法典新增内容里，用益物权中增加的居住权可能是影响最大者之一。老人把房子过户给子女或“以房养老”卖给他人，夫妻离婚一方没有产权又无房居住等等，都可以要求设立居住权。合同编中，基于此次疫情增加了国家订货合同制度，还增加了4种典型合同;
??此前并没有单行法律作为基础的人格权，更是独立成编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决定以来，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持续取得积极进展。建立健全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以良好民法保障民事善治，是新时期继续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全面总结我国的民事立法和司法的实践经验，对现行民事单行法律进行系统编订纂修，将相关民事法律规范编纂成一部综合性法典，对于以法治方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好地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我国民法典编纂充分体现了民主立法、科学立法和依法立法，充分回应了“中国之问”和“时代之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民法典反映了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成果，为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提供了坚实可靠的法治保障——民法典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新时代，也开启了我们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4民法典是具有生命力的，它坚持问题导向。而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自然是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了解民情、集中民智，民法典更好地体现人民的要求、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意志，能够真正用来解决和调节现实生活中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回应社会关切。《民法典》完全来自于人民的生活和实践。无论是在生活中遇到的高空抛物、房屋价值想“提前变现”，还是在消费中遇到的“套路贷”“校园贷”“高利贷”;无论是在出行中遇到的霸座、老人倒在地上不敢扶，还是游走在网络中的Q币、网络游戏装备等等，《民法典》都一一给了解答，丰富地展示了与人民相关的点点滴滴。民法典也是市场经济基本法，伴随着民法典的不断完善，“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制度优越性不断显现，“中国名片”在世界范围的影响力越来越强，中国车、中国桥、中国路等“中国奇迹”，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式的发展。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人民用勤劳和汗水创造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一跃而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果来之不易，其中和谐安定、科学规范、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是关键，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完善的体现，为中国创新创造提供了不断成长壮大的优渥环境。“小明”的成长记录中国法治改革历程，彰显“中国之治”的力量，一部民法典，守护我们的一生。
“双百”活动专场报告会直播学习心得体会5编纂民法典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立法任务，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法治建设部署，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和人民权利的重大立法工程。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后，我自觉把深入学习贯彻民法典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尤其是通过这次市委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我对民法典的认识和体会进一步得到升华。
第一，民法典是我国法治建设的里程碑。新中国成立以来，民法典的编纂一直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从20世纪50年代至今先后启动过五次民法典编纂工作。经过多年努力，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事法律规范体系，民事司法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民事法律服务取得显著进步，民法理论研究也达到较高水平，全社会民事法治观念普遍增强，为编纂民法典奠定了坚实基础。根据党中央的工作部署，编纂民法典采取“两步走”的工作思路进行。第一步，制定民法总则，作为民法典的总则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以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为基础，进行系统梳理总结提炼后，形成民法总则草案，于2017年3月通过审议。民法总则通过后，经过法制工作委员会和相关单位的艰苦努力，形成了包括物权、合同、人格权、婚姻家庭、继承、侵权责任等6个分编在内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分别通过了审议，并与民法总则合并，顺利完成了第二步。今年5月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宣告中国“民法典时代”正式到来，是新中国70多年来民事立法和法制建设的伟大成就，在我国法治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第二，民法典是顺应时代的精神产物。当今，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涌现出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人民群众对保护合法权益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编纂民法典正当其时。总的感到，民法典草案顺应新时代、回应新技术，注重将科技发展的因素充分融入法典中，既凸显各界观念的进步，更体现了在立法过程中，社会各界对新时代、新现象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既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立法态度，又顺应了新事物对社会关系的影响。比如，将人格权单独成编规定是我国民法典体系顺应时代需求而进行的重大创新，是落实报告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新时代全面保障个人人格尊严、保障人民体面生活的重要举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疫情影响下，大家对新冠肺炎是否造成合同履行中的“不可抗力”或“情势变更”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而民法典的确立将从法律层面给予确认正式规则。可以看到，从民法典草案规定履行合同应当避免浪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到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再到制定高空坠物侵权责任分摊规则等，都回应了时代需要，顺应了时代需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第三，民法典是民族精神的立法表达。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必然承载着一个民族共同的记忆，彰显着这个民族鲜明的精神特质。翻看民法典，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了立法当中，从抽象地规定公序良俗，到具体地要求赡养父母、抚养未成年子女，民法典用一个个法条映照出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追求，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实践。民法典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最大公约数”为思想基础和价值取向，契合了全体人民的道德意愿、符合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真正为人们所信仰、所遵守。这样的民法典，具有时代特色，彰显中国气派，为世界民法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第四，民法典是民生至上的集中体现。民有所呼，法有所应。作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处处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思想。从编纂过程看，民法典充分听取民意，先后10次通过网上公开征求意见，累计收到42.5万人提出的102万条意见和建议。从内容看，民法典共1200多个条文、10万余字，覆盖一个公民生老病死的全部生活，既是人民权利的宣言书，更为维护人民权益织密防护网。这次编纂民法典，践行了党的根本宗旨，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回应了人民关切，充分体现了保护人的权利、提升人的尊严、服务人的发展的立法精神与立法宗旨,饱含浓厚的民生情怀。特别是对民事权利保护的高度、深度与广度都进入到了一个新境界,从而使法律能够更好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学习宣传和贯彻落实好民法典，是各级党委政府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我们更好为人民服务的法律准绳，我将认真组织_系统抓好学习贯彻落实，切实保护好人民权益，进一步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民法典的完善篇10
民法和民法典这两个概念都源于西方社会，关于民法的分类，就其内容和结构而言，可以分为形式意义上的民法和实质意义上的民法，而形式意义上的完整的民法就是民法典。民法典是民法体系化的表现形式，是成文民法内在逻辑结构完整型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法律的出台，颁布和运转，在很大程度上是应当具有稳定性的，而民法典的制定和完善，很大程度和很多层面避免了民法各部分之间过多的冲突与碰撞。从西方一些法制比较完善的国家我们能够看出，尽管社会发生变迁，但民法典依然保持着完好的生命力，这就充分说明了体系化的民法典对社会的进步，发展与稳定都具有重要的不可忽略的意义。
随着2000年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与实施，我国的民法体系似乎已经相当健全和完善，但是仔细看来，这些似乎已经非常全面的民法分则各部分之间却规定的矛盾和冲突不断，缺少一个统一的灵魂和核心。就拿物权法，担保法与担保法司法解释而言，担保法中除了保证和定金部分以外，抵押，质押与留置在担保法司法解释以及物权法中均有明文规定，而且这三部法律中对于抵押，质押和留置的规定有很多是想冲突和抵触的，这大概是于立法者在立法方面的角度与思维的不同。因此在适用方面，有这样一个适用原则，在不同法律关于抵押，质押与留置的规定不同的情况下，首先优先适用物权法，物权法未做明文规定的情况下，其次是用担保法司法解释，只有在担保法司法解释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最后才考虑适用担保法。这实际上就始担保法能够适用的范围非常狭小，丧失了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制定民法典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将现存的民事法律法规的各部分加以重复抄袭和罗列，而是需要将每一个部分都制定的完美而且尽可能少的甚至尽量避免再出现冲突，但是在实践中，立法者们的智慧迥异，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角度也都不尽相同，要想让他们通过协商最后达成妥协和一致，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情，即使能够实现，所花费的时间仍然会较长。而且现行的零散的各种民事法律法规规范也是经过一代代的立法者长期智慧与血汗的结晶，如果想要从整体上加以整改的话，想获得他们的理解与支持也存在一定的困难。而民法典的制定与出台，又确实需要从整体上加以整改现存的民事法律法规规范，综上，民法典的立法与颁布虽然前景是乐观的，但目前仍然存在着许多的困难荆棘。
到底该如何制定民法典?如何又好又快的加以制定，在这里有著名学者提出了一些建议，笔者在这里也表示赞同和支持。1.在制定民法典时，需要制定一个部分，就审核通过一个部分，然后再制定下一个部分。这样后制定的部分如果与已经生效的前部分发生抵触的情况下，可直接不予审核通过。这样既可以尽量减少甚至避免各部分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又能又好又快的提高民法典的制定效率。
由于担保法在有关抵押，质押和留置方面被物权法以及担保法司法解释代替的过多，可以将担保法中的这一部分的规定直接去掉，这样有利于删繁就简。同时可以将担保法中的保证和定金部分直接归于合同法中，这样可以有效避免担保法的闲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