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篇1
关键词：新古典贸易理论；生产可能性方程；福利函数；消费可能性方程
中图分类号：F0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一、新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的内容
俄林在同时吸取了一般均衡分析理论代表人物卡塞尔的观点后才完整的提出了新古典贸易理论的H-o理论。之后学者进一步发展了H-o的理论，完整的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理论体系主要有：
H-o定理：在两种产品和两种要素的情况下，每个国家都出口密集地使用其丰裕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进口其他产品。H-o定理是在两种生产要素条件下的比较优势理论的模型，这是与古典贸易理论基于单一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模型不同之处。
S-S定理：萨缪尔森与斯托尔珀认为：“如果某种产品的相对价格上升，将会该产品生产中密集使用的生产要素的所有者的报酬增加，同时降低另外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报酬，且无论种要素在何种部门被使用”。
H-o-S定理：由保罗·萨缪尔森认为“在H-o的相关假定的条件下，国际贸易将会导致两国间的同一商品与同一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与绝对价格出现均等化”。
罗勃津斯基定理：罗勃津斯基认为“当产品价格与要素价格不变时，某种要素投入的增加，将会生产中密集使用这种要素的产品的产出更大的增加”。
里昂惕夫悖论：里昂惕夫基于1947年与1951年美国的进出口商品中的要素进行计算，发现美国进出口的商品与H-o理论不相符，所以称之为悖论。
多个国家多个生产要素的H-o理论：芬斯特拉用一国的有效生产要素占全世界的有效生产要素的比例与一国的GDp与全球的GDp之比例进行比较，也就是用一国的有效要素的世界占比与一国的GDp的世界占比进行比较，有效要素丰裕的国家在密集利用这种有效生产要素的产品生产上具有比较优势，应该生产并出口这种产品。这是H-o的最新的理论进展。
二、新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的一般均衡分析的实例分析
通过具体的生产可能性方程与社会无差异方程来定量与图示分析相结合来说明自由贸易的贸易得利。
案例分析：如图1所示，如果中美两国生产服装（X）与饮料（Y）生产可能方程的分别为ppFCHn：X2+4Y2=80000与ppFUSa：4X2+Y2=80000，福利函数都为U=XY（消费偏好相同的假定条件），且假定封闭时两国相对价格分别对应的是0.5与2。
1.分析封闭状态下均衡时各国和的生产与消费量及福利水平。
2.假定自由贸易状态下均衡时两国各自在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上的产量增加40%，分析国际相对价格与两国的生产与消费量、贸易量及福利。
分析如下：如图1所示，因为U=XY，mUx=Y，mUy=X，为保证最大收益，mUx/mUy=Y/X=px/py
1.封闭时：因为要求福利最大，一定有中国的：mUx/mUy=Y/X=px/py=0.5，则X=2Y，代入到中国的ppF中有8Y2=80000，有Y=100则X=200，由于封闭状态下均衡市场出清，此时消费量与生产量是相等的。UCHn0=100*200=20000=Ua，同理一定有美国的：mUx/mUy=Y/X=px/py=2，则Y=2X，代入到B国的ppF中有8X2=80000，有X=100，Y=200。由于封闭状态下均衡市场出清，此时消费量与生产量是相等的，有UUSa0=100*200=20000=Ua。
2.由图形可知中美在分别在服装与饮料上具有比较优势，自由贸易增加具有比较产品的产量，则此时中国的产出X=200*（1+40%）=280，代入到其ppF中有Y=20；同理此时美国的产出Y=200*（1+40%）=280，X=20。此时全球X与Y的总产出都是280+20=300，那么国际相对价格为px/py=300/300=1，假定消费可能性方程为Y=-X+K，且因同时经过两国自由贸易均衡时的生产点，则K=300，所以消费可能性方程为Y=-X+300。又因为为达到福利最大化，一定有mUx/mUy=Y/X=px/py=1，有X=Y，代入到消费可能性方程，此时两国的消费水平都是X=Y=150。此时a国出口的X=280-150=130、进口Y=150-20=130；B国出口Y=280-150=130、进口的X=150-20=130。此时的福利水平都为150*150=22500，大于封闭时20000，因为自由贸易使中美的福利分别都增加了。这也说明要素禀赋理论实质上也是研究两个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理论。
图1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图示分析
三、实例分析中的难点
上述分析中主要的难点是如何求出消费可能性方程，社会公众为获取最大福利，其社会无差异曲线一定与同期的国内最新相对价格水平相切。当然依据H-o-S，同期的国内最新相对价格水平也就是世界相对价格水平。
参考文献：
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篇2
[关键词]国际贸易分工理论新兴古典经济学分工与专业化新古典经济学
一、分工专业化思想的梳理
1.斯密定理
著名的斯密定理指出,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大小,分工的发展取决于市场范围的不断扩大,而市场范围的大小又取决于运输的条件。分工会带来专业化和专业的多样化,而这必然要求人们互相交易,互通有无。斯密定理直接地表述为市场范围扩大是分工深化的必要条件,市场范围扩大的关键因素是交易费用(盛洪,1994)。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市场需求被默认是外生的,市场范围的扩张只能停留在交易费用外生的水平上。斯密定理仅从市场需求方面静态地分析了分工演进机制,却没有将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两方结合起来研究分工演进机制。而在市场供给方面,降低交易费用可以刺激供给,有利于增加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因而,斯密定理的根本缺陷在于不能揭示分工演进的机制。
2.杨格定理
杨格定理在斯密定理的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需求层面上的分工演进机制的分析,将斯密定理动态化,从而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动态化分工演进机制。杨格定理认为,递增报酬的实现有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不但市场大小决定分工的程度,而且市场大小由分工程度所制约,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杨格,1928),杨格补充了由交易费用外生分工,由分工内生市场规模的机制。可见,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的机制。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对分工及其演进的机制作了开创性的研究。分工是基于人们交换能力的专业化分工,交换能力是市场交换范围的制约因素,而交换范围又是分工深化的限制因素。斯密定理与杨格定理形成了一个分工自演进组织体系,分工与专业化产生于交易效率的提高,并反过来提高经济体系的总效用,但同时分工的出现是以交易费用的相伴而生为代价。前者是由静态市场规模推动的分工,后者则是由组织创新推动的分工;前者从市场需求角度出发,而后者从市场供给角度出发。综合二者可以较为合理地解释由分工到分工的自我演进机制,而这一机制中的契合点是交易费用。分工的自演进将市场规模动态化。分工和专业化能够大幅度地提高生产效率,这种提高是一种生产质量上的提升,能有效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边界。交易费用是分工和专业化的关键因素,分工的细化会导致交易及其费用几何级数的增加(Becker&murphy,1992)。
3.杨小凯的新兴古典经济学
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杨小凯1984,1991,1997),使人们能够生产的剩余产品日益增加,这是人们选择分工专业化带来的收益。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人们在交易中必然付出代价,人们必须在分工专业化和交易费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寻找一个理想的均衡点。当分工与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超过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分工专业化经济,并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消费需求。反之,当分工专业化所带来的收益低于支付交易费用所产生的损失时,人们会选择自给自足经济,即自己生产多种自己所需的产品并满足自己的消费,这时将没有商品交易。显而易见,分工专业化是推动国内贸易的基本原因,而要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市场,则必须通过必要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保障人们的合法财产与收入的安全性,努力提高交易效率,有效降低交易费用。只有分工的效率超过交易费用时,自给自足经济才会演变为分工经济。
随着交易费用的下降,分工就会在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规模上进行。如果我们从对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的关注中,站到更高的层面观察分工网络的交易费用问题,则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经济系统的分工网络存在单位交易效率提高即交易费用下降与网络整体的总交易费用上升同时存在。这是因为,交易效率的提高体现为专业化生产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会促使更多交易行为的发生,同时使一些原本不能实现专业化的新的分工领域出现,这些新专业的出现,同样会带来交易量的增大。也就是说,在分工网络上,由于单位交易费用的下降,网络中原有点与点之间的连线变得更粗,因为交易量扩大;二是又会有新的节点出现,这些节点的出现使分工网络规模得以扩大,因此在单位交易费用下降的同时,总的交易次数可能会迅速上升,导致交易费用的总量也不断上升。另外,网络的扩展和复杂化又可能使其中的内生交易费用迅速上升。这些都反映了劳动分工发展和交易制度日益复杂的趋势。
事实上,经济学是解决两难冲突(tradeoff)的科学(杨小凯、黄有光,1993;杨小凯,1998;Yang,2001),因为任何经济决策都是在约束条件中寻求最优,最优的决策事实上都是折衷的结果。现实生活中的最优状态(选择)一般总是中间状态,而不像传统经济学理论所主张的如“完全竞争”那种极端的理想状态。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andwi11s,1990)的模型却表明,竞争程度的增加与分工经济不可两全。分工程度很高时,每个专业化生产领域的竞争程度就会受到影响,不可能一方面要求每个专业生产领域从事生产的人都很多,达到完全竞争状态,另一方面整个社会又具有同样很多的专业领域数量。因此,现实经济中,如果对交易费用进行深入的研究,既有一定程度的竞争又有一定程度垄断存在的中间状态。现实中的经济问题均可以放入两难冲突的分析框架,并从中内生出最终的均衡状态。
二、新兴古典解释贸易产生的新思路
新古典经济学在解释国内贸易产生的原因时,是假定在纯消费者和厂商绝对分离的前提下,而国际贸易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外生的比较利益。这种传统新古典贸易理论把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分割开来,却难以阐明国内贸易何以发展到国际贸易,以及发达国家之间贸易量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间贸易量的原因。D-S模型可以解释为什么国际贸易主要发生在先天条件相近的发达国家之间,却不能内生地解释国内贸易向国际贸易的演变,因为按照这些理论,人们一开始应该选择的是国际贸易,而不是实际作为开始的国内贸易。以杨小凯等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与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既相承又具有开创性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思路,为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兴的经济学流派。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依托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新框架,将贸易的起因归结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两难冲突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而对贸易的原因给出新的解释思路,使贸易理论的核心重新回到分工引起的规模报酬递增,是一种内生动态优势模型,是贸易理论和贸易政策统一的模型,是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的模型,能够整合各种贸易理论,是贸易理论的新发展,重新归纳贸易理论的发展线路。新兴古典经济学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重要缺陷,从每个个体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现实出发分析个体的决策过程及其结果。基于个体是消费-生产者的新框架适合国家层次上对单个国家的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把对个体之间分工和贸易的分析用于分析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用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及其折衷解决的个体专业化决策思路重新考察国际贸易理论,用分工演进模型对贸易理论的基本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构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主要内容。新兴古典经济学派从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统一出发,构建了贸易产生的内生化新体系。
基于库恩一塔克定理,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独创了超边际分析方法,并运用这种方法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全新的诠释;提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任何经济现象的出发点,面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具体经济问题构建贸易模型。这些模型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一国国内贸易如何发展到国际贸易的问题,把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统一到一个理论框架里,对国际贸易新兴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梁小民2003)。新兴古典经济学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核心理论。杨小凯的研究成果涉及到基本经济理论和研究方法,构建了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完整体系。从而大大提高了经济学的解释力(张永生2002)。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的理论,交易效率的提高会扩大市场容量,促进市场一体化,相互分割的局部市场将逐渐发展成一体化的市场,这时候,一个大的市场就折中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提供了更大余地,所以,国际贸易是国内贸易发展的结果,其市场容量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国际贸易之所以在国内贸易之后发展起来,是因为同国内贸易相比,国际贸易存在额外的交易费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复活了古典经济学的精华分工理论,并将之加以数学分析工具,为经济学的学习提供了一种新的学习思路和分析工具。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杨小凯和黄有光的新兴古典经济学说重新为经济学确定了方向,将经济学从资源分配问题引向组织问题,为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及宏观经济学提供了一个统一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还存在着较大的发展空间。
三、新兴古典分析框架的演变
新兴古典经济学是以分工与专业化为分析经济现象的出发点,所构建的一系列模型分析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经济问题,如交易费用模型可以解释贸易的出现等现象。文章这里用图1说明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此图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中的基本分析工具,此图中,假定一个经济系统中有4个消费者―生产者,每个人必须消费4种产品,而且可以选择生产1,2,3或4种产品,没有市场存在,整个经济分成四个互不往来的部分,经济没有一体化,没有商业化,生产集中程度低,每个人的专业化水平低。若假定专业化可以通过加速熟能生巧边干边学的过程提高生产力,则在图1-1的自给自足,即国内贸易中每个人的生产力都很低,但是它却完全没有交易及其产生的交易费用。由于所有人的生产消费结构相同,经济结构的多样化程度很低,在图1-2的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中,每个人生产的产品种类数从4减至3,即专业水平上升,因此生产力上升,市场也从无到有,每个人的交易次数从0增至2,交易费用也从无到有。经济分为两个互不往来的部分,与自给自足相比,市场一体化程度上升。产品1或2的生产者人数也从自给自足时的4个减至2个,所以生产集中度上升,同时也出现两类生产贸易结构不同的专业,因而比自给自足时结构多样化程度上升。人与人之间的依赖性、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图1-3则是一种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业化程度及市场个数都增加。每个人的专业化程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每个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经济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程度、交易次数及总交易费用、每个人的生产率都比局部国际贸易时增加。
经济体系之所以能从自给自足状态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状态乃至完全国际贸易状态,是由于在这类框架中有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故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交易效率越高,折衷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也就越高。在一个静态模型里,当交易效率外生改进时,经济体系就会从自给自足向完全国际贸易演进。在一个动态均衡模型里,即使交易条件没有外生地得到改进,分工的演进也会自发地产生。上述两种现象,会作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同时产生。在这个过程中,市场是由于个人选择专业模式和水平的自利决策而内生出现的,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随着分工的演进,社会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程度也会随之发生演进。经济体系从自给自足演进到局部国际贸易乃至完全国际贸易演进的方式(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随着交易效率的提高,贸易的范围不断扩大,互相独立的国内市场从多逐渐变少,最后变成一个统一的国际市场。由此可见,市场能够有效率地决定贸易品的种类和贸易的范围,即由于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以及交易效率的提高而导致的交易范围的扩大,从而使贸易从国内扩大到国外。
四、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缺陷
值得探讨的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存在一些缺陷:①出于数学的严谨性和理论的完美性,新兴古典框架通常作了一些严格的假定条件,其中有些是不合理的,会得出与现实相差甚远的结论,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新兴古典贸易模型的理论研究价值和实际应用能力;②现存的统计资料无法满足分工专业化演进的许多数据口径,因此难以采用历史数据来验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③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交易费用的大小不能决定分工是如何进行,以及某国生产产品的分工方式,交易效率的高低无法确定某国进出口贸易的结构;④无论是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均处于动态之中,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采用静态分析或比较静态分析,其分工贸易模型是静态经济模型,从而忽略了时间因素,对现实贸易现象的解释力就有折扣了。但是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毕竟是传统贸易理论的更深层次扩展,这种扩展是建立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专业化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理论意义要大于实践意义,其至少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贸易理论的蹊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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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篇3
[关键词]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研究路径方法论
一、引言
方法论对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具有不可替的重要作用，不同的方法论层次与视角，将直接制约国际贸易理论的不同对象、不同论域和不同形态，并终将影响到理论的历史命运。鉴于此，本文着重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了从古典主义到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方法论的演变历程。本文之所以选择讨论这几个时段的国际贸易理论的方法论，是因为它们是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最具代表性的理论，以后的国际贸易的方法论也都是在他们的基础上发展演变出来的，并且这些方法论对今天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仍有重大意义。
二、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方法论探析
在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出现以前，主要是重商主义的经验总结法，且大多是关于流通领域的，忽视了生产领域的作用，未能真正解释财富产生和积累的源泉。所以还称不上是研究资本主义的真正科学。马克思指出：“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开始的。”从古典时期的归纳演绎再到新古典的价格分析、均衡分析，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才真正开始建立了方法论体系，随着新方法论的采用，国际贸易理论也在不断地发展、完善。
1.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著名的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为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它们标志着西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体系的建立。
（1）绝对优势理论——二重法
斯密在前人的基础上，形成了历史描述法和抽象演绎法相结合的二元方法论，推导出“绝对优势论”。斯密认为由于“利己心”人们便有了交换的倾向，正是这种交换倾向，导致分工产生，而分工又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斯密把他的分工理论推广到于国与国之间。他认为各国分工的基础是自然禀赋的优劣或后天的生产条件，依据交换的原理以及各国之间分工的原则，各国应该利用自己生产条件上的绝对优势进行生产，然后去交换别国具有优势的产品，这样贸易双方都会获利。由此得出了“绝对优势论”。
可见，斯密运用的逻辑演绎方法与重商主义简单归纳法有了本质的区别。同时，斯密极为推崇归纳和演绎的二重法，认为两者是主次分明地结合在一起的，正如马歇尔所说的“经济学需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但为了不同的目的，采用这两种方法的比重也不同。”正是由于其研究方法的二重性导致了其理论体系的二重性，这也对后来的方法论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但是，斯密首创的逻辑演绎法还不够完善，并且只能解释具有绝对优势的国家参与国际贸易在这一种特殊情形。此外，斯密虽然指出了“利己心（“经济人”假设的最初内容）”的重要性，但是没有系统而明确地论述其含义。
（2）比较优势理论——抽象逻辑演绎法
“比较优势理论”是绝对优势论的发展和完善。李嘉图提出了“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衡取其轻”分工原则。这使得比较优势论比绝对优势论更具有普遍性，它为世界各国特别是落后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做了理论上的证明。这主要得益于李嘉图所运用的抽象理性的逻辑演绎法。
李嘉图在论证时先规定了一系列假设前提，并举了英国和葡萄牙生产呢绒和葡萄酒的这个经典例子。李嘉图认为尽管葡萄牙在生产酒和毛呢上都占有优势，但优势的程度不同，生产成本比率上的差异导致了贸易的产生。如果葡萄牙的两种商品的生产成本都比英国低，并且低的程度一致，这样的交换对双方都无利可图，就不会发生贸易。所以，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不是绝对优势的差异，而是比较优势的不同。这样，李嘉图得出了更为科学的结论。李嘉图在举例时更注意假设条件，他明确地假设资本和劳动不能在两国间自由流动，这是斯密所没有做到的。至此，逻辑演绎法已经发展到非常完善的地步。
但李嘉图通过一系列严格的假设将比较优势理论变成了一种纯粹抽象的推理，并且把这种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型直接分析复杂现实世界的经济问题，使得经济理论日益脱离现实经济生活，大大削弱了它的适用性。德国历史学派的先驱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曾经批评过这种做法，并认为这种方法论指导下建立的经济学理论徒具科学化外观，在理论体系形式上看似具有完整性，但却是脱离实际的无用的东西。
（3）相互需求理论——价格分析法
约翰·穆勤在李嘉图比较优势论的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国际商品交换比率的确定以及贸易利益的分配问题。他采用价格分析法，提出了相互需求理论。穆勒认为两国进行交换，其交换比率取决于双方对各该项商品需求的大小，并稳定在输出货物恰好能抵偿输入货物的水平上，也就是贸易双方的总出口恰好等于总进口的那种贸易条件，这是由两国对对方的商品的需求强度决定的。这是对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重要补充和说明。不过，穆勒的文字叙述简单，其理论分析也较粗糙，使其理论缺乏严密的科学性，进而多少掩盖了其理论价值的光彩。
此外，在方法论上，穆勒也强调演绎法的重要性，并认为其是唯一适用的方法，但在他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又继承了斯密的二重法。他的方法论可以说是标准实证主义的样板。由此可见，斯密的二重法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归。
2.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
（1）要素禀赋理论——价格分析法
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禀赋理论作为新古典贸易理论的基石，最初是用文字描述与逻辑演绎，这种传统的经济学范式表达的，后人在他们的基础上采用一般均衡分析法，归纳出了一个简洁的定理，即赫克歇尔-俄林定理（H-o定理）。这一理论用生产要素的丰裕度来解释国际贸易的产生和一国进出口贸易的类型，较好的回答了比较成本差异的来源这一问题。
赫—俄首先提出了一系列的假设条件（即2×2×2模型），虽然这些假设前提有的与实际相差很大，但确保演绎推理逻辑的正确性，反映了逻辑演绎法已日趋成熟。在这些假设前提下，他们通过对相互依存的价格体系的分析，并结合逻辑演绎法，展开了严谨的推理。由于商品价格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主要原因，商品相对价格的差异又是由不同国家间的生产要素的差异决定的，而要素相对价格的差异是由各国的供给状况决定的。由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可知，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商品要素的价格由供需双方决定。由于假设两国对要素（如资本或劳动等）的需求比率是一致的。所以一国的要素禀赋最终决定了要素的价格，并最终决定了进出口商品结构和国际贸易的产生。可见，逻辑演绎法已发展到了非常完善的程度，显然价格分析法的采用起了巨大的作用。
赫—俄理论除了可以从理论上进行逻辑证明，其结论还能够从经验中得到实证检验，这是比较优势论所无法比拟的。“里昂惕夫之谜”使赫—俄理论的结论得到了很好的证实检验，以致引起了后来对“谜”的各种解释，包括劳动效率的差异、人力资本的差异、关税结构、要素密集度逆转等，从而使H-o理论得到不断修正与发展。可见，在构建一套理论模型时，不仅要能从逻辑上经得起推敲，更要能经得起实际的检验。后来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证伪主义都强调理论假说“可检验性”的重要意义。只有通过了经验证实的假说才是真正的理论，才能更好的指导现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方法论上，赫-俄理论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论又有了巨大的进步。
（2）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演绎法的数学化与一般均衡分析
20世纪40年代，萨缪尔森又进一步发展了要素禀赋理论，提出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它进一步说明了在贸易发生后，两国的资源禀赋变化的情况。萨缪尔森认为只要存在产品价格的差异，两国就会继续开展贸易，使得两国两种产品的价格完全相等，同时使贸易前丰富要素的价格上涨，稀缺要素的价格下降，最终使生产要素的价格也完全相等，这一趋势被称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由于这一定理是由萨缪尔森根据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逻辑论证的，因此该定理又称为“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定理（即H-o-S定理）”。
萨缪尔森借助数学工具对演绎法的加以运用，在推导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中，他借助于单位价值等产量线和等成本线，运用了一般均衡分析，确定了均衡条件下的要素价格水平，最后得出在自由贸易下，贸易后两国的要素价格自然也就相同。但由于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假设之上，在现实生活中，由于运输成本和一些贸易壁垒的存在，以及生产技术条件的不一致。因此，国际间要素价格均等化在现实中一般难以实现。但萨氏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国际贸易问题了一个有力工具。
三、国际贸易理论方法论的发展趋势
1.数学化趋势明显
早期的亚当· 斯密、李嘉图、詹姆斯穆勒等大经济学家，用语言论述已经把西方社会主要的经济现象讨论得很清楚，但从马歇尔、塞缪尔森等一批较早运用数学形式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表述的学者开始，现在数学工具在分析工作中的角色日益重要，甚至引起了实证分析法与规范分析法之间的现实鸿沟。人们需要借助数学，来论证其理论的严密性，特别是计量经济学的长足发展，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学及理论的发展。
但是，我们应正确对待数学这个工具。正如林毅夫所言，如果我们仅仅追求数学模型的复杂和艰深，但是忽视了理论是用来解释经验现象的，那么一旦数学模型的推论与经验现象不一致，这样的模型充其量只是数学游戏，不能称为经济理论。但同时，数学又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应该为我们的理论研究服务。
2.方法论的多元化趋势加强
由于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单一的研究方法已无法解释某些经济现象及了解这种经济活动的不确定性，且不同的研究方法各自有优缺点，所以综合运用这些方法才更能准确、全面的反映经济现象、揭示经济规律。随着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深入，方法论的开放性和多元化趋势将得到加强。
四、总结
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从最开始的重商主义的简单经验归纳法到归纳法、演绎法，还是到后来的价格分析法、操作主义等，每一次新的方法论的运用都促进了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但无论哪种方法论，都有各自的长处，也都有不可避免的缺陷，方法论本身没有好坏优劣主次之分，它们都是人类认识世界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只有在适当的环境、适当的时机正确运用，才能充分发挥方法论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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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篇4
关键词：国际贸易，国际直接投资，市场结构
国际贸易理论与市场结构理论分析框架的产生
国际贸易是商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交换，国际直接投资则表现为货币资本在国际间的流动和循环。按照蒙代尔的理论，商品资本的国际流动可以完全替代货币资本的国际流动，国际投资就不会发生。按照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观点，产业资本的循环依次经过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并且3种资本形式还要保持时间上的连续性和空间上的并存性。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特点也体现在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中，从世界经济的范围分析，产业资本循环经过上述3种形式才能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市场结构理论来自于产业组织经济学，按照该理论市场可以分为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两大类型，不完全竞争市场又分为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3种类型。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的差别主要体现为产品差异性、进入和退出壁垒以及卖方集中度。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是产品具有同质性，进入和退出壁垒小以及卖方集中度低，而不完全竞争市场则相反。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厂商提供的产品有差异、行业的进入壁垒较大，具有规模经济及由此产生的卖方集中度。古典贸易理论和现代贸易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新贸易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之初就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世界经济活动的发展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有融合趋势。
从历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的产生先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早期的国际贸易理论从发源于15世纪欧洲原始积累时期的重商主义开始，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以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为标志。这两种理论有各自的分析框架，国际贸易理论的逻辑起点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则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统1的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逐步结合，商品、资本、技术和服务的流动日益密切，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呈现相互融合的趋势，但是统1的理论框架还没有建立起来。本文从市场结构的角度分析国际贸易理论和直接投资理论，并指出新贸易理论和国际直接投资理论融合的基础在于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下的新贸易理论解释了产业内贸易产生的原因和福利影响，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使得垄断竞争厂商都具有向国外出口产品的动机，加之这些厂商生产的是有差异的同种产品，产业内贸易形成。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不完全竞争市场，如果具备贸易壁垒和资本自由流动，国际直接投资厂商进行跨国直接投资就能够实现对国际贸易的完全替代。
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贸易理论
国际贸易理论经历了从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发展过程。按照市场结构划分前3种可以归纳为1类，它们的理论基础都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古典贸易理论包括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包括1般均衡理论、相互需求理论和对偶理论，这些理论都建立在完全竞争的假设下。现代贸易理论则以要素禀赋论为代表，该理论体系阐述国际贸易产生的原因在于产品的价格差异，价格差异源自于成本差异，成本差异产生于生产要素的丰裕度。主要理论包括要素禀赋论、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萨缪尔森—斯托尔帕定理和罗伯津斯基定理等。
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分析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这些前提假定包括：生产要素在各国内部是自由移动的，而在国家间是不能移动的；国家之间实行自由贸易，不存在政府对贸易的干预或管制；生产和交换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进行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要素处于“充分就业”状态；贸易双方的出口价值等于进口价值，国际收支平衡；运输费用和其他交易费用为0；没有要素密集度转变的情况，生产同1商品时各国的生产技术1样，生产函数相同；没有规模经济的利益，不存在规模经济递增。从上述的前提条件可以看出该理论体系将国际直接投资排除在外，首先国家之间没有多余的资金可以投资；其次国家之间没有要素流动的可能性。总之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没有给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留下任何成长空间。
要素禀赋论创立后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贸易理论，该理论认为如果掌握了1国的资源禀赋情况就可以推断出该国的对外贸易走向。然而里昂惕夫的实证分析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学者们提出了各种解释用于修正要素禀赋论的前提条件，如贸易壁垒说、自然资源稀缺说、生产要素异质说以及人力资本说等等。前提中完全竞争的假设在现实中难以满足，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只能作为产品价格的接受者，他们提供的产品是同质的。国际贸易活动中的许多现象无法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来解释，不完全竞争市场中的新贸易理论应运而生。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新贸易理论
新贸易理论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期，它的创建是建立在两个相关学术领域的发展之上：即产业内贸易理论和产业组织理论。该理论认为资源差异和规模经济均是国家进行专业化和贸易的原因，前者是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的产业间贸易，而后者是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递增的产业内贸易，它更强调的是非比较贸易优势。同时为强调规模经济作为贸易的原因作了3个基本创新：将产业组织引入贸易理论，将贸易理论从完全竞争模式的不现实中解脱出来；摒弃了传统的2维假定和凸性生产可能性曲线，新贸易理论发展了1种“层级结构”的方法来解释贸易和要素流向，即产业间贸易仍由要素禀赋的差异来决定，而某产业内部具有类似要素比例的产品之间却相互分工和贸易，后者在产业间贸易的格局中表现为净贸易量；区分了技术溢出的外部经济和市场规模作用的外部经济。
把新贸易理论看作和古典贸易理论完全对立是不确切的，新贸易理论只是补充了后者在自身假设框架下所难以解释的现象。新贸易理论建立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而古典贸易理论建立在完全竞争市场基础上。
不完全竞争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理论
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垄断优势理论，它由美国学者海默于1960年在他的博士论文《国内企业的国际经营：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中首次提出。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都假定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海默则认为，要解释战后对外直接投资现象，必须摒弃传统理论中关于完全竞争的假定，对不完全竞争进行研究。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不具有支配市场的力量，它们生产同类产品，拥有获得所有生产要素的平等权利，这样就不会有对外直接投资发生，因为它不会使企业拥有高于当地对手的优势。只有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企业才能获取垄断优势，并通过直接投资在国外予以利用。
金德尔伯格将垄断优势分为4类：来自于产品市场不完全的优势；来自生产要素市场不完全的优势；企业拥有的内外部规模经济；由于政府干预，特别是对进入市场以及产量的限制所造成的企业优势。后来学者在海默的理论框架下进1步发展了垄断优势理论，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1是论述跨国公司垄断优势的来源；2是跨国公司在出口、直接投资与许可证交易3种方式中选择直接投资的根据与条件。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中理论。
国际生产折中理论认为，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特定优势、内部化优势和区位特定优势3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企业特定优势类似于海默提出的垄断优势，即1国企业拥有的高于其他国家企业的优势，并且这种优势只是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条件非充分条件。内部化优势是指企业为避免市场不完全而通过内部化将企业的优势保持在企业内部。市场不完全的含义近似于不完全竞争，邓宁认为市场不完全可以分为两类：结构性市场不完全和知识性市场不完全。企业利用市场不完全通过内部化建立垄断优势，内部化优势越大，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倾向性越明显。内部化优势还不能充分解释对外直接投资，利用出口照样可以发挥优势。区位优势可以更充分地解释对外直接投资的原因，因为区位优势属东道国所有，企业无法自行支配，只能予以适应和利用。只有国外区位相对国内区位具有更大优势时企业才可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不完全竞争市场下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
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体现在以下方面：在地理区域上呈现高度的1致性，在贸易和投资领域还是以发达国家为主导，发展中国家的规模在逐步扩大；国际直接投资的产业流向与贸易商品结构的变化1致，2战前以发达国家的制成品和发展中国家的初级品为主，2战后传统的工业品贸易下降，高科技含量的工业品贸易量上升，究其原因在资本的跨国界流动，战后国际资本更多地流入制造业和新兴工业部门，加快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国际直接投资改变了国际贸易的模式与格局，最初国际贸易更多表现为产业间贸易，随着跨国公司的发展产业内贸易和企业内贸易在增加。国际直接投资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实现的，母公司与子公司、子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企业贸易量在不断扩大。第4，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的融合协调机制统1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框架内实现。
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篇5
关键词经济自由主义的演进；新经济自由主义；国家干预主义；凯恩斯主义；理论对峙与政策综合
一、经济自由主义及其主要观点
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最早出现于英国，源于《大宪章》，公认的第一个自由主义思想家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先驱约翰·洛克。而亚当·斯密则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基础。经济自由主义主要指，主张自由放任、强调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依靠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调节经济和制定相应的政策。斯密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对私人经济活动不加任何干涉，政府只作为守夜人的角色维护正义与公平。大卫·李嘉图之后进一步完善了斯密的理论，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即经济自由主义。其建立在斯密对经济人假设的前提基础上，分为人性是自利的和理性的，人们通过为了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不断努力进行经济活动，通过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从而达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斯密那里，经济理性最初表现为：人们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经济交易活动中对得失和盈亏进行精密计算。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基本继承了斯密这种对经济理性的理解。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等同，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
经济自由主义坚决反对国家干预经济运行，认为只有放任自由和健全法制，市场的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能充分发挥，经济自动走向均衡而无需干预。
二、经济自由主义在论战中演进
自从经济学诞生发展以来，经济自由主义就在其自身的发展完善和与其他“主义”的博弈斗争中不断的前进。地理大发现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快速发展，资本原始积累广泛地利用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方法，如英国的圈地运动。“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①
由此发展起来的重商主义代表着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利益，重商主义者强调国家的作用，把中央集权国家干预经济看作是经济发展、国家富强的保证。早期重商主义者为积累本国的金银货币要求禁止金银出口，增加金银进口；而晚期重商主义者则要求国家实施保护关税政策和贸易顺差政策，限制进口，鼓励出口。
虽然重商主义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西欧国家的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起过促进作用，但是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完成和贸易的进一步扩大，由于关税和贸易顺差政策逐渐阻碍的商品流通和贸易活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受到约束，要求贸易自由化和取消关税的呼声日益高涨，已有雏形的经济自由主义开始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生活在工业革命前夕的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批判了重商主义的理论并且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逐步摆脱对国家政权力量的依赖，市场机制逐渐发挥作用，他始创了分工理论，指出分工促进效率，交换扩大必须扩大市场，而贸易自由才是扩大市场的关键，同时指出贸易关税阻碍的资源的配置与流动。倡导自由贸易的好处与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快速发展使得自由主义彻底击倒重商主义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基础。后来，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分工理论，始创了比较优势理论，他积极倡导自由贸易，指出自由贸易是各国发展经济，实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途径。随后的萨伊定理和穆勒的研究完成了对生产三要素：劳动、资本与土地的论述，完成了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经济自由主义支配了工业革命后英法等国的经济政策体系，自由贸易促使资本主义生产得到极大的发展。但自由主义并不是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体系，在英法积极推行自由主义时，德国历史学家派出于国民经济和统一国内市场、抵制英法产业资本扩张的需要，极力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倡导保护贸易和保护关税政策，反对经济自由主义；而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统一了德意志后德国采取了国家干预政策使德国经济发展得到了保障。国家干预主义者证明了非自由主义同样也能使国家富强，并与自由主义展开了相当时期的论战。虽然自由主义完成了古典体系的建立，但是其还未能成为绝对的主流思想，与干预主义平行地使得不同历史传统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不断发展。
三、新自由主义的主要思想、理论观点
自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法国的瓦尔拉为代表的边际学派奠定了边际效用价值论后，经济学开始全面地引入数学参与经济分析和模型建立，使得经济学的基础更加可量化和逻辑严谨清晰；美国的克拉克系统地阐述了边际生产力论，为现代经济学中的分配理论奠定了基础。他还提出静态分析与动态分析的差别，这一区分大大丰富了现代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边际主义学派在方法论上反对德国历史学派，他们主张抽象演绎法，认为经济生活反映人们无限的需求与有限的资源之间的矛盾及其选择关系，认为人在经济方面的行为及其后果是由需求决定的，并假定每个人行为的最高目标是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即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满足。
剑桥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马歇尔提出的“均衡价格论”既继承了这个时期的经济学传统以生产费用解释价值决定，又融合了19世纪70年代后以边际效用解释价值决定的学说，故又被称为“新古典学派”②。新经济自由主义就是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的，成为在19世纪70年代后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之前经济发展理论体系的主导力量。
新经济自由主义继承了经济自由主义的自由经营、自由贸易思想，积极倡导国际贸易自由化、全球一体化，认为私有制是维持经济有效率的制度，强调市场是资源最优配置的合理制度，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新自由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市场机制可以充分地自行调节或自我矫正，市场能连续出清，经济能经常处于均衡状态。
四、新自由主义在曲折反复中发展——新自由主义主要发展阶段
（一）新自由主义形成时期
随着一战德国战败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国家垄断资本过渡，新古典经济学为经济自由主义奠定了理论体系的同时肯定了自由主义的优越，同时俄国社会主义的建立也从反面刺激了自由主义的形成与发展，而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的“经济计算”问题大论战成为了新自由主义登上历史舞台的导火线。
（二）新自由主义低潮时期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前,新古典经济学无论在理论方面或政策方面,都支配着统治阶级和学术界的经济思想。本以为新自由主义从此进入辉煌时期，但是经济危机撼动了新自由主义的充分就业、自动均衡的基础；由于新古典否认危机而危机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凯恩斯批判了新古典的就业理论和危机理论，新古典的自由放任已经不能满足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垄断资本主义需要国家为后盾进一步向国际渗透，而经济危机不能单靠市场自行调节，应该引入国家干预扭转局面。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倡导国家干预，反对自由放任，倡导政府要扩大职能——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的职能。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干预的必要和对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性，形成其独特的“有效需求不足”理论。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显示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效，扭转了危机使经济恢复，而二战后杜鲁门的政策和主要发达国家的就业法案显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政策已经逐步成为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流。这次国家干预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大论战，以国家干预主义的胜利和经济自由主义的失败而结束，凯恩斯经济学取代了新古典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的统治地位，并成为了30多年西方国家的政府经济学。在这期间，许多学者都在为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努力，新自由主义陷入低潮退居次要地位。新自由主义学者们也在思考，完全放任自由，市场机制真的能完全克服经济上的问题吗？新自由主义开始反思自己的理论体系并作出修正，有一部分新自由主义学者认为市场机制还是基本制度，政府只应在市场失灵的地方作出干预。
（三）新自由主义的复兴阶段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辉煌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了“滞胀”（高通胀、高失业、低经济增长）时期。菲利普斯曲线指出高通胀或高失业只可能出现其一，凯恩斯主义对付高失业率的措施是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付高通货膨胀率的措施是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但是，资本主义世界的滞胀意味着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同时并存。凯恩斯主义无法对其作出合理的解释并指定对应的解决措施，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复兴提供了机会。
人们普遍认为经济过度开发导致能源极度短缺和成本的迅速上升，政府过度干预导致结构膨胀、开支增加、企业税赋加重。虽然新自由主义者仅仅将其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所致，但这比凯恩斯主义的无力要优胜得多。随着里根总统的执行和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上台，政府采取的减税缩小开支、减少政府干预和机构精简使得经济得以恢复，倡导削减关税和自由贸易，美国经济慢慢恢复后出现了克林顿总统的高速发展时期。新自由主义重新占据了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成为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新自由主义③借助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得到了复兴。同时，新自由主义借助新古典宏观批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是适应性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例如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指出，传统的凯恩斯主义把就业和价格水平作为评价政策的标准，而不以微观经济学关于增进福利的标准为依据，失去了一致性。
面对凯恩斯主义的失效和新自由主义复兴的咄咄逼人，一个新的学派——以曼昆、罗默、费尔普斯和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和理论体系展开了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对峙。
（四）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对峙阶段——新凯恩斯主义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扩散
从危机后一直到现在，经济学领域已经不再是一家独大或主流的态势，而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论战与对峙阶段，出现了理论的争持和国家政策的矛盾等突出特征。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工资和价格具有充分的灵活性，可以进行迅速调整；通过工资和价格的不断调整，供给总是等于需求，市场连续出清，他们承认市场的失灵，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危害很大，因此政府最好不要卷入经济——他们进而认为自由贸易能促进供给需求的调整，资本的自由流动能带动资源配置；如果一国无法使得经济调整恢复，那么就要求把资本和贸易扩展到国际，通过国际资本的流动促使达到均衡，实现市场出清。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采用工资和价格粘性或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的假设，而工资和价格缓慢调整使市场不能连续出清，他们还修正了传统凯恩斯主义的缺点，论证了工资和价格粘性，承认协调失灵，承认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可以使厂商的行为符合社会利益，这样就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微观基础，也修正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缺乏微观基础的缺陷。同时，人们也看到新凯恩斯主义具有现实感，他们承认厂商追求的私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冲突的现实，承认资本主义制度下协调的失灵以及微观层面上厂商利润最大化决策造成的宏观层次上严重的社会后果。而这正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最缺少的东西。因此，市场出清还是非市场出清，政府失灵还是市场失灵，政策无效还是政策有效，这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观点和政策主张分歧的关键所在（吴易风，2002）。正是这种理论上的对峙以及双方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使得这场争论会不断持续下去，结果尚未清晰。虽然新凯恩斯主义的非市场出清更加符合现实，经济的发展不断显示政策的干预是必要而且应该的，新凯恩斯主义对短期经济的指导意义非常大，但是新自由主义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所倡导的长期中市场自动均衡理论与市场机制作用对经济长远发展具有指导价值，并且其倡导的减少政府成本、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限制等观点仍对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21世纪初前几年，随着两种理论对峙的深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出现了有史以来的矛盾与综合，以美国为例，自签署了“华盛顿共识”以来就积极倡导国际自由贸易和减少关税壁垒，拉拢不少的国家签署贸易优惠条款，促进国际资本自由流动和全球一体化的深入，新自由主义在国际上不断扩张；对于其国内经济则采取了以新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为主的经济复兴政策，布什政府的多次调整利率、进行大量的反倾销诉讼和设置技术壁垒积极促进了国内需求与减少贸易逆差，保护国内产业，对
凯恩斯主义取代了当时未能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由主义成为制定经济政策的主要参考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由于政府过度干预经济、经济成本上升导致的资源短缺使得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受损，他们迫切需要宽松和自由的贸易环境把国内危机转嫁出去促使经济复苏，同时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他们又需要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的精神实现全球和资本国际一体化，自由主义得到了复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并在21世纪初期达到一个高峰，垄断资产阶级为了谋取更大的市场份额及利益、分散风险或为转嫁危机提供保障，急需资本的国际自由流动，所以他们积极倡导自由主义以及全球一体化，力图维护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国际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大型跨国公司的投资与国际产业转移等方兴未艾。而经济自由主义则在理论上为他们扫清了障碍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在“华盛顿共识”的推动下，全世界的自由主义和全球一体化浪潮澎湃汹涌。同时，为了稳定国内市场，保护国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不得不采取国家干预的政策保护国内产业，制造技术壁垒和反倾销，试图在任何领域内逆转贸易不利局面，而国际金融危机更是为他们推行更严厉的产业保护政策提供了充足的现实依据。这种对内实行凯恩斯主义，对外实行自由主义的矛盾政策体系恰恰是为了维护发达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也是经济自由主义演化发展的新趋势。因此，只要以演化的视角来观察经济自由主义整个发展的进程，我们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交替上台或相互对峙背后真正的原因，正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所说的，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没有根本性的区别，都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经济理论，两者的区别仅仅在于国家对经济干预的程度不同。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第23卷第819页。
②一般情况下，我们把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归属于经济自由主义，其中，新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称为新经济自由主义。而把重商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归属于国家干预主义。
③此时的新自由主义是对“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因此，又称新自由主义为新保守主义。
④约翰·凯恩斯著，高鸿业译：《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重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第3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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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篇6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新新贸易理论；异质性企业；内生边界
一、引言
国际贸易理论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它主要阐释国际贸易成因、国际贸易结构和国际贸易利得等问题。随着国际贸易实践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先后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新贸易理论四个发展阶段。
古典贸易理论主要包括adamsmith的绝对优势理论和davidricardo的比较优势理论(2×2×1模型)。在他们的理论中，假定在完全竞争及规模报酬不变条件下，劳动作为唯一的投人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则国际贸易是发生在劳动生产率绝对或相对差异的先进工业国与落后农业国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该理论首次阐明了自由贸易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20世纪30年代，瑞典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heckscher和olin提出了要素禀赋理论(h－o定理)。与古典贸易理论不同的是，他们认为比较优势的形成除了劳动这一投入要素之外，还包括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禀赋的差异。后经haberler、mied、learner、leontief等学者将一般均衡分析的新古典模型与h－o定理融为一体，最终形成了国际贸易理论的标准模型(2×2×2模型)——新古典贸易理论。这一以要素禀赋理论为核心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处于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地位。
进入20世纪60年代，在国际贸易领域，大量存在一国既出口同时又进口同一产业内产品的情况，这一有悖于要素禀赋理论的现象引起了verdoon(1960)、balassa(1966)等人的关注，grubel、lloyd(1975)对此现象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产业内贸易理论(intra-industrytradetheory)。20世纪70年代后期，krugman(1979，1980，1981)、dixit和norman(1980)、lancaster(1980)、helpman(1981)、ethier(1982)、brander和spencer(1985)、eaton和gmssman(1986)等经济学家将产业组织理论和市场结构理论嵌入新古典贸易模型中，形成了所谓的新国际贸易理论，用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消费偏好多样性和产品差异化来解释产业内贸易的形成原因，对古典贸易理论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完全竞争市场、规模报酬不变和产品同质性等基本假设进行了彻底颠覆，较好地诠释了发达国家之间同一产业内贸易占绝大比重这一历史现实。
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深，公司内交易特别是跨国公司内部一体化和对外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实践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国际贸易理论对此问题的说服力也显得苍白无力，迫使经济学家对公司内贸易的成因进行反思。21世纪初，marcmelitz(2003)提出了异质性企业模型，polantras(2003)提出了企业内生边界模型，共同开创了新新贸易理论(new-newtradetheory)。该理论打破了以往贸易理论关于企业同质性假定，把国际贸易建立在异质性企业这一微观经济主体基础之上，对当今国际贸易成因、结构和模式进行了具有相当说服力的全新解读。
二、新新贸易理论的产生背景
1、国际贸易领域的微观实证数据对以往理论提出挑战
国际贸易理论研究的两大中心主题为贸易所得和贸易分工基础。传统国际贸易理论(古典和新古典贸易理论)所建立的产业间贸易模型根本没有涉及到企业层面；新贸易理论所建立的产业内贸易模型虽然涉及到微观企业层面，但为了简化模型，以代表性企业的假设将企业同质化。然而，近年的实证数据表明，企业间的差异对于理解国际贸易有关问题是至关重要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在对企业有关数据实证分析中发现，在某一行业内从事国际化经营的仅是少数效率高、竞争力强、规模相对大、产品质量好的企业。早在1995年，bernard和jensen曾发现在美国制造业中就存在上述现象；melitz和yeaple(2004)根据大量事例对1996年美国进出口企业的生产率研究表明，出口企业劳动生产率比非出口企业高出39％；eaton、krama和koaum(2004)在研究中发现，法国制造业中仅有17.4％的企业从事出口贸易，而且其出口量仅占生产量的21.6％；jensen、ber-nard、redding(2007)等人研究发现，2000年美国550万企业中只有大约4％的企业进行过出口贸易，2002年美国制造业企业中出口与非出口企业比较，出口企业的就业率、销售额和人均增加值分别高于非出口企业119％、148％和26％。
经验数据显示，在生产分工日益细化的背景下，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趋势不断加强，企业规模、利润和国际经营行为有诸多异质性，因此需要研究企业个体特征在企业国际扩张选择中的作用。然而，由于新贸易理论采用对称性企业假设，一体化均衡下同一产业内企业定价、产量、利润、收益和外贸参与程度相同，企业无任何差异，因而它无法解释20世纪90年代以后获得的微观数据，这就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摒弃技术对称以及研究企业异质性作用的贸易理论。
2、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增强
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际经贸活动出现了新特征，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跨国企业的数量呈级数增长，经营规模不断扩大，跨国公司已成为国际经济活动的核心组织者。联合国贸发会《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目前全球15个发达国家共有8.2万家左右的跨国公司，它们拥有超过81万家子公司；《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6年国际贸易有1／3是在跨国公司之间进行的，1／3是在跨国公司内部进行的，即与跨国公司有关的贸易已占国际贸易的2／3；跨国公司已占全球技术贸易的60％～70％，全球f&d的80％，全球fdi的90％，21世纪很可能变成“跨国公司时代”。跨国公司在国际化经营中，中间投入品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在部门结构上多集中于研发密集度高、部门投入物复杂程度高的it、汽车、工业设备、非生产性服务等部门；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增长速度加快，例如1992～2002年，跨国公司海外工厂的销售数量增长率高于商品和非要素服务总贸
摘要:要解决国际贸易专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需要根据高职高专国际贸易专业人才培养要求,在建设的专业目标定位、师资培养、教材建设、教法选择等方面加大改革。以适应高职国际贸易专业培养社会需要的、综合素质高、具有较高国际商务英语应用能力和国际贸易业务操作技能的高级应用型外贸技能人才的需要。
关键词:国际贸易人才培养高职教育
自我国加入wto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这就急需一大批熟悉进出口业务的外贸应用型人才,为了满足社会的这一需要,我们高职高专院校必须对国际贸易专业的具体培养目标和课程的设置等进行探讨和改革,如何优化教学资源配置,如何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如何彰显专业特色,这些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亟需解决的问题。
1高职高专国际贸易专业培养目标定位
(1)专业培养目标在新经济时代,国际贸易主要是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以英语为工具,熟悉国际商贸知识及商贸文秘的职业职责范围,能够使用多种现代化办公设备与通讯设施,了解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情况。学生毕业后主要的就业方向为:进出口公司、三资企业、报关、报检公司、大型运输和保险公司、外商投资咨询公司、跨国营销集团等。
(2)专业培养规格在思想道德素质上,学生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公民道德。在专业上将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国际经济、国际贸易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学生在理论学习后,要根据目前我国已加入wto的实际情况,系统地学习各门专业课的实际操作,包括国际商务谈判、签约、履约、租船、投保、仲裁、索赔等各个环节,也包括对外投资的策划、知识产权的保护等各种业务,具体方法可以通过国际商务实验实训和案例实践教学的形式来实现。
2教学方法的创新
2.1优化课程结构
现在书市上各类高职高专国贸相关教材非常多,而且大多数国际贸易实务教学的各种教材大同小异,内容重复,如国际货物运输和保险部分在《国际贸易》、《国际货运实务》、《外贸跟单员实务》、《国际贸易单证实务》等多门课程中重复出现,这样的重复内容在整个国际贸易教材中比例还相当大,任课老师之间讲课衔接不上,导致重复部分,重复讲授。在讲解过程中,多数老师重理论轻实践,以至于学生学了多遍在工作中仍不懂整个贸易的国际货物的流程和相关知识,这样学生走出校门后适应不了用人单位的要求。因此,为了避免重复教学,应该对国际贸易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对几门课程重复的地方进行整合,最好能根据本校自身的特点和特色,老师自己编写教材,这样才能提高教学效率。
2.2改进教学方法
在国际贸易专业课程中,理论课知识讲太多,并不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这个时候就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多方面的探索,如模拟公司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方法等。如讲授《进出口业务流程》中进出口货物的整个流程,老师不能仅仅在黑板上板书流程图,要更加生动的采用案例教学手段,适当的可以结合本地企业的案例进行教学,如:赣州华坚国际鞋城有限公司有一批女鞋出口到美国洛杉矶,贸易术语为cif,委托赣州东信货代公司办理租船订舱手续,在这个前提下,老师可以以分组的形式要求学生在课后弄清楚办理每个环节需要提交的材料,然后再到课堂上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解说,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让学生不会觉得枯燥无味,更能激发他们的兴趣,在每一个小组中大家都可以客串不同的任务角色,这样可以让每个角色的流程大家都能较强的记住,而且还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创新精神和学习精神。
2.3增加实践教学环节
环节国际贸易专业的大多数专业课程应采用模拟实验和软件教学,培养学生观察能力和动手能力,对国际贸易专业课还应多采用案例教学。,如“外贸函电实训”对于增强学生的实际业务操作能力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国际贸易专业的其它一些课程(或其中的部分教学内容),如“国际结算”、“外贸单证制作”、“海关报关实务”等相关课程可以尝试通过学生的亲身参与来提高其学习的效率。这样不仅不会学起来枯燥无味,而且更能学的好,记得住。
3建设师资队伍构建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专业培养模式,主体是专业教师队伍
首先,要加强专业教师专业理论水平和实践的培养。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教师除应具备各类教育教师都要具有的素质外,还应具备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各种素质。其次,应当有针对性的选派教师进入外贸企业、海关、报关公司等企业进行实践锻炼,以培养专业教师较强的实践操作和课堂演示能力。高职学院应制定师资队伍建设规划,加大教师队伍建设力度,遵循专职与兼职相结合,培养与引进相结合,思想道德与专业学术并重的原则,以宽松优越的个人发展环境,不断提升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灵活创新的用人机制,建设一支适应学院事业发展需要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以宽松优越的个人发展环境,不断提升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灵活创新的用人机制,建设一支适应专业发展需要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总之,随着我国外贸进出口的规模不断扩大,我国的贸易地位不断增强,为了能够培养更多国家需要的贸易人才,只有通过不断改革与完善课程环节和课程要素,形成具有专业特征的应用性课程体系,才能确保高职院校国际贸易专业培养出来的人才被社会所认可、接纳。
参考文献
[1]赵绍全.当前部分高校国际贸易专业教学中存在的若干问题浅析[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5(3).
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篇7
一、新古典经济学的困境直接构成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逻辑起点
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系统性发展源自亚当·斯密，中经大卫·李嘉图、西斯蒙第、穆勒、萨伊等，逐渐形成了一个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体系，这就是古典经济学(classicaleconomics)。在20世纪以后，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了“张伯伦革命”、“凯恩斯革命”和“预期革命”等所谓三次大的革命，形成了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框架，这个框架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以区别于先前的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集中而充分地反映了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过去100年间的研究成果和发展特征，它在研究方法上更注重证伪主义的普遍化、假定条件的多样化、分析工具的数理化、研究领域的非经济化、案例使用的经典化、学科交叉的边缘化。
“张伯伦革命”摈弃了古典经济学把竞争作为普遍现象，把垄断看作个别例外的传统假定，认为完全竞争与完全垄断是两种极端情况，更多的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的“垄断竞争”或“不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他们运用边际分析法，分析了“垄断竞争”的成因、均衡条件、福利效应等，从而完成了微观经济的革命。“凯恩斯革命”使得西方经济学在分析方法上实现了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的分野，从而在理论体系上划分为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而凯恩斯则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开山鼻祖。凯恩斯完成理论创新包括：否定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充分就业均衡的假定及其理论基础“萨伊定律”，认为在通常情况下，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均衡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导致非自愿失业和小于充分就业均衡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又在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据此凯恩斯提出的政策建议强调，政府须采取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私人市场的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实现充分就业，消除产生失业与危机的基础。“预期革命”的演绎逻辑是，货币对产量等经济变量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货币供给的变化可以导致货币存量的随机变动，并由此引起经济波动；另一方面由于经济的这种波动是通过总需求曲线完成的，所以，货币供给的变化将导致总需求的变化，而总需求的变化又将导致经济波动。所以他们认为，从货币政策的角度看，政府干预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无效的，因而不仅存在“市场失灵”，也存在“政府失灵”。
此外，西方主流经济学在20世纪末，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新的《经济学》教科书为代表和标志，又开始了第四次“整合”。斯蒂格利茨完成的理论创新在于：一是将宏观经济学的表述直接奠定于扎实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之上，从而实现对萨缪尔森《经济学》的超越；二是加强对信息问题、激励问题、道德问题、逆向选择问题等新课题的研究并取得新成果和新发展；三是进一步注重政府干预经济的积极作用，认为依靠政府的依法调控，就能实现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作用。
上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革命”或“整合”的实质，是后者对前者的批判、修正、补充和发展。尽管如此，历经多次“革命”和“整合”的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无法摆脱其固有的理论思想和理论体系上的致命缺陷。这些缺陷主要表现在：
（一）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漠视或做外生假设。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假定分工与专业化的问题已经解决，并把给定的消费者与厂商作为最基本的既定前提，把二者的对立交换关系作为最基础的分析模型，在此基础上仅作产品之间的边际选择分析。
（二）经济增长模型存在严重缺陷。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增长理论及其模型，始终不能解释经济的长期增长与发展，不能从理论上阐明穷国越穷、富国越富的原因，未能找到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从而无法建立起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
（三）对经济规模的错误定义。新古典经济学对经济规模无止境的定义，无法解释许多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厂商平均规模并不存在越来越大的趋势。经验数据表明，有的越来越大而有的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
（四）对企业成因的回避。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企业和企业制度都被预先假定为外生给定，他们不能解释或回避了对企业和企业制度的解释，更无法解释诸如生产外包、特许连锁经营、电子商务等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新现象。
总之，新古典经济学在理论框架、分析范式和分析工具等方面存在的缺陷，既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同时又成为催生新的理论的恰当条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前提和思想渊源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精彩经济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掀起一股用现代分析工具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潮。比如，他们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重新阐述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对国际贸易原因的论述。他们的研究旨在重新科学的寻找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建立起宏观经济增长的微观模型；他们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学是研究稀缺资源在多种经济用途之间进行合理配置的学问”的定义，改变为“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活动中的各种两难冲突的学问”，其主要任务是对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杨小凯等人提出的新学说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认可，并逐渐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流派，这个流派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以区别于新古典经济学（neoclassicaleconomics）。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实现理论创新和研究方法的超越
（一）纠正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重新定义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基本概念，奠定分析框架的新基础。
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上偏离了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从专业化和分工问题转向了给定组织下的资源分配问题，使专业化经济被规模经济所取代，使资源配置的pareto最优总是与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可能性边界相联系。他们认为，这种偏离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致命缺陷的根本原因。所以，必须纠正这种偏离，把经济学的研究重新拉回到正轨上来。因此，新兴古典经济学重新定义了研究对象和研究方向，重新强调了“分工”和“专业化”的概念，改变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消费者与生产者对立的基本假定，建立起“消费－生产者”的概念，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同时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又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增长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从而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缺陷。
（二）在研究方法上实现了扬弃和超越。新古典经济学惯用的分析方法是边际分析方法，而新兴古典经济学不仅运用边际分析方法，而且运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 analysis），实现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基础模型中，通常假定社会由2个人组成，每个人必需消费食物和衣服2种产品，同时每个人在每种产品上有3个变量可选择：一是自给自足量，二是购买量，三是销售量。这样，2种产品就有6个变量。每个变量的取值既可为正也可为零，由此，全社会成员（2个人）对所有产品（2种产品）的最优决策，共计有23*2=64个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所谓角点解是指当一个决策变量的最优值取其最大值或最小值（为0）时的点解，而内点解则是指当决策变量最优值的取值均在其最大值和最小值（不为0）之间时的点解。在上例64个解中，有1个内点解和63个角点解。如果产品数量增加，其可能的角点解将变成一个天文数字。然而，杨小凯运用库恩—塔克定理排除了一些非优化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使可能的最优解范围大大缩小，而后文玫（wen,1996）将这一方法推广到一般准凹效用函数和非常一般的生产条件，形成的方法被称为“文氏定理”（wentheory）。根据文氏定理，可能成为最优决策解的数目要比所有可能的角点解和内点解之和少得多。在上例中，实际上只有基于3种选择组合的3个角点解为最优解：第一种组合是食物和衣物都自给自足，没有专业分工，也没有交易和交易成本；第二种组合是专业生产食物，用出卖食物的钱购买衣物；第三种组合是专业生产衣物，用出卖衣物的钱购买食物。除此以外，其他的组合都不是最优解。
以文氏定理为基础，超边际分析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利用文氏定理排除那些不可能成为最优的角点解；第二步，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角点解）用“边际分析”方法求解，求出每一个局部最优值；第三步，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整体最优解就是一般均衡最优解。由此可见，超边际分析方法既脱胎于边际分析，包含了边际分析，更超越于它。由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假定人们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所以根据超边际分析，他们不但在消费各种产品之间作边际选择，更要在专业生产何种产品上作超边际选择。实际上，他们的选择还要涉及出售多少产品、是否雇佣工人等等，这些就是多项超边际选择了。
（三）重新定义重要基本范畴，为建立新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铸成了所必需的理论基石。这些基本范畴包括：分工，专业化，两难冲突，交易费用，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成反比），内生和外生等。新兴古典经济学运用这些基本概念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并由此发展出新的理论学派。
例如关于交易费用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应将交易费用区分为外生的交易费用和内生的交易费用，并由此建立其新的产权理论。他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只是研究了外生的交易费用，而未涉及内生的交易费用。外生交易费用是交易过程中直接或间接发生的、非由于决策者利益冲突导致的交易费用，包括运输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用于生产、通讯、运输及交易过程中的交易设施等。新兴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和定义了内生交易费用的新概念，提出内生交易费用可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内生交易费用是指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已做出决策之后才能确定的交易费用；狭义内生交易费用则是指市场均衡与pareto最优之间的差别，即人们在交易中争夺分工好处的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交易费用，包括外部性、垄断权以及扭曲等，它与个体的决策、制度及合约的安排有关。他们认为，研究内生交易费用的意义在于：可根据两难冲突将垄断和外部性程度内生化，有助于研究道德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交易费用，可用博弈模型直接研究策略行为之间的交互作用等。
再例如关于贸易（包括国际贸易）的解释。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专业化生产与多样化消费造成贸易的两难冲突。因为，专业化生产意味着高效率，多样化消费则意味着高效用，而消费的效用越高实现消费的交易费用也越高。因此，由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比较优势效益就与交易费用形成了冲突。如果交易费用很大，超过了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则均衡结果就只能取消分工，选择自给自足方式；这时效用最大，生产水平处于可能性边界之内，水平较低。反之，如果专业化生产带来的效益超过了交易费用，则必然出现分工，而且随着交易费用的逐渐降低，分工呈现跳跃式发展趋势，从局部的分工到全面的分工；这时生产水平得以提高，处于可能性边界上。这一均衡结构是由交易双方的相对人数、相对偏好和相对生产率所决定的。交易效率的提高带来了劳动分工的演进，进而伴随着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增长、市场结构变化等拓扑性质的变化。
（四）构建起新的理论体系。
新兴古典经济学沿着如下主线实现理论创新，发展并建立起新的理论框架体系：产权界定、合约执行——（内生、外生）交易费用——专业化和分工——市场化、竞争程度与协调失灵的风险。他们认为，为了减少交易中的不确定性，避免高分工的协调失灵风险，可以采用三种办法：一是构筑保险市场；二是明确界定产权。他们认为，合理的产权制度选择，在相当程度上是一个自发的内生过程，国家政府对于公共资产的产权设置，基本上决定于最终的内生和外生交易效率的替代选择。当然，明确产权可能产生较高的外生交易费用，同时还带来竞争程度与分工水平及协调可靠性之间难以兼顾的两难冲突；三是加强同行竞争，包括纵向和横向的竞争。他们认为，竞争会大大推动分工和市场的发育，增强消费者对生产者的控制能力，催生和促进私有产权制度。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构架和分析范式，可以将很多经济发展和贸易现象解释为分工演进的不同侧面，可以解释企业的出现和企业内部组织的均衡意义，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可以解释货币出现、景气循环等宏观现象，因此，它突破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局限和缺陷。
（五）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在新的基础上探索出“宏”、“微”有机联系的全面均衡分析框架。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不外乎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人们做决策前的经济环境。经济学家通常用一些数学函数来描述这一基础层次，比如，用效用函数描述人的嗜好和欲求，用生产函数描述生产条件，用预算约束描述制度环境，用博奕论中的游戏规则描述经济制度等。第二层次是用数学中的最优决策理论分析个体的自利行为，用自然及制度环境来解释人的自利行为。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决策的比较静态分析，即环境变化时最优决策会如何作出反应。第三个层次是用均衡概念分析不同个体的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用自然及制度环境解释不同人自利行为交互作用的后果。这一层次的分析一般被称为均衡的比较静态分析，即当环境变化时，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结局会如何变化的分析。如果在第二、三层次的分析中，加入时间因素，就可实现对动态决策和动态均衡的比较动态分析。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第一、二、三层次的分析都是实证分析。在实证分析中，经济学家一般运用思想实验的方法，探究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事会发生这类实证性问题。第四个层次则是与价值判断有关的所谓福利分析或规范分析。在这个层次上，经济学家会提出什么是对全社会最好的经济状况这类涉及价值判断的问题。通过对自利行为交互作用所产生的后果进行福利分析，他们会得出这种后果对全社会是否有利的价值判断。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主要是在第一、二、三层面上进行分析，局限在全面均衡框架内的静态或动态竞争均衡，并且由于存在规模收益递减，难以达到pareto最优，因此其理论对现实的解释力被大大削弱了。新兴古典经济学则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基于多个两难冲突的均衡分析，突破了原有框架，使全面均衡得以建立；并且，这种全面均衡是建立在微观的角点均衡和资源的pareto最优配置的基础上的，这种整体pareto最优既涵盖了最优资源配置又涵盖了最优分工结构，所以它可以更好地解释宏观经济增长。这样，新兴古典经济学就将微观基础与宏观增长有机联系起来，从而为回归经济学“大一统”的框架做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
（六）找到了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和条件的依据，对企业成因做出了全新的解释。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企业产生的原因，只好把它作为建立基本经济模型的既定前提，由此分析推演出的理论学说，对现实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的解释力遭到很大削弱。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创新在于，用劳动的交易效率来解释企业的产生。他们认为，劳动的交易效率与中间产品交易效率的比较是关键。若劳动的交易效率大于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则分工会通过劳动市场和厂商来组织，从而促使企业产生，以体现分工的要求和效率。若生产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小于生产最终产品的劳动交易效率，则中间产品专家会成为企业的老板；反之则由最终产品专家充当企业老板。他们认为，作为一种巧妙的间接定价方式，企业家享有的剩余权促进了分工，催生了企业，因而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此外，新兴古典经济学还提出了对城市化、工业化和层级结构等现象进行解释的思路。
（七）建立起新的经济增长动态模型。
新兴古典经济学认为，对专业化和分工的忽视回避，是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经济增长模型缺乏微观基础、缺乏解释力的根源；又由于其经济增长模型是在全面均衡分析的框架内发展的，模型中只有动态竞争均衡而不存在pareto最优，是新古典经济学增长模型的重大缺陷。正是这种理论缺憾，促成了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新增长模型的创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重点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动态模型，并取得了理论创新的突破。他们认为，作为经济增长内在原动力的专业化和分工水平，应当是内生的而不是外生的，也就是说，即使外界技术、环境、制度等因素均保持恒定，在社会生产的条件下，分工水平也会自发的提高，从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由此，新兴古典经济学构建起分工的内生演进模型，其内生增长理论研究的动态决策包括两个冲突：一是专业化生产加速学习过程的动态效果与交易费用的冲突，二是当前消费与未来消费之间难以兼顾的冲突。但他们强调，演进的过程是一个良性循环：
——起点是自给自足的生产，由于很低的生产率，负担不起交易费用；
——随着生产经验的积累，生产率的稍微提高，能够负担起一定的交易费用，这时可以选择稍高的专业化水平；
——进一步地通过市场的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使得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得以提高；
——随着生产经验积累和生产技术改进的进一步加速，生产率也加速提高，使得承担交易费用的能力增强，从而推动更高水平专业化的实现。这个循环累进过程的持续，最终必然会导致一国经济的起飞。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这一增长模型有两个重要突破：一是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摒弃了新古典经济学将生产与消费绝对分开的做法；二是体现了竞争均衡和pareto最优的一致性。
综上所述，新兴古典经济学针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与困境，运用现代分析工具，对经济学的研究发展进行了古典回归，建立起新的学派，创制出新的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提出新的解释。这个学派正受到广泛的关注和越来越多的认可。当然，作为一个新学派，新兴古典经济学尚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尚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一些有待商榷的偏颇和失当。比如，他们忽视预测、计划、制度和政府的作用，否认规模经济的存在，热衷于运用学说作广泛的解释，力图创制出一种可以解释一切现象和过程的全能学说。对这些缺陷或不足，与其看成是其本身所固有的，不如看成是这个新兴学派的发展空间。无论如何，在研究起点、研究方法、分析范式、分析工具、理论创新、经济解释和政策建议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与跨越，对新兴古典经济学来说，是尤为重要和关键的。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时代特征与创新机制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不是偶然的。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发展加速，信息及网络技术冲击原有的经济格局和发展路径，经济结构不断更新，经济制度创新活跃，新经济成分和因素不断涌现。而随着新经济时代的到来，新古典经济学却日渐失去其鼎盛光芒，对经济发展现状及其过程不断涌现的新情况、不断呈现出的新特征日渐解释乏力，甚至不知所措。这是新兴古典经济学产生的历史背景。现代西方经济学历经200年延续、分化和发展，成长为一门蔚为壮观的学科门类，在它的庞大体系中，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相得益彰，思辩推演与案例解说交相辉映，逻辑的演绎和历史的归纳相行不悖，正是自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源源流长的思想源泉、丰厚肥沃的理论土壤和一代又一代经济学家勤奋探索取得的辉煌研究成果，为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个新学派产生的时间不长，人们对它的理论框架、研究范式和分析方法，以及它呈现出的理论特色，它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等，也还有个认识过程。但可以肯定的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特别是它所反映出的对现实经济现象及其特征的不凡解释力，对于经济学的发展是一大幸事，对经济学研究者是一大鞭策和鼓舞。我们有必要关注这一新流派的产生和发展。
紧随社会经济发展的脚步研究时代提出的现实和理论问题，经由各种学说充分而自由的争辩交锋，是西方经济学200多年来保持活力与生机，不断取得进步发展的动力和特色。在学术研究上，成长起来的是“大家”而不是权威，更少有迷信和盲崇。在理论发展上，后者对先人既有继承和发展，更有修正和批判，从而营造出经济学发展的勃勃生机，开创出突破性发展的崭新空间。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兴起，是西方经济学说发展史上的新进展，是上述理论创新机制的新体现，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对古典经济学的传承。从这批判与传承中，我们看到了新兴古典经济学闪烁着创新的智慧之光。
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是研究财富增长的学说，他在《国富论》中强调分工和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与途径，而分工和专业化则是一个经济组织问题。因此，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的问题就是任何改变经济组织，使分工得以扩大，专业化得以加深，从而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品，或以更低的成本生产产品。以对分工和专业化的深刻研究为基点，在分工理论的基础上斯密提出了一系列经济学说：分工效率与交易费用的比较差别，决定了工农业生产率的差别；分工水平由市场大小决定；市场可以自发协调分工，因而不需要政府干预；分工使产量大增，从而使每一个劳动者都有大量的产品可以充分地出售，而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其他人也可以充分地供给，这种由分工导致的产品逐渐充裕的过程，也就是整个社会逐步富裕的过程。李嘉图把斯密的分工理论运用到国际贸易，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
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形成的代表作，但它仍然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的衣钵。因为《经济学原理》在关注资源配置问题的同时，仍然关注分工与专业化问题，并提出了新的见解。只是囿于当时数学工具的缺乏，马歇尔未能将他的新见解加以数学化。这一缺失，无论对马歇尔还是对其后的经济学的演化发展，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后的经济学家在运用数学工具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边际分析感到的得心应手，牵引着他们逐渐遗弃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的研究，专注于资源配置问题和理论研究范式的数理化、模型化，从而走向了新古典经济学。凯恩斯的《通论》将经济学的基本模型从两部门模型扩大至三部门模型，把政府作为与消费者和企业并行的经济行为主体，提出了政府干预经济的政策主张，构建起所谓宏观经济学框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完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次大综合，把西方经济学推向一个新的发展境界。然而，新古典经济学在发展中，把研究的重点完全转向资源配置问题，仅把分工与专业化问题作为外生给定的条件存而不论，从而背弃了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和基础理论框架。新古典经济学把社会成员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把经济系统分割成企业和家庭（后来还包括政府），建立起展开理论体系的基础模型，却由此回避了对企业产生原因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构建起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空间，在使经济学的体系更为宏大、理论框架更为完整的同时，却无法避免使原本统一的经济学被生硬地分割成两部分的缺憾，并有导致宏观经济学缺失微观基础之虞。新古典经济学在广泛运用边际分析方法和均衡研究范式，并以数理模型将经济学推向精致化、精巧化的同时，却大大地分散了经济学对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关注，严重地削弱了经济学对现实经济问题的解释力。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产生和兴起，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全面挑战，是西方经济学发展中的一次新的整合。它试图复活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更新新古典经济学的体系，创制出经济学发展的新空间。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如前所述，新兴古典经济学阐明了这样的原理，即交易成本的下降是促进分工、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当交易成本很高，专业化经济很低时，自给自足可能是最有效的生产方式。随着交易成本之下降，可从自给自足进展到部份分工与局部贸易；交易成本的进一步下降，就会使分工进一步扩大，贸易也从局部贸易发展到全国贸易以至国际贸易。在这过程中，就会产生企业，出现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人们的消费水平和富裕程度就会不断提高，这就是一国经济发展和成长的进程与轨迹。另外，随着人们在业务中的学习，还会有内生的经济成长。由此可见，降低交易成本对一国经济的成长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实现降低交易成本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通过技术进步降低交通、通讯等方面的“硬成本”或“有形成本”；二是政府通过制度创新，提高法治水平，废止不必要的行政管制，降低经济社会的“软成本”或“无形成本”。也就是说，政府是决定无形成本的主要因素，政府的运行成本与社会的无形成本成正比，政府的运作效率与社会的无形成本成反比。对于正处于经济起飞初期的中国来说，提高政府效率，降低社会无形成本，更具有紧迫性和重大意义。因为，中国实现现代化战略的实质是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赶超，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比总量、质量，也要比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赶超。所以小平同志在设计中国现代化蓝图时多次强调“速度问题是个政治问题”。宏观上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当然要通过微观的市场竞争力来体现。最直接的是产品和服务的竞争，产品和服务竞争的背后是企业的竞争，企业竞争的背后是企业竞争环境的竞争，企业竞争环境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政府服务效率的竞争。在加入wto的条件下，国与国的竞争最终会反映在一国“无形成本”的高低，反映在一国政府效率的高低。由此可以说，政府应当成为降低社会交易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应当把降低交易成本作为宏观管理的主要目标之一，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方面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维持一个较低的国际交易成本，是加入wto后我国政府迎接挑战的重要任务，是转型时期我国政府的首要职责。当然，政府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应当遵循市场规律，通过市场的作用，而不是相反。因为，不但在调节给定生产单位和消费者之后的资源配置与产品分配方面市场可以发挥有效作用，更重要的是在调节人们选择商品、专业、职业，或企业规模、组织方式等方面，市场同样能够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为此，我们必须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个人决策、企业决策和政府决策的基础都真正转移到市场运行机制上来。
参考文献：
（1）杨小凯，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杨小凯，经济学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3）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
（4）杨小凯、黄有光，专业化与经济组织[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一版
（5）纪 昀，从新古典到新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j]，世界经济研究，2000。
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篇8
关键词：国际贸易；主导生产要素；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
一、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
自从有了经济学以后，对生产要素问题的研究不乏其人。各派经济学者对生产要素的用语不一，且概念的表述各种各样，但它是探讨经济学和贸易理论的前提[1]。
古典经济学大多没有清晰的生产要素的概念，甚至于没有明确的生产要素用语。威廉·配第认为“所有物品都是由两种自然单位—即土地和劳动—来评定价值，换句话说，我们应该说一艘船或一件上衣值若干面积的土地和若干数量的劳动。理由是，船和上衣都是土地和投在土地上的人类劳动所创造的。”[2]“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则为财富之父和能动要素”[3]。其后，法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坎蒂隆提出“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它的形式”[4]。据此可以推断，配第和坎蒂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产要素的概念，但两人都认为生产要素包括土地和劳动，这就是所谓的生产要素二元论。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将生产要素理论推进了一步，明确使用了生产要素用语，提出了生产要素三元论，认为“产品是由人类所能掌握的生产手段创造出来的，即由人的劳动、资本和自然力创造出来。”[5]效用是通过生产要素的协同活动和协力作用生产出来的。无论何时何地生产都不能缺少这三个要素。西尼尔原则上同意萨伊关于生产要素分类的观点，但与萨伊不同，他用“节欲”取代了资本。约翰·穆勒追随萨伊，把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归结为生产的三要素，即劳动、资本、自然要素（土地）。与萨伊不同的是，他认为惟一的生产力是劳动生产力，并实际上把资本生产力归结为特定生产方式下的劳动生产力。
与古典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有了清晰的生产要素概念，对生产要素的分类也更为准确。对生产要素理论进行专门研究的当推马歇尔，他用几乎一本书的篇幅专门论述生产要素，认为“生产要素通常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三类。土地是指大自然为了赐予人类的在陆地、海上、空气、光和热各方面的物质及力量。劳动是指人类的经济工作，不论是体力方面的还是脑力方面的。资本是指为了生产物质产品以及为了获得通常被算做一部分收入的利益而储备的一切资源。”[6]在此基础上，马歇尔认为资本大部分是由知识和组织构成的，主张把组织从资本要素中独立出来当作第四生产要素。由此可，马歇尔作为新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实际上提出了生产四要素论，进一步发展了生产要素理论，丰富了生产要素理论的内容。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对生产要素理论的分析始终局限于生产要素概念的内涵、分类、性质及其在生产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考察。现代经济学关于生产要素理论的研究出现了一个大的视角转换，把生产要素与国际分工、国际贸易联系起来，考察了一国要素禀赋状况与一国参与国际分工方式的选择和贸易模式的决定二者之间的关系，开辟了生产要素理论研究的新方向。
1933年瑞典经济学家奥林出版《地区间贸易和国际贸易》，提出了其国际贸易的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每一地区在生产某些产品上具有优势，即该产品含有该地区拥有丰裕而便宜的相当大量的生产要素。”[7]现代国际经济学的教科书把它叫做H－o定理，即一国应当出口该国相对充裕和便宜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和昂贵的要素密集型的商品。然而，要素禀赋理论仍然没有脱离比较优势理论的基本框架，只不过将劳动成本比较优势变成了生产要素上的比较优势而已。正因此，迈克尔·波特在1990年出版《国家竞争优势》一书，提出著名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在其打造国家竞争优势的钻石体系中，放在第一位的就是生产要素，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人力资源、天然资源、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五类，并将这些要素分成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两大类。[8]与奥林不同的是，波特关于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国际竞争的分析已不再是静态的，而是具有动态性质。
二、主导生产要素的涵义
综观生产要素理论的发展过程，关于生产要素的分析尤其是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存在两大问题：一是没有阐述生产要素的主次、优劣问题。二是对生产要素的分析基本都是静态的，实际上生产要素形式是发展变化的且成一个序列。这两个问题正是本文提出国际贸易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的基本出发点。
所谓国际贸易中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指整体经济活动和贸易商品生产中所必须的并在生产要素序列中居于主导地位、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物质或非物质要素。首先，商品生产中包含的生产要素多种多样，且成一个序列，随着人类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生产要素序列也在不断延长，到目前为止，这个生产要素序列为土地（或自然要素）－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知识。
其次，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有主次之分，本文区分为主导要素和非主导要素。顾元勋提出生产力主导性要素，并阐述了生产力主导性要素与制造模式分工发展之间的相互关联。[9]刘国武、李卫星提出知识企业的主导生产要素就是知识资本，并基于“概念格”理论进行了数学推论。[10]但这些都不是本文基于国际贸易分析所提出的主导生产要素概念。就生产要素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而言，波特将生产要素分为初级生产要素和高级生产要素，他已观察到并论述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要素在商品生产和产业竞争力形成中的不同作用，但划分过于粗犷，没有提炼出最重要的主导生产要素。国内经济学者洪银兴认为我国单纯根据资源禀赋确定国际贸易结构，企图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出口导向，可能跌入“比较优势陷阱”。[11]显然，这已充分认识到以不同生产要素为主导的经济之间的重大区别。
每个国家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都有一个生产要素序列，这个序列中都有一个最多两个主导生产要素。美国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社会，其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知识；日本虽然没有美国的领先优势，但其工业化水平远在其他发达国家之上，其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和技术；中国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资本和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突出，但在现在和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主导生产要素依然是劳动。
再次，从世界范围来看，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主导生产要素应是该国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主导生产要素可以区分为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和世界主导生产要素，国家主导生产要素必须是一国要素序列中要素密集度最高且在对外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要素，但不一定是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世界主导生产要素代表了世界生产要素序列发展的最高或次高阶段。我们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分析会发现，每个国家都是以其主导生产要素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总是把其理论分析严格限定在两个国家之间，它分析两国之间的贸易基础是有效的，但在多国模型中要确定一国究竟以何种模式参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却变得十分困难。如果以主导生产要素确定一国在多国模型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中的位置将变得十分容易。
最后，一国生产要素序列中的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类，与之相对应，主导生产要素也有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之分。叶文虎等认为，社会经济发展要素分为物质和非物质的元素，[12]但哪些是物质元素，哪些又是非物质元素没有说明。于刃刚、戴宏伟将生产要素分为传统性生产要素和知识性生产要素。[13]本文将生产要素分为物质要素或实体要素和非物质要素，物质要素主要包括土地、劳动和资本。而非物质要素主要包括技术、管理和知识。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无论是物质要素还非物质要素，都曾经充当过主导生产要素。
三、世界主导生产要素演进的历史考察
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要以地理大发现之后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开始作为时间起点，本文将这一时间起点定为1700年。从1700年至今，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发展可以划分为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三个时代。各个时代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不同的，但它依世界生产要素变化的序列进行历史演进。
（1）农业社会（1700－1850年）是指以农业、矿业、渔业、林业为产业的社会。这些经济部门，以消耗自然资源为主，可将其归类为第一产业，很明显这些产业受自然环境的影响；例如天气变化、土壤肥力下降、森林资源与矿山资源采伐、挖掘过多而储量减少等等对第一产业都会产生影响。丹尼尔·贝尔将其称为“对自然的博奕”。这一时期对应的是农业技术，人类已完全进入农业文明，虽然从18世纪中叶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但此时的工业革命仅限于英国，其影响还未波及到全世界。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较多的土地财富和劳动要素，增加土地和劳动要素的投入成为产出增长的动力机制。
（2）工业社会（1850－1950年）是指以加工业、制造业、建筑业等部门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依靠机器大批量生产产品的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工业社会对应的是物理技术，占据的地域较少。例如，欧洲与北美洲、前苏联、日本等国家已经经历过工业社会这一发展阶段。工业社会的工作主要是设计“人对付人造自然的策略”，工业社会人被机器牵着鼻子走，劳动高度紧张，注意力需要高度集中。这一时期，从英国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到波及欧美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使机器大工业彻底占领了资本主义世界。“在工业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生产商品，其制约因素往往是资本。”[14]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资本，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之所以能取得对别国的比较优势，在于该国拥有充裕的资本要素，生产越来越多的资本设备。
（3）后工业社会（1950年至今）是一种新的社会形态。它不是现在西方社会延长线上的东西，而是在社会、技术组织及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新的原则的一种社会发展阶段。w．e．哈拉尔认为，后工业时代包括两个相继出现的、与社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相适应的阶段。这两个阶段是非常独特的，所以每一个阶段又产生一个“服务社会”和一个“知识社会”。[15]
后工业社会的第一个阶段是服务社会，社会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就是从以商品生产为基础转向以服务行业为基础。上世纪八十年代，汤姆·斯托尼尔认为，当时美国出现的经济重点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的变化与两个世纪前经济重点从农业转向制造业是类似的。[16]丹尼尔·贝尔认为，在后工业社会的“服务社会”阶段：第一，工业社会发展所带来的辅助—运输、公用事业、销售等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增加；第二，白领工人在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行业中增加；第三，由于物质的丰富和收入的增加，人们对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等）、奢侈品和娱乐消费的不断增长，第三产业部门如饭店、旅馆、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等开始发展；第四，保健和教育成为人们普遍的要求；第五，人们对社会服务行业的更多要求，导致某些政府部门的增加和发展，等等。与这一阶段对应的主导生产要素是技术和管理，此时的技术主要表现在产品工艺的改进、新产品的研发、标准的制定，等等；同时，随着后工业社会已转变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管理成为一个生产要素，科斯指出：“我们有一个生产要素—管理，它的功能是协调。”[17]但这仅仅是从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角度出发的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从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作为主导生产要素的管理的内涵已大大扩展，既包括企业微观协调管理，也包括跨国公司的全球资本运作、营销网络组织管理和资源整合，更包括国家政府为打造本国产业竞争优势而进行的宏观管理。
后工业社会的第二个阶段是信息社会，人们的活动都与信息的搜集、传递、过滤、使用有关联。在这个时代，信息技术不仅对经济结构和劳动力构成带来了变化，而且正在越来越深入地影响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日常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得社会的劳动者的绝大多数从事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的工作。新社会的战略资源是信息，“在信息经济的国家里，发展经济的目标是创造和使用信息，以提高各种生产的效率，并创造新的财富。这时的制约因素是所掌握的知识。”[18]因此，这一阶段的主导生产要素是信息技术或知识。谁拥有信息技术知识并系统化地生产知识，谁就能取得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
总之，世界主导生产要素的历史演进规律与世界生产要素序列的发展变化规律是一致的。我们可以将其以图表形式表述如下：
参考文献：
[1]迈克尔·波特．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70．
[2]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2．
[3]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66．
[4]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3．
[5]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328．
[6]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121．
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篇9
一、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
区位选择与区域经济发展是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两大主题，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理性的区位选择导致经济活动在某一优势区位的聚集和扩散，在中观和宏观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形成和演进始终沿着区位论和区域经济发展两条线索进行，其间对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日益深化。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unen，1826)从区域地租出发探索因地价不同而引起的农业分带现象，创立了农业区位论，奠定了区域经济理论的学科基础。20世纪初，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1909)提出了工业区位论。30年代初，德国地理学家克里斯塔勒(christaller，1933)根据村落和市场区位，提出中心地理论。
稍后，另一德国经济学家勒什(losch，1940)利用克里斯塔勒的理论框架，把中心地理论发展成为产业的市场区位论。总的看来，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中心地理论和市场区位论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这些区位论都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因而又叫古典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地域空间结构理论主要有地域空间结构阶段论、城市空间结构理论、地域空间相互作用引力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在地域空间相互作用与市场均衡的区域经济运行研究中，萨缪尔森(samuelson，1952)的市场在空间上呈离散分布的空间市场均衡模式与柏克曼(beckman，1968)的连续流模式从处于一定地域空间中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出发，为空间经济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而现代区位论一方面使区位研究从单个厂商的区位决策发展到区域总体经济结构及其模型的研究，从抽象的纯理论模型推导，发展为建立接近区域实际的、具有应用性的区域模型。另一方面，使区位决策客体扩大到第三产业。
现代区位论的区位决策目标不仅包括生产者利润最大化，而且包括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战后区位理论的发展主要是由美国学者推动的，其中，艾萨尔德(1sard，1956，1975)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
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但其整个理论框架仍然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这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区位论对现实区域经济问题和区域运行的解释力。
传统的区域经济增长理论分为区域经济平衡增长理论和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定下对区域经济增长问题研究的主要成果是索罗一斯旺增长模型。索罗和斯旺(solowandswan)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与开放区域经济的假设下，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
不平衡增长是短期的，平衡增长是长期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森(williamson，1956)在要素具有完全流动性的假设下，提出区域收入水平随着经济的增长最终可以趋同的假说。这两种理论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空间均衡论，即市场价格机制能够使区域间的收入均等化。
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日益拉大。而发达国家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资源和要素集中投入到经济发展条件较好的区域，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之间的两极分化。
这种差距拉大和两极分化表明仅仅依靠市场的力量已经很难解决所有的区域发展问题，区域经济增长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设想的那样收敛，即发达区域与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增长情况并不一致，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区域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拉大。
为了对这一现实经济问题进行解释并为促进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区域经济增长提供理论和政策依据，部分经济学家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理论。主要有缪尔达尔(myrdal，1957)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赫希曼(hirschman，1958)的“核心-边缘理论”等。缪尔达尔指出，市场力作用倾向于扩大区域差距而不是缩小区域差距，一旦差距出现，则发达区域会获得累积的竞争优势，从而遏制欠发达区域的经济发展，使欠发达区域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因素越积越多。
赫希曼的观点与此类似。他认为，增长在区际间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区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区发展，但同时，劳动力和资本从区流入核心区，加强核心区的发展，又起着扩大区域差距的作用，极化效应起支配作用。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从国家角度提出“中心边缘理论”对赫希曼的“核心-边缘区理论”进行补充。
与此同时，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对区域贸易的理论研究也取得进展。瑞典经济学家俄林(olin)把区际贸易引入新古典经济学，使其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林从贸易角度研究了要素流动、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之间的关系。认为，区际贸易、国际贸易与要素自由流动会带来区域之间生产要素价格与商品价格的平均化。
总之，为了解决区域问题，西方经济学家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下，根据凯恩斯的理论，利用宏观经济分析方法，对区域内部资本积累、劳动力就业、技术创新与国民收入增长的关系，区内产业结构演进与升级，区际分工与区际贸易，中心城市及乡村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现代意义上的区域经济理论框架已经成形。
二、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新发展
在新古典经济理论框架下的西方区域经济理论，主要从规模报酬不变和不完全竞争出发来研究现实的区域经济问题，把由于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带来的规模报酬递增看成是一个外生变量。新古典经济理论模型中，要素流动是瞬间、无成本的，生产要素、商品和劳务不完全流动性、经济活动不完全可分性的存在，使规模经济和完全竞争假设的矛盾无法解决。
随着建模技术的升级，一些原先被忽略的因素可以重新纳入到自由的框架中，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不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框架下获得新发展。
目前，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最活跃的领域是新经济地理学。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建立的垄断竞争模型为空间因素纳入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奠定了基础，新经济地理学由此产生。
广义地讲，新经济地理学的研究有两个发展方向：一是用新方法对区位选择进行再研究，二是以新方法为基础，用“空间”观点分析区际贸易。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代表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p．krugman)、藤田(fujia)、莫瑞(mori)、瓦尔兹(walz)、马丁(martin)、沃纳伯尔斯(a．venables)等。
克鲁格曼试图通过建立一个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规模报酬递增模型，把区域经济理论研究纳入主流经济学。
1991年，他在总结哈里斯(harris，1954)的“市场潜力”理论与普里德(bred，1966)的以市场规模与区域产业范围间循环关系为基础的进口替代区域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上，采用迪克斯特与斯蒂格利茨的垄断竞争假设，把一个经济分为生产同质产品的农业和生产不同的可以替代产品的制造业，农民不能流动而工人可以流动，农业没有运输成本，制造业的运输成本与萨缪尔森的“冰山”形式存在(及任何之成品在运输过程中都有一部分丢失)建立了。
一个两区域两部门模型。他认为，收益递增的作用就是使每一种产品只有在一个地方生产才有利可图，其结果是不同地方就生产不同的产品，生产差别产品。当一个地区有劳动力流入时，它不是生产更多的现有产品组合，而是生产新产品。
模型分析的结果表明，一个经济规模较大的区域，由于前向和后向联系，会出现一种自我持续的制造业集中现象，经济规模越大，集中越明显。运输成本越低，制造业在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大，在厂商水平上的规模经济越明显，越有利于聚集，“中心—边缘”结构的形成取决于规模经济、运输成本和区域国民收入中的制造业份额。
克鲁格曼还建立了一个动态的多区域模型来解释当空间结构均衡时，动态的力量确实趋于形成沿地形大概等距离分布的聚集点(城市)。他通过区域跑道模型演绎了区域运行的几何结构。区域跑道模型反映了区域经济体系中各个构成部分呈环状分布，认为运输费用仅仅受环形周长的影响，制造业的同一布局总是处于均衡分布状态。地平面并不是稳定不变的，集中的区域环形分布会产生轻微紊乱的地平面，自发演化出一个或多个制造业集中。这样，制造业区域布局由最初的均衡发展到两区域集中布局，而这两个最终集中布局区域特征正好相反。
瓦尔兹(waltz，1996)则认为，区域经济一体化会导致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和创新产品的区域性集中，区域经济增长源于产业部门的地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持续的生产率提高。
马丁(martine，1999)研究了聚集经济条件下的区位竞争问题。他通过模型分析得出结论，在最初的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对其他企业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参与最初区位竞争的第一个企业虽然可以获得较大的财政激励，但随后的其他企业却能够从该区域的产业聚集形成的外部经济中获益。对在区位竞争中获胜的区域而言，更重要的利益在于为随后进入的厂商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在同一区位的厂商数目会随着外生的相对成本优势和内生的聚集优势的增加而增加。
藤田和莫瑞(fujitaandmori，1997)研究了多制造业经济体系中的运费与规模经济差异，认为经济体系会自动发展为一个中心地体系，他们(1996)对克里斯塔勒的中心地等级体系模型进行了修正，通过构建基础模型进行预测分析后，发现人口增加会引起新城市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长而狭窄的经济体系产生，并沿着一条线逐渐向外扩展，形成多城市空间。与古典区位论一样，这些研究都强调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外部经济对区位选择的重要影响。所不同的是，克鲁格曼更强调由经济活动聚集带来的、与市场供求相连的金融外部性的作用。
在区际贸易方面，沃纳斯伯尔(venables，1996，1999)把新经济地理学模型作为区际贸易新类型的基础。认为，假定生产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如果中间性商品受到规模经济和运费的影响，生产过程中所引起的区际经济分化必然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拥有大量制造业门类的区域能为中间性商品提供比较广阔的市场，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趋向于区域一体化集中，从而使下游生产具有成本优势，并强化这种优势，循环往复。
他通过研究发现，在高收入的工业“核心”区与农业“边缘区”的分化过程中，市场规模扩大的驱动远远超过区域一体化增长的驱动力。此外，沃纳斯伯尔还把运输成本纳入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model)的区际贸易模型，发现贸易方式和生产方式不仅取决于资源禀赋和要素密集度，而且依赖于运输成本，后者与国家或区域的地理位置有关。新贸易活动的区位选择相对于已有的贸易活动密度而言，依赖于要素密集和运输密集度。
巴德温和弗斯开尔德(baldwinandforskild，1997)则提出了区域与贸易分析的另一种观点，认为现有的区域分析方法应主要用于区域经济增长内部。因为在各种区域模型分析中，循环过程不仅涉及到生产要素的流动，而且涉及到生产要素的积累，市场规模大的区域，投资额越大，又会进一步增大市场规模。
新经济地理学力图把“空间”因素引入对区际贸易的分析，通过把运输成本作为“空间”因素纳入区际贸易模型来解释贸易量随距离的增加而迅速减少，价格、要素报酬和行业生产率在不同区域间差异等与区际贸易问题。
此外，随着发达国家从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知识社会的转变，经济中更多的有形投资流向高技术商品和服务，在研究与开发、教育与培训等方面的无形投资也越来越重要。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一方面将技术进步当作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又假定技术进步是外生变量而把它排除在模型之外。为了更好地解释经济现实，一些经济学家直接把知识纳入生产函数之中，用于说明知识对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建立了新经济增长理论。
阿罗(arrow，1962)最早用内生技术进步来解释经济增长，他假定整个经济体系内存在着技术溢出，在不存在政府干预时的竞争性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政府可以采取适当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实现帕累托改进。此后，罗默(romer，1986)在其知识溢出形模型中，用知识的溢出效应说明内生的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强调知识的外部性对经济的影响。卢卡斯(lucas，1988)的人力资本溢出模型则认为整个经济体系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造成的。
新经济增长理论通过技术进步内生化为区域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实际上，内生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表现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不平衡，聚集经济、规模经济产生的技术外部性和金融外部性(技术外部性即技术溢出效应，金融外部性则是与市场扩大相联系的外部经济)使要素边际收益递增，从而引起经济活动的地域空间聚集和扩散，这样，规模经济就不再是一个外生的经济变量，而作为内生经济变量进入到区域经济增长模型中。
规模经济内生化的结果是区域经济增长差距越来越大。巴罗与萨拉-艾-马丁(barroandsala—i—martin，1991)认为，虽然国家收入水平与长期趋势之间的差距越大，其增长也越快，但由于缺乏长期增长的潜能，递增收益阻碍着各国经济增长差距的缩小，各国经济增长最终趋向发散。鲍莫尔(w．j．baumol)从生产性角度研究了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趋势，发现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不存在收敛趋势。
随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和欧盟的形成，新区域主义开始取代传统的旧区域主义。新区域主义以新经济地理学为理论基础，埃斯尔(ethier，1998)总结其特征如下：鼓励世界区域贸易和多边贸易的自由发展，发展中国家放弃闭关自守、反对市场经济的政策，而代之以融入多边贸易体系的政策；区域协定往往涉及到深层次的一体化问题；区际贸易自由化是适度的；企业的区位、发展极、区域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的选择也随之发生变化。汉森(hanson，1998)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经济一体化对各国生产的空间组织有重要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区位选择影响大于发达国家。
三、评析
新古典经济理论在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下研究微观经济活动和宏观经济增长，把要素流动看成是瞬间的、无成本的，认为市场力量会使经济趋于均衡，当经济运行偏离了原有的均衡状态，市场经济体系具有一种自我恢复均衡的力量。其理论中不包含空间因素。
一些经济学家根据区域经济增长的实际，对这一观点提出了挑战，建立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基础上的传统区域经济理论认为，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促使生产要素流向区位条件优越的地方，经济活动聚集在某一区位会产生外部性，多个厂商相互作用的结果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
规模经济效益的产生，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规模扩大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另一方面源于由于厂商外部性增长所带来的利益增长。后者是由那些在生产或分配上存在密切联系或在布局上指向性相同的产业按一定比例与规模集中布局在拥有特定优势的区位所产生的增加收益。
他们认为，单个厂商内部的规模经济通过外部性可以汇总为总量生产函数的规模报酬递增，在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机制的作用使经济活动和产业趋向于集中在市场潜力大的区位，而市场潜力大的区位往往又是经济活动和产业集中的地方，区位决策是内生的，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生产要素不断向优势区位和区域聚集，引致区域经济不平衡增长。从地域空间来看，权衡规模经济和运输成本后，厂商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城市架构，为相互交错的六边形市场区提品。
传统的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假设某个区位或区域的要素供给具有高弹性，都意识到高弹性的要素供给对发展过程中的外部性形成十分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微观的区位决策，还是宏观的区域总体空间均衡及区域经济发展，外部性与规模报酬递增都起着关键作用。
与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同，当代区域经济理论研究者更强调金融外部性对规模经济形成的意义。在他们看来，单个厂商生产能力的规模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和要素流动性等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聚集现象的出现。但他们在新古典经济理论假设下提出的挑战，却因规模经济与完全竞争理论上的不相容而缺乏微观经济理论基础。
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假设与内生的规模报酬递增是矛盾的，为解决这一新古典假设带来的难题，传统区域经济理论在坚持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把规模报酬递增当作外生经济变量，这样就可以在个体最优化和一般均衡的模型下研究区位选择。
然而，这种假设处理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无法从理论上解释生产活动地域空间聚集与扩散的循环累积性，使区域经济增长和衰落具有自我增强性思想停留在粗略的描述性阶段，使其难以融入主流经济学。而且受当时已有的建模技术限制，区域经济学家和发展经济学家们在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时，无法把他们的思想用形式化的严谨的模型表达出来。
他们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多采用一种非数学的风格，没有意识到对形式的追求正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经济学朝着建立明确模型的方向发展。
此外，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说明市场结构，即他们在描述的假想经济中的竞争状况时，往往想当然地认为规模经济是欠发达区域工业化的一个制约因素，而未对这种规模经济的形成机制和结果进行深入的分析。除了刘易斯的过剩劳动理论比较容易被模型化外，许多其他的经济发展理论则很难被模型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其思想的传播和交流。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的发展与主流经济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不完全竞争模型的建立为传统区域经济理论的两难困境提供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经济地理学的经济学家们通过建立不完全竞争与规模报酬递增相容的模型，把区域经济活动聚集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用严密的数学模型表示出来，努力把空间因素纳入到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
不完全竞争模型为当代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奠定了微观经济学基础。区域经济理论就像新经济增长理论一样，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的注意。
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篇10
关键词：国际贸易理论； 本科教学； 哲学线索； 历史线索。
对于经济论文" target="_blank">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的师生们来说，面对《国际经济学》、尤其是其中的国际贸易理论部分的教学，都颇有畏惧之心。主要原因之一是，国际贸易理论较之国际金融理论和其他经济学科，具有更多的几何图形和数理实证分析，理论发展又具有较强的逻辑连贯性，要求学生既具备扎实的微观宏观经济学基础和基本的高等数学知识，又要有一定的逻辑分析能力，甚至还需要一点对经济问题研究的热情和兴趣［1］。在教学中，教师往往难以在知识的深度性和课堂的生动性之间把握平衡，容易陷入乏味的说教中去； 在学习中，学生往往忽视逻辑思维整体把握，割裂各个数学模型间的联系，陷入死记硬背的痛苦境地———从而，在教与学方面，都达不到良好的效果。究其根本原因是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忽视哲学和历史思维的导入； 缺乏哲学和历史的视野，必然将国际贸易理论说教成干巴巴的数学模型和几何线条，使得课程的教学缺乏生气和现实感。哲学方法和历史方法是一切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方法，综观几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我们发现，国际贸易理论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其发展也存在着清晰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把握好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与历史线索，才能使我们对国际贸易理论的理解和学习提升到一个更高层次上。以下，笔者结合自己本科教学的心得体验，对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和历史线索进行提炼和总结，希望对同行的教学有所帮助，并有助于学生更深刻地把握国际贸易演化中存在的潜在规律。
一、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哲学线索。
国际贸易纯理论在长久的历史演化中潜藏着一条哲学线索，我们可以套用老子《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首句来形象化地描述它，就是“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2］这句话是老子从哲学的层面上来探索宇宙万物演化的规律，也可以从系统的层面上来揭示国际贸易理论整体逻辑演绎的哲学规律。
（ 一） 道生一。
所谓的“道生一”，即，经济学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逐渐建立一套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
国际贸易理论其本质是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是研究既定市场经济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问题，所以国际贸易理论所要讨论的是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微观经济学为了说明理性人进行资源配置之道，数百年来，从亚当·斯密提出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以来，西方经济学家们进行着一场构建一般均衡理论大厦的智慧接力。到 19 世纪末，马歇尔将古典的劳动和成本价值理论和新兴的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综合起来，从局部均衡到一般均衡，构建一个以供求分析为基本框架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3］，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初步建立起来，后经阿罗、德布鲁等现代经济学家的严格证明，使一般均衡理论实现了完全公理化。当我们通过微观经济学的学习后，掌握了这个资源配置之道，接下来的《国际经济学》的理论学习中，我们就要将这个为说明资源配置之道而形成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经济格局下进行应用，来讨论世界范围内的资源配置问题，即国际贸易问题。
（ 二） 一生二。
所谓的“一生二”，指的是微观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应用，先后形成了古典自由贸易理论和现代自由贸易理论。
在微观经济学中，一般均衡模型，具有三大几何分析工具： 一是生产可能性界曲线，二是相对价格线； 三是社会无差异曲线。生产可能性边界在古典与现代贸易理论的不同理论假设的基础上，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古典贸易理论，坚持劳动价值论，在劳动的同质性和唯一性的假设下，生产可能性边界是一条直线段； 而现代要素禀赋理论，贯彻要素价值论的原则，引入另一种生产要素资本，在两部门不同要素比例的条件下，生产可能性边界呈外凸状。在封闭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和社会无差异曲线的不同形状和位置导致了国与国之间相对价格的差异。相对价格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基础，于是古典贸易理论与现代贸易理论又进一步统一到比较优势理论中去。这正是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在“国际贸易完全竞争理论”中的完美应用。
（ 三） 二生三。
所谓“二生三”，系指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新阶段，诞生了“新贸易理论”。
1970 年代后，国际贸易理论在引入规模经济因素后，突破了一般均衡的完全竞争模型，将资源配置之道贯穿到“国际贸易不完全竞争理论”的分析中去，从而实现贸易理论的新变革。规模经济因素的引入，导致递减的机会成本，从而形成内凹状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新贸易理论有三大贸易理论模型，它们是外部规模经济模型、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外部规模经济模型仍然应用一般均衡的三大工具，说明外部规模经济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性； 而垄断竞争模型和寡头垄断模型则将微观经济学中的产业组织理论分析方法应用新贸易理论的研究中去，从而证明了产品的差异性、规模经济，以及厂商的非合作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决定作用。
（ 四） 三生万物。
所谓的“三生万物”，是指在古典贸易理论、现代贸易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的基础上，国际贸易理不断演化，从多个研究的角度产生诸多理论流派和观点，所有这些理论都可以统一在供求价值论的理论框架下。
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价格理论（ 供求价值论） ，即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需求和供给两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国际贸易从其实务本质来说，就是一笔以国家为主体的交易，任何交易都存在供给方和需求方；一笔交易的达成，或是由于供给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或是由于需求方的交易意愿较强，我们都可以从供给方和需求方去寻找其交易背后发生的动因。同样，任何国际贸易理论，或是从供给层面，或是从需求层面来寻求不同形态贸易发生的基础，或二者兼有之。综观各种贸易理论，其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可用下图加以概括。
图 1 国际贸易基础的决定因素［4］。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是从思维的高度展现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哲学脉络。综观诸多国际贸易数理模型，大多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中的三大几何曲线的变化中得以生动说明。生产可能性边界曲线的变化： 或呈直线状（ 古典贸易理论） ; 或呈外凸状（ 现代要素禀赋理论） ; 或呈内凹状（ 新贸易理论） ; 或内外移动或偏向不同的坐标轴（ 反映要素积累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社会无差异曲线的变化： 或内移或外移（ 反映一国福利水平的高低） ; 或偏向 x 轴或偏向 y 轴（ 反映一国对 x、y 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性） ; 或弯曲或平缓（ 反映一国对两种产品组合的不同偏好程度） 。相对价格线的变化： 或相对平缓（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或相对陡峭（ 反映一国在 x 产品上具有比较劣势，而在 y 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 ; 相对价格线上生产均衡点和消费均衡点的位置又呈相应的变化（ 两点合一反映一国处于自给自足的状态； 两点分离则反映一国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状态；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左上方，反映一国出口 x 进口 y; 消费均衡点在生产均衡点右下方，则相反） 。三条曲线不同的变化组合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不同的贸易基础和贸易形态的变化。此外，作为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的组成部分的局部均衡分析框架，则成功应用于贸易政策的经济效应的分析中。所有这些分析又统一于以供求价值论为基础的一般均衡框架，源于理人假设下的全球化资源配置之道。这就是资源配置之道在国际经济格局下简洁而有力的演绎。
二、国际贸易理论演化中的历史线索。
国贸理论的讲授，如果过多地渗透进数理的语言，不免显得枯燥乏味。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对其学习和讲授，历史视野的引进也必不可少。纵观数百年来的国际贸易理论演化史，笔者认为，存在着三大历史动因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的不断发展。
（ 一） 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
历史上，西方国际贸易理论主要存在着两大流派：
一是自由贸易理论流派； 二是保护贸易理论流派。其中，前者居于主流地位，后者居于支流地位。在以国家为主角的全球经济体系中，国际贸易所引起的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必然会影响一国国内不同部门的利益和不同国家利益的分配。西方学者或是站在本部门利益或是站在本国利益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贸易理论和政策主张。因此，国际贸易理论自身存在着强烈阶级性和对抗性。整个国际贸易理论的演进史就是自由贸易主义和保护贸易主义的斗争史。亚当·斯密绝对成本理论的提出，是站在当时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来反对重商主义； 李嘉图比较成本理论的提出是为反对当时的《谷物法》，从而为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前进扫除了障碍； 李斯特为了保护德国的民族工业，提出保护幼稚产业理论，以对抗英法两国经济学家极力主张的古典学派自由贸易理论。各学派的理论观点也是在相互寻找对方理论逻辑漏洞的过程中而提出的，他们背后是所代表的阶级集团的对抗，在思想层面上同时也是他们各自贸易理论观点的精彩叠呈的博弈。亚当·斯密批判了重商主义金银是财富唯一形态的财富观，将绝对成本理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财富观的基础上； 李嘉图为回应《谷物法》支持者对斯密绝对成本理论存在的逻辑漏洞的攻击，创立了比较成本理论，夯实了国际分工的理论基础，使自由贸易潮流波及到世界更广的范围； 李斯特则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提出生产力理论以抗辩斯密的财富观理论，创立符合德国国情的保护幼稚工业论，在理论上指导着德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经济学家的贸易理论都打上了深刻的民族烙印、阶级烙印和人文情怀，其背景的充分展开，将展现出一幅生动而鲜活的历史画面。
（ 二） 理论在逻辑方面自我完善的需要。
理论的发展既有质变，也有量变。当理论的质变所形成的范式固定下来的时候，理论就开始自我完善式的量变。这种量变是寻找固有理论在阐述或论证过程中所遗留的逻辑方面的漏洞和空白，进行自我填补、自我完善。这既是学术研究的路径，也是推动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现实动因。这种动因，在推动国际贸易理论的发展起着很大的作用。历史上，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虽然成功论证了各国参加国际分工的比较优势的贸易基础，但是李嘉图的理论并没有解决贸易双方利益的具体分配问题，特别是没有解决进出口商品交换比例如何确定的问题。李嘉图留下的这一国际贸易利益划分问题的学术空白，被其后继者约翰·穆勒所填补。于是，穆勒创立了相互需求说，从而补充和发展了比较成本理论； 此后，马歇尔又运用数学工具阐释了穆勒的相互需求说，以几何图形使这一学说“精密化”［5］62 －63，以臻于完美。此外，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和罗伯津斯基定理也是对 h-o 理论所遗留下的贸易利益在一国内部分配和要素积累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问题的理论空白进行填补。
国际贸易理论在逻辑上的自我完善又表现为，随着价值理论的发展，国际贸易理论日益将自己建立在更为科学的价值论的基础上，使贸易理论的发展达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价值理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西方主流经济学经历了劳动价值论、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到供求价值论的不断更替，国际贸易理论也经历了古典贸易理论到要素禀赋理论的演进，最终将技术、要素禀赋和偏好集于一体，形成了建立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基础上的国际贸易理论标准模型，从而使其理论基础更为坚实完善。
（ 三） 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
任何经济理论都是对经济现象的反映和解释，当实践的发展，经济理论不能够解释说明新的经济现象时，就必然会得到不断的修正，甚至被否定，这就为新理论的诞生提供了历史契机。国际贸易理论几百年来的演化史，其实就是不断地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历史，实践给予贸易理论以新的生机，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甚至实现了其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越。要素禀赋理论认为，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参加国际贸易的各国将出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丰富的要素的产品，进口密集使用其拥有量稀缺的要素的产品。当里昂惕夫利用大量的统计资料来实证检验美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时，却得出了与这一结论相反的结果。如何解释这个被普遍认为正确的理论却又与国际贸易的现实相矛盾的现象，引发了战后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的产生，从而推动着国际贸易理论向纵深发展［5］81。
回眸世界一百年来国际贸易发展历程，从劳动分工形态演变的大尺度看，过去一百年国际分工的基本层面从产业间、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的不同工序、区段、环节和流程； 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的挑战，国际贸易理论也顺次经历了产业间分工理论（ 以比较优势原理为核心的传统贸易理论） 、产业内分工理论（ 新贸易理论） 、产品内分工理论阶段［6］。二战后，国际贸易所表现的特征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所预期的情形并不完全一致，尤其是 1960 年代以来，约2/3 甚至更多世界贸易是发生在技术、资源和偏好相似的发达国家之间，其主要以制成品贸易为主。这对以产业间贸易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贸易理论形成强大的挑战，导致 1970 年代“新贸易理论”的诞生［4］94 －95。当前国际产品内分工深入发展的现实，对以产品为基本分工对象的国际分工贸易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而正在发展成熟的产品内分工理论弥补了传统国际贸易理论长期忽视工序层面分工现象的缺陷［6］。
以上三大动因，或单独或共同地推动贸易理论大树不断地发展、繁荣壮大。例如，相互需求理论的诞生，既有填补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空白的需要，又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贸易运动相联系； 重叠需求理论的产生，既有应对发达国家间产业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贸易理论长期忽视需求层面分析的缺陷； 普雷维什的“中心—论”的提出，则既有维护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利益的动因，又有理论应对国际贸易现实挑战的需要———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对参与国普遍有利，而二战后的国际分工情形正好与之相反。
总之，国际贸易理论的讲授与学习贯穿哲学的线索，能充分展示理论数理推导的逻辑美，增强教学的条理性和清晰性，有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更好地把握国际贸易理论的内涵； 贯穿历史的线索，则会增强理论课讲授的生动性，使其更贴进社会科学的本源，这不仅有助于学生人文素养的培养，而且有助于学生理论专业素养的养成，加深其对理论发展的来龙去脉的了解。联系历史背景，紧扣理论观点，再配以条理性和系统性的模型解说，必然使课堂的讲授张驰有度，更富有立体性。当然，这也对教师综合知识的掌握提出了更大挑战。哲学方法与历史方法，是研究一切社会科学的根本方法； 同样，高校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教学中，也必须将哲学和历史线索充分展现，并且在必要时进行适当归纳，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讲授效果。
参考文献：
［1］文娟。《国际经济学》课堂教学改革的思考与实践［j］。 经济师，2009，（ 07） : 115 －116.
［2］老子，陈忠。 道德经［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
［3］朱富强。 计量经济分析能够“发现”理论吗？ ［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09，（ 01） : 74 －82.
［4］李坤望，张伯伟。 国际经济学（ 第二版） ［m］。 北京： 教育论文" target="_blank">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