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管理论文篇1
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论文范文一：农业大数据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作用
摘要：农业大数据是大数据在农业领域的跨界应用，农业大数据带来了思维、理念和技术上的重大变革，是对传统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的重大改变。
关键词：大数据;农业经济管理
1农业迎来大数据时代
1.1大数据及其特性
人才素质的提高和基础信息设施的完善，加快了信息技术的发展速度，互联网发展臻于成熟，移动终端设备数量增长迅猛，产生了众多新型的数据处理和存储设备，由于这些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客观上为大数据的产生奠定了基础，从而拉开了大数据时代的序幕。早在20世纪80年代，阿尔文?托夫勒就前瞻性的预测出大数据时代即将来临，并赞誉大数据将是信息化革命浪潮中的华彩乐章。
2007年美国图灵奖获得者吉米?格瑞在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演讲中提出，科学研究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从经验探索、理论模型、计算仿真，到现在进入数据探索阶段。对于大数据的定义，目前还没有一个标准。
大数据一词来源于英文BigDate，用海量数据来描述大数据并非十分严谨。目前，所熟知的大数据的概念是由麦肯锡咨询公司提出，麦肯锡咨询公司对大数据做出的定义是：大数据是指大小超出了传统数据库软件工具的抓取、存储、管理和分析能力的数据群。显然，该定义对大数据的判断采取主观标准，随着软件工具存储、分析等能力的变化，大数据的标准也会相应的做出调整。同行业数据的大小不同，处理软件存在差异，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同样的数据量，在这个行业属于大数据，放到另一行业就不能算作大数据。
根据大数据的特点，通常将大数据的特点归纳为3V，即Volume(大量化)、Variety(多样化)、Velocity(快速化)，这三个特点同样也表现出大数据所隐藏的巨大value(价值)，因此，有些人将其归纳为4V。除此之外，大数据还有veracity(精确性)和Complexity(复杂)的特点。大数据的首要特征就是数据体量大。
在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中，随着社会活动的增加和数据采集终端设备的增加，我们所获取的数据呈现出爆炸式的指数级增长，数据量在不断刷新一个个新的量级单位，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预计，大数据将会以每年50%的速度在爆发性增长。大数据不仅仅是数据量大，而且数据类型多样化。
多样化是指大数据种类繁多。大数据与海量数据并不完全相同，大数据除了具有和海量数据相同的结构化数据和半结构化数据外，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大数据拥有大规模的非结构化数据，而且非结构化数据所占比重快速增长。根据咨询公司的统计数据，在众多的数据中，80%～90%的为非结构化数据，增长速度比结构化数据增长快10～50倍。快速化是指数据的流动和处理速度更快。
随着信息物联网和移动终端的普及，源源不断的产生各种各样的数据，数据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相应的导致数据的处理速度也在加快。大数据处理方式的与传统的批量式分析不同，大数据更注重实时分析。数据的风靡除了具备信息技术等客观条件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大数据所蕴含的价值，大数据在各个行业都发挥着重要价值。
当然，大数据的价值密度和数据量的大小成反比，一个单一的数据本身并没有多大价值，但大量的数据则积累和隐藏了丰富的财富。其价值具有稀疏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等特质。大数据所存在的数据量大、数据类型多样化、数据的快速处理的特点，都表明大数据处理和分析具有艰巨性和复杂性。
1.2农业大数据及其特征
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产生了庞大的数据，这些数据广泛存在于耕地、育种、播种、施肥、植保、收获、储运、农产品加工、销售、畜牧业生产等各环节，包括跨行业的数据分析和挖掘。对于调整农业生产、相关农业企业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农业是大数据应用的一个重要领域，农业大数据是大数据思维变革在农业领域的具体体现。农业大数据除具备大数据的大量化、多样化、快速化、价值性、精确性和复杂性等基本特性外，还有其自身的特征。农业大数据产生于农业领域，涵盖农业生产、经营相关的农业资源数据、农业生产资料数据、农业技术数据库、农产品市场信息数据、农业政策法规数据和农业机构等多种数据，而且，农业生产环境具有特殊性，受土壤类型、气候类型、作物种类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就使得关于他们的数据具有多维、动态、不确定、不完全等特征。
2农业大数据在农业管理中的作用
农业大数据的最重要价值就是收集农业大数据对其进行挖掘，寻求蕴含在其中的经济价值，对未来的农业生产及其相关经营做出科学的预测，以指导农业的发展。
2.1农业大数据助力农业的科学发展
农业在人类生存和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农业为人类生存提供不可缺少的物品;另一方面，农业为工业和其他产业的发展奠定基础。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调高农业产出。农业生产具有自身的特点，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农业生产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大，属于自然再生产。因此，在农业生产中，要重视气候、土壤、地理位置等自然因素的影响。
借助于大数据技术，对所收集到农业大数据进行挖掘，通过数据反映农业生产的外部环境特点，并预测外部环境的变化，以便及时调整当地的农业生产结构，将资金、技术投入到需要优先发展的农业生产行业，充分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区域特色经济，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改进农业经营方式，调动生产积极性。农业经营方式属于制度层面的问题，主要解决如何经营的问题，只有恰当的经营方式，才能充分调动农业生产者的积极性。如何选择适合的经营方式，传统的做法是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对所抽取的样本进行统计分析，但确保随机抽样是非常困难的。采样过程中若存在私见，分析结果则会有较大出入。因此，随机抽样的准确性受到影响，只是在不可收集和分析全部数据的情况下的选择。
利用农业大数据的分析技术，我们可以避免遗漏数据的现象发生，通过对全体数据的分析，可以大大提高预测的准确性。如在农业合作社管理中，通过对组织规模、生产技能、管理和经营水平以及经济效益等因素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影响组织管理的因素，进行经营方式的选择，可以充分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发挥信息技术作用，增强农业竞争力。
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农业也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传统农业生产主要靠经验指导，具有滞后性和不准确性。在信息技术指导下的现代农业生产，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对农业生产中将产生的问题事前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并及时做出反应。如可以针对作物品种的特性，改良和培育新品种;根据作物的生长状况使用肥料;通过对气象信息的预测，合理的灌溉和防治病虫害等。
2.2预测涉农企业生存环境，增强企业竞争力
涉农企业通常有四种类型：一是为农产品生产提供生产资料和服务的农资企业，二是农产品生产企业，三是农产品加工企业，四是农产品流通企业。伴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涉农企业逐步发展并壮大，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涉农企业除了具备普通企业的社会作用外，还发挥着其特殊的作用。
如农产品加工企业的发展推动了农业产业链的形成;涉农企业在运作中创造了大量的岗位，在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农产品流通企业解决了农产品流通难的问题，对于促进农民收入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涉农企业在目前的管理中，仍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影响着企业的良性发展。如对市场变化不敏感，技术创新缓慢，生产调整滞后，从而导致企业的竞争力弱，发挥的作用有限。利用农业大数据对涉农企业所处的环境进行分析。如将农业大数据应用于供应链管理上，通过对多个数据库(比如销售历史、天气预报和季节性销售周期)进行分析，来提高存货预测能力，实现最优存货管理。
对运输进行优化处理，使用路径优化功能提高车队和配送管理水平，优化物流。借助于物联网技术，采用实时的传感器数据来跟踪土壤、气候等信息，指导农业生产操作。农产品加工业通过分析来自客户反馈的数据，不仅能够提高营销水平，而且可以对生产过程进行及时调整，指导下一步的产品研发。
2.3完善政府运作方式，推动政府科学的农业决策
政府自身组织结构、行政业务流程、规章制度等是影响政府发挥职能的重要因素。物联网、云计算、数据整合、关联数据、信息等新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为政府利用大数据提供了技术支撑，利用农业大数据的思维和方法，将会促进政府组织形态的改革，转变政府治理模式。从长远来看，大数据将会对政府管理范式、政府职能等多个方面产生影响，能够改变政府的管理方式，促进政府科学决策，充分发挥政府职能。
政府决策是政府行使各项职能的基础，政府决策的质量和效率直接关系到管理活动的成效。利用大数据的思维和方法，政府可以在农业生产以及涉农企业发展等方面做出科学的决策。政府利用自身所掌握的数据优势，利用大数据的完整性、快速性特点，可以迅速的对农业生产经营做出反应，及时做出农业指导，调整农业生产以及涉农企业的发展，提高农业收益。
3农业大数据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3.1认识误区
尽管大数据已铺天盖地的进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并在部分领域得到了应用，但对于农业大数据的认识，仍存在误区。部分观点认为，大数据有过度炒作的嫌疑，仍有人认为大数据就是海量数据存储，大数据仅仅是可以获取更多信息的平台，缺乏核心价值。部分观点恰恰相反，他们过分推崇大数据的作用，认为大数据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认为传统的数据分析、处理方法将被大数据所取代。这两种极端的认识都是不可取的。大数据的存在与发展是信息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我们应该正确面对，以使其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但应该看到，目前大数据的概念、技术、方法还不成熟，大数据预测结果也并非准确无误，而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大数据并不是仅仅依靠计算机进行算法处理就可以完成，更需要人在其中发挥指导做用。
3.2数据挖掘存在困难
大数据挖掘主要有数据收集、数据存储、数据处理和结果的可视化呈现四部分。数据挖掘需要较高的技术和成本，各个环节都面临不同程度地困难。在数据收集阶段，要根据所需要解决的问题收集相关的数据。虽然伴随着物联网、终端设备等的发展，收集数据越来越便捷，但从庞大的数据中做到去伪存真，仍是一件复杂的工作。尽管大数据允许数据中存在少量数据的不准确，但并不意味着可以不需要保证数据的质量。
高质量的数据，是分析结果准确性的前提。在数据存储阶段，规模庞大的数据也不断挑战着传统的数据存储，普通的服务器根本承载不了如此庞大的数据集，而类似eC2一类的掩码计算云服务价格又过于昂贵，一般的科研项目也难以支付得起。在数据处理阶段，大量来自不同地方的数据被存储在一起，在对数据进行正式处理之前需要对所存储的数据进行数据清洗工作，目前数据清洗的技术能力还远远不能满足要求。
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大数据所面临的是庞大的数量级和复杂的数据结构，Hadoop相关技术为企业构建大数据处理平台提供了基础的系统架构及相关的数据库、数据流等数据管理工具，但不足以解决全部大数据问题。
庞大的数据中往往掺杂着各种无效数据，简单粗放式的数据统计和分析往往不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甚至可能是相左的结论，所以需要更加有效的、精工细作的处理工具。无论是从数据处理规模还是从算法的健壮性等方面来看，都对相关的数据挖掘技术提出了更高层次的挑战。结果的可视化呈现是将通过数据分析得到的结果呈现出来，使结果更加直观。在这一阶段，由于大数据包含大量的非结构化数据，复杂性增强，传统的显示方法只能对结构化数据进行直观的展示，而对于复杂的非结构化数据无法直观的呈现分析结构。
3.3信息安全存在隐患
农业大数据可以通过预测气象信息等确保农业生产的安全，然而农业大数据自身的安全却面临威胁。因数据来源广泛而带来的数据采集安全;因数据种类和业务类型众多而带来的数据整合与存储安全;因外部需求和用户隐私保护而带来的数据审计和安全问题等。伴随着数据收集方式的多样化，数据对外呈现增加，数据存储和分析使用的安全性和隐私保护要求越来越高，传统的数据保护方法越来越难以满足需求。对规模庞大的数据进行监管是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所反映的不仅仅是数据表面的信息，通过数据挖掘，数据将反映预期的行为，数据如果利用不当，缺乏必要的保密措施，就很容易造成个人信息泄露。我国大数据的发展正处于初期探索阶段，在信息安全方面尚不完善。随着数据的高度集中和数据量的增大，如何确保产业链中的数据安全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同时，数据的分布式、协作式、开放式处理也加大了数据泄露的风险。
4农业大数据工作重点
4.1转变思维认识
首先，要对农业大数据树立客观的认识，摒弃之前片面、唯技术论等不正确的观点，既要认识到农业大数据的价值所在，又不能盲目依赖农业大数据。其次，农业大数据不仅仅是技术层面的应用，也带来思维方式的重大变革，我们要改变在信息技术不发达时代下所产生的思维方式，如采用小样本量进行统计分析等，应树立农业大数据思维，采用全部的数据集，提高预测的准确性。通过借鉴大数据在其他行业所采用的方法，政府、企业等要积极推进农业大数据的发展。
4.2培养大数据人才完善农业信息化建设
大数据挖掘是大数据的核心工作，传统的数据处理手段无法适应大数据的发展，根据大数据的特征开发新技术是大数据发挥价值的关键，改进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改变过去已经建立起来的数据存储和传输的方式。
制约大数据技术发展的重要原因是人才的缺乏，因此，加强农业大数据人才的培育是今后工作的重点，人才的培养可以通过两种途径：一种是缓解短期人才缺乏，通过对已有的相关数据处理工作人员进行培训来提高他们的技能，以此满足人才急需的现状;另一种是从长远解除农业大数据人才缺乏的问题，需要在高校设立数据科学的专门研究机构和相关专业，来培育充足的农业大数据人才。
推动农业大数据发展的另一措施是加强农业信息化建设，农业信息化是农业大数据的基础，而目前农业信息化水平整体低且地区差距大，影响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因此，要建立并完善农业信息化建设，解决农业大数据应用领域中存在的信息服务个性化不足、实时数据采集难等问题，建设农业信息服务的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智能化、人性化和个性化，并为我国的农业动力大数据应用建立基础。
4.3保障大数据应用安全
针对大数据安全问题，在技术层面上，构建统一的大数据安全架构和开放数据服务，需要重新设计和构建大数据安全架构和开放数据服务，从网络安全、数据安全、灾难备份、安全风险管理、安全运营管理、安全事件管理、安全治理等各个角度考虑，保障大数据计算过程、数据形态、应用价值的安全。在政府层面，应该明确重点领域数据库范围，以制度和法律的形式加强规范和引导，进行日常监管，企业层面，要加强内部管理，对设备尤其是移动设备的使用加以规范，规范农业大数据的使用和流程。
5展望
农业大数据是大数据在农业领域的跨界应用，农业大数据带来了思维、理念和技术上的重大变革，是对传统农业及相关产业发展的重大改变。针对农业大数据在起步阶段存在的错误认识、技术应用水平低、数据安全存在隐患的现状，积极转变观念、提高技术水平、保障农业大数据应用安全，必将不断改进农业大数据的应用，充分发挥其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预测指导功能，提高农业及相关产业的效益。
农业经济管理专业论文范文二：农业经济管理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摘要：农业经济管理完成了对农村合理规划的任务，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解决办法，并解决了农村的经济发展的制约问题，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有效发展。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经济发展
一、农村经济发展现况
1.农村居民文化水平较低
农村居民对教育的认知不够，导致子女不愿上学或强制退学等现象出现，以及一些农村的教学条件落后，导致农村子女的文化水平不高，而文化程度高的居民却留在了城市，这些因素就导致了农村的文化水平始终不高的根本原因。
2.农业生产规模较小
农村的经营方式比较分散，对于集体和大规模的生产，还有新技术的推广都不能很有效的进行，农作物的播种和收割都无法统一进行，这就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这就很大程度的影响了农业经济的发展。
3.农村生态环境逐步恶化
随着工业产业的不断发展，大量的土地因为不正确的使用，造成了农村环境的污染，植被破坏，从而导致水土流失和水污染等现象。这就严重的破坏了生态平衡，制约了农业的发展，从而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农村经济管理所采用的形式
1.改善农村教育条件，提高农民文化水平
农村基础教育条件有所改善，在农村建立起正规的中小学，推广义务教育，宣传教育的重要性，使得适龄儿童都有学上，上得起学，在初等教育上跟得上，打下文化基础，为农村大学生提供资金支持，不会因为没钱上学而错过受教育的机会，这样对于农民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2.统筹城乡发展，落实扶持政策
切实落实三农政策，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引入新技术、新人才，把经济建设作为核心，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拓宽销售渠道，打通城乡合作，积极帮助农村居民早日步入小康行列。
3.发展现代农业，强化科技保障
结合科技的发展，将新技术引入农业生产中，改变农村现状，用科技实现高产，在良种培育、防虫、防害等方面都有良好的效果，机械自动化等节省了劳动力，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引入新技术，用科技的力量推动新农村经济发展。
4.加强环境保护，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如此才能稳定、可循环，保证经济发展不占用下一代生活资源，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一定要注意保护环境，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发展经济。在发展中要重视生产资源的优化配置、高效利用、资源节约、环境保护，发展经济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
5.加大农业投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
农村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增加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水平，在农村经济发展之初，没有完善的农业机制，缺乏先进的生产技术，没有多渠道的信息资源，销售渠道少等问题难以解决，需要政府等部门的支持，加大农业投入，帮助农民建设新农村，走上正确的发展道路，完善生产机制。
三、农业经济管理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1.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好了制度保证
综合农村现在的经济条件状况，农业的经济管理为农村的经济发展做好了制度的保证，好的经济管理制度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前提，只有在合理的农业经济管理下农村的经济才能快速、稳定的发展，这也成为了一种非常合理的发展模式。农村的经济发展行为得到了有效的规范，这使得农业的发展得到了提高，而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得到了满足。所以说好的科学规范方法能够很大程度的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优化的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使得农业的发展具有合理的制度保证，采用优化的制度才能最大化的发展经济，保证农业生产的质量和经济发展的速度。
2.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
在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经济管理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指导，也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指明了道路，就是有了这种引导，农村经济才会有目的的进行有效的发展，这也大大的加快了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农业经济管理不仅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理论指导，还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明确了市场经济地位，农村经济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占有重要的组成成分。更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重点发展，明确经济地位，更有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3.农业经济管理为农村经济发展解决了制约问题
农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着许多的制约问题，然而农业经济管理为这些问题提出了很好的解决方案，从一定程度上解决或者缓解了问题，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农业经济管理完成了对农村合理规划的任务，为农村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科学的解决办法，并解决了农村的经济发展的制约问题，促进了农村经济的有效发展。
实现了农村发展资源的有效性，合理有效利用资源，减少环境破坏，实现可持续发展，节约人力物力，保证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和快速。
农业管理论文篇2
中国是世界上稻作农业最早的发生地。根据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和对古代植物遗存的分析鉴定成果，中国栽培稻的起源，大约始于公元前10000年前后，整个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大致可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
1．栽培稻的起源
栽培稻的起源是一个十分缓慢的过程，从理论上讲，栽培稻的起源，是发生在有人类活动的野生稻分布区域内。
关于稻作的起源，曾流行过农学方面的、民族学方面的和考古学方面的多种看法。
我曾提出栽培稻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主要是根据近十年来的两项考古发现提出的。
一项是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现。
另一项是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的发现。
这两项重要发现及初步研究成果，已告诉我们中国栽培稻起源的时间与区域。
中国栽培稻起源时间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中国栽培稻发生的区域可初步圈定在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范围内。
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至道县玉蟾岩遗址的这一区域，从水系上分析，属长江流域；从地形和气候上分析，属华南亚热带；而从整个中国的地形分析，它处于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即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的腹心地区。
该区域的东部为武夷山，西部为中国地形上的第二级阶梯的前沿——雪峰山，北部为南丘岭与幕阜山，南部为南岭。其中，东北部可包括浙江西部仙霞岭与千里岗之间的衢州一带。从平面上看，这一地区似呈不规则四边部，又似呈斜目形。从整个中国南方的地形来看，这一地区位于第三级阶梯的西部，属中国南方的腹心地带。据此可以认为中国栽培稻是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起源于中国南方腹心地区，包括其四周的山问谷地。
2．史前稻作农业的兴起
目前考古发现的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主要有分布在两湖平原西部地区的彭头山文化和分布在淮河上游支流沙河、汝河、洪河流域的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此外，钱塘江流域也有了新的发现。
彭头山文化主要分布在湖南省北部的环洞庭湖西北至南部的平原地区及湖北西部枝城至秭归的长江沿岸地带，其年代约公元前6500～前5500年。表明其稻作农业兴起的关键性证据，是发现了大量的栽培稻遗存。
裴李岗文化贾湖类型分布在河南省中、东部平原地区，年代在公元前6800～前5800年。目前发现的稻作遗存，主要见于舞阳贾湖遗址。
钱塘江流域的新发现，是近年来在浙江中部盆地的浦江县上山遗址发现了约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遗存。
在新石器时代中期的偏晚阶段，原始稻作农业除了在洞庭湖区域与鄂西长江沿岸地区、钱塘江流域及淮河上游地区发展外，还扩展至陕南汉水谷地。
3．史前稻作农业的初步发展
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前，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已发展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赣江流域、闽江流域、珠江流域，以及黄河中下游的部分区域。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与崧泽文化、北阴阳营文化，长江中游的汤家岗文化、大溪文化、薛家岗文化、赣江流域的拾年山一、二期文化、江淮东部的龙虬庄文化、淮河中游地区的侯家寨文化等，在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中亦有一些遗址出土了稻作遗存。其中以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龙虬庄文化、大溪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并做了鉴定分析。
这时期稻作农业向北方的发展，已超越了前一时期，到达北纬35°左右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如在江苏连云港二涧村、河南郑州大河村、洛阳西高崖等遗址都发现了稻壳印痕。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发现了可能是稻谷的痕迹。黄淮地区是当时的稻粟混作区。
4．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
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至公元前2000年前，是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成熟发展时期，有的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300年前后就开始进入原始农业的成熟发展期。
成熟发展阶段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其分布范围大体与初步发展阶段的分布范围相同，南起岭南，北至山东栖霞、河南汝州、陕西扶风一带，西到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东临海滨。已发现稻作遗存的有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赣江流域的樊城堆文化、岭南的石峡文化、海岱与皖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与山东龙山文化、中原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渭河流域的扶风案板三期文化遗存，以及台北、台中、屏东等地。其中以良渚文化、屈家岭文化与石家河文化、樊城堆文化的稻作遗存最为丰富。黄淮地区仍然是稻粟混作区。而岭南与台湾等自然食物来源十分丰富的地区，在这时期已确立了稻作的种植。
二、中国史前稻作农业各发展阶段的主要文化特征
中国史前稻作农业的文化特征，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是有区别的。
1．栽培稻起源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在栽培稻起源阶段，与栽培稻发生有关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变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岩遗址新出现了锄形石器、骨铲，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中出现了磨制石器，穿孔蚌器的数量增加、个体较大、穿孔孔径小而圆滑，出现双孔蚌器，或可称为蚌耜等。这些新颖的工具是否就是与稻的栽培和收割有关，目前尚不能确定，但应与栽培稻出现的经济生活有关。
至于与饮食活动有关的陶器，在栽培稻发生之前就已经起源，中国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1)；至栽培稻起源阶段，陶器的制作有了改进。如玉蟾岩陶泥(片)中有意识地拌入搀和料；在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发现的陶片，还有绳纹、条纹与素面之分，器型有罐、钵两种，制法除贴片外，还有泥条叠筑法。陶器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产生而逐步显得重要了。
2．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主要标志还有聚落址的出现。目前已发现彭头山文化时期的聚落址有近20处，以八十垱与彭头山遗址的规模较大。八十垱遗址属低岗遗址，由围壕和围墙圈围，平面呈长方形，近南北向，现存部分南北长约110米，东西宽约70～80米，环绕面积近8000平方米。围墙顶宽约3米，围壕在围墙外侧，底宽约3．5米，沟底距墙顶高2米。在围墙以内已发现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状高台建筑址。彭头山聚落址亦为低岗遗址，位于八十垱遗址东北25公里，已发现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为平面近方形、面积约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筑址和平面呈不规则圆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筑址，保存较差。墓葬18座，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随葬(2)。这种具有固定居住条件、规模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带有防护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现，无疑是以原始农业兴起为依托的，而这种聚落址的出现也促进了原始农业的发展。
表明彭头山文化原始农业兴起的工具方面的证据还不多，也许是竹、木质工具已腐朽而没有保存下来。在八十垱遗址曾发现木铲与木耒(3)。就已发现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细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续外，出现了少量磨制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不能确定其为农业生产工具。没有形成专门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可能是中国南方地区史前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特征。
与贾湖原始稻作农业大致同步兴起的是贾湖聚落址的出现。
贾湖聚落址位于沙河与澧河之间，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积较大，达55000平方米。在已发掘的2350多平方米内发现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窑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o座，以及数千件陶、石、骨器等。这些都表明当时的聚落规模较大，人口已达到一定的数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乐器、龟甲响器及龟甲上的契刻符号等，反映出当时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随着原始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发展起来。
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种类较彭头山文化的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为主，琢、磨制石工具开始大量出现。可确定为农业工具的有石铲、石镰、石刀、石磨盘、石磨棒及骨耜等。磨制石农具的出现是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从聚落址规模及其房址、墓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等内涵分析，贾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似高于彭头山文化的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水平，但此时的原始稻作农业都处于兴起阶段。据对贾湖聚落址出土的农业工具、狩猎工具、捕捞工具的数量比例分析，其原始农业经济比重约占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猎、捕捞、采集经济仍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3．史前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的稻作遗存充分表明，稻作农业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间得到了明显的发展。稻作农业的覆盖面达到中国第三级阶地南方地区的主要区域，稻作农业的规模逐渐扩大，品种也在逐渐优化，产量逐渐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设施的稻田的发现，发明这时期的稻作种植进入了小田块管理的阶段，人工对稻谷栽培的农事活动十分明显。小田块管理应是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的一项重要特征。
稻作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阶段有着明显的发展，磨光石器如铲、斧、刀等开始较多的使用。最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遗址发现了170多件骨耜，有双齿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几种，还有骨平田器等。在鲞架山遗址出有木耜、角质鹤嘴锄，慈湖遗址出有木锄与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遗址、青墩遗址、罗家角遗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铲的发现，是当时处于耜耕农业阶段的重要证据。
在原始稻作农业初步发展阶段，手工业和家畜饲养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其中手工业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现了玉器、漆器、刻纹白陶的制作与蚕丝编织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块、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织布机工具与腹刻蚕纹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纹白陶盘等。饲养的家畜除猪、狗外，可能还有牛、羊等(4)
原始稻作农业文化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时开始丰富起来。如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坛、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出土的马家浜文化的男性塑像、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雕刻品等。
这时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发展。主要表现在聚落址密度和单个聚落址面积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与杭州湾地区及两湖平原地区的发展较快。河姆渡遗址发现的杆栏式房屋是当时最为进步的木构建筑，澧县城头山城址为中国最早的城濠聚落址。这种文化现象与这两地的稻作种植业发展较快密切相关。
4．史前稻作农业成熟发展阶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征
这时期，在各个区域内反映稻作农业发达程度的农业生产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为进步。主要是形成了种类较多的成套的农业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质农业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铲、耘田器、镰、侄等，大都制作精细，另有角锄、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现，表明当时耕作技术的提高。石犁用于翻土，虽然对其是借助人力翻土还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确定，但据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确认当时出现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于平田的。农业生产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农业可能是当时最发达的。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项特征，是家畜的饲养有了明显的发展，在一些区域，饲养的家畜已成为当时人们肉食的主要来源。(5)
表明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现象，是原始手工业的兴盛。因为只有农业的发展，粮食剩余，才能允许一批人专门从事手工业生产。这时期，原始手工业开始兴盛起来，如制陶、制玉、纺织、髹漆、竹木制做、象雅雕刻和镶嵌等获得空前的发展，尤以玉器的制作最为显著。在太湖及杭州湾地区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区的含山凌家滩文化遗存、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制作品成为时代的特征。而最为重要的是铸造铜器的出现，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罗家柏岭遗址石家河文化层中发现了铜器残片和铜绿石与铜渣等(6)。酿酒业也可能在这时期出现，良渚文化中的双鼻壶、带流宽鋬杯、屈家岭文化中的壶形器、薄胎陶杯等，制作精致，可能是酒器，酿酒是粮食剩余现象的副产品。
原始稻作农业成熟发展的最突出的表现，还有建立在原始农业基础之上的社会形态的发展。如太湖与杭州湾地区、江汉平原地区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现和原始城址的发展，大型宗教建筑及原始宗教活动遗存、大型祭坛墓地、原始文字的产生，拥有王权与神权人物的诞生等，表明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走近了文明社会。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迈进，无疑是原始农业成熟发展的结果。
三、中国史前稻作农业起源与发展若干问题的进一步探索
1．农业起源的概念
以往，通常将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就作为农业的起源。
其实，根据现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来看，农业起源应该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即农作物栽培的起源和原始农业的兴起。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是指野植物经人工干预后转变成栽培作物，也就是人类栽培作物这种食物生产的最初产生。在栽培作物起源阶段，人类社会的经济形态并没有发生太多的变化，与此相联系的文化上的变化亦是十分微弱的。
原始农业的兴起是指农作物的种植达到了一定的规模、成为当时居民的一种重要的生计从业活动。农业经济成为当时社会经济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对社会发展产生了明显的推进作用。与此相联系的是文化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农作物栽培的起源与原始农业的兴起，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有着很大的区别，其发生的时间亦有先后之分。栽培作物起源在前，原始农业兴起在后。农业起源研究主要是指这两项内容的研究。
2．原始农业兴起阶段的主要特征
从史前稻作农业发展阶段及其主要的文化特征可以看出，原始农业的兴起与聚落址的出现密切相关，原始农业的兴起又使生产王具出现变化，原始农业的兴起还使饲养家畜成为可能。
前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表明，在原始农业兴起阶段，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都已出现。而在农作物栽培起源阶段，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等特征尚未形成。所以，除了农作物外，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饲养家畜等都是说明原始农业兴起的重要特征。
据此，应将农作物遗存、聚落址、农业生产工具(尤其是磨制的石质农业生产工具)、家畜饲养作为原始农业兴起的四大标志。此外，因原始农业的兴起，人们的活动内容开始丰富起来，精神文化生活内容自然也就丰富起来，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等原始宗教意识也开始兴盛起来。
3．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
关于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1998年我曾提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看法。即：
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前后，在包括野生稻在内的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内，长期过着稳定的狩猎与采集生活的人们，逐渐认识到野生稻的食用价值，并经过长期的观察，初步掌握了野生稻的生长特征，产生了对野生稻的试种兴趣。伴随着首批试种稻的成功，试种稻规模逐年扩大，稻的野生特征逐渐向栽培特征转化。其结果，试种稻逐步成为人们稳定的食物来源之一，野生稻变成了古栽培稻。
栽培稻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起源之后，并未在这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区域内直接得到成规模的发展，而是在中国南方腹心地带西北侧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可能在其东北侧的钱塘江流域率先得到发展。这两个地区紧挨着中国南方腹心地带，处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的边缘，自然食物来源不如腹心地带的充足，但是具备发展稻作生产所需的各种条件。当那里的人们掌握了稻作栽培技术，或是带着稻作栽培技术的人们来到这里之后，发展稻作农业以解决食物来源问题，便成为当时迫切的社会需求。于是稻作农业率先在这两个地区得到发展，并以其显著的社会效益影响着周边地区。伴随着全新世暖湿气候效应逐渐北进，稻作农业也逐步向纬度较高、适于稻作生产的淮河流域推进。
“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这一看法，可简明如下：
栽培稻大约在公元前10000年起源于自然食物来源充足的中国南方腹心地带，于公元前7000年后发展于“富裕的食物采集文化区”边缘的两湖平原西部地区和钱塘江流域，并逐步向淮河流域推进，即“中心起源、边缘发展”。(7)
现在我仍维持这一看法，并做一点补证。
1998年我提出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是：“中心起源、边缘发展”时，钱塘江流域还未发现原始稻作农业兴起阶段的文化遗存，我只是从宏观上根据一些现象推测钱塘江流域应有公元前5000年前至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原始稻作农业文化遗存。后来，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确认了公元前5000～公元前6000年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近年来又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浦江县上山遗址，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说提供了新的证据。
上山遗址位于浙江中部盆地，这一带是连接杭州湾地区和衢州通道的主要地区。
在上山遗址的发现，主要有以下几项(8)。
(1)发现了可能是干栏式的建筑址，表明当时处于定居。
(2)发现了大量的稻作遗存，主要是陶片中夹有稻谷壳。经初步观察是一些经人类选择的早期栽培稻。这种将稻谷壳作为制作陶器的陶泥渗和料，在彭头山文化中也有发现。是表明稻作农业已经形成的重要证据。
(3)发现的工具有石磨盘、磨棒、石球、穿孔器、砺石，还发现了通体磨制及局部磨制的斧形、锛形石器等。表现出进步的特征。
(4)陶器器形有多种，以盆形器为主，另有釜、罐，还出现了圈足和假圈足器。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圈足陶器。
以上这些现象都表现出上山文化遗存的进步特征，表明当时的稻作农业已经兴起。
同时，我们也看到，上山文化遗存的文化面貌虽然十分独特，但也存在着与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等文化遗存的联系。
如上山遗址的穿孔石器，见于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遗址。从华南地区穿孔石器的发现情况分析，穿孔石器是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的一种在特定的生存状态下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工具。
上山遗址发现有这种工具，表明浙江中部盆地的公元前7000年前后的稻作农业文化遗存，与江西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栽培稻起源阶段的文化遗存有关。证实了我们对钱塘江流域原始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看法和原始稻作农业起源的形式为“中心起源、边缘发展”的观点。
现在，根据上山遗址的发现，还可进一步推测，杭州湾地区及钱塘江下游的跨湖桥文化遗存、河姆渡文化，也许还包括马家浜文化的稻作文化遗存，可能是由浙中盆地上山这类稻作文化遗存发展而来的。这有待于今后的发展与研究来证实。
4．原始稻作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文明起源的作用
我准备从两个地区，即环太湖地区和两湖平原地区，来谈这个问题。
在环太湖地区，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700年以后才开始得到快速的发展。相应的是，那里的社会也是从那时开始快速发展的。如聚落增多，家畜饲养发展，手工业制品种类丰富。
而原始稻作农业在当时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则是在公元前4000年以后，即进入崧泽文化时期才开始逐渐发生的。如崧泽文化进期的采集、狩猎经济的比重，较前一阶段有了显著的下降。这主要表现在文化遗存中的动物骨骼的种类与数量，以及狩猎工具的种类与数量，在崧泽文化时期明显减少。这说明崧泽文化时期的食物生产(主要是稻作农业生产)的比重较马家浜文化时期有了显著的提高。相应的是，崧泽文化的社会又有了明显的发展。如出现用家猪下颚骨随葬，反映了开始将家猪作为财富之一，同时也表明家猪饲养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一些文明因素相继在崧泽文化时期出现，如土墩墓地、墓地中的燎祭现象，出现小玉璧、玉琀等。
良渚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阶段，最主要的证据稻作农业工具方面出现了用于犁耕、中耕、收割等种类较多的成套农具，出现了酿酒。与此相应的是，良渚文化时期聚落址猛增，出现聚落群，反映了人口增加；家畜饲养发展，肉食家畜比重显著增加，原始手工业兴盛。更为重要的是，在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环太湖地区，大约在公元前3000～公元前2800年前，社会逐渐步入“古国”发展阶段。主要证据是莫角山中心聚落群的出现，瑶山、反山等祭坛墓地等的形成。
两湖平原地区的原始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公元前4500年前后的汤家岗文化时期开始得到快速发展的，出现了水田稻。
至大溪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在社会经济中的比重逐渐加大，出现了可能是贮藏粮食的大型陶器。相应的是大溪文化时期的聚落增多。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出现城墙圈围的中心聚落，制陶业发展，出现祭坛等。
至大溪文化晚期，社会分化逐渐明显，出现石钺。
至公元前3000年前后的屈家岭文化时期，原始稻作农业进入成熟发展时期，可能已有酿酒。相应的是，社会发展可能进入“古国阶段”，主要证据是中心聚落群出现，如石家河聚落群，城成批出现，已发现9座城址，还出现了大型宗教活动场所等。
环太湖和两湖平原地区原始稻作农业的发展过程及其对文明起源的作用，以及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的文明化过程是在原始稻作农业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一实例，充分说明了农业是文明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注释：
(1)朱乃诚：《中国新石器吋代几种主要特征的起源——兼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开始的标志》，《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礼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朱乃诚：《中国陶器的起源》，《考古》2004年第6期。
(2)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澧县彭头山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90年第8期。
(3)裴安平：《澧县八十垱遗址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8日。
(4)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省博物馆：《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
(5)袁靖：《论中国新石器时代居民获取肉食资源的方式》，《考古学报》1999午第1期。
(6)湖北行文物号占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湖北石家河罗家柏岭新石器石代遗址》，《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
农业管理论文篇3
关键词：农业大省；就业不足；扩大就业；路径选择；城镇化战略；就业优先
中图分类号：F240
“积极扩大就业”以降低社会失业率，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之一。“十五”及今后一个时间农业大省扩大就业的路该怎样走？应如何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精神，把积极扩大就业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途径？在此，笔者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一些也许肤浅的思考和探究。
一、就业不足的原因分析
农业大省由于建国初至改革开放前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当前男16~59岁、女16~5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特别是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大量膨胀，给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带来了巨大的失业源。加之“入世”导致新一轮经济结构调整所产生的下岗职工与失业人员，同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高峰不期而遇，造成了当前严重的就业不足，并呈现出如下四个明显特点：一是不仅劳动力供求总量严重失衡，且结构性矛盾相当突出；二是由于城镇化程度偏低，加之“入世”对近期农业的负面影响，使引导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化解农村就业压力的任务变得十分艰巨复杂；三是科技进步使就业增长的弹性系数下降，导致单位投资提供的就业机会锐减；四是择业观念滞后，社会劳动参与率过高，导致就业竞争日益加剧。可见，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大省的劳动力供需已严重失衡，致使就业不足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据调查分析，导致就业不足问题突出的原因主要是如下几点：
原因之一，由于“”时期我国人口政策的失误，导致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城乡劳动年龄人口不断膨胀。就拿湖南来说，据推算，该省“十五”期间仍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的高峰期，2001~2005年每年新增劳动力分别为48.28、55.23、62.69、64.09、62.92万人，5年累计新增293.21万人，平均每年增加58.64万人。按照25:75的城乡比例分解，全省城镇5年累计新增劳动力73.3万人，农村5年累计新增219.91万人。到2005年全省劳动年龄人口将达4405万人。这表明仅就城镇这一块来看，如果不增加就业机会，即使新增的城镇劳动力就将使2005年该省登记失业率在2001年接近4%的基础上再提高5.5个百分点，达到9%以上。可见，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大量膨胀，使农业大省的失业已成为一种典型的劳动力供给总量绝对过剩型失业，且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化解失业压力的主要矛盾。
原因之二，新一轮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升级，导致大量企业职工分流下岗，甚至失业。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企业技术进步，使部分现有企业不仅不能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增加劳动力需求，而且因企业对自身效率的追求，部分原已就业的劳动力将转变为亟待重新就业的劳动力派生性供给。其中有的可能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中顺利实现劳动转移而重新就业；有的则因多方面原因包括自身素质的原因，可能面临下岗；也有的因为企业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出现技术、资本对劳动的替代而沦为失业人员。据资料介绍，“九五”期间湖南累计出现下岗职工190多万人次，已基本实现再就业的仅140万人次。到2000年底止，下岗后未实现再就业的仍有43万多人，占全省国企在职职工总数的14%左右。据有关专家估计，“十五”期间该省下岗职工的总规模可能要突破150万人（“九五”全省共有城镇职工约590多万人），扣除下岗后可能重新就业的约60万人，预计有90万下岗职工将面临再就业困难。
原因之三，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导致劳动力需求的增长缺乏产业依托。解决就业不足最有效的路径，是要依托一个就业含量高的产业发展来扩大劳动力的有效需求。据湖南省职业介绍中心的调查表明，第三产业不仅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极强的就业吸纳能力，而且就业“门槛”相对较低，通常是增加劳动力需求，扩大城乡就业的主要载体。然而目前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仍然偏慢，到“九五”末全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仅为42.3%，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75%的水平。第三产业是投资少、见效快、吸纳劳动力多、就业门槛低的最佳就业产业，且发展的空间很大。因此，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社区服务业，将成为“十五”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尤其是农业大省缓解就业矛盾，扩大就业需求的主攻方向。
原因之四，农业产业化进程缓慢，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减弱，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加大。农业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渠道不畅，其直接原因是农业产业化的进程缓慢，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强。据资料介绍，因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偏小，农业大省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一般仅有0.69:1，比全国平均比重低出近10个百分点。“八五”以来，全国不少经济发达省市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促进了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农村就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因此农业大省加快乡村工业化进程，尤其要注重发挥农业优势，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须知，农产品加工业是农业产业化与乡村工业化的连结点，同时更是扩大就业特别是农村就业的大容量载体。可见，以推进农业产业化为契机，大力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并着力提高乡镇企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对于促进农业大省就业不足这一矛盾的有效化解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原因之五，城镇化程度偏低，制约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服务业的发展。当前，由于农业大省城镇化程度偏低（一般为30%），制约了第三产业包括社区服务业的发展。事实上，推进多元城镇化是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基础，发展第三产业则是推进城镇化的过程，同时发展第三产业又能为实现城镇化提供条件和保障。因此发展第三产业与推进城镇化必须同步进行、相互促进。今后一个时期，随着农业产业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力实施多元城镇化战略的时期与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必须把握契机，将推进城镇化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把促进第三产业发展纳入多元城镇化的整体推进战略，在大力提高农业大省城镇化水平的基础上，调整服务业布局，促进农村服务业向小城镇聚集，从而增强小城镇吸纳就业的能力。
此外，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与农用土地制度改革的迟缓，阻碍了农业大省城镇化进程，进而制约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就近转移。农业大省城镇化进程不快，农民实现非农就业的难度大，其根本原因在于户籍管理和农用土地等项制度改革的步伐太慢、力度不够。须知，由于这种“城乡户籍隔离管制”长期没有根本性改变，导致了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固化，抑制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与转移；现行制度下农用土地的非流动性，又制约了乡镇企业的连片集中发展，使乡镇企业发展长期与城镇化进程相脱节，进而导致乡镇企业对增进本地就业最大化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
二、扩大就业的路径选择
上述表明，“十五”及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大省就业不足的问题相当突出，且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将成为解决其就业不足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农业大省积极扩大城乡就业的路在何方？笔者的大体思路是：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工业化和城镇化为契机，以加快配套改革、化解突出矛盾、改善就业环境为突破口，以积极发展多种所有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尤其是第三产业作为拓宽就业渠道的主攻方向，为“提质、扩容、减压”搭建新的劳动转移“平台”，打造大容量的就业“载体”。所谓“提质、扩容、减压”，其基本政策涵义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扩大就业载体的吸纳容量，减轻社会失业压力。
循着这一思路，笔者主张农业大省积极扩大就业应选择如下基本路径：深化户籍管理、农用土地和社会保障等项相关制度改革——健全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推进多元城镇化——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扩大劳动力需求……当然，有人也许会提出质疑：若将户籍制度完全放开，让大量农民涌入城镇，岂不给本已就业矛盾比较突出的城镇雪上加霜？况且城市还有如此多的企业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让农民进城与他们“争夺”有限的就业机会，不怕给城市带来更大的失业风险么？一言以蔽之：对于农业大省来说，这一“引狼入室”的路径不可取！然而，依笔者之见，这恰恰又不是一个值得有识之士担忧的问题！
须知，导致农业大省就业不足问题的主要根源，也许并不来自于城镇下岗职工有没有竞争就业的对手和压力，而在于数量惊人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能不能尽快实现有效转移。近年来，由于农业已进入资本、技术替代劳动的加速时期，农村劳动力供大于求，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最突出的问题。事实上，自“九五”以来农业内部的就业压力已在不断积蓄，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内在冲动愈来愈强烈，加之城乡比较利益差距导致了强大的转移拉力，早已形成不可阻挡之势。基于此，今天我们试图仍然依靠“城乡户籍隔离管制”将农民挡在“城门”之外，只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甚至使各种利益矛盾趋于激发而构成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可见，或许真正明智的选择是：一方面通过相关制度的配套改革，引导和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与有序转移；另一方面又通过加快城镇化进程，为进城农民实现从非永久性的“城市漂流”，向永久性迁移（到城镇定居）转变开辟大容量的就业载体。
其实，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民进城经商办企业的人数早已形成千万之众。这一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的“劳务经济”，在有的市县甚至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和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可见，只要加大相关制度特别是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的力度，仅让已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变成“不再漂流”的城镇人口，并得到与原有城镇人口同等的待遇，那么理论上就自然达到了加快全国城镇化之目的。相反，若实现了非农就业的农民不能成为永久性的正式城镇人口，势必导致我国农民的“城市漂流”现象日趋突出。研究表明，农民长期的“城市漂流”，不仅将影响内需的启动和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而且会妨碍城镇建设资金的筹集与规模的扩张，进而制约整个城乡就业机会的增长。
可见，解决农业大省严重就业不足问题，上述路径选择是可行的。只要我们把握契机，切实加快城镇化进程，并在深化相关制度改革的同时，制定出支持性的第三产业发展政策，又引导方法得当，就有可能产生出令人期盼的预想效果。
三、扩大就业的政策建议
为确保上述路径行得通，我们必须趋利避害，切实采取如下有效措施与对策：
第一，实施多元城镇化战略，培育新的劳动力大容量就业载体。据史料分析测算，我国城镇化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能相应带动500万个就业机会的增加。假定“十五”全国城镇化程度平均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五年共提高10个百分点，则“十五”可增加5000万个就业机会。基于这一考虑，我们一是要抓好现有城市的扩容增量。我们必须适应第三产业尤其是社区服务业发展需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促进全国大中城市规模扩大和人口容量的增加；二是要加紧编制出“十五”全国小城镇发展规划，为促进全国大中小城镇多层次协调发展提供良好政策环境；三是要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在努力扩充县城和现有建制镇规模的同时，选择人口和乡镇企业较集中的农村集镇，通过投入一定的小城镇建设引导资金，扶持兴建一批新的建制镇，使之成为就近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大容量就业载体。
第二，强化就业领域的宏观调控，均衡各地区之间的就业压力。加强宏观调控，不仅要加大对就业增量和存量调控的力度，而且尤其要重视对地区发展差别引起失业压力差别的调控。为此，我们必须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实行不同的产业扶持政策。对于就业矛盾相对突出的地区尤其是农业大省，应结合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第三产业；要统筹兼顾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重点支持就业容量大的多种所有制企业优先发展；要正确处理长期稳定就业与近期灵活就业的关系，鼓励短期性、临时性的非正规就业；要采取多种经济手段，尽量提高对困难地区的固定资产投资比重，扩大其公共投资规模，在扶持这些地区发展经济的同时，尽可能扩大其就业机会。
第三，确立就业优先原则，扶持劳动密集的第三产业发展。为此，一是国务院要适时制定并出台有利“就业促进”的法规或政策，使扩大就业的各种措施步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二是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必须注意兼顾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含量，扶持就业密度高、容纳能力强的产业特别是社区服务业优先发展；三是要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在更广泛的领域，参与第三产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并逐步扩大服务市场的对外开放度。为推进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我们必须多途径增加投入，支持困难地区发展以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乡镇企业，并支持和鼓励个体、私营企业到农村兴办服务业。
第四，积极调整反失业政策，促进各项相关制度配套改革的不断深化。过来一些地区采取的所谓反失业举措，大多带有“歧视”农民的色彩。其特征是通过“城乡户籍隔离管制”、限制农用土地流转、实行城乡有别的社会保障等经济的和行政的手段，阻止农业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为扭转这种既不公正又不合理的状况，促进劳动力合理流动和市场导向就业机制的形成，一是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对国企下岗职工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减少其因流动或自谋职业带来的制度性机会成本。并健全扶持长期失业者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就业的社区支持网络，帮助城镇就业困难群体摆脱生活困境，提高其适应职业变化的能力。
二是要彻底革除城乡隔离的户籍制度，逐步推行就业地入户登记办法，从而全面放开对农村劳动力转移、以至进城“安家落户”的行政性控制。
三是要努力推进农用土地的制度创新，健全农用土地流转机制，降低其流转交易的成本，推动小城镇合理布局和乡镇企业的连片集中发展，从而促进全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连带就业效应的有效发挥。
第五，依法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推动全国城乡统一市场的发育。要通过有效的政策调整与制度创新，严厉打击职业介绍中的欺诈行为，为我国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在规范中发育、在发育中规范创造优良的制度环境。“十五”期间，我们必须着力培育市场主体，健全市场体系，尽快形成“单位自主用人，个人竞争就业，市场基础配置，政府引导促进”的市场导向就业机制。并建立起一支规范化、专业化、现代化的就业服务队伍，切实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提供职业介绍、就业指导、信息咨询等多种促进就业的优良服务。
此外，要把发展教育与培训作为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降低社会劳动参与率，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优先措施，努力推动“市场引导培训、培训促进就业”机制的迅速形成。我们还应尽早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运用现代信息手段，把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触角与覆盖半径，迅速向国外拓展和延伸，以利我国劳动者在更大时空的就业竞争中，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从而确保全国就业局势的长期稳定。
参考文献：
1、王大山、贺友斌：《走出去海阔天空——湖南农民外出劳务的现状与对策》，《学习导报》，2001年第5期。
2、蒋学毛、李依仁：《世纪之交：试解就业难题》，《中国劳动》，2000年第1期。
农业管理论文篇4
档案管理工作是一门科学，它有自己的一套科学理论体系，它是一种文化事业性行业，我们应着重培养农业科技档案管理人员。目前，从事档案管理工作的人员普遍文化水平较低，档案专业毕业的管理人员比较少，对档案工作适应能力较差。档案工作是一项专业性较强是非常严谨的工作。它必须符合标准化和规范化，执行档案法的法律法规。对档案学基础理论有很强的依赖性。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飞快发展，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和缩微复制技术的广泛应用，档案工作者对档案学基础理论、基本技能的学习就显得重中之重了。
二、科技档案工作改进措施
1.加强领导的重视
要做好档案管理工作，需要提高档案管理的水平，要充分认识到档案管理的重要性，并将其作为单位的重点工作来对待。负责档案管理工作领导的重视不仅表现在对档案设施的完善方面，也表现在对档案管理工作的督查考核方面，单位主管档案工作的领导应该定期对档案工作的开展进行指导和考察，监督并且检查档案管理的日常工作。另外，还要根据单位的实际档案管理工作状况情况，建立一个科学的、合理的档案管理工作考核机制，对其定期、定量、定性进行考核。同时，还应该可以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参考国家档案管理建设的相关标准来建立一个完善的档案质量管理体系，制定一个适合本单位发展的工作质量评价标准，并积极推行和实施，这样有利于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和制度化建设。
2.健全档案管理制度
档案管理制度的健全在于规章制度的建设，制度建设要合理、可操作性强。一方面要加大对档案管理工作重要意义的宣传，使干部和职工主动配合档案材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要做好档案管理工作，就必须要建立一个完善的档案管理制度，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档案管理工作有效展开和有序进行。通过结合本单位实际的档案管理工作情况来建立科学合理的档案管理制度，使之能适应单位档案管理工作的需要，这样才能有效促进单位档案管理工作的展开。同时，档案管理制度的建立还要以简明实用为前提，要保证其可行性，并避免流于形式。建立档案管理制度要以简明易行、方便实用以及良好的可行性为目标，这样才可以在实际的档案管理工作中充分发挥其指导性作用，并规范管理人员的工作行为。
3.加强档案管理员工的专业素养
必须加强对管理人员综合素质的培训。应该减少档案管理人员的变动，保持档案管理队伍的稳定，档案管理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实践性和操作性都很强的工作，若是不具备丰富的实践工作经验，档案收集、管理规范是很难达到要求；对员工进行定期的培训，随着科技的发展，档案管理也在与时俱进，因此必须对员工进行定期的培训、对其原有的知识结构不断更新，同时也加强职业道德建设，树立档案管理人员的职业荣誉和职业道德观念。
农业管理论文篇5
本文从宏观的角度，认为主要有三种因素制约“效率空间”的形成，它们分别是农业内部结构、生活方式和继承制度等。这里就中国传统农业的“效率空间”及相关问题，进行宏观的分析。
一、中西方原始农业：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类型
如果把历史的视野指向遥远的古代的话，就会发现，中国和欧洲的农业文明的一个显著的区别是，中国的农业是一种原生型农业文明，即是一种在本地土生土长的农业文明，它既是起源地，同时又是农业繁荣地；欧洲的农业文明则是一种外来型、传播型农业文明，它的农业文明是由西亚地区传播而来的（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这两种不同的起源方式以及相应的自然条件，决定了中国和西方农业的完全不同的格局。
欧洲的农耕文化——新石器文化的出现与西亚的农耕的扩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一点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西亚农业向北传播中，由于欧洲既适合于畜牧又适合农耕，因此农业传播出现了先传播驯养畜牧技术后传播种植技术的前后两次传播过程（注：徐旺生：《农耕的起源和传播对中西早期文明发展的比较研究》，《农业考古》1997年1期。）。
欧洲文明的基础产业——农业的特征是在发展驯养和畜牧的基础上逐渐发展种植业，并且种植业首先是由满足牲畜饲料而发展起来的，由于主营畜牧业的习惯，因此农耕的扩展并非一下子就从西亚迅速传遍全欧洲，而是缓慢传播。根据研究者的测算，欧洲早期农耕推进的速率是每年1.08公里，每代人扩展的平均速率为25公里，农耕向欧洲腹地传播持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注：（英）a、阿默漫等著，黄其煦译：《欧洲早期农耕扩展速率的测量》，《农业考古》1987年1期。）。
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在农业没有传播到欧洲的腹地之前，居住在此的欧洲人从事的是畜牧业，后来才开始接受种植。恩格斯根据雅利安人亦即印欧人，先是从事畜牧，后来又在畜牧的基础上引进了种植业的历史，得出了农业的产生是为了给牲畜提供饲料的结论，原因就在于此（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0-21页）。
显然恩格斯的这一结论不是农业起源的普遍形式，只适合于早期的欧洲，而不适合于亚洲。在亚洲，种植不是为了满足牲畜的饲料需要而产生的，而是为了给人类提供食物。因此，早期的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游牧的生活方式，而中国人则过着定居农耕的生活。
与欧洲的情况完全不同的是，在中国中纬度的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发明了原始的种植和养殖业后，由于该地区特有的土壤环境，人们很快就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生活方式。黄河流域到处都是堆积的黄土，这种土壤非常适合于人类早期的比较简单的工具进行种植，收获的粮食也较多。距今约7000年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粟，足以说明这一点。因此，种植对于当时的人们来说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又由于种植必然与定居紧密联系，而定居生活也是人类生活的一种趋势，狩猎的方式逐渐降到非常次要的地位。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也不大愿意迁移到别的地区生活。因此，中国文明最早的起源和繁荣地就是黄河流域一带。到了秦汉时期，已经形成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形态，亦即今人所说的“跛足农业”。秦朝以倡导耕战得以最后统一了全国。三国时，曾经规定，凡杀牛者，论罪恶至死（注：陈寿：《三国志·魏书·陈矫传》。）。唐、宋和明代也有类似的禁令，因为牛是种植业中动力的主要承担者。
总之，欧洲的土地既适合于种植，也适合于养殖，但是最早的种植业是在畜牧业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侧重点是养殖业，所以欧洲农业中养殖业的比重较大，是一种混合型农业。而中国的早期农业，由于黄河流域一带的土壤宜于农耕，所以以种植为主，是一种所谓的“跛足农业”类型。
二、不同的生活模式与不同的生活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原始农业时期的农业内容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各自后来发展的不同。在讨论两者的差异之前，我们先看看动物界食物和性格之间关系如何。
动物界存在着草食动物和肉食动物两大类，两者的生活方式显著不同。处于食物链顶端的肉食动物如猫科动物，与草食动物相比，数量少，占有的生活空间较大，而繁殖的速度相对来说要慢一些。
肉食动物以老虎为典型代表，如果没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就不具备生存能力，就有可能会被淘汰。一旦老虎来到某一地区，必定建立势力范围。当确定了势力范围后，别的老虎是不能进入的，“一山难容二虎”，否则就会出现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弱者被赶出这一势力范围，而强者则成为这一地区的主人。新的主人会在此地生活，而原有的老虎则另寻生路。实际上，这是老虎为了不缩小捕食空间，维护基本的捕食区域的一种自我保护行为，是一种确定生存底线的行为。过密的空间是无法提供一只老虎的食物需要的。欧洲人长子继承制度的某些特点与老虎的行为有着某种联系。
肉食动物生活的最大的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会向其势力范围外转移其过剩，即幼兽成年后立即离开父母。只有当所有的能够容纳其生存的空间都已经兽满为患后，才会通过博斗以减少数量，迅速地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数量下降；而不是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靠缩小势力范围或者说降低生活质量来使每一个动物拥有各自的生存的空间。所以说肉食的猫科动物如老虎有一种调节机制来控制自己的种群的数量，以保持基本的生活水准，而不是通过降低生活质量，来维持生存繁衍。
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繁殖方式与肉食动物完全不同。一般来说，草食动物的数量相对于同一地区的肉食动物来说要多很多，草食动物群数量很大，往往数十个或者数百个个体一起生活，其中多半有自己的领袖，比如，头马、头羊等，逐水草为生，往往采食完一地的草后，才转移至其它地区。
草食动物生活的另一特征是，如果它的数量过剩，它的每一个个体依然生活在原有的空间中，不会有某一头羊或者头马将某一动物个体赶出其群体。当数量过多，使得某一地区的草地可供采食的时间起来越短，只能是更加频繁地转移草场。通常由于无法采食而饿死或者被肉食动物捕杀而减少种群的数量，以维持一定范围内合适的种群数量。草食动物不像肉食动物，有一个自我调节机制来减少种群的数量，而是被动地由外界因素诸如天敌的存在、食物的充足与否等来控制其数量。在非洲生活的一种肉食鸟，当幼鸟一旦能够飞翔觅食，父母就将其赶出家门，让幼鸟自寻生路，自生自灭，成年鸟决不会对后代有任何的怜悯，担心其会遭遇不测。
以上是动物界中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大致区别。如果我们将这种区别与东西方早期人类的生活方式进行比较的话，就会发现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区别与东西方人类的生活方式的区别极其类似。第一，从居住特征来看，西方人多具有独立的性格，早期居住特点是一家一户单独的，类似于除狮以外的猫科动物的独居特征，不象中国人多聚集在一起；第二，西方人早期肉食在食物中占有较高比重，类似于肉食动物的食性；而中国人早期多吃谷物，类似于草食动物的食性；第三，西方人由长子继承家庭的所有财产，其它的子女则成年以后离开家庭，自谋生路，类似于猫科动物幼兽长大后，彻底离开家庭，自谋生路；而中国人则多子继承，类似于草食动物成年后依然和父母及群体生活在一起；第四，中国和欧洲的版图面积差不多，但是西方历史上多是割据的小国家，很少会出现统一的国家，类似于老虎各据山头；而中国历史上统一的时间占大部分，类似于草食动物所形成的庞大的种群。这也可以解释魏特夫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是因为治水的需要而造成的观点为什么是不对的。
实际上，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人们由于素食，其生活方式以群居为主，相应的社会关系则是一种专制类型，类似于头羊和头马存在于草食动物之中。中国历史上，选择了一种类似于草食动物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势必象草食动物那样，以一个较大的群体如家族一起生活，而在群体中，必定有头羊和头马的存在。
三、不同的生产方式与不同的“效率空间”
中国和西方在生活方式上存在上述的区别，这也就给更多的区别创造了条件。如上所述，早期东西方生活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区别，而这种对不同的生活方式的选择，应是基于当地不同的生活环境。不同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是否存在着“效率空间”。
由于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在我们的地球上，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它们分别是：采集和狩猎型；纯游牧型；纯种植型；种植和畜牧混合型。由于生活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其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也有所不同。
第一种生活方式主要出现在一些不久前尚处于原始社会阶段的民族中。如中国西南某些地区、太平洋及赤道周围地区的民族。以第一种生活和生产方式生活的人们，处于原始状态，其效率最低，社会的发展阶段落后，单位土地面积上人口较少，理论上存在“效率空间”。
第二种生活方式存在于一些草原地区，这些地区只能从事游牧，由于气候和灌溉等因素，农耕在那里难以开展。这种方式生活的人们，主要是游牧民族，借助于动物的自然生长过程，但是其需要较大的草原维持其生存空间，单位面积上所养活的人口较少。游牧民族以肉食动物的面貌出现，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且生活处于流动状态，社会化程度较低，不利于知识的积累、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些地区多是无法从事农耕的地区，后来也就没有因为较少人口引进机械劳作而获得巨大效率的“效率空间”。
以第三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其居住的环境适宜发展多种形式的养殖业。但实际上，养殖业主要为种植业服务，生产方式主要以种植业为主，畜牧只是一种附庸。这一生产方式又被称为“跛足的农业”，或者说是“单腿农业”。其单位面积土地所产生的生物量比游牧民族要多，所以可以在低水平营养供给的情况下，即大量食用植物性食物，而不象欧洲人那样较多地食用动物性食物的情况下，养活较多的人口。因此，这一生产方式所代表的文明，人口相对众多，如中国。由于大量人口的存在，人均土地太少，人口无法转移至其它的领域，大量的劳动力排挤了机械化的引入，从而也就不存在“效率空间”。
以第四种生活方式生活的人们，生活环境既适合于农耕，也适合于畜牧。人们从事的是既有种植也有畜牧的生活，这被称作“复合型农业”。只有这一种生产方式存在“效率空间”，因为人口没有大量地滞留在土地，在这种农场中借助于机械，能够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生活和生产方式是一种最为合理的类型，它兼顾了第二和第三种生产和生活方式的优点，同时避免了两者的缺点。首先，种植业的存在，使得它处于一种定居的生活方式，而不是流动的生活方式。人类社会的发明创造，多数出现在定居的社会形态中，而很少在游牧的社会中；其次，畜牧业的存在，必定要有较大的放牧场所，使得在同样多的人口情况下，比单纯从事种植业的民族要占据更大的生存空间，它有一个最低居住空间的概念。在这个最低居住空间中，对于混合型农业来说，必须有足够的土地。如果单纯用于种植，这个农场的规模就相当大了。也就是说，有大量家畜生活的农场改为单纯从事种植业，具有更大的效率空间。
东方的中国是第三种生活方式的代表。而欧洲的英国和荷兰等地区则是第四种生活方式的典型。所以中国和欧洲相比，中国的农村普遍存在耕地面积小的现象。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强行把农民从土地上赶出去以圈地养羊，只占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很小一部分，实际上，当时英国的大多数农场是以自有的土地从事养羊业，以获得较高收益的。因为有最小生产空间概念的存在，欧洲很少会有密集的农业人口生活在一起的情况。美洲的家庭农场，往往一家拥有上千亩地。工业革命以后，相对过多的人口大量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大量人口的宣泄地。因此这种生产方式不会出现局部地区农业劳动力过剩，当然这与地球上存在一个肥沃的美洲，可以大量移民有关。所以欧洲人，直到上一代人才感到了人口压力（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庄léng＠①、鱼姗玲译：《表土与人类文明》，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0页。）。
历史上，欧洲人如果放弃肉食为主改为素食为主，其土地能够养活比现在多得多的人口。就象在一个山林中，在一只老虎圈定的范围内，通常情况下只生活着一只老虎。如果这只老虎改为吃素，这只老虎在圈定势力范围时，势必只需要比原来小得多的空间，其原有的势力范围自然能够生活多只老虎。草食动物则根本没有势力范围的概念，不管其数量多少，大多数情况下，一个群体生活在一起。同是杂食动物的人，在生活中，根据其生活模式，可以选择素食，也可以选择肉食。中国人的日常食物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初级食物，无法再降低一个食物档次，所以中国人的生活和生产方式，在多子继承制度下，是没有事先留下“效率空间”的。
四、“效率空间”的存在，必须有分配制度作保证
一般认为，人口密度高，人均耕地太少，是导致过密化得以形成的主要原因。如果没有人为的限制因素，人口的增长速度是极其快的。那么，何以在欧洲历史上没有出现人口压力，而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明清时期出现了人口压力呢？这与相应的继承制度有关。
欧洲的那种单独的居住方式，类似于肉食动物划定势力范围，占领了相当大的生活空间，也就是存在“效率空间”。只有在这样的生活空间中，才会出现“三圃制”的耕作方式，即一部份土地休闲，一部份土地种植，一部份土地用于放牧。从大约九世纪前的一份西欧农民和田地的清单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英国只有不到20％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其它部分是森林、沼泽、水潭或者荒地。可耕地中一半左右是牧场或者草地，所以实际上农场的面积只有总面积的10％左右。当时所有的耕地实施双田制，即每年都是一块地种谷物，另外一块地休闲。也就是说只有5％或者更少的土地真正地种植着作物（注：[美]弗·卡特、汤姆·戴尔著：《表土与人类文明》，第122页。）。
效率空间的存在，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一个家庭有再多的土地，经过一代一代人口的增加，几代的分割，也会由大农场变成小的农场，出现相对的人口过剩。如果不把多余的人口从土地上转移出去，结果会逐渐将牧场变成种植地，减少畜牧业在整个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以支撑过多的人口。但是在欧洲的英国，盛行的是的“长子继承制度”，一个家庭的土地只有长子才有资格拥有，其它的男子是没有资格来参与分配的，只能外出谋生（注：赵冈：《过密型农业生产的社会背景》，《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1期。）。
在这种制度安排下，欧洲的一般家庭不会象中国人那样毫无节制地生育。青年男女在结婚之前，要考虑是否有能力养家，没有能力，是不会或者不敢结婚的。结婚以后，夫妇双方会更多地考虑孩子出生以后的出路，如果没有好的出路，他们只会考虑少生孩子。
从理论上讲，如果某地没有限制因素阻止人口出生，人口的增加速度是很快的，很快就会人满为患。但是欧洲始终没有中国那么多的人口。在那里，除了中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的人口减少了约三分之一外，并没有其它的原因能够阻止人口增加。居然他们直到上一代人，都不曾感到人口的压力，这些都应该与为了追求生活质量，而主动地节制生育有关。在中国，大多数情况下，是人口的数量，而不是生活质量成为人们首先的关注对象，盛行多子多福。一个家庭就是再穷，没有养家糊口的能力，但是父母还是会倾全家之力，首先帮忙让长子娶上媳妇的。然后再合家为其他男子娶上媳妇。某一地区没有能力养活很多的人口，但是也会生出很多的人口来。因此，在中国的乡村，“没有嫁不出去的姑娘，只有娶不上老婆的光棍”。父母会成为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经济后盾。所以，中国人尤其是生活在乡村的中国人，人生的目的是为了子孙满堂，至于说生活的质量如何，没有人过多地考虑和关注。中国传统的生殖观念认为多子多福，实际上，当人口没有得到控制时，多子肯定不会多福。一定的生活方式确定以后，他的同类就会沿袭原有的生活方式生活。
五、“效率空间”与生活质量
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一书中说，“在一个自给自足的和比较稳定的社会里，个人没有任何理由改变他们的生产系统，因为严格地说，他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动机。当人口压力增加时，人们就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注：[法]孟德拉斯著，李培林译：《农民的终结》，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这一论述可以真实地反映中国古代农民生活的一些重要方面。中国古代在人均土地面积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由于有“守望相助”、“出入相扶将”的传统，自然不会出现把某人赶出家庭的生活圈，只能是“开垦荒地，更加紧张地耕作，或吃得稍差一些”。只有当某一地区实在没有荒地可耕，更加艰苦的劳作也不行，吃得再差也不能果腹时，才会有异地移民的情况出现，才会出现中国西南的高寒山区也有人居住的情况。
而一旦迁移到别处，重复着过度利用土地的历史，将某一地区的地力利用殆尽。近代后套地区的开垦过程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在一部分从事种植的汉族人进入以后，由于千年的习惯，单调的大田种植业，赶走了当地放牧的蒙古族牧民。而新主人没有很好地将畜牧和种植有机地结合起来。结果是，新的粮仓又人满为患了。原来，农业生产以大田种植为主，谷类自然成为众人的主要食物。人口在长，粮食需要也在长，手工作业的效率不高，要想增产，必须增加劳动力。而参加劳动的人多了，对粮食的消耗也多，这样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经常处于紧张状态。后套地区开始作为新垦区，处女地的肥力较高，所以当时曾经有“粮仓”之美称。后来，人口一多，人口和粮食的比例关系与内地逐渐接近，今天的人们也不知道昔日所谓的“粮仓”了（注：王毓瑚：《近代后套开垦试论》，《北京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3期。）。可以说，中国历史上许多地区无数次重复了这样的规律。
英国工业革命以后，养羊业发展很快，尽管与圈地运动有关，但实际上家庭农场具有足够的土地贮备是最为重要的原因。欧洲的畜牧业的发展情况，也可以作为一个有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那里的人口没有像中国那样过密。据笔者研究发现：工业革命以后，畜牧业在欧洲也有较大的发展，大量的优良品种被育成。如美利奴羊，大、中约克夏猪，巴克夏猪，海福特牛，黑白花奶牛等优良品种。这些品种是在良好的饲料条件下育成的。然而，这些优良品种在近代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毫无例外地都面临着饲料品质极差的问题，都存在一个因饲料条件差而品质退化、不适应的问题。因而中国近代的畜牧工作者，在引进欧洲的优良畜禽品种后，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如何使那些优良品种适应中国较差的饲料条件。
降低生活质量，实际上是源于没有效率空间，同时又进一步地封闭了效率空间。没有好吃的肉、奶和蛋，就吃品质差的大米、小麦和高粱。历史上，中国人对少吃肉多吃粮或糠、菜的方式已经习以为常。中国的饮食文化为何发达，多多少少与饮食质量不高，需要通过烹饪达到使食物可口的目的有关。而明清以来，产量更高的美洲的高产作物玉米、红薯、土豆等的引进，使得中国历史上制约人口增长的瓶颈被突破，大大地圆了中国人多子多福的梦想。生活质量较低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同时又为进一步降低生活质量准备了条件。所以中国人在近代纷纷向外迁移。但是与欧洲不同的是，这是一种在人口高度饱和情况下的再迁移，而在欧洲人们则是在人口密度非常低的情况下就开始迁移。
继承制度实际上扮演了“预警机制”的角色，它自然地宣告某地能够容纳多少人口。而中国历史上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预警机制”，人口在可能的情况下大量增加。这就是美籍学者黄宗智教授所揭示的中国近代以来过密化产生的主要原因。
中国近代人口急增，何炳棣分析是美洲的高产作物引进的缘故。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因为高产作物也曾经传入欧洲，并且时间更早，但是欧洲并没有出现人口急剧增加的现象，说明仅有高产作物还不能够单方面造成人口大量增加。人口增加的关键原因是中国有一种内在机制促使人口增加，这才是问题的根本所在。
六、中国历史上“过密化”现象持续存在
“过密型增长”概念，即由于生存压力持续存在，农户追求的是实物产量最大化的目标，而不是效益最大化的目标，黄宗智将“过密”的问题限定于一个较小的范围。
本文认为，中国传统社会的“过密”问题，大约在秦汉时期即已存在。在早期，只是表现在相对小的范围，由于生活方式是聚居，继承制度又是多子继承，从事单一的种植业，使相对较多的人口在土地上沉淀下来，又没有一种机制将人口从土地上赶出去。单一的种植业这种生产模式，必定会出现过密现象。因为这种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劳动强度大，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是这种需求不是均匀分配的，而是断断续续的，与季节关系密切。所以中国的农村，闲时劳动力过剩，忙时劳动力缺乏。多子多福发出了一个错误的信号。同时以植物食品为生，单位面积上能够养活较多的人口，人口一多，势必又造成人均占有的土地面积下降。所以，常常开始是小范围的过密，但是很快会大面积地过密，在一定人口生活的局部地区过密后，通过移民别处而缓解。
唐宋时期，北方人民大量向东南地区迁移，在江南低地冲击土壤上建成了复杂有效的灌溉系统，也就是“塘浦圩田”体系，这种系统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开发才能形成，且单一家庭是无法独立完成的，必须等待人口规模和系统密集达到一定程度后，各自协调发展以后才能形成规模效应，从而对当地的农业生产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促使中国江南地区农业开发，成为天下第一富裕地区，形成了新的经济、文化中心①。
虽然因为过密而移民，但是这些移民在新的土地上用原有的方式生产和生活，重复其原居地的过密化形成历史，在新的地区开垦种植，又繁衍出大量的人口，形成新的过密化态势。但是到了近代，由于东南地区也人满为患，于是上山开垦梯田，下水围湖造田，已经将可以利用的土地开发殆尽。这时的过密，不仅仅是一种狭义的相对的过密，而是一种广义的绝对的过密，也不仅仅是一种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劳动力投入加大后，劳动报酬不是随着投入的增加而增加，出现了递减的现象，而是表现为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过密，即多种生活资料的全面缺乏。
民国时期华北平原地区，在人口压力下，不仅畜牧业比重降低，而且种植业内部的物种也集中在少数几种能够最大程度满足人们一般食物的物种上。含有丰富蛋白质的物种被单一的淀粉类作物所替代。因为淀粉类作物更能够果腹，更能够提供能量，从而支撑更多的人口。当人口压力持续增加时，维持农业生产的一些投入如肥料和饲料的投入也会因此而变得不足。因此，民国时期在华北平原地区，出现了原料、饲料和肥料的所谓“三料’’危机[2]。连简单的需求即煮饭的燃料都缺乏，已经到了一种极度过密的状况。
费正清在其《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美国中西部玉米带的彼此相距半英里的一个农庄，在华北平原则是整整一个村落。明末，由于张献忠屠川，造成清代早期大量的湖北湖南人口向四川转移，结果今天四川人口早已超过1亿；而欧洲人开始向北美移民，时间大致相同，但是直到今天，面积比四川大约18倍的美国，人口也只有2.7亿，其中许多人还是以后从别处陆续直接迁移而来的。
农业管理论文篇6
一.玉蟾岩与牛栏洞、史老墩的时空位置
玉蟾岩遗址的存在时间，参照其附近文化性质相同的三角岩遗存的碳14年代（距今12060±120年），估计其年代当在12000年前。据实际碳14测定三个数据：公元前8327-7449年、公元前7911-6414年、公元前7042-6059年(1)，若加以树轮校正，也是12000-10000年之间。牛栏洞遗址的存在时间，第一期为距今约12000-11000年；第二期为距今约11000-10000年；第三期前段为距今约10000-9000年；后段为距今约9000-8000年(2)。由此可知，玉蟾岩基本上与牛栏洞同时而偏早，因为前者时间跨度仅2000年左右，后者时间跨度则有4000年之多。玉蟾岩在牛栏洞的前半段时间内。而牛栏洞的重要文化遗物出土于后半段时间内。因此，可以认为玉蟾岩文化早于牛栏洞文化。玉蟾岩遗址的空间位置在北纬25°30′，东经110°30′。位于南岭山脉的北坡边缘地带。牛栏洞遗址的空间位置则在北纬24°20′34″，东经113°27′10″，位于南岭山脉的南坡中央偏北，海拔500米左右，比玉蟾岩的海拔约高出一倍。二者相差纬度1°9′66″，经度1°2′9″。从英德沿连江而上溯，穿过九嶷山区，由江华、江永进入道县，南转宁远、临武、蓝山、嘉禾、桂阳一带湘南地区。如果从英德沿北江而上溯，穿过骑田岭区，由宜章、桂阳、郴州、桂东、汝城一带湘南地区，再西往道县，也是比较方便的。两地直线距离约200公里左右，曲线距离也不超过400公里。按远古人类的步行速度，几天工夫即可到达。相互之间的迁徙与往来，并不是难事。
二.遗址堆积层对比分析
玉蟾岩遗址堆积厚1.2～1.8米。除上部有近代墓扰乱外，地层保存基本完好，文化性质比较单纯。地层变化复杂，纵向剖面上多呈黑色烧灰土与白色灰土相间的层序。横向平面上通常呈间断小块的交错土层堆积。自然堆积层次近40层。发掘了解到，遗址原始地貌西高东低，大石密布，人们最初进时，在参差的石缝间铺垫碎石，扩大有限的生活平面。在以后的长期生活中，不断地局部铺垫灰白色、灰黄色石灰状堆积。这种铺垫既可以平整地面，又可起到防潮作用。清理的生活遗迹主要为烧灰堆。这时无明显的灶坑，只有地面烧火的灰堆。灰堆一般直径约40～50厘米，厚不足10厘米，富集炭屑和动物烧骨。较大的灰堆厚度可达15厘米以上，往往伴有大量角砾碎块，可能作压火保留火种之用。这种较大的灰堆一般位于巨石旁。因遗址西高东低，堆积物也表现为西高东低的状况。西部堆积物混杂，颜色斑驳，文化遗物、烧火遗迹及白灰土铺垫均集中于西部，说明西部是人们主要活动区。东部地层多呈颜色单纯的斜平地层，富含碎骨，伴有较多的小螺，表现为伴有人工作用的自然沉积，局部积水。说明东部不是人们主要生活区，仅个别层面具有短时活动的迹象。
玉蟾岩洞穴较现代地面高约5米，洞口部分呈一宽敞的洞厅，宽约12～15米，进深6～8米。遗址堆积物主要分布在洞厅内。洞口朝向东南，洞厅阳光充足，可同时容纳30人左右共同栖息。洞厅北面有暗孔通往后面的大洞口，空气流通而寒凉。洞前地势平坦开阔，适宜人类生息繁衍。而其附近均为喀斯特山峰，溶洞很多，据道县文物管理所所长告诉笔者，类似玉蟾岩的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全新世早期遗址还有上百个未发掘，它并不是孤立现象，只是其中的代表之一。附近的三角岩遗存就是一证。
牛栏洞遗址揭露面积51平方米。洞内堆积物很厚，最厚处达3.14米，可分8层。有的胶结坚硬。堆积层中含有炭屑、烧土及大量螺壳、蚌壳、动物化石和人类化石等，文化遗物有大量的石制品和少量骨器、蚌器、陶片，证明这里是一处古人类长时期活动、居住的遗址。目前已经知道该洞总面积400平方米，地面状况狭窄。但对比玉蟾岩的堆积层状况来说，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印象：
（一）玉蟾岩堆积厚1.2～1.8米，牛栏洞堆积厚3.14米，表明玉蟾岩内人类生息的时间短，牛栏洞内人类生息的时间长。
（二）玉蟾岩堆积分40层，牛栏洞堆积分8层，表明玉蟾岩内每次活动持续的时间短，迁徙的次数多；牛栏洞每次活动持续的时间长，迁徙次数少。也就是说，玉蟾岩在2000年之内有40批人员进驻与迁出，每次约50年左右。而牛栏洞在2万年左右的漫长时间内只有8批人员进驻与迁出，每次约2500年左右。
（三）玉蟾岩内有烧灰堆，大而厚。牛栏洞内未发现大而厚的烧灰堆，只见烧土、炭屑。表明玉蟾岩时代气候寒冷，必须日夜在洞内架篝火才能御寒去湿。而洞内铺垫白灰土，也说明洞内阴冷潮湿，不防潮不能在地面睡眠。而牛栏洞内不用铺垫白灰土，表明地面干燥温暖，洞内气温暖和。即使是在玉蟾岩时代，这里也比玉蟾岩暖和，不需要日夜烧篝火取暖防寒防潮。
三.出土石、骨器对比分析
玉蟾岩遗址出土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石制品和骨、角、牙、蚌制品。石制品全部打制，未见磨制。有石核、石片、砍斫器、刮削器、切割器、石刀、锄形器。石器制作粗糙简陋，以中小型石器为主，缺乏细小石器。加工技术简单，基本上为单面加工。其石器工业风格与岭南全新世早期的黄岩洞、独石仔等洞穴石器相类似。锄形石器是该遗址富有特征的工具，它采用一遍长形砾石为原料，在其一端及两侧单面打击成器，使用部位是端刃，可能绑在弯柄上用于掘土。骨器有骨锥和骨铲。此外还有用动物犬齿制作的牙饰，出现装饰品。
牛栏洞遗址出土石制品有800多件，其中成型的有200多件。器类可分为陡刃器、砍砸器、刮削器、石锤、石钻、砺石、斧形器、铲形器、凿形器等，还有少量磨制石器。较典型的是平面略呈三角形的陡刃器和有一个长刃的砍砸器，刃部有多次打击成形后再加工修理的痕迹，说明此时人类加工石器的技术已相当成熟。磨制石器仅5件，除一件为石斧外，余为磨刃切割器，反映出磨制石器的技术还没有被广泛使用。骨器主要有铲、锥、针。同时还发现磨制骨器的砺石，砺石器身留有多道磨制骨器后的磨槽。经初步分析，牛栏洞遗址石器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石器加工简单、器类多；第二期已出现一些较成形的石器，少量打击加工较好，器类增加；第三期石器的数量大大增加，打击加工修理较好的石器增多，且出现磨制刃部的石器和陶片，但无装饰品。
这就是说，牛栏洞第三期石器相当于玉蟾岩时代的石器。牛栏洞已出现磨制石器，玉蟾岩却尚未出现。磨制石器为石斧与主要磨刃切割器，主要用于砍伐与切割，即砍伐树木或兽骨、切割兽肉之类，表明牛栏洞第三期居民的狩猎生活占的比重相当大。或者说，狩猎生活占主导地位，这才会精心加工石斧与切割器。而玉蟾岩没有磨制石器，也没有石斧与细小石器，狩猎生活并未占主导地位。相反，它拥有锄形石器，可用于播种栽培，证实农耕文化已在这里萌芽。所以，它的石器制作粗陋，不求精巧。
四.出土动物化石的对比分析
玉蟾岩遗址出土大量的动物残骸。经初步观察，哺乳动物达20余种。数量最多的是鹿科动物。如水鹿、梅花鹿、赤鹿、小鹿等。食肉类动物也很丰富。如熊、鼬、水獭、猪獾、狗獾、貉、大灵猫、小灵猫、果子狸、椰子狸、野猫等。以猪、牛、竹鼠、豪猪等常见。此外还有猴、兔、羊、鼠、食虫类等动物。由此可见，玉蟾岩人主要狩猎大型的食草动物和小型的食肉动物。动物残骸中引人注目的是鸟禽类骨胳，其个体数量可达30%以上，种类可达10种以上。这在我国早期史前遗址中是少见的。说明玉蟾岩人也将鸟禽类作为一种主要的捕猎对象，反映这一阶段狩猎技术和狩猎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由狩猎大型与中小型动物转向空中飞鸟，扩展了食谱，促进了大脑的发育与智力的提高。动物残骸中还有鲤、草、青等多种鱼类，和丰富的龟鳖、螺、蚌等水生动物，反映出冰后期新出现的洞穴螺蚌堆积特征。
牛栏洞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有水鹿、梅花鹿、赤鹿（黄犭京）、獐鹿、小鹿、巨羊、山羊等。食肉类动物以中小型种类较多，如沙獾、貉、小灵猫、小野猫、果子狸、水獭、黄鼬、狐狸等，老虎、黑熊、豹等大型动物很少见，小型的啮齿类、翼手类、食虫类动物数量也不多。灵长类也有发现，但亦很少。犀牛化石和东方剑齿象化石在底部地层中虽有发现，但数量极少。此外，龟、鳖、蛇化石和鱼类化石出土不少。由此可见，当时云岭一带的生态环境适合于食草动物和小型兽类生活，而且周围水域面积颇为宽广，水生动物和贝类非常丰富，成为人类捕捞的主要对象。
从上述遗址出土动物化石的种类来看，陆地与水中动物都是一样，唯一区别在玉蟾岩有大量鸟禽类骨胳化石，而牛栏洞没有。这就反映出玉蟾岩人比牛栏洞人的智商高了一个档次，用技巧发明捕鸟工具去捕捉鸟禽，由陆地与水中狩猎对象发展到猎取空中对象。牛栏洞人尚做不到这一点。玉蟾岩人思维领域比牛栏洞人前进了一大步。
五.出土植物化石的对比分析
玉蟾岩遗址通过对每层堆积物土样的浮选和筛选工作，收集植物种、核、茎、叶40余种，其中以朴树籽最为丰富。这些植物标本为了解玉蟾岩人的生存环境及经济生活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还收集到丰富的微小的螺及昆虫等遗骸，为了解遗址不同部位堆积层的埋藏环境提供了可靠的资料。最为重要的是在文化胶结堆积的层面中发现了水稻谷壳。稻壳出土时颜色呈灰黄色，共有2枚，其中1枚形态完整。此外还筛选出1枚1/4稻壳残片。在层位上它们晚于1993年该遗址出土的稻壳。1993年发掘的3个层位均有稻属的硅质体，进一步证明玉蟾岩存在水稻的事实。中国农业大学张文绪教授对二次发掘出土的稻谷进行了初步电镜分析，共4枚，鉴定是一种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从普通野生稻向栽培稻初期演化的最原始的古栽培稻类型，其最显著的特征是"大粒性"(3)。
显而易见，这一发现将人类栽培水稻的历史提前到12000年前，对稻作农业起源时间与地点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
牛栏洞遗址发掘过程中也采用了水浮选法与筛选法，发现极少量非籼非粳类型水稻硅质体，与各类植物孢粉、硅质体，未见籽实。似乎表明牛栏洞人对植物果实与茎叶的采食与栽培均无兴趣。或者说，占比重甚微。他们完全或绝大部分靠肉食生存。因为非籼非粳类型的水稻硅质体并不能肯定它是栽培稻或野生稻，必须出土了兼有野、籼、粳综合特征的古栽培稻实物，才能确认已有了稻作农业的萌芽。非籼非粳类型水稻硅质体在牛栏洞中出现，数量又极少，很可能是牛栏洞人无意带入的遗物，并非有意栽培并长期食用的遗存。牛栏洞中无朴树籽遗存，就可以证实牛栏洞人当时并不食用植物果实和茎叶。这一点与玉蟾岩人有本质上的区别。
六.出土陶片的对比分析七.玉蟾岩遗址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发现是出土了原始的贴塑陶片。整个遗址堆积层所含陶片甚少，仅在个别层位发现数片不足1厘米大小的碎片。1993年在接近基底的地层中意外地发现了三块较大的原始陶片。1995年又在附近发现了一堆约30×30厘米的陶片。陶片呈黑褐色，火候很低，质地非常疏松，胎厚近2厘米，夹炭、夹粗砂。陶片贴塑，可见交错层理。陶片内外均饰纹样，似绳纹，但为编织印痕，有清晰的经编与纬编。从陶片的形态判断，早于彭头山文化（距今9000-8000年前）的陶片。
牛栏洞遗址的陶片也很少，表面饰粗绳纹，无编织印痕，内壁加抹，表里呈褐色，厚1.10～2厘米。早期夹炭，晚期不夹炭，只夹砂，纹理不明。未见交错层理，显然不是采用贴塑法成型，可能为手捏法成型，与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的成型方法相类似。烧制火候极低，易破碎，不能辨别器形。
对比之下，玉蟾岩人采用贴塑法成型，使用夹炭泥料，内外纹饰，且有编织印痕。这四个特点，开了夹炭陶、贴塑法、内外纹饰、编织技术萌芽的先河。夹炭陶与古栽培稻伴生出土，一直是长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稻作农业地区的特点之一。不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地方或遗址，往往没有夹炭陶，只有夹砂陶。在距今10000-5000年前之间，这种现象特别突出。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江苏省7个新石器时代中、晚期遗址出土的陶器所含植物蛋白石分析中，有5个含有水稻植物蛋白石，2个没有。5个遗址中有1个出土了炭化稻米，其余都没有(4)，可以证实这一点。
贴塑法成型亦是如此。彭头山、贾湖、八十土当、皂市下层、河姆渡、独岭坳、大溪等距今9000-7000年前的出土炭化稻米与夹炭陶的文化遗址，所有陶器均为贴塑法成型。因此，玉蟾岩的贴塑法成型工艺，可以认为是后代贴塑法工艺的开山鼻祖，也是稻作农业发祥的重要佐证材料之一。
玉蟾岩的编织印痕，表明玉蟾岩人已发明了编织技术，并已相当成熟。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发明了网罟，用来捕捉鸟禽。由于玉蟾岩与牛栏洞都未发现石镞，表明当时尚未发明弓箭。于是，网罟就成了捕捉鸟禽的重要工具。而大量鸟禽遗骸在玉蟾岩中出土，证实了这一点。玉蟾岩四周没有大河大湖，无法发展渔猎生产，只有发展捕捉鸟禽活动。
八.华南会成为稻作农业发祥地吗？
从以上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玉蟾岩出现了稻作农业与古栽培稻，而牛栏洞没有。结合其附近的阳春独石仔（距今14900±300年前左右）、封开黄岩洞（距今11930±200年前左右）无陶片出现(5)的情况来看，广东与广西、海南三省区内尚未发现距今10000年前的稻作农业与古栽培稻谷遗存。目前已知的华南地区最早的稻作农业与古栽培稻遗存的遗址是广东曲江石峡遗址（公元前2900年～前2700年）(6)与广西资源晓锦遗址（距今约5000年～3200年左右）(7)两处，其他各地尚未发现。
那么，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当北亚热带的北界收缩到华南一线时，生存压力自然随之而来，"边缘效应"也应开始在这一带发挥作用，于是在特定的气候期间内，先于其他地方发生栽培稻的起源，形成稻作农业。以后，气候的回暖，优越的自然条件使"边缘效应"失去基础，于是中断了或断断续续地存在稻作农业，以致我们在距今10000～5000年前之间的考古发掘中找不到稻作农业的遗址？
或者说，只要遇到相宜的气候条件，如距今15000年～13000年前之间的间冰期，或者距今13000年～12600年前与12300年前左右的一些高温期，稻作的起源和栽培都有可能在一些不同的区域内发生，如华南、长江中、下游，甚至纬度更北的秦岭淮河以南？于是有学者认为："华南在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过程中应该拥有它独特的、又与其他地区平等的地位，至少是水稻驯化与栽培发生的时间绝不会晚于其它地区，更不会晚于长江中、下游"(8)。
从逻辑上说，华南存在大量普通野生稻，具备了产生稻作农业的首要条件，应该容易形成稻作农业。华南拥有良好的气候环境，也是一个重要条件。特别是当北亚热带北界收缩到华南一线时，生存压力与"边缘效应"可能促使华南地区的古人类萌发栽培水稻的意愿与行动，创造稻作农业。
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华南地区至今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中有稻作农业的遗迹。原因何在呢？是不是还有更早的遗址或其他有稻作农业遗迹的遗址没有发掘出来？还是以往的发掘工作做得不够细致，以致未能发现早期的稻作农业遗存？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华南地区发现与发掘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文化遗址已经不少，如广东阳春独石仔下层(9)、广东翁源青塘吊珠岩(10)、广西柳州白莲洞一期(11)、广东封开罗髻岩(12)、广西来宾盖头洞(13)、广西灵山马鞍山(14)、广西武鸣苞桥a洞、芭勋B洞、腾翔C洞、桂林D洞、东岩洞、柳江陈家岩、崇左矮洞(15)等，加上现在的牛栏洞，总计达14处之多，学术界统称为"中石器时代"，时间在距今10000年前以上，正好与玉蟾岩同时。这些遗址中不少包含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有直接的承接关系。在这些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中，丝毫没有一点稻作农业萌发的痕迹，甚至连陶器都还未发明。虽然这14处遗址不能代表以后还可能发现与发掘的许多旧石器时代晚期向中石器时代或新石器时代早期转化的新遗址的全部内涵，但至少可以透露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真实面貌的一些特征与迹象，有一定的参考意义。表明更早的遗址或尚未发现、发掘的遗址出现稻作农业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中石器时代的华南各个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无论是脊椎动物还是软体动物，几乎全部是现生种类(16)，这说明近万余年来华南地区的气候与生态都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变化。而人们的渔猎与采集生活也就没有实质性的巨大变化。其原因，自然与云贵高原和南岭、大庾岭、武夷山等山脉的屏障作用有关。在这里既没有生存的压力，也没有"边缘效应"，人们可以照老样子慢慢生存下去。因此，就不必去栽培作物与创造农业，特别是最难侍候的稻作农业。
再次，华南地区考古，以往是比较粗放，近十几年来已逐渐精细了，筛选法与水浮选法已经常应用，甚至连孢粉、植物蛋白石都能发现，难道还发现不了稻谷、稻壳、稻草？做了这样细致的工作，仍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早期或中石器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稻作农业遗存，只能说明华南地区确实是没有。否则，多少会有所发现，有所报道。
九.稻作农业起源的基本条件
中国农业大学王象坤教授认为稻作农业起源发祥地必须具备四个前提条件：
（1）该地发现我国最古老的原始栽培稻；
（2）该地同时发现栽培稻的野生祖先种--普通野生稻；
（3）该地或其附近有驯化栽培稻的古人类群体及稻作生产工具；
（4）该地当时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17)。
这四个前提条件基本上是对的。确认一个地方是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没有这四个物质条件是说不通的。但是，具备了这四个物质条件的地方为什么就会产生稻作农业呢？这就不是物质条件的问题，而是精神条件即人的主观能动性问题了。因为原始栽培稻是人为改造、加工普通野生稻的产物，稻作生产工具也是如此。存在（2）（3）（4）三个条件的地方，由于缺乏人的主观能动性，就出现不了原始栽培稻。另外，当地普通野生稻已灭绝，但发现了最古老的原始栽培稻，并有驯化栽培稻古人类群体及稻作生产工具，当地也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的地方，只要当地的古人类群体的主观能动性强，也可能成为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因此，我认为还应该增加一个前提条件：
（5）该地古人类群体已具备驯化栽培稻的主观能动性，即智力与能力。
华南地区及江西万年仙人洞与吊桶环，正是因为缺乏这个最主要的精神条件而未能形成稻作农业起源发祥地的。迄今为止，它们都未发现最古老的原始栽培稻。而贾湖的野生稻早已灭绝，却因为发现仅次于玉蟾岩、彭头山的原始栽培稻而受到世人的注目。
众所周知，广西、广东、云南都有野生稻，也有古人类群体在其中生息，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就是因为缺乏古人类群体驯化栽培稻的主观能动性即智力与能力，没有在12000年以前开展原始栽培稻生产，所以成不了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
古人类群体驯化栽培稻的主观能动性，即他们对普通野生稻习性的观察了解，在驯化栽培普通野生稻过程中掌握的程度，以及对稻米需求的重要程度等等。简言之，就是主食谷物化的强度与驯化栽培技术的高低，决定了古人类驯化栽培水稻的主观能动性。大量考古出土文物及古遗址证明，不是所有的古人类到了某一个历史时期就都能发明驯化栽培水稻的专门技术，形成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的。恰恰相反，最初的稻作农业现象是在极个别地方和极个别古人类群体中产生的，以后逐渐传播出去才为多数人所掌握，并形成大范围种植的。不少人群长期坚持渔猎与采集、游猎与畜牧，也一直繁衍生息到今天，他们从来不懂得栽培水稻，同样也可以稻米为主食之一。
华南地区的古人类就是这样。他们一直坚持渔猎与采集为他们的基本生存方式，无论是洞穴遗址也好，贝丘遗址也好，山坡遗址也好，都证实了他们过的是渔猎与采集的生活。只有到了大溪文化时代长江中下游居民向华南大迁徙的时候，才带来了稻作农业文化，即5000～6000年前左右的演化。
九.玉蟾岩人的特殊智力与能力
玉蟾岩遗址发现我国古老的原始栽培稻谷，附近又有江永普通野生稻存在，具备野生稻生存的气候与环境条件，又有驯化栽培稻的古人类群体及稻作生产工具（石锄之类），而且时间最早，视其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发祥地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为什么它能成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而其他地方却不能呢？
回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玉蟾岩人的特殊智力与能力使然。玉蟾岩人的智商在当时的同时代各地人群中是最高的，否则就不可能创造稻作农业和发明水稻栽培技术。从哪些事实上可以证明玉蟾岩人的智商是当时最高的呢？
（一）夹炭陶与贴塑法的出现。以往各地出土的早于玉蟾岩或与之同时代的陶片，都是夹砂陶和手捏法制造的。玉蟾岩人创造了夹炭陶和贴塑法制陶，不仅改进了陶料，而且改进了陶坯的结构，相对于夹砂陶与手捏法制陶来说是巨大的进步，也是智力发达的表现之一。
（二）编织技术的发明。玉蟾岩陶片上的编织印痕，有清晰的经编与纬编，证明玉蟾岩人已掌握植物纤维的劈分与编织技术，走出了搓合术时代，进入了织造时代。这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之一。即使它还没有形成织布水平，也可以编织网罟用于捕鸟网鱼，也是了不起的发明。以后各地新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出现的网坠，不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吗？
（三）防潮意识的诞生。玉蟾岩人在洞内铺垫灰白色、灰黄色石灰状堆积，既可以平整地面，又可以防潮，开了以后各地房屋建筑防潮意识的先河。如彭头山遗址F1大型地面建筑残存房基，填土一层厚5～10厘米，由黄色粘土掺合数量较多的粗砂构成，是以后三合土的萌芽形态。四周大型柱洞下部填灰褐色土，上部中间填小颗粒红烧土渣，或下部填土中掺大量炭屑，目的也在于防潮防柱子腐朽(18)。贾湖遗址F3半地穴式建筑，穴内填土分上下两层，上层黄褐土，下层黑灰土。填土中含大量草木灰、木炭屑、兽骨、鱼骨、夹砂红陶和褐陶片，也是为了防潮(19)。其祖制均始于玉蟾岩。
（四）食物广谱化出现。玉蟾岩人除猎食各种哺乳动物、水生动物、两栖动物、软体动物、昆虫外，还捕食鸟禽10余种，植物40余种。这是其他同时期或早期遗址所没有的。玉蟾岩人食物广谱化的结果，使食物营养成分极为复杂，人体吸入的微量元素和品种增加，导致大脑发育与进化更快，大大提高了古人类的智商水平。特别是直接源于土壤的谷物（野生稻与栽培稻）与植物根、茎、叶、籽，对微量元素进入人体，提供了最直接的途径。鸟类肌肉与脑髓对人类大脑的迅速发育与进化（即中医药学中所说的滋补作用）帮助更大，从而奠定了玉蟾岩人高智商的物质基础。
（五）捕鸟禽技术的发明。据现代民族学田野调查表明，在没有发明弓箭、弩机、鸟铳之前，人类是用捕机（俗称扣子、机关）、陷阱、媒鸟、捕笼、捕网、粘胶、射杀、隼捕等多种方法(20)捕捉鸟禽的。鸟禽在天空中飞翔，目光锐利，反应灵敏，极不容易捕获。捕捉鸟禽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斗智为主的过程。它和捕捉动物、采集植物的以斗体力为主的过程不一样，全靠机巧二字。设机关、布陷阱、用媒鸟引诱、用粘胶粘捕、用鹰捕捉等等，都是花智力多花体力少的活动。所以，玉蟾岩人能捕捉10种以上的鸟禽，而千余年后的贾湖人只能捕食3种鸟禽(21)，甑皮岩人只能捕食极个别鸟禽(22)，其智商之高可见非同一般了。捕捉鸟禽，必须长期观察哪些是留鸟？哪些是夏候鸟？哪些是冬候鸟？何时出没？何时现身？用哪种方法去捕获？它们各自的生活习性如何？等等。总之，必须掌握它们的生息规律，来往路线，出没时间，才能采用相应的方法捕获。所以，不是聪明绝顶的人当不了鸟禽猎手。玉蟾岩人能捕获10种以上鸟禽，在观察力、分析力、判断力、应变力等方面已达到很高的境界了，思维习惯已定型化，才会转移到植物栽培上来。对野生稻的栽培，首先是观察其生物习性，掌握其繁殖规律，然后才试验移蔸栽培(23)，获得成功后，才逐步向外传播、推广，使之成为中国稻作农业起源的发祥地。十.玉蟾岩人智商高的历史背景玉蟾岩人为什么能有那么高的智商呢？这就要看它所具备的历史背景条件是什么了？玉蟾岩遗址属于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早期过渡类型的古文化全新世早期遗址，其源头在其附近的旧石器晚期文化。湖南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到目前为止发现近二百处，分布于湘、资、沅、澧四水流域，但主要集中在沅水流域和澧水流域，湘、资二水流域较少(24)。处于华南旧石器与华北旧石器交汇区之内。玉蟾岩在交汇区的南部边缘地带。因此，其文化特色既有华南、东南亚砾石石器工业的传统，又有华北石器工业的影响，并非单纯的土著文化产物。现代人类血型遗传学研究表明：中华民族有南北两个发源地，可能分别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两大类型的界线在北纬30度左右。以后相互迁徙，在长江流域融合成南方类型的南方汉族、彝族、苗族、白族、景颇族、侗族、壮族、佤族、傣族、土家族、瑶族、高山族、黎族等民族，在黄河流域则融合成北方类型的北方汉族、羌族、藏族、蒙古族、朝鲜族、鄂伦春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锡伯族等民族(25)。湖南在长江中游的南部，玉蟾岩又在长江流域早期融合阶段的最南边界上，处于南北两大人群地域分界线--武夷山和南岭这条东西走向的地带--的北坡边缘上(26)。因此，玉蟾岩人不是单纯的土著群体，而是南北两大类型即蒙古人种北亚类型与南亚类型混血融合的产物，由古羌人与古越人融合而成的古夷人。
现代分子遗传学研究表明：群体的遗传变异和进化，取决于杂合优势。远缘杂交最容易形成的突出双方的杂合优势，引起基因突变，形成新的地理物种与量子式物种。(27)拿人类来说，不同血缘群体远缘杂交以后，会产生比原来的两个血缘群体更聪明机灵的人群。玉蟾岩人应该是这样的人群。
现代历史语言学研究成果可以证明玉蟾岩人及其后裔是南北两大类型多次杂交融合的古夷人。因为在湘南地区古老方言中，至今仍保留有古越语和古夷（彝）语、古瑶语。例如：水稻称为"禾"、"谷"为古越语，水田称为"歹"则是古夷（彝）语。山林称为"岭"是古越语，称为"山"、"峰"则是古夷（彝）语。湘（长）、资（弯）、沅（大）、澧（龙）四水的称呼则源于古夷（彝）语。洞庭湖（震荡海）亦源于古夷（彝）语。"江"是古越语，"河"是古夷（彝）语，等等(28)。
民族古文字学研究成果也表明洞庭湖流域曾经是古越人与古夷（彝）人共同生息的地方。彭头山、宜昌杨家湾等新石器时代早期出土的刻划符号都是古夷（彝）文(29)，楚国铜贝铭文也是古夷（彝）文(30)。而黔阳高庙、长沙南托等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址出土的各种象形符号都是古越文，包括大溪文化陶器上的象形符号和春秋战国期间涌现的大量巴蜀符号，也基本上是古越文(31)。目前虽然未在湘南地区发现这些古文字遗存，但民族语言的统一性可以证明文字的统一性。从现有的出土文物资料来看，无论是以表音形式为主的古夷（彝）文，还是以表意形式为主的古越文，都是以湖南的时代最早，是中国民族古文字的发祥地。在9000-7000年前就产生了民族古文字的地方，不是智商最高的人群聚居的地方么？
十一.玉蟾岩人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
玉蟾岩人生息的特殊地理环境是在湖南侵蚀溶蚀构造丘山区内，都庞岭、越城岭以东，萌渚岭、骑田岭、九嶷山等南岭山脉以北，万洋山、诸广山以西、衡山以南。区内地貌是在古南岭构造的基础上，经第三纪以后中度隆起，在湿热气候影响下，溶蚀侵蚀切割，地形破碎，溪谷交错，具有花岗岩、变质岩山地，伴有灰岩峰林溶蚀宽谷或盆地相结合的山丘地貌特征。西部北界有近东--西走向的四洲山、阳明山作屏障，削弱了寒潮的侵袭。所以，江永--道县--宁远一带为全省热量最富足的地区。年日照时数都在1600小时以上，与石门、常德、衡阳、零陵（永州）连成一线。洞庭湖区、新田、茶陵、汝城等地年日照时数都在1700小时以上，岳阳、安乡等地更在1800小时以上。玉蟾岩正处于1600-1700小时范围内。道县、来阳、新田、宜章等县的年平均温度在18℃以上，是全省最高温地区。同时，这一带又是全省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的积温最多的地区。此外，年降水量在1400毫米以上，是全省较多的地区之一。雨季开始于3月下旬，结束在6月底。南岭山地的都庞岭与萌渚岭之间地区，以潇水中游的道县为中心，全年暴雨日4～5天，是湖南第二个暴雨最多的地区。但冰雹最少，仅0.2天以下。整个湘南地区的气候区划为瓯闽南岭区（湖南南岭部分）(32)。再具体而言，玉蟾岩人又是在道县盆地的北部，背靠紫金山，西傍都庞岭，南有铜山岭，东南有九嶷山，东为把截大岭，北风难进，南风易通。所以，年平均温度达18.5℃，无霜期很长，平均为309天，年降水量1300-1900毫米，雨季始于3月20日，终于6月30日。年平均日照时数1569.9小时。冬季多偏东风，夏季多偏南风，春秋两季为冬夏季风交替期，风向不稳定，以北风频率高。暴雨平均两年半一次，且集中在4～5月。一日最大值为140.6毫米。年平均4～5次。15年出现冰雹16次，成灾11次。干旱频繁。31年中有21年干旱，平均三年两遇。其中夏秋连旱20年，占干旱年份的95%。因此，属于温热多雨农业区(32)。总之，在这种高温、多雨、多旱、少寒又四季分明的地理环境内，特别适宜于各种动植物与人类的繁殖生存。而且南北混杂和过渡现象十分明显，其中与华南区的共有种尤多，更接近华南区系。全省野生哺乳动物80余种，分属9目26科，占全国已知种数的19.5%。全省鸟类373种，分属17目52科，约占全国已知种数的27%。全省爬行类75种，分属3目13科，占全国总数的23%。全省两栖类40余种，分属2目8科，占全国总数的25.5%。全省鱼类169种，分属10目24科，占全国总数的7.8%(34)。而在湘南地区，道县有哺乳动物41种，宜章58种，桂阳21种；鸟类，道县64种，宜章38种，桂阳33种；嘉禾有哺乳类19种，鸟类23种(35)。玉蟾岩出土的哺乳动物20余种，目前都还存在于湘南地区，只是数量可能有所减少。例如熊，原在道县有，现在道县没有了，只有宜章有。虎、水鹿、赤麂、小麂、、水獭、猪獾、狗獾、貉、大灵猫、花面狸、野猪、豪猪、猴、华南兔、鼠、苏门羚、斑羚等，仍在道县生息。此外，玉蟾岩出土最多的朴树籽，在湘南地区仍有朴树分布在道县、宜章、临武、嘉禾一带。牛栏洞人却不食朴树籽。由此可知，玉蟾岩人所处的这处特殊地理环境近万年来一直保持原状，没有多少巨大的变化。由此而溯源，在玉蟾岩人之前的几千上万年，也许也是这个样子，差异不大，才会养育出这一方人才来。
在丰富的物产与高温、多雨、多旱、少寒即多变的气候条件下，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人和动物的微量元素营养环境，使玉蟾岩人成为同时代智商最高的佼佼者。
现代微量元素营养学研究成果表明：铁、铜、锌、碘、钴、铬、氟、钼、硒、锰、镍、钡、硅、锂、砷共15种微量元素，都是人体必需的。例如：铁和锌关系到儿童智力的发育。因为铁能使血红蛋白具有携氧的功能。而锌能稳定酶蛋白的四级结构和其他部位的结构，如生物膜和质膜的结构等等。缺铁会造成贫血。缺锌会造成结构变形、膜的氧化损伤、特定受体和营养物吸收点功能改变等等(36)。
这些微量元素来源于土壤、植物、动物、天然水和空气。土壤下面的岩石中的各种微量元素矿床，通过地热或地下水的作用，溶解分化后带上土壤表面，再给植物吸收，植物又被动物或人类食用而吸收入体内。或在通过河水、井水、泉水、塘水、雨水、空气、灰尘进入人体内，被人体吸收。例如：有些地区的井水和泉水发现含有异常高水平的砷、锂、锶、硼、硒，对这些元素的总摄入起了重大作用(37)。
湖南是全国矿产资源最丰富的省份之一。湘南又是湖南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稀土金属、燃料矿产、非金属矿最密集的地区之一。例如：含钨锡磁铁矿床集中分布在湘南地区的郴县、桂阳、宜章、江华等地。主要产于耒阳--临武、双牌--道县南北拗陷带中。热液锰矿床分布于郴县、道县、隆回等地。沉积变质型钒矿床分布于江华、蓝山、宁远、桃江等地。风化壳型钛铁矿床产于江华。含铜多金属型铜矿床主要分布在湘南，而且较多地集中分布在桂阳大义山一带。方铅矿、闪锌矿、白云石、方解石型铅锌矿床主要分布在湘南，次为湘东北。辉钼矿主要富集于湘南。稀有金属接触交代型矿床主要分布于湘南等等(38)。这些矿产资源虽然深埋地下，但通过土壤与动物、植物、水、空气、灰尘作中介，对古人类的进化起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从而使玉蟾岩人走在时代的最前面。
十二.野生稻孓遗于湘南说明什么问题
不少学者认为考古发现有偶然性。今天的发现也许会被明天的新发现所否定。于是，他们寄希望于未来的发现，以便否定现在的发现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但是，任何偶然性都有其必然性作基础。也就是说，偶然是必然的产物和表现。偶然性是上层建筑，必然性是基础结构。
玉蟾岩人发明了驯化普通野生稻的栽培技术，似乎是一种偶然性的表现。但是，只要我们认真深入研究一下，就可以发现它下面的必然性潜流。
首先是他们对40多种植物的观察、分析、采集、食用、加工、储存，使他们熟悉了这40多种植物的生物习性和对人的生存价值。也许在栽培驯化普通野生稻之前，他们已试验栽培过其他植物了。例如：薯芋类作物、荞麦、野小麦（湖南地区至今仍有野小麦分布在永兴县境内）之类。彝族经典《物始纪略》"种子的根源"、"种植的根源"、"荞的由来"所说："五谷未出时，荞子先出现。"(39)因为荞麦是裸子植物，撒籽进挖松的土地里就可以了。佤族最早种植小红米（龙爪稷）(40)也是如此。他们种植小红米，是因为见牛吃了小红米又屙了出来，以后长出了苗苗，才知道小红米可以吃，也可以种，这才种它的。种小豆也是一位猎人发现野鸽子的嗉囊里看到了小豆，知道是可以吃的，这才种了小豆(41)。
人们从牛粪、嗉囊中发现某些作物的种籽，这是一种偶然性，而在长期采集的实践中发明农业则是必然性。事物内在的发展的必然性往往是以偶然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玉蟾岩人对植物的认识，也许与他们大量捕食鸟禽有关。鸟禽告诉人们哪些植物种籽可食。而牛栏洞人不捕食鸟禽，自然就不会关注各种谷物类植物了，也就发明不了农业。
其次是普通野生稻在附近的繁殖使他们渐渐认识到它的可食性。现孓遗于江永、茶陵、江西东乡、云南元江四处的中国原始祖先型普通野生稻，表明它们的生存都必须高温、长日照的地理环境，并非一切地方均可生存的。就湖南来说，湘西北的高寒山区，就很少有普通野生稻生存的可能性，就全国而言，能达到年平均温度17.8℃以上、日照1700小时以上、日平均气温稳定通过10℃的积温在5600℃以上的地区，除华南以外，其他省区是不多见的。普通野生稻和其他植物一样，也需要它所特殊的生存环境。现在长江流域只剩下东乡、茶陵、江永三个孓遗点，除了近万年来人为破坏（开垦）以外，自然繁殖区域的有限性也是重要原因。即使在华南地区，大气候环境是适宜了，小气候环境不行也不可能普遍繁殖普通野生稻的。现在华南各省区与云南省，也并非所有荒芜之地都长满普通野生稻，只有极少数地区存在。因此，存在普通野生稻的地方一定是比较特殊的小气候环境，适应普通野生稻的生存需求的地方，并非大面积繁殖。例如，江西庐山，虽然距离东乡普通野生稻产地不太远，但因小气候环境不同，就没有普通野生稻，只有杂草稻（o,sativaLinn.）和假稻属的秕壳草（L,sayanukaohawe）、假稻（L.japonicamakino）、李氏禾（L.hexandraSwartz）(42)。所以，江永、茶陵两处普通野生稻孓遗于湘南，东乡普通野生稻孓遗于赣中，云南元江普通野生稻孓遗滇南，都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必然的产物。因为，它们都是同一类型的小气候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出现玉蟾岩古栽培稻、万年仙人洞和吊桶环类似人工栽培稻的蛋白石扇形体，也就不足为奇，是必然的产物了。
如果说玉蟾岩古栽培稻还不是最古老的，要到其他地区--例如华南地区去寻找最古老的古栽培稻和稻作农业发祥地，看来是很困难的。即使要找，也只有在它们所处的小气候环境内部找，如湘南的桂阳、嘉禾、临武、常宁、永兴、茶陵、江永等县各洞穴遗址或山坡遗址去发现。或者是湘北的洞庭湖区四周，彭头山文化的下层与澧水中下游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去寻找。在江西，则可到赣东北或赣南丘陵地区洞穴遗址或山坡遗址去发掘。其他江南各省，也必须注意小气候环境这个关键问题，才会有所发现。
再次，普通野生稻生长环境的特殊性，与原始人类居住地点的距离关系，是促使原始人类不得不将它们搬迁即移蔸到自己住地旁边来的原始动力。玉蟾岩古栽培稻与江永普通野生稻对比分析结果表明：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双峰乳突的特征，正是从类似于江永普通野生稻一群的野生稻中承袭下来的(43)。距今约6000～6500年前的茶陵独岭坳遗址古栽培稻与茶陵尧水普通野生稻对比分析表明：二者有较近的亲缘关系，是当地独立起源的一个类型(44)。江西现存古老农家品种与东乡普通野生稻对比分析也表明二者的酶谱相近，是本地土生土长，与南方野生稻（即广东、广西、云南的普通野生稻）有明显差异(45)。这充分说明：各地都是就地取材，利用附近的普通野生稻进行驯化栽培的，而且持续时间很长。这才会使它定型化，形成一种习俗，一种生产工艺，传授给子孙，产生成熟的稻作农业。子孙们迁徙出去时，才能将它传播出去。这种传播，会产生与新住地的普通野生稻杂交，形成新的品种，进一步驯化了普通野生稻。
第四，根据对东乡、茶陵、江永、元江四种普通野生稻的植物学特征分析，水分多少对植物生长繁殖影响很大。东乡野生稻群体内存在丰富的形态变异。通过数值分类研究还发现现存的两个较大的东乡野生稻群落--水桃树下和林场群落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水桃树下居群具红色叶环而有别于林场居群。这两个群落在种子生产潜力等方面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产生这种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两个群落之间由于两者具有不同的水分稳定性所造成的。而这种水分环境的稳定性差异，很可能是发生在较近代的时期内。因为在同工酶、Dna方面的变异均没有出现这种差异，属于遗传异质性很低的一个群体，而且在生活史特征性状上也没有明显的分化(46)。茶陵与江永两地的普通野生稻也有类似的差异。江永野生稻的茎以匍匐为主，少数直立。高节位分枝发达，植株分散生长。而茶陵野生稻以直立型为主，有少数匍匐，且匍匐程度较江永野生稻弱，高节位分枝少，植株集中生长。两地野生稻均无明显的地下茎。株高受环境的影响很大，约60～250厘米，一般多为100～200厘米。江永野生稻叶片茸毛多，叶色淡绿。茶陵野生稻叶片为深绿色，多数为光身叶。茶陵野生稻米含蛋白质稍高于江永野生稻。江永野生稻属感光性强类型，茶陵野生稻除感光性强类型外，也有感光性弱的早熟类型，8月中旬就抽穗了。两地野生稻对水分要求很严，适于沼泽地浅水层生长。江永野生稻在水深30厘米左右生长良好，在水深1米处只有稀疏生长，属适于随水深而茎节伸长的类型(47)。
由此可见，普通野生稻的变异受水分稳定性的制约。改变水分稳定性，就会改变水稻即普通野生稻的遗传基因。天然沼泽地的水源不断，一般变化不大，稳定性强。而人造沼泽地即水田（原始形态为水坑）却没有固定的天然水源（地下水、泉水、溪流、雨水），只有人工水源（灌水），极容易受干气候的影响，造成普通野生稻性状的变异。而湘南地区又是多旱地带。道县是干旱频繁，经常夏秋连旱。桂阳"岁岁以旱为苦"（《桂阳县志》），嘉禾"十年九旱"（《嘉禾县志》），宜章"干旱率为87%"（《宜章县志》），临武"旱灾为县内最常见的自然灾害"（《临武县志》），"干旱是新田的主要气候灾害"（《新田县志》）。而从全湖南省来看，干旱一年四季都有发生，出现最多的是夏秋干旱。且局部性、插花性干旱较多。一个县内，也会有旱区与无旱区的插花出现。究其原因，是受季风环流的影响，造成年内雨水分配不均，与年际变化大，形成明显的干湿季和旱涝年份(48)。湘南地区由于炎热高温，南风大，蒸发强，更易发生干旱。遇雨水稀少，干旱更严重。这种状况，进一步促进了普通野生稻的驯化变异。因为，水分少易促进根系向纵深发展，以加强根系的被动吸水作用(49)，从而使稻茎由匍匐向直立进化。而水稻即普通野生稻一生对缺水最敏感的时期有两个，一是孕穗期，一是灌浆期(50)。普通野生稻的孕穗与灌浆正在8月至11月初，即秋初至冬初（阴历七月至十月）(51)。如遇上秋旱，则必然影响开花结实。因此，必须加强人工灌溉，才能保证收获。这种状况就使普通野生稻在长期的驯化栽培过程中经常处于时干时润的状态中，逐步改变了其性状遗传基因，在低温干燥地区渐渐粳化，在高温湿润地区则渐渐籼化。湘南地区经常夏秋连旱，更需加强人工灌溉，也就是加强人为干预，改变普通野生稻生长性状遗传基因结构，促进它的驯化。对比分析牛栏洞所在的广东省，南岭南侧降水均为2000毫米以上，4～9月为雨季，少有干旱现象。广西全年降水的80%集中于4～9月。湖北6～8月降水占全年降水量的35～50%。河南夏季炎热雨水丰沛，秋季晴和日照足，全年降水的50%集中在夏季，常有暴雨。只有江西似湖南，4～6月约占全年降水量的二分之一，秋季易旱。湖南是春夏之交多暴雨，4～6月降水约占全年的40%，7～9月常有伏旱或秋旱现象(52)。这就充分说明，湖南的秋旱现象是很突出的。古人类要想采食普通野生稻，就非加强人工灌溉即人为干预不可。而广东、广西等华南地区则不需要如此。即使移栽了普通野生稻，也不需加强人工灌溉，任其自生自长即可。这样，野生稻仍为野生稻，没有实质性的变异，也就形成不了栽培稻。只是到了大溪文化以后，由长江中下游带来了栽培稻的种籽和农艺技术，才有了真正的栽培稻与稻作农业。石峡遗址出土的炭化稻与夹稻壳稻草的红烧土，以及各种陶器、玉器(53)，还有晓锦遗址出土的炭化稻与夹草红烧土、陶纺轮等等，都与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就是明证。总之，普通野生稻孓遗于湘南，一方面说明湘南是最适合原始型普通野生稻生存的小气候环境之一，为玉蟾岩人想驯化、栽培水稻与创造稻作农业提供了首要条件；另一方面则说明湘南这个特殊的小气候环境旱涝严重特色，也逼迫着玉蟾岩人去改造普通野生稻的固有生物遗传基因结构，逐步驯化它为栽培稻，是稻作农业产生的推动力。结语中国稻作农业的起源，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问题，必须多学科研究，进行多维立体定位分析，才能找出一个接近史实的较为科学的答案，仅仅靠考古发掘或生物学与遗传学研究，即只看稻种来源是绝对不够的，必须要考虑种稻人与客观环境的制约等多方面因素。即使是稻种问题，也要考虑客观环境的制约问题。不是任何地方都会生存普通野生稻，任何地方都能形成稻作农业的。它们都需要特殊的时空条件。也就是说，既要看物（稻种来源），又要看人（种稻人的主观能动性条件），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就是一条腿走路，寸步难行，或者非摔交不可。
以往，不少学者只看稻种来源，从生物学与遗传学分析原始型普通野生稻产区，于是提出"阿萨姆·云南说"与"华南说"。后来，考古发现了7000年前左右的河姆渡古栽培稻，便立即形成"长江下游说"。随后，9000年前左右的彭头山古栽培稻出土，人们就综合成"长江中下游说"。而8000年前左右的贾湖古栽培稻发现后，学者们又倡导"长江中游·淮河上游说"。龙虬庄与连云港古栽培稻的发现，又产生了"黄淮流域说"。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出土和万年仙人洞类似古栽培稻植硅石的发现，使"华南说"又在人们头脑中升起曙光。总之，都是跟着考古发现跑，以古栽培稻为准绳。有些学者见此状况，难辨真假，干脆主张"多元说"，各地"独立起源"。
这些不同观点，表达了学者们对中国和世界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认识深化过程，功不可没。但是在思路上都显得太单一化了，没有从多方面去考虑，特别是种稻人与稻种环境，不是动态地看待稻作农业起源这个问题，而是静态地看待它，以为有了物（稻种或古栽培稻）就行了，忽视了人（种稻人）与环境条件（种稻的起因与可能性）的巨大制约性。
考古发掘与现实生活都证实，不是所有的人群都会在那个时代栽培水稻与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许多人群从事其他生产活动来维系自己的生存。在北方从事粟类作物栽培，在青藏高原从事青稞栽培，在沿海、湖滨、江河从事渔猎，在东北兴安岭从事游猎，在蒙古草原从事游牧等等，各以不同方式生息在大地上直到今天。即使在南方富饶的长江中下游地区，远古时代从事稻作农业生产的群体，与从事渔猎、采集的群体相比较，最初也是极少的呀！
掌握普通野生稻的驯化栽培是一门新技术，是对自然生物体的一种立体观控，它绝不像人们主观臆测的如搬运石头那样简单。因为它面对的是一种非常娇嫩的生命体，稍有疏忽就会致它于死命。它与自然环境紧密依存，又受到环境的多方制约，人们还得与环境博斗，排除环境对它的不良干扰，才能使它顺利成长并结下硕果，让人们享用。所以，对普通野生稻的驯化栽培，是长期历尽千辛万苦的苦难历程，也是一项人类文明史、科技史、文化史上的重大发明。这种发明，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只能是极少数头脑非常聪明又极有耐心耐力且极勤劳的人才能创造出来。所以，它和其他科学技术发明一样，是一元的而非多元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稻作农业技术发明以后，它会逐渐传播出去，让其他人受益。迁徙也好，通婚也好，教导也好，不论什么方式，都会逐步发挥它潜在的威力，让人们推动社会的发展，并完善这门新兴学科与农艺。
稻作农艺是一种新技术，稻作农业则是在稻作农艺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种新文化，包括方方面面。它涉及食谱、风俗、原始宗教即巫术、天文历法、语言词汇、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社会结构、文字创造、文学艺术、心理素质、科学技术、血缘融合、民族迁徙、文化交流、技术进步等等方面。因此，研究中国稻作农业起源问题，实质上也就是研究稻作农业文化的起源，稻作农艺（如驯化过程的栽培方式与手段）和稻种演化（如原始型普通野生稻的籼化或粳化，土壤、气候、杂交、耕作方式等对普通野生稻的演化制约）只是它的物质基础部分，而稻作农业文化（即种稻人的智力、体力、生存需求、生活习俗、民族迁徙、通婚融合、人员往来、商业贸易等等）是它的上层精神建筑，二者相辅相承，互相依存，是同一个命题的正反两方面，不可任意偏废的。
本文试以玉蟾岩与牛栏洞的对比分析为典型个案，尝试探索中国稻作农业起源问题的几个方面，其中侧重于种稻人的主观因素特色和客观环境对其制约两方面的探讨，来论证中国稻作农业起源地点的客观性。其他方面的探讨，将另行撰文论述，在此不赘。
注释：
]
（1）《考古》1997年第7期第38页。
（2）英德市博物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编：《英德史前考古报
告》第102页，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
（3）《作物学报》1998年第4期第416页-420页。
（4）［日］宇田津彻朗等：《江苏省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陶器的植物蛋白石分析》，《农
业考古》1999年第1期第36～45页。
（5）向绪成编著：《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第30-37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6）《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475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8月。
（7）《中国文物报》2000年3月15日。
（8）《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第203页。
（9）邱立波等：《广东阳春独石仔新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考古》1982年第5期。
（10）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翁源青塘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61年第11期。
（11）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等：《广西柳州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发掘报告》，《
南方民族考古》第1辑第143-160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
（12）宋方义等：《广东封开、怀集岩溶洞穴调查简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9卷
第3期，1981年。
（13）贾兰坡等：《广西洞穴中打击石器时代》，《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2卷第1期，19
60年。
（14）顾玉珉：《广西灵山洞穴调查》，《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6卷第2期，1962年。
（15）（16）何乃汉、覃圣敏：《试论岭南中石器时代》，《人类学学报》1985年11月第4
卷第4期第308-312页。
（17）王象坤、孙传清主编：《中国栽培稻起源与演化研究专集》第2-3页，中国农业大学
出版社，1996年。
（18）《文物》1990年第8期第18页。
（19）《文物》1989年第1期第3页。
（20）罗钰著：《云南物质文化·采集渔猎卷》第234-256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6年。
（21）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舞阳贾湖（下卷）》第901页，科学出版社，1999年
。
（22）《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第642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23）刘志一：《关于野生稻向栽培稻进化过程中驯化方式的思考》、《第三届农业考古暨
稻作农业与炎帝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株洲，1999年。《神农文化》189-194页，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24）袁家荣：《湖南旧石器文化的区域性类型及其地位》，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第20页，岳麓书社，1996年。
（25）赵桐茂编著：《人类血型遗传学》第263-264页，科学出版社，1987年。
（26）袁义达等：《宋朝中国人的姓氏分布与群体结构分化》，《遗传学报》第26卷第3期
第195页，1999年。
（27）［美］费朗西斯科·乔·阿耶拉等著，蔡武城等译：《现代遗传学》，湖南科学技术
出版社，1987年。
（28）刘志一：《湖南土语中的古彝语底层初探》，《第三届全国彝学会议论文集》，1999
年。
（29）刘志一：《湖南彭头山刻符考证》，《江西文物》1991年第3期第7-8页。
（30）刘志一：《字新考》，《江汉考古》1992年第3期第79-80页。
（31）刘志一：《巴蜀符号考释》，待刊稿。
（32）《湖南省志·地理志》下卷第四篇"地貌、水文、气候"，第397-658页，湖南省志
编纂委员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33）湖南省道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道县志》第二篇第二、三章，第65-79页，中国社
会出版社，1994年。
（34）《湖南省志·地理志》下卷第五篇"土壤、植物、动物"，第857-899页，湖南省志
编纂委员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35）《道县志》（1994）、《桂阳县志》（1993）、《嘉禾县志》（1994）、《宜章县志
》（1995）。
（36）（37）朱莲珍主译校：《人和动物的微量元素营养》第73、414、753页，青岛出版社
，1994年。
（38）《湖南省志·地理志》下册第三篇地质第七章"矿产资源概况"第277-359页，湖南
省志编纂委员会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39）贵州省毕节地区民族事务委员会编、贵州省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译：《物始纪略》第
一、二、三集，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1993年。
（40）《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第358页。
（41）同（40）第359页。
（42）陈德懋、赵保惠编：《庐山植物》第342-343页，湖北教育出版社，1989年。
（43）张文绪、袁家荣：《湖南道县玉蟾岩古栽培稻的初步研究》，《作物学报》第24卷
第4期第416-420页，1998年7月。
（44）张文绪、席道合：《茶陵独岭坳遗址红烧土中水稻印痕的研究》，《文物》待刊稿
。
（45）吴妙?主编：《野生稻资源研究论文选编》第15页，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
（46）同（17）第204-205页。
（47）同（45）第32-33页。
（48）《湖南省志·地理志》第四篇第三章"气候"第630-636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
（49）同（1）第190-191页。
（50）同（1）第196页。
（51）同（45）第32-13页。
农业管理论文篇7
无论企业还是机关事业单位，人才永远是一个团队能够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有力保证。现代市场竞争机制下，一名具有高超业务水平、丰富管理经验、超前思想意识的人才对企业来说绝对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会对企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推动力。因此，作为现代农业企业，一定要重视引进人才，并知人善用，为其营造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空间与平台，使其为企业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和计算机、互联网等高科技产业不同，农业作为典型的传统行业，走技术创新取得成功的企业很少见，这主要是因为社会对农业从业人员有所偏见，认为这是工作辛苦、前途暗淡的行业，从而导致很多有能力、有抱负年轻人不愿涉足相关行业。而如今，越来越多的案例充分证明农业是当前社会背景下最有发展前景的行业之一，终将会不断壮大。而对于已经成立了十几年、几十年到现在已经“垂垂老矣”的农业企业来说，一群思想意识超前、敢闯敢拼的青年员工队伍，绝对是一支“生力军”，他们的朝气与活力，必将为企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企业“永葆生机”的骨干力量。
2注重员工培训提高员工队伍整体水平
除了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法组织员工外出参观学习或请行业专家到企业授课以外，还可与周边农业院校沟通协商，建立“校企合作”运营机制，高校为农业企业员工提供正规学历教育，企业为高校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场地，双方互为扶持，合作共赢。同时，还应对员工进行企业文化教育，使得企业文化与经营理念深入到每一名员工的内心，树立员工自身荣誉感。
3激励与鞭策并存引导员工不断进步
每一名员工根据自身岗位特点或专业方向以书面形式拟定《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年度目标承诺书》，如考取相关证书、设定销售额度、开拓新兴市场、竞聘相关岗位等，同时由员工自己设立奖惩标准，达到目标时由企业给予一定奖励，未达到目标时由员工个人承担相应责罚。人力资源部门对员工所设奖惩标准进行审核，合理者给予通过，不合理者令其修改。然后将所有员工的承诺书统一或按部门贴在公示栏内，由大家监督执行情况；年底再由人力资源部门对员工本年度个人计划执行情况进行审核，给予相应奖励或责罚。以这种方式对员工进行激励与鞭策，奖，能对员工进步产生拉动力；惩，对员工懈怠起到鞭策作用；同时采用公示的方式对规划的执行进展进行监督，对员工的个人进步也能产生一种助力作用。在这样三股力的作用下，一定能对员工个人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4实行竞聘上岗制度创造和谐宽松工作环境
对于农业企业的一些基层管理岗位，可由基层员工竞聘产生，由人力资源部门审核后进入试用期，试用期满后根据群众测评及整体表现进行评价，合格者正式录用，不合格者退位让贤。除特殊需要外(如引进行业专家等)对于高一级别的岗位同样参照此项原则进行竞聘上岗，对员工是一种激励，也保证管理者对本部门业务有一定的认识与见解。
农业管理论文篇8
农业经济管理学论文范文一：农业经济管理现状及发展趋势
摘要：随着现在经济全球化的不断的发展以及进步，现在每个国家之间的经济的联系也是越来越密切了，我国是一个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所以说现在我国的农业经济收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并且现在我国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经济的发展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来说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农业经济在我国的国民经济当中所占有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我国的农业经济的发展会直接的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整体发展。在农业经济当中，农业经济管理是保证农业经济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所以说我们的国家必须对农业经济进行合理的管理，使得农业经济有着更高的产值。
关键词：农业经济;经济管理;现状;发展趋势
虽然说我国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的国家，农业经济在国民经济当中占据着主体的地位。但是我国的农业经济相比较于工业经济来说发展起步的时间是比较晚的，从我国改革开放的全面实行之后，我国的农业经济才取到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现在我国的新农村政策的全面推进，党和国家对于我国的农业经济发展的投入也是越来越多，使得我国的农业经济向着健康稳定的方向进行发展。但是在我国的农业发展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一定的问题的，这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健康稳步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阻碍，主要问题就是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这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急需进行解决以及改善的问题。
一、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现状
1.农业经济管理的方法与经济发展不相符合。随着现在我国经济以及社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得到了十分有效的建立以及实施。但是现在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却没有及时的进行改革以及更新，也就导致了现在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与现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是不相符合的，这也就在一定的程度上导致了现在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收到了一定的制约以及限制。不科学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使得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方法的有效展示收到了极大的制约，同时也严重的影响了现在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及提高。现在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体制当中存在的问题是非常多的，但是其中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与现行的国家经济体制的不协调是最为明显的一个问题，急需进行解决。
2.对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足。农业一直都是我国的主要产业，并且一直都是受到我国政府的高度关注的。为了能够更好的发展我国的农业，我国政府针对农业出台并且实施了很多的制度，并且也出台了相关的文件，对于农业经济的发展明确的提出了要求以及相关的只是，这也为我国的农业经济的发展树立了坚强的后盾。但是在现在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的实践过程当中，很多的农业经济管理问题都没有得到应该有的重视，很多的经济管理制度的执行度是完全不够的，这也就导致了农业经济管理的优化效果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再就是我国的相关部门对于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一点主要就是体现在管理工作者的思想落后，并且在执行力度上也存在着很多的不足。在我国的农业经济进行发展的同时，相关的管理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也是需要进行相关的提升的。农业经济管理人员对于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不足，对于农业经济管理工作的忽视，是会直接的对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质量产生影响的。
二、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
随着现在我国的农业经济的不断的发展，带动了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的不断发展，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之下，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的发展趋势主要有这以下几个方面。
1.构建新型的农产品销售体系。为了能够更好的帮助农民进行农产品的销售，提高农民的收入，我们在农业经济管理当中需要构建一个新型的农产品销售体系。现在笔者针对新型农产品销售体系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目标进行简要的介绍。新型农产品营销体系的主要目标有三个，那就是高效、安全有序以及充分满足顾客的需求。想要实现这三个目标，新型农产品营销体系就应该具有着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个就是营销主体的规模化以及组织化，第二个方面是交易方式的现代化，第三个方面是批发市场的功能齐全，第四个方面是物流配送系统的高效率，第五个是以连锁超市为主体的零售业态，第六个是交易行为以及市场秩序的标准规范化。
2.信息化应用更加的广泛。随着现在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不断的发展以及进步，计算机信息技术已经逐渐的对各个行业的传统工作模式进行了改变。为了适应时代的潮流，我们应该努力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这样有助于对农业经济的快速发展进行推动。现在在我国的农业经济当中信息化的规模在进行着不断的扩大，信息化已经开始逐渐的向着我国农业经济当中的各个环节进行渗透。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发展对于农业技术成果向农业生产力的转变有着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同时也会对农业经济的发展以及提高农民的经济效益有着很大的帮助。推行农业经济管理有助提高现在农业管理的水平，所以说现在我国的相关部门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对于农业管理人员的信息化水平进行相应的提高，这样能够有效的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工作效率。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对于收集以及整理农业生产以及农业科研等多方面的信息都是能够提供便利的。农业经济管理的信息化是提高我国农业经济的有效手段，也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农业可以的开发以及利用。
3.农民合作社的改进。农民合作社就是把农村当中的农民联合起来，这样能够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对于生产成本以及交易费用都能够起到相应的节省的作用，并且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提高农民市场谈判地位以及抵御风险的能力，所以说为了能够更好的进行农业经济管理，我们需要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相应的改革以及发展。通过相关的研究，笔者得出农民合作社当中的人力因素、制度因素、物质因素、商誉因素以及关系因素与合作社的发展是有着正相关的关系的，并且对于农民合作社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其中商誉因素以及物质因素对于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是有着更大的影响的。人力因素主要就是有社长的文化程度、担任社长的年数以及是否生产大户决定。制度因素则是由农民合作社当中的机构设置、会议记录、公开财务运营以及盈余分配等相关的情况进行决定的。物质因素有农民合作社的办公场所、服务设施以及注册资金来决定。商誉因素则主要由农民合作社的注册商标以及相关的名牌产品和绿色认证等决定。关系因素则是由农民合作社与政府当中的相关部门以及村里的组织关系来决定的。通过对以上关系的分析，笔者针对农民合作社的发展提出了几点建议。加大对于社长等相关人员的培训，提高社长的专业技能以及自身的经营管理能力。对于合作社当中的组织机构衱利润分配等都是需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来进行合理的制定，需要做到让每一户农户满意。对农民合作社当中的物质资源进行适当的增加，提高农民合作社的盈利能力以及自身的服务能力。
三、结语
综上所述，农业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当中的支柱产业，随着现在我国经济以及社会的不断的发展，我国的农业经济的发展速度也是十分迅速的，但是我国的农业经济管理却无法满足高速发展的农业经济，本文主要就是介绍了我国农业经济管理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的趋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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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经济管理学论文范文二：新农村建设下农业经济管理措施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的进步，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的管理逐渐受到重视。本文立足于农业经济发展现状，主要分析了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过程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且针对其中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了几点相应的管理对策。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背景;农业经济;管理措施;管理内涵;现状
农业是农村得以发展的根本，提高对农业经济的重视程度，有利于农业的合理发展。农业经济既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基础。重视农村经济管理，对发展我国经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1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内涵
农业经济管理，就是在贯彻落实国家方针政策的同时，充分利用当地市场经济、劳动力资源等多种条件，对市场资源进行再分配，使农业经济发展逐步步入正轨，积极健康发展的管理活动。农业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发展与当地经济发展紧密相联，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为了农业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持续性与科学性，农业经济管理成为了必不可少的调节手段之一。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要求农业经济向现代化、信息化与持续化发展。
2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的现状
2.1农民对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认识不足
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要求农业经济向现代化发展，实现农业经济产业化，将目光放长远，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中央政府对此十分重视，为健全农业经济管理，中央相继出台了多部文件，然而，由于部分农民素质不高，对新农村背景下管理农业经济的意义认识不足，不能很好的响应和配合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很多中央文件得不到很好的贯彻与落实，地方政府工作人员素质不高，执行力较差，部分农业经济发展仍处于家庭作坊模式，相互竞争激烈，不懂得合作共赢，无法团结在一起共同发展进步，无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贡献最大的一份力量，一定意义上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2.2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不健全
当前，我国的农村经济管理尚未形成与我国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管理体制。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不健全，不能最大化的发挥农业经济的优势，不能很好地将农业经济管理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不能完全符合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与发展方向，不利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新农村的更好建设。为此，我国农业经济管理体制亟待完善与健全。
2.3农业经济管理人员执行力较差
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知识结构单一，综合素质较低，对农业经济管理的意义认识不足，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及时更新与补充自己的知识储备，这就必然导致了他们执行力较差。农业经济得不到有效管理，单纯依靠农民自己薄弱的力量难以形成较强的凝聚力，不利于我国农业经济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发展，对建设新农村贡献的力量也是微乎其微。
3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的措施
3.1新农村建设背景下转变农业经济管理模式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农业经济也逐渐转型，农业经济管理已经渗入到新农村农业经济活动中的各个环节，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开始注重食品生产是否安全、是否健康。对此，农业经济的发展也是不能单纯追求经济效益，农业经济的发展更是商家良心的体现。转变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建设的基本要求。
3.2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
随着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科技信息的现代化也应用到农业经济管理之中。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现代化，即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对农业经济实行科学管理，提高农业经济管理人员的素质，提高农业经济管理人员对农业经济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与时俱进，不断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农业经济的生产与管理中运用现代化技术，实现农业经济发展的现代化、产业化与可持续性发展。
3.3新农村建设背景下提高农民农业经济管理素质
农民是农业经济发展的主体，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新农村建设背景下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性。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农业经济也已不是闭门造车，需要与时代同步，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打造自己的品牌。提高农民素质，有利于农业经济发展，农民可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减少走弯路，减少资源的浪费，有利于新农村建设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4总结
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经济管理仍存在许多问题，提高农民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管理人员对农业经济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利用现代化科技水平，都有利于弥补与完善当前农业经济管理中的缺陷。
参考文献
农业管理论文篇9
论文摘要：本文认为，农业型乡镇层面上的矛盾根源于现行的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本文主张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的改革应符合国家治理和乡村社会发展的需要，方向应是通过渐进的体制内改革完善基本制度建设．强化乡镇政府的有效性。
农业型乡镇是指以农业为主要产业财政收入主要来自于农业的乡镇。按照徐勇教授乡镇分治的观点，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不宜搞“一刀切”，应将农业型乡镇与工商型乡镇区别对待。这种区分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第一，两者的发展前景不同，路径选择也应存在差别。农业型乡镇的发展前景是小城镇。随着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逐渐加入工业社会，农村日渐萎缩，人地矛盾缓解，农村的共同富裕有望实现。工商型乡镇的发展前景是小城市，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市政体制。第二，两者改革的背景有差别。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逐步深入，特别是取消农业税后，农业型乡镇财政收入严重不足，其存在必要性受到质疑，遑论其有效性；而工商业型乡镇存在的主要问题在于乡镇政府的无效及职能扭曲。
一、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背景及原因
1．现行财政体制下农业型乡镇财政收入严重不足
1994年建立的财政管理体制重新界定了中央、地方政府间的财权和事权范围，加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明确了各级政府的责、权、钱。原本中央政府寄希望于通过逐步深化省以下体制改革配套确定省以下政府间财力分配框架，但由于省以下体制改革的深化近年并未取得明显进展，财权与事权划分模式出现了两相背离格局。省级政府和市级政府效仿中央层级集中财政收入，致使县、乡财政赤字增加。同时乡镇政府基本事权并未减少，反而有所增加。乡镇政府除了要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落实中央的政策执行上级政府分派的任务，还要在一定程度上支持地方经济发展(政绩驱动和追求可资支配的经济利益)。乡镇政府财权与事权的不对称严重制约了其作为能力。税费改革后，尤其是取消农业税以来，这种矛盾更为突出，以至于多数严重依赖地方税类的农业型乡镇财政沦为“吃饭财政”．仅能维持乡镇政府生存。
农业型乡镇财政收入不足可以有两种解释：绝对不足和相对不足。绝对不足是指财政自筹制度和农业税取消之后，乡镇财政收入减少．无法维持基本呈刚性的财政支出，乡镇行政缺乏效率。相对不足是指农业型乡镇有限的财政收入很大部分用于维持不断膨胀的庞大的乡镇行政机构，而用于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和执行上级任务所需资金相对不足。这就决定了解决农业型乡镇财政危机的两种途径：增加乡镇可支配财力或减少用于维持农业型乡镇政府运转的资金，相对增加用于履行其正常职能所需资源。后者是属于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
2．压力型行政体制下农业型乡镇的行政表现
在单一制和统一领导的国家治理体系下，乡镇政府作为县级政府的下属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完成上级交待的各种任务。在政绩考核“一票否决”的压力下，乡镇政府不得不将大部分精力财力用于应付各种名目繁多的各项达标，如“普六”、“普九”、教育“双基，’达标、计生服务站达标、油路村村通、各种活动室达标等。这些事权的下放不仅导致了乡镇政府职能范围的扩大，而且直接推动了乡镇政府机构和人员的膨胀。相应地，作为国家政权体系的基层组织，乡镇政府用于履行其正常职能提供区域性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能力大为削弱。
另外，农业型乡镇政府往往表现出很强的自我扩张惯性，经常将权力伸展到职能之外，导致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扩张。它又表现出明显的“自我满足”、‘‘自我服务”的特性，致使行政行为具有追逐经济收益或财政收益的倾向。
二、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依据和出发点
作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一部分，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不应仅局限于解决乡镇层面上的矛盾和问题，还应符合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需要一个稳定发展的乡村社会，对“三农”问题的关注正基于此。国家需要通过其基层政府的作为确保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及汲取资源的能力(包括合法性资源的维持与强化)。而乡村社会中农民最关注的价值是共同富裕，是对其基本权利的保障，以确保在现有贫富差距下人格的平等和尊严的维持。农业型乡镇的行政体制改革，需要一种宽宏的视角以考察乡镇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及职能定位。过分关注于乡镇政府层面上的矛盾，或许能够解决矛盾，但未必能够满足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农业型乡镇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因此以讨论。撤销乡镇政府或许可以解决乡镇层面上的某些矛盾，但并不能满足需要。此举与其说是政府对农民的解放，不如说是政府对农民的抛弃。伴随着农民负担的减轻，农村的社会问题同时交还给农民。这种方案的实质是放任农民自治，但考察一下目前的社会形势和农村现实就会发现，这并不现实。
如果承认农业型乡镇政府具有存在的必要性，那么其必要性应该基于新的行政职能。换言之，农业型乡镇政府必须为其继续存在提供充分合理的理由：基于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农业型乡镇政府应履行以下基本职能：第一，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这是乡镇基层政府存在的义理性基础。乡镇政府必须对其管辖领域内的公共事务负责，诸如治安、农村教育、小型水利设施、乡村道路建设、社会救济、社区环境、卫生防疫等。第二，执行上级政府分派的任务，履行基本管理职责。在单一制下，垂直的行政体制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这种功能正是通过直接面向广阔的农村执行上级政府政策和指示的乡镇政府实现的。乡镇政府还必须履行其基本管理职责，如户口登记、救灾优抚、人口与计划生育、土地管理等。第三，服务农村经济发展。乡镇政府担负着繁杂的管理职责和任务，无力也不应为经济增长目标负责，但是乡镇政府应该介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分散的、个体的农民面对市场无疑处于绝对劣势的地位。根据奥尔森的理论，分散的农民实现自组织并不容易。农业型乡镇政府一方面可以推动乡村经济性自组织建设，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为农户提供市场信息和资金技术支持。如果说乡村传统社会向公民社会的转变依赖农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对抗大共同体(政府)，]那么，在小共同体缺失而又亟需发展的时期，则需要基层政府与农民的联合应对市场并发展小共同体。第四，依法指导村民委员会的工作，通过规划等方式协调村际关系，协助解决农村社区公共事务。
综上所述，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应基于国家治理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应仅局限于解决乡镇政府层面的矛盾。农业型乡镇需要的是有效的有为的乡镇基层政府，而不是尽管成本低廉却缺乏效率的乡镇政府。
三、农业型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1．渐进的体制内改革
实行渐进的体制内改革的前提是肯定乡镇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并对其职能进行正确定位。乡镇政府只有具有了履行其职能的权力和能力时，才可以讨论其有效性。根据迈克尔曼的观点，政府权力可以区分为两类：专制权力和基本权力。专制权力是指政府精英“无须同国民社会群体进行正常的协商”就可以实施的权力。政府的专制权力以其强制程度和广泛性来衡量。“基本权力指的是政府实际上能够深人与国民社会并在整个管辖领域内合理地贯彻其政治决定的能力。”基本权力以有效性衡量。目前农业型乡镇政府的弊端就在于专制权力有余，而基本权力不足。到目前为止，政府实施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基本上是解决专制权力过多的问题。
渐进的体制内改革就是通过逐步改革现行财政体制和行政体制的弊端解决农业型乡镇的财政收支矛盾以及履行基本职能与政绩驱动之间的矛盾。这种方案的实质是优先解决乡镇政府基本权力不足的问题，即建立有效的乡镇基层政府。这种选择方案主要基于以下认识，即农业型乡镇的主要矛盾不是农民与乡镇政府之间的矛盾，而是缺乏效率的乡镇政府与乡村社会对有效乡镇政府的迫切需要之间的矛盾农民需要强有力的基层政府保障其利益和权利，引导农村经济发展，实现物质的丰裕。
2．乡镇长直选
实行乡镇长直选，目前以四川省最为普遍和典型。直选乡镇长，大致经历提名候选人、候选人竞选、选民投票等程序，其实质等同于西方的现代民主。主张乡镇长直选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是出于对乡镇基层吏治腐败的关切；二是认为民选政府更能带来公正，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提倡乡镇基层民主，其实质是优先解决农业型乡镇专制权力过多的问题，并认为民主可以解决基本权力不足的问题。
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只是一种产生政治家或决策者的程序。“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熊彼特看来，民主作为一种形式或程序，有其根本弱点：选举实质上是一种选票经营活动，不可避免选票的买卖；竞选斗争往往使处理公共事务的效率低下；选举不一定能够选出合格的政治家或决策者等。这些弱点在农业型乡镇层面上几乎具有普遍性。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运作形式，并不能保证其运作结果必然有利于政治建设和社会公正。再者，农业型乡镇基本权力不足的问题源于乡镇政府的职能错位和权力缺乏物质资源的保障，即使实行乡镇长直选，民选乡镇长也无法冲破现行体制造成的限制，同样无所作为。推行乡镇基层民主，并不能解决农业型乡镇基本权力不足的问题，并不能实现农业型乡镇政府的有效性。
如果一个政府不能履行基本的政府职能，那么无论它采取何种形式，它的人民都不可能从中受益。民主的最终目的是使多数人的利益及其要求得到保障。如果它无法实现这一目的，民主作为政府组织的形式就只成为形式本身，作为保障公民权利和利益的手段也就失去其工具性价值。事实上，源于西方的民主需要特定的社会条件支持。诚如亨廷顿所说“现代民主是西方文明的产物，它扎根于社会多元主义、阶级制度、市民社会、对法治的信念、亲历代议制度的经验、精神权威与世俗权威的分离以及对个人主义的坚持，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千多年以前的西欧开始出现的。这些要素也许可以在其它的文明中找到其中的一二个，但是作为总体，它们仅存在于西方之中。如果忽视这些构成要素，所得的民主可能只是一种形式。
尽管究竟民主是目的还是方法的争论从未间断，在乡镇层面上推行的“民主”具有明显的工具色彩。且不论目前农业型乡镇实施直接选举的条件并不真正具备。即使实现西方式的选举，由于体制条件的限制，它使现代自由民主的实质表现得更为彻底，即“更换统治者”(亨廷顿语)。现行体制下搞基层民主务虚的成分很大，同时会把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控制权逐步转交到乡村社会新兴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手中。在当前的中国农村，这些精英只可能是两类人，一类是乡村社会中的富有者；一类是与上级政府关系密切或拥有其它社会资源或组织资源的人。这样的“民主”是否有利于促进公正、推动乡村经济发展是值得商榷的。更为重要的是，这远远背离了中国农民的需要。农民亟需的不是选票而是钞票，不是个人选举权利的短暂显示，而是对客观生活的经济保障。农民的不自由不平等更多地源于经济条件的限制。通过民主的形式去实现民主的真正内涵，这不仅难以实现，而且清楚地暴露了这种所谓的“民主”的虚假性。
纵观西方国家的民主化历程，可以看出，民主是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阶级或阶层之间斗争和妥协的产物，其创始及发展的意义并不神圣，它只是社会历史发展中源于社会需要的一种制度产物。现代民主的实质是一种使妥协得以实现的制度性安排。民主之所以被推崇，是因为其发展适应并维持了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发展与和谐。西方的民主及其发展，其根本目的并非是为了保障全体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并非为了保障人民理念的实施。事实上，西方的自由民主对于保障人民在实质上是难以实现的。中国应根据目前的国情探索符合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民主形式。民主的内涵是崇高的，但民主的形式并不是唯一的。
农业管理论文篇10
我国的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在体制管理方面普遍存在着管理职能划分不合理、工作机制运行不灵活、人员队伍结构不理想等问题，地方政府、部门应当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手段，予以调整和优化，使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管理体制朝着更加合理、有效的方法发展。
关键词：
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管理体制
随着我国农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农业技术推广的日益扩大，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与农业生产规模的迅速发展不相协调的是当前乡镇农技推广机构管理体制和管理模式的落后、老化，管理体制、工作机制、人员结构等方面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因此，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地方政府部门应加强农技推广体制管理和机构管理，提高人员素质和工作效率，为我国的农业生产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1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职能
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必须制定和实施农技推广计划，引进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和新成果，并予以试验、示范和推广。在农作物的生长方面，乡镇农技推广机构要开展农作物病虫草鼠等农业生物灾害的监测、预报、指导防治和处置工作，并监测农作物苗情、耕地质量、农业生态环境和农业投入品使用情况，要进行植物检验检疫。同时，还应当管理、保护农业资源，引导、扶持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和机构，协助农机产品质量、作业质量、维修质量和服务质量的监管工作，开展农机安全生产监管，协助处理农机安全事故[2]。在农产品质量监管工作方面，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应当广泛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监督和产地环境监管工作，全面推广农业标准化技术，将农产品质量安全责任落到实处，建立农产品生产档案，使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得以顺利进行。
2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管理体制主要问题
2.1管理体制不合理
目前，我国大部分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仍旧属于乡镇政府及其部门的管辖之下，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没有自主决定权和话语权，所有日常农业技术推广和管理工作由乡镇政府进行安排和组织[3]。然而许多乡镇政府由于缺乏对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重视和认识，在乡镇农业技术推广工作进程中疏于对相关人员和事务的管理，甚至有些乡镇政府对农业技术推广机构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缺乏工作热情，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无法正常、顺利地开展。
2.2工作机制不灵活
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缺乏切实、有效的管理机制和人员激励机制，没有将工作业绩、推广效果与绩效考核、职称评定等进行挂钩，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缺乏努力工作和继续学习深造的动力，认为无论工作态度和工作成果如何，个人收入、奖励等都不会有任何变化，许多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兢兢业业工作多年，却无法进行职称评定，大大打击了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没有根据工作人员的工作岗位、工作职责等制定合理的工作管理机制，没有将推广人员按照工作内容不同进行合理划分，导致农技推广工作缺乏系统性、层次性和有效性。
2.3人员结构不理想
由于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待遇管理、编制管理、职称管理等方面的落后和不合理，大部分农技推广机构无法吸引真正具有较高专业素养和推广才能的人才，致使乡镇农业技术推广人才队伍结构不理想。许多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技术人员都主要由年龄较大、农业技术知识不全面的当地剩余农业人口构成，由于缺乏待遇提升、职称评定等方面的刺激，技术人员没有针对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开展及时的、系统的学习和研究，导致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知识结构老化、落后，无法满足当前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严重影响了乡镇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农业生产方式的进步[4]。
3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管理体制问题解决措施
3.1结构管理方面
针对当前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体制上存在的管理职能划分不清的问题，应当将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独立出乡镇政府部门，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乡镇农业技术推广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可建立现代化的农业技术推广企业，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开展乡镇农业技术推广体制改革，实行公司式管理和运作，彻底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性质、智能、人员管理模糊不清的问题。对于那些与乡镇政府有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无法完全从中脱落的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可将行政、服务部门保留在乡镇政府中，把其具有经营功能的部门和人员与其他政府资源、社会资源进行结合，成立新的农业技术推广企业，由地方工商部门实施监督、管理，严格按照经营范围参与市场竞争。原有的农技推广行政部门仍由乡镇政府管理，属基层事业单位，与新建农技公司属两个完全不同的法人组织，两者之间不存在任何组织、经济上的交叉关系，农技推广部门人员与政府其他部门人员同属政府管理、享受相同待遇。
3.2人员管理方面
为了充分适应和满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农业科技生产的需求，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和企业应当在技术人员和经营人员的选用上采取岗位竞聘制，提高农业技术推广队伍的整体素质水平。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管理层应组织农业技术方面的专家、学者，根据目前农业技术发展状况，制定人才评定、评测计划、方案和内容，在农技推广机构内部和乡镇所有农业人员范围内选取具有良好农技专业知识和较强农技推广经营服务能力、经验的优秀人才，扩充农业技术推广队伍[5]。在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管理上，行政人员和其他服务类职能部门人员应当由独立出来的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或乡镇政府统一管理，属事业单位编制，而技术人员、经营人员可实行独立的乡镇农技推广机构或农技推广企业人事式管理，使农业技术推广人员的管理更加条理清晰、层次分明。
3.3待遇管理方面
对于属事业单位编制的乡镇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其工资、奖金、财政补助等各类经济收入按照国家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相关标准由地方政府负担，并纳入乡镇政府财政预算，其他人事编制的农业技术推广技术人员、经营服务类人员的待遇由独立出来的农技推广机构或新成立的农技推广企业承担。在工资分配上，应当进一步加强绩效考核管理的合理化和透明度，将工资、奖金等参考标准纳入单位、企业总体工资制度和标准内容范围中，并向全体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公开，避免各种由于收入管理过程不透明而产生的问题和纠纷。同时，应当充分考虑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基层性和广泛性，将相关人员待遇收入、职称评定与工作业绩、推广成果挂钩，在实行保底基本工作制度的基础上，根据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成绩等将员工彼此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开，督促农业技术推广人员进行继续学习和深造、提高工作能力和工作水平。
4结语
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是乡镇农业技术发展和农业生产扩大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为了加快乡镇农业技术推广的速度和效率、加强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管理，相关政府和部门应当高度重视乡镇农业技术推广机构体制管理和改革工作，解决当前农技推广机构体制建设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积极推行体制改革和人员结构优化，为乡镇农业技术推广和我国农业生产发展做出贡献。
作者：丁奎缪方云单位：云南省鲁甸县龙头山镇农业技术推广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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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安宁,王德成.我国农机化技术推广体系发展问题探讨[J].中国农机化学报,2014(5):1-4,16.
[3]曾庆鸿.论贵州省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J].基层农技推广,2014(1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