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相关理论篇1
[关键词]税收政策；有效性；制度约束
企业所得税的两法合并与增值税的全面转型，再一次引起人们对税收政策问题的关注。但究竟什么是税收政策?什么是税收政策的有效性?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有没有制度因素的约束?本文拟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予以分析。
一、税收政策及其有效性的相关概念厘清
税收政策一词的使用频率颇高，但有关税收政策的概念却鲜有定义。本文有关税收政策的概念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并依据公共政策的含义给出。所谓税收政策是指国家以增进社会福利为目的，从全体纳税人取得税收收入时所坚持的原则和所运用的制度。所坚持的原则以一系列的非正式制度(包括价值信念、伦理道德、文化传统、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为约束条件，所运用的制度是法律、法规、规章等正式制度(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税收制度，包括税收实体法和税收程序法)。所谓税收政策的有效性是指税收政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增进社会福利。
二、不同制度因素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不同的制度因素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是不同的。但由于制度因素的多样性，本文有关制度因素的选取只能是选择性的，同时由于制度因素的复杂性和非独立性，有关制度因素的分析会存在交集。下文将主要按照非正式制度、潜规则(兼有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双重特点)、正式制度的逻辑顺序，采用列举法来对一些制度因素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予以分析。
(一)国家观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国家观
掠夺论(或剥削论)认为国家是掠夺或剥削的产物，是统治者掠夺和剥削被统治者的工具。诺思…指出掠夺论下，国家是一个集团或阶级的机构，其职能是代表那个集团或阶级的利益榨取其他选民的收入。掠夺的国家将规定一套所有权使当权集团的收入最大化，而不顾它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什么影响。奥尔森的匪帮论指出国家是由流动匪帮向常驻匪帮的转变形成的。当一个流动匪帮选择一个地方驻扎下来，以税收代替抢劫并提供产权保护时，国家便出现了。
与掠夺论的国家观截然不同，契约论认为，国家是公民达成契约的结果，它要为公民服务。巴泽尔以霍布斯的丛林状态作为分析问题的起点，认为在此状态下每个社会成员都同时从事生产、保护和偷窃。个体间关于生产和交换的契约最初依靠个体间的自我执行机制，这种契约的执行缺乏保证，最终那些在暴力上拥有比较优势的个人或团体从中脱颖而出。这种提供保护和保证契约执行的机制就是国家。
掠夺论与契约论所说的国家都能在历史和现实中找到佐证，但它们均不能涵盖历史和现实中的所有国家形式，因而是不全面的。诺思提出了有关国家的“暴力潜能”分配论。该理论的国家观带有掠夺和契约两重性。指出若暴力潜能在公民之间进行平等分配，便产生契约性的国家；若这样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便产生了掠夺性或剥削性的国家，由此出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即掠夺者(或剥削者)和被掠夺者(或被剥削者)。
2 国家观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掠夺论的国家思想影响深远。若以此国家观为基础来研究税收政策，则用布坎南的话说，它成了一门告诉政府应当如何征税、如何运用征税权……即向政府决策人提供建议的技术。在此背景下，对于公民而言，其缴纳的税收是皇粮国税，只问成本不问收益是合理的。对于相关的研究者而言，其研究的视角是宫廷理财或皇家理财；至于如何约束政府取得收入的问题不需进入此类研究的视野。民主宪政意义的国家以契约论为指导。在此背景下，对税收的理解应该是契约论的、双向的。就纳税人而言，一方面纳税人有向国家依法纳税的义务，另一方面纳税人享有要求和监督国家提供公共产品的权利；就国家而言，国家有向纳税人征税的权力，但同时国家也有向纳税人提供公共产品和接受纳税人监督的义务。有关契约论下的税收思想，维克塞尔指出，除非人们预期能够从由政府征到的税款支付的产品和服务中得到某些利益，否则无论是在立宪决策阶段还是后立宪阶段，谁也不赞成征税。林达尔更是从“税收价格论”的视角，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理论作为出发点，直接把税收看成是私人部门为了消费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而向公共部门所支付的价格。从契约的角度来分析税收政策已经被一些学者所接受，但从该角度构建指标体系并进行有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为能有效地构建并测量某一特定对象所承担的税收负担与其所享受的公共产品之间的联系，应构建每单位公共产品的税收负担率、每单位税收负担的公共产品享受率和每单位税收负担的损失率等指标。这些指标的具体测算公式如下：
每单位公共产品的税收负担率=某一考察对象所承担的税收负担总额/某一考察对象所享受的公共产品价值总额×100％
每单位税收负担的公共产品享受率=某一考察对象所享受的公共产品价值总额/某一考察对象所承担的税收负担总额×100％
每单位税收负担的损失率=1－每单位税收负担的公共产品享受率
契约论指导下的国家观相比掠夺论指导下的国家观更具有民主精神，更能体现宪政理念。但符合上述要求的指标体系目前在各国财政统计资料的实践中尚没有明确。于是和该指标相关的一些信息，比如某一群体所享受的公共产品价值、所承担的税收负担都存在获取资料的困难。这会影响税收负担的有效测量。
(二)多数人强制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多数人强制
既然民主宪政下的国家理论是契约性的，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讲，作为委托人一方的公民自愿签订合约的前提是，任何一位公民不会受到政府的伤害或损害，同时确保政府对所有公民也一视同仁，全部政治决策都是按照一致同意的规则做出。这一思想也是维克塞尔的自愿交换理论所要体现的，每一项公共活动的安排，没有哪个人可以被强制，既不会被某个称为“政府”的实体，也不会被某个选区中其他一些个人组成的某个同盟所强制。得到公众批准的每项活动，必然体现为一种完全多边交易的结果，其纯收益为所有各方享有。全体一致的民主是最大的民主，但在现实中要执行它却代价不菲。盛洪指出这种规则据说只有在波兰议会中曾存在过，但从来没有通过任何议案。由于一致同意规则的近乎不可行，即使在民主宪政下，公共决策也只能采用多数规则。多数规则并非天然合理，在人们所熟悉的实行多数通过规则的世界，政治权力的行使确实涉及行使强制的能力。当做出决定的多数否决少数的欲念时，一些公民对另一些公民实行了强制。
2多数人强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目前，世界各国税制有关税种的构成主要有以下几大类：流转税、所得税、财产税、行为税和资源税等。总体而言，资源税的纳税人所具备的不确定性较前四类要小，并且资源税的纳税人在纳税总人数中所占的比重较小。基于这样的特点，在资源税问题上容易产生多数人强制。举例如下：甲国规定对所有矿产资源征税。a、b、c、d、e为甲国所辖的五个省区。a地为富矿区，其余四地为贫矿区。有关资源税的征税主要有以下需要选择的问题：(1)征税权的归属(假设税收使用权的归属与征税权的归属相统一，不存在转移支付)。(2)征税率的高低。在这两个问题上具体选取何种方式取决于五个省区的共同投票，适用多数规则。投票结果如表1(1、2、3、4表示投票偏好顺序)：
依据投票结果，资源税最终会以80％的第一支持率实行中央低税。然而，在这种看似民主的决策程序背后隐藏着的却是a省区的几多无奈和辛酸。成本由自己承担，收益却由大家分享。这种征税模式最终会使a省区陷入资源过度开采、生态环境恶化以及经济发展落后的泥潭而难以自拔。在确定税收政策特别是资源税的税收政策时，若忽视成本与收益的配比原则，多数规则可能导致多数人的暴政。
(三)集体行动的逻辑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集体行动的逻辑
传统的利益集团理论认为，经济人会通过结成利益集团来谋求个人不能通过纯粹的个人行动所取得的利益。奥尔森对以上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他指出集团或组织的基本功能是向其全体成员提供不可分割的、普遍的利益，该利益是一种具有非排他性的公共品或集体物品。由于存在“搭便车”的行为，个人的投入与产出并非同步增长，有理性的、寻求自身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因此，集团的规模与其成员的个人行为和集团行动的效果密切相关。一般而言，小集团由于规模小、成员少、联系起来成本少，因此小集团相对大集团来说更容易形成行动的一致性。此外，奥尔森对集体利益作了区分：一种是相容性的，另一种是排他性的。前者指的是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时是相互包容的，利益主体之间是种零和博弈；后者指的是利益主体在追求利益时是相互排斥的，利益主体之间是种零和博弈。尽管相容性集团实现其共同利益比排他性利益集团容易，但是，相容性利益集团却不一定能够实现其共同利益。其主要原因是，集团成员存在“搭便车”的行为倾向，因此集团必须要解决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问题。为此，奥尔森提出了一种动力机制——有选择性的激励。所谓有选择性是指它要求对集团的每一个成员区别对待。对那些为集团利益的增加做出贡献的个人予以奖励，对那些集体利益规章制度的违背者予以惩罚。而要做到赏罚分明同样是小集团较大集团容易。
2 集体行动的逻辑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各国在实践中往往实行差别的税收制度。这种差别对待体现在税收制度的各个方面，从税收实体法的纳税人、课税对象、税率、税收减免与优惠到税收程序法的税收惩罚等等。税制中有关实行税收差别对待的原则是税收的公平原则，即同等状况同等对待、不同状况不同对待的税收横向公平原则与税收的纵向公平原则。对两种原则本身并没有太多的置疑，但两种原则的运用有其前提条件，即国家能够对不同的纳税人进行有效的识别。这里有两个难题，一是识别主体本身。国家是由人在实际运作的，而人群体也是一个集团，根据dye的解释，人构成的精英集团并非处于被统治地位的大众的典型代表，精英是从经济社会阶层的上层中不按比例地抽取的。因此由国家来对纳税人进行识别是困难的。另一个难题是识别对象。小集团比大集团更容易使自己成为税收差别对待的获利者。有关税收差别对待的相关博弈分析如下：
以税收差别对待在两类集团中的博弈为例。分析同样采用个人主义的原则，以集团中的个人为分析主体，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假设策略a为两类集团采取积极态度争取税收优势，则为获取税收差别对待优势多支付的总成本均为a，多获取的税收总收益均为b，b>a，小集团的成员数为c，大集团的成员数为d，c
博弈结果显示，(策略a，策略a)是一个占优均衡，即双方都会选择争取的税收优势。但由于小集团成员无论在净收益的绝对量上还是在成本收益比值的相对量上都高于大集团，因此，虽然双方都选择策略a，最终的税收制度会是双方利益妥协的结果，但无疑小集团是利益的主要受益者。现实中有话语权的小集团通常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优势地位，税收差别对待通常只会产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这与税收制度差别对待的税收原则是相悖的。
(四)公共选择理论及其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公共选择理论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其思想基础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布坎南的自由主义观点表现在：对政府的作用以及政府越来越多地限制个人行为的倾向抱极不信任的态度，主张尽快对政府以及它的机构施加宪法限制。布坎南特别强调，其所说的自由并不仅仅是指没有约束和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准确地说，只有加上不侵害其他人的利益这个限制条件，自由的概念才有意义。布坎南还引用穆勒的话来进一步对自由做了解释：“凡主要关涉到个人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个人，凡主要关系到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属于社会”。其个人主义的观点表现在：个人才是最终的利益主体，国家和集体却不是。作为个人合作性组织，必须反映他们的利益和关心的问题。有了以上两个思想基础，布坎南的公共选择理论摒弃了以往分析中政治人和经济人人格的分裂。以往分析认为经济人是通过自私自利的行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而政治人是通过公益行为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布坎南认为，从事政治活动和经济活动的就是同一个人，所有的政治行为主体——投票人、纳税人、候选人、立法者、官僚人员、利益集团、党派、管理机构和政府——都像在市场中那样寻求他们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个人在政治生活中联合在一起一如他们在市场中的结合一样，是为了实现他们各自的利益，在政治中通过协议来增进他们自己的福利，就像在市场中通过交易增加他们的利益一样。
2 公共选择理论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税收差别对待的效果，除了因集团理论与集体行动的逻辑而大打折扣外，公共选择理论使其作用进一步缩水。以下分别从行政部门、监督部门和可争取税收优势的普通纳税人几个角度进行博弈分析。
情形1：税收相关行政部门与税收相关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策略a为行为公正，策略b为行为腐败。a为监督部门行为公正的净收益，b为行政部门行为公正的净收益；c为行政部门行为腐败可增加的收益；d为行政部门行为腐败而监督部门行为公正时其须增加的成本，d>c；c'为两部门共谋腐败时行政部门需买通监督部门的支出，其大小也大致是监督部门此时可多获得的收益。博弈结果如表3。
博弈结果显示，策略b对于监督部门而言是一个占优策略，于是整个博弈转化为一个可以剔除的纳什均衡，(策略b，策略b)是唯一的纳什均衡解。在对监督部门的监督处于无力状态的情况下，差别税收政策的差别为行政部门与监督部门共进免费的大餐创造了机会。
情形2：差别税收对待下应得到税收优势的普通纳税人与行政、监督部门之间的博弈。行政、监督部门的策略a为行为公正，此时可获净收益为b；策略b为行为腐败，此时可获得的净收益为b+d；应得到税收优势的普通纳税人的策略a为主张税收优势，策略b为放弃税收优势，主张税收优势的成本为c，主张成功可得税收收益为a。博弈结果如表4。
经过一番较量，(策略b，策略b)是唯一的均衡，即应得到税收优势的普通纳税人会选择放弃税收优势，而行政、监督部门同样会选择行为腐败。而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布坎南在《征税权》的开篇引用的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的一段话“一条永恒的经验是，任何掌权者都倾向于滥用权力；他会一直如此行事，直至受到限制”一语中的。既然对权力的有效约束就像给老虎套上辔头那样困难重重，那么税收制度的制定应尽量避免差别对待，以减少政府手中的权力。
(五)意识形态理论及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1 意识形态理论
根据诺思的解释，意识形态是由互相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包括道德和伦理法则。人们总是受一定的道德和伦理约束行事，而一旦人们发现其经验与它不符，就会试图改变其意识形态。这就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在诺思看来，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具备以下特点：第一，因为意识形态是由相互关联的、包罗万象的世界观构成，它必须解释现存的产权结构和交换条件。第二，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是灵活的。它要既能够得到旧的团体的继续拥护，又要能得到新的团体的拥护。第三，成功的意识形态必须克服“搭便车”问题。成功的意识形态一经形成，可以发挥以下作用：第一，保持社会内部的团结和稳定，动员社会或团体成员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规模效益。第二，可以为阶级或团体的存在提供一种合法性来源，确保团体或阶级内部的团结和谐及行动的一致。第三，转变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为社会成员的行为提供一个共同的准绳；内在化于人格的一部分，使人的行为具有一贯性。
2 意识形态理论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税收政策的既有意识形态、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会对民众有关税收政策的最终意识形态产生很大影响。
情形1：意识形态对纳税人的影响。如表5。
表5中，既有意识形态是指既定对象对既定道德伦理的接受，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是既定对象对现实环境中言传身教和耳濡目染的道德伦理所产生的认知。最终意识形态是既定对象对既有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进行认识和校正后所认同的意识形态。通过分析可以发现，既有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会最终影响纳税人有关税收政策的意识形态。既有意识形态又取决于人类过去的道德伦理和既定对象的阅历。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又受既定现实环境的历史、背景和周边环境的影响。因此，在研究税收政策时，有关意识形态对纳税人的影响不能忽视。
情形2：意识形态对征管人员的影响。如表6。
分析同上，最终的结果是既有意识形态和现实环境中的意识形态会最终影响征管人员有关税收政策的意识形态。因此，在研究税收政策时，有关意识形态对征管人员的影响同样不能忽视。
(六)潜规则及对税收政策有效性的约束
税收政策相关理论篇2
关键词：纳税主体；博弈论；征纳关系
一、博弈论简述
博弈论，也译作对策论，是当今经济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中极为重要的一门理论学科，它利用数学工具对种种社会经济选项进行深入地规范分析，获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它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在利益相互制约下策略选择时的理及其相应结局。
二、税收征纳关系论概述
税收征纳关系是随着税收的产生而产生的。税收的产生，源于广泛的剩余产品、经常性公共需要、独立化的经济利益主体和强制性的社会公共权力。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劳动逐渐出现了剩余产品，出现了私有财产制度，并产生了奴隶制国家。国家出现以后，国家为了行使其职能，就必须相应地建立一系列的专门机构及管理国家行政事务的行政管理机构。自从有了税收，就有了征税方和纳税方，征纳双方的关系也就产生了。
三、税收征纳关系的博弈分析
（一）税收征纳关系的完全理性分析
税收征纳关系博弈分析的前提假定是“理性假设”，来源于经济学中的“理性人假设”。通常认为在确定条件下对理性的描述表现为经济行为效用最大化，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表现为经济行为预期效用的最大化。税收征纳主体双方各有自己相对独立的社会地位和行动逻辑，各有自己在指向上相似而在形态上各异的价值取向。
（二）税收征纳关系博弈模型分析
执法服务型模式是以纳税人是否遵从为假定前提，强调税收征纳关系统一性的一面，税务部门在执法的同时也强调服务的功效，并以此为税收收入赖以实现的主要手段，征纳双方在征纳过程中地位平等，共同推动税收实现的模式。
设t为征税主体在纳税主体“依法诚信纳税”（纳税遵从）的情况下，采用“不查”策略的得益。C为征税主体采用“稽查”策略的成本。C1为征税主体采用“稽查”（监管）策略时的税收流失。V为纳税主体在征税主体不稽查情况下，采用“纳违规”策略的得益。B为纳税主体在征税主体采用稽查策略时，采用纳税违规策而被惩罚的成本（外部成本）。n为纳税主体采用不遵从策略的概率。1-n为纳税体采用遵从策略的概率；m为征税主体采用稽查策略的概率，1-m为征税主体采用稽查策略的概率。征纳双方的收益如表1：
可以推断，较小的n值和m值对整个社会来说是有利的，因为n值小，意味着纳税主体违规行为的概率低，而m值小，意味着征税主体采用稽查手段的概率低，从而节约稽查成本。
从均衡结果可以看出，如果要降低纳税主体违规的最优概率n，就必须采取两种办法：（1）增大C2-C1，（稽查能够为国家挽回的损失尽量多）。（2）减少C（降低征税主体的稽查成本）。如果要降低征税主体稽查的最优概率m，可以采取四种方法：（1）增大a（增大纳税主体采用“纳税违规”策略的成本）。（2）减少V（降低纳税主体“纳税违规”的超额得益）。（3）增大B（加大对纳税主体违规的惩戒力度）。（4）增大U（提高纳税主体的信用收益）。
四、对税收征纳关系的政策建议
通过对税收征纳关系的博弈论模型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一）修正税收征管目标，树立为纳税人服务理念
好的税收征管目标不仅能保证税收收入的及时、足额入库，更能促进税收执法的规范，有利于实现税收征纳关系的和谐发展。
（二）优化征税流程，降低纳税人遵从成本
优化征管流程必须把握好法制、绩效、便民、责任四个原则。强化岗位责任意识，按照谁受理谁审核，谁审批谁负责的要求，进一步简化内部审核审批环节。结合行政许可法简化审批、强化监督的原则要求，税务部门应转变业务管理的方式，从原来以审批管理为主，转向以监控检查为主，充分利用信息集中共享的优势，切实加强对授权审批事项的事后监控、检查和考核。
（三）优化服务手段，提高服务水平
完善纳税服务体系。积极为纳税人拓宽纳税申报和税款缴库渠道，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金融支付结算工具。积极探索实施多种人性化服务。通过口头敦促、电话通知、文书公告、服务热线、手机短信等方式，提醒纳税人按期申报纳税、缴销发票、纳税自查，正确执行税收政策，避免纳税人过失受罚。积极探索预约服务、办税绿色通道等个性化服务。
参考文献：
[1]陈共.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2]钱宝荣.税收征收管理[m].北京：中国税务出版社，2011
税收政策相关理论篇3
一、辩证地看等国际税收竞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家所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国政府在运用宏观政策管理经济的过程中，必须面对变化的社会、技术、经济等方面的约束条件。这些约束条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国际税收竞争，它的存在使得国家自主改革税收制度和运用税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战。国际税收竞争的一个直接效应就体现在对一国宏观税负水平的影响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世界税制改革普遍采取减税政策和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税收竞争趋势有直接的关系，国际财税理论界也加强了对国际税收竞争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因此，必须对国际税收竞争的这些影响深入加以分析。
一方面，国际税收竞争尤其是恶性税收竞争的目的在于吸引非居民税基，把生产要素与经济活动引向本国。优惠的税收措施将会影响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经营地点的选择，从而使富有流动性的资本、金融及其服务业从高税负国转移到低税负国。如果各国都竞相参与减税竞争而未受到任凭约束，流动性较强的经济活动将从各国税基中消失。进而，国际税收竞争会扭曲税负的分布，引发新的不公平。在现代社会中，税收不仅是对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补偿，同时也是作为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财力。因此，在经济活动国际化的背景下，各国必须确保税收收入的相对稳定。如果不是通过减少财政支出来弥补上述税基受侵蚀造成的财政损失，则只有对流动性弱的生产要素及经济活动课以重税。显然，这种税收负担的转移降低了税收制度的公平性。
另一方面，利用包括减税在内的税收竞争手段参与国际竞争属于一国。一国有权自主地决定自己的课税安排，包括其税收优惠措施的设置。尤其是在全球资本市场已基本形成，各国货币政策运行受损的情况下，税收政策更是成为各国实现短期稳定和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工具。因而，主动减低税收负担参与国际税收竞争，以吸引更多的外国投资同时防止本国资本外流，发展国内经济，也是提高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研究发现，那些选择通过向其他企业和公民征收较少税收收入进行竞争的国家里，经济增长得更快，而选择由高税收筹集资金的大政府和更多服务的国家，其经济增长就要慢一些。可以说，国家之间合理的税收竞争已成为一国有效分配资源的可选择的重要手段之一。此外，适度国际税收竞争也将有利于税收中性原则的贯彻。通常认为，高税率、歧视性的课税范围和不规范的税制内容都将作用于经济，影响纳税人的决策和行为，从而破坏税收中性。而在税收竞争潮流的冲击下，各国纷纷实行了一系列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改革，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收对经济活动包括对劳动、储蓄和投资的扭曲作用。如果基于全球视角，将全球视为一个共同市场，税率的降低带来的全球性税负减少从整体数量上削减了税收的额外负担，从而使资源配置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优化，提高了国际经济效率；扭曲作用的削弱还源于税基的扩大。税基的扩大拓宽了税收政策工具调节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歧视性课税范围对纳税人经济行为的诱导作用。
因此，必须坚持对税收竞争进行客观、全面、辩证、发展的理解：税收竞争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下国际税收关系发展的一种必然现象，这是税收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式；但过度的税收竞争将反而阻碍经济全球化进程。因而走“税收竞争----税收协调”之路是未来国际税收关系应取的趋向。简言之，坚持国际税收竞争的辩证观是考察宏观税负问题的重要也发点。
二、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新态势
当前国际税收竞争已出了不少新动向，而这与国际资本流动新特点与国际经济形势日趋严重这两方面密切相关。最近几年，国际资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资本持续、大规模流入美国，导致美国金融市场长期繁荣，并为美国经济增长提供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经济出现了许多变化。美国近年来持续的经济增长开始放缓，所谓“新经济”乐观氛围下带来的股票市场价格上扬开始了价值回归的过程，金融市场动荡不断。欧洲国家的经济受制于各国自身经济结构上的深层次矛盾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有确定性而增长乏力。日本则由于“泡沫经济”的破灭而陷入长时期的衰退，对于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来说，金融危机造成的阴影还未退去，出口乏力和内需不足依然严重。
在这种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国际资本市场也面临着新一轮的调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谋求通过各种方式吸引国际资本，刺激国内投资和需要，拉动经济增长。而税收工具则成为各国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重要组织部分。当前的世界经济正在引发新一轮的大规模减税运动。可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现实背景下，税收竞争已成为提升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环节。
就发达国家而言，其减税的主要目标是刺激国内市场消费和投资，振兴经济。美国国会于2001年第5月底通过了今后10年内减税1.35万亿美元的法案，其重点是削减个人所得税。在全部减税金融中，个人所得税占近65%。这一减税法案希望不仅能拉动消费而且将对技术创新和中小企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加拿大在2000年的财政预算中制定了一个五年的税收计划，这项计划将减税580亿加元。其主要措施包括降低税率与其他减税的措施，期待在未来5年内使加拿大公司税率与西方主要工业国税率大体持平。法国在2000年9月开始在今后三年中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减税总额估计高达1200亿法郎。减税涉及到个人所得税、公司税、汽车印花税、石油内部产品税以及社会保险分摊费等五个税种。德国在2000年5月通过了一揽子措施来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税的方案，规定到2005年为止，每年削减450亿马克的税收，以此来促进德国的经济增长。而日本也于近期考虑采取包括减税在内的各种措施，以刺激低迷的股市和增强消费信心。
就新兴市场国家与地区而言，其减税主要是为了吸引外资流入，以解决金融危机过后经济重建过程中出现的资金供给的巨大制品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大量资金的问题。东南来国家的减税和税收优惠的实施力度尤为强劲。印尼政府在2000年提出了以税收优惠为核心的新的外资政策。新加坡对生产和研究开发领域的设备投资采取了减税政策，较大幅度地降低了外资企业的税负。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政府吸引外资的新政策也基本上是围绕新一轮减税的竞争而展开的。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巴西、匈牙利、俄罗斯等也纷纷制定了一系列鼓励外商投资的减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发巴西允许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而制定自己的税收优惠政策，各州可根据实际情况向外资提供高于联邦政府确定的优惠政策等。
总而言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日益深入和现代世界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供求矛盾的加剧，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在进行新一轮的减税改革，一求吸引外资，二求刺激国内经济。这种减税运动客观上造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加剧。这说明，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税收政策越来越成为政府对经济管理的重要工具。但必须注意的是，这种减税是和税制规范和优化结合在一起的。税收中性、收入公平分配以及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等多重原则之间的有效结合日益成为各国在市场经济深入发展过程中所致力实现的目标。
三、应对国际税收竞争和积极财政政策的持续性
研究当前国际税收竞争态势的现实意义是多重的，这不仅包括我们应积极应对国际税收竞争挑战，合理适度地运用税收竞争政策，也包括应加快税制改革与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确定宏观税负水平。笔者在这里要说明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应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从税收在我国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中的内在作用和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国际财税背景这一新角度，来研究当前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问题。
什么是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不少学者都发表了很好的观点，在笔者看来，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至少可以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效应的最大化，二是这一政策在执行时风险的最小化，三是这一政策的适时调整乃至转换。从总体上说，我国自1998年以来执行的积极财政政策在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并加以完善。其一，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效应是有目共睹的，从中国特定历史条件出发，以发债作为主要形式的积极财政政策在扩大内需、遏制通货紧缩趋势方面已经取得了重大成果。这既表现在我们对这一政策实施妆对当时形势的准确判断，又表现在我倦该政府执行中对政策取向与政策组合的合理选择。其二，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风险控制，这几年的实践也已证明是成功的。中央对于这种带有阶段性、应急性特点的财政政策，已经明确指出并充分考虑到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财政风险，在发债空间的把握、国债项目建设质量的保证、抑制通货紧缩趋势与防范通货膨胀新苗头并重、短期财政政策运用与财政资源长期可供给性的协调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绩。其三，关于积极财政政策的适时调整是一政策持续成功的重要方面，这几年成功的实践包括了对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体措施的选择、与稳健货币政策等相关政策的配合等。与此同时，我们对积极财政政策运用与长期财政平衡观的辩证关系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并逐步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来研究在一一历史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转换问题。
在充分认识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我们也应看到，从如何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这一特定角度出发，特别是随着积极财政政策运用的外部环境因素的变化，现有的政策组合选择中仍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许多学者已从不同角度对积极财政政策的完善提出了不同的建议。笔者认为，作为一种完整的财税政策组合，积极财政政策必须充分考虑税收作用。只有充分发挥税收作用的积极财政政策，其可持续性才是完备的，因此应将税收制度和税收政策内在化于积极财政政策之中，并结合税收这一内在因素的外部环境变化来调整积极财政政策。应该说，税收在近年来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与宏观调控中已经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税收收入的稳定增长为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提供了财力支持，我们实行了鼓励投资与消费的一系列税收措施，出口退税体制的不断改进与运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应。与此同时，我们也认识并论证了在一定历史阶段上暂时不采用减税手段作为积极财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从税收角度来考虑积极财政政策的可持续性，我们要充分注重国内外经济形势变化对积极财政政策进行调整的必要性，清醒认识以举债为主要手段的积极财政政策可能积聚的财政风险，认真探讨对宏观税负水平进行必要调整是否会有助于积极财政政策发挥最大效应。
具体说来，适时考虑运用一定减税方式来完善积极财政政策的组合，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前述国际税收竞争加剧带来的外在压力，这一环境变化要求我们要适当降低宏观税负水平。笔者认为，结合国际税收竞争的新态势进行税制改革和适度减税是保证积极财政政策可持续性的重要环节。其一，适当减税将有利于积极财政政策效应的更好发挥，税制设置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制度因素，一个良好、有效的减税方案可以增加企业的活力，从而在增加产出扩张经济的同时，使政府的财政收入取得动态的同步增长。其二，应将减税和规范税制的改革同步进行。针对我国当前现实，减税有可能在短期进一步加万里我国的财政困难，因此，必须深化税制改革，规范税制，加强征管，有效保证必要的税收收入。其三，考虑到国际税收竞争的压力，适当减税，参与合理的税收竞争可以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相对有利地位，是我国在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减税、规范税制和扩大公共开支相互配合、同步实施的做法将会加强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与可持续性，体现政策工具相机选择的稳定性，从而提高财政安全度，并达到在中长期有效发挥财政调控职能的作用。
在合理适度减税和规范税制改革的具体操作上，一是应减轻企业所得税负；二是加快将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的步伐；三是减免高新技术产业税收负担；四是适当降低消费税税率，鼓励汽车和住房等耐用品的消费；五是完善个人所得税制，扩大征收范围，实行分类和综合所得税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体系；六是在降低税率和取消个别税种的同时，适时开征一些新税种，加强税收对经济的调控职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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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政策相关理论篇4
关键词:税收筹划;博弈论;非对称信息
abstract:asonekindofenterprisefestivaltaxbehavior,thetaxrevenuepreparationmustconformtogovernment’slegislationintention.Butinpresentsituation,thefactthatthegovernmentcollectstaxwhilethetaxpayersrunaftermaximalbenefitshasmadetherelationshipofthembecomeonekindofgame.therefore,toletthetaxpayershavetheirbenefitslegally,anytaxrevenuepreparationmustbeadjustedtothevariationsofthetaxationlaws.
Keywords:taxrevenuepreparation;gametheory;asymmetricalinformation
一、税收筹划行为弈论内容
随着经济的发展,博弈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分析经济现象的重要手段。“博弈”一词的英文单词是Game,是对策、游戏的意思,所以,博弈论亦称对策论。美国经济学家、数学家约翰·纳什(JohnFnash)与另外两位数学家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论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对博弈论和经济学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获得1994年诺贝尔经济奖。这标志着博弈论已和现代经济学融为一体,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间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也就是说,博弈论是研究当一个主体、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选择受到其他人、其他企业选择的影响,而且反过来影响到对方选择时的决策和均衡问题。博弈论的基本要素包括:博弈的参与人;博弈时对弈者可利用的信息、行动、策略以及博弈的结果、支付。其中参与者、策略和支付函数是博弈论必不可少的三个基本要素。
税收筹划行为弈论的基本要素可以归纳如下:①税收筹划行为中的对弈者(player),包括作为征税主体的各级税务机关与纳税主体的企业、单位和个人。②税收筹划行为中的行动(action),它是税收筹划博弈者在税收分配过程中采取的决策变量的集合。如征税主体应建立什么样的税收政策,应采取怎样的征管模式和稽查方式;纳税人应如何加强财务管理,如何进行纳税申报,如何缴纳税款等。③税收筹划行为中的策略(strategies),就是征纳双方在现有的税收环境下所采取的税收行动规则,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④税收筹划行为中的信息(information),是指有关税收方面和纳税人财务管理方面的知识,包括各项税收法规和税收制度,企业的财务管理状况,征纳双方的行为特征及行为规律等。⑤税收筹划行为中的收益(payoff),指税收筹划对弈者所得或预期所得的效用,如征纳双方都尽力获得最大效用,即税务机关采取一切策略提高税收收入,而纳税人则想尽一切办法或策略进行筹划以达到少纳税或迟纳税的目的。这是税收筹划博弈中对弈者最关心的核心问题。⑥税收筹划行为中的结果(outcome),是通过筹划征纳双方达到的结果,如税务机关通过努力完成税收收入任务及纳税人通过筹划达到少纳和迟纳税款的目的。
二、税收筹划空间的博弈论分析
所谓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纳税行为发生之前,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根据政府的税收政策导向,通过预先的合理筹划与安排,对税法进行精细比较后,选择最优的纳税方案,以求减少税收支出或者取得货币的时间价值。税收筹划决策流程图为:
从这个流程图我们可以看出,税收筹划是企业在生产经营管理中的重要理财环节,是事前的一种“谋划活动”,其目的是少纳税款或迟缴税款。这种活动的前提必须是企业尽量在不违反税法的前提下搜集信息,然后筹划主体通过认真分析与比较,寻找能够达到筹划主体理财目标的各种纳税方案,通过对这些方案进行分析比较,最后付诸实施,并在实施过程中根据获得的更完全的信息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再修正,而后再实施。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需搜集的信息包括两方面:从企业的角度来讲,它对自身的筹划目的、财务状况和经营管理水平有着充分的了解,并且熟悉和掌握国家的各种税收法规和政策,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方面的信息是完全的。另一方面,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还要及时了解一些外部信息,如同行业的发展状况,国家税收政策的变化与调整等,事实上,作为一个企业无法准确预测和掌握外部环境的变化时间、变化方向以及如何变化等。比如国家既定的税收政策对企业来说是透明的、公开的,但是一旦作为立法者的国家修改税法、完善税制,纳税人如果不能及时进行应变调整,就难免要遭受损失。此时,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信息不对称。对于国家来讲同样如此(这里为了分析方便将外部环境抽象为涉税政策、法规的制定者:国家),税收法规政策的改进完善是建立在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后的反馈信息之上的,但是国家无法及时并准确掌握企业将要如何利用现行税收政策法规,采取何种方式进行税收筹划。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国家利益和纳税人利益在数量上的消长关系反映并决定了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在指向上相似而在形态上各异的价值取向,一方面,政府凭借国家权力要尽可能的多征纳税款;另一方面,纳税人基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虑会尽可能少的缴纳税款。因此,以政府为主体的征税人与以企业为主体的纳税人成为博弈的双方[2]。在博弈的过程中,博弈双方可以在遵守某种协议的条件下实现一种理想状态,即“纳什均衡”,而该均衡的前提是双方遵守协议的收益大于破坏协议的收益。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博弈双方都有不遵守协议的动机,那么协议的制定就成为问题的关键。所以,作为征税主体的国家在制定税收法律制度时既要考虑纳税人的生存发展,还要考虑税源的可持续增长,从而必然会预先为纳税人留出一定的空间,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行空间。
三、税收筹划行为的博弈模型分析
经济学对人的行为的考察是建立在“经济人”的理论假设基础上的,所以,谋求主体利益最大化是税收筹划博弈的实质性目标,具体来讲,就是征税人以依法治税为前提的税收收入最大化,纳税人以可承受风险为最小的财务利益最大化。绝对的税收遵从模型并不存在,因而征纳博弈就不可避免。如果企业选择进行税收筹划,那么必然会与征税方发生利益博弈。这种博弈是企业先行动的动态博弈。有些筹划活动可能完全在税收制度约束下展开(比如利用税收优惠),但有些税收筹划活动,其合法性需要由税务机关进行界定(比如转让定价)。在这种情况下,税收筹划的收益变得具有风险。企业能不能进行税收筹划需要依赖于对税务机关行动信息的判断,下面我们用一博弈模型进行分析。
1.模型的建立
参与人:纳税人—企业;征税人—税务机关
模型中各变量的含义——U:企业的收益函数;Y:企业的实际收入;t:企业应纳税额;C: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成本;a:税务机关税收检查的成本;B:税务机关认定企业税收筹划不合法而对企业的罚款;m:企业税收筹划所获得的收益。
当税务机关不进行检查或者经检查认定筹划行为合法,企业收益函数为:U=Y-t-C+m;反之,若税务机关检查且认为企业筹划行为非法,企业收益函数变为U=Y-t-C-B+m(见图2);具体支付矩阵见图3。
2.对模型的分析
假设企业认为税务机关进行检查但税收筹划不合法的概率为p,检查合法的概率为1-p,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概率为R=1,不进行税收筹划的概率为0,该情况下预期收益可表示为:
π(1,p)=p(Y-t-C+m-B)+(1-p)(Y-t-C+m)
π(0,p)=p(Y-t)+(1-p)(Y-t)
令π(1,p)=π(0,p),得均衡概率p*=(m-C)/B
分析说明:
①税收筹划收益m越大,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概率也越大;m越小,税收筹划的概率也越小。
②税收筹划成本C越大时,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概率越小;C越小时,税收筹划的概率越大。
③税务机关对企业税收筹划不合法的惩罚力度B越大,企业税收筹划的概率就越小,反之则越大。
3.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博弈模型分析结果可以表明,企业进行税收筹划并不是一件容易和简单的事,任何一种税收筹划方案都不可能永远是最优的,都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存在着一定的风险。因此,随着税收法律环境条件的不断变化,纳税人一定要因时、因地制宜地设计具体的筹划方案。
①企业(纳税人)自身必须全面了解国家宏观经济环境及政策,特别是要通晓税法。正如前面所分析:税务筹划取决于纳税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内在动机和国家税收制度、政策等外部环境,应该说能够使税务筹划得以真正实现的决定性因素是外部税收制度及国家其他(如投资、外汇管制等)政策和制度等外部环境,这也是税务筹划的一个独特之处。目前,我国现行税制还不太完善,纳税人应该在认真学习与掌握税收政策后进行合理、合法的税收筹划;从微观角度来看,税收筹划行为不违法,能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真正实现节税目的;从国家宏观经济角度来看,税务机关可以通过企业的税务筹划行为来洞察国家税收政策执行的效果,发现并堵塞税收法规和政策的缺陷和漏洞,使税制日臻完善。
②纳税人要与时俱进、因地制宜、不断更新税收筹划方案。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税收政策作为国家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以便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所以要求纳税人在利用某项税收政策进行税收筹划时,应对政策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预测并防范筹划的风险。必须指出,在税收的计税差异、政策差异和税制设计缺陷给予的税收空间中,不同纳税人的选择环境都是相同的,关键在于能否及时发现并利用空间。“纳什均衡”是一个动态平衡,政府会根据经济发展情况与税收法规的制度缺陷不断地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不断地调整税收筹划空间。企业要不断地发现和利用税收筹划空间制定新的筹划方案,伴随着博弈双方对该空间的认知程度,在约束与博弈中达到新的“纳什均衡”[2]。
③建立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提高企业的财务管理水平。从模型分析可以看出,企业税收筹划的概率,不仅与税收筹划成本有关,而且与预期税收筹划收益有关,所以,这就要求纳税人在一定的财务管理水平下对税收筹划成本及收益进行预测,以节税利益最大化和所花费成本最小化为原则,在现有的条件下权衡利弊,全面分析,开展有的放矢的税收筹划活动,以期实现企业利益最大化。另外,当前我国税收制度与会计制度的差异性很大,且纳税人的税务会计和财务会计并未分设,虽然规定在财务会计制度与《税法》不一致时,计缴税金应以后者为准,但两者在会计上要统一反映,有时还是难以完全统一的,甚至还有矛盾,所以要求企业的财务管理人员一定要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与《税法》的相关制度,力争做到既能使企业受益,又不违反《税法》的合理的税收筹划方案。
参考文献:
税收政策相关理论篇5
自改革开放的30多年以来，我国的对外贸易取得巨大发展，在这30多年的不平凡历程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远远高于世界同期的对外贸易增速中，从占全世界贸易比重的1%提高到11.2%仅仅用了三十五年。与此同时世界货物对外贸易的第一大国也由此而得，在全球货物对外贸易的排行榜上上升了三十一名，跃居第一，成为世界上的货物对外贸易的第一大国。贸易伙伴的增加也是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一大标志，与2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贸易合作伙伴关系，再也不是改革开放初期几十个国家的惨淡场景。多元化的对外贸易经营格局体现在对外贸易经营主体的变化，如今已是民营、国有和外资代替了单一的国有对外贸易公司。在我国对外贸易如此发展壮大的同时，对外贸易的税收政策也在慢慢发生着改变，研究对外贸易税收政策的创新对我国新常态时期的对外贸易有着重要的意义。贸易政策是重要的经济调节的方法，在这演变的过程中也逐渐在我国的对外贸易管理中越来越重要。对外贸易的税收政策在大量的对外贸易中税收中应运而生。对外贸易的税收政策之所以在不断调整，与其定义的主题是密不可分的，贸易保护和自由都是追求的目标，因此各国的在世界贸易中的地位也因此而变化着。对于我国而言，目前经济和对外贸易都正处于新常态的时期，如何在贸易矛盾争端不断的国际贸易中更好的将对外贸易政策应用到维护我国的利益中，不断创新对外贸易税收政策，完善其创新体制，是我国目前亟待研究的重点。
二、税收政策在国际贸易中的创新历程
在对外贸易中运用的税收政策，源自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国际贸易中税收政策的不断创新和改变中，对外贸易中的税收政策主要在贸易保护和贸易自由这两个主题内容上进行改变。对外贸易的税收政策，无论是在传统理论支撑下，还是新时期的理论研究中，重要的都是反映这各个时期不同国家对外贸易地位和对外贸易需求的情况，贸易税收的政策也广泛应用于各个时期的贸易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贸易税收政策在古典理论支撑下的情况
古典的贸易理论的重要观点之一是在各国劳动生产率和要素为基础，综合分析贸易与分工的产生情况。其中古典贸易中绝对优势理论和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及其要素禀赋理论都起到基石的作用。在贸易税收政策上，把贸易自由化和福利最大化作为主要目的，弥补关税带来的福利损失和分工优势劣化的弊端，强调各国降低甚至取消关税，最大程度上减少对外贸易的限制，大力支持贸易自由化。
2.贸易税收政策在贸易保护主义时的情况
贸易保护理论强调保护本国利益不受侵犯，一定要对进出口进行相关干预。在贸易保护主义的代表学说中幼稚产业保护论、重商主义、“中心一”等都是有提及。这些理论的共同之处是都强调要保证本国产业的发展，同时依靠出口退税刺激对外贸易带动自己国家的发展。
3.税收政策在新贸易理论支撑下的情况
在上世纪末，规模经济和不完全竞争被经济学家纷纷引入对外贸易的理论中来解释解决在国际贸易中初现的各种新问题。新贸易理论中指出如果贸易只在一国中不对外贸易，则产品差异需求和规模经济之中的矛盾将不能解决，也正因为产品差异化需求和规模经济的存在，使得企业可以有机会获得垄断能力。国际贸易不同之处就是在于可以通过不同的国家生产不同层次和批量的产品，既使消费者满足于对相同产品不同层次的需求，又能实现规模经济，从而两者之间的矛盾问题自然化解。新贸易理论下的贸易税收政策主张政府通过税收和产业政策，为有前景的企业提供各种支持，使其获取规模经济。通过上述的分析，对外贸易的税收政策经历了漫长的创新改变的历程，而不同对外贸易的俄税收政策的应用也源自于不同时期学术专家研究的贸易理论。一定程度上来说，自由贸易理论要求降低甚至取消对于关税的限制，减少政策对于贸易的干预，换个角度讲，贸易保护理论则主张通过各种限制措施促进本国产业的发展和本国的出口对外贸易政策作为国家经济政策中的重要内容，是一种调节和发展各自国家贸易的重要手段，是本国的经济政策在国际上的延伸，因此各国相当重视本国对外贸易税收政策的制定。
三、新常态下我国对外贸易税收政策的调整
新常态时期，全球一体化的合作更加深入，我国对外贸易的税收政策也会做出新的自身定位和调整，一系列的对外贸易优惠政策也因此而备受关注。
1.新常态时期我国贸易政策的变动
在我国对外贸易税收政策中关税是其核心的部分，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保护本国产业不受影响并增加财政收入。自从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的关税水平在逐年的下降，对于关税发挥的功能也在不断发生改变，越来越削弱了对我国自己产业的保护。关税进一步的下降必然会影响其在财政收入中的地位。从具体的方面进行分析，关税的下降必然会刺激外国产品大量涌入我国，也会带动我国产品的出口量增加，关税收缴的基数增大所收税额总数必然也处于增加的状态。我国进出口数额增加，相对弱小的产业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关税的降低就会造成其保护产业的作用降低。除了关税之外，出口退税是我国对外贸易税收政策的又一重要内容。新常态时期下，我国大力升级推进改革开放，在这过程中利用出口退税，充分发挥其作用促进我国产品出口，保护我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变得越发重要。但在分析近些年来我国出口退税的情况，不难发现其功能偏离了预期，出现了一定的偏差，究其根本是对出口退税改革不彻底带来的资金短缺情况，不能及时到位的促进我国产品的出口并促进我国产业额的发展即是其功能出现错位的表现，从而不能响应国家“走出去”的号召。除了上述分析的两项内容外，反倾销税是我国对外贸易税收政策的重要环节，也是目前世界各国纷纷采用的保护各自国家贸易的有效方法。但分析目前我国保护本国产业的现状，不难发现反倾销政策的保护作用发挥的并不到位，仍需对其规定进行完善，跟上其他先进国家的步伐，因此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反倾销的功能。
2.针对新常态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税收政策调整的思考
作为首要的是要重视并强化对我国本土产业的保护，充分发挥对外贸易中税收政策的保护功能，凸显其保护的重要性，甚至可以减弱其在财政收入中的功能。不提倡关税的财政收入功能而重视其国内产业保护功能的其原因主要在于降低关税的同时要保证关税收入势必要增大税收基数，而扩大税收基数是扩大出口带来的变化，进口的大量增加即会冲击我国国内的产业，造成贸易条件的恶化。凡是都有两面性，在关税税率升级保护国内产业的同时，也要有节有制有度，充分认识到其局限性和弊端，尽量避免产生关税税率造成的贸易双方同构化和恶性竞争的现象。其次，进一步改革出口退税的相关规范，保护并鼓励出口，是“走出去”战略实现真正的走出去，在我国产业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运用不同的鼓励措施，实现对境外扩张的不断推进。对于发展势头良好且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且具备竞争力的产业，应积极鼓励并保护其出口，在国际市场占有一席之地；而对于吸纳劳动人口促进就业并具有一定竞争力的产业也要积极鼓励和保护，减轻其缴税压力，帮助其改善技术，促进技术革新，提升竞争力。采用不同的策略对待不同层次的国内产业的发展壮大。最后，加强对反倾销政策的运用，增强与其他国家的分工与合作，避免反倾销税冲击我国的产品出口。与关税和出口退税相比，反倾销税的可控性要差一些，而且不同国家的主观性很大程度影响反倾销的认定，反倾销滥用成为近几年来的不良现象。对于我国来讲，在谨慎使用反倾销税收政策的同时又要防止其他国家滥用反倾销措施对我国产业造成伤害。积极借鉴、建立和完善我国反倾销法律法规，灵活的处理反倾销的方法和方案，预警其他国家的故意反倾销伤害，时刻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
四、新常态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税收政策创新的思路
1.站在长远贸易的角度分析研究
我国今年来的税收政策，发现对外贸易税收政策不仅仅是税收的问题，牵涉面极其广泛，贸易保护主义一直是我国对外经济面临的难关，而且对外贸易的税收政策很容易演变成国家之间贸易摩擦产生的导火索。因此，应站在长远贸易的角度深思熟虑对外贸易政策的问题。对于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要更多的考虑全球化的大背景，明确了解自身的不足之处，在深入挖掘世贸组织规则的基础上，及时完善我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加强防范争端的能力，灵活应对贸易摩擦。
2.适时调整对外贸易税收政策，促进对外贸易的平衡。
目前情况下我国的贸易顺差一直存在，对外贸易中的摩擦一直不断，促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贸易平衡发展是创新机制改革的重点。在研究我国对外贸易创新机制时除了要贯彻国家的区域和产业政策的同时，重要的是符合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对我国的对外贸易情况作出合理的定位。对于新常态时期而言，在制定对外贸易税收政策的时候，要保证税收政策的实用性，达到预期吸引外资的目标，使改革后的对外贸易税收政策能够积极鼓励出口，保护并引导我国本土产业的发展，充分发挥其针对性和有效性。另外，在挖掘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时时刻保证以其规则为基础，在履行自身义务的基础上，利用规则的空间充分发展本国经济。例如，通过纠正一些有违国民待遇的税收优惠政策，努力构建统一的对外贸易税收优惠政策，逐步取消部分属于禁止性补贴范围的税收优惠政，消除对外贸易税收歧视政策等。
3.积极完善我国的出口退税制度。
由于相关制度的欠缺，造成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中出口退税政策在调整和完善时存在一定问题。国务院确立“未征不退”和“彻底退税”等系列原则为我国对外贸易中出口退税改革提供了思路。由于在目前的出口中存在报关口岸、出口货源和出口企业不一的情况，造成很难掌握出口的产品的实际赋税，变相的补贴产生不必要的对外贸易争端。因此，一定要积极完善出口退税工作，引入先进的管理手段和方法，规范退税流程，杜绝骗税行为，不断升级完善我国对外贸易出口退税的制度完善出发，构建科学的出口退税制度。
4.提高国内产业竞争力促进对外贸易税收制度改革。
营商环境要与世界接轨，与法制相连；加强对贸易过程的监督与管理，使贸易变得更加快捷方便；进出口环节收取的费用需要规范化；面对外贸带来的摩擦，要积极主动应对；加大力度建设对外贸易的诚信体制；积极引领外贸企业快速调整企业结构，提高质量与效率，建立有核心竞争力的跨国企业集团。将贸易与产业结合起来，以创新来推动进步与发展，努力协调好贸易政策与产业策略。从各个方位，整个过程来提高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断改进与更新加工贸易的方式，加快沿海地区加工贸易的升级步伐转型速度，全面促进新常态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税收政策创新机制的改革。
五、总结
税收政策相关理论篇6
关键词：政策性税收、筹划、逻辑、技术路径
政策性税收筹划起点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理论，税收制度的非均衡可理解为税收博弈的参与人对现行税制不满意状态，从供求关系看，是指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不一致的一种状态。政策性税收筹划实际上就是对税收制度非均衡的一种反应。
从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实践看，我国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主要表现为税收制度的需求缺口，即对新的税收制度需求的产生先于该制度实际供给的形成，从而造成税收制度有效供给的不足。税收制度的非均衡产生的原因主要是源于税收政策实施中的统一性与行业执行特殊性的矛盾。因为现有的国家层面上的税法与各种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基于全国“一盘棋”的考虑，强调全局性、统一性、整体性。但从现实的情况看，由于国民经济中各行各业存在巨大差异，使形式上公平的税收法律和政策在实施中出现结果上的不平等，压抑了行业生产的积极性，势必会影响到该经济主体的利益，导致其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失去同其他同类企业竞争的公平性，从而导致效率损失。税收制度的非均衡必然意味着现行税制安排的净收益小于可供选择税制安排的净收益，而基于行业特殊性的对原有税法与税收政策的修正和部分的改进，正体现了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由于这种改进符合公平与合理的税收原则，国家的利益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因为行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将大幅度增加，形成税收制度创新的潜在收益，导致新的潜在制度需求，从而构成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起点。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过程是税收制度由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税收制度的非均衡表明了潜在收益的存在，而这种潜在收益在现存制度中是无法获取的。只有通过改变原有的税收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新的均衡基础上的制度安排才能获得潜在收益。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轨迹就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
这一逻辑路径的主要思想是，现行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是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出发点，政府和税务部门应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纳税人对税制的接受程度，不断地调整税收制度供给以满足税收制度需求，从而实现税收制度由非均衡到均衡的运动。
需要指出的是，在税收制度创新过程中，参与税收制度创新的主体地位不同。政府作为税收制度的供给者，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进行税制设计和政策选择。同时，特大型企业集团作为税收制度的需求者，有从自身利益出发选择有利于自己利益的税收制度的动机。反映双方利益最大化税收制度的均衡既不单方面取决于税收制度的供给，也不单方面取决于税收制度的需求，而是由该制度的供给和需求共同决定的。然而，由于国家追求税收政策全局性、统一性、整体性的目标导向和信息的不完备性，国家追求潜在收益的积极性相对微弱，相比之下，处于市场竞争的企业在生存本能的驱使下对这种潜在收益的追求要强烈和持久。因此，税收制度主体是企业，而国家只不过是名义的税收制度的供给者而已。
政策性税收筹划反映了特大型企业集团对更合理的税收制度的需求，承认了上述特大型企业集团在税收制度形成和创新中的主体作用，即这些大型企业集团不是被动地接受国家既有的税收制度，作为市场竞争和国民经济建设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它还是我国税收制度创新的主体。从近年来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实践看，我国的石油、钢铁、电力等行业的大型企业集团在税收制度创新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 政策性税收筹划的技术路线
由于政策性税收筹划是对国家税法制度的筹划，它要改变不合理的、与行业特征不适应的税收政策，与一般性税收筹划相比，政策性税收筹划要艰难得多。根据上述政策性税收筹划的逻辑路径，政策性税收筹划的技术路线如下：
深入研究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进行政策性税收筹划的企业首先要深入研究税收理论和税收制度，准确把握税收理论的前沿和税收制度演进的规律。国家税收政策代表着国家的利益取向，税收制度的改革方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家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只有准确把握税制完善的方向，才能为政策性税收筹划营建成功平台。深入研究国家现有税收制度的非均衡性。国家税收制度的设计均是从全局和宏观角度出发，而国民经济的各行业却是具体的、特殊的。只有善于敏锐地发现并深入研究国家现有的税收政策对行业生产的非均衡性，才能提出合理的税收制度改革的建议。
提出政策性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作为一种特殊的对国家税收政策的筹划，不能将政策性税收筹划片面地理解为向国家“要政策”，政策性税收筹划要遵循“有理”的原则。我国石油企业在进行石油增值税筹划时就提出石油全生产过程理论作为其筹划依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加强与国家税务机关的交流与沟通，形成税制改革的基本意见。企业要向国家税务机关如实地反映情况，强调现有的税收制度由于对行业生产的不适应性，最终会损害国家利益，从而提出兼顾企业和国家双方利益格局的税收制度改革方向。
形成具体的国家税收修正政策的实施细则。作为政策性税收筹划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在国家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形成既体现国家利益，又反映行业特殊性的具体的国家税收修正政策的实施细则。实施细则的制定和颁布标志着政策性税收筹划的完成。
与一般性的技术层面上的税收筹划不同，政策性税收筹划是高层次的筹划，它是在对自身生产特点和产业特征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改变不合理的、与行业特征不适应的税收政策，其实质是国家税制的改革与创新。显然，这一特征决定了政策性税收筹划的使用范围。一般而言，政策性税收筹划只适应于我国特大型企业集团，这类企业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具有税收制度博弈的实力。企业进行政策性税收筹划不但可以提高自身竞争力，而且可以丰富我国税收筹划的理论。
参考文献：
税收政策相关理论篇7
关键词：税制改革；社会心理；嬗变
中图分类号：C91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11）04-0065-03
税收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纳税是公民权利和义务的集中体现。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我国税收体制机制全面转型，国家税收与公民的切身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使得公民的纳税人主体意识不断提高，对国家税收政策更加关注和敏感。近期税制改革一系列政策措施出台在社会上引起较大议论和反响，形成了针对税制改革的特殊社会心态，值得关注和研究。目前，对税制改革与社会舆论、社会心态之间的互动研究尚不多见。本文通过梳理分析新闻报道、网络热点、论坛帖子、个人博客等关于税制改革的社会评论、意见和个人感想，试图概括由税制改革触动的社会心态演变形式和规律，进而阐明当前税制改革与社会心理嬗变之间的互动机制。
一、社会关注的税制改革热点问题
现行税制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行重大改革基础上，经过不断完善逐步形成的。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为适应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我国又对税制进行了一些重大调整和完善，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税制改革。然而在中国现阶段，社会民众因其特定的视角和价值取向，仅仅关注与自身的经济收入、家庭负担和生活感知密切联系的税收政策领域。因此，只有进入广大民众视野的税制改革，才真正成为社会关注的所谓“热点问题”。通过对新闻舆论和网络评论的梳理和分析，发现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问题。在1600元的基础上，2008年3月起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上调为2000元。对此，广大工薪阶层给予积极响应和支持。但是，更多的专家学者和民间声音认为，这个起征点依然不高，不能完全起到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尤其是对中低收入者不利，甚至有人倡导起征点应该上调至5000元以上，该话题在中国社会的影响力持续发酵和延烧，不时就会凸显和讨论一次。
房产税新政策出台问题。近几年全国各地房价上涨较快，买房难成为涉及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不断有社会舆论要求通过政府行为尤其是税收手段来遏制房价过快上涨。在购买和持有环节征收重税，打击投机性购房行为成为社会普遍共识。2011年1月，重庆和上海的房产税新政策试点方案出台将该问题进一步推到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
车辆购置税税率调整问题。车辆购置税是影响百姓购车的重要因素之一。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汽车行业的冲击，2009年初国家决定减按5%征收小排量车辆购置税，激发了家庭购车热情，刺激了消费需求。2011年初车辆购置税税率重新调整至10%。税率的变动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使得在税率调升之前的突击性购车和调升之后的普遍观望成为中国社会的独特景观。
宏观税负负担问题。与税制改革密切相关的，是对所谓中国税负痛苦指数的热议。福布斯称，按其方法测算，2009年中国税负痛苦指数为159，在其公布的6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列第二，仅次于法国。［1］对这个数据，一度吸引了国内媒体的关注和网民的热烈讨论。对此，国家税务总局领导专门撰文进行评论，在网络上引起了政府和民间意见交锋。
除以上几个问题之外，资源税改革、燃油税附加改革等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话题也是和社会议论的热点，较易引发特殊的社会心理反应。
二、社会心理嬗变的特征与态势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近期税制改革对中国社会心理产生较为直接的影响，引发出多重、复杂的社会心理反应。社会心理嬗变的现象折射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社会期待和实践成效，值得关注。
中国社会对税制改革心理预期强烈，普遍希望通过改革优化目前税制结构。改革开放初期，大多数中国公民对纳税人身份的认识比较模糊，很少从纳税人的角度来认识和界定自己的身份；新世纪以来，一个显著的变化则是纳税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即高度认可和重视自己的纳税人地位，认清了自己和政府之间的“契约化”事实。主要表现在：对纳税人各项权利的关注和行使，对税务机关不当行政行为的质询，对公共财政透明度的关注，对税收收入使用的关注等。尤其是随着新闻资讯的发达，国外的财税政策和实践成效为国内民众所了解，民众在对比中感到不解和困惑；在对过去和现在的个人税收负担的对比中，产生了纳税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重的个体印象。日常生活中的对税收政策的直接感知，在网络上大量汇集、交流和扩散，使得对目前税收政策不满的社会情绪蔓延开来，成为当前中国社会比较普遍的情绪，不仅仅低收入阶层有怨言，中产阶级的部分群体也不甚满意。这些社会心理直接转化为对税制改革的强烈社会呼唤和民间预期。政府必须高度重视这种社会心理和改革预期，以切合实际和较为成功的税制改革回应民众需求，避免不良的社会情绪持续在高位运行，对政权的合法性和社会稳定产生潜在消极影响。
实用理性和经济实用主义心理在对税制改革的反映中占据主导地位。中国人的实用理性和务实经济心理在对税制改革的反映中显露无疑。主要表现在，仅仅关注与自身实际收入和经济利益密切相关的税种的改革动态，对其他同样重要的税制改革实践却并不关心，这反映出税制改革实践与社会关注热点之间的差异，国家倡导与民众心态之间的差异。由于国家的宏观政策主张与民间的经济理性之间存在张力，因而主流意识形态和国家话语在此处失灵，国家号召和政策倡导在纯粹的经济利益面前苍白无力。例如，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物业税是否开征、中国宏观税收负担的高低等问题持续受到民众和社会媒体的关注，始终处于曝光灯下，成为社会民众热议的话题，并且一边倒地在网络和各种媒体上获得支持，成为无形的社会舆论力量。而作为税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货物与劳务税、营业税、进出口税、环境保护税改革，关系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是非常重大和现实的经济制度和政策调整问题，但是因为与民众的直接经济收入关联不大，却难以激起民众更多的关注，因此也不可能处于社会舆论的中心。
通过税改，暴露出“仇富”心理和对社会公平问题的不满足感。在社会加速转型和贫富差距扩大的形势下，中国社会一些不正党的经济心理突出显露出来。由于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致使衍生的经济心理失衡很明显，随着收入和生活反差扩大，社会“仇富”心理日益浓厚。税收具有调节社会分配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现存税制的制度设计缺陷对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负有一定责任。相关诉求和愿望体现在税制改革上，就是要求通过税收手段和税收杠杆，加大“劫富济贫”力度。中低收入阶层希望对高收入阶层征收类似于“惩罚性”税赋的言论不绝于耳。例如，上调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开征物业税和遗产税，采纳类似西方“巨富税”的税种。这些言论和观点，其意旨除增加税收、减少收入差距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而外，也是为了宣泄中低收入阶层的内心不满和现实失衡感。从某种意义上说，税制改革只是一个侧面和缩影，只是各种社会思潮彼此激荡和碰撞的“出口”和“渠道”。由此所产生的种种新闻舆论、社会评论反映出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和利益格局调整的总体态势，折射出中国维持社会稳定所面对的较为复杂的形势和局面。
针对同一税改政策，不同社会阶层心理反差较大，极化比较明显，不同阶层之间存在鲜明的政策偏向和差异。税制改革的大方向在国家层面是同一和一贯的，包括“优化货物劳务税制，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继续推进费改税”等重大方向和趋势。但是，落实到社会之中，却呈现出“阶层化”、“分块化”甚至“碎片化”的社会反映。不同的社会阶层，出于自身的现实经济考虑，对同一税收政策表现出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态度，尤其是反映在与个体经济收益密切相关的税制改革上。例如，对年收入超过12万元的个人所得税申报，社会上就有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高收入者态度消极、刻意回避，中低收入者积极支持，热烈响应。对于房产税和遗产税的开征，因为有助于减少贫富差距，遏止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得到广大网民和民众的热烈拥护，“尽早开征”成为舆论的主流；而高收入阶层在网络和社会媒体上则成为“沉默的少数人”，尽管有现实利益的要求，他们的声音和诉求往往被其他群体舆论的洪流掩盖。这种“喧嚣”和“沉默”反映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隔阂。对待税制改革的不同态度，表明目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比较明显，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异、利益诉求和价值取向的区分度均在不断扩大，极化的社会现实比较严重，值得关注。
社会心态及社会舆论对税制改革产生潜在影响。社会心理作为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受国家政策的影响，是对国家政策的社会反映。但是，这种社会心态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对作为社会存在的税收制度会产生影响，并且间接地作用于经济社会发展。目前，因为网络的虚拟性、互动性和低门槛，社会心理和社会期许集中地在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上表现出来，形成比较强大的网络舆论力量，越来越得到中央的重视和关注。政府也更加积极地通过网络媒体了解民意，聚集民智，以使政策制定与社会民意之间形成持续互动的局面。例如，网络上近几年不断出现关于中国宏观税负和民众税收负担痛苦指数的报道与讨论，一些网友也纷纷现身说法，以自身的收入和纳税情况来说明税制存在的问题，引发了舆论同情和支持。针对不断抬升的房价，社会舆论一致要求开征房产税，通过提高多套房产持有者的纳税金额，遏止部分投机者的行为。这些舆论态势通过各种渠道反映到相关的决策部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税制改革的进程和速度。从长远看，今后还可能出现民间舆论和社会心理“倒逼”税改加速的现象。
三、社会心理的引导和调控之策
复杂交织的社会心理会反作用于税制改革，进而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因此，要加强对税制改革背景下社会心理嬗变的研究，采用适当的方法加以引导和调控，使之在健康可控的局面内发展，成为改革的有力思想支持和心理援助、舆论环境。
始终坚持正确的税制改革方向，以实绩取信于民，赢得民众支持。“十二五”时期税制改革的总体思路是“围绕建立科学的税制体系、完善的地方税体系、有效的税收调控体系，构建有利于科学发展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税收体制机制”。该思路清晰正确，今后关键在于在总体思路的指导下制定具体的税制改革政策并加以认真落实，尤其是在社会普遍关心的税制改革方面取得实效。调节收入分配是税收的重要职能，现行税制存在的缺陷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税收调节功能的充分发挥。要通过近期的税制改革，“调整收入分配关系，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最终以税制改革和其他经济社会综合改革的配套措施取得实效，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争取民意，赢得民心。
发挥专家和主流媒体作用，积极引导舆论，调控社会心理。专家学者具有丰富的税收专业知识，是税制改革的推动者和解释者；主流媒体掌握话语权，是税制改革的社会舆论营造者。但是也有少数专家学者甚至个别主流媒体违背职业道德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误导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激发民众不良情绪，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税收专家和学者应当从维护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大局出发，发表负责任的言论，对社会舆论进行正确的引导。主流媒体也要从事实出发，积极营造有利于税制改革和社会稳定的舆论氛围。相关部门应当高度重视学者和专业媒体的社会影响力，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解释说明作用和社会媒体的宣传作用，从正面引导民众和社会心态朝着健康向上的方向发展。
坚持原则，冷静应对，防止个别媒体恶意炒作。目前，存在对税制改革的强大社会压力，其中主流社会舆论的热切期盼、积极拥护，是税制改革的巨大推动力，要理解好、把握好、顺应好，激进、偏激甚至错误的社会思潮，是对税制改革进程的误导和干扰，要认真分析，正确应对，绝不能为取悦社会舆论、满足部分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放弃正确的改革方向。在社会舆论和思潮的形成过程中，也有极个别媒体为特定的利益集团服务，煽动社会舆论，误导社会思潮，甚至沦为某些特殊利益集团和海外政治势力的工具，发挥不可告人的功能。对此，应当坚持原则，谨慎处理，防止由于举措不当引发社会矛盾激化和社会舆论危机事件，造成社会不稳定。
通过舆情监测，及时准确把握社会心理动态，加强反馈和回应。税制改革是一面镜子，由此所引发的各种社会心理，反映当前的社会生态和政治生态，是非常重要的社会舆情资源。因此，要高度重视这种社会心理对政权合法性的影响和其潜在的社会动员作用，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民间舆论和民众心态及其对税制改革的态度，建立相关的社会心理评估和测量机制，仔细甄别，充分评估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对民众困惑不解的问题和现象以及由此产生的心态，要耐心地解释和说明；对消极的社会心理和舆论，应当通过恰当的渠道予以回应，从而在民众中树立起有利于推进税制改革的理性平和的社会心理。
税收政策相关理论篇8
关键词：资产价格：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其国民经济经历了持续快速黄金发展期之后(最典型代表如20世纪初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和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都会迎来资产价格的大幅剧烈波动。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金融自由化浪潮兴起，金融市场日益发展，各种资产价格波动幅度之大前所未有。与此同时，在许多国家却出现了低通货膨胀与资产价格上升共同存在的现象。各国的历史特别是美国20世纪90年代的经验表明，低通货膨胀率对于实现资产价格的适度水平而言并不是充分条件。1994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更是提出了一个令人感到棘手的课题：中央银行是否应当更多关注资产价格泡沫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的空前繁荣也从沿海城市波及到内地，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以后，我国沪深股市也经历了两年的持续上涨，对于此轮资产价格的强劲上涨，大多数经济学家将其主要原因归结为人民币升值背景下的流动性过剩，针对流动性过剩，2007年央行先后10多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至17.5％，不断刷新199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央行还连续多次提高人民币存贷款利率，截至2007年12月，一年期存贷款利率分别为4.14％和7.47％。
目前，由于世界整体经济形势的影响，中国股市已经出现了严重下跌，房地产市场也岌岌可危，但是由于利益主体多元化，各类投资主体对主要经济变量形成的理性预期没有改变之前，中国资产价格(特别是不动产价格)长期上涨趋势并没有出现根本性逆转，如何在维持经济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遏制资产价格的再次恶性膨胀，货币政策的研究必不可少，财政、税收政策的研究更显得尤为重要。
一、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
国外文献针对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但是对于货币政策是否应当关注资产价格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FrankSmet(1997)认为，资产价格的波动通过影响总需求对经济稳定产生破坏作用；资产价格是由市场套利公式所决定的，关于未来收益的预期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西方许多国家，中央银行使用mCi(货币条件指数，是短期利率和汇率的加权平均数)作为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Goodhart＆Hofmannf20011在mCi(货币条件指数)的基础上，加入了房产价格和股票价格，构造了FCi(金融条件指数)，目的在于使用该指标来反映未来通胀压力。美国经济学者利用Goodhart将资产价格用作制定货币政策的思想。对美国的数据进行了研究，试图探索直接对资产价格做出反应的货币政策能否更好地实现中央银行的最终目标。研究结论是：Goodhaa的建议无益于改善美国的经济表现。BenS.Bemanke和markGertler合著的《货币政策与资产价格波动》是关于资产价格波动最权威的著作之一。他们指出许多工业化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荷兰、瑞典和芬兰的股价和房地产价格都经历了由高涨到暴跌的周期，在此过程中，实际经济活动都受到明显冲击。他们认为即使中央银行确切地知道目前股市充斥着泡沫，一旦在通货膨胀目标制度下货币政策的表现在股市泡沫中被平均化地进行了处理，无论用何种方法进行度量也看不出明显的政策效果，而且，如果中央银行对于资产价格的变化反应强烈，则会对国民经济和通货膨胀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Benjaminm.Friedman(2000)在theHandbookofmonetarypolicy一书中，用VaR方法对美国股票价格和通货膨胀、经济产出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格林斯潘(alanGreenspan，1996)认为：要想刺破股市的泡沫，意味着中央银行比市场还了解市场。并进一步提出(alanGreenspan，1999)资产价格波动的原因很复杂，目前经济学界对于资产价格对未来现金流的贴现过程还没有相当的了解。
对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关系，国内有不少学者结合国内外资料也进行了系统分析：成家军(2004)在《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一书中对我国股票指数、通货膨胀、利率和信贷增长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从理论上将资产价格纳入到通货膨胀的测量指标中是可行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资价格测量的困难、资产价格波动较大等原因，将资产价格直接纳入到通货膨胀的新测量指标是不现实的；资产价格对通货膨胀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但不占主导地位；资产价格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股价指数对在第二期或者第三期各层次货币供应量(m1、m2和m0)都有较大影响；并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中央银行能够对股市进行有效调控的证据尚不充分。瞿强在《资产价格波动与宏观经济》一书中通过考察经济思想史构建了一个资产――信用――货币的分析框架。郭田勇(2006)在《资产价格、通货膨胀与中国货币政策体系的完善》一文中构造了中国的综合加权指数。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认为货币政策以后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关注资产价格。
二、资本市场税制理论
1、税收与资本市场的关系。elton和Gruber(1970)、miller(1986)、Schole(2002)等西方学者对课税的资本市场影响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课税能够对金融资产的收益、证券的价格、证券种类、证券交易的时机甚至资本市场的所在地产生影响。KevinHoHand指出，“尽管税收与资本市场共存的时间很长了，但关于税收对资本市场运行的影响仍然缺乏统一的认识”。oeCD(1992)等对资本市场活动对税收立法者以及国际税收制度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2、资本市场的税种研究。(1)托宾税。“托宾税”问世于1972年的普林斯顿大学詹尼威讲座(JanewavLectures)，托宾(Jamestobin)倡议对所有与货币兑换有关的国内证券和外汇即期交易征收统一的小额税收，所得收入用于在全球救济贫困，托宾税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凯恩斯《货币论》中一些观点。1991年，托宾进一步提出两级托宾税构想，后为imF财政事务部顾问、法兰克福大学公共财政教授paulBemdspahn所完善。这一构想是对所有金融交易适用低税率，以免妨害资本流动性，在此基础上再针对异常资本流动课征临时惩罚性高税收，以威慑国际游资的投机性攻击(Sphan，1996)。尽管继托宾之后，托尼尔(a
tomell)、克鲁格曼(paulKrugman)等人相继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托宾税”建议自从提出之后仍然被打入冷宫达20年之久。反对者认为托宾税“在经济上不正确”，也缺乏现实可行性。20世纪90年代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空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更是促使国际社会反思资本自由化，托宾税吸引了学术界和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视线。(2)证券交易税。J0sephStigliz(1989]等学者从证券市场运行、社会资本配置、财政收入效果等方面对证券交易税的经济效应进行了探讨。(3)资本利得税。德国学者Hans-wemerSinn(19971从经济增长、企业融资与决策、国际资本流动等方面对资本利得税的经济效应与归宿进行了研究。
国内学者关于资本市场税收制度的研究囿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极其曲折，政府有形之手运用得过滥、过频，制度性变动过于频繁，因而相关的定量研究成果不多，现有的研究成果包括：1、中国资本市场税种研究。(1)证券交易印花税。范南、王礼平(2003)对我国印花税变动对证券市场波动性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2)资本利得税。常华兵(2000)提出了我国未来实行“税率乘数”型资本利得税的设想。2、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税制的探讨。中国金融税收制度改革研究小组编著的《中国金融税制改革研究》(2004)对完善中国证券税制、基金税制、金融衍生工具税制的路径与对策进行了探讨。尹音频主编的《资本市场税制优化研究》首先构建了一个资本市场税收机制的理论框架，对资本市场税收机制的性质、构成、作用机理进行了详尽阐述，并提出资本市场税收优化的课税理念，认为相对于实体经济而言，坚持课税观与适度课税观对于虚拟经济课税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作者还探讨了中国证券市场税制优化路径、中国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税制的构造路径和资本市场税收管理体系的优化路径。
三、房地产市场税制理论
从税制发展史上看，房地产税收问题一直是财政学研究的一个重点问题。古典经济学派中的重农学派创始人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提出了单一土地税主张。亚当・斯密提出的地租税系包括土地税、土地收益税、什一税等。20世纪初，美国财政学家理查德・a・马斯格雷夫和皮吉・B・马斯格雷夫将财产税作为三大税种之一。西方财政理论界对房地产税收问题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房地产税是否是一种良税：二是房地产税收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及资源配置的影响(Dillinger，w.1991)；三是房地产税收能否成为城市财政的主体税种(musgrave.peggyB.andRichard.musgrave.1989)。
关于房地产税的性质主要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被称为“受益税”观点，由著名的蒂布模型延伸而来，其首先由Hamilton(1975)，Fischel(1975)和wllite(1975)提出，并由Hamihon(1983)，Fischel(1985，1992，1998.20011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另一种观点被称为财产税的“资本税”观点，系由mieszkowski(1972)提出，并由Zodrow和mieszkowski(1986)拓展。
tiebout(1956)假设消费者具有“用足投票”的完全流动性和地方政府间存在竞争。这样就确保了在各个地方社区内个人和地方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水平趋同，因此在该框架下地方公共服务的提供总能保持在有效的水平上。
Hamiltonfl975)将财产税作为地方最重要的筹资手段引入tiebout模型，从而使tiebout模型更具有现实意义。引入财产税的tiebout模型假定地方政府用财产税而不是人头税来提供支出费用。Hamilton从四个方面对模型加以扩展：(1)假设地方公共服务提供的是满足私人需求的产品，因而公共服务的人均成本是固定的，地区规模与公共服务的有效性无关；(2)通过居住用财产税为地区服务筹资；(3)房屋市场模式明确，有足够的地区可以满足住房和公共服务需求，换言之，与理想的税收及支出对应的住房供给是完全有弹性的；(4)地方政府制定了严密的分区法规(zoning)，能够确定地区内住房的最低价格。在上述情况下，个人不会因财产税的征收或提高而调整其房屋消费，财产税的完全资本化体现在房屋价格的差异上，个人按照对住房和公共服务的偏好选择居住地区，财产税作为一次性总付税，相当于支付地方公共服务的成本。财产税是一种“受益税”被Fischel(1992，1998，2001)再次拓展，形成了著名的tiebout-Hamilton-Fischel模型。
wallacee.oates(1969)计量经济模型表明，提高不动产保有税税率会减少住房价值，而增加学生的人均教育支出则会增加住房价值。Ymger(1988)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论证了财产税和地方公共服务支出之间的差额被资本化进了房屋价值问题。
有些学者认为房地产税不是一种良税，即“资本税”观点：对资产征税，扭曲了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和地方财政决策。因为财产税税基既包括土地。又包括地上建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所以地方财产税增加了建筑物和其他附属设施的成本，减少了房屋和其他地面设施的建设，导致土地利用效率降低，资本、土地之间的比率也随之降低。
“资本税”观点以miesezkowski(1972)提出的一般均衡分析为基础，它基于Harberger的关于国家税赋归宿的一般均衡模型。假设全国资本供给是完全无弹性的，并将整个经济中的行政区域分为两类，相对高税收的地区和相对低税收的地区。最终的结论是资本所有者作为一个团体负担了全国财产税赋的平均负担。
Zodrow-miesezkowski(1986)在考虑财产税用途的前提下，对原有模型进行了修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假设政府在模型中按照Coumot-nash方式竞争(认为其他地区的财政政策和资本收益不变)，因此地方税收和公共支出是内生的；(2)模型考虑地方公共服务对个人效用水平的影响，个人效用函数包括地方服务，允许个人对地方服务具有不同的需求；(3)模型包括一种简单的土地使用范围形式。其分析的结论是：引入tiebout特征后，一般均衡分析的基本结论并未改变。只要资本随着地区间财产税的差异而在地区间流动，且资本供给在全国范围内固定，财产税归宿中就将包含利润税和货物税两方面的内容。“资本税”论认为，财产税是对地方资本使用所征收的扭曲性税收，财产税税率的差别导致了全国存量资本无效率的配置。
国内有部分学者(蒋晓蕙，1996；雷根强，1999)对财产税体系从多角度进行了划分，在这方面作出了一些努力。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各国在选择财产税的征税对象时，一般只对不动产征税。而对动产不征
税。理论上看，由于是对不动产和财富进行征税，财产税具备成为地方主体税种的良好品质(刘荣，2005)。
我国理论界对房地产税的研究主要涉及的内容有：一是土地租税费改革；二是统一内外房地产税制(安体富，王海勇2004)；三是优化房地产税制，理顺房地产税负结构(邓宏乾2000)。最近两年有关物业税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国外房地产税制的比较研究；二是物业税的税基是否包括土地使用权出让金；三是物业税开征对房价的影响。有专家指出，开征物业税可以使房价下降30-40％左右(高艳平2004)。
深圳市物业税评估体系课题组(2005)认为，完善的物业税评估体系是我国开征物业税的必要基础，我国物业价值评估工作应遵循效率为主、兼顾公平、区别对待的原则，分别采用适应当地实际情况的评估方法。以国土机关为主的物业评估管理模式较适合我国的国情，申诉机构的选择应遵循“谁作出评估结论，谁受理纳税人申诉”的原则。完善房地产登记及交易制度等配套征管措施的建立和加强刻不容缓。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2006)通过实证研究全国35个大中城市和广东21个地级市的数据，得出结论认为(1)物业税的改革并不必然导致地方公共财政出现缺口。对于中小城市来说，反而可能出现盈余；而大中城市也并不一定出现缺口，少量的城市出现缺口，只有极个别的城市会出现比较大的缺口。(2)综合对广东各县、地级市以及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分析，可以发现实行物业税改革之后，住宅物业税收入将成为地方政府新的税源，并且加强了房地产税收在地方财政中的地位。(3)从住宅物业税的绝对水平上说，发达地区要比不发达地区的高，但是住宅物业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则不同。在中小城市这个层面上，相对不发达地区的住宅物业税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例要比发达地区高。
倪红日等(2007)梳理了2005年以来国家针对房地产投资规模过大和部分城市住房价格上涨过快状况而出台的多项税收调控措施，并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认为：房地产税收调控政策的重点应从目前对供给方征税转向对需求方征税，即在房地产保有环节征税。为此，应尽快建立起全面准确的房地产信息资料和监控系统，加快推进物业税(不动产税)的改革。邓宏乾(2006)批驳了当前有关物业税改革的最具权威的设计理念：将现制的房产税、城市房地产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以及房地产开发领域的各种收费和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税费合并，转化为房地产保有阶段按年统一收取物业税。该思路的目的在于降低房价，遏止地方政府追求短期政绩而过度地“批地”、“寅吃卯粮”的短期行为。邓认为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和税收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将土地出让金合并到物业税中，实际上是混淆了租与税的关系；房地产开发领域中的各种收费也不能全部以税替代，费的收取有利于显示个人偏好，防止公共品过度消费；开征物业税对降低房价的作用有限。唐明(2007)提出改革现行房地产税制重流转轻保有的局面，减少流转交易环节重复征税，增加保有环节税负，既可建立抑制投机的长效机制，又能将物业税培育成地方政府主体税种。龚刚敏(2005)利用李嘉图等价定理，对房地产价格与政府行为在开征物业税条件下的影响进行了数学论证，结果证明，物业税的开征对房产价值、租赁价格及政府行为没有实质性的影响。白彦峰(2007)结合我国土地出让金的性质、我国城镇土地出让制度的形成进行分析，并认为我国不宜实行年租制、也不应简单地将土地出让金并入物业税，而应赋予物业税一定土地出让金的功能，通过市场手段和税收政策之间的结合实现对土地市场的有效调控。
四、资产价格与财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前瞻
以上文献表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的研究，着眼点在于货币政策是否应当对资产价格波动作出反应。其研究结果也表明，货币政策对于资产价格即使作出反应，其对通货膨胀和经济产出的实证表现也是混沌不清的。
资本利得税和证券交易税的研究，无论是局部均衡还是一般均衡，显然还是在传统的税收研究框架之内；托宾税的研究在当今全球资本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显得非常必要，如何运用托宾税――逆流而上的沙子疏导资本的洪流在理论上都是和实践上激动人心的。
西方财政理论界对房地产税(财产税)是否是良税的争论由来已久，围绕房地产税收对房地产市场、价格及资源配置的影响，受益税和资本税观点各执一词，由此发展出很多模型，总之，西方对此问题研究大致在此范围之内。
国内经济学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都有待发展和深化，对于资产价格与财税、货币政策关系的研究是落后于形势发展的，而现实又迫切需要理论界在这一问题上作出前瞻性的理论指导，对于今后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笔者暂罗列于下：
运用中国的数据构造反映中国房产价格和股票价格的FCi(金融条件指数)，使用该指标来度量未来通胀压力，验证资产价格是否宜于用作制定货币政策：
中国的证券交易税(印花税)被当作政策手段频繁升降，资本利得税也被作为政策大棒时时威胁性祭出，这显然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定位时常迷失有关，今后在政府和学术界共同努力、明确中国资本市场定位的前提下，研究资本市场税制对资源配置、财政收入和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领域。
税收政策相关理论篇9
关键词：税收征管审计地方税务征管
一、加强税收政策执行工作和税收征管审计工作的重要意义
税收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因此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并按年、按季、按月征收，均匀入库，税收面向多税种、多层次、全方位的课税制度。首先能从多方面筹集财政收入，保证财政收入的稳定，满足日常的财政支出。其次，税收也是国家跳动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具有维护国家政权的作用。此外，税收还是国际经济交往中维护国家利益的可靠保证。因此，加强地方税收政策执行力度，严格把关税收征管审计工作具有重大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二、努力熟悉税法种类及关于地方税收政策的优惠制度
税收按不同的标准可以进行不同的分类。例如按照征税对象可以分为流转税类、所得税类、财产税类、资源税类和行为税类；按照计税依据可以分为从价税、从量税和复合税；按照税收的征收权限和收入支配权限进行分类，可以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地方共享税等。
对国家税收政策的优惠制度的不熟悉或者误解，甚至可能导致税源流失的现象。税源的流失是政府财政收入不规范的诱因，同时会影响到社会的劳动就业机会，资源的有效配置也会受到不利影响，税收收入的分配也会产生一定的偏差，而国家整体经济的信息也会被蒙蔽，做为宏观调控的一只手，国家的干预反而会增加政府与纳税人的矛盾。比如，减免税是国家对某些纳税人和征税对象给予的鼓励和照顾的相关特殊性的规定。制定此项规定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地方纳税人的特殊困难或者鼓励新兴产业的发展等。主要包括减税和免税、税收起征点以及免征额等相关政策。地方税务局在进行税收征管和审计工作中，更要熟悉国家税法关于地方税收政策的优惠制度，以防发生多征、误征，进而引起地方税务局与纳税人之间的纠纷，阻碍税收政策的执行以及征管审计工作的开展。
三、加强税收政策执行和征管审计工作的措施
（一）税务部门要研究和制定税收征收和征管审计工作的各项制度
要认真研究并制定税源管理体系、税收管理员制度、岗位责任制以及审计工作中的相关制度、审计人员的管理体系等相关制度，从制度上管人、管事，堵塞工作漏洞。
（二）要不断提高税收工作人员以及审计人员的职业技能
面对地方税收工作的复杂性及其重要性，一定水平的职业技能是保证地方税收政策执行及其征管审计工作开展的有利保证。仅仅要求工作人员业务处理水平是不够的，税收征管工作对管理人员的知识更新能力有更高的要求。管理人员在进行地方税务政策执行和征管审计工作中，除了严格按要求按政策制度开展工作外，要重视国家税收政策的更新，不断强化业务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的素质和职业技能，以适应国家最新的税收征管工作。比如，地方税务局工作人和审计工作者，不断更新职业技能，管理当局也要适应国家相关制度是开展税收政策执行和征管审计工作的基础。同时也是完善税收执行政策和征管审计工作制度的一部分。
（三）不断完善税收征收和征管审计工作的各项制度
要在坚持税收征管工作和审计工作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之上，依据我国税收相关法律制度，借鉴参考国外发达国家税收管理工作的先见之举，总结工作中的历史经验，发现历来工作中的难题甚至不合实际之处，通过向地方政府部门或者上级部门反应并讨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修改并完善税收执行政策和征管审计制度体系，不断提高地方税收政策执行力度和征管审计工作效率。比如我国的地方税收政策的执行以及征管审计工作的开展，给人一种常规不变居于制度的印象，这就需要我们创新手段，在理论和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提高税源精细化管理，加强税收政策执行的快捷性，完善征管审计工作的高效率。
（四）注重细节
从大的方面，不仅从整体制度或者政策法律法规的角度出发，加强地方税收政策执行和征管审计工作，而且从税收征管人员和征管审计人员的岗位职责，职业技能等方面不断完善地方税收政策执行和征管审计工作。具体的，除了加强工作人员的管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还要从具体的征管工作中认真思考和分析当前地方税收政策和征管审计工作中的不足，如，具体的业务流程是否满足管控的需求，与地方税务局相关部门的工作是否协调，信息是否融合，税收发票的开办是否合理或者对不法分子有可成之机等，从地方税收政策执行和针管审计工作的各个环节，不同角度，严格制约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四、结束语
审计人员对税收征管工作的开展进程及其效率有着监管和报告的作用，对地方税收政策的执行，不管是从地方税务局税收征管工作入手，还是从审计人员审查监督入手，都对加强地方税收政策执行和征管审计工作肩负着重大的责任。
参考文献：
税收政策相关理论篇10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