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案例教学篇1
【关键词】案例教学行政法课程教学方法改革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1-0065-02
所谓案例教学，从广义上讲，其就是一种以“案例”为基础的教学方式、方法，与传统教学方式、方法不同，教师在教学中扮演着案例问题设计者、学生学习激励者的角色，而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讨论交流，进行建构式自主学习。狭义上的案例教学，则是指以特定教学目的为指导，通过引用真实的、且与教学目的、学生所学知点紧密相联的“案例”，利用案例设计若干“问题”，吸引与引导学生利用所学知识进行分析讨论，旨在找到问题解决措施的一种教学方法。自案例教学法被广大一线教师接受并在教学过程中尝试应用以来，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笔者也积极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行政法》课程教学中进行了应用尝试，案例教学在公共事业管理专业《行政法》课程教学中的应用，有效加强了师生互动，大大提高了教学的趣味性和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对培养与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行政法》课程案例教学前的准备
1.教学准备
（1）案例选择与设计。首先，案例要有典型性，其与学生所学理论知识有直接或间接的密切关系;其次，案例必须是真实的，且要生动、翔实、丰富，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最后，案例中应该有“冲突”，只有这样教学才有可能激发学生的讨论热情，主动与其中。
（2）课前熟悉案例。教学过程同样是一个教师熟悉、分析案例事件的过程，为保证案例教学的有效性，需要教师课前充分、全面收集案例可能涉及的诸多背景素材、资料，对案例相关资料、内容进行充分梳理、把握，必要时要对相关背景、资料依据教学需求、要求进行修改和丰富。
（3）分析学生学情，预测学生反应。课前教师要充分析学生学情，预测案例及相关资料的难易程度，并预测学生可能的反应，特别是学生可能针对案例提出的问题、观点、建议等，便于及时做出指导、应对。
（4）制订科学的讨论方案。讨论是案例教学最重要的环节，为保证讨论的正常进行与有效，需要教师在课前认真、科学的制订讨论计划、方案，包括讨论前期的铺垫、案例的引入、讨论过程与进程的控制及如何结束讨论等。
2.学生准备
学生是案例教学的主体，学生准备充分与否直接影响到讨论的最终效果;为保证学生讨论的正常、有序进行，以及学生的全体参与，应该在开展案例讨论之前告知学生讨论主题和部分案情，要求学生按着主题、案情等收集相关资料，提前了解、思考案例，甚至要求学生制订一份关于案例内容的相对翔实、逻辑性相对较强、有个人见解的提纲或者个人看法的文字资料，在讨论时由学生发言使用，这无疑会增强课堂中案例讨论的热情，加深学生对案例的理解，锻炼学生独立深入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行政法》课程案例教学的应用实施
1.案例教学讨论与交流
讨论与交流是行政法课程案例教学的核心，课程案例教学的实施其很大程度上就是组织学生讨论、交流。
（1）学生小组讨论。开展案例教学过程中，可以依据学生所持观点的“对立”、“相关”等的不同，将学生分成若干个小组，开展小组式讨论，这样保证小组内的人人都有参与讨论的机会，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见解、理由或者展示自己的依据，在不同学生、不同观点之间的“碰撞”中相互启发，达到共识。
（2）学生小组间交流。在各小组充分进行组内讨论的基础上，每个小组选派至少一名“代表”陈述、表达本小组组内讨论的结论、依据，适时进行解释说明，学生在不同小组得出的结论、所使用依据的“碰撞”下，再次进行思考、交流，将对案例的理解再深入一个层次，使学生真正将所学知识融入案例问题解决之中。
2.案例教学总结与升华
案例的讨论与交流是案例教学的核心环节，但要想保证案例教学效果的扎实、有效，教师对案例进行总结、升华也是必不可少的;教师通过对案例适时、及时的归纳、总结，将案例涉及的知识真正固化在学生脑中，让学生课后依然意犹未尽的思考、思索案例。案例教学总结、升华的过程，需要教师掌握以下技巧、方法。
（1）总结案例讨论过程中关键问题的分析思路、理论依据和解决方法，使案例教学“有始有终”;特别是对于那些学生没有达到一致意见或者共识的问题，教师应该综合各方意见及其长处，给学生一个“肯定”，鼓励学生继续思考。
（2）对案例讨论时学生没有发现的问题、方法进行补充，丰富学生对案例、问题的看法;学生的已有知识体系相对来说还很不完善，不能完全的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思考与详尽表达自己的观点、看法，使讨论、交流流于表面，而教师的补充则可以帮助学生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案例。
（3）单独阐释意料之外的学生讨论成果;对于案例讨论中学生提出的、独到的个人见解，特别是有明显创新性、创造性的、积极的问题解决思路、方法要给予充分肯定、表扬;对于讨论中意料出现的、消极的想法、建议，要加以澄清。
（4）大胆尝试，鼓励学生进行总结、回顾;教师大胆的让学生来阐述、表达自己从案例讨论中所得的收获、心得、经验，无疑会让学生更加深刻的理解、认识案例及涉及的知识。
三、结束语
公共事业管理业专业《行政法》是一门理论性与实践性都相对较强的课程，这就为案例教学法的成功应用奠定了基础，也更加体现了案例教学法的应用价值;虽然笔者的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受到教师经验不足、学生参与度不高、学校支持不够等因素的制约，效果仍不尽理想;为保证案例教学优点、优势的充分发挥，切实借助于案例教学法提升《行政法》课程教学效果，还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提供与创造更多的便利条件。
参考文献：
[1]王岩.行政法课程教学改革的思考[J].鄂州大学学报，2014，（05）.
依法行政案例教学篇2
关键词：撤销学位；行政处罚；行政撤销（行政撤回）
案情简介：陈颖于1986年考入武汉水运工程学院学习，因数门功课不及格而退学，后参加工作。1994年11月，陈颖通过伪造大专毕业证书，以同等学力人员身份取得中山大学1995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报考资格，并通过考试进入中山大学学习，获得学校颁发的研究生毕业证和硕士学位证。1998年毕业后，陈颖进入广东省高等教育出版社工作。2005年7月20日，该出版社的上级单位—广东省教育厅经调查致函中山大学，说明他在报考研究生时存在弄虚作假欺骗学校的情况。11月18日，中山大学有关同志和陈颖谈话询问情况时，他承认自己在报考研究生时确有造假行为。12月31日，中山大学在该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此进行复审后，作出《关于撤销陈颖硕士学位的决定》（中大研院〔2005〕25号）.2006年3月23日，陈颖向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5月15日法院开庭审理此案，当天的《羊城晚报》、第二天的《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新快报》、《信息时报》进行了报道。6月6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社会记录栏目对该事件作了专题采访。6月27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陈颖的诉讼请求「（2006）海法行初字第00015号。从一审判决结果看，法院是不支持陈颖将撤销学位视为行政处罚的，但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却没有交代，本文尝试加以分析探讨。
该案之所以引人瞩目，在于它和以往学位案件有两个不同之处：（1）以往学位案件的纠纷发生在该不该授予学位的阶段，本案纠纷发生在授予学位若干年之后；（2）以往学位案件的违纪违法行为即时发生即时发现即时处理，但本案的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现和处理，却与发生相隔11年。
在本案中，陈颖请求法院判决撤销中山大学关于撤销其硕士学位决定的理由有两个：一是中山大学适用法律错误，即作出撤销学位决定的法律依据错误，二是中山大学实行处罚过时，即超过《行政处罚法》规定的两年处罚期限。第一个理由涉及“授予学位标准”问题，即授予公民学位，除了要求其具备一定的学术水平外，是否还包括对其遵纪守法、道德品行的要求？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2条规定的解释：“申请学位的公民要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其本身内涵是相当丰富的，涵盖了对授予学位人员的遵纪守法、道德品行的要求”（见“学位〔2003〕号文作了明确答复。因此，余下的第二个理由就成为本案审理的关键，该理由的出发点是将撤销学位这一行政行为认定为行政处罚。
一、我国立法和司法将撤销学位视为行政行为
由于我国学界对高校“授予学位”的行为属于行政行为还是非行政行为，尚有争议；世界不同法系国家的法律对“授予学位”的行为定性，也有不同的规定。故本文对“撤销学位行为性质”的讨论，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下称《学位条例》）关于“授予学位”和“撤销学位”均表现为国家公权力行使的规定为前提，即界定为行政行为，以及以1999年“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为开端①，将学位纠纷纳入司法审查为惯例，即列入行政诉讼，在此框架内讨论“撤销学位”属于哪一种性质的行政行为。
从《学位条例》第8条规定：“学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由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可知，我国实行国家学位制度，即学位的授予代表着国家公权力的行使。高校依据法律授权并经国务院批准，代表国家机关行使学位授予权，由此具有了授权性行政主体的地位。
尽管授予学位是一种行政行为，但并不是所有行政行为都可诉，《行政诉讼法》第12条就规定了四类行政行为不可诉。逐一对照后，本人认为授予学位不在该四类行政行为之列。那么，排除不可诉之后，余下的行政行为就
在可诉范围之内了。依《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所列的八类可诉行政行为和第2款的规定，法院受理撤销学位案件的依据无非限于三个选择：a，即“（一）对拘留、罚款、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令停产停业、没收财物等行
政处罚不服的“；B，即”（八）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权的“；C，即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由于获得学历、学位是一种受教育权，那么，撤销学位显然不属于侵犯人身权、财产权，故余下a和C可作选择。若选择a，撤销学位就被视为行政处罚。若选择C，则要寻找具体的法律规定。《教育法》第42条第1款第4项规定了受教育者享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的救济权利，此处的”等合法权益“可将受教育权等权益纳入，那么对撤销学位这一行政行为亦可提起诉讼。
二、行政处罚法定原则与撤销学位行为归类
视撤销学位为行政处罚而提起诉讼，则需要进一步分析。根据《行政处罚法》的总则第3条，行政处罚实行处罚法定原则。《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的七类行政处罚中，撤销学位只能属于第七类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但1998年原国家教委制定的《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9条规定的十类教育行政处罚，也无列入撤销学位，更何况该办法属于部门规章。依《行政处罚法》第12条规定，部门规章仅可设定警告和罚款这两种行政处罚。因此，关于撤销学位的规定，只能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学位条例》和国务院批准的《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中寻找。《学位条例》第17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对于已经授予的学位，如发现有舞弊作伪等严重违反本条例规定的情况，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复议，可以撤销”；《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18条规定“学位授予单位的学位评定委员会根据国务院批准的授予学位的权限，分别履行以下职责：（八）作出撤销违反规定而授予学位的决定”。上述法律、行政法规关于撤销学位的规定是否属于行政处罚，并无直接明确的表述；上述条文也未置于“法律责任”或“罚则”的栏目之下。所以，我们还不能理所当然地将撤销学位这一行政行为归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综上，从处罚法定原则出发，目前，将撤销学位视为行政处罚，并无法定依据。由此，唯有从学理上考究撤销学位行为的本质属性是否符合行政处罚的特性，而不要在乎法律有无规定或怎么规定的，以此论证撤销学位行政行为的性质。
三、撤销学位的法定依据、法理剖析和比较证明
行政处罚最本质的特性是它的制裁性，即被处罚者必须为其违法行为付出相应不利的、甚至更大的代价。而根据《学位条例》第17条和《学位暂行实施办法》第18条的规定精神，撤销学位是学位授予单位（行政主体）对自己以前因未发现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而作出对授予其学位这一行政行为的撤回，或是对以前授予学位的错误决定的撤销，其本质属性是纠正错误，恢复原状，而不具有制裁性或惩罚性。因此，本人认为撤销学位不属于行政处罚，应属于行政撤销，更恰切的表述是“行政撤回”。有学者已注意到具体行政行为的撤回不属于行政处罚，“所谓具体行政行为的撤回，是指行政机关基于相对人一定的事实条件对其作出某种具体行政行为，事后发现相对人不具备该条件，便由原行政机关收回该具体行政行为。”该学者认为行政撤销与行政撤回有区别：“撤回是鉴于事后发现相对人不具备申请条件（大多因相对人隐瞒事实所致），撤销则是鉴于已作出的行政行为违法。”②
本文旨在论证撤销学位不属于行政处罚行为，而不在乎将其归入行政撤销还是归入行政撤回的范畴。我们要进一步充分论证撤销学位的行政行为性质，还可通过探讨授予学位行为的行政许可性质、类似吊销许可证或执照的比较、学术造假所受处分的程度、撤销教师、律师、医师、注册会计师等职业资格的实践，来一一说明。
1﹒授予学位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从《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看，不能认定撤销学位是行政处罚。《行政许可法》第69条第1、2款规定了撤销行政许可的若干情形。其中第2款规定：“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应当予以撤销。”第3款进一步规定：“依照本条第二款的规定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由此可知，第2款规定的撤销行政许可属于行政撤销或行政撤回，而不是行
政处罚。然后，我们比较《行政许可法》第79条的规定：“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第69条条文置于第六章“监督检查”之下，第79条条文则置于第七章“法律
责任“之下。第69条第2款规定的撤销是一种纠正行为，即具体行政行为的撤回；第79条规定的”行政处罚“则是补充性规定，即在撤销行政许可予以纠正之后，对被许可人还要依法予以制裁或惩罚。
2﹒既然授予学位属于行政许可，有人就把撤销学位视同吊销许可证或执照的行政处罚，此观点亦在“陈颖诉中山大学撤销其硕士学位案”的法庭辩论阶段，由陈颖的律师提出。但吊销许可证或执照有两种情形，有学者在区分具体行政行为的撤回与行政处罚时，举例说明：“我们假设（第一种情形），某当事人秦某，在向某司法行政部门申领律师执业证时，在申请表上隐瞒了他被单位开除公职的事实，并伪造了有关单位的意见，司法行政部门审查不严，发给其律师执业证。事后被人揭发，司法行政部门吊销了秦某的律师执业证。这从性质上说，是属于具体行政行为的撤回，而不是行政处罚。再假设（第二种情形），秦某取得律师执业证是合法的，但他取得该证之后，在执业中向法官行贿，司法行政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45条规定吊销其律师执业证，这就属于行政处罚了。”③中山大学撤销陈颖硕士学位的行为，显然属于第一种情形，即属于行政撤销或行政撤回，而不是行政处罚。
3﹒从中外学术造假所受处分程度的例子，可知，作为受教育权的结果—合法获得的学位，具有终身性。2005年韩国首尔大学黄禹锡教授的科研造假案发生后，他辞去了教授职位，被剥夺“第一号最高科学家”头衔，并遭到检察机关的刑事起诉，但无撤销其学位的处理。2005年12月，汕头大学胡兴荣教授的学术造假（论文抄袭）事件发生后，他主动提出辞职，但亦无撤销其学位的处理。2006年5月上海交通大学陈进教授的学术造假案发后，学校撤销其微电子学院院长职务、撤销其教授资格、解聘其教授聘用合同，教育部撤销其“长江学者”称号等，但还是没有撤销其学位的处理。最近，同济大学对杨杰教授学术造假事件的处理，也只是作出“终止其聘用合同”和“解除教授资格”等的处分，并无撤销其学位的处理。以上学者均是获得学位后，在进行学术研究中严重造假，以致受到的处分，但均无撤销学位的处理。迄今，本人尚未发现“合法获得学位者，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因造假而被撤销学位”的案例或事件，即没有事实明证。另外，在这方面也找不到法定依据。恰恰相反，《学位条例》第17条和《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18条关于撤销学位情形的规定，证明了撤销学位的法定理由仅限于授予学位之前的违法行为，而不包含授予学位之后的违法行为。
4﹒有人还将撤销学位与撤销教师、律师、医师、注册会计师等资格等同起来，视为行政处罚。首先，学位资格与教师、律师、医师、注册会计师等资格的性质不同，前者是体现公民一定学术水平的标志，后者是一种具有特殊技能和信誉要求的职业；其次，有关学位的法律法规并无规定合法获得学位者在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如有违法行为应当给予撤销学位的情形，而《教师法》第37条、《律师法》第45条、《执业医师法》第37条、《注册会计师法》第39条第2款分别规定了他们在合法取得职业资格后的执业活动中如有相应的违法行为，给予解聘教师职务或吊销证照的处罚。④
5﹒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为撤销学位的行政行为定性提供了依据。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规范行政案件案由的通知》（见“法发［2004］2号”文），规定了27种行政行为，其中有“行政处罚”、“行政撤销”由此表明，两者是并列不同的行政行为，至少是不完全相同的行政行为。这样，受理撤销学位案件的人民法院就可以根据行政作为类案件案由的结构：“管理范围＋具体行政行为种类”，将该案件的案由确定为“教育行政撤销”，而不至于人民法院在认定撤销学位不属于行政处罚时，即不确定为“教育行政处罚”时，却无法表述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将“行政撤销”与“行政处罚”作为两种行政行为加以规定，也表明“行政撤销”可理解为行政撤回，至少
包含了行政撤回这一层意义，行政撤回的实质是纠正违法，恢复原状，而不是行政处罚。
四、结论
综上所述，撤销学位属于行政撤销或行政撤回，而不是一种行政处罚行为。在学理上，最根本的在于：撤销学位的依据是获得学位者在授予学位之前的违法行为（如申请学位时隐瞒一定的事实条件、学位论文抄袭或者不具备申请资格、未达到法定条件等）.因此，区分撤销学位是行政撤回还是行政处罚，有三个关键点：（1）时间点，获得学位者的违法行为是发生在授予学位之前还是发生在授予学位之后，可概括为事前违法还是事后违法；（2）本质点，是纠正违法、恢复原状（原本不具有学位资格）还是制裁违法、剥夺权利（已合法取得学位资格，事后又因违法行为而被剥夺）？（3）法定点，《学条例》第17条和《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18条规定的撤销学位情形，限于事前违法。而《行政处罚法》第8条规定的六类行政处罚和《教育行政处罚暂行办法》第9条规定的九类教育行政处罚，均无撤销学位的规定。与《教师法》、《律师法》、《执业医师法》、《注册会计师法》等法律比较，有关教育、学位的法律法规均未对合法获得学位者，在其以后的学术研究中如有相应的违法行为，给予撤销学位的处罚作出规定，并且，迄今为止，现实生活中尚无这样的案例或事件，这正好说明合法获得的学位具有终身性，不可剥夺性。反过来说，目前，撤销学位仅有一种情形，即行政撤销或行政撤回。
我国的行政处罚实行处罚法定原则，视撤销学位为行政处罚行为在法律法规中并无明确的法定依据；法理上，授予学位属于行政许可行为，撤销学位属于行政撤销行为或行政撤回行为。既然撤销学位不是一种行政处罚行为，当然也就不受《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时效的限制。
注释：
①本案作为重要案例刊登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9年第4期），具有案例指导作用。随后的“刘燕文诉北京大学不批准授予博士学位案”，尽管二审法院以原告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起诉，但并未否定其行政诉讼案件的性质。
②③胡建淼：《“其他行政处罚”若干问题研究》，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1期。
依法行政案例教学篇3
最高人民法院第九批指导案例中，38、39号案例都是针对高等院校教育行政处分行为的行政诉讼，实践中此类案件也具有普遍性。高校行政主体地位已经通过指导性案例得到确认。本文分析可诉高校教育行政处分行为，可以归纳出行政性、具体性、重要性的特点。法院对于此类案件的审理，应当分为行为审查、程序审查、附带审查四个部分，并在审理的过程中平衡绝对保护受教育权的首要标准，保护受教育权行使程度的相对标准，尊重学术自治的严格标准。
关键词
刑事诉讼法；高等院校；行政行为；指导性案例
一、问题的提出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的第九批共七个指导性案例，其中第38号案例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39号案例何小强诉华中科技大学拒绝授予学位案，明确了高校教育行政处分行为的可诉性。一方面回应了行政司法实践中学生不服高等院校行政处分诉至法院的众多案件，另一方面也通过指导性案例这一形式统一了行政诉讼裁判尺度和法律适用标准。目前学界直接从行政诉讼法角度对高校可诉性和可诉内容的讨论很少。这导致三个问题：一是高校的行政主体地位在司法裁判中已经得到实质上的确立，研究滞后于司法实践；二是双重主体身份下，存在实际争议的高校行政处分行为未厘清，未区分属于高校学术自治和管理之必须的行政处分和侵犯学生基本权利的行政处分；三是高校作为被告的行政案件中，审理内容不够明晰，法院能否在审查高校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同时附带审查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所依据的学校章程不确定。修正后的《行政诉讼法》将“具体行政行为”修改为“行政行为”,淡化了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的区分，拓宽了法院审理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案件的司法审查空间。本文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38、39号指导案例切入，分析可诉高校行政处分的特点，考察法院在审理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时的审查内容和裁判标准，并分析指导性案例体现出的，法院在审理高校教育行政管理行为案件中，在学术自由与司法审查范围之间的价值平衡标准。
二、内部界定：可诉高校行政处分行为的特点厘定
通说认为，高校既为公共教育资源的服务机构，又为在校学生管理机构，具有双重主体身份。高等院校通过《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授权，取得部分对在校学生的管理处分权，包括管理规定创设权与管理行为实施权；同时，作为公共教育资源服务机构，《教育法》第31条、81条，《高等教育法》第68条、30条又赋予了其民事责任。实践中，部分不服高校行政处分行为的诉讼也被转化为民事赔偿案件。《行政诉讼法修正案》（草案）拟增加行政附带民事诉讼条款，但在正式修正案中，新增第61条将以上合并审理规定限缩在“涉及行政许可、登记、征收、征用和行政机关对民事争议所作的裁决的行政诉讼中”，表明立法者对民事与行政双重法律关系问题的处理采取了审慎态度。因此，对于高校行政管理处分涉及到的学校与学生间的教育行政管理关系这一特别权力关系，应当明确其受诉范围。判断某一组织的某个行为是否属于行政法的调整范围，并不是由该组织的主体性质决定，而是由该行为所行使的权力性质来决定，高校行政处分决定是否可诉，关键在处分决定是否行使了公权力。
指导案例38号中，北京科技大学不予颁发原告田永毕业证、学位证，未办理毕业派遣有关手续；指导案例39号中，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未向华中科技大学推荐原告何小强申请授予学士学位，因此未对其颁发学位证。考察与之相类似的刘燕文诉北大不授予博士学位案、艾某诉重庆某高校降格留级处分案、张静李军怀孕被勒令退学案等案件，其共通之处在于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开除学籍，勒令退学，降格留级都是由学校在法律法规授权之下单方面作出决定，行使了高校教育行政管理权，即具有行政性；是针对特殊的人，就特定的具体事项做出的行为，即具有具体性；《教育法》第42条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条规定的直接侵犯学生受教育权的行政处分行为都应列为可诉，即具有重要性。
三、外部界定：法院司法审查内容及标准
现有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未规定法院的对可诉高校行政处分行为审查内容及裁撤标准。笔者将从行为审查、程序审查、附带审查三个方面分析法院应然以及实然的审查内容及标准。
（一）行为审查对于高校行政处分行为的审查，应当进行层次划分认定是否违法，其中重要性审查为重点。由《宪法》第46条、《教育法》第42条和《管理规定》的补充可见，受教育权概念范围较大，既包括积极的教学参与教具使用权、校内活动权、申诉和诉讼权，又包括消极的获得奖助贷学金权，获得学业评定权、受颁学业证书、学位证书权。二者均应为法院审查的范围，尤其是消极权利直接关乎学生教育权利能否实现，对于损害消极受教育权的高校行政处分行为应当予以撤销，对于侵犯积极受教育权的行为应考察权利侵犯程度和能否恢复确定是否予以撤销。
（二）程序审查第38号指导案例明确教育行政管理应遵循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实践中多数案件中高校行政处分行为都因程序违法被撤销，如刘燕文诉北大不授予博士学位案等。确立统一的高校行政处分程序标准，是国家为高校管理设立的底线，并不会因此有损高等院校的学术自治。《管理规定》第56条到第58条规定了听取待处分学生陈述和申辩作出处分出具处分决定书并送达本人（开除处分备案）设立学生申诉处分委员会并对学生申诉进行复查处分决定归入文书档案及本人档案的处分程序。现有处分程序虽有效解决了一些程序问题，但也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疑问：首先，处分是否公示。实践中部分学校根据学校章程公示处分，如河南章晓因四级作弊被开除，学校在发现作弊当日即在校园公示通告，但未将公示程序纳入规章会存在两个问题：其一，学生申诉处分委员会以“不告不理”的消极态度采取事后审查，审查时处分已成既定事实，对学生保护有限；其二，缺乏公示程序削弱了学生、教师等对学校行政管理处分行为的监督作用。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处分后专设公示程序。其次，是否将穷尽申诉作为诉讼前置条件。《管理规定》第61条到第63条规定了向学生申诉处分委员会的校内申诉和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申诉两种申诉途径，并设立时限。但申诉是否作为行政诉讼的前置程序，校内申诉是否是行政部门申诉的前置程序并没有明确规定，这就为学生申诉效率设置了障碍。申诉和诉讼权是《教育法》赋予学生的法定权利，在权利结构中处于较高位阶，出于最大限度的保护学生申诉权和诉讼权的考量，应当直接赋予学生不经申诉直接上诉的权利，避免如刘燕文案由于校内反复申诉导致行政诉讼之诉讼时效中断，节约学生之诉讼成本。再次，是否能够因程序问题回避对校纪校规的附带性审查。答案是否定的。自田永案判决以来，多数法院都以未履行告知等程序性义务导致处分行为不合法撤销高校教育处分行为，对作弊即开除学籍并不符合《管理规定》第二十九条的法定退学情形并没有进行司法评价。这一方面体现了程序优先原则，一方面由于在新《行政诉讼法》生效前，并没有确立对规范性文件的附带审查。
（三）附带审查《行政诉讼法》修正案第53条增加了除规章外的附带性审查，第64条确定了法院对附带性审查的转处机制，其目的是为了避免规范性文件中的“越权错位”，“从根本上减少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同时为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审理较高层级规范性文件提供法律依据；之所以审查范围为规章以下规范性法律文件，一方面是因为在省级统管司法人、财、物的司法改革方向下，此审查范围具有现实性，另一方面是因为规章以上（包括规章）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具有较为严格和民主的制定程序，更少出现违法性；之所以规定审查后违法的规范性文件的转处机制，并不直接宣告违法，体现司法的谦抑性，避免了司法权和行政权的混同。那么，对高校章程和其他据此作出行政处分行为的文件是否属于法院的司法审查范围？答案是肯定的。首先，部分高等院校的章程是由学校组织制定，主管教育部门负责核准的，具备《行政诉讼法》第53条的要求；其次，38、39号指导性案例中，明确了法院对校纪校规的审查权限：第38号案例中，法院因为对原告田永开除学籍处分所依据的校发（94）第068号《关于严格考试管理的紧急通知》与《管理规定》第29条法定退学条件抵触，认定被告所做退学处分违法，第39号指导案例中，法院对《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授予本科毕业生学士学位实施细则》和华中科技大学《关于武昌分校、文华学院申请学士学位的规定》认定合法；再次，指导性案例颁行前，司法实践中已采取了对校纪校规附带审查的普遍做法，如刘燕文案法院认定不适用《北京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
四、审理标准的价值平衡：学术自治与司法审查范围
从38、39两个指导性案例看，最高法似乎想确立审理高校教育行政处分行为合法性的价值权衡标准。考虑到两个案例所体现的司法政策导向，可以大致描摹出法院在审理高校教育行政处分行为合法与否的判定标准：
（一）首要标准：受教育权行使的绝对保护此处的绝对保护所指向的问题，是受教育权能否行使，具体而言是指高校取消入学资格和决定退学。高校在《管理规定》的第7条到第10条规定取消入学资格范围内拒绝学生入学的行为是合法的，法院应予以支持。根据《管理规定》第27条的规定，大学生怀孕、考试作弊行为不在退学的法定情形，高校因此类事项开除学生学籍违法。此外，颁发毕业证、派遣证是对受教育权是否行使的证明，应当纳入绝对保护的范畴。
（二）次要标准：受教育权行使程度的相对保护此处的相对保护所指向的问题，是指受教育权行使的程度，如考试管理、升级管理、发放派遣证、除退学以外的惩戒处分以及其他学校依职权作出的行政处分行为。因此类行政处分行为可诉，但是否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则应依案件具体的法律和事实问题进行评判。
（三）严格标准：高校的学术自治学术自治是大学之魂。学校的教学计划、学术评价标准、奖助金评价标准、课程设置、考试纪律应当属于依法由学校自主管理范畴。对于体现学术自治的高校行政处分行为的司法审查应当以合法性审查为原则，各高校根据自身教学水平和实际情况，在法定基本原则范围内确定自己的学术水平衡量标准，不能干涉和影响学校的学术自治原则。因此，法院应当敦促学校重新作出决定而非宣布决定不合法。如法院在38号案例中敦促学校进行学位资格审核和法院认可39号案例的高校将通过四级考试作为学位判断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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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国栋．规范性文件纳入“法眼”．中国人大．2014（1）．
依法行政案例教学篇4
2020年是贯彻落实“七五”普法规划的收官之年,对于切实做好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进一步贯彻落实“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责任制。提高全局干部职工的法治意识和和依法行政水平,推进“七五”普法工作，根据我局实际情况,特制定2020年普法计划,具体内容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全面依法治国”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加强城管法律法规学习培训，不断创新普法工作的机制，稳步提高依法行政工作的能力和水平，营造法治宣传工作新氛围。
二、工作目标
通过深入持久地开展普法宣传工作，提高城管系统干部职工法治素养和法治能力，促进城管人员依法行政能力和服务水平。保障广大市民依法行使权利，依法维护正当利益，依法履行义务。
三、工作任务
(一)深入学习宣传习-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紧围绕习-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不断往深里走、往实里走、往心里走，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把党的领导贯穿到普法依法治理的全过程、各环节，确保普法依法治理工作的正确方向。
(二)学习宣传《宪法》和国家基本法律制度。进一步学习宣传《宪法》，提高城管系统干部职工的《宪法》意识，树立和维护《宪法》权威，进一步学习宣传国家基本法律制度，宣传《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法律法规，增强广大干部职工的法制观念。
(三)建立健全机关干部学法制度。建立局党组学法制度。局领导干部带头学法、用法，党组每月学习法律知识1次。建立机关干部学法制度，定期组织机关干部学法。根据法律法规的修订，对普法内容进行优化和补充，注重普法的“新鲜度”，强化新法的传播普及。建立城管执法人员学法制度，完善执法人员、法制人员法律知识学习培训长效机制。加强对《安庆市城市管理条例》、《安庆市燃放烟花爆竹管理条例》、《安庆市菱湖风景区条例》等地方性法规的学习，切实履行法治宣传的社会责任。
(四)多种方式开展法律宣传。充分利用网络、电视、报刊、广场咨询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法治宣传;利用“3.5”雷锋日、“12.4”法治宣传日、“城管开放日”、“江淮普法行”及“机关集中学法月”等活动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利用法律“六进”方式，送法律到乡村、企业、社区、学校。主动与宣传对象联系，开展法治讲座、实施法律咨询;通过开展专题培训进行法律宣传，对机关工作人员、行政执法人员进行法律知识专题培训。
(五)做好行政相对人普法宣教工作。全面提升普法教育针对性和科学性。对商店经营户开展《湖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等有关法律的宣教工作;对建筑开发商、市民开展《城乡规划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的宣教工作;对渣土运输企业开展《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的宣教工作。
(六)扎实推进普法责任制。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责任机制。局属各单位、局机关各科(室)结合部门职能职责，落实普法责任清单，大力推进普法与执法有机融合。认真开展城市管理行政处罚典型案例的学习与宣传，充分利用典型案例开展普法，把典型案例依法处理的过程变成全民普法的公开课。
(七)坚持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依据《行政处罚法》、《行政强制法》和《安徽省行政处罚案卷评查标准(试行)》，采取互评互查、座谈讨论、集中点评的方式，从案卷的执法主体、处罚依据、执法程序等方面，对城管行政执法案卷进行评查。进一步规范城管执法程序，提升全市城管行政执法能力和案卷制作水平。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领导明确责任。成立局依法行政(普法)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局长何卫华同志，副组长为总工程师王慧明同志、成员为局办公室负责人、局执法监督股负责人、局执法监察大队负责人、环卫处负责人。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局执法监督股，负责日常工作。
(二)落实任务扎实推进。全局干部职工要充分认识到全面推进“七五”普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对贯彻落实实施方案进行研究和部署，确定工作目标，明确时间进度，突出工作重点，分解细化责任，分步实施。建立统一领导、统一协调的工作机制，把“七五”普法纳入重要的工作议事日程，形成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三)加强督查严格考评。各单位要将“七五”普法的各项任务目标列入年度考核内容，把“七五”普法作为领导干部任期目标考核、年度述职报告的基本内容，把法律知识培训情况、学习成绩和日常依法行政情况作为公务员年度考核的基本内容。严格目标责任考核，狠抓工作落实，确保普法及依法治理工作任务顺利完成。
依法行政案例教学篇5
《公共政策》课程是行政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的核心课程，是一门专业必修课，同时也是全国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指定的mpa核心课程，是一门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它既是公共政策实践经验的总结和概括，又用于指导公共政策实践。在对我国普通高校的调查中发现，多数高校将案例教学作为《公共政策》课程的主要教学手段，究其原因，是因为尽管政策案例不能完全等同于政策实践，但政策案例作为古今中外政策智慧的一个缩影，既包含着丰富的政策理论知识，又提供着解决一系列政策问题的实践经验。因而，通过政策案例的分析和研究，可以使学生举一反三，身临其境，进入“角色”，运用所学的公共政策知识分析和解决案例中所提出的实际问题，从而加深对公共政策学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基本方法的理解和掌握。但与研究生或mpa不同，本科生学习《公共政策》课程处于初识课程性质、技术、方法与内容阶段，案例教学在本科阶段的实施有利有弊，本文将着重抓住“本科阶段”的特点，更好地构建符合实际的本科阶段《公共政策》课程案例教学的新模式，这对于行政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的专业发展，既十分必需，又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二、本科教育的特征与《公共政策》案例教学
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法》第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本科学生的基本规格和质量标准为“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比较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主要区别在四方面:性质上，两者均属专业教育，本科教育则强调基础性，但研究生教育更强调学术性;培养目标上，本科教育强调培养一般性专门人才或复合性人才，研究生教育强调培养高级专门人才;能力上，本科教育强调应用能力和适应能力，研究生教育强调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理论知识上，本科教育强调一般性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一定的专业知识，研究生教育强调专业理论和专业知识。总体来看，本科教育的重心在素质教育，而研究生教育的重心在专业教育。［1］5－6以案例为教学载体的教学方法自古有之。而“案例教学法”主要是指由哈佛大学法学院前院长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兰代尔(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l)提出的一种教学方法，于1870年前后最早应用于法学教育中，是英美法系国家，如美国、加拿大等国法学院最主要的教学方法，后来被广泛用于其他学科，如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等。从19世纪70年代起一直到现在，这场教法的改革仍在持续。哈佛商学院界定“案例教学”为:一种教师与学生直接参与共同对工商管理案例或疑难问题进行讨论的教学方法。哈佛商学院里已有超过80%的课程是以案例教学法为主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著有《哈佛公共管理案例》，内容涉及公共政策、应急管理、城市规划和政策、政府治理、全球气候变化、nGo/npo、社会政策等领域，为全球公共管理(主要是行政管理专业、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案例教学提供了优良的教学案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案例教学方面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他们在案例的收集和加工、撰写和分析、结构和格式，分类和保存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我国针对《公共政策》课程进行案例教学研究，是从近五年开始逐步兴起，我国的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中，常有采用国外案例者，先后有部分一线教学工作者，从实际教学出发，分析和归纳了《公共政策》案例教学的必要性、案例教学应用、案例教学的模式等问题。通过上述对本科教育的特点分析和《公共政策》案例教学的沿革，笔者认为:在本科阶段的课程教学中，一旦采用案例教学这一工具，就要从本科教育的特点和培养目标要求出发，真正利用案例教学这一教学方法，而利用这一教学方法的前提之一，就是要了解并理解本科生对该课程案例教学的态度及需求。
三、公共管理学科本科生对《公共政策》案例教学的态度及需求
通过对某地方高校公共管理学科行政管理和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本科生的调查，对发放的115份问卷进行了回收整理，通过对问卷资料的整理、筛选、核实后得出109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4.8%，总结出以下公共管理学科本科生对《公共政策》案例教学的态度及需求的基本情况(以下括号内数据为选择人数的百分比):第一，本科生对开展案例教学态度积极、重视，对课程的设置和时间上有一定要求。大多数学生(76.1%)对本科阶段《公共政策》案例教学是感兴趣的，认为公共管理学科开展案例教学对自己的未来发展有帮助，同时可以理论联系实际，帮助理解理论原理，有助于提升自身政策意识，培养主动思考能力和自我分析能力。学生(43.1%)普遍认为公共管理类学科的各类必修课开设案例教学都十分有必要，且在大三(42.2%)开设《公共政策》案例教学课程比较合适。学生认为案例教学可以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和专业知识的学习。第二，多数学生认为《公共政策》案例教学配合多媒体更好，有必要增加一本专门的案例教材。在所给出的四种可选择授课模式(黑板板书讲授、多媒体讲授、黑板板书讲授为主，多媒体讲授为辅和多媒体讲授为主，黑板板书讲授为辅)中，学生(51.4%)选择了多媒体讲授为主，黑板板书讲授为辅，学生认为信息时代案例教学中结合多媒体可以更直观地展示相关知识，变抽象为具体。对所在高校现在采用的《公共政策》课程教材增加一本专门的案例教材问题中，学生(60.6%)认为有必要，原因主要是教材中的案例较少，不利于学生理解理论知识，案例教材和课程教材可以相互补充，互惠互利，且更有针对性，使学习更有方向感。学生(28.4%)认为没必要，原因主要是课程的总课时有限，教学关键不在于教材，相关政策案例可以上网浏览，只是为了帮助学生深入理解，起辅助教学的内容，完全可以由任课老师准备。第三，在影响《公共政策》案例教学的因素重要性上，教师的专业知识水平与广度和学生对案例的兴趣分别占重要性的首位(48.5%)和第二位(34.7%)。这表明被调查学生对该课程任课教师的教学能力和知识储备有较高要求，原因在于公共政策所涉及的问题虽然有一定的学科原理规范，但因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不同地域、不同时间的公共政策问题都有非常多的异在点，因而解决问题除了要求任课教师讲解共同的基本原理外，还需要任课教师尽可能多的提供一些具体的和创新性的思路，如任课教师要对案例分析进行现场评价或给出个人意见等，加上《公共政策》课程本身涉及到的政策多与公民生活紧密相关，本科生在大学期间正是吸收多元思想和观念的关键时刻，他们想要创新，而又迫于自身知识的不足，无法实现这样的需求，因此对任课老师寄予较高的期望是可以理解的。此外，学生自身对案例的兴趣大小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学习动机，对于大学生而言，单纯的奖励与惩罚对学习的推动作用逐渐减弱，学习上的兴趣感和满足感对学习动机的影响增强，课堂教学依旧是大学生学习的主要场所。因此，《公共政策》案例教学要重视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动机，在课堂设置注意科学性。第四，学生希望从多方面促进《公共政策》案例教学。在对公共管理学科相关专业课程案例教学模式、条件等的改进方面，学生提出了学校教学硬件的投入和改善、教师教辅材料的选择与教学方法的多样性以及因材施教等具体意见。对于如何开展本科阶段《公共政策》案例教学提高学习效果和能力，学生们提出了设置模拟场景，分角色进行执行(21%);教师提供更多的案例评析(65%);增加多媒体，改变教学方式(58%);不同时期进行不同程度的案例教学，组织相关的讲座及交流，提供更多背景资料(37%);采用多元授课方式(20%)等建议。由此不难看出，以上都是公共管理学科案例教学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公共管理学科《公共政策》案例教学模式的选择，需要从课堂授课模式的选择、教学硬件的选择、学生参与案例模式的选择、主讲教师教辅材料的选择与教学方法的多样性等因素来考虑。
四、本科阶段《公共政策》案例教学模式的路径选择
依法行政案例教学篇6
摘要:高校教育教学工作是培养专业性人才最为关键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也是一种将专业性、技术性以及目的性进行充分融合的教学方式之一，从而对其如何进行改革获得了众多学者以及教育研究者的关注。因此，本文以高校行政法学课程在网络背景下的教学改革为研究重点，希望依据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在高校行政法学当中融入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更有效的促进高校行政法学课程教学的改革和实践。
关键词:高校行政法学;网络背景;课程教学改革
一、我国高校行政法学课程教学过程当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人才培养目标很难适应于社会现实的需要
目前，纵观我国高校有关行政法学的教学来看，大多存在着同一种弊端，即人才培养的实践性能力欠缺。现如今，我国有关行政法学课程的人才培养，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获得了飞速的发展，到了21世纪，许多高校开始扩招，扩招的生源质量不断下降，教学环境以及师资力量上未能得到良好的改善，as工作很难具有良好的质量，所培养的学生素质不高。同时，实验以及实训条件的不足，也进一步导致学生在实践以及知识的运用上很难有效的结合，这一缺陷，促使许多学生走上工作岗位的时候很难适应岗位的需求。因此，对于高校行政法学课程的教育教学亟待改革。
(二)行政法学课程教学方式以及效果不够理想
现如今，高校行政法学课程的教育教学大多还是依据传统的讲授教学为主，很多课程的教育教学都是以大班的形式开展课程教学工作，教师在课程当中以理论讲授的方式向学生讲解课程知识重点，学生则对教师所讲授的知识点进行记录、记忆。因此，在教学当中，教师课程讲授之后就可以离开，很少能与学生在课外进行知识沟通和交流，甚至有的教师和学生之间都不认识，导致学生和教师之间没有丝毫的互动。然而，行政法学作为一门特殊的课程体系，教师教学之后则需要通过一定的案例进行教学，并让学生积极的参与到课程学习当中，将学生逐渐转换为教学的主体，并增强彼此之间的交流和沟通，然而实施恰恰相反，因而很难达到理想的效果。
(三)评价方式过于单一
在传统的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当中，评价方式依旧以考试为主，到了学期结束的时候，以一张考试卷作为了解学生学习情况的主要依据，而这种教育教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整个行政法学课程教学的改革，使其难以对学生各方面进行全方面的考核了解。
二、网络环境背景下对行政法学课程教学进行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在课程教学中要注重教育的实效性
随着现代化知识传播范围的扩大，许多不同的知识之间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知识的更新速度、周期也在进一步缩短。行政法作为与社会紧密联系的部门法，更新速度也是与时俱进。在这时候，作为高校的行政法学课程教师应当进行大胆的创新教学，强调在教育教学当中不断开发相应的知识资源，进而对学生的实践能力进行提高。除此之外，要与社会对行政法学课程的需求点相契合，并不断增强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交流和沟通，从而对学生的综合素养进行提升和锻炼。
(二)转变思路，促进行政法学的教学方式方法灵活化
要想对行政法学课程教学的质量进行提高，教学方式、方法的运用是否合理则是整个课程教育教学当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所在。例如:在课程教学过程当中采用讨论形式进行教学，可以促进学生积极的参与教学当中进行学习;运用比较法进行教学，可以不断提升学生的分析能力以及对案例的辩证和理解等素质;采用现场答疑的方式，则能够有效的激发学生的学习激情和兴趣;运用角色互换的方式进行教学，可以进一步增强学生对知识的理解能力等等。然而，在课程教学当中并没有一种方式和方法适用于所有的课程教学，而这则需要教师在教学当中选择适应于课程特点的方式和方法，才能够进一步有效的提升教学的整体效果。
(三)转变单一的评价方式，对学生进行综合性评价良好的评价方式
能够更有效的了解高校行政法学课程学生的理论学习情况，进而依据学生的学习特点展开具有针对性的教育工作，在这当中，除了运用传统的试卷测试进行检测之外，还需要对学生平时的学习情况、案例分析情况以及知识点的实践运用情况进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够更有效的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而更有效的展开教学工作，提升教学的质量。
三、网络背景下高校进行行政法学教学的主要措施
(一)构建网络教学平台，不断延伸课程教学内容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不断发展，在我国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当中，应当不断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结合现阶段行政法学教育教学的发展现状，有效的构建出新型的网络教学平台，进而促使行政法学的课程内容在网络的基础上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延伸，只有构建出这样一种优良的网络教育教学平台，并充分融合现代化信息技术的特点，才能够促使行政法学课程的教学内容更为丰富，才能够促使课程学习的高质量成为现实。不仅如此，教师也可以通过网络教学平台，及时有效的对学生的言行进行了解，在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进行正确的引导，促进学生朝着正确的发展路径行走。另外，网络课程教学平台还能够对学生进行实时的监管，杜绝学生不良行为的发生，促进其树立良好的思想观和人生观，更好的为社会服务。
(二)构建与学生的现实需求相适应的网络课程资源，促进学生的发展
现如今，许多高校都在不断构建自身的网络教学资源，经过长时间的努力，也已经获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由于我国的网络资源构建起步较晚，因此，对于网络化教学的开展难度相对比较大。由于在网上所的信息错综复杂，因此需要教师在引导学生寻求网络课程资源的时候把握好一定的分寸，并通过一定的审查、过滤之后进行选取，避免不良的资源对学生进行影响。
(三)构建良好的网络互动体系，增强师生之间的交流
对于高校行政法学课程来说，案例教学可以说是整个教育教学当中最为常用的教学方法，然而传统的教育教学主要以灌输的方式，很难适应学生的学习心理和实践需求。因此，高校应当构建良好的网络互动体系，运用现代化的网络技术，为行政法学课程教学开辟全新的发展路径，并通过构建微博、微信、QQ群等方式，增强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促进整个教育教学的发展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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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行政案例教学篇7
东江市烟草专卖局（公司）
弧spanlang=en-us>年普法工作总结
年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重要一年，也是“四五”普法工作的关键之年。我局（公司）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结合企业实际，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教育工作，取得明显成效。我们的主要工作是：
（一）认真抓好党员领导干部学法用法。
年，我局（公司）继续把领导干部学法用法摆上议程。一是制定计划，狠抓落实，努力提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依法执政水平。运用中心组学习、行政会议学习和自学相结合形式，继续组织领导干部学习《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国家和烟草行业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有关法规，认真收看行业财经秩序整顿和卷烟体外循环整顿会议精神，领会上级工作部署，确保依法管理专卖市场和卷烟体外循环、财经秩序两项整顿工作按时按质完成。二是深入开展党纪法规和警示教育。派发《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学习辅导百问》、《为民、务实、清廉教育读本》等学习资料，制作专题墙报，开展纪律教育学习月、两个“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活动，组织观看全国党内法规知识竞赛直播，“某省省学习《监督条例》报告会”专题片、大型话剧《村官》，以及《规矩与方圆》、《廉洁工程》、《执着的追求——村官官锦初的故事》、《纵权之祸——三个一把手落马的警示》等党风廉政系列教育片，参观“东江市党风廉政建设、预防职务犯罪教育基地”，增强党员干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勤政廉洁”意识。三是组织了党章知识、《保障条例》、行政许可法、劳动法、安全生产法、十六届四中全会知识、以案说法、全国纪检监察干部专业知识等竞赛和统一考试，健全学法考试登记。四是开展了《烟草专卖法》、《行政许可法》、《安全生产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学用活动，使依法行政、依法安全生产、依法加强道路交通管理、安全驾驶、依法经营用工成为局（公司）各级领导的自觉行为。
（二）突出重点，狠抓专卖人员学法用法，加快提高依法行政水平。
今年，为提高专卖执法水平，我们一是坚持每月对专卖稽查人员进行法规和执法技能、案例分析学习制度。二是邀请司法局的律师为全体专卖稽查人员作行政许可法辅导讲座，认真学习、准确理解行政许可法的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三是藉备战全省烟草系统专卖技能竞赛之机，开展专卖稽查人员法律法规、案件卷宗规范化的业务培训与考核，提升业务素质。四是加强实战训练，积极安排各专卖稽查员参加省局的打假大行动和我市的联合行动，努力提高侦查办案能力，规范专卖管理，推进依法行政，增强烟草专卖执法队伍的战斗力。全省专卖技能竞赛后，我们对照先进找差距，重新修订专卖人员培训学习计划，实施强化训练与定期考核相结合，与岗位绩效考核相结合，推动执法人员加速从“管理型”向“管理服务型”转变，提高行政执法水平和工作效能。
（三）多种形式普法，促进全员法制观念提高。
年，我们坚持岗位培训与普法宣传教育相结合。一是大力开展年内把“两法”的宣传作为今年普法工作重要的宣传任务之一。一方面以制作专题墙报、下发两法单行本及部门组织学习的形式，在广大干部职工中宣传尊崇宪法、遵守宪法、以人为本的法治精神，树立依法行政观念，营造贯彻实施行政许可法的良好氛围。另方面组织领导干部及行政执法人员参加省局、市举办的行政许可法培训班，加速专卖执法人员熟悉行政执法程序，确保依法行政，管理好卷烟市场。
二是结合卷烟商品营销员、电访员、驾驶员、义务消防员职业技能培训与鉴定工作，组织企业一线营销人员学习烟草专卖法律法规，熟悉烟草专卖许可证和烟草专卖品准运证管理、烟草专卖法律责任、烟草专卖行政处罚与行政复议、安全生产法等基本知识，增强依法经营、规范行为意识。
三是坚持新聘员工岗前培训，组织学习行业法律法规和企业管理要求。
四是结合岗位素质要求，积极送员参加省市组织的纪检、政工、*、财务审计、劳资、安全、保密、网络信息、专卖执法各类再教育培训，在学习专业知识同时，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增强依法经营、依法行政和遵纪守法的自觉性。
五是积极开展全员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我们运用派发资料、制作墙报、张贴挂图、制作标语横幅、组织知识测试和开展“以案说法”活动等形式，紧密配合企业改革发展和迎接“入世”后各种挑战的需要，强化企业干部员工对经济法律法规、公司法、合同法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的认识，以指导经营和实践。
六是大力开展安全法律法规教育。利用《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时机，认真贯彻市公安局、司法局《关于在全市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及机关公务员中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宣传学习的工作方案》，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通过制作专题墙报、派发法规及案例资料、每月驾驶员学习等形式宣传国家安全生产政策法规，组织开展《道路交通安全法》知识竞赛，邀请交警宣教员为管理人员及机动车辆责任人进行培训和考试，强化了全员的安全生产观念，为贯彻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预防重特大交通事故奠定坚实的思想、知识基础。
（四）加大社会普法力度，扩大烟草专卖执法的影响力。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二四年，鉴于卷烟行业存在计划生产与市场需求之间矛盾的特殊情况，东江地区制售假烟和非烟经营出现反复，形势严峻，对此，我们继续加大专卖法宣传力度。一是组织参加“&#;”法律宣传活动。提供专卖法规及真假烟鉴别咨询，利用媒体宣传销毁假烟大行动，认真做好取消“特零证”后的宣传解释工作。二是加大专卖法规宣传。在调查研究基础上，召开零售点合理布局听证会，在加快将整顿和规范卷烟市场秩序上升为政府行为同时，争取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对专卖管理工作的支持和理解。三是推动卷烟打假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结合，加强专卖市场管理。今年-月，我们加大打假打私力度，进一步完善与公安、工商及各职能部门的长期协作机制，共查处案件起，查辑违法卷烟.件，烟机台套，查处制假窝点个，烟丝.吨，卷烟纸.吨，滤咀棒.万支，抓捕制假分子人，上缴罚没款.万元。四是坚持公开办事，公正文明执法，规范管理。我局专卖稽查员坚持持证上岗，示证执法，履行职责，不越权、滥权。我们向社会公布投诉电话，坚持首问责任制，各项制度公布上墙，并印发烟草专卖法规和经营资料给零售户广为宣传，并通过实施《东江烟草专卖稽查人员十不准》、《经营服务承诺》、《烟草管理承诺》，保证行政人员依法管理，至今无出现行政复议和上诉案件。五是加强行政执法监督力度。年内，广泛征求社会各届对我局专卖执法和作风建设的意见。月份开展的“基层评议机关作风活动回头查”征求意见中，下发意见征询表份，市直部门、基层单位及商户对我局依法行政的“满意”和“较满意”率达.%。六是加大追刑力度。通过与公安、司法、打假等部门联合执法，在证据确凿情况下，经市法院审判，以“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对名制假犯罪分子分别处以-年徒刑。我局（公司）领导和专卖稽查领导还多次在电视传媒专题宣传，提醒社会各界依法经营卷烟，震慑了犯罪。
二四年，我局在普法教育上坚持教育对象上点面结合，领导为主；教育内容上重点突出，结合实际；教育形式上丰富多样，更趋向员工参与、自我教育，全年共派发资料份，制作墙报期，举办培训班期，组织考核、竞赛期，组织观看电教片、展览等场，张贴挂图、标语等套/条，受教育人员达人次。普法教育工作取得显著效果：一是干部职工学法用法积极性提高，依法经营、管理，维权意识增强。二是行政执法和内部管理水平不断提高。公开办事、依法管理已成为大家的自觉行动，东江烟草更树立起良好的社会信誉。
二、年普法工作设想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二五年是“四五”普法工作的重要一年。新的一年，我局普法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拓宽思路，创新模式，加强教育，讲求实效，争取全员法制观念有新的提高，遵纪守法有更自觉行为。局（公司）在新的挑战面前，坚持全面提升依法行政管理水平，依法治企、依法经营有新的举措，取得良好实效，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法制基础。
（二）基本工作思路
、加大宪法和行政许可法宣传教育力度。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行政许可法更是烟草专卖管理必须遵循的首要法规。年我们要从提高党的依法执政能力高度，把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四中全会精神与普法学习结合起来，使广大干部职工从新的高度认识和理解宪法、行政许可法和烟草专卖法，做到自觉守法，维护法律权威。
、突出做好烟草专卖法和经济法律法规的教育宣传工作。《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是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纲领性文件。烟草行业代表国家和消费者利益，规范经营是烟草行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新一年，为配合企业改革发展，迎接“入世”后种种挑战，要进一步强化经济法律法规教育，继续采用制作墙报、派发资料、有奖问答、电视传媒、参观展览等形式，分期组织公司法、企业法、税法、合同法、金融法律法规、安全生产法，以及新出台的政策法规等专题学习，尤其要重点加强企业经营管理人员的法制教育，提高他们依法办事的自觉性。
、加强劳动社会保障法规的学习教育，依法搞好民主管理工作。继续深入学习和贯彻实施工会法、劳动和社会保障法规、两项整顿法规等，组织工会、政工干部和全体会员学习全国工会十四大精神和《中国工会章程》（修正案），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团结和动员广大员工参与改革发展的桥梁纽带作用，健全工作制度，规范劳动用工管理，建立、完善稳定协调的劳动关系，不断提高企业依法用工和企业职工自我维权意识。
、加强行政法规宣传和执法队伍建设，提升行政执法水平。采用定期学习、培训、考核等方法提高教育质量，在规范执法行为，加强机关作风建设，树文明执法新风方面下功夫，提高文明执法、依法行政、服务基层、服务群众水平。根据取消特种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卷烟经营受计划生产影响，适销品种供求缺口较大情况，继续加大烟草专卖法规和烟草行业特殊性的社会宣传力度，加强引导，争取地方政府牵头和公安经警等相关部门的支持，运用违法案例进行反面教育，争取社会各届对烟草专卖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依法行政案例教学篇8
关键词：教育叙事；经济法教学；应用
叙事，就是叙述一个事情。教育叙事，就是讲述一个有关教育方面的故事，就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讲叙故事，包括故事发生的背景、故事情节，故事中自己与学生的切身体会以及对故事的思考与反思。教育叙事研究，就是在讲述教育事情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或他人的亲述，把我们在过去的教育教学中所经历的司空见惯的细节加以重新审视，通过对故事进行感悟和反思，去发现其中的亮点，发掘或揭示内隐于这些生活、事件、经验和行为背后的教育思想、教育理论和教育信念，进而使看似平淡的日常教育事件变得更加具有不平凡的教育意义，从而发现教育的本质、规律和价值意义。而经济法学科在教学的过程中所涉及的案例更是与我们息息相关，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所以作为教师的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边叙边议，层层设疑，逐步引导学生走向问题的深处，最后达到分析案例、解决问题的目的。
一、教育叙事研究在经济法教学中的应用
例如，我们在讲述经济法中的《反不正当竞争法》时，可以引入以下案例运用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进行经济法教学：2014年关于“中国移动莆田分公司借‘校讯通’业务向学校及教师行贿定性为商业贿赂”事件，莆田工商行政管理局认定当事人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依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二条，对当事人作出罚款60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一）教育叙事研究过程
教师通过放映投影仪展示案例，并向学生提出如下问题让学生思考、讨论并回答：1.本案例中当事人违反了哪些相关的法律？2.莆田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所作的处罚决定是否正确？为什么？通过学生的各种回答，教师给予解释，最后给出结论：“在本案中，莆田移动为了提升其电信增值业务‘校讯通’的经营额，以评比的形式，通过所谓的积分兑换向对“校讯通”订阅（销售）具有影响力的教师行贿。其行为已经构成了反不正当竞争法所指的商业贿赂。”教育叙事研究展现的不仅仅是实际生活中的真实案例，还体现了对整个案例的思考以及其带来的深远意义，教师进一步启发学生：师：在本案例中商业贿赂的主体又是谁呢？根据资料学生很容易回答出这个问题。教师进一步提问学生：行贿方是谁，受贿方又是谁呢？学生回答出：行贿方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福建有限公司莆田分公司，受贿方是学校和教师。学生回答出问题之后，情绪高涨。教师接着问：莆田分公司并没有给学校和教师送礼，是行贿吗？教师没有收到钱，家长使用手机打电话，教师获取积分、购物卡又算是受贿吗？问题提出后，立刻引起学生的强烈反映，学生众说纷纭，最后期待教师给出正确结论。教师：本案中莆田移动就是通过给付财物诱使教师、学校等有影响力的第三人促进或扩大其“校讯通”产品的销售，其实质就是一种商业贿赂行为。学生听后进入深深的思考之中……稍后，教师又提出新的问题：莆田市工商局对莆田移动予以处罚正确吗？莆田移动主要违反了什么法律？这一问题具有一定的难度，学生很难正确回答出来.师：《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由其他部门监督检查的，依照其规定。”但本案中，莆田移动的商业贿赂行为不属于《电信条例》规定。因此莆田市工商局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对莆田移动予以处罚完全正确。生：学生听后，疑团就都解开了。课程讲完以后，我也陷入了深思：1.从师生互动来说，本节课在生生、师生的互动中顺利地完成，从学生回答问题的情况看，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有一定的收获。2.从专业知识方面来说，本案又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和指导借鉴意义：（1）案件查处具有示范效应。本案的查处对于维护电信领域正常的竞争秩序具有积极的社会效益。（2）案件具有一定新颖性，对于工商部门今后查处类似案件具有借鉴意义。根据暂行规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前款所称财物，是指现金和实物。而本案中，莆田移动给付形式是积分，然后再将积分兑换为购物卡，其同样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中所指称的财物范畴。尽管本案成功之处具有很多亮点和借鉴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1.未责令当事人改正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而本案例中没有责令对当事人进行限期改正。2.未没收违法所得。依据反法二十二条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监督检查部门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本案中工商部门认定莆田移动通过贿赂手段取得了28512元的经营额，是否有违法所得，应予说明。
（二）撰写研究报告
叙事研究强调用细致的语言描述和严密的知识体系进行分析，这二者构成了研究报告中细腻的情感氛围和浓郁的叙事风格，这使教师所列举的生活故事得以更加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的眼前，这也就赋予了叙事教学不可替代的教育意义。
二、小结
综上所述，把教育叙事研究的方法运用到经济法中进行教学，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而且对教师来说，通过夹叙夹议的讲解，事后的反思，对学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准确地掌握了学生的思想动态，更加深入地了解了学生学习的深度和广度，达到了实际的教学效果，同时也使教师的业务水平通过不断的深刻反思，达到了更上一层楼的目的。
参考文献：
[1]百度文库.如何进行教育叙事研究[DB/oL].
[2]工商机关定性为商业贿赂立案查处.中国移动莆田分公司借“校讯通”业务向学校及教师行贿[n].中国工商报,2015-11-18.
[3]杨迪.论商业贿赂行为认定中的问题及制度完善[D].中国政法大学,2011.
[4]黄璞琳.商业贿赂界定标准之思考[J].中国工商管理研究,2017,(09):62-66.
[5]中国移动莆田分公司借“校讯通”业务向学校及教师行贿定性为商业贿赂[eB/oL].(2015-11-18).
依法行政案例教学篇9
某音乐学校是经县教育局批准登记注册的民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从事非学历的具有收益的教育劳务，但未到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也未到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近日，县地方税务局下属三合税务所向音乐学校送达了《关于纳税申报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加强教育劳务和养育服务税收征收管理政策的通知》。音乐学校交清了应纳税费和滞纳金后不服，以三合税务所没有按照《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使音乐学校与其它民办教育机构享有同等优惠政策待遇为由，诉至县人民法院，请求确认三合税务所税务行政征收行为违法。
■案情评析
法院经审理认为：三合税务所是法律授权的本辖区的税务机关，其依法进行税收征管是正确的。三合税务所向音乐学校征收营业税，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法规准确，所收取的税费金额符合标准，没有超越职权和。音乐学校的请求无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判决确认三合税务所对音乐学校的税收征管行为合法。
《税收征收管理法》第14条规定，本法所称税务机关是指各级税务局、税务分局、税务所和按照国务院规定设立的并向社会公告的税务机构。三合税务所有权依法对其辖区的税收征收进行管理。音乐学校是一个民办培训机构，其从事的业务是声乐表演、舞蹈表演、钢琴演奏等艺术培训活动，而非学历教育劳务。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但不等于免税或者不征税。我国现行的有关营业税方面的明确、具体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由国务院颁布的《营业税暂行条例》、财政部的《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以及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其它规章规定的。民办学校是否享受国家规定的税收优惠政策，税务机关应当依据相关行政法规和规章执行。《营业税暂行条例》第8条第1款第（4）项规定，学校和其它教育机构提供的教育劳务，学生勤工俭学提供的劳务，免征营业税。《营业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26条第l款第（3）项对前述规定进行了具体解释，即：免征营业税的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是指普通学校以及经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同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国家承认其学员学历的各类学校。音乐学校既不是普通学校，也不是经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同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学校，而是经县教育局批准成立的、国家不承认其学员学历的学校。因此，音乐学校不属于免征营业税的对象。《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教育税收政策的通知》第1条第1款对教育劳务免征营业税的范围作了明确规定，即：对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教育劳务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音乐学校不是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而是从事艺术培训的学校，其取得的培训收入，不属于免税范围。《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第38条第1款规定，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和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依法享受与公办学校同等的税收及其它优惠政策。然而，音乐学校不属于上述情形。首先，音乐学校不是捐资举办的民办学校；其次，音乐学校在向三合税务所办理税务登记和纳税申报时，既未提交其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书面申请，也未提供证明其为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的任何证据，无法认定其是出资人不要求取得合理回报的民办学校。《营业税暂行条例》第5条规定，纳税人的营业额为纳税人提供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向对方收取的全部价款和价外费用。
依法行政案例教学篇10
【关键词】后4%时代；教育经费投入；教育投入法；保障机制
中图分类号：G4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4）13-0108-04
一、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11年未达到GDp的4%是有法不依
全国人大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五年规划纲要》，中共中央文件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共规定过10次。
1.1993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发〔1993〕3号）第四十八条中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包括：各级财政对教育的拨款，城乡教育费附加，企业用于举办中小学的经费，校办产业减免税部分）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百分之四，达到发展中国家八十年代的平均水平。”
2.1994年7月3日，《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国发〔1994〕39号）第二十二条规定：“《纲要》提出，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应达到4%，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和实施步骤，认真加以落实。”
3.1999年1月13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二十一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第四十二条规定：“要按照《教育法》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规定，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努力实现4%的目标。”
4.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努力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大教育投入，逐步实现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4%的目标。”
5.2006年3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第二十八章第四节规定：“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
6.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规定：“明确各级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职责，保证财政性教育经费增长幅度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幅度，逐步使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
7.2010年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第十八章第五十六条规定：“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
8.2011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
9.2011年3月16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达到4%。”
10.2012年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坚持优先发展教育。中央财政已按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编制预算，地方财政要相应安排，确保实现这一目标。”
这10次中，有中央政治局的文件，有国务院的行政法规，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以及2011年《政府工作报告》和2012年《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通过的则具有法律效用。当然，中央政治局的文件、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必须严格执行，不达到4%是有法不依。11年未达到4%呼唤《教育投入法》。
二、对《教育投入法》立法的回顾
（一）政府对《教育投入法》立法的规定
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第四十七条规定：“通过立法，保证教育经费的稳定来源和增长。”
2004年3月3日，国务院批转的《教育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发〔2004〕5号）规定：“加强和改善教育立法工作，完善中国特色教育法律法规体系。……适时起草《学校法》、《教育考试法》、《教育投入法》和《终身学习法》，……适时制定符合实践需要的部门规章，积极推动各地制定配套性的教育法规、规章，力争用五至十年的时间形成较为完善的中国特色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1994年7月3日，国务院颁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国发〔1994〕39号）规定：“应制定并颁布《实施义务教育投入条例》，明确规定各级政府要采取有力措施，保证和不断增加对义务教育的投入。”
2004年1月5日，《中国教育报》公布的“教育部公布2004年度工作要点”规定：“完善中国特色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开展起草《学校法》、《终身学习法》、《教育投入法》和《教育考试法》的可行性研究。积极推动各地制定配套性的教育法规和规章。”
20年过去了，《教育投入法》仍未立法。
（二）对全国人大代表关于《教育投入法》议案的反馈
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后，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对《教育投入法》的议案就开始了。中国人大网（）披露如下：
1.1994年10月27日，《关于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教科文卫委员会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显示：“许鹏等32位代表、朱盛科等32位代表、平等32位代表、赵师庆等32位代表、白枫等32位代表提出第71号、81号、457号、467号、530号议案，建议尽快制定‘教育投入法’。”
2.1995年10月30日，《关于第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教科文卫委员会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报告》显示：“贺桂梅等32位代表、白枫等33位代表建议制定‘教育投入法’的议案（第369、519号）。教育投入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保证，教育法中已有‘教育投入与条件保障’一章，目前，国家教委正在起草‘教育投入条例（草案）’，即将报请国务院审议。建议国务院先颁发教育投入条例，经过一段实施后，再考虑制定‘教育投入法’。”
3.1996年10月29日，《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八届四次人大代表提议案审议报告》显示：“赵师庆等31位代表建议制定《教育投入法》的议案（第508号）。……本委员会认为，国务院应抓紧制定配套的行政法规，并由国家教委对是否制定《教育投入法》提出研究、论证的意见。”
4.1997年11月1日，《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八届五次人大代表提议案审议报告》显示：“赵师庆等32位代表建议制定教育投入法的议案（第403号）。”
5.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显示：“党磊等32位代表、夏秀蓉等30位代表、徐廷生等32位代表、陈癸尊等32位代表、杨崇龙等60位代表、袁崇孚等32位代表、赵师庆等32位代表、孔繁超等32位代表以及安徽代表团建议制定教育投入法的议案（第18号、56号、155号、298号、487号、658号、688号、692号、699号）。……教科文卫委员会建议国务院抓紧制定教育投入条例，与教育法有关规定相配套。同时，地方也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
6.2006年10月30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显示：“周晓光等30名代表、张志■等32名代表、阮文忠等34名代表、阿不都拉等33名代表、王斌泰等72名代表提出制定教育投入法的议案共5件（第309号、第737号、第785号、第802号、第983号议案）。财经委员会商教育部后认为，……该议案属于‘制定或修订法律的条件尚不成熟，建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制定或修订有关行政法规、实施办法，或作进一步研究。’”
7.2008年10月24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议案的审议意见》显示：“对王荣华等30名代表（第76号议案）和王梅珍等31名代表（第395号议案），财经委员会同意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的意见。”该项议案属于“53件议案提出的22个立法项目需要立法，建议有关部门加强调研起草工作，待草案成熟时，争取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后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安排审议。”
8.2010年10月1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显示：“袁敬华等30名代表（第144号议案）提出，建议制定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法。财政部认为，是否另行单独制定一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法还需进一步研究和论证。财经委员会同意财政部的意见。”该项议案属于“34件议案提出的31个立法项目，建议继续开展立法调研论证，同时通过改进工作解决议案关注的问题。”
上述对全国人大代表关于《教育投入法》议案的反馈有两个值得重视的信息：
第一，1995年10月30日的“报告”提到“目前，国家教委正在起草《教育投入条例（草案）》，即将报请国务院审议。建议国务院先颁发教育投入条例，经过一段实施后，再考虑制定《教育投入法》。”1998年12月29日的“报告”提到“考虑到保证教育投入的现有法律规定有的还比较原则，为增强法律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建议国务院抓紧制定教育投入条例，与教育法有关规定相配套。同时，地方也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地方性法规。”
第二，2006年10月30日以前的“报告”都由“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提出，而2006年10月30日开始的“报告”由“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
（三）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出台的关于“教育投入”的规定、条例
1.中央政府未出台过关于“教育投入”的条例
虽然，1995年的“报告”提到“目前，国家教委正在起草‘教育投入条例（草案）’，即将报请国务院审议。建议国务院先颁发教育投入条例。”和1998年的“报告”提到“建议国务院抓紧制定教育投入条例”。但至今未出台过关于“教育投入”的条例。2011年6月29日，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国发〔2011〕22号）。
2.地方政府出台的关于“教育投入”的规定、条例
1994年11月30日，江西省制定全国第一部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专门法规《江西省义务教育经费筹措和使用管理办法》。
1998年6月9日，黑龙江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黑龙江省义务教育投入条例》。
2000年3月10日，广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于审议通过了《广州市教育经费投入与管理条例》。
2001年8月29日，抚顺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过了《抚顺市基础教育投入条例》。
2008年12月22日，汕头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了《汕头市基础教育投入保障条例》。
三、教育经费投入的法规保障机制
（一）有法可依――制定《教育投入法》
1.《教育投入法》的层次
全国人大制定《教育投入法》，国务院制定《教育投入条例》，各省、市、自治区人大和政府也要相应对制定《教育投入条例》。
2.《教育投入法》中投入的内容
《教育投入法》中投入的渠道应包括《教育法》已经确立的财、税、费、产、社、基等多渠道教育投入的体制。应注意法律的稳定性和严肃性。如2011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中规定的“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按比例计提教育资金”毕竟是权宜之计；又如非义务教育收费的标准多少年不变也不符合居民收入逐年增加和物价逐年增长的现状；再如捐赠的减免税也应有相应的规定。
3.《教育投入法》中支出的内容
虽然是《教育投入法》，也应有用好管好教育经费的规定。2011年6月29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国发〔2011〕22号）是一个“投入”方面的行政法规，其第四部分即为“合理安排使用财政教育经费，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其中：一是合理安排使用财政教育经费；二是全面推进教育经费的科学化精细化管理。
（二）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要明确“法律责任”
《教育投入法》对投入等的规定是前提，其固然重要，但4%是法定指标，却11年可以不执行、不落实。因此，《教育投入法》在制定时对教育经费投入的法规保障机制重点在于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1.《教育法》中关于经费拨款的“法律责任”限在“预算”层面
《教育法》第七十一条规定：“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按照预算核拨教育经费的，由同级人民政府限期核拨；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预算”谁制定？政府制定，虽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但政府的预算就是不按4%的法定指标编制，却在《教育法》中不算违法。
2.“考绩”不能替代“法律责任”，且“考绩”尚未认真执行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按照党的十二大的决策，把教育摆到战略重点的地位，把发展教育事业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上级考查下级都要以此作为考绩的主要内容之一。”
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规定：“把重视教育，保证必要的教育投入，为教育办实事，列为各级领导干部的任期目标责任制和考核政绩的重要内容。”
2013年6月，指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再也不能简单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了。”邓小平也曾指出：“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少讲空话，多干实事，再穷也要照顾科教经费，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发展教育事业不增加投资是不行的。在今后一定时期内，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现在，各级都有一些领导干部，宁肯把钱花在并非必要的方面，对于各种严重浪费也不感到痛心，唯独不肯为发展教育而花一点钱，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因此，《教育投入法》在规定“法律责任”时必须对教育投入和用好管好教育经费有明确的可操作性的规定，这样才能真正成为刚性的保障机制。
四、保障机制离不开监察与审计监督机制
（一）教育投入离不开监察
教育投入由谁监督？虽然不少全国人大代表据理力争，但11年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我国实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政府不依法落实教育投入怎么办？《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十八条规定：“监察机关对监察对象执法、廉政、效能情况进行监察，履行下列职责”第一款规定：“检查国家行政机关在遵守和执行法律、法规和人民政府的决定、命令中的问题。”
（二）用好管好教育经费离不开审计
1.后4%时代更需要管好用好教育经费
2013年1月9日，袁贵仁在201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筹好用好管好教育经费。4%的实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今后要在保证教育经费持续稳定增长和用好管好上下工夫。……二是用好经费。要坚持科学的投入方向，围绕育人这个根本和公平与质量这两个重点，统筹各级各类教育事业发展，合理确定经费投入比例，优化经费投入结构。要强化正确的政策导向，坚持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向困难群体倾斜，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三是管好经费。今年将实行新的中小学财务制度和高等学校财务制度，修订中小学校会计制度和高等学校会计制度，加大高校总会计师选拔委派工作力度，推动健全学校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出台高校财务信息公开办法，保证教育经费从分配、使用到评估都在阳光下运行。要坚持勤俭办学，反对铺张浪费，做好财务预决算公开、‘三公’经费公开。”
2013年4月15日，教育部的《关于开展“教育经费管理年”活动，进一步用好管好教育经费的通知》指出：“随着财政教育投入的大幅增加，用好管好教育经费的任务更突出，要求更迫切，社会关注度更高。教育部已把2013年确定为‘教育经费管理年’。为推动、指导各地、各校开展好‘教育经费管理年’活动，进一步用好管好教育经费，促进事业科学发展，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2.管好用好教育经费需要审计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必须努力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各级财政和审计部门要加强财务监督和审计，共同把教育经费管好用好。”
1993年2月8日，国家教委、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联合的《关于中央部门所属普通高等学校深化领导管理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规定：“高等学校要加强资金管理，杜绝浪费现象；……要建立健全财务制度和审计制度，切实把教育经费管好用好，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由此可见，后4%时代教育经费投入的法规保障机制，首先要制定《教育投入法》，同时要明确“法律责任”。保障机制离不开监察与审计监督机制。
【参考文献】
[1]乔春华.高等教育投入体制研究[m].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