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环境论文篇1
哈萨克斯坦独立后，为摆脱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艰难困境，把引进和有效地利用外资作为其主要目标之一，在吸引外国投资方面给予了诸多政策支持，颁布了一系列促进和保护外资的法律和法规，希望通过吸引西方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的资金来解决其国内资金不足的问题，进而带动本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哈萨克斯坦地域广阔，资源丰富且分布广泛，加之各联邦主体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不平衡，各地投资环境也不尽相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地缘区位优势明显，双方在农业资源、农业技术、农业人才方面互补性很强，中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农业投资潜力很大，因此，在当前背景下，评估比较哈萨克斯坦的地区农业投资环境，将会为中国政府或企业在哈萨克斯坦选择较优的农业投资地区、降低投资风险提供现实指导。在哈萨克斯坦农业投资环境研究方面，叶芳芳、昆波拉提(2008)从投资软环方面进行分析，认为哈萨克斯坦投资法律环境总体上较好;程杰、武拉平(2008)和郑国富(2009)认为哈萨克斯坦尽管投资政策优惠，但腐败泛滥，政府干预市场力度较强;郑国富(2009)认为，哈萨克斯坦在吸引外资方面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独特的地缘政治环境以及广泛的政策优惠等优势，但也存在着基础设施落后、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腐败泛滥及行政效率低下等不足。在哈萨克斯坦农业引资以及与我国农业合作的研究方面，布娲鹣·阿布拉(2008)认为，哈萨克斯坦农业资金投入不足，我国对哈萨克斯坦农产品加工业进行投资战略意义重大;王海燕(2009)指出，当前中国在哈萨克斯坦从事农业和农产品加工的多为中小企业，投资合作涉及如养猪、养鸡、蔬菜种植、面粉加工、兽药生产及农机服务等多个行业，但多数项目规模较小，中哈在种植业、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有投资机会;库里什耶夫(2010，哈萨克斯坦)认为，金融危机后哈萨克斯坦更加注重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大力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吸引外国投资农业;段秀芳、胡国良(2010)从投资政策视角研究了2004年—2007年哈萨克斯坦投资行业的变动情况，认为该国的外资环境为中国企业在哈国投资创造了条件，应引导中国企业进一步提升对哈国投资的水平和层次，推动中国“走出去”战略和“面向中亚扩大开放”战略的实施;依马木阿吉·艾比布拉(2010)认为，我国对哈萨克斯坦的农业投资水平落后于其他重要国家，中哈之间有广阔的农业合作空间;彭文进(2012)认为，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农业合作尚未充分展开，农产品贸易规模较小，农业技术交流有限，合作潜力巨大;阿不都斯力木·阿不力克木(2010)认为，加强新疆与中亚国家的农业合作必须实行开放的农业经济政策，积极改善投资环境，放宽投资管制，使外资企业能够在公平条件下顺利经营和竞争。目前，国内外学者对哈萨克斯坦农业投资的研究基本是中亚经济或上海合作组织经济功能的研究的附带性成果，视角单一，针对哈萨克斯坦乃至中亚农业投资的研究鲜有涉足。农业经济合作的研究中重贸易、轻投资的研究现象突出。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对哈萨克斯坦农业投资风险评估的基础性研究不足，更缺乏对哈萨克斯坦国内分地区的农业投资环境评价的研究，且在研究方法上多以描述性统计为主，计量方法在农业投资领域的运用有待扩展。故本文借鉴因子评价方法，采用专家打分法，拟通过硬环境和软环境两个方面的指标构建来评价哈萨克斯坦地区农业投资环境，以期为我国投资者对哈国进行农业投资提供量化分析的参考。
二、指标体系的构建及研究方法的选取
(一)指标体系的构建
1．影响农业投资环境的因素。农业投资环境的优劣体现在很多方面，有的体现在光热条件、水土水文、基础设施等方面，有的表现在投资政策、市场发育程度、居民收入等方面。本文将影响哈萨克斯坦农业投资环境的因素分为两类，投资“硬环境”和投资“软环境”。投资“硬环境”主要涉及土地资源、交通运输和通讯设施;投资“软环境”主要涉及政治法律环境、经济发展环境和社会管理环境。由于是在一个国家宏观管理的大背景下评价不同州、市的农业投资环境，可以认为政治法律环境同质，因此“软环境”只考虑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两个要素。2．指标的选择。由于反映“硬环境“和“软环境”所涉及到的土地资源、交通运输、通讯设施、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具体指标较多，以及鉴于哈萨克斯坦地区数据获取的可得性，本文根据德尔菲法选择了13个指标来反映哈萨克斯坦14个州和2个直辖市的农业投资环境。选取的指标有农作物种植面积m1(土地资源)、货运量m2(交通运输)、百人拥有固定电话数量m3、互联网渗透率m4(通讯设施);国内生产总值m5、人均GDpm6(经济发展)、农业产值m7、农业产值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占比m8(农业发展水平)、高等院校数量m9、科研机构数量m10(教育科技水平)、居民月平均收入m11、居民月平均消费支出m12、每万人拥有卫生人员数量m13(居民生活水平)
(二)因子分析方法
1．因子分析的思想。因子分析的基本目的就是用少数几个因子去描述许多指标或因素之间的联系，即将相关比较密切的几个变量归在同一类中，每一类变量就成为一个因子，以较少的几个因子反映原始资料的大部分信息。因子分析法可以减少变量的数据，指标的综合性强，可以突出主要的因素，且该方法主要适用于对多个区域的比较分析。2．因子分析的具体步骤。首先，确定待分析的原始变量是否适合因子分析;其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和主轴因子法、极大似然法等构造因子变量;最后利用回归法、贝叶斯法等方法计算因子得分。使用该方法得到的因子得分是有偏的，但计算结果误差较小。
三、实证分析
(一)样本的确定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哈萨克斯坦14个州和2个直辖市为样本，研究其农业投资环境。指标数据均来自2010年哈萨克斯坦地区统计年鉴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统计署。由于各个指标均为定量指标，并且大部门指标均有不同的计量单位或形式，为了统一综合评价尺度，需要将各种不同计量单位和形式转化为无量纲形式。通常无量纲化的方法主要有线性归一法、指数化转换法、标准化转换法等(周丽娟、许敏，2007)。本研究拟采用线性归一法来进行无量纲化，从而实现各指标标准化。
(二)实证分析过程
1．统计量的检验。表1给出了Kmo检验和Bartlett球度检验结果。其中，Kmo值为0．521，根据统计学家Kaiser给出的标准，Kmo取值小于0．6，不太适合因子分析。而Bartlett球度检验给出的相伴概率为0．00，小于显著性水平0．05，因此拒绝Kmo的假设，适合进行因子分析。2．公因子的提取。根据因子分析方法的原理，运用统计软件SpSS17．0计算出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以及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按照特征值大于1、累计方差贡献率大于85%的原则，提取4个公共因子，这4个因子作为公共因子已经对大多数数据给出了充分概括，损失只有8．932%(见表2)。3．因子命名。表3是由最大方差旋转得到的因子载荷矩阵。由于第一个因子在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数量、互联网渗透率、每万人拥有卫生人员数量、居民月平均消费支出、百人拥有固定电话数量和国内生产总值这7个变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社会服务设施(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因此命名为社会服务因子。第二个因子在农作物种植面积、农业产值占GDp比重以及农业产值这3个变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这些指标主要反映了农业经济发展状况，因此命名为农业发展因子。第三个因子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月平均收入这2个指标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这2个指标直接与经济发展相关，因此命名为经济发展因子。第四个因子在货运量上具有较高的载荷，并且设计到交通运输环节，因此命名为交通运输因子(详见表4)。4．各因子得分。根据4个因子的得分系数矩阵，运用回归方法得出4个主因子的得分，并依据4个主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占总的方差贡献率的比重作为加权得到各州、市的总得分(见表5)。
(三)实证结果分析
1．社会服务环境分析。在社会服务因子上，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这两个直辖市得分分别为1.0455和0.4870，阿拉木图市得分最高，远远高于其他州，说明阿拉木图市和阿斯塔纳市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要远远好于其他14个州，尤其是阿拉木图市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最优;其次，科斯塔奈州、卡拉干达州、阿克莫拉州、北哈萨克斯坦、阿克纠宾斯克、东哈萨克斯坦和巴甫洛达尔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较好，社会服务环境因子得分均高于0．2，分别为0．2763、0．2675、0．2610、0．2582、0．2553、0.2489和0.2286;而曼格斯套州和阿特劳州得分较低，分别为－0.0097和－0．0316，说明这两个州的社会基础服务设施最差。2．农业发展环境分析。在农业发展因子上，北哈萨克斯坦、科斯塔奈州和阿克莫拉州的得分分别为1．0800、1．0314和1．0230，远远高于其他州和直辖市，说明这三个州的农业发展水平要远高于其他地区;其次，阿拉木图州、东哈萨克斯坦和巴甫洛达尔农业发展水平较高，农业发展因子得分分别为0.5407、0.4759和0.4135;而曼格斯套州的农业发展水平最低，农业发展因子得分位列最后，仅为0.0834。3．经济发展环境分析。在经济发展因子上，阿特劳州的经济发展水平要优于其他州和直辖市，经济发展因子得分最高，为1．0921;其次是阿斯塔纳市和曼格斯套州，经济发展因子的得分分别为0．7113和0．6629;而南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差，经济发展因子得分位列最后，仅为－0．0719。4．交通运输环境分析。在交通运输因子上，卡拉干达州和东哈萨克斯坦的因子得分较高，分别为0．9871和0．7123，远高于其他州以及直辖市，说明这两个州的交通运输条件较好;其次，科斯塔奈州、阿特劳州、曼格斯套州和阿拉木图州的交通运输条件次之，其因子得分均高于0．2，分别为0.4161、0.2617、0.2563和0.2480;北哈萨克斯坦和西哈萨克斯坦的交通运输条件较差，其因子得分分别为－0.0043和－0.0062，远低于其他地区。5．投资环境的总体评价。2009年哈萨克斯坦14个州和2个直辖市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及排名见表5，阿拉木图市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的综合得分最高，为0．593，说明阿拉木图市的农业投资环境相比其他地州最优，尽管阿拉木图市农业发展因子得分不高，但因社会服务因子以及经济发展因子等得分较高，因而使其成为哈萨克斯坦外商农业投资的最优地区;其次，科斯塔奈州、北哈萨克斯坦、阿克莫拉州和阿斯塔纳市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相对较好，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综合得分排名分别位列第2位到第5位，其中，科斯塔奈州、北哈萨克斯坦和阿克莫拉州农业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是哈萨克斯坦重要的农业生产区;江布尔州、南哈萨克斯坦和克孜勒奥尔达州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综合得分排名分别为最后三位，说明这三个州的外商农业投资环境较差，投资风险较大。
四、结论及启示
农业环境论文篇2
1农业环境成本的内容
农业环境成本与企业环境成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联合国国际会计和报告标准政府顾问专家工作组第15次会议文件《环境会计和财务报告的立场公告》：“环境成本是指本着对环境负责的原则，为管理企业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而被要求采取的措施成本，以及因企业执行环境目标和要求所付出的其他成本。”由此可见，企业环境成本是企业内部成本核算的一个方面，是企业的实际成本支出，属于会计范畴；农业环境成本不仅包括预防性的成本支出，更重要的是分析农业生产行为实际对环境造成损害，是整个社会共同承担的环境代价，属于公共环境经济问题。农业环境成本可以分为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直接成本是指农业生产本身所产生的环境成本，间接成本是指上游与下游产业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如化肥、农药的生产，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企业因使用原料的特殊性所产生的环境成本，如皮革加工、秸秆造纸等。根据不同的生产部门，农业环境成本还可以分为种植业环境成本、畜牧业环境成本、水产业环境成本等。本文所分析的农业环境成本是指种植业部门的直接环境成本，包括动植物资源成本、土壤资源成本、水资源成本、大气污染成本、生命健康成本等。
2农业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
核算环境成本的方法很多，如预防费用法、恢复费用法、生产率变动法、机会成本法、间接替代法、市场价值法、人力资本法等。不同的环境成本，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进行核算。
2.1动植物资源成本核算
动植物资源的减少，其造成的损失是无价的，同样，各种动植物资源的恢复和保护也蕴藏着不可估量的价值。核算动植物资源的环境成本可以采用恢复费用法和维护成本法。
恢复成本取决于恢复的面积和单位面积恢复的费用，恢复费用的具体费用包括土地费用、劳动力费用、动植物资源引进培育费用和相关的技术费用等。其中动植物资源的引进培育费用是关键，对植物的稀有程度越高，费用就越大，一般常见的资源引进，费用很低，甚至不需要具体的费用。恢复成本既可能是一次性的，也可能是长期的，但保护成本是长期的，同样道理，动植物资源的稀有程度越高，保护的费用就越高，常见的动植物资源只需保证其生产空间，一般不需要额外的保护费用。相反，如果需要对野生动植物生长进行控制，费用另当别论。
2.2土壤资源成本核算
土壤资源成本的核算方法常用的有两种，一是恢复费用法，即将土壤的自然生产能力恢复到一定水平的费用；二是生产率变动法，选择不同地区或同一地区不同年份，核算由于土壤自然肥力不同或变动而引起生产率变动所产生的净收益差异(e)。
式中，p为产品价格；Q为产量；C为单位成本；i为产品种类。
使用恢复费用法计算土壤资源成本，关键在于选择恢复土壤自然生产能力的方法和要求达到的技术指标。如果采用休耕的方法，其成本就是正常耕种的净收益，如果采用种植绿肥等方法，在以上基础上，其成本还应该包括种植绿肥或其他方法所产生的净费用。
由于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干扰，采用生产率变动法很难直接测定由土壤肥力下降所引起的单位面积净收益的变化。土壤肥力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大量施用化肥造成的，因此可以通过单独测量化肥的超正常施用量，判定土壤资源的环境成本。首先是确定在现有技术水平条件下，单位面积净产值最大时化肥的最小施用量，然后计算化肥实际施用量与最小施用量之间的差额和相应的价值，最后将差价扣除因减少化肥施用而采取的其他环保手段的费用，就是使用化肥而产生的土壤资源成本。
如果替代费用超过减少化肥施用节省的成本，就会出现替代不经济，所以替代品的经济性和环保性同等重要。用同样的方法可以核算农药投入对土壤所造成的环境成本。事实上，无论化肥和农药的投入量如何减少，都不可避免地会对土壤造成一定的损害，关键是把这种损害控制在一定的水平，一是可以由土壤自身进行修复，二是可以通过其他比较经济的技术手段实现修复。
2.3水资源成本核算
水资源环境成本有三项内容，核算也分三个方面。
核算水资源的浪费成本，关键在于确定水资源的价格、节水灌溉的用水标准以及相应所增加的灌溉设备费用，如果价格较低，水资源的浪费就是经济的。提高水价，水资源的环境成本就会由外部成本转化为内部成本，节水灌溉的经济性就会增强。
2.3.2地质灾害损失的核算
在我国北部平原地区，农业灌溉用水主要来自于浅层地下水。由于地下水严重超采，目前在山东、河南、河北等19个省区共形成了59个漏斗区。并引发了比较严重的地质灾害，如地陷、裂缝等，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地质灾害损失的核算，一是通过调查统计计算已经造成的经济损失，二是预测灾害发生的概率和将来可能造成的损失。2.3.3水污染环境成本的核算
农业生产对水资源造成的污染主要来自化肥、农药、除草剂的使用，因此水污染环境成本的核算方法与土壤资源的环境成本核算方法类似。二者的差别在于水的流动性较强，水资源的污染会进一步对动植物资源和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由此造成的二次污染和损害的核算，可以分别参考动植物资源的环境成本核算和生命与健康成本核算。
2.4大气污染环境成本核算
2.4.1温室效应的成本核算
农业生产的温室效应损失=温室效应造成的净损失×农业生产对温室效应的负责系数
农业生产对温室效应的负责系数=农业生产n[，2]o排放量占n[，2]o总排放量的比例×n[，2]o对温室效应的负责系数
2.4.2秸秆燃烧的环境成本核算
首先确定秸秆燃烧所造成的损失项目，如交通事故、高速公路关闭、飞机停飞、火灾等，其次统计和计算相关项目的实际经济损失，最后将这些损失合计就是秸秆燃烧的环境成本。其中涉及生命与健康方面的损失，核算方法参见关于生命与健康成本的核算。
2.5生命与健康成本核算
在生产中与农药的接触对人体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可以致病、致残甚至致亡，相应发生的医疗费、误工费，以及由于劳动能力的部分或全部损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都属于生命与健康成本核算的内容。与农业生产不相关的行为，如服药自杀所造成的损失不是环境成本核算的内容，精神损失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且难以衡量，也不在核算的范围。通常使用人力资本法核算生命与健康成本。
人力资本法也叫工资损失法，它是通过市场价格和工资多少来确定个人对社会的潜在贡献，并以此来估算生态环境变化对人体健康影响的损益。
进一步计算疾病成本和劳动能力丧失成本：
式中，R[，j]为农药对伤残的负责系数；Y[，0]为期望寿命(参考“wHo推荐的标准期望寿命表”)；Y[，j]为第j人的实际年龄；e[，j]为劳动能力损失系数(死亡者系数为1，伤残者根据伤残轻重确定，具体可参照GBD伤残等级分类)；w[，y]为年人均收入；D[，j]为年陪护费用。
3农业环境成本的控制
3.1维护土地的多样性
目前，农村土地耕地化现象非常严重，不仅边边角角都被利用，就是原来的河道、林地、草滩甚至坟地也被开垦变成了耕地。土地的过度利用将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一是使许多动植物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农作物一统天下，不利于生物间的竞争与进化；二是土地耕地化使水土流失问题更趋严重，农作物的耕种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在春播与秋播期间，地面没有任何植被覆盖；三是提高了旱灾与涝灾的成灾率，因为大量的水塘、沟渠甚至河道都被平整开垦为耕地，排涝蓄水以及灌溉的能力大大减弱。为了解决上述问题，我们在保护耕地的同时，一定要保护农村土地的多样性，林地、草地甚至荒地也要得到一定的保护，对池塘、河道、沟渠进行全面规划，禁止耕地对其侵占。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应该主要依靠技术与资金投入，而不是耕地面积的无限制扩张。
3.2科学施肥，减少无机肥施用量
全面使用测土配方施肥技术，避免化肥的盲目使用。发展复合肥、生物有机肥，压缩无机肥的施用量。生物有机肥技术是以畜禽粪便为原料，以秸秆、豆粕等有机废弃物为辅料，配以多功能发酵菌种剂，通过连续池式好氧发酵，使之在5～7天内除臭、腐熟、脱水，最终成为高效活性生物有机肥。有机肥内含有多种有益微生物，能不断释放出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和多种植物生长刺激素。肥中除含有氮、磷、钾三大元素外，还附有含钙、镁、硫、硅、锰、锌、硼等中量和微量元素。能增加土壤团粒结构，提高土壤保肥、保水、保温能力，减少病虫害，改善作物品质。施用有机肥料的土地比施用传统化肥的土地一般增产10％以上。现在，生物有机肥的生产技术比较成熟，市场供不应求，发展生物有机肥，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3.3发展生物农药和物理捕虫技术
生物农药是指利用生物资源开发的农药，包括植物农药、微生物农药和抗生素等，生物农药具有对人畜的毒性较小不污染环境以及病虫不易产生抗药性等优点。由于技术上还存在一些问题，生物农药在我国的推广和利用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许多生物农药的有效成分为活体微生物，其产品制剂化技术要求高，而我国生物制剂的剂型及其工艺水平落后，致使活体微生物农药的制剂化成为生物农药发展的一个瓶颈。因此要加强技术攻关，使生物农药产业不断取代化学农药，成为农药的主体。同时，应重视物理捕虫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如使用灯光、振频等物理方法诱虫、杀虫。根据昆虫趋光的天性，在其成蛾期间，在田间布置具有诱虫和杀虫功能的频振杀虫灯，杀虫效果不亚于使用农药，并且没有污染，还可以大大节约成本。山东龙口市在果树和蔬菜生产中推广频振式杀虫灯技术，全市目前已应用频振式杀虫灯3000多盏，控制果蔬面积6000多hm[2]，每年可减少农药使用150t，节约成本上百万元。
3.4推广与普及节水灌溉
根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农业用水将短缺600亿～700亿m[3]，推广和普及节水灌溉势在必行。截止到2002年，全国节水灌溉工程面积只有2000万hm[2]，约占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36％。其中防渗渠灌溉的面积1000万hm[2]，管道输水灌溉面积150多万hm[2]，喷灌面积230万hm[2]，微灌面积30万hm[2]。节水效果越好的方式，其应用面积越小。发展节水灌溉，一要解决技术问题，开发和推广适合不同地区使用的节水灌溉设备与技术，在华北平原地区，应推广和普及管道输水灌溉技术，在城市郊区，发展喷灌和滴灌技术等。二要解决制度问题，建立农业用水的市场机制，有偿用水，利用价格杠杆，使农民自觉使用各种节水设备。
3.5全面建设农村生态文明
农业环境论文篇3
关键词:水利工程项目;环境评价方法;生态效益
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深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除了工业对环境的影响,农业的水利工程项目同样对环境产生影响,为了协调人类与环境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了子孙的长远利益,重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共识,怎样能准确的衡量这一影响,成为了当前人们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1农业水利工程项目对环境的影响
水利工程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水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忽视水资源的载力问题。一定意义上说环境也是不可再生资源,一旦遭到破坏在短期内是无法恢复的,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上千年才能恢复。水资源自身的生态平衡也需要一定的水量,例如渗入地下的水、蒸发的水、排沙除淤的水、排盐碱的水、湖泊洼地的水量等等,一定要保留维持其基本平衡的水量。国外的研究表明,河道内径流为多年平均值的30%,这是保持大多数水生生物有好的栖息条件所推荐的基本径流量。与大自然和谐发展,大自然才会给我们最多的回报,否则大自然的报复常常给人类的生产、生活造成极大的危害,水土流失、沙尘暴已不再是距离我们很远的事,每年春季北京及中国北方的沙尘暴天气已让我们认识到大自然的惩罚。
(2)对地质结构考察不细致,工程选址不当造成大面积库岸崩塌,诱发强烈地震,地下水位上升而引起盐碱化问题。
(3)在水库建设中缺少生态考虑,给一些濒临灭绝的水生生物带来致命打击。规划中还应设计一定的工程构造,以满足大坝流域内水生物的生活习性。
(4)给社会环境如工程带来的移民问题和耕地补偿问题,以及由于其安排不当而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是我们要考虑的。
(5)工程施工对当地环境的影响。由于工程施工缺乏有效的管理方法,粗放型的施工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
2农业水利工程对环境影响的评价方法及具体实施内容
以上重点阐述了水利工程设计和施工不当而造成的一系列的生态和社会问题,农业水利工程对环境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起开始受到重视,国务院规定今后凡大型的水利工程都要进行环境评估,但是往往由于缺少一个科学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导致我们在环境保护这方面做得仍然不够。但是近年来由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重视,这一现象得到了很大的改观,也总结出了很多评价方法,形成一些比较成熟的理论。
水利工程对环境的评价方法可以归纳为3种:预断评价、回顾评价和现状评价。评价方法很好理解,这里就不做过多的陈述,重点说一下评价方法的具体实施内容,可以分为四个部分:①环境状况的预先调查研究;②环境状况的具体分析;③环境影响的预测;④综合分析评价,在此我相应的展开论述。
2.1环境状况的预先调查
环境状况的预先调查是第一步,也是最基础的一项工作,它为此后的工作提供依据,所以预先调查的翔实准确与否直接影响的由此的产生的一系列结论。简单说就是对工程范围内的自然和社会状况进行调查,为现状的分析和今后发展变化的预测提供基础资料和依据。具体执行上又分为自然方面和社会方面,自然方面主要有地形、地质、水文、水质、泥沙、气候、生物等等,社会方面是人口、民族、土地、经济发展、文物、军事设施等等。
2.2环境状况的具体分析
在环境状况调查的基础上根据工程的特征,列出与工程有关的环境因素并且加以分析、预测,根据每项因素对环境影响程度的不同有主次的进行分析,根据各自的权重综合平衡评价。常用的方法有以下几个:
(1)清单法:将可能影响的环境因素根据作用的大小以表格形式列成清单,这一方法又分简单清单法、分级加权清单法和提问式清单法3种,分级加权清单法是目前常用的方法。
(2)矩阵法:将影响环境的因素排在纵列上,将环境效应排在横行上,构成阵列。其中,各项效应对环境因素的正负影响均按不同等级示出其影响的程度。通常,还多采取加权的办法,以识别各项因素对整体环境影响的总和。
(3)网络法:属于一种流程图的结构,由箭头与方框做有序的组合,用以说明人类活动可能产生的逐渐影响。这一方法的特点是可以形象地反映人类活动——效应——环境因素之间的因果关系。
(4)叠置法:其做法是先区分影响类型并加以分别制成环境质量等级分布图,然后再将各分布图叠置起来,进行识别,筛选。
2.3环境影响的预测
环境影响的预测即预测工程兴建后可能发生的变化和影响。预测的结果一般有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两种。对一些能用量度单位表示的环境因素,可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或物理模型作定量的预测估算。如预测水库建成后对局部气候的影响和对水库水质、水温的变化影响等,已能通过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进行估算;预测水库对库区泥沙淤积和对下游河道冲刷的影响,多兼用数学和物理两种模型进行定量分析。对一些难以用量度单位表示的环境因素,则可通过类比分析或机理分析作定性的预测。如预测水库形成后对疾病流行的影响,多采取类比分析法,即选择与拟建水利工程具有相似自然、社会环境和水利工程特性的类比工程,进行对照并作出判断;对水生生物、陆生生物的影响,多采用生态机理分析法,即针对各类生物对环境要求和对环境变化的适用性,按工程兴建后的环境状况,预测分析其在数量上或种群、群落上的变化。
2.4综合分析评价
根据环境影响预测结果,将工程兴建对各个环境因素产生的影响或出现的主要环境问题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工程对环境的综合影响,提出减免不利影响的措施和方案。由于水利工程对各个环境因子产生的影响错综复杂,环境效应之间又往往具有相关性,因此综合评价是一项复杂的工作。
3农业水利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意义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作为第一产业历史悠久,勤劳的中国人自古就有行修农业水利工程的传统,都江堰、郑国渠被人们所熟知,尤其是都江堰历经二千多年仍然造福着四川人民,使自古蜀中就有天府之国之称。然而也有一些水利工程,尤其是时期的水利工程,由于人民偏执的相信人定胜天的思想,违背自然规律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立的一些水利工程给当地的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给当地的人民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危害。新疆的农垦区越来越多的内流河干枯,沙漠化日益严重,北京的十三陵水库也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典型,给人们带来深刻的教训。所以怎样才能与环境和谐发展、怎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都成为我们这一代人要深刻考虑的问题,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历史责任。
任何一项水利工程都会带来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只要我们考虑周密,科学计算,科学管理,按自然规律办事,一定可以把正面影响发挥到最大,把负面影响压缩到最小。以往我们总是先破坏后治理,只重视经济效益而忽略环境效益,这是不可取的,在全球环
境不断恶化的今天,我们越来越有责任保护好环境,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
4总结
兴修大型水利工程,必然要打破当地原有的生态平衡,人类要生存要发展,自然需要打破那些恶性的生态平衡,使其变成良性。这个过程往往要带来一些问题,从经济学上说就是一些成本,但只要我们作出科学的评估、科学设计和施工完全可以把这个成本压缩到最小,趋利避害。加强建设过程中的环境保护问题,观念上要更新,认识上要提高,做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合理利用资源,造福人类,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参考文献
1郭宗楼.农业水利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方法研究[J].农业工程学报,2000(16)
2黄贤全.区域农业资源开发生态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体系研究[J].农业开发与装备,2007
农业环境论文篇4
摘要：农业技术的经济价值必须通过空间扩散来实现，而扩散效果的高低却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部环境。因此，首先肯定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的重要性，然后对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进行因素分析，构建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最后提出了优化空间扩散环境的具体措施。
关键词：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工作
科技进步与创新必须借助于有效的技术扩散，才能实现从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农业技术也不例外。而相得益彰的外部环境是推动农业技术有序扩散的必要条件，对于中国这个地区差异显著，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农业大国，分析、评价、优化农业技术空间扩散所处的环境就显得尤为重要。
1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的作用
农业技术扩散是一个时间推移和空间蔓延的复合过程，源于某个地域单元的农业技术逐渐被广阔的地域范围所接受、采纳、应用就是农业技术的空间扩散，其扩散的动力来自于技术发源地与技术接受地的技术落差。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借鉴传播论、替代论、学习论、博弈论等技术扩散理论的基础上，农业技术扩散研究也全面展开，其中农技扩散时间维研究(孙振玉，1993；赵绪福，1996)比较突出，而农技扩散空间维研究则较为薄弱。相对工业，农业是一个区位自由度较弱的产业，它的区域性决定了在不同的地域空间中相同的农业技术会得到大相径庭的“待遇”，因此，探讨农业技术扩散的空间规律是研究农业技术扩散必不可少的工作。
既然是农业技术在地域空间上的传播和蔓延，那么扩散行为就必然面临各式各样的空间环境，实质上，农技空间扩散就是一个农技创新与空间环境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所谓的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就是一定时空领域内影响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的各类外部因素的综合体，它具有区域性、动态性、差异性、系统性等一系列的特征。
农技的空间扩散有4种方式：就近扩散、跳跃式扩散、等级扩散、随机扩散。具体采用哪种方式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的性能指标，如赢利性、可得性、风险性、可操作性等，还与外部环境息息相关：
1就近扩散是技术从创新源向周围地区传播，扩散呈现空间的连续性。扩散前提是创新源地与相邻地区有着相似的环境，联系方便，互动明显。
2跳跃式扩散是技术从创新源向空间上不相邻的地区扩散，之所以放弃扩散的邻近效益，是因为相邻地区与创新源的环境差别显著，不宜作为技术接受区，于是技术跨过相邻区，向远处适宜区迈进。
3等级扩散是创新源的技术按照中心地等级体系由上至下地进行，一般遵循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农村的次序。
决定技术扩散方向的不是距离远近，而是扩散环境对技术的接受能力，正是各级地域环境所形成等级落差推动了技术的梯度推移。
4随机扩散是一种无规律的扩散，这种无序状态是由于地区之间信息不畅，对所要扩散地区环境缺乏了解所致。由此可见，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扩散环境的异质性造成空间扩散方式的多样性。技术扩散环境不仅影响扩散的空间类型，还影响扩散的效果和速度。技术扩散的动力除了来源于扩散要素的本身，即：技术创新地和技术接受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动机；而且，还来源于扩散环境的激励，如农业产业化、规模化的技术需求，政府新型的农业政策鼓励。同时，环境也会成为扩散运行的阻力，如滞后的农业发展水平，闭塞的信息环境。因此，扩散环境是技术空间扩散的外因，在技术扩散的空间效应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我国“科技兴农”已经达成广泛共识，近年来每年都有大量的农业技术创新成果问世，但平均转化率低，农业技术推广工作在操作上存在盲目性、在策略上缺乏针对性、在运行上呈现低效性。
我国的一些农业科技园区由于对当地宏观环境缺乏细致的考察，“独善其身”，溢出效益非常有限，农业园区内的成果无法带动当地农业经济的发展，形成又一轮“嵌入式”经济现象。例如：西北杨陵的农业科技园区的繁荣和园区外农村地区的落后形成强烈的反差。因此，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的环境研究势在必行，它一方面可以帮助农技创新源地的技术推广者更好地了解技术扩散的外部因素，从而针对地域特征采用适宜的推广模式，提高农技创新扩散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可以为渴望先进技术的农业地区优化和改善自身环境，积极地迎接技术进步与创新的成果而提供决策服务。
2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的要素
本文根据对农业技术扩散运行的影响程度将众多的外部因素归纳于6个子环境系统，对各个子系统及所属因素进行剖析，以便掌握系统的全貌。
（1）自然生态环境。农业是人们利用自然环境提供的条件，依靠动植物的生理机能，促进和控制生物与自然环境相适应，将自然环境中的物质、能量转化成为农产品的生产过程。
农业生产的一切活动都是循序渐进在给定的光、热、水、土等自然因素的作用下进行的，农业所具有的强烈的季节性、连续性、周期性、地域性，使得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特别密切。因而，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不同的农业生产方式，也决定了不同的农业技术需求。技术推广主体必须了解一个区域的自然生态条件，考评生态的承载能力和脆弱程度，根据环境的自然属性，因地制宜地推广与地方自然环境相协调的农业技术，真正实现技术对经济的带动。
（2）农业发展水平。
先进的技术总是被高水平的地区首先接受，然后再向下一个层次渗透，农业技术也是如此，因而，农业发展的水平与农业技术的等级是相吻合的，客观地评估地区现存农业生产方式和技术贡献程度，有助于明确农技扩散的方向和类型。农业的规模经营，可以使农业机械化技术的应用达到规模门槛，因为相比小规模分散的小农经济，大规模的集中式的农业经营可以有效地积累原始资本，降低农户采用新技术的风险，在中国地区间的土地经营规模的差异往往造成地区间技术采用的不平衡。农产品的深度开发和加工，农业产业链的延长以及农业产业链内部结构的升级都可以调动农户投资新技术的积极性。事实表明，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激发农民新技术需求的重要因素。
农产品的需求层次也可以影响农民进行技术革新的兴趣，在恩格尔系数不断降低的前提下，居民对农产品质量的要求却不断升级，绿色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的风靡促使农民通过技术手段来占据新的市场。
（3）中介服务状况。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各类农业技术中介机构是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的桥梁，它们所提供的盈利性或公益性中介服务是推动技术成果在创新源地和技术接受地之间流动的重要力量。农业技术中介服务表现为：进行市场调研，收集市场信息，宣传新型技术，辅助农民选择技术；组织供应良种、新饲料、新农药等先进生产资料；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收购或推销在新技术指导下生产的农产品等等。
完善规范的农技中介机构能够与农民互动互惠，益于扩散主体与扩散客体之间建立稳定、快捷的供给与需求关系，可以减少农技扩散的随机性，促进农业科技资源在空间的合理配置。
（4）信息网络环境。技术扩散最典型的空间特征就是距离衰减效应，即随着距离的增加，扩散的强度逐渐降低，而便捷的交通、邮电、信息网络可以有效地降低距离的摩擦系数，使得技术扩散的范围扩大。
因此，区域必须具备开放性，拥有四通八达的外联网络，为技术创新方与技术接受方相互交流所产生的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自山流动提供物质载体。在农村，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除了亲戚邻里的口头言传，还依赖各种信息媒介，有传统的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影、电视，还有先进的互联网，这些信息渠道能够消除山于信息不充分而造成的技术扩散的不确定性，增加了扩散的成功率。特别是快捷的互联网平台可以轻易地克服空间的阻隔，大幅减少农技空间传播的时间和成本。
（5）农业科技政策。
“科技兴农”是我国加速农业发展的长期战略，为了确保这一战略的实施，必须有一系列的完整规范的科技政策和行为规范作为支持。科技政策是农业技术扩散的软环境内容，引导、协调、规划、扶持着各项与农业技术有关的行为。正确的农业科技政策导向是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快技术传播扩散的保障。在农业科技政策体系中有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人才政策、组织政策、对外政策以及农业科技成果的评估、奖励、转换制度等组分。由于农业比较利益低，多数技术又具有公益性，研发和推广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灵活的融资渠道，因此，财政优惠政策是政策体系中的关键组分。
（6）社会文化环境。
新型技术的接受度与地区的人口素质、文化背景、教育程度、年龄结构、偏爱喜好、心理素质密切相关。教育程度较高者一般是新技术先驱者，而文化水平较低者都为新技术的追随者，素质的高低决定着接受者掌握技术的水平和运用技术的熟练程度；年龄构成中，青年者居多则倾向于高风险、高报酬的技术，老年者居多则倾向于减轻劳动强度的机械化技术。在民风民俗中，如果社区氛围过于封闭，农民则会对于生产条件的改善、新技术成果的应用反应迟钝，对新技术采取保持常态，规避风险的做法。
3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的评价
根据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的定性分析，本文遴选出具有说服力和代表性的因素作为环境评价的主要考量，以便从定量角度来完成对环境质量的综合评价，如附表所示。在指标体系中，每个因素都有相应的参考解释性指标，其中一些不具备具体数值的定性指标，可以通过模糊价值评判进行量化分级。
继而，可以通过层次分析法、主成分法等方法来确定各个因素的权重值，通过线性加权法，得到一地农技扩散环境的综合评价值。
4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的优化
目前，我国的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环境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极大地制约了技术扩散的效率，因此，推动农技空间扩散有必要从环境的完善与优化入手。根据环境因素在整个技术扩散系统中的重要性与可控程度，因地制宜、有的放矢地展开。
（1）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营造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环境。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机械化、石油化和能源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农业波及全球，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在提高土地生产率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生态问题，例如：耕地退化、土壤板结、作物病虫害加重、农产品安全性下降等。因此，为了营造可持续发展的农业环境，必须走生态农业、高效农业、特色农业的道路，选择绿色农业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清洁生产技术、无废少废技术，通过构建循环型农业来实现经济、社会、自然三者的和谐。
（2）消除地区与部门之间的扩散屏障，促进技术要素在空间的流动。地区的开放与合作是推进农技空间扩散的动力，而行政保护、部门垄断、地区封锁是阻隔农技空间流动的桎梏。因此，必须打通地区间农业科技资源的交流“壁垒”，使技术扩散所需的各类资源在自山流动中得到最优配置。进行技术市场的有序化与规范化建设，通过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来激励技术交易。整合和集成固有的农业技术资源，建立有效的科技资源共享机制，将一个个异构的、封闭的农业创新与推广的小系统，链接成为联通与互融的区域农业科技大平台。
（3）将市场配置与政府调控有机结合，加大农业技术推广政策的优惠力度。农业是基础性产业，比较利益低，需求弹性小，农业技术又多具有公益性或外部性，单靠市场的力量，无法完全解决农业技术空间扩散的问题，因而必须将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相结合。政府的调控主要表现在：通过法律法规规范技术市场运行，保障技术供给方和使用方的合法权益；在税收、信贷、价格等方面为农民采用技术提供更大的政策优惠，以降低农民技术革新的风险。对于环保型农业技术的传播考虑支付部分资金补贴，以经济利益激发农民保护生态的自觉性。在财政政策中，保证农业支出的涨幅高于财政收入的涨幅，大力进行农村基础设施环境建设，增强造血机制。
（4）提高技术推广机构的空间渗透力，构建体系健全的农业技术推广网络。为了适应技术扩散的空间特点，农业技术推广机构在空间上的布局应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网络结构，但是，我国现有15.5万个农技推广机构多设置到县一级，真正需要技术指导的乡村却成为技术推广的盲区。因此，为了与实际地域系统的等级体系相吻合，应建立健全省、市、县、乡、村、队6个层次的技术推广体系，省设立农技推广总站，统筹全省农技推广工作；市、县建立推广中心，承担管理和推广双重任务；乡、镇成立农技服务站；行政村成立农技组，配备农民技术员；大队建立科技示范户，根据不同的功能定位，满足农民经常性、多样性的技术需求。
（5）推动农业信息化建设，拓宽信息渠道，促进技术交流。互联网技术可以省略交流的中间环节，将技术扩散的网络组织结构扁平化，增强扩散传播者和技术接受者之间的可知性和透明度。
同时，互联网对于地域空间的超越性特点非常适合乡村分散的居住模式，因此，应通过信息化建设为农技传播构筑平台。在我国农村应继续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统一农业信息标准，丰富农业信息资源，降低信息使用成本。完善现有的农业信息中心、农业信息数据库、宏观决策支持系统、农业专家系统，建立资源共享机制，逐步将科研院所的信息化推向农村与农户的信息化，为普通农民提供决策服务。
（6）普及农业知识、开阔农民的眼界，增强农民的科技意识。在我国，农民整体素质偏低、技能缺乏是制约农技空间扩散的主要原因。今后应继续贯彻落实农村九年义务教育，提高农民的基本素质。根据农民素质的层次性选择相应的推广方法，深入浅出地进行农业科技宣传，开展中级农业教育和短期职业培训，培养农民对外界的新技术、新市场反应、判断、理解和正确决策的能力。在有条件的地方，鼓励农民参与农业技术研究过程，研究出真正为农民服务的新技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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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环境论文篇5
2014年我市地膜覆盖面积大约15万亩。应用量608.2吨左右，具体的应用作物为露地蔬菜、棚室蔬菜、烤烟、瓜类、棚膜的应用面积为11.9万亩，其中蔬菜大棚1.3万亩，水稻大中小棚育苗面积为10.6万亩。我们积极开展工作，使全市的残膜回收率达到92%。主要做法：
1、领导重视，组织得力
治理农田“白色污染”是一件大事，我市一直都将农田废膜清理工作作为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一件大事来抓，并纳入到年度目标考核内容之内。对各乡镇要求要加强对农田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指定专人负责，分村进行落实。使农民能结合灌水、犁地、耙地、播种等对农田残膜进行清理，把促进农民增收与农田环境保护宣传相结合，确保了及时将残留地膜进行有效地清理。
2、广泛宣传，积极动员
使用地膜在给社会带来巨大效益的同时，也给环境带来了严重的污染。残留在土壤中的农膜，容易影响土壤透气性，造成土壤板结，阻碍水分流动和作物根系发育，影响农作物收成；还会缠绕农机，影响田间作业，长期下去会影响深层土壤，使土壤环境恶化，进而威胁人类生存。为此我们多次印发了图文并茂的宣传材料免费发放到各家各户，并且我们环保站的工作人员亲自到田间地头，现场讲解塑料地膜的危害以及再回收利用的好处，提高了农民的环保意识。
3、根据生产季节积极开展活动
各乡镇在大力引导农民应用地膜科学种田的同时，加大了应用残膜后的回收和清理力度，建立了回收清理的长效管理机制。各乡镇动员广大农民及学校的师生进行清理农田残留地膜活动。目前各乡镇基本杜绝农田、林带、渠道和房前屋后废膜随处飘飞的现象，清理工作较扎实。4、做好检查、督促和落实工作我市农委始终把地膜污染治理工作当作农业生产技术保障措施来抓，高度重视地膜清理工作，专门制发了关于残膜治理的文件，对农田残膜清理的重要性、开展方式、检查方式、统计方式进行了要求。并安排农业环保站工作人员在春播前对各乡镇进行农田残膜检查和调查工作。
二、调查治理农业环境污染事件
随着标准化农业生产的贯彻落实及农业执法力度的加大，农业环境污染情况有所改善：一是农药污染情况大大降低，高毒剧毒高残留农药禁止使用，以生物农药和农业措施、物理措施为主的防治病虫草害的手段，保护了农田自然环境，维护了生态平衡。二是土壤结构有所改善，随着平衡施肥技术的推广，农民不再盲目施肥，农肥、有机肥、作物专用肥、生物肥及叶面肥的应用面积逐年扩大，基本实现平衡发展。三是对有化肥厂、水泥厂等企业采取重点监测的方法，将污染事故扼杀在萌发前，全年无农业环境污染事故投诉。
三、农产品产地安全质量调查
农业环境论文篇6
在美国开发中西部进程中，有两个大规模集中开发的时期：一是1860-1890年，这一时期开发西部的主要动力来源于皮货贸易、土地投机以及奴隶主庄园的扩张。二是1930-1970年，在大规模开发时期内，美国联邦政府陆续出台了有关中、西部开发的法律和政策，极大地加快了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农业开发的速度。
19世纪中叶，美国联邦政府为了鼓励西部农业开发者，除制定了灵活多样的土地开发政策外，还陆续颁发了《沙漠土地法》、《鼓励西部植树法》等法律。以法律和政策的形式明确了只要在西部地区植树、种草或修筑灌溉沟渠达到一定面积和一定时间，就可以免费或低价获得一定面积的土地。这些法律和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美国西部的土地开垦和农业的发展。从1836年到1985年，美国中西部新开垦的耕地面积为2.45亿英亩，相当于原有耕地面积（1.6亿英亩）的1.53倍。随着耕地的增加，粮食产量倍增；玉米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1061.3万t，增加到1989年的1亿9120万t，增加了约17倍；小麦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389.5万t，增加到1989年的5540.7万t，增加了14.2倍；大豆由1934～1938年期间的平均每年23.3万t，增加到1989年的5244万t，增加了224倍。使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的粮食出口国；美国主要畜产品的平均年产量：1961～1965年期间，肉类335.28万t，牛奶1139.9万t，鸡蛋78.4万t。到了1989年，肉类（不含鸡肉）、牛奶、鸡蛋的平均年产量，分别增加到1818.9万t、6543.2万t、397.4万t，分别比1961～1965年期间增加4.43倍、4.74倍、4.07倍。
但是，大规模的垦荒活动，在中、西部开发初期，一些农场主为了获得更加丰厚的农牧业利润，对那里进行了掠夺式的开发，使该地区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遭到破坏，土地荒漠化加剧，生态失去平衡。
2农业生产与资源、生态环境问题
在美国，由于农业的开发而引起的资源、生态、环境问题，如，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生态系统失衡，等等。
下面讨论在美国由于农业开发引起的土壤侵蚀、水资源枯竭、盐害、水质污染4个方面的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
2.1土壤侵蚀
美国联邦农业部的最新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引起农业生产力低下的土壤侵蚀面积达6900万英亩，约占耕地总面积3亿4500万英亩的20%。土壤侵蚀主要发生在：长期不断地种植较单一的农作物的耕地，即不实行轮作、不实行休耕的农地，机械化大农场。此外，美国政府以往的农产品价格扶持政策、增加农户收入的各项优惠政策，导致农户以垦荒的途径扩大种植面积，增加农产品产量，维持较高水平的收入。
由于对土地、水资源的不合理开发利用，由于受风和水的侵蚀，美国全国的农地每年土壤流失量高达27亿-31亿t；造成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面积达1亿1800万英亩。
2.2一些主要农业生产地区水资源枯竭
根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统计资料：1949年美国可灌溉耕地面积为2500万英亩，到了1978年则增加到了5000万英亩，稍后减少到了现在的4500万英亩，其中包括容易发生水土流失的1200万英亩可灌溉耕地和1340万英亩地下水位下降的耕地，分布在北部平原、南部平原、丘陵地区、太平洋沿岸的17个州；例如，西部的加利福尼亚州中央的溪谷地区，地下水位的降低，已成为亟待解决的严重问题。另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1980-1984年，有1400万英亩的可灌溉耕地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0.5～5.0英尺。
2.3盐害
美国西部的干旱地区，是“灌溉农业区”，引起盐害的危险性极高。在这里不但有钠盐，还有钙盐、镁盐等各种盐类。加利福尼亚州受盐害最严重，加州的中部及南部帝国峡谷等主要农业区，降水极少，在那里若不进行灌溉，进行农业生产是不可能的。那里灌溉用水的水源是：地下水、圣礼河水、科罗拉多河水。因为科罗拉多河水含盐，加州中部、南部地区的土壤也含盐，所以，用含盐的水灌溉农田导致了耕地表面盐分过度积累，农作物因受盐害而枯死，耕地也逐渐变成了荒漠。现在，对此采取的对策是：用自动撒水器撒大量的水来希释盐分，使盐分流入地下。但是，这样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时间一长，地下水盐分含量增高，当盐分含量高的地下水位上升到农作物的根系部位时，就会导致农作物枯死；或用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灌溉农田使农作物枯死。为解决这些问题，也曾采用抽水机抽取地下水的方法，来降低地下水位。但是，盐分较高的水，向何处排放？这一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例如，为降低地下水位，曾将盐分较高的地下水排放到Gustafson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该保护区发生了水鸟和水生植物受害事件，如水生动、植物生长畸形，以水生动物为食的水鸟因吃了这里的畸形动物也生长畸形，水鸟不下蛋，或生了蛋也孵不出小鸟。由于发生了这类事件，排水处于被禁止状态。如果在今后的10年中，这里仍禁止排放地下水，随着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位的上升，将有100万英亩的耕作，因盐害而充耕，变为荒漠。到目前为止，含盐分较高的地下水的排放问题仍没有找到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
2.4水质污染
由于农业开发、生产活动而引起的水质污染，是众多损害大而且涉及范围广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之一。水质污染主要是由于农业生产活动而产生的地表土流失，这些流失的地表土沉积在湖底或河底，恶化有关动植物的生存环境；此外，美国的农民为扩大耕作面积，将湿地转化为农田，也使那里的动植物的生存环境受到破坏。就农业生产而言，大量使用氮和磷随地表水流失到河流及湖泊中，使河水及湖水产生富营养化问题，给动植物的生存带来负面影响；杀虫剂会使水生动、植物产生畸形，乃至死亡。据美国联邦农业部的调查资料显示：在美国，流入河流湖泊地表水的水质污染物约有50%来自农业生产活动，主要是由土壤侵蚀、水土流失造成的。其中有50%-70%为氮和磷，主要来源于耕地上的化肥与围栏育肥方式所聚集的家畜粪便。水质污染不仅使地表水质恶化，而且对地下水资源的水质也有重大影响。如果农业生产上使用的化学物质一旦污染了地下水，就会污染整个地下水水脉。地下水质污染，危及着农业生产地区人口总数的97%，占美国总人口50%的居民健康。因为，这些居民要饮用地下水，所以水污染问题的严重性是不言而喻的。
3美国的农业土地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对策
面对农业生产、开发资源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美国联邦政府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注重与农业生产、开发相关的资源、生态、环境的保护，制定了一系列旨在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保护耕地、水等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的法规和长期计划，特别是联邦政府1985年制定的“农地保护计划”，大规模地实施退耕还草、退耕植树、或休耕；到1990年共将1亿1800万英亩的农地纳入，发挥了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3.1农业立法与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美国联邦政府于1985年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主要内容是：①为提高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出口，政府对农民支付农产品出口补助金；②为减少农产品库存积压，扩大农户对农产品市场的选择权（交易条件、方式等）；③通过实施农地保护计划(CRp)，贯彻对农地进行保护的方针。此外，该法还包含了有关资源、环境保护的条款、草地保护、沼泽地保护等条款，制定这些条款的目标是：持续地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保护土地和水等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为实现该目标，政府制定了长期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计划，即与该法相辅相成。
1990年美国联邦政府再次修订了农业法。修订后的农业法的目标是：通过实施农地、水等资源的保护及水质改善、湿地的生态环境系统保护、食品安全性保障对策，以保证农业生产力的持续提高，保证向消费者供给“绿色”的农产品。为实现上述目标，在农业法中还增添了关于“持续农业”和推行新的耕作方法的条款。
修订后的《农业法》，沿袭了食品安全保障法的方针，增加了对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容。该法的主要政策目标是：市场理论的应用；提高美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特别是农地、水资源）。该法由9项条款组成，有关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条款是第2项和第7项。
3.2农地保护计划
就其内容来看，可以说是荒漠化防治计划。其主要内容是：针对农业生产给土地、水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带来的破坏，在容易发生荒漠化的地区，实行有计划的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及休耕（如种植以改良土壤为目的的豆科植物等），即在美国联邦农业部的监督下，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行为期10年的休耕或永久性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同时，作为补偿，由联邦农业部每年向该计划的参加者（农户），支付一定数量的补助金（按每英亩一定的单价乘以退耕、休耕地面积的方法计算，并被称为地租，下同）：联邦农业部退耕还草或退耕还林的农民支付树木和草的种植费用总额一半的补助金（一次性的补助）。
农地保护计划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农地土壤侵蚀量，防止荒漠化蔓延。除此之外，还有以下五个较具体的目的：①通过农地保护计划的实施，长期保持美国农业的食品及天然纤维的生产能力；②减少由农业生产而产生的环境污染物质的数量；③改善水资源质量；④保护野生动、植物；⑤通过减少农作物种植面积的方法，抑制农产品生产过剩，通过总量控制来保证农户增加收入（稳定和提高农产品价格）。
根据联邦政府统计，1989年联邦农业部对大约6300万英亩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每年减少土壤侵蚀量达8亿t；到1990年，联邦农业部对容易发生土壤侵蚀的1亿1800万英亩耕地，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
在美国，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管理，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会遇到阻力。例如，是参加会减少收入的农地保护计划(CRp)、还是维持以前那种较大耕作面积的农业生产活动之间进行选择时，农民更偏好后者。
在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区域内，如果农户不参加农地保护计划，则取消该农户享受政府扶持及参加联邦农业部“农产品计划”的资格。
到了1996年，最初实施农地保护计划的耕地（休耕、退耕还草、退耕还林）已经过了10年的保护期，也就是说已经失去了向农业部领取地租的资格，一部分休耕的农地可以从新进行农作物种植了。但是，拥有这些耕地的主人，必须严格遵守1985年及1990年修改后的农业法中有关农地保护的条款来耕作。否则，他们将不得不同农业部的“农产品计划”说“再见”了。那些退耕还草、退耕还林的农地，则永久地退出农作物的生产。
3.3防止水质污染对策
1987年美国颁布并实施的《水质法》、《水质净化法》，根据该法的规定，各地方（州）政府有义务每年向联邦政府报告关于缓解农业水源水质污染问题的对策及成果。1988年美国联邦农业部公布了“土壤、水资源保护全国计划”及“区域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并通过该计划的落实，管理着全国22个区域性水资源水质净化计划的实施。现在看来，全国各地的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实践证明，上述各项法律和计划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3.4耕作方法的资源、环境保护对策
3.4.1可持续农业
所谓“可持续农业”，一般是指“能够持续地利用资源进行农业再生产或能够进行资源的再利用，把农药、化学废料的投入量控制在必要的最小限度，在实现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生产安全农产品（食品）的同时，保持较高水平的农业生产力和收益性的耕作方式及其农业管理体系。”
实现可持续农业的手段是：①改革现行的农业种植、养殖体系中不利于农地、水等资源保护的部分；②采用病虫害综合防治方式；③促进家畜粪尿等农家有机肥料及豆科植物等绿肥的利用；④实施保护农地、水资源的保护性耕作方式；⑤采用种植业和畜牧业相结合的复合经营模式。
通过上述手段来防止土壤侵蚀、荒漠化蔓延、水资源水质污染的目的，并且在保护农地、水等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下，进行农业生产，提供安全的（卫生的）农产品。
3.4.2关于“保护性耕作方法”
集约型持续单作经营方式农业，容易发生土壤侵蚀，导致农药使用量的不断增加、水质污染。
农业环境论文篇7
关键词：农业;循环经济;生态文明;发展评价
一、引言
党的十，将生态文明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列，提出“五位一体”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被置于突出地位。十报告在论述如何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指出，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循环经济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发展循环经济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2016年11月24日国务院向各省、自治区、直辖区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印发了《“十三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统筹部署了“十三五”期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规划》中将“推动循环发展”作为“以生态环境保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措施。可见，循环经济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一环。在人类的所有经济生产活动中，农业无疑是与自然环境关系最密切的，它是直接在一定自然环境条件下利用一定的自然资源开展生产活动。人类通过农业活动，与自然界形成了最广泛最有生命活力的物质循环与能量交换关系，因此农业经济循环发展的研究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地位。
二、循环经济概述
1.概念。所谓循环经济，即在经济发展中，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维护自然生态平衡，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农业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它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规律，在农业生产过程和农产品的生命周期中减少资源的投入量和废弃物排放量，使经济系统和谐的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农业资源持续利用、农业清洁生产，使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得以统一。农业循环经济将循环经济理念引入农业生产过程中，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循环经济理念在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发展中的综合应用。2.理论起源。美国经济学家Kennethe.Boulding于1962年提出的“宇宙飞船理论”被看作是循环经济理论的萌芽。Boulding受当时发射的宇宙飞船的启发来分析地球经济的发展，他认为飞船是一个孤立无援、与世隔绝的独立系统，靠不断消耗自身资源存在，最终它将因资源耗尽而毁灭。惟一使之延长寿命的方法就是要实现飞船内的资源循环，尽可能少地排出废物。同理，地球经济系统如同一艘宇宙飞船。尽管地球资源系统大得多，地球寿命也长得多，但是也只有实现对资源循环利用的循环经济，地球才能得以长存。1990年，英国环境经济学家Rogerperman等在其《自然资源和环境经济学》一书中首次正式使用了“循环经济”（Circulareconomy）一词。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可持续性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而循环经济模式兼顾了经济发展、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社会进步之间的关系，因此发达国家逐渐开始把循环经济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路径和模式。3.国外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20世纪2、30年代，国外学者最先提出了“生态农业”的概念；70年代后，生态农业的发展引起世界各国广泛的关注和实践运用，相关学者指出设计良好的运行机制有利于又好又快地实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目标；同时，农村基础设施等硬性条件的完善和农业生产活动主体素质等软条件的提升是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关键。
三、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理论研究
我国对于农业循环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其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1.农业循环经济内涵研究。阐述农业循环经济的内涵和原则，论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必要性是这一研究的核心。例如：详细论述了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是我国农业生产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发展农业循环经济应遵循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再思考四个原则；分析了循环经济和农业发展的关系，论证了实现循环经济是农业发展的根本，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等。这一研究的目的主要是介绍农业循环经济，论证其发展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多见于研究的早期。2.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研究。这一研究在总结国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分析对我国的启示，探索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模式。例如：在总结美国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基础上，分析对中国的启示，为促进中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提供参考；在对德国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中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建议；介绍日本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多元共治”的基本模式，分析对我国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启示并提出政策建议等。这一研究得出的建议和发展模式都主要针对国家层次的农业，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研究不多。此外，它与上一研究一样都主要是定性的研究。3.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研究。这一研究主要是对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定量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识别阻碍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因素，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方法论上。评价方法多采用指标评价法，如：运用BpeiR概念模型及特菲尔法构建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江苏省19年间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进行综合评价，发现影响江苏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依次是资源减量投入、资源循环利用、经济与社会发展、资源环境安全指标；构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确定指标权重，对2005年四川省21个城市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综合评价，结果显示甘孜州、雅安市以及资阳市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攀枝花市发展水平最低；以绵阳市为例，构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绵阳市及其所辖9个地区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定量评价，结果表明绵阳市2002-2012年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而资源的减量化投入水平和资源安全水平是其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素等。其次使用的较多的方法是能值分析法，如：将能值理论与区域农业循环经济理论相结合对吉林省西部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85~2004年期间，吉林省西部农业生态经济系统的能值投入和产出均呈明显的增长趋势，系统中物质循环利用及有效能值的转化率明显提高，种植业与畜牧业耦合程度有所增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趋势得到明显加强；用改进的能值分析方法对福建省福清星源循环农业产业示范基地的可持续发展程度进行评价，结果表明改进的能值分析方法对循环复合农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更科学，并找到了可持续发展指数最高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对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境内的四墩子乡农业系统进行能值分析，论证实施草地农业是促进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技术保障等。最后，其它方法，诸如生态足迹法等。例如：用Dea方法和生态足迹构建区域循环经济发展评价的综合指数，对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进行评价，结果表明大部分地区存在农药化肥投入冗余、粮食单产不足以及农业生产的耕地足迹和牧草地足迹所占比重偏大等问题，并提出了提高该地农业投入产出率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综上所述，这一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定量研究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近年比较常见，其与前两个方面的研究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我国农业循环经济研究的理论体系。其主要研究方法多采用指标评价法，偶见能值分析法。不过，此研究多倾向于静态研究，缺乏未来发展的预测研究，因此难以体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连续性、持续性和长期性。
四、结语
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模式，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一环。其理论研究源于国外“生态农业”的提出和发展，我国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晚，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内涵研究、发展模式研究以及发展评价研究。其中发展评价研究近年比较常见，但评价方法比较单一，多倾向于静态研究，罕见预测研究，因此拓展方法论，体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今后该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作者:杨羽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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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环境论文篇8
[关键词]生态环境史；研究综述
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环境史也逐渐地走进学者们的研究视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不仅翻译介绍了一批西方生态环境史论著，[1]而且从宏观[2]和微观[3]两个方面探讨了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问题，并推出了一大批学术成果。本文拟对此进行回顾与梳理。特别申明的是，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生态环境史的研究成果极多，在有限的篇幅内作全面介绍是不可能的事。就个人能力所及，在尽力照顾各方面的同时，有所选择地加以述评，挂一漏万，势所难免。如有不妥，尚祈专家和学者批评指正。
一、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它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宏观理论的探讨，还是微观问题的考察，都取得了一些颇有份量的学术成果。毛曦认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关于人地关系的最新理论，他撰文指出，可持续发展理论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主体的人，在于人性的善良与高素质的人的存在。以此为指导，研究历史时期人地关系的演变，要注意4个问题，即自然因素与人为活动的综合影响；人为活动的积极作用及对自然环境影响的限度；人对自然的正常开发与破坏之间的度的界限与量的区分；引入量化方法与现代地理学的科学方法，总之，应将历史地理研究对现实的借鉴作用与意义落在实处。[1]
曹世雄从整体上考察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关系，认为人类同自然环境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演递过程，自从地球上有了人类以后，出现了4次生态危机，文章还分析了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原因。[2]有两部专著值得一读，一是黄鼎成等的《人与自然关系导论》，该书把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系统作为整体，通过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认为要协调人与自然关系，必须结合相应的社会发展背景，进行结构性变革和转换人与自然相互适应模式，著者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自然观、人与自然协同共进的基本原则、行动框架和主要对策。[3]另一是王维的《人·自然·可持续发展》，作者回顾了人类与自然关系史，并通过对正反实例的分析及理论的论证，以期唤起世人对生态问题的关注，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4]美国学者赵冈以生态学的基本观点为视角，以丰富翔实的史料对中国历史时期人口增长、人口迁移、各种类型的垦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做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作者认为北宋以后，中国人口出现明显的长期上升趋势，人口压力导致农垦与山林垦伐的加剧，特别是到了清中叶生态环境严重恶化，已有超过自然资源承载力的迹象。作者还认为人口迁移与生态环境互为因果关系。[5]
随着西部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不少学者探讨了生态环境与西部文明盛衰的关系。王乃昂等根据大量的文献资料，通过多学科的交叉研究，认为清代中叶是近2000年来我国西部土地覆盖变化的关键阶段，森林覆盖率由原始状况30％左右下降为目前的8．68％，人口猛增和大规模土地开发是生态环境恶化的主导因素。[6]有学者在大量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罗布地区的人类活动和环境变迁进行分析研究，韩春鲜等认为历史时期罗布地区的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可分为魏晋以前河湖水量充沛、魏晋以后至元代河湖水量减少、清初至道光以前河湖水量充沛、清道光以后河湖水量减少4个阶段；[7]夏雷鸣通过对罗布地区古楼兰人的墓葬麻黄现象的探讨，分析了距今3800年罗布地区的生态环境、古楼兰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及饮食结构。[8]内蒙古岱海地区是个自然生态环境变化最敏感之地，田广金通过对该地区一套考古文化剖面以及一套在年代上与之对应的自然地层剖面的比较研究，发现距今7000—2000年间这个地区的人地关系有着丰富的表现形态与比较频繁的变率。[9]位于内蒙古毛乌素沙地南缘的统万城建成于419年，废毁于994年，邓辉利用大比例尺航空遥感影像判读、历史文献分析和实地考察等多种手段，探讨了统万城从修建到废毁期间人类活动对当地生态环境的影响过程。[10]王建革以人口负载量的变迁为线索，分析了黄土高原农业发展与人口负载量以及生态负载量的关系，并重点阐释了生态条件的恶化对人口负载和农业发展的影响，及其对文明进步的抑制。[11]
远古时期江准地区的人地关系也是学者们研究的问题之一。张明华利用孢粉资料和考古发现，阐述了新石器时代太湖地区的人与环境之关系，认为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曾经孕育了灿烂的太湖古文化。[12]丁金龙、黄渭金分别撰文阐释了马家浜文化时期、河姆渡文化时期的人地关系，进而说明了这样的道理：人与环境是对立的统一体，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作用于环境。[13]郑龙亭在野外调查和考古发掘的基础上，通过对早更新世陕西蓝田公王岭动物群、湖北郧县猿人动物群、重庆巫山龙骨坡动物群和安徽繁昌人字洞动物群的研究，认为“淮河过渡区”是揭开早期人类起源面纱的关键地区。[14]
明清时期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生态环境渐趋恶化，引发了流民等社会问题，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但他们在探究明代中后期人口大量逃亡的原因时，多强调赋役繁重及地主对土地的大量兼并，李心纯则从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生态系统角度分析了明代黄河中下游流域的山西、河北流民现象的原因。[15]蔡苏龙在明代自然灾害统计资料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流民给生态环境造成的种种恶性干预事实的考察，指出流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造成明代中后期农业生产衰变的一个主要原因。[16]王建革研究了明代华北平原人、马、地之间的关系变化，指出明初，华北平原宽松的人地关系推动了军马养殖的迅速发展，到了成化年间，人口压力开始抑制养马的发展，明中后期，人口进一步增长，养马数量大幅度下降。[17]薛平拴、谭作刚撰文对明清时期陕西境内移民、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动态变化关系进行考察。[18]卞利、谢宏维利用徽州方志、家谱、档案、碑刻和文书等材料，对徽州棚民问题进行研究。指出棚民进入徽州山区后，给徽州山区生态环境及社会经济所造成的影响与破坏，针对这一问题，徽州本土官民采取了种种应对措施，并取得了预期效果。[19]
还有学者撰文探讨了自然环境与王朝政权盛衰之关系。张敏认为，东汉末年以来自然环境变迁是西晋灭亡和十六国割据局面形成的重要原因，由于全球性寒冷干燥期的出现，我国北方沙漠面积不断扩展，各游牧民族原有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于是纷纷南迁，趁西晋集团内乱之际，先后建立了自己的政权。[20]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条件，西夏时期，气候寒冷干燥，地表多荒漠，且境内四周山脉环绕，宛如天然屏障，这种地理环境对西夏经济、政治、立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学江撰文对此进行探讨，值得一读。[21]
[1]在翻译介绍西方环境史论著方面，候文蕙作出了较大的贡献，她翻译的论著有：《征服的挽歌——美国环境意识的变迁》(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沙乡年鉴》(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美]唐纳德·沃斯特著，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尘暴——1930年代美国南部大平原》([美]唐纳德·沃斯特著，三联书店，2003年版期。此外还有吕瑞兰，李长生译的《寂静的春天》([美]蕾切尔·卡逊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王毅，张学广译：《绿色世界史——环境与伟大文明的衰落》([英]克莱夫·庞廷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何鉴译：《环境论——人类最终的选择》([日]岸根卓郎著，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等。包茂宏还著文介绍美国环境史学的研究情况，他的《唐纳德·沃斯特和美国的环境史研究》(见《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一文，介绍了美国当代著名的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对世界环境史研究作出的突出贡献。
[2]从宏观上研究中国生态环境史，国内应推王玉德、张全明成就最大。他们合著的《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堪称国内系统研究生态环境史的开山之作。该书确立了相对系统的生态环境史的理论框架，共分上、下2编，上编根据历史的发展线索，分别介绍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各时期的生态文化，下编分历代气候与生态文化、土壤与生态文化、生物资源与生态文化、治水与生态文化、矿产与生态文化、灾害与生态文化、古代生态旅游文化和古代生态思想等8个专题论阐述了五千年生态文化，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较强的示范功效。包茂宏也著文予以探讨，他的《环境史：历史、理论与方法》(见《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一文，从全球视野对环境史的兴起、发展，环境史的理论、方法及其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认为中国的环境史应采用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构建中国自己环境史的理论体系。此外，惠富平也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他认为生态环境史研究属于交叉性学科，其中既涉及到社会历史问题，也牵涉到生态、环境等科学问题，必然形成一些自己特有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基于此点认识，应从生态环境史研究的有关概念和理论；生态环境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历史时期生态环境的变迁过程、表现和人为因素等各方面构筑该学科的理论体系。(详见惠富平：《生态环境史讲义(未刊稿)》)
[3]这里所说的从微观上研究中国生态环境史，是笔者根据接触到的资料进行的理解和归纳，主要包括：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古代都城与生态环境；水、气候与生态环境；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区域生态环境史；生态环境保护思想等方面。这些问题也是笔者着重探讨的问题。
二、气候、水与生态环境
中国历史上近5000年来的气候变迁，对中国社会经济与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该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兴趣。满志敏利用文献物候资料研究了历史时期气候冷暖变化的基本规律，提出了均一性原理、限制因子原理、气候影响的同步性原理、人类影响的差异性原理和模式、生物响应气候冷暖变化的不对称原理等基本理论，有极高的学术价值。[22]历史时期，我国北方地区农业经济经历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变化过程，倪根金认为其变化原因，除了社会因素外，气候变化和生态平衡破坏是非常重要的原因。[23]王晖利用古代土壤学的新研究成果和先秦古文献与出土的古文字资料，对商末黄河中下游的气候环境进行考察，认为商后期干旱的气候和饥荒是周武王克商的直接导火线，导致商周之际的改朝换代。[24]秦冬梅以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气候异常期，具体表现为冷暖变化、干湿变化的异常及各种自然灾害数量的增多，这种异常的气候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粮食歉收，从而间接地影响社会安定程度。[25]王开发通过对上海地区大量孢粉样品的研究。
发现沪杭地区全新世以来气候变化具有多次的波动，表现出5个凉期和4个暖期。[26]
中国是个水灾频仍的国度，水与生态环境问题必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樊自立和方英楷撰文对塔里木河水资源问题进行探讨。樊文指出，在气候极端干旱的塔里木盆地，人类开发利用水资源，使水资源消耗由以自然生态为主转向以人工绿洲生态为主，从而使生态环境发生变化，其变化规律是：沙漠化与绿洲化并存，互有消长，“人进沙退”和“沙进人退”皆有，但以沙进人退为主；上游灌区引水增加，人工绿洲由原先多分布在河流下游三角洲向山前平原推进，面积不断扩大，使这里生态环境改善；河流中下游由于水量减少，古代绿洲消亡，天然植被退化，沙漠化扩大，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而处于沙漠和绿洲之间由林地、草地和自然水域构成的过渡带不断缩水，防护功能不断减弱，形成了沙漠危逼绿洲的严峻形势。[27]方文则总结了历史上塔里木河下游5次改道，引起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剧变、绿色走廊衰退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保护塔里木下游绿色走廊的18条措施。[28]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是炎黄子孙的灾难河。学者们对黄河及其引发的生态问题格外关注。王星光撰文对历史时期的“黄河清”现象进行研讨，他指出，黄河清是一种自然现象，却又不可能出现在正常条件下，只有当流域内大范围出现持续干旱少雨、冬季过于寒冷、地震等异常情况时，才会出现该现象。黄河清是干旱和黄河断流的前兆，同时，还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活交织在一起，成为奇异的文化与社会现象。[29]王尚义就黄河下游水患及中游河口至龙门间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观点：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东汉时期河口镇至龙门间的农耕人口减少了九成以上，该区与整个黄河中游一样，迁入了大量游牧民族，原始的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极大，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频繁的主要原因。[30]还有论者著文探讨了黄土高原人为水土流失的历史根源与防治对策，有较强的现实意文。[31]张健民利用汉中、兴安2府所存碑石资料，考察了清代后期陕南地区堰渠水利发生的种种变化及其原因，并分析了清代后期该地区以水患为主的自然灾害的基本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相互关系。[32]
王建革对清代大清河的治理进行研讨，太行山一带森林和植被的破坏加剧，引起水土流失加重，使得永定河、子牙河的泥沙量上升，是大清河决口泛滥的关键原因。清政府为了减轻水患，将治水重点放在永定河、子牙河堤坝系统的修筑，使清浊分流，其治水过程突出反映了专制王朝由紧到松的治水特点。[33]郭声波探讨了历史上四川(含重庆)农业对土地资源的利用情况、水土流失情形及农地垦殖与水土流失的关系，认为水土流失与耕作方式有关，水土流失程度与农地垦殖面积、垦殖指数之间存在函数变量关系。[34]张芳撰文论述了清代南方山区水土流失的人为原因及其防治措施，并提出要“以史为鉴”，山区开发应走生态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协调持续发展的道路。[35]许怀林还分析了近代以来江西的水旱灾害及其与生态环境相关的问题。[36]
三、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
(一)森林资源与生态环境
森林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自然资源，是生态系统的核心。森林与生态系统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讨论较多的话题。凌大燮梳理了我国森林资源变迁大势，古代数千年中，我国森林资源约减少一半，由太古时代的47600万公顷，减少到清初29130万公顷，森林覆盖率由49％下降到26％；从1700年到1949年200余年间，森林资源的损失大大超过古代5000年，到抗战前夕，森林面积减少到9143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下降到8．19％。[37]陈植具体分析了近代森林破坏的主要原因，即为中外反动统治阶级的掠夺、历年战争的破坏以及滥垦山林等3个方面。[38]
随着森林的不断减少和生态问题的日渐显现，人们对森林保护环境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发展。倪根金认为，此认识过程共分先秦、汉至元、明清和近代4个阶段。[39]岳耕具体分析了先秦时期的林业，当时采取许多措施，保护森林资源，提倡植树造林，发展林业生产，从而为传统林业科技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40]王子今考察了秦汉时期的护林造林育林制度；[41]郭文佳研讨了宋代林业发展情况和保护林业资源的政策措施；[42]倪根金则利用护林碑和古文献资料，对明清时期护林碑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43]樊宝敏指出，清前期对林业的认识基本局限于保护农田、为农服务的层面上，但森林生态思想已初步形成。[44]
倪根金利用汉简资料，探讨了汉代西北垦区的林业状况，垦区不仅植树而且十分重视保护，曾拥有一定规模的森林资源；同时，过度砍伐导致生态平衡破坏是居延垦区衰落的根本原因。[45]关传友依据文献资料对历史时期气候变化与西北地区竹林分布的关系进行探讨。[46]张春生利用《五藏山经》的记载考察了黄河中游的森林情况，林业资源以陕北、渭河南岸最为丰富，豫西、晋西南次之；森林资源破坏最严重的，当推汾水流域和晋北，其次为泾水流域。[47]黄正林撰文探讨了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岭边区政府辖区内的森林分布，边区对森林的过渡砍伐所引起的自然灾害，以及边区政府保护森林的政策法规等问题。[48]
马强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蜀道地带的森林历史变迁进行考察，并指出人类经济开发活动是一柄双刃剑，既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改善生存环境和满足日益增长的日活需要，但同时也对自然资源造成破坏乃至洗劫。[49]蓝勇用文献和实地考察资料，分析了三峡历史时期森林分布变迁的规律：明清时期是三峡森林分布大起大落时期，清中叶以来三峡地区森林遭到历史时期最为严重的一次耗损，而20世纪50年代以来则遭到史无前例的摧残。[50]张浩良对历史时期通江县的森林问题进行全面研讨。他先考察了该县近百年内森林资源的变迁过程，指出人口增长的负面效应，政府决策失误，森林的过度采伐，生产生活用材的压力，森林火灾，林政管理短期行为是导致森林生态变化的直接原因。关于该县对森林资源的保护，指出从保护机制上分析历史上主要以乡规民约的形式出现或以禁碑的形式对森林或生物进行保护。近百年时间内，其形式多样，保护措施主要是以执法惩戒、乡规民约、封育山林、工程造林、园区建设、水土流失治理等。[51]邓绍辉还著文考析了四川省政府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和退耕还林工程。[52]
徐海亮探讨了历史时期河南天然森林的变迁规律及变化特征，认为出现了战国至两汉、唐宋、18～19世纪3个开发高潮，天然林自北向南、自东向西缩减，气候转冷和人类破坏是天然林消减乃至消亡的重要原因。[53]周宏伟从宏观角度考察了长江流域森林变迁的历史过程，指出农业开发、矿冶烧煮等人类活动和自然灾异在该地区森林破坏过程中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54]卞利根据在徽州调查和收集到27通明清徽州森林保护碑刻资料，结合徽州历史文书和文献，对徽州森林保护碑刻的时空分布、类型划分、基本内容和形式进行分析，指出：明清徽州森保护碑刻在严禁乱砍滥伐森林、维护当地居民生产与生活以及生态平衡方面，在保护和发展以林业为支柱性产业的徽州经济方面，具有其它质地特别是纸质文书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55]肖文评依据《湖寮田山记》，对明末清初粤东大浦山区的山林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进行了考察。[56]冯祖祥、刘德隅分别撰文对湖北、云南森林变迁的历史过程进行考察。[57]
(二)其它生物资源与生态环境
文焕然对历史时期孔雀的地理分布进行考察，指出中国孔雀分布地区的历史变迁，大体可分为长江流域(包括滇东北、四川盆地及长江中游一带)、岭南(粤东、粤中、云开大山及其附近、桂西南、桂东南)、滇西南3个区，且分布范围很快缩小，数量迅速减少。这种变迁是“人与生物圈”变化的反映，其中人类的活动，特别是对孔雀的大量捕杀是变迁中最主要的原因。[58]对学术界认为明清时期中国野生犀牛仅分布在北纬25度以南的滇南、岭南地区之说，蓝勇作了进一步探索，认为元明清时期中国野生犀牛的分布北界应更靠北一些，清初以前在川黔交界的北纬28度～29度之间的贵州绥阳和四川酉阳间仍有生存。[59]动物是中国古代园林体系的组成要素之一，郭风平认为，中国园林动物历经了先秦起源期、秦汉魏晋唐宋繁荣期、元明清衰落期三个大的历史变迁阶段。中国园林自身发展轨迹和森林生态环境变化是中国园林动物变迁的主导因素。[60]
秦岭是中国大陆两大区系古北界和东洋界的分界线，动物种属成份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混杂性和复杂性。李健超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的资料研究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前，秦岭曾经是两大界许多珍稀兽类和凶猛兽类的栖息繁衍的乐园；由于生态环境变化，主要是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使一些热带动物如犀牛、象等逐渐在秦岭周边地带灭绝；然而自秦汉直到清代中叶，由于秦岭仍保持较好的生态环境，许多珍稀动物如大熊猫、金丝猴、鹿以及熊、虎、野猪等仍大量生存；18世纪中叶起，数十万计的移民进入秦岭腹地，使百兽丧失栖息的环境，再加以滥捕滥猎，致使秦岭众多珍稀动物和一些猛兽的分布稀疏，数量减少，以至物种灭绝。[61]王利华对3世纪至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分布情况进行了考察，此一时期，该地区仍分布有数量众多的梅花鹿、麝、和獐，并尚有少量的麝栖息，与春秋时代以前的情况相比，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明显减缩，特别是麝的减少最为显著；但与晚近时代相比，仍称可观。作者认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变化，是当地生态环境及其变迁情况的综合反映，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密切相关。[62]刘正刚依据有关方志资料对自山东起，历经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的惨烈虎患进行考察，作者指出虎患的发生，与当时人口压力的增长、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人们对山地无节制开发而最终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有关，明清虎患反映了当时过分开发土地的无序性。[63]
马强从森林植被的变迁、重要野生动物减少灭绝等方面论述了汉中盆地全新世以来生态资源的重大变迁，认为唐代以来的“畲田”农业开发、频繁的伐木修栈，尤其是明清时期移民进入汉水上游大规模的垦殖活动以及极度缺乏植被的恢复和保护措施是造成汉中盆地生态环境恶化、生态资源大量减少的主要原因。[64]张全明撰文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宋代在生物资源保护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当时的生态环境受到破坏或在局部地区继续恶化的现象，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65]萧家仪就江苏扬州西部一泥炭剖面采样进行孢粉分析，探讨了扬州西部距今约4500年以来的生态演递与古文化兴衰的关系。[66]林汀水还探析了明清时期，福建省人口激增，植被遭到破坏，进而出现水土流失的恶性现象，其教训值得深思。[67]
转贴于四、农业经济与生态环境
(一)农业与生态环境
王建革从生态学的视角，撰写了一组论文对传统农业的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在《人口、生态与我国刀耕火种区的演变》中，作者考察了在人口压力和生态演变的条件下，刀耕火种区在史前、原始农业、传统农业3个时期的演变过程。[68]在《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中，作者系统分析了农业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结合我国农业生产的历史实际，探讨了小农在自然生态系统以及社会系统之间所处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过程，并进一步揭示了我国传统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的生态学背景。[69]在《人口、生态与地租制度》中，作者从人口和生态两方面分析了历史上特别是清末、民国时期封建地租类型和分布特点。[70]
王思明从历史传统的视角，对中美生态农业实践进行比较。作者认为，生态农业实践在美国开展早却步履维艰，而中国起步晚却进展迅速。究其原因，是双方在目标侧重及实施办法上的差异。通过比较，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生态农业是运用生态学原理和系统科学的方法，将现代科技成果与传统农业技术精华相结合而建立起来的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良性循环的一种现代农业体系。[71]
农业的起源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心的重大问题。陶利辉根据晚近考古资料及我国西南原始民族的农业发展情况，认为农业起源于山地，因为山地不仅是人类早期的理想居地，同时也是动物生存和植物生长的最佳环境。[72]张佩琪还具体探究了水稻起源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73]申友良依据长江中下游全新世时期的环境、洞庭湖地区全新时期地貌、彭头山遗址孢粉分析材料，认为彭头山遗址的稻谷遗存是我国八千年以前即已存在稻作农业的标志。[74]萧家仪在参阅国内外资料的基础上，结合考古遗址的发掘，用植物蛋白石分析法探讨了新石器时代，江苏张家港市东山村遗址古代先民的稻作活动。[75]
历史时期农业开发经营与生态问题的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命题，朱宏斌认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应切实注意其历史性、区域性以及产生原因的多元性，否则即会夸大或延伸历史时期的生态问题，不仅背离历史研究的本质，而且亦无助于对当前严峻生态问题的正确认识和真正解决。[76]吴滔分析了明清农业生态变化与灾荒发生的恶性循环的关系，并指出，在经济开发中，必须协调好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只有这样生态环境才能向良性循环方向发展，农业灾荒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77]桂慕文用历史唯物主义眼光回顾当代大农业的辉煌业绩，同时又用生态经济学观点分析当前的困境和对策。[78]
谢丽以古楼兰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为背景，对战争胁迫下楼兰古国和塔里木河中、上游地区西汉至唐朝绿洲农业的开发，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并建立了“绿洲废弃周期”的理论模型。[79]李令福以关中地区为例分析了历史时期的农业生产与地理环境的相互作用的互动关系，还特别强调今后学术界要深入研究、决策部门应该充分考虑在区域开发过程中自然地理环境的反作用。[80]姚兆余从农业开发的技术路径着手，讨论了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开发技术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明清时期西北地区农业开发对生态环境之所以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与农业开发的技术路径息息相关；大规模移民造成了人地关系的恶化；水资源过量开发，导致水资源减少；生产技术原始落后，只好通过扩大垦殖规模来增加粮食产量，而滥垦土地又造成地表生态系统的失调。[81]萧正洪指出，清代西部地区的特殊环境条件使粗放型的农业技术得到广用。在生产实践中一些人对森林植被的重要性开始有所认识，但自然环境条件的恶化仍然未能避免。[82]孟晋撰文探讨了清代陕西地区农业开发与生态环境破坏恶性循环之关系。[83]蓝勇用文献和实地考察资料，分析了清代康乾嘉时期四川人口膨胀和不合理的垦殖对清后期四川农业生态和社会生活的影响。[84]王建革通过对华北平原农业生态系统的分析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农业生态系统的组成中，家畜饲养业由于人口压力加剧而萎缩；传统农业生态系统常处于氮约束和水约束状态；经济实力不同的农户在人力和畜力投入是不同的。同时作者不认同黄宗智“过密化”的理论。[85]
朱士光对历史时期江汉平原农业区的形成与农业环境的变迁进行考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86]吴小平从农业遗存、农业生产工具、以农业为基础的动物饲养、陶器制作和永久性定居村落5个方面对洞庭湖区不同史前考古学文化时期的农业经济概况进行了探讨，寻求出湖区史前农业非持续性的发展轨迹，指明这一现象的出现与不同时期环境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87]吴璞以明代以来吴江县农业种植结构因生态环境变化而转变为例，说明“农业时代，农业为其经济核心，经济结构的转变以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为前提，农业生产结构的转变又是农业生态环境变迁的结果”。[88]张芳根据太湖地区古代圩田的开发速度和规模与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好坏程度，把太湖圩田的开发过程分为春秋战国至唐前期圩田缓慢发展期、唐中后期至五代圩田迅速发展期、宋代圩田体制转型及膨涨发展期、元明清局部地区圩田发展期4个阶段，并指出圩田的修建对太湖地区生态环境的改变影响很大。[89]李若文以台湾嘉义地区为例，考察了清代汉人拓垦过程中的环境变迁，指出环境变迁是人力与自然力交叉作用的结果。[90]
(二)畜牧业与生态环境
陶炎对历史时期草原的变迁与牧业的兴衰进行了探讨，历代王朝重农轻牧，并向草原地带大量地移民和屯田，使大片草原转化为农田或遭破坏，而草原畜牧业则由于得不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始终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作者指出，只有对草原加强管理，保持畜草平衡，才能使草原畜牧业协调稳定地发展。[91]王利华对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变动进行分析，发现畜牧业经济比重曾有明显上升，畜产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其变动与人口密度的升降和游牧民族的内徙直接相关，是农耕和畜牧两种具有不同生态适应性和能量生产效率的经济生产方式不断竞争消长的结果，与所谓“胡化”和“汉化”过程互为表理。[92]王建革依据1940年和1941年，日本张家口经济调查所关于察哈尔和锡林郭勒地区的2份调查报告，对传统草原生态的状况作大致的描述。并通过与1990年草原状况的对比，分析了草原生态的变迁。[93]
吕卓民通过梳理有关资料，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西北地区固有的农牧业生产布局曾经发生过很大变化，即在人为因素的影响下，向以经营畜牧业为主的西北地区，一直不断发生着向农业生产经营区的演变与发展。这一历史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先秦至隋唐以畜牧业生产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宋金形成农牧兼重格局的时期；明清则成为农业生产跃居主导地位的时期。[94]学术界有两篇论文对呼伦贝尔草原的生态环境进行探讨。景爱根据考古资料和有关文献记载，认为古代呼伦贝尔草原气候要比现在湿润一些，沙地的覆盖面积也远没有现在这样大，在河流的沿岸有大片的森林与繁盛的牧草。但由于人为因素，自汉代以后，呼伦贝尔草原的生态环境就不断遭到破坏。终于导致了呼伦贝尔草原地理环境的变迁。[95]王建革以20世纪30年代的日文调查资料为主，考察了呼伦贝尔草原冬营地时期的人、畜和草原的关系，并着重分析其游牧生态。[96]
衣保中研讨了清代以来东北草原的开发与生态环境问题。指出清代以来，随着蒙地的开放和草原的开发，草原植被遭到破坏，草原退化、荒漠化和盐渍化日趋严重，付出了极其惨重的生态环境代价，不仅危害了东北地区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对区域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97]
(三)其它农业与生态环境
王利华根据文献记载，对中古时期北方地区的水环境和渔业生产情况进行考察。作者指出，中古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总体水环境相当优越，河流汛期长，水流量较大。鱼类水产资源相当丰富，渔业生产较为发达，在当地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98]
蓝勇分析了历史时期三峡农副业和林副业的开发历程，认为汉晋南北朝时期农副业地位相对较高，唐宋以来林副业开发日益重要，明清时期农副业和林副业开发都有较大发展，但由于农垦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和山区交通的不畅，并没有因此改变三峡经济状况。作者还指出了发展三峡林副业的新思路。[99]
许怀林和黄志繁分别撰文考察了江西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许对上起新石器晚期，下迄20世纪前期的江西经济与环境关系进行梳理，指出江西经济开发与生态环境互动变化，是在全国大生态环境变动的推动下演进的，同时有江西的省情区域特征。[100]黄通过生态和生计制约赣南山区商品经济发展的例子说明，山区商品生产无法发展的原因不能用落后封建势力的压制来解释，人口、土地及土地利用方式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才是山区商品生产不能发展的根本原因。[101]戴一峰也著文从环境与发展互动关系的角度，对20世纪前半期福建西部农村社会经济进行探讨。[102]
五、区域生态环境史
当前我国西北地区生态环境形势严峻，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学者们也非常重视研究历史时期的生态问题。朱士光认为历史上该地区生态环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特征是：生态环境变化主要反映在干旱化、沙漠化与水土流失不断加剧；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原因既有气候干旱化的影响，也与人为活动关系密切；生态环境变化在历史时期以秦汉、唐、明清时期最为显著，新中国建立后更为剧烈；生态环境变化影响广泛深远，不仅制约着本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威胁着周边地区，尤其是其东部华北平原与京津地区之生态安全。[103]成崇德从地理环境、人口迁移等方面对清代前期开发西部边疆的得失进行综合研究，为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西部大开发提供历史借鉴。[104]
徐日辉通过对距今5000—8000年以前新石器时期渭水上游地区环境的研究，揭示出该地区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渐变过程，为我们今天加强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历史借鉴。[105]杜海斌以汉、唐宋、近代为基点，回顾了居延地区2000年间的生态环境演变，认为人类的过度开发是造成居延绿洲和文明逐渐消失、衰败的根本原因。以历史的实证，敲响保护生态环境的警钟。[106]
梁中效考察了历史时期秦巴山区自然环境变迁过程，认为该地区生态环境变迁可分为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和机器时代4个阶段，唐代以前对环境破坏是局部的，宋代以后对环境破坏是全局性的，晚清以来的机器时代环境更加恶化；秦巴山区是关陇、成渝、江汉平原和中原大地四个经济核心区之间最大的绿色宝库和最重要的生态屏障，一旦其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将会给这四大经济区造成巨大影响。[107]王广智以考古资料为主，结合历史文献的记载，对晋陕蒙接壤区生态环境进行探讨，并提出防治生态环境变劣的对策。[108]
黄土高原地区是我国当前生态环境最为恶劣的一个区域，学术界也对历史上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研讨。朱士光强调要加强人类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化历程与规律的研究，而且要紧密结合人为活动之影响开展综合性研究。作者还考察了这一地区人类历史时期生态环境变迁历程及演化特点，并提出了具体的推进这一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对策。[109]肖兴媛通过对黄土高原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现况及存在问题的分析，从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方面分析了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并针对生态环境重建及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生态重建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还就生态环境重建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总结。[110]王乃昂也撰文对历史时期甘肃黄土高原的环境变迁进行研究。[111]
甘肃省生态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沙漠化威胁有增无减、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和水生态环境形势严峻、森林和草原植被破坏有禁不止、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频繁。李并成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上，对于在西部大开发中甘肃省生态环境重建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有关战略问题，提出了11个方面的思路和建议。[112]宁夏平原是我国黄土高原上游的著名古老灌区，当今地球上半荒漠地带的一块成功的灌溉绿洲。汪一鸣考察了宁夏平原由原始的草原生态系统改造为农业生态系统的历史过程，分析宁夏引黄灌区开发成功的历史经验，探讨丁宁夏平原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以及改善途径。[113]钞晓鸿利用新近出版的《陕西金石文献汇集》，对清代至民国时期陕西南部的环境保护及其前因后果进行探讨。[114]张浩良采用参与式的调查方法，对四川通江县的生态环境变迁及保护等问题进行了考察。[115]张同乐就20世纪60—70年代河北省的环境保护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116]
杭嘉湖平原是浙江省最大的平原，徐建春对距今11万年至良渚文化后期该平原生态演递与古文化兴衰的关系进行讨论，作者指出，在该地区生态环境中的生物群落处于顶极时期，人类文化发展则处于鼎盛时期，否则，则相反。[117]
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生态环境史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取得了可喜成绩。我们在面对这些成就时，也应该看到生态环境史研究中存在的诸多不足，如生态环境史研究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但至今尚未建立起与该学科发展相适应的、科学的、系统的理论体系，大有见树不见林之感，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生态环境史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又如，生态环境史研究方法还较单一。我们知道，生态环境史，就其性质来说，“应属于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131]这就决定了生态环境史研究既需要社会科学的方法，又需要自然科学的手段。而在目前的研究中，自然科学领域的学者则偏重于利用气候学、地理学、生物学、水文学、生态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来研究生态环境史；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往往用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理论与方法，研究历史时期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不能不说是生态环境史研究中的一大缺陷。值得欣喜的是，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上述问题，并从各个侧面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我们相信，伴随着社会的进步，新问题的出现，新史料的发掘，新方法的运用，生态环境史的研究会不断地走向深入，大批新的成果也会不断出现。转贴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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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环境论文篇9
关键词：环境友好；技术创新；农业经济
基金项目：休闲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培育建设（合同编号：20140113-5）
中图分类号：F323文献标识码：aDoi编号：10.14025/ki.jlny.2017.06.066
我国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主题依旧是“三农”，这已经连续第十四年重点不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历史至今，一直以来没有改变[1]。科学技术是农业的发展力，促进农技创新是促进农业快速发展和农民增创增收的捷径，解决农村问题，减少农业资源枯竭的有效途径[2]。随着全球变暖气候的发生，农业污染等环境问题不断涌现，环境因素已逐渐成为农业生产发展的难点之一。在目前发展的背景下，农业产业技术创新要充分考虑环境因素。基于这个背景，以可持续发展为宗旨，农业科技发展逐渐成为农技创新发展的趋向。
科技大革命前，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关系。环友型农技创新的概念，h友型农技创新，克服障碍[3]，如传统农技创新失败方面的制度，为了解决资源短缺等难题，防止环境的恶化，生态失衡等因素造成了相当多的新的问题，环友型农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和人们的传统观念的需求之间的关系，从理论和实证的角度进一步验证。
1文献综述
1992年里约峰会首先提出“环境保护”的大致概念，在以后的发展里，其内容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并扩大到农技创新领域[4]。学者首先肯定了环友型农业技术的重要性，如Jaffe通过对环友型技术早期扩散实证研究，环境友好的技术来控制“污染”，有利于农业生产环境的改善。但是农民也需要创新，在产品价值链上的创新和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包括规则方面的创新。基于农业环境保护管理的需要。环友型农业技术在不同的情况下，该技术可以合理利用环境资源。以满足农业需求，提供潜在需求，有利于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虽然国内外学者已经意识到环友型农技创新可以促进可持续和高效利用农业资源，改善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解决相应的能源问题[5]，但是环友型农技创新具有相当明显的外部性和复杂性，获得可持续发展阶段，生态环境与经济效益的合理，是环友型农技创新的根本目标。在环友型农技创新增强的背景下，环友型农业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和环境友好农业科技创新的探索。完善农民生态保护，对农业企业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环友型农技创新是一个连续的、渐进的过程，通过技术创新来连接，同时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方法，从农业经济的角度，建立环境友好农业，成为国内外公认的，充分体现学术价值之间的关系[6]。本文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论证了改革思路，进一步调整环友型农业科技创新政策。
2概念界定
农技创新体系是建立在目前所拥有的工业技术为基础，其实质是农业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应用，对农业发展的全过程进行覆盖，即农业科技成果可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过程。农技创新对于传统国家粮食安全、农民增收相对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对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多年来，在传统的农业生产的需要和中国追求经济效率的主旨，导致资源的枯竭、环境破坏等因素也不可忽视，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而且也促进了传统农业环境恶化，导致资源枯竭的技术创新出现。
环友型农技创新是遵循传统的农技创新效率，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是技术创新的资源和研究的基础，重视环境的发展变的关键原理、农业技术推广、农业资源转化，实现价值分配，创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在本质上，环友型农技创新和传统农技创新过程，服务体系是相同的。
在一系列的生产效率的推动下，农业生产管理追求经济效益的主旨下，农业生产技术的创新和投资规模的生产模式，实现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因此，创新理论的诞生，推动农业科技市场需求的创新[7]。考虑驱动因素，农业生产发展基础和掠夺性生态环境与环境资源、自然生态环境代价，对可持续农业资源和经济效益进行了强调。
新的环友型农技创新以市场需求为出发点，但由于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与其他创新活动相比而言，促进环友型农技创新市场相对薄弱，这使得环境规制是一系列的，关于环境创新的驱动因素，保护农业生态环境。根据政策法律环境。监管环境、税收政策、农业科学的激励机制和外部环境友好的物理和技术创新农业经营意识，促进环友型农技创新采纳的一代[8]。与传统的农技创新相比，正面和负面的溢出效应将会使内部环境影响农业企业技术创新的环境监管，并导致一个“双赢”的效果，并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因此，农业企业对农业环境监测，需要农技创新。
电气、机械等现代技术领域是传统农技创新的知识供给，新型农业技术是现代工业技术的研究与设计。新农业技术的特点，具有易于引进和模仿创新，实现农业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优势，但出现农业资源枯竭污染和生态农业的环境。
不同于传统的农技创新，为农业工程技术，可持续发展的环境友好的创新体系，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新理论，农技创新过程理论，突破了传统的农技创新进一步发展。传统的农业技术在农技创新保护环境是一个新的概念，新的知识，是传统的农技创新，并注重利用农业资源，提高使用农业资源的利用率，降低农业生产和农产品和农业环境污染的循环生产过程的废物排放，环友型农业，改善生态环境，资源和环境，通过农业突破传统的技术创新。推进和实施环友型农业的经济效益在合理的规模和效益、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技术创新的需求，确保粮食安全，增加农民收入，又保护了农业经济，意识到农业的重要性[9]。因此，稳定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环友型农技创新必须“融合”现有的农业科技成果，改善和克服环友型农技创新和技术，使负外部性。获得和环友型农技创新进一步增加的效果。
3环友型农技创新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模型
推动传统农技创新的需求，环境监督应该对环友型农技创新，突破融合的传统农技创新的前提下的农业企业，如提高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要素的边际效率，增加农业生产质量。优化主导作用，形成新产业，优化农业文化和产业升级，最终由广大人民群众带动农业经济。农业经济增长在新领域也会有新的要求，在新需求的指导下，大大提高农业技术水平。
因此，促进环友型农技创新与经济增长。环友型农技创新可以由人为技术推动农业经济发展，人们将能够提高农业经济、环保材料、农业科学和技术提供了一个基础环境，提高技术水平。如图1所示。
3.1变量选择与数据收集
一般来说，技术创新水平是专利的最重要指标。基于环友型农技创新的特殊性，数据的有效性分析，如环友型农技创新与推广，可申请由畜牧业和渔业产业的专利，促进环友型农业技术的程度，带动农业经济相应的增长（如表1）。由全国畜牧业和渔业产值测量。作为过渡性地指标，促进环友型农技创新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对人类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提供可靠的根据国内外相关研究资料。基于技术创新的环友型农业技术方面的分析，如农业清洁和节能技术、农业机械的使用，确定综合值[10]。
3.2研究方法
根据VaR模型（著名经济学家ChristopherSims测量和分析）的个人关系和环友型农技创新和经济增长，人与人之间的动态关系。首先，通过单变量变精度平滑法对原始数据进行平滑测试。为了深化综合评判，协整检验协整方程，基于VaR模型，农技创新环境友好相平衡关系具有因果关系和农业经济增长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析的发展过程。
3.3实C分析
3.3.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伪回归，宏观经济时间序列单位根检验，确定时间序列的相应稳定性。软件如eviews7.0，进行可行性和aDF单位根检验、基于时间序列和更准确的决定。并为协整检验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表1显示了Ln，aDF的差距，在pa的临界值前的测试结果，如1%、5%、10%的微分形式的原始序列的aDF检验统计量。初始假设可能不拒绝有单位根，属于非平稳序列。差异与临界值比较的显著水平，二阶差分原始序列的aDF检验形式价值低于价值。因此，第三阶时间序列的关系和长时间的协整检验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3.3.2建立VaR模型在时间序列变量的VaR模型中没有先验假设，是系统变量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和研究滞后函数回归模型。在VaR模型中，每个变量应一致，变量可以反映滞后阶（最大可能性）关系，保证有效估计。LnGap，Lnte，Lnpa为二阶单整时间序列，可进行VaR模型的建立。
4结语
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和环友型农技创新过程中，技术创新在短期内没有明显的效果，促进农业经济增长、农业科技，将导致资源配置的低效率，以及农业技术的发展，而且还影响农业GDp。但从农业发展的角度看，国内生产总值的人仍在增加，农业科技投资不是片面的，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为了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重视在未来农业技术和环友型的创新，政府应该更加注重人民利益的环友型农技创新。合理配置资源，引导社会参与农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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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环境论文篇10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复合农林业的崛起的历史背景，阐述了复合农林业的内涵，并在广泛了解各方资料的情况下提出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在上述基础上阐述了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与复合农林业的关系。
一、复合农林业崛起的历史背景
复合农林业,又可称为农林复合系统、农用林业或混农林业,是一种传统的土地利用和经营方式,其实践历史与古代农业基本平行。但长期以来,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由于“人口剧增、粮食短缺、资源危机及环境恶化”这一全球性问题的出现,其实践经验和理论价值才受到世界上众多国家和地区普遍关注和广泛重视。经过世界各国的共同研究与探索,认为：复合农林业在协调农林“争地”矛盾,提高自然资源利用率,促进人口、粮食、资源和环境的良性循环等方面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复合农林业倍受世界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日益重视,并得到迅速发展。为促进各国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的交流,推动复合农林业的发展,1980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林业委员会提出:林业的发展.应与农业、牧业结合起来,与解决贫困化结合起来。
二、复合农林业的基本内涵
复合农林业的定义,是由国际复合农林业研究中心(iCRaF)经过几十年的日臻完善才最后确定,且目前仍在不断地提炼和升华。iCRaF经过多年的研究与讨论,于1982年推荐了第二任主席Lundgren和Raintree(1982)的共同定义:agroforestry是一种土地1982的共同定义:LundgrenRaintreeagroforestry利用系统和工程应用技术的复合名称,是有目的地将多年生木本植物与农业或牧业用于同一土地经营单位,并采取时空排列法或短期相间的经营方式,使农业、林业在不同的组合之间存在着生态学与经济学一体化的相互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可持续发展思想在各学科、领域内的渗透,Lundgren于1990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复合农林业做了更深刻的解释:agroforestry是一种新型的土地利用方式,在综合考虑社会、经济和生态因素的前提下,将乔木和灌木有机地结合于农牧生产系统中,具有为社会提供粮食、饲料和其它林副产品的功能优势,同时借助于提高土地肥力,控制土壤侵蚀,改善农田和牧场小气候的潜在势能,来保障自然资源的可持续生产力,并逐步形成农业和林业研究的新领域和新思维和新理论。
尽管世界各地及其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复合农林业的定义不完全一致,但其基本原理、基本内容和主要特征是相同的。其内涵可以概述为:复合农林业是以生态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为基本理论,并根据生物学特性进行物种合理搭配,形成多物种、多层次、多时序和多产业的人工复合经营系统。物种结构、空间结构、时间结构和食物链结构是复合农林业的重要标志。对比其它土地利用系统,复合农林业系统具有多样性、系统性、集约经营性、高效性和持续性等特征。
三、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特点
1.可持续农业的基本理论
可持续农业是一种不断生产出满足社会需求的农产品,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保护,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使生产——资源利用——生态环境良性循环,具有不断提高综合生产能力的农业,它是生产的持续性、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与生态持续性的统一。
实现可持续农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1)粮食安全目标:积极发展谷物生产,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总产,以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解决温饱问题,消灭饥荒现象。(2)脱贫致富目标:促进农村经济综合全面发展,增加农民收入,消除农村贫困状况。(3)保持资源永续利用和环境永续良性循环目标: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农业资源,积极改善农业生态环境,解决当代人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问题,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口、资源与环境的良性循环。2.中国农业的基本特点及可持续发展策略
中国是发展中的农业大国,既有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面临的资源不足、环境污染等问题,又具有人口众多、资源相对紧缺、农业生产力水平不高等主要特点。21世纪,正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期,在这一时期内,我国农业将面临资源消耗不断增加、环境负荷不断加重和人口数量增长趋势还将继续的三重压力。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即中国可持续农业的发展道路必须结合本国国情,寻求切实可行的对策。具体地说:(1)我国人口基数巨大,人均农业资源紧缺,已严重地制约农业的发展,所以必须努力提高资源利用率,重视资源的永续利用。长期以来,我国以相对紧缺的资源承担着巨大数量人口生存所需食物的生产。(2)自然灾害频繁,土地质量下降的现状,要求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建设,为此必须努力提高林木覆盖率。(3)相对落后的农村经济,农业投入的不足,要求在重视生态效益的同时,必须把增加农民收入放在重要位置,以促进农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良性循环。农村经济,建国以来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也存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在经济发达的地区,已逐步形成了对农业持续发展起重要促进作用的财力和物力的来源。而在不少经济欠发达和不发达的地区,由于农民收入较低,农业投入的不足,农业生产条件改善缓慢,农业生产后劲不足,加重了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
四、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
依据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特点以及复合农林业的发展背景和基本内涵,可以认为,复合农林业是实现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具体表现如下:(1)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多产业的有机组合,在同一地块上,将“一维”的农业生态系统转为“多维”农林复合生态系统,增加了系统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多样性,充分地挖掘生物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和气候等资源的利用率。(2)鉴于我国人口不断增长、资源和环境不断恶化的状况,以牺牲林业用地来满足粮食需求,或依靠减少耕地面积,大幅度地提高林木覆盖率、改善环境,都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而复合农林业作为一种土地利用制度,在粮食不减产的同时,实现了林木覆盖率的提高,解决了长期以来未能很好解决的“农林争地”的矛盾,为协调粮食增产、经济发展环境建设之间的矛盾提供了重要的思路。(3)复合农林业是一项以生物措施为手段的资源管理系统,它充分利用树木的生理、生态功能,调节系统内小气候环境,为农业生态环境的改善、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创造有利的外在条件。(4)复合农林业利用种群的生物学特性,实现了种群在不同生态位上的“共生互补”、“相互依存”,增加了系统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5)复合农林业,将高投入、高产出的农业系统转变为依靠系统自给、生物自肥的人工复合系统,加快了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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