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1篇
申请人：刘__，女，1958年10月1日生，汉族，个体医师，住织__，系ss人民法院（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中被告王正坤之妻。电话：180ssss5320.
被申请人（原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再审被申请人）张__，男，1959年2月17日生，汉族，农民，住__.
因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房屋确权、房屋典当纠纷一案，不服织金县人民法院（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不服织金县人民法院（2002）织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不服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02）毕民终字第650号民事判决，于2002年12月18日向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2003年12月5日，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03）黔毕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书》驳回了申请人刘相英的再审请求。申请人不服该判决，于2004年3月向毕节地区检察分院提起再审抗诉申请，毕节地区检察分院交由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织金县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3月30日作出了织检民行立字（2004）第1号《民事行政检察立案决定书》，至今未果。现依法向贵州省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抗诉申请，请求事项如下：
一、请求贵州省人民检察院依法对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
二、此后，请求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撤销毕节地区中级人民法院（2003）黔毕民再终字第19号民事判决；（2002）毕民终字第650号民事判决；织金县人民法院（2002）织民初字第529号民事判决；（1995）织民初字第899号民事判决，提审或指定再审该案，支持申请人的申诉请求。
事实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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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由于一、二审、再审判决不论在认定事实上还是审判程序上均存在错误，且拒不纠正，申请人深感不公，于2004年3月根据《^v^民事诉讼法》第187条第二款、《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33条的有关规定，向毕节地区检察分院提出再审抗诉申请，毕节地区检察分院将此案交由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办理，织金县人民检察院受理后决定立案审查，至今未果，故特请求贵院对本案予以抗诉。
此致贵州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2篇
抗诉的方式是指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采取的方式。
人民检察院决定对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的，应当制作抗诉书。抗诉书是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提出抗诉的法律文书，也是人民检察院行使检察监督权引起对抗诉案件再行审理的法律文书。抗诉书中应载明：提出抗诉的人民检察院和接受抗诉的人民法院;抗诉案件的原审法院对案件的编号及其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抗诉的事实和理由;提出抗诉的时间。有证据的，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交抗诉书的同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供证据，或者提供证据来源。
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即只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就应当直接进行再审，并不需要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
人民检察院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具体的监督方式主要是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法院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认为确有错误，依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提请人民法院进行再审，即通过抗诉行使检察监督权。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3篇
引言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v^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v^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下文简称“修正案”），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修正案一共有19个条文，分别涉及“对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审判监督程序”、“执行程序”和“企业法人破产还债程序”共计4个部分的修改与删除。而其重点在于破解长期以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申诉难”和“执行难”两大问题。按照民诉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共识性解读，修正案在“审判监督程序”部分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进行了“诉讼化改造”，从再审申请的管辖、再审事由、提起、法院受理与审查程序、审查期限、再审法院级别等环节进行了较为系统、具体的规定，使得当事人申请再审具有了诉权的特征，可以说初步构造了具有我国特色的“再审之诉”制度。而其中的亮点则是将原民事诉讼法第179条规定的较为概括的当事人申请再审5项事由，具体细化为较为明确的所谓“十三项加一款”再审事由，增强了再审申请和法院审查的可操作性与程序保障。同时，关于审判监督程序，修正案还用两个条文（即《关于修改〈^v^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八”和“九”两条）对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制度进行了修改。即将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事由进一步具体化，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相统一；同时限定了人民法院对抗诉案件裁定再审的期限和再审法院级别。这些修改内容被实务部门普遍认为是民事抗诉制度某种程度的“完善”或“强化”。至于民诉法学界，就笔者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来看，则主要是从抗诉事由细化有助于抗诉权依法有效行使这一角度来看待前述修改内容，认为民事抗诉制度总体上变化不大。笔者认为，虽然修正案仅有两个条文对民事抗诉制度进行了修改，从条文数量和表面内容上看，似乎“变化不大”。但是，立足于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初衷，并结合对民事检察实务的考察，对原民事诉讼法和修正案文本予以逻辑性地解读，我们会发现其中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民事抗诉制度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是民事抗诉制度的某种“完善”或“强化”，而已经是属于制度目的或功能的转型。基于这种功能性转型，我们应当在学理上重新认识民事抗诉制度在程序法上的定位，以便更客观地看待民事抗诉的性质和意义。一、原民事抗诉制度的逻辑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了民事抗诉制度（下文简称“原民事抗诉制度”，以区别于修改后的民事抗诉制度）。1991年民事诉讼法在“审判监督程序”中规定了再审程序提起的三种方式，即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人民检察院抗诉引起再审和当事人申请再审。通常理论上可将前两种方式称之为因审判监督权（包括法院内部的审判监督和检察监督）引起的再审，而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称之为因诉权引起的再审。前者体现了国家干预原则，后者体现了当事人自由处分原则。按照我国法制和学理上的一般见解，人民检察院作为宪法规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其对人民法院审判活动具有依法监督的职权与职责，其间体现了“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宪政理念。因此，1991年民事诉讼法“总则”部分第14条规定了“检察监督原则”，即“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而作为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便是民事抗诉制度。按照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由此可以确定，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性质属于对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的“法律监督”。当然，这些都是共识性的认知，罕有争议。不过，较少予以深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检察机关以民事抗诉方式对审判权行使进行法律监督的“目的”是什么？关于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其目的应当是为当事人合法权益提供救济（权利救济），对此学界殊有疑议。但是，关于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却实有深入讨论的必要。由于民事诉讼客观上同时涉及私权利保护和国家法律实施两种利益，因而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德国学界主要存在两大基本学说：私权利保护说和维护国家法律秩序说。循此界分，我们也可以提出类似的设问：民事抗诉制度作为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构成部分，其目的是为民事诉讼当事人的私权利提供救济，还是为维护国家法制（维护国家法律秩序）？[11]基于检察机关之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和检察权的性质，一般认为民事抗诉作为法律监督的“目的”是为督促法院纠正审判违法行为，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正确实施，[12]或者说督促法院正确地解释和运用法律。检察官维护国家法制的职能在大陆法系甚至在英美法系也都有类似的认同。英国著名学者沃克在《牛津法律大辞典》中即明确指出：“在刑事诉讼中，公诉人决定是否提请公诉……在民事案件中，公诉人以自己的名义或以政府的名义起诉，也可以作为一名监督人或‘法庭之友’出庭。但在所有的案件中，他主要关心的是法律应被正确地解释和运用。”[13]总之，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但是，经验告诉我们，维护国家法制与权利救济（保护）具有某种一致性，因为权利是根据法律而产生的，维护了国家法制往往也就是实现了权利救济，[14]因此如何断言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呢？笔者认为，“维护国家法制”而非“权利救济”在理念上毕竟泾渭分明，其必然导致民事抗诉制度的整体架构存在重大区别。其一，在民事抗诉程序启动上，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则由于私法自治和处分原则，民事抗诉必然是奉行“不告不理”原则，即须有当事人有权利救济的意愿并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请（可以称之为申诉或申请抗诉），始有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之可能，检察机关不能“强行”为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换言之，在预设权利救济为目的的情况下，当事人申诉应是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必要程序前提。而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则由于国家法制作为国家利益之不可处分性，检察机关作为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应依职权提出抗诉，而无论当事人意愿如何。[15]换言之，在预设维护国家法制为目的的情形下，检察机关应依职权提起民事抗诉，而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要件。其二，在提起民事抗诉的具体事由上，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则理论上法院裁判所有可能损害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情况，均可作为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的事由；而且其事由应当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事由相一致，因为既然民事抗诉制度与当事人申请再审制度的目的都是为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那么就没有必要对两者的事由进行区分。而如果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则应仅当法院审判违背法制（审判违法）的时候，方可依法提起民事抗诉，以督促法院纠正违法，维护国家法制。在维护国家法制之目的预设下，只要法院审判是依法进行的，即使裁判客观上“损害”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检察机关也不能提起民事抗诉。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依照法理独立设置民事抗诉的事由，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鉴于上述两点分析，对照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来看，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应该是“维护国家法制”。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检察机关提出民事抗诉的四项事由，即“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这四项抗诉事由涉及案件事实认定、适用法律和审判程序，但归结为一点就是“人民法院审判权行使违法”。理由是：如果原裁判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的，那么裁判就缺乏依据，不符合程序法的要求；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属于违反实体法要求；而第三项和第四项均明显属于违反程序法。[16]因此，“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程序是以原法院的审判活动违法为前提的”。[17]“就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规定看，检察院依审判监督权对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的违法问题提出了抗诉。”[18]换言之，人民检察院民事抗诉体现的是对民事审判权违法行使的检察监督，它指向并督促纠正“审判违法”。而对于当事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尽管它是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的首项事由，意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但不是检察机关民事抗诉的法定事由。[19]因为“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可以认定原裁判存在“客观上”的错误，但显然不能认定为原裁判违法。据此可以推论，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民法院依法行使审判权，维护国家法制统一正确实施，而不在于对当事人提供权利救济。同时，按照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检察机关“发现”法院生效裁判有前述四项法定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或者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抗诉。可见，检察机关只要“发现”法院生效裁判“违法”，即可提起抗诉，不以当事人申诉为必要前提，因此属于依职权进行的行为。这一点与法院“发现”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可依职权启动再审，在道理上类似。据此，也可以看出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不在于权利救济而是维护国家法制。当然，已如上文所述，检察机关提起民事抗诉意在维护国家法制，但是在客观结果上往往也会给当事人带来权利救济的效果。对此，只能说权利救济只是维护国家法制的附带效果，而非民事抗诉的直接目的。二、民事抗诉制度的隐性变化从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事由看，民事抗诉的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相对照仅仅相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项。据此，笔者认为可在理论上将原民事抗诉的事由概括为“审判违法”，而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概括为“审判错误”。诚然，“审判违法”也是一种错误，属于法律上（包括实体法和程序法）的错误；而“审判错误”则不仅是指法律上的错误，也包括客观上的错误。所谓“客观上的错误”，是指法院裁判结论客观上不符合案件真实情况。由于民事诉讼的固有特性，受制于诉讼法律关系主体的认识能力、诉讼时限以及证据规则和证明责任等综合因素，民事诉讼中的事实证明具有“相对性”。[20]因此，符合法律的裁判不一定符合客观实际情况。“有新的证据推翻原裁判”即属于审判具有客观上的错误而非法律上的错误。因此，严格而言原民事抗诉制度贯穿的理念是“违法必究”而非“有错必纠”；[21]而当事人申请再审则恰恰体现了“有错必纠”。可见，尽管抗诉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仅仅相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项，但是其间却蕴含了两者制度理念与功能定位的本质区别。现在，让我们回到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上来。笔者认为，修正案将人民检察院抗诉事由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予以完全统一，这看似简单的修改，实际上已经涉及民事抗诉制度功能“看不见的”或隐性的重大转变。众所公认，修正案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事由——即所谓“十三项加一款”是对1991年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申请再审的五项事由的具体化、明确化。“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仍为当事人申请再审的首项事由，由于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完全统一，因此自然也成为现行民事抗诉的首项事由。如此一来，按照上文分析理路，显然现行民事抗诉的事由将不仅仅限于“审判违法”，而是像当事人申请再审一样，概括性地指向“审判错误”。据此，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在法理上就很难简单地界定为“维护国家法制”。至少在检察机关依据“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首项事由提起抗诉的情况下，其目的只能界定为对当事人私权利进行救济。与此相适应，民事抗诉的程序也应当逻辑性地发生变化。因为既是权利救济，当事人对自己的权利有处分自由，公权力不得违背当事人意志强行予以救济，故须以当事人申诉为必要前置程序。同时，根据事理，原民事抗诉制度指向“审判违法”，而判断法院审判行为是否合法的全部依据是原审诉讼材料（体现为审判案卷）。因此，理论上检察机关可以通过调阅法院审判卷宗，发现审判违法问题后直接依职权提起抗诉，无需依赖当事人的申诉。然而，新证据一般由当事人持有或发现，且根据民事诉讼当事人平等之法理，检察机关不能主动替一方当事人调查取证，故而新证据须由当事人通过申诉的方式主动向检察机关提供。[22]这样也导致民事抗诉在信息上依赖当事人申诉，而难以主动依职权提起。总之，在检察机关以“新证据”为事由提起抗诉的情形下，应当以当事人申诉为前置程序，且抗诉的目的是为当事人权利提供救济。那么，能否认为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目的兼容了权利救济（依据新证据提起抗诉的情形）和维护国家法制（依据其余事由提起抗诉的情形）两部分？对此，笔者持否定观点。笔者认为，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目的已经由原来“维护国家法制”在整体上“悄然”转变为“权利救济”。理由如下：首先，民事抗诉制度应为内在统一的整体，将其目的割裂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的观点显然难以成立。因为，民事抗诉制度统一基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统一由检察机关行使，并且由民事诉讼法作统一规定，民事抗诉的权源、主体、权限、事由、程序以及抗诉后的再审程序都是完全统一的。因此，很自然地我们应当将民事抗诉制度看作无差别的整体，其制度目的应当是划一的。既然目的划一，则该目的只能理解为“权利救济”，即凡出现“裁判错误”而可能损害当事人权利的情形，检察机关可以通过抗诉启动再审，为当事人提供救济渠道。否则，无法说明“有新的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裁定的”这一首项抗诉事由的理据。这一点上文已予以充分论述。其次，这次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困扰国家已久的“申诉难”。修正案“草案说明”认为：“申诉难”，难就难在应当再审的未能再审，应当及时再审的长期未能再审，不少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权利得不到保障。[23]因此，解决“申诉难”就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强化对当事人的权利救济。[24]正是出于此目的才对申请再审进行了“诉讼化”改造，才对民事抗诉制度进行了相应修改。可见，将民事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相统一的立法初衷是解决当事人“申诉难”，丰富民事抗诉的事由，无疑拓宽了对当事人进行权利救济的渠道。同时将民事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完全统一，也可以明显看出立法层面将民事抗诉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制度功能作同样对待。[25]此外，从民诉法修改草案的讨论情况也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上是将民事抗诉作为当事人救济途径来认识的。[26]最后，司法实务中原民事抗诉制度的功能基本上早已由“逻辑上的”维护国家法制转向“事实上的”权利救济，修正案不过是在立法上合理地反映了司法实践的状况。从民事检察实务来看，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几乎百分之百来源于当事人申诉。检察机关纯粹依职权提起民事抗诉的情形非常罕见。因此，尽管制度法理上原民事抗诉是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提起的，但在实务中当事人为了谋求自身权利救济而向检察机关申诉却是民事抗诉现实而强大的推动力。[27]而检察机关也有意识地避免主动介入民事纠纷、挑起纷争，强调尊重当事人对民事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的处分权，避免上门揽案、诱导当事人申请抗诉等问题，[28]尤其在中央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更是注重维护和谐稳定，罕有主动依职权提起民事抗诉的情况。同时，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而再审时按照原审程序（包括第一审普通程序和第二审程序）进行。[29]换言之，检察机关民事抗诉启动的再审仍然是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而非某种特别的审判程序。显然，按照民事诉讼基本法理，普通的民事诉讼程序由当事人诉权和人民法院审判权的矛盾运动所推动。而当事人往往是按照实现自己实体权利的意愿来决定如何具体处分诉权（即所谓处分原则），并由此影响甚至决定诉讼程序的进行。因此，抗诉后再审程序的进行归根到底仍然受制于当事人实现实体权利的意愿，而非受制于检察机关维护国家法制的意图。甚至，当事人诉权“架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现象在民事抗诉再审案件中也时有发生。例如，检察机关（基于当事人申诉）提出民事抗诉后，法院再审时申诉人基于某种现实考虑又向法院撤回申诉。而按照司法实务习惯做法，检法两家对民事抗诉的申诉人在再审时撤回申诉的做法基本上是允许的——即终结再审，除非案件涉及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30]在这种情况下，民事抗诉之维护国家法制的目的即无法实现。如果说将再审程序进行到底，人民法院最终采纳了抗诉意见，并依法作出改判或撤销原裁判，因而实现了维护国家法制的目的，那么显然它也是在当事人在再审中为维护自身实体权利而积极行使诉权的情况下方得以实现的。综上所述，原民事抗诉制度的逻辑上的目的在于“维护国家法制”，“权利救济”是附带效果，但在实务中民事抗诉基本源于当事人为维护自身实体权益而提起的申诉的实际推动，并且在抗诉后再审时，再审程序的进行仍最终受制于当事人实现实体权利的意愿，而非检察机关维护国家法制的意图。因此，民事抗诉在实务中客观上起着“权利救济”的功能，而“维护国家法制”反而成为了“权利救济”的附带效果。[31]综上所述，民事抗诉在实务中客观上起着“权利救济”的功能，修正案合理地反映了民事检察的实务状况，其立法修改的概括理念即是加大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保护，并因此统一了申请再审与民事抗诉的事由。由此，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悄然完成了“隐性转变”，即由原来维护国家法制转变为权利救济。笔者认为，这种转变归根结底是我国经济社会重大转型和法治建设快速发展的自然结果。“维护国家法制”侧重于国家秩序，其与当时计划经济体制及国家至上的法制理念相适应；而“权利救济”则侧重于公民权利，其显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以及注重权利的法治观念相一致。因此，可以说民事抗诉制度目的的转变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和公民权利观念发展的自然结果。[32]当然，从微观层面看，民事抗诉制度目的之转变也是与民事纠纷案件数量的迅猛上升及由此引发公民上访、申诉等社会现象的激增，密切相关。后者迫使国家司法更加关注公民权利救济和民事纠纷解决。这也是此次民事诉讼法修改的基本原因。[33]三、民事抗诉制度定位的重新认识已如上文所述，从宪法层面看，民事抗诉属于检察机关对法院审判行为的法律监督。民事抗诉权属于宪法规定的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在民事诉讼法领域的具体体现。笔者认为，这样的认识属于对民事抗诉制度定位的一般认识而非具体认识。由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属于宪法层面的概括性的权力，部门法层面上还可以分为更加具体的权能，如刑事公诉权、侦查监督权、职务犯罪侦查权和民事抗诉权，等等。[34]因此，理论逻辑上必然还存在从部门法层面对各项具体检察权能的定位分析，也就是笔者所认为的“具体认识”。如何从民事诉讼法层面或民事诉讼程序角度来对民事抗诉制度的定位进行具体认识，直接关系到民事抗诉制度的价值评判和制度建设，因而非常重要。只是，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学界所忽视或简单化。在民事诉讼法层面，学界（包括实务界）习惯上将民事抗诉视为与法院依职权启动、当事人申请再审并列的三种启动再审的方式之一。[35]这样的视角限制了我们对民事抗诉制度的深度理解。尤其是将民事抗诉与当事人申请再审并列作为“再审启动方式”看待的视角，很容易造成检察机关抗诉权与当事人诉权“竞争”的假象，甚至造成所谓抗诉权“侵害”诉权的片面观感。如果说原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维护国家法制，其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的目的——权利救济有所不同，因此理论上存在抗诉权与诉权“竞争”的可能。例如，如果审判人员贪污受贿、徇私枉法，即使当事人服判，那么理论上检察机关也应当依职权提起抗诉，纠正枉法行为，以维护国家法制。[36]但是，民事抗诉制度目的转变为权利救济后，民事抗诉在理论上和实务上均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在这样的新情况下，抗诉权与诉权不再存在平行“竞争”的可能。而且“再审启动方式”这样简单的视角也不再能够深度反映民事抗诉制度定位的可能意涵。由于现行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是权利救济，在理论上和实务上均以当事人申诉为前提。面对当事人的申诉，检察机关构建了一整套受理、立案和审查当事人申诉的程序，以便作出抗诉与否的结论。[37]原则上，经审查当事人申诉符合申诉主体、申诉期限、[38]客体（生效裁判）、管辖等申诉要件规定，符合再审事由规定的，检察机关应依法提出抗诉，法院应当再审；不符合的，依法作出不立案或不抗诉决定，抗诉程序终结。[39]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完整的民事抗诉再审程序（包括民事抗诉程序和法院再审程序）呈现出“申诉——受理（立案）——抗诉事由审查——抗诉——再审审理”这样的结构。稍加比较分析，我们一定会发现这样的程序结构非常类似于所谓“再审之诉”的程序结构。对再审之诉的审理程序，理论界有“一阶构说”、“二阶构说”和“三阶构说”之分。[40]一阶构说是将整个再审过程视为一个程序，没有进行阶段性划分。二阶构说则把整个再审程序划分为对再审事由的审查和对原诉的再审审理两个相对独立的阶段。日本现行民事诉讼法即采用二阶构说。[41]三阶构说则将再审程序分为三个阶段，即对当事人再审申请进行形式审查决定是否立案受理、[42]对当事人再审事由是否成立的审查和对原诉进行再审审理的三个阶段。德国即采用三阶构说。[43]那么，我国民事诉讼法构造的“再审之诉”情况如何呢？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中仅就管辖法院、发动主体及再审事由、申请再审期限及决定再审后的审理程序作了原则性规定，对如何处理当事人申请再审没有相关程序规定。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再审程序实际上包括下述三个阶段：立案受理阶段、再审事由审查阶段和再审审理阶段。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正，充分吸收司法实践经验，通过增加第180条和第181条的内容，对立案受理阶段和再审事由审查阶段分别予以明确，加之重排后的民事诉讼法第186条对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184条的沿袭，我国初步建立了“立案受理（申请再审形式要件审查）——再审事由审查——再审审理”三阶架构的“再审之诉”制度。[44]与三阶架构程序相适应，法院对申请再审案件的完整的再审司法权也可以相应划分为“申请再审形式要件审查权——再审事由审查权——再审审理权”。理论上我们可以将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审查权统称为“再审审查权”。因此，完整的再审司法权包括程序上前后相继的“再审审查权”和“再审审理权”。与我国三阶架构“再审之诉”制度相比对，完整的民事抗诉再审程序呈现出类似的程序阶段“受理（立案）——抗诉事由审查——抗诉——再审审理”。由于抗诉事由与申请再审事由相一致，抗诉事由审查即等于再审事由审查；同时，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提出抗诉，法院必须再审，因此抗诉“在效果上”即可视同为法院再审裁定。如此，按照再审之诉“三阶构”划分标准，显然也可将完整的民事抗诉再审程序划分为“三阶构”，即“受理（立案）——再审事由审查——再审审理”。两相比对，区别仅在于：“再审之诉”中三阶段程序皆由人民法院主持进行，而在民事抗诉中第一和第二阶段程序由人民检察院主持进行。[45]而从当事人角度而言，区别也仅在于：“再审之诉”是向法院申请权利救济，而申诉（申请抗诉）则是向检察机关申请权利救济。显然，从这样的视角看，民事抗诉权不是与当事人申请再审之诉权构成了“竞争”，而是与法院审判权构成了“竞争”。具体而言，从“再审之诉”角度看，民事抗诉权属于检察机关“分享”了法院对当事人申请再审案件的形式要件与再审事由的“再审审查权”。换言之，在民事抗诉程序中，民事案件完整的再审分别由检察机关和法院相继主持与完成，其中检察机关行使再审审查权，立法上即表现为民事抗诉权，[46]而法院则行使再审审理权。通过这样比对性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民事抗诉制度具有明显的“司法分权”的性质。同时，这种“司法分权”还构成了“司法制约”的作用。具体而言，按照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一旦检察机关完成了申诉案件第一和第二阶段的审查——依法提出了抗诉，法院应当自收到抗诉书之日起三十日内作出再审的裁定，即法院必须继续完成第三阶段的再审审理，没有自由裁量的余地。法院不得借故将抗诉案件挡在再审门外，也不得久拖不决。可见，检察机关第一、第二阶段的再审审查权对法院第三阶段的再审审理权构成了制约。由于抗诉源于当事人申诉，抗诉意见是对当事人申诉的再审事由进行审查后的全部或部分支持性结论，这也就意味着法院不得将抗诉书所蕴含的当事人的再审诉请挡在再审门外，也不得久拖不决。显然，这样的检法制约有利于解决“应当再审的未能再审，应当及时再审的长期未能再审”的“申诉难”问题，有利于当事人权利保障，促进司法公正。制度法理上同样重要但容易被我们忽视的一点是：检察机关再审审查权不仅仅“向后”（从程序流程角度而言）制约法院再审审理权，事实上也“向前”（同样从程序流程角度而言）制约当事人的诉权或申诉权。因为检察机关再审审查权是对当事人申诉的形式要件是否合法和再审事由是否存在的审查，只有两者都符合规定的情况下，才依法提起抗诉；如果申诉的形式要件不合法或再审事由不存在，那么检察机关均应依法作出不受理（立案）或不抗诉的决定。这样，民事抗诉制度实际上起到了对申诉进行“法律过滤”的作用，[47]能够规范当事人的申诉行为、约束当事人诉权的滥用。[48]因此，全面地看，民事抗诉制度在再审程序中起到了向前规范当事人诉权、向后制约法院审判权的作用。[49]就现实状况而言，某种意义上民事抗诉制度的这种制约性相比于法院系统内部监督更具有“中立性”和“超然性”。[50]综上所述，在民事抗诉制度的目的由维护国家法制转变为权利救济的情况下，从民事诉讼法层面看，民事抗诉制度的实质属于检察机关对法院民事再审案件完整司法权的“司法分权制约”，它有利于保护（并规范）当事人再审诉权行使，也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实体合法权益。换言之，民事抗诉制度的程序法定位应为“再审司法分权制约”。这是本文所要着力论述的观点。“再审司法分权制约”是对宪法规定的检察权之法律监督定位在民事诉讼领域的具体化，也符合传统学理上对检察权的理论认识。[51]笔者认为，“再审司法分权制约”概念对于理解民事抗诉制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从“再审司法分权制约”角度来看待民事抗诉制度的性质，原先困扰我们的那些理论上的争议——如抗诉权与当事人诉权的关系、抗诉是否影响民事诉讼平等原则、抗诉权与审判权的关系等等，便可迎刃而解。诸如民事抗诉权损害当事人诉权、破坏诉讼平等、干预法院独立审判等观点，实际上是不攻自破的。既然法院再审审查权不存在损害当事人诉权、破坏诉讼平等之说，原则上也没有什么理由质疑检察机关再审审查权会损害当事人诉权、破坏诉讼平等。[52]此外，“司法分权制约”属于对司法权的制度性分配，并通过各自依法独立行使而实现结构性制衡，因此根本谈不上对审判权独立行使的干预。[53]需要说明的是，“再审司法分权制约”是我们从民事诉讼程序角度来对民事抗诉制度的定位进行客观的逻辑性分析的结果，它不是法律的明文规定，应该说目前也不属于检察系统自觉性的认识。笔者认为，现行民事诉讼法框架下，理论上和实务上应将“再审司法分权制约”作为民事抗诉制度在程序法上的自觉性定位。这样的制度定位既能够使我们在程序法理上更科学地认识民事抗诉制度的性质和价值，而且也为立法上进一步完善民事抗诉制度、实践中加强推进和规范民事检察工作确定了方向。对此，笔者目前想到的原则性的建议是：可借鉴再审之诉的原理与制度架构，对民事抗诉制度与实践进行完善与改进，进一步合理界定抗诉权与诉权、抗诉权与审判权在再审程序中的关系，核心目标是要实现抗诉权的“司法权化”，规范实务中可能存在的与此目标不相符的一些具体做法。[54]囿于本文任务所限，这些议题只好留予后续讨论了。注释:参见汤维建、毕海毅、王鸿雁：“评民事再审制度的修正案”，《法学家》2007年第6期。我国现行申请再审制度并没有直接规定“诉”的形式，仍然叫“申请再审”，因此严格而言并不能称为“再审之诉”，但显然申请再审制度在实质上已经粗略具备了“再审之诉”的基本内容，因而不妨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审之诉”。（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修改的意图及其实现”，《人民司法》2007年第23期，页19-20。）为此之故，下文凡提到我国“再审之诉”，均加双引号以示与典型再审之诉的区别。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同上注，页22；孙加瑞：“修正案涉及民事检察工作五方面内容”，http：//www.jcrb.com/n1/jcrb1457/ca648347.htm，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月10日。参见赵钢：“仓促的修订局部的完善——对《关于修改〈^v^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的初步解读”，《法学评论》2008年第1期，页9。目的与功能是密切相关的一对范畴。笔者理解，制度目的是从主观角度来描述制度的作用，而制度功能则是从客观角度来描述制度的作用。两者为同样事物的不同侧面，根据叙事的具体视角与情形，作不同的称谓。参见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页304-326。参见刘家兴：“关于审判监督程序的回顾与思考”，《中外法学》2007年第5期，页625。参见潘剑锋：《民事诉讼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页90。参见柴发邦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页362；刘家兴，见前注，页322；参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页676。关于民事诉讼的目的，大陆法系主要学说有三种：私权利保护说、维护法律秩序说和解决纠纷说。前两种学说为德国学者所倡导，解决纠纷说为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兼子一所倡导。日本另一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谷口安平则认为，解决纠纷是对私权利保护和维护法律秩序的不同角度的看待而已。参见（德）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页3-5；江伟，见前注，页125-132；（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义与诉讼》，王亚新、刘荣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页43。[11]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和实务界习惯上较常见的用语是“维护国家法制”，其实质应视同于“维护法律秩序”。[12参见龙宗智：《检察制度教程》，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页112；柴发邦，见前注，页100、359；杨立新：“民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与司法公正”，《法学研究》2000年第4期，页54。[13]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组织翻译，^v^出版社^v^年版，页610。[14]正因为保护当事人私权利与维护国家法制的法理一致性，日本著名民事诉讼法学者谷口安平将保护私权利和维护实体私法体系作为民事诉讼同一作用的不同表述。参见谷口安平，见前注，页42。[15]按照德国学者介绍，根据德国民事诉讼法，在民事诉讼服务于维护法律制度之目的情形下（如因重婚而提起的撤销婚姻诉讼），民事诉讼程序开始与否并不仅仅由直接的当事人决定，即使当事人反对，某国家机构作为“整个法律秩序的职能机构”也可以提起诉讼或上诉。（参见尧厄尼希，见前注，页4-5。）这样的立法例对理解本文此处所叙述的民事抗诉制度具有很强的启发性和示范性。[16]较为具体的相关论述参见刘家兴，见前注，页312-314。当然，就第四项“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行为的”，审判人员也很有可能触犯刑法，构成犯罪。但相对于本案审理而言，这些行为应定性为违反中立、公正之程序法要求。因此，即使这些行为不触犯刑法，不构成犯罪，也仍然视为违反程序法，构成抗诉事由。[17]刘家兴，见前注，页322。[18]吴小英：“对我国民事抗诉制度的反思与重构”，《现代法学》2003年第1期，页62。[19]刘家兴，见前注，页322。[20]参见潘剑锋：“论证明的相对性”，《法学评论》2000年第4期。[21]杨立新，见前注[12]，页56。[22]至于何谓民事抗诉程序中的“新证据”，基于诉讼制度的统一性，应按照最高人民法院“证据规则”确定。参见王景琦：“民事抗诉条件的理解与适用”，《人民检察》2008年第13期。[23]参见王胜明：《关于的说明》，http：//www.npc._1494775.htm，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月10日。[24]关于这一点，在^v^法律委员会对修正案（草案二次审议稿）审议报告中也得到明确印证。审议报告指出：“为了解决当事人‘申诉难’和‘执行难’的问题，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对民事诉讼法的审判监督程序和执行程序作出修改是必要的。”见胡康生：《^v^法律委员会关于审议结果的报告》，载《修改的理解与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民事诉讼法修改研究小组编著，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页5。[25]修正案草案讨论过程中，有人对民事抗诉事由完全等同于当事人申请再审事由的规定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两者在原理或功能上有所区别。参见王亚新：“民事审判监督制度整体的程序设计——以《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为出发点”，《中国法学》2007年第5期，页188。[26]同上注，页187。[27]笔者曾在检察机关从事民事行政检察工作近八年。一个较深的个人体会是，民事行政检察办案工作实际上包括了方向不同的两部分内容：一是就当事人确有理由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依法提起抗诉，维护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二是就理由不成立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妥当、合理地做好当事人的服判息诉工作。在中央强调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检察机关对依法抗诉与妥当息诉可以说是同等重视的。抗诉与息诉工作的辩证开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事人申诉对民事检察工作的强大作用力。[28]参见傅国云：“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与思考”，《中国检察论坛》2001年第3期。[29]刘家兴，见前注，页327-328。[30]2001年《全国审判监督工作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第20条规定：“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抗诉案件，向抗诉机关申诉的对方当事人经依法传唤，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依照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中的有关规定，缺席判决。经依法传唤，向抗诉机关申诉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不到庭或者表示撤回申请的，应建议检察机关撤回抗诉，抗诉机关同意的，按撤诉处理，作出裁定书；经依法传唤，当事人均不到庭，应当裁定终结再审程序，但原审判决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除外。”而在浙江省，根据检法两家共识，申诉人在抗诉再审过程中撤回申诉的，原则上也是要终结再审程序。[31]对于在实务中民事抗诉之法律监督权受制于当事人诉权的分析与批判，请参见庄建南、傅国云、杨联民、宋小海、王水明：“民事抗诉属性研究”，《中国检察》（第6卷），张智辉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32]学理上，民事诉讼的本质是国家适用法律强制性解决当事人纠纷，因此永远同时涉及两种利益：保护当事人权利之私人利益和实施国家法律之国家利益或普遍利益。只不过，在计划经济时代，我国更强调国家利益，而在市场经济迅猛发展、公民权利观念明显增强和民事纠纷爆炸式增长的今天，我国自然地更强调权利保护，更加尊重公民和法人的诉权。正如大陆法系国家所普遍认为的那样，“消除错误判决的普遍利益也是巨大的，但相对当事人利益只是第二位的”。参见尧厄尼希，见前注，页398。[33]这一点从修正案草案说明中可以明显看出：“十六年来，民事诉讼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民事纠纷日益增多，公民、法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民事案件大量增加，人民法院在审理和执行过程中遇到了许多新的矛盾和难题，民事诉讼法的现有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有必要总结民事审判实践经验，修改完善民事诉讼法。”王胜明，见前注[23]。[34]关于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具体权能较为详备的论述，参见石少侠：《检察权要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6年版，第三章。[35]参见蔡虹：“民事抗诉机制与再审程序关系探析”，《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页43。[36]这种情况下抗诉权与诉权“竞争”是因为两者服从于不同的目的所致，不能视为抗诉权“侵害”诉权。因为在原民事抗诉制度框架下，理论上认为民事案件的利益并不限于当事人的私人利益，还包括国家法制这一国家利益。诉权服务于私人利益，而抗诉权服务于国家利益。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私人利益往往要服从于国家利益，民事诉讼处分权受到国家的干预，因此抗诉权优先于诉权那时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37]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根据笔者了解，修正案实施后，最高人民检察院也在加紧研究、修改办案规则。[38]尽管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当事人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期限，但是检察实务中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申诉期限原则上应与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期限相一致。[39]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40]参见李浩：“构建再审之诉的三个程序设计”，《法商研究》2006年第4期。[41]王亚新：《对抗与判定——日本民事诉讼的基本阶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页358。[42]决定是否立案受理的形式审查主要是指对申请再审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具体包括申请再审文书是否合格，被请求再审的判决是否生效判决，申请再审是否为受到不利判决的当事人，当事人在诉状中是否主张了原判决存在着法定的再审事由，再审之诉是否在法律规定的期间内提出，是否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等。经审查，如不符合法定的诉讼要件，一般不予受理。可参见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v^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43]尧厄尼希，见前注，页402-404。笔者认为，再审之诉程序构造的理论划分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事理上，任何再审程序一般都要经过案件受理、再审事由审查和原案再审审理等三个阶段，无非是对这些阶段的学理概括存在不同而已。例如，日本是采用二阶构论，即再审事由审查阶段和“本案审理”阶段，但是它是“经过对再审诉状及其记载样式的形式性审查之后”才进入第一阶段，因此实质上同样包含了三阶构内容。参见王亚新，见前注[41]，页358。[44]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监督庭，见前注，页19-20。[45]当然，民事抗诉程序中的“受理、立案”程序内容与再审之诉中“受理、立案”具体有所区别，例如当事人递交的文书名称即不同，级别管辖也不同。但审查案件形式要件的基本点是共通的。[46]民事抗诉权属于制度性权力，它不仅仅是指“提起抗诉”的权力，而且包含了从申诉受理、审查到决定提起抗诉之全过程的职权。[47]实务中，检察机关近年来通过加强抗诉书的“说理”的方式来强化对申诉案件的审查，阻却、过滤不合格案件，提高民事行政抗诉工作的质量与效率。参见庄建南、傅国云、陈旭昶、宋小海：“民行抗诉书说理研究”，《人民检察》2003年第8期。[48]现实中既存在当事人“申请再审难”的现象，同时又存在着“无限申诉”、“反复申诉”和“无理缠诉”的现象。前一种现象涉及审判权的滥用，而后一种现象则涉及诉权的滥用。参见李磊：“《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对我国民事再审审判工作的影响及对策建议”，《法商论丛》2008年第三卷，页35；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之诉框架下申请再审的程序性制度建构——关于民事申请再审制度改革的调研报告”，《法律适用》2007年第2期。[49]从这一点看，民事抗诉权与刑事公诉权在法律监督的结构上具有类似之处。刑事公诉权被认为是刑事诉讼领域分权制衡的典型模式，它向前制约警察活动、向后制约法官司法权的行使。大陆法系检察制度理论认为，“创设检察官制度的最重要目的之一，在于透过诉讼分权模式，以法官与检察官彼此监督节制的方法，保障刑事司法权限行使的客观性与正确性。创设检察官制度的另外一项重要功能，在于以一受严格法律训练及法律约束之公正客观的官署，控制警察活动的合法性，摆脱警察国家的梦魇。”见林钰雄：《检察官论》，中国台湾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版，页16-17。[50]甚至有学者提出检察机关的抗诉应作为启动民事再审的统一渠道的见解，很有启发意义，值得深入研究。参见傅郁林：“我国审判监督模式评析与重构”，《人大研究》2011年第4期，页14；汤维建：“检察抗诉应当成为民事再审启动的惟一机制”，http：//www.civillaw.com.cn/article/default.asp？id=34441，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1月8日。[51]分权制衡理论传统上被认为是检察权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参见石少侠，见前注[34]，页68-71。[52]有学者认为民事抗诉是对因错误裁判而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一方当事人的一种扶助，是使失衡的天平重新平衡起来的努力，因此有利于真正的平等对抗。（参见龙宗智，见前注[12]，页285。）这种新颖见解富有启发意义。但从“司法分权制约”视角看，抗诉权具有司法权的性质，恪守中立原则，本身就是以尊重诉讼平等原则为前提的。[53]笔者认为，司法独立不等于司法集权——即将司法权集中、专门由某系列的机关行使而排斥其他系列的机关依法行使。司法独立只能理解成司法权由司法机关或承担司法职责的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而不能简单理解成由单系列的法院集中行使。实际上，司法独立不排斥司法分权，就像“主权独立”不排斥对国家权力进行划分、配置一样。诸如立法、行政、司法之类的分权是国家权力的“首级分权”，它绝不排除对“首级分权项”（立法权、行^v^、司法权）根据实际情况再行“次级分权”，以实现某种制衡。如将行^v^划分为执法权和监察权，分别由不同部门或机关行使（我国台湾还专门设置了监察院）。同样司法权也可以再行分权，而且司法分权的模式在理论上也是不限定的，端视一个国家政治、历史和法治文化等具体情形而定。例如在法国，司法权或审判权即由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共同行使，分工负责。司法法院属于“三权分立”意义上的司法机关，审理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而行政法院属于“三权分立”意义上的行政机关，负责审理行政争议案件。此外，法国又专门设置了管辖权争议裁判法院，用来解决司法法院和行政法院的管辖争议。（参见张卫平、陈刚编著：《法国民事诉讼法导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页12-14。）我国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在^v^制下并行设置体制，则属于我国特色的司法分权体制。[54]抗诉权应借鉴再审之诉实现“司法权化”，是否意味着抗诉程序也应像申请再审程序一样进行“诉讼化改造”呢？对此，笔者暂无确定性的考量。实际上，在再审之诉程序中诉的形式审查和再审事由审查的方式，大陆法系国家并没有完全统一的做法。例如，德国关于再审事由的审查是按照诉讼方式由双方当事人进行辩论的，而后再下裁判，应属于诉讼程序。而在日本，再审事由的审查是采取以职权探知、非公开审查和书面审查为原则的决定程序。分别参见尧厄尼希，见前注，页402-403；王亚新，见前注[41]，页358。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4篇
一、本案的基本事实是：
2014年8月15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借款人民币65万元，借款期限一个月为2014年8月15日-2014年9月14日，利息为月息9分，实际被申请人向申请人银行转账591500元，剩余58500元被作为借款砍头息予以扣除。
2014年9月13日前申请人已还款481469元，2019年2月x区人民法院违法拍卖申请人夫妻共同共有的房屋一套，拍卖款项48万元支付给被申请人周扒皮，申请人共计向被申请人借款591500元，申请人共计还款961469元。
二、本案一审、二审判决认定的事实缺乏证据证明。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5篇
申请人：王xx，男，汉族，19xx年x月x日出生，住大理市xx.
申请人因不服XX省XX市XX人民法院（xx）x刑初字第xx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的刑事判决部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申请人特申请贵院提出抗诉。理由如下：
一、一审判决重罪轻判，适用刑法明显不当
被告人张xx、季xx蓄意伤害申请人，手段极其凶残、性质及其恶劣，后果极其严重，主观恶性极深，依法应予严惩。
二人于2005年7月4日伙同孟xx、孙xx、张xx携带砍***、镐把棍、臂力器等凶器，先是到港沟镇屠宰场为他人索要债务，当晚又于本案案发地点，故意寻衅滋事意图敲诈他人钱财。继而行凶将申请人砍致重伤。其肆意危害社会的嚣张气焰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案发后，二人又逃避公安机关追捕，潜逃时间长达2年之多，不但意图逃脱刑事制裁，而且给各地社会治安造成极不稳定因素。被告人张xx甚至多次炫耀“砍的漂亮，脑浆都出来了”。对于这样的犯罪分子，不严惩不足以体现我国刑法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不严惩不足以打击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不严惩也无法抚慰申请人所遭受的不幸。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缓刑错误
该判决认为，被告人季xx在共同犯罪中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因此对其适用缓刑。上述认定，有悖于事实真相。
案发时，被告人季xx首先从车中拿出砍***，并递给张xx一把，进而招呼其孟xx、孙xx等人“上”。可见，在整个共同犯罪过程中季xx起到组织、领导的带头作用，是共同犯罪中的核心人物!尤为重要的是，在案发过程中，是季xx首先挥***将申请人以及另一受害人乜xx砍伤;是季xx用砍***将申请按倒在啤酒桶上，由张xx把申请人砍成了重伤。因此，季xx在共同犯罪中，不仅是组织、领导者，而且是积极参与、具体实施者。
对于本案的两名被告人不应有主从之分，均应予以严惩。对被告人季适用缓刑更加错误。
三、被告人张xx、季xx当庭翻供，不应认定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应予严惩。
案发后，二被告人毫无悔罪之意，潜逃两年有余，并且相互串供，拒不认罪。甚至于开庭时二人还心怀侥幸，回避主要犯罪事实，拒不承认主要犯罪情节。被告人张xx当庭否认是他将申请人头部砍伤;季xx甚至拒不承认自己砍伤申请人的事实。
二被告对主要犯罪情节百般抵赖拒不认罪，一审对二人“认罪态度较好”的认定，显属错误。
四、二被告拒不赔偿申请人经济损失，依法应予严惩
截止到一审宣判，被告人及其家属并没有丝毫的悔意，不仅没有看望过受害人，就是在法庭主持的调解过程中，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诚意。未向申请人支付过分文赔偿。二人向法院递交的5万及2万元人民币，不过是猫哭老鼠，愚弄法律!根本不是对申请人支付的赔偿金，而是惺惺作态、假意认罪，装出一幅愿意赔偿的样子，意图达到“花钱买刑”的真实目的。
二被告的犯罪行为给申请人及申请人的家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人身及精神损害。仅能用货币衡量的直接损失就已高达66万余元。但是二被告及其家属置申请人痛苦于不顾，不仅不予赔偿，反而千方百计钻法律空子。他们向法院缴纳的7万元钱，相对由申请人所遭受的损失，真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如果这样的认罪态度都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那真是法律的耻辱，社会的闹剧，受害人的悲哀了!
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特申请贵院提起抗诉。
此致
xx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XXX
20XX年04月23日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6篇
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李某，男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张某，男
一审被告：李某某，女
申请人因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济民一终字第某号民事判决，特向贵院申请抗诉。
申请事项
申请贵院对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济民一终字第某号民事判决，依法抗诉。
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判决符合《^v^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原审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具体理由如下：
（一）原审判决认定，申请人、一审被告与被申请人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
申请人与一审被告为姐弟关系，XX年某月某日二人继承了本案诉争房屋，并办理了过户手续。但在继承该房屋时，一审被告已经于XX年某月某日与孙某某结婚，根据《^v^婚姻法》第十七条的规定，一审被告继承的房产份额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因此，该房产的共有人有三人：申请人、一审被告和孙某某。申请人与一审被告在未经另一共有人孙某某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与被申请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其行为属于无权处分行为，根据《^v^合同法》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只有经过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行为才有效。原审判决在未查明孙某某对申请人和一审被告的。行为是否追认的情况下，径行认定该《房屋买卖合同》有效，属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认定，办理过户的时间为给付首付款时，属认定事实错误。
首先，一审被告做出的“余款过户、贷款后付清”的意思表示无效。本案诉争房屋有三个共有人，在没有其他两个共有人的授权，事后也未取得他们追认的情况下，一审被告的意思表示不能视为是其他两个共有权人的意思表示，一审被告的该意思表示对其他两个共有人没有约束力。
其次，该《房屋买卖合同》约定的办理过户的时间不明确，未明确约定买卖双方履行义务的先后顺序。《房屋买卖合同》第三条第四款约定，“甲方应于结清该房屋相关费用后，协助乙方办理该房相关的更名手续及房产证。”而该《房屋买卖合同》第四款规定，“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协助乙方到房屋产权登记机关办理权属变更手续。”从以上可以看出，该《房屋买卖合同》对办理过户的时间的约定是矛盾的，约定不明确。依据《^v^合同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在此情况下，双方应协议补充，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应按合同有关条款或交易习惯确定。本案中，跟据合同条款无法确定过户时间，只能按交易习惯确定，而房屋买卖的一般交易习惯为付清全部房款后办理过户手续。
综上，该房屋的过户时间应为付清全部房款时，而不是给付首付款时，因此，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
二、原审判决符合《^v^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七）项的规定，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的，具体理由如下：
原审判决认为，被申请人有先履行抗辩权，属适用法律错误。如前所述，该房屋的过户时间为付清全部购房款时，在被申请人没有付清全款的情况下，原审法院依据《^v^合同法》第六十七条的规定，认定被申请人享有先履行抗辩权，判决申请人与一审被告办理过户手续，属适用法律错误。
三、原审判决符合《^v^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情形，具体理由如下：
如前所述，孙某某是诉争房屋的共有人，其不参加诉讼，无法查明案情，依据《^v^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法院应当依职权追加其为被告。但原审法院没有追加，导致认定事实错误，把原本无效的《房屋买卖合同》认定为有效，进而错误判决申请人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法定程序影响案件的正确判决，故特申请抗诉，望支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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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7篇
一、监督理念的更新：法院救济优先
检察机关在法院救济优先的情况下，可能面临二少一多的情形：一是抗诉案件可能减少。多数案件经过申请再审后，一些明显存在错误的判决、裁定、调解书将得到纠正，符合检察机关受理和立案审查的申请抗诉案件将会有所减少，审查抗诉的难度将会加大。二是执行监督案件数量可能减少。在执行监督探索阶段，凡是不服法院执行活动的申诉检察机关均受理，对法院的违法执行活动均予以监督。按照法院救济优先的理念，当事人不服法院的执行行为，应当先向法院寻求救济，然后才能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督以寻求救济。这样一来，由于当事人先向法院申请救济，一定量的违法执行行为定会得到纠正，符合执行监督条件的案件必然会减少。三是缠诉案件数量将可能上升。当事人不论是对原判决、裁定、调解书不服，还是对执行行为不服，在法院的救济途径已经穷尽，向检察机关申请法律监督已经是最后的司法救济途径，当事人必然会牢牢盯着检察机关，希望自己的愿望得到满足，然而，现实是不可能的，检察机关息诉的难度必然增加。对此，笔者甚至担心检察机关成为第二局。
对此，检察机关必须正确对待。首先，对于案件的减少，应当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检察机关进行法律监督的目的不是追求监督案件越来越多，而是通过法律监督纠正不公正的个案促使法院更加公正地司法。只要没有妨碍申诉权的正常行驶，当事人的申诉渠道畅通，申诉案件减少是一件好事。说明法院的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或者执行活动得到了当事人的认同，或者经过法院的救济以后基本实现了当事人追求的公正，得到了当事人的认可。检察机关不能为了所谓的考核去刻意追求案件数量。检察机关应当做的是努力促使法院的审判活动、执行活动都更加公正、更加符合法律的规范，实现社会的普遍公正。其次，对于执行监督也应当贯彻法院救济优先的理念。虽然，在修改的民事诉讼法中没有相关条款规定在对法院执行活动监督中也要法院救济优先，但是依据对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需要法院救济优先的法律规定，完全可以将法院救济优先适用于执行活动监督中。按照司改文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高检会[2011]2号）第四条的规定：“当事人或者利害关系人认为人民法院的民事执行活动违法，损害了自己合法权益，直接向人民检察院申诉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告知其依照法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或者申诉。”司改文件已经明确了检察机关对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应当法院救济优先。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这不过是将司改文件的精神法律化。因此，在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实施过程中，检察机关应当认真贯彻司改文件的精神，贯彻法院救济优先的执法理念。最后，关于检察机关将承担更重的息诉、维稳压力问题。确实，经过先向法院寻求救济，对生效判决、裁定、调解书申请再审，对违法执行提出异议、申请复议或者提出异议之诉后，仍然寻求检察机关救济。不可能所有的当事人通过申请法律监督来寻求救济都能得到满足，因为法院的审判活动或者执行活动不可能因为当事人申诉就是错误的，法院的审判活动和执行活动绝大多数都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只不过没有得到所有的当事人的认同而已。这里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符合法律规定，符合法律规定并不一定就是客观真实，而只是一个法律真实。在法治社会，通过诉讼反映出来的都是法律真实。这是我们每一个法律人都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当事人只有通过足够的证据来证明法律事实就是自己心目中的客观事实，否则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与当事人心目中的客观事实必然会存在差距。正因为这样，通过所有的司法救济途径仍然有可能无法证明到法律事实与客观事实同一，仍然有可能无法满足所有的当事人的追求，仍然会有一定数量的当事人纠缠于此，难以息诉。按照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是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最后途径，但是最后的途径却不可能满足所有当事人的愿望，检察机关自然而然必须承担更重的息诉压力。稳定压倒一切，稳定是我国的首要任务、政治任务。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承担一定的维稳任务也是应该的。为此，检察机关应当在此方面多动脑筋，使更多的案件案结事了人和。
二、监督范围的扩大：可以对调解书、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和执行活动进行监督
按照以前的民事诉讼法，检察机关只能对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法律监督，对于调解书、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都没有民事诉讼法上依据。这次修改的《民事诉讼法》第208条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该法条还规定，对于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的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提出检察建议；第235条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这次修法新增了检察机关可以对调解书、对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和对民事执行活动进行法律监督。对此，检察机关应当准确把握，严格执法。
关于对调解书的法律监督。调解书本是依据当事人在审判阶段形成合意的产物，法院对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只审查当事人的自愿性和合意内容的合法性。对于调解书的不服，按照以前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再审，法院可以依职权再审，但是检察机关不能对调解书提出抗诉。这次修法，延续了司改文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高检会〔2011〕1号）第六条的精神，检察机关可以对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调解提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虽然，检察机关可以对法院的调解进行法律监督，但是对调解书抗诉的事由受到非常严格的限制。尽管，现在对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没有法律上的定义，但是将调解中的自愿原则和合法原则等同于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显然不合理。从法律监督的角度看，“损害国家和社会公益，主要是指侵犯国家和公众权益，而不包括单纯的破坏社会秩序。”“检察机关不应当基于保护个体合法权益的需要对调解书提出抗诉。”[1]当事人认为调解书违背了自愿原则或者合法原则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的，检察机关经过审查，发现调解书没有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应当建议当事人向法院申请再审，寻求法院的救济。如果发现审判人员在调解过程中有违法行为的，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三款的规定，就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
对于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监督。这是修法新增的内容，延续了2010年的司改文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v^、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和2011年的司该文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中的相关精神。对此法条应当准确理解。对主体而言，这里的审判人员不包括审判监督程序中的审判人员和执行程序中的执行人员。对于范围而言，一是对正在进行中的诉讼案件中，发现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例如应当回避而不回避的，违法渎职的。二是案件审结后，发现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能够通过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解决的，可以通过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同时，可以建议追究相关审判人员的纪律责任或者法律责任。对于不适用再审程序的，如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均可以适用检察建议。
对于执行活动的监督。此前，检察机关一直在探索执行监督，有的地方甚至开展得如火如荼。2011年的司改文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明确了民事执行监督试点工作。这次修法明确了检察机关可以对法院的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是，这次修法却没有具体明确执行监督的具体范围、方式、程序，以及可以采用的手段、法院对于检察监督的应当回应等。鉴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是检、法两家形成共识的结果，在最高法、最高检新的联合规定出台以前，宜以已经达成共识的文件为开展执行活动监督的基础，这样更容易有效推进执行监督工作。如果地方检、法两家能够形成共识，在最高法、最高检试点规定基础上有所拓展，也是可以的。目前，执行活动监督宜多沟通，在沟通中有配合，在配合中有监督，目的是共同解决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从而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
三、监督方式的增加：可以运用检察建议
以往的办案实践表明，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扩大办案效果的有效方式，主要适用于加强社会管理、预防违法犯罪、促进社会和谐。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将检察建议确立为一种诉讼监督措施，并且赋予其不同的监督和救济功能，用于纠正民事诉讼中的违法行为或者启动再审程序。这次民事诉讼法修改，新增了两类检察建议：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检察建议和再审检察建议。
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检察建议的相关内容如前文所述。关于再审检察建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二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再审检察建议与民事抗诉一样，旨在启动民事再审。
再审检察建议源于检察实践。由于“上级抗、上级审”的原则，民事检察工作中的“倒三角”现象非常严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从2001年开始再审检察建议在民事检察中探索适用。可以说，这次立法是对过去检察实践做法的认可。这次立法进一步明确了“上级抗、上级审”的原则，同时以再审检察建议引起“同级建议、同级审理”为补充。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再审检察建议不具有诉讼法上的强制法律效力，缺乏刚性。与抗诉的法律效力在于直接引起法院再审不同，再审检察建议的作用在于敦促法院对原判决、裁定与调解书进行审查。再审检察建议能够引起再审的基础不是检察机关的抗诉权，而是法院依职权决定再审的权力。检察机关提出再审检察建议后，是否再审，由法院决定。以往的经验表明，与法院沟通协调工作做得好的，通过检察建议启动再审就容易，否则法院难以因为检察建议启动再审程序。以后，检察机关要在同级监督上有所作为，加强与法院的共同协调，努力形成共识，这是让再审检察建议发挥功效的必经之路。
四、监督手段的强化：可以调查核实
检察机关在行使调查核实权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关于调查的情形。这次民事诉讼法没有具体规定检察机关调查的情形，此前的规范可以作为确定检察机关调查的重要参考。
二是关于具体的调查核实措施。这次民事诉讼法也没有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基于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采取调查核实措施。但是应当受到《立法法》第八条的约束，不得采取损害公民人身自由和健康的措施，也不得采取财产保全等限制公民、单位财产权的措施，保全证据也应当使这种行为对当事人的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
三是关于调查的程序。以下三种情形检察机关可以依职权调查：（1）涉及可能有损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事项；（2）涉及依职权追加当事人、中止诉讼、终结诉讼、回避等与实体争议无关的程序事项；（3）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事项。除此之外，都应当由当事人提出书面申请，检察机关结合证据规则予以审查决定是否调查。
四是关于调查核实措施的效力保障问题。对于妨碍法院调查的，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了可以对相关义务人罚款、拘留，提出纪律处分的司法建议。然而，民事诉讼法没有明确公民、单位配合检察机关调查的义务，更没有明确不配合检察机关调查的法律责任。对此，检察机关对于不配合调查的普通公民、单位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对于不配合调查的公共机构的责任人，可以建议纪检^v^门或者其上级主管部门给予纪律处分。由于法律没有赋予检察机关罚款、拘留等制裁措施的权力，检察机关对于不配合调查的公民、单位就不能强制制裁。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8篇
申请人：刘万立，男，1963年8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卓达书香园一区22-2-301，电话：1331511982
2委托代理人：侯合书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不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05）石法民一终字第00837号民事判决书，现提出抗诉申请。
抗诉请求
请求撤销（2005）石法民一终字第00837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05）裕民一初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中的第
二、三项判决。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范晓玲离婚纠纷一案，经裕华区人民法院于2005年6月8日作出（2005）裕民一处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见附件1）。判决认定准予双方离婚，对于孩子抚养和财产也做了分割，但是这一判决中有关孩子抚养问题和财产认定以及分割存在不公和错误。后申请人上诉到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在审理时没有给予申请人充分行使诉讼的权利，在给定的提交证据的时限内就作出了（2005）石法民一终字第00837号判决，违反了诉讼程序，且在有关财产的认定自相矛盾情况下，随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错误判决。申请人认为该判决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故而提出申请，请求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申请人与范晓玲所购买的卓达书香园一区22-2-301房子认定为范晓玲所
有，系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申请人与范晓玲共同出资购买的卓达书香园房子，系贷款所买，
并且是用夫妻共同财产铁三宿舍房产做抵押贷的款，该房产现没有还
清贷款，没有取得房产证，也即该房子至今没有取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v^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规定“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因此，该房产不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故不应确定为一方所有，而只能确定由一方来使用。所以，一审法院认定该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判归范晓玲所有，其违背了最高院的上述规定，是极其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此外，该房产虽然没有还清贷款，但是其作为房产存在明显的增殖因素，在进行分割时应予以充分考虑才能做到公平，而一审法院及二审法院所认定的“以已经支付的款额分割比较合理”，却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从已经支付的购房款来看，申请人与范晓玲在支付的购房款限度内就拥有了对该房子处分的部分权力，该部分房产是完全可以进行估价的。所以，在双方没有对该房产进行协商价值的情况下，分割时就应以该房产现在价值中申请人与范晓玲所拥有的部分按照评估价进行平分，而不应只以已经支付的价款来分。
二、共同财产铁三宿舍房子没有考虑已经抵押的事实，判给申请人所有且按
照8万元与范晓玲平分事实依据也不充分。
铁三宿舍2-2-101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认定没有错误，但是该房产在申请人与范晓玲购买卓达房子时已经抵押给了工商银行，在没有解除抵押的情况下，申请人将无法完全去行使作为房子所有人的部分权力，也就是说申请人最终能否拥有该房子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范晓玲不再支付购买卓达房子时的贷款，银行即可对铁三宿舍的这套房产进行处置。现在法院把铁三宿舍这套房子判给申请人所有，同时又让申请人按照8万元的价值同范晓玲折价平分，这样的判决显然是对申请人极其不利。况且按照8万元对该房子进行分割，一审和二审的认定违背了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虽然在一审庭审时申请人与范晓玲对该房产的价值进行了协商，但是在随后的庭审中申请人又否定了原先的意见，要求对该房产进行评估依法分割，而一审法院不顾申请人提出的要求，径直按照8万元进行了分割。这一认定违背了申请人的意志，不符合婚姻法中有关共同财产分割的相关规定，因此按照8万元进行分割事实依据不充分。
三、范晓玲在和申请人婚姻存续期间向单位所交纳的风险押金2万元应认定
为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平分。
关于这一风险押金，在一审开庭时申请人向法庭提出了是范晓玲向单位的入股金，虽说不出具体的数目但是知道一定存在，而范晓玲在当庭对申请人的说法进行了纠正，其陈述说是风险押金且承认是2万元整（见一审庭审笔录）。不管是风险押金还是入股金，总之，这一事实根据一审时双方的庭审陈述，完全应该认定为双方的一项共同财产，依法进行分割。然而，一审法院竟没有对该项事实进行确认，在判决书中也没有对该事实进行任何的说明。二审也没有纠正一审的这一错误，现造成申请人因这一事项少分共同财产至少10000元。
四、范晓玲在平安保险公司所入的大病保险，虽然有人身性质，也应作为一
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对于这一保险虽然被保险人是范晓玲，但是其具有财产性质，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一种财产权。因此应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应按照共同财产参与分割。在具体处理时，可以考虑这一财产具有人身性质的特点而判归范晓玲所有，但是应予以折价给申请人，而不应是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因具有人身性质而全部判给范晓玲。一审法院的对该保险的判决和二审法院的认定均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因而是错误的。
五、存放在被申请人父母处的液化气一套和缝纫机一台应判给申请人所有
在一审时，被申请人承认存放在其父母处的一套液化气和一台缝纫机属于申请人的父母，并且在一审和二审时法院都认定被申请人应对以上财产予以返还给申请人，但是在最后的判决里却没有写上，漏掉了该事项，造成申请人无法依据判决要回该项财产，需予以纠正。
六、判决让申请人每年预先一次性支付孩子全年的抚养费用不合理。且在判
决中没有写明让申请人支付孩子抚养费到什么时候为止，这样的判决不确定性很大，不利于判决的执行。
申请人在铁路上工作，工作稳定但收入不高，一年下来除了花费外也剩不了几个钱。对于判决让申请人每月支付孩子抚养费用300元，申请人虽然感觉不低，但是考虑到是给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接受，而让申请人在每年的年初就要支付孩子全年的费用3600元，申请人一方面没有这个能力支付，另一方面感觉也确实不合理。申请人的单位每月都按时开支，在每月开支时支付孩子抚养费
300元是没有问题的，而一审的判决使得申请人将无能力遵照执行。本着申请人的实际情况，也为了便于申请人能够实际履行，孩子的抚养费改为每月开支时支付300元较为合理。此外，自从诉讼开始至今范晓玲就不让申请人探视孩子，如判决每月支付抚养费，且在申请人支付抚养费时有权探视孩子，将会增加申请人与孩子见面的机会，不管是从增进父女感情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利于判决的顺利履行方面考虑，均是可取的。依照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应该到子女成年为止，即到孩子18周岁，但是在该案的判决中却没有写明这一规定，只是让申请人每年出抚养费3600元，具体到那一天为止在判决书中没有进行明确，使得执行起来随意性会很大，需予以纠正。
七、二审法院违反诉讼程序
本案在二审期间，主审法官于2005年8月17日告知申请人在一个月内提交证据，并做了笔录，然而，就在两天后即2005年8月19日判决书就已经出了，根本就没有给够申请人指定的提交证据的时间，剥夺了申请人基本的诉讼权利，二审法院的这一做法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
总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该案极其不负责任，出现多项错误的认定，已经认定的事实在判决部分却没有写进去，导致申请人与范晓玲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上明显的不公平，使得申请人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违反了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为此，恳请贵院维护法律的公正，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将此案依法予以抗诉。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9篇
申请人：XXX住XXX
申请人因不服湖南省常德市武陵区人民法院（20xx）武刑初字第193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根据《^v^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之规定，特申请贵院提出诉讼。理由如下：
一、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一审法院夜查明：“潘信与表哥卢仪发因琐事发生激烈争吵，当走到新世纪商务酒店门口时，被告人阳涛出面劝阻，卢仪发不听劝阻并与被告人阳涛发生争吵和大都，在大都过程中被告人阳涛拿出随身携带的一把折叠式跳刀将被害人卢仪发刺倒在地。”这与客观事实不符。首先，被害人卢仪发虽与潘信潘信发生争吵，但没有证据证明争吵“激烈”。其次，被告人阳涛并不是出面劝阻，而是帮潘信与被害人卢仪发争吵并持刀杀人，虽经旁人拉劝，但其挣脱后，连续捅刺被害人的胸腹部，最后致卢仪发不治死亡。被告人阳涛在侦查、审查去苏及庭审中一直强调是由于被害人卢仪发“挤我的脖子”，而庭审中所有证据都没能证实这一情节。所以，被告人卢仪发阳涛虽然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但没能如实交待自己的福安最事实，不应认定为自首。
二、一审法院审理程序不当。本案中，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6：监控录像。这一证据能够证明案件的基本事实，但一审法院却不在庭审中播放，不播放有怎能质证？
三、一审法院对被告人阳涛量刑畸轻。《^v^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款“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被告人阳涛在与被害人卢仪发毫无纠纷的情况下，为帮助与被害人卢仪发发生争吵的朋友潘信，即持刀连续捅刺被害人的胸腹部，其手段之残忍、行为之恶劣实属罕见。刺伤被害人后不实施救助，逃之夭夭。为逃避打击到公安机关投案却不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
四、被告人阳涛拒不赔偿经济损失，应予严惩。截止到一审宣判，被告人及其家属并没有丝毫的悔意，在被害人被抢救的过程中，不仅没出一分钱的抢救费用，就是在法庭主持的调节过程中，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诚意。未向申请人支付过分文赔偿。被告的犯罪行为给申请人及申请人的家庭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痛苦。这是不能用货币来衡量的。但是被告及其家属置申请人痛苦于不顾，不仅不予赔偿，反而千方百计钻法律孔子。如果这样的认罪态度都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那真是法律的耻辱，社会的闹剧，受害人的悲哀了！综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量刑不当。特申请贵院提起诉讼。
武陵区检察院
申请人：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10篇
申请人：xx，女，1968年2月15日生，汉族，无职业，住四平市铁东区黄土坑街平林委4组。
被申请人：华子，男，1960年8月18日生，汉族，住四平市铁东区黄土坑街平林委4组。
抗诉请求：
请求依法提起抗诉，撤销四平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四民一终字第71号民事判决书，由人民法院再审改判。
事实与理由：
该判决程序违法，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原二审审判决程序违法。
原二审法院在财产分割过程中，将案外人小彤所有的房屋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来分割是严重违法的。根据《xxx物权法》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依法办理产权登记是房产部门行使的具体行政行为，是行政机关行使的行xxx，本案不是行政案件，民事审判庭无权作出申请人将房屋转让并过户的行为认定无效。也就是说本案作为离婚之诉人民法院不应该对登记在小彤名下的房屋进行审理。更不能错误的认定转让无效，并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另外登记在小彤名下的房屋最初是申请人xx单位的福利房，当时单位照顾职工由单位拿15000元，职工拿22300元，产权就归为私有。尽管22300元钱是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婚后交的房款，但这个房子不应都算做夫妻共同财产，最起码单位拿的'15000元是xx自己的。
二、原二审判决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
二审庭审时，被申请人将其父亲的房产证（正房，63多平方米）及土地使用权证书向法庭出示，其认为添附的房屋都应该归其父亲所有，一审法院也是基于这个原因判给其父亲的。但事实是，1997年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结婚在被上诉人其父亲的正房内居住，1998年申请人[xx娘家出钱并找人在被申请人其父亲的土地上建了两间小房（10多平方米和20多平方米），一直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居住至今。根据《xxx物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因合法建造、拆除房屋等事实行为设立或者消灭物权的，自事实行为成就时发生效力。”原一、二审两级法院没有认真核查事实，仅以此两间小房在其父亲的土地上建筑就认定是其父亲的财产，显然是不对的。两间小房虽然依附于被申请人其父亲使用的土地上，但不能证明这个房子就是其父亲盖的，更不能证明就归其父亲所有。这两间小房应评估作价，评估的价款作为夫妻共同所有来进行分割。
三、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财产分割不仅违反法律且显失公平。
《xxx婚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离婚时，夫妻的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商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财产的具体情况，照顾子女和女方的原则判决。”而原一、二审判决完全是倾向男方而没有照顾女方。
首先，二审判决处分给被申请人（男方）的位于铁东区三马路凯盛小区2号楼4单元1楼右门62。29平方米房屋的价值要远高于终审判决分给申请人（女方）的位于铁西区北沟街铁桥委6组北河小区2号楼5单元7楼（顶层），建筑面积62。20平方米房屋的价值。而且此房屋所有权归小彤所有。
其次，双方位于铁东区一马路圆梦小区6号楼5单元1楼左门46。72平方米，于20xx年购买算装修共花费5200元的房屋。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xxx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条规定：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中的房屋价值及归属无法达成协议时，人民法院按以下情形分别处理：
（一）双方均主张房屋所有权的并且同意竞价取得的，应当准许；
（二）一方主张房屋所有权的，由评估机构按市场价格作出评估，取得房屋所有权的一方应当给予另一方相应的补偿；
（三）双方均不主张房屋所有权的，根据当事人的申请拍卖房屋，就所得价款进行分割。一审法院没有按照上述规定来判决该房屋，而是直接把该房屋分给原告（男方），原告给被告（女方）该房屋的一半房价款及装修款即26000元，原二审法院竟然维持了该判决，此判决明显违反法律规定。试想若法院能这样判决的话，那第一处房产单位的福利房归申请人xx所有，由xx支付被申请人22300元的一半款也是可以的。
第三，原二审判决违背了婚姻法中照顾生活困难一方的规定。被申请人有实施家庭暴力行为，导致申请人精神分裂住院42天，住院期间被申请人不闻不问，住院治疗费用都是从申请人亲属手中借的，共花费7000多元。在庭审时申请人已拿出住院病志，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欠的债务应是共同债务，但二审法院都没有对共同债务进行分割也是错误的，如果按终审维持一审判决处理财产，会导致申请人离婚后将无房可住，无法生活。
《xxx婚姻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当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具体办法由双方协议；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xxx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十七条规定：“婚姻法第四十二条所称“一方生活困难”，是指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产无法维护当地基本生活水平。一方离婚后没有住处的，属于生活困难。离婚时，一方以个人财产中的住房对生活困难者进行帮助的形式，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或者房屋的所有权。”
综上所述，特依法提请检察机关抗诉，以维护法律尊严，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
四平市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11篇
我院于1998年1月16日对原告周廷谦诉林选清买卖钢材欠款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未上诉，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2000年6月29日，林选清提供新的证据向我院申请再审，我院于2000年10月17日以林选清超过两年申诉时效，不符合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规定，驳回林选清申请再审的请求。2000年10月20日林选清向纳溪区人民检察院申诉，检察于2001年6月6日提出抗诉，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7月9日指令我院再审。本案检察院可否提起抗，人民法院是否应当进行再审，产生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检察院有权提起抗诉，本案应当进行再审。理由是：1、根据民诉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民诉法只规定了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时效为两年，没有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时效。因此，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不受两年时效的限制。也就是说，只要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人民法院必须无条件地进行再审。2、民诉法只规定了法院对当事人的申诉进行审查，而没有规定法院对人民检察院的抗诉进行审查。人民检察院的抗诉不管是否合法，只要抗诉了，人民法院就应当再审。3、本案上级人民法院已指令再审，下级人民法院应当服从进行再审。
第二种意见认为：人民检察院的抗诉应该依法进行，违法抗诉没有法律效力，不能作为人民法院再审立案的根据启动再审程序。其理由是：1、根据民诉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的规定“当事人申请再审，应当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二年内提出”。法律规定的当事人申诉时效2年是不变期限。立法本意是当事人申诉不管是向人民法院提出，还是人民检察院提出都受到申诉时效的限制。当事人申诉超过两年时效的，不管是人民法院，还是人民检察院，在接到当事人的申诉时，都应当以超过申诉时效为由，驳回当事人的申诉。2、民诉法第一百八十六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再审。该规定本身是以人民检察院抗诉合法为前提，依法行使职权，是每个国家机关都必须遵守的一个原则。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也不例外。抗诉是人民检察院代表国家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目的是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就本案而言，人民检察院把当事人超过两年申诉时效，并被人民法院驳回的案件再立案并提出抗诉。这既没有法律依据，又破坏了执法的统一性，导致人民法院在社会中的公信度；同时也损害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3、本案上级人民法院指令再审的依据是人民检察院提出的抗诉书。下级人民法院接到指令后，发现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程序违法，抗诉没有法律效力，应当报告上级人民法院，不能启动再审程序，形成执法的统一。既然不能启动再审程序，就不应进行再审。
笔者赞成第二种意见。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12篇
申请人：xxx，性别，地址
被申请机关：xx市司法局，地址。
申请事项：申请人不服xx市xx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20xx）下行初字第27号、xx省xx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杭行终字第190号行政裁定，特申请xx市检察院依法监督，提出抗诉。
事实与理由：
申请人向xx市司法局投诉律师xx违法违纪行为，在接受委托后，不认真履行职责，损害我的合法权益。要求xx市司法局调查处理xx，并依法赔偿损失。
xx市司法局接收投诉材料后，没有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履行法定职责。20xx年7月21日，申请人在xx市xx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诉请被告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作出处罚xx的决定。
本案通过立案审查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同年9月2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一、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
1、被告《行政答辩状》上称：接到投诉后，我局律师管理处即开展了调查工作，调取了五联所得有关案件材料。但在被告所提供证据清单及相应证据上，并没有关于被告依法调取五联所有关材料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
2、被告所提供“证据”违法。
被告所提供“证据”1、4、5、6、7、8都是从xx市律师协会中获取，系违法。申请人先向律师协会投诉，由于律师协会的不负责任失去了申请人的信任，继而向被告投诉xx的违法违纪行为。因此被告不存在法律上所规定的委托律师协会调查行为，因为有利害关系，律师协会还应该予以回避。但是本案被告提交的大部分证据，都是xx市律师协会的杰作。这些所谓“证据”，除了证明被告行为违法外，可以确切地证明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
3、被告没有向法庭提供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据。
申请人向被告提供了《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投诉xx了违法违纪行为。但在本案中，被告除了提供《非诉讼事务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代理合同》之外，并没有提供《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被告隐匿申请人《投诉书》及相应证据材料的目的是什么？因为法庭开庭审理后没有依法对证据进行认定，法庭对事实的判断显然有了错误。
4、被投诉人人xx违法违纪事实清楚。
1）违法违规律师xx提供无法履行“非诉事务委托代理合同”委托事项，欺诈申请人交付律师代理费。
2）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没有依法调查收集证据；封存住院病历材料。
3）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故意缩减申请人受损害事实。
4）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不依法计算赔偿标的，故意损害申请人的合法利益（依法计算标的60多万，被缩减成5万多）
5）违法违规律师xx接受委托后，故意隐匿申请人提供的重要原始证据。
根据《律师和律师事务所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第八条第九项规定：接受委托后，不认真履行职责，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第十二项规定：接受委托后，故意损害委托人的利益……属于《律师法》（原律师法）第四十四条第十一项规定的“应当给予处罚的其他行为”，司法行政机关应当根据《律师法》以及本办法给予相应的处罚。
二、原审法院违反法律规定，对证据不作出事实认定。
被告xx市司法局《答辩状》与其所提供证据不符，所提供的大部分证据，不具备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缺乏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原审法院在公开开庭审理后，居然不对证据作出认定。
原审法院裁定及庭审笔录证明原审法院没有对证据作出认定
三、原审法院违反程序，对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事实作出认定。
被告即没有提供投诉后的登记证据，也没有依据《xx市律师、律师事务所投诉档案和不良行为档案管理办法》提供被投诉人xx投诉档案以及根据以上律师违法违规行为所相应法律、程序规定应履行职责的事实证据及法律依据。被告没有提供对被投诉人xx依法受理立案调查并作出具有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的处理意见。原审法院应根据事实认定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
四、本案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
本案已经通过立案合议庭审查，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问题。原审法院不审查xx市司法局的违法行为，反而以“超过诉讼时效”剥夺申请人的合法诉权。
被告没有证据证明其依法履行了法定职责，就不存在超过诉讼时效的事实。法律上对不履行法定职责作出了60日后就可以起诉的起算时间，但没有作出不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限制时效。
这项立法的用意就是维护公民的监督权、控告权、申请权、诉讼权等公民权利。
五、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主动追加第三人。
本案原告是投诉人，被投诉人xx。司法行政机关为监管机关，所行使职权的行政管理相对人是xx及律师事务所。被告是否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经法定程序向xx所在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取证，都跟xx及xx五联律师所相关。原审法院追加第三人，才能更清楚地查明案件事实，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司法程序公正，对案件作出正确的裁判。原审法院没有依职权主动追加第三人，说明原审法院对被告没有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事实非常清楚。
xx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13篇
东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
民事行政检察提请抗诉报告书
京一民（行）提抗字〔2014〕88号
东京市人民检察院：
申诉人梁山县水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泊公司）与被申诉人武松劳动关系纠纷一案，水泊公司不服东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京一中民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于2014年5月10日向我院提出申诉。我院于2014年5月28日决定立案审查。经调阅原审案卷，我院对该案已审查终结，决定向你院提请抗诉。现将情况报告如下：
一、当事人基本情况及案情
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梁山县水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泊公司），住所地东京市梁山县水泊镇88号，法定代表人宋江，该公司董事长。
被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武松，男，1988年8月8日生，汉族，高中文化，农民，住东京市梁山县水泊镇水泊村。
水泊公司系东京市梁山县一家私营企业，经营范围为生产武器、拦路抢劫、打家劫舍等业务。2014年7月9日，水泊公司因厂内的工棚（钢棚）需要重新修复，便通过他人介绍，与一位自称是东京市一建公司项目经理的案外人柴进签订了一份《协议书》，该协议约定：水泊公司将工棚盖、拆、做油漆等项目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发包给柴进施工。同日，柴进雇请了武松、鲁智深等人施工，并约定每
人每天工资70元，武松负责刷油漆。同月13日下午，武松在钢棚上刷油漆时不慎从钢棚上掉下摔伤，武松受伤后在医院的医疗费用由雇主柴进支付。2014年10月14日，柴进与水泊公司结算并领取了承揽钢棚的修复费用共计5850元。
2014年7月5日，武松向东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提请工伤认定。2014年8月9日，东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以劳动关系不明确为由，告知其到梁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确认劳动关系后再申请工伤认定。2014年10月26日，梁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据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14]12号）的规定，以水泊公司将工程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柴进，对柴进雇请的劳动者（武松），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水泊公司承担主体责任为由，作出梁劳仲案字?2014?第006号仲裁裁定书，裁决认定水泊公司与武松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2014年11月20日，水泊公司以与武松不存在劳动关系为由向梁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略，视情况而定)
二、法院裁判情况
梁山县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14年1月3日作出?2014?梁民一第67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确认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二、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梁山县人民法院判决的理由是：水泊公司将工棚修复工程以包工不包料的形式发包给案外人柴进，双方形成加工承揽合同
关系，工程施工中，柴进雇请武松从事刷油漆工作，双方形成雇佣合同关系。水泊公司将工棚修复工程发包给柴进施工，虽然柴进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但水泊公司发包的工程，并非其公司所经营业务，武松所提供的劳动，并非水泊公司的业务组成部分。因此，梁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依据劳社部发[2014]12号通知认定水泊公司与武松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不妥。据此，依据《^v^合同法》251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10、11条规定，水泊公司与武松之间不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武松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东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该院经审理于2014年5月21日作出?2014?京一中民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判决撤销梁山县人民法院?2014?梁民一初字第673号民事判决书，确认武松与水泊公司之间存在劳动关系。东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理由是：《^v^安全生产法》第41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将生产经营项目、场所、设备发包或者出租给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
第86条规定，违反规定发包、出租，导致发生安全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与承包方、承租方承担连带责任。《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7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第4条规定，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
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国家^v^在《建筑业企业资质等级标准》的通知中，亦明确要求钢结构工程需要有具备相应资质的企业制作安装。本案中水泊公司将其钢棚修复工程业务发包给案外人柴进个人，明显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对此存在明显过错。另外，2014年1月1日施行的《^v^劳动合同法》规定，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个人或组织，不得在生产经营活动中招用劳动者和实际使用他人劳动力，该法第94条规定，个人承包经营违反本法规定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伤害的，发包的组织与个人承包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禁止违法发包以及因违法发包、违法招用劳动者给劳动者造成损害，发包单位应当与承包者一起承担法律责任是国家法律法规的一贯规定。本案中，虽然武松是柴进招用的，但因水泊公司违法发包且柴进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按照法律规定，对柴进招用的劳动者武松，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即水泊公司承担用工主体责任。因此，梁山县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认定武松与水泊公司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是正确的，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应依法改判。
三、申诉理由
申诉人水泊公司申诉称：水泊公司以与武松不存在劳动关系，二审法院判决结果有误。
四、审查意见
经审查承办人认为原判决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九条之规定，判决结果确有错误。理由如下：
第一、从本案事实看，水泊公司将工棚修复业务发包给柴进，双方形成加工承揽关系，柴进雇请武松从事油漆工作，双方形成雇佣关系，因而水泊公司与武松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劳动关系。
第二、二审判决认定武松与水泊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的最主要法律依据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劳社部发[2014]12号）第四条关梁“建筑施工、矿山企业等用人单位将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对该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动者，由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发包方承担用工主体责任”的规定。从该法条的涵义上看，是指用人单位将自己经营的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发包给不具备业务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这里的“工程（业务）或经营权”应属梁前列用人单位的业务属性范围之内，具有一致性，并且对用人单位的业务属性作了列举性的限定，其目的是确保该种领域的用工行为的资格属性及安全属性。而本案中，水泊公司的业务性质并非是建筑、矿山领域，其将“工棚修复”事项发包给柴进，无论从用人单位的业务属性还是从发包业务的一致性来看，都不能适用该条款。
第三、虽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水泊公司对柴进招用的劳动者武松承担的是“损害连带赔偿责任”，但这种“损
害连带赔偿责任”与作为确立劳动关系的“用工主体责任”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损害才产生的连带赔偿责任，适用普通民法，而后者是无论是否发生损害，都应确立劳动合同法律关系，适用的是劳动法。而二审判决错误混淆两者责任属性，认定水泊公司对武松承担用工主体责任，适用法律明显错误
综合上述，东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京一中民终字第55号民事判决认定的事实证据不足，判决结果确有错误。本案符合《^v^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一款及《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的抗诉条件，决定向你院提请抗诉。
东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印）
年月日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14篇
根据一审判决双方共同认可的事实即2015年5月5日申请人向被申请人出具的97000元借条，系申请人欠被申请人的利息（一审判决书第四页），97000元的金额来源系双方对上述借款进行对账，以65万借款本金-491469（转账的481469+信用卡刷1万凭证丢失）=158531元，也即当时的剩余未还本金，以上述本金为基数按月息9%计算每期利息为1426元，从借款次月到2015年5月共7个月，为方便计算被申请人同意以14000*7=98000元，因距离计息期限差10天，因此被申请人同意再核减1000元，双方在2015年5月5日已经变更了《借款合同》的计息方式，因此，应该按照新合同约定的计息方式也即剩余本金乘以利息计算剩余未还金额。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15篇
一、修改后《民事诉讼法》对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重大修改
（一）增加了监督方式
2007年《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抗诉一种监督方式。2012年《民事诉讼法》增加规定了再审检察建议和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的检察建议。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二款、第三款：“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将检察建议作为法定的监督方式，不仅丰富了监督方式，其重大意义在于解决了基层检察院长期以来缺乏向同级法院监督的法律依据，增强了基层检察院的监督职能。
（二）扩大了监督范围
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14条由原来的“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第208条增加了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增加了235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但同时就受理当事人申诉案件的条件作了限制，设置了法院再审在先，检察监督在后的纠错程序模式，第209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在法院纠错在先模式运行下，申请抗诉的案件无疑将大幅下降。
（三）强化了监督手段
2012年《民事诉讼法》增加了可以向当事人或案外人的调查核实权，即第210条“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
本次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在民事检察监督上有几点应准确把握：一是强化了民事检察监督。体现在从部分监督对象到全程监督，“自上而下”监督向同级监督拓展。增加了监督方式（检察建议）和监督手段（调查核实权）。有利于促进司法公正和维护法律权威，有利于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二是树立法院纠错先行、检察监督断后的理念。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设计审判监督程序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明确了检察机关监督的顺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表明了检察监督需要在穷尽法院自身救济之后进行。即在三种情形下，当事人才可以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或者检察建议。此规定有利于提升法院办理再审案件的审查质量；有利于提高检察监督的质量和效果；更有利于预防多头申诉，减少重复劳动，节约司法成本和资源。经法院再审后，存在突出问题的案件范围逐渐缩小，检察机关可以集中力量关注有问题的案件，便于提高抗诉质量。此规定也存在缺陷，剥夺了当事人的选择权─是选择申请再审还是申请抗诉，现实中存在有的已生效二审判决、裁定，当事人通过再审判决后没有得到纠正，后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法院再审又才获得改判，前一次向法院申请再审，无形之中既耗费了双方当事人的时间和精力，又浪费了司法资源。既然，民诉法修改选择了“法院纠错先行、检察监督断后”这一纠错方式，就应严格执行。
二、依据修改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分院及基层院民行检察工作重心应作相应调整
（一）基层检察院从以前办理抗诉案件为中心转向全面监督
1.办理案件。基层检察院办理当事人申请再审检察建议和申请抗诉案件仍是主要任务之一，但办案数量将大大减少。案件范围仅限于一审生效的判决、裁定，并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的三种情形和人民法院的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有的主张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第一款、第二款提出抗诉或检察建议，不受《民事诉讼法》第209条的限定。笔者认为此理解是错误的，不符合立法本意，对208条与209条不能割裂开来理解，其关系应当是，凡是当事人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检察建议或抗诉的，必须符合《民事诉讼法》第209条规定的条件。对一审或二审已生效的判决、裁定，当事人没有先向法院申请再审的，而向检察机关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抗诉，依法不应受理。只有当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审判人员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人民检察院才应当依据第208条规定主动依法监督，不受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限制；对判决、裁定、调解书没有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即使有错误，当事人又没申诉的，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3条第二款规定的当事人处分原则，即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检察机关不应进行干预、监督，民事权利属于典型的私权范畴，检察机关作为公权机关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的决定和选择。今后检察机关办理民事案件应当严格限制在法院不予再审、再审判决裁定明显错误、以及判决、裁定、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案件中。
2.执行监督。《民事诉讼法》第235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此项工作将是基层检察院民行检察工作的重点。司法实践中，民事判决、裁定“执行难、执行乱”客观存在，损害了当事人合法权益，而基层法院每年执行的案件在四级法院中占比最多，相对应的同级检察院可监督的案件数量就多。执行监督程序的启动主要是，依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申请对执行活动进行监督；也可以受法院的主动邀请对执行活动进行监督；还可依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申诉对执行活动进行监督。执行监督的范围：一是对民事裁判行为进行监督，主要是针对错误裁判。二是对民事执行实施行为进行法律监督。2011年两高《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重点工作的通知》（试行），列举了五种执行监督情形，主要是针对人民法院的消极执行行为。三是对执行人员的违法行为实行法律监督。执行监督的方式：一是检察建议。发现同级人民法院执行行为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侵害当事人、案外人合法权益的，应当向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对于国家机关等特殊主体为被执行人的执行案件，人民法院采取法定执行措施后仍难以执行的，可以向被执行人提出检察建议，建议其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二是纠正违法通知书。法院执行人员在执行活动中违法，经调查核实，对确有违法行为的，应依法向人民法院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并将证明其违法行为的材料移送人民法院处理。三是建议更换执行人员。对执行人员确有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行为，其继续执行案件将严重影响执行活动的公正性，法院未更换执行人员的应提出检察建议，建议法院更换执行人员。四是初查执行活动中的职务犯罪线索。对法院执行人员挪用、侵占执行财物或者受贿、等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进行初查，将初查材料经分管检察长审查后，移送本院职侦局办理。
3.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监督。《民事诉讼法》第208条第三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这是新增加的一项监督任务，基层检察院工作量大，如发现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有违法行为，但还未涉嫌犯罪，需要给予政纪处分或其他处理的，经检察长批准，调查核实后，提出检察建议，移送同级人民法院处理。高检院民行办案规则征求意见稿，列举了五种情形：依法应当自行回避，没有主动提出的；未遵守法定的方法、程序或者其他要求的；拒绝履行或者怠于履行审判职责的；违反审判纪律，影响司法公正的；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
4.支持。在基层检察院应该有一定的工作量，受人民群众的拥护。对于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民事权益的行为，有关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行使诉权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因难的，经当事人申请，人民检察院可以支持有关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讼。人民检察院支持工作应坚持有限介入，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遵循案件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原则。当事人申请人民检察院支持的，应提交申请书，对符合以下情况的应受理：申请人具有原告资格；有明确的被告；有明确的诉讼请求；属于与受理案件的人民检察院相对应的人民法院管辖。决定支持的，应制作《支持意见书》，送达同级人民法院。
（二）分院仍然是以办理申请抗诉案件为重心
办理抗诉案件，是分院民行检察工作的重中之重。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以来，民行检察监督最有效果的方式还是抗诉，找准判决、裁定的错误所在，通过出庭发表意见，列席法院审委会阐述抗诉观点，促使法院依法纠正错误的判决、裁定，监督效果最好。依据2012年《民事诉讼法》第208条、209条的规定，分院将承担以下范围的办案任务：一是基层法院一审生效的判决、裁定，经过法院再审后，当事人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的；二是基层法院一审，经上诉中级法院判决、裁定，又经申诉中级法院再审，当事人仍不服向检察机关申请抗诉的；三是中级法院一审生效的判决、裁定，经申请再审后当事人仍不服的；四是基层法院、中级法院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五是上级人民检察院交办的案件。办理抗诉案件或再审检察建议案件，着力点是提高办案水平和办案质量，才不会造成当事人讼累和浪费司法资源，真正做到维护正确的裁判，协助做好息诉工作；纠正错误的裁判，维护司法公正，树立司法公信力。
执行监督，是分院民行检察工作的重要任务。每年中级法院一审判决、二审判决以及再审判决的案件，数量是比较大的，执行是最易出问题的执法环节。2004年3月武汉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涉及法官13人，其中涉嫌犯罪的有副院长2名、副庭长3名、审判员8名。2006年，武汉中级人民法院正副院长“前腐后继”，院长周文轩也随之落马。2006年6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腐败窝案，卷入调查的法官达数十人。[1]从已查处的案例看，中级法院民事行政审判的执行领域，应作为检察机关强化诉讼监督的重点。
指导基层检察院民行工作，将会成为分院的一项重要任务。基层院办理的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案件，决定权虽在本院检察委员会，但由于基层院民行工作人员配备不强的现实情况，以及检委会委员对民行案件不熟习的现状，向上级院请示案件是否发再审检察建议，将会成为确保案件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基层检察院承担的执行监督工作任务重，执行监督的范围、执行监督的方式，两高有一些试行规定，但如何采用一些有效、法院也易于接受的监督方式，促进执行工作中“执行难、执行乱”的问题得到较好解决，检察分院应加强指导和总结，形成监督合力，当基层院监督不能落实时，分院敢于依法通过上级法院向下级法院进行监督纠正。基层检察院承担的对同级法院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监督、支持工作，检察分院应加强指导，推广好的做法，纠正错误的做法。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16篇
一、扩大监督范围，从民事审判监督到民事诉讼监督
民事检察自创设起，一直局限于审判监督。新民诉法大大扩展了民事检察的监督范围。
（一）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执行活动的法律监督
多年来，“执行难、执行乱”一直是司法痼疾，不仅严重侵害了当事人及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还给司法的公正、权威造成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阻碍了我国民主法治的进程。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呼吁检察机关加强对人民法院执行活动的监督。2008年中央司改意见提出，“改革和完善民事、行政案件执行体制”，“明确对民事执行工作实施法律监督的范围和程序”。2011年“两高”联合印发《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民事执行检察监督进行了规范，明确五种情况可以实施检察监督：（一）人民法院收到执行案款后超过规定期限未将案款支付给申请执行人的，有正当理由的除外；（二）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02条之规定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或者复议申请，人民法院在收到书面异议、复议申请后，无正当理由未在法定期限内作出裁定的；（三）人民法院自立案之日起超过两年未采取适当执行措施，且无正当理由的；（四）被执行人提供了足以保障执行的款物，并经申请执行人认可后，人民法院无正当理由仍然执行被执行人其他财产，严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五）人民法院的执行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检察监督的方式是检察建议。
新民诉法将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4条由“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修改为“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并增加规定第235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首次在立法上将一直被排斥在检察监督之外的民事执行活动纳入监督范畴。民事检察监督的范围从民事审判活动监督扩展到整个民事诉讼领域。
（二）增加规定对调解书进行检察监督
在我国，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公民维权意识逐步增强，民事纠纷呈大幅度上升趋势，调解的快捷简便性得到了充分的认识和重视，目前，有70%以上的民事诉讼案件以调解方式结案，有的基层法院甚至高达80%。《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2011年全国各级法院审理一审民事案件万件，其中调解与撤诉（调解后以撤诉方式结案）结案率为。然而，人民法院在对案件调解过程中，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违反自愿、合法原则屡见不鲜。由于高法的明确规定，检察机关无法对民事调解进行监督。[2]2011年“两高”会签的《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与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以下简称《若干意见》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调解、行政赔偿调解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提出抗诉或者再审检察建议。”新民诉法采纳了上述内容，第208条第2款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三）增加对审判人员渎职违法行为的监督
新《民诉法》第208条第3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这里所谓“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主要是指在诉讼过程中违反民事诉讼法等程序法的行为，包括诉讼程序和非诉程序，也包括执行程序中所出现的违法行为。
二、规范监督方式，建立抗诉和检察建议互补的监督模式
现行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抗诉一种监督方式。新民诉法一方面将实践中广泛适用的检察建议正式纳入法律，另一方面设置了当事人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前置程序。
（一）增设检察建议监督方式，与抗诉相补充
2001年9月，高检院通过了《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对再审检察建议作出了具体规定：“对符合条件的民事、行政申诉案件，检察机关民行部门可以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由法院自行启动再审程序进行重新审理。”同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审判监督座谈会关于当前审判监督工作若干问题的纪要》中也指出：“人民检察院对个案提出检察建议书的，如符合再审立案条件，可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再审检察建议在没有具体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探索前进，检察机关一般都是在原判决、裁定符合抗诉条件，人民检察院与人民法院协商一致，人民法院同意再审的情况下，才向法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2011年《若干意见》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符合抗诉条件的民事行政判决、裁定以及已经发生法律效力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调解、行政赔偿调解，经检察委员会决定，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从实践看，再审检察建议在加强检察监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2年1-8月，重庆市检察机关发出再审检察建议122件，法院采纳83件，再审检察建议采纳率为65%。
新民诉法吸纳了“两高”会签意见的相关内容，并做了适当扩充。新《民诉法》第208条第2款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同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本法第200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或者发现调解书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可以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并报上级人民检察院备案；也可以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第3款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对审判监督程序以外的其他审判程序中审判人员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同级人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其中第二款规定的是再审检察建议，第三款是对民事诉讼违法行为的检察建议。
1.再审检察建议。新《民诉法》规定，民事检察抗诉必然启动再审程序，但再审检察建议并不一定能够启动再审。我们认为，根据《若干意见》的规定，“人民法院收到再审检察建议后，应当在三个月内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书面回复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认为需要再审的，应当通知当事人。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不予再审的决定不当的，应当提请上级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新民诉法也将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和提请抗诉作为检察机关的并列选项，因此，检察机关可以民事抗诉与再审检察建议互补，如果认为人民法院不予再审决定不当，也可以提出抗诉。
2.对诉讼违法行为的检察建议。新民诉法增加了对诉讼违法行为的检察建议，使检察机关民事检察监督工作的范围和内容更加丰富。通过发现违法行为并提出检察建议，检察机关不仅能够对不能适用再审程序的裁判行为（包括保全、先予执行、中止诉讼等不具有终局效力的诉讼中裁定和回避、罚款、拘留等决定）进行监督，对于人民法院受理、送达、庭审、调解等裁判外的其他诉讼行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以及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特别程序等非讼程序中的裁判行为和裁判外的诉讼行为也能够进行监督。
（二）增设当事人申请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前置程序
实践中不少当事人就同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重复提出申请，既向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又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抗诉，往往导致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都对同一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调解书进行审查，不仅增加了国家机关的重复劳动，占用了宝贵的司法资源，当事人也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
新民诉法第209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申请再审检察建议或者抗诉：（一）人民法院驳回再审申请的；（二）人民法院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的；（三）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当事人如对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不服，只能先向人民法院申诉，只有在人民法院驳回当事人的再审申请或逾期未对再审申请作出裁定，以及再审判决、裁定有明显错误的情况下，当事人才可以向检察机关提出申诉。也就是说，人民法院的救济程序没有走完之前，当事人不能申请检察机关抗诉。
当然，新民诉法仍然保留了检察机关依职权发现并提出抗诉的方式，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发现途径：一是在办案中发现，二是各级党委、人大、政府、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交办或者转办，三是上级检察院指定办理的案件等。
三、强化监督手段，赋予人民检察院调查核实权
一般说来，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活动，都要向民事诉讼的双方当事人、证人、鉴定人、翻译人员以及有关单位、组织进行调查取证工作。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人民法院有权调查取证，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无法可依。2001年《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第十八条对民事抗诉中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的行使范围做了规定，从而使得检察机关的调查取证活动有了司法解释层面上的依据。
新《民诉法》第21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调查取证现在通用的方式主要有：一是向法院调阅案卷；二是向有关单位和组织调取证据；三是询问双方当事人；四是询问证人；五是要求法官说明判决理由等。
民事检察调查核实权应以查明审判行为的合法性为核心，主要是可能证明法院生效裁判“确有错误”和“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相关证据，如法院采信的证据有虚假的可能性，法院采信的证据与其他证据存在矛盾，当事人或者诉讼人因客观原因无法举证而申请法院取证未被采纳，审判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民事诉讼活动中有贪污受贿及渎职等违法行为，涉及到国有资产流失、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申诉案件等等。
四、贯彻新民诉法的两个问题
（一）检察机关是否具有公益诉讼主体资格
自1997年河南省方城县检察院以原告身份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第一案以来，各地对公益诉讼的探索不断深化，检法两院也达成了一系列的工作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重庆也有两个典型案例，分别是南川区检察院诉重庆市双赢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和璧山县检察院诉欧勇均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环境污染侵权纠纷案。这两件环境公益案件均以调解方式结案，侵权单位承担了清除污染物、赔偿损失的责任。
新民诉法明确规定，“对污染环境、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讼”，使得公共利益的维护可以通过民事司法程序予以实现。对于检察机关是否“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是否公益诉讼主体目前尚有争议。有专家认为，宪法和民诉法都规定检察机关具有法律监督权，是当然的公益诉讼主体。[3]但从民诉法修改过程中许多人民代表、政协委员建议明确检察机关为公益诉讼主体而未获立法机关认可的情况看，这个遗留问题尚须进一步解决。
（二）如何看待“两高”相关会签文件
近年来，为了探索和规范民事行政检察工作，“两高”先后会签下发了一系列文件，如《关于对司法工作人员在诉讼活动中的渎职行为加强法律监督的若干规定（试行）》、《关于调阅诉讼卷宗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前述的《若干意见）》、《通知》等，对民事行政检察的监督范围、监督程序、监督方式、监督手段都做了较为细致的规定。这些文件与新民诉法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在未被正式废除或者“两高”的相关解释性规定未出台之前，仍然具有实施效力，检察机关在实施民事检察监督应当严格贯彻实施。同时，各级检察机关应当加强与人民法院的协调沟通，根据新民诉法和“两高”相关的会签文件，及时修改完善以前制定的相关机制，确保新民诉法的顺利施行。
新民诉法扩大了民事检察监督职能、规范了监督方式、强化了监督手段，给予了检察机关巨大的监督空间，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加强学习培训，从整体上准确理解和掌握新民诉法的立法精神和条文内涵，不断提高贯彻执行新民诉法的能力和水平。
注释：
[1]即保留第213条，“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再审时，应当通知人民检察院派员出席法庭。”增加第210条，“人民检察院因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提出检察建议或者抗诉的需要，可以向当事人或者案外人调查核实有关情况。”第235条，“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执行活动实行法律监督。”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17篇
申请人：刘万立，男，1963年8月2日出生，汉族，现住石家庄市卓达书香园一区22—2—301，电话：13xxxxxx。
委托代理人：侯合书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律师
申请人不服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xx）石法民一终字第00837号民事判决书，现提出抗诉申请。
抗诉请求
请求撤销（20xx）石法民一终字第00837号民事判决书以及（20xx）裕民一初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中的第二、三项判决。
事实和理由
申请人与范晓玲离婚纠纷一案，经裕华区人民法院于20xx年6月8日作出（20xx）裕民一处字第259号民事判决书（见附件1）。判决认定准予双方离婚，对于孩子抚养和财产也做了分割，但是这一判决中有关孩子抚养问题和财产认定以及分割存在不公和错误。后申请人上诉到市中级法院，中级法院在审理时没有给予申请人充分行使诉讼的权利，在给定的提交证据的时限内就作出了（20xx）石法民一终字第00837号判决，违反了诉讼程序，且在有关财产的认定自相矛盾情况下，随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错误判决。申请人认为该判决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程序违法，故而提出申请，请求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申请人与范晓玲所购买的卓达书香园一区22—2—301房子认定为范晓玲所有，系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申请人与范晓玲共同出资购买的卓达书香园房子，系贷款所买，并且是用夫妻共同财产铁三宿舍房产做抵押贷的款，该房产现没有还清贷款，没有取得房产证，也即该房子至今没有取的所有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xxx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规定“离婚时双方对尚未取得所有权或者尚未取得完全所有权的房屋有争议且协商不成的，人民法院不宜判决房屋所有权的归属，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判决由当事人使用”。因此，该房产不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故不应确定为一方所有，而只能确定由一方来使用。所以，一审法院认定该房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判归范晓玲所有，其违背了最高院的上述规定，是极其错误的，应予以纠正。此外，该房产虽然没有还清贷款，但是其作为房产存在明显的增殖因素，在进行分割时应予以充分考虑才能做到公平，而一审法院及二审法院所认定的“以已经支付的款额分割比较合理”，却严重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从已经支付的购房款来看，申请人与范晓玲在支付的购房款限度内就拥有了对该房子处分的部分权力，该部分房产是完全可以进行估价的。所以，在双方没有对该房产进行协商价值的情况下，分割时就应以该房产现在价值中申请人与范晓玲所拥有的部分按照评估价进行平分，而不应只以已经支付的价款来分。
二、共同财产铁三宿舍房子没有考虑已经抵押的事实，判给申请人所有且按照8万元与范晓玲平分事实依据也不充分。
铁三宿舍2—2—101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认定没有错误，但是该房产在申请人与范晓玲购买卓达房子时已经抵押给了工商银行，在没有解除抵押的情况下，申请人将无法完全去行使作为房子所有人的部分权力，也就是说申请人最终能否拥有该房子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旦范晓玲不再支付购买卓达房子时的贷款，银行即可对铁三宿舍的这套房产进行处置。现在法院把铁三宿舍这套房子判给申请人所有，同时又让申请人按照8万元的价值同范晓玲折价平分，这样的判决显然是对申请人极其不利。况且按照8万元对该房子进行分割，一审和二审的认定违背了申请人真实的意思表示。虽然在一审庭审时申请人与范晓玲对该房产的价值进行了协商，但是在随后的庭审中申请人又否定了原先的意见，要求对该房产进行评估依法分割，而一审法院不顾申请人提出的要求，径直按照8万元进行了分割。这一认定违背了申请人的意志，不符合婚姻法中有关共同财产分割的相关规定，因此按照8万元进行分割事实依据不充分。
三、范晓玲在和申请人婚姻存续期间向单位所交纳的风险押金2万元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依法平分。
关于这一风险押金，在一审开庭时申请人向法庭提出了是范晓玲向单位的入股金，虽说不出具体的数目但是知道一定存在，而范晓玲在当庭对申请人的说法进行了纠正，其陈述说是风险押金且承认是2万元整（见一审庭审笔录）。不管是风险押金还是入股金，总之，这一事实根据一审时双方的庭审陈述，完全应该认定为双方的一项共同财产，依法进行分割。然而，一审法院竟没有对该项事实进行确认，在判决书中也没有对该事实进行任何的说明。二审也没有纠正一审的这一错误，现造成申请人因这一事项少分共同财产至少10000元。
四、范晓玲在平安保险公司所入的大病保险，虽然有人身性质，也应作为一项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对于这一保险虽然被保险人是范晓玲，但是其具有财产性质，是可以用金钱来衡量的一种财产权。因此应依法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应按照共同财产参与分割。在具体处理时，可以考虑这一财产具有人身性质的特点而判归范晓玲所有，但是应予以折价给申请人，而不应是一审判决中所认定的因具有人身性质而全部判给范晓玲。一审法院的对该保险的判决和二审法院的认定均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因而是错误的。
五、存放在被申请人父母处的液化气一套和缝纫机一台应判给申请人所有在一审时，被申请人承认存放在其父母处的一套液化气和一台缝纫机属于申请人的父母，并且在一审和二审时法院都认定被申请人应对以上财产予以返还给申请人，但是在最后的判决里却没有写上，漏掉了该事项，造成申请人无法依据判决要回该项财产，需予以纠正。
六、判决让申请人每年预先一次性支付孩子全年的抚养费用不合理。且在判决中没有写明让申请人支付孩子抚养费到什么时候为止，这样的判决不确定性很大，不利于判决的执行。
申请人在铁路上工作，工作稳定但收入不高，一年下来除了花费外也剩不了几个钱。对于判决让申请人每月支付孩子抚养费用300元，申请人虽然感觉不低，但是考虑到是给自己的孩子也可以接受，而让申请人在每年的年初就要支付孩子全年的费用3600元，申请人一方面没有这个能力支付，另一方面感觉也确实不合理。申请人的单位每月都按时开支，在每月开支时支付孩子抚养费300元是没有问题的，而一审的判决使得申请人将无能力遵照执行。本着申请人的实际情况，也为了便于申请人能够实际履行，孩子的抚养费改为每月开支时支付300元较为合理。此外，自从诉讼开始至今范晓玲就不让申请人探视孩子，如判决每月支付抚养费，且在申请人支付抚养费时有权探视孩子，将会增加申请人与孩子见面的机会，不管是从增进父女感情的角度考虑还是从利于判决的顺利履行方面考虑，均是可取的。依照法律规定，父母对子女的抚养应该到子女成年为止，即到孩子18周岁，但是在该案的判决中却没有写明这一规定，只是让申请人每年出抚养费3600元，具体到那一天为止在判决书中没有进行明确，使得执行起来随意性会很大，需予以纠正。
七、二审法院违反诉讼程序。
本案在二审期间，主审法官于20xx年8月17日告知申请人在一个月内提交证据，并做了笔录，然而，就在两天后即20xx年8月19日判决书就已经出了，根本就没有给够申请人指定的提交证据的时间，剥夺了申请人基本的诉讼权利，二审法院的这一做法违反了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影响了案件的公正审理，损害了申请人的利益。
总上所述，申请人认为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对该案极其不负责任，出现多项错误的认定，已经认定的事实在判决部分却没有写进去，导致申请人与范晓玲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上明显的不公平，使得申请人的利益受到了严重的损害，违反了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为此，恳请贵院维护法律的公正，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将此案依法予以抗诉。
河北省人民检察院
申请人：xxx
20xx年xx月xx日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18篇
申请事项
敬请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促使人民法院撤销（2014）西民一初字第1578号判决书的第二条判决，撤销（2014）南市民一终字第866号民事判决书对（2014）西民一初字第1578号判决书的第二条判决维持原判的判决，再审维持南劳仲裁字（2014）1820号仲裁裁决书中的
第二条裁决，即改判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47754元。
申请理由
一、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劳动合同期满后终止劳动关系并不违反法律规定，被申请人不需要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只需支付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
申请人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是发生在《中华人民
共和国劳动合同法》2014年1月1日实施后，而且被申请人出具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并不是终止劳动关系通知书，按照新法优先适用的原则，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争议优先适用《^v^劳动合同法》和《^v^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不存在依据（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的情形。
一审、二审依据在《^v^劳动合同法》实施前七年就已经存在的（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来判定被申请人单方解除申请人劳动关系的性质，等于用（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来解释《^v^劳动合同法》，人为地扩大了主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极端不尊重^v^制定的《^v^劳动合同法》，因为（法释【2014】14号）是针对1994年^v^制定的《^v^劳动法》的司法解释。正是由于一审、二审的错误认定，导致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本来被申请人需支付申请人9个月平均工资的赔偿金变成个月平均工资的经济补偿金。
事实上，依据《^v^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和第七条，原劳动合同期满，依法已自然终止，原劳动关系依法消灭。此时，如果劳动者仍在原用人单位工作，而用人单位也未表示异议，应理解为双方已建立新的劳动关系。此后一方提出解除劳动关系，应按照解除新的劳动关系来处理，跟事实劳动关系是否超过一年无关。依据《^v^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和
第七条，在事实劳动关系期间，只有解除劳动关系的情形不存在终止劳动关系的情形。因此，在2014年1月21日至2014年8月18日双方存在
事实劳动关系期间，应该认为是新的劳动关系，跟2014年1月21日前双方签订了三份合同没有任何联系，双方不存在《^v^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情形下，被申请人不经过申请人的同意单方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显然是违法解除劳动关系，更不是依法终止劳动关系。要强调一点的是，被申请人单方解除双方的劳动关系跟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在2014年1月21日前签订了三份合同没有任何联系，只要是事实劳动关系期间，劳动者无过错而且不存在《^v^劳动合同法》第四十条的情形，单位单方解除劳动者的劳动关系都属于违法解除。
依据《^v^劳动合同法》，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被申请人提不出解除劳动关系的任何理由，不符合《^v^劳动合同法》规定可以解除的情形，故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的行为违法。
一审、二审依据（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来判定被申请人单方解除与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合法，从效果来看显然是鼓励用人单位不跟员工签合同，鼓励用人单位用工短期化，这严重违背了《^v^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
二、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定法律事实错误，严重偏袒被申请人。被申请人单方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给申请人出具了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的日期虽然是2014年7月17日，但被申请人并没有在2014年7月17日将该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送达到申请人，而是被申请人于2014年8月17日派人把解除劳动关系通
知书送到申请人家中，叫申请人签收，一式两份。申请人在两份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都写明了于2014年8月17日收到通知书，通知书说明了2014年8月18起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并没有说明何种原因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在申请人没有任何过错下被申请人2014年8月17日通知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并立即实施，这是被申请人单方违法解除申请人劳动关系的情形。根据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申请人的签字，被申请人并没有提前30日书面告知申请人。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不顾以上法律事实，认为2014年7月17日被申请人书面通知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一审法院明目张胆偏袒被申请人，认为申请人2014年7月17日收到被申请人发出的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后，未提出异议，属于协商一致解除的情形。二审法院则强词夺理地认为申请人与被申请人的劳动合同自2014年1月20日期满后至2014年8月18日解除劳动关系未满一年适用（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若满一年则适用《^v^劳动合同法》。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认定法律事实错误还表现在解除劳动关系通知书明明写明了是解除劳动关系，庭审中被申请人也没有说是终止申请人的劳动关系，一审法(请收藏好范文，请便下次访问)院和二审法院却偏偏依据（法释【2014】14号）第十六条第一款认定是终止劳动关系，但在判决书里却又没有提出“终止劳动关系经济补偿”，而是仍提“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以此来强调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合法。这说明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有意免除被申请人的违法责任。
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都滥用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导致同一个法
律事实出现了法院的判决跟南宁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裁决不一致。
即使按照一审、二审的认定，认为被申请人解除申请人的劳动关系合法，由于证据表明被申请人并没有提前30日书面告知申请人，因此被申请人应该支付申请人一个月工资5306元的代通知金。但一审、二审并没有作出该项判决。这也是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偏袒被申请人的表现。
还有由于一审、二审的错误判决，根据《^v^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六条，会造成在事实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是由于申请人不愿签书面劳动合同的假相，这明显对申请人不公平。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19篇
一、审判监督程序的概念
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或当事人，认为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既判力效力的判决、裁定及调解协议确有错误而提起或申请再审，由人民法院依法对案件进行审理时所适用的诉讼程序。
二、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是法院系统的内部监督。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依职权提起再审的实质性条件只有一个，即发现已经发生既判力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所谓确有错误，是指裁判结果确实存在不当之处。具体而言，应当包括认定事实不清、认定事实错误和适用法律错误，至于能否包括程序上违法，则值得探讨。从《民事诉讼法》第177条的规定来看，严格地说，裁判确有错误并不能包括程序上违法的内容。但是从审判监督程序的整体意义上看，将程序上违法排除在“确有错误”之外，从逻辑上又有矛盾，这将违背“有错必究”的司法原则。况且程序上违法这一前提经常会导致裁判结果的公正性受到怀疑。当然，尽管《民事诉讼法》第177条使用了“发现”、“确有”这样的词汇，“确有错误”依然只能是一种主观判决。在再审程序起动之前，没有实质上的法律意义。
三、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
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有权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法律监督。人民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发动再审程序是其法律监督权的具体体现。
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条件：《民事诉讼法》第185条规定了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的实质性条件。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有权按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1、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2、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确有错误；3、人民法院违反法定程序，可能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4、审判人员在审理该案件时有贪污受贿、、枉法裁判行为的。最高人民检察院2001年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抗诉案件办案规则》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检察院应当作出不抗诉决定：申诉人在原审过程中未尽举证责任的；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原判决、裁定存在错误或者违法的；足以原判决、裁定的证据属于当事人在诉讼中未提供的新证据的；原判决、裁定认定事实或者适用法律确有错误中，但处理结果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权利义务影响不大的；原审违反法定程序，但未影响案件正确判决、裁定的；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诉条件的其他情形。
由于立法没有对检察机关抗诉的范围予以一定的限制，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的抗诉权与法院的审判权经常发生冲突，这种冲突集中表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对检察机关抗诉范围的限制上。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先后作出规定，规定人民检察院对于调解协议、破产程序中的裁定、诉前保全裁定、先予执行裁定、诉讼负担裁定、法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再审维护原裁判的民事、经济、行政案件、执行程序中的裁定、发生法律效力的不撤销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等提出抗诉，法院不予受理。这些限制大多体现在裁定方面，这些限制并不符合立法规定。依照《民事诉讼法》第816条的规定，人民检察院抗诉的案件，法院应当再审，对于裁定是否为再审的对象，应区别对待。由于裁定并非仅仅是解决程序问题，也有确定当事人实体权利义务关系的裁定。前者不能直接成为再审的对象，因为其并非终局判决，如果其存在问题的话，可以对其后的终局判决提起再审。后者由于是确定实体权利关系，允许成为再审的对象。对这类裁定，在现行法的框架下，也应当允许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
四、当事人申请再审
已经发生既判力效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民事权益，因此，作出该法律文书的程序是否公正、该法律文书的内容是否公正对当事人至关重要。当事人申请再审是其诉权的具体体现。
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条件：
1、形式条件
当事人申请再审必须符合下列形式条件：（1）提起再审的主体，必须是原审案件中的当事人。只有原审案件中败诉的当事人及其一般继受人，才能提起再审。全部胜诉的当事人无再审利益，不能提起。无诉讼行为能力人的法定人可以代为申请再审。（2）提起再审的对象，必须是已经发生既判力的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3）提起再审的期限，是在判决、裁定或调解协议发生既判力效力后两年。新晨
2、实质条件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20篇
申请人：xxx，男，汉族，51岁，1960年5月1日出生于陕西省xxx县，初中文化，住xxx，系被害人吕某某之父
申请人：xxx，女，汉族，51岁，1960年7月30日出生陕西省xxx县，初中文化，住址同上，系被害人吕某某之母亲
抗诉请求：
1、请求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对被告人阮振兵就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xx）二中刑初字第xxx号刑事判决书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
2、请求对被告人阮振兵判处刑立即执行
3、申请人愿意就附带民事赔偿放弃一切赔偿
申请抗诉的理由：
一审法院判决死刑，可不立即执行，缓期二年执行的理由不成立。其理由如下：
第一，刑法判决死刑立即的宗旨是：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不判死刑不足以平民愤。我请求所有人包括一审法官以及高院法官看一看一审判决所认定的被告人所犯罪行以及其手段与情节，哪一点不符合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
第二，看其罪大恶极、手段残忍，情节恶劣的具体情形：根据一审判决所认定的事实可以概括如下几个关键词，因口角怀恨在心、报复、跟踪、进屋、拳打受害者脸部、受害者挣扎、拿钳子超受害者脸部、头部砸之后受害者不怎么动了、拿笤帚朝受害者下面（即阴道）捅了过去，捅了两下、害怕不死又又蹲过去在地上双手掐脖子，掐了一会确信其死亡，又接着销毁罪证。由此可见，被告人的目的就是受害者不但是必须死，而且还要受害者在死亡的过程中遭受比死亡还痛苦的折磨，其主观恶性何其狠毒和恶毒，这样的犯罪分子不判处刑立即执行，和刑法不判处刑的立法宗旨相符吗？肯定是不相符！
第三，犯罪分子是在大量证据的情况下无法抵赖的情况下认罪的，这样的认罪怎么能作为从轻的情节呢？
第四，犯罪分子的家属以主动赔偿3万元想换取从轻减轻的情节；可是受害人如此惨死，家人如此痛苦，这么可能要犯罪分子的3万元呢？申请人绝对不要，只求良心，亲情，公正与正义的存在以安慰在天之灵，以安慰父母之心，基于此，我们放弃犯罪分子以及其家属的任何赔偿，不要其一分钱，必须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
申请人：
20xx年12月20日
检察院抗诉书范文第21篇
申请人：陈**、男、汉族，1958年2月出生，江苏省通州市金沙镇******组村民，现住西安市新城区****号。被申请人: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股份有限****行地址：西安市******号抗诉请求：请求撤销（2005）西民四终字第***号《民事裁定书》。事实与理由：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因储蓄存款合同纠纷一案，经雁塔区人民法院（2005）**民初字第**号《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申请人的起诉，申请人不服一审裁定上诉到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该院以申请人有经济犯罪嫌疑为由，终审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申请人认为该裁定认定事实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故而提出申请，请求人民检察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依法提出抗诉。
一、终审裁定认定事实证据不足。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有经济犯罪嫌疑不符合日常生活逻辑。因为被人从建行股份有限公司咸阳三个营业点取走的现金142950元本来就在申请人名下，发现现金被取走以后申请人立即就向公安机关报案。如诚如裁定所认定的话，有什么理由能说明申请人要如此跟自己过不去，自己骗自己呢？既便如此，终审法院又是怎样排除他人作案的嫌疑的？本案从申请人向公安机关报案至今已经有十四个月，在此期间并没有得到具有侦破经济犯罪的职能部门出具的能证明犯罪嫌疑的材料。所以，终审裁定认定申请人有经济犯罪嫌疑既不符合人们日常生活逻辑，也没有证据材料支持，完全主观臆造出来的。
二、终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终审法院首先认定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存在储蓄存款法律关系，后来又认为申请人有经济犯罪嫌疑。很明显“储蓄存款法律关系”又与“经济犯罪嫌疑”是两类不同性质法律关系，前者属民事法律关系，后者属刑事法律关系。对于这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明确指出，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犯罪嫌疑的应分别审理。第十条同时指出：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交有关机关处理，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本案申请人是基于被申请人存在重大过失和违规操作的事实以“储蓄合同纠纷”为由起诉被申请人的，就连终审法院也承认两者之间存在“储蓄存款法律关系”。这种关系与所谓的经济犯罪嫌疑明显是两类不同性质法律关系，依法应分别处理。终审法院适用法律时完全没有考虑双方民事法律关系，适用法律错误，驳回申请人诉讼，应予纠正。所以，提请检察机关抗诉。此呈陕西省人民检察院申请人：******二oo五年十一月日