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条的法律效益篇1
一、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法治化之路的必要性
拖欠民工工资的问题一直不能得到根治，原因有多方面。我国实行城乡隔离的二元户籍制度、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行业违规操作、法律、法规不完善；执法部门监督不力；保障措施不到位；农民工自身法律意识不强等原因。而现行法律法规不完善，立法对拖欠工资行为缺乏强力制裁措施、执法部门监督不力和保障措施不到位是导致拖欠民工工资问题非常重要原因。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不仅在于损害了农民工本人的合法权益，影响到农民工家庭的生活。随之而来的危害是，此类纠纷易引起农民工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发生；有的甚至导致了恶性案件的发生，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对社会治安构成潜在的危机。依法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关系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社会的建立。在以往农民工工资清欠行动中，主要采取的是行政手段，而仅依靠行政手段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工资拖欠“顽症”，问题的彻底解决需要有法律的保障，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是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根本途径。
二、通过立法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
我国尽管通过行政手段为农民工清回数以亿计的被拖欠工资，取得了一定效果，而立法相对滞后的现象应该引起反思。“有法可依”凸显了立法在建构法治拖欠农民工工资方面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事实上立法也的确一直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心所在。我国立法对农民工工资的保护力度不够，主要依据的仍是劳动主管部门的部门规章，虽然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下发了一些个文件、规范，现有待提高立法层次。目前，应将各地好的创新制度和规范性文件吸纳为国家立法，通过立法加大对恶意拖欠工资者的惩治力度，运用立法手段建立长效机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从法律法规体系上来遏制源头的拖欠问题，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提供法律保障。为此，应采取以下法律措施：
（一）制订《劳动合同法》立法。由于农民工有其特殊性，用工单位和农民工一般不签劳动合同，是导致频频发生拖欠农民工工资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的原因。我国现有法律、法规对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未作明确有效的规定。因此，劳动监察部门在实际执法工作中由于没有劳动合同依据，查处难度较大。为规范用工行为，严格劳动合同管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制定《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用工单位与农民工必须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并具体规定劳动合同的签订应具备劳动报酬及支付标准、支付形式、支付时间、违反劳动合同的责任等相关条款。
（二）修订《建筑法》的法律条文。解决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顽症需要涉及修订《建筑法》。重点增加和修改以下条款：（1）制定“建设单位开工前向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交纳工资保障金”条款。规定在建设项目开工前，建设单位必须按工程中标价一定比例缴纳农民工工资保障金，由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管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监督使用。建设单位无法按时足额支付农民工工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有权从工资保障金中划支，用于垫付拖欠的农民工工资。对于拒绝缴纳保障金的建设单位，主管部门不批准其开工建设；已开工的项目，有权责令其暂停施工。制定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施行工资支付保障金条款，是解决企业拖欠工资问题的有效法律保障。（2）规定“开发商与承包商承担连带担保责任”条款。制订以发包人工程担保制度重点的担保条款，要求开发商与承包商共同提供履约担保函，双方在拖欠民工工资范围内共同承担连带责任。（3）制定“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和审批联动”条款。凡存在拖欠行为的单位在申请办理立项、规划、施工许可等手续时，欠款单位必须先结清欠款后，审批部门才给予办理相关手续。对已完成开发建设项目有拖欠工程款的，不批准其新开发建设项目。并在资质年检中予以降级，情节严重的注销资质证书。（4）加大和细化法律责任处罚力度。现行的法律法规对拖欠工程款的行为缺乏处罚条款，难以有效制约拖欠行为。为加大对用人单位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经济处罚力度，加重用人单位因拖欠工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应在《建筑法》中法律责任部分增加对拖欠农民工工资行为的最高可处30万元的罚款的规定。
（三）制定《工资支付条例》。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工资至少每月支付一次，实行周、日、小时工资制的可按周、日、小时支付。根据这一规定，为“周薪制”的推行奠定了法律基础。制定《工资支付条例》可以规定对农民民工工资改“月薪制”采取“周薪制”。并且，还应规定用人单位出现无故拖欠劳动者的工资，侵犯劳动者合法权益的情形时，给予严重惩罚性法律责任。制定《工资支付条例》是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有效法律措施。
（四）《刑法》将恶意拖欠工资确定为犯罪行为。对拖欠民工工资部分人认为是一个经济现象，是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但由于恶意欠薪现象屡屡发生，为打击恶意欠薪，可以采用刑法手段，对企业恶意欠薪的问题作犯罪处理。在《刑法》中增加一条“恶意欠债罪”，规定企业恶意拖欠劳动者工资，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形的，对重大、恶性欠薪企业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严惩包括拖欠农民工工资在内的相关拖欠行为。如果认为目前制定新的罪名没有必要，可以考虑将《刑法》中原有的侵占罪进行合理的修改，在修改侵占罪时也可以考虑并处罚金。通过《刑法》将恶意拖欠行为明确规定为犯罪行为，这对打击遏制恶意欠薪现象起到很好的作用。
（五）加大地方性法规的立法力度。我国《立法法》第六十三条规定：“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施行。”因此，符合规定的各地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本地区情况制定地方性法律法规。制定建立企业欠薪报告或欠薪预警制度的具体办法，将企业支付农民工工资情况作为评价企业劳动保障诚信等级的主要依据之一，配合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建筑施工企业和从业人员失信惩戒机制，对少数严重或恶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建筑施工企业，采取了清出当地建筑市场的措施。制定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使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在工商登记、企业年检等方面对用人单位拖欠工资的行为进行有效的制约，对长期拖欠工资的用人单位，可以暂缓企业年检直至吊销其营业执照。在施工企业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年检时，将是否拖欠农民工工资作为年检条件之一。
三、执法保障有关法律得到有效的贯彻实施
行政执法部门执法力度不够，执法手段不足，处理程序过长，直接影响拖欠农民工工作的执法效果。导致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企业、欠薪逃匿的经营者得不到法律制裁，使得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更为普遍和严重。从法律上讲对于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即使我国逐步在立法上完善以后，关键还在于如何贯彻落实。执法上同样也应当建立一种长效机制把保障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政策和措施切实得以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执法的公正性不仅需要执法者的公正无私，还应该构建完善的、多层次的监督网络。执法部门应依法开展劳动用工和拖欠农民工工资执法专项大检查，在执法中还应建立和完善农民工工资支付、监控、保障等制度，及时纠正和查处在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违纪问题，确保有关工资支付法规政策得到全面贯彻执行。建委依法采取将取消恶意欠薪并造成恶劣影响的建筑企业经营资质、逐出建筑市场等保障措施。各行政执法部门对欠薪者的处罚应不只是经济上的，还应包括企业信用、行业准入等一系列的降级限制措施，。因此，充分利用法律手段加强执法，是依法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措施。
四、农民权益保护的法律援助机制
为切实保护农民工应有的权益，尽快建立和落实农民工法律援助制度。各部门应充分运用法律手段，通过积极开辟农民工“绿色通道”，为农民工提供解决拖欠工资的法律援助，帮助解决农民工解决拖欠工资维权纠纷。人民法院在受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案件受理时，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诉讼费应作出减、缓、免的决定；受理案件后尽量缩短审理时间，多适用简易程序，依法快立案、快审判、快执行；对符合条件可以采取先予执行等措施；在判决时，应当将农民工诉讼的误工费，请律师费，旅差费，证人出庭费用等直接损失列入赔偿范围。判决生效后对一些故意拖欠不履行判决给付义务的，执行中应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二倍标准支付迟延履行金。司法行政部门应加大普法律宣传，不断提高农民工自身维权法律意识。广大律师应积极伸出援手为符合司法救助条件的农民工实施无偿援助。法律援助中心不应仅仅对本市居民提供法律援助，法律援助中心也应外来的农民工提供维权服务。公证机关应积极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可以会同建设行政部门推行农民工劳动合同公证制度。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单位，由欠款单位和农民工签订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公证，在欠款到期后，可由农民工直接申请法院强制从工程款中划拨。
欠条的法律效益篇2
一、行政手段介入农民工工资清欠的弊端
从这些年各地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采取的措施看，大多限于行政手段，如让建筑劳务企业交保证金，对发生欠薪情况的建筑劳务企业进行市场限入、降低甚至吊销有关资质和资格等行政处罚。依单纯的行政手段来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且不论其行政行为的程序和方式是否合法，这些做法的局限性和负面作用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拖欠农民工工资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原来是由一个畸形债务链所致。如建设单位拖欠总包单位工程款、总包单位拖欠劳务企业劳务费、劳务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拖欠工程款是建筑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主因和源头，农民工只是这条债权债务链上的最终受害者。目前各地采取的行政处理手段不能抓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主因和源头，无法从根本上缓解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第二，拖欠工程款属民事违约或民事纠纷范畴，行政手段在这方面难以作为，作为不当会造成侵权后果的发生，与我国依法行政的法治理念背道而驰。第三，我国目前的行政资源其实并不十分丰富，政府不能对什么事都大包大揽，动辄施以行政手段。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行政上的大包大揽很易造成社会及公众对行政手段的过度依赖，这几年大量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形成和发生应让我们引以为鉴。
以强制手段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除行政手段外还有法律手段。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可以并且应当通过法律途径予以解决。从严格意义讲，使用行政手段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也得在法律框架内才有效；在一个法治社会中，最有效、最有力的维权手段、利器当然也数法律。但运用法律手段若通过诉讼程序来讨回自己的工资，对每个具体的农民工来说，其高昂的时间、财力成本是难以承受的。在此情况下，我们有必要整合法律、行政资源，让公证介入清欠工作，进而破解清欠这一难题。
二、公证介入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清欠的作用
（一）治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第4条第10款规定，“对于追偿债款、物品的文书，认为无疑义的，在该文书上证明有强制执行的效力”；第24条规定，“经过公证处证明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按文书规定履行时，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8条规定，“对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受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执行”。据此，经过公证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务，债务人如不按约履行，债权人可不经诉讼而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对已发生的拖欠工程款或农民工工资的问题，要求拖欠工程款或农民工工资的当事人对拖欠款项签订还款协议，并办理赋予还款协议以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还款协议一经公证，欠款人如不按约还款，债权人和农民工可不经诉讼，持公证书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样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降低了社会成本，可最大限度、最迅速地保障农民工权益。如果在这项工作中能对农民工办理公证和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等法律事务再予以法律援助，则可完全省去农民工讨薪的时间、精力及财力成本，农民工当然也无须再来找政府，从而也将不会酿成大规模群体上访事件，避免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
办理还款协议公证，并赋予还款协议以强制执行效力，是用法律手段解决或遏制欠薪问题最经济、最快捷、同时也是最有效的途径和办法。首先，从公证合同（协议）入手，赋予合同以强制执行效力，可增强合同的严肃性和威慑力，能有效提高还款、付薪的自觉性。其次，合同（协议）经公证具有强制执行效力，欠款、欠薪情况一旦发生，可不经诉讼直接进入强制执行程序，既节约了我国的司法成本，同时更减轻了债权人（包括农民工）实现债权的成本，从而提高包括农民工在内的所有债权人通过法律途径实现债权的积极性。第三，对经公证的债务进行强制执行，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和公证暂行条例所规定，具有强有力的法律依据。
（二）治本
从办理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公证入手，将工资款问题从源头抓起。目前我国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突出发生在建设领域，而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大多因建设单位拖欠工程款所致。因此，拖欠工程款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主因和源头；只有抓住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主因和源头，消除这个症结，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此外，现建设领域“黑白合同”问题严重，严重扰乱建设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并由此带来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所有这些，通过办理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公证或可以得以解决或可以得以减轻。正因办理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公证对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款及规范建设市场的重要性，公证处在办理建筑承包合同公证过程中除对合同的合法性进行全面审查外，必须针对工程款中的工资款问题和承包合同的主要条款与招投标文件的一致性问题增加和明确以下内容：
1、增加专门工资款发放问题条款，明确合同承包款中所应包括的工资数额及具体发放标准和办法，增强工资款发放问题的确定性和可操作性。
2、在合同中指定公证处或有关职能部门为工资款发放的监督、证明单位，工资款转经监督、证明单位结算。
3、增加承包人对工资款发放的承诺保证条款，承包人如将工资款移作他用，须承担由此而引起的一切后果和责任，保证工资款得以专款专用。
4、增加赋予对合同中的工资款发放以强制执行效力的条款，使合同约定的工资款结算、发放条款具有强制性。
5、明确以后凡对原（经公证的）合同内容进行变更，须经原公证处公证；否则，两合同内容不一致处，以原经公证的合同为准。以此杜绝“黑白合同”情况的发生。
6、公证处对要求变更原（经公证的）合同重大权利义务内容的情况，应将当事人所陈述的有关变更合同的原因、理由作出详细、完整的记录；认为有必要的，应与相关管理部门进行沟通和联系，确保变更合同行为的正当性、合法性。
三、办理建设承包合同公证的可行性：
1、法律、政策依据。对建设承包合同进行公证，赋予合同关于工资款发放支付条款以强制执行效力，除前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暂行条例》外，在法律、政策上的依据还有：
（1）国务院办公厅2004年10月29日转发的建设部、发展改革委、监察部、司法部、劳动保障部、交通部、水利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解决建设领域拖欠工程款问题的意见》，在强化对履行合同的监督管理问题上，规定“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应按双方的招投标文件订立合同，不得再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性内容（包括价款及支付方式）的其他协议”；要求合同双方“请公证机构对合同进行公证，以保证当事人双方履行合同义务，防止出现‘黑白合同’”。
（2）最高人民法院2004年12月24日发出的《关于集中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案件的紧急通知》规定，对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结清工程款合同，债权人申请强制执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并执行。
2、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公证的现实基础条件。目前我国的建设工程招投标活动大多经过公证，公证人员对整个招投标活动和承包合同的基本条款及其形成过程都十分了解；就我国现有公证人员的素质而言，公证人员具有较强的对与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相关法律和政策的掌握及运用能力。所以办理建筑工程承包合同公证，从目前我国招投标活动的操作程序，从工作的连贯性、规范性，从对当事人的便利性，从公证人员的业务素质等方面，均具有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四、办理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公证的作用
对建筑工程承包合同进行公证，其意义和作用从总体上看，一可从源头上遏制和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实现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标本兼治；二对防止出现“黑白合同”情况和规范建筑工程交易秩序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具体作用还有：
1、可将现通常采用的诸如收取工资保证金等无明确法律依据的行政手段，通过合同条款成为当事人自己的意思表示而合法化。
2、工资款转经公证处或有关职能部门结算，不仅可即时掌握工资的结算、发放情况，有利于及时、主动采取应对措施，而且为对欠薪行为进行法律、行政处罚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3、规定对合同内容作重大变更须经公证，使招投标活动更为健康，合同内容无法进行暗箱作业，即使有也会因签约行为的无效而承担对不法行为的不利后果，使欲为者不敢为，起到震慑作用。
五、公证介入清欠工作对清欠农民工工资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一）通过公证赋予合同债务（欠薪）以强制执行效力，开辟了解决欠薪问题的新渠道。
（二）因使用公证手段经济、快捷、有效，可最大限度地减轻债权人和农民工实现自己合法权益的成本，可激发债权人和农民工通过法律手段实现自己合法权益的积极性，有利于将清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引入法律途径去解决，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和减少群体性上访事件和社会突发事件的发生，减轻地方党政领导和有关部门接待和处理此类上访的负担和压力。
（三）因使用公证手段可减轻农民工实现自己合法权益的成本和提高农民工通过法律手段实现自己合法权益的积极性，并使清欠问题得以快捷、有效的处理，拖欠工资行为不但不能为欠薪者带来任何利益，相反徒增欠薪者的欠薪成本。权衡利弊，相信欠薪者会自律，不愿做拖欠工资的蠢事，会增强按规定付薪的自觉性。
（四）通过公证可强化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对工程款和工资结算、发放问题的监督管理职能。
（五）公证通过化政府或管理部门的意志为合同条款，为行政部门处置相关问题提供依据。
（六）从宏观上看，公证介入清欠工作，有利于改变社会处理相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行为途径，倡导依法办事的风尚和精神，这与我们建设法治社会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欠条的法律效益篇3
近几年来，拖欠劳动者工资尤其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愈演愈烈，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劳动者是市场经济中的弱者，靠出卖劳动力换取微薄的工资，以维持自己和家庭成员的生活，其社会地位卑微，所掌握的信息有限，难以与雇主抗衡，当遭遇拖欠工资时，往往不可能及时向雇主主张权利。一些雇主正是利用了劳动者的这种不利地位，恶意拖欠劳动者的工资。甚至发生劳动者为讨要工资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恶性事件，引起社会公愤。以致国务院总理亲自过问，责令各级地方政府动用手段限期“清欠”。
我们的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的政府，关注拖欠劳动者工资问题，运用行政手段限期“清欠”，保护劳动者被侵害的合法权益，当然是应该的，也确实取得了实效。但是，我们却没有进一步追问，产生拖欠劳动者工资问题的原因何在？为什么拖欠劳动者工资问题总是反复发生，所谓“年年清欠，年年拖欠”，几乎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其实，造成拖欠工资问题存在和难于解决的根源，就存在于现行法律法规本身。按照现行法律法规，工资债权和企业债权，同属于普通债权，一律适用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暂不谈时效期间的长短，仅这种对工资债权和企业债权“一视同仁”的立法指导思想，就是有问题的。
工资是劳动者用血汗换取的报酬，是用来养家活口、维持生计的，在关于利益的分类上，属于所谓“生存利益”，而与企业债权之属于“经济利益”，截然不同；工资债权，在关于权利的分类上，属于所谓“生存权”，而与企业债权之属于“经济权”，截然不同。按照现今各国共同接受的法律思想，对“生存权”和“生存利益”的保护，应当优于对“经济权”和“经济利益”的保护。亦即对工资债权的保护，应当优于对企业债权的保护。
按照现行民法通则，工资债权被视为普通债权，适用2年的普通时效期间。如果被拖欠工资的劳动者，未在2年的时效期间内向法院起诉，就将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在民事诉讼制度之外，还有专门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设立专门的劳动争议仲裁制度的初衷可能是好的，可能是想尽量方便劳动者，使其通过简易的程序解决争议。但按照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的规定，雇主拖欠劳动者工资，劳动者应当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不能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不经劳动争议仲裁而直接向法院起诉的，法院将不予受理。按照最高法院的解释，劳动争议仲裁被视为诉讼的前置程序。这就在实际上剥夺了劳动者的诉讼权利。
更有甚者，按照现行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第23条的规定，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是6个月。被拖欠工资的劳动者，如果超过6个月才向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仲裁委员会将不予受理，或者在受理后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裁决其败诉。在劳动者申请仲裁，被仲裁委员会决定不予受理或者被裁决败诉后，该劳动者如果不服，可以在15天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超过15天，法院将不予受理。这样一来，前述民法通则规定适用于工资债权的2年诉讼时效期间，就在实际上被缩减为195天，亦即被打了百分之七十五的折扣。
如果劳动者在被仲裁委员会决定不予受理或者裁决败诉后的15天内向法院起诉，按照最高法院的解释，法院应当受理。在法院受理后，即使作出劳动者胜诉的判决，其被拖欠的工资能否全部得到保护，也是不确定的。据了解，一些法院以仲裁时效期间为根据，只保护其6个月的工资，超过6个月部分不予保护；另一些法院以诉讼时效期间为根据，保护2年的工资，超过2年的部分不予保护。并且，被拖欠的劳动者，一般不敢要求支付利息，能够讨回工资也就满足了，因此法院审理拖欠工资案件，极少判决支付利息。
无论根据我们国家的政体性质，或者根据现今公认的法律思想，我们的法律都应当对劳动者的工资债权给予特殊保护，其保护程度应当优于企业债权。遗憾的是，我们只是满足于在口头上、书面上讲特殊保护弱者、特殊保护劳动者。在实际上，劳动者的工资债权所受的保护，远远劣后于企业债权。对雇主来说，拖欠劳动者工资，拖欠的时间越长越好，只要拖欠的时间超过195天，赖帐的目的就可实现。拖欠未超过195天，虽然不能赖掉全部，至少可以赖掉部分，最少也可以赖掉利息。这是多么大的鼓励和诱惑！雇主何乐而不拖！何乐而不赖！难道不可以说，正是我们的法律法规，在鼓励、怂恿雇主拖欠劳动者工资吗？！
你看，一方面是我们的中央和地方政府依靠行政手段大力“清欠”，替劳动者讨要被拖欠的工资，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现行法律法规在鼓励、怂恿雇主拖欠劳动者工资。何其矛盾乃尔！民谚云“清欠清欠，边清边欠，旧欠未清，又添新欠”。拖欠劳动者工资的社会问题之所以愈演愈烈、难以遏止，原因盖在于此。
我们的法律法规，应当真正贯彻特殊保护弱者、特殊保护劳动者的法律思想，对工资债权给予优于企业债权的法律保护。建议规定工资债权适用长期诉讼时效期间，最短不能短于10年；此10年诉讼时效期间，应当从所欠最后一个月工资的支付日的次日起算；并规定凡拖欠工资，一律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借款利率计付利息，例如拖欠3个月，即按短期借款计付利息，拖欠半年，即按半年期借款计付利息，拖欠2年，即按2年期借款计付利息，依此类推；并规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与向法院起诉，适用同一诉讼时效期间，废止现行法规关于仲裁时效的规定；并规定申请劳动争议仲裁或者向法院起诉，由当事人自由选择，雇用合同、劳动合同中约定的仲裁条款一律无效。
欠条的法律效益篇4
合同欠缺条款应该补充，但从上面所述可知，合同欠缺条款并非总是应予补充的，只有欠缺的条款不是必备条款（常素）时方可补充，欠缺必备条款时合同须无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第12条规定的条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第12条规定的必备条款不同，是示范性条款，或者说是提示性条款。在一般情况下，合同欠缺某项甚至几项《合同法》第12条所列举的条款，仍然有效。但必须指出，该条所列举的“当事人的名称或者姓名和住所”（第1款第1项）和“标的”（第1款第2项）依然是必备条款，合同欠缺它们必须无效，而不是在有效情况下加以补充。道理很简单，没有当事人，权利义务便失去归属，失去意义；没有人履行，也没有人受领给付，合同自然归于无效。标的决定着权利义务的量，甚至质，合同不规定标的，就失去目的，失去意义，只能归于无效。
合同欠缺的条款属于非必要之点时，就需要加以补充。补充的方法，首先是适用《合同法》第61条的规定，由当事人双方协议补充。这是意思自治原则的当然体现。不过，补充欠缺的条款往往是一方得到好处，对方受到损失，因此协议不成为常态。
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按照合同有关条款补充欠缺的条款（《合同法》第61条）。这是整体解释合同的原则要求。之所以通过整体解释原则补充欠缺的条款，是因为：一、合同条款经当事人双方协商认定，自然需要平等对待，视同一体。二、表达和传递当事人合同意图所使用的语言文字，在合同的整个内容中是有组织的，而不是毫无联系、彼此分离的词语排列。因而，可从这种有组织的排列中找出欠缺的条款。
采用整体解释原则也不能补充欠缺的条款时，需按照交易习惯填补（《合同法》第61条）。这里所说的交易习惯，必须是在某一地域、某一行业或某一类经济流转关系中普遍采用的做法、方法或规则，已被人们所认知、接受和遵从，此其一。其二，该交易习惯必须适法，违反强行性规范者无效，因而不得用作补充欠缺的条款。其三，该交易习惯必须为双方当事人所共知，仅为一方当事人所知晓时，不得用作补充欠缺的条款。交易习惯为双方当事人所共知时，优先于任意性规范。其四，该交易习惯必须未被双方当事人明示排斥。
按照《合同法》的规定，采用上述方法仍不能补充欠缺的条款时，适用合同法分则中的具体规定。若无此规定或适用此类规定结果不适当时，则适用第62条的规定加以填补：一、欠缺质量条款的，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加以补充；无此标准的，按照通常标准或者符合合同目的的特定标准予以填补。二、欠缺价款或者报酬条款的，按照订立合同时履行地的市场价格加以补充；依法应当执行政府定价或者政府指导价的，按照规定予以填补。三、欠缺履行地点条款，给付货币的，接受货币一方所在地为履行地点；交付不动产的，不动产所在地为履行地点；其他标的，履行义务一方所在地为履行地点。但在买卖合同中有特殊规则：买卖物需要运输的，出卖人应当将标的物交付给第一承运人；不需运输的，双方于订立合同时知道买卖物放置地点的，该地点为交货地点；反之，出卖人订立合同时的营业地为交付地点（《合同法》第141条）。四、欠缺履行期限条款时，任何一方指定的准备时间届满为履行时刻。五、欠缺履行方式条款的，依合同目的解释原则加以补充。六、欠缺履行费用负担的条款时，确定由履行义务一方负担。
在某些情况下，依据上述规则仍不能填补欠缺的条款。例如甲与乙订有一条款简单的买卖合同，甲将一台旧彩电卖给乙，保证该彩电尚有图像与音响，价款150元，此外无其他条款。乙在验收时发现该彩电已完全丧失所保证的功能，于是向甲主张权利，纠纷发生。显然，该买卖合同欠缺救济方法的条款。对此，依据《合同法》第61条和第62条的规定均不能补充。于此场合，应寻找其他法律规范。我认为，《合同法》第111条、第148条的规定可用作补充的依据，确定甲修理或退货或减少价款。第111条规定的几种救济方法，并无适用时的强制顺序，守约方可任意选择，当然该选择必须合理。在甲有修理能力时，乙选择修理甚至减少价款，法律应予支持；乙选择退货（解除合同），法律亦应支持。在甲无修理能力时，乙选择修理的救济方法，法律就不宜支持。
欠条的法律效益篇5
借条与欠条区别借条，是出借人向借用人或者借款人出具的表示出借某物或者某款项的凭证，一般用来证明借用或者借款关系。
欠条，是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的表示尚欠某物或者某款项的凭证，一般用来证明债权债务关系。
收条是收领人向送给人出具的表示收到某物或者某款项的凭证，用来反映或者证明收到的事实。
1、欠条是结算或者证明财产所有与占有的相反状态，也就是所有权人的物品被占有人占有、使用，这种状态在写欠条时早已存在，写欠条的目的就是确认这种状态的存在。
借条背后一般存在着资金或者实物的流动，欠条则没有。在写借条时，出借人刚刚、正在或者即将把物品或者款项交付借用人，为确认这个流动的事实才用借条加以固定;
2、借条一般都有借期和利息，借条的借期和利息计算的起始点一般是出借日，而欠条虽然也可以约定还期以及在逾期未还的法律后果，但这个日期一般是欠条出具后的某一个时间点。
实践中把借条写成欠条或者反过来把欠条写成借欠的情形很多，造成文不对题，结果往往给事实的印证，法律关系的认定以及权利人利益的实现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延伸阅读
借条与欠条的例子与法律规定：
举个简单例子。b向a借了3万元，b写了一个欠条给a，未约定还期，两年之后，若没有诉讼时效中断、中止、延长的情形，a再向法院起诉要求b还款，基本会被法院认定为超过了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其根本原因在于，欠条自债务人出具之日起，债权人即享有向其主张还款的权利，诉讼时效就开始计算，而一般诉讼时效期间是两年，两年之后再主张，自然就丧失了胜诉的权利。若当初b给a写的是借条，同样没有约定借期，
欠条的法律效益篇6
［关键词］恶意欠薪；刑法规制；必要性。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提议，恶意拖欠职工工资的行为最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制为犯罪，即“以转移财产、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数额较大，经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有前两款行为，尚未造成严重后果，在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一规定倍受关注，社会各界反映强烈。恶意欠薪入罪，凸显了我国法律加强了民生保护，必将保障职工的合法权益，及时遏制恶意欠薪行为，因此，受到广大劳动者的拥护；中新社记者就此问题也采访了30多位人大代表，来自人大代表的声音有支持论①、慎行论②和反对论③三种；作为中国物权法核心起草人之一的梁慧星教授反对欠薪入“刑”，他强调，不要轻易采取刑法手段，“把老板判几年刑，工厂垮了，劳动者又会失去工作”，应在法律理论体系框架内设计出有效的解决方案。他建议将劳动者工资债权作为特殊债权处理，优先国家税收受偿，把拖欠工资的诉讼时效延长至10年，同时将拖欠工资比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实行法定强制利息等；一线维权工作者山西省总工会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王珍认为，欠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社会稳定，刑法的处罚是最有威慑力的，因此，“恶意欠薪”入罪很有必要①。上述观点见仁见智，在短时期内也不可能趋同。笔者认为：恶意欠薪刑法规制具有事实依据和理论依据，符合世界潮流，可以更好地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协调劳资关系，也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前提与保障。
一、恶意欠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恶意欠薪刑事制裁的事实根据。
劳动报酬是劳动者赖以生存的基础，恶意欠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在于切断了劳动者应有的生活来源，不仅严重侵犯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而且破坏了和谐的劳动关系，甚至于激化社会矛盾，诱发群体事件，因而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2003年，温家宝总理帮助重庆云阳民工熊德明讨薪，使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引起了全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目光虽然密集，却并没有圆满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中华全国总工会的相关数据显示，拖欠农民工工资仍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在全总2010年10月新闻通气会上，全总新闻发言人、宣教部部长李守镇介绍，今年以来，尤其是近一个时期，以工资和薪酬待遇为核心矛盾的劳动纠纷事件和职工权益被严重侵犯事件呈高发态势。一个表现是基于提高工资待遇的突发性职工群体性事件（如停工罢工事件）增多，另一个表现是因欠薪而导致的农民工讨薪被打等恶性事件频发［1］。如2010年7月21日，西安市临潼区新丰镇召安村的118名湖北籍农民工在连续数天讨薪未果后，遭到300多名手持木棒的人围困殴打，30多位农民工被打伤，9人重伤。又如，长春市农民工讨薪挨打事件、河南农民工赵建英讨薪被打骨折事件及陕西农民工段天长讨薪被打身亡事件［2］等等，社会影响极坏。经媒体报道后，虽然对受害人做了安抚，追究了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是，欠薪问题已经到了不容忽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
长期以来解决恶意欠薪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渠道：一是双方协商；二是由调解组织进行调解；三是农民工申请劳动仲裁，由劳动仲裁庭做出先予执行裁决后交人民法院先予执行，或待做出裁决后再凭劳动仲裁裁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四是由劳动监察部门做出支付工资的行政裁决，然后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五是劳动者对劳动仲裁裁决不服可向人民法院起诉。一般来说，恶意欠薪通过前二种渠道根本无法解决。而通过劳动仲裁、劳动监察部门行政裁决后，再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法律程序繁琐，耗时较长。所以，出现很多被恶意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为迅速实现其合法权益就会选择群体上访，甚至演变成杀死欠薪者及其家属的极端事件。如果恶意欠薪作为刑事案件予以规范，公安司法机关就可以凭借国家强制力量介入恶意欠薪的违法行为的侦查工作，对于控制欠薪者转移财产，使农民工的工资能够及时得到追偿具有积极的作用，同时由于加大了违法成本，也对预防恶意欠薪犯罪具有一定作用，正如有人所言的“原子弹的魅力不在于爆炸时候产生的巨大损害，而在于将其置于发射架上时散发的阴森与恐怖。”
二、将恶意欠薪有条件地进行刑事制裁符合。
刑法特有的性质和功能———恶意欠薪刑事制裁的理论根据（一）恶意欠薪刑法规制并未违背刑法的谦抑精神。
对于刑法的谦抑性，著名刑法学专家陈兴良认为，“谦抑，是指缩减或压缩。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而用其他替代措施），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3］由上可知，所谓刑法的谦抑性，其实是刑法的必要性，亦即刑法不得过分扩张而应当其所为。刑法的谦抑性要求我们不得滥用刑事手段，但并非要求我们对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采取消极的态度，在目前运用民事、经济、行政等法律法规在保护职工获取劳动报酬权利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需要的情况下，立法机关将恶意欠薪这种严重侵犯他人权益严重危害社会稳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是十分必要的，对恶意欠薪情节恶劣的进行刑事制裁，并未破坏刑法的谦抑精神：
———劳动者的弱势地位常常使民事法律的平等保护难以落实。民法调整的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我国现行的民事法律强调形式上民事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平等，却忽视了实质上的平等，农民工作为劳动关系中的被雇佣者，他们不可能同作为雇佣者的企业主处于各种资源方面的平等地位，由此导致农民工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也体现在诉讼过程中，如农民工时间、人力、物力上的障碍、经费上的投入、举证难、执行难等问题，决定不能完全依靠民事法律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工资被恶意拖欠后，很多情况下也只能是忍气吞声，自认倒霉。
———劳动法律的不配套和强制性规范的欠缺也使对恶意欠薪案件的处理软弱无力。有关民工基本权益的工资方面立法的法律地位过低，仅仅在有些部门的规章中临时规定，宪法保护的公民的劳动权包括合法取得劳动报酬的权利，而配套法律不协调，法律地位过低使得这些规章在实行过程中的效力低，劳动行政机关在执行过程中的力度也就很难达到理想效果。而作为劳动行政执法机关的处罚依照规定主要种类包括：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从中不难发现当恶意欠薪发生时，行为人的责任与该行为对社会的危害远远不能协调，难以起到有效的预防作用，而且实践中行政机关大多一罚了之。
可见，对于恶意欠薪的追偿，无论是行政制裁还是劳动诉讼等手段，都有很大的缺陷，对那些恶意欠薪者而言犹如隔靴搔痒，起不到遏止和预防作用。刑法作为其他部门法的保障法、作为社会的后盾，当其他法律不能很好发挥作用时，有必要作为其他法律的保障法角色出现，以有效制止恶意欠薪的行为，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因此，恶意欠薪的刑法规制很有必要，符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尤其是关于“提起公诉前支付劳动者报酬，并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就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前置性特殊规定，也是刑法谦抑精神的具体体现。转贴于
（二）恶意欠薪刑法规制符合刑法的功能。
刑法的功能是指刑法现实与可能发挥的作用，刑法具有保护和保障的功能，由于刑罚的严厉性，就必须考虑到适用刑罚权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只有这样才能达到遏制与预防犯罪的目的，当一种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应当由刑法规范而不规范的时候，刑法也就丧失了应有的功能。考夫曼教授曾经说过：“宽容并非毫无界限，它不是不计任何代价的容忍，有效的法律必须予以遵循，违背法律，特别是犯罪是不能容忍的，而非人性者不能所主张，乃属当然之理。
［4］”
三、恶意欠薪问题刑法规制顺应民意———恶意欠薪刑事制裁的民意基础。
（一）恶意欠薪刑法规制可以让全体劳动者活得更有尊严。
2011年3月份召开的两会期间，温家宝总理在三个公开场合承诺，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有尊严”。他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但是，在现实社会中，农民工为了讨回自己的血汗钱而走上高楼、塔吊，有的欠薪资本家有意躲避、甚至暴力对待讨薪者的违法行为时有发生。2004年11月11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工人讨薪疑遭灭火干粉喷射》。2006年01月23日新华网报道《讨薪农民工被杀妻子法庭哭喊“血债血偿”》。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人的尊严何在。然而，让每一个公民活得更有尊严，除了政府采取相关的保障措施外，首当其冲的就是法律制度的保障，用刑事立法打击恶意欠薪，能震慑无良老板，向劳动者提供公权救济，也有助于缓解社会矛盾，有着当然的紧迫性、正当性和社会民意基础。
（二）恶意欠薪刑法规制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恶意拖欠职工工资的现象，虽然受害对象多数为农民工，但是在一些白领阶层也依然存在，尤其在建筑行业由于层层转包，现金流转不畅，这种现象更为突出。每个公民都享有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自由和权利，而恶意欠薪严重侵犯了劳动者依法享有的获得报酬的权利，破坏社会和谐，造成社会秩序的极大隐患，会导致用工荒等负面现象的发生，如不加以制止，将影响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可以说修正案恶意欠薪入罪的规定，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更是社会公平公正的保障。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各地的劳资矛盾有进一步加剧的倾向。过去20年，政府从发展经济，促GDp的角度，将利益的天平向投资方倾斜，这无形之中对劳动者的利益保障不够。用刑法的方法加强对劳动者的保护，可以充分调动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客观来说，我们关于恶意欠薪入罪的规定相对来说还较为滞后，在一些市场经济更为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早有相关规定。例如在美国，拖欠工资的老板不得入高档场所消费，不能有私家车，情节严重的会被追究刑事责任；韩国也早已规定，恶意欠薪可判处3年以下监禁或2000万韩元以下罚款；再如《泰国刑法典》第334条规定：“意图不支付工资或报酬，或者付低于约定的工资或报酬，而以欺诈方法非法诱使10人以上为自己或第三人工作的，并处或单处六千铢以下罚金。”第348条规定：“犯本节罪，除第343条外，告诉才处理。”［5］香港雇佣条例规定，雇主迟于工资期届满7天不支付雇员工资即属“违法”，可处罚款20万港元及监禁一年。各国的制度虽受制于各国的国情，但在与犯罪作斗争的对策上，存在相通和借鉴之处，很多国家都注重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纷纷将拖欠工资的行为纳入刑法调整的范围。
（三）恶意欠薪刑法规制不违背国际公约的有关规定。
我国政府已经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其第11条为：任何人不得仅仅由于无力履行约定义务而被监禁。全国人大代表迟夙生律师表示：增加“欠薪罪”与国际人权公约相违背，“从国际法角度讲，必须保证所有人不因欠款而监禁”。但是，笔者认为，这里的“无力履行约定义务”（inabilitytofulfilacontractualobli-gation），是指还不起债，而不是有能力不还债。
还不起债，只是个人的财产问题，该行为人没有“恶意”，一个穷人不能因还不起债，就被定为犯罪，该规定的本意是保护穷人的尊严。但黑心老板恶意逃债，有极大的恶意和社会危害性，不是该公约调整的内容，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是恶意欠薪入罪，不是欠债入罪，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
综上，恶意欠薪作为犯罪由刑法加以规制，可以更好地加强民生保护，是法律公平公正的体现，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也是社会和谐的保障，它既顺应民意，又有事实和法律根据，无疑为职工劳动权利多一层法律保障，以实现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
［参考文献］。
［1］［2］中华全国总工会。近期农民工讨薪被打事件处理情况［n］。工人日报，2010—09—04.
［3］陈兴良。刑法的价值构造［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欠条的法律效益篇7
一、关于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
我国《票据法》第18条对持票人享有的利益返还请求权使用了“民事权利”一词,学界对此普遍提出批评。但对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学界认识并不统一,各种观点之间的分歧、争议很大,有票据权利说、民法上不当得利请求权说、损害赔偿请求权说以及票据法上的特别请求权说等不同认识。[1]笔者认为,利益返还请求权在性质上应属于不当得利请求权。以下从其构成要件和国外相关立法例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民法通说认为不当得利请求权须具备四个构成要件。学界对利益返还请求权符合一方受有利益、他方受有损失的这两个要件并无争议,主要争议在于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否符合另两个要件,即一方受有利益与他方受有损失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受有利益无法律上或合同上的依据。笔者赞成四要件说。其中第三项要件即出票人或承兑人受有利益与持票人受有损失之间应存在因果关系的理由在于:首先,根据非直接因果关系理论,受有利益与受有损失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限于同一原因事实造成受益与受损的情况,某些情况下尽管受益与受损是由两个原因事实引起的,但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利益,也应当认定其具有因果关系。[2]具体到利益返还请求权来说,由于票据具有较强的流通性,通常在出票后发生背书转让行为,对于业经背书转让后的票据,出票人或承兑人的受益与持票人的受损是基于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原因事实而发生的,属于非直接因果关系。其次,根据不当得利类型划分理论,不当得利可区别为给付不当得利与非给付不当得利两个基本类型。在给付不当得利类型,一方当事人因他方当事人为给付而受利益,即为他方的损害;在非给付不当得利类型,其所谓受利益致使他人受损害,基本上系指取得依权益内容应归属于他人的利益。[3]具体到利益返还请求权来说,出票人或承兑人应支付而未支付从而取得本应归属于持票人的利益,故出票人或承兑人受有利益致使持票人损害属于非给付不当得利类型。
至于第四项要件即出票人或承兑人受有利益无法律上的依据,笔者认为根据民法学理论,不当得利制度之目的在于使受益人返还其无法律上原因而受有的利益,其应考虑的不是不当得利过程的正当性,而是保有利益的正当性。[4]就利益返还请求权而言,票据法并不否认出票人或承兑人因时效届满等情形而基于基础关系取得利益过程的正当性,但是票据法认为出票人或承兑人保有这种利益不具有正当性;票据法规定持票人因超过时效等原因而不能行使票据权利的,可以请求出票人或者承兑人返还其受益,该规定本身已清晰地显示出法律不欲使出票人和承兑人因诉讼时效届满等原因而终局受益的意图。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将利益返还请求权定性为不当得利请求权,并非意味着出票人或承兑人存在过失或者曾经侵害过持票人的合法权利。出票人或承兑人因持票人不能行使票据权利而暂时获得利益,并无“不当”。利益返还请求权中的“不当”并非对受益人行为作出的否定性评价,而是从宏观角度对利益归属所作的价值判断。
德国、瑞士和日本等大陆法系国家的票据法都规定了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一般认为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肇始于德国。尽管瑞士和日本的票据法没有明确规定利益返还请求权性质,但作为大陆法系典型代表的德国,其票据法明确将利益返还请求权定性为不当得利请求权。[5]德国民商法向来以逻辑严谨、表述准确着称,其票据法将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规定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绝非偶然。我国在民商法方面深受大陆法系理论的影响,因此,在分析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性质时也应考虑同为大陆法系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
二、关于利益返还请求权的适用范围
我国《票据法》第18条对利益返还请求权的适用范围规定了两种情形:一是票据权利因超过票据时效而丧失;二是票据权利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学界对《票据法》第18条规定的适用情形提出多种批评意见,其中主要观点认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适用范围应包括票据权利因超过票据时效而丧失和票据权利因保全手续欠缺而丧失两种情形。[6]笔者认为,利益返还请求权的适用范围应包括三种情形:一是票据权利因超过票据时效而丧失;二是票据权利因记载事项欠缺致票据无效而不能行使;三是票据权利因保全手续欠缺而丧失。其中,对于第一种情形学界基本无歧义,对存有争议的后两种情形笔者分析如下。
(一)票据权利因记载事项欠缺致票据无效而不能行使
众多学者对《票据法》第18条“因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规定持批评意见,主要认为票据记载事项欠缺导致该票据自始无效,也就谈不上什么票据权利;既无票据权利,也就无所谓票据权利丧失,谈何利益偿还?[7]所以,该情形不应列入利益返还请求权的适用范围。笔者认为,上述学者的批评意见事实上揭示了该项立法规定在语言表述上存在的重大逻辑欠缺,故应将《票据法》第18条“因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表述调整为“因记载事项欠缺致票据无效而不能行使票据权利”以解决这一逻辑矛盾,而将“票据因记载事项欠缺而无效”规定为适用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情形并无不当,应予以保留。[8]实际上,记载事项欠缺而导致的票据自始无效与时效届满而导致的票据权利丧失对于持票人并无本质上的不同,二者在起因上基本都是由持票人自己造成的,从后果上都是持票人无法行使票据权利,因此将二者同列为适用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情形并无不当。试想在票据因记载事项欠缺而无效的情况下,持票人不享有票据权利,此时如果不赋予持票人利益返还请求权,那么持票人只能根据基础关系向其直接前手主张利益返还。而这样的无效票据可能在实际生活中已几经流转并完成了多笔交易,因此持票人的直接前手在向持票人为有效支付后,将会同样根据基础关系再要求其直接前手履行支付义务,以此类推,出票人或承兑人通常仍将承担最后的支付义务。如此连环诉讼的结果,不但出票人或承兑人要承担与利益返还请求权情形下相同甚至加重的支付义务,而且还将彻底已经完成的多笔交易,严重影响商事交易的秩序。因此,这种情况下比较合理且可行的办法是赋予持票人利益返还请求权,使其得直接向出票人或承兑人主张利益返还。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赋予持票人利益返还请求权并非是对该记载事项欠缺票据效力的肯定,而是考虑到其应符合票据法维护商事交易秩序、促进票据流转效率的立法主旨。基于利益返还请求权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属性,持票人向出票人或承兑人主张返还的利益范围理应与行使有效的票据权利存在差异。
(二)票据权利因保全手续欠缺而丧失
学界多认为,我国票据法应将“票据权利因保全手续欠缺而丧失”列为适用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情形。[9]笔者认为,首先,我国票据法应修改有关欠缺票据权利保全手续法律后果的规定。根据现行票据立法相关条文,持票人欠缺票据权利保全手续的后果是丧失对出票人之外的前手的追索权。[10]也就是说,我国票据法实际上并没有因保全手续欠缺而取消持票人对出票人的追索权;[11]持票人没有丧失全部票据权利,从而也就没有必要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所以,如果不修改相关规定而直接将“票据权利因保全手续欠缺而丧失”增列为适用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情形,将会产生票据权利并未丧失而谈何利益偿还的问题。根据票据法的一般原理,应将持票人欠缺保全手续的法律后果修改为丧失其对所有前手的追索权。其次,我国票据法没有将“票据权利因保全手续欠缺而丧失”规定为适用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情形失之全面,应将其增列为第三种情形。在修改有关持票人欠缺保全手续的法律后果的规定之后,票据法应赋予欠缺保全手续而丧失票据权利的持票人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资格。
三、关于利益返还请求权的其他问题
关于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规定,还涉及返还义务人、返还利益和诉讼时效等问题。
我国《票据法》第18条将利益返还义务人的范围限定于出票人及承兑人这两种债务人。笔者认为,基于利益返还请求权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属性,利益返还义务人应是实际受益人。通常情况下,因持票人不能行使票据权利而实际受益的债务人是出票人或承兑人,但在特殊情况下其他债务人也有可能成为实际受益人,从而出现出票人及承兑人之外的其他利益返还义务人。该特殊情况可试举如下:(1)背书人可能成为利益返还义务人。例如,甲因购货合同向乙签发一张票据以支付货款,乙将该票据背书至丙,丙又转让给丁,但甲、乙之间的合同因乙的过错而未履行,此票据关系中因票据权利不能行使而实际受益者无疑是乙,持票人丁若因票据时效届满而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则应以背书人乙为返还义务人。又如,甲签发一张票面金额为5万元的票据交付给乙,乙将该票据金额变造为15万元后转让于丙,持票人丙若因票据时效届满而行使利益返还请求权时,可以就票据金额被变造前的5万元向出票人甲请求返还,但对于金额被变造后增加的10万元甲则无返还义务,应向背书人乙(也是本例的变造人)行使请求权。当然,上述特殊情况下以背书人为利益返还义务人时,须得出票人或承兑人举证说明自己并未受益,而是某背书人实际受益。(2)无权人可能成为利益返还义务人。依票据法规定,票据行为无权的后果对被人来说可能是全部无效,但对人来说依然为有效。因此,如果持票人因票据时效届满而对发生无权的票据不能行使票据权利,无偿得利者通常为无权人,此时的持票人应向无权人请求返还所受利益。
我国《票据法》第18条将返还利益规定为“与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笔者认为,基于利益返还请求权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属性,持票人可请求返还的利益范围应限于债务人的实际受益。不当得利法的规范目的在于去除受益人无法律上原因受有的利益,而非在于赔偿受损人所受的损害。[12]在非给付不当得利类型中,损失和受益的内容不尽相同,此时不当得利的返还范围应以受益人自受损人处的得益为准,而不能以受损人所受损失为准。[13]利益返还请求权在性质上属于非给付不当得利请求权,持票人所受损失与债务人所受利益不尽相同。持票人所受损失为债务人本应支付而未支付的票面金额,但债务人所受利益并非亦为票面金额,而是其基于基础关系所受利益的数额。因此,持票人可请求返还的利益不能等同于持票人所受的损失,而只能限于债务人实际所受的利益。
我国《票据法》第18条对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没有规定。笔者认为,基于利益返还请求权为不当得利请求权的属性,其时效应适用民法一般债权时效的规定。因此,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诉讼时效应为2年。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是,实务中对利益返还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起算点处理不一。笔者认为,应从持票人因时效届满或保全手续欠缺而导致票据权利丧失时或者持票人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被付款人拒付时起算。据此,持票人有可能在实际上先后适用了两种不同的时效期间:先依照《票据法》的规定适用2年或6个月的特别票据权利时效期间,再依照民法的规定适用2年的一般债权诉讼时效期间。[14]
四、对我国《票据法》第18条的修改建议
综上所述,我国《票据法》第18条有关利益返还请求权的规定有如下缺陷,应加以修正:(1)对持票人享有的利益返还请求权使用了“民事权利”这一用语,其表述不够明确并导致理解上的歧义,建议将其修改为“不当得利请求权”;(2)利益返还请求权适用范围之“因记载事项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表述存在逻辑矛盾,建议修改为“因记载事项欠缺致票据无效而不能行使票据权利”,同时应增列“票据权利因保全手续欠缺而丧失”为利益返还请求权适用的情形;(3)将利益返还义务人限定为出票人或承兑人不够全面,建议修改为“出票人、承兑人或其他受益人”;(4)将返还利益规定为“与其未支付的票据金额相当的利益”,其与权利性质不符,建议修改为“与其实际受益相当的金额”;(5)缺少利益返还请求权诉讼时效的规定,建议增加有关规定作为《票据法》第18条第2款。
笔者认为我国《票据法》第18条应包括以下两款内容,第1款规定:“持票人因超过票据权利时效或票据保全手续欠缺而丧失票据权利的,或者因记载事项欠缺致票据无效而不能行使票据权利的,可以请求出票人、承兑人或其他受益人返还与其实际受益相当的金额。”第2款规定:“持票人此项不当得利请求权,从票据权利因时效届满或保全手续欠缺而丧失时或者票据因记载事项欠缺而被拒绝付款时起2年内行使。”
注释:
[1]参见梁宇贤:《票据法新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8页。
[2]参见郭明瑞等:《民商法原理》第3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页。
[3]参见王泽鉴:《债法原理》第2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4]同上注,第141页。
[5]参见《德国票据法》第89条之规定。
[6]参见范健:《商法》,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99页。
[7]参见朱羿锟:《商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582页。
[8]学界通说认为,利益返还请求权是基于丧失票据权利的持票人与因权利丧失而无须履行义务的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失衡状态而给予持票人权利损失的最后补救,所以“票据权利曾经有效存在过”是利益返还请求权的成立要件之一。笔者主张,利益返还请求权应当是基于不能行使票据权利的持票人与因权利不行使而无须履行义务的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失衡状态而给予持票人利益损失的最后补救。笔者这里主张的“不能行使”票据权利,从内涵上包括票据权利曾经有效存在过而后丧失的不能行使和票据权利因记载事项欠缺致票据自始无效的不能行使。在我国目前的票据实务中,由于很多人不了解票据法的严格形式要求,票据权利因票据记载事项欠缺而不能行使的情况绝非罕见;人民法院受理的利益返还请求权案件中,持票人因记载事项欠缺而不能行使票据权利的占有较大比例。所以笔者认为,理论上不应设立“要件”限制因记载事项欠缺而不能行使票据权利的持票人适用利益返还请求权制度。
[9]同前注[6],范健书。
[10]参见我国《票据法》第79条、第91条第2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0]32号)第19条等规定。
[11]笔者认为,我国票据法规定持票人欠缺保全手续仍得以追索权作为请求权的基础要求出票人承担票据责任是不合理的。允许持票人欠缺保全手续后仍可以对出票人行使追索权,则持票人可依据《票据法》第70条将自己因怠于权利保全而造成的一些额外费用转嫁于出票人,这显然有悖于法律公平原则。
[12]同前注[3],王泽鉴书,第4页。
[13]同前注[3],王泽鉴书,第43~44页。
欠条的法律效益篇8
建设领域的工程拖欠款，是指发包单位（业主）在报告期末按照合同约定应当向建筑业企业支付而未支付的工程款项，包括按照合同约定应支付的工程进度款和工程竣工后应支付的工程款项。长期以来，在我国建设事业全面快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工程款拖欠问题愈演愈烈。不仅严重影响了工程建设的顺利实施，而且严重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恶化了企业交易信用环境，导致了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加剧，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败坏了社会风气。因此，作为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必须认真研究和思考这一问题。
一、拖欠工程款的危害
工程款拖欠问题由来已久，国家有关部门也曾采取了严厉的措施，对当时清理拖欠工程款和防止新的拖欠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多种原因，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根治。由于拖欠工程款的日益加剧，给整个建筑行业乃至社会的经济秩序及稳定都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1、债务链拉长，形成了大量的“三角债”。目前，一方面是建筑业企业被大量的拖欠工程款，另一方面建筑业企业又拖欠分包企业的工程款、材料设备供应厂商的购货款、农民工工资和国家税款、银行贷款。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8年底，我县拖欠建设工程款总额近1000余万元，其中党政机关和部门拖欠工程款约520余万元，房地产开发企业拖欠工程款210余万元，二者合计占拖欠工程款70%以上，由此引发建筑业企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约160万元。大量“三角债”的产生，引发了多头的债务纠纷，造成了社会信用关系的极大扭曲，还掩盖了因建设资金不足而盲目建设的问题，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同时，引发了大量拖欠农民工工资，造成农民工集体上访，屡有发生，严重危及到了社会稳定。
2、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影响建筑业的改革与发展。许多企业，由于工程款被大量拖欠，只能依靠增加贷款组织生产，背负沉重的贷款利息，使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严重影响了企业生产设备的更新和技术进步，并造成企业骨干和技术人才大量流失，效益连年滑坡。
3、层层转嫁工程风险，给工程质量埋下隐患。有的建筑业企业为转嫁拖欠工程款的风险，将工程分包给技术管理水平较低的企业甚至是包工头，结果在工程施工中偷工减料，使工程质量水平大大降低，甚至留下了安全隐患。此外，由于拖欠工程款，致使许多项目难以顺利进行，出现了大量的“烂尾楼”和“胡子工程”，严重影响了投资效益的正常发挥。
4、增加了企业坏账的风险，容易滋生腐败现象。有的拖欠款几乎不能收回，遇有欠债单位倒闭、破产或经办人变更、机构解散等其他情况，欠款就更难收回，造成大量的坏账损失。因此，有的企业为了早日回收投资成本，就千方百计拉笼建设业主，投其所好，甚至进行贿赂。
二、工程款拖欠的原因分析
工程拖欠款问题的产生和恶化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大环境的因素也有其自身特点。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是：
1、建筑市场的法制不健全，解决拖欠工程款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建筑法》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发包单位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及时拨付工程款项。”但该法中对这类违法行为应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却没有相应的条款规定。《合同法》第286条规定：“发包人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承包人可以催告发包人在合理期限内支付价款。发包人逾期不支付的，除按照建设工程的性质不宜折价、拍卖的以外，承包人可以与发包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最高人民法院2002年6月也做出了司法解释。但目前通过司法途径解决拖欠工程款的企业很少，成功的案例也很少。加之建筑业企业不愿意打官司。许多企业担心打官司，不但会得罪当事人，还会造成一系列的连锁反映，影响今后在建筑市场上承接工程业务。其次，打官司的时间长、成本高，不仅耗费大量人力、财力等，即使胜诉在法院执行时也有很大难度。如某市××房地产开发项目，业主拖欠施工单位工程款2542万元，施工单位向法院，经法院判决后仍拿不到工程款，但预售房的客户多次到市政府集会反映，市政府有关部门为稳定社会而责令施工单位无条件复工。某市××公司被另外一个市的区政府和县交通局分别拖欠工程款7500万元、772万元，法院判决已两三年但迄今仍未得到执行。另外，政府投资工程中的公益性（非经营性）项目，按其性质不宜折价或拍卖，不适用于《合同法》第286条，目前对这部分工程如何解决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尚无法律依据。再次，现行的法律法规缺乏对工程竣工决算的期限、方式等规定，使施工合同有关条款的订立缺乏必要的法律法规依据，造成一些工程款的合同纠纷难以判定。同时，《刑法》也缺少对债务人的刑事追究条款。个别业主不讲信用甚至钻法律和合同的空子，利用建筑业企业怕打官司的怯懦心理，故意以拖延结算时间或苛求质量有问题等方式拖欠工程款。
2、建筑市场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企业自我保护和行业自律能力较弱。
建筑业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生产领域广阔，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容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员。但随着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建筑队异军突起，致使全国建筑业劳动队伍迅速扩大，队伍出现严重膨胀，直接导致了建筑领域的不良竞争。许多建设项目，为了本身的利益，利用建设市场竞争激烈、僧多粥少的机会，要求施工企业垫资建设。同时，在签订合同时往往附加某些不平等条款，甚至签订“阴阳合同”，致使建筑业企业在承接工程初期即处于非常不利的弱势地位，甚至陷入难以回避的合同“陷阱”。此外，一些建筑业企业合同意识不强，往往因工程质量、工期等问题造成双方扯皮，致使工程款迟迟不能结算。行业协会的自律和保护企业的能力较弱。
3、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和法制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之一是信用体系。我国由于市场经济发育不充分，市场信用交易不发达，加上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不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失信惩罚机制不健全，导致社会上信用缺失行为盛行，反映在建设领域，加剧了拖欠款问题的恶化。
4、监督不到位，执法不够严格。
代表政府行使权力的有关职能部门没有按双向负责的原则对市场主体实施全面有效的监督。如建设主管部门对施工企业的资质、工程质量、安全、现场管理等实施了较为严格的监督，而对业主的资金到位情况缺乏有效的控制；有关审查、监督部门，对拨款不及时和拖欠工程款没有采取监控措施，只注重保护业主的利益而忽视了施工企业的利益，其监督显失公平。甚至在实际操作中，不依法办事，资金来源不落实照样审批立项。不按合同及时拨付工程款以致拖欠工程款，也没有受到法律的有效约束，为一些不法开发商和不具备资金支付能力的业主大开方便之门。
三、解决拖欠工程款的对策和措施
工程拖欠款问题的解决是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需要全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现阶段，我们应当结合整顿和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工作，采用法律的、经济的和必要的行政手段，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对其实施综合整治。
一是要在全社会加强诚信教育，大力发展资信评估业。一方面要按照国务院《关于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决定》的要求，加强对公民进行持久的诚实守信的道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带动和促进社会风气的进一步好转。另一方面，对企业、个人的信用进行评级，促进它们在经营活动中始终坚持讲信用、守信用、履行信用契约，保持良好的信用状况。建立和加快资信评估业的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中介机构对维护社会信用秩序的监督、促进作用。
二是要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我国的《刑法》、《民法》对恶意拖欠、逃废债务缺乏严格的惩罚措施，应该尽快进行修改，增加强制性惩罚措施，使失信者受到法律严惩，以充分发挥法律对信用关系的刚性保障作用。同时，各职能部门要依法履行职责，加大严格执法的力度。对于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的建设单位和建筑业企业，建设部门要向社会公布，并通知工商、计划、财政、国土、房产、银行等部门和机构。对不能在限期内支付所拖欠工程款的建设单位，其新建和在建的建设项目，建设部门不能为其办理规划审批、施工许可和竣工验收备案手续，房产部门不能为其办理产权登记手续；对凡存在克扣和恶意拖欠民工工资的单位，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吊销其营业执照，取消其市场准入资格；计划部门停止其工程审批立项；国土部门不予办理用地手续；银行要将其列入信用不良单位，依法减少授信额度或者不提供授信。
三是要强化监控，杜绝资金不到位工程进入建筑市场。计划、建设部门要严格项目审批管理，对房地产开发建设项目和政府投资的经营性工程项目，要严格执行项目资本金制度，项目资本金不得低于国家规定的比例，且后续资金来源应有保障。项目资本金不足的，不批准其立项，不颁发施工许可证。要防止一些地方利用拖欠工程款掩盖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搞“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工商、建设部门要依法查处抽逃项目资本金的行为。要强化监控力度（尤其要强化银行在工程建设中的监控力度）、实施审批工程责任追究制度，杜绝资金不到位工程进入建筑市场，从根本上遏制“拖欠、垫资”等现象的蔓延扩大，从源头上防止发生新的拖欠。
欠条的法律效益篇9
一、借款时宜写“借条”，不宜写“欠条”
借条和欠条均是一种债权债务的凭证，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借条是借款人向出借人出具的借款书面凭证，它证明双方建立了一种借款合同关系；而欠收是双方基于以前的经济往来而进行结算的一种结算依据，它实际上是双方对过往经济往来的结算，仅是代表一种纯粹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不代表借款合同关系。因此借款时宜写“借条”，而不宜写“欠条”，以省去诉讼中解释“欠”款原因、用途的举证责任。
二、借款时双方约定的利率宜写入借条中
实践中有不少债主误解民间借款不能收取利息，所以利息只在口头约定，而没有写进借条中。事实上，法律规定民间借款双方可在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4倍范围内约定利息。法律依据有：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不得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部分不予保护。
《合同法》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的规定。如果没有将利率写入借条中，出借人一起诉，借款人不承认双方约定，出借人的利息请求将得不到法院的支持。
三、借款时宜将还款期限写入借条中
借款在诉讼时效内受法律保护，实践中却有很多出借人往往不知道“诉讼时效”的概念。理论界对借款没有约定还款期限的诉讼时效问题理解不一，有人主张适用2年诉讼时效，也有人主张适用20年诉讼时效。各地法院对此问题的把握也不尽相同。
因此，从债权安全回收的角度考虑，借款时宜将还款期限写入借条中，如借款人逾期不归还借款的，出借人应当在借款到期后2年内向其主张权利（包括向人民法院起诉或由借款人在催款通知书上签字确认）。
四、借款时借条宜写清出借人借款人全名
实践上，出借人与借款人往往关系较密切，也不泛亲戚关系，借款时将日常习惯称谓写入借条，如将出借人写成“张叔”“张兄”；将借款人写成“阿三”“四妹”之类等等，万一借款人逾期还款，出借人想到法院起诉借款人，往往会因债权、债务人不明确而被法院拒之门外。
五、借款时借条应表述清楚明确，没有歧义
较典型的案例是张三向李四借款10万元，同时出具借条写明借款10万元，几个月后，张三归还李1万元，遂将原借条撕毁，张三重新为李四出具借条一份：“张三原向李四借款10万元，现还欠款1万元”。这里的“还”字既可以理解为“归还(huang)”，又可以解释为“还（hai）欠”“尚欠”。由此产生争议，对出借人非常不利。
欠条，借条，收条的法律效力
一、欠条、借条、收条的法律含义、证明的事实及映射的法律关系
欠条、借条、收条是生活工作中常见的条据，这三种条据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法律含义却相差甚远。欠条，是债务人向债权人出具的表示尚欠某物或者某款项的凭证，一般用来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借条是出借人向借用人或者借款人出具的表示出借某物或者某款项的凭证，一般用来证明借用或者借款关系；收条是收领人向送给人出具的表示收到某物或者某款项的凭证，用来反映或者证明“收到”的事实。
二、借条和欠条的区别
很多人对什么时候该打借条，什么时候该打欠条总是不能准确把握，其实区分两者并不难。欠条和借条至少有两点是不同的：
其一，借条背后一般存在着资金或者实物的流动，但欠条则没有。在打借条的时候，出借人“刚刚”、“正在”或者“即将”把物品或者款项交付给借用人，为了确认这个“流动”的事实才用借条加以固定；欠条一般是结算或者证明财产所有与占有的相反状态，也就是所有权人的东西被占有人占有、使用，这种状态在打欠条时早已存在，打欠条的目的就是确认这种状态的存在。
其二，借条一般都有借期和利息，借条的借期和利息计算的起始点一般是出借日，而欠条虽然也可以约定还期以及在逾期未还的法律后果，但这个日期一般是欠条出具后的某一个时间点。
欠条的法律效益篇10
关键词：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单轨制双轨制
一、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区分
（一）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概念和特征
无效婚姻，即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因违反了法律规定的结婚要件而不具有法律效力的一种婚姻。可撤销婚姻，是指依照法律的规定，可以因行为人的要求而撤销从而使婚姻关系自始无效的婚姻。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特征
1．在主观上，男女双方都有永久生活的目的。
2．在客观上，男女双方已经以夫妻名义公开共同生活。他们有的履行了结婚程序，有的没有履行结婚程序。
3．在性质上，都具有违法性。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欠缺了结婚的法定要件，其中有的欠缺的是实质要件，有的欠缺的是形式要件，有的既欠缺实质要件，又欠缺形式要件。
4．在效力上，都没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之间没有合法夫妻之间具有的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
5．在法律上，都具有法定性。不仅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本身是法律的确立，而且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的具体情形或条件也是法律明文规定的。
（二）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区分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之间的差异比较：
1．违反的要件不同
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划分是以违反的是公共利益还是私人利益，几乎所有的采取双轨制的国家都把那种违法性程度严重的规定为无效婚姻，而把那些违法性程度相对较轻的规定为可撤销婚姻。www.lw881.com
2．认定方式不同
有些国家认为婚姻无效为当然无效，不必经过诉讼或法院判决，可撤销婚姻则必须经当事人或其他有撤销请求权的人的请求，依照诉讼程序，由法院判决确定其撤销。但也有一些国家规定无效婚姻必须以诉讼的方式宣告，否则不发生无效的效力。可撤销婚姻在与当然无效制的无效婚姻相比，在认定方式上的差别还是十分明显的。
3．法律后果不完全相同
在有些国家婚姻被宣布无效后，不仅对当事人有溯及力，而且还及于无效婚姻存续期间受胎而生的子女。而可撤销婚姻其撤销的效力仅从撤销之日起，但是有些国家为了保护子女的利益，规定无效婚姻不影响该婚姻所生子女的权利，婚姻无效的宣告只对当事人具有溯及力；还有一些国家规定婚姻无效无溯及力，仅从法院宣告之日起婚姻始为无效。虽然各个规定不同，可撤销婚姻无溯及力是各国所普遍认同的，当婚姻为绝对无效时，可撤销婚姻与无效婚姻在法律后果上尤其是在子女问题上的区别十分明显。
4、诉讼时效不同
可撤销婚姻的诉讼时效通常为除斥期间，因法定期间的经过而归于消灭。而无效婚姻的诉讼时效并非如此，有的无效婚姻只要无效的原因存在则诉讼时效始终存在。
二、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模式
（一）各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模式
在无效婚姻制度的立法模式上，一直存在两种立法模式，即单轨制和双轨制。单轨制是对不具备实质要件或形式要件的男女两性结合，均认为是无效婚姻，当事人之间不产生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双轨制是对缺乏特定结婚要件的男女两性结合，视为无效婚姻，同时将不具备其它结婚要件的男女两性结合，有条件的承认其婚姻效力。
从历史上看，古代就有把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结合规定为无效的先例。古巴比伦王国的《汉穆拉比法典》就将事先未订婚约的结合，视为无效婚姻。欧洲中世纪把结婚要件称为婚姻障碍，其中又分为无效障碍和禁止的障碍两种。
外国学者把婚姻成立的要件分为公益要件和私益要件。违背公益要件者被认为对社会危害性大，因而为无效婚姻；违背私益要件者，被认为社会危害性小，为可撤销婚姻。
自从1804年《法国民法典》采用双轨制模式，即将无效婚姻分为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以来，许多国家纷纷效仿。1896年《德国民法典》在亲属法中进一步兼采无效婚姻和撤销婚姻两种制度。此后，瑞士、日本、英国等一些国家在其亲属法中相继建立了无效婚姻和撤销婚姻制度。但是到了现代，各国对这一问题的立法态度发生了变化，大多只设无效婚姻制度，不再设可撤销婚姻制度。采用此制的国家，有原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古巴、秘鲁、罗马尼
亚、保加利亚、原南斯拉夫等。在美国的统一结婚离婚法中，采用的也是单一的无效婚制。可以看出，外国的亲属法中对于欠缺结婚要件的婚姻，如德国、日本、瑞士、英美等国采用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并存的双轨制立法体例。法国采用的绝对无效和相对无效的立法体例也是双轨制的构建模式。东欧各国则一般采用的是无效婚姻的单轨制立法体例，未采纳可撤销婚姻的体例。
（二）对无效婚姻制度立法模式的评析
单轨制和双轨制的区分，反映的是对婚姻无效制度基本价值取向的不同认识。如果把无效婚姻制度仅仅当作是对违法婚姻当事人制裁的制度，采一律无效、自始无效的单轨制无可厚非；如果认识到这一制度还有对当事人的利益保护的作用，那么，就必然会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做出区分，采取双轨制。
采取双轨制，对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加以区分，有着深厚的民法理论为基础。
1．婚姻行为本质上是一种民事行为
婚姻法是私法，它是关于自然人身份生活关系的法律，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姻行为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民事行为，因此可以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的关于民事行为的某些规定。将民事行为分为民事法律行为（即合法的民事行为）、无效民事行为和可撤销民事行为。相对应的，婚姻也应当据此分为合法婚姻、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2．双轨制是婚姻法律制度价值的体现
婚姻法应以保障私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确立亲属权的应有位置，作为其基本的价值取向。
无效婚姻是对严重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序良俗的婚姻给予的否定性的评价，自始不发生婚姻的法律效力。而可撤销婚姻是在尊重当事人的个人私权，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给予的相对性的否定评价，是赋予当事人权利，给予当事人选择，因为这类“婚姻”相对来说，与当事人的个人权益关系更加紧密，不与社会公益严重抵触，容许当事人自己选择，能更好地保护当事人，避免消极的后果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家庭和社会的不安定冲击。
（三）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立法模式的选择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法》（草案1997年4月试拟稿）第三十条至第三十六条和1997年10月（试拟稿）第二十七条至第三十二条都是仅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而2001年4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案）》第十条至第十二条则分别规定了无效婚姻制度和可撤销婚姻制度。
由此可见，我国的新《婚姻法》在规定了无效婚姻的同时，也规定了可撤销婚姻，采取的是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并行的双轨制立法模式。这种立法模式是可取的，但是在具体立法时还是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进一步完善。
参考文献
[1]叶英萍，《婚姻法学新探》，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2]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