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城市化篇1
[关键词]农村城市化；村改居；陷阱
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我国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5575306人，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46人，占50.32%。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中国社会科学院2011年11月19日在北京的《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指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50%，这意味着中国城市化水平首次超过50%[1]。这标志着中国数千年来以农村人口为主的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逆转，中国从一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以城市社会为主的新成长阶段。
城市化是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一个大部分人生活在农村的人口大国、农业大国来说，城市化水平的推进与提高，关键是在农村。目前我国农村城市化的研究大都基于宏观或中观层面，对于农村城市化的道路、机制和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行政城市化是我国城市化的独特现象，而“村改居”就是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集中反映。鉴于农村城市化独特而复杂的问题，本文试图从“村改居“切入，对农村城市化陷阱做一初探。
一、农村城市化与城市化陷阱
一般来说，农村城市化就是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农业经济转变为城市经济、农业文明发展为城市现代文明的过程[2]。农村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来说，外力即被动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政府通过政策引导的自上而下的城市化过程，内力即主动的城市化则表现为农民自体理性发展和选择的一种自下而上的城市化过程。农村的城市化是继城市的现代化之后推进的，其具有的后发优势就使农村城市化可以避免城市化过程中的一些负面影响。但是农村毕竟是与城市有着很大不同的社会系统，也因此表现出与一般城市化的各种不同。
城市化陷阱主要指城市化推进中因经济社会的发展偏离正常轨道而出现有增长无发展的停滞状态，还包括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城市问题（或称“城市病”）。
本文的农村城市化陷阱就是相对于城市化陷阱而言的，它与城市化陷阱既有相似点又不同于城市化陷阱。近些年来，“村改居”在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成为比较普遍的现象，“村改居“的含义就是变原来的村民委员会为居民委员会，仅一字之差，含义却大相径庭，其背后隐含的各种涵义和利益博弈极易引发农村城市化的重重矛盾或问题。本作者经过对H村的实际田野调查和访谈，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为本文的观点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和支撑。
二、H村有名无实的“村改居”
H村是一个典型的中部小城市的农业村，该村所在县级市于2004年批准为省级的经济单列市，2011年确定为省直管县市。自此之后，该市就迈开步子发展，最大的变化就是重新规划城市功能区，表现在农村就是“村改居“，大力征用和开发原有的城郊农业用地，扩大城市的影响范围，吸引外来企业。本文所研究的H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2007年从“村委会”改为“居委会”至今，该村最大的变化就是耕地的占用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问题，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其“村改居“确是有名无实。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1.土地
“村改居“最具实质性的意义之一就是土地产权的变更，即由集体土地转变为国有土地。虽然这意味着国家对土地的征用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往对农用地的征用需要补偿的有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和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土地补偿费为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倍-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安置的农业人口数与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有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3]。对国有土地的征用需要国土部门批准而只需给予相应的补偿即可。改为“居委会”后，H村的土地开始被征用，取而代之的是建设面积巨大的水泥厂、砖厂、热电厂和石油城。然而村里落户的企业对占用农民土地的补偿标准确实参照农用地的补偿标准，同时又不同于农用地的补偿标准，在模糊之间，开发商以比市场价滴的多多价格征用农民土地，使农民利益大受损失，而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个人却从中获利。本村曾经发生了多次的上访事件，都是对补偿款的不理解或不满意所引发，为此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人还为此遭受了牢狱之苦，目前对于此种情况大多数村民都是敢怒不敢言，怕的就是招惹是非官司，蒙受不白之冤。在我们的调查中，每每访谈之此，他们都是含糊其辞，讳莫如深。
2.农民身份
户籍的变更也是“村改居”的应有之义，即由农村户口转变为城镇户口（尽管存在城乡二元制的户籍制度的争论）。而我们了解的情况是非但原有居民的户籍没有改变，新生儿落户时的户口仍为农村户口，可能是基于利益的考虑（征地带来的补偿收益），大部分人一改过去对农村户口的不屑转而纷纷乐于接受农村户口的事实，甚至原来因为超生隐匿的二胎三胎都愿意缴纳计划生育罚金为的就是登记上农村户口。他们相信未来的征地补偿将远远大于所缴纳的罚金，这样不仅可以解决儿女的户口问题甚至可以从中获利。
3.社会保障
农民以耕种土地为生，土地是他们生存和生活的保障，土地征用的补偿一次性且偏低使得其保障水平降低。虽然有国家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障、少数的五保户的保障和60岁之后的养老保险，但是其保障范围和保障额度之小，依然与城镇的保障水平差距甚大。在对该村的调研过程中，不乏衣衫褴褛的年迈老者耕种土地，农闲时则游走在公路两旁靠捡拾路边的垃圾和螺丝等可以变卖的东西维持生计。
农村城市化篇2
关键词：农村城市化发展
1农村会“化”掉
城市化无限“化”下去，是不是农村会消灭呢？提倡城市化，是不是轻视农村，抛弃农村了呢？回答是否定的。而且农村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自身将实现现代化，换句话说，农村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的本身就包括了城市化的内容。舍去了城市化，农村的现代化只能是空中楼阁。城市化是社会现代化这场惊心动魄的社会变迁中的一个侧面。经过了这一特定的过程，达到消除城乡、工农之间的对立和差别，实现城乡融合。城市化在社会变迁的一个特定阶段内会显现出波澜壮阔、声势浩大的壮丽场面，但在城市化达到一定的水平后，则将进入平稳、调整、渐进的新阶段。至此，城乡之间将进入高级意义上的平衡、协调，作出这一推断绝非主观武断，依据在于：驱动城市化的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衰退。城市化的根本动力是工业化，而工业化有其特定的使命，工业化将人类社会带入工业社会，工业化引来了城市化，城市化将众多的农村人口改造成为城镇人口，城市化达到一定阶段之后，城乡人口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量农村人口城市化，转变为城镇人口，农村人口减少了，农业对劳动力的排斥力减弱了，这样，城市化的驱动力也减弱了。工业社会之后是所谓的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这时城乡之间交通发达，信息畅通，人类对于工作地、居住地的选择余地更大了，更自由，自主了。特别是经过了城市化高潮的洗礼之后，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农业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电气化。农村的交通便利了，通讯发达了，农村居民的生活改善了，生活方式城市化了，作业方式与城镇居民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城乡差别基本消失，在这种条件下，农村居民向城镇移居就没有了动力。从迅猛发展的科学技术来展望，农业作为一个产业部门至今依然看不到被根本取代的苗头（，更何况，农业还不仅仅是一个供人类吃饭的产业，还有其生态意义。农业在调节气候，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有着至关重要，不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农业、农村必须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现代化，唯有这样，城市化才有意义。而且农业、农村的现代化只有通过城市化这个过程后才能实现。在城市化过程中，要特别引起重视的问题是农业、农村的发展和提高。在世界城市化中，曾有农业衰落，农村凋敝的先例，有的情景异常悲惨。伴随着城市化的巨大浪潮，实现农村的现代化，这是一切后发展国家的一门必修课。
2小城镇理论与模式
该理论是对费孝通的小城镇系列论文和江苏省小城镇研究课题组撰写的学术论文的总结。其中探讨了小城镇的等级体系、行政管理体制、不同地域类型及成因，以及小城镇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关系、小城镇规划建设等问题。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强调我国当前阶段发展小城镇的重要性。同时费孝通还首次提出“苏南模式”及“温州模式”等概念，对我国农村发展模式进行归纳和总结。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小城镇是农村一定区域经济、政治、文化的中心。它负担着农村最终让位给城市的历史责任”。苏南模式：苏南农村城市化是具有鲜明特色的苏南农村工业化模式所推动的城市化，即社区政府推动型农村城市化。这是一种既非市场化，也非政权化的特殊模式。它是从传统的高度集权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分裂转化而来的，并与某些特殊的历史、自然条件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模式。从制度结构模式来看，苏南模式以地方政府行为为推动力，社区集体行为为主体，乡（镇）村工业为主导，中心城市为依托，市场调节为主要手段。它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资源动员的行政性质，即地方行政机构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者；二是资源配置的市场导向；三是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明显的社区特色。社区因素、市场机制与行政力量三位一体，维系着这一模式的运行和发展。温州模式：温州农村城市化模式是在温州农村家庭工业、专业市场以及第三产业迅猛发展、大批农业剩余劳动力转入非农业经营的前提下，主要依靠农民力量，采取多渠道集资方式建设小城镇这一条城市化道路，具有如下几个特点：以农村能人为骨干，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小城镇为依托。
3城市化水平的评价方法
城市化是经济社会由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和城市文明的变迁。如果能够准确的评价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就不仅能够把握城市化的发展状况，明确薄弱环节和努力方向，而且就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和政策，提供重要依据。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都在寻求科学的评价方法，不仅要有定性评价，而且要有定量评价。定量评价的基本方法，就是要提出评价的指标，赋予指标量值，如果是采用指标体系，还要根据不同指标的重要程度，给出它们各自在指标体系中的权重。
3.1主要指标法
主要指标法又称单一指标法，即选取某一最具有本质意义，而且便于统计分析的指标来描述和评价城市化的发展水平。通常采用的有以下三个指标：
①城镇人口比重
城镇人口比重是评价城市化发展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也称为城市化率，指某一地区在某一时期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②非农就业比重
非农就业比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在某一时期的非农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
③城镇用地面积比重
城镇用地面积比重是在某一时期城镇建城区用地面积占区域总面积的比重。城镇是城市化的物质载体。在城市化的进程中，无论是农村人口向原有的城镇转移集中，还是新城镇的建立，都会导致城镇用地面积规模扩大，因此，城镇用地面积比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但是，城镇用地面积比重指标也有缺陷。如前所述，城镇行政区域变动受很多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因素所影响，仅仅用城镇用地比重指标容易导致失真的判断。例如，改革开放后我国数次调整了设市和建镇的标准，导致城镇的数量迅速增多，从而使城镇面积迅速扩大。但是，如果城镇面积扩大并没有伴随相应的城镇经济内涵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城镇就名不副实。
3.2综合指标法
城市化是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多重目标的集合，单一统计指标不能放映城市化水平，难免以偏概全，城市化内部各因素相互制约，相互联系。因此，为了使城市化的发展水平得到综合的评价，一套指标体系需要被制定，使其能够全面和综合反映城市化发展水平。目前，国内外相关专家学者对评价城市化发展的指标体系进行研究，一般认为，城市化包括以下的内容：①人口的城市化；②产业的城市化；③地域的城市化；④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所以综合指标法的基本思路就是围绕城市化的内容来设计指标体系。
从城市化构成的七个要素出发选取若干项指标来构成衡量现代城市化程度的指标体系。七个要素对城市化程度的影响力是不完全相同的。因此，为了使衡量现代城市化程度的指标体系更具可操作性，在七个要素的基础上选取九项指标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指标体系。
综上可见，正确评价城市化发展水平，需要有科学的评价方法，尤其是要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然而，迄今尚未提出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方案，这无疑为正确评价城市化发水平带来了困难。尽管如此，对于单一指标法的缺陷，人们已经达到共识，而在综合指标体系上，人们对于指标定性研究的分歧要远远小于定量分析；换言之，给不同的指标确定量值和权重，还有待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陈丙欣，叶裕民.德国政府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的作用及启示[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24（3）：33-37.
[2]方辉振.城郊工业化城市化与乡村工业化城镇化比较研究[J].江淮论坛，2006（1）：10-14.
[3]冯云廷.小城镇化战略的反思与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战略取向[J].中国软科学，2000：120-124.
农村城市化篇3
近几年，华赞先生和他的未来趋势国际集团在全世界推动其“资源整合”计划，组建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士的高端“人脉银行”“云端资源库”，实施“资源命令”“资源分配”“资源调动”以及“资源使用”战略，并长期致力于石油、能源等技术、设备、服务升级。因此，他十分注重对中国经济的深度研究，并有着许多独到见解。近日，《齐鲁周刊》邀请华赞先生参与“财经茶座”，就新常态下的经济趋势和商机进行了深入探讨。
时间：2014年12月27日
地点：齐鲁周刊社
座谈人：华赞（美国未来趋势国际集团总裁、董事长）
董振（齐鲁周刊副社长）
张翠翠（齐鲁周刊财经记者）
平均房价还未饱和，未来房价仍会上升
解永敏：当下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现象，比如“新常态”下的增速下滑，许多经济学家都有自己的看法，华赞先生如何看？
华赞：新常态首先是新的，以前中国没有的，常态等于是规律，规律才是常态，不靠政策，不靠运气，不靠权利，而是很多新的，透明、没有偏向、包容性的，还有开放的程度。要达到和欧美国家一样，你有智慧可以进行创造，包括对各个行业的开放，政府干预少了，市场活跃了，鼓励很多自由的民营的国外的，各种各样的经济来互动。过去十年中，中国经济走得太快，虽然近些年7.5%左右的增速与过去两位数的增速相比慢了一些，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仍然是主要经济体当中的高速度。中国经济总量比过去明显增大，目前又进入转型发展阶段，潜在增长力有所下降，所以“新常态”将经济由高速调整到中低速符合发展规律。实际上，经济发展过快已滋生很多社会问题，新常态的提出让经济暂且“休养生息”，是在释放一种健康信号，并不是“经济发展困难”，而是把经济调整到合理的发展速度。
张翠翠：20多年前，世界上流行“中国”，后来您提出了“中国和平论”，作为亲密接触中国的经济学家，您如何看待当下中国经济在世界上的位置？
华赞：1999年底，我曾提出《中国和平论》建议书，并得到中国国家领导层的认可。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多极化、信息化深入发展，我们同住一个“地球村”，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变得离群索居，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推动力之一，这不容否认。在几大领域诸如石油、能源、重工等行业的发展，中国处于世界前列，对世界经济贡献极大。但作为人口众多的庞大经济体，能够实现中高速增长实属不易。未来中国在新常态下，需以提高质量和利益为前提，以资源节约和生态环保为支撑，以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为动力，保障就业和居民收入相应增长。也就是说，让新的经济发展态势惠及民生，而工作的重心应该放在农村，不是城市。
董振：中国经济，必然包含山东经济，听说您下一步还和山东有经济方面的合作，是什么吸引您几十年来对其进行研究？
华赞：神州意味着中国并不是“人州”，而是神所特选的“神州”，有着悠久的历史文明及富饶的物产。中国有必要推动“神州神性”思潮和“以正能量辐射全球”运动，将“神州神性”作为中国灵魂、文化品牌、国家之身份以及华夏文明的名片，这意味着世界团体即将目睹和平崛起的中国正融入全球经济，发挥其贡献者和思想精神领导者的功能。而长久以来，我们未来趋势与山东政府始终保持着友好的互动关系，曾推动山东与伊朗胡省官方发展友好关系，并帮助淄博等地招商引资到位……目前，我们在山东正部署大的战略，给若干石油装备设备及服务公司系统提供更大规模的海外市场份额，帮助解决地方炼油企业的供油问题，还与市政府金融部门共同引导基金给石油产业配备规模产业链成长发展所需资金等。日前，我和未来趋势集团的相关人员还去了东营，与二十几个龙头企业出席了由市政府安排的合作对接说明会，很多企业表示了与我们未来趋势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意向。
解永敏：华赞先生怎么看待中国当前的股市“暴涨”？
华赞：纵观中国宏观经济，每8-10年是一个小周期，如今经济进入了“健康、平稳”发展的阶段，在投资放缓、房地产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一些闲钱势必会流向金融投资市场。实际上，就当前经济发展态势看，中国大部分中小城市的经济发展需求未得到满足，仍有大的发展空间。投资者应着眼于中小城市和城镇，未来的市场会有望在那里爆发。而谈到房地产市场，中国的平均房价还未饱和，未来房价仍有上升空间。鉴于通讯、卫生等服务业还未真正实现爆发，未来的股市在这些板块上仍有上升空间。由此看来，中国未来会把发展重心从制造业、重工业向服务业、休闲业、高科技等行业侧重。
经济发展的重心应该在农村
解永敏：华赞先生提到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心应该放在农村，您怎么看待中国的城镇化？
华赞：中国的城镇化在路径选择、目标及其理念上还是存在一些误区的，之前在中央的城镇化会议上已经开始纠正。但城镇化并不意味着把中国所有地方都变成城市、急功近利的提高城镇化比率，把城镇化卖土地建房、以粗放方式大建新城……在我看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目标应调整到这样一个思路上来：大都市小城市化、小城市城镇化、农村现代化。
这一思路，刚好吻合了“新常态下的城市化建设应注重环保、绿色、自然”。城市无需高楼扩张，而是把周围的郊区划入版图，让人住到新区，提升城市人的居住质量;而小城市则进行招商引资，成为一线城市之外的又一工业基地;对于农村来说，政府则应鼓励更多大型企业、央企走进农村，在那里开疆僻壤，发展农村的现代化。在美国，大企业都在农村设有总部。而中国的农村人口密集、劳动力富裕，完全没必要让农村人离家进城务工，在保证种植业正常有序发展的情况下，在农村多创造就业机会，建立幸福、绿色、富裕的新农村，这才是城镇化的主要方向。上海浦东的发展就是成功的个案，浦东当年是上海的郊区，政府加大力度、实施众多优惠措施招商引资，之后浦东崛起成为“上海新区”。由此，政府应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创造良好齐备的环境吸引投资。
张翠翠：您所说的农村现代化观点很深刻，当下中国农村已经出现了老龄化问题，甚至有的地方癌症频发，人文环境、医疗设施也相对落后。
华赞：可以这样说，农村正成为中国“贫穷的腰带”。实际上，作为土地资源丰富、劳动力富裕的农村可发展空间很大，之所以造成一些方面的“窘境”，主要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一窝蜂涌进城市，造成了土地荒废和养老、文化教育等方面的问题加重，还有食品安全方面的问题频发。究其原因，为追求高效、高产，有些地方大量喷洒农药，使用超标化肥和粗放方式对待土地、种植，这种急功近利的态度会导致未来的粮食危机，而教育在农村得不到重视，会使越来越多农村人失去文明根基，使犯罪率增高，与人文意识相对落后。要终止这种粗放式发展模式，“城镇化”是一次大机遇，应鼓励大企业到农村去，在农村推行“现代化”。由此，城镇化是一个经济事件，绝非简单粗暴的“造城运动”，而是5000多年中国农业文明的一次提升。
从企业的产品到企业是产品
解永敏：近些年，您及未来趋势国际集团在中国推行“资源整合”战略，这是一种怎样的“未来信号”？
华赞：中国未来十年的新常态企业发展模式，主要将体现在各行业里产业链的系列企业组合兼并，以创造巨大财团路线。这意味着中国将从简单的制造业首都和出口贸易中心状态，到初期股权投资，最后走进真正意义上的并购（强强兼并）、发起联盟集团以及组合投资的产业优势组合道路。未来，企业要变成产品，而不是简单的出售产品。这种模式的主要体制是：母本资金（石油、美元、国家财富基金、皇室资本、养老基金等）做后盾，投放到基金、大基金、行业领头实业公司中去，再投放到系列并购和组合投资、购买企业，重组中国主要几大产业，这对欲快速发展壮大的企业将提供难以想象的黄金历史性机会。当然，这需要好好把握。
农村城市化篇4
农村网络城市化包括城乡交通网络化建设、城乡水电网络化建设、城乡通讯网络化建设。城乡交通网络化建设把城市乡村连为一体，将全天候的县乡路网体系延伸至村组的路网体系。从而使更多的农民享有的用路权与市民一样，使农村老百姓能够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相同和相近的出行服务。据调查当前我国贫困地区仍有60％的乡村道路为“晴通雨阻”路，55％的县乡道路为等外路。城乡交通网络化建设的基本目标是实现“主干道公路二级化、乡镇公路油路化、乡村公路网络化”，更高的目标是实现“主干道公路高级化、乡镇公路二级化、乡村公路油路化和网络化”。城乡水电网络化建设包括城乡用水网络建设和城乡用电网络建设，城乡用水建设着眼于农村地区的人畜饮水安全问题，将农村水量安全提升为水质安全，使更多的农民享有的生活用水权与市民一样；城乡用电建设是实现农村电网改造建设，扩大城乡电网一体化的范围，使更多的农民享有的用电权与市民一样，支付的电价与市民一样。当前对城乡水电网络化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进一步的发展是使农民用水用电与市民用水用电一样，不但解决生活用水用电问题，还解决投资发展的用水用电问题。城乡通讯网络化建设则是建成覆盖农村地区的通讯网络，使更多的农民享有的通讯权与市民一样，并建立统一规划有线电视、远程文化教育和互联网等网络建设，整合现有网络资源，逐步推行电话、有线电视和电脑网络“三电合一”，对落地地区的村镇及困难农户，减免或补贴有线电视初装费、收视费。城乡通讯网络化建设可以对农民进行远程可视的各种教育，可以使农民能够更快地低成本地获取外部信息，使他们的可持续发展更有保证。
农村网络城市化与“小农理性命题”。美国著名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Schultz(1964)认为，农户相当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单位，农民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毫不逊色，基于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激励农民为追求利润而创新的行为。popkin(1979)更是直言，农场完全可以视作资本主义的公司，小农无论是在市场领域还是政治社会活动中，都更倾向于按理性的投资者原则行事。人们将两者的观点概括为“Schultz-popkin小农理性命题”。这一命题实际上强调了，农户即企业，农民即企业家；激励农户的利润动机与创新行为以及创造外部市场条件十分重要；如果这些外部市场条件能得到满足，则农户就完全可以和企业家一样行动。农村网络城市化为农民提供了农产品结构调整的环境和提供了利润创新机会，理性的农民会充分利用农村网络城市化平台，抓住有利可图的信息和机会及时对农产品结构进行调整，或及时扩大投资，从而取得可持续性的发展。河南固始县和“赣州模式”为“小农理性命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河南固始县农民种植“双低”油菜的积极性大为提高的原因在于当地政府强调：“农民愿意干的，政府要放手；农民不愿意干的，政府要住手。农民种什么，他们心里最清楚，政府不清楚”。2005年“全国村庄整治工作会议”认为江西“赣州模式”新农村建设值得全国借鉴和推广。“赣州模式”的重要经验就是“注重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把重点放在对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调动上，相信农民，依靠农民，以农民为中心安排新农村建设工作”。对此，可以说农村网络城市化是解决农村地区落后面貌的可行的关键基础措施，是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重要对策。
农村网络城市化与制度变迁理论。农村网络城市化不同于农村城市化，农村城市化又称城镇化，是“人类生产与生活方式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化的历史过程，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及城市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农村城市化虽然能够转移一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农村城市化有它的局限。据估计大概到2030年前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到高峰，有16亿左右，那时即使实现了50％的城市化，还会有8亿人生活在农村，因此城市化只能部分解决“三农”问题。在农村城市化过程中，还容易导致地方政府过度介入。比如一些地方急于求成，过多地用行政手段和首长命令来规定城市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时限、速度和指标，提出过高的、不切实际的指标，发展一些缺乏工商业支撑的“城镇”，产生了较大的负面作用。农村网络城市化也不同于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发生在生产力水平或称之为现代化和城市化水平相当高的时期，指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空间布局上实现整体性的协调发展。城乡一体化往往容易被理解成城乡一样化，导致政府的过度介入和占用大量耕地，许多地方政府在实践中本着“公共服务设施集中，公共绿化集中，村落组团集中”的布局原则，统一规划和集中建设农民住宅。导致一些几百人，几千人乡村也要建街道、幼儿园、学校、医院、公园等等，利用率却很低，没有多少人看病、上学、游园。有些地方在城乡一体化上则提出村内主干道硬化、环境绿化、路灯亮化，这必然会占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农村网络城市化的道路建设主要着眼于村村、村镇之间的交通网络建设，乡村集中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则应交由村民自主决定是否建设、如何建设，这是一个自发的制度变迁过程，这样可以避免政府的过度介入和过分占用耕地。利用政府力量来强力推动农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是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安排存在着制度供应过剩的弊端，这是导致农村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过程中政府过度介入和占用大量耕地的根本原因。新制度经济学理论认为，一般地，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创新比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创新更富有效率。当制度供给和需求处于不均衡状态时，社会就会自动产生制度变迁的力量，自发促进制度变迁的完成。中国城市的起源和发展就是一个自发的制度变迁过程，早期的城市是在农村居民点——邑的基础上，由于简单的物物交换而自发发展为集市，进而发展为城镇，最终发展为城市。农村网络城市化过程中，一些地理位置较好的村、镇，由于农村网络化的发展，新的盈利机会和制度租金会出现，村—镇、镇—小城市的演进路径会自发形成。因此，农村网络化与农村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并不矛盾，前者是后两者的基础和前提。
农村网络城市化有利于增加城镇居民的就业和收入。农村网络城市化建设将更方便城镇居民到乡下创业，解决一部分城镇居民就业问题。近年来，许多城镇居民把眼光放到了资源相对丰富、但缺乏资金和技术开发的农村，出现了一股城镇居民到农村去创业，到乡下去打工的新潮流。据统计，我国约有7000万人在城里有住房、经营场所，却在乡下搞种植、养殖、垦荒、造林的人。一般来说，城镇居民拥有技术、资金和市场信息，是搞活农村经济、促进城乡一体化的生力军。就经济意识而言，城镇居民比农民更了解农产品怎样才能流入城市，凭城市人在货币资本和智力资本上的优势，城镇居民在农村创业打工赚取钞票的同时，既可缓解城镇人口就业压力，也给农村创造了真正“离土不离乡”的就业岗位。然而，城镇居民到农村创业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农村网络城市化建设较好，城乡之间拥有便捷安全的交通网络、安全方便的水电网络、快捷的通讯网络。
农村城市化篇5
一、促进农村人口城市化政策建议
（一）建立区域技术创新体系。采取有力的措施，重组与整合绵阳科技城的科技资源，加快建立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研发体系，提升技术开发和高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依靠科技城的科技资源优势，重点抓好官、产、学、研的合作与交流，以高新技术的应用和传统产业改造为重点，促进产业的技术升级为产业集群的健康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
（二）坚强产业政策研究和管理创新。产业政策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政府为了其全局和长远利益而主动干预产业活动的各种政策的总和。其内容包括了产业结构政策、产业组织政策、产业布局政策与产业技术政策等。根据绵阳科技城的实际情况，主动适应城市化趋势，转变产业政策的政策取向，发挥优势，回避劣势，准确定位，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进行产业政策创新，是解决“三农”问题、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措施。
（三）资本、劳动力、技术、信息等是由农村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发展的基本要素，没有要素市场发育，就难以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要素市场发育的成熟程度，基本上反映了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的速度。因此，在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联动发展过程中，要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资金、劳动力、技术、信息等要素的重组，通过市场化组织城市化，通过城市化提升工业化，按城市化发展要求调整经济布局。
（四）突出绵阳科技城在绵阳市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增强其集聚辐射功能、综合服务功能和创新功能，提高城市现代化水平。绵阳市的发展离不开强有力的产业支撑。要从绵阳市的功能和特点出发，大力发展城市型经济，提高城市的集聚和吸纳能力。
（五）重点培育和发展各级乡镇，增强绵阳科技城对各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扩大人口、产业及生产要素的集聚规模。各级乡镇要注重城市内涵质量和城市开放度的提高，大力发展区域特色经济，强化优势产业和专业市场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集聚和导向作用，着力培植知名品牌和行业龙头企业，更好地带动中小企业的发展，进一步增强区域经济的特色优势。各地结合区域特色经济的发展，分层次高起点地推进城市建设。
（六）加强城镇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要按照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在推进农村城镇化中加大环境治理和环保力度。高效利用土地资源，积极开发本区域土地后备资源。有效保护和利用水资源；控制污染企业的规模和布局，减少废物排放，采用低能耗的先进工艺和技术，提高能耗效率，推广使用清洁能源。同时要注意保护好文物古迹以及具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文化与自然景观，使小城镇发展成为自然、经济、社会和谐统一的社会体系。
二、结论
农村城市化篇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进展。而近期，城镇化更被决策层赋予了新的内涵。
2012年12月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公告里，就明确把城镇化作为未来中国经济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式。该公告指出，“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增加城镇综合承载能力，提高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场化。”同时，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强调，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其中包括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布局，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
也就是说，无论是2013年还是未来几年，政府都会把城镇化作为整个国家经济增长之动力，并通过城镇化来带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与转型。或如有人所说，城镇化将是未来经济发展之红利。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与实质
十后，新一届政府把“城镇化”作为未来经济发展之重心及经济增长之动力，这个思路是正确的，方向也是对的，也与现代文明社会经济发展京城相合拍。
笔者认为，政府还应把“城镇化”推进一步，使之变为“城市化”。也就是说，我们“城镇化”的核心，不仅仅是让农民走出来到离农村不远的乡镇居住，更为关键的是要让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实现产业的转型，同时完善乡镇城市服务功能。此外，就当前中国地方经济发展态势来看，不仅城乡之间存在严重差距，而且地方与地方之间、东部沿海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未来中国城市的发展也是多层次多元化的，对把城市化的发展仅是限制在“镇”上，根本就无法满足中国现实城市化的发展要求。只有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城市化”才能使传统的农村与城市二元经济结构得以调整及融合，并满足现代中国多元化的城市发展要求，才能让农民真正进入城市，让农民人口真正的市民化。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到，城市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让农村居民转换为城市居民，并在这种转换的过程中实现个体城市社会化的转化。如果没有让农民进城并让他们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并让他们真正地融入城市的社会生活，那么这种城市化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比如，尽管当前大量农民进入城市务工，但他们在城市没有根基，没有所必需的住房、没有城市身份、没有平等就业与教育机会等，只能从事最低收入工作等。目前中国城镇化率超过了51.3%，但按户籍人口仅约为35%。两种人口统计相差16.3%，或者说有1.8亿农民没有进城。正如不少研究者指出，当前中国的这种城市化只是“伪城市化”，农民进城也只是“过客”，而没有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
可见，城镇化的核心或实质就是让农民进城及农民的市民化，就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告所指出的那样，农村人口转移的市民化。而这种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转换，不仅仅在于其户口迁移改变农民的身份，而是通过农民进城来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化。
这种农村人口的市民化反映了城市人口增加、城市空间扩张，景观、社会及生活方式等新的城市环境的形成。在这种过程中，表现为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导致人口在一定时期内向城镇聚集，并在这种人口向城市聚集的过程中同时把城市的生活方式向城市周边扩散，并在区域产业结构不断演进过程中形成新的城市空间与地理环境等。也就是说，如果城镇化不能让农村人口城市聚集、中小城市人口向大中城市聚集，让进入城市的农村人口的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而仅是建筑更多的钢筋水泥空盒，那么这种城镇化不仅是伪城镇化，也不可能成经济增长之动力，是不可持续的。
前十年的城镇化是让城镇化率上升到51.3%，但实际的城镇化率只35%，2亿多农民进入了城市打工，但他们并没有在城市真正住下来，更没有融入当前的城市经济生活中。这些生活在城镇化边缘的农民，既无法分享社会增长之成果，也没有改变其生活方式。资料表明，由于当前国内农民的收入水平不及城市居民的四分之一，农民的消费也就无从增长。这就是“伪城镇化”的结果。因此，未来的城镇化就是让农民进城，就是让农民进城后真正融入城市经济生活中。这才是未来城镇化的核心与实质。
十后，无论是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公告还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有一个特别有新意的提法，就是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这种城镇化是把城镇化与农村土地使用效率、与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即未来中国城镇化就是农民进入城市的城镇化，就是让成千上万的农民真正进城。
可以说，该文件所提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十分有新意的提法，是目前所提倡的有质量的城镇化。如果这样，这种城镇化将成为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
因为农民进城，不仅需要提供大量的基本居住条件或住房，而且会完全改变农民生活方式、消费与收入水平，真正改变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比如，如果要让农民真正融入城市及住房是居民生活消费品，那么国内住房市场居民的住房潜大需求是非常大的。正如主持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在十二五期间，将有超过5，000万农村人口进入城镇成为城市人口，这将有效释放巨大内需潜力，再加上中小城市居民进入大城市，城市居民的住房需求具有一个无限大量，再加上相应城市基础市设施建设投资，对拉动城市经济增长是巨大的。这就是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
在这里，不仅会生发出大量的农村居民对住房的消费需求，而且也能够让进城后的农民各种消费水平全面提升，生活方式的改变及就业机会增加。国内城市就能够在这个过程扩张与发展，它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巨大消费的新增长点。如果农民进城享有平等的教育与就业机会，如果农民收入水平全面提升，只要现有的农民居民消费水平达到当前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那么中国会涌现一个巨大的消费需求。至少要让中国GDp增长要翻一倍以上。
同时，在这种城镇化的过程中，也是农村社会结构、经济结构及土地使用方式等发生重大变革的节点。因为，农民进城就可让农民土地重新集约流动与经营，中国现代新农业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得以现实。可以说，只有现实了让农民真正成为市民的城镇化，这种城镇化就能真正成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最为重要的消费增长点及未来中国经济增长之动力。
有质量的城镇化实现的前提条件
当大量的农民向城市流动、大量的中小城市居民向大城市或一线城市流动时，他们面对的第一个大问题就是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安居之所。可以说，居住条件的解决既是农民得以进入城市的生活基点，也是城市化过程居民最大潜在内需。对进入城市的居民基本居住条件如何来解决？
当前市场流行都着“住房双轨制”观念，认为“市场归市场，保障归保障”，即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由政府保障性住房来解决，而住房市场的价格政府不要干预过多，让市场自由定价。可以说，如果当前这种观念是未来城镇化的观念，那么它将严重阻碍未来中国城镇化的进程。
因为，在未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中国的住房市场发展可以借鉴德国等大国住房发展模式，绝对把住房看作是一种生活消费品，不允许居民把住房作为投资赚钱之工具。如果用严厉的法律制度把住房界定为一种严格意义的居民生活消费品，而不是赚钱的工具，那么绝大多数居民的住房问题就能够通过市场的方式来解决，而政府所要生产的保障性住房也就十分有限，只能是让城市极少数极低收入或无收入民众有一个基本居住条件。
应该对当前中国住房市场政策进行重大的调整。如果住房市场不能够转型为一个消费为主导的市场，住房市场赚钱功能不去除，那么这种住房消费需求是无法释放出来的。因此，要保证未来中国城市化的愿景得以实现，或把居民潜在住房需求转为为实现的需求，就得对当前所有的住房法律制度、住房政策进行重大的改革。而这种住房制度的重大改革首先就得清除那些严重阻碍绝大多数居民住房的潜在需求转化的制度障碍；改革当前严重侵害民众利益的土地管理制度及住房预售制度；用有效的经济杠杆来遏制住房投资投机炒作而不是偏要采取政府行政干预的限购办法等。
在此基础上，对住房市场立法，比如制定《住宅法》，严格界定住房市场所生产的住房第一要务就是保证生产安全舒适及绝大多数居民有支付能力购买的住房，界定住房的基本宗旨。与住房相关的其它法律制度都围绕着这个宗旨来制定。而这些法律制度制定再也不能走由某种职能部门制定的老路。在公共决策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真正有利于中国绝大多数民众的住房政策，才能平衡住房市场众多当事人利益关系，才能把广大民众的住房消费需求真正释放出来。
其次，要让农民进城，就得对现行的土地制度和户口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户口制度的重大改革，保证农民进城自由迁移，享受教育与就业机会上的平等。未来中国城市化的实质就得真正地全面放开户籍制度，让每一个农民及城市居民都有自由迁徒的权利。让农民成为真正的市民。
可以说，有质量的城镇化就得从这里开始，只有在上述前提条件下展开的城镇化才是有质量的城镇化，否则中国城镇化有可能走上前十年来的老路。
新型的城镇化不仅仅是
城市空间的扩张
最近关于城镇化的讨论与信息蜂拥而来。这些讨论的重点都在放在城镇化增加固定资产投资需求的增加，放在农民进入城市住房需求增长、城市化将培养6亿中产阶层的消费等方面。这种对城镇化的理解，与最近中央所强调的城镇化的含义有较大偏离。
随着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城镇化概念的提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无论实体经济还是资本市场，基本上都把“城镇化”看作是未来经济增长之动力。而这种城镇化更多的是城市版图的扩张（比如城市群的出现）、城市基本建设投资增加、城市人口增加所带来的住房需求成长等。可以说，这仅是对早几年城镇化的理解与延伸。如果说，未来中国的城镇化所谓的城市版图的扩张，那么这种“城镇化”要走多远是不确定的。
就当前全国所掀起城镇化进入“炒版图”概念的现象来看，实际上与中央政府所提倡的有质量的城镇化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强调的城镇化是有质量的城镇化。即“要围绕提高城镇化质量，因势利导、趋利避害，积极引导城镇化健康发展。其中包括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布局，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全过程。”我们应该看到，有质量的城镇化的核心是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但实际上，当前各地方及政府职能部门所强调的城镇化与有质量的城镇化是不同的。比如，当前国家部门所强调的打造新的城市群，地方政府所提出加快城际轨道交通等项目建设、要求建筑业总产值如何突破、提倡打破行政区约束进行跨地区资源配置及打造地方特色的城镇群建设等，基本上仍然是在前十年的城市发展思路走。即这种城镇化仅是强调城市扩张，并以此扩张来带动整个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及带动相关产业成长与繁荣。如果这样城镇化即使可把生态文明融入到城镇化过程，建设智能、绿色、低碳的现代住宅，但是，这仅是在旧有的思路加上一个技术性的建筑标准，而这些内容只要相关部门颁布一个新的建筑标准，并没有真正把握有质量的城镇化的核心。
农村城市化篇7
[关键词]城市化；农村经济组织；农村市场体系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8-0036-03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经济共同发展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大大提高。农村是我国城市化的主战场，农村城市化的程度决定着我国城市化总水平的高低，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也是我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需要。农村经济组织作为农村市场的主要参与主体，它的组织状况如何直接关系着农村市场能否稳定、有序、繁荣的发展，关系着农村城市化的进程。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组织正处于多元化、多层次的发展阶段，在我国的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为了进一步提高我国农村经济组织的整体素质，使其积极地参与到市场经济中来，必须着力解决农村经济组织面临的问题和困难，这是培育我国农村市场体系的主要内容，也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解决“三农”问题、扩大国内需求、保持经济与社会健康、持续、快速发展的需要。
一、城市化与农村经济组织的关系
1 城市化与农村城市化
城市化是一个国际现象，也是一个渐进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自英国的产业革命以后，世界各国先后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关于城市化的定义，不同的学科领域从不同的角度概括出了不同的内涵。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城市化是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产方式由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转化的过程，以及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后果。从人口学角度来看，城市化是乡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的过程。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城市化是引起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消费方式重大变化的乡村经济向城市经济转化的过程和机制。这些定义不同程度地说明了城市化的实质。即，“所谓城市化，实质上就是乡村的城市化，是一个变传统落后的乡村社会为现代先进的城市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人口由农村向城市的集中只是城市化的表面特征，因为城市化“不是单纯的人口转移，更不是城镇规模竞赛”。而经济结构转换，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才是城市化的内在动力和实质内涵。从根本上讲，这种转变必然要求农村的经济社会与城市的经济社会协调互补，共同融入到同一个经济社会体系中。
对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呈正相关关系，基本动力是争取最大收益，目前已基本实现了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社会现代化、产业革命化、市场国际化以及人口城市化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则具有起步晚、水平低、潜力大的特点，城市化经济动力不足，城市发展主要靠政府推动，而城市发展的主要目标是确保现有城市居民的就业和生活。从政府的角度来看，首先要考虑的是，农村居民向城市迁移是否有利于政权的巩固和政局的稳定。从进城农民的角度来看，并非城市的经济发展需要他们，而是他们需要城市。“在政府的‘城市偏向’与城市居民的‘乡村歧视’的双重作用下，不但农村居民进城障碍重重，而且城市创业者和相对过剩资本流向农村进行开发性投资，以及兴建新城市的渠道也严重受阻。”这说明，一个国家的城市化不仅仅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引起城市的扩容，更重要的是需要农村自身的城市化，以缩小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促使农村与城市的融合，这是一个国家城市化的突破口。
对于我国而言，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速度与城市化进程脱节，城市的发展和兴建带有很强的行政计划性，城市化加剧了城乡矛盾。我国几乎是在依靠剥夺农民、牺牲农业发展的基础上而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为加快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打破城乡壁垒，优化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协调城乡发展，这也是促进农村健康、快速发展的关键。
2 农村经济组织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推动农村城市化发展的力量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村自身的力量一农村居民组织和农村居民，即内力促发展，另一方面是农村以外的力量，如城市方面的支持力量等，即外力促发展。农村要发展首先要依靠自身的力量，农村经济组织是推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内部力量。农村经济组织是指在农村范围内建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经济组织，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以及其他市场中介组织等。
当前我国的农村经济组织是在经历了互助组、合作社、、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户家庭经济组织在内的长期的组织演化过程之后发展起来的。农村经济组织的演变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国家主导的特征，目的是为国家工业化提供农业积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农村推行的互助组，可以算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最初的合作经济形式。成立互助组，走互助合作的道路，是农民自愿选择的结果。互助组以后，中国农村经济组织走向集体所有制的道路，主要是政治因素作用的结果。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起源于合作经济，但实际上不具有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因为它只是自上而下的行政干预的产物，是政府经济职能的延伸。家庭承包制下的农户家庭经济组织虽是农民自发的追求，同样也受到了国家的极大制约，但毕竟是新的尝试，因为农民通过家庭承包经营的制度安排下能够获取合法的收益，改善他们的生活境况。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当今国际社会农村经济联合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农村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是合作经济的载体，一般称为合作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承认个人产权，资本联合所有，承认和保护社员的所有者权益，农民加入合作社以后保持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介于政府和农民之间的非政府组织，它的管理者要对合作经济组织的成员而非政府官员负责，实行民主管理。可以预见，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合作空间将会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层次越来越高，它必定是我国农村经济组织的未来发展趋势。
3 农村经济组织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农村经济组织。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政府的权力触角延伸到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加上农村经济组织自身的不成熟，因而缺乏独立性，农村经济组织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出来。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政府职能的逐步转变，农村经济组织在
农村市场体系中越来越重要。近几年，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得到极大的发展，农村经济组织在城市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突显。
农村经济组织是服务“三农”的具体实践者。当前的农村经济组织是在农业经营体制，尤其是内部经营机制创新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壮大农业、繁荣农村、富裕农民的关键，是促进农村市场发育、发展农村经济的核心力量和重要载体。解决好“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依靠农村经济组织的力量，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以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农业产业化，提高农业效益，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帮助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农村经济组织是加快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的先行者。一方面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无论是在建设农产品生产基地、发展种养业，还是在搞活农产品流通、兴办农产品加工企业等方面，都对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有着重要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农村经济组织使各种生产要素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和重新组合，将农业产业化的各个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农业产业化经营大融合，进而提高专业化生产的整体效益，把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农村经济组织是推进农业科技信息和科技成果应用的传播者和推广者。农村经济组织能够把农村有专长的农民或专家集聚在一起，及时联系广大农户，通过引进、试验、示范、推广等途径，打破农民信息不灵的种种条件限制，把科技信息和成果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进而转化为农业生产力，使生产的产品与市场对路，进而提高经济效益，避免盲目生产。
二、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存在的问题
我国农村经济组织由于人们的认识局限、利益分歧、体制缺陷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其整体素质偏低，农村资源的利用率不高，也导致农村城市化所需资源的转化率不高，严重制约了农村城市化的发展。伴随着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农村经济组织得到了快速发展，出现了丰富多样的合作形式，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单个农业生产者和大市场之间不对等交易的矛盾”，但这与城市化发展所提倡的城乡市场一体化发展、城乡统筹发展的要求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
1 农村经济组织的运行机制不完善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参与市场经济的程度、层次比较低，经济实力较弱，经营管理水平偏低，运作不够规范。具体表现在：一是农村经济组织中大多数成员文化水平偏低，综合素质不高，市场竞争意识不强。在经营中主要靠经验办事，而不是按市场规律办事，缺乏现代营销观念和管理技术。二是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农民的参与意识、合作意识不强，害怕自己既得利益受损，这制约了农民加入农村经济组织，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阻碍农业产业化进程。三是农村经济组织对市场供求信息了解不够，接触市场信息的渠道单一，导致盲目生产，产销不对路。四是农村经济组织内部运作不规范。有些经济组织大多没有规范的章程和制度，组织管理较为松散，约束机制也不健全，交易中存在的矛盾和纠纷较多；有的甚至没有合法地位，在参与市场竞争时就有可能得不到有效的法律保障。五是农村经济组织数量虽多，但规模偏小，相互协调性差，形不成联合的优势。大多数经济组织仅仅停留在信息服务、技术咨询及购销服务的层面上，真正能进行深加工、精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的不多。
2 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环境不协调
一是地方政府对农村经济组织的市场化意识存在不足，保护作用明显，缺乏有力的组织引导和政策鼓励，这对农村经济组织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极为不利。二是缺乏完善的约束农村经济组织的法律规范，现有的法律规范的宣传力度又不够。农村经济组织在参与市场竞争中，由于法律意识的淡薄，导致了一方面违反法律法规的事件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知所措。三是地方政府对农村经济组织的支持力度不够，配套政策还设有完全落实到位，政府部门服务不到位。四是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责任不清。我国现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相关组织，依照本法规定，依据各自职责，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设和发展给予指导、扶持和服务。”但在实践中，各职能部门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职责。
三、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组织发展的对策
城市化要求的是城乡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当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求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要从政策导向、物质支持、资金流向、项目带动等方面对农村实施全方位的反哺，积极培育农村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培育和发展农村经济组织是今后我国农村经济工作的重点，要以提高农业竞争力、壮大农村经济基础、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为目标，加快推进农村经济组织持续健康地发展，尽快融入到城乡一体化的市场经济的潮流之中。农村经济组织的根本目标是为农民服务，促进和推动农民的互助合作与联合，提高农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组织化程度，真正有效地解决单个农业生产者和大市场之间的矛盾。
1 明确农村经济组织发展的原则
农村经济组织是通过农民自愿联合、共同所有、共同管理的方式来满足共同需求的组织。农村经济组织发展总的指导原则：一是成员依法进行民主管理、经济参与，这是最根本性的；二是成员自愿加入和退出，不能强迫；三是坚持自主和自立，赋予农村经济组织充分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减少行政干预；四是对成员进行教育培训，提高成员的受教育水平；五是充分利用各类市场信息，为农产品的产供销提供服务；六是加强合作和关心社区原则，一方面要加强农村经济组织之间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联合与合作，提升市场竞争能力，另一方面要关心社区，为组织提供良好的周边环境。
在指导原则的基础上，具体做法是：一是为保证农村经济组织各方权益，在坚持不改变农民的财产所有权、农户的土地承包权和村集体资产收益权的基础上，建立契约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二是农民自愿自主地开展劳动、技术、营销、资金、土地等各类合作，坚持“民办、民营、民受益”；三是尊重群众创造，尊重群众选择，因地制宜地支持农民参与必办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四是加强规范管理，建立监督约束机制。
2 搞好政策宣传，强化协调服务
经济发展主要靠市场，社会发展主要靠政府。政府要制定科学规划，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要在政策法规、合作理念、合作内涵、发展模式、民主管理等方面加强宣传。通过加强农业信息网络的建设、政策扶持、资金扶持、服务支持、规范管理、财政及税收支持等途径，积极探索新形势下政府对农村经济组织
的扶持形式。同时要创造有利于农村经济组织发展的体制环境、政策环境、投资环境与生活环境，尤其是良好的投资环境能够吸引更多的外部资金投入到农村经济发展中，更好地弥补农村经济组织面临的资金不足问题，使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农村经济组织目前的经济基础比较薄弱，要切实增强自我发展能力，使其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中发挥更大作用，就需要政府部门之间相互协调、通力合作，能够真正形成合力，为农村经济组织提供各类公共服务。对于农村经济组织而言，主要依靠农民自发自愿组织成立，政府部门按照参与而不干预的原则给予支持。政府部门只需要负责组建为协调和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自主性组织；为保证公平交易、公平竞争的公证机构；为促进市场发展、降低交易成本的服务机构；为市场服务的“桥梁”组织和监督市场活动、维护正常市场秩序的检查机构。
3 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加强专业合作
市场经济要求市场主体应有较高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政府推进农业产业化的首要工作，也是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的方向和重点。要进一步深化我国农村改革，解决“三农”问题，必须在培育和发展农村经济组织方面下大力气，把农民组织起来，为农业结构调整、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打下良好的基础。创建新型农村经济组织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一种有效形式，能够把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连成一体，形成规模效应，提升综合经济效益。在产权清晰的基础上，根据共同的需要，促进各类农村经济组织的联合与合作，壮大农村经济组织的规模与实力，提高其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和抵御市场风险能力。
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是新型农村经济组织的主要形式，是引领农民进入市场的有效载体，也是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切实做大做强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扶持有规模、有实力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直接参股、控股或兴办农产品加工、流通等龙头企业，不断壮大经济实力。要通过立法工作来保障其健康发展，以便为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使其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的轨道，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合法经营、公平竞争。
4 加快农村经济组织自身的转型，引入股份合作制
农村经济组织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主体之一，仍然存在产权主体不明晰，农村经济体的法人财产权无法实现，权责关系混乱，分配行为无序等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问题，要做到自主经营、自负营亏，真正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必须尽快改变农村经济组织的结构。加快自身的转型。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实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股份合作制是农村经济组织实现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根本要求，利用股份合作的形式把不同环节的不同主体通过劳动、资金和其他社会资本的联合，组成一个新的利益共同体。共同利益是组织实现高效运转的基础，是组织内外有效监督和制衡的基础。没有共同利益的纽带，单靠农民的觉悟和社会责任感不可能培育出强有力的、具有持续发展能力的农村经济组织。
引入股份合作制，农村经济组织能够更好地保证自身的利益，更好地保持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按照股份合作制的要求建立健全董事会决策议事、财务管理、收益分配、股权转让等制度，并抓好各项制度的落实，使农村经济组织的股份制合作更适应市场经济的运行，真正把农村经济组织发展成为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和法人治理结构的股份公司。
参考文献：
[1]高骊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
[2]王雅莉，城市化经济运行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
[3]梅德平，中国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变迁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农村城市化篇8
关键词：城市化农村劳动力转移
中图分类号：F323.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26－0081－02
城市化是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工业革命的必然现象。随着农村人口向城镇的流动和集聚，城镇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主导地位已成为社会前进以及城市经济关系和生活方式广泛渗透农村的一种持续发展的过程。一直以来，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城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大，在社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也愈加重要。城市化程度同时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达程度尤其是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志。农村劳动力转移关系到社会经济综合发展，属于人力资源优化配置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也是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一、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后，我国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模式，由此使得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更有甚者，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央实行的是“反城市化”战略，也就是说，大规模地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进行再次改造，比较典型的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市民返乡、干部下放等等。此种逆历史发展潮流的举措，非但不能真正解决城市人口聚集问题，反而使我国的城市化问题积蓄、矛盾累积，从而促使我国在那些年出现了经济倒退。由于这种城市化长期处于停滞的状态，改革开放以后人口从农村向城市的流动就呈现出一种突然爆发的局面。总而言之，我国的城市化没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我国在自我摸索中取得的“非一般”的成就，因此，才有了这么多年我国经济发展一直保持在8%的高速发展。
2006年，《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普遍趋势，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众多，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富余劳动力将逐渐转移出来，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我国将长期存在。”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具有其重要性、紧迫性和长期性。目前，城乡协调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是关系到中国现代化发展前途的两大问题，而有效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是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最重要途径。关于如何推进城市化进程，寻找当中存在的限制农村劳动力转移、阻碍城市化进程速度的重要因素，有利于完善我国欠发达地区城市化的机制，并为加速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大大推进城市化有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积极的科学依据。城市化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是以人口的集中为重点的资源集聚过程，是追求效益集约的过程，是城乡互动的过程。城市化具有三种表现形式：即城市数量的增加、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结构的提升。
二、城市化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着密切的关联，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关系到产业和空间的双重方面的转移。这主要体现为：在人口方面，农村户口表现为向城市户口转移；在工农产业方面，农村劳动力表现为向非农产业转移；在各个空间方面，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表现为向城市化转移，这主要是由于非农产业结构的区位大部分位居城市的原因。由此可以明确，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引起的农村人口向城市、城镇的聚集直接推高了城市化程度。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与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化进程。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产业间劳动力资源的再配置，是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转移。在国外，有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相当经典的模式包括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式、拉尼斯－费景汉模式、乔根森模式以及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式等等。这几个模式有效地解释了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特色及机制，并且提出了他们应对一系列问题的对策。这些看法对人类认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程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人口流动理论是建立在城镇具有一定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城市对剩余劳动力具有很大吸引力的基础之上，这明显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所以一切还需从实际出发。
近几来，我国很多专家学者对农村剩余力转移的机制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胡必亮构建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推拉模式；李勋来、李国平同时也进一步建立了制度因素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模式。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动力主要来自农村的排斥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推动力以及转移过程的摩擦力。显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由多种因素影响发展的。农村城镇化是指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实现农村小规模社会化服务体系向城镇的大规模社会化服务体系的转化，第一产业的农业人口向第二产业，接着向第三产业为主的城镇化人口转化，农村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的城镇化，所以，城镇化是我国新时期结构战略之一。通常来说，农村剩余劳动力越多、劳动力的转移能力与转移动力越强，第二三产业链的就业生存空间就越大，转移的制度造成的障碍就越小，就越有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所以，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与人口转移的能力的因素包括：（1）供给数量。由第一产业所得的劳动生产率表示，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变化的快慢，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放出的数量大小及速度，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的源头，是社会劳动力转移的动力所在。（2）转移动力。用从事非农劳动的预计收入来表示。希望得到更高更多的收益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原始动力，预计收入越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就越强。（3）转移能力。用农村人力资本存储量与农民人均纯收入来表示，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能力的高低，前者是文化和知识能力，后者是物质生存能力。（4）转移空间。第二产业的就业比例和第三产业的这两个指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空间的大小。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空间既取决于第二和第三产业的经济规模，又与经济结构有着密切的关联。我国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制度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一直有相当大的影响。
收稿日期：2011-06-30
作者简介：杨大方（1969-），女，黑龙江海伦人，高级经济师，从事经济理论研究。
analysisoftherurallaborforcetransformationintheurbanizationage
YanGDa-fang
(meatfoodproductsdevelopmentservicecenter,Heilongjiangprovince,Harbin150010,China)
农村城市化篇9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城市化；人文内涵；意义
一、前言
新农村建设是现代城市文化与城市形态的产物，彰显着城市的文明与进步，既是一个城市外在的表现形式又是内在文化涵养的体现。是独立而又特定的外部空间中为城市创作的具有普遍大众审美与艺术魅力的城市视觉导视媒介，值得一提的是，如今的新农村建设，抛弃了传统城市孤立冰冷的高贵冷漠气质，创作更加要求“接地气”，追求公众自由参与和认可的公共性，不仅通过艺术达到观者情感的共鸣，还有更高层次体验的魅力。达到视觉，触觉，听觉多种形式的统一与契合。更能体现出设计带来的城市人文性体验。
1、因地制宜要求
绿色新农村建设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不管是那种新农村建设其对生态环境都有一定的要求,在使用新农村建设开展城市环境设计的时候一定要达到新农村建设的生存标准。所以，在进行新农村建设规划的时候,一定要依照自身环境情况，依照农村建设的特征和对自然的要求来规划。让农村建设符合自身的生态习性与栽植地环境相符合。这就需要有关人员在规划的时候充分重视该地的环境要素(比如气温、湿度、光线等)，还要对上述要素进行缜密的检测以及整体研究。只有做好上述工作。才可以制定出完美的新农村建设方案。在公共环境种植规划方案需要很好的展现生态农村的环境特征以及地区特征。不可以无目的引进其他地区的新农村建设，而是要选择以及使用该地新农村建设。
2、生活性和艺术性相融合标准
在新农村建设中，新农村建设需要展现出生活气息，站在公众角度思考设计方案，尽量大道社会公众的要求。另外，新农村建设的运用还需要依照美学理论，展现新农村建设个体和群体的魅力，另外在公众观赏的时候还需要重视整体艺术美。依照艺术性标准，不只要注重新农村建设的整体景观，还需要关注到新农村建设的时节变化。此外，有关人员还需要提前设计好各类新农村建设的形状、颜色、线条和配备比值。另外，关注新农村建设间的互相关联和搭配，尽量营造出一种宁静、平和、安逸的氛围，达到大众观赏的标准。整体艺术布局要符合城市设计的标准和要求。新农村建设的组合一般使用对植、行植等标准，另外在自然式城市绿化设计中，就使用不对称的组合方式，尽量展现新农村建设原料的原有形态。不论是哪种环境都要使用各种不一样的种植方式，比如在建筑物周边一般使用规则式种植，但是在自然环境不好的建筑周边，就可以使用自然式种植，这时需要充分关注空间整体韵律感，尽量营造一种整体协调的感觉。
3、文化要求
城市绿化是维持以及营造城市风情、文脉以及特征的核心部分,需要将自然环境以及本地新农村建设当做根基,把各种民俗、优秀习俗、信仰、历史等加入到新农村建设设计中,让城市绿地体系展现地域性以及文化性特点,突出特点以及个性。依照人和自然整体协调的要求，重视人的感受，依照生态要求，从视觉感受、生态氛围、公众举动等部分来思考，营造一种自然和社会和谐统一的氛围。另外设计人员还需要全面思考新农村建设本身观赏特点，全面利用其特征提升景观可欣赏性。更好的提升整体观赏效果，提升可看性。
4、生物多元化要求
上述要求是加快新农村建设绿地自然化的前提，其是提升绿地整体系统作用的基础。因此，新农村建设绿化需要充分关注恢复以及建设生物多元性。第一，需要全面维护地区自然遗产以及新农村建设，为生物创造更适合他们生存的环境。第二，提升种类意识，关注不同种类新农村建设的综合使用，另外还要充分重视对变种的选择和同化。营造极具地区特点以及新农村建设个性的景观；第三，提升绿地的适应水平，严格制定绿地中各个物种所占的比值等。第四，依照地带性群落的物种分布、组成特征以及规律，正确挑选合适的建设方案。新农村建设搭配一定要突出重点，按照设计要求，使用具有不同特点的新农村建设，尽量在同一个地区使用多种新农村建设或者是两种新农村建设。
二、对未来城市景观发展定位
新农村建设的出现与发展是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向前发展的必将结果。城市作为比乡村、城镇更高级的聚落，更发达的所在，汇聚了尖端的科技与工业文明，前沿的信息与精神文明，汇聚了素质更高的人口群体，更先进、便捷的基础设施与生活、服务设施。在这个崭新的信息时代，科技突飞猛进的后工业化时期，新农村建设的发展速度也以前所未有的态势展现着人类城市化进程的辉煌成就。但另一方面，城市的发展也给人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效应，如过度拥挤的人口密度、环境污染、大气污染、生态失衡等；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压抑乏味的城市环境空间，让人们希望通过新农村建设的建设，找到拥抱自然，拥抱艺术的新生活；人们渴望着更美好的生态绿色家园，渴望受到精神上的抚慰，希望压力的舒解；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得新农村建设呼唤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享受，呼唤更舒适悦目的城市化空间。
三、结论
现代城市建设走向公共领域，成为优秀的公共艺术，在艺术创作上应创造出与自然环境，人文气质相吻合又赋予城市地域个性，充分体现艺术和大众无限亲和的作品。在迅速发展的城市建设中，我们已然感受到新农村建设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作者：陶瑞峰朱芳玉单位：东北电力大学新校区艺术学院
参考文献
农村城市化篇10
关键词:城市化;农民;家庭财产结构
中图分类号:F29文献标识码:a
一、我国处于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
“十一五”规划建议指出,我国要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这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村问题,全面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关键所在。从1978年至今,我国的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城市人口比重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了2007年的44.9%,提高了27个百分点,城镇人口由1978年的17,245万人增加到了2007年的59,379万人。2008年我国城镇人口达60,667万人,比2007年增加1,288万人,乡村人口为72,135万人,比2007年减少615万人。按照规划,到本世纪中叶,我国总人口将控制在16亿左右。设定本世纪中叶的城市化率目标为75%,则我国农村人口数在2050年必须减少为4亿;假定2008～2050年间全国增加的2.8亿人口在城镇和农村之间的分配是按照2008年的城镇/农村人口比例来进行的,则在2050年我国的农村人口数将增加至8.73亿。因而,2008～2050年期间我国必须转移出大概4.73亿的农村人口,平均每年转移1,126万农村人口。可见,我国的城市化本质上是人的城市化,加速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是关键。但是,在大量农村人口以农民工身份向城市转移时却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农民进城难、进城后的生存难是其突出表现。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
(一)农民进城难
第一,进城成本高。农民工进城要办理各种各样的证件,每年每个农民工都要为此花费500元左右。以北京为例,农民工进京打工需要办理的证件多达六七种。首先,前往北京的农民工要在户口所在的省市区办理《流动人口证》,同时缴纳管理费50～80元/年;到了北京,按《北京外地来京人员户籍管理规定》要申领《暂住证》,需缴纳管理服务费180元/年,证件工本费8元/本;根据《北京市外地来京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条例》,还须由雇用单位代为办理《就业证》,缴纳管理服务费180元/年,证件工本费5元/证;还需在工作所在地卫生部门办理《健康证》,费用为40～50元/年;若为育龄妇女,则还需办理《婚育证》,办证费为每证5元;如果所从事的工作是要求具有一定技术资格的工种,还须经培训取得《职业资格证书》,办证费为每证4元。以上证件如果办齐,来京打工者每年至少需要支出450元。
第二,求职者排斥。多数城市明文禁止一些岗位、时段不准雇佣农民工。如广东省为保护本地就业者,对外来务工人员实行了长达十年的“六不准”政策,即在春节后一个月内,省内的所有用人单位(包括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体工商户)一律不准招收外省民工;回乡过节的民工返岗时,一律不准带新民工入粤就业;职业介绍和人才交流机构一律不准开展介绍外省民工的介绍活动;不准举办劳务和人才交流集市;外省驻粤劳务办事机构一律不准向广东组织劳务输出;任何组织和个人,特别是新闻单位一律不准刊登和招(聘)用外省劳动力的广告或信息。
第三,缺少健全的领导服务网络。目前,国家对1亿多的青壮年劳务大军还没有设立一个全国性的领导服务机构。有的城市虽然设立了“外来流动人口管理办公室”,但主要职能是如何管理他们,而对他们的权益保护、服务工作却很少过问。
第四,就业信息少。多数地方农民外出打工,除靠亲戚、朋友、同学、老乡这条渠道外,根本找不到任何就业信息。而劳动部门由于劳务输出服务网络很不健全,与外界劳务市场联系极少,得不到用工信息,即使获得一点,也难以进乡、入村、到户,导致1/4以上的农民只好盲目外出,到城里现找。
第五,技能培训跟不上。根据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调查显示,被调查的农民工中,只有24.7%的农民工在外出务工之前接受过技能培训,但大多也是临时性的、短期的岗前培训。其中,接受培训的时间在3个月之内的接近70%。因为缺乏培训,绝大多数农民进城以后,只能干一些脏、险、苦、累、重的活。
第六,户籍管理制度。目前,农民把户口迁到小城镇相对容易些,但是在大城市对农民的户口迁移都有很大的限制,一般都规定农民必须要购买住房才能迁移户口,给农民进城设置了很高的门槛。
(二)农民进城后的生活问题。根据2006年8月国家统计局在全国范围内对城市农民工生活质量的调查情况,当前农民工工作和生活条件普遍较差。这表现在进城农民的居住条件差、医疗卫生条件差、收入水平低、社会地位低、缺少权益保障、子女教育问题突出等。
1、进城农民的居住条件很差。目前,进城农民在城里一般没有自己的住房,大部分是居住在集体宿舍,多数是一家人或几人合租一套房,生活设施设备简陋,有的连自来水、天然气、卫生间都没有,还有的农民工甚至长期住楼梯间、危房、工棚等。(表1)
2、进城农民缺少权益保障,社会地位低。进城农民工是城市中的“边缘”一族,享受不到城市居民的各种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城市里的许多公共产品他们享用不到,形成了明显的身份差异。
3、进城农民收入水平低,被克扣、拖欠报酬的问题依然存在。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情况,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平均月收入为966元,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其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19.67%,月收入在500～800元的占被调查人数的33.66%,只有10%的农民工月收入超过了1,500元。虽然国家已经对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做出了严厉整治,但克扣、拖欠农民工工资的情况依然存在。调查显示,经常被克扣、拖欠报酬的农民工达到了被调查人数的20%。
除了以上几点,还有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农民工工作环境差、农民工所引起的社会治安问题等。
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严重影响我国的城市化速度和效率,制约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出现这样的问题,有很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我国农民的贫穷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他们在进城前缺少进行技能培训的资本,进城后又没有由农民向市民进行身份转换的资本,所以农民的贫困制约了我国城市化发展。
三、城乡居民家庭财产结构分析
家庭财产是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评价人民生活水平的指标,分析家庭财产结构可以明确家庭收入来源,进而分析农民贫困的原因所在。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家庭财产的分类,家庭财产的内涵由家庭金融资产、房产、主要耐用消费品现值和家庭经营资产四部分组成。统计资料显示,在城市家庭财产构成中,家庭金融资产为7.98万元,占家庭财产的34.9%;房产为10.94万元,占家庭财产的47.9%;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现值为1.15万元,占家庭财产的5%;家庭经营资产为2.77万元,占家庭财产的12.2%。(对农村居民家庭财产结构,本文采用类似对比方法得到农村居民家庭财产结构,家庭金融资产、房产、家庭主要耐用消费品、家庭经营资产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5.1%、32.2%、28.4%、14.4%。)(图1、图2)
我们可以看到,在城市居民家庭财产结构中,房产所占的比例接近一半,已经是家庭财产的最主要构成部分,而在农村居民家庭财产结构中,房产仅占1/4,为城市居民的一半,农村居民房产在农村家庭财产中所占的比例过低。而农村居民家庭房产面积是远远大于城市居民家庭房产面积的,农村居民家庭房产在家庭资产结构中所占比例过低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村房产价值过低,这也就是农民贫困的根本原因所在。
目前,我国城市居民人均住宅面积大约为28m2,家庭平均人口规模为2.9人,由此我们可得到城市居民家庭的房产面积约为81m2;农村人均住房面积31.6m2,家庭平均人口规模为4.03人,则农村家庭住房面积约为127m2,农村家庭房产面积约是城市家庭房产面积的1.6倍。而对家庭资产来说,城市家庭资产往往是农村家庭资产的5倍左右,那么综合考虑以上因素分析可得,城市房产价值约是农村房产价值的16倍。
导致农村房产价值低的因素很多。首先,农村房产价值低是由现行的农村土地政策决定的。农村土地现行政策决定了农村土地所有权属集体所有,农民对其几乎没有什么话语权、支配权,因此农村土地价值普遍被低估。国家征收集体土地时,支配权完全掌握在县、乡级政府手中,而代表村民行使话语权的村干部又往往只听从上级领导意图安排而不顾及村民的利益,导致农村土地被低价征用;其次,农村房屋缺乏产权保护。我国农村房屋没有产权证,买卖时无法办理过户手续,造成这些农村私宅交易存在风险,阻碍了农村房屋的自由流通,由此便导致大量农村私宅闲置甚至毁坏,致使农村房产价值得不到体现;再次,城乡二元管理体制使我国的城市化呈单向度方向流动,只有农民向城市流动,没有城市居民向农村流动,农村的房产市场小,导致农村房产价值低,而城市房产大幅度升值。还有,在农村融资方式单一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城市居民可以通过抵押贷款、按揭等形式向银行借款购房;而农村居民只能靠自己的民间借贷完成自己的置房计划,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阻碍了农村房产市场的发展。
四、提升农村房产价值的思路
众所周知,房产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住房本身,而另外一部分就是住房所占用的那部分土地的使用权。因此,要提升农民房产的价值,应该从提升农村宅基地价值和提升农村房屋价值两个方面努力。
(一)提升农村宅基地价值
第一,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村土地产权是以农村土地所有权为基础、以土地使用权为核心的一切关于土地财产的总和,是由各种权利组成的土地权利束。它包括土地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根据现代经济学理论,产权是可以分解的,只有明确了所有权、使用权等各级产权的归属,才能构建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因此,我们可以从分离宅基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并明确宅基地的产权两个方面,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分离宅基地的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即所有权归集体,而给予农民宅基地永久使用权,宅基地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转移权归农民所有。宅基地对农民来说具有福利性、社会保障性,是农民基本的生活条件,是农民的重要财产之一。只有允许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农民才能理直气壮地行使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一系列土地权利。
明确土地产权归属,必须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条件下,对分散凌乱的农村土地使用现状进行排查,建立完善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在法律和法理上,对集体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能做出清晰的界定。具体做法如下:首先,要对农民集体组织的土地所有权进行确认,必须以通过权能登记发证的形式对土地所有权予以确认;其次,要制定出台有关规定,明确集体成员身份资格的认定、取得、丧失与继承等相关规定;最后,要规范集体土地使用权的种类,明确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和农用地使用权的使用期限和内容,并以法律形式物化农民与土地之间的产权关系。
产权制度,究其根本是为了保障财产收益的合理分配,通过确认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与使用权,明确收益来源,确保正确分割。集体土地使用权得到明确、清晰的认证,农民因拥有土地使用权所享有的收益权也就清晰可见了。
第二,建立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农民缺少社会保障,这是众人皆知的问题,宅基地成为了农民至关重要的财产之一,可以说宅基地对农民来说是起到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效果,宅基地的价值可以决定农民自身财产的多少。然而,在农村不允许宅基地进行自由流通也就难以实现宅基地真正的价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把农民手里的财产变成了“死财产”,没有意义,严重地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因此,要提升农民宅基地的土地价值,就需要建立统一的土地流转市场,对宅基地进行市场化改革。宅基地市场化改革必须根据各地发展差异分类进行。对发达地区和大城市城郊地区已经有了对土地的市场需求,可以考虑直接建立区域性宅基地交易市场。我们可以先建立一个小区域扩散性的宅基地市场,然后在更大区域范围内形成更为合理的价格机制。对欠发达地区和城市远郊地区由于土地市场需求少,可以由政府出面组织,对农民宅基地及住房进行整体规划和集中改造。
(二)提升农村房屋价值。对提升农村房屋价值我们也要从明确产权和规范流转程序两个方面来做。通过为农村村民办理房产证,物化其房产资源,可以大大提升居民住宅的市场价值;通过对农村房屋的流转程序进行规范,可以防止居民私下进行交易,减少了居民财产被损害的可能,同时通过严格的申请制度,可以让交易双方处于更平等的状态下进行交易,这样房屋的价值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
五、总结
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农民进城难,进城后生存难的问题,严重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究其原因是由于农民贫困引起的,而农民贫穷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的物化资产价值低。与城市居民对比发现,城市居民的物化资产大都来自于房产,而农村居民物化资产中房产比例较低,其价值则更低。因此,解决农民贫困问题,从根本上应当提升农村的房产价值。通过提升农民的宅基地价值以及农民的房屋价值,就能够提高农民的物化财产,从而为农民进城,农民到市民身份的转换提供可以利用的资本,推动我国的城市化发展。
(作者单位:南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辛章平等.我国现阶段农村人口城市化问题考察[J].兰州学刊,20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