邯郸学步寓言故事篇1
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到邯郸旅游，我是你们的导游**。
邯郸市是河北省最古老的城市，也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城邑。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初期，就有邯郸的建制，当时邯郸已是一个人口聚居的城市。战国时作为赵国都城历经158年，秦统一后分别设邯郸县、邯郸郡。当时的邯郸经济昌盛、繁荣发达，与长安、洛阳、开封、成都同称五大都城。
邯郸市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西倚太行山，东临滏阳河，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中部丘陵起伏，盆地交错；并有牤牛河、沁河、渚河、输元河流经市区（皆属滏阳河支流），丰富的水利资源为农业生产提供了优良的条件。
独特的自然环境和悠久的历史，使邯郸市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和优美的自然景观。磁山文化遗址，这是我国新石器早期文化遗址之一，距今已有7500多年的历史；始建于北齐，并保存了自北齐至元、明各代大小造像4300余尊的南北响堂山石窟；赵国宫城赵王城遗址；传为赵王观看军事操练之处的武灵丛台，这里亭榭台阁，风格古朴，现已辟为公园；还有一处重要的革命纪念地——晋冀鲁豫烈士陵园，陵园内安葬着为国捐躯的100多位革命烈士；此外还有照眉池、回车巷、京娘湖等游览胜地。
“梦城”、“赵苑”、“古赵一条街”仿古建筑群工程，将向游人展示古建艺术的风采。在漫长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邯郸成为了一个“成语之乡”，许多历史典故诸如“邯郸学步”、“黄梁美梦”、“胡服骑射”、“毛遂自荐”等都发生在这里。在《史记》中还记载有蔺相如、廉颇“完璧归赵”、“渑池相会”、“将相和”等故事。
邯郸有成语典故之乡的美誉，其名就是一些成语的组成部分，如“邯郸学步”、“鲁酒薄而邯郸围”。除外还有包含邯郸意思的一类，如“围魏救赵”、“完璧归赵”。有人作过不完全统计，产生于邯郸的成语多达50多个，加上与之相关的则达到上百。
产生在邯郸的成语典故有的至今仍有遗迹可寻，如旧城南街的回车巷，传说是赵国上相蔺相如回避大将军廉颇的地方。从史书对两人的记载中产生的典故还有“怒发冲冠”、“两虎相斗”、“负荆请罪”、“刎颈之交”、“价值连城”等。今邯郸市区西南的赵王城遗址曾是赵国的王城，从兴建到焚毁的158年间，见证赵国的盛衰荣辱，上演过一幕幕内政外交的活剧，从中也留下了不少成语典故。如那篇《触龙说赵太后》产生的成语是“盛气凌人”、“舍本求末”。
邯郸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成语典故呢？这恐怕得从根本上说起———
历史文献记载的书面成语，一是来源于寓言故事；二是来源于神话或其它传说；三是来源于历史事件，它们也通称典故；四是来源于作品名句。邯郸历史悠久，是战国时赵国都城，为赵文化发祥地。古赵国立朝181年，造就了赵武灵王、蔺相如、廉颇、赵奢、李牧等明君贤相、英帅良将，成为战国的军事经济强国，因而形成了不少以历史事件为主要来源的成语典故。
赵武灵王雄才大略，与时俱进，下令“遂胡服，招骑射”，而产生了典故“胡服骑射”。
赵奢初任田部吏，大胆惩罚倚势抗租的平原君家人，留下了成语“奉公守法”。赵奢后为大将，阏于大战大败秦军，被封为马服君。然将相无种，其子赵括虽熟读兵书，却迂阔不足应变。秦赵长平之战中，赵括继任为将，轻举进攻强敌，导致40万大军覆没，产生的成语是“纸上谈兵”。
平原君赵胜乃赵之王族，长期为相，被太史公赞为“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然而在国之决策的重要关头却“利令智昏”———为贪图上党十七城，使秦韩之战演变成秦赵之战。成语“嫁祸于人”、“不识大体”等，就一股脑地出现在对他的评价上。
长平之战后邯郸告急，平原君受命使楚。门客毛遂自告奋勇随从。至楚，毛遂见平原君谈判不得要领，遂按剑登台，向楚王慷慨陈述合纵抗秦的利好，促使楚国出兵解了邯郸之围。对此，“毛遂自荐”、“脱颖而出”、“因人成事”、“一言九鼎”、“三寸不烂之舌”等一系列成语便应运而生。
战国时的赵国被称为“四战之国”，邯郸曾几遭围困而岌岌可危。从退兵减灶故事中产生的成语“因势利导”，使“围魏救赵”无独有偶。
邯郸也是众多诸子学派及文史杂艺的诞生地，成语“开源节流”就出自《荀子》。唐时的邯郸已从兴盛到衰落，但沈既济的志怪小说《枕中记》仍然留下了“一枕黄粱”的成语。从来源说，这些成语均可被看为作品名句。
邯郸学步寓言故事篇2
关键词：黄粱一梦；文学流变；人生感悟；嬗变
黄粱一梦作为中国梦文化的实体，承载着形态各异的文人心志，无论是高视阔步的追仙体验，抑或坎壈不平的胸中丘壑，入梦与梦觉的现实反差，富贵与贫贱的生活交替，文人在现实——梦境——现实的境遇流转中抒写了摇曳多姿的文化体验，也展示了不同时代文人的人生感悟的嬗变历程。
一、黄粱一梦的文学题材流衍
黄粱一梦胚胎于西极化人之说，《列子?周穆王》载：“王问所从来，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复。复问化人。化人曰：‘吾与王神游也，形奚动哉？且曩之所居，奚异王之宫？曩之所游，奚异王之圃？王闲恒有，疑暂亡。变化之极，徐疾之间，可尽模哉？’”[1]（p104）宋人洪迈在《容斋四笔?西极化人》中断论：“《列子》载周穆王时，西极之国有化人来，……穆王自失者三月。复问化人。化人曰：‘吾与王神游也，形奚动哉？’予然后知唐人所著《南柯太守》、《黄粱梦》、《樱桃》、《青衣》之类，皆本乎此。”[2]（p624
625）西汉刘向《列仙传》引《云房先生谣》有“黄粱犹未熟，一梦到华胥”之语，开启了黄粱与梦的组合轨迹。南朝刘义庆的《幽明录?柏枕幻梦》将这一母题与现实生活拉近，云：“焦湖庙祝有柏枕，三十余年，枕后有一小坼孔。县民汤林行贾，经庙祈福。祝曰：‘君婚姻未？可就枕坼边。’令林入坼内，见朱门，琼台瑶宫胜于世。见太尉，为林婚，育子六人，四男二女。选林秘书郎，俄迁黄门郎。林在枕边，永无思归之怀，遂遭违忤之事。祝令林出外间，遂见向枕。谓枕内历年载，而实俄顷之间矣。”[3]（p4）这一故事发生在安徽巢湖，幻梦之人为一商人，还未与文人的身份表征相连，幻梦的关键是枕边小孔，它具有穿越时空隧道的功能，梦境的历年与现实俄顷的对比，显示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的文化气息。
将黄粱一梦母题脉络定格于邯郸道上，应该肇始于唐人沈既济《枕中记》，幻梦之人卢生触枕而睡，梦境之中出将入相，立有开河开边的显赫功绩，自身亦能年逾八旬，却不得不面对“主人蒸黍未熟，触类如故”[4]（p38）的无奈现实。梦时富贵、梦醒惘然，功名利禄如同浮云，求仙访道才是正道，这就设置了以道制欲的人生言说方式。自宋以来，文人喜就黄粱意象来推举黄粱一梦母题的虚幻、顷刻的生命意义，切合黄粱一梦的诗文不下二百首。如苏轼《被命南迁途中寄定武同僚》诗云“只知紫绶三公贵，不觉黄粱一梦游”；黄庭坚《明叔知县和示过家上冢二篇复次韵》诗云“功名黄粱炊，成败白蚁阵”，其《薛乐道自南阳入都留宿会饮作诗饯行》还有“生涯谷口耕，世事邯郸梦”之句；范成大《邯郸道》诗云“困来也作黄粱梦，不梦封侯梦石湖”；郭印《云溪集?上郑漕》录有“荣华路上黄粱梦，英俊丛中白发翁”之句；等等。就宋人诗词中黄粱一梦的意象指寓而论，用事趋向仍未脱离欲望破灭、世事如梦的笼盖。
元明文人在宋人的基础上，进一步将黄粱一梦的母题演变定位于邯郸，点染黄粱短促而虚幻的现实文化指寓。元人马致远、李时中、花李郎、红字李二四人合作创作了《黄梁梦》杂剧，将人物移位为汉钟离度脱吕洞宾，为神仙度脱说事。元人范康《竹叶舟》第一折亦云：“[吕岩]因应举不第，道经邯郸，得遇正阳子师父，点化黄粱一梦，遂成仙道”，还恪尽点化悟道本事。汤显祖《邯郸记》进而将这一母题移位于吕洞宾与卢生身上，点染文学叙事的情感宣泄效果。清人袁枚《梦》诗云“古今最是梦难留，一枕黄粱醒即休”，着眼富贵功名的虚无，点化人生如梦的主旨。清人陈维崧《小镇西》词云“算来人世，偏有黄粱难熟！”黄粱难熟对应的就是人生的短暂，顷刻的富贵，转眼成空，恰好点明人生如戏的况味。梳理黄粱一梦的故事嬗变，约有三端。其一，故事大体沿着由宗教向世俗演变的路子，宗教意义上的神仙道化正是现实儒道思想斗争的具象反映；其二，母题本事旨在以功名富贵成空的结局，来说明以道制欲的色彩，故事中的触媒枕坼、黍、黄粱，既诱发了故事的发生，又充当了欲望破灭的见证；其三，从总体上观照，故事构筑了一道由现实——梦境——现实的转换链，梦境与现实的舛误与反差，恰好表明文人寄慨的分野。黄粱一梦的度脱情节，多以悟道成仙作为故事的结局，而后文人情志的渗透，加深了对这一母题的意义体现的人生趋向。
二、人物境遇变迁与情感体验
人物身份指涉是历史与现实双重社会生活的真实折射，缘由个体生命激情的灌注，黄粱一梦母题是一个相对自足的文化系统，生活的感性样式与文人创造理性的交融，使得这一母题的人生态度体验变迁染带具体的生命存在因子。黄粱一梦母题的源头，象《西极化人》、《柏枕幻梦》、《樱桃青衣》还未与度脱故事发生关联，也未牵涉到宗教文化的因子。《枕中记》的吕翁点化卢生一事，还不是地道的度脱题材，其间所包孕的出世之想却得到清晰的呈现。泱泱大国风范的唐皇朝，文人不乏建功立业之思，而备受坎坷仕途折磨的文人亦会产生出世之想。唐德宗建中二年宰相杨炎遭贬，曾受杨炎引荐的沈既济因受牵连，坐贬处州司马参军，创作于其贬谪时期的作品，就是其对功名利禄的深层思索的结果，这适如汪辟疆所论：“唐时佛道思想，遍播士流，故文学受其感化；篇什尤多。本文于短梦中忽历一生，其间荣悴悲欢，刹那而尽；转念尘世实境，等类齐观。出世之想，不觉而生。影响所及，逾于庄列矣。”[4]（p39）文人的用世精神与现实境遇的冲突，激发他们乐于就欲理之辩来表现内心的波澜。一般来说，礼赞无为的道学文化总或隐或显地影响着文人的人生态度，《枕中记》、《黄粱梦》、《邯郸记》与蒲松龄的《续黄粱》均将功名作为批判的靶子，即为注脚。《枕中记》的卢生认为“士之生也，当建功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4]（p37）《黄粱梦》中吕岩一出场就自标为“自幼攻习儒业，今欲上朝进取功名”，[5]（p146）《邯郸记》中年年邯郸道上的卢生，也颇为自诩：“今日才子，明日才子，李赤是李白之兄；这科状元，那科状元，梁九乃梁八之弟。之乎者也，今文岂在我之先。”[6]（p2284）以功名解构的程度作为儒道思想斗争的具体反映。走金榜题名的科举之路，是历代文人孜孜以求的既定轨辙，而真正实现科举垂直移动的却在少数，黄粱一梦母题以此为矢的，正是挖掘封建制度炙烤人性的事实。
人生如梦，追问梦的实现方式及其入梦者的情感体验，往往是文人思索人生存在意义的重大途径。道教以清静无为的要旨来解构儒学的功名心，全真教礼遵吕洞宾、汉钟离，附会黄粱一梦故事，以宗教的体悟来显示酒色财气等欲望碍道防修的本质。《黄粱梦》基于被度脱之人的仙缘，让吕岩历经十八年的人生浮沉，转头成空，以不得志的文人的顿悟来宣扬全真教性命双修的要义。正因为汉钟离的偱偱说教，吕洞宾方才知晓梦中高太尉、院公、贫道、壮士均为汉钟离所化，看破名利关，悟道出家，位列仙班。脱离尘世，就是告别追名逐利的现实社会，这正如其夫子自道：“功名二字，如同那百尺竿上调把戏一般，性命不保。脱不得酒色财气这四般儿，笛悠悠，鼓冬冬，人闹吵，在虚空。怎如的平地上来，平地上去，无灾无祸，可不自在多哩。”[5]（p149）较以《枕中记》中卢生的善终，《黄粱梦》中吕岩的人生轨迹更为复杂，卖阵而逃、妻子与人私通、被贬丧命，看清人我是非，醒悟浮生如梦，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个体人格的自我求证。世俗欲望使其沦为贪得无厌的罪臣，也被剥夺了生命之念，前世面见分明，今日同归大道，自我求证行为也在另一面展示社会的荣枯起伏。真正对黄粱一梦母题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应属汤显祖的《邯郸记》。借他人之酒杯、一抒自己之块垒，剧本中之卢生即为作者的变相替代。吴梅《邯郸记跋》云：“记中备述人世险诈之情，是明季官场习气，足以考镜万历年间仕途之况，勿粗鲁读过。盖临川受陈眉公媒孽下第，借此泄愤，且藉此唤醒江陵耳。”[7]（p1266）汤显祖未能屈从权相张居正的拉拢，一生仕途偃蹇，创作于贫病交作之时的《邯郸记》，就渗透着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切感悟。《曲海总目提要》卷六云“其摹写沉着，贪恋声势名利之场，亦颇以为张居正写照。”[7]（p1256）剧本中的宇文融宰相，恰是作者摹写权相的替代。由个体生命历程的考察上升为对士人的整体观照，汤显祖挖掘和拓宽了黄粱一梦故事的深刻社会底蕴与悲彩。
相对于世人对群体命运的关注，黄粱一梦母题凝固了传统的教化说，书写价值失范的文化镜像。自《枕中记》将幻梦之人身份锁定为落魄文人以来，黄粱一梦题材便由单纯的搜奇志怪演变为文人命运的观照，加深了这一故事的文化底蕴。蒲松龄《续黄粱》构筑一幅欲望的迷途羔羊的返本归真的文化历程。意气洋洋的曾孝廉，声色犬马、擅作威福，荼毒人民、奴隶官府，一旦堕入地狱，免不了身下油锅、耳灌铜汁的惩罚，即使转世为人，也因前世恶孽，横遭凌迟处死，显示了道德救赎的效果。蒲松龄解构了传统的黄粱梦结局，以彻底的悲情底色来显示作者清晰的社会认识。聂石樵先生曾就《幽明录》、《枕中记》、《容斋四笔》之于《续黄粱》的关系有过清晰的判断：“从以上三则材料可以看出黄粱梦故事的发展过程，开始只是梦而已，继之是梦中求美妻，而后是梦中宦途显达。蒲松龄则更扩大了这一情节的社会面，写曾孝廉梦中做宰相之后祸国殃民，倚势凌人，卖爵鬻名，枉法霸产，揭露了封建官僚阶级的阴险、狠毒的本质，死后，受冥王的种种惩罚，也是人民思想感情的寄托。”[8]（p125）究其实，蒲松龄正是立足于现实社会的考察，来表现一代知识分子的集体悲剧，入梦者的善恶行为直接关合着人物本身的人生态度体验。小说卷末的“异史氏曰”就是一种别样的夫子自道：“梦因为妄，想亦非真。彼以虚作，神以幻报。黄粱将熟，此梦在所必有，当以附之邯郸之后。”[9]（p150
151）曾孝廉的宦海浮沉，正是文人社会际遇的具象反映，说狐大家拈出果报观念来对贪欲进行无边的嘲笑与玩弄，他有意地放大贪欲惩戒的效果和力度，形成一种巨大的心理反差和震撼，展示了荣华富贵犹如梦幻，不一定值得拼死追求的人生立场。
三、梦幻形式中的人生态度
梦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庄周梦蝶故事开启了以梦叙事说理的文学叙事传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梦文化深刻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儒道结合、入世出世交叉的思想表征。文人往往借助梦的形式来展示个人的现实需求和生活欲望，并藉此内心需求与现实条件的不可解决冲突来显示各自对人生的态度。黄粱一梦题材大体可归属为一种白日富贵梦，现实是梦境的自然延伸，入梦与梦醒的境遇反差抒写文人的悲情体验。《柏枕幻梦》就其人生哲学而言，主要立足于儒家的用世观，作者并非有意地对汤林做道德的善恶之分，至《枕中记》一出，文人推许卢生凿河济水、开边拓野的刻石之功，这分明是唐代文人报效疆土的普遍方式。卢生身上闪烁的是儒家的积极进取观，尽管他在吕翁的设置下不可抗拒地皈依道教。就结局而论，表面看是道法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儒家的欲望，赢得了暂时的胜利，而文本中“生怃然良久”、“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不受教”[4]（p38
39）的话语存在，却的的暗示这种结局的无可奈何色彩，儒道的冲突依然故我，梦醒之后的内心焦虑并未得到根本的改观，以吕翁为代表的无欲力量与以卢生为代表的欲望竞逐者之间的斗争还会延续下去。在这里，梦幻成就了卢生欲望的实现场景与实现方式，梦觉的惘然正揭示欲望与现实的不可调和。
六道轮回走一遭、黄粱未熟荣华尽，马致远等人合著的《黄粱梦》题目正名为“汉钟离度脱唐吕公，邯郸道醒悟黄粱梦”，就点明借梦度脱的关合。剧本开讲就明白设置汉钟离奉东华帝君之命，度脱有神仙之分的吕洞宾，就先行定位了故事发展的基本脉络。剧本中吕岩饮酒吐血，因为卖阵被迭配无影牢城，浑家与魏舍通奸，入深山二子遭人摔杀，种种际遇，忍无可忍，却都出自道人汉钟离的设计，度脱手段与儒家伦理格格不入。方外之人与世俗生活的并行，迫使吕岩脱离儒家的生活轨辙，以一种很不情愿的方式看破酒色财气，皈依正果。生死长安道，邯郸正午炊，汤显祖改写了《枕中记》的叙事理路，将宦海浮沉的人生经历，熔铸成落拓文人的集体无意识。沈际飞《题邯郸梦》点破了这一奥秘：“人生如梦，惟悲欢离合，梦有吉凶尔。……临川公能以笔毫墨沈，绘梦境为真境，绘驿使、番儿、织女辈之真境为卢生梦境。临川之笔梦花矣，若曰：死生，大梦觉也；梦觉，小生死也。不梦即生，不觉即梦，百年一瞬耳。”[7]（p1249）梦境不只是虚幻的表象，更是现实生活的折射，意常鞅鞅的汤显祖，正是借卢生之事一抒其不平之志，入梦出梦的种种行为，不无其拷问人生意义的色彩。《邯郸记》的末曲《合仙》，作者集八仙之力来数落和劝诫卢生，点破其功名之念，展示道教思想对儒学名利观的集体出击力度。卢生在以吕岩为代表的道教势力面前的驯服，与其说道教教义宣扬的胜利，毋宁说是作者内心焦虑释放的过程，入世观与处世观较量的面影。作者将卢生的人生体验移位于对一代文人的集体考察，窳败的社会、蹉跎的人事，致使正直文人无法找就一方驰骋自我才能的舞台，视人间富贵如浮云，人情世故高谈尽，退而求其次的皈依策略正是一类抚平心灵疮痍的合适方式。
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与对世俗生活的筛选角度，往往是文人用世精神的具体反映。《柏枕幻梦》、《枕中记》、《黄粱梦》和《邯郸记》中幻梦之人，终其一生，实现了儒生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虽不乏悲喜相间的情绪体验，或参破玄机，或了悟前尘，基本上是以一种有所收获的方式走完自己的人生征程，体现出中国文学困亨交错的团圆模式。陆云龙《邯郸记题词》说得好：“大梦非在困厄与畅快中不易醒，然造化非是富贵贫贱，亦不能令人梦。梦觉之先后，则在人耳。”[7]（p1465）黄粱一梦的故事躯壳是传统文人表现自我心志的一种形式，他们所真正关注的乃是梦觉之后的人生感悟，因此，他们多是将批判的笔触对准个人的贪欲。蒲松龄的《续黄粱》拓展了这一题材的批判面，将昔日文人对欲望的竞逐延伸到对整个社会制度的批判。将幻梦之人的欲望与劣行无限放大，近距离而全方位地展示官场黑幕，从而引人思索和鞭挞这种现象的社会根源。极尽人间欲望的曾孝廉，恃权凌人、为非作歹，激起包拯等人告发，斑斑劣迹却得到皇上的优容与留中不发，皇上的怂恿和偏袒恰是这类现象发生的社会总根源。曾孝廉那副小人得志便猖狂的嘴脸，却在蒲翁的巧妙设置下，一一得到了惩处。人间惩罚连接着冥域种种严酷的拷打，梦境中瞬间权威与死后无休止的惩罚两相对照，无疑是给欲望竞逐者的当头棒喝。
四、结语
稔熟的黄粱一梦故事，备经历代文人的夯实与增添，融注了文人对自身命运的考察与人生感悟的显示，它释放了传统文人对现实政治的不平之气，从而达成内心激情与外在现实的暂时平衡。以道教的清静无为观念来否定儒学的功名之心，以仙家的飘逸姿态来召引世人的出尘之思，黄粱一梦母题构成文人寄慨抒怀的重要形式。幻梦者的出尘之思，貌似割断了对世俗人情的眷恋，抽绎出平淡自然的解脱之境，给在儒道之间走钢丝的传统文人找就一个合理的支点，而包孕其中的矛盾却未得以根本的解决，解脱的方式难免有某些侥幸的色彩。梦境支撑了人间欲望的实现，梦境与现实的双重化合，道教的极乐之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的人生理想色彩，尤其是对热衷功名者的嘲笑，对贪婪欲望的惩诫，不时地加重了对人生的存在意义的拷问力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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邯郸学步寓言故事篇3
你可能从一开始就被这种天真的情绪所误导，所以根本就没有耐心想去寻找真相。
就好像你是砍柴的，人家是放羊的，你和人家聊了一整天，但人家放完羊了带走回家，而你却一无所获。也许我们在想的时候觉得这只是个寓言故事而已，人现实生活当中并不会那么可怜，那么傻。
但实际上在社会上这一类型的人大有人在。
这好像刻舟求剑邯郸学步那些非常明显的寓言故事，在现实生活当中都有人变着法儿的去演电。也许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意识到自己有时候的某些行为是多么愚蠢，但是得回过头来才会发现回首的那一瞬间你就已经成长了。
以前我很喜欢背诵那些古诗词，可是后来我渐渐地就忘记了这件事情。因为我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了其他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应该有所成长，我的兴趣爱好应该有所发展。
可实际上那样的美好却只蕴含在那些美丽的古诗词里面。
之后的文章写得再怎么浮躁也没有借口。
比如在我们上课的时候，有多少同学并不认真听讲，他们也许是在玩手机打游戏，也许是在沉迷于看剧和小说里面。我们总觉得自己有多忙，可实际上这些劳务有时候根本就不必要。
邯郸学步寓言故事篇4
（一）民间故事的借鉴
1、成语故事的拍摄成语故事也被大量地运用于动画拍摄中，通过画面、音效和台词等，将古代圣贤的至理名言和人生感悟娓娓道来，使人们加深了对成语的理解，也能够达到教育人民群众、净化社会风气的效果。被制作成动画的成语故事非常多，无论电视台或各大网站，都有不同方面的成语故事可供观众观看，如“乐不思蜀”、“邯郸学步”等。2、寓言故事的翻拍寓言是通过假借的人物或对自然物采用拟人的手法，通过一些有趣的故事讲解一些至理名言。寓言最早是民间口头的创作，后来经过文人的创作成为特定的文化形式。寓言应用于动画中，可以达到很好的褒贬效果，同时也丰富了动画的文化内涵和深度，如我国1980年拍摄的寓言动画《三个和尚》。
（二）传统的绘画艺术完美结合
1、水墨画的应用水墨画很少在动画片中单独使用，它一般是作为场景设计用的，特别是那些动画情节是以古代故事为背景的，水墨画用的就非常多了。比如近些年拍摄的《秦时明月》系列，对于水墨画的使用就非常有特色，故事背景是以墨家反对秦朝统治为主线，又有诸子百家的加盟，所以整个动画就显得非常灵动、意境深远。2、壁画的应用壁画应用于动画片中是比较少见的，但也不是没有过。由于壁画是墙壁上的艺术，它的功能主要是装饰和美化，有多幅画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国的壁画在宋代以后就逐渐衰落了，直到建国后才又有所发展。1981年我国根据敦煌莫高窟额壁画《鹿王本生》的故事拍成了一部名叫《九色鹿》的动画影片，产生了良好的效果。3、年画的应用年画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品，代表着人们对新年的祝福以及未来的期盼。传统的年画风格质朴、线条流畅、色彩艳丽，比如年年有鱼（鱼）、福到（倒）了、春牛图等，经常会在过年的时候被做成动画在电视上播出，增添更浓的年味。
二、民族文化在动画应用中的问题及对策
（一）全球化热潮冲击民族文化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我国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新文化的流入对动画产业增添了新的血液，很多动画设计者为了与世界接轨，将动画中的民族文化一再压缩，拍摄出的动画就没有中国特色了。当动画产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时，就更应该坚持将本国文化用到动画中，因为它不同于技术拿来用就行，那代表着自己的特色，照搬别国的内容和形式只会在同质化的过程中被淹没。
（二）民族文化题材的动画形式大于内容
在运用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动画界对民族文化的理解不是很到位，而且为了迎合市场需要、满足现代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和追求经济效益，动画设计者就不自觉扩大了动画中的商业元素，歪曲民族文化本意。为了保证民族文化的纯粹性，提高我国动画质量，就要做好民族文化和商业元素的合理他配，知道在那个地方可以凸显出民族文化，知道在哪里应该运用商业元素，吸引观众的眼球赢得经济效益，这需要动画设计者做更多的工作。
三、结束语
邯郸学步寓言故事篇5
1、诸子百家：指春秋战国时出现的代表不同阶级和阶层利益的各种学术派别。当时，各派纷纷著书立说，招徒授学，宣扬自己的主张，互相辩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据《汉书o艺文志》记载，诸子百家主要有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农、杂、小说十家，影响较大的为儒、道、墨、法四家，尤以儒、墨为显学。
2、孔孟：孔子和孟子的合称。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后人称为“至圣”，《论语》是以记载孔子言行为主的语录体著作。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重要代表，后世称为“亚圣”，《孟子》是以记载孟子言行为主的语录体散文。
3、老庄：老子和庄子的合称。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是道家后学对他思想的记载和发挥。庄子是战国中期道家的代表，《庄子》是他与其后学的著作的合辑。
4、《韩非子》：战国末期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创作的一部政治哲学文集，今存55篇，少数篇章为后人窜入。其书融合并发展前人之说，建立了以法为本，法、术、势融为一体的极权主义的法制学说体系。其文多为说理文，逻辑严密，分析透彻，深刻明切，辞锋犀利，风格峻峭，善于分析类比，归纳总结，善于用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阐明事理。
二、论述题
1、谈谈先秦诸子的发展概况及特点。
参考答案：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春秋末、战国初为第一阶段，代表作有《论语》、《墨子》，文章多为语录体，或为简明的议论短章。战国中期为第二阶段，代表作是《孟子》、《庄子》，逐渐由语录体发展为对话式论辩文与专题论文。战国后期为第三个阶段，《荀子》、《韩非子》是其代表作，其文章都是宏篇巨制的专题论文，完善了论说文的体制。先秦诸子具有鲜明的特点：思想上，它们都坚持独立思考，各抒己见，放言无惮。与之相应，文风上也各具个性和风格。语言上，它们都善用比兴，深于取象。文体发展上，先秦诸子散文首先确立了论说文的体制。从语录体的有观点无论证，到论点明确、论据充分、逻辑严密、结构完整的专题论说文，显示了我国论说文发展的大致风貌。此外，先秦诸子散文中一些故事叙述，颇类小说，为后世的叙事文学提供了营养。
2、简述《论语》的文学价值。
参考答案：《论语》的文学价值首先表现在它对孔子及其门人弟子等性格形象的塑造上。其塑造绝大部分并非有意，真实反映了说话人原始的性格和风貌。如孔子的思想深沉、举止端方、平易温和及愤怒状、狼狈态。也有少数篇章是经过作者的加工来表现人物性格形象，如《侍坐》。其次，《论语》言简意赅，朴素生动，富有哲理和情感色彩，形成一种平易雅正、隽永含蓄地语言风格。有不少警句成为后人生活、学习、工作的座右铭。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等等。另外《论语》记言，多用口语，通俗浅显。
3、谈谈《孟子》的文学价值。
参考答案：《孟子》的文学价值，首先表现在它再现了孟子作为儒家学者济世救民的形象和他作为普通人刚直而富于情感的个性特点。其次，《孟子》文章雄辩，充满论战性质，注意论辩技巧，刚柔相济。或根据不同对象，掌握对方心理，妙设机巧，引人入嗀，层层紧逼，步步追问，势不可当，如“齐桓晋文之事”。或欲擒故纵，诱敌深入，让对方摆出论点，树起批驳的靶子，然后因势利导，层层推进，使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如“有为神农之言许行”章。或用比喻和寓言说理，形象生动，引人入胜，如“鱼我所欲也”章。再次，《孟子》词彩华赡，痛快流利，感情强烈，气势磅礴，富于鼓动性。不少词语如“明察秋毫”、“水深火热”、“出类拔萃”、“心悦诚服”、“一暴十寒”等，都成为成语，至今流传。
4、《庄子》的艺术成就表现在什么地方?
参考答案：《庄子》在诸子散文中艺术成就。首先，它善于通过形象的比喻和情节性强的寓言故事说理，将文学与哲理熔为一炉，使深邃的哲理形象生动，充满情趣。《庄子》自言寓言占十分之九，现在统计有180余则。这些寓言想象丰富，生动形象，增强了文章的浪漫色彩和说服力、感染力。其次，《庄子》想象丰富，构思奇特，选象组象，大胆夸张，波诡云谲，意境雄阔，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如《逍遥游》中的大鹏展翅图景写来异常雄阔。再次，《庄子》的语言，在诸子中成就也，不仅嘻笑怒骂，激情澎湃，气势磅礴，而且语汇丰富，造语新词，如“逍遥”、“浑沌”、“造化”、“志怪”、“小说”、“寓言”、“运斤成风”、“游刃有余”、“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等等，至今还广为运用。
邯郸学步寓言故事篇6
一、历年来河北境内发现的多处古地道遗迹
迄今为止，河北境内共有四个地区发现过古地道遗迹，即永清—霸县、雄县、蠡县、邯郸。下面首先根据我所掌握的材料分别作一介绍。
（1）永清、霸县古地道
永清和霸县均属今河北省廊坊地区，在两县之间有规模可观的古地道发现，民间传说是宋辽战争的遗迹。地道的主要走向有二：一是从永清县城南关西南通往霸县城，一是自永清县城东南通向霸县信安镇，连亘十几个自然村。其中永清境内瓦屋辛庄的地道规模最大，均为青砖所?，所用青砖规格一致，质量上乘，似为统一烧制而成。地道穹顶穹门，高约1.5米，宽约0.5米，洞中路线相当曲折，其中有屯粮之处，有聚兵之处，从入口到出口，循行一遍约需十几分钟。1989年12月22日，在永清县举行了一次“永清县古战道考察及学术研讨会”，人们将这一地区的古代地道定名为“古战道”。[1]
（2）雄县古地道
1982年1月，在雄县县城东北约18公里的祁岗村，农民打井时发现砖砌地洞，同年进行了试掘，试掘面积120平方米，在离地表3.3米深处发现砖砌券顶，暴露出一段地道，其结构包括主道、藏身洞及内室。
这条地道全用砖砌。主道高0.9米、宽0.8米，在三合土夯实的基础上单砖砌十一层，再起券而成。主道两侧有灯龛。进入主道30多米处，两侧有相对的藏身洞，往前数米拐角处有一隐蔽石板，揭开石板可见一方坑，从方坑经过一条支道进入内室。内室长3米，宽2.7米，高1.62米。四周墙角砌有气眼，墙顶部有灯龛，东西墙有相对的券洞两个，券洞内有陶瓷生活器具。[2]
（3）蠡县地道
蠡县今属河北省保定地区。据傅振伦先生回忆说，他三十年代就读于北京大学时，曾从教育系同学温锡曾、国文系同学刘振岳处得知蠡县发现古地道的情况，谓地道大部为砖砌成，结构庞大，洞内复杂深邃，当地农民不敢深入，遂将洞口掩埋起来。[3]
（4）邯郸古地道
邯郸境内的地道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庞大、构造最复杂、保存最完好，同时也是清理最完善的一处古地道遗址。
邯郸境内的古地道早就有所发现，据说民国六年就曾在磁州临水镇、彭城镇（今属邯郸市）一带发现过地道，以后又于1937年、1953年、1969年在同一地区陆续发现十馀处。[4]但上述地区古地道的大面积发现和系统考察清理则是七十年代以后的事情。
七十年代初，在邯郸市西南约45公里的峰峰矿区所进行的人防和基建施工中，先后在九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许多处古地道遗址（民国初年以来曾发现地道的临水镇、彭城镇均在此范围之内），其中新市区一带分布最为密集，在这里发现的不同规模的古地道段落达77处之多。地道的结构颇为复杂，有的地方分为上、中、下三层，上层在现地表2.5米深处，中层距地表4.5米至7米，下层在距地表9米以下深处，最深处据称有12米。巷道弯弯曲曲，上下相通。除了巷道之外，地道的主要结构还有供人出入的竖井（包括水井、旱井、地道中的暗井），用作生活设施的各种洞室（包括住人洞、储粮洞、炊灶洞、作坊洞）和洞龛（包括井龛、瓮龛、壁龛、灯龛），以及通气孔等等。根据地道中出土的南宋和金朝钱币以及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瓷器等物，清理者将这一地道遗址确定为宋金时期的文物。1982年，经河北省政府批准并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
地道之运用于战争由来已久，中外战争史上最常见的地道是作为一种攻城战术而运用的地道。就中国而言，这种地道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墨子·备穴篇》即是专门针对地道攻城法而提出的守城方法，其中一法是：“穿井城内，五步一井，傅城足。……令陶者为罂，……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这就是所谓的“地听”。攻城地道一名“地突”，《东观汉记》卷一《光武纪》云：“或为地突，或为冲车撞城。”又《三国志》卷三《魏书·明帝纪》太和二年（228年）十二月“诸葛亮围陈仓”条，裴注引《魏略》云：“先是，使将军郝昭筑陈仓城，会亮至，围昭，不能拔。……亮又为地突，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资治通鉴》魏明帝太和二年引此文，胡三省注称：“地突，地道也。”
上述攻城地道虽普遍运用于历代战争中，但却几乎没有任何遗迹保留到今天，而饶有趣味的是，在今四川合川钓鱼城内，残存着一段从城里通向城外的地道。钓鱼城是南宋后期宋蒙战争中的一处重要战场，开庆元年（1259年）宋将王坚曾坚守此城达半年之久，最终击退蒙哥汗统率的蒙古大军。今天我们看到的那段地道，就是由当时的守城者所挖掘，用以对付敌方的攻城地道的，亦即《墨子》所说的“凿穴迎之”的守城战术。宋人对这种战术曾做过详细的解释：“于城内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听事聪审者以新?自覆于井中，坐而听之。凡贼至，去城数百步内有穴城凿地道者，皆声闻?中，可以辨方面远近。若审知其处，则凿地迎之，用熏灼法。”[6]
然而在河北境内发现的古地道，与上述攻城地道的性质是大相径庭的，它是在平原地带构筑的一种防御性的地道。与攻城地道相比较，它的规模要大得多，而且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开掘完成的。但是在传世文献中，却没有留下有关这种类型地道的历史记载，因此我们更有必要对它进行详审的研究。
二、宋辽时期的河北地道
对于今天河北境内发现的古地道，人们一般认为是两宋辽金时期的遗物。确实，在元、明、清三代，河北地区似乎没有大规模构筑地道的必要，而地道中出土的宋代文物又表明它们不可能早于宋代，况且宋辽金时期河北特殊的历史环境又确实有开掘地道的需要，因此关于河北地道的大的断限问题应该说是不存在疑问的，现在需要明确的是各处地道的更具体的时代，并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做出恰当的解释。
谈及地道的时限问题，首先应考虑宋辽金时期河北的历史环境和地理环境。北宋与辽朝在河北地区系以巨马河（或作“拒马河”，亦称白沟河）为界，澶渊定盟前，宋辽双方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两国边境地区更是饱受战火蹂躏；自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订立澶渊之盟，直到徽宗宣和四年（1122年）依宋金海上之盟攻辽燕京，其间百馀年，宋辽双方没有发生过战争，但处于两国边境地区的巨马河沿岸（主要是巨马河南岸北宋一侧的部分州县）仍经常遭到来自对方的骚扰，致使当地百姓不遑宁居，这个问题下面再作详细解释。
南宋与金朝的边界，自绍兴和议（1142年）后确定为淮河至大散关一线，因此整个河北地区都在金朝的版图之内，但在绍兴和议成立之前的十馀年间，河北境内（主要是巨马河以南的原北宋故地）的许多州县都有抗金义军在进行游击战，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正可以解释地道的出现。
根据以上分析，再考虑到各地地道遗址中出土的有关文物以及当地的民间传说等因素，我认为永清、霸县地道和雄县地道应属宋辽时期的文物，而蠡县和邯郸地道则是宋金时期构筑的。仅从地理位置来看，永清、霸县（宋霸州）和雄县（宋雄州）均处于巨马河两岸的宋辽边境地区，这些地方发现的古地道理应与宋辽战事有关；而蠡县和邯郸在北宋时地处内地，实无开凿地道的必要，因此它们只能是宋金时期的遗迹。
关于永清、霸县的古地道，在1989年召开的“永清县古战道考察及学术研讨会”上，与会的学者普遍认为当地的民间传说是可以信据的，即这些地道是宋辽战争遗迹；另外从地道工程之浩大、所用青砖规格统一等情形来推测，人们认为这应该是由北宋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构筑的军事防线。此后王树民先生又特意撰文对此加以考证，进一步明确指出永清境内的地道应开凿于澶渊结盟之前的宋辽战争时期，但他觉得从地道的规模来看，实不足以隐蔽大兵团，不能起到军事防线的重要作用，而大概只是当地百姓的防御性工事，主要用于自卫的目的。[7]这一结论是十分允当的，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在此只是想就宋辽时期永清、霸县一带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做一点更具体的分析和说明，对王树民先生的意见略加补充。
五代时，今永清县属涿州，霸县属莫州，后晋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与契丹，其中就包括此二州。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周世宗柴荣率军北伐，收复燕云十六州中的莫、瀛、易三州及瓦桥（在今雄县）、益津（在今霸县）、淤口（在今霸县信安镇）三关，遂以瓦桥关置雄州，以益津关置霸州，后宋太宗又以淤口关置信安军。于是此后宋辽两国便以巨马河一线为界，永清县在河北辽境，霸州在河南宋境。北宋前期，宋人一直有收复燕云十六州全部失地的意图，但宋太宗两度北伐均以失败告终，在澶渊定盟前的数十年间，巨马河两岸始终是宋辽双方反复争夺的地盘。直到澶渊之盟后，辽朝仍不肯放弃对巨马河南岸的领土要求，庆历二年（1042年），辽兴宗趁宋夏交战之机，向宋索取后周时占领的瓦桥关以南十县之地（其中就包括霸州），结果宋以岁增银、绢各十万两（匹）才求得妥协。值得注意的是，今天发现的古地道就主要分布在永清至霸县和永清至信安镇之间，而这一带正是澶渊之盟前双方争夺最激烈的热点地区，当地人民的困难处境不难想象，其村落中的地道大概就是他们用于自卫的主要设施。
关于雄县发现的古地道，目前尚无人加以探讨。今河北雄县，北宋时为雄州，辖归信、容城两县。如前所述，雄州也是周世宗北伐时收复的燕云故地之一，但雄县境内的古地道恐怕还有一个更鲜为人知的背景。雄州是宋辽边境地带一个很特殊的地区，虽然此地的州县官员一向由北宋任命，但它的领土却始终不明确，因之被称为“两属地”，当地的居民则被称作“两属户”（或称“两输户”），即他们既要承担宋朝的赋役，又须承担辽朝的赋役。雄州的这种特殊地位是如何形成的呢？崇宁三年（1104年），河北缘边安抚使王荐在呈给朝廷的一份奏议中对此作了解释：雄州“与虏人以州北拒马河为界，其归信、容城两县两输户一万六千九百有馀，皆在拒马河南，系属本朝。自端拱初蠲其租税，而虏人复征之，朝廷恐其人情外向，于是复使岁纳马桩、牛草以系属之，缘此名为‘两属’”。[8]由此可知，雄州的两属地位早在太宗端拱初（端拱元年为公元988年）就已形成，而直到北宋末年也未有改变。辽朝虽在雄州没有常驻军队，但却时常派遣人马过河来巡防，或“驱马越拒马河放之”，[9]甚至还准备在雄州境内建立寨铺，因此难免与宋朝方面发生冲突。辽朝除了向雄州百姓征取赋税、支派差役外，有时还强行签发兵丁。熙宁九年（1076年），“雄州言：北界于两属费家庄六村各差强壮六十人置弓箭手，每夜更宿”。[10]当地人民不堪其扰。雄州百姓处于如此特殊的环境之中，为了逃避辽朝的赋税差役，可能有时候就不得不想方设法躲藏起来，雄县发现的古地道与永清、霸县地道不同，它显然不能用于战斗，而只是一个隐蔽所而已。另外，如果说永清、霸县地道主要只是在澶渊之盟前被利用的话，那么雄县地道则可能在整个北宋期内都发挥着它的作用。
三、宋金时期的河北地道与南宋初年的抗金义军
宋金时期的河北地道与南宋初年的抗金武装有着直接的关系，要想知道当时的地道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构筑的，就必须对南宋初期的河北局势有所了解。
宋徽宗靖康元年（1126年）正月，汴京第一次遭到金军围攻。二月，宋金双方达成割让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的和议，金军自汴京城下退兵。自此时起，河北、河东百姓就自动纠结起来，“怀土顾恋，以死坚守”。及至北宋亡国，二帝北狩，黄河以北的中原大地终于沦入金人的铁蹄之下。时河北“忠义民兵等倡义结集，动以万计，邀击其后，功绩茂著”。[11]建炎元年（1127年）六月，李纲就任宰相后，认为当务之急就是料理两河，于是命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对两河的忠义民兵进行组织、联络和整编，同时又命宗泽为开封留守，予以控驭。
然而李纲因受到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彦等人的排挤，在位仅75天就不得不辞去宰相，张所、傅亮在这种情况下也很快去职。不过在宗泽任东京留守期间，河北各地的义军一直都很活跃，其规模也日渐扩大。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宗泽病故，由杜充接任东京留守，杜充遵秉朝廷主和势力的意旨，对抗金义军多方掣肘，致使河北义军的抗金斗争转入低潮，一些势力雄厚的义军集团也分化为若干小股的游击武装。但就在这种十分困难的环境下，河北人民仍坚持了多年的抗金斗争，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成立的壬戌之盟将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正式划归金朝，两国彻底休战，河北义军的活动才销声匿迹。
后来由于金海陵王的南侵，引发了北方人民抗金斗争的又一次新高潮，从绍兴末至隆兴初，见诸记载的抗金义军就有四十馀支，隆兴和议订立后才又趋于沉寂。但这个阶段抗金武装的活动区域主要是在与南宋接壤的南京路和山东东、西路，河北境内则较为平静。所以宋金时代河北义军的活动基本上是在靖康元年（1126年）至绍兴十一年（1141年）的十五六年间，河北境内的地道很可能就是在这期间开凿的。
南宋初年河北义军进行抗金斗争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山水寨，即靠山的入山扎寨，邻水的入水结寨，使女真骑兵难以进攻。如王彦八字军占据太行山，马扩奉信王榛据有庆源府（今河北省赵县）五马山，就是其中声势最大的山寨武装。建炎初，仅在相州（治今河南省安阳市）以北就有五十多处山寨，“每寨不下三万人，其徒皆河北州县避贼者”。[12]
保有山水寨的抗金义军一般来说都是具有相当规模的，而当时更为普遍的抗金斗争形式则是随处可见的民间自卫武装──忠义巡社。[13]巡社本是河北人民在金军入侵以后自发组织起来的一种地方武装，建炎初，随徽宗北迁的曹勋自燕山遁归，回朝后向高宗报告他途经河北时所看到的情况时说：“臣过恩、冀之间，农民自置弓箭，保护一方，谓之巡社。……问其所向，心存田里，欲自保其土。”[14]为了利用这种地方武装来进行抗金斗争，此后不久，南宋政府便专门制定并颁布了忠义巡社的组织办法。建炎元年（1127年）八月，户部尚书张悫“建言河朔之民愤于贼虐，自结巡社，请依唐人泽、潞步兵三河子弟遗意，联以什伍，而寓兵于农，使合力抗敌。……乃以‘忠义巡社’为名。……其法：五人为甲，五甲为队，五队为部，五部为社，皆有长；五社为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总首”。[15]同时还制订了一套详尽的训练、管理制度。[16]当时的忠义巡社不光乡村有，城镇也有，“其坊郭民户巡社并依乡村巡社法施行，并以忠义强壮为名”。[17]忠义巡社除了保卫乡土之外，并有义务“应援本州县，并把截津渡要害，及应援邻近州县乡村”。[18]
河北抗金义军原本都具有浓厚的地方武装色彩，忠义巡社更是如此，它通常都由地方上的强宗大族出面组织，有时甚至完全是宗族性的武装，如相州南平李氏、平罗蔺氏、鹤壁田氏等等都是如此。[19]因此他们的凝聚力一般都很强，这一点与往往系由乌合之众鸠集而成的山水寨武装有所不同。
根据南宋初年河北抗金武装的上述特点来判断，我觉得当时若利用地道作为抗击金兵的手段，不大可能是据守山水寨的大宗义军武装所为，而极有可能是民间忠义巡社所为（邯郸地道的情况较为特殊，另当别论）。因为山水寨本身就有险可据，毋需再构筑地道，而生活在平原地区的百姓，没有天然屏障可以凭恃，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开掘地道，这种地道主要是用于自卫的防御性设施，所以一般应散布在平原村落的居民点内。构筑地道是一项庞大的工程，需要严密的规划和组织，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凝聚力颇强的忠义巡社就是最合适的组织者和实施者。
以上是就南宋初年河北抗金武装与地道的关系所作的一般性分析，至于具体说到目前已知的两处地道，其中蠡县地道由于材料太少，无从详细论证，可暂置不论。下面主要对邯郸地道的背景做一点详细说明。
邯郸在宋金时代属磁州。关于磁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金代文学名家赵秉文如是说：“北趋天都，南走梁宋，西通秦晋之郊，东驰海岱之会，磁为一要冲。”[20]顾炎武则从军事地理的角度评价说：“州依太行之险，控漳滏之阻。战国时，秦赵往往争胜于此。”[21]今天发现地道的峰峰矿区所在地名曰鼓山（一曰滏山），宋金时属磁州武安县。金人胡砺在《磁州武安县鼓山常乐寺重修三世佛殿碑》一文中对鼓山的地理形胜有这样一段描述：“山势崛起，壁立千仞，不与他山相连。其西则太行诸峰对峙，其南则滏水出焉。上有二石如鼓形，世传鼓鸣则有兵起。……自兵兴（指建炎、绍兴年间的宋金战争），由兹山险固，为盗贼渊薮。”[22]按鼓山系太行山馀脉，其南端隔河与神麇山对峙，滏阳河（宋称滏水）横穿其间，这就是所谓太行八陉中的第四陉口──滏口陉。《读史方舆纪要》称：“滏口，太行第四陉也，山岭高深，实为险扼。……凡出并、邺之间者，滏口实为之冲要。”[23]滏口自古以来就是河东与山东之间的一个重要通道，故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靖康元年（1126年）八月，金军两路南下，西路左副元帅宗翰攻河东，东路右副元帅宗望攻河北。时宗泽知磁州，缮城隍，治器械，募义勇，决计固守。同年十一月，康王赵构出使金军，至磁州，为宗泽劝阻，磁州百姓杀康王副使王云，康王遂还相州。十二月，康王为天下兵马大元帅，开帅府于相州（今河南省安阳市），磁州实为之屏蔽。后宗泽为副元帅，去磁，磁州遂为金军所陷。建炎元年（1127年）五月，“命统制官薛广、张琼率兵六千人会河北山水寨义兵，共复磁、相”。[24]此后磁州虽长期遭到金军围攻，但仍顽强坚守达两年以上，直到建炎三年（1129年）六月，因粮绝，权知磁州苏?才举城降于金人，“时磁州武安县城守甚固，金不能攻，及闻磁降，乃下”。[25]按鼓山正介于磁州州治滏阳县与武安县之间，当滏阳和武安坚守未下之时，鼓山也必定是在宋军控制之中，这样滏阳和武安方可以互相倚援，鼓山一带的地道网可能就是在这期间构筑的。这里的地道网络结构之复杂，工程之浩大，远不是河北其它地区的地道所能够相比的，大概是根据军事上的需要而进行的总体规划和设计，地道中出土的铁兵器和瓷雷等军用物品，也暗示着此地曾经历过一场苦战。所以我估计邯郸峰峰矿区的地道不是像一般平原村落的地道那样出自地方忠义巡社之手，而是磁州守军为了磁州保卫战的需要而苦心经营的结果。
据傅振伦先生说，邯郸地道民间一向称之为“躲金洞”，而且他曾从朋友手中得到过一件出自地道中的铜辔，上刻“大宋”二字。[26]另外七十年代当地的文物工作者从地道中清理出来的宋代铜钱中，包括“建炎通宝”数枚。这些都为我们判断地道的时代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但其中尚有一个疑问需要加以解释。地道中所出土的铜钱，年代最晚者为“正隆元宝”，“正隆元宝”是金海陵王正隆年间（1156—1161年）所铸，离磁州保卫战已有三十年之久。这当作何解释？我认为此地的地道可能在金朝后期的金蒙战争中再度被人们利用，“正隆元宝”当是这个时候遗下的。
金朝自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年）起开始遭受蒙古的入侵。时蒙古军所经之处，“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丘墟”。[27]磁州地当要冲，自1213年后曾四次被蒙古军及宋军攻陷：第一次是金贞?元年（1213年）秋，时蒙古分兵三路南下，其中“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为右军，循太行而南，取保、遂、安肃、安、定、邢、、磁、相、卫、辉、怀、孟”，而后折向河东，大掠而还；[28]第二次是金兴定元年（1217年）十月，“大元兵下磁州”；[29]第三次是兴定四年（1220年）八月，蒙古大帅木华黎破磁州滏阳；第四次是金正大二年（1225年）七月，宋将彭义斌自山东进军河北，下磁州。在此十数年间，鼓山的地道网可能曾得到当地军民的充分利用，不管是用于抵御蒙宋军队的进攻，还是用于躲避兵火杀戮，这些地道都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四、河北古今地道的比较与参照
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河北人民曾经把地道战作为平原游击战争的一种重要战术而广泛地加以运用。保存至今的河北保定冉庄地道和北京顺义焦庄户地道也已经成为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物。我们若将宋辽金时代的河北古地道与抗日战争时期的河北地道作一比较，必定会从中获得很多有益的启示。
抗日战争时期的地道战术滥觞于1941年，而广泛应用是在1942年以后。开展地道战的中心区域是冀中平原，至1944年冬，冀中平原的地道总长度已达二万五千里左右。[30]而目前发现的河北古地道，除了邯郸一地之外，其它的也全都集中在冀中平原地区，这表明地道战术在冀中的成熟不是偶然的，其中显然有一种尚未被人们意识到的传统的因素。另外在整个抗战期间，地道战术的运用仅限于河北和今北京境内的部分地区，当然这和地理条件、土质状况和地下水位等等因素都有很大关系，而迄今在河北之外亦从未发现过任何古地道，说明这种现象也不是偶然的。[31]
关于抗战期间冀中地道的总体发展情况，1945年5月，冀中军区司令员杨成武在《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一文中进行了总结，他把冀中地道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秘密地窖、隐蔽地道、战斗地道。[32]我想这个规律对于宋辽金时代的古地道可能同样也是适用的。《元史》中就记载有金朝后期河北、河南百姓开掘地道以避战乱的几个例子，如金宣宗贞?四年（1216年），“真定饥，群盗据城叛，民皆穴地以避之”；[33]又如《元史》卷一五七《郝经传》曰：“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之鲁山。河南乱，居民匿窖中，乱兵以火熏灼之，民多死，经母许亦死。”这两个例子大概还只能算是秘密地窖。《元史》卷一七六《秦起宗传》也记载了一个类似的故事：秦氏系河北?乘?耍?霸?蟾傅苯鸺颈?穑?U山麓为洞，奉其亲以居，傍?大洞，匿其里中百人”。从这个地道的规模来看，当属于隐蔽地道。
不过就现存古地道遗迹而言，恐怕已无法提供所有类型的地道标本，因为单个的秘密地窖是很难完好地保存下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已无法看到。在迄今发现的四处古地道遗址中，雄县地道应该属于隐蔽地道，而其它三处地道无疑都是战斗地道，其中尤以邯郸地道体系最为完善，若论其结构之复杂，恐怕是抗战时期的任何一处地道都无法比拟的（图一）。虽然杨成武曾号召在冀中各地构筑“重叠地道”和“并列地道”（见上引杨文），但我在有关地道战的档案文献中还没有发现像邯郸地道那种三层结构的。
其次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抗战时期所构筑的所有地道，从来没有用砖石铺砌的，[34]只是偶或有用木棚支撑者。这种简易地道在雨季极易崩塌，故抗战结束后，冀南区第五专员公署曾为此专门发文，要求各县在1946年麦收前将地道全部填平，以减少群众损失。[35]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今天河北境内发现的古地道，几乎全是用砖?成的，这说明它们决非短时间内能够成就，而必定是长期经营的结果。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使得这些古地道历经数百年乃至上千年而不致崩塌毁坏。
河北境内的古地道与抗战期间的河北地道在内部结构上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一些不同之处。下面以邯郸古地道为例与后者做一对比。
（1）出入口
邯郸古地道主要以水井、旱井或暗井为出入口（参见图二至图五）。其中暗井是升降转换于各层地道之间的隐蔽洞口，如图四、图五都是利用暗井来连接地道第二层和第三层，其中图五的暗井口开在一个洞龛底部，在井口盖一块毛料石板，石板上覆盖着0.3米厚的土层，伪装得十分巧妙。类似的暗井通口，在1943年冀南第七军分区司令部印发的《开展地道工作的参考资料》中也可以见到（见图六），这件档案材料对抗战期间的地道出入口的情况提供了较多的细节：“洞口分两种：一供民兵保卫村庄时用的，便于进出，其位置应选在街口、胡同口、土堆、交通沟、坟地、树林、破屋和警戒附近；一种是群众用的，主要是伪装，如在院里、屋里、东西底下、柴棚内、夹道里、猪圈里、牲口棚里、坑里、井里、墙底下等。还有在洞道之中的，将套洞迷惑敌人。”[36]从图七可以看到当时地道洞口的几种最常见的伪装。[37]
（2）障口（卡口）
障口（卡口）是地道里的一种重要的防御设施。邯郸古地道的障口形制，如图八所示，乍看好像是地道尽头，而通过清理发现障道口地面下凹，并有三层土台阶，每层高、宽均约0.3米；顺台阶而下，有一条高0.8米、宽0.7米、长度7米的障道，只能容一人爬行；障道的另一端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第二层地道的主干线。据清理者推断，这种设施可能有两种用处，一是可防水、防烟熏，因为障道口很容易堵死；二是在敌人攻入地道的情况下，可通过障道转入另一地道。这一假想如今可以部分得到证实。从抗战时期河北地道战的档案史料来看，这种障口非常普遍，当时人们习称为“卡口”，据称卡口的好处一是“便于迷惑敌人”，二是“便于堵口，为防毒防烟良好设备”（见图九）。[38]另外，当时还有一种称为“翻口”的地道设施，也具有与卡口类似的作用（见图一）。[39]
（3）通气孔
邯郸古地道中的通气孔，据称有两种类型，一种估计是由下向上锥成的，故呈下粗上细的形状；另一种通气孔是用直径12厘米的灰筒瓦对合而成的。关于抗战时期的地道通气孔，在前引《开展地道工作的参考资料》中有详细的说明：“洞内气眼位置最好设在卡口里面，以备敌人放毒、点火呕烟。气眼地上出口应该在不注意的地方，如墙壁下、砖堆里、中、树边上、猪圈里、兔子洞里都可。气眼多少要适当，要看地下室地道盛人多少而定。挖气眼时，注意气眼上小下宽，并使每个气眼的空气能保持对流。挖的办法，先用爪锨子从洞内向上挖，挖到一定的程度，再用铁钎相通即成。”[40]邯郸古地道的第一种类型的气眼，估计就是用这种办法凿成的。另外，1944年6月《中共易县县委关于易县地道工作初步总结》所提供的气眼隐蔽方法的几幅图示（图一一），[41]在当时也是具有普遍性的。
（4）地道中的生活设施
在抗战时期的地道中，除了厕所之外，几乎没有其它任何生活设施，而古地道则不然。以邯郸地道为例，在三层结构的地道中，一般以第二层作为人们生活居住的主要区域，在这一层里，灯龛密布，住人洞室、炊灶洞室、饮水井、铸造作坊、储粮瓮洞等一应俱全。其中住人洞室大的可容20馀人，小的可容3至4人。洞室中有土炕，炕上有土枕，某些洞室内还残有土灶、煤渣堆等（见图一二）。炊灶洞室最大的一个高2米、长8米、宽4米，可容数十人，洞室壁被炊烟熏得漆黑，洞室中残存缸、盆、壶、碗、盘、石磨等物。邻近炊灶洞室的地方往往有水井，有水井处一般挖一个井龛，龛的顶部设一铁吊环，龛的四周灯龛很密，其中有的水井在文物部门清理时仍能见到泉水汩汩流动（图一三）。作坊洞是地道中最大的洞室，在一个长达24米的作坊洞室中，遗有金属块和一个铜质模范，从清理者所描述的铜范形制来看，我猜想它可能是用于铸造牌符一类的军用品的。
从以上对比中可以看出，抗战时期的地道大体上是作为一种临时性的隐蔽所来使用的，人们每次在里面滞留的时间都不长，所以无需太多的生活设施；而邯郸古地道则显然是可以供人们在里面长期栖息的，其体系之庞大，设施之完善，简直就是一座小型的地下城镇。八九百年前的中原人民能够营造出如此复杂的地道，实在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情。
[1]王树民：《永清的辽代地道》，载《辽金史论集》第5辑，文津出版社（北京）1991年版；肖涯：《神奇的地下古战道》，《中国文物报》1990年9月20日。
[2]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第6期。
[3]傅振伦：《辽金时期河北的地道》，载前揭《辽金史论集》第5辑。
[4]同上。
[5]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第8期。
[6]《武经总要》前集卷一二《守城》，“地听”条。
[7]见前揭王树民：《永清的辽代地道》。
[8]《宋会要辑稿》兵二九之二。
[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九，真宗景德二年三月丁卯条。
[1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三，熙宁九年三月辛巳条。
[11]《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八，建炎元年六月。
[12]曹勋：《进前十事札子》，《松隐集》卷二六。
[13]关于南宋初年的民间忠义巡社，请参见黄宽重：《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第52～58页。
[14]曹勋：《进前十事札子》，《松隐集》卷二六。
[1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建炎元年八月丁卯条。
[16]《宋会要辑稿》兵二之五至六。
[17]《宋会要辑稿》兵二之五一。
[18]《宋会要辑稿》兵二之五六。
[19]参见前揭黄宽重：《南宋时代抗金的义军》，第58页。
[20]《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一三《磁州石桥记》。按赵秉文即磁州人。
[21]《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九，河南彰德府磁州。
[22]原出《武安县志》，转引自《金文最》卷六七。
[23]《读史方舆纪要》卷四九，河南彰德府磁州武安县。
[24]《宋史》卷二四《高宗纪》（一）。
[2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四，建炎三年六月乙亥条。
[26]见前揭傅振伦：《辽金时期河北的地道》。
[2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九，“鞑靼款塞”条。
[28]《元史》卷一《太祖纪》。
[29]《金史》卷一五《宣宗纪》（中）。
[30]杨成武：《冀中平原上的地道斗争》，1945年5月。见河北省档案馆编《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
[31]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中期在全国各地构筑的地下人防工程系一种新的尝试，其中不乏失败的教训。
[32]见前揭《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106～107页。
[33]《元史》卷一五一《邸顺传》。
[34]保定冉庄及顺义焦庄户地道的砖石水泥结构是后来为开放参观而重新修筑的，并非其原貌。
[35]《冀南区第五专员公署关于抓紧填平地道地洞的决定》，1946年4月11日。见前揭《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205页。
[36]见前揭《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33～34页。
[37]据《中共易县县委关于易县地道工作初步总结》，1944年6月。见前揭《地道战档案史料选编》，第44～45页。
[38]同上件档案，第47页。
[39]同上件档案，第46页。
邯郸学步寓言故事篇7
古都邯郸，曾是中原的贸易中心，商贾云集，车水马龙，繁荣富饶。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一个庞大的民窑体系，装饰艺术以黑白对比鲜明为特点，其独树一帜的烧制技术，对我国北方陶瓷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历史上曾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的美誉。邯郸是中国陶瓷文化的天然博物馆，也是世界陶瓷文化最壮丽的一处遗存，现代仍跻身全国瓷区之列。
千年炉火未中断
磁州窑千年炉火从未中断，千年文化流传有序，实为奇迹。磁州窑创烧于北齐，一直到今天仍在烧制，从未间断，这是十分罕见的。它面向大众，品种繁多，以施用化妆土为基本特征，把中国的传统绘画、书法技艺与陶瓷工艺结合起来，创造了新的艺术，开拓了古代陶瓷美学新境界。磁州窑瓷器保留了大量古代民间绘画、书法及反映民俗民风的实物资料，形成了质朴、洒脱、明快、豪放的艺术风格、浓郁的民间色彩和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享誉中外的一代名窑。
宋初磁州窑遗址发现纯属偶然，它是著名考古学者陈万里先生1951年在观台的旧渡口等候渡河时发现的。这位老前辈对河边的一大片完好无损的窑址勘察后，了一条轰动世界的消息：这是目前尚存的最典型、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磁州窑观台窑址。
迄今人们已经发现，在观台镇和彭城镇两地，古窑场多达200多个，在方圆百里之内，古窑遗址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层层叠叠，蔚为大观。馒头窑炉是外表用废匣钵装土后垒起来的，像一串串铜钱，既是废物利用，又起到装饰效果，古朴而美观，让人不得不敬佩古人的创造力。由于开发建设，大量的“馒头窑”被拆毁，如今这里已剩下不多了。我们走进元代馒头窑，可见到当年的炉膛，烧红的炉壁、灰白的残渣和散乱的元代黑花白釉瓷片，有些瓷片上清晰地写着“酒”等文字。当我意外地看到竹刀、竹篦等生产工具，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很多精致均匀的纹饰是用特定的工具刻画出来的。
黑白呈现风俗图
白昼与黑夜交替，黑与白是大自然永恒的色调。磁州窑器物宋元以来，诗文写在黑白瓷器上，以白当黑，装饰的虚实由黑白来互补。简单的黑白，时尚而经典，历史悠久，影响广泛。现今不少人同样喜欢黑白，但对黑白的认识却远不像先哲那样深刻。
宋代，随着经济的繁荣，文化艺术得到发展，“市井文化”也得到了体现，产生了众多有一定文化水平的民间艺人，这极大地丰富了社会文化市场。宋代几位皇帝对书画等艺术的推崇，更使社会文化氛围浓厚。磁州窑打破了当时流行的五大名窑(汝、官、钧、哥、定)的单色釉局限，运用了数十种丰富多彩的装饰技法，开启了陶瓷装饰的先河。匠师们采用了人们喜爱的传统水墨画和书法的技法，用黑白两种釉色描绘精彩的世界，生动鲜明，一目了然，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磁州地处河北、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宽阔的漳河从太行山深处缓缓流出，形成一片扇形的冲积平原。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高岭土和优质的煤炭资源，水运便捷，是理想的瓷业基地。北宋早期，磁州窑瓷品胎骨粗疏，炼釉不精，留下斑点孔隙，缺少竞争力。窑工学习南方青瓷施白化妆土来弥补其缺陷。当地人把这种化妆土称之为白碱，实际上是含铝量较高的一种高岭质岩石。通过精心淘洗的化妆土施在胎体的表面，以遮掩胎体的凹凸不平，然后再施上一层薄薄的透明釉，烧成化妆白瓷，呈现白中泛黄的暖白色，具有象牙的质感。
宋代，磁州窑开始步入兴盛时期。在长期的陶与瓷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统一的造型、独特的装饰技艺，构成了磁州窑产品的风格体貌，体现出地方特点、民族风格和时代特色。宋代的磁州窑产品装饰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寓意丰富。元代器物造型硕大，胎体厚重粗犷，装饰仍保持宋金以来的传统，从民间艺术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各式各样的图案鲜活生动、自然豪放，题材都是广大人民所熟悉的，有历史故事、戏剧场景、山水景致、婴戏图案、龙凤呈祥、飞禽花卉等。工匠们巧妙地将陶瓷技艺和美术融合在一起，将瓷器提到了一个崭新的境界，开创了陶瓷艺术的新纪元。
磁州窑的画工不是从临摹画谱入手的，而是从观察生活、表现生活为切入口，直接取材于乡间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是宋元时期田野生活的再现。尤其是自然小景和动物写生，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于细微处见功夫，质朴感人，生动传神。我在邯郸市博物馆和磁县文管所库房里欣赏到大量珍贵文物，那一幅幅具有浓郁生活气息的作品，既有乡民自娱自乐的表演活动，又有流动艺人的精彩演出，可以说是对《清明上河图》长卷的拾遗补缺。戏剧故事、历史故事、民间传说等大量选用，对于研究宋元时期民俗民风具有重要价值。尤其以婴戏作品更是惹人喜爱，儿童天真烂漫、顽皮天性呼之欲出。如放飞风筝、双婴戏鸟、顽童蹴鞠、背荷牧鸭、拍扑蝴蝶等，画师用简明的黑白两种色彩将乡村生活理想化、牧歌化了。如果想了解宋元时期的民俗，恐怕没有什么比磁州窑器物上的反映更直观和更丰富了，磁州窑不但烧出了当时最美丽的陶瓷，也打造了一个世界性的神话。
书法提升其品位
宋代磁州窑继承了唐代长沙窑的书法艺术传统，在瓷器上大量书写诗词短语，笔墨豁达，气韵生动，自成一格，构成了书法艺术的独特风貌。
用书法来装饰磁州窑器物可谓别出心裁，真、草、隶、篆、行等字体都可见到，所书文学内容有诗、词、曲、赋、格言、吉语及《论语》，甚至还有符咒等。从年代和书写内容上分析，宋代有书写单个大字的，如“春”、“枕”、“忍”、“酒”，书写多字的，如“福德”、“长命枕”、“长命安乐”、“清净道德”等；宋末至金代以书写吉语、格言、诗词为主；元代以书写元曲为最多。如枕形，宋代以叶形枕、豆形枕、八角形枕居多；金代以八角形、豆形、如意头枕为主；元代则以长方形枕占绝对优势。元代长方形枕，有的“书画合璧”，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大量的题字绘画装饰，明确地标明了器物的用途或表达了当时民众的内心活动，也为今天研究古代民间文学、书法艺术、绘画艺术提供十分宝贵的实物资料。宋代早期书风中可见不少颜体的烙印，如出土的一个瓷枕上书“见贤思齐”四字，横画瘦劲，竖画粗壮，朴茂宽博，笔力遒劲，呈现颜体特有的风貌。
在广州西汉越王墓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椭圆形瓷枕上，书写着苏轼早年的一首回文《菩萨蛮》词。这首词的书法颇似黄庭坚中年的书风，这时他的字体还未表现出他晚年所特有的横画长笔，尤其是“弄”、“春”、“回”等字与黄庭坚的行书《九陌黄尘》帖中的字一笔不差。整幅书法舒缓俊秀，苍劲开朗，较好地体现了黄书的风格。河北巨鹿出土的金代瓷枕上，写着一首打油诗，“欲向名园倒此瓶，主人嫌客户长闭。何如柳下眠芳草，布谷啼壶唤不醒。”此诗学写黄庭坚的行书，以横画斜长，撇捺拖出，姿态荡逸，模仿得十分逼真，应是写黄书的高手。
金元是磁州窑器物诗文最为繁盛的时期，也是书法水平最高的时期。在当地库房里我看到大量元代瓷枕上的书法作品，不少有赵孟頫的笔意。
邯郸学步寓言故事篇8
关键词：文化差异习语翻译影响
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用来表达意思、交流思想的工具，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语言作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反映着一个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特征。文化的差异会导致人们对不同语言中的同一现象产生不同的理解，甚至会引起误解。习语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过长期的使用而形成的固定短语或语句，它具有简练、丰富、寓意深刻、机智幽默的表达特点。因此，习语在体现语言的文化差异上比其它语言成份更具有代表性。英语和汉语都拥有大量的习语，它传载着英汉两种文化不同的民族特色及文化信息，它们与各自的文化传统是密不可分的。我们只有对中西文化差异进行充分的了解，才能更好更准确的理解和使用所学的语言。本文将主要介绍中西文化差异对体现语言文化特点的习语的影响。
一、地理环境对习语翻译的影响
习语的产生是与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况有关的。不同的生活环境和生活状况，会使不同民族的人们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产生不同的理解。而这种差异性反映在文化上就会出现不同的语言形式。英国是一个岛国，四面环海，因此英语中的许多习语是与航海、渔业有关的。例如：tokeepone’sheadabovewater（奋力图存）；aseaoftroubles（无穷的麻烦）；allatsea（不知所措）；akettleoffish（乱七八糟），在汉语翻译中就不会看到“大海”、“鱼”等。中国是一个内陆国家，人们的生活与陆地、农业有关。例如：当形容一个人花钱大手大脚，不知节俭时，汉语常说的习语是“挥金如土”，而英语中所用的则是spendmoneylikewater（花钱如流水）。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两者表达的意思是相同的，但是所反映的文化信息却大不相同。在汉语中也有许多在英语中没有的习语，又如：“烟花三月(梅雨)”，“大漠孤烟(戈壁滩)”，“邯郸学步”，“有眼不识泰山”等习语。以上这些习语都是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在翻译习语时要考虑到习语所产生的环境。
二、历史发展对习语翻译的影响
各个国家的历史发展不同，因此，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历史文化也不相同，其重要体现就是历史典故。比如：“achilles’heel”，源于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故事，指最关键、最致命的部分；“apandora’sbox”，潘多拉之盒――灾难、麻烦、祸害的根源，来源于古希腊的神话；“meetone’swaterloo”指滑铁卢之遇，喻指受到极其沉重的打击；“bloodandiron”寓指铁血政策。而有关中国历史典故的汉语习语也比比皆是，如：“说曹操，曹操到”（talkofthedevilandhewillappear.）、“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oneboyisaboy;twoboysarehalfaboy;threeboysarenoboy）等。由以上翻译我们不难发现，只有了解了中西文化的差异，才能得出比较贴切的翻译。
三、风俗习惯对习语翻译的影响
语言反映着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习语与风俗习惯又是紧密相联的。所以，风俗习惯不同，习语所反映的文化信息也各不相同。例如：狗在两种文化中的表现意义不同。在汉语中，狗这一词意味着厌恶和鄙视，和它有关的词大都带有贬义。如：“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等。而在英语中狗大都带有褒义或中性之意，如“Lovemelovemydog”（爱屋及乌）；“luckydog”（幸运的人）；“everydoghashisday”（每个人都有得意之时）等。再比如：在使用颜色的词语时也是各不相同。汉语中红色（red）常常用来表示喜庆、幸福，白色（white）用以表示对逝者的哀悼。而在英语中红色使人联想到危险或极端，白色是西方人举行婚礼时新娘所穿服装的颜色，表示纯洁。可见只有充分了解不同的风俗习惯才能正确把握习语的真正含义。
四、对习语翻译的影响
是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宗教反映出不同的文化特征和不同的文化信息。中西方的不同且有着自身鲜明的特点。中国传统的是佛教和道教，汉语中很多习语都和这两种宗教有关。比如：“回头是岸”、“五体投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灵丹妙药”等。而在西方国家中，基督教则是人们信奉的主要宗教，《圣经》几乎成为人手一册的经典读物。因此，英语中许多习语都是来自基督教和《圣经》。例如：“aspoorasJob”是指贫困得一无所有，Job就是圣经故事中的人物；“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指自助者，上帝助之；“toseparatethesheepfromthegoats”指区别好人与坏人，辨别真伪。
邯郸学步寓言故事篇9
【关键词】战国策；纵横驰骋；铺陈夸张；引喻谐调；寓言故事
中图分类号：i206
《战国策》的散文艺术成就很高，前人称它为“辩丽横肆，亦为文辞之最”，《战国策》中的辞令引人注目，其中策士廷说诸侯之辞，臣讽君主之辞，以及不同意见的辩难，都反映出春秋时期从容不迫的行人辞令，已演化为议论纵横的游说之辞，不愧前人所概括的“辩丽横肆”。下面便从三个方面来浅析《战国策》语言艺术方面的显著风格：
一、《战国策》说辞纵横驰骋，辩丽姿肆而又浅显生动，形象生动，引喻谐调，气势充沛，说理充分
《战国策》的说者在分析利害时或抓住一点，尽力发挥，诱使对方上钩；或虚张声势，极力渲染对方的不利地位，使其听从安排；或故作惊人之语，先在气势上压倒对方，再详加辩析。
如“鲁仲连义不帝秦”（《赵策三》），秦围邯郸，赵国危急，形势严峻。鲁仲连力主抗战，反对投降，同魏国派来劝降的辛垣衍作面对面的斗争。他用层层削笋的办法，首先晓以大义，继而动以利害，中间有许多地方竟是短兵相接。如辛垣衍把尊秦为帝的媚敌行为比作仆人对主人不得已的服从，鲁仲连立即逼他承认“梁之比秦若仆耶？”紧接着单刀直入，“吾将使秦王烹醢梁王”。使对方突然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然后鲁仲连接着论证，历史上殷纣王曾醢鬼侯，脯鄂侯，拘文王，说明暴君对臣下极其残忍。再举过去鲁国和邹国都坚决不承认齐王自称天子，齐王终不能使之屈服。今天三晋之大臣，难道还不如邹鲁之仆妾吗？最后指出，如真的帝秦，不但梁王不得安然，你辛垣衍也将失去现有的地位。在大量的道理面前，辛垣衍只好认输。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鲁仲连高明的见识，无畏的气概和无私的品质。
再如“当此之时，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谋。不费斗粮，未烦一兵，未战一士，未绝一弦，未折一矢，诸侯相亲，贤于兄弟。”（《秦策一》）在这里作者极尽夸张之能事，在程度上极而言之，达到什么什么地步，连一兵一卒都不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但这样来说明毫不费力给人感觉十分强烈，而且显得感情奔放、声势夺人，富于煽动性，使劝谏的对象不能不动心，策士的目的也就很容易达到了。
二、《战国策》辞令在语言上词藻富丽，准确传神，句式错综变化
文中常常综合运用铺陈、排比及夸张、比喻等手法，造成淋漓酣畅的气势和铿锵有力的节奏。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铺陈扬厉”、“纵横捭阖”、“辩丽恣肆”。
铺陈夸张等修辞在《战国策》中几乎成为一种经常而普遍的修辞了，书中著名的辩士如苏秦、张仪、陈轸等的游说之辞，述其地理，涉及东西南北山河湖海；追溯历史则必谈三王五霸，贯及古今；说政治，定是君臣内外，法术权势；论军事，又攻守进退，固险扼赛等等，不一而足，真的把各种形势强调到了极致。
如《齐策一》中记录苏秦劝齐宣王合纵的说辞，文中极尽比喻夸张之能事，气势强大，语气强烈。“齐南有太山，东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如此铺陈，使人感到论辩者学识渊博，见地高远，对齐国情况和天下大势了如指掌。令读者心胸为之开阔，精神为之振奋。
《战国策》中骈偶句式的出现比排比句相对少些，但是一经运用，气象顿生。如《赵策二》中，“古今异利，远近易用，阴阳不同道，四时不一宜。故贤者观时，而不观于时；制兵，而不制于兵。子知官府之籍，不知器械之利；知兵甲之用，不知阴阳之宜。故兵不当于用，何兵之不可易？教不便于事，何俗之不可变？”这是赵武灵王反驳保守派的一段辞令，全是对句，或并列，或正反，有长有短，中间用连词转折。不但说理紧凑绵密，而且抑扬顿挫，产生节奏感，可谓声情并茂。
三、《战国策》有很多寓言故事
由于当时政治斗争的尖锐急迫，纵横家不能像哲学家那样过多地进行抽象的思辨，而必须追求说理的通俗形象，明白易懂和富于感染力。有时，就近取譬的简单比喻已无法满足表现复杂内容的需要，于是他们便穷思极虑地创造出有情节有角色的寓言，这一点成为《战国策》这部书又一鲜明的辞令风格。书中的这些寓言大多是说者根据临时需要而顺手拈来，取材广泛，寓意鲜明。
《楚策一》中的“狐假虎威”，狡猾的狐狸用欺骗的言辞借助老虎的，吓得山中百兽望风而逃，竟使老虎误以为狐狸真是“天帝”使其“长百兽”而不敢吃它。《战国策》用来说明诸侯所以害怕楚将昭奚恤，是因为他背后有楚王的强大力量。
《楚策四》中所记“骥见伯乐”，这个故事曾经打动过后世千百万怀才不遇的知识分子的心。作者把千里马不为人所知时的穷困潦倒和伯乐对它的热情关切作了强烈对比，又夸张地让这匹马把满腔感遇知己的深情，化作一声可比金石的冲天长鸣。人知马心，马通人情，无比形象生动地刻画了古往今来文人士子的知音难觅的幽深情怀。
《战国策》中的语言艺术从上述有代表性的三个方面得以充分显现，真可称得是“辩丽横肆”、“雄隽华瞻”，不愧为当时纵横捭阖时代特征的体现，同时也标志着先秦叙事散文语言运用的新水平。
参考文献：
[1]熊宪光.战国策研究和选译[m].重庆出版社，1988.
邯郸学步寓言故事篇10
关键词：小学语文；思维能力；哲理性文本；非哲理性文本
中图分类号：G62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0x(2012)06-0019-03
一、绪论
教育的核心是促进学生的发展。古往今来，许多大教育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强调启迪学生的思维。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苏格拉底也说：“没有思想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小学语文是集形象描述、理解感悟、体验积累等功能于一身的重要基础课程。新课程标准要求：语文应该“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然而，纵观当下的课堂，我们不难看到，重意会、重感悟已经基本成为小学语文课堂教学的共识，形象性、情感性已经基本成为小学语文教学的特征。人们谈“理”色变，似乎一谈“理”就会与机械分析、空洞说教划上等号。于是我们看到，小学语文教学被自然矮化和简单化——阅读过程中“只关乎表层的词语和词语的表层，不见语言中的‘人’之存在”，“所谓的阅读只不过是一场没有指涉、反思、深度和意义的‘观看’，只是遗弃意象与情理后的物质表层的细摩”……不错，小学语文课堂应该是感性的，关注人文，注重情感，着力感悟，但缺少“理”的课堂则是表面的、肤浅的、低效的。小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引发学生对文本的哲理性反思，并用哲理指导对文本的理解，这对于培养学生思维，形成科学世界观、价值观与人生观具有积极意义。
二、哲理性文本的非哲理“演绎”
在现行的小学语文教材以及小学生的课外拓展阅读中，有不少思想内涵较为深刻的文章，大多以一人、一事或一物来揭示一个深刻的道理，探讨人与生活、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发人深思，耐人寻味，我们称之为哲理性文本。哲理性文本大多包含一定的情趣和理趣，而且往往情中含理、理中含情。文章融合着哲理性的感悟与思考，因其哲理而显示其情感的深刻性，因其感情而使说理更加能感染人、鼓动人。哲理性文本的语言不仅一如其他散文，具有形象性、趣味性、独创性，而且具有启示性、深刻性、凝练性的特点。教学中以哲理性文本为依托，把感悟人生{彳理、发表独特见解作为教学的重点，有利于发展学生思维和创造潜能，启蒙学生的理性精神。
哲学的本义是爱智慧，是对智慧的热爱和追求。“哲学的本质并不在于对真理的掌握，而在于对真理的探究……哲学就意味着追求。对于哲学来说，问题比答案更为重要，并且每个答案本身又成为一个新的问题。”儿童从某种程度上就是哲学家，因为他们是爱智慧的，他们对世界充满了新鲜感、好奇心和困惑，他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强。康德说，儿童是有情感的，也是有理性的，情感中渗透着理性。感性与理融、情理相携，正是儿童的特点，儿童语文素养的两大元素即是“情”与“理”。情与理有机统一才是完整的教学。
教学哲理性文本，如果仅仅用哲理的方法去解读文本、去实施教学、去揭示道理，有理无情，容易造成理论与实际脱节，使得教学索然无味，儿童不易接受。儿童在学习的过程中认识事物、感知事物有一定的内在规律，“感性地感知事物”，凭借自己的生活经验去理解文本，教师在教学此类文本时，不能采用“以理对理”的方法直奔目的，忽略过程，要给儿童铺设一条“拾级而上”的道路，引导儿童由浅人深，理性地感知事物，做到情理交融，理在情里，情在理中，追求“全人”发展，实现儿童诸多因素的协调发展。
在小学语文哲理性文本的教学中，我们要从非哲理“演绎”角度出发，围绕教材文本的人文性特征，对“唯理性教学模式”进行反思，倡导阅读教学的人文关怀，以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和创造性发展的实施目标为依据，从接受美学中获得理性思维，批判传统的文本解读的单一化、模式化、概念化的弊端，要将文本的多元化解读引入课堂；将文本阅读与生活感悟联系起来，将文本阅读过程中获得的人文意识、情感体验带人生活去验证。如在教学寓言《狼和小羊》时可以让学生逐步思考：狼吃小羊为什么要找碴儿?它找了哪些碴儿?“反正都一样”是什么意思?说明狼是怎样的一个坏家伙?……这样由浅入深地设问置疑，循循善诱，学生就不难理解寓意了。再如，在教学《争论的故事》时，让学生在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思考：兄弟俩的争论分出了胜负吗?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听了这样一个“争论的故事”，你有什么感想?说一说生活中有哪些事你抓住时机做好了?哪些事没有抓住时机而没有做好?引导学生了解“抓住时机，先做起来”的含义。
教师在教学哲理性文本时要注意从儿童心理特征和认知规律出发，“吃透两头”，即“教材”和“学生”。首先，要懂得教材要揭示什么“理”，通过教学要引导学生认识什么样的“理”。其次，要懂得儿童已有什么样的理性基础，同时儿童的理性能力也是有差异的，教师要注意因材施教，教给不同的儿童不同的语文。要考虑学生的实际，为他们量体裁衣，“合适的才是最好的”。可以适当让文本向儿童“妥协”，降低难度，采用富有童趣的教学方法，激发儿童的兴趣，“朝着对方走”，引领儿童向“它”靠拢，给儿童一块“糖衣片”，让儿童乐于接受，易于接受，感受到学习哲理性文本的乐趣。小学课外阅读资料也是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载体之一，当然，在把这些材料展现给学生时要注意到学生理性精神发展的基础。例如，道家哲学尤其是庄子哲学往往是以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承载表达的，如螳臂当车、伯乐识马、邯郸学步等。此外，儒家传道解惑的过程，也有许多趣味横生、令人叫绝的故事。我们可以让儿童听故事，动脑筋。只要哲理故事编排得当，儿童对哲理内容的认识必然会由浅入深、循序渐进。这正是儿童接受文化陶冶、挖掘自身理性潜能、提升理性精神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