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协议篇1
韩美自由贸易协议（fta）自2006年展开谈判，终于在2012年3月15日正式生效。韩美自贸协议的签署，除了进一步深化韩美之间的经济合作，也让韩国成为亚洲唯一与欧盟及美国签署自贸协议的国家，使韩国产业的出口竞争力迅速提升。韩国在国际市场上是台湾强劲的主要贸易对手，美国又是台湾第三大出口地区，韩美自贸协议的签署对台湾经济当然产生很大的影响。
韩美自由贸易协议（fta）自2006年展开谈判，终于在2012年3月15日正式生效。韩美自贸协议的签署，除了进一步深化韩美之间的经济合作，也让韩国成为亚洲唯一与欧盟及美国签署自贸协议的国家，使韩国产业的出口竞争力迅速提升。韩国在国际市场上是台湾强劲的主要贸易对手，美国又是台湾第三大出口地区，韩美自贸协议的签署对台湾经济当然产生很大的影响。
韩美自贸协议的谈判过程
自2006年6月起，韩美展开自贸协议谈判，历经8个回合、两次高层首脑会议，耗时10个月，最后赶在美国贸易授权法失效日前90天的2007年4月1日达成协议，并于6月30日完成签署。许多人好奇，为什么美国会选择韩国签署自贸协议？韩国人有什么本事说服美国人上谈判桌？这其中当然涉及许多政治、区域经济或战略考量，若仅就经贸角度来看，则需要从韩国的对外贸易政策谈起。
发生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是导致韩国贸易政策由关注多边体系转变至自贸协议双边协定的关键因素，当时wto新回合谈判进度不如预期，身处在日本及中国两大经济体的竞争夹缝中，韩国开始思考以签署自贸协议来争取更多贸易机会，以挽救经济颓势。金大中政府(1998—2003年)于1998年指定智利为首个签署对象(2004年4月韩智自贸协议生效)，并开始与重要出口市场如美、日、欧盟等进行谈判。
同年，韩国外交通商部扩大改组，设置“通商交涉本部”，统筹对外经贸谈判事务。当时韩国遭逢金融风暴，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接管，经济大幅衰退，民族自信心低落，在金大中政府领导下，强调市场自由化的“新自由经济政策”并未遭逢劳工及农业团体的反对，加上与智利的贸易互补性高，南北半球气候相反对农业冲击小，韩智自贸协议谈判进行得相对比较顺利。尽管如此，韩国洽签自贸协议的速度仍明显落后同区域的日本及中国(2001年日本与新加坡签署自贸协议，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自贸协议)，韩智自贸协议于2002年10月达成协议后，历经1年半才获国会批准。
此后，卢武铉政府于2003年8月发表“fta战略路线图”，采取同时与多国洽签的多轨并进模式。当时短期锁定新加坡、欧盟及日本，中期对象为墨西哥、加拿大、东盟与中国，长期目标则是美国、欧盟与印度。韩国最早曾于90年代末与美国、欧盟接触，表达希望签订自贸协议的意愿，当时美、欧因关注多边贸易自由化而持冷漠态度，韩国因此调整步伐，先与加拿大及墨西哥进行洽谈，以换取美方关注。
金大中、卢武铉政府都积极与朝鲜修好，推行“阳光政策”。当时韩美关系一度陷入低迷，加上美国担忧中国崛起，恐影响其在东亚的影响力，态度开始转变。紧接着，韩国对减少本土电影播放配额做出让步(韩美之前洽谈双边投资协定时，即因电影配额议题未达美方要求而致谈判中断)，以及考虑开放美国牛肉进口等关键决定，希望换取美方同意进行磋商，当时韩国通商交涉本部长金铉宗曾两度赴美进行游说，终于顺利促成韩美开展自贸协议谈判。
尽管当时国内反对压力很大，但韩国政府仍坚持推动。2006年11月22日，反对韩美自贸协议的7.4万名群众在全国13个城市同时举行示威活动，袭击7个城市及地方政府大楼，韩国警方出动2.5万警力，最终仍决定签署该协议。
韩国推动自贸协议的举措
韩国为推动自贸协议，在法制及政府组织方面做出若干调整。在法制方面，颁布各项法令，包括“签署fta的程序规定”总统令，在外交通商部设置“fta推动委员会”，授权通商交涉本部长主导，15名委员来自企划财政部、知识经济部及农林水产食品部常务次长官员；另外还设置“fta民间咨询会议”，听取民间及专家意见，最后提交由企划财政部长主持并召集各部会部长参加的“对外经济部长会议”决定洽签事宜。在政府组织方面，2004年12月，外交通商部增设fta局，下辖4个课，有人员30余名。除政府机构、研究智库外，全国经济人联合会、韩国贸易协会及中小企业协同组合中央会等民间工商团体同时进行fta相关研究；每回合谈判结束，民间工商团体代表可参与公开听证会，表达意见及了解谈判过程。
为了凝聚全民共识，减少推动fta的阻力，韩国于2007年5月成立“fta国内对策委员会”，成员一半来自各部会首长，一半来自产、学、媒体、劳工等民间人士，企划财政部长及民间代表共同担任委员长，藉由民间参与意见，提供政府谈判与制定产业损害对策的参考。该机构下设“fta国内对策本部”，由企划财政部次长出任本部长，负责部会横向联系及与国会、媒体、民众及各利益团体沟通协调、对外宣导等事宜。在首尔地铁车厢、公车及各类媒体上，处处可见fta宣传海报及说明资料，配合漫画，向国人介绍fta的好处。
2008年李明博执政后，以极有效率的速度将18个部会精简为15个部会，原先负责韩美自贸协议谈判的fta局被改组成fta政策局及fta谈判局，各下辖4课，增设fta谈判代表，由常务次长担任。目前韩国外交通商部内负责自贸协议谈
判事务的人员超过100人，其中具有公务员资格的约60余人，其余则为非正规职务的律师、学者以及精通各种语言的高级专业人员，用人颇具弹性。
李明博政府的目标是在任期届满的2013年，签订自贸协议的贸易额占整体贸易的55%，一跃成为全球“fta枢纽”。目前，韩国已与智利、新加坡、美国、欧盟、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签订自贸协议并正式生效，已签订自贸协议但尚未生效者有印度等国家；谈判正在进行中的有秘鲁、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墨西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等；目前仍处在共同研究阶段的有日本、中国、南方共同市场、土耳其、俄罗斯、哥伦比亚、以色列及南非关税同盟等。
早在韩美自贸协议正式生效前，韩国政府便未雨绸缪制定完整的产业救济对策，包括修订《农渔民支援法》及《贸易调整支援法》，对国内受损的农渔业、制造业以及相关服务业部门按类别制定救济措施及就业支援对策。其中，2008年至2017年对农渔产业的补偿预算达到20兆韩元，对产业及劳工提供救济。韩国外交通商部坦言，协定生效前的产业损害评估、协定生效后的配套措施(包括救济对策及如何提升产业竞争力)以及协定的执行(包括如何增进厂商对原产地证明申请程序的了解以提高优惠关税的利用率)等，才是推动fta的重点工作所在。
除了争取国会批准外，韩国政府还审慎处理岛内利益团体的关切。韩国人标榜自己“身土不二”(即劝诫不要吃外国米、外国水果、外国肉等，以抵制外国农产品)。韩国民众普遍认为，农业的问题不在农业产值有多少，而是拋弃农业即象征拋弃国土、人民健康，甚至民族文化。但实际上，韩国农业生产力并未因贸易保护而改善，国内农产品价格始终在国际上名列前茅。尽管韩国自产的牛肉每公斤4万至5万韩元，而美国牛肉每公斤仅1万至1.5万韩元，但韩国人却普遍反对开放美国进口牛肉。据估计，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后，自美国进口农产品将增长一倍以上，国内将有13万人失业。
韩美自贸协议的内容
韩美自贸协议共分24章，除了国民待遇与货品市场进入、原产地规定、关税事务及贸易便捷化、食品安全检疫与动植物检疫规定、贸易救济、争端解决等一些基本的fta框架之外，还针对农业、纺织成衣业、制药业及医疗设备业、金融服务、通信等业别进行专章讨论，同时在电子商务、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劳工、环境及透明化等议题上特别列出专门章节加以规范。可以看出韩美自贸协议的范围比一般自贸协议更为深入，在免除关税障碍及市场进入之外，也希望针对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劳工、环境等议题进行开放处理，超越普通的wto规范。
在关税减让部分，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前，农产品名义平均关税税率为美国6.38%、韩国40.79%，而工业产品的名义平均关税税率则为美国3.26%、韩国6.38%，可以明显看出韩国农工产品税率远高于美国农产产品税率。
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后，美国除了26项乳制品采取关税配额之外，其他农产品将在10年内降为零关税；而韩国农产品中，除稻米不予开放外，其余如奶粉、奶酪、大麦、爆玉米花、食用黄豆、食用奶清、加工淀粉等采取关税配额或季节关税模式，其他农产品则分为6阶段，于20年内逐步取消关税；韩美工业出口产品则统一采取4阶段降税，分为立即免税、3年、5年、10年4种方式调降，在10年内降为零关税。
从今年协议生效时日起，美国有87.3%的工业产品（共7694项）及57.54%的农产品（共1057项）关税立即降为零。规定零关税的主要工业产品包括韩国的纺织品，如毛衣、袜子、化纤短纤维织品、帘布织品等，以及撤除汽车零组件及小汽车关税等，农业产品则免除天然蜂蜜、西洋菜、黄瓜、蕃茄等关税；3年内剩下的3.93%的工业产品（共346项）及0.76%的农产品（共14项）关税将降为零，5年内剩下的3.96%的工业产品（共349项）及21.96%的农产品（共397项）关税降为零，5年后总计5.23%的工业产品（共8389项）关税降为零，以及79.92%的农产品（共1468项）关税降为零。
另外，韩国有89.79%的工业产品（共8577项）及28.55%的农产品（共493项）关税立即降为零。规定零关税的主要工业产品包括美国的纺织品，如：丹宁布、长纤维、强力纱等，并立即撤除美国汽车进口关税；农业产品则免除大豆、小麦、棉花、樱桃、杏仁、开心果、威士忌、葡萄干、葡萄酒及葡萄汁等关税；3年内剩下的6.22%的工业产品（共594项）及9.61%的农产品（共166项）关税将降为零，5年内剩下的1.92%的工业产品（共183项）及18.99%的农产品（共328项）关税降为零；五年后总计97.93%的工业产品（共9354项）关税降为零，57.15%的农产品（共987项）关税降为零。除了稻米排除不予开放之外，比较敏感的美国猪肉及鸡肉，将在10年内分阶段取消关税；美国牛肉则在未来15年内分阶段取消关税，美国苹果及水梨则在20年内取消关税。
对台湾经济的冲击
由于韩国是台湾在国际上的主要竞争对手之一，美国又是台湾第三大出口地区，2011年台美贸易总额高达621亿美元，占台湾贸易总额的10.5%，因此韩美自贸协议对于台湾经济当然有很大的冲击。就总体面观察，依据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的报告初步评估：台湾实质gdp将减少0.04%，总出口量将减少0.06%，总进口量将减少0.09%，总产量将减少0.06%，贸易余额减少2200万美元，社会福利将减少1.56亿美元。
从贸易结构来看，2011年台湾出口至美国产品金额为363.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5.6%，顺差达106.1亿美元，增长74.3%。美国是台湾第三大出口目的地，然而若观察台韩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的消长情况，2011年1至11月台湾出口产品在美国市场占有率为1.73%，韩国占有率则为2.55%，可以看出台湾已被韩国超越的事实。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后，韩国在美国市场的优势将更扩大。
台湾与韩国的产业发展程度相似，多数产业属于直接竞争状态。台韩出口至美国的产品有70%集中在信息电子、机械产品及汽车相关产品。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后，台湾部分出口至美国的产品相对韩国将支付较高的关税，单就关税减免部分就会有所冲击。根据台湾“经济部工业局”评估，2010年台湾出口至美国享受零关税的产品共计1955项，总贸易金额为226亿美元，占2010年出口至美国总值的66%，因此这部分不会受到韩美自贸协议的影响，包括钢铁、药品、玩具、建筑机械、农业机械、家具、医学材料等，以及适用信息科技协议（ita）的信息电子产品等。
然而在非零关税的产品中，台韩原来出口美国的平均名义关税税率均在6%以上，其中台韩竞争产品有2,489项，以2010年数据为例，此部分台湾出口至美国的金额达111.16亿美元，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达2.02%，占台湾出口至美国金额的32%，而同期间韩国这些产品无论在出口至美国金额、市场占有率及出口占比上都超越台湾。韩美自贸协议一旦生效，台湾这些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立即受到冲击，预计中高度冲击及可能受到威胁的产品共计1211项；以2010年数据计算，出口金额达34亿美元，占台湾出口至美国金额的9.8%。
依据推估，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后，台湾受冲击产业以纺织、塑料中下游制品、机械业为主，其中又以纺织业的纺织成衣、玻璃纤维、织袜、袋包箱、制鞋等业别将首当其冲，预计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后，台湾纺织品可能被韩国取代金额达5957万美元，占台湾纺织品出口美国金额的5.15%。
其次为塑料产品，依照其逐步降税的期程，初期立即降为零关税产品占比较低，因此，初期受取代金额预计为2938万美元，占出口美国金额的25.64%，然而在生效5年后所受的影响将逐步扩大。至于在机械业方面，预计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后，台湾产品遭韩国取代的金额为6613万美元，占出口美国比重的4.72%。
一般而言，关税税率越高，将来因自贸协定产生的贸易转向效果越大。因此，美国目前关税高的项目受美韩自贸协定影响最大，台湾产品在美国市场容易因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而被韩国货品取代。以电视产品为例，台湾与韩国属同质竞争，而美国电视关税在3.9%至5%之间，就美国的工业产品关税来说相对较高，美韩自贸协定的市场开放对台湾更具威胁性，但台湾产品是否完全被韩国货取代，仍须视台湾产业未来是否能够提升竞争力，与韩国产品区隔市场而定。
台湾如何应对
面对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对台湾经济的冲击，台湾岛内相关部门已提出相关政策应对，包括积极推动与美国洽签自贸协议或是台美投资贸易框架协议（tifa）谈判、推动台湾加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tpp）、强化对美出口及开拓其他新兴市场、协助产业技术升级或转型、针对受冲击产业拟定应对措施等。
此外，台湾也在学习借鉴韩国拟定自贸协议的战略蓝图，制定台湾签署自贸协议的整体战略。韩国在2003年制定“自贸协议战略蓝图”，立志成为亚太自贸区枢纽，9年间已经与全球45个国家和地区完成签署自贸协议。韩美自贸协议谈判前后历经6年，经过两次签署，若无整体战略，恐无法突破瓶颈而生效。
台湾当局一直希望与美国进行台美投资贸易框架协议（tifa）的谈判，也希望在10年内加入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协议（tpp）。然而因为美国牛肉开放问题，至今在岛内引起抗议声不断，导致tifa延宕5年而无法继续谈下去。事实上，从中华经济研究院的预测报告可以看出，韩美自贸协议生效后，虽然韩国农工产品大幅开放，然而总体效益却是正面的，韩国实质gdp将增长0.65%、总出口量将增长2.2%、总进口量将增长2.68%。台湾学者建议，台当局着眼于整体经济的效益，应该向韩国学习，积极推动签署类似的自贸协议。
从韩美自贸协议的谈判过程可以看出，台湾若无处理敏感项目的能力，很难再进一步走向贸易自由化，并享受开放的成果。因此，台湾应该学习韩国在韩美自贸协议问题上如何处理美国牛肉等敏感项目的处理方式，并在韩美自贸协议开放方式及过程中，了解美国可能要求开放的项目以及其敏感项目，拟定台湾与美国的谈判内容与策略。
自由贸易协议篇2
关键词：最惠国待遇；Gatt第24条；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
中图分类号：DF9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894(2010)02-0036-08
一、wto的最惠国待遇条款和自由贸易区的兴起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以求分享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红利。但是，由150多个成员参与的多边贸易谈判，达成协议并非易事。wto多哈回合谈判步履艰难，说明世贸组织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巨大的挑战，短期内实现突破并按原计划完成多哈回合的谈判已不现实。
在这种情况下，Fta就成为各国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次优选择。根据wto秘书处的统计，截至2009年9月，wto成员中通知到wto秘书处的已经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已有263个，其中自由贸易区协定有155个。美国和欧盟的实践带动了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积极参与到自由贸易区协定的潮流中。就美国的全球贸易政策来说，特别是其对wto的态度来说，这些自由贸易区协定的谈判表明美国并不是将其全部外交努力都置于wto框架下的多边谈判之中。的确，这种Fta是基于wto的最惠国待遇原的例外而建立的，而最惠国待遇又是Gatt1947中的基础，此后在GatS中也有体现。
最惠国条款的适用要求wto成员方对所有其wto成员的贸易待遇不低于其给予任何其他成员方和任何其他第三方的待遇。例如，最惠国条款的目标在于确保wto任一成员方能得到其他任何给惠方给予任何受惠方在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优惠，所以，约翰.H.杰克逊将最惠国条款称作贸易自由化的“放大器”。而赵维田先生则认为：最惠国原则的独特法律结构具有一种奇妙功能：自动减少贸易限制的多边效应……自由贸易纯属一种理想和宗旨，在现实世界无法完全排除或阻止各国以各种理由采取的不恰当的干扰和限制，人们只能尽力减少它们。若从最惠国待遇的“最惠”背后含义的“最少限制”意思上理解，恰能满足这个要求。再者，最惠国的这种自动放宽限制的多边效应，还有助于国际统一规的形成。在历史上作为民间侨商领袖领事的职能与特权就是借助最惠国条款而逐渐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的。
这些Fta协议是对最惠国待遇原的明显的偏离。这些协议大部分内容全面而详细，不仅仅包括wto协议所涵盖的两大领域一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还包括投资、知识产权、农业、纺织、争端解决和政府采购。因为这些事项被越来越多的Fta所涵盖，在全球层面就存在两个平行的规，一方面这些事项是wto的职责，一方面这些事项又被大量的相关的Fta协议所规制。
纵观Fta的兴起，本文认为Fta的出现一方面有其特定的历史因素，最惠国条款的例外使得F了a获得了其正当性，但由于Gatt1994第24条的偶然性使得当时的谈判各方都对Fta(Rta)并未有实质性的理解，对Fta(R7a)对wto的影响也并未进行足够的评估(毕竟，当时的最主要目标是排除一些困难达成一个多边的贸易协议)。wto区域委员会以及争端解决机构对Fta的审查并未阻挡各国建立Fta的步伐，Fta的不断发展使其正成为平行于wto体制之外的法律体系。
二、Gatt第24条是谈判各方妥协的结果，具有历史的偶然性
如上所述，Gatt是建立在普遍的最惠国待遇基础上的。最惠国待遇原则，被称为“国际贸易的柱石”，其在Gatt中是如此重要，所以被写入Gatt第一条第一款当中。Gatt签订50年之后，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也有了这样的条款：“在本协定项下的任何措施方面，各成员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任何其他成员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以不低于其给予任何其他国家相同的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待遇。”而《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也规定：“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一成员给任何其他成员国民的任何好处、优惠、特权或豁免，应立即无条件地给予所有其他成员的国民。”
在Gatt和GatS中都有这种规允许wto成员根据一定条件来使用最惠国待遇的某些例外，其中关于Fta的例外规定在Gatt第24条和GatS第5条。这些例外本来是为关税同盟设计的，但在谈判过程中扩大到Ftas。根据wto秘书处的研究，Gatt第24条是所规定的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是“Gatt基本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的“主要例外”。
根据Gatt第24条第5款，只要满足一定条件，Gatt的规定“并不禁止缔约方领土之间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或禁止通过形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的协定”。GatS第5条实际上是简写版的Gatt第24条，其规定：本协定不禁止任何成员参加或达成在参加方之间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定。
如上所述，上述条款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允许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我们要理解Gatt第24条中“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的形成”这句话，我们必须追溯到Gatt的谈判过程去考察。在1947年Gatt谈判时，Gatt的谈判者同时也是当时欧共体(eC)的谈判者。美国当时有两个相关的目标，鼓励欧洲形成欧共体以便在欧洲培育经济增长和政治问题，再一个就是极力推行将最惠国待遇作为Gatt的基础。
Gatt第24条和GatS第5条所列的条件表明谈判各方在当时希望在鼓励欧共体建立和坚持最惠国待遇原的协调立场。Gatt第24条所确立的模式表明缔约方不仅可以建立一个内部取消贸易限制的区域，也可以是一个国家的联盟，这个联盟不仅采取一致的对外关税，也可以采取其他一些规制贸易和经济的政策。
也许Gatt1947的起草者当时仅仅出于某种权利与利益的平衡而在第1条“普遍最惠国待遇”(Generalmost―Favoured―nationtreatment)第2款保留了特惠制，并在相应的附件中作了具体的制度安排，24条即为其中之一。但在始作俑者“帝国特惠制”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之后，Gatt1994依然保留并加强了第24条，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现实需要。基于各种的原因，区域贸易集团在Ga了运作的数十年中得以蓬勃发展，Gatt的绝大多数缔约方都参与其中，如果wto不认可这些区域贸易集团的法律地位，很可能导致其自身的危机。因此，承认其合法性是wto的唯一选择。
即使如此，作为一个正式事项，欧共体／欧盟是否符合Gatt第24条中所列的条件仍然没有解决。到1995年3月的时候，对于建立一个有效的机制来决定某个特定的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协议是否符合这些条件还是很困难的。1996年，wto建立了一个区域贸易协议委员会来审查提交上来的协议以决定它们是否与Gatt第24条相符。这个委员会已经收到了
大量的区域性和双边的协议供其审查。其中对于建立一个Fta的主要条件可以概括如下：
自由贸易区应理解为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一组关税领土中，对成员领土之间实质上所有有关产自此类领土产品的贸易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Gatt24条(8)(b))。
每一成员领土维持的且在形成此种自由贸易区或通过此种贸易协定时对非自由贸易区成员或非协定参加方的缔约方实施的关税或其他贸易法规，不得高于或严于在形成该自由贸易区或签署协定之前相同成员领土内存在的相应关税或贸易法规(Gatt24条(5)(b))，以及任何临时协定应包括一个在合理持续时间内形成此种关税同盟或此种自由贸易区的计划和时间表(Gatt24条(5)(c))。
三、Gatt第24条的历史偶然性遭成条文本身的不足
由于Gatt第24条在谈判过程中的妥协，使得该条款的制度价值大打折扣。尽管Gatt第24条为区域贸易安排设计了一套较完整的规，仅从字面上来看，这种设计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区域贸易安排贸易促进的目标。但第24条在实践中的运用并不成功，究其原因，一是第24条在用语上有多处含混不清，给具体实施带来困难，如“总体上不得”(shallnotonthewhole)、“实质上所有贸易”(sutantiaHyauthetrade)、“实质相同”(substan-tiaHythesame)等，二是尽管第24条赋予缔约方全体对区域贸易安排的管理和监督权，甚至可以制止不合乎标准的“临时协议”生效，但所需权限不具有强制性且报告需要全体一致通过，一旦受审议的缔约方拒不执行或理睬，Gatt缔约方全体就处于软弱无力的状态。尽管Gatt自成立以来曾成立众多工作组专门来审查区域贸易安排与第24条的一致性，但工作组都没能作出明确结论，仅有的一个例外是对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关税同盟作出了与Gatt完全相符的评价。
著名wto专家杰克逊也指出，很多情况下，Gatt没有提供充分的纪律来阻止区域贸易安排以一种在第24条的语言中未曾考虑到的方式削弱建立更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目标。不过，在乌拉圭回合的成果包括了一项“1994年Gatt第24条的解释谅解书”。谈判代表们希望达成该谅解书，以解决上述问题。虽然这没有改变Gatt1994第24条的语言，但是，该谅解书为处理第24条中一些含糊不清的问题确立了某些解释和指南。非常重要的是，谅解书还规定，涉及到关税同盟、自由贸易区或临时安排有关的第24条问题，可援用Gatt1994的争端解决条款。
从Gatt到wto共有3个案件涉及Gatt第24条，分别是1996年的土耳其案、1996年墨西哥海关估价案和1998年阿根廷鞋类保障措施案，其中最重要的是土耳其案。
土耳其案的起因是土耳其根据土耳其一欧共体联合会1996年生效的1／95决定所确立的土欧间关税同盟的最后阶段的实施规则，为在纺织品部门适用与欧共体实质上相同的商业政策，从1996年1月6日起对从印度进口的19类纺织品采取数量限制。双方协商未果，印度于1998年2月2日提出设立专家组要求，声称土耳其对大范围的纺织品和衣物进口实施数量限制与Ga77第11、13条及《纺织品与服装协议》(atC)第2条不符。土耳其尽管就程序性问题、《纺织品与服装协议》下的新措施等问题提出了抗辩，但土耳其的主要抗辩是其措施是在缔约关税同盟的框架下采取的。因此，在专家组裁定土耳其的数量限制违背了其在Gatt笛11、13条，《纺织品与服装协议》第2条第4款下的义务后，问题的焦点就集中在土耳其的行为是否能依据Gatt第24条获得正当性。
专家组对土耳其提出的Gatt第24条是与wto协议独立的自容(self-contained)体系的观点持否定态度。专家组认为，Gatt第24条与wto的关系从第24条的条款本身和上下文来看是很明显的。第24条第4款表明了第24条的目标，其表述和Gatt1947(现为Gatt1994的一部分)的前言相同，而这种同样的目标在1994年的《谅解》和wto协定的前言中得到重申。专家组因此断定，该条款确认了wto协议作为单一承诺的性质，第24条的规定应与wto其他协议整体适用而不是分开适用。
上诉机构基本支持了专家组的观点，但在解释方法上进一步加强了目的论的解释方法，将对第24条第5款的解释建立在第4款阐明的关税同盟的目标上，进而将对关税同盟的评价标准置于全球贸易体制的大背景下。上诉机构批评专家组在报告中仅仅不经意地提到第24条第5款的前言，认为该前言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条款。上诉机构将第5款前言中的“因此”(accordingly)一词作为第4款和第5款的连接，进而得出结论，第5款前言及第5款中列明的条件和要求都必须在第4款中阐明的区域贸易安排的目的下解释。第5款前言明确规定Gatt的规定不得阻止成立关税同盟，第24条在某种情况下可以证明与Gatt的其他规定不一致的措施的正当性，并进而作为不一致裁定的可能抗辩。同时，结合第4款，这一例外的援引必须满足严格的条件。
尽管此后，关于Fta的争端还未出现。但由于Fta协定的大量出现，其内容也日趋复杂，各成员方在此问题上的分歧还将存在下去。
四、Fta在国际经济法制中的影响
由于区域贸易协定形成与发展的复杂性，Gatt／wto在如何保持区域贸易协定对促进贸易自由化的积极作用和限制其对多边贸易制度造成损害之间建立一种适当的审查与监控体制的企图，迄今不能如愿以偿。看来，区域贸易协定这个“烫手山芋”将会长期伴随着多边贸易体制。
自由贸易区的建立的结果是对于国际贸易有了两个平行的法律体制――一个是统一的wto体系，主要用于贸易纠纷的解决；另一个是大量的Fta协议，这些协议用来解决各种各样的纠纷。但这两个法律体制各有各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1 两者范围不同 wto协议涵盖了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争端解决程序等内容，而Fta中的涵盖范围更加广泛，而双边Fta不仅包括了wto所涉及的内容，还囊括了wto谈判所没有涉及的投资、旅游观光、科技研发、竞争、服务、劳动、环境、经济合作等诸多领域，并有可能在wto没有制订规的领域制订出新的相关的规则来。
2 Fta的协议结构更为复杂 wto是一揽子多边协议，其中的最惠国条款虽然在不同的协议中范围稍有不同，但其都是多边适用的。但是，我们通过考察Fta中的协议结构，其权利义务范围每一章节都有所不同。
以中国一新加坡自由贸易区协定为例，由于协定中明确规定该协定是“在与Gatt1994第24条及GatS第5条相一致的基础上，缔约双方建立自由贸易区。所以，在货物贸易章节和服务贸易章节就只规定了国民待遇条款，而没有规定最惠国待遇条款。在第十一章的投资章节中，则规定有最惠国条款。第十二章知识产权章节则更是将包括最惠国条款的整个
tRips协议包括进去作为该协定的一个部分。
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中，其第101条只规定在“与Gatt第24条一致的基础上建立自由贸易区”，所以其在第三章货物贸易章节没有规定最惠国待遇条款，而在第十一章投资章节、第十二章跨境服务贸易章节和第十四章金融服务章节分别规定了最惠国条款。
从上述两个条约，可以看出，在一个Fta协议中，由于其范围的宽泛，缔约方并没有将协议中每个章节的义务不加区分，而是根据与其他协定的关系和该章节的条款对缔约方的重要性分别规定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比如，货物贸易领域是wto的管辖范围，则在Fta中一般都不再规定最惠国条款。而在投资章节，由于不是wto的管辖范围，一般也没有形成多边的国际投资条款，所以这个章节几乎所有Fta都规定了最惠国条款。而在服务贸易领域，则各缔约方有不同的实践。这种实践表明，Fta协议是一个权利义务相对复杂的综合体。其法律性质已远远超越一个货物贸易协议，或者一个投资保护协定。各国希望在Fta这样一个名目下，把越来越多的事项涵盖子这样一个协定中，然后期望以后发生冲突时，通过Gatt第24条找到其正当性的依据。
3 Fta一般规定有完整的争端解决条款，使得国际贸易争端的解决多元化
在这些条约的条款中，我们可以发现几乎每个Fta中都有自己的争端解决条款，这些争端解决条款包含了各种各样的争端解决机制。
《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区协定》(《中巴协定》)第十章第58条规定了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范围：(1)避免或解决缔约双方关于本协定解释或适用的所有争端；以及(2)一方认为另一方的措施与本协定下的义务不一致，或者另一方未能履行本协定下的义务。第60条就与其他争端解决机制的场所选择问题作了规定，允许成员方在几个争端解决机制都有管辖权的情况下自由选择。第61～74条则规定了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主要包括磋商、委员会的斡旋、调解和调停、仲裁小组的设立、组成、职能以及程序规则等、执行、不执行、中止利益、一致性审议等阶段，也同样明确规定了每个阶段的时限，防止纠纷解决的过分迟延。该协定第54条则专门规定了投资者一缔约方争端解决机制。
而《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则形成了分散性争端解决机制，在这种体制下，naFta对所涉领域内不同的争端事项设置不同的争端解决机构和争端解决程序。naFta主协定内规定了3套争端解决机制，分别是：第一，第十一章B部分规定的专门适用于缔约国与另一缔约国投资者之间投资争端的争端解决机制(SettlementofDisputesbetweenapartyandaninvestorofanotherparty，以下简称“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其最大的特点在于私人投资者可直接参与争端解决程序而成为“原告方”，这一点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所没有的。第二，第十九章规定的专门适用于反倾销与反补贴税事项的审查与争端解决的争端解决机制(RcViewandDisputeSettlementinantidumpingandCountervaflingDutymatters，以下简称“aD／CVD争端解决机制”)。第三，第二十章规定了一般性争端解决机制(institu-tionalarrangementsandDisputeSettlementprocedures)，适用于上述两项内容以外事项的争端解决。两个分协定中也分别设计了争端解决机制单独处理环境问题与劳工问题的争端，主要解决缔约国未能有效执行国内环境法和劳工法而引起的争端。
Fta中的争端解决条款使得一项争端可能同时违反wto协定或者缔约方所参加的其他贸易协定，这样就会产生“场所选择”问题。如果原告选择在区域贸易协定下的争端解决机构解决争端，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构有权适用wto规则裁决该案，因为区域贸易协定已经将该规纳入协定，适用wto规就等于适用区域贸易协定。因此，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构在解释该规则时，可以参照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做出的解释。但是，如果在wto争端中，争端方援用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定进行抗辩，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不应予以考虑，除非该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定被明文纳入了wto规则。
五、中国的Fta实践和建议
1 近年来中国的实践 自由贸易区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战略。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总理在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影响继续扩散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区为我国应对危机，统筹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供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在保持我国进出口稳定增长方面发挥了明显的积极作用。
迄今，我国已达成或正处于谈判进展中的自贸区共14个，涉及31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已达成的8个自贸区贸易额占2008年我国外贸总额尚不足1／5。上述31个国家和地区按地域来看，亚洲地区主要有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东盟、巴基斯坦、海合会以及新加坡；拉美地区主要有智利、秘鲁、哥斯达黎加；大洋洲主要有新西兰、澳大利亚；欧洲主要是冰岛、挪威；非洲有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此外，中国还完成了与印度的区域贸易安排联合研究，目前正在开展与韩国的自贸区官产学联合研究，与瑞士双边自贸区联合可行性研究也有望在2009年下半年举行。
可以说，中国在自由贸易区方面已经有一定的实践。在中国已经签订协定的国家或地区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区域国家联盟(东盟)，也有我们国家自己的恃别行政区(港澳)。与中国签订Fta的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贸易往来中对中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自由贸易区协定的签订更是加速了双方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
2 对中国Fta实践的建议
自由贸易协议篇3
［关键词］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协定；法律对策
1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相关概念及其构建意义
（1）自由贸易区和自由贸易协定的概念。自由贸易区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初级阶段的重要组织形式之一。根据关贸总协定（gatt）第24条第8款b项的规定，自由贸易区应为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关税领土中，对成员国之间实质上所有产自该领土的产品贸易取消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如必要，按照第11条、第12条、第13条、第14条、第15条和第20条允许的关税和其他限制性贸易法规除外）。一般来说，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国享有对非成员国出口的关税决定权和在自由贸易区范围内对原产地规则的遵守。
自由贸易协定（freetradeagreement，ftas）指的是国家之间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相关规则，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贸易自由化所进行的地区性贸易安排。ftas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第24条和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5条。另外，ftas还可依据gatt和wto的“授权条款”签署，其较一般自由贸易区的安排更为宽松。
综上，自由贸易协定实质上是一种贸易安排，协定的缔约方所形成的区域即为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即为中日韩三国为实现相互之间的自由贸易而作出的贸易安排，协定所形成的区域即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
（2）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意义。尽管中日韩之间因政治、历史等方面问题的困扰，加之贸易中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的大量存在，给三国间的经贸往来蒙上了阴影。但总体上看，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往来较为密切，中日、中韩、日韩的贸易增长均超过中、日、韩在全球的贸易增长。虽然三国在农产品、汽车和钢铁等方面存在贸易摩擦，但三国较高的贸易依存度，即在国际分工中明显的竞争和互补关系，为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提供了很大可能性。另外，中日韩民间团体、企业和政府都对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建做出了积极努力。
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运作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一旦成立，必定会给三国提供更多贸易创造的机会，促进三国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三国间相互投资的增长，有利于三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另外，对于中日韩在能源、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以及政治、历史、外交纠纷等的化解也有着积极作用，进而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
2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存在的国际法律问题分析
（1）从签署主体上看多边协定较双边协定的签署困难。从世界范围内看，由于wto框架内多哈回合、坎昆回合以及中国香港回合谈判的不果而终，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进口中的贸易歧视措施的设定以及发达国家彼此间贸易保护措施的实施，使得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重重受阻。在这种背景下，东亚国家和地区将经济贸易合作的领域由“多边”转向“双边”，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已成为其经贸合作最为重要的手段和形式。目前，日本对构建中日自由贸易区态度并不积极，加之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的搁浅，中韩自由贸易区尚在研究之中，中日韩多边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较中韩、中日与日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困难。
（2）从拟签署协定的内容上看自由贸易开放范围的谈判任重道远。鉴于区域自由贸易本身会带来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效应，wto对自由贸易区作出了两条限制。其中之一是必须是区域内全面的自由贸易，而不能仅仅是某些方面的优惠。即自由贸易范围的不完全开放性是不符合wto框架下自由贸易协定规定的。这就意味着协定的签署需要缔约国在货物贸易、投资、服务、技术、知识产权、环保等领域达成共识。其中货物贸易所包含的农产品、纺织品、钢铁和汽车等产品的贸易，涉及三国的敏感产业。如果三国就各自的弱势产业坚持实施保护措施且互不退让，不能实现贸易范围的全面开放，很可能会使谈判陷入僵局。
（3）从拟签署协定中争议解决机制的规定看其选择适用的局限性。中日韩同为wto成员，虽三国间贸易争议不断，但通过wto争端解决机制进行解决的微乎其微，且中国多是以应诉者的身份出现。尴尬的是，在程序问题上，协定的缔约方因受wto争端解决机制强制管辖权的限制，不能排除对其的选择适用。在实体问题上，wto争端解决机制首选wto体制下的协议作为法律依据，即使享有一定自由裁量权的争端解决机构的法官在裁判时“造法”也显得十分谨慎，从而使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处于窘迫地位。由于wto争端解决机制市场的缩小且效率较低，使得一种可供涉外争议较为高效、便捷解决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的选择使用成为必要。
3构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国际法律对策
（1）实现从双边到多边协定的逐步过渡。根据目前的情况，中日韩之间可依gatt（1994）第24条第5项以及gats第5条的规定，先签署临时协定，然后在合理期限内实施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计划和进程安排。中国可以先同日韩签订三方临时协定，然后根据时机的成熟，分别签订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中日自由贸易协定、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有步骤地实现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建。
（2）拟签署协定的内容与wto相关规则相符合。在贸易开放范围的具体安排上，可以参照《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先在货物贸易领域实现自由化，然后根据对外贸易实践在服务贸易领域逐步实现贸易自由化，同时可以借鉴《中国—东盟投资协议》的内容，与日韩开展投资贸易自由化的商谈。
自由贸易协议篇4
关键词：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1]（以下简称《争端解决协议》）于2005年1月1日正式生效了，这是落实《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的重要步骤和措施，也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可以相信，该协议对于中国和东盟全面的经济贸易合作将起到重要的维护和促进作用，对于未来的中国—东盟自有贸易区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框架协议》简介
2002年11月4日，朱镕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框架协议》，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各国在法律框架下进一步拓展经济合作的空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从该文件签署生效以来，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在短短3年内就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双边贸易额在2002年为547亿美元，2004年就突破了1000亿美元，东盟已连续12年是中国的第5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也已经成为东盟的第6大贸易伙伴[2].这充分证明了《框架协议》所具有的重要推动作用和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作为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法律基础，该《框架协议》包括16个条款，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3].根据《框架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内容，其中货物贸易是未来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内容。在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后，中国与东盟的绝大多数产品将实行零关税政策，取消各种非关税措施，双方的贸易将基本实现自由化。这为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自由货物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保障。
作为一个宏观性的法律文件，《框架协议》规定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谈判时间安排、自由贸易区的时间框架、“早期收获方案”[4]、多边最惠国待遇等等。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其中最为重要的规定是贸易规则的制定，包括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争端解决机制等等，其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更是自由贸易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安全阀”。为此目的，《框架协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规定中国与东盟将逐步制定关于自由贸易区的基本贸易规则，特别在第11条提出要制定争端解决机制，以保证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的正常运转。这样，《争端解决协议》就应运而生，在2004年11月29日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第八次中国和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得到签署。应该说，《争端解决协议》是实施《框架协议》的核心机制之一，它的生效进一步加强了《框架协议》的法律效力和社会影响，使中国与东盟间全面的经济合作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
二、《争端解决协议》的主要内容
未来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由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组成，11个成员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信仰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可以想象，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解决各方之间可能出现的争端，是对自由贸易区及其法律制度的一个重大挑战。因此，《争端解决协议》规定的内容就对争端解决机制的成败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下面予以简要介绍该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争端解决协议》的性质[5].《争端解决协议》具有多边性，这是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这种多边性表现在：《争端解决协议》的缔约方并不是中国与东盟，而是中国和东盟的10个成员国。因此，该协议是一个拥有11个缔约方的多边协议。在该协议中，各缔约方享受平等的权利，能够利用该协议规定的多种争端解决方式来解决争议。各缔约方就《框架协议》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产生的争议均可以通过该协议来解决。
2《争端解决协议》的适用范围。《争端解决协议》第2条全面规定了该协议的适用范围。根据该条的规定，《争端解决协议》适用于《框架协议》下发生的争议。由于《框架协议》的范围包括其附件，各缔约方也可以继续根据《框架协议》缔结更多的协定，因此《框架协议》的内容除目前已经达成的协议之外，还包括将来依据其缔结的所有法律文件。另外，缔约方的中央、地区和地方政府根据《框架协议》所采取的相关措施也在《争端解决协议》的管辖范围之内。这就为各缔约方根据该协议来解决各缔约方的经贸争议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其管辖范围非常广泛。
另外，由于缔约方之间的争议可能同时涉及多个条约的规定，因此需要确定具体适用的争端解决程序。对此问题，《争端解决协议》规定该协议并不妨碍缔约方根据其他条约的规定解决争议的权利。但是，如果争议当事方已经选择根据该协议解决争议，除非当事人一致同意采用一种以上的争端解决机制，则当事方就不得再选择其他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争端。这样，《争端解决协议》就对根据其启动的争议解决拥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管辖权，从而提高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3磋商。《争端解决协议》为了高效、及时地解决争议，规定了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争议解决方式，以供争议当事方选择适用，从而体现了该协议的灵活性。
《争端解决协议》第4条规定了通过磋商解决争议的方式。只要缔约方根据《框架协议》直接或间接享有的利益遭到损害，或者《框架协议》任何目的的实现受到阻碍，则缔约方可以对另一缔约方提出磋商请求[6].磋商请求应当以书面形式提交，并说明争议措施、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等等。接到措施请求的一方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予答复，如未能遵守时间限制，则请求措施的缔约方可以直接要求组成仲裁庭来处理争议。可以看出，该协议既突出了磋商特有的灵活性，又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使磋商具有了一定的法律约束力。
4调解。《争端解决协议》第5条规定了调解制度。根据该条，争议当事方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调解来解决争端，也可以在任何时候结束调解。调解程序以及当事方的立场均为保密信息，调解也不得对任何一方的权利有不利影响。
5仲裁。从篇幅和规定的详细程度来说，《争端解决协议》无疑对仲裁最为重视，在第6、7、8、9条中详细规定了仲裁的相关问题。
对于仲裁庭的设立，协议第6条规定，如果在收到磋商请求的60日内或紧急案件情况下的20日内无法解决争议，则请求方可以书面告知被请求方要求设立仲裁庭，同时要说明理由，包括争议措施、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等。由于该协议并未设立常设机构具体负责争端解决因此在此种情况下设立仲裁庭实际上是自动的，只要申请方要求设立，仲裁庭就可认为是成立的。
对于仲裁庭的组成，协议第7条作了详细规定。在仲裁程序中，仲裁庭的组成是一个重要步骤，对于公平、公正地处理争议具有很大的影响。在比较和借鉴的基础上，《争端解决协议》采取了当事方各自推选仲裁员的方式来组成仲裁庭。仲裁庭应该由3人组成，争端双方各自指定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为双方共同选定并且为仲裁庭主席。如双方不能就仲裁庭主席人选达成一致，则应请求wto总干事来指定仲裁庭主席。该协议对仲裁员的选择也有严格要求：仲裁员应该是熟知法律、国际贸易、国际经贸争议解决等方面知识的专家；仲裁庭主席还不得为争议当事方的国民，也不得在争议当事方领土内拥有惯常住所或为任何一方当事方
雇佣。
协议第8条规定了仲裁庭的职能。仲裁庭主要是对争议作出客观评价，包括争议的事实问题、《框架协议》的适用性以及其遵守情况等。如果仲裁庭认定某一措施与《框架协议》的规定不一致，则应建议被申请方使该措施与《框架协议》的相关规定相符合，并就被申请方如何执行建议提出方法。但在调查和建议中，仲裁庭不能增加或者减少《框架协议》所规定的各成员国的权利和义务。在审理过程中，仲裁庭采取不公开的方式审理争议，根据陈述、辩论和相关信息，向争端当事方提交报告，在提交最后报告前还应给予当事方充分机会复审。仲裁庭应当根据一致意见作出裁决，在未能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以多数作出裁决。仲裁庭的裁决为终局裁决，对争端双方都有约束力。但是，仲裁庭并不能作出命令要求缔约方政府采取何种措施。这是尊重缔约方的体现。
6执行。争端解决机制的最终目的是解决争议，而争议解决的核心是落实，也就是能否得到执行。《争端解决协议》第12条规定了执行方面的事宜。根据该条，被申请方应当遵循仲裁庭的决定，将其执行裁决的意向通知申请方。如果不能立即执行，被申请方应当在合理期间内执行。如果争端当事方对于被申请方的执行是否符合《框架协议》发生争议，则他们应将其提交原仲裁庭来裁决。
7补偿和中止减让。由于仲裁裁决是终局性的，因此被申请方如果未能执行裁决，则其
须给予申请方必要补偿；申请方也有权中止依据《框架协议》给予被申请方的减让或利益。但是，《争端解决协议》规定上述措施仅是暂时性的，在价值取向上并不鼓励争端当事方采取，而是认为执行裁决才是最为重要的出路。
三、《争端解决协议》与wto争端解决机制[7]的比较
《争端解决协议》建立的争端解决机制对中国—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促进作用，其作用和地位类似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是《框架协议》得以落实和维持的基本制度和保障。与wto争端解决机制相比，中国—东盟的争端解决机制可以说既有相同点也有自己的特色：
第一，在争端解决制度设计上，中国—东盟的争端解决机制在价值取向、争端解决方式、时间限制等方面与wto争端解决制度设计存在很多类似之处，在许多用语上也相同。例如，wto和中国—东盟的争端解决机制都强调争端解决的首要目标是使违反条约规定的措施符合条约，并不强调通过补偿或中止减让等手段来解决争端，因为补偿和中止减让乃至交叉报复都会使问题复杂化，不利于争端当事方经贸关系的提升[8].在时间限制方面，两个争端解决机制都注意避免使争端解决程序拖延过长，都比较明确地规定了争端解决程序中的时间限制，使得争端解决的效率大为提高，防止争端解决久拖不决。另外，中国—东盟的争端解决机制还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wto，例如在当事方不能就仲裁庭主席人选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要求wto总干事指定主席[9].中国—东盟的争端解决机制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在一定程度上的吻合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前者与国际社会潮流的接轨，使其具有先进性。
第二，由于中国—东盟经贸关系具有自身的特点，因此也就决定了争端解决机制也必须符合这种特点，这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很多方面存在不同之处。例如，中国—东盟的争端解决机制主要强调通过仲裁来解决争议，并没有设立常设机构和上诉程序来负责争端解决，其法律程序上的正式性略显薄弱；而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类似于司法程序，拥有对争端的强制管辖权、常设的争端解决机构、专门分析法律问题的上诉机构等，其准司法的性质非常明显。再如，由于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处理的核心问题是货物贸易，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农产品贸易，因此其程序设计上就不需要非常正式和复杂；wto的争端解决机制由于管辖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因此针对性就不是很强，而是更强调程序的正式性。总体来说，由于未来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毕竟只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因此争端解决的制度设计上没有必要完全模仿wto，而应当根据自身的需求来设计，以仲裁方式来解决争议可以发挥仲裁的优点，是明智的选择。
四、《争端解决协议》的意义和重要性
规则最大的作用并不仅仅在于规则本身，而在于规则能否得到落实和遵守。对于《框架协议》而言，它的落实和遵守需要《争端解决协议》的保障，《争端解决协议》的意义和重要性就凸现出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争端解决协议》是实施《框架协议》的各项原则和措施的有力保障
众所周知，任何实体法都需要相应的程序法来保障其有效实施，无论是世界贸易组织建立的一整套国际贸易规则，还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一系列贸易协议，都需要一个有效的法律机制来保障这些规则、协议的执行。因此，《争端解决协议》与《框架协议》的关系，实质上就是程序法与实体法的关系。没有完善和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框架协议》在实施中遇到的问题就无法妥善解决，未来自由贸易区各方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就无法得到法律的有效界定和保护，自由贸易区的前途就要蒙上阴影。因此，正如世界贸易组织中的《关于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所发挥的作用一样，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争端解决协议》的制定和生效对于《框架协议》的实施有着任何其他协议都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框架协议》赖以实施和发展的有力法律保障。
2《争端解决协议》借鉴了国际通行原则，又富有自身特点
《争端解决协议》是一个在内容上比较完备的法律文件，所规定的内容对于解决中国和东盟成员之间可能出现的贸易争端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中国—东盟贸易体制在稳定性及可预见性方面起着核心作用，也使争端解决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该协议的目的在于保证争议得到积极解决，为争端解决提供了一种有效、可靠和规则取向的制度性安排。
3《争端解决协议》规定的争端解决范围广泛
协议规定，任何根据《框架协议》及其附件和未来文件而引起的争端都可以根据该协议来解决，因而该协议规定的争端解决范围非常广泛。同时，任何影响《框架协议》履行的成员方任何级别的政府措施所引起的争端都可以通过该机制来妥善解决，从而在为《框架协议》范围内解决所有争议奠定了基础。这种安排使中国与东盟间可能出现的争议能运用自身的力量妥善解决成为现实，为中国和东盟处理好经贸关系提供了保障，也是南南合作中通过法律方式解决争议的有益探索和积极进步。
4《争端解决协议》规定了以多种方式解决争议，强调了仲裁的特殊作用
为了妥善解决争端，协议规定可以利用多种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协议文本中规定争端各方可以通过谈判、调解或和解、仲裁等方式来解决。这种多元化的做法有利于争端各方灵活利用各种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议，而不拘泥于争端解决的形式要求。特别是，仲裁所具有的一裁终局性、时间限制等特点使其具有较大的法律约束力，使争端解决机制的效率得到保障，做到了有针对性地设计争端解决机制，实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5《争端解决协议》解决争端的程序规定比较完备
为了使争端解决机制更具有效率，协议在争端解决的程序方面给予了特别注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程序规定。以仲裁解决争端为例，协议在仲裁庭的任命、仲裁员资格、仲裁庭的组成、职能、权限、仲裁程序等方面都予以细致的规定。特别是，在争端解决机制运行的时间上，协议的规定非常明确，对程序各环节进行的具体时间给予明确限制，保证了争端解决运行的效率，避免了不必要的拖延。另外，考虑到争端解决机制的特殊需求，协议还对争端解决过程中透明
度问题和保密问题予以明确规定。
6《争端解决协议》为各成员参加争端解决提供了可能性
《争端解决协议》还特别照顾到了自由贸易区各成员的要求，使各成员有机会参加争端解决机制。由于东盟内部成员的情况千差万别，他们之间的信任关系还在不断发展中，因此争端解决机制必须照顾各方对于这一机制的不同需求。为此目的，协议特别规定了第三方参加争端解决过程的特殊规定，从而使非争端直接当事方也可以参加到争端解决过程中来，使得争端解决机制具有广泛性，同时也使协议带上了崭新的烙印。
在国际贸易法中，争端解决机制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支柱之一，是多边贸易体制保持稳定性的前提之一，也是贸易往来能够按照公平、公正的原则来正常进行的基本要求[10].这一点在未来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也不例外。事实上，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争端解决机制，自由贸易区的规则将无法实施，自由贸易区的前途就要受到影响。从这一点上说，《争端解决协议》确定的争端解决机制是中国—东盟经贸合作的基石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将形成一个拥有17亿消费者、近3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15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区域经济区[11].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自由贸易区，也将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它将为中国和东盟带来互利双赢的局面，为亚洲和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但这么大规模的自由贸易区，进行长期的、全面的经济合作难免会出现争议。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贸易争端发生的背景基本上是因为各国文化传统思想意识不同、政治制度不同、经济架构不同、社会发展程度不同，从而促使各国经贸政策各有差别。因此，合作中产生争端是正常的，但必须要建立、健全健康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争议。可以预见，《争端解决协议》确立的争端解决机制将会为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其意义和作用值得高度重视。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正在一心一意、专心致志建设我们的和谐社会，我们迫切需要有一个长期的和平环境，我们需要与周边国家建立和睦和友好的合作关系。中国与东盟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在经济上互补性强，在政治上也历来相互支持、相互依赖。因此，中国和东盟有充足的理由进行全面的经济合作，也有较成熟的全面合作的客观条件。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争端解决协议》的签署和生效，预示着中国与东盟进行全面的经济合作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这种强大的生命力来自各国的共同利益，来自于按照游戏规则进行全面经济合作的自觉性和可能性。
[注释]
[1]关于该文件的文本，
[2]见新华网报道，
[3]关于该《框架协议》的内容简介，
[4]该方案的目的是使中国和东盟双方尽快享受到自由贸易区的好处，从2004年1月1日起对500多种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实行降税，到2006年这些产品的关税降为零。见前注。
[5]杨国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框架协定〉的作用和意义》，首届中国-东盟法律合作与发展高层论坛发言稿。
[6]该条款中关于磋商事由的规定与wto《Gatt1947》第23条第1款的规定在文字上基本相同。
[7]关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详细内容，参见沈四宝主编：《世界贸易组织法教程》第14章，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见wto《关于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的谅解》（DSU）第21、22条的规定。
[9]见《争端解决协议》第7条第3款的规定。
自由贸易协议篇5
区域性规则对多边体制之影响，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双面性，具体体现为：
1、区域贸易规则对多边贸易体制具有积极影响。它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区域贸易规则同样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目标，一定程度上对多边贸易体制起补充作用。服务贸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在区域经济集团内部产生了“贸易创造”效应。所谓“贸易创造”，即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内部实行自由贸易后，国内成本高的服务为其他成员国成本低的服务所代替，原来由本国服务提供者提供的服务现在从区域内其他成员国进口，新的贸易得到“创造”。由于从其他成员国进口成本低的服务代替原来成本高的服务，该国就可以把原来生产成本高的资源转向生产成本低的服务，从而获得收益。自由贸易可以使全世界的经济福利达到最大化，而区域经济一体化至少在区域成员国之间取消彼此间的贸易限制，虽然对外实行较严格的贸易保护主义，也不失为贸易自由化的一种“次优”选择。（2）区域贸易规则可以实现将已取得的区域内服务贸易自由安排制度化，抵制区域内某些成员国内部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由于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及其多元化、国际化的趋势加强，更由于服务贸易对世界各国经济重要性的日益提高，使国际服务贸易市场各国的竞争加剧，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是否开放本国的服务业市场，服务业不具明显比较优势的国家大多举棋不定。国际服务贸易规则大量存在于各国国内法层面，对国际服务贸易提供者及其所提供的服务产生最直接最广泛的影响。国内立法者贸易政策取向较易受相关利益集团之影响，其摇摆不定阻碍了国际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通过区域贸易规则，在一定程度上可将各成员国间已采取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措施锁定，藉国际条约之力量抵制某些成员国内部利益集团的贸易保护主义，防止各国立场的倒退，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推进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3）区域贸易自由化规则的制定及实施，为多边服务贸易规则起到“实验田”的作用。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产生之前，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澳新自由贸易区等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已就服务贸易自由化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规定。这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认识，有助于消除人们的疑虑，为多边规则的达成和实施提供一定的思想认识基础。同时，区域贸易规则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相关规定，为多边服务贸易规则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先例。服务贸易理事会十分重视区域性协定项下相关规则的研究以资借鉴。例如，服务贸易理事会下设的《服务贸易总协定》规则工作小组就曾应世贸组织秘书长之要求，就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定项下有关服务贸易的保障措施进行考查，分别就其程序性规则和实体规则向服务贸易理事会提交报告，以作为进一步完善《服务贸易总协定》项下相关规则之参考。
2、区域主义为实现本地区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对区域外成员多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一定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在：（1）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贸易自由化的次优选择，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服务贸易领域尤为突出。区域经济一体化由于对非成员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其带来的“贸易创造”效应一定程度上被“贸易转移”效应所抵消。所谓“贸易转移”是指由于区域性集团内部取消贸易壁垒，对外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会使原来从区域外国家进口的服务转由区域内成员国进口，产生了贸易转移。这就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给世界经济造成一定的损失。目前，经济全球化趋势势不可挡，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块状”的区域性市场及相应的一体化规则人为地将无边界的技术区域化，对全球及各国的经济发展都将带来消极影响。当今世界，电信服务、金融服务和电子商务等经济活动越来越多地在统一的全球大市场内进行，地理上的距离已不足为障。在这一无边界的信息时代，区域经济一体化已不足以促进甚而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经济全球化进程。（2）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的服务原产地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侵蚀了多边贸易体制，尤其是多边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区域经济一体化为解决第三国“搭便车”乘机享受区域内部服务贸易自由化之便利，皆有严格之原产地规则规定。原产地规则除了产生贸易限制作用外，其管理也徒增行政负担及带给厂商额外的取证及举证成本，《欧共体罗马条约》、《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澳新服务贸易议定书》以原产地规则来判定服务提供者之“原产地”（国籍），用以决定是否可以享受区域安排之服务贸易自由化相关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在欧美等国平均实际有效税率已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其贸易限制效果，相对已较轻微。服务贸易的歧视待遇，不仅出现在市场进入方面，而且存在于产品进入后之国民待遇中，而使原产地规则对服务贸易实施歧视性待遇之意义远大于货物贸易，换言之，原产地规则对服务贸易之贸易限制较货物贸易为大。因而，服务原产地规则容易被区域经济一体化成员利用作为一种贸易保护工具，背离了多边体制下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另外，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条款将与世贸组织的管辖权发生冲突。（3）区域贸易自由化将拉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世界服务贸易格局中的差距。区域性经济一体化协议数量剧增的原因除提高地区经济效益与加强合作以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竞争日益剧烈的国际市场上发挥地区优势保证地区利益。经过多边贸易体制下多个回合的谈判，全球关税税率已大为降低，然而，各区域间各不相同的规则、标准及原产地规则构成了新的区域间壁垒。更令人担忧的是，美国及欧盟作为世界上两大主要的经济力量，正是这种争夺世界市场竞争的始作俑者，二者均以区域经济一体化作为其加强对世界市场争夺的重要工具，相互较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广度和深度。从现今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形势来看，呈现出以美欧为轴心不断向外辐射扩展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美欧处于这一格局的中心，操纵着游戏规则，而发展中国家处于，最不发达国家往往被排除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之外。在服务贸易领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实力更不能同日而语，就服务贸易达成区域性安排也主要是在发达国家之间。目前已达成的区域贸易规则进一步增强了发达国家在国际服务贸易市场上的竞争力，发展中国家更处于劣势地位。欧美皆已是成熟服务经济，在服务贸易领域具有比较优势，尤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附件之金融服务及电讯服务方面，其共识使《服务贸易总协定》及相关附件得以顺利通过，而针对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之劳动、雇佣服务自由化却又强制给予封杀。
综合以上分析，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多边贸易体制可谓利弊兼具。从国际社会的现实来看，无论是目前还是将来，世界经济中的集团化和全球化并不是两种完全对立的趋势，而是两种趋势并存，共同发展。基于国际社会的现实，在区域贸易协议与多边贸易体制（包括《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关系上，世界贸易组织确认了区域性贸易体制与多边贸易体制的相容性，同时确立了多边贸易体制的首要的和主导的地位，将区域贸易协议的发展置于多边贸易体制的框架之中。区域贸易规则作为国际服务贸易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必要和有益的补充，但不能取代多边服务贸易规则。处理二者关系的正确途径是：区域全球化而非全球区域化。如何约束区域服务贸易一体化，消除其负面效应，使其成为多边贸易体制的有益补充，是世贸组织面临的一大难题。
二、《服务贸易总协定》有关“经济一体化”规定之评析
乌拉圭回合谈判最显著的成就之一，就是将合作的范围从传统的货物贸易领域扩展到服务贸易领域，签订了《服务贸易总协定》。对于区域一体化的存在及其对服务贸易的影响，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是不可能回避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是仿效《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的规则制定的。尽管在服务贸易领域，因为没有货物贸易中关税那样的对应措施，不存在如关税同盟和自由贸易区那样的区分。《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明确规定：“本协议的规定不应防止其任何缔约方成为双边或多边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的成员或进入该类协议”。同时，为了防止上述权利被滥用，协定也规定了一体化协议必须满足的条件和协定审查机制。
（一）经济一体化协议必须符合的条件
第5条第1款要求此类协定须（1）涵盖众多服务部门，即该协议在所涉部门数量、交易量和服务提供方面具有“实质性的部门范围”，为满足此条件，协定不应规定预先排除任何服务提供方式。（2）各缔约方应在该协定生效或在合理时限内，通过1）在缔约方之间消除现有的歧视性措施和／或2）禁止新的或更多的歧视性措施（《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1条、第12条、第14条以及第14条之二下允许的措施除外），来在该协定涵盖的部门范围内不实行或取消第17条“国民待遇”意义上的“实质上所有的歧视”。第5条第2款规定在评估上述条件是否达到时，还可以将这种协定与有关国家间更广泛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考虑。第5条第3款规定如果发展中国家为此类协定的参加方，则应依照有关国家总体和各服务部门及分部门的发展水平，在第1款所列条件方面，特别是其中（2）项所列条件方面给予灵活性。第5条第4款规定，对该协定外的任何成员，不得提高相应服务部门或分部门内的服务贸易壁垒的总体水平。此外，第5条还就第三方利益的享有和劳动力市场的完全一体化加以规定。
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相比，《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涵盖众多服务部门”的要求弱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中“实质上所有的贸易”的标准。同样的结论也适用于关于自由化程度的标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24条要求实质上所有区内贸易的“关税及其他商业限制”，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不是消除现存的歧视措施和禁止新的措施，而是消除现存的歧视措施和／或禁止新的措施。正如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那样，对来自其他《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缔约方服务贸易的壁垒总水平，不应因经济一体化协定而提高。然而，区别就在于《服务贸易总协定》要求壁垒不应在有关部门或分部门，也就是那些作出了具体承诺的部门提高。这种部门的具体性意味着，与《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情况相反，成员不能辩解说保护的平均水平或“总体影响”没有改变，而不管在单个产品（或分部门）水平上可能已发生变化。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所仿照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4条，在运行过程中暴露出不少缺陷，最大的问题是关键词语之表述模棱两可，不具有可操作性，给审查一体化协议和监督一体化组织的运行带来许多困难。在乌拉圭回合谈判过程中，缔约各方经过讨价还价，最终就第24条个性问题达成了《关于“关贸总协定”第24条解释的协议》，完善了货物贸易领域世贸组织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则。《服务贸易总协定》第5条也存在语焉不详之不足。任何一项区域性协议要成为《服务贸易总协定》承认的经济一体化协议须符合严格的条件：涵盖众多的服务部门、实质性的贸易自由化及对非成员不得提高其贸易壁垒。然而，由于许多关键性条款含义模糊，给审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例如，第5条第1款（1）项中“涵盖众多服务部门”（Substantialsectoralcoverage）之含义。其注释表明这一条件须根据服务部门的数量、受影响的贸易量和服务提供方式进行评估。此外，还特别指出不得预先排除任何服务提供方式，但就服务部门的数量和受影响的贸易量并无此要求。这隐含着二者可预先进行部分排除，但对于这两个要素，鉴于服务贸易领域统计资料的缺乏，难有客观数据来确定“涵盖”之标准。此外，“实质上所有（standstill）”、“在协议生效之日或合理的一段时限内取歧视性措施”之“合理的时限”、“更广泛经济一体化进程”如何确切解释，可否借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项下第24条相应词语的含义等均有待明确。
（二）审查机制
服务贸易一体化协定的审查机构是服务贸易理事会和区域贸易协定委员会。第5条第7款规定，任何协定参加方的成员应迅速将任何此类协定及其任何扩大或重大修改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它们还应使理事会可获得其所要求的有关信息。理事会可设立工作组，以审查此类协定及其扩大或修改，并就其与本条规定的一致性问题向理事会提出报告。在一定时限基础上实施的任何协定参加方的成员还应就协定的实施情况定期向理事会报告。第5条第5款规定，如果在一体化的缔结、扩大或重大修正过程中，某成员打算退出或变更其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下的具体承诺，且与该国的服务贸易表中规定的条件不符，该国至少应提前90天通知服务贸易理事会，并应遵守《服务贸易总协定》第21条（减让表的修改）中所规定的程序。
自由贸易协议篇6
中央层面的协调
贸易领域的行政决策权力属于总理(现任总理StephenJosephHarper)领导的政府内阁，内阁成员由总理和政府26个部的正部长组成。内阁中有专门的经济事务委员会，负责对外贸易等经济事务。该委员会的主席是财政部长JamesmichadFlaherty，副主席是国际贸易部长Davidemerson，其他成员有农业部长ChuckStrahl，自然资源部长GaryLunn，渔业和海洋部长LoyolaHearn，国家收入和西部经济多样化部长CarolSkeRon，环境部长Ronaambrose，工业部长maximeBernierLawrence，交通、基础设施和社区部长CannonmichadFortier。
在商答贸易协定过程中，加拿大国际贸易部作为主管部门承担了协调中央政府各部门的任务，国家贸易部在部内为各谈判议题均会指定一个首席谈判代表。这些首席谈判代表根据议题组成一个跨部的谈判小组，并根据贸易谈判的时间表在每次谈判会议召开之前举行协调会议。
与其他领域一样，贸易领域的立法权力属于议会，众院的外交和国际贸易常设委员会(SCFait，StandingCom-mitteeonForeignaffairsandinter-nationaltrade)对各项贸易法案进行辩论并投票表决通过，该委员会由各党派的议员组成，执政党和其联盟的议员通常占多数。外交和国际贸易常设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审查外交贸易法案并向内阁提出关于国家贸易和外交方面的建议，该委员会还经常召开听证会，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在参议院，专门负责贸易事务的是外交委员会。由于加拿大执政党议员和其联盟通常占据议会的多数席位，所以内阁作出的贸易决策在议会基本上都能获得通过。根据加拿大宪法，政府有权商签并签署贸易协定，没有必须把签署完的协定经过议会核批的法律义务。在履行协定的过程中，如果需要修改国内法律，则由司法部负责起草修改法律的法案，在征求相关部门意见后，由主要执行部门的部长向议会提交这一法案，由议会审核通过执行。
中央与地方的协调
加拿大虽然是联邦制国家，但有关对外贸易谈判的权力属于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充分有权对外谈判并签署贸易协定。由于目前贸易协定的内容越来越广泛，虽然涉及的内容大部分属于巾央政府的权限，但也有可能有少数领域属于地方政府的权限，如服务领域的专业服务等。在这些少数领域，理论上说，省政府可以不履行中央政府对外签署的贸易条款。目前，中央和各省没有关于如何处理潜在冲突的任何正式协定。当前的作法是中央政府在商签协议之前和整个过程中让各省充分了解进展情况，并随时提供征求意见的机会，因此，各省至今为止尚没有拒绝履行谈判结果的情况。
联邦和各省间贸易委员会(Federal―provincialterritorialCommitteeontrade)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进行协调的丰要机制。该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部长级会议和多次司局级会议，此外还就一些议题召开专门的技术级会议或电话会议。该机制在淡判前和谈判过程中发挥厂很好的协调作用和信息通报作用。在日常工作中，联邦和各省官员之间通过电子邮件．传真和政府内部网络交换信息，使地方政府可以紧密跟踪谈判的进展。
与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学术界的协调
贸易谈判的结果最终是为国内民众服务，因此在商签贸易协定和履行协定过程中征询私营部门、民间团体和学术界的意见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加拿大，征询这些利益相关方意见的币式专门渠道主要有两个。这两个渠道参加的代表都是由贸易部长任命的。第一个渠道是加拿大团队(teamCanada)，有约40位代表组成，这些代表来自企业领导、工会领袖、消费者代表和学术界代表。这个机制的授权主要是讨论贸易协定对国家的整体经济利益、市场准人和投资促进等问题，不具体讨论具体部门。第二个渠道是专家咨询小组(expertadvisoryGroups)，主要是分部门对贸易协定对重点行业的经济影响进行分析。这些咨询小组分别负责农业、服装鞋类、文化产业、能源化工塑料产品，环境、鱼类和水产品、林业产品，信息技术，医药产品和服务，矿业金属，服务，以及纺织晶皮毛等行业，为谈判官员提供了人量的基础行业状况和前景、数据、量化分析和专业意见等，极大地帮助了淡判官员的谈判和决策过程。这些咨询小组的成员包括企伙高层领导、行业协会商会代表、工会、民间团体和学术界代表等。国际贸易部根据贸易谈判的需要不定期召集相关小组举行会议，小组时论的结果向国际贸易部部长汇报。
此外，国际贸易部在其网页上还专门提供子一个贸易谈判网站，向社会各界征求关于贸易政策问题的意见，井定期公布一些非保密的文件和报告。
对我国的启示
加拿大这一整套参与贸易谈判和履行贸易协定承诺的国内协调制度经过了wto乌拉丰回台谈判和多次自由贸易谈判的实践考验，具有很好的可操作性，也有很多值得我国借鉴的地方，主要可概括如下：
1．在履行承诺和谈判立场协调两者关系上，加拿大政府的理念是把两者融为一体，在谈判过程中加强沟通协调，使相关部门、地方政府以及产业均对谈判结果有较为准确的预期，便于各方面提前做好承谙履行的相关准备工作，保匪承诺今后得以顺利履行。
2．加强政府部门间各级别的沟通。部长间通过内阁经济事务委员会进行沟通，谈判期间通过各议题的谈判小组进行守场协调。
3．强调中央和地方的协调。联邦和各省间贸易委员会的部级和司局级定期会议以及日常沟通，在谈判前和谈判过程中发挥了很好的协调作用和通报作用。
自由贸易协议篇7
关键词：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1]（以下简称《争端解决协议》）于2005年1月1日正式生效了，这是落实《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的重要步骤和措施，也是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过程中的一件大事。可以相信，该协议对于中国和东盟全面的经济贸易合作将起到重要的维护和促进作用，对于未来的中国—东盟自有贸易区更是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一、《框架协议》简介
2002年11月4日，朱镕基总理和东盟10国领导人共同签署了《框架协议》，这标志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各国在法律框架下进一步拓展经济合作的空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自从该文件签署生效以来，中国和东盟之间的经贸关系在短短3年内就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双边贸易额在2002年为547亿美元，2004年就突破了1000亿美元，东盟已连续12年是中国的第5大贸易伙伴，也是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中国也已经成为东盟的第6大贸易伙伴[2].这充分证明了《框架协议》所具有的重要推动作用和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所蕴含的巨大潜力。
作为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法律基础，该《框架协议》包括16个条款，总体确定了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基本架构[3].根据《框架协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将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和经济合作等内容，其中货物贸易是未来自由贸易区的核心内容。在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后，中国与东盟的绝大多数产品将实行零关税政策，取消各种非关税措施，双方的贸易将基本实现自由化。这为中国与东盟国家进行自由货物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法律保障。
作为一个宏观性的法律文件，《框架协议》规定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谈判时间安排、自由贸易区的时间框架、“早期收获方案”[4]、多边最惠国待遇等等。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其中最为重要的规定是贸易规则的制定，包括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措施（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争端解决机制等等，其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更是自由贸易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安全阀”。为此目的，《框架协议》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规定中国与东盟将逐步制定关于自由贸易区的基本贸易规则，特别在第11条提出要制定争端解决机制，以保证未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经济合作的正常运转。这样，《争端解决协议》就应运而生，在2004年11月29日老挝首都万象举行的第八次中国和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得到签署。应该说，《争端解决协议》是实施《框架协议》的核心机制之一，它的生效进一步加强了《框架协议》的法律效力和社会影响，使中国与东盟间全面的经济合作进一步规范化和制度化。
二、《争端解决协议》的主要内容
未来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由一个国家和一个区域经济合作组织组成，11个成员国在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文化信仰等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可以想象，在如此复杂的背景下解决各方之间可能出现的争端，是对自由贸易区及其法律制度的一个重大挑战。因此，《争端解决协议》规定的内容就对争端解决机制的成败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下面予以简要介绍该协议的主要内容。
1《争端解决协议》的性质[5].《争端解决协议》具有多边性，这是由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这种多边性表现在：《争端解决协议》的缔约方并不是中国与东盟，而是中国和东盟的10个成员国。因此，该协议是一个拥有11个缔约方的多边协议。在该协议中，各缔约方享受平等的权利，能够利用该协议规定的多种争端解决方式来解决争议。各缔约方就《框架协议》中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所产生的争议均可以通过该协议来解决。
2《争端解决协议》的适用范围。《争端解决协议》第2条全面规定了该协议的适用范围。根据该条的规定，《争端解决协议》适用于《框架协议》下发生的争议。由于《框架协议》的范围包括其附件，各缔约方也可以继续根据《框架协议》缔结更多的协定，因此《框架协议》的内容除目前已经达成的协议之外，还包括将来依据其缔结的所有法律文件。另外，缔约方的中央、地区和地方政府根据《框架协议》所采取的相关措施也在《争端解决协议》的管辖范围之内。这就为各缔约方根据该协议来解决各缔约方的经贸争议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其管辖范围非常广泛。
另外，由于缔约方之间的争议可能同时涉及多个条约的规定，因此需要确定具体适用的争端解决程序。对此问题，《争端解决协议》规定该协议并不妨碍缔约方根据其他条约的规定解决争议的权利。但是，如果争议当事方已经选择根据该协议解决争议，除非当事人一致同意采用一种以上的争端解决机制，则当事方就不得再选择其他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争端。这样，《争端解决协议》就对根据其启动的争议解决拥有一定程度的排他性管辖权，从而提高了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3磋商。《争端解决协议》为了高效、及时地解决争议，规定了几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争议解决方式，以供争议当事方选择适用，从而体现了该协议的灵活性。
《争端解决协议》第4条规定了通过磋商解决争议的方式。只要缔约方根据《框架协议》直接或间接享有的利益遭到损害，或者《框架协议》任何目的的实现受到阻碍，则缔约方可以对另一缔约方提出磋商请求[6].磋商请求应当以书面形式提交，并说明争议措施、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等等。接到措施请求的一方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给予答复，如未能遵守时间限制，则请求措施的缔约方可以直接要求组成仲裁庭来处理争议。可以看出，该协议既突出了磋商特有的灵活性，又有一定程度的限制，使磋商具有了一定的法律约束力。
4调解。《争端解决协议》第5条规定了调解制度。根据该条，争议当事方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通过调解来解决争端，也可以在任何时候结束调解。调解程序以及当事方的立场均为保密信息，调解也不得对任何一方的权利有不利影响。
5仲裁。从篇幅和规定的详细程度来说，《争端解决协议》无疑对仲裁最为重视，在第6、7、8、9条中详细规定了仲裁的相关问题。
自由贸易协议篇8
(一)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形式
经济一体化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从松散到紧密、局部到整体的发展过程,经历了以下的发展形式:(1)特惠关税区(preferentialtariffareas),如“美加汽车产品协定”和“非洲木材组织“;(2)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s),1994年由加拿大、墨西哥和美国结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便是典型的例子;(3)关税同盟(CustomsUnions),如1948年建立的比荷卢关税同盟(BeneLUX);(4)共同市场(Commonmarkets),如南方共同市场(SouthamericanCommonmarket),简称“南共市”(meRCoSUR);(5)经济同盟(economicUnion),如欧盟(eU)。经济一体化的理想形式将是完全经济一体化(Fulleconomicinte-gration),但目前尚没有出现完全经济一体化组织。
(二)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发展概览
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在加快,并对全球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目前被世界广泛认知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有欧盟(theeuropeanUnion)、欧洲自由贸易协定(theeuropeanFreetradeassociation,简称e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thenorthamericanFreetradea-greement,简称naFta)、南方共同市场(theSouth-ernCommonmarket,简称meRCoSUR)、东南亚国家联盟(theassociationofSoutheastasiannations,简称aSean)自由贸易区(Freetradearea,简称aFta)和东南非共同市场(theCommonmarketofeasternandSouthernafrica,简称ComeSa)。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报道,截止2011年5月,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过的区域贸易协定已经有489项。由于自由贸易协定的灵活性与方便性,到2010年前将要实施的所有400项区域贸易协定中有90%是自由贸易协定,不到10%是关税同盟②。
二、各主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最新进展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
欧洲经济一体化在世界上起步最早、发展程度最高。目前有欧洲共同体(eC)、欧洲经济共同体(eaeC)、中欧自由贸易协定(CeFta)、欧洲经济区(eea)、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等经济一体化组织。
1.欧盟自身的发展。19世纪建立的德国关税同盟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萌芽阶段。比荷卢关税同盟(1948年)及后来的经济同盟(1949年)是欧洲迈出经济一体化的第一步。随后便是欧洲共同体(eC)的成立,成员发展到15国。1993年11月1日,《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生效,欧盟正式诞生。2004年5月1日,欧盟接纳了10个新成员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斯洛文尼亚、马耳他和塞浦路斯),2007年,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成为欧盟的一员。目前土耳其和克罗地亚的入盟问题正在谈判中,欧盟认为乌克兰作为欧洲一员,只要它满足入盟条件,它就有可能成为欧盟的一员(参见表2)。欧盟不仅在成员国之间取消了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而且采用欧元(eUR)进行结算,并对相关的财政、货币、汇率政策等方面进行了有力的协调和统一。
2.欧盟范围外的发展。欧盟在推进自身建设的同时,还通过自由贸易协议、战略伙伴关系、互惠贸易安排、单方面给予经济贸易优惠安排等形式,加强与其他国家(或地区间)的联系。例如,1995年11月,签署巴塞罗纳宣言,欧盟———地中海伙伴关系正式确立,并在20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欧盟与独联体国家签订了伙伴与合作关系。此外,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正式签署了《欧盟一南方共同市场地区间合作框架协议书》,以实现工业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欧盟还在《洛美协定》基础上,与非洲———加勒比海———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签订了《科托努协定》,建立了稳定合作关系。欧盟与亚洲建立了新的合作伙伴关系,并定期召开亚欧首脑会议和举办亚欧商务论坛。目前,欧盟已经与智利、冰岛、瑞士、挪威、土耳其、列支敦士登、以色列、南非等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以加强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往来。目前欧盟正与俄罗斯、印度、韩国、东盟、海湾国家、南共市等国家(或地区)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二)美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状
美洲地区目前共有6个自由贸易区,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中美洲共同市场(CaCm)、安第斯共同体(。andeanConnnunity)、南>！
1.北美自由贸易区。l994年1月1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参加的、人口达到4亿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协定生效。该协定生效以后,区域内贸易额由1993年的3060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6210亿美元。其中,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额由1994年的510.6亿美元扩大到2002年的1430亿美元,增长了近2倍;墨西哥对加拿大的出口亦有较大幅度增长。③2009年,墨西哥的GDp为8748.10亿美元,进出口总额达到5080.49亿美元,其中与美国的贸易占到了48.1%④。
2.南方共同市场和南美国家共同体。2004年12月8日,由南美洲12个国家组成的南美国家共同体正式成立。在此之前,南美洲就已存在由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秘鲁、委内瑞拉5国组成的安第斯共同体和阿根廷、巴西、乌拉圭、巴拉圭4国组成的南方共同市场两大区域集团。南方共同市场是一个拥有3.61亿人口、9700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7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可供使用100多年的能源储藏的地区共同体,其综合能力居世界第5位。⑤南美国家共同体正是在这两大集团的基础上,再加上智利、圭亚那、苏里南共12个国家组建而成。
3.美洲自由贸易区。美国根据其全球战略的需要,维护其在拉美市场的既得利益和加强对拉美地区的影响力,极力倡导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2001年4月23日,在第三届美洲国家首脑峰会上,美洲国家领导人承诺于2005年1月前完成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相关谈判。建成后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将包括34个美洲国家,涵盖8亿多人口,年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0万亿美元,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2004年5月,美国与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6国签署了“中美洲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自由贸易协定”。但在拉美有许多国家抵制由美国推动的自由贸易区。出于政治经济利益的冲突,美国与巴西、委内瑞拉、古巴等国的自由贸易谈判尚不如人意。
(三)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亚洲太平洋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组织形式包括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曼谷协定(BanGKoK)、新澳的更紧密贸易关系贸易协定(CeR)、西亚的经济合作组织(eCo)、海湾合作理事会(GCC)、澳大利亚巴布亚新几内亚贸易商业关系协定(patCRa)、南亚优惠贸易协定(Sapta)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以及准经济一体化组织亚太经合组织(apeC)(表1)。
1.亚太经合组织。目前,亚太经合组织本身并不是经济一体化组织,它与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这两个一体化组织比较而言缺乏同质性,但它在全球的合作中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为亚太地区的协调和稳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亚太经合组织成立于1989年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一届部长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坚持非歧视性原则,在考虑各成员存在较大差异的情况下,允许成员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开放程度和承受能力,在亚太经合组织规定的时间表内对不同经济领域的自由化进程采取不同的方法。贸易投资自由化是亚太经合组织要推进实行的长期目标。
2.东南亚国家联盟和东盟自由贸易区。1967年8月,印尼、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1984年文莱加入,1995年越南加入,1997年老挝和缅甸加入,1999年柬埔寨加入。现今东盟成员国共10个国家,有5亿多人口,45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2009年,东盟的GDp为14940.38亿美元⑥。2003年10月,东盟第九次首脑会议于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与会的十国领导人签署了旨在2020年成立类似于欧盟的“东盟共同体”的宣言。东盟经济共同体将使东盟国家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基础上更进一步,以实现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一体化。1992年,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首脑会议上,东盟通过了《1992年新加坡宣言》、《东盟经济合作框架协定》和《有效普惠关税协定》等三个文件,决定在15年内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从1993年起,东盟向建立东盟自由贸易区起步。1995年,在曼谷举行的第五次首脑会议上,签署了《促进东盟一体化和形成东盟整体意识实施方案》、《关于加强东盟经济合作框架议定书》,并提出将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从15年提前到10年。2003年1月1日,经过10年准备的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各国并着手降低关税税率,也在积极寻求与邻近国家的合作。
3.10+3机制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10+3即未来的东亚自由贸易区。1997年12月,由东盟倡导,第一次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此后,10+3机制成了东亚地区各国开展对话与合作的主渠道。目前,“10+3”还主要是一个由东盟推动的对话合作机制,真正的地区合作的组织和基本原则还没有建立起来,但搭起了一个定期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平台。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东盟10国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2002年5月,第三次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议和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工作磋商同时启动。2002年11月,双方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了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进程。2002———2004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以年均38.9%的速度增长,于2004年达到了1059亿美元,双方已互相成为对方的第四大贸易伙伴⑦。在2004年11月举行的第八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货物贸易协议》及与此相关的《中国-东盟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这两项协议为在2010年实现区内货物贸易自由化奠定了基础。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全面启动。自贸区建成后,东盟和中国的贸易占到世界贸易的13%,成为一个涵盖11个国家、19亿人口、GDp达6万亿美元的巨大经济体,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
(四)非洲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
非洲经济一体化的活动也变得非常活跃,目前在非洲有中非经济与货币共同体(CemaC)、东南非共同市场(ComeSa)、东非合作(eaC)、南非海关联盟(SaCU)、南非发展共同体(SaDC)、西非经济货币联盟(UemoawaemU)等一体化组织(表1)。非洲经济一体化组织为非洲争取自身利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五)跨地区经济一体化发展现状随着各国参与全球活动的日益深化,为了搏取更多的利益,各国不断的举行跨区域的自由贸易谈判,建立了许多或紧密或松散的跨区域的经济一体化组织。这些组织包括独联体(CiS)、欧亚经济共同体(eaeC)、发展中国家贸易优惠总体系(GStp)、海外国家与领地(oCt)、泛阿拉伯自由贸易区(pan-aRaB)、发展中国家贸易协商照会(ptn)、南太平洋贸易与经济合作协定(SpaRteCa)、跨太平洋经济伙伴(trans-pacificSep)、美拉尼西亚矛头集团(mSG)和三方协定(tRipaRtite)等(表1)。而且跨区域的合作变得更加活跃,主要形式是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
三、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从目前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情况和趋势来看,经济一体化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进程呈现出以下的一些趋势:
(一)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成为多边贸易体制中最重要的特征
区域贸易协定(Regionaltradeagreements,简称Rtas)已成为各国贸易合作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美国推动建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并正在推动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而且与韩国、新加坡、约旦、巴林、阿曼、以色列、澳大利亚、摩洛哥、智利、哥伦比亚、中美洲六国等国(或地区)签署了自由贸易区协定,还与南美洲国家、泰国、菲律宾、中东地区的国家以及新西兰、南非、埃及等国家进行着自由贸易谈判,并准备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在亚洲,日本已经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文莱、墨西哥等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正与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智利、澳大利亚等国进行自由贸易谈判。亚洲另一个经济实力较强的国家———韩国,已经完成了与美国、东盟、智利的自由贸易谈判,正与欧盟、新加坡、日本、商谈建立自由贸易区事宜。东盟已经建立了自由贸易区,并与我国、韩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目前还在与欧盟、日本和美国等国(或地区)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在欧洲,欧盟除了吸收新成员外,已经同智利、墨西哥、南非、埃及、塞尔维亚等国家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并正与韩国、印度、南共市、安共体、东盟进行自由贸易谈判。
(二)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的同质性减弱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如欧共体,基本上是以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同一、经济发展水平相近、地理位置相邻和具备共同历史文化背景为基本条件的。但是从它近来所吸收的成员看,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已日趋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已向世人表明,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和经济欠发达的墨西哥可以进入同一区域组织,实现共赢;亚太经合组织成员国更是把历史、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连到一起,实现互利合作;东盟内部也十分复杂,但也同中、日、韩等国进行了合作磋商,初步形成了“10+3”机制,开展合纵连横与博弈。从签署跨区域的自由贸易协定来看,国别差异更大。由此可见,在区域经济合作和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经济一体化组织成员的同质性在减弱。
(三)经济一体化组织出现多层次性和交叉性
在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中,经济一体化的成员往往出现相互交叉和重叠现象。一体化组织内部形成了若干较小范围的次级区域经济组织,形成层层重叠;不同一体化组织之间又形成环环相套。有的国家同时是几个次级区域组织的成员。欧共体内曾同时存在荷、比、卢经济联盟。美国既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又是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还在筹组泛美自由贸易区。澳大利亚不仅与新西兰达成一体化协定,又参与亚太经合组织,还与印度、南非等国协商筹组自由贸易区。
(四)经济一体化地理空间空前扩大
从欧美国家与其他国家(或地区)所签订的贸易协定发展趋势上看,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参与经济一体化中选择了自由贸易区的形式,一体化组织的发展越来越多地超越了地域的界限。目前,据不完全统计,wto几乎每个成员都加入了一个以上的自由贸易区。而且这些自由贸易区协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在跨地区跨大洲的国家(或地区)之间签署的,出现了泛洲性或跨洲际的经济一体化组织。欧盟准备继续东扩和南扩,把整个欧洲统一在欧盟的旗帜之下,形成有30多个成员的泛欧洲联盟。亚太经合组织在短短的几年内也一再吸纳新成员,包括了来自亚洲、欧洲、北美洲、拉美和大洋洲的成员。
(五)经济一体化各成员间合作与竞争关系将长期存在
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获得最大的利益,各国不得不加入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加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由于各国存在着政治与经济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竞争和政治斗争。因此,各国将在合作与竞争中把握发展机遇,共生与共发展。
自由贸易协议篇9
进展
众所周知，克林顿虽然在其担任美国总统的两届任期内，美国经济实现了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然而，在推进naFta南扩方面，他却是个失败者。与之相比，现任美国总统布什尽管在对付国内经济方面没有多大作为，却在naFta南扩方面，取得了较大成绩。概述起来，进入2002年之后，naFta在南扩中取得如下较大进展：
获得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自从1994年1月1日naFta获得美国国会通过后，在此后长达8年的时间里，前总统克林顿绞尽脑汁，却始终没有得到贸易促进授权法案，也就是所谓的“快速道”授权。这项“快速道”授权规定，对于美国总统与外国签署的双边贸易协议，国会只能予以批准或者否决，不可修改贸易协定的内容而使审议的过程久拖不决。这项授权最早产生于1974年，直到1994年naFta组成后，方予以终止。鉴于1992年naFta草案批准后，美国一些国会议员就劳工和环境问题提出质疑，因此，当1994年国会赋予naFta法律文件后，此后，美国国会便没有批准延长这项授权。在现任总统布什之前，共有5位美国前总统享有这项外贸谈判权力。
近年来，特别是2001年至2002年期间，由于美国外贸逆差不断加大，为了扩大海外市场，以推动美国贸易出口，布什强烈要求美国国会批准恢复给予总统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即“快速道”授权，为此，布什曾亲自到美国国会进行游说，在布什的多次亲自游说下，美国众议院于2002年7月27日以215票对212票的微弱多数批准了这项授权法案。随后，美国参议院也在2002年8月1日以64票对34票的表决结果通过这项法案。在美国众参两院先后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后，布什总统最后于2002年8月7日正式批准该项法案。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任总统期间，虽然不止一次地向拉美国家许愿，美国将与这些国家或以集团名义，或以国家名义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但是，因为没有得到美国国会“快速道”授权，结果每次出访，都是无果而归。布什于2001年初入主白宫后，虽然参加了2001年4月下旬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但因手中没有美国国会赋予的“快速道”授权这柄上方宝剑，结果，布什也不得不扫兴而归。而这次从美国国会手中得到了盼望已久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它为naFta南扩的顺利进行创造了前提条件，并为拉美单个国家或贸易集团同北美三个缔约国分别签署双边贸易协议打下坚实基础。
智利在2002年底加入naFta已成定局在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区初步组建后，按照原先的设想，智利将成为首批加入naFta的候补成员国，并在1995年5月成为naFta的正式成员。这是因为，智利在拉美国家中是第一个实行对外开放的国家，况且，该国经济在拉美所有国家中比较稳定，与美国较早实施经贸合作，是美国政府比较看中的国家。同时，智利还是拉美安第斯贸易集团的重要成员国。因此，吸收智利加入naFta不仅可以进一步推动两国经贸往来，还可以在整个拉美国家中率先起到加入naFta的示范作用。但是，由于美国大公司和大农场主的拼命阻拦以及美国政府态度暧昧，以至于延误了智利加入naFta的大好时机。虽然如此，naFta的另外两个缔约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还是分别于1995年8月和10月先后同智利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但由于美国没有与智利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结果智利成为naFta成员国的愿望告吹。智利虽然没有加入naFta，然而，南方共同体市场却向它伸出了欢迎的双手。经过多次谈判，智利终于在1996年6月底成为南方共同市场的一个联系成员国家。
2001年“9·11”事件后，美国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要在国际上加强反恐合作；另一方面，在全球汹涌澎湃的地区经贸合作面前，美国不能袖手旁观，更不可把其传统势力范围——拉美地区拱手让与他人。正是在此情况下，美国又重新对智利与拉美经济一体化产生浓厚兴趣。由于naFta的两个缔约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已先后同智利签署了双边贸易协议，于是，从2001年底开始，美国将与智利达成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提到了议事日程。进入2002年以后，美国与智利外贸官员进行了多次接触，还就双方达成自由贸易协定问题进行了具体磋商。但是，由于在2002年上半年，美国正忙于与新加坡签署自由贸易协议，因而与智利的双边自由贸易谈判被搁置起来。但是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美国与智利的双边贸易谈判加快了进程。当2002年夏季，美国贸易谈判代表佐立克访问智利与拉美其它国家时，他又与智利贸易谈判官员就双边自由贸易协议的一些细节问题再次进行磋商。此后，智利贸易谈判代表也多次到华盛顿与佐立克就双边条约问题进行了有成效的谈判。双方按照naFta程序，分别就取消进出口关税限制、市场准入、加强私人投资、知识产权等一系列问题达成了协议。尽管目前美国与智利的双边贸易协议谈判基本已告一段落，但还要经过法律专家逐条进行仔细推敲，方能最终予以落实，估计到2002年底，美国与智利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便可大功告成。
美国与中美洲国家贸易协议谈判进程加快凡是组建地区经贸集团，按规定一般都应遵循由近到远的原则。在这方面，将naFta向南扩展，当然也要遵循这一原则。更何况，美国与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国家经贸关系一向十分密切，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便是早在1991年秋季，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就首先同加勒比海和中美洲国家签定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草案。以后，方与南美各个贸易集团分别就草签贸易协定进行了接触。美国现总统不可能超越其父亲的办事原则，因此，在美国与拉美各贸易集团中，首先同中美洲国家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过去，在美国与中美洲的经贸关系上，都是中美洲国家比较主动，而美国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这次美国却一反常态，率先主动提出与中美洲国家进行贸易谈判。2002年1月16日，在美国总统访问中美洲国家时，布什总统提出美国将同中美洲国家谈判自由贸易协议，并倡议美国与中美洲国家加强相互了解，争取早日达成双边贸易协定。在布什总统的倡议下，截止到2002年3月底，同中美洲国家已举行了四次会晤。2002年3月24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结束访问墨西哥和秘鲁后抵达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与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和伯利兹七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会谈，讨论美国与中美洲地区签署自由贸易协定问题。2002年3月25日，即在布什同中美洲国家领导人就自由贸易协定会谈的第二天，洪都拉斯等中美洲七国首脑在圣萨尔瓦多举行特别会议，商讨如何加快本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强与美国的自由贸易，加快地区各国经济发展等问题。这表明，美国与中美洲国家都有增强相互经贸往来的愿望，预计在2002年底美国与智利签署双边贸易协议后，美国同中美洲的自由贸易谈判进程将逐步加快。
帮助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缓和金融危机美国的naFta南扩计划，除了分别同智利与中美洲国家签署自由贸易协定外，下一步面临的紧迫任务，便是同南方共同市场国家签署双边贸易条约。但是，目前在南方共同市场四国中(智利除外)，只有巴拉圭还尚未爆发货币金融危机，至于其他三国，即阿根廷、巴西和乌拉圭都已陷入经济金融危机动荡之中。特别是巴西、阿根廷，它们都是南方共同市场的顶梁柱，这两个国家若被金融经济危机搞垮，那么，不仅南方共同市场将面临厄运，naFta的南扩计划届时也必将落空。正因为如此，帮助上述三国摆脱经济金融困境，也将是naFta南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帮助巴西、阿根廷和乌拉圭摆脱困境，实际上也是挽救南方共同市场，理所当然地成为naFta南扩取得进展的一个主要体现。
现在看来，在阿根廷2001年10月以来爆发的货币金融危机中，美国采取了拖延战术。即在阿根廷金融危机发生后，美国不予理睬，等到阿根廷筋疲力尽之时，美国才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道着手对阿根廷经济金融予以挽救。2002年上半年，就在阿根廷经济即将陷入崩溃时，在美国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定给阿根廷提供40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从而使得本已岌岌可危的阿根廷经济获得了喘息机会。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举虽然迟了点，但最终还是为阿根廷经济渡过难关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乌拉圭经济面对危机的紧急关头，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之提供了16亿美元贷款，这对这个南方共同市场小国同样是雪中送炭。而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巴西的金融支持，则被一些报刊称为“姗姗来迟的务实行动”。拥有人口1．7亿人，排名全球第九大经济体的巴西，在当前面临巨额债务，经济十分困难的关键时刻，若不予以金融支持，那么这个国家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同时，也将给南方共同市场的发展，乃至日后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组成带来重重困难。在美国总统布什看来，尽管巴西常常与美国在naFta南扩和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时间和方式等问题上唱对台戏，但是，一旦失去巴西，那将对整个美洲经济一体化是个重大损失。理由很简单，naFta南扩离不开巴西，它对美国和整个美洲实在是太重要了。正因为巴西的地位举足轻重，因而，在2002年8月上旬，在布什总统的支持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方宣布向巴西提供300亿美元贷款。
总之，naFta南扩需要巴西和阿根廷为主的南方共同市场，而美国支持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巴西和阿根廷的金融支持，恰恰是naFta在南扩中不得不面对的紧急课题。2002年以来naFta的南扩步伐所以加快，有其深刻的经济背景：
其一，从美国自身看，纯粹是出于开拓市场之需要。由于目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之消除各国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之忧虑，所有这些，都促使布什政府掀起一场大规模的开拓市场运动。正如美国报刊所说，鉴于以上情况，“布什不得不把开拓市场运动，作为美国推动naFta南扩，即推动达成战略性自由贸易协议的需要”。美国把推动双边贸易称为“战略性”自由贸易协议，可见绝非是出于单一方面的考虑。鉴于美国在这场全球性的双边协议中已经落后于欧盟和其他国家，为了急起直追，就不可能单纯只为开展贸易而进行双边活动，而必须把开展自由贸易放到全球战略的位置。在这方面，布什政府把这种战略又称为“竞争的自由化”，也就是与美国认为的战略性国家达成双边协议。同时，通过naFta的南扩，进一步推动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进展，并且开展新一轮的全球贸易会谈，最终实现上述两个目标。美洲自由贸易区和多边贸易谈判的最后期限为2005年。为了发起开拓市场的运动，以便达到在2005年同时实现美洲自由贸易区和wto多哈会谈这两个战略性目标，布什在naFta南扩中，首先把智利作为首选的战略国家，通过降低智利对美国生产的拖拉机和小麦的贸易壁垒等，力图早日把智利纳入naFta中。与此同时，美国还把中美洲作为naFta南扩的重要战略性国家，因为，对美国来说，中美洲不仅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而且，同中美洲国家签署了双边贸易协议，就可以对其他拉美国家发挥积极影响。它只能对naFta南扩，甚至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设起到加速器作用。
其二，拉美国家近年金融动荡和外资的减少，促使它们融入naFta过程有所加快。许多拉美国家对1994年底墨西哥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当时，若不是墨西哥已成为北美自由贸易区成员国，美国也不会及时给予该国大量金融资助。正是墨西哥业已成为naFta正式缔约国，方得到了美国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多达500亿美元的金融贷款。
关于南方共同市场三国的经济金融动荡，以阿根廷为例，在这次阿根廷金融经济危机中，倘若该国已成为naFta成员国，美国也不会故意采取拖延战术，致使阿根廷发生金融货币危机。当然，其根源在于内部，但是，从这次教训中阿根廷也应重新认识到，为了推动本国经济振兴和发展对外经贸合作，它也有必要在加入naFta方面迈出其关键性的一步。
与此同时，流入拉美国家外资数量的大幅度减少，也十分不利于naFta的南扩。当前整个拉美，除个别国家外，总的来看，都处于经济萎靡不振，债务增加，外资大幅减少的几重夹击之下。单以外资而言，在1999年全球经济繁荣时期，美国等国家对拉美直接投资曾达到创记录的1050亿美元。然而，好景不长，进入21世纪以来，流入拉美的外资则呈现大幅减少态势：2000年由1999年的1050亿美元减少到了880亿美元，2001年又减少到了800亿美元。纵观拉美近年外资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则在于，该地区改革进程速度放慢，其中私有化更是遇到了较大的麻烦，这无疑是naFta南下的一个较大障碍。有鉴于此，不久前，拉美经委会在谈到本地区外资减少时指出，应加强本地区签署贸易协定，还要积极采取与本地区大国和其他地区国家吸引外资的政策。而加速naFta南扩，就是解决美国与拉美国家签署贸易协定，积极引进美国和加拿大外资的一个比较有成效的途径。
此外，欧盟自2000年以来与拉美不少国家纷纷签定双边贸易协议，也成为外部推动naFta进程有所加快的一个重要因素。
难题
有必要指出，与以前相比，尤其是同克林顿政府时期比较，布什政府于2002年推动naFta南扩并加快其前进的步伐。然而，这并非表明，在推动naFta南下的过程中，就一帆风顺。实际上，近年来naFta南扩遇到了不少困难与难题：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成为推动naFta南下的一大障碍。2001年“9·11”事件以后，美国虽然加快了其签署双边贸易协议的进程。但是，美国在积极与其它国家达成贸易协定的同时，还将其贸易保护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潮。2002年3月中旬，美国借口其国内钢铁生产不景气，单方面推行了限制外国钢铁进口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时隔不到两个月，美国又借口欧盟等增加农产品补贴，布什政府于5月上旬制定了在今后10年内对美国农产品补贴增加1900亿美元的措施。美国推行的上述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与措施，不仅招致欧盟、日本等发达国家的非议，而且在发展中国家，美国采取的贸易保护政策也引起了它们的不满。在拉美国家，一些国家对美国的农产品保护政策进行了批评，认为，美国一边让别人开放本国市场，全力投入到本地区的一体化中去；但自己却把大门紧闭，不准其他国家的谷物和水果等农产品进入美国市场，这显然是阻碍了本半球的贸易协议进程。所以，美国若不采取措施限制其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那么，naFta南扩也将不可能顺利进行。
对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时间表的看法不同。关于2005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问题，本来，在1994年12月的迈阿密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与1996年3月的哥伦比亚第二届美洲国家贸易部长会议上，与会的美洲34个成员国(古巴除外)都赞同美国提出的“速战速决”方案，即各国立即就自由贸易协议问题加快谈判步伐，力图把原定于2005年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时间表提前。然而，由于美国在很长时间没有获得“贸易促进授权法案”，而且，人们对美国在大会上的霸道表现也强烈不满，从1998年4月第二届美洲国家首脑会议开始，以巴西为代表的南方共同市场国家提出，由于美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较大，加之，美洲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些薄弱的产业，需要一些时间把这些产业尽快发展上去。因而，理应依据各国的实际情况，采取逐步推进的战略，而不是速战速决的方案。看来，美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于时间表的分歧，已是naFta南扩的又一难题。
在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中采取何种方式，美洲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也出现严重对立。在美国看来，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理应以naFta为基础，通过naFta向南扩展，最终于2005年组建美洲自由贸易区。在这个问题上，以巴西为主的南美洲国家则强调，现在美洲经济一体化有多种模式，不只是naFta一种方式。因此，现有的美洲次区域集团和小地区组织，包括naFta在内，应该保持各自的独立性，采取集团对集团的谈判方式，最后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
当前南方共同市场内部陷入金融经济困境，如不妥善解决，也将影响美洲自由贸易区进程。在南美洲的经济一体化组织中，以南方共同市场搞得最有起色。该组织自从成立以来，在减少关税，消除非关税壁垒以及对外开放市场方面，都走在拉美其它一体化组织的前面。然而，自从2001年10月阿根廷首先步入货币金融危机开始，紧接着，乌拉圭和巴西纷纷陷入经济金融动荡之中。南方共同市场三国特别是阿根廷和巴西陷入经济金融动荡，对该组织可以说是个灾难。因为，阿根廷和巴西作为拉美新兴工业化国家，不仅在该地区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且，对naFta南扩，进而西半球自由贸易区的产生，所起的作用也是较大的。所以，南方共同市场若不渡过经济金融难关，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将影响美洲自由贸易区的最后组建。
关键的2003年
到2005年底，离美洲自由贸易区的组建还有三年时间，而2003年无疑又是一个很关键的年头。因此，对2003年naFta的南扩进行展望，便显得十分必要：
第一，2001年4月魁北克美洲国家首脑会议重新确定了12个谈判工作小组的议题，将在2003年全面展开。由美洲34国专家组成的12个委员会，每个委员会设立主席一名，再由他主持的谈判工作小组就以下12个专门问题开展工作：市场准入、海关方式和原产地原则、投资问题、贸易条例和技术障碍、卫生和植物检验措施、补贴、反倾销和赔偿权利、小国经济问题、公共企业的购买、知识产权问题、服务业问题、竞争政策问题、调解贸易争端。上述12个谈判工作小组面对12个专门问题，本来，在1998年4月圣地亚哥会议上已经确定，但因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陷入中断，再加上美国没有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案，结果，在2001年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上不得不再次提出此问题。既然“快速道”授权已经到手，其他各项程序业已基本就绪，因此，就应该从2003年起，全面落实12个谈判工作小组提出的12个专门问题。
自由贸易协议篇10
美国主导tpp谈判后，试图通过“全面覆盖”原则将tpp塑造成为一个“新的改进型的Fta”，借此打造“21世纪Fta新模式”。因而，tpp谈判一致对外宣称坚持“高质量和黄金标准”，将农业、环境、劳工标准和知识产权等“新加坡议题”纳入谈判范围。由此，国内一些专家和舆论认为，tpp不仅仅是贸易协定，更是美国牵制和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新砝码和新工具；美国主导设置的环境议题及其反映的趋势，将成为中国今后自贸协定谈判的“绊脚石”。
那么目前tpp中环境议题到底涉及什么内容，这些内容又将给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和挑战，环境议题是否会成为中国今后难以逾越的障碍？本文将结合目前tpp谈判及成员已对外公布的材料进行分析。
一、tpp中可能涉及环境内容的分析与判断
目前尽管tpp文本对外保密，无法获得具体详细的信息，但是据美国UStR2014年1月15日的公告，美国在tpp谈判中环境保护问题的立场是：环境保护是美国的一个核心价值观，美国将坚持tpp必须包括一个强有力的、可全面执行的环境章节，否则美国将不会达成协议。
另外，结合2013年11月24日的tpp环境章节主席报告，tpp领导人2011年公布的谈判概要、美国贸易促进法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的相关文件、美国历年签署的自贸协定以及最新签订的韩美自贸协定，可以认为：tpp中已确定设立单独环境章节，而且将是“高标准和高质量”。根据2013年11月24日的tpp环境章节主席报告提供的关于环境章节的合并文本，tpp包括大约18个条款。谈判方已经达成一致的条款包括：目标、总体承诺、程序性事务、公众参与机会、公众提交、公司社会责任、促进环境绩效的自愿性机制、合作框架、机构安排和外来入侵物种等。但仍然存在分歧的条款具体描述如下：
1.“定义”分歧。协定环境章节适用范围只包括中央政府层面还是也包括省等地方政府；是否在一国领土范围；是否与多边环境公约等挂钩。
2.“多边环境公约”分歧（主要分歧）。美国提出如果tpp缔约方没能有效采取相关措施履行《关于消耗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防止船舶造成污染的马波尔协定》则会受到争端解决机制惩罚。澳大利亚、文莱、加拿大、智利、日本、墨西哥、新西兰、秘鲁、新加坡和越南都予以反对，认为这是两个体系，不应捆绑在一起。
3.“磋商/争端解决”分歧（主要分歧）。美国提出磋商要与争端解决过程相关联，争端解决要设立仲裁法庭，但其他11个国家都表示反对。
4.“贸易和生物多样性”分歧。美国不同意此条款，因为美国不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其他国家没有反对设立此条款。
5.“贸易和气候变化”分歧。美国和澳大利亚不同意该条款。越南、秘鲁和马来西亚不希望将化石燃料补贴纳入。
6.“海洋渔业捕捞”分歧。分歧主要围绕渔业补贴是否并入多边环境协定条款《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国际公约》中等展开。美国认为海洋渔业在此条款中是必要的。
7.“保护”分歧。美国提出tpp谈判方在违反外国法律情况下应采取措施禁止野生动植物贸易。澳大利亚、文莱、智利、日本、墨西哥、马来西亚、秘鲁、新加坡和越南反对现有条款。
8.“环境产品和服务”分歧。文莱、越南、日本、马来西亚和智利反对现有文本中的某些说法。
根据以上内容和谈判分歧点分析，可以看出tpp中环境内容几乎涵盖了与贸易相关的所有政策与措施，除了对环境保护水平、贸易与环境公约关系、争端解决机制、公众参与、机构及制度安排等方面做出规定外，还涵盖了渔业补贴、生物多样性以及环境产品与服务等多个方面。tpp环境章节可能对其执行能力、争端解决机制以及透明度等方面全面加强，相对目前其他已经签署的自贸协定而言，tpp中环境章节更加强调可操作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约束性以及标准的一致性。换句话说，相比目前的自贸协定版本而言，tpp环境章节将是一个加强版本。
tpp尽管只是一个贸易协定，但是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下，已经成为美国实现其政治、经济等目标的工具和抓手，环境内容不仅仅是来源于环境保护本身，其背后还隐藏着产业、经济、贸易和政治利益。美国认为在自由贸易环境下，协定一方降低环境标准变相等同于对产业进行补贴，使得降低环境标准一方更能获得竞争优势，从而增强了其产业国际竞争力。因此，tpp中环境内容除环保本身外，更是一个经济、政治、贸易以及环境利益的综合。
二、tpp突出设置环境内容的原因分析
尽管目前有12个国家参与tpp谈判，但是主要由美国主导，特别在环境议题设置上更是美国的意志体现。因此，分析tpp中设置环境内容的原因，也主要是分析美国的动机。美国在tpp环境议题上核心关注包括：环境公约的执行；制定渔业补贴禁令；野生动植物贩运；非法伐木；争端解决机制；环境产品和服务。
（一）表面原因及依据
1.美国的自贸协定传统和历史上都包括环境章节。美国在自贸协定框架下讨论和设置环境议题已有30多年的历史。1992年美国在naFta框架下开始尝试设置环境议题，作为naFta附属协定，签署了naaeC。此后，美国签署的自贸协定均包含环境内容。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公布的相关数据统计，目前美国签署并已经生效的自贸协定有14个，除美国-以色列自贸协定外，其他13个均设置环境章节或环境技术合作章节或附属环境合作协定。详见表1所示。
2.美国贸易法案要求在自贸协定中设置环境章节。200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贸易促进授权法案（tradepromotionauthority，tpa）第2102段――贸易谈判目标中提出“……确保贸易与环境政策相互支持，寻求保护环境和国际合作的方法，优化使用世界资源……”，并在原则性谈判目标中设定了具体的环境目标。这成为美国日后在自贸协定谈判中设立环境章节的法理依据，以及美国在自贸协定谈判中所开出的要价。这也就是为什么2002年之后美国签署的所有自贸协定都设有单独环境章节。尽管tpa法案在2007年授权到期，但美国在2008年开始tpp谈判的时候仍然遵循该法案设定的自贸协定模式，并且将2002年tpa法案中设定的贸易谈判目标更新为2007年《两党贸易协定》（2007bipartisantradedeal）中所设立的贸易谈判目标，将环境章节所要实现的目标，和具体的实现过程做了更进一步增强。
3.美国环保局（epa）和UStR职能安排是自贸协定中设置环境议题的保障。美国epa全球事务和政策办公室设有专门的贸易和经济组，其职能是处理国际贸易、投资协定与国内环境关系。在自贸协定的环境议题谈判、对自贸协定开展环境影响评估、环境议题实施中与UStR共同发挥核心作用，例如在naaeC实施中发挥牵头（leading）作用。美国UStR是国会授权专门开展贸易谈判的机构。UStR专门成立了环境资源办公室（UStR’sofficeofenvironmentandnaturalResources，enR）。该办公室不仅关注美国签署的双边、多边贸易和投资协定中的环境议题，也关注国外影响美国贸易利益的环境措施。
4.美国自贸协定的环境影响评估制度要求设置环境章节。美国2002年后签署的自贸协定，签署之前均开展了环境影响中期和（或）最终评估。制定了贸易政策环境影响评估指南，目的是预测贸易政策对环境的影响，并纳入贸易政策最后制定中，有利于审查自贸协定对环境的不利、有利影响，对于自贸协定的实施有积极的指导作用。在评估中，一般都会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执行概要、相关法律和政策框架、背景、自贸协定、公众意见及咨询委员会意见、由经济因素造成的对环境潜在影响、对管理制度造成的潜在影响、环境合作、评审范围确定以及Fta对经济造成的潜在影响等。该评估成为美国国会通过和签署自贸协定的必要条件。
5.美国最新公布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是美国推动环境章节的具体实证。2012年4月，美国公布了其新修订的《双边投资协定范本》（Bit2012），该范本对环境保护等条款进行了修订。在投资和环境章节（第十二条），项下条款从2004年版本的2条增加至目前的7条，对双边投资与环境保护列出了更为明确和具体的要求。从政策目标一致性角度看，同时按照其一贯做法及落实2007年《两党贸易协定》，美国必定多管齐下从各个领域全面推动其加强环境章节的主张，并最终体现在tpp中。
（二）深层次原因
一是安抚国内民众和政治需要。在美国看来，贸易对环境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例如贸易可以增加经济效率、产出，进而促进增长，然而经济增长很可能对不可再生资源更多地消耗以及对环境更大的破坏，如空气污染、水质下降等。为此，美国民众以及nGo强烈呼吁否决或抵制不进行任何环境考虑的贸易协定，为使国会顺利签署自贸协定，美国必须设置相应的环境章节，以避免贸易对环境的不利影响。
二是刺激经济和扩大出口的需要。美国在wto、apeC及双边自贸协定中都力推环境产品和服务的贸易自由化，其核心目的就是扩大环境产品和服务出口。环境产品和服务是全球未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及竞争力反映，美国在环境产品和服务方面具有绝对优势。根据相关数据，2010年美国环保产业产值占全球环保产业产值的40%，是最大的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顺差国，2009年环保产业出口额达405亿美元，占全球环保产业贸易额的31%。在自贸协定中设立环境章节，推动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无疑会对美国的环保产业、经济发展和就业起到积极作用
三是抢占全球道义制高点的需要。美国不签署包括《京都议定书》在内的多项全球环境公约，广受世界各国诟病。为了抢占全球道义制高点，在自贸协定中加入环境章节，提倡绿化贸易协定一方面意在部分抵消其环境保护方面的不作为；另一方面是为了深化环境合作。后者具体体现在：一是环境章节中强调履行全球环境公约中的义务；二是加强多边环境合作中的对话；三是在自贸协定谈判过程中，签署了环境合作协定。
三、tpp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分析
（一）tpp环境议题和谈判可能对中国产生的潜在环境影响
tpp对中国环境的影响，需要从tpp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性质、环境内容、本质和背景等多方面考虑。考虑tpp及其环境内容，可以从环境质量、环境法律法规以及环境决策地位三个方面分析tpp对中国可能的环境影响。
1.只要措施得当，不会导致环境质量恶化。naFta对墨西哥的环境影响以及加入wto对中国的环境影响两个例子清楚地表明：如果措施得当，贸易自由化不会使环境恶化。其实，tpp中的环境内容宗旨和出发点还是保护环境，例如所提出的“成员方应该申明不会因为鼓励贸易而降低各自国家环境保护水平”，“为确保各国有效实施环境保护，tpp各成员应承诺不会因为贸易而贬损各自国内的环境法律、措施、政策等”。即使由于贸易变化对环境产生一定压力，中国可以通过制定绿色贸易政策、寻找国外资源、技术替代等措施来缓解或抵消这些压力。另外，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将有助于我国环境技术变革并减少环境投资。
2.有利于完善中国环境政策，提高执行力。由于tpp对环境保护水平、环境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公众参与与透明度都有着较为详细的规定，同时对发生环境争端之后也有一系列的解决程序，因此对于健全中国的环境法律法规、增强其执行力度、促进公众参与都有着较为积极的影响。与中国入世类似，tpp较高的环境要求有利于中国修订和更新与国际规则不符的环境法律法规、增强既有环境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从长远来看这种由外而内的倒逼机制也是与我国改革大方向一致的。
3.有利于提高环境在经济决策中的地位。naFta设立了环境委员会，美国环保局在该委员会中起牵头作用。其他自贸协定也都设立了专门环境委员会。此外，美国环保局和UStR还联合主办了贸易和环境政策咨询委员会（tepaC），对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中的环境问题提出意见。这种制度化的安排将对环保部门参与经济和贸易决策提供发言权和参与决策机会，提高了环保部门在综合决策中的地位。
（二）对策建议
第一，深化对自贸协定环境议题认识，积极推动自贸协定环保议题的谈判。通过对tpp环境议题的分析和评价，认识到环境议题并不是我国不能逾越的“鸿沟”，相反对于我国环境保护以外促内有积极作用。因此，相关主导部门特别是环保部门应表明立场和态度，适时对外释放积极信号，推动自贸协定环境议题谈判，树立我国重视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形象。
第二，开展贸易协定环境议题的顶层设计，制定示范文本，在中韩自贸协定中先行先试。通过对tpp文本的分析，可以看出在贸易中设定环境议题或章节已经是大势所趋，目前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在自贸协定中涉及环境议题，而是我国如何应对环境议题。因而我国需要提前谋划，做好顶层设计：一是，尽快制定我国自贸协定环境章节示范文本；二是，在中韩自贸协定中先行先试，发挥“试验田”作用，中韩自贸协定已明确设立单独环境章节，且预计在不久的将来签署，因此有些条款可以在中韩自贸协定中先“试水”；三是，积极推动在亚太自贸协定（Ftaa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中环境章节的设立，通过Ftaap和RCep抗衡tpp是我国重要战略部署，在这些自贸协定中设立环境章节将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尽早谋划国内相应政策调整和机制安排。tpp及其他自贸协定中都涉及环境公约履约和执行，争端解决机制适用，设立环境合作委员会机构等问题，自贸协定实施需要国内机构安排和政策予以调整，应未雨绸缪。一是，设立环境合作委员会秘书处，指定专门专家进入环境合作委员会；二是，对某些调整的政策提前进行调整，例如tpp和中韩自贸区已经确定对服务部门实施负面清单模式，那么环境服务的负面清单就需要提前制定；三是，对环境公约国内履行进行梳理和分析，分析其适用于争端解决机制的可行性。
第四，尽快建立自贸协定环保示范园。开展自贸协定环境谈判不能脱离实际，做空中楼阁；自贸协定环境条款实施需要最终落实，落地，不能重谈判，轻实施。建议建立自贸协定环保示范园。自贸协定环保示范园将具有自贸协定环保谈判的基础研究、政策、谈判支撑和实施等功能。从内容上可以包括承担环境合作的相关职责、开展环境服务负面清单的制定、环境产品和服务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削减的影响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