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的出台过程篇1
关于起草一部民法典需要什么手续的问题，让我们看4个国家的例子。
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与法国民法典相似，但增加了事先编订“民法典词目索引”的准备工作，以保证每个术语在民法典中都在同样的意义上被使用，o.格拉登维兹进行了这一工作，此为环节一。德国民法典众所公认的严谨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一环节决定的；环节二为由两个委员会编写草案；三、由编订委员会和编订分委员会对写出的草案进行质疑，以保证民法典之定稿的形式统一、句法严谨、语言准确。[2]环节二和环节三也构成“正方”和“反方”的对抗关系；四、表决通过。议会就民法典进行的讨论只就重要的政治、宗教和社会问题进行，不涉及细节，以避免人多嘴杂，外行糟蹋内行。[3]
西班牙民法典的起草程序在两方面提供了独特的例证。其一，它增加了在委托专业人士起草法典前制定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基础（Base）的专门法律的环节，这一法律包含27条基础，在法典草案于1888年通过时，只允许议会讨论这些基础，不许讨论草案的细节；[5]第二，它提供了这些基础的内容的报道。例如基础6的内容是这样的：“确定下落不明和死亡推定的特征及其含义时，要保证下落不明者及其继承人的权利，允许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享有权利，他们可通过遗嘱或合法继承取得权利。在推定死亡情况下，现配偶不得再婚”。[6]可以看出，这样的基础的抽象性在具体规定与基本原则之间，是起草某个制度之条文的基本指导。议员们仅能就它们进行讨论，其对民法典的干预能力很低。这种安排体现了自罗马法以来的法学家立法的传统，因为在民法典草案被付诸表决前的各个起草环节都由法学家主持。
上述7个环节我国多少有所遵循，尽管未十分明确地这样做。如在合同法的起草中，第三环节做到了，人大法工委对学者草案的审查相当于第四环节；经过如此折冲的草案交由各部委讨论的做法相当于第五环节，只是缺乏应有的对抗性。我认为，在起草民法典的技术性思路上，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与起草机构旗鼓相当的质疑机构来保证民法典的质量，这需要大量专业人士的投入。我想说，尽管要抓紧制定民法典，但这要以在起草环节上不能有所缺失为条件。民法典之制定自有其规律，程序是质量的保证，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学习国外的行之有效的经验。
关于起草一部民法典需要多少时间的问题，让我们看巴西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例子。
通过考察上述起草或修正民法典的事例，可以看到，民法典的起草是一项严谨、复杂的活动，来不得“短平快”。衷心希望我国民法典起草能在科学的轨道上运行。
[1]VoyFrancoisGeny，techniquelegislativedanslacodificationcivilmoderne，inLecodecivil1804-1904livreducentenaire（tomeseconde），paris，1904，p.1008s，p.1003.
[3]参见金勇军先生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的他为瑞士民法典写的“译者序言”，未刊稿。
[4]参见金勇军，前引文。
[5]参见金勇军，前引文。
民法典的出台过程篇2
七台河市典当行发展现状分析
目前七台河市有四家典当行通过了工商部门的年检，四家典当行注册资本金2000万元左右。
总体上看，七台河市典当行业在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对融资方式的补充作用未得到有效发挥。从2004年初至今，七台河市典当行为临时性资金不足的中小企业及个人累计办理典当融资仅1200万元，典当行的融资补充作用未有效发挥。
业务经营拓展空间逐渐被压缩。一是市场不正当竞争加剧。目前越来越多的房屋贷款抵押公司、寄卖商行等所谓“黑典当”的出现，严重扰乱了典当市场经营环境。二是行业监管缺位。“黑典当”仅需一般企业登记，没有严格的准入审批制度制约，缺少必要的部门监督。三是典当融资业务自身的局限性。典当要求典当人必须拥有完全所有权的可供典当的财产，而目前不少中小企业面临的问题是没有那么多有效资产。
个别典当行违规经营造成的影响恶劣。个别典当行曾违规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对经济金融的正常运行造成恶劣的影响，使得数量众多的中小企业及广大市民对典当融资并不十分认可。
从业人员素质制约了典当行的发展。调查数据显示，七台河市典当行从业人员大多为股东本人或其亲属，学历普遍不高，基本不具有专业的典当从业资质。
规范发展典当行业的政策建议
加强监督管理。一是要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加大执法监管力度，促进典当行业依法守规经营；二是督促典当行业加强团队建设，提高业务人员的综合素质，有效防范和控制风险；三是进行综合治理，整合资源，积极争取开办正规的典当业务，取缔寄卖行的非法融资业务，引导民间资本发挥应有的作用。
民法典的出台过程篇3
2009年农业新闻宣传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以党的**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农业宣传工作全局，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求真务实，为发展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营造强大的舆论氛围，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
二、全年工作打算
在抓好日常农业新闻宣传的同时，重点加强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1、深化部门改革，引进激励机制。将信息宣传中心过去“一站三部”的基础上,新增“12136”服务部，拓宽直接为“三农”服务的省级热线平台。根据厅党组赋予的信息宣传中心工作职能，进一步细化各部业务范围和工作目标，引进激励机制，实施主任负责制的高效、精干、廉洁的运行机制。
2、坚持自身宣传平台，强力引导舆论导向。在认真组织协调有关媒体开展农业新闻宣传报道工作的同时,继续坚持办好《三农**》、《魅力乡村》、《乡村夜话》和《**农业》等四个自身宣传平台，引进激励机制，对上大报(大台)、攻头版头条、高水平、高质量,对社会造成重大影响的新闻报道、专题报道和系列报道的作者给予重奖，进一步调动新闻记者和通讯员的农业新闻宣传报道的积极性，为**农业又好又快发展，营造浓厚的舆论氛围。
3、重塑**农业信息网，全力为“三农”服好务。下一步要做好有关子栏目的改版定位问题，加强对农业厅系统内部网络资源整合，逐步建立网站群,探索全省农业系统农业专网，实施发文系统、视频系统，推进农业信息化工作，与此同时，拟采取定期通报信息上载情况，引进激励机制，形成办好农业信息网的合力，更好的为“三农”提供政策信息、科技信息、市场信息和致富信息。
4、积极创建“两个”服务平台，不断壮大自身经济实体。在积极向省申报**农业信息化项目的同时，积极构建“两个”信息服务平台：一是创建“12316”省级“三农”热线平台；二是创建农业服务“短信”平台。初步拟定，争取在春节后通过武汉市百友科贸发展有限公司会同武汉市电信和联通联合开通“12316”省级“三农”热线平台和短信服务平台,更好的服务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的根本利益，进一步推进现代农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三、分季宣传要点
一季度
1、宣传中央、省委农村工作会和全国、全省农业工作会议精神，抢抓中央推进农村改革和拉动内需的战略机遇。让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了解今年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工作目标、工作重点和工作举措。大力宣传党的各项支农、扶农、惠农政策，加强监督，搞好配合确保落实不走样，给农民的实惠不截流，惠农政策到户率100%。用政策调动广大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2、突出报道发展农业板块经济，重点宣传省政府表彰的创建大县和板块基地县市，大力宣传发展优质粮、棉、油、水果、茶叶板块和畜牧、水产大县创建活动的典型。加强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宣传报道，利用典型引导开展资源整合，品牌整合，形成规模，形成效益，打造知名品牌，提升农产品质量，提高市场竞争，扩大农产品出口创汇。
3、大力宣传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抓粮食生产，提高粮食产量，重点支持产粮大县建设的方针和实现09年粮食增产8-10亿斤、农民增收300元的预期目标。跟踪宣传粮食板块建设、优质粮产业工程、测土配方施肥、种子工程、植保工程等重大项目的进展和46个粮食大县建设的动态。
4、宣传越冬作物田间管理和冬、春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尤其是禽流感的防控和农业安全生产宣传工作，为实现夏季增产、全年农民增收奠定良好基础。做好主推品种化肥、农药的宣传工作，充分利用广播、电视和报纸等多种媒体推介优质农资产品，介绍农资识真辨假常用知识，维护农民合法权益。
5、及时报道各地春耕备耕的特点，进一步加大高产高效模式栽培技术、水稻轻简化栽培技术、稻鸭共育技术、避灾减灾技术等节本增效技术的宣传。通过加大科技示范的宣传力度，推动实用技术的实施应用。
6、做好“送科技、送农资、送法律下乡活动”的宣传，推动春季农业各类技术培训，加大对《**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办法》贯彻实施的宣传力度，加强从田头到餐桌的全过程监控，确保食品安全。
7、认真总结农村土地二轮延包政策的巩固、完善工作，加强农村集体资产产权制度创新改革试点和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促裁试点工作的宣传力度，宣传引导农民依法、自愿、有偿开展土地流转，促进规模经营发展专业合作组织引导农民致富的典型经验。
二季度
1、利用各类媒体，宣传各地深入实践科学发展观，结合农业、农村工作实际，深化农村改革、构建公益性农技服务体系、农民专业合作服务体系和经营性农业专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等三大服务体系建设，增强服务功能、提高服务效果的新动作、新典型、新经验。
2、进一步加强农业科技入户的宣传工作，积极营造各行业、各地区全面开展农业科技入户的良好氛围。总结经验，推介典型，扩大项目实施范围，加强示范引导，认真总结农业科技入户的成效宣传。
3、加大“阳光工程”农村劳动力培训转移的宣传力度，突出报道各地农村动力专业培训的成功品牌以及农民通过培训创收的新典型、新经验。
4、做好“四大工程”（“绿色证书培训工程”“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工程”“新型农民创业培训工程”“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工程”）、“三项计划”（“百万中专生计划”“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大学生支农资助行动计划”）和“三支一扶”活动的宣传工作，加大农村实用人才的培养力度，根据现代农业发展需要，造就新型农民和培养一批农民企业家的典型。
5、加强“三夏”（夏收、夏种、夏管）生产宣传报道，做好在田作物的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农机跨区收割、扩大水稻机插示范等典型经验的跟踪宣传报道。大张旗鼓的宣传农村能源建设，突出报道各地大中型沼气池建设和一建（建沼气）、三改（改厨、改厕、改圈）以及血吸虫重点交疫区“以机代牛”项目建设的典型经验，宣传“沃土工程”和测土配方施肥项目实施的新进展、新成效、新经验；重点宣传秸杆综合利用和轻简栽培等节约型技术示范推广的典型和经验，推进促进清洁田园、清洁家园建设。
6、加强《**省农民负担监督管理条例》贯彻落实工作的宣传，促进各地认真落实税费改革政策，支农、助农、惠农和减轻农民负担政策，强化农民负担监管，开展涉农乱收费专项治理，切实落实各项补贴政策，保护农民利益，维护农民利益，减轻农民负担的典型经验。
三季度
1、突出报道发展农业板块经济，重点宣传板块基地县市，发展优质粮、棉、油、水果、茶叶板块和畜牧、水产大县创建活动的典型。加强农业产业化尤头企业的宣传报道，利用典型引导开展资源整合，品牌整合，形成规模，形成效益，打造知名品牌，提升农产品质量，提高市场竞争，扩大农产品出口创汇。
2、认真总结上半年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集中开展成就性的宣传报道工作。
3、加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和**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的宣传贯彻力度，选择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协会的典型，跟踪和进行系列专题报道，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壮大，促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
4、密切关注动、植物疫、病、虫害发生趋势，宣传预防和防治成效。特别要通过各类媒体强化“绿色植保理念”，指导源头治理；大力宣传社会化专业服务优势，引导和推动各地创建以病虫预防、专业机防服务为主体的社会化服务组织。
5、大力宣传阳光工程政策，总结报道示范典型、十大劳务品牌、九大培训模式，扩大阳光工程的影响力。吸时推广好的经验与作法，促进农村劳动力培训再上新台阶。
6、继续加大农村生态家园建设的宣传报道，认真宣传贯彻《**省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条例》，重点围绕实施平原湖区以大、中型沼气池建设，山区以“一建三改”项目为主的乡村清洁工程的新进展、新经验、改变农民生活环境的新变化、新成效，组织媒体进行全方位跟踪专题和系列报道。
7、大力宣传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增强社会对农业资源与环境保护的意识。重点报道以生态农业技术为纽带，全力打造秸杆综合利用循环；以沼气为纽带的废物利用循环等农业循环经济的新典型，为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可持续农业创造舆论氛围。
四季度
1、结合建国六十周年纪念活动，大张旗鼓地开展成就性宣传活动，大力宣传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农业战线的先进典型、先进人物、先进事迹。
2、做好秋冬农业开发的宣传工作，针对秋播生产的特点，公布秋播作物主推品种，宣传一批产品质量优良、信誉好的农资企业，引导农民选用优质、安全、放心的种子、农药、肥料等农资产品。
3、组织有关专家就养殖业经济发展形势、畜禽、水产品食品安全与消费等知识进行专题宣传。加强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建设的报道，通过典型宣传，推动免疫接种和种畜、种鱼（亲鱼）安全越冬工作顺利开展。
4、抓好**农产品对外宣传工作，宣传农产品出品创汇取得的好成绩，重点宣传有代表性的出口创汇企业的典型经验。积极做好农产品进入上海和境外展销的宣传活动。
5、宣传冬季小型农田基本建设，特别是高产农田建设的典型，突出报道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促进发展现代农业的典型经验和作法。
民法典的出台过程篇4
关于起草一部民法典需要什么手续的问题，让我们看4个国家的例子。
法国民法典的制定由4个环节构成：1、政府指定4名实务人士起草草案；2、参事院的立法局对草案文本进行加工，不完善的文本悉数被退回该局。以上为“正方”进行的工作；3、法案评议委员会对草案进行质疑，这是“反方”进行的工作。民法典在这样的对抗中达到完善；4、立法会议在不能修改草案的情况下对法案进行一揽子投票，[1]因为民法典所涉事项技术性强，条文彼此间钩心斗角，牵一发动全身，如果就其细节进行讨论，很难达到专业化水平并拖延立法进度，甚至“杀”掉某些好的条文。
德国民法典的制定过程与法国民法典相似，但增加了事先编订“民法典词目索引”的准备工作，以保证每个术语在民法典中都在同样的意义上被使用，o.格拉登维兹进行了这一工作，此为环节一。德国民法典众所公认的严谨科学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一环节决定的；环节二为由两个委员会编写草案；三、由编订委员会和编订分委员会对写出的草案进行质疑，以保证民法典之定稿的形式统一、句法严谨、语言准确。[2]环节二和环节三也构成“正方”和“反方”的对抗关系；四、表决通过。议会就民法典进行的讨论只就重要的政治、宗教和社会问题进行，不涉及细节，以避免人多嘴杂，外行糟蹋内行。[3]
由于经验之积累，瑞士民法典的立法程序最为完备，分为以下阶段：1、初期准备。它表现为未来的民法典草案的作者欧根。胡贝尔受政府委托对瑞士各州的既有私法作一个综述，其成果为最终于1893年出齐的《瑞士私法制度和历史》。这是受历史法学派影响产生的程序，因为该学派把法理解为特定时空中的民族精神的体现，因此立法前要搞清楚这种精神的具体形式。在其他地方，这一程序表现为对法典编纂前本国的民事习惯进行调查。2、学者稿。瑞士政府专门把正在德国的哈勒大学任教的胡贝尔召回国内，以司法与警察部的名义委托他起草一部民法典草案，他于1900年完成了这一委托。3、“正方”的自我完善。司法与警察部组织专家对此草案进行讨论，加以补充，形成了司法与警察部草案，于1900年11月15日公布。4、立法理由书，胡贝尔对具体条文的起草动机作出说明，形成在1901年－1902年出版的立法理由书，它构成理解条文的权威依据。5、质疑。为了审查草案，联邦政府任命了由31名专家组成的“大专家委员会”进行对草案的批评，有所补充，形成了第二草案，完成了“反方”的工作。6、表决。在这一联邦民法典之前，瑞士各州通过私法法典时就只能就整部法典表决，不得进行逐条审议，以避免立法的统一性和融洽性遭到破坏。在瑞士议会，这部草案也只就其原则性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然后得到整体通过（1907年12月10日）。[4]
西班牙民法典的起草程序在两方面提供了独特的例证。其一，它增加了在委托专业人士起草法典前制定一个关于民法典的基础（Base）的专门法律的环节，这一法律包含27条基础，在法典草案于1888年通过时，只允许议会讨论这些基础，不许讨论草案的细节；[5]第二，它提供了这些基础的内容的报道。例如基础6的内容是这样的：“确定下落不明和死亡推定的特征及其含义时，要保证下落不明者及其继承人的权利，允许他们在适当的时候享有权利，他们可通过遗嘱或合法继承取得权利。在推定死亡情况下，现配偶不得再婚”。[6]可以看出，这样的基础的抽象性在具体规定与基本原则之间，是起草某个制度之条文的基本指导。议员们仅能就它们进行讨论，其对民法典的干预能力很低。这种安排体现了自罗马法以来的法学家立法的传统，因为在民法典草案被付诸表决前的各个起草环节都由法学家主持。
至此可概括一下上述4个民法典起草实例中包含的程序环节：1、对本国现有的民法进行调查，包括习惯法调查；2、提出立法的基础；3、委托学者起草最初的草案；4、组织一个“正方”的委员会对该草案进行补充完善；5、提出立法理由书（其中含比较法研究报告）；6、组织一个“反方”的委员会质疑改善后的草案；7、立法机关对该草案进行一揽子表决。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法典定稿形成过程的对抗性和表决程序的整体性，这是众多大陆法系国家制定民法典之经验的结晶，不能忽视。我们也应看到俄罗斯联邦民法典第3卷在国家杜马拖了好几年才通过的例子，因为该卷涉及继承问题，与民众生活关系密切，各议员都能说上一嘴，结果草案完成的时间与得到通过的时间间隔过大；还要看到统一合同法在全国人大的细节性审议中被删掉了情势变更原则，把一个已由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武汉市煤气公司与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散件购销合同案在法函（1992）27号批复中确立的规则废除，重新置情势变更问题于无法状态的不幸事例。
上述7个环节我国多少有所遵循，尽管未十分明确地这样做。如在合同法的起草中，第三环节做到了，人大法工委对学者草案的审查相当于第四环节；经过如此折冲的草案交由各部委讨论的做法相当于第五环节，只是缺乏应有的对抗性。我认为，在起草民法典的技术性思路上，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与起草机构旗鼓相当的质疑机构来保证民法典的质量，这需要大量专业人士的投入。我想说，尽管要抓紧制定民法典，但这要以在起草环节上不能有所缺失为条件。民法典之制定自有其规律，程序是质量的保证，在这方面我们不妨学习国外的行之有效的经验。
关于起草一部民法典需要多少时间的问题，让我们看巴西和我国台湾地区的例子。
巴西于1917年就有了自己的民法典，但为了实现现代化，巴西于1969年任命了一个由来自巴西各地的教授们组成的由米盖尔。雷阿勒教授领导的委员会起草新民法典。经过6年的工作，对政府提交了一个巴西民法典前期草案。它于1975年被提交给国会。为了深化这一草案，1975年6月11日专门设立了民法典研究所负责草案的完善。经完善的草案于1984年得到了下院的批准，于1997年提交给了联邦参议院并得到了批准，于1998年提交给下院对参议院作出的修订做最终审议[7].2001年8月8日，立法机关通过了新民法典。这是一项历时32年完成的工作。如果没有一个旧的民法典做底子，也许需要的时间更多。
再看我国台湾地区修正“民法典”中的债法的例子。从1974年成立“民法研究修正委员会”并召开首次会议，至1998年4月2日“立法院”三读通过，共历时14年，其间，1995年7月14日第691次会议定成修正案。“财产法修正组”召开691次会议，加上研讨修正原则、修正重点的16次会议，共举行会议707次，以债编全部条文603条计，平均每条耗去会议一次。
这14年消耗于如下的14道修正程序中：1、提出及准备修正要求；2、提出修正原则和修正重点；3、确定讨论程序；4、法学教授座谈会；5、翻译外国相关法律、法学资料；6、汇编修正意见；7、分组及“委员”初审；8、研拟草案初稿；9、公开征求意见；10、第二次“委员会”审查；11、第三遍讨论；12、“立法院”审议；13、“立法院”通过；14、“总统”公布。[8]
通过考察上述起草或修正民法典的事例，可以看到，民法典的起草是一项严谨、复杂的活动，来不得“短平快”。衷心希望我国民法典起草能在科学的轨道上运行。
[1]VoyFrancoisGeny，techniquelegislativedanslacodificationcivilmoderne，inLecodecivil1804-1904livreducentenaire（tomeseconde），paris，1904，p.1008s，p.1003.
[2]VoyFrancoisGeny，op.cit.，p.1026.
[3]参见金勇军先生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我的他为瑞士民法典写的“译者序言”，未刊稿。
[4]参见金勇军，前引文。
[5]参见金勇军，前引文。
[6]参见肖崇明翻译的西班牙民法典译稿中的“关于起草西班牙民法典应遵循的准则”部分，未刊稿。
民法典的出台过程篇5
一、大陆民法草案的基本架构
大陆官方目前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从每一编都从第一条开始看来，似乎是将大陆之前公布的民法通则、民事单行法（合同法、担保法、婚姻法、收养法、继承法）、之前草拟的物权法草案，再加上人格权法、侵权责任法的新定，汇整而成。该民法草案分为九编，第一编是总则，第二编是物权法，第三编是合同法，第四编是人格权法，第五编是婚姻法，第六编是收养法，第七编是继承法，第八编是侵权责任法，第九编是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
二、与台湾民法的区别
此一草案，第一编通则的各章内容，第二编的物权法各章内容，第三编合同法分为总则和分则，都有许多相同之处。似乎台湾民法有影响到此一草案的草拟，从台湾目前这部民法也是从大陆带去的，加上目前两岸法学者交流频繁的程度来看，此一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但值得注意的是，草案也呈现许多许台湾民法典不同之处，值得特别加以注意，以下以财产法为论述重点。
（一）物权种类较多
草案第二编物权法规定的物权种模拟台湾民法多，包括所有权、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的类型都有增加。
所有权分为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台湾虽有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区别，除了没有集体所有权外，国家所有权包括的范围也没有大陆民法草案的范围那么大。
台湾民法的用益物权只有四种，大陆民法草案的用益物权则有九种，其中只有典权一项名称是相同的，台湾的永佃权本是无用的规定，因此，草案不采。台湾的地上权和地役权在草案中则分别规范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基地使用权、住宅基地使用权和邻地利用权，草案的居住权是台湾民法未明文承认的物权，而探矿权、采矿权、取水权、渔业权在台湾则规定在特别法。
担保物权方面，草案增列了让与担保权，让与担保的概念虽然为台湾的学说和实务承认，但因仅在当事人间有效力，并非真正物权效力，草案的让与担保权则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是典型的物权。
（二）单独设立人格权编[34]
台湾民法关于人格权的保护主要规定在民法第十八、十九、一九二至一九五等六条，草案则单独为一编共二十九条加以规范，似乎强调人格权的保护。
（三）分别设立合同法编和侵权责任法编[35]
草案最值得注意的是将合同法和侵权责任法分成两编分别加以规定，等于不强调契约与侵权行为的相似处，认为二者的关系与物权法并列，并无比物权法更多共通的原则。
（四）要约可以撤销
要约依台湾民法第一五四条规定，有形式上拘束力，要约人仅能在要约到达相对人前撤回，不得在到达相对人后，相对人承诺前撤销。依美国法则要约人原则上可以在相对人承诺前撤回或撤销，草案第三编第十八条的规定，则明文肯定要约人可以在相对人承诺前撤销要约，显示采纳美国法要约的概念。
（五）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的补充性质[36]
除了不将契约与侵权行为并列加以规范，草案也将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规定在第一编通则，等于认为二者可以作为其它各编的一般规定，就此点而言，也就是认为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与契约和侵权行为的关系，和二者与物权的关系相同，都是普通规定和特别规定之间的关系。从特别规定优先于普通规定适用来看，草案的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即仅具补充性质。
（六）设立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编
草案第九编规定设立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法，这部份在台湾则是涉外民事法律适用法的单行法所规范，将此部份订在民法中，或许是着眼法官适用法律的方便。
伍、大陆民法草案特别值得肯定的部份
大陆的民法草案，如果从同文同种的角度，加上大陆立法的效率，大陆学者和立法者得以轻易地引进台湾数十年民法学说和司法实务的结晶，因而制订出一部优于台湾民法典的法典，也就不足为奇，因而，本文对于台湾民法典和司法实务所具备的规范而为大陆民法典采纳之处，不觉有何稀奇之处。然而，如果台湾法典所无，或通说不采的规范，而为大陆民法所采纳，就值得台湾法界特别注意，因为大陆绝无理由只为了标新立异，而故意订定与台湾不同的法律，之所以不同，一定是大陆立法者觉得所采的规范比较好。
以下即提出几点作者认为大陆民法草案最值得肯定之处：
一、 时效制度规定较有效率
台湾民法的消灭时效采抗辩权发生主义，过了消灭时效，权利人仍然可以诉讼，而由义务人抗辩时，法院才判决权利人败诉。一般情形义务人必然主张时效抗辩，权利人起诉通常会白忙一场，而且义务人也要支出应诉的成本，更增加法院的案件量。就此而言，消灭时效规定成诉讼时效，过了时效权利人就不得提起诉讼，显然比较不会浪费司法资源。至于过了时效如果义务人仍欲履行，权利人仍然可以有权受领，并不影响当事人间的自愿履行。因此，草案第一编第八章第一节的诉讼时效规定，特别值得肯定。
其次，在不动产的取得时效的规定上，草案第一编第一0五条规定不限于未登记的不动产才可以时效取得所有权，[37]又直接规定为取得所有权，而不像台湾民法规定为「得请求登记为所有人，[38]这两点都优于台湾现行规定。台湾限制未登记的不动产才可以时效取得所有权的结果，因为可以私有的土地几乎都已经登记，此一规定使土地所有人有恃无恐造成土地闲置情形严重，无人可以时效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以惩罚怠惰的所有人。台湾民法规定为「得请求登记为所有人，造成未登记前到底有无权利的争议，几乎瘫痪时效取得制度，使台湾的不动产时效取得少有胜诉的机会，时效取得不动产也几乎成为具文。草案能防患于未然，特别值得肯定，也值得台湾法界所学习。
二、 物权种类增加[39]
草案规定物权种类之多超过台湾现行规定，抵押物包括动产也是符合动产担保交易的趋势，在台湾最高限额抵押虽为最高法院承认，但修法增订也尚未通过立法程序，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规定比台湾物权编修正草案相关规定更为详细。
然而对照之前王利明教授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以下简称「王稿），民法草案关于物权的规定，少了空间利用权、优先权、优先购买权、集合抵押、浮动抵押、营业质、林业权、狩猎权、及社区管理的依据，而这些都是大陆现行有用的物权，却留下几乎毫无用处的典权，实在值得再斟酌。
居住权的承认则是一项值得肯定的创举，住宅租赁权的权利人已支配住宅的使用收益，是本质上的物权，在美国一直是财产（物权）法的范围，在台湾因为租赁规定于债编，一般视为债权，却必须承认租赁的物权化。住宅租赁权的物权化是租赁物权化的重心，草案将居住权列为物权的一种，即足以表彰住宅租赁权的功能，值得高度肯定。
三、确立契约和侵权行为的分野
契约是规范财货自由移转秩序的法律，侵权行为是规范财货非自愿移转的法律，前者有利社会经济，法律应鼓励，后者有害社会经济，法律应吓阻，基本原则既然不同，何来共通原则，如有共通原则，也应限于民事的共通原则，而无契约和侵权行为的共通原则。
就民事的共通原则而言，契约和物权以及侵权行为，都可以一体适用，所以，契约、侵权行为和物权应是财产法的三大体系，契约和侵权行为应适用不同法则。
四、要约得撤销的概念为新金融商品的引进奠定理论基础
要约的形式拘束力是传统欧陆法的特征，然而，在强调契约必须有约因才有拘束力的英美法，则不认为要约有形式上的拘束力。从私法的正义概念—均衡正义来看，并无理由让一方无对价地受到拘束，因而，无偿契约的债务人有悔约权。就此而言，要约人既未从相对人取得对价，也不应受此拘束，因此，承认要约人可以撤销要约的立法，似乎比较合理。
新金融商品的选择权、认股权证、认购（售）权证，就是以支付权利金以换取要约的拘束力，因而，将要约规定为可撤销，再以权利金换取要约的不可撤销，将为新金融商品的引进奠定理论基础。
五、确立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的补充性质
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都是仅具补充性质，都适用来补充物权、契约和侵权行为法的不足，既仅具补充性质，则规范应尽量简单，而且不要和物权、契约和侵权行为法重复，草案就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并未独立成编，而且也各只有一条规定，应该是采此观点。
如不采此观点，而将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视为有独立规范功能，在解释适用二者将难免无限制的扩张，造成请求权竞合的的困境，除了要解释请求权竞合时如何行使权利而徒增诉讼成本外，更加造成规范功能的混乱和不协调。例如受寄人乙无权处分甲所有的寄托物，而为丙善意受让，甲可以对乙有契约上的请求权和侵权行为的请求权，其实即已足够，再建构一个理论使甲对乙可以主张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实在是多余的。因为债权人多一个请求权，即增加债务人的负担，除非承认契约和侵权行为法规范有不足，否则，并无增加债务人的负担以保护债权人的道理。然而，在台湾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却经由学者推演而变得独立繁杂，此点本文不敢认同，大陆在民法起草时，如能注意到此点，将可避免重蹈台湾的覆辙。
陆、大陆民法草案有待斟酌的部份
一、严格物权法定原则将重蹈台湾覆辙
物权法在台湾是最落后的法律之一，在其它先进国家，如美国也是一样。在美国因为采物权自由原则，物权法即使落后，不影响新的交易型态的创设，然而落后的物权法加上物权法定原则就是扼杀许多新的交易模式的凶手，台湾讨论引进资产证券化历时一二十年，直到最近才通过立法，最大的阻碍即是物权法定加上登记生效的制度。
物权法定原则如前所述，不应严格遵守，[40]草案第三条却仍模仿台湾民法第七五七条的规定，将会重蹈台湾覆辙。对照王稿第三条第三款承认依法规、司法解释而形成的物权，将可避免物权法定原则僵化了物质的利用，显然比草案为佳，草案何以做出较差的选择，实在令人不解。尤其草案将王稿的许多有用的物权类型排除，加上严格物权法定原则，将会更加恶化物权法定原则的缺点。
二、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将影响资产证券化的引进
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对抗效力的立法，符合真正权利的保护交易安全的保护的平衡，是个较好的立法方式，[41]更重要的是，因为美国所创设而为全世界先进国家所采纳的资产证券化制度，是在不采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的法制下所诞生，一旦要移植到他国，物权变动采生效要件就成为主要阻碍，台湾对于资产证券化的引进，市场早有需求，然而，却拖到二00三年七月通过不动产证券化条例的立法，子法的公布也面对各种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物权变动采生效要件。[42]
即使先不论登记生效要件并非较好的立法方式，而为大多数先进国家所不采，中国大陆幅员广大，要建立全面性的不动产登记制度，谈何容易，台湾即使已采登记生效要件长达五十年以上，最近为了信托的登记、共有土地分管契约、区分所有建筑物规约的登记，地政机关也是伤透脑筋，除非大陆的地政机关自信优于台湾的地政机关，或优于日本及美国的地政机关，否则，采登记生效要件，无疑自找麻烦。
三、集体所有权的利用效率值得忧虑
集体所有权是大陆社会主义下的产物，优点是雨露均沾符合公平，但是却必须牺牲使用的效率，草案第二编第五十五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权的土地，须经村民会议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二上村民代表的同意，并经批准，才可以由外人承包经营，对于集体所有权的使用效率的不彰，是可以预见的。
台湾目前的立法趋势是在减少共有，并使共有物的管理处分更加容易，只要保障共有人（或集体所有权人）应得的利益，其实不必太强调全体参与处分共有物，毕竟没有生产，哪来分配，与其让共有土地或集体所有土地荒废或生产效率不彰，不如提高其生产效率，而保障每个成员分配的利益即可，这也现代企业强调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理由，值得大陆在立法前再多加思考。
四、典权的规定可能成为具文
台湾民法在中国大陆制订之初，有将中国固有的典权纳入，在亲属编和继承编也保留一些固有的法制观念，然而亲属继承编的固有法制早在几次修正中删除了，因而中国固有法制到了二十一世纪，似乎仅剩下典权，不免让中国人有保留最后一项遗产的情结，这点对两岸的法学者似乎都是相同的。
然而，台湾民法的典权依通说是用益物权，与固有法制的典权主要在融资的功能，也有不同，而草案的典权的标的限于住房和其它附着物，显然比台湾的民法典权的标的范围还窄，因此，除了名称相同，内容其实是不同的，不同的制度，仅因名称相同可满足思古情怀，就加以保存，而不论其实用功能，是否明智，值得斟酌。
典权虽是中国固有的制度，但是因为其担保功能可为抵押权所取代，其用益功能可为其它用益物权或租赁所取代，又因典权需支出典价，金额又很庞大，如有能力支出典价也会有能力购买，如需某标的物，付自备款后其余贷款直接购买即可，有能力设定典权即有能力购买产权，无须设立典权。因此，典权在现代社会几已无运用的实益，台湾自从设定典权亦需缴纳土地增值税，无法以设定典权后出典人不回赎，做为移转所有权不需缴纳土地增值税的方法后，典权即几乎不再被人使用，台湾此次物权编修正，之所以仍保留典权的规定，是因为仍有极少数典权存续着，并非将来典权还会被运用。除非大陆现在仍存有典权，或人民有使用的习惯，否则，即使制定，也会成为具文。[43]
柒、结论
由于国际社会交流的频繁，全面性地影响一国的法制，因而，任何国家的法制都多少受到外国法的影响，这并非被迫的，而是基于趋利避害的人性，从而改变现有法制以符合当下的国家社会所需，对美国人如此，对欧洲人如此，对于两岸的人民也是如此。
在法制互相影响而形成法系融合下，比较法学者早就将英美法和欧陆法视为同一法系，强调二者所呈现的共同法理，而与亚、非、拉丁美洲和回教等国家相区别，这是两岸在引进外国法前应有的认识。英美法和欧陆法作为发展先进国的法制，所呈现即是现代国家的法制，在民法的三大体系—人格权法、财产法、和身份法，均呈现与上一世纪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台湾的民法，大致上都有具备，显示台湾在法制的发展，也已挤进现代国家的行列，对于同文同种的大陆，当然有借镜的作用。
民法的三大体系是人格权法、财产法、和身份法，这点并无争论，然而财产法究竟是债、物两大体系，还是物权、契约、侵权三大体系，则有争论。前者为台湾民法典体例所印证，后者则是美国法制所印证，从契约和侵权行为分别规范财货自愿移转和非自愿移转的的区别来看，二者的适用原理不同之处显然大于相同之处，就此而言，强调不同而为分别规范，显然优于强调相同而为合并规范，草案将契约和侵权行为分成两编，分别加以规范，值得赞同。
物权、契约、侵权既然是三大体系，规范了财货的归属和移转的秩序，几乎也全面规范财货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的问题，在规范无漏洞的情形下，即无必要重复规范，因此，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应该都仅具有补充的功能，只要在前三者有漏洞的情形下架构其体系，如此，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应限于少数情形才有必要适用，所以规范上应该尽量简单，草案仅以两个条文规范此二者，符合此一精神，值得赞同。
本文认为大陆民法典草案特别值得肯定的部份包括时效制度规定较有效率、物权种类增加、确立契约和侵权行为的分野、采纳要约得撤销的概念、确立无因管理和不当得利的补充性质，而这几点也恰好是台湾现行民法的缺点，值得台湾法界借镜。
本文认为大陆民法典草案有待斟酌的部份包括僵化的物权法定原则、采纳登记生效要件、集体所有权无效率的规定、可能成为具文的典权。这四点除了第三点，都是仿效台湾民法的规定，第四点或许有点民族的感情，然而，具有民族感情的东西如果不合现代所需，保存的方式是放在博物馆而非订在法制中。就第一点，其实包括台湾的法院都无法遵守，因而承认最高限额抵押，又有释字第三四九号的解释，在大陆也有事实上物权的主张，[44]因而严格物权法定原则将会自寻烦恼。至于采纳登记生效要件，先不论将来引进资产证券化所面对的困扰，即使是全面的登记不动产物权，也足以让大陆相关主管机关伤透脑筋。
整体而言，草案规定与台湾民法相同者多，反应现代民法的共同价值，有些相同处将使大陆重蹈台湾的覆辙，不可不慎，有些不同处可能只是为了标新立异，但有些不同处则是采取优于台湾的立法，值得台湾法界所警惕，发展中的大陆民法，有朝一日可能会迎头赶上，青出于蓝更胜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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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出台过程篇6
「关键词物权、用益物权、典权
典权为中国的固有传统制度，目前世界各国仅有韩国及中国台湾两个地区明文规定加以保护：中国台湾地区典权系沿用民国时代1930年颁布之民法物权篇第八章第911条至第927条之专章相关规定（注：1949年后，因中央人民政府明令废除民国时期的六法，使得中国内地典权再次成为习惯法制度。），系统规范相关内容并明确规定典权之法律性质为用益物权，从概念上划清了典权与不动产质权的区别（注：原大清民律草案系由日本学者志田钾大郎及松冈义正起草，误认中国典权为日本民法之不动产质权，故仅规定不动产质权，而无典权；民律第二次草案系由黄右昌起草，于不动产质权外，另设典权，以补缺漏；民国时代民法，则删除不动产质权，仅留典权制度。参照杨与龄：《论典权制度之存废》，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99页以下。）；韩国典权（原文为传贳权）则源自过去汉城地区之房屋租赁习惯（注：韩国典权的法律渊源来自于近代汉城地区房屋租赁的民间习惯，此租赁习惯的来源虽已无从考证，但在十九世纪以后的一些文献中都有关于典权的记载。近代以来，由于日本长期对韩国的占领以及韩国国内连绵战争，人口不断迁移，使得该房屋租赁习惯扩展到全国，逐步与韩国的社会生活相融合，成为韩国人民居住制度的重要形式之一。），于1958年制定民法典时，特设第303条至第319条典权相关规定，并于1984年另增修第303条、第312条、第312之2条等规定，（注：本文关于韩国典权规定之中译本均参照杨与龄：《论典权制度之存废》，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2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307页至第310页之全部条文。）乃韩国立法者为保护利用他人不动产之经济上弱者，将原房屋租赁习惯规定为物权[1]，而与现代民法租赁权（债权）物权化之趋势相符。而今鉴于中国内地民法典正如火如荼热烈研讨及编纂中，典权制度性质为何及存续与否，一直为中国内地学者们争议之热点，虽从1999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起，至2001年法制工作委员会物权法征求意见稿止之数个物权法草案版本均建议规定典权及其法律性质为用益物权[2—p158-196]，足见中国内地学者就典权问题已达成一定共识。然从比较法角度，考察上述中国台湾地区及韩国典权适用现况，趋向式微或是朝向另一型态发展，使得该制度存在根据或多或少产生质疑，在中国内地民法典尚未完成立法程序正式出台前，笔者试着以中国内地典权（注：中国内地典权则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提出《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为比较之版本，至于王利明教授所提《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版本，两者关于典权规定内容并无太大差异，仅王教授就典权之标的范围限于建筑物，不包含基地使用权；以及典权最高期限为三十年及绝卖条例限制，而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版本典权最高期限为二十年及无绝卖条例限制不同。）、中国台湾地区典权、韩国典权三者比较为主干，深入剖析典权的意义、法律性质、取得、期限，效力、消灭、社会功能及现状，藉以完善及健全典权制度的法理基础，重新思索典权制度建立之合理性及其未来发展方向。
一、典权的意义
关于典权，韩国民法1984年第303条第1款增修条文明文定义：典权人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之不动产，依该不动产之用法有使用、收益，并对该不动产变卖所得价金，有受典价优先清偿之权。除此物权性之典权外，韩国汉城大学权威民法学者郭润直教授依据韩国现实社会生活典权适用现况，另提出具有债权性质典权之法律概念，即典权之类型形式上分为物权性典权和债权性典权两类[3—p346].其产生原因主要在于韩国现行《民法典》关于物权变动采用债权形式主义，即无物权行为独立性与无因性的问题，债权合同成为物权变动的基本动力，登记或交付则为物权变动之生效要件，学说称为物权变动之登记或交付的生效要件主义[4—p149]，加上韩国不动产登记法采用登记共同申请主义（注：韩国不动产登记法第27条第1款。），因此典权人非出典人的协助，典权无法生效；对于登记没有强行规定，因此一般出典人不愿意协助典权人登记，加上登记程序复杂，还得支付手续费，而且一旦经过登记后，法律保障典权人的一定处分权，即典物的转典、出租、提供担保、继承权、对抗第三人之效力、拍卖请求权及优先受偿权等，从而使出典人的行使财产权受到一定的限制；对出典人来说，既然占有经济上的优势，自然利用该地位来回避登记，因此未登记的典权人众多，由于典权未登记不能受法律上的保护，典权人居住生活不稳定，故韩国政府于1983年修改《住宅赁贷借保护法》时，特别规定将未登记的典权即债权性典权准用该项法律。如此，韩国的典权法律明文规定有两种，关于城市地区房屋租赁，大多利用债权性典权；物权性典权（排除农耕地，因韩国民法第303条第2款禁止农耕地为典权的标的）只用于城市地区房屋以外的建筑或土地使用。（注：依据韩国国土利用与计划法第六条规定，依土地的利用状态、特性及将来利用方向，将国土分为如下：（1）城市地区；（2）管理地区；准城市地区、准农林地区、准自然环境保全地区、其它需要系统管理之地区；（3）农林地区；（4）自然环境保全地区-本条文为笔者自行译注，资料来自韩国建设交通部。由此可知，韩国土地亦分为城市地区及农林地区两大类，其它地区多为国家所有或管理，甚难做为典权之标的。）尔后，韩国政府又于1984、1989年两次修改《住宅赁贷借保护法》，延续“债权物权化”的趋势，增修规定典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及对抗第三人效力条款以更加保护典权人。事实上，韩国城市地区房屋以外的建筑和土地使用上，除了典权以外还有地上权制度，因此物权性典权本质上已名存实亡。申言之，债权性典权成为韩国房屋租赁中最重要的形式，现实生活当中一般人所谓典权即是债权性典权。
承前可知，韩国典权的意义，形式上虽然分为债权和物权两类，但实际上系一脉相承；两者因法律性质差异延伸出许多不同之处，实质意义经由以下概念对比，藉以厘清双方真正之内涵：（一）法律性质：物权性典权为物权；债权性典权为债权。（二）标的物：物权性典权为他人不动产，但不包括农耕地；债权性典权为以居住为目的之房屋。（三）法律适用：物权性典权为民法第6章典权条款（第303条—312条）；债权性典权则准用《住宅赁贷借保护法》之特别法。（四）内容：物权性典权为典权人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之不动产，依该不动产之用法有使用、收益之权；债权性典权为未经登记之物权性典权，即典权人支付典价，请求出典人将典物交付典权人使用收益之权。（五）对抗第三人效力：物权性典权自登记之日起发生对抗第三人效力；债权性典权本来就未登记，不发生对抗第三人效力，但《住宅赁贷借保护法》规定具备下述要件的典权人可以拥有对抗第三人效力，即1.房屋的占有；2.向住所地行政机关完毕住所地迁移的手续，并自次日起发生对抗第三人效力，因此在典期内发生所有权变动，不影响典权的效力。
相较韩国典权种类之多样性，中国内地及台湾地区仅有物权性质的典权。依据台湾地区民法第911条规定：
“称典权者，谓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之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的权利”。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288条规定：“典权，是指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不动产而为使用、收益的权利；前款所称不动产，仅指建筑物及其所占用基地的基地使用权”。可知三者典权意义共同之处在于支付典价，占有他人不动产（注：台湾地区《民法物权编修正草案》将‘占有他人之不动产’修正为‘在他人之不动产’，其修正理由在于典权为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及其公示方法，占有仅系用益物权以标的物为使用收益之当然结果，乃为典权之效力，而非其成立要件；王泽鉴：《民法物权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版，第106页。）及为使用、收益的权利；其不同之处，主要体现于标的之范围：中国内地典权基于土地公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以下）及土地使用权与建筑物一体性之法律现实，典权之标的除建筑物外并扩及土地使用权利，设定上两者是不可分离，单独土地使用权利不得做为典权标的。[5—p584]韩国与中国台湾地区均为资本主义社会，采行私有财产制，土地及建筑物各为独立所有权，亦分别得为典权之标的。惟韩国因农地政策（注：韩国农地改革法第17条：禁止一切农地设立永佃权、租赁借贷、委托经营等行为（1949—1994）。-本条文为笔者自行译注。）及债权性典权发达，典权之标的排除农耕地，往往局限于城市地区之建筑物，而与传统中国典权标的物大多为农耕地有别，故韩国民法学者认为韩国典权虽然与中国传统典权有相近之处，然意义上只能为韩国的特殊制度。[3—p345]
综上所述，考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关于典权之定义，虽其产生之政治经济背景与韩国不同，标的物范围发展方向即城市地区建筑物却不约而同趋于一致，加上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采行“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5—p112]即作为原因行为的债权合同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与作为债权合同法律效果的物权变动事实的生效条件及生效时间，加以区分[2—p249]；延续其思维，中国典权后续发展很可能产生类似韩国典权仅债权行为（原因行为）生效，物权变动不生效力之现象，故其立法技术及条文结构若仍沿用民国时期典权立法例，似对未办理典权登记建筑物典权人保障不足及如何适用法律产生疑义，而有重新斟酌思考之必要。
二、典权的法律性质
韩国于1958年民法第303条1款规定：“占有他人之不动产，依该不动产之用法有使用收益”，原已表明用益物权的法律性质，但1984年第303条第1款增修条文增加“对该不动产变卖所得价金，有受典价优先清偿之权”，使韩国学者对于典权的法律性质有所争论。
目前，韩国民法学界虽然有不同的主张，但仍然以用益物权为通说，只不过认定典权兼具担保物权的性质[6]，即用益物权为主，担保物权为辅。因为1984年第303条第1款增加优先受偿权之立法理由，系为保障建筑物典权人回收典价，法律上设定该制度，以减少国民生活的不便，并保护他人所有建筑物利用者之权利。（注：该增修条文立法理由取自韩国法制处。）其次，典权本身源于房屋租赁习惯，所以更注重不动产的使用价值，故而韩国民法广泛地允许典权期间典权人的处分权，典物所有权的变动不影响典权，典权让与，转典，出租，提供担保不需出典人的同意等。然其主要原因还是在于1958年民法仅规定典权拍卖请求权（韩国民法第318条），未规定典权人之优先受偿权难以保障典价的回赎，而此争议至1984年民法典修改时方为确定，1989年《住宅赁贷借保护法》亦增修债权性典权人优先受偿权之相关条文，鉴于典权条文修正轨迹，韩国郭润直教授认为拍卖请求权与优先受偿权等的担保物权要素，只不过是为保护典权人的政策上反映，[3—p345]并不影响典权为用益物权之法律性质。
相较韩国典权之统一性，中国台湾地区关于典权之法律性质学者间向来颇有争论，该法律性质主要有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买卖契约、特种物权四种学说，[7—p459]产生问题之背景在于法制史中原大清民律草案仅规定不动产质权，而无典权，以及立法体系上民法典将典权规定在抵押权及质权之间。而今，典权为用益物权，已为定论，其理由为：（一）法制史：典权在历史沿革上，虽与当、质名称互用，但台湾地区现行民法之典权则纯为用益物权[7—p462]（系属法制史上狭义之典权）。（二）立法理由：现行民法物权编立法原则第10点，明示典权与不动产质权性质差异之处。（注：1929年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202次会议议决“民法物权编立法原则”。）（三）权利特性：典权是主权利，不似担保物权必须从属于债权存在，其权利自身始终因物的关系而存在[8]；且不具有变价受偿性、物上代位性、不可分性之担保物权特性。
除上述核心理由外，台湾地区《民法物权编修正草案》围绕用益物权特性进行修正，更足证明其法律性质。
另一方面，考察中国内地关于典权之法律性质，于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截至1989年底止，不仅有内务部、司法部、国家房屋管理局对典权关系的调整予以规定，且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典权的批复、解答亦有18件之多，[9—p446]显见典权制度长期一直为中国内地司法保护的权利；虽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典权案件的大多数批复内容，多以“典当”称之，然实际上均为典权关系，且限于房屋典权。[10]是故，典权之法律性质除少数学者外，学者通说均以用益物权为主，且1995年7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担保类型并无典权之规定，更足证明立法起草者与学说之一致性；现今，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亦秉其同一意旨，将典权纳入用益物权之立法体系中，而为用益物权之内容及其类型。
据前，中韩两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均肯定典权为用益物权，但因韩国具有拍卖请求权与优先受偿权之担保物权要素，使其法律性质迥异于中国内地及台湾地区之典权，相对接近台湾地区学者所主张之特种物权。
三、典权的取得
典权的取得，分为基于法律行为和基于法律以外其它事实两类，前者指典权的设定和转让；后者指典权的继承取得等。基于法律行为设定典权，需经双方当事人达成设定典权的协议，并采用书面形式及办理不动产设定登记；而基于转让而取得典权，主要有让与和转典两种方式。
事实上，关于典权之取得，中韩两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均有相同之内容及规定。（注：韩国民法第306条至第308条；中国台湾地区第915条至第918条；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292条至第295条。）比较特殊乃韩国典权分为物权性典权和债权性典权两类，因本质差异造成处分权内容不同，物权性典权为他物权，典权人之占有使用与所有权人同一地位，处分该典物的权利范围之广泛，只要合同中没有禁止转典之约定及在典权存续期间，不经出典人的同意，典权人得将典权让与、出租、转典；债权性典权则因本质为房屋租赁债权，权利行使受到一定限制，典权人必须经出典人的同意才能将该典权让与、出租、转典，而与物权性典权迥然不同，即韩国典权特殊性之一。
值得进一步研究，典权得否因取得时效之完成而取得？韩国民法上亦有取得时效制度，（注：韩国民法第245条至第248条。）且该民法第248条规定所有权以外财产权准用之，依照韩国郭润直教授之解释典权性质上为财产权之一，自应有取得时效之适用。[3—p258]相较中国台湾地区虽学者间有不同意见，（注：采肯定说学者为史尚宽、郑玉波、谢在全等人，否定说学者为姚瑞光、黄右昌等人；同注[7]，第476页。）仍以肯定说为多数见解，然学者王泽鉴主张事实上典权的时效取得仅于典权的设定，具有无效的原因，而为当事人所不知时，始有发生之可能，况台湾地区实务上迄今
并无案例发生，[11—p109]似对典权的时效取得存有质疑。反观中国内地学者多数采肯定意见，[9—p404][12]所持理由主要依照学者史尚宽所举事例，（注：学者史尚宽提出事例，即甲将乙之不动产盗典与丙，由丙支付典价与甲后，则丙依取得时效，请求登记为典权人；史尚宽：《物权法论》，1957年8月版，第401页。）基于典权为财产权及保护善意第三人（典权人）的利益，从而得出典权适用取得时效之依据。再者，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为统一不动产登记物权与事实物权之差异，以稳定物的占有关系，并借鉴外国德日立法例，限制所有权以外财产权范围，拟规定用益物权包含典权准用不动产的取得时效（第67条第2款），足见中国内地立法起草者依循物权立法的发展趋势，就典权之用益物权取得时效提供法律准据。就此，中韩两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就典权取得时效在法理上均持肯定之立场，惟因典权之特殊性及无任何真实案例佐证，对于典权是否因其为用益物权适用取得时效，似应重新检讨其实益性及社会功能。
四、典权的期限
典权的期限，设定方式依契约（合同）自由原则，通常由当事人双方自由约定，因此，当事人有约定典权期限，亦有当事人未约定典权期限。就此，中韩两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并无不同。但因韩国典权源自房屋租赁，该期限性质与中国典权期限有别，并形成其内容之差异。在中国（包括台湾地区），典权的期限对典权人而言，则为典权人有权占有典物而为使用及收益的权利；对出典人而言，系指典权设定时所定回赎权停止行使期限。由此可知典权的期限与一般用益物权的存续期限不同，乃是出典人不得行使回赎权之期限，而期限届满非即构成典权消灭之原因，而系出典人始得开始行使回赎权。相较之下，韩国民法典基于房屋租赁物权化之特性，将典权期限规定为一般用益物权存续期间，[5—p587]因此典权期限届满，典权当然归于消灭，并无中国典权回赎权行使之问题。
延续上该差异性，关于典权最高期限之法定限制，韩国典权亦因其特殊性，仅规定十年且得更新之（韩国民法第312条第3款），相较中国台湾地区规定典权三十年期限（台湾地区民法第912条）为短，且另规定法定最低期限即对于建筑物典期约定未满一年，视为一年（韩国民法第312条第2款），（注：此规定为物权性典权的最低法定期限，而债权性典权第4条第1款规定的最低法定期限却为二年，两者间差异如何适用，韩国汉城大学权威民法学者郭润直教授主张应平等适用，解决纷歧。同注[9]，第356页。）由此可知，韩国典权同时规定典期最高及最低法定限制，似乎倾向租赁合同之法条特征并保护承租人立场而为之规范，与中国台湾地区典权最高期限之法定限制系为免当事人就典权期限，任意为漫长之约定，有害社会之经济发展，或因年代久远，致纠纷迭起，形成不易解决之问题，特加以限制[7—p477]显然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关于典权期限之立法理由，则系基于典权本质上是对不动产所有权的限制，其效力很强，如果期限太长，对出典人不利；如果期限太短，不利于典权人对标的物为使用收益及改良，故采折衷规定为二十年。[5—p587]据此，依循其理由推论似乎成理，然其忽略中国典权的标的侧重于城市地区之建筑物，就立法背景层面较接近韩国制度之事实，因此实应深入进一步研究其可行性及合理性，而非片面采取中道之说。
五、典权的效力
典权的效力系典权制度的核心问题，一般可分为典权人的权利义务及出典人的权利义务两方面，依照韩国民法典之规定，典权人方面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典物的权利（韩国民法第303条第1款）、处分权利（包含转典、让与，租赁、设定抵押；韩国民法第306条、第308条）、有益费用偿还请求权（韩国民法第310条）、典物附属物收买请求权（韩国民法第316条第2款）、拍卖请求权（韩国民法第318条）、优先受偿权（韩国民法第303条第1款）、典价增减请求权（韩国民法第312条之2）、物上请求权（韩国民法第319条）等相关权利以及支付典价（韩国民法第303条第1款）、维持修缮（韩国民法第309条）、典期届满回复原状（韩国民法第316条第1款）等相关义务；出典人方面具有典物处分权、典物附属物收买请求权（韩国民法第316条第1款）等权利及费用偿还等义务。另一方面，依照中国台湾地区民法规定，典权人方面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典物的权利（台湾民法第911条）、处分权利（包含转典、让与，租赁、设定抵押；台湾民法第915条、第917条）、留置权（台湾民法第919条）、重建修缮权（台湾民法第921条）、有益费用求偿权（台湾民法第927条）等相关权利，以及支付典价（台湾民法第911条）、保管典物（台湾民法第922条）等相关义务；出典人方面具有典物处分权（台湾民法第918条）、回赎权（台湾民法第923条至第925条）等权利及费用偿还等义务。
相较两者典权效力内容，其权利义务之法律结构，呈现法律关系之差异，韩国立法虽将其原房屋租赁习惯物权化，但其大体内容倾向租赁合同立法模式即典物附属物收买请求权及典价增减请求权等，并伴随担保物权之拍卖请求权及优先受偿权要素，而无中国典权最具特色之出典人回赎权制度，似乎体现韩国典权截然不同之立法模式及特质。
反观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关于效力内容之规定，典权人方面具有占有使用收益典物的权利（草案第288条）、处分权利（包含转典、让与，租赁、设定抵押；草案第292条、第295条）、留置权（草案第294条）、重建修缮权（草案第299条）等相关权利，以及支付典价（草案第288条）、保管典物（草案第297条）等相关义务；出典人方面具有典物处分权（草案第293条）、回赎权（草案第300条至第302条）等权利及费用偿还等义务。可见立法起草者系延续中国传统典权的一体性，参照民国时代典权立法模式，规范其权利义务关系，故与台湾地区典权制度并无差异。惟值得关注之处，乃现今不同时代背景及不同政经体制，且典权标的范围与传统典权有别，如何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典权制度，增减其权利义务内容，使其具有新时代意义，而非一成不变照本宣科，方能切入民法典之立法本质。
六、典权的消灭
典权消灭的原因，除一般物权共同消灭原因如标的物灭失、征收、混同、抛弃等外，尚有其自身特别消灭的原因。依照韩国民法典之规定，典权特别消灭原因为：（一）典权人不依典权设定契约或标的物之性质所定之用法，而为使用收异时，出典人得请求典权之消灭（韩国民法第311条第1款）。（二）典权未约定存续期间者，各当事人均得向其相对人为典权消灭之通告；相对人于接到通告后经过六个月典权消灭（韩国民法第313条）。（三）因不可抗力典权标的物一部灭失之情形，典权人就其剩余部分不能达成典权之目的时，得对出典人为典权全部消灭之通告，而请求典价之返还（韩国民法第314条第2款）。
另一方面，关于典权特别消灭原因，中国台湾地区与中国内地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均规定回赎权之行使、找贴为共同事由；（注：回赎权（台湾地区民法第923条至第925条；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300条至第302条）、找贴（台湾地区民法第926条；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303条）。）性质上二者大体为出典人之权利，仅回赎权为附条件之形成权，不必经典权人承诺；而找贴经出典人意思后，需有经典权人承诺，方能成立。（注：找贴之法律性质，沿革上有认系出典人权利（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亦有认系典权人权利（户部则例），但事实上应为出典人与典权人间之买卖合同。同注34，第419页。）
由上可知，韩国典权制度因侧重典权人的保护，故赋予典权人较多消灭双方法律关系
的权利；而中国因侧重出典人的保护，（注：参照民国时期民法物权编第八章立法理由，其立法目的即在保护“经济上弱者”的出典人。）故赋予出典人较多消灭双方法律关系的权利，即回赎权之行使及找贴，其中尤以回赎权为典权制度之核心。
七、典权制度社会功能及现状
整体而言，典权制度兼具融通资金及使用收益双重经济效用，即典权人可取得不动产之使用收益，出典人可保留所有权而获得相当于卖价之资金运用，就此，中韩两国及中国台湾地区并无差异。但因制度本身之差异性，中韩两国对于立法保护之对象认知也不相同。中国典权中经济弱者一般为出典人，（注：中国学者米健认为1949年以前之出典人，往往是有充足田舍的富户人家；1950年初期之出典人，亦未必多是经济上弱者，所以民间有“救急不救穷”之说，足见出典人为经济上弱者之不合理处。米健：《典权制度的比较研究—以德国担保用益和法、意不动产质为比较考察对象》，《中国政法论坛》，2001年第4期。）因此，法律上为保护出典人的利益，设计回赎权及找贴等制度，以利出典人取得或放弃所有权，不仅解决出典人资金困境，也避免其变卖祖产蒙羞。
相较之下，韩国典权中经济弱者一般为典权人，因此，法律上为保护典权人的利益，立法增修典权人拍卖请求权与优先受偿权等制度，除维护典权人使用收益之外，更加保障典权人之典价返还。尤其韩国政府于1983年修改《住宅赁贷借保护法》，特别规定将债权性典权准用该项法律，以及1984、1989年二次修改《住宅赁贷借保护法》，增修规定典权人的优先受偿权及对抗第三人效力条款，藉以调整社会经济上的不平等，加强保护未登记典权人的权益。
然而，因中韩两国典权制度不同社会功能，随着时代的变迁，却发展出迥然不同的适用现况。韩国方面，因政府立法政策适时调整，同时保障物权性典权与债权性典权（未登记典权）之利益，截至2001年为止，目前全国使用典权的户数为4039514家，不但比房屋租赁或其它形态计2113243家为多，更占全国居住形态百分之二十八以上，（注：韩国全国总户数为14311807家、自有住宅为7753100家；资料来自韩国2001年统计白书。）在为韩国最重要居住形态之一。
反观中国台湾地区，办理典权的计数，1997年共2002件，1998年16件，1999年431件，2000年29件，2001（1—5月）却仅9件，（注：资料来自台湾地区内政部地政司台闽地区办理土地他项权利登记笔数统计表。）呈现逐年下滑之趋势，且数量甚微，虽有学者认为民间继续使用典权，且由农村移转自都市地区，[8]但难掩该制度逐年消逝之命运。
另一方面，中国内地典权制度，由于新中国成立后建立土地公有制，加上房屋部分除农村个人使用房屋和城镇少量私有房屋外，城市居民大部分由国家分配住房，就根本上限缩典权的适用范围，相对导致典权制度逐渐走向衰退。由于典权转为民间习惯，现行民法通则亦未规定典权制度，实际上，仅能透过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典权的批复或解答之件数，从中明了典权现实存在依据及数量，惟查其案件亦属少量，[9]显见中国内地典权制度使用现状并非多数，似与中国台湾地区典权相同，因社会变迁及经济发展，呈现式微之颓势。
八、总结—兼论典权的存续及未来修正方向
典权为中国固有制度，并为重农时代的产物，新中国的民法对之应如何对待，长期以来一直有“保留论”和“废止论”两种不同的意见。考虑到中国的地域辽阔，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少数人仍然有设立典权的可能，物权法不能没有相应法律予以规范，特别是在住房商品化、个人拥有的不动产有进一步扩大趋势的情况下，增加一种不动产交易、融资的途径，供人们选择采用，于促进经济发展和维护法律秩序有益而无害，因此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拟规定这一制度。[5—p581]
藉由前述中韩两国三地典权的意义、法律性质、取得、期限、效力、消灭、社会功能及现状综合比较，可知中国内地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关于典权制度内容仍然沿用民国时期民法典关于典权立法例（仍在中国台湾地区适用），两者在权利义务内容及法律结构本质上并无不同。然而，为更深层次探索中国典权之存在价值及真意，笔者尝试以典权过去、现在、未来三个时间层面为直向划分，并经由中韩两国三地典权个别横向比较方式，研究推论出适合中国内地国情的典权制度。
（一）过去：一般支持中国典权保留，主要观点系保持中华文化特质，即典权背后传统因素，不宜废止。惟民国时期民法制定典权侧重保护出典人对物感情及兼顾维护其出卖祖产之不孝恶名的心理因素，因现今工商时达，着重经济利益而不复存在；[11—p104]其次，因典价相当于典物价值，典权人一次支付负担沉重，加上发达金融体系，提供出典人不同种类贷款，支撑典权制度社会因素已逐渐被其它制度替代。故在典权传统因素失去作用同时，中国典权（包括台湾地区）自然呈现式微之趋势，如何重新体现典权之传统价值，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方是重建典权制度的首要任务。
（二）现在：延续前述论点，倘若考虑典权之现实使用，不得不论及中国内地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与中国台湾地区物权法就典权相关的物权概念不同之处，即：
1.典权标的范围：中国内地基于社会主义土地公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条以下）及土地使用权与建筑物一体性之法律现实，典权之标的仅限于建筑物及其基地使用权；中国台湾地区为资本主义社会，采行私有财产制，土地及建筑物各为独立所有权，分别得为典权之标的。
2.物权行为：中国内地物权法草案建议稿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及无因性、并采行“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中国台湾地区虽采行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分离原则，但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及无因性。
据此发展，中国典权的现实意义很可能局限于城市地区建筑物之使用收益及融资，又因中国内地物权法草案建议稿采行“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即若未办理登记手续，只是不发生物权变动，原因行为（债权合同）的效力将不受影响，就理论上，面临对未办理物权登记有效典权合同如何处理，产生前所未有新的法律适用问题，此乃中国内地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立法起草者当时料想不到之意外结果及发展方向。
（三）未来：接续此可能结果，基于典权标的范围及物权行为的近似性，韩国典权制度处理未登记典权（即债权性典权）发展及修法过程，正可做为此问题解决之参考，但我们亦不能忽略中韩两国本质上差异，即：
1.立法保护对象：韩国典权制度侧重典权人的保护；而中国侧重出典人的保护。
2.权利义务内容：韩国典权法律上为保护典权人的利益，赋予典权人拍卖请求权与优先受偿权等相关权利义务；中国典权法律上为保护出典人的利益，赋予出典人回赎权及找贴等相关权利义务。
申言之，中国典权欲借鉴韩国典权解决未登记典权合同的法律适用，势必影响原有法条结构及权利义务内容，并有制定新的民法特别法之可能性，故目前中国内地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尚未完成立法前，典权是否仍然侧重出典人权益之保护，不无商榷；适时调整平衡典权关系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而为相对法律规范，不失为开展典权存续的未来之路。
总的来说，套用台湾学者郑玉波的观点：“凡一种制度的存在，必社会上有其需要，亦即该制度在社会上有其独特之作用，典权自亦不例外。”，[13]综合比较中韩两国三地典权制度，坚持保持中国典权的原汁原味，不符合时代潮流；预测中国内地典权未来发展方向，全盘法律移植，似为囫囵吞枣，不切实际。权衡两者利弊得失，笔者认为应注重法律的现实，在中
国内地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关于典权标的范围及物权行为的基础上，重新检讨原有权利义务内容诸如回赎权及找贴等制度，及法律结构之合理性，不要一味承继传统要素，反而扼杀中国典权的发展及生存空间，及赋予新时代意义的机会，进而开创中国民法典与传统制度相结合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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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的出台过程篇7
法律作为一种根植于特定历史时期、特定社会环境的文化，反映了人们在相应时期和背景下的社会需求和价值取向。中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和法治建设两项事业是相辅相成的，法律体系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而成长。
目前中国已经基本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民法领域来看，《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基本民事法律的诞生标志着我国民事立法进入了完善化、系统化阶段，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
2007年出台的《物权法》，最大亮点在于对各类财产实行平等保护。平等保护原则是民法中平等原则在物权法中的具体化。我国民法主要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平等原则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它在物权法中就体现为平等保护原则，必须摒弃只注重保护一类财产而排斥保护其他财产的观点。
在《物权法》和《侵权责任法》出台之后，中国的民事立法关键在于制定一部民法典，民法典是我国民事立法系统化的标志。按照分阶段、分步骤制定民法典的立法部署，我国已经先后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在这些单行的民事法律制定出来之后，不能采取简单的法律汇编的方式，将这些法律汇集成民法典。而应当按照科学合理的民法典体系，对这些法律进行有系统的整合，构建体系完整的民法典。
在构建民法典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优秀的法律文化。在法典化特别是形式的体系方面，确有必要注重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特别是德国法的立法经验。但是，这并非意味着完全照搬照抄德国的模式，更不意味我们在21世纪制定中国民法典时还需要僵化到一成不变地继承《德国民法典》的五编制体例。借鉴必须首先从中国实际出发，并且要符合中国的国情。同时，我们必须在借鉴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从立法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效性考虑，制定出一部符合中国国情、反映时代需要、面向21世纪的民法典。
从立法体系来看，首先应当在民法典之中制定和完善人格权法和债法总则；其次是要根据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来完善现有的法律，例如为解决执行难等问题，需要进一步修改民事诉讼法等法律；三是要强化立法解释。
在立法体系基本建立之后，关键需要通过法律解释，来使整个法律体系不断适应社会实际需要。在逐步完善立法的同时，辅以科学的法律解释方法体系并加以合理运用，才能够在保证现有立法正确适用的同时，为调整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提供准确的法律依据。
民法典的出台过程篇8
关键词公共信息图书馆数字典藏日文旧籍
分类号G252
Doi10.16810/ki.1672-514X.2016.11.015
abstractinordertoprovideanewreadingmodeforthepublic，theLibraryofpublicinformationcombineddigitaltechnologyandinstructionaldesignexpertstoplantwoprojectscalled“DigitalarchiveofoldJapaneseBooks”and“DecryptingBooks’Dna”.theLibraryofpublicinformationlibraryalsobuiltwebsitetofacilitatelearning，andplayedmanytrainingandactivitiesforusers.therearehighdegreesofsatisfactionfromtheusers’feedback.thesedigital-addedprogramsarenotonlysuccessfulconversionfromtheLibraryofpublicinformationdigitalarchive，butalsohelpuserstoquicklyfindvaluablee-learningresources.italsoachievetheobjectandpurposeoftheserviceof“innovativedigitalexperience”.
KeywordsLibraryofpublicinformation.Digitalarchive.oldJapanesebooks.
台湾公共信息图书馆（以下简称本馆）设立于1923年，以全台社会大众为服务对象，提供图书信息、阅读服务、推广社会教育、办理文化活动，并肩负全台520余所公共图书馆发展策划与辅导任务。在2012年6月3日迁建台中市五权南路新馆后，更以实体与虚拟相结合的“虚实合一”创新公共服务为营运主轴，提供崭新的阅读模式、独特的探索途径、多元的休闲机能和舒适的终身学习环境。同时，本馆还是全台公共图书馆数字资源典藏中心、图书资源交换中心、数字资源共享中心、数字学习中心平台以及数字出版交流中心。
本馆自2003年将“典藏数字化”列为重要工作项目起，迄今已完成多项主题之数字典藏。2013年开始规划“数字阅读与课程整合推广计划”，其下包括“数字典藏资源学习推广计划”和“数字体验内容与互动学习课程整合”两个子计划，将基于数字典藏加值所建置的教学课程及教材，置于本馆网站和教育部门云端平台上供民众学习，并提供app、电子书、装置艺术等服务，以提升数字内容教育推广功能，强化中国文字相关知识内容，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政策、缩小城乡数字落差，并满足大众对于知识阅读、学习的乐趣，扩大民众接触数典资源之机会。
1数字阅读与课程整合推广计划
1.1数字典藏资源学习推广计划
1.1.1计划缘起
本馆典藏丰富的日据时期日文旧籍，并有战后初期旧版报纸、古文书等珍贵资料。部分数据因年代久远，纸质自然脆化，不宜供读者自行翻阅查找数据。为了保存图书数据、推广阅读及提供研究之用，本馆于2003年起对典藏之2万余种日据时期日文旧籍，分期进行日文旧籍数字化工作。为谨慎维护及保存这些日文旧籍，每期均邀请史学与法律、文学、教育等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学者专家，协助审书挑选后再行数字化工作，截至2015年为止共完成10期，书目累积数量达3771种4811册（2055873页）。该工作持续进行不仅是本馆“典藏数字化”发展政策，亦是实践数字图书馆、建构丰富数字馆藏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
为永续推动数字阅读、鼓励数字学习，并整合多个数字典藏数据于一网站供读者自由使用，本馆于2007年规划委外开发“数字典藏服务网”，此网站不仅提供数字馆藏在线浏览及查阅功能，透过web2.0机制，以分享式概念供民众上网贡献个人或家族收藏，并分析收藏品的基本数据，以充实服务网内容。
此外，基于辅导全台公共图书馆整体发展的任务和发挥中小学生课外延伸学习的社教职责，本馆规划了数字典藏加值化计划，邀请教材内容专家设计成一系列之数字教材及教案，并经实体展示及推广，作为全台公共图书馆数字典藏之效标，鼓励各方加入数字典藏工作行列，让更多民众了解这些珍贵的典藏品。
1.1.2开发数字教材
1.1.2.1建立跨领域数字学习课程开发团队
（1）教材主题订定及内容筛选。为使本馆日文旧籍等数字典藏内容融入九年一贯课纲内容，在计划初即筹组成立“教材开发专家”与“审查顾问”二组学者专家团队，以确保开发方向与内容之正确性。
“教材开发专家团队”由熟稔台湾史、方志学之学者及现任中小学教师组成，负责提供素材、教材架构确认，并进行设计接口、脚本及数字教材成品等编修工作。“审查顾问团队”则由具台湾近代史、近代台湾教育与社会文化等专长之学者组成，负责提供史料及教材内容咨询与审查，并对教材开发专家团队所确认与编修之教材架构、设计接口与脚本及数字教材成品等进行二次审查，以确保教材内容具正确性与客观性。“审查顾问团队”会就本馆已数字化并典藏于“数字典藏服务网”（http：//das.ntl.gov.tw/）之日文旧籍，进行盘点、讨论、分析及筛选，并参考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有关五年级与七年级之社会学习领域课程，对涉及日据时期教学内容，拟定教学单元主题、制订能力指针与学习目标等教案内容，订定数字教材单元，各单元名称见表1。
（2）数字教材开发制作。“教材开发专家团队”就选定之数字教材进行内容编撰、美编设计、动画设计及教材开发等工作，所有教材开发项目内容都需经学者专家团队确认、编修或审查通过后，才交付本馆最后确认。为有系统地规划数字典藏教材之教学效果，藉以提高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数字教材的开发系依据业界和教育界最常采用的Dick&Carey[1]系统化取向模式――aDDie进行教材设计，包括分析（analysis）、设计（Design）、发展（Development）、实施（implementation）和评鉴（evaluation）等五个阶段，期经由扎实严谨的系统化教学分析以发展出适合中小学教师辅助教学、中小学生及一般民众便利自学的数字典藏教材（如图1）。同时，规划在线小测验、简报文件与学习单的设计，强化使用者之学习成效，进而达成数字典藏推广成效。
数字教材在内容呈现上，分为“自学式”及“导学式”二类型之数字教材。自学式数字教材系针对学习者容易混淆或陌生的学习内容，设计完整的学习内容，主要以动画方式呈现，各单元开发动画、活动体验等教材成品；导学式数字教材系作为辅助教师进行实体教学的教具，每单元中包含多个组件，每个组件内容互为独立，提供动画、简报及学习单等多元化教材，以利教师自由组合运用所规划的单元主题进行教学。
教材设计相关技术采用目前海内外较广被应用的aDL（advancedDistributedLearninginitiative）[2]所制定SCoRm（SharableContentobjectReferencemodel）1.2标准，并结合美术与影音整合设计等技术，开发动画式数字教材；另利用普及性高的简报及文书软件，产制传递性高的简报及学习单配合五年级至七年级（中学一年级）课程纲要有关日据时代之教学内容，亦可用作各年级学生复习或作课外补充教材。
1.1.2.2推广营销
（1）建置推广网站。因应中小学生、教师、家长以及民众对数字学习需求不同，本计划规划、开发与建置“数字典藏教材推广网站”（http：//earp.nlpi.edu.tw），并以pHp程序语言结合HtmL5网页标准技术，作为此网站之开发技术。
（2）扩大教材之平台。为增加数字教材曝光管道与使用率，将数字教材扩大至教育部门数字教学资源入口网、教育大市集、地方研习中心e学中心及台北市政府公务人员训练处台北e大等数字学习服务网站。学习者点阅学习后可取得数字学时。
（3）办理推广活动。以学生、教师以及其他民众为对象，已举办28场教育推广活动，共3562人参加。针对现任教师及未来种子教师办理“数字资源研习”，指导教师掌握现有数字资源，将数字教材作为辅助教学工具，融入教学实务里，让教师在教课方式更生动有变化，增加推广的流动广度；对一般教师或其他民众，则办理“示范教学研习会”，推广数字教材的应用，藉此教学观摩性质之活动，让第一线的教育人员或民众都能知道数字教材、并交流教学技巧，俟回到学校或教学场域后，更能运用于教学或作为学生补充教材。对于中小学生，则由教师于课堂上使用本计划开发之数字教材，透过活泼有趣的动画、小测验、学习单等内容，提高学生学习意愿，亦可观察学生学习效率与效果，将教学意见回馈团队，作为日后修改教材的依据。
1.1.3成果
（1）成功转化数字典藏内容，辅助民众教育及民众学习。本馆数字典藏日文旧籍，使用者多限于少数的研究人员、鲜少社会大众使用。通过数字典藏教材的发展与推广，将民众不易接触的一手数字化日文旧籍数据予以转化，并结合九年一贯课程纲要，作为中小学教师补充教材或学生课后延伸学习教材，丰富了师生近代史的先备知识，同时也让民众在浏览生动活泼的数字教材中了解近半世纪前的台湾历史。
（2）藉由多元回馈机制，提升数字教材质量及利用率。本计划中的审查顾问团队及教材开发专家团队，为教材从内容审查至开发成品过程进行把关，教材研制完成，并在推广活动中主动搜集使用者意见，制作问卷，了解学生、教师及一般社会大众使用情形，作为修改教材内容的依据，俾提升教材质量。
（3）从建置到推广的完整规划，公开无偿提升近用性。数字学习教材的开发，供课堂上教师操作运用，作为学生复习与课外补充资源。完成后，举办示范教学、数字教材运用研习等教育推广活动，同时配合本馆现有之数字资源推广模式与课程，培养高中职及中小学老师为种子教师，至全台各地办理实体讲习，推广数字教材，让学习网建置后能通过完整的推广计划让民众周知。
1.2数字体验内容与互动学习课程整合计划
1.2.1概述
此计划系以落实硬件设施、创新设计及数字典藏资源之虚实整合的新开服务，加上区域、馆际、民间及产业的跨域整合，发展出加值型的社教机构网络。将馆藏数字体验资源“图书的演进”做为发展上述内涵之主体，首先加值转化为配合学校课程目标与辅助教师教学的“解密图书Dna在线学习网”，用以协助教师并引导学生或其他学习者有自主近用的管道，同时与跨领域机关合作办理“解密图书Dna互动展”，设计搭配体验装置与工作坊等活动，让民众了解新颖的科技互动及精心建置的学习内容，促进民众认识图书馆并培养运用各项馆藏资源的习惯，扩大图书资源使用范围，提高数字资源使用之效益。
1.2.2研究目的
（1）提高数字教学及典藏资源之可用度。通过访谈及问卷调查等方式，探讨教师及学习者可接受的数字学习方式，并分析教师及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据以扩充数字互动学习内容，开发有趣并具亲近性之教学资源，协助师生结合教学课程使用此数字互动资源，以强化中国文字知识的课程内容。
（2）数字加值现有馆藏资源，带动数字阅读及学习。让单一展示功能的实体馆藏资源转制为在线学习内容后，藉以扩充数字互动学习内容，配合多元学习形式之建构，建立辅助教学的功能，提升馆藏资源价值。
（3）建立虚实统合推广模式，强化推广效果并建立跨域合作机会。同时展出“解密图书Dna互动展”及“解密图书Dna在线学习网”，并将图书馆资源与艺文领域机构交流，亦与地方公共图书馆共享资源，主动将馆藏资源推广给其他地区民众体验使用，融合展出地方特色设计差异化展览，开发图书馆原有以外之潜在读者群，引领使用图书馆资源。
（4）建立教师与图书馆合作模式，拓展推广据点促进永续使用。以数个教案设计为范例，提供相关课程学校师生使用，同时搭配本馆于全台中等学校以下办理多场数字推广课程，并于全台公共图书馆推广此数字加值资源，以增加民众接触数字典藏资源之机会，继续发挥加值后的推广效益。
1.2.3研究方法
（1）以考据数据为基础，结合访谈及试用以确知使用者之需求与偏好。以本馆之“图书的演进”数字体验特展内容，包括“汉字演进”“文字载体演进”“印刷术”与“图书馆演进”等四大主题为研究主体，进行相关学习资源之建置。首先，从台湾“中央研究院”“汉字构型数据库”内容评估本计划资源扩充知识库之可行性，从中筛选出汉字演进相关资源作为数字建置依据；以有考据之资料为基础，再透过半结构访谈法搜集教学老师在“数字互动学习课程在线化”的数字教学需求及用户偏好，用于修正、整合馆藏数字体验资源，作为“解密图书Dna在线学习网”之架构及内容，俾使建置完成的网站符合使用者需求。
（2）从使用者意见修正网站。在物理层面上，“解密图书Dna互动展”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得知参观者在“实体互动体验资源推广”的回馈，并观察民众操作互动体验区数字装置的习惯及反应，实时修正服务模式。虚拟环境层面上，邀请具数字典藏融入教学执行计划经验的学者及教学经验的教师，共同就建置完成的“解密图书Dna在线学习网”接口、网站功能及内容适切性提出修正建议，据以强化“解密图书Dna在线学习网”各项内容与功能；修正后的网站正式上线后，亦利用问卷征集使用者之使用感受与意见，作为“解密图书Dna在线学习网”未来持续更新之根据。
（3）数字体验移展及推广活动，定义共享资源目标。本计划案同时策划“解密图书Dna互动展”在馆外县市展出，与“解密图书Dna在线学习网”内容整合推广使用。选择宜兰县的传统艺术中心和高雄市图书馆文化中心分馆展出，两场展览跨越图书馆领域，试图吸引一般民众借此认识图书资源并拓展潜在读者，进而知悉运用图书馆数字内容与阅读资源。
1.2.4研究结果
（1）模块化套装内容资源共享，能显著降低资源成本提高使用效益。将本馆原有实体展示资源，进行南北两场次的巡回展，透过“一套多用”的资源共享模式，加入差异化展出策略，使展出单位可结合自有场地之现有展出主题，以规划出具各馆特色的展示活动，巧妙地呈地方特色与创意性，提供在地居民熟悉题材之另类互动体验，扩大资源产出后的使用效益。
（2）典藏内容加值转化，实体资源转化为数字学习资源扩大使用范围。将既有实体的“解密图书Dna互动展”展示资源，转化成“解密图书Dna在线学习”之学习资源后（如图2），每月逾3000人使用，大幅提高资源运用有效度。
（3）高度互动性且具多元学习模式之资源，易获使用者青睐。在实体体验上，透过Kinect体感互动、RFiD感应、aR扩增实境等数字技术，更多民众得以接近图书馆的数字内容，了解中文文化与图书馆的知识与演变，加深民众文化基底；而其中结合印刷术发展背景知识，规划3D打印体验工作坊，更让民众与新颖的印刷发展、数字技术接轨。通过实体展览与体验工作坊，引导民众至在线学习网，采用动画导读的学习形式，创造了有趣丰富的学习环境，提高了使用者的学习兴趣。
（4）配合学校课程增加辅助教学资源与管道，跨时跨区辅助教师进行教学。为提升学童使用兴趣并强化图书馆辅助数字学习之功能，除互动游戏及教学影片外，亦搭配学校实际课程，针对不同年龄层之学习内容，设计教案内容（如表2），提供完整的教学材料、教学步骤活动包供教师直接下载参考，大幅增加原有资源之可利用性。
（5）结合地方特色及创意，同中求异的资源共享新模式。本计划2场互动展之执行，均配合合作展出单位融入该馆所或所在地之独特元素，如于宜兰县展出时，即结合传统艺术中心主推之戏曲主题，以“戏曲相关电子书展示”“戏曲微展览”及“戏言”体验工作坊作为互动展特色内容；于高雄市展出，则结合该馆与高雄市历史博物馆合作之“皮影戏”主题，举办皮影戏制作体验工作坊，以及在地电子书资源推广体验。由互动展因时因地的特色内容，成功找出同中求异的资源共享模式，让每场次互动展成为独一无二的展览。
2结语
长久以来，本馆在台湾地区公共图书馆整体发展上扮演重要的引导角色。为使民众能更易于接触数字典藏资源，故规划与执行“数字典藏资源学习推广计划”，发展融合知识性、故事性与趣味性之主题，经教材专家设计成一系列之教材及教案，并加值制作成适合教学现场所需之数字教材资源，置在线学习网站供众学习。同时亦展现古籍文献与数字人文的结合成果，配合在线教材进行推广活动，使中小学师生暨一般大众便于使用此类珍贵数字典藏资源。“数字体验内容与互动学习课程整合计划”采“虚实合一”方式进行推广，制作语文相关教学资源供教学使用，使数字体验与课程学习完整整合，提高数字学习系列内容之广度，进而提高教师与学生学习使用效率及意愿。以上两个计划期能增进民众对日文旧籍及数字藏品的认识与近用新管道，并建立数字典藏整合推广之模式，成为全台公共图书馆数字典藏建置转型的重要参考，进一步鼓励全台公共图书馆积极推动数典工作，让更多民众了解更多珍贵的古籍资料。
参考文献：
民法典的出台过程篇9
1.网络购物的发展及格式条款滥用情况的概述
伴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普及和发展，我国已经正式成为“”互联网大国“，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9.2%，这也意味着利用互联网电商平台进行购物的人数正在持续上升。网络购物，一种诞生于20世纪90年代的购物方式，以其方便、快捷、性价比高的优势备受消费者的青睐。然而，在网络购物的过程中，由于电商平台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一方，所以消费者只能被动的接受电商平台提供的网购合同，原本合同的订立和履行都需要基于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但电商平台为了追求高效，会使用一种特殊的合同类型——格式合同，这种合同的产生就是为了迎合快节奏的交易方式，所以舍弃了合同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的公平性，在以往格式合同应用于传统的少数行业时，它会受到严格的管控，在那时，它的弊端尚未暴露，但是随着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格式合同在网络购物中的广泛运用，它的弊端也开始暴露。而这也导致近几年来，法院有关网络购物的诉讼纠纷的受案量居高不下，而其中主要的纠纷类型都为合同纠纷。所以，为了节约司法资源，加强司法能力，提升司法水平，法律是规制电商平台滥用格式条款情况的最好手段。
2.民法典对格式条款的规制
2.1格式条款的基本概述
在第496条中，民法典规定了格式条款的定义，“格式条款是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第一，格式条款是为了重复使用而拟定的。格式条款是为了重复使用，而不是为了一次性的使用而拟定的，由于提供固定商品或服务的当事人无论向何种人提供该商品或服务都适用一样的条件，所以，为了节约时间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才产生了各种格式条款。第二，格式条款是预先拟定的。预先拟定，是指在要约人向受要约人发出要约前，合同条款就已经被拟定出来了，所以可见格式条款的订立人，一般是固定商品或服务的供应方，而非接收方。第三，格式条款在双方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是不需要协商的。这也导致了格式条款具有固定性，附和性，也就是说，格式条款的内容是固定不变的，在订立合同时，另一方当事人只能选择接受格式条款并签订合同或者拒绝格式条款并拒签合同。
2.2格式条款的特殊规制
在第496条中，民法典对格式条款还进行了特殊规制，“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简而言之，这是民法典对格式条款制订方的限制，即格式条款的提示与说明义务。而第498条中，也规定若双方当事人对格式条款理解发生争议，应当以常理解释，若有两种及以上的解释的，应作出不利于格式条款订立方的解释，即解释规制，实质上，这是对相对格式条款订立方的一方当事人（下称相对人）的权利保护，因为格式条款的订立一方天然具有优势地位，出于公平原则的考虑，在司法过程中自然应当对相对人的权利有所保护，倘若没有此条款，那格式条款订立方既制定格式条款，又享受对条款的解释权，这无疑是违背了公平原则。
2.3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
在第497条中，对格式条款无效的情形做了规定，其中除了对所有民事法律行为做出的共性规定（即不得违反强制性规定、不得违反公序良俗、不得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等），还说明了提供格式条款一方提供的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以及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为无效。从这里看出，第497条其实是公平原则的体现，因为在496条中的规制中，倘若条款订立方未尽到提示与说明义务，在实际司法中也并无法律后果的规定，但加上497条的规制，司法过程中便可由格式条款订立方对重大利害关系未尽到提示与说明义务，推定其格式条款无效，所以，497条其实是对496条的补充。
2.4关于民法典对格式条款规制不足
2.4.1格式条款规制适用主体的混乱
民法典中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定，究竟是调整经营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还是同时调整商事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议，其实早在《合同法》刚刚出台时就已经被引起了。支持后者的学者往往以民法典未明确区分二者为由，认为关于格式条款的规制适用于所有民事主体，所以自然同样适用于商事主体之间。而支持前者的学者认为商事主体之间与经营者和消费者有着天壤之别，因为商事主体本身就是从商者，具有丰富的从商经验，对于商事合同的内容和规定都可以熟练地把握，而不像经营者和消费者一样，经营者在签订格式合同时天然具备优势，而消费者不具备把握合同内容，知晓自身权利、对方义务的能力，不具有议价权，只能选择签订或拒绝，也正是这种弱势地位，才需要法律的特别规制。即商事主体与消费者之间的缔约议价能力、价值追求、意思自治程度皆有区别，自然不应该由相同的法律规范来予以规制。并主张对于商事主体之间订立的包含格式条款的合同，就算适用格式条款规制，也应予以严格的限制。原则上，仅得适用信息规制，慎用格式条款效力规制和解释规制。因为此时的双方对于格式条款的把握处于对等水平。若面对商事主体之间仍适用格式条款效力规制和解释规制，就会损害缔约方的权利。应当承认，这一观点是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的，其见解既符合社会现实的需求、也符合民商法的基本原理。但是这一见解却未被《民法典》采纳。民法典关于格式条款之规定，仍是统一适用于所有民事主体，这就意味着，倘若争议纠纷的主体是商事主体，司法者在适用民法典进行规制时会出现诸多问题，有可能会违反民法典的公平原则。
2.4.2格式条款并无变更规制
传统理论认为，合同是合同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在合同成立后，可依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意愿，予以变更。亦可以按照合同的约定，赋予一方当事人单方变更权，使其可以自行更改合同的约定，无需经合同相对人同意。而在格式条款盛行的今日，格式条款制定方往往在格式条款中，明确地赋予自己单方变更权。笔者就曾在某电商平台上预订一家酒店，在预定酒店之前，出于习惯，仔细阅读了预订声明，且截图一份，就是担心日后引起消费争议时无据可依，电商平台要求支付全款才可预订，于是就支付了全款，结果后来因故不能去住酒店，提前四十天打电话到电商平台进行退款时，平台竟以我是以优惠价格订房为由，仅退全款的90%。于是我提交截图，并声明电商平台并未在预订声明中提及需支付违约金，哪知电商平台迅速发给我一张截图，上面的预订声明上写着提前一个月退款需支付10%的违约金。而这一项在我的截图中并没有，于是电商平台声称这是刚出的新规，且之前的声明中有规定平台可以自行更改合同内容，无需经过相对人同意，而笔者最终因金额较低，不了了之。这就是一名普通消费者在面对电商平台的无奈，作为相对人的消费者根本没有反抗的余地，甚至电商平台不需要尽到通知义务。而这样的情况显然不符合合同的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原则。正是因为民法典对格式条款并无变更的规制，导致消费者的权益容易受到侵害且不自知，就如同上述的单方变更权，完全给了缔约方免除格式条款提示与说明义务的空间。
2.4.3民法典忽略了网购合同的特殊性
互联网行业本身就是资源整合最频繁快捷的行业，主要的电商平台也就是几个“巨头公司”创办，这些电商平台在缔结网购合同时，考虑到受众范围广，所以对于合同内容更是审慎之至，他们会使用许多晦涩难懂的概念，甚至法律职业工作者都难以理解。在加上在电子合同中间穿插的各种超链接内容，若一个个点开来看，一份网购合同的篇幅甚至会长达5万字以上，普通的消费者根本无法弄清楚自己的权利和义务，只能稀里糊涂地付款。而这些平台因为民法典中规制的商家说明与提示义务，又会在合同中使用大量的下划线和加粗字体，甚至一份网购合同的提示字体会超过普通的文本数量，那这种情况，是否能判定平台进行了说明与提示义务呢？此外，一些电商平台为了达到提升流量的目的，会放出“免费”商品或服务的噱头，吸引用户消费，但是在其签订的格式合同中关于“免费“的内容都是附条件的，例如下载某个app或注册会员，诸如此类的条款让用户进行消费后被铺天盖地的广告包围，苦不堪言。
3利用行政规制解决网购合同滥用格式条款
3.1行政规制相较于其他规制手段的优势
对于格式条款的规制，主要分为四个类型：立法规制、司法规制、行政规制及社会规制，其中立法规制并不具有独立规制的能力，任何规范格式条款的立法，最终都需要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和社会机关中的任一主体进行落实，所以，实质上对格式条款的规制主要是司法规制、行政规制及社会规制。
司法规制，是司法机关根据相关法律的规定，通过司法过程，进行调整的行为，简而言之，就是在裁判案件的过程中对格式条款进行规制，其规制效果主要体现在对个案的规制上，且不是每一个关于格式条款的纠纷都能走到司法过程，其并不具备普遍性，且司法规制具有滞后性，只有等消费者的权益被侵犯才能进行规制，这显然不符合提升效率的原则。行政规制，是行政机关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利用各种行政行为（行政处罚、行政指导、行政确认、行政裁决等）进行监督调整的措施。其主要的形式包括：事先协商制、事先审核制、事后介入制。事先协商制是指格式合同在尚未制定时，由政府代表消费者向经营者代表共同商议格式条款的内容使之能兼顾消费者与经营者的利益。事先审核制是指格式条款制定后应当经由相关的行政主管机关进行审核，以保护交易相对人的利益，避免不当格式条款的使用。事后介入制，是指不合理的格式合同被发现后，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命令双方当事人使用特定的条款以取代不合理的条款，或命令当事人适用另一法定的格式条款。社会规制，是除了司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外的各种社会团体对格式条款运用的管理与监督，主要分为自律监督和他律监督，前者主要以行业协会为主，它们会自觉的审查行业内常用的格式条款，对不合理的格式条款进行取缔，后者以消费者协会、媒体等等第三方评价机构为主，主要的作用是披露不合理的格式条款，并进行评价，由于社会规制主体的基数大，所以社会规制的行为数量也是最多的，但是社会规制并不普遍具有法律约束力，何况行业协会本身是由经营者自发组织，很多时候为了经济效益会丧失其效用，甚至因此会出现协会明知格式条款存在对消费者的不平等，仍不规制的现象。
由此可见，行政规制较于其他两种规制类型，其规制手段更为全面，规制程序更为完备，且具有高效性、便捷性的特点。这也迎合了互联网时代的优势，两者相辅相成，行政规制利用互联网的高效提升行政效率，行政规制的高效促进互联网的发展，2020年绵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年鉴报告中就有对合同格式条款的专项整治，“2019年，市场监督管理局推进合同监管，重点针对房地产业、汽车销售、旅游合同中典型不公平、不合理、不合法的合同格式条款”，从报告中可以看出，行政规制针对具体行业进行短期规制，所以选择行政规制的手段解决电商平台滥用格式条款的问题是具有必然性的。
3.2网购合同的概述
网购合同，全称网络购物合同，是指消费者与经营者通过网络平台，以货物买卖等交易为目的，在互联网线上签订的合同。相较于普通的格式合同，网购合同的格式条款被电子信息化，优点在于方便修改合同内容，且易于频繁使用，缺点在于容易被许多不良商家利用文字修改工具，将不利于消费者权益的格式条款隐藏在合同页面里，例如缩小字符、半透明化字符、移至页面边角。
3.3行政规制在规范网购合同格式条款的具体方式
3.3.1加强事前监管
电商平台的“巨头公司”在拟定网购合同时，应当与行政机关进行事先协商，针对网购合同中的格式条款进行商议。行政机关要考虑到消费者的权益保护，且应当针对繁冗的合同内容进行适当删减，行政规制可以通过要求企业提供有效的信息类型的方式予以解决。行政机关在经过调研后，可以收集和整理出格式条款相对方最为注意和注重的信息，并要求各个企业对此类信息予以重视，对涉及此类信息的条款，予以显著提示。换言之，由行政机关进行调研，挖掘消费者真正在意的信息的类型，仅要求格式条款制定方对此类信息类型进行显著提示，对这其中的部分信息类型甚至可以要求制定方主动进行说明。因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并非是繁琐复杂的、众多的、其所不在意的信息，而是涉及其利益的个别的重要的信息。因此进行这样的工作，既减少了资源的浪费，也使得提示与说明义务得以真正的发挥其作用。拟定后的网购合同要交由行政机关进行审核，在审核无误后，电商平台才能使用，行政机关应当加大审查力度，提高电商平台店铺入驻的门槛，严格限制或禁止三无人员进入电商平台，以确保网络交易环境的安全和可靠。
3.3.2建立格式条款评分机制
行政机关可以对电商平台提供的格式条款在审查通过后，确认没有原则问题的错误后，对格式条款进行评分。影响分数高低的因素可以是格式条款对消费者权益的重视度和格式条款用语的简洁性和易懂性，总之，要将其标准化，然后形成一个综合的评分机制，在电商平台使用该格式条款时将分数标注于显著位置，有助于鼓励经营者提升商誉，消费者也能通过分数，最直观的了解自己面对的这份网购合同中的格式条款是否能够最大限度保证自己的权益。
3.3.3建立经营者信用平台
行政机关应当着手建立一个便捷、公开、公平的经营者信用平台，将所有电商平台的经营者的信息都录入平台内供消费者查询及评价，有利于对经营者滥用格式条款欺诈消费者现象的遏制，也可以给消费者一个合法合理的投诉渠道。行政机关也要设定适当的奖惩标准，对于差评过多的经营者给予相应的处罚并公示，对于好评如潮的经营者给予奖励并公示，身处信息时代，这样的信用评价机制会让不良经营者无处遁形，有利于减少合同纠纷，节约司法资源。
3.3.4加强法律学习
行政机关可以通过普法宣传，学校教育加强经营者和消费者的法律意识，网络购物的发展趋势是不可挡的，然而从看到一件喜欢的商品变成该商品到手，中间还要经历签订合同的过程，要想在这个过程中保证自己的权益，那就要求经营者和消费者对法律都有基本的常识，了解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是净化网购环境的基础。减少网购合同发生的纠纷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努力，作为经营者和消费者，笔者认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要了解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因为只有我们每一个人都知法懂法守法,才能够营造出一个好的网购环境，才能够更好地参与到网购活动中去。
民法典的出台过程篇10
【内容提要】我国的典权与德国的担保用益或利用质押，以及法国与意大利的不动产质，是形式不同，但功能基本一致的法律制度。在我国民事立法中，应保留设置典权这一传统的法律制度，并注意不必再设置不动产质，以免重复立法。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国民法学界对典权的保留与废除展开过热烈的讨论。不过，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典权是应该予以保留的传统法制制度之一。梁慧星先生主持的《中国物权立法草案建议稿》也明确地将“典权”作为专门一章予以规定，并且对保留和采用这一颇具传统法律文化色彩的制度作了一定阐释。（注：梁慧星等：《中国物权立法草案建议稿》，第288-303条，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580-589页。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工作委员会民法室提出的物权立法草案，在该草案讨论中已经明确，将要补充对典权制度作出规定。）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法律制度，典权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法律制度，它具有何种法律特征和功能？对此，显然还需法学家在学理上予以明确和深入的阐释。况且，至今仍有不少学者对典权制度持怀疑态度；甚者还有人认为典权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制度下的固有制度，当然要予以废除。实际上，这种看法并不正确。首先，仅以典权为我国习惯法上的制度就要加以废除是违反法律形成与发展的基本规律的；其次，就典权制度的功能而言，它和德国民法中的担保用益(Sicherungsnieβbrauch)基本相同，与法国，意大利民法中的不动产质亦十分相近；第三，从历史源流来看，德国的担保用益以及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不动产质实际上是同出一源的制度，都起源于希腊的相抵利用（αντιχρησιδ）。（注：罗马法文献中也曾有这个名称，是作为抵押的形式之一出现的。见D.20,1,2,1;13,7,33。对此，许多西方学者都曾探讨过。一般认为，这个制度是在希腊化时代被罗马人接受并渐渐普遍采用的制度，拜占廷时期还在埃及出现过。见卡瑟尔：《罗马私法》(maxKaser,DasRoemischeprivatrecht,VerlagC.H.Beck,muenchen1971)，第一卷，第470页；第二卷第319页。）所以从这种意义上说，典权制度并非是我国独有、他国所无的法律制度。（注：现今国内大多数学者，无论是典权保留论者，还是典权废止论者，都认为典权是中国独特的不动产物权制度，是中国特有的制度，现代各国没有与之相同的制度。不过，当我们用法律比较的科学方法将视野扩大到整个世界时，就会发现这种看法其实是不真实的。参见前引梁慧星等：《中国物权立法草案建议稿》第581页。）如果对上述制度的发展及其实质功能作一比较考察，那么就会发现，无论是德国的担保用益(Sicherungsniessbrauch)还是法国、意大利(anticresi)等国的不动产质，抑或我国的典权，它们的内在实质和基本功能是始终如一的，即都是一种财产或资源的用益方式。
一、我国典权制度的历史沿革与现实状态
典权是我国的传统法律制度。同时，它也是现代我国民法中为数不多的、完全未受外国法律影响而独立存在的一项中国固有的法律制度。但是，典权制度究竟起源于何时，学术界并无定论，有待进一步研究。有的研究者认为典权制度与土地和房屋的买卖制度有密切关系。（注：李婉丽：《中国典权法律制度研究》对典权有较为系统和全面的研究考察。文见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卷，1994年，第370页以下。）从典权制度的历史发展来看，它在1929年以前，即民国民法典颁布之前，始终比较混乱。在有关法律典籍中，它有不同的表述方法，亦表明着不同的内容，如典当，典质，典卖及贴典等。而从史籍上看，典当不分，古来如此。（注：“质”乃古已有之，古代中国无论动产、不动产均以质称之。两汉以降，渐有典质互代，唐宋沿之。明清以后至今，典卖、典当互用已成民间习惯。台湾学者杨与龄认为，典质互用始见于《旧唐书》卷140列传。参见杨与龄：《有关典权之几项争议》，见苏永钦主编：《民法物权争议问题研究》，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1月，第253、254页。）清末民初法律改制起草民律草案时，曾经一度以为典权即日本民法的不动产质，故没有对其加以规定。（注：现在看来，当时的这种认识还是有道理的。详见本文下文。）但1915年北洋政府的大理院［上字］第448号判例却又否认了这种认识。是年10年，北洋政府司法部拟定《清理不动产典当办法》（共10条），是为现代中国最早有关典的立法之一[1](p.630-631)。不过，由此已经看出典与当之间未加区分的情况。即使是对典权作出了专门规定的民国时期民法典，也没有明确典、当之间的区别。而实践中更是始终普遍存在着典、当不分的现象。至于现今所看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典权案件的批复，更是多以“典当”笼统称之。（注：现今我们所看到的，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典权案件的大多数批复，多以“典当”称之，表明学理和实践上的混乱。从下列有关典权的最高法院批复或函件看，即可知其一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房屋典当期满后逾期十年未赎，出典人及其继承人下落不明的案件的批复(1962,09,2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姜兴基与闫进才房屋典当回赎案的批复(1963,06,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雷龙江与雷济川房屋典当关系应予承认的批复(1979,11,0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房屋典当回赎案的批复(1980,12,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房屋典当回赎问题的批复(1984,12,0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在“文革”期间未能按期回赎，应作时效中止处理的批复(1986,04,1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回赎中几个有关问题的批复(1986,05,2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典当房屋回赎期限计算问题的批复(1986,05,27)；关于处理私房社会主义改造中房屋典当回赎案件中的两个问题的批复(1988,09,0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黄金珠等与张顺芬房屋典当回赎纠纷一案的函(1989,10,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罗超华与王辉明房屋典当纠纷案的函(1991,07,0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金德辉诉佳木斯市永恒典当商行房屋典当案件应如何处理问题的复函(1992,03,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谢元福、王琪与黄长明房屋典当纠纷一案适用法律政策问题的复函(1992,06,05)；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郑松宽与郑道瀛、吴惠芳等房屋典当卖断纠纷案如何处理的复函(1992,09,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吴连胜等诉烟台市房地产管理局房屋典当回赎一案如何处理的复函(1993,02,16)；关于典当房屋被视为绝卖以后确认产权程序问题的批复(1989,07,24)，等等。诸如此类，实际上都是典，而不是当的问题。但我们的最高司法机关并没有加以明确解释。）此外，法律理论上对典权的理解也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除不动产之外还包括动产的典的关系，民间所谓典当或典质即属此类；狭义是指标的仅限于不动产的典的关系，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严格意义上的典权。上述情况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表明，我国有关典权制度的学理和实践都还存在着一些混乱。
其实，无论是从我国1949年以前或此后的立法与司法实践来看，典权主要是指以不动产为标的的用益权关系。在清末民初法律改制之前的传统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